战略轴心：大学特区－产业基地
精神状态：自由创造－知识运用
哲学基础：人是目的－人是工具
价值取向：人之自由－物质利益
思维方式：整体主义－功利主义
主导人物：知识分子－技术专家
精英标准：健全人格－合格零件
理想图景：社会和谐－市场繁荣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对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超越，是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必需的反向制约。人们还没有看到，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真正的人本主义，人不是所谓"经济动物"，人类生存的需要不只是物质消费，还有与社会及环境之间的自由、和谐、互补、协作、创造关系。因此，可持续发展不能局限于经济制约政策，要提升为人类生存与发展哲学。这就要对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进程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此基础上开辟新的道路，而不只是在经济指标上赶超发达国家。
创新就是一个民族生命力，不仅要有应付文明潮流的"躯体"，更要有领导新潮流的"大脑"。创新是非功利主义的，需要物质条件以及政策、体制、操作方式的合理保障，更重要的是获得自由成长的精神文化氛围，不是形式主义的精神文明，不只是现成的知识，不只是科学的结论，而是智慧，是民族精神，是公民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等方面的素养，是一切深层次人文创作与科学创新的内在基础。所以，创新体系的中心是现代大学，而不是孤立的研究机构。
基层民主化进程、法治建设、舆论监督作用已有全面的进步。但不能忘记，中国现代进程一直围绕着制度问题进行改良、革命、立法的探索；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得不付出全民族沉重的物力、人力、生命及道德的代价，通过军事斗争建立政治权威，还要形成有效的意识形态教化。之所以如此艰难，在于现代制度需要统一的理性原则、普遍的正义标准，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不存在这类资源。民主化、法治化进程必须与自上而下的现代文化运动相结合，否则又将是一场水中捞月。
近年来的教育与科技体系的改革，都是必要的外科手术。但文教科技的内在创新能力以及整个社会土壤的培养，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如果不能落实到人的内在文化调养上，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科研机构的根本出路要么企业化，要么大学化。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媒体上，中国领导人在西方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保持镇静和信心，同时也表现出对西方价值相当的熟悉和更多的认同，他们努力让西方人相信，中国正在努力与西方熟悉的文化标准接轨。
这与意识形态对峙时期中国领导人的世界形象截然不同。但是，中国人还没有向世界展示自己深刻的文化视野和远大的战略胸怀，尤其是以相当的文化实力向人证明，中国不是一个跟随别人走的国家，而是一个正在自主开拓人类新文明的国家。
说到底，上述方面从各个具体领域的现实需要出发，提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远程规划，却没有从文化视野出发，把它们综合为国家文化战略。人们确信文化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仅仅把这种反映视为点缀，而不是提升和超越，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的发展进程。西方文化长期孕育出来的信仰－理性－自由的文化传统，像太阳一样居高临下、自上而下地作用于全面的社会生活，才有了现代进程。如果不能形成中国自己的文化战略，所有现实的政治改革与经济建设都只是盲人瞎马。
主流舆论天真而且乐观地认为：政治开放、民主化、法治化改革势在必行，水一到渠便成；只要与国际接轨，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当长期极左思维成为一条死狗，被随意嘲弄时，近年来一种"超越左右"的呼声，特别是一种被称作"新左派"的思潮，道出了对中国发展的深层忧患：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已经耗尽，凝聚力正在消解，整个国家正在滑向全面的危机。
●文教兴国战略超越改革开放的特殊模式：实现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伟大综合、否定之否定
革命年代的文化动员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进行，现实越是急迫，一有振臂一呼，越是应者云集，人心的凝聚立竿见影。
新文化运动开始时有人决心30年不谈政治，结果只两三年就卷入五四运动；黄埔军校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就上战场；抗战期间，后方的战时大学在艰难条件下，进行了八年的文化建设。同时，延安的毛泽东主张到敌人后方去，扩大根据地，吸收知识分子，发动学习运动，建设了一个强大的党，随后只三年解放战争，就实现中国人期盼了一百年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
在长期革命震荡后实现了全民族的统一，形成了毛泽东时代以政治信仰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以政党一元化的国家集权，自上而下的计划体制，自力更生的工业化道路，独立自主的教育、科技、文化体系。有了这个基础，经济恢复和工业化、集体化都是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只用几个月就实现了总动员，一场席卷全国的群众运动就铺天盖地而来。
不论其中存在多少问题，人们还把它视为一种特殊的现代进程。正是在贫瘠的土地上建起的这道"拦河大坝"，构成了改革开放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前30年政权建设，科技文化教育建设以及工业化基础，以后的经济起飞就是空中楼阁。
积极的经验在：其一，以文化与意识形态为先导；
其二，文化、政治与经济的统一和协调；
其三，以浪漫主义的造势，激发青年人的热情；
其四，唤醒民族精神，树立爱国主义旗帜。
然而，这其中掺杂着传统农业社会的乌托邦因素，集权政治和极左意识形态运动造成了严酷的事实，甚至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时间短促，基础脆弱，缺乏后劲。爆发之后带来经济失调、环境恶化、政治专制、文化禁锢、个人迷信的恶果。
深刻的教训在：一，传统农民的习气太深，复仇性、破坏性的革命热情，代替了深层的建设；
二，没有真正清算文化深层对权威的迷信，使盲目、狂热、唯意志论登峰造极；
三，为政治集团的功利主义所支配，陷入宗派集团无休止的权力争夺和内耗之中；
四，缺乏现代文化的熏陶，缺乏个体的自我意识、自由意志，远离现代理性精神和科学思维。
20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是以新中国建立的经济体系为基础，以既定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体系为保障，以五四以来的文化教育和现代科技资源为内驱力，在世界市场的推动下进行的。"基本原则"维系和保护的是过去30年所蓄积的势能，而"改革开放"则是放弃过去的乌托邦理想，回到国内民生的现实和世界一体化潮流，把势能转化为动能。
围绕"一个中心"，抓住"两个基本点"，这一战略构思，饱含辩证法智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明智选择。
一方面，基本原则既是出发点和根据地，也是避风港和退路。其实质是调动和利用毛泽东时代政治集权、计划经济及统一意识形态文化系统中的资源，以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稳住基础，掌握大局，补充资源，在遭遇危机时退回来，进行休整。
另一方面，改革是以物质利益原则，激活旧体系的基层，把旧体系中有形无形的资源，转移到以经济为中心的市场，形成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新生长点。开放是要突破外围，打开国门，走出去，引进来，实现中国社会与国际接轨。
这两方面有旧有新，静动结合，稳中求变，可进可退；协调规范与进步动力结合，但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目标。
打个比喻：一块土地，有条河穿流其间，平日要么江河横溢，要么干枯见底。人们敬天命，畏鬼神，靠天吃饭，顺应潮流。一位智者相信人定胜天，把人们团结起来，建起一座宏伟的大坝，于是高峡出平湖。但一味强调蓄水并集中发电，外域其它高水位水源也被隔阻而进不来，导致上游水患，下游干旱，因而缺乏活力，结果在低水平上折腾。
后来又有一位智者，一面放水滋润下游，一面鼓励人们另找外来水源，于是上上下下便活跃起来。但新问题又产生了，水库的水位渐渐降到最低点，资源濒于枯竭，中心失重，坝体百孔千疮，腐败丛生；外来水源失控，造成下游泛滥。
新的目标还要以本土为中心，自主调节外来水源，建立良性的生态循环体系，扩大上游的自然水源，合理控制高低水位。
借这一动力学模型，是要说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改朝换代，如同大江大河周期性肆虐一样，形不成理性的文化传统。革命者以一种现代乌托邦的信仰将整个民族统一起来，并以半现代半传统的方式，蓄积了空前的社会动力。不管后人如何评价从前人们付出的生命、自由、人权的代价，包括传统专制的肆虐，事实上这都构成了后来经济奇迹的现实前提。
在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建设是多干少说，全面启动并正常运作也只有几年。从延安延续下来的政治基础继续沿用，文化内涵则以经验主义的务实态度予以扩展，利用物质的、功利的、世俗的、传统的、尤其是外部的因素，顺着潮流往前走。
这是一个大轮回，毛泽东建党、建军、建国，以意识形态信仰为统率，相当于建坝蓄势。邓小平则取得大坝的控制权并利用大坝能量，开流、放水、发电，促进下游建设。但是，他最后意识到改革最大失误是教育。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不只是改革开放，更要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建立自己的内在动力体系。
一个长期停滞的民族，思想缺乏创造，没有远大战略，缺乏自主，只能走在人家的后头。刚走出水深火热并吃饱穿暖，便失去理想和信念而"思淫欲"，满足于"今朝有酒今朝醉"，只顾经营自己的小天地、关系网，腐败猖獗，末世心态瘟疫般蔓延。
现代文化运动不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四处煽风点火，搞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只能像办经济特区一样办大学文化特区，在冷静的、理性的、内省的多元文化氛围中，形成深厚的积淀，并且自上而下、和风细雨般地辐射到全社会。当一个社会绝大多数老百姓生活有所着落时就能稳定，但只有当最有活力的青年和知识分子被调动起来时才能发展。
●文教兴国的误区与防范：维持文化、政治、经济协调发展，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发挥人的创造力
文化战略的实质，是把基于个人动物性的物质性、生存性的谋生冲动，凝聚升华为基于社会普遍文化认同的理性、高智慧的创造性力量。本书认为，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应当以新的大学文化运动自上而下地启动社会变革。
但是，我们必须比自己的先辈更清醒地意识到，新的文化运动可能出现弯路和陷阱：极权主义、专制主义、教条主义、狂热民族主义、暴民运动等等。最大可能的误区是被文化外的力量所左右，以文化的名义搞政治运动，没有真正的理性文化建设，不仅不能创造持久的文明成果，反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心理创伤和荒谬感。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文化狂热：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热情泛滥，但缺乏现代理性精神，脱离现实，背离现代文明进程。
二、文化封闭：极端民族主义造成群体性迷狂，自我优越，自我中心，集体复仇，傲慢自负，恃强凌弱。
三、文化偏执：政治理想或宗教信仰高度膨胀，造成暴虐的极权主义、偏执的教条主义以及洁癖式的原教旨主义。
四、文化工具化：文化教育沦为新的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工具，文化内涵被外在的政治权威架空，只剩下形式主义外壳。
五、文化道德化：文化教育沦为空洞的道德说教，伪权威、卫道士、伪君子以"青年导师"名义，欺世盗名、招摇撞骗。
六、文化商业化：文化教育堕落为商业游戏、市场炒作，追名逐利的浅薄的文人们纷纷哗众取宠，玩世不恭，越痞越香。
第一种情况，是精神迷茫、心态幼稚的人群，对普遍文化的渴望，对神圣文化的膜拜，大多昙花一现，难有持续的创造力。
第二、三种情况，是某种偏狭的文化膨胀，升级为群体性、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统一广泛的社会势力，建立专制集权社会。
第四和第五种情况，是在意识形态权威凝固后的时期，既定的统治势力，使用异化了的文化工具，维护僵化的秩序。
第六种情况，是这种权威处于解体过程中，基本的文化信念深层失去魅力，它的有形资源被利用，作为消费生活的刺激。
前三种情况，是一个民族在追求文化提升的进取过程，可能出现的不良状态，现代中国已经反复经历过了。后三种情况，则是一个民族在既定的文化停滞、僵化、颓废、势利时，必然出现的消极状态，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着的。
历史经验和教训大体上可以概括为这样。近代以来，本是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面对从未有过的挑战和危机，寻找一种理想主义信仰，以求重新凝聚和动员起来，形成统一而强大的政治力量，并快速实现工业化，这是经验。
但迫于政治救亡的功利主义需要，采取教条主义形式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既没有汲取其在西方文化背景中的理性精神，又没有彻底克服传统的落后心态，因此很容易在无形中倒退到文化封闭、政治专制、经济控制，这是教训。
过去的经历不应被简单地否定、抛弃和遗忘，需要人们深刻的反省、剖析、扬弃。精英人士与底层百姓对于文革态度不尽相同，因为前者曾被改造、被玩弄，后者曾被调动、被动员起来"当家做主"，两种态度都浮于浅层。
毛泽东将政治意识形态置于优先地位，这在形式上具有某种合理性。全面开放的今天，孤立、僵化的意识形态再不能统率文化建设，应当推广为全面、多元的现代文化，实现类似于西方宗教改革那样的转换，让马克思主义从悬空的神坛回归人类文化的土壤中来，由枯萎的教条变成活的大树，生长出多层次、全方位、丰富多样的现代文化来。
以这一角度看待90年代对"清洁的精神"向往、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对"工具理性"的反省、对社会道德的忧患，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从而防范可能出现的危机。
将文化建设置于现代潮流的先导地位，会不会引发激进思潮、社会动荡，甚至出现政治批判、阶级斗争、文化专制呢？
应以全方位开放、交流、对话保持多元文化，以丰富的思想资源，保持深度的思想容量与创造力；
应以思想对立面的并存与挑战，形成文化的张力，防止在单一思维的定势下，形成僵化、教条化；
应以规范的学术文化争论化解冲突和偏执，防止假、冒、伪、劣的学术以及哗众取宠的学风泛滥；
应以文化教育培养社会良知，形成普遍的社会理性，法治与公德，引导公共舆论，监督社会行为。
政党的意识形态保持其先进性、高品位、宽容度、适应性、创造力，在实践中形成主导权威，演奏社会文化的主旋律，成为多数人信念、理想的寄托，民族精神的支柱。要以国家力量和政党的威望给大学提供政治、经济上的后盾，维护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保障大学的独立、尊严、自由、宽容、理性精神，以大学本身的规范抵制其它非文化势力的干预和支配。
文教兴国要超越现存的约束，但并不是放弃现实的努力，先去培养一代人，再由他们按照构想的蓝图改造现实。
大学等文化机构需要国家政治与经济的现实承载和支撑。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设应与自下而上的社会演变相结合。
人们总是习惯于用开放与封闭、激进与保守、乐观与悲观、左与右的模式来思维，非此即彼，本书很容易让人形成误解：
一，明明要反对教条主义，却又提倡文化教育运动，是否又要搞什么"文化革命"式的理想主义运动？
我们要有理想主义，但不是以某种特定的理想强加于人，不是要用某种教条化的意识形态作为文化建设的先验模式，而要建设理性、宽容、多元、对话的文化环境。我把作为教育家和思想自由倡导者的蔡元培，而不是作为思想家和社会理想倡导者的陈独秀或胡适，以及革命家如孙中山，看作现代中国的"助产婆"，道理就在于此。
二，总是以西方文化为肯定性的参照来否定中国传统，却又反对全盘西化，这是不是文化虚无主义？
我们要批判传统，又不能照搬西方，还要反对摸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那么到底以什么建设现代文化呢？本书反对直接沿用现成的文化结果，强调人作为文化主体的批判性、能动性、创造性，主张建立自己民族内在的文化动力体系。传统也好、西方也好、现实也好，都是自由创造所凭借的文化资源，但都不是现在模式，更不是绝对标准。
人们总是试图在回归传统－走向现代这两个极端中作出选择。我主张走出这个窠臼，学习毛泽东既反帝，又反封建，还反现实的强权的态度。毛泽东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反对任何历史的、国际的以及现实的力量主导自己的未来。但毛泽东时代是在封闭条件下推翻－批判－革命，而今天我们却是在开放、包容、建设、创造中，达到更高的否定和超越。
三，对中国现实的估计和评价常常否定到极端，为什么以文化战略展望的未来却乐观得神话一般？
本书经常对历史与现实作否定的分析，对未来却满怀憧憬。这在学理上并不矛盾，未来是不确定的，不完全取决于历史与现实，人们面前充满机遇与挑战，能够进行自觉选择与自由创造。预测未来需要现实主义思维，创造未来则取决于人的文化战略。
第十二章 制度建设--文化前提空缺
2004年06月18日23:29 作者：姚国华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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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篇 文化剖析
近代中国由于急功近利，在器物层面上务实，在文化层面上务虚。因此所有重建的努力，都缺乏有生命活力的现代文化支撑。造成政法体制有外壳而无灵魂，意识形态教条化，经济生产更只有产品低劣的简单复制。
科学技术更与传统迷信、巫术划不清界限，只是盲目跟踪，没有自主创造；知识教育淹没人文教育，人的自我成长受抑制，造成知识精英人格畸形，灵魂苍白。僵化的意识形态已经解体，人的创造力反有退化之势。
第十二章 制度建设--文化前提空缺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弯路：器物进口→技术引进→体制改良→制度革命→文化复兴→精神再造
中国传统社会的变迁，总在农业生产－宗法关系－道德文化的狭小圈子里循环。农业生产在直接经验把握下进行，无需复杂的社会分工、交往及专业知识、技能。复杂的分工和交往，反而会加重社会负担，造成不稳定。
在根深蒂固的世俗唯物主义观念里，生活资料是社会的第一重要，物质生产自然是根本。然而，当生产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时，达到繁荣的极限，不仅再没有更高发展，反而会陷入争夺、腐败、分裂，最后跌入动荡的深渊。
每每收拾局面的不是中原地区的文明人，而是北方蛮族、偏远地区农民。亦即原始、自然、质朴力量才是重建的基础。
中国虽有五千年不断改朝换代的文明史，有高度发达的世俗智慧，但是对于分与合的命运却难以积极把握。反正皇帝位子轮流转，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错误、罪过算在前朝皇帝账上。人们把历史描述为一幅荒唐的漫画。
稍有远见一点的皇帝也只能吸取前朝教训，作一些关系调整，一些外在的道德建设，让自己的江山多维持几代。在西方强势面前，中国统治者没有深刻的整体上的自我反省，主动改革，自我更新，只有在挨打中步步退让，直到革命降临到头上。
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船坚炮利"的强力逼迫与挑战，敲开"中央帝国"之门，令其尊严扫地，被迫变革。
但是，如同过去对待蛮族一样，中国不肯承认西方文明教化高于自己，不肯放弃自己内心深处的文化中心，只同意照搬西方外在的器物与技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社会变革从外部物质层面上着手，在思想观念上遭遇的阻力相对要小。
中国古老的文化心态，不能像法国拿破仑、普鲁士威廉三世、俄国彼得大帝那样--他们的文化里，原本就有希腊理性与犹太信仰的因素，所以只需顺应历史趋势，尽早地、主动地、由里向外地、自上而下地实施变革；也难以像日本人那样--由于文化上的自卑，一旦竞争失败，便立志全盘学习自己的对手，不只是从外层的枝叶学起，而是从文化的根上学起。
洋务运动秉承传统"经世致用"的务实思维，先是去购买人家的物质成品，然后才想到自己生产，于是引进生产技术和成套设备。但是，工业生产方式并不能直接为农业国度的人们所掌握，它不是以经验的方式在自给自足的背景下生产，而是以专业技术和管理制度在社会化的背景下操作。而现代技术和管理，以西方科学理论及整个文化为背景。
因此，在社会结构外层，在器物、工具、技术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挽不回古老文明江河日下、内外交困的命运。
更深层的体制改革不可回避。戊戌变法是历史上首次以外邦为参照系展开体制变革，但只限于体制的外围，且因体制内部利益集团的抵制而失败。有人拿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为依据，把戊戌变法失败归因于历史偶然性，却未看到中国传统的坚固和僵化程度，是日本这一亚文化体系无法比拟的。况且明治维新是社会全面的变革，并不限于政治体制。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唤醒了民族意识。在革命家的主观动机和抽象理论上，这是社会结构的彻底变革。但是从人们的现实生活来说，与其说一夜间建立了新体制，不如说只是那朽木般的旧体制崩溃了。结束了过去，并没有开创未来。
大多数民众没有发动起来，新的制度不仅没有得到社会广泛的文化认同，而且本身也不成形。尽管变革似乎轻而易举，但这种阿Ｑ造反式的无序革命毫无意义。人们对新秩序的建设显得幼稚、天真、盲目，新与旧之间在低起点上又悄然妥协，经历长期徘徊、纠缠，演变成各利益集团之间纷争。军阀混战，列强趁火打劫，整个民族陷入内忧外患之中。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仅在体制上实施外科手术，无论温和的还是激进的，都不可能建立新社会赖以成长的内在根椐。基于外来文化传统的体制，与搬来的机器和技术一样，会遭到传统的排斥，根本无以立足。
真正的变革不是从器物上着手，也不是从政治体制上着眼，而要从新的文化与新一代人的培养开始。
西方史学上没有"近代"与"现代"概念之分。中国历史多了一个近代史阶段，为什么？因为中国现代进程是外来文化的植入，要为中国人认同，先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才能建立生长点--由外伤到内省，先在物质上，然后在制度上，最后才在整个民族的精神文化上--以新的思想文化作为社会变革的先导。这就是说，"近代史"是中国现代史之前走的"弯路"。
现代文明，直接表现为经济问题--生产方式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过渡；内部机制上体现为政治法律制度问题--传统宗法专制向现代民主法制过渡；人的自觉意识这个核心上则是文化教育问题--要确立全社会理性文化，培养公民意识。
三个层次是一个整体，不能以一方面代替其它方面。需要由表及里的功利主义冲动，也需要自内向外的思想文化建设。
改革前后的两种奋斗历程，体现两种相反的变革逻辑、模式：是先文教－政治－经济，再是经济－政治－文教。前者接近西方本来的方式，也是非西方现代革命的方式；后者是非西方遭遇挑战的初期战略，也是革命后一定阶段的回归战略。
非西方国家要建设独立自主的现代社会，有综合的、协调的、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建立自己的文化轴心。
社会的长远进步从根本上是先有"虚"，然后才有"实"。虚的东西不是形式，是人们内在的灵魂，也是社会的生命，实的东西才是虚的东西外化所形成的载体。从人的中心地位来看其内在世界，"虚实"关系其实应倒过来。
●改良、革命、改革主要立足于制度决定论，人们往往对制度建设必需的文化心理背景视而不见
制度、体制是社会的稳定结构，一种权威的秩序、地位、命名，以及运行规范、分配方式。
任何制度的作用都有限度，取决于人们文化观念的认同。没有普遍的、普适的、绝对的、完美的制度。制度是硬件，配套的观念是软件。制度需要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掌握和支配。它一旦定型，就有封闭、僵化、保守的危险。
近代中国从改良到革命，现代中国从革命到改革，目标一直是变革社会制度。人们总以为有一种正确的制度、模式、道路、真理、必然性等待我们去发现。一旦选择了它，就能通向幸福的金光大道。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天人关系上，中国人只看到现代物质文明，却看不到造成工业文明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的产物。
在社会关系上，中国人更关心现实人际关系，当社会道德日趋疲弱，权力本位更加突出，人们便把焦点聚集在制度上。
在自我世界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早已凝固，西方文化难以进入人们内心世界，因此，文化反思与建构落不到实处。
现代革命是在特定的政治文化，即被灌输的意识形态信仰支配下进行的。由一种政治理想、社会理论凝聚的精英组织，通过军事斗争夺取政权，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新的文教体系，政权体系，经济体系，实施社会的变革与建设。
改革是从这个基础出发，激发个人物质利益，启动底层市场，同时引进设备技术、管理方式、法律制度，学习科学理论和法理观念，旨在全面展开经济建设。但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文化教育的工具化、知识化、技能化，政治法律制度没有活力，只是一架越来越复杂的机器，经济增长只能依附于国际市场的外部推动，一步步丧失自我选择和创新能力。
所有变革的矛头，都是针对制度。可是，否定旧制度，新制度凭什么就能建立起来呢？后人凭什么一定会比前人聪明而不会犯错呢？如果背后没有冷静的文化反思，没有新文化的准备，制度革命的结果不是建设，而只是破坏，反反复复的折腾。
要富国强民，推翻集权制度，摆脱列强的殖民统治，自己建设就好了。--可是没好，持续的革命战争随之而来。
一部中国革命史，正如一部《联共党史》，让人困惑：苏维埃革命本是要打倒外部列强，推翻阶级敌人，但内部斗争的激烈、残酷以及错综复杂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社会权利重组过程中，人与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冲突可能是无休止的。
权利的斗争也发生在西方教会、贵族、第三等级及各自内部派别之间。但由于人们认同一种超越个人、集团的普遍信仰－理性原则，斗争最终能够达成社会的妥协、宽容、和解，形成契约与秩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趋于稳固。
那么打倒了反动政权，全面的社会建设该启动了吧！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建立后，人们唾弃私有制、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所有青年知识分子几乎一边倒。--但是时候还是没有到，不久陷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
经历十年浩劫之后走不通了，迷茫的人们并不作深层的反省，见风就是雨，忽然又恍然大悟，把过去的体制选择看作一种错误，一场历史误会。以为推倒过去，反其道而行。把希望寄托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把一切过失归于计划经济。
拨乱反正了，总该集中精力建设"现代化"了吧！--也许还没有，遍地的腐败，正构成社会动乱的隐患。
有人以为开放了，与国际接轨，走别人已经成功的路，就会一路光明，至少不会有大错。可是，一个民族真能靠模仿别人的制度获得新生么？体制接轨，包括形式秩序与操作手段上的合作、对话、交流是必要的，但不能单纯跟大流。
再有一天发现又错了呢？那时未必还有回头的余地，多次简单的否定，社会信任和秩序崩溃了，在混乱中如何从头开始？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反动，调动全社会的理想主义信仰、浪漫主义热情。但随之而来的社会官僚化造成了民众的积极性逐步消退，依赖性增长。计划经济失去意识形态的有效支持，就会沦成特权经济，自发的市场对它构成无序和腐败。
市场经济在没有法制秩序、道德基础的国家同样是低效的，所谓"亚洲之癌"就是政治腐败与经济无序的恶性膨胀。
人是社会经济、政治的核心，物质文明的创造者，体制的承担者，人的根本就是文化意识和精神能动作用。60年代西方管理学有一个基本共识：企业只有一项真正的资源，不是资本，而是人。只有富有活力的人力资源才能完成真正的经济使命。
毛泽东的"鞍钢宪法"作为国企体制，一度是有活力的。但由于歇斯底里的政治运动，渐渐失去凝聚力。移植到日本，与其传统结合，居然至今具有生命力。日本基层社会传统色彩浓厚，采用着美国人、中国人不可思议的论资排辈的终身制。
科举制在中国变得陈腐不堪的时候，西方学习了它，并把它改造成现代文官（公务员）制度；计划经济曾使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超级大国，并战胜法西斯；法西斯主义也曾使德国经济社会高效发展，实力突飞猛进；民主社会主义理想在北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的程度远远超过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以色列的一种共产主义"大锅饭"已存在了近一个世纪。
文化的自我反省、相互对话、整体协调，是保持社会的生机，促进健康成长的关键。历史遗产、文化经验不是单一的，人的精神能动性、创造性无轨可接，除非自我瓦解、依附别人。和而不同，这才是最基本的现代理性原则。
●中国现代政党的特殊历史使命：建构非西方民族所缺乏的现代文化权威、政治支柱、经济基础
在传统皇权解体之后，没有各利益集团及其政党共处、对话、竞争、宽容所必须的信仰－理性文化前提，甚至没有统一的民族国家，要动员、凝聚和组织力量进行社会重建，不得不首先建立一种政治支柱和文化权威。因此，中国现代政党的使命不同于西方现代政党，是典型的列宁主义模式：信仰＋组织。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即强调党的纪律和服从。
首先，是一个精神文化组织，相当于西方的教会，担负着社会教化使命，为社会树立共同的文化信念。
其次，是一个军事组织，要在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社会混乱中建立政权，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
其次，是一个法权组织，给一盘散沙的东方社会确立权威，成为弱者、无产者的靠山，黑势力的克星。
最后，是一个经济组织，发展中国家没有经济实力在内部市场立足，更不用说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便靠政治力量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建立内部发展动力体系。最典型的就是苏联式的封闭、自力、计划、行政的社会主义经济道路。
孙中山屡战屡败几乎绝望，在苏俄及中共帮助下改组国民党，才逐步战胜各路军阀，基本统一中国，并挺住抗日战争。但尽管有黄埔精神发挥力量，它的文化信仰毕竟太脆弱、太浮浅，又变成蒋介石手中的政治工具，淡化了民族信念的内核，因此走向腐败，被共产党取代。蒋介石也企图在现代民主与传统儒家的结合上寻找文化支持，但至少在大陆是失败的。
中国现代政党扮演着全能的领导者角色，既像信仰虔诚的宗教教士，又像不畏牺牲的贵族骑士，又像秉公服务的现代公仆，还是领导文教事业的知识精英，更是主持建设的中产阶级。可扎根在传统背景下，容易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中：
一是精神上，表现为信仰主义、理想主义、革命精神，但缺乏科学与理性精神，可能演变成教条主义的政治狂热。
二是目标上，代表大众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但一旦变成执政党，遭遇现实利益，理想可能变成空谈，甚至幌子。
三是组织原则上，强调政治服从、步调一致、集体主义，可能为恶性的专制主义、集权主义、官僚主义提供温床。
四是共同信仰基础上，建立的同志关系，一旦深入现实生活，会渗透传统帮会、宗派痕迹，酿成恶性的权力斗争。
五是整个运动中，领袖的政治统率和精神导师地位导致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在他之后，社会进程必然发生断裂。
美国学者格里德分析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没有抓住某种现成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不可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中国当时处在混乱中，人们的生活秩序要由武力和革命塑造。自由主义需要秩序，要靠理性来生活。它所假定这种共同价值标准是不存在的，它又没有任何产生这类价值标准的手段，也不能为暴力和革命提供帮助。
中国没有民主制度所必需的理性文化。中国现代政党的历史使命就是聚集社会精英，领导现代进程。但要逐步建设多元、开放、对话的理性文化，取代单一、封闭、专制的意识形态，克服信仰凌驾于理性，抑制权贵阶层的泛滥。
第一，民族统一的政治核心。以亨廷顿的视角来看，未来世界的格局是以文明、民族为基本的生存和发展单位。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民族核心，需要一个全面领导民族的文化、政治、经济，同时能超越具体利益关系的精英集团。
第二，社会变革的政治后盾。现代社会的基础是普遍的法理原则和统一的国家秩序。现代的多元，以前现代的统一为基础；个性的自由，需要社会规则的基本认同。从天而降的民主制度，反而只会导致这个庞大社会体系的彻底混乱。
传统农业社会依靠宗法伦理和中央集权维系。皇权解体后，一盘散沙，只有道德在狭小关系圈里起协调作用，各种利益与人情依附的网络，成为宗派、党阀、军阀、地头蛇和黑社会的温床，使社会整合更加困难。这就需要一个组织核心，秉承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威，打破宗法权威，最大程度地实现民主，体现民族意志，主持新的现代文化建设，领导社会变革。
第三，基层民众利益的代表。现代社会阶级分化，贫富悬殊，巨大震荡，民众处在激烈的生存竞争里。这就需要现代政党激发底层劳动者的自我意识，提升他们的社会理想，动员组织他们充当社会变革和建设的主人。
传统社会里，个人平常虽然自由散漫，但在社会关系里却讲上下尊卑。人们内心深处的自卑与傲慢、奴性与暴虐心态并存。现代革命进程中，由于文化基础的狭窄，政治容易向家长制集权收缩，旧的心态以极左形式变本加厉地发作。改革开放后，对社会进行现代文化改造的使命被淡忘、放弃了，腐朽的人际关系更加突出。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动乱的祸根。
第四，上下对话、相互制约的中介。社会变革既需要自上而下自觉力量，又需要自下而上的自发力量。共产党以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上而下的理论指导，动员和组织基层民众起来，展开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党组织必须在基层社会和现代文化之间完成自己的中介使命。一旦成为高高在上的权力集团，只上不下，下不能上，便会由社会动力的中枢，病变为腐败的肿瘤。
第五，国家文化战略的主持者。过去共产党以意识形态文化为指导，成功实现了社会革命和建设。更加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需要高屋建瓴的主持者，通过更加广泛的社会文化教育，将现代理性文化、科学思维自上而下地普及到全社会。
第六，市场经济的制约者。市场经济以个体利益为本，但自发、盲目、无序的竞争威胁着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健康的市场以特定的政治、法律、道德价值观为制约。这需要超越具体利益集团的政党，代表社会发展的长期利益，制定宏观计划，克服个体竞争的短视、内耗、掠夺性经营，制止人口、资源使用、生态环境的恶性膨胀，防范经济与社会震荡。
第七，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支柱。超越现实生活的精神力量是民族进取心、创造力的内在基础。没有它，整个民族便是平庸、黯淡、浅薄、势利、狭隘、懦弱、萎靡、腐败的。现代中国革命曾以新的社会理想，英雄主义精神唤醒了古老民族本已麻木的心智，使其焕发出新智慧和创造力。好容易走出水深火热，生活刚达到小康，却失去了这种精神。
只满足于在世界潮流中充当微不足道的泡沫，我们将重新堕入黑暗的深渊。现代政党的历史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中国现代政党崛起的沉重历史：从一盘散沙走向统一，不得不牺牲生命、财力及传统道德代价
中国革命需要人们普遍认同的信仰来重组社会，这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意义。但由于意识形态在人们心目中表现为领袖崇拜、党派原则、教条主义，现代理性的内容为不断的政治斗争利益所肢解，越来越空洞，最后趋于瓦解。
今天人们难以体验"解放"时"东方红，太阳升"的激动了。那种真实而强烈的感觉，来自中国文化心理结构里对中央权威或"真龙天子"的依赖，来自灾难深重的人们对新秩序的憧憬，来自共产党人执著的文化信仰和社会理想的感染力。
然而今天，人们才发现《东方红》与"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国际歌》背道而驰。
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在政治运动中交出自我，接受改造，是政治专制以及自己的奴性。大家都成了受害者，当年95％的群众哪里去了呢？问题不好追究。对文革的真正反省，亦即人们内心的自我反省，从来没有形成气候，连文革纪念也是忌讳。
人们终于找到一个真正的思想者顾准，但当顾准日记发表时，人们发现真正的顾准似乎也不是今天想象的那样。
哲学家冯友兰备受奚落，说他如何在蒋介石面前卑躬屈膝，又如何在江青面前奴颜媚骨。人们只是停留在抽象的道德评点上，缺乏历史主义的观点。既然大多数人都无保留地倒向从农村崛起的共产党，这里一定有更深刻的原因。
冯友兰当年的学生涂又光先生回忆的一个细节耐人寻味：解放军包围北平，城郊的清华大学校门口，一个小战士脚穿草鞋，在冬天的寒风里站岗。冯友兰夫人回家拿了一双鞋送给小战士，被礼貌地谢绝。此事很快传遍清华园。
在不断改朝换代的中国，一个新政权的崛起，必须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同时还必须付出极大的文明代价。
革命战争的代价：无数革命者牺牲在长期战争中，他们大多连名字也没留下。许多牺牲者未必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而死，曾有成千上万战场俘虏，连军服都没有换过来，一夜之间就进入了革命队伍。他们有些人战死后，自己亲人可能还在背黑锅。
一位身经百战的著名将军到老也不敢回到当年的根据地，他说自己无法面对当初被他带走却已牺牲的烈士的亲人们。
内部斗争的代价：死在敌人的枪口上还名正言顺，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却不明不白。由于社会关系极为复杂，界限和阵营的划分并不都是为了纯粹的信仰，也没有绝对的善恶是非标准。但在敌对状态下，严酷的政治斗争却要求立场分明，政治利益是最高原则。在没有个体权利和自由选择的背景下，没有道德、法律、理性制约，人很难保持冷静、平和的心态，容易神经过敏。
有的失去了生命，有的失去了青春和幸福，有的蒙冤到死。典型有富田事变、根据地肃反运动、延安抢救运动，以及反右运动、彭德怀事件、文化大革命等等。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甚至非人道的逼供讯，伤害了许多一腔热血的革命者。
社会动乱的代价：长期的战乱使经济、政治及社会变革倍受挫折，人民自愿或被迫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生命代价。
这种代价延续到革命胜利后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中。一方面，历史赋予了这种代价以崇高的意义，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开始了辉煌的民族复兴。另一方面，革命党本身一旦成为既得利益者，腐败便是人们始料所不及的。
国家分裂的代价：党派间由于信仰不同、理想不同，形成对立的政治集团，磨擦不断。一方面，斗争是打倒专制腐败、实现革命理想的高尚选择；另一方面，这种对立对于抵御外敌也是巨大的内耗，并且阻碍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建设。
国共双方都聚集着大批精英分子、民族英雄，各有他们的理想、良知、抱负，却卷入并断送在内战所造成的政治分裂中。尽管双方也曾以民族利益为重，一度进行合作，并因此而取得了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这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本是民族振兴的伟大精神资源，但双方的教科书却总要失去一半色彩。至今留下台湾问题，成为民族统一的最大障碍。
民族利益的代价：现代民族内外危机交织在一起，内部革命（阶级矛盾）与外部竞争（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内部斗争的双方需要寻找外部势力的支持和依托，势必给民族利益带来损害，有时不得不作外交让步，有时甚至直接出让国家利益。
布列斯特和约式的耻辱，中国同样有。1912－1918年间，孙中山多次向日本人（包括陆军参谋总长）说："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这白纸黑字记载的惨痛民族悲剧，是掩不住的事实。至于袁世凯、汪精卫的汉奸卖国行为就更不用说了。
文化道德的代价：尽管文化的意识形态化突出了文化对于社会变革的先导作用，但这种政治功利主义的一元文化也造成了文化本身的停滞。成千上万知识青年进入革命队伍，放弃了自己的个人意志和独立思想，成为党的文化信仰、政治利益、集体团结和领袖意志的工具。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几乎完全倒向党的意识形态信仰里，他们把所有的追求交给了党。
一位将军曾在山东被日军追赶时，躲进一家富裕农户的地窖里，善良的农妇骗过日本追兵，救了他一命，并待以白面馒头。可解放后，这位将军却没有任何感恩的表示，因为那家人是地主。【吴东峰《开国将军轶事》，《新华文摘》2000年第1期】
中国现代政党崛起的痛苦，是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现代进程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历史反省应当超越道德的评价。
既不能用纯粹的感情尺度、宗派立场代替理性的反思，也不能用抽象的道德标准评头论足。一味给成功者添抹神圣、悲壮的色彩，或者以偏执的情绪给它抹黑，说它是民族悲剧、历史误会。两种极端的态度离开了历史本身的逻辑，都是危险的。
●中国现代政党的定位：不同于西方利益集团，而是社会精英组织，以文化理想为最高政治利益
西方各政党明确代表不同集团的选民权利，不允许某一利益集团掌握绝对权力，实行专制统治。前提是：一，超个体利益的共同文化准则。二，若干平行的党相互牵制。三，党内遵循理性的原则。四，普遍的法律制约与保障。五，公开的舆论监督。
在伦理－政治本位的中国，没有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和绵延千年的贵族文化的约束，只有儒家伦理－法家政治的影响。宗法道德很容易被物欲、权欲的瓦解，剩下赤裸裸的个人利益，造成了政治的必然腐败，形成不可克服的周期性社会动荡。
中国现代政党区别于西方政党，首先是信仰组织--要承担类似于西方教会的文化使命，而不是利益集团。由于它拥有至高无上、没有挑战，不受制约的普遍权威，一旦变成特殊的利益集团，必然走向专制和腐败，最终失去其合法地位。
政党赖以凝聚的意识形态信仰一旦凝固，会逐步丧失生命力，退化为上层利益集团腐败的工具，走向僵化、瓦解。根本出路是走出官僚化、政客化陷阱，摆脱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在广泛的理性文化背景下保持生机。
一个年轻人主导的政党，会更多从人的激情、理想出发；而一个老党员主导的政党，则有跟不上时代的危险。保守、偏狭地理解党的利益，自觉不自觉地等同于自己的既得利益，使其丧失对于民族与人类的使命，沦为官僚集团，利益集团。
升官发财的价值取向根深蒂固，构成人们心照不宣的主流意识，甚至公开语言。官场沦为社会最污浊的地方，没有责任，没有良知，没有理性，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没有文化，没有人格，没有使命感，没有正义感，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
政党固然有自己的政治利益，但这是其长远的政治信仰和文化理想，而不是党员的私利。在社会变革或政治转折时代，权力交替是无序的，很难以一般的正义与公平的尺度去衡量具体的政治行为，这时政权是目的，宣传是手段；但是当政权稳定下来，就必须从道义、公正出发，以现代理性文化的原则建设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这时文化是目的，政治是手段。
政党的政治与经济需要现实主义运作，需要理想与信念的引领，道德与纪律的约束。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之后，在狂涨狂落的经济泡沫之后，在纷纷扬扬的舆论时尚之后，人们内心的体验、反思，社会理性的准则，才是最可珍视的财富。
政党的传统是珍贵的，但时代进步需要更广泛的历史视野，对隔代、隔几代以至于整个历史的前车之鉴作客观、全面的剖析和借鉴。每一历史进程既有教训、耻辱，也有经验、光荣。传统底部的基础越宽，就越巩固、越稳定，越能有创新与超越。
强调打江山者坐江山，势必回归传统的专制，成为官僚化和腐败的依据；相反，无视中国的特殊文化背景，否定历史选择的合理性，动摇来之不易的民族统一和社会权威，现代民主也会成为空中楼阁，造成新的社会动乱。
要确认一个历史观：现代文明并不是一种先验的规律与模式让社会自然地进化来的，而是社会内部不断形成的革命性、建设性的力量实现的。这个力量是源于西方漫长的基督教教化－贵族文化－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大学运动。
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当传统崩溃，社会陷入动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在外力逼迫而非自然进化状态下，要重新选择并确立一个新的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的权威核心，这是更加紧迫的，又更加痛苦的。
人们已经把过去的意识形态口号撇在一边，但现实的腐败却又泛滥在我们面前，不断冲刷着我们。
如果中国再度崩溃，步清王朝和国民党的后尘，经历一场动乱，现代进程又将成为一场水中捞月，民主理想又化为一厢情愿的幻影，一阵混乱之后重新陷入水深火热里，于是只有再祈盼新的一轮太阳出来拯救，并为此付出前辈人付出过的自由代价。
人们常把西方体制当作一个标本，拿来照着实施就行了：印度、南非、菲律宾、柬埔寨、印尼及中国台湾不也搞了么？并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问题！可是，大陆中国的问题比哪里都要大，社会的积习比其它社会要牢固得多，传统生活的空间要大得多，腐败之根比以上任何国度都要深刻得多。没有一个彻底的文化建设进程，任何实质性的变革都是不可能的。
印度是持各种语言、文字、信仰的众多民族杂居的地域。在历史上不同时期里征服过这里的不同民族之间，几乎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但正因为完全没有现代社会的基础，因为存在许多迥然不同的民族实体--在传统社会里可能非拼杀个你死我活不可--在西方殖民势力统治的背景下，反而有可能达成理性的契约关系，形成相互制约的现代民主制度。
因此，印度地区在圣雄甘地的感召和尼赫鲁的领导下，统一为现代民主国家，既是堪称奇迹，也有背后的理由。
南非、菲律宾、柬埔寨、印尼都没有中国这般深厚的传统，没有这样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庞大的社会体系。在全球化潮流的长期冲击下，他们几乎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只有强权政治和民主体制两种对立的选择。这些国家失去民族文化的代价是巨大的，而且在世界舞台上一直是弱势的，很难有领先世界的发展。它们像印度一样，时不时需要一点民族主义的涟漪。
●理性地审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毛泽东的文革实践、继续革命理论及其现实的幽灵
毛泽东在1956年发起的"双百方针"，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包括其后的反复，都贯穿着一个主观企图--以自我撕扯的方式，解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即乌托邦理想与官僚化体制的对立。
类似的矛盾在现代资本主义里也有体现，这就是高度成熟而日趋僵化的法理制度、官僚体系与人文主义精神、自由能动性的冲突。现代社会需要高度组织化。但社会精英一旦成为利益集团，由于权力的垄断而丧失理性、廉洁、效率，并且滋生腐败，这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致命的。因此，中国"文化大革命"作为反体制的旗帜，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的呼应。始于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左翼学生运动席卷整个西方，稍后的嬉皮士运动和后现代思潮则是另一种方式的抵制。
然而，尽管西方也有意大利等南欧国家的严重腐败，有官僚体制种种弊端，但一般不会发展到社会彻底动乱的地步。公务员制度运行最好的是北欧新教国家，与新教高度的理性精神联系在一起。英国绅士的传统教养和高贵气质，德国官员所受的良好教育培养的公仆意识，保证了国家行政、立法、司法的相对公正、效率和廉洁。这有几个原因：
一是经过千百年宗教信仰的普遍熏陶，人们有面对上帝忏悔自己罪过的体验，这在基本价值选择上抑制了腐败。
二是基督教的超越性思维，在人们内心深处建立了牢固的普遍理性观念，培养了遵守法律和道德原则的自觉性。
三是社会建立在个体自由和私有制基础上，没有永久寄生在政权内部的利益集团，公共权力受到法律约束和社会监督。
四是利益集团要影响国家行政和立法，必须通过公民选举程序，这些公开的利益斗争反而构成对腐败的制约。
在西方法理社会，国家只是公民事务的处理中心，不是独立的利益实体。这就限制了体制内利益集团的寄生，社会竞争受到法律、制度、舆论及道德、信仰、理性的有效约束。非西方国家却没有社会公认的理性原则，靠政治集权强制推行社会改革。而这个权力中心的官僚化导致利益集团的寄生，往往腐败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东南亚及拉美、非洲许多政权就是这样崩溃的。
在全球化的背景上看，社会主义运动是非西方民族以政治强权来实现传统社会改造的特殊途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信仰，在一定时期内防止了利益集团的腐败。然而，教条主义信仰会走向僵化、淡化，高度集中而不受制约的权力难以保持其理想精神、进取意识和道德廉洁。因此，它的政治专制和官僚化问题比西方社会更加突出。
在列宁时代，被称作"修正主义者"的一批国际共运人士就看到了这个问题。斯大林解决问题的办法简单、粗暴而残忍，他以至高无上的个人迷信、高度集权的体制和血腥的清洗来维持体制的效率，保持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体制内的清洗，既消灭了政敌，又清除了保守的官僚，不断提拔年轻有活力的干部，驱动了社会高速发展--也造成了无数冤案。
在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鲁莽地破除了个人迷信，但基本体制及其矛盾并没有克服，却失去顶尖上的控制，自然就会形成危机。勃列日涅夫是靠强化官僚化体制来稳住现实，僵持到底，信仰淡化了，长期停滞，官僚集团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懒惰，越来越腐败，最后将整个社会拖进泥潭。轮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旧体制不再有最后一线生机，再也不可救药了。
毛泽东曾自信共产党人彻底解决了中国传统的周期性腐败和崩溃的问题，因为党员有信仰、纪律、道德的约束，并无自己的利益，代表全社会及大众的利益，人民当家作主。但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人们就发现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滋长。
他曾关注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组织部里新来的年轻人》揭示的问题，先后发动各种政治运动，包括双百方针、四清运动，最后还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矛头针对党内当权者，即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种"大民主"的群众运动，不同于斯大林残酷的肉体清洗方式，但主观目的都是保持政权的统一、效率、进取，像革命年代那样朴实而有活力。客观效果不一样，毛泽东关注政治运动本身，经济发展相对停滞；而斯大林面对西方军事压力，更加关心通过工业化增强国力。在他们身后都是政治大平反，但随后官僚利益集团腐败问题又突出起来，甚至愈演愈烈。
大批老干部官复原职后，高干子弟"走后门"、"特殊化"问题首先突现出来。邓小平及时提出防止腐败、干部"四化"等措施，就是要抑制官僚利益集团的膨胀。但有两千年传统的恶性病变的蔓延，难以从根本上扼制。市场经济大潮一来，大批特权阶层疯狂地瓜分国有资产，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机。回去再不可能，未来的问题是能否实现合理秩序的重建。
这不是"专制制度"的概念能够说明的，专制不全是政治家的个人选择，特权也不仅是因为官僚们的人格品质本来就比一般人坏。中国现代历次政权斗争，固然是强权作祟，但这并不说明凡政治舞台上的人就和其他人不同，特别喜欢搞专制。
其实，这是一个深层的文化结构问题，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深层的矛盾和陷阱。传统体制不是建筑在普遍理性基础上。无论是谁，面对现实，都不是为所欲为的。朱镕基一番反腐败的话激动人心，是因为大家都有面对现实的无奈感。
革命是对腐朽堕落、改良无望的传统社会的彻底改造。有人说，毛泽东用人的生命代价来作实验，这种残忍理当受到历史的咒骂。可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要在现代世界站立起来，塑造一种民族自信和现代精神，离开毛泽东谁有这样的气派呢？
毛泽东时代的乌托邦已经离我们远去，被人重提起来只是一件不愉快或可笑的事。可是，简单地遗忘以无数生命和鲜血的代价所作的社会实验，这比历史错误更不能原谅。越是简单地抛弃历史，越有可能重蹈历史的复辙。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要来一次，以此清除党内走次派。但在封闭文化体系里的自我撕扯，造成信仰上的歇斯底里，结果是中国特有的无休止的权力斗争。然而，这一理论背后的仍然有某种启示：只有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文化革命"，文化的提升和创造，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矛盾，摆脱深层的历史困境。
同样不要忘记它的教训：不能以教条主义、信仰主义、个人迷信方式搞文化革命，而必须像西方宗教改革那样进行理性的、内省的文化建设；不能以激情的、反理性的群众运动反集权，而必须以理性的、和风细雨的现代民主抑制政治集权。
法国大革命后30年，没有法国人不认为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以后，淡忘了历史痛苦的人们才将它视为"现代化"的特殊方式。经历文革的人们，都把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视为恶梦。电影《芙蓉镇》结尾，那个敲着破锣的疯子喊："运动啦，运动啦"！一些人听了发笑，像笑唐吉诃德；一些人听了厌恶，像厌恶日本右翼势力；一些人听了害怕，像怕魔鬼的幽灵。
一方面，人们有意淡化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文革的幽灵却就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里潜藏着、徘徊着。老百姓面对赤裸裸的专横、腐败、欺凌、压榨，痛恨无处发泄！真如朱镕基总理所说的，民怨沸腾！
如果再发生动乱，只怕那一点点个人迷信的"文化"外衣都不复存在了，只会剩下疯狂的破坏和报复。
●法制的生命在于人对法理文化的认同、遵循、维护、更新；政治本位的法治建设驴头不对马嘴
在中国，直接照搬法治并不难。用行政手段将西方的法律体系模仿过来，建立相应的立法、司法、执法体系。不算以前的曲折探索，20年的努力后人们发现，法律体系本身的腐败一点不比它要规范的其他领域少，几近病入膏肓的地步。
尽管曲折和失败不是放弃的理由，但除了执着行动，我们还需要反省，这种法治建设是不是一开始就有思路上的问题。
现代社会是法治主导的，全球法治接轨几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但这并不仅仅是有形的法律体系建设，而且是自上而下并落实于人们内心的现代法理文化建设。孤立的普法工作，离开人们内心深层的文化建设，说穿了是没有意义的。
法理文化不只是让人掌握知识，更重要的是人们认同法理的思维，孤立的法律知识普及是不解决问题的，学了、背了、考了法律知识，却不一定有了法律意识。是否认同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又与整个现代理性文化的权威相联系。
相对独立的现代法治是西方社会特有的体制传统，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希腊与罗马时代就有一定的民主与法律制度；后来的宗教统治时期，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中，人们内心中形成了深层的契约与法治意识；国家受到外部势力及宗教的约束，内部反而相对稳定，它通过理性的讨论制订法律，并成为社会结构的基本规范。
中国传统的法令是统治者颁布实施的明文规定，只是相对稳定的政治命令和纪律尺度，完全是在政治体系内的范畴，只是统治者权力操作的工具，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原则和自律准则。虽然有对人的一般性约束，但不能形成普遍理性和神圣秩序。虽然有传统文化的习惯性认同，但它依托的权力实体经常改变，缺乏公众契约的认同与制约机制，其社会作用大打折扣。
政治、法律制度是社会有机体的结构框架、骨架。它本身没有生命力，不能自我成长。在中国社会简单地移植西方法治，没有一个高度复杂的文化杂交过程，建立的所谓法治就是没有生命力的怪物。形象地说，是把马嘴移植到驴头上。今天中国的法律体系就是这样一个怪物。好比在电脑系统里，一个不兼容的硬件安装进系统，没有相应的驱动程序是不能启用的。
法治的根本，不是立法问题，而是守法和执法问题；守法与执法的根本，不是知法与懂法问题，而是认法与服法问题；认法和服法，不是靠形式主义的宣传，要让全民在心理深层认同现代法理文化。在政治本位上建立的法制是没有生命的。
制度是由社会组织和设施确立并保障的特定规范体系，是社会关系必须遵守和体现的规则。制度一旦确立，无论是约定俗成还是明文规定，就会给人际交往以约束，让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学习和训练，以习惯和适应它。
制度依据的"合理性"不是某种必然规律，不是超越民族和时代的普遍原则，但现代法制是超越个人主观意愿的理性原则，也不是人们随意决定的，而是依据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历史事件、社会运动、外部挑战、现实需要所选择的。
任何制度都有它的主体，他们在具体历史与文化背景下进行选择、制定、遵循、执行、维护和更新。没有人的目标和期待，就没有制度的生命。法律制度是否有效，取决于在立法、认法、执法、护法、变法等环节上是否等到人们的自觉认同。
社会革命发生在旧制度彻底腐败、不可自救时是合理的。为了建立合理的制度，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手段是残酷的，手段在过程中成了目的。不仅革命力量会遭受牺牲，许多旧制度中尚未腐败的善良、文明、智慧、人道的资源，也会被摧毁。
新制度在革命洗礼中凝聚了巨大生命能量，具有极大创造力。但如果不能补充新的文化内涵，就会日趋僵化，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的工具，造成不可救药的腐败，革命又会不可避免。稳固而常新的社会制度，应建立在人的文化自觉和反省意识上。
●20年的法治建设抽刀断水，顾此失彼，百孔千疮；社会腐败的表面是利益与体制，根却在文化
通常人们只看到社会腐败是利益关系的失范，却看不到背后正是文化权威的消解和价值信仰的沉沦，本能的物质欲望膨胀为对权势、财富、地位的无限索取和贪婪占有，名誉、爱心、真理、艺术、良知、信仰等高尚的文化价值为低级趣味所瓦解。
物质利益原则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却不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这在大多数人那里是糊涂的。当政治、法律、道德、军队、警察、教育、文化、科学、环境也都顺应市场利益原则，向功利主义妥协，那么社会也就必然崩溃。
在一个有信仰有理性的时代，为金币而叛卖的犹大只是极少数。即使在监狱里，也可以讲人权。在北欧、北美等以虔诚的宗教改革为现代社会起点的国家里，腐败、违法、反社会只是极少数心理不健全者所为，而且是私下不可告人的隐蔽行为。
在传统中国，市场总是与膨胀的物欲、奸商、腐败、社会动乱和改朝换代相联系。这是历朝历代的最大祸患，也是有远见的帝王最下功夫的问题，他们恨不得杀尽贪官。可是贪官总是杀不尽，每一王朝最后都栽在这上面。
没有政治、法律、道德上的现代理性制约和规范，市场经济就会在物欲横流中陷入腐败，而不会催生现代文明。
在文化迷失的时代，传统道德价值观在物欲面前崩溃，畸变的观念像无形的病毒，渗透、侵蚀到一切领域，包括法制系统的各个环节，不贪是反常，贪才是正常。谁若手上有权而不为自己谋利，那么他反而被孤立，办事寸步难行。
所谓"全民腐败"，是说连老百姓也半是无奈、半是羡慕地认同了腐败，只想进入其中，非逼到绝路是不会主动改变现实。当腐败像瘟疫一样蔓延，腐败分子虽然人人口头上骂，但并没有过街老鼠的狼狈。一有风吹草动，他们手中的人民币马上能换成美元，签证马上到手，轻而易举地溜走--与其说是逃走，不如说被放走--因为背后有人牵连。
从先秦到秦汉，以至于隋唐，人们还保持着英雄时代特有的豪气，官场上并不像后来这样弥漫着腐败之气。
越到后来，世俗化渐浓，由烂熟到腐败，愈演愈烈。以至于朝廷及城市社会内部，几乎没有人能收拾局面，往往要靠仰慕汉文化但尚未汉化的北方蛮族入主中原，或者由山野里的农民来扫荡污泥浊水。满清王朝的演变就是典型，作为北方少数民族，从羡慕汉文化到收拾中原，并且建立历史上最有作为的一个朝代。但它也免不了日渐汉化，然后走向全面停滞、腐败的命运。
社会秩序失衡，犯罪率居高不下，防不胜防，官员们的腐败行为明目张胆，甚至作为有能耐、有势力的标志公开炫耀。对于寻常百姓来说，法律顶个逑！这是窝囊了点，可也是绝大多数人现实的明智。谁耗得起那旷日持久且输赢无定的官司？
我们经常看到名人们打官司，为一元钱讨说法，为人格侮辱讨赔偿，向贪官污吏要权利等等，大多不过是无聊的记者炒出来的神话，法制部门需要一些点缀，也正好迎合名流们的趣味，当然还有极个别幸运的傻瓜。
岳阳，一个能让人回味传统崇高人格的地方。80年代曾发生过市民们挽留一位市长的感人故事。但从那以后，这里出现的全国新闻多不是什么好事。我每次回家经过，成群窃贼在车上游荡。一次我制止身边一起扒窃，窃贼瞪我一眼：又不是你的！
有一次我把行李寄存在火车站内寄存室，居然被合同到期的老板卷走。报案吧，车站派出所值班人员不立案，但保证给我追回。后来派出所长插手，四个月间无数次电话，无由地往返几百公里，谢天谢地，追回对那老板完全没用的部分。所长还以此说明，对方并无意贪财，剩下的以后会给你。也想过走别的途径，终于觉得在那个匪气弥漫的地方，还是讨好警察管点用。
●基层民主建设可能是伟大的开端，但如果没有文化建设相配套，可能会反弹，甚至崩溃、动乱
在中国，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人缺乏没有统一的民族性，只有文化共同性，没有文化凝聚力。人们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以实用主义的尺度衡量一切。在这里，建筑在个性独立和自由交往之上的民主制度，理性秩序，只是人们心目的幻想。
个人的生存，唯有依托各种宗法网络、裙带关系所构成的山头、宗派、门阀、私党，以求站稳脚根，尽其所能扩大势力，直到有一天自立门户。投靠一个圈子，一个权威，逢迎巴结，贿赂讨好强势力量获得好处的效率，远比其它任何方式大。
官僚腐败让人期盼体制改革，建立制度公正。但制度是由人的文化确认并发挥作用的。当我们寄希望于政治、法律部门"依法治国"的时候，常常忘了官僚、警察、法官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要他们公正，又回到寄希望于某些个人的原始起点去了。
我们还寄希望于舆论监督，但作为"无冕之王"的传媒一旦构成霸权，也会成为藏污纳垢、欺世盗名的腐败之源。
建立民主制度的困难，不是放弃并反对现代民主理想的理由，更不是永久性集权制度恶性膨胀的依据。但这表明，社会变革的关键不是经济，不是政治法律体制，也不是宣传性、表演性的道德，而是深入整个民族内心深处的"文化革命"。
这个文化革命不同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处，是依托广泛的现代文化，而不是狭隘的意识形态文化。经济建设一丝也不能停顿，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也要继续。一个民族只有在讲道理的层面上，放下千年包袱，才有可能在现实中解决问题。
基层民主建设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开端，但要没有自上而下的现代文化建设，结果比当年人民公社化不会好多少。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政府逐步缩小对经济的支配，政治权威削弱，对经济的依赖性增强，无序化和腐败势力滋长。基层政权建设因此问题重重。人们寄予厚望的基层民主选举，作为自下而上的民主和法治建设的积极尝试，对于基层官僚与腐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形式上，它可能是中国现代民主建设的一个历史性开端。整个基础都在动，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用不上。
但是，单纯的选举形式本身并不等于现代意义的民主，希特勒是选举上台的，袁世凯也搞立宪，搞选举。中国没有现代民主制度的土壤，乡土社会尤其缺乏基本的政治参与意识，缺乏基本的法理思维，很容易落入传统宗法关系的胡同里。
村民选举存在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是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难以公正、合理地选出有充分代表性和有权威的人；二是从选举中产生的基层组织难以与上级权力协调，要么无法履行自治功能，要么对上级权力构成挑战。
这里隐含的文化心理问题并非不可克服，但并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自动消失。民主制度的生命不在于程序的外壳，而在人们生存方式及社会关系里的文化理念。关键不是民主知识普及，法律程序的建立，而是人们对理性文化、法理精神的认同。
现代制度的建设需要全面、深刻的文化建构和推广，树立自上而下的文化权威，形成契约原则、公平原则、人权意识，并与基层民主选举、参议、监督、弹劾等政治运作形成双向互补。否则就如同当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会有什么结果。
人们不应忘记，今天的体制是历史、现实、外来因素交替的选择。在清除千年传统留下的腐恶势力时，人们曾欢欣鼓舞。知识分子在被号召割尾巴、脱裤子的思想改造时，甚至被打成右派，长期遭受政治迫害时，也表现出十足的虔诚。
当人们今天用西方的抽象语言构造"现代化"蓝图，一厢情愿地想象现代法治社会的来临时，社会却在编织着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网络。城市生活中的黑社会、乡村里的地头蛇、边远地区的土匪、沿海地区的走私集团、无处不在的宗族势力、在夹缝中生长的神秘主义会道门，特别是官僚集团中的裙带关系网、公检法本身的腐败，正瓦解着整个社会秩序。
防止腐败、惩治贪官是中国历代王朝生死存亡的大事。朱元璋下令剥下贪官身上的皮，塞满草，做成臭皮囊，摆在官府门口，以警贪官，但贪官不绝；他大批提拔年轻的官员，并派到全国巡查各地官员，但最后发现这些人也被拉下水。
乾隆皇帝86岁还杀了几个大贪官，很为自己退位前能除去帝国的一大隐患而得意。却不料他派去审理此案的军机大臣和珅，长期得到他宠信的百官之长，恰恰是历史罕见的贪污之王，占有财产总值折合白银两亿多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五年财政收入。
鸦片之害，固然是西方殖民者打开中国国门的罪恶手段，然而中国社会内部腐败的蔓延更助纣为虐。闽粤一带许多村镇是公开的鸦片批发市场，那里几乎人人是腰缠万贯的鸦片贩子。他们外与洋人勾结，内与官府耳目暗通，手伸各地，形成全国城乡庞大的走私集团。上面一有动向，立即收摊。接受贿赂的官吏睁一眼闭一眼，有的直接保护或者参与走私。走私船只要交纳一定比例的鸦片就可畅通无阻，这些鸦片可直接变钱，或者作为查私的战果上报，可邀功、请赏、晋升。
国民党政权在抗战前也曾取得相当可观的建设成就，然而以官商合一的宋子文、孔祥熙两大家族为代表的腐败蔓延开来，在抗战期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刚刚赢得抗战胜利的国民党仅仅四年就分崩离析，首先是它自身腐败的必然结果。
自由主义者呼喊削弱政府权力，只单方面考虑制度民主，却未考虑理性文化基础缺乏、民族主义精神淡薄，从来就靠政治强权维持社会秩序。当地方离心力加剧，沿海走私猖獗，国有资源空虚，国家机体及其群众基础被无处不在的蛀虫蚀空，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日趋脆弱，法制却是一纸空文，一旦遭遇外来冲击或内部危机，会有比南美、东南亚更危险的境地。
一个体系的崩溃无疑是全民族的灾难，那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混乱。当年人们抛弃国民党比较容易，因为有了共产党。一位有过痛苦经历的老"右派"，平时不放过一切机会，用最尖酸刻薄的语言抨击现实。但一说到政权崩溃时，便到了底限，回过头来说，还得维护它--不堪想象一旦动乱，祖宗留下的已经不多的遗产会如何惨遭洗劫。
当然，如果有一天社会崩溃，那决不是自由主义者的杰作，而是腐败分子不可救药的结果。
●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形成健全的公司企业、民间社团、市民社会，由权力管制过渡到法理约束
西方社会有源于中世纪的行业协会，有相对独立的城市公社，有各种学术组织，有独立的宗教团体，还有各种协定、契约结合起来的同盟。现代企业的公司制也是由不同个体结合成的经济实体。因此，国家承载的社会组织功能比较简单。
按照福山的说法，中国社会之所以不稳定，社会信任度低，一个重要原因是家庭和国家两个极端的组织过于发达，而中间组织却极不发达，处于荒芜状态。的确，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主要是从家庭及其血缘关系衍生的，自上而下的大一统国家政权，也是某个家族势力膨胀的产物。皇权一般只能直达县一级，通过乡绅实现间接统治，因而留下较大的空间给乡土社会。
乡土社会以家庭、家族、邻里关系为主体。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社会化程度很低，横向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没有行业间行会组织，没有市民社会；文化依附于政治，没有多样化的学术文化团体；没有发达的宗教，教会组织也不发达。
通常，社会几乎是静止的，不存在发展问题。人们向往的是风调雨顺，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官不扰民，民不争斗，大家相安无事。当土地与人口矛盾加剧，上层政治权力争夺，遭受外敌入侵或大的自然灾害时，便会发生一定程度的社会振荡。
在基层自给自足的生活和国家政治集权这两极之间，社会团体通常几乎没有存在的基础。除非依附于强大的政治权力，形成干预民间生活准政治组织。或者以准家族方式运行，形成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的帮会、黑社会、江湖社会。
近代以后，社会关系大大复杂化了，通讯、交通的手段也日益发达。传统官方组织应接不暇，民间社会发达起来。但由于没有普遍的现代法理文化的传统，这些关系深深打上家庭的、宗法的、人情的烙印，拉帮结派，人身依附，神秘主义。
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一度有效地解决了--党领导的自上而下的准军事化的行政组织，农村通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城市通过单位、街区、居民委员会，一直贯彻到基层每个家庭，整个社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家庭。传统家族受到抑制，不再是生产单位，"公共食堂"甚至还成为消费单位。文革期间，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泛政治化，甚至父子脱离，夫妻反目。
这一变革全面打乱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关系，依据外来的教条主义与土生土长的个人崇拜相结合而成的意识形态，建立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共产主义理想。但在实际操作中，套用并无限扩张了传统中央集权制、家长制。
改革开放后，家庭与个人的积极作用重新启动，国家的政治统一则维持稳定。原来国家掌握的公共资源以有形无形的方式逐步过渡到私人手里。于是，公有的企事业大多趋于瓦解衰落，私营企事业发达起来，并且多是进行不规则操作。
增长最快的三资企业，占有外部市场的优势，但容易为外来因素所左右。然后才是地方政府扶持的中小乡镇企业、宗法关系维持的私营企业，在市场机遇的夹缝中成长，缺乏长期、宏观、理性的经营战略，即使暴发，也难以进一步盘大。
宏观经济战略仍然由政府经济部门主导，并且通过直接的行政力量干预经济组织和市场运行，造成政企不分，真正的政府功能无法实现，并导致严重的社会腐败。真正有生命力的企业无法成长，健康的市场经济至今只是泡影。
问题在于，中国人还很难自立于政府、家庭之外，平等、自由、合法地展开人际交往，形成契约型的公司企业、利益集团、市民社会。企业内部根本没有现代文化基础，不具备现代企业的内在素养，因此不可能发展为现代大型企业。
在世纪之交，西方企业合并风潮几近于疯狂。电视新闻里，轮番传出各个行业的最大合并案消息。大公司为了共同的商业利益而进行技术合作，为了避免恶性竞争而分配市场，签一纸合同就行了。政府为了防止垄断，不能不出台反垄断法。微软公司通过种种手段打败对手，视窗垄断了电脑操作系统95％以上的市场，受到美国政府指控，面临被肢解为数家公司的危险。
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由于人与人之间没有现代契约理性，社会合作难以形成稳定的信任关系，无论是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公社"，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公司"，大都只能在昙花一现的繁荣之后四分五裂，没有长远发展的前景。政府从生产的社会化需要出发，借助行政力量来搞集体化、合作化、集约化、兼并重组，但因无法形成文化上的凝聚而失败。
今天，公民的自由结社仍是一个没有严肃考虑的问题，在现实中更没有选择空间。因为上上下下人们仍然没有走出两极对立的思维。其实，中国缺乏的是国家和家庭两极之间，建立公开、合法的社会团体，形成健康、理性的市民社会。
黑社会问题、"法轮功"问题，也是现代市民社会的畸形产物。当自上而下的行政单位、企业组织解体，在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出现政治、法律，尤其是文化心理上的真空，便很容易出现宗法的、迷信的黑社会组织。
有的单位只好又回到旧思维中去，启动所谓"全民××运动"来折腾老百姓，实与现代文化建设背道而驰。通过单一的政治力量，包括采用政治运动、行政命令、高压政策等方式予以抑制，显然没有走出传统的两极思维，没有摆脱对毛泽东时代政治资源的消极依赖，不仅不能从根本上促进现代理性文化的成长，而且会进一步削弱政治的潜在资源。
试想，民间团体如果普遍能够合法生存，能够成为人们各种社会交往的中介，并且真正纳入法治化的管理，接受法律和舆论的监督，在理性对话中生存，像气功之类的社团就不会形成恶性蔓延的邪教势力。相反，越是严加防范，越是压抑了合理组织的成长，在夹缝中、在不见阳光的暗箱里生长出来的东西，就可能越是畸形的，有毒的，破坏性的。
第十三章 意识形态--文化内涵僵化
2004年06月18日23:31 作者：姚国华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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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经院哲学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先导，政治意识形态则是非西方民族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文化阶梯
广义的意识形态，是支配人们生存方式的文化体系，是人们言行中自觉遵守的价值准则和思维方式，体现在神话、宗教、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等文化形态里。
通常说的意识形态是狭义的，即人们常说的主旋律，包括"政治课"、"思想教育"、"政治宣传"里包含的内容。它从国家政治利益出发，体现为政党、政府、军队等部门的行为原则，并主导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传统宗教信仰时代或者伦理教化时代，通常是政治权力与传统教化一致的社会。而在现代民族国家里，不同阶层，不同政党集团，为都是各自理想展开争论，为各自的利益进行斗争，乃至诉诸暴力，以分配政治权力，形成社会结构。
意识形态是政治集团特有的文化体系，它既是一种特定的文化信仰，又是政治权力操作的行动纲领。在理论上，信仰、理想是根本目的，政治、权力是最高手段；而现实中，政治成为信仰的化身，因而也成了目的本身，人们自觉为政治目标奋斗。
因此，它具有多种特性：一是政治性，二是功利性，三是斗争性，四是排它性，五是封闭性，六是教条性。
意识形态创作了这个世纪令人激动的历史画卷。它赋予人们某种政治信仰、社会理想、公共道德，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热情、自信心、想象力、相互友爱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它能构成极大的文化推动力，开拓一个民族全新的发展空间。
意识形态是传统瓦解后，社会重建的特殊文化产物，因此具有准宗教性质、救世性质。它在长期的主导地位上如果逐步僵化为教条，失去生命力，工具化，经院化，成为保守、萎缩、腐败势力的庇护手段，也会成为社会动乱和解体的根源。
西方社会有一千年绝对一元化的基督教，它赋予人们信仰的熏陶，还有更悠久的希腊文化传统给予人们理性的教化。中世纪教会一方面普及信仰，一方面充当着血腥、专横、武断的统治者。直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才有信仰文化向现代理性的转换，塑造了每个人的公民文化素养。现代西方已经非意识形态化了，就是说，没有突现出来的政治意识形态。
西方政治法律体系里，民主制度是公民文化的自然体现，其中有确定的文化价值取向和理论思维模式。稳固而无形的意识形态，存在于政治结构的背后--人们相信普遍的、一贯的、超越时空及个人意志的公理存在。公理能够为人的语言、逻辑及数理方法明确表述和掌握。社会舆论，无论是政府观点还是民间意见，都体现着各自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利益立场。
对于非西方民族来说，现代文明不是从自己文化里直接萌生的，而是来自外部强势文明的冲击及其物质实力的覆盖。当传统社会内外交困、国破家亡时，人们普遍产生求变的期盼，少数精英分子才将西方观念引进来，根据自己国情、历史作出选择，建立和普及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具有排他性的文化观念体系，形成新文化运动，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履行。
西方前现代就已经准备好了超越信仰和理性权威，而传统中国人没有客观、普遍的公理，要么奉普天之下的皇权至上，要么干脆老子天下第一。历史上，每个专制王朝最终都要腐败，面临改朝换代，而且伴随一场疯狂的大屠杀、大焚烧、大抢劫。直到清朝统治者也不具备理性视野，更无远大信仰，只以一己、一朝之当下权力，甚至脸面为中心，终于断送了天下。
中国两千多年以法家为代表的政治思维，是以政权为中心的功利主义。统治者虽以儒学作为国家哲学，但它主要是一种以个人切身的直观情感把握的伦理原则，是在家庭、家族、邻里、关系网、国家等血缘－亲缘－地缘圈子里才有效的有限性规则。这些经世致用的实用智慧、以功利为目的的实用理性，区别于以客观尺度为标准的西方理性精神。
早期革命者跳不出传统政治思维，他们的革命豪情和社会理想落实在政治集团的功利主义动机上。新文化停留在外表上，是一种激情式的意识形态口号。这种不求甚解的朴素信念，让人相信革命能够带来历史新纪元，从而激发巨大的社会力量。
可是，传统不仅表现为生活方式、权力体系和利益集团，而且扎根在人们的文化观念以及集体无意识里。在革命后的平静岁月里，社会生活的外部结构改变了，但人们内心却固守彻头彻尾的传统腐败观念。新事物渐渐失去生命力，基本生活方式换汤而不换药，滋生新的利益争夺，形成社会结构的失衡和畸变。推翻旧体制的成功之日，正是革命党自我瓦解之始。
社会的全面重建，不可能直接依靠旧体系内部习惯势力。没有现代文化的引导，大众根本不知道现代文明是什么，平民生活走不出世俗功利主义，传统情理道德直接生不出现代公德意识；所谓"资产阶级"只是接受外来经济生产方式，他们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与传统暴发户无异，市场只有传统功利主义的驱动，没有现代法理思想的约束，因此也不是真正的现代生产。
西方人已经建构并认同于理性文化，因此不需要突出的意识形态。但中国还需要深刻的文化反思，引进西方文化，并进行全面改造，树立现代理性的权威。需要革命热情、集体协作、乌托邦憧憬，调动广大的社会力量投入社会变革。必须要有信仰、有组织、有权威的政党，领导全社会在冲突、融合、创生中，进行不懈的意识形态建设和现代文化教育，实现全面的超越。
没有革命理论、革命文化、革命精神，就不会有成功的革命运动。没有文化先导和人才准备的任何体制变革也是危险的。
旧体制枯萎而被舍弃，新体制只是想当然地移植过来，没有公共文化的滋润来维系它的生命。谁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自行其是，这就非乱不可。仅仅从利益集团的争斗上看待革命，单纯以利益的重新分配来解释今天的改革，都是狭隘、肤浅的。
●毛泽东时代政治信仰与现代理性的矛盾：意识形态是文化建设的核心，但教条主义却造成思想僵化
中国陷入文明危机，人们想更新自己的文化结构，开始学习西方文化。但西方文化枝繁叶茂，从细枝末节上依样画葫芦，有损民族自尊心，远水也不解近渴。于是人们力图总结出一个主义、共同规律、普遍模式，来建立意识形态体系。
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方思潮一波波涌入，如达尔文主义，德赛两先生，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早期知识分子试图从文化启蒙着手，建立新的文化信仰与理性精神。要形成社会变革的权威，还需要介入现存的政权体系，或者要加入政治革命。
没有政党和政权，再好的文化理论也是空的。因此，革命要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先导，求得民族独立和政治解放。
建构意识形态，存在一个矛盾，可能出现信仰对理性的抑制，像西方宗教教化那样。胡适从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立场出发，挑起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主张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反对将特定的文化价值观体系作为意识形态信仰。
左翼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信仰，以阶级斗争的社会理论、劳工阶级整体利益以及共产主义理想，凝聚成为一个大党。孙中山也以三民主义的理论、信仰与政治战略利益为核心，重组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为蒋介石战胜军阀、建立政权奠定了基石。但全党也就变成政治利益集团，成了政治功利主义的工具，因而必然腐败，最后被共产党取代。
青年毛泽东立志从哲学入手，从大本大源的真理出发，把握世界的根本，由此确立人生与社会的远大目标--这种先验论思维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倾向。他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受民粹主义、共产主义的影响，具有激进的反传统倾向。
毛泽东把共产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现实体验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中国革命理论。他在30年代便反对王明为代表的先验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延安时期，以此武装了全党，并掌握了整个国家的命运。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体现在他常用的两个对立统一的基本哲学范畴里：主观能动性，实事求是。
政权体系是否健康，关键在于它的文化灵魂是否有生命。共产党长期保持进取、廉洁，因为它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这特殊材料就是其精神信仰。党是以意识形态文化武装的政治组织，一所"准大学"，文化生命扎根在人们内心信念里。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破天荒的全民信仰时代，所有人被纳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里生活，以"革命"为最高价值原则，发起、推动和支配这个国家的每个重大事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各方面进行了空前的历史变革。
这无疑是对五千年文明的彻底反叛，而且影响了20世纪世界的历史进程，给后人留下的正反两方面的厚重遗产：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全面组织化，建立了高度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建立了计划经济的工业化体系。
那个时代造成了许多人今天依然怀念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精神，集体意识、民族意识，社会发展观念，自然科学观念以及一批经典文艺作品。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是仰仗那个时代的文化积淀。直到世俗化的今天，教科书仍在使用。
偶尔要拿几部象征性的经典，还要从那个时代的作品中去寻找，包括不过时的民间文艺，过时的革命文艺，甚至样板戏。
但是，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容易变成封闭的、一元化的教条，信仰趋于政治功利主义，抑制理性精神的成长，意识形态变成个人迷信，陷入偏执、狂热、狭隘、极左情绪。在列宁时代，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大量实用主义的修改。在斯大林时代，意识形态成了政治实践所需要的简单化、模式化、系统化的教科书。
在中国，一方面，毛泽东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下展开综合和创造，形成老百姓能掌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性内容再次被过滤，经典著作也只剩下只言片语，并以当下政治需要作望文生义的解释，普遍的信仰权威和特殊的政治立场相结合构成文化封闭圈，深刻而广泛的历史文化内涵被排斥、批判、抑制、窒息。
囿于封闭圈里的激进变革，非理性的破坏越来越大，理性的建设越来越少。党与知识分子由平行的对话关系变成主仆关系，知识分子由同盟者变成了工具，意识形态文化的生命源泉隔断了，精神信仰失落，致使组织内部的腐败滋生。
一个政权在建立和维护自身权威的过程中，会形成复杂的内外矛盾、利益冲突，旧式宗法关系网在政权体系中滋长、侵蚀，掏空它的资源，消耗它的能量，使它的建设性努力化为泡影。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的千年帝国梦，都断送在利益争夺造成的腐败里。这就是著名的"黄炎培问题"。一旦成为利益关系网的温床，再强大的现实政治组织和权力体系也会腐败。
晚年毛泽东似乎想通过触及灵魂深处的"文化大革命"来扼制这种堕落，他的"主观能动性"被浪漫化地放大，并深深地打上他偏执的个性印记，更加强化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建立"大公无私"的大同社会。"实事求是"则因为长期的文化封闭和对立造成的视野局限而萎缩。为极左势力所操纵的意识形态，由一般原则延伸到无所不包的领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极左思潮既有先验主义、教条主义的成分，表现在用经典语录代替人的理性思维，因而背离现代潮流；同时也有经验主义的成分，表现在以中国农民的经验改造马克思主义理想，致使传统专制主义的糟粕沉渣泛起。建立在诗人的浪漫主义和政治的冷酷权力结合的乌托邦运动，缺乏现代理性文化，个人迷信，权力斗争，整个国家在阵阵歇斯底里的躁动之后疲塌下来。
"文革"造成整个国家的十年浩劫，虽然无论是时间还是程度，都不及西方历史上的宗教裁判所的迷信、迫害、野蛮。但因为发生在现代潮流中而更刺眼，被当作一场毛骨悚然的恶梦，一幕滑稽可笑的荒诞剧。
左倾思潮企图恢复旧的意识形态，框住变革后的时代，这遭到普遍的嘲讽。但这不合时宜中也有形式上的合理性，如果社会生活不能展开文化的重建，在物质利益原则至上的市场经济里，权力滑向利益集团，日益腐败的趋势将是不可能扼止的。
●邓小平时代改革起点与发展趋势的相背：统一思想原则丧失活力，消费生活潜移默化瓦解意识形态
邓小平曾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倾向的典型代表者。他以务实开明的路线，把国家拉回到现实主义的理智中，把人从乌托邦理想回归到朴素的经验主义常识里，利用物质利益的合理驱动，带动全社会的变革，并与全球化进程接轨。
极左的教条是对马克思主义不求甚解而迷信的产物。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讨论"清理出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根，舍去与极左倾向相联系的教条主义，以"解放思想"嫁接新枝，使整个民族释放出巨大潜能，结出丰硕成果。
邓小平强调学马列"要管用"，扫除极左时代的残留影响。然而，人们只是以实用主义为普遍原则，抛弃旧结论，却取消独立的思想，随便捡起另外一些皮毛。而且旧的思路还习惯性、本能性地统治着人的思维，使社会进步大打折扣。
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形式上维持着旧的格局，但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日趋务实、开放、宽容、多元化。高明的政治家以明智务实的态度，将它的内容和影响缩小到极限。高调的旧理论越来越抽象、模糊，逐步退出舞台，代之以爱国主义一类的基本口号。一些假、大、空、套的词汇和习惯思维尽管还充斥传媒，但人们并不当真，只是心照不宣地漠视、厌倦、嘲讽它。
当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滋长，灵魂窒息而死，正气不敌邪气，腐败丛生，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防不胜防。意识形态的惨淡格局和畸形发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长期对学术与思想的抑制，造成文化的苍白和封闭。
权威者远离现代理性精神，丧失了与社会思潮对话的内涵和自信，只有以正统自居，凭借政治高压来抵制新思想，造成自由化与反自由化恶性对峙和周期性学潮。这掏空了旧体系的基础，又扼制了新思想的形成，导致新旧难以过渡的危机。
改革开放依托过去的文化根据和政治基础，旧体系的生命力受到挑战，腐败的病毒蔓延。没有新文化代替或激活僵化的意识形态，社会发展就失去文化依托，失去长远目标，失去内在灵魂，失去生命力和创造力，急功近利、盲目崇洋都泛滥开来。
改革开放建立在五四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几十年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教育以及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尽管这个基础的许多因素成为进步的阻碍以及改革的对象，但要是没有这个基础及内在矛盾所形成的动力，今天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说的"改革"，是针对所继承的遗产；而"解放思想"，也是利用打开思想禁锢时压抑的势能进行创造。
物欲只有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及价值观中，才能提升为创造力，如清教徒们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而本能的谋生，贪婪的争夺，通常只带来破坏与混乱，像中国传统社会后期西门庆式的暴发户，只带来社会周期性的毁灭。
经济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它与政治、文化具有整体的联系。社会的每个进步都是某种由内在文化推动的。
按照弗洛依德的理论，任何文化都是某种禁欲主义。以既定的文化结构、社会秩序为铺垫，开放被压抑、被绷紧的物欲，当然能够产生像水库放水发电一样的作功效应。但如果开放过度，没有新的能量积蕴，张力与势能越来越弱，被外部有形、无形的渠道拖着走，只会停留在低水平上，外力推动会随着内外差异性的消失而消失。对此，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视而不见。
经济建设无法绕过社会的整体变革，造成日益恶化的局面。以权力打击权力腐败，只是自己扯自己的头发；休克式的民主改革很难有效组织新生力量，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可能陷入内乱；而群众运动可能造成不可收拾的暴民运动。
剩下的就只以现代理性文化建设为先导的渐进变革，也就是以人自身的变革为核心，由内而外的全面变革。
因此，无论是内部解放还是外部开放，都不是积极的、永久性的动力，要是不能以此启动内在的文化价值体系、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建设，不能首先提高人的素养，并组织他们去开拓和创造，那么最后结果可能是解体、无序和动乱。
中国在20世纪末的经济成长在达到顶峰之后，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自身。根本问题并不是经济，而是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建设的问题，其中新文化的建设最是迫切。
多年来，正统意识形态在西方思想中国化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信仰主义和实践方法上，而很少在理性思维上。今天，那些所谓基本理论大多被遗忘，所谓的"学术成果"除了历史资料价值外，几乎是一堆废纸。
就哲学教科书来说，许多基本范畴都被歪曲了，望文生义，不求甚解，以讹传讹。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社会发展模式、生产力、实践、人的本质、个人主义、宗教等等，多与马克思的思想相差甚远，只不过是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大众普及读物。这与苏联和中国的具体需要相关联--要快速跨越西方几百年工业化道路，只有囫囵吞枣。
改变人们长期习以为常的观念，会让教条化的头脑特别疼痛，于是，大家宁愿从细枝末节的改革做起，造成既成事实，越改越深，且大势所趋，不改不行，最后教条只有靠边站。这似乎很明智，其实顺势、模仿、照搬越多，盲目性越大。
当外部力量作为既成事实膨胀时，会使改革者身不由己，彻底丧失能动性、创造性，社会失去良性发展的主动权。
●左与右、激进与保守、集权与抗争、自由化与反自由化此消彼长的死结，是文明共性还是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维有个重大误区：纠缠在开放与保守、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等两极对立中。一方是消极的固守，一方是盲目的开放；执一端反对、排斥、抛弃另一端，而没有两端之间理性的对话。
思想界也卡在两元对立的思维里，在自由化与反自由化、激进与保守的怪圈里拉锯，意识形态教条与外来泡沫学术对立。双方都缺乏真正的建设与创造，因为这根本不是思想文化问题，而是政治权力斗争的体现和反映。
封闭的意识形态教育留下了一左一右两个严重的恶果。如果你想做点真正的文化建设，思想正统的人马上会警告你，并机警地注视着你；同时又有人似乎心照不宣地认定你在为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准备；某些在人文学科里只有半瓶醋的人，或是具有过分政治情结的人，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就要抹上神秘的政治色彩，好像不这样就无法表明他有主见。
思想站在政权的对立者、批判者的立场上，连平常的问题上也要表达一种政治对抗情绪，好像不谈政治就没有学问，这种状态与过去日常生活也要与政治口号保持一致似乎反过来了，但两者在思维方式上是一致的，政治与学术纠缠过于密切。
见马屁就"打"与见马屁就"拍"，态度完全相反，但内心还是间接地借政治本位来实现自我的心理满足。
北大自建校以来，与中国的政治本位就难舍难分。尽管新文化运动倡导研究高深学问，蔡元培反对以升官发财为上大学的目的，陈独秀发誓30年不谈政治，可维持了短短两三年，就被五四救亡运动打断了。此后，除了文革期间，北大的主要倾向就是与当局对着干。明明与政治不沾边的文学讲座，最后学生提问也要窜到政治上去，而且带着火药味。
知识分子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需要有拒绝政治的气节和勇气，要能讲真话，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然而简单的对立不能促成良性的解决，政治存在的问题不在权力人物个人意志，腐败有深层的体制及其文化原因。
学术与政治关系一直存在根深蒂固的历史成见：百家争鸣的学术大综合，只有在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混乱的夹缝和间歇里才能产生。学术繁荣兴旺需要政治混乱给予的自由和激发；政治统一却要求学术一元化，为某种社会秩序的稳定服务。
这个死结并非普遍规律，而是中国传统背景下的特殊局限：
一是传统的政治本位思维，人的所有抱负总是成为政治抱负，一切问题都被有意无意地归到政治上去。
二是人们在政治上所经历的波折太多，压抑太大，忧虑过多，过于敏感，越是紧张越是把问题都往政治上扯。
三是这种思维导致敏感对立性的压制，造成一批反对派的存在，形成越来越难以解开的死循环。
归根结底，这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发展空间的有限性相关，历史进程只有以彼此消长的循环模式展开。
"左"与"右"两个概念本是18世纪法国革命的产物。左代表激进、冒进、急于求成，右代表保守、妥协、安于现状。各偏执一端，就是机会主义。它们广泛用于政治革命时代，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左代表激进的革命主张，而右代表对旧制度的妥协。左可能造成脱离现实而失败，但它代表了革命的方向；右可能丧失立场，甚至与敌人同流合污。
革命的胜利归于左的胜利。革命胜利后，左膨胀起来，乌托邦式的冒进带来内乱，最后走向全面崩溃。改革时代的价值取向正好相反，它要使革命时代建立的体制向现实回归。沿用革命时代的术语，左变成了保守、顽固，而右却成了改革、激进。
旧体制的压抑，会滋长反体制、反权威的激进思潮。在中国集权主义、专制主义传统中，集权制度没有权力约束，存在激进思潮的土壤。暴民运动与集权制度形成一种难以解开的恶性循环，两个冤家恰恰成了对方的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顶峰上的权力依赖一个只对自己负责的官吏系统。由于缺乏普遍的社会理性的控制，必然造成利益集团的腐败，邪气压倒正气，他们拒绝触及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仁人志士的社会抱负无法实现，才华不能施展，底层公众更在绝望中挣扎。
危机一到，大批投机者一哄而起，浑水摸鱼，火中取栗，唯恐天下不乱，这样，社会动乱就在所难免。
20年来政坛上的落马者大多是右派，左派常常安然无恙，甚至还能升官。按汤因比的分析，这个道理很简单：革命时代的创造者成为统治者之后，失去创造能力，成为改革时代的既得利益者，由进步趋于保守。旧体制内培养的人，长期为权力意志提供包装和宣传，维护旧体制的稳定。他们阻碍改革，但在既得利益集团看来，并不直接危及体制本身的存亡，因此一般不会受到太多追究。而右派要冲破旧体制，要重新分配利益，要争夺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权利，就会带来体系的失衡，触犯了既得利益者，就会遭到打击，成为牺牲品--尽管他们的使命又会有新的人来完成。显然，这里左派和右派与激进和保守之本意已经颠倒了。
但是，这恰恰揭示了改革开放的严重问题：改革不是靠全社会文化的自觉意识来展开，不是大家理性地走向市场经济和现代法制，而是靠物质利益驱动，一部分人不断地冲破旧的体制，最后旧秩序瓦解，大家被迫抛到市场之中。这种改革缺乏理性的建设，造成社会的思想贫乏、立场偏执、隔阂加深、道德失落，外在对立、创造力萎缩，形成社会振荡的危险。
只有独立自由的文化氛围才能为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提供思想和智慧。必须超越外在的两极对立和权利的你争我夺，代之以内在的辩证思考和理性的平等对话。摆脱作为政治权力斗争影子的意识形态争论，回到思想本身，平心静气地进行反思，保持积极的、主动的、进取的、创造的思维和行动，避免不负责的冒进、浑水摸鱼、逆反心理、唯恐天下不乱。
回头看一些吵得很凶的问题，其实大多只是一时需要制造出来的假问题。某些所谓基本原则，不过是人的基本良知。
●文化建设是社会稳定的保障：不讨论，做的不说，说的不做，做与说两张皮，从长远来看是危险的
制约文化教育发展的因素，除了急功近利外，社会稳定的担忧最为突出。整个社会生活日趋功利化、物欲化，民族精神日渐瓦解，组织凝聚力松驰，一旦危机暴发，占有者纷纷退缩、逃亡，无产者怒不可遏，社会秩序的崩溃就是致命性的。
改革开放只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展开，文化领域却处在缺席、受动、附庸的状态，这使改革丧失灵魂，为个体或小集团的利益所支配。国有经济与官僚权力结成隐形联盟，将资源转移到自己手中。而这暴发阶层无论是经营能力、政治责任感，还是文化科学道德素养，都无法对内承担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对外抗衡国际跨国资本的侵入。他们所获得的利益本身没有合法性，没有人（包括他们自己）相信他们暴发的路子是正当的。他们不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自信，公众更不会承认他们的权威。
群众情绪冲动起来就难于对话，没有理性，不讲道理。聚集起来的人更容易煽动，憋一口气，一切道理都撇在一边。
中国人从小在感性的氛围中长大，仅有的理性也只是孤立的道德规范，没有彼岸的、普遍的、客观的、超越的信仰支持，其实质是背后的感情与利益。这样看来，要保持社会的稳定，舆论控制似乎是需要的，也是有效的。
于是，要维持社会稳定，只有靠非理性的政治权威：权威就是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不能乱说乱动；你有能耐，只有人家用你才行，让你做什么才是什么，没有意义也可大吹一通；没让做你做了，是好事也要干预你，就不让你做下去。
然而，越是危机，越不敢放开文化批评，越会纵容腐败，形成更深的积怨，越容易触发不可预料的恶性经济与社会危机......。发生在东南亚的经济、社会危机，让人与中国80年代发生的周期性学潮联系起来。现实的矛盾已经如此尖锐化，连一个法轮功都能闹起如此风波，这就不得不设想万一暴发社会危机怎么办？显然再采取高压手段，风险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几千年来强调以导疏的方法处理现实矛盾。讲道理，天下有道，再乱也乱不到哪里去。如果讲道理的渠道堵死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没有发泄的地方，造成民怨沸腾，不乱则已，一旦乱起来，就会天翻地覆。文化是一片讲理的阵地，理性的天地，哪怕是唇枪舌战，毕竟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任何矛盾的解决要尽可能以理服人，万不得已时施以重压来稳定局势，事后也要通过长期的调理，排解所压抑的巨大的能量，防止怨恨集结，形成新的症结，成为下次危机的新火山口。
对思想文化进行粗暴的意识形态管制，是造成恶性循环的罪魁祸首。一是失去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信任与合作，二是形成大批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耻的文痞，三是弱化以至泯灭社会的良知，生活日益腐败，降低全社会的理性文化水平。
80年代的学潮，实际上是对陈腐的意识形态体制的报复。内容陈旧、形式古板的政治课，警察式的管理制度，摧残了健康的思想文化，造成学生心理逆反、牢骚积怨；丧失独立人格和尊严，沦为抽象概念的附庸；正义和良知沦落，创造活力减弱。
不讨论，不思考，故意遗忘，做的不说，说的不做，做与说成为两张皮，往往被人们当作明智、精明、务实的选择。然而就是这样，我们才缺乏反省，没有思想，失去真诚，失去灵魂，只有实用主义。虽然人们在一时的行动上挣脱了束缚，得到了追求功利的自由，可是内心世界却是枯竭、僵化的，没有生机和创造力，从长远来看必然滑向腐败、堕落和崩溃。
社会只维持简单的稳定，就等于慢性自杀，一旦有外部思潮从天而降，乘虚而入，旧思想体系便会分崩离析。
人文学科是人的自我意识，社会科学是人对社会的理性认识。深刻的社会变革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理性地展开的，要以思想的变革为先导。一个民族有共同的信念与理性，人们能冷静和坦然地面对公开的、合法的、负责的政治批评和舆论监督，歧见、冲突、危机才有商量的余地，恶势力才能得到扼制，施虐、积怨与报复的恶性循环才能避免。
现代社会是多元的，选择自由度极大，统一的权威、规则和舆论体系不再存在。这一方面需要社会教育给予成员以理性文化教养，提高公民的自觉意识和自律意识；另一方面需要一批知识分子主持的传媒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批判、评价、监督。
法制监督过于正式而不能常用，是一种硬性的制度行为；舆论监督过于随意而不具法律效应，容易被操纵而失去公正性独立性。两者都是外在的监督，在没有公民意识和理性原则的背景下并没有力量。文化渗透、文化批评和文化监督则可能深入体制内部，进行深刻地剖析，批评，有利于体制本身全面的、建设性的改造。它主要由大学等独立的文化机构实施。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文化建设的基本方法。自我批评保持个人的自觉意识，批评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文化约束。这个文化模式在相当长时期里成功地维系了封闭的意识形态，但自我批评也窒息了人的自由思想，批评则由文化手段变成了政治上整人的工具，权力斗争，宗派斗争，迫害异己，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内耗、分裂加剧。
今天，文化批评和对话的气氛更加稀薄。学术争论超越不了各自狭隘的政治立场、个人经历、感情色彩，甚至为哗众取宠的目的所左右。对话与争论本来是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式，但中国改革进程中总是导致对立、冲突。于是只得采取回避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改革实践很难说丰富了人们未来生活的智慧，却给了混水摸鱼的腐败分子可乘之机。
文人下海，知识分子队伍瓦解，文化建设停滞，这使文化批评和文化监督的力量更加微弱，社会如同1957年知识分子缺席后那样丧失了理智。80年代新诗人如雨后春笋般涌出，90年代几乎没有人写诗了。诗人是民族精神的体温表。当杂文家都觉得已经无话可说，说了也白说的时候，就该提防与1958年大跃进、1966年文革，以及"法轮功"相同或相似的不理智了。
●普鲁士与沙俄两种模式：文化渗透、批评、监督是社会的解毒剂，隔阂、对峙与压制最终导致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