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动态结构里，在差异与同一，多样与统一，个性与共性，民族性与世界性，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保守与激进，封闭与外向，孤独与交往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张力，才能产生活力。走向任何一极都是死胡同。
任何生命都是特定时间、空间下的独特个体，不同物种、不同个体之间，并不存在绝对不变的强者与弱者界限，不存在永恒的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达尔文主义只看到物种进化中强者淘汰弱者的一面，其实同样重要的是每一个体都在自己的生存空间里，保持充分的活力与潜力，主动谋求与环境共处，与同类交流、竞争。任何外界力量都无法代替它本身的生存与进化节奏。
人类文明的生存发展也是一样。差异造成多样性，形成比较和挑战，激发各自的创造力；而当创造过程稳定、成熟之后，差异消失，就会出现封闭、内耗、僵化、腐败。有差异的个体间相互融合也会产生创造力；但单向的融合形成的统一，又会消解各自的差序结构及其自决能力，文化创造力物化为现实的文明成果，并消耗殆尽，最终走向衰竭。
生物多样性原理告诉我们，地球上如果只剩下少数几种哪怕是高等生物，会因为失去相互依赖而全部灭绝。同样道理，每种有生命的文化都有其民族个性，任何对民族文化的抑制、破坏和抛弃，都是对世界文明的犯罪。不承认每个文明的平等地位，保持其独特内容，形成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的国际规范，人类文化将越来越单一、僵化，面临与物种绝灭、生态失衡相似的危机。
民族间的文化融合有两种方式：一是集权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靠强力统一。二是通过文化的融合、杂交、综合而缩小差别，如当今欧洲一体化，现代美国文化大综合，以及中国汉民族的大融合，都是消除差别的文化融合。前者无疑是一种可怕的侵略与征服，后者对于一个伟大民族的形成是必要的，但如果作为全人类最后归宿，那也是可怕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这片地域上众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包括从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外来文化。但在多元文化杂交之后，众多民族的独特个性和差异也随着族群间的界限而消失。因此，中原地区汉人没有少数民族的文化挑战，缺乏内在的文化原创力，常常是安于物质享乐，连文学艺术歌舞音乐也没有大气豪放之作。自我发展的挑战和动力越来越弱，市井生活死水一潭，官场日趋腐败糜烂。每次变革，特别是改朝换代，几乎都要借助纯朴、强悍的北方蛮族或者山野农民来收拾残局。
如果不是周围少数民族不断融入新的文化，补充新鲜血液、新的生机，这个烂熟的文明可能早就患败血症死亡了。
西方科学技术和商业利益作为现代文明的中心，向周边单向辐射，使整个世界被卷入单一的进程，使人们自觉不自觉、自愿不自愿地被拖着走，造成许多人群、民族的传统文化基因的灭绝。这样的世界一体化，使人类失去多元文化共存，从而失去创造力，走向全面堕落。为了给现代社会的多样性选择留下依据和参照系，也为社会进步以后的再选择多留些后路，各民族需要相互独立、相互尊重、多元共处、自由交往，构成一个良性的世界，形成不同民族和人群的文化基因库。
美国文化存在一个它本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传统中国一样，作为世界的中心，其发展动力主要依靠各民族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然而，本土化的美国文化却走向傲慢、自以为是、自我中心、不知天高地厚，人们的创造力、进取心日益退化。在它保持世界中心地位的时候，还能够不断吸收世界各民族的精英力量，并向全球市场辐射消费文化以获得高额回报，并一再巩固其中心地位。然而，少数人已经如哑巴吃黄莲一样意识到，美国文化正在面临整个西方文明的极限：随着必不可少的移民的到来，西方人的文化、语言、肤色，渐渐被非西方因素包围、中和、淹没。【见李慎之先生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剖析】
现代美国实用主义与传统中国实用主义有相似的历史成因，都是对外来文化长期融合的产物。但两者的现实意义却不相同。一个建立在西欧宗教信仰和现代实证理性之上，可以建构稳定而有序的现代社会；一个是中国农业社会宗法关系网里的经世致用的理智，没有普遍的信仰和理性作为前提，只能在既定秩序里带来利益，没有整体结构的支撑，也没有创造活力。
汉民族的兴衰史对于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全球一体化进程是一个警示。美国人已经走到了西方文明的顶峰，如果它一意要裹挟全球跟它走，以无限强大的霸权，压倒一切独立、自主的文明，迫其就范，就可能带来全人类文明的终结。
文明内部没有差异，就不会有动力，只能依赖外部树敌来激发动力。外敌的力量越微弱，外部文化资源相对于它的需要来说就越有限。亨廷顿就是要美国人去找一个强大的文明敌人，以满足自己作为世界主人的英雄主义心理。
可是，地球自然资源越来越有限。一个美国人所享用的自然资源相当于20个非洲人共享的资源。还有一种统计，占全球人口二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消费了世界三分之一的能源，这意味着美国人的人均消费是其它国家平均水平的10倍。
目前的资源消费水平已经使生态不堪重负，地球也只能养活八亿多美国人。要让中国人过上美国人那样的生活，除非其他国家的人都死去，中国也死去三分之一的人才行。说到底，现代文明必须建立在文化自主基础上，中国不可能美国化。
现代美国文化也是依靠外来移民的文化输血来维持多元文化的"杂交优势"。这个国家往往是那些移民和他们的第二代最有创造力。人们一旦已经彻底本土化，反而成了维持高消费生活和文化品牌的自以为是的权贵。没有落后民族输入的反差巨大的文化与人口，它就会衰退。如果将来世界只有一个美国中心，那么它不仅不可能发展，而且还会腐败、死亡。
如果一个民族失去特有的文化信念和思维传统，只是跟人走，把别人的强势信念和模式作为普遍的公理，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它就只能同化进另一个民族了。一个民族长期处于精神的弱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完全分裂导致民族精神的分裂，丧失独立的思想创造力，它就再不可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所有民族走向文化的统一，世界也不可能再有发展。
在欧美主导的全球化格局里，我们只是边缘，是乡村，是郊区，是少数民族，是土包子。我们接受西方新鲜玩艺之后，既没有成为生活的主人，也不可能平静地拥有传统，只能充当发达地区的产品和价值观的消费市场，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
对此，我们由埋怨到反感，憎恶他们居高临下，自以为是，自我中心，在友善、同情、仗义的背后进行价值输出。
事实上，我们也发现，美国人对别人的了解，远不及别人对美国了解的那样多，那样认真。
第十章 民族崛起的内在文化动力
2004年06月18日22:52 作者：姚国华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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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启蒙－现代化"三个关键词的错乱，标志着中国人历史坐标的迷失及对西方中心的盲从
现代汉语中使用最多的关键词"封建"--"千年封建制度"、"封建保守思想"、"封建迷信"--其实完全用错了。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为这个词的错用而脸红。古典文献里，封建本是"封国土，建诸侯"（柳宗元《封建论》），是指殷周及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制度，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后就基本结束了。以后每次社会动荡，虽然会出现一些地方藩镇割据与中央集权相抗衡，但顶多算作封建残余。这就是说，中国只有所谓"奴隶社会"里，才有完整意义的"封建制"。
英语中"Feudality"的确是指诸侯并立的社会制度。最初，严复把它翻译成"封建"，是恰到好处。它在西方直到近代工业资本主义产生之后才为现代民主制取代。可是，这却与我们后来说的中国"封建社会"，并没有实际的共同性。
这个张冠李戴的常识性概念错误，如果只是偶然产生的孤立事实，将错就错也就罢了，可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这个概念不是平常从事实归纳得来的，而是从理论演绎出来的。这就是说，它涉及到作为前提的整个基本思维方式的错误。
大前提：所有民族都有共同的进步模式，即所谓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就是把西方社会的演变进程推广到所有民族，用以解析其历史。所谓"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斯大林时代意识形态专家的杜撰，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方社会演变的总结视为全人类普遍而必然的规律。
小前提及结论：中国比西方落后，没有进入资本主义，而应属于比它稍前的形态。"封建社会"既然被定位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制度上，人们便不假思索地作出当然的推论，把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社会，称作"封建社会"。
刚刚从传统思维方式中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完全没有自主思想的信心，又缺乏历史哲学的根本反思，不能建立自己的历史坐标，只得简单地与西方社会科学及其理性思维接轨。他们附和并照搬西方历史观作为普遍理论，用以观照中国历史，在所谓的普遍规律中寻找中国的出路，甚至不顾自己熟悉的中国历史基本事实。大历史学家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都为这一思维所支配，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从春秋战国，还是从秦汉开始，长期争论不休。其实，这本身就是煞有介事的假问题。
《毛泽东选集》里，毛与别人合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的一个推论广为流传：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由此先入为主的前提出发，人们大谈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其实何止明清，早在唐宋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工商业中心就在中国。
一些深陷斯大林思维的人们争辩说，所谓"封建社会"不是指政治制度，而是指经济基础，或者说生产关系。
人们依据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不是这里能澄清的。但需要指出，中国所谓"封建社会"里，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租佃、雇工、市场、钱庄及中央集权，哪像西方中世纪封建庄园呢？不是更像近代资本主义吗？
《红楼梦》里的贾府是个大庄园，但它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独立，只是皇帝权力的延伸物，哪里有西方贵族庄园的影子呢？
为什么中国"农业资本主义"不同于西方工商业资本主义呢？这也不是什么真问题--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轨迹，西方资本主义是在特定精神的支持下成长出来的，这种精神是在西方理性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包括韦伯揭示的资本主义伦理，包括现代法制需要的对法理原则，包括实证科学理论以及相应的技术手段。不难想象，与这些文化要素根本无缘的中国传统家庭经济、暴发户商业、官本位政治、黑社会组织、宗法伦理、出世哲学、市井迷信以及江湖方术，当然孕育不出西方资本主义。
几年前，著名学者李慎之等人指出这个错误，但它还只是被看作孤立的概念问题。有人说，既然"封建"被赋予新的含义，代表前现代社会的"封闭"，约定俗成也就无所谓错不错了，纠缠下去是玩无聊的概念游戏。可是，这不是一个孤立概念，它所体现的单线社会进步思维，造成了今天仍然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中心主义，留下了许多思想上至今难以澄清的普遍混乱。
历史的尴尬就在于：这一谬种流传如此广泛，深入到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哲学思维、意识形态以及日常语言的各个角落，成了现代汉语文献的关键词。没有它，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全部思维都会"乱套"。而这，正是我们没有独立思维的标志。
"启蒙"是又一个需要反问的概念。中国之"蒙"，并非西方之"蒙"；中国之"启"，也非西方之"启"。
英语"Enlightenment"本是以文明之光照亮中世纪的黑暗现实，汉语"启蒙"也是指揭开人精神上的蒙蔽。从一般社会发展的意义上，无论西方还是其它民族，都是指走出传统的、中世纪的、封建的文化束缚，形成人格独立和个性自由。
多年来，人们的主流观念只是西方简单否定中世纪的智慧与文化，说它一片黑暗，只有与生俱来的落后，只有接近动物的愚昧。人们片面地把"启蒙"视为对中世纪的否定，并且进一步推广为一切民族对自己传统的简单打倒。
然而，所谓中世纪的"蒙"，并不是动物性的愚蠢，而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大智慧，文化的早期都是以禁忌、宗教的方式，奠定信仰、理性的原则，它恰恰是人类文明孕育的胚胎。"启"就是用一种发展了的新智慧，取代旧智慧的外壳。
即便是西方启蒙运动的领袖们也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用以启蒙的理性精神，本身来自传统基督教内部，是以其理性内核瓦解信仰的外壳。理性之光不是从外部照耀黑暗的中世纪，而是文化进行内在的、自我的否定，因而也是一种积极肯定。
启蒙运动是在千年中世纪的文化孕育之后，从已经确立的基督教信仰出发，破除非理性的宗教外壳的禁锢，让个体化的自由生命脱颖而出。这生命个体是基于普遍的理性原则，启蒙只是对中世纪以来成长着的理性原则的辩证的、建设性的扬弃。
西方启蒙针对的是天国信仰对俗世理性的抑制，是有的放矢。中国却已经是一个烂熟的文明，除了维系社会生活的基本伦理之外，并没有统一的强势信仰，人们在生活中无所顾忌，世俗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启蒙实属无的放矢。
中国式的"启蒙"背景却完全不同，由于遭遇强大的外部力量对比，人们面对巨大的文化反差，只有把自己的现实设定为愚昧落后，素质低下，不得不从外部输入信仰、理性、智慧，并简单地接受和运用。这不是在传统中自然地孕育新文化，也不是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创造性建构有生命活力，有独立个性的文化。不是传统的自我否定，而是一种外部否定。
李泽厚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归结为"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的变奏，后者经常压倒前者，来自外部的现实危机构成完成现代启蒙的障碍。他对中国的启蒙问题缺乏深入分析，只是抽象地视之为现代文明诞生的不言而喻的前提。
人们却忽视了启蒙的前提，个性自由建立在基本信仰和理性原则上。没有这个文化平台，就会造成文明的解体。事实上，缺乏内在的文化基础，依靠外部文化输入的启蒙，要么被外来的教条主义所禁锢，要么落进入传统的经验主义里。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思路被人们遗忘了--社会内部的矛盾是进步的基本动力，因此激发民族的主体意识和斗争精神才能创造新社会。当然，仅仅在这个方向上无法面对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并且无法克服中国传统势力的自我缠绕。
德语中相应的词为"Aufklaerung"，强调人的自我成长，从不成熟状态过渡到成熟状态，这就克服了上述问题。
在西方语言里，Modern本来是指时尚、新潮，最先因为与传统生活、经典文化相对，带有贬意。后来社会变迁的加速，才日益成为人们求新、求变的生活追求。Modernization如果作为一个历史概念，特指中世纪到现代社会的过程，本无可厚非。
然而"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主要指非西方民族的现实进程--正走向现代，或者使之转变为现代。这在汉语字面上就很荒谬：所谓"化"--不是什么而要变成什么。难道有人不是生活在现代么？现代中国人、印度人、埃及人、伊拉克人以及印第安人、毛利人、爱斯基摩人不能把自己的时代叫现代，必须"现代化"！只有西方才能把自己的时代叫现代！
人们撇开、抹除各民族自己独立的历史坐标，以新航路开辟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主导着整个世界潮流的西方工商业文明为世界历史的中心，形成新的时代坐标，亦即统一的时代进步序列，重新解释并不存在统一模式的世界历史和现实。
在这个解释序列里，中心地区自顾自地向着确定的方向前进，它的现实自然就是现代；边缘地区则跟着中心走，它还是前现代，中心的今天就是它的明天。在中心，还有一股批判、质疑、否定和解构整个现实文明结构的思潮，自称"后现代"。
"现代化"一词在时间逻辑上的错乱来自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其中蕴含着文化霸权主义和依附主义。正是这个观念重新塑造了全球历史，衍生了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欢欣与悲苦，造成了西方文化中心地位、非西方民族边缘地位及内部分裂的现实。
必须承认，所谓"现代文明"今天已经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几乎是全球共同的、普遍的、必然的命运和趋势，至少也是每个民族不得不正视的外部挑战，所有主动与被动的社会变革，都必须围绕这一挑战而展开。
西方各国在争夺殖民地过程中，使用伊比利亚化、荷兰化、英吉利化、法兰西化、德意志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人成为西方世界的中心，他们便以"现代化"来统括一种他们努力推动的世界潮流，即把非西方国家的发展纳入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文化体系中。这其中苏联和美国的文化主导意识及其政治期待是不言而喻的。过去的所谓"社会发展模式"理论，当今有世界影响的"现代化"观念，其实与中国各级政府组织的"应制性学术"以及意识形态宣传，并没有根本区别。
当然，理论家们的使命是要用全新的定义，弥补这个词直观意义上的荒谬黑洞，修饰它实质上的战略含义。
人们动不动就摆出人类文明的共同规律，诸如社会"进步"、"发展"模式--斯大林叫"五阶段论"，《不列颠百科全书》分三个阶段，托夫勒则叫"三次浪潮"--再把现代化定义为人类社会的普遍过程和归宿，标准则是西方的工业化、民主化、理性化、科技化、城市化、社会流动、个性独立的现实状况。其实，无论怎样涂上普遍的必然的历史意义，都无法掩盖它是一种特殊的现实力量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优势文明（西方工业生产－市场经济－民主制度－科学技术体系）在全球的膨胀。
在中国意识形态语言里，这样的错误还有很多。其中许多与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关系，有些是苏联教科书杜撰的，更多则是从各种经典著作里抄来，生拼硬凑的。但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的机械思考和意识形态一旦成为结论，就很少被人反省，至今充斥在各式教材和专著里，人们思想也因此趋于萎缩。有头脑的人知道，这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任何本土学术价值。
●20世纪，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打破了绝对时空观，人们却在社会科学领域制造了绝对时空观
18世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时间、空间及理性思维模式，并非对象给人的，而是人的认知结构固有的，先于经验。
然而，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不仅没有自己的"主义"（只有个别领袖人物有一点思想，"think"通常也变成了"thought"），没有康德所说的"先天综合判断"，或者科学哲学家所说的"范式"、"纲领"、"格式塔"，甚至连独立的时空体系都没有，一切都只是外来的人云亦云。这只能解释成中国人在遭遇西方文明打击后，形成至今未能觉醒的百年"脑震荡"状态。
20世纪自然科学最伟大的思想革命者爱因斯坦13岁就读康德著作，他建立的相对论打破了牛顿以来根深蒂固的绝对时空观。
牛顿的空间是与任何事物无关的静止的广延性，时间是均匀地、数学地、与任何事物无关地流逝着的持续性。爱因斯坦却根本否认超物质运动的时空框架存在，时空只是物质运动的相对关系，不同的物理体系有不同的时空坐标。根据狭义相对论，乘坐接近光速的飞船旅行一圈回来的人，会发现自己的孪生兄弟比自己老。广义相对论还认为，空间会在引力场中发生弯曲。
爱因斯坦曾给一位年轻人生动地解释他的相对论：当你不堪忍受一位老太太唠叨时，一分钟就如同一小时那样漫长；但当你沉迷于与一位漂亮小姐的约会时，一小时就像一分钟那样短暂。在这个比喻里，相对的、主观的、独立的时间体验，瓦解了绝对的、客观的、普适的时间坐标，丰富的人间生活的情趣，弥补了单一的实证思维的冷峻。
也是在20世纪，在社会领域却产生着相反的趋势：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们板着一副"科学"的面孔，把分散的、多元的各种文明，统一为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体系；西方的时间坐标，亦即历史观念，被视为人类各文明的普遍尺度和共同规律。
这种凌驾于所有独立文明之上的一元尺度，通过汽车、飞机、洋房、可口可乐、牛仔服和摇滚乐队，统一了所有人的主观感觉，让他们叛逆着人类各民族的历史经验，也放弃着自己生命体系文化自主性、多元性。
按着我们熟悉的那种社会进步序列，半坡人和鄂伦春人同属于原始社会阶段，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处在更先进的奴隶社会阶级，中世纪欧洲和两千年中国都属于封建社会，他们都在朝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按着托夫勒的坐标，匈奴 人和蒙古人处在游牧文明阶段，中国人和印加人处在更先进的农业文明阶段，现代欧美则处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折中。
所有这些坐标，都试图揭示一种超越所有民族的社会进步规律，每个民族都处在其中的某个阶段上，而它们的最终归宿都指向西方现代文明。这成为一种任何人的意志抗拒不了的必然规律，也不以任何民族的文化为转移的历史潮流。
迅速发展的全球化把整个地球的生态、社会统一为一个时空体系，欧洲人为立足点划分为东方与西方，格里历纪年和格林尼治时间成为统一时间的标志。"新千年"来临时，全球有那么多圣徒、学者、工程师、明星、商人、政客、恐怖分子、海军陆战队、旅行者、电脑黑客，各自都能找到相应的理由，与爱滋病、疯牛病、口蹄疫一道，在这个地球上尽情交响。
人与动物有一个重要区别：动物只有空间感而没有时间感，但人空间感和时间感都有。时间感需要高级的综合直觉，尤其是历史记忆。因此，征服一个民族，直接的手段是剥夺其独立生存的空间，更彻底的方式则是抹掉人们心中的时间。
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西方殖民者主要在有形的生存空间上扩张其强势文明，挤压、奴役甚至消灭弱势民族。而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明却在以一种无形的，但更加彻底的压迫方式，这就是以西方的历史坐标，抹掉各民族独立的时间坐标，从而使弱势民族失去自己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同时以西方中心坐标来接受现实，并且设计未来。
在中国每个朝代都有一个纪年体系。新中国采用西元为公元，但人们仍然觉得是一种新时间坐标的开始。据李慎之回忆，胡风当时在《人民日报》连续几期以整版的篇幅发表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题目就叫《时间开始了》。
毛泽东将中国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摆脱出来，今天来看，这是一种反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的伟大实验。其实，他是试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理想实现另一种全球化--"环球同此凉热"，甚至把中国当作世界革命的中心。
在台北，我谈到这三个词的问题时，台湾大学哲学系王晓波教授说："封建"一词来自20年代共产国际决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规定（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现代化"一词则来自50年代亚洲基金会--主要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在汉城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但据我所知，"封建"一词是更早前从日本转译来的，而"现代化"一词也是在二战前开始流行。
尽管如此，这仍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视角：无论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左翼共产主义，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右翼资本主义，都在试图设定统一的时空坐标，作为各自统一全球的意识形态根据。而在当代中国，离开了这些外来的坐标，一切都糊涂了。
今天，中国官员们争相用"现代化日程表"来规划自己的施政，而学者们也煞有介事地研究着"现代化指标"。
中国人丧失了内在的感觉，没有独立的历史文化坐标，无论在思维上，还是在现实上，一与人交往就处于被定义、被界说、被分割、被推动的地位，只能用西方人的标准当作普遍尺度来衡量、定位、选择自己，经常是吃亏反以为捡了便宜。
缺乏深刻的内心生活，缺乏独立的文化坐标的人群，因为自卑，就更计较自己在有形、外在、统一标准上的名份和地位。
人们觉得，自己的古迹能够冠以"世界第几"的头衔，足以给人骄傲感。如同当年那位王道士，发现自己手中那些陈年老物居然能得到洋人赏识，而且能立马换来闪闪银洋，竟高兴得手舞足蹈。没人会深究这其中的来龙去脉。
在西安，从传媒上的套话，大街上的旅游广告，到导游小姐的说辞，给秦始皇兵马俑的最高定位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追根究源，西方人熟知的"世界七大建筑与雕塑奇观"--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哈利卡纳苏的摩索拉斯陵墓、爱琴海罗得岛上的太阳神巨像、亚历山大城法罗斯岛上的灯塔--原来只是公元前二世纪腓尼基旅行家安提巴特看到的地中海周围的文明遗迹。既不包括复活节岛上的巨石像、英格兰的巨石阵、柬埔寨的吴哥窟、印度的泰姬陵、印尼婆罗浮屠佛塔，也没有美洲阿兹特克人、马雅人的众多文明遗迹，当然也没咱们中国人什么事。
1978年，一位欧洲大国政要来中国，对兵马俑赞叹不已，顺口以小学生式的逻辑，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但他立即意识到自己太浅薄，补充说，应当是名列前茅。当场没有中国人笑他无知，姑且算咱们有礼仪之邦的涵养。古代夜郎国王以自己的眼界衡量世界，我们的使节也只是拿回来当笑料。孰料今非昔比，国人再没有当年嘲笑小国君主的自信，竟如获至宝，引以为大书特书的骄傲。还有好多中国人在为三星堆遗址、万里长城、都江堰工程、曾侯乙墓竞争这等外级的名份呢！
据息，意大利准备建造"世界第八大奇迹"--横跨意大利半岛与西西里岛的一座大桥。而阿联酋计划在迪拜附近建成世界最大的人工岛屿，一个巨大棕榈形建筑，将成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如此挑战咱们的民族自豪，叫人脸面哪里放？！
中国人在体育比赛上寄予的情感期待远远超出正常的状态。响彻20年的"振兴中华"口号，就是在女排得冠后的亢奋中喊出来的。从那以后，人们既遗忘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领袖教导，也没有获得西方人把竞技视人生乐趣的境界。
中国人太需要冠军奖杯，来支撑自己内心难得坚挺的大国自尊。中国无疑已经是一个体育竞争强国，但中国体育以国家税收为后盾，支持一座城市申办亚运、奥运，付给世界冠军的奖金和名誉远远超过欧美发达国家（商业酬金除外）。
其实，中国并没有健全的国民体育，所谓体育就是"为国争光的金牌战略"。把一些"苗子"从小集中起来封闭训练，造成大批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体育明星，并被市场炒为成功偶像。青少年纷纷模仿他们的浅薄，与此同时，体质却普遍下降。
输不起的心理压力使那些后劲不足的运动员在规则上铤而走险，那些又横竖不争气的足球运动员破罐破摔、骄横无比、丑态百出。尽管爆出某田径教练对运动员不人道行为，但当事人身上教父般的神秘光环却久久不散，一次次东山再起......
毫无文化内涵的"吉尼斯纪录"，本是美国娱乐文化向全世界兜销的一个陷阱，一个最大俗套，中国却有那么多的傻冒追逐着，欢呼着。试看哪个自信民族，尤其是有教养的阶层，会如此趋之若骛。不信你问问，实在不值多说它。
●重新理解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人类历史的普遍道路，而是西方压力下自强自新的特殊选择
在全球化进程中，非西方国家既要走向世界，融入先进文明，又要避免固有传统的瓦解，维护自己的尊严和独立。既要推行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又要抵御西方中心造成的政治霸权，市场垄断，文化依附，沦为西方的附庸。
他们以社会主义、民族主义、集权主义等方式来重组社会，凝聚民族优势力量，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及其政府。
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对非西方国家有特殊意义的现代道路，它既不同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传统资本主义制度改进的产物，也区别于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自然过渡。
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建立以党领导为核心的政治集权＋计划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体系，抵御了西方对中国的全面同化。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由近代的四分五裂走向空前且持久的统一和强大，得力于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融为一体，把一切旧的势力搅乱，并给以翻天覆地的改造，整个民族空前凝聚，焕发出崭新的活力。
首先，它打破旧的社会结构，包括旧的国家组织，民间关系网络及宗法组织，改造小生产者。重建意识形态－集权政治－计划经济一体化的现代社会结构，重组传统专制瓦解后一盘散沙的农业民族。
其次，它试图在非市场化条件下通过政治革命或其它途径，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即马克思晚年主张的越过"卡夫丁神谷"，这也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业化实践的理想。
再次，它不仅强化国家专政的力量以改造传统社会关系，而且强化国家统一的力量以抗衡西方市场优势；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对起点不平等的市场竞争、无限膨胀的市场垄断的抵制，是非西方特殊的现代道路，是弱者集体抗拒强者的道路。
由于烂熟的文明内部文化生命的枯萎，在遭受外来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力量的全面冲击时，统治集团内部即便能激起一阵改革冲动，也是被动的、有限的、外表的、形式主义的，不会有宏伟的战略远见，掀不起大浪。而且受到老于世故、精通权术的传统利益集团抑制，听任内部体制腐败，文化沦落，经济崩溃。一旦发生革命，旧秩序便分崩离析。
现代社会秩序也不可能靠没有现代文化基础的农民起义，或军阀割据，或蛮族入侵来建立。在外部，列强争夺，弱肉强食，不可能提供一种现成的模式作参照系；在内部，军阀混战，水深火热，没有现成的力量能够组织社会的基本民众。
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就形成于这个困境上，唯有激发精英分子的理想和激情，建构革命文化，动员全社会的基本力量，形成改造社会的革命队伍，自我组织、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冲破西方中心的抑制，恢复国家的独立、统一、尊严、自信。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造成了它的对立面，但社会主义并不是必然的归宿，它们可以平行共处。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激进和保守、开放与封闭、外向与自主、左倾与右倾，处于一种有差别、有矛盾、有张力、有互补的平衡状态。
改革开放正是在这个极端上重新回归世界潮流，与国际接轨，加入全球化的市场分工和技术协作。
80年代改革力量虽然居主导地位，但公开地、大方地、正面地展开新的理性思维与实践制约于保守的意识形态。因此，改革进程有许多先天不足，包括不公开带来的腐败。到了90年代，意识形态日趋淡化，丧失了现实力量。人们倒向开放、接轨的市场经济，新旧危险都来了。被强势资本主义牵着鼻子走，日益边缘化，甚至沦为附庸。内部两极分化，民族整合力削弱。
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瓦解了，但精神并没有死，因为它的现实基础即资本主义制度还在。与其说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不如说是一面镜子，一种压力，一种挑战。它像一只牛虻，叮着资本主义这头笨牛，迫使它不断变革。
欧美尤其是北欧的社会化因素相当大，经济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某些方面超过苏联式社会主义。个性独立、自我选择、公平竞争、人格平等鼓励个体的创造。国家资本、市政建设、国立大学、社会组织、公共活动、志愿者行动提升着社会创造力。
经济发展是现代文明的关键，但不是全部。政治、外交、国防、法律、道德、文化、教育、科学、环境等等社会因素也必须全面考虑。要求其它方面也跟着经济一起市场化或者服从于经济市场化，这就错了。市场经济并不一定要削弱国家政治权力，使之被迫放弃对社会事务的控制。这样固然少了政治干涉私有领域的权力，但是也就再没有力量来管理社会的事务了。
传媒上流行一种思维套路：什么什么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现在市场经济的思维又要如何如何。不能说这没道理，改革时代里的一切都要重新审视。但如果简单地把过去归于某个模式，现在又来个另一个模式，那不过送走一具僵尸又迎来一个怪物。
体育职业化，文化商品化，艺术创作成了商业炒作，孩子上私立学校，污染排放，有钱便能叫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权钱交易、法庭交易也可以私下进行。要知道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到时候我们可能只得让黑社会和地头蛇来建立局部秩序。
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产物，而在中国这个没有现代秩序和理性文化的东方国家里，则是一种理想主义与政治运动的结合，以此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统一秩序，进行现代建设。今天社会主义放弃了支配经济的使命，但是还需要它从共同利益出发来规划、实施、管理社会事业。当然，这就要通过民主化的手段逐步实现政治决策真正的合理化。
从文化战略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独特的现代进程，应对民族精神进行深刻解剖与反省，在每个人身上挖掘根源，铲除教条主义、信仰主义以及极权主义。不是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简单肯定或否定，把成就归于少数伟人，把罪责归于小撮坏人。
社会不能被单一力量长期绝对支配，必须由大学－政党－军队－企业联盟来支撑，否则就会有专制、封闭、排外、偏执的危险。同时也应看到，中国革命在文化教育和精神信仰上相当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能提供走出目前困境的借鉴。
●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其后果：毛泽东激发人们的阶级仇、民族恨，以调动大众的爱国热情
近代中国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外来文明挑战，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有限的国家，并非天下中心，不团结不发展就会挨打。迫切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文化把国人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名符其实的现代民族，这才形成现代国家意识、民族精神。
近代革命者为推翻君主专制，借满清统治者是入主中原的异族为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为求得革命的成功，孙中山不得不迎合列强对华的侵略野心，包括承诺以满洲为代价来换取日本对革命党的支持。辛亥革命以后，各路军阀势力也依托外国列强以扩充自己地盘，这种损害民族利益的做法，招致国民舆论的唾弃，在五四运动以后难以立足。
中国现代社会以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为起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通常被混淆起来，其实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新文化的先驱们立志三十年不谈政治，专注于学问。仅两年后，现实政治与社会危机使知识分子无法安于个人内心的建构，急切走出书房，在理性文化尚未充分建立的情况下，仓促选择国家的政治方向，因而新文化运动恰恰中止于"五四"政治运动。
中国传统本来缺乏理性思维，如此危急中更需要直接、有效、实用的理论指导，作出的选择更倾向于某种根本性、唯一性、排它性的革命理论，理想化、乌托邦色彩的政治信仰，最便捷的途径是找一个可以直接效法、操作的现成榜样和模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其成功与挫折，都有某种历史的缘份。
孙中山在列宁启发下也认识到这一点，他把国民党建立在新的信仰上，并在共产党的合作下组建黄埔军校--这与其说是一所军事学校，不如说是一所政治意识形态学校。在短时间里，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的学习远不及所谓"黄埔精神"的熏陶及组织纪律的训练重要。黄埔军校是国民革命的战略基地和生长点，通过北伐战争，基本结束军阀混战局面，建构了国民党几十年政权的基础，确立了现代国家权威，为3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特别是为抗日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
国共两党各自聚集一批民族精英，组织和领导这个国家挺住了八年抗战，赢得了民族独立。尽管其中有"攘外必先安内"，有无数的内部磨擦，出了那么多汉奸，有那么些"曲线救国"，尽管依赖盟国的协作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支持，但毕竟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只存半壁江山的险恶条件下，最后收复全部失地，中国作为大国为世界所承认。
但是，这种政治功利主义性质的文化选择，在国共两党身上出现了两个极端。蒋介石是现实主义者，作为政治家比孙中山要老道得多，但文化上的平庸使他无法给这一信仰及其组织注入新的活力，因而无法应对这个民族觉醒后的剧烈动荡与起伏。
共产党人通过信仰的力量激发民族内部的精神动力，形成了民族的高度政治统一，并铺开全面的建设。
《毛泽东选集》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能够全面激发和调动在传统世俗生活中沉睡了上千年的中国民众，并指导其社会变革，就是从现实生活内部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分析出发，建立由底层广大老百姓构成的人民大众的文化认同，形成对新的民主国家和自由世界的向往，并把斗争矛头指向代表旧的社会制度的上层占有者阶级。
无独有偶，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一章引论里，引用一部小说里人物的话说："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那些否定他们（这些古老真理）的人，也否定了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遗产、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出生权，以及他们本身！"他还指出，政治家和学者们不能忽视蕴含在这些古老真理中的不幸的真理。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族性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
亨廷顿讨论的是未来世界的格局，他认为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的主要冲突，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冲突也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了，未来的世界冲突和秩序重组集中在业已形成的文明集团之间，最危险的潜在敌人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断层线上。他不是讨论西方内部的矛盾冲突，虽然也许他真的表达了西方人对内部日益严重的非西方少数民族问题的忧虑。
毛泽东讨论的中国革命是一个社会秩序的重建，要在社会内部各阶级中划分敌友，以建立革命队伍内的文化认同。他的革命意识形态，不是直接体现为民族的现代文化认同，而是某一阶级的斗争哲学。在这种阶级斗争的视野里，革命的动力主要只能从内部的阶级斗争中产生，民族矛盾本身也是阶级矛盾的特殊表现--事后来看，也许正是以阶级斗争激发了现代民族意识。
传统农耕生活的人们之间关系疏松，归宿在各自的家庭、土地，认同的圈子在狭小的亲情、乡情、友情关系内。国家大，人口多，竞争主要发生在内部。农民很少向外拓殖，一般不关怀国家的外部处境。尽管在五四运动以后，现代民族意识在知识精英中已经觉醒，但要在现实生活中建构以民族为单位的现代文化认同，以直接对抗外部敌人，缺乏广泛的文化心理基础。当时西方列强是最危险的外部敌人，但对大多数民众来说，列强是难以直接触及的，只能作为抽象的背景来讨论。
在现实中，由于传统中国缺乏独有的民族文化认同，加之国势衰弱，腐败盛行，民不聊生，西方强势文明进来之后渗透到中国社会内部的各个方面，民族矛盾与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派系冲突形成犬牙交错的复杂关系，汉奸、买办与上层势力相勾结，十分猖獗。因此，民族意识的形成和民族大家庭的整合需要首先解决内部阶级斗争和政权建设问题。
李泽厚说中国近现代的救亡压倒了启蒙，那也就是说外部斗争的需要覆盖了自身革新的使命。毫无疑问，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直是中国革命最有深远召唤力量的旗帜，也是革命者们内心最炽热的热情所在。但必须看到，这只是人们思想层面的情况，而在现实斗争中人们关注的焦点却大多是内部的矛盾冲突，诸如"攘外必先安内"、"曲线救国"等等。
的确，当内部的革命斗争终于实现新旧政权的交替时，人们当然地把它视为全民族独立、自由、民主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口号让这个饱受外敌蹂躏的民族欢呼雀跃，无数在海外受尽劣种民族的窝囊气的游子回到了祖国。那时人们身上爆发出来的空前民族热情一度掩盖了内部的阶级斗争，成为国家统一、团结及建设事业的内在动力。
可不久，人们又发现，在没有严酷外部挑战的和平时期，敌人消失在生活的视野之外，人际间的利益冲突、宗派关系、人情面子、名誉地位凸现出来，由于没有得到深刻的理性文化的界定，曾在对敌斗争中形成的同志式关系变得抽象起来了。
理想主义、信仰主义、激烈反传统走向了极左思潮、个人崇拜、专制主义，最后在文革中走到狂热、偏执、歇斯底里的极端困境。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内部斗争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展开来，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又陷入内耗中。
70年代末，政治运动留下的心理内耗和社会动乱终于结束了，人的思想开放了，回归到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由一元化到多元化，现实由政治斗争到经济建设，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当时，人们还能回味过去那种爱国情怀的魅力，一曲《我爱你，中国》，从华侨的视角表达心声，成为表达当代中国人爱国情怀的经典之作。
但是，这活泼的景象一瞬间就过了。统一的政治基础失去文化活力，体制趋于僵化，利益集团争夺加剧，缺乏理性文化支持的改革带来越来越多的腐败和混乱，一面是传统宗法关系滋生，另一面是盲目的西方中心主义。这又构成一个大循环。
●深层的爱国情怀、民族意识，是对自己国家尊严与民族文化的理性认同，而不是一时的情绪冲动
人类相互间总是存在着认同与冲突两种趋向。认同是从个人的有限性与孤独感出发，寻求共同体的依托，实现群体内的交流与合作，追求一般价值的肯定，达到普遍向往的归宿。冲突则基于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由于生活的差异和利益的矛盾，形成竞争与对立。人与人之间划分阵营，追求自己一方的尊严、个性、自由与强大，同时树立敌手，作为超越的目标。
现代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统一的民族国家，包括国民经济体系，政治决策、法律创立体制及执行体系，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传播体系。它是现代世界认同和冲突的基本中介，既是利益群体，也是文化主体。如果说经济生产是它有形的肌体，政治法律体制是它内部的结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则是它无形的灵魂，三者必须达成默契。
没有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统一，就没有现代民族。西欧现代化最早追溯到以国王和贵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国家支持从教会统治中分离出来的独立知识精英，发动全民性宗教改革，形成本民族宗教的独立，开始现代理性文化的启蒙，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先导。随后，独立于教会的世俗政权，也在现代法理原则成熟过程中，逐步将权力过渡到民主体制。
中国这样传统政治本位的国家，更要有稳固的权力中心和政治统一，才能保障社会的重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尤以民族独立为前提；其建国方略，将未来分成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分别建立国家政权，实施国民现代教育，形成现代民主国家体制。首先实行军政，就是要确立的政治权威中心。国民党、共产党都是集政治、经济与文化为一体的现代组织。
通常所说的爱国主义，是人们对自己故土的归宿感，自己文化的认同感，自己国家的尊严感，这种感情体验是直接的、当场的、具体的、有限的，也是不稳定的。人都有自己的祖国，各人爱国如同热爱父母，是能够相互同情和理解的一种自然感情。每个人都会问：我是谁？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因此，爱国与其说是"主义"，不如说是"情怀"。
朴素的爱国感情对面临危机而需要应战的国民是重要的，尤其是对需要集体尊严感的弱势民族，对远离故土而渴望归根的游子，对寻找集体归宿感的孩子。一个民族面对异族的歧视、包围、争夺、侵略、迫害、凌辱时，会形成持久的、顽强的、浓烈的爱国情感，个人感情又会上升为同一民族成员集体的立场，升华为普遍的概念、判断和原则，这样就可能形成民族主义--一种以本民族的生存利益和文化信念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即信念化、理念化、原则化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消极的民族主义，是固守自己民族的历史、习惯、信仰和利益，保守、狭隘、偏执、排外，拒绝交往和改变。这是弱小民族由于长期受外人欺凌，缺乏内在自信和自新能力，不敢面对挑战时的弱势心态。
积极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的自觉、自省、自信、自主、自强心态基础上的文化综合、复兴、建设、创新意识，是面对挑战而从民族精神深处激发出来的精神力量，发挥自由能动性，实现民族自我立足、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的强势心态。
霸道的民族主义，是在傲慢、狂妄、自私、自大、复仇心理支配下，对其他民族扩张、侵略、奴役与压迫，如沙文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某些长期在特殊的弱势处境下文化畸形发展的民族，一朝得势时容易爆发这种非理性心态。
中国要以民族为核心展开新文化建设，当然需要强调积极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感形成民族的文化特征，积淀人的修养、底蕴、气质，成为无形的、永久性的精神力量和文化资源。不能把爱国主义当作国家意识形态的唯一核心，作为民族精神的唯一支柱。在和平、开放、全球合作的时代，单纯的爱国主义可能会导致消极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情绪撩拨起来可能会让人一时丧失理性，有变得狭隘或者狂妄的危险性。但是，中国人平时普遍麻木，缺乏民族自尊心，这是问题的主导方面。排斥爱国主义，放弃民族自主意识，一味强调开放、接轨、世界一体化，从不说也不敢说"不"，那更是一个民族弱势化的征兆。
民族意识并不一定导致亨廷顿所谓的文明集团的敌对、冲突，它基于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创造的权利，在对话、交流、协作中体现相互的尊重。这种民族意识可以上升为普遍的文化原则，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发达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也适用。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不能照搬发达地区发展模式，那样只能加剧其贫困和不稳定。不能用单一的现代生活标准来衡量所有民族、所有人群的生存状态，是落后还是先进，是原始还是发达。那样做只能说我们对多样化的人类文明太愚昧、太无知、太专横了。
"中国可以说不"在常理上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任何一个民族当然有权利说"不"，除非它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但近代以来，我们常常不敢说不，不能说不，甚至想不到要说不；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才是对帝国主义说不。
现在，"可不可以说不"居然又成了问题，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自我意识又开始迷茫，引起人们基本自尊心的反弹；另一方面，这种脆弱的自尊容易膨胀并放大而导致极端民族主义。这一情绪之高，说明大部分人存有不理智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一批知识分子对这一呼声过于敏感的批评也有问题，这种基于动乱年代痛苦记忆的感情，也是非理性的。
在1999年南斯拉夫危机中，美国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三位在科索沃被俘美军安全返回，对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以及三位中国记者的惨死却轻描淡写，对中国人抗议的报道突出的是愤怒学生向美驻华使馆投掷石块等感情冲动的一面，并把在华美国外交官定格于站在破碎玻璃窗后面充满忧虑而又坚毅无比的形象上，俨然好莱坞电影上的美国英雄，中国人则成了通常人们心目中无理取闹的东方暴徒。这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在美国人内心根深蒂固的存在。
强烈的义愤本来能激发民族意识的觉醒，但停留在感性层面，喊几句简单而粗鲁的口号，挥动几面小旗，甚至扔几块石子，砸个麦当劳像，发泄方式很痛快，在思维的深层留不下印记，随着时间的流失和现实生活的诱惑，便淡忘得一干二净。
●人们陶醉于"20年走过西方50年走过的路"，却看不到模仿的代价--丧失原生资源和自决能力
工业化早期，小小一国，面对无限广阔的世界市场、资源，只要向外推广，工商资本就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西方现代化正是以广大非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边缘地位、服从地位为前提的。然而等到我们要工业化，要走向现代文明时，面对的却是一个资源匮乏、产品过剩、生态恶化的环境，再也不能从更为落后的未开发空间去索取资源，并输出资本、技术、廉价产品以及工业垃圾，让别人也跟随我们走。我们一方面在内部产生这种分化，让广袤的西部及老少边穷地区充当中心城市发展的陪衬；但另一方面在外部不得不依托比我们发达的西方国家，做他们的廉价原料、人力基地和先进技术、产品、资本市场。
当后发达国家、第三世界、非西方民族放弃自己本来的生活方式，引进西方现代生活方式时，却发现自己陷入贫困、落后、失败的境地，而且几乎找不到走出的希望。既要参与全球化进程，又要摆脱附庸、依附地位，这是一个两难矛盾。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第三世界、少数民族、偏僻山区地区日益走向边缘化、郊区化、远郊化。科技手段、市场竞争、现代法理、人权观念、现代价值、生活方式都是掌握在西方强者手上的工具，人们在追求它们的过程中也被俘虏为它的玩物，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立场。西方理性、科学、技术的霸权主义瓦解了各民族传统的多样性智慧，形成唯一的真理、智慧、信仰。
近代以来，我们曾出售香料、茶叶、农产品，出卖尊严、人格，被西方拉着进入全球化潮流。后来我们的先辈们奋起反抗，经历半个世纪的光荣和失败，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历程。然而今天，我们又失去了自信，又靠出售廉价的日用百货，还有以对外的依附心态维持生计，与过去比其实没有地位上的变化。根本原因是我们缺乏自己内在的文化创造力。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从来就是自由竞争与垄断并存的，他们先后拥有机器垄断、钢铁垄断、汽车垄断、电器垄断、电脑垄断、软件垄断、生物技术垄断，还有政治模式垄断，军事技术垄断，更有西方文化、生活方式及其概念、声音、图像、肤色、服饰、名牌垄断。世界贸易组织实际上是一场不分重量级别的拳击比赛的规则，重量级运动员与轻量级运动员直接对垒。
作为后发达国家，中国不可能走原始积累的道路。在各现存的领域里，中国没有可以主导的外部市场，也就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特别是对世界市场跨国公司的强势力量估计过低，轻易下水，不是淹死，便是打回岸上。
中国大多数企业很难承受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能立足的长虹、海尔等极少数企业几乎也都是夕阳产业，而不是朝阳产业。一些高新科技产业即便能暂时得到别人还来不及占有的领域，或者吃点别人掉下的碎屑，但这些弱势企业一旦进入国际贸易的开阔地，就如同小米加步枪的游击队，置身于一望无际的平原，与机械化、电子化战争机器交火，只会悲壮地毁灭。
某重点大学有一项在全国领先的软件开发项目，然而据其中做市场推广的一位朋友说，他们之所以还能在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下拿到越来越少的订单，一是因为价格极低，二是因为一些中国用户的特殊要求国外公司一时无法满足。
1996年中国所有国企工业总产值为3360亿美元，不及美国三家最大的公司当年销售额的总和（分别是通用汽车：1684亿，福特：1470亿，埃克森：1194亿）。而中国国有企业连年出现总体亏损，也就是说已经处在不打自倒的状态。其中所有赢利企业的总利润只有49亿美元，不及埃克森公司一家75亿美元利润。中国集体和私营企业虽然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但生产规模、管理方式、技术含量都无法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他们只能市场的夹缝里像寄生的细菌一样沉浮。
对中美之间的问题人们不应有任何幻想，主导的方面与其说是美国提供理想社会的图式和道路，不如说是两个国家之间利益的冲突。美国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体现的是彻头彻尾的美国利益。当它的军火库里积压了太多存货，国会就会以自由与人权的名义促成某个热点干起来。当它需要与你实行理智的友好关系时，会不惜低声下气地向你抛媚眼，甚至跟在你的背后死皮赖脸地追逐；当情况有变时，它又会毫不犹豫地挥舞起军事威胁、经济制裁、空中打击等一切可使对方屈服的强硬大棒。
对此，处在美国后院而有深刻体验的拉美国家，在60、70年代揭示关于全球化的依附理论，倡议独立发展本国经济，与西方世界经济脱钩。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之所以曾经主导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是因为我们要独立自主，立志建构内部的发展体系。然而，这些努力至多只能呈一时英雄，由于没有进入文化深层的建设，后劲不足，终于在不同程度上失败了。
推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退而采取消极的国家保护，并不能从根本上拯救大多数企业，反而可能会拖跨尚有一丝活力和一线希望的企业。中国曾在进入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上一再受挫，是政府充分顾及到国内市场的保护需要而采取谨慎态度的结果。但是今天大多数国企不仅没有根本改善自己的处境，反而更加萎缩。根本原因是自身老化，管理水平低下，创造能力、开拓能力萎缩，这不是一个体制问题，而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不是一般智力和能力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文化问题。
一家有80年历史，在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很有成绩的老牌医院扩建，在要拆的老建筑里，装满几十年积累的病历卡，病人已多不在人世。院方本想送造纸厂，某商人得知，出大价钱买下（这等交易自然皆大欢喜）。有些呼吸道顽疾，国内外一直没有特效药。但此后一种东洋产新药见效极快，且无副作用，只是价格极贵。有心人研碎分析后发现居然都是中药成分，配方不得而知。
浙江某地一木材加工厂，精选材质坚硬的本地木材，加工成两米长、六七厘米粗的长条，经抛光、脱水、防腐处理，再涂上专用油漆，远销某发达国家临海城镇。那里人们为防备海风把树木折断，特地用四根进口木条来支撑每颗树。
日本森林覆盖率超过80％，可它用的所用一次性筷子全是从中国、越南、印度等亚非国家进口的，其中中国占57％。中国森林覆盖率比谁都低，为什么独独我们如此急功近利？【以上摘自2000年6月29日《报刊文摘》的两则短文】
这些随处可见的事件里，人们找不到该骂的汉奸，也怪不到我们的对手，可骂谁好呢？回答只能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
唯一的出路是文化教育。唯有从人的内心展开的文化建构，才能真正获得我们这个民族的真正自由，恢复我们的自尊、自信，才能在现代世界中另辟蹊径，才能建立我们独立的价值体系，才能形成我们的现代游戏规则，才能使我们面对西方时有平等和尊严，也才能对人类有所贡献，包括提供西方世界进一步发展必须的文化刺激、推动和挑战。
●西体中用、普遍真理＋具体实践、国际接轨＋中国特色：苏联模式、美国标准、日本经验的误区
中国"穷了几千年"，积贫积弱，起点低。国门打开之后，人们强烈意识到，要兴国，要强国，要保种，要重建自尊，就要赶超新潮流，要超英赶美。可是，人们对现代文明还很陌生，大多是哪里先进向哪里学，哪里方便从哪里搬。
困扰国人的"强国梦"，让人抛弃历史传统，放弃独立人格、理想和目标，一切模仿、赶超西方标准。这种没有自己土壤和"根系"的生长，像浮萍一样，被外在机遇而不是内在力量所左右，只有外延、数量上的增长，而没有内延、实质的成长。总是跟着西方屁股后面追赶，嚼别人先嚼的馒头，吃过期变质的食物，难免消化不良。这也正是亚洲危机的根源。
我们先照搬欧洲；尔后抄近道搬日本；由于西方列强与列宁东方政策的鲜明对比，转而搬苏俄；抗战时期重点是搬美国。
新中国在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自然全面照搬苏联模式。然而，人们渐渐认识到，模仿的确能够更快地接近别人，但是自我选择和创造的能力也在丧失，越来越受制于外部强势力量。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自己内部建立一个坚实的中心？
毛泽东有块心病，一方面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又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因此，他对于那些第一步模仿，第二步改进，第三步自造的事迹，都会无条件地赞赏。了解他脾气的人，甚至故意杜撰这种事迹来赢得他的好感。
中苏分裂，对外模仿虽然少了，但教条主义模式及思路仍然延续，传统农民习气全面抬头，创造性思维更完全停滞。
70年代中期的"风庆轮"事件，一些主张开放的领导人从经济角度提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被四人帮利用大做政治文章，当作"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典型。揭去政治权力斗争的外表，仍可看出其中思维方式的作用。
当工业化基本实现之后，走出国门才发现，这并不是真正的现代文明，因为西方又变了，又创造出更先进的东西。
改革开放后，人们来不及冷静地反省，便又匆匆开始新的一轮竞争。不同的是不再自己独立搞，而是直接模仿别人。
苏联教科书的教条过时了，美国理论重又取而代之成了现代科学的模本，在每个具体问题上都以美国思维为参照，形成有形或无形的美国主义。过去人们仰视苏联老大哥，现在我们羡慕老美--留苏的成了土包子，留美的吃起香来。
在毛泽东时代，组织起来的中国农民满怀激情投入建设，以为只要有了足够的钢铁，能自己生产洋火、洋钉、洋油、洋布、拖拉机、机床、轮船、汽车、火车、飞机、大桥以及最尖端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核潜艇就万事大吉了。为此，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都是工具。几代爱国主义青年，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为国家的强大而献身，为每一个成功而欢呼。
尽管在频繁的挑战下，"现代化"的浪潮澎湃，但中国从根本上很难超越传统农民的思路--以既定的模式赶超别人。人们不能在既定的、封闭的意识形态之外，形成广阔的文化视野，来确立自己民族的文化中心（不是文化大革命那种文化）。
沉重的历史给中国人留下的空间总是很小。等人们从传统的迷梦中苏醒，国家已经被冲击得破落不堪；脆弱的文化运动没有展开，就被民族危难中断，于是内战和御侮交替；建国之后刚有一派兴旺景象，封闭之下的内耗又开始滋生；开放之后，腐败日益严重，民族内部的动力中心瓦解，走向世界的过程过于被动，形不成自己主导的文化战略体系。
我们不由自主地进入"美国主义"文化里，外来生活时尚和语言逻辑全面覆盖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空间。这种现象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里都不少见，其结果无非是丧失自己独立的民族性，沦为他人的附庸，被同化以至于湮灭。
传统中国与现代美国有一种相似性，都是文化杂交的民族，都崇尚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文化信仰上相对宽容、自由，都是其它民族向往和模仿的文化中心。它们造成民族同化、统一，但自己却在无限强大之后走向封闭、停滞。
不过，两者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世界背景，一个是古代以农业为主的东方，一个是现代以工业和后工业为主的全球。现代中国经历了痛苦的转折，既有自我觉醒的内在冲动，更有圈入美国主义文化的趋势。
问题还在于，西方文明的实质，并不是可口可乐、麦当劳、牛仔裤、好莱坞、摇滚乐、比基尼、吉尼斯、迪斯尼、卡拉OK以及流行歌曲排行榜这一切滚滚而来的消费方式，而是在人们社会生活的深层，由教会、大学、皇家学会、诺贝尔奖、大宪章、大选、议会、法典，以及共产党宣言、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等所体现的信仰主义、理性精神、人道主义。
但是，非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目光近视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模仿思维，总是乐于接受前者，对于后者，却感到难以琢磨，接受起来太累人了！反正要依靠从别的国家输入，从世界大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送来。
大学也被视为经济建设的人才培养和技术供应的机构，却从不试图发展自己的现代精神和原创智慧。
优势文明通过市场把消费品连同消费方式注入弱势文明里，却并没有给后者带来生产与创新的智慧，不能带来传统价值观的升华，反而导致盲从和依赖。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向全世界的传播并不能创造一个普世文明，传播到末端的边缘地区，形成的流行时尚，往往只是些懒惰、放荡的垃圾。与此同时，弱势文明里的精英却在流向强势文明，使强弱对比反差得以动态维持。
越是追赶，越被外在的目标所左右，越是丧失对自我内在的认识和反省。"实事求是"、"主观能动性"及"中国特色论"是成功的实践思维，但不能停留在直观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功利主义层面上，不能放弃自我独立判断。
要摆脱世界二流、三流国家的地位，就要要摆脱外来因素表层的迷恋，深入挖掘自己的文化资源，并同化外来文化的精髓，创造自己有竞争力的新文化，需要人们有长期的文化建构的耐心，有充分的文化自信、自爱和自强。
●人的内在追求与能动创造才是根本动力，传统－西方－国情都是条件与资源，而不是终极的标准
一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创造力，需要环境包括某种偶然契机的刺激，但从根本上是人们内在精神力量的发挥。
一个民族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的强大，可能赢得世界的畏惧与服从，但这种有形的力量，只能维持一时的现状。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强大信心和深厚底蕴，才是创造力的根本，这种无形的力量，却能赢得人们永久的尊重。
文化原创力来自其个性、素养、底蕴。没有原创力，只能模仿别的文化，必然走向停滞，成为伴生民族。
原创力需要外部挑战的激发，但从根本上要有内在精神的应战。原创力的形成和发挥，是在封闭与开放、复古与变革、现实与理想、大众与精英等矛盾的张力中，建立一种文化气氛。矛盾双方而不是单方各自展开的程度，才是这种气氛的容量。
当然，各民族在不同的具体生存境况下，会有不同的偏向，犹太民族要不是几千年恪守自己的信仰，它早就消失在无边的苦难之中。中华民族要没有开放和宽容，也形不成今天这样一个没有统一信仰，却能浑然一体的世界最大文化圈。
人们关于"现代化"的讨论，总是围绕着三种不同的视角和取向：国情主义，传统主义，外来主义。
普通老百姓的观念很朴素，也很实在，只要求领导干部务实、廉洁，能解决实际问题就行。
海内外一些学者大声呼吁尊重本国历史与传统，认为任何社会进步都必须从自己传统的根出发。
西方传媒公然说，要影响中国发展进程，要重点以西方思想影响中国精英，尤其是未来一代领导人。
现实国情、历史传统、外来文化是三种矛盾的价值取向，顾此失彼，搞不好非但不是有利的资源，反而是包袱和牵制。
三者哪个优先，绕圈子是没有意义的。现实、西方、传统三者互为前提条件，各有肯定与否定两种对立的倾向。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选择不同方面，不同倾向。但整个社会必须同时存在多个方面，并且经常进行对话、撞击、合作、综合。
一定要以一方压抑其它方，以一种倾向压倒其它倾向，就形成偏执。尊重国情不能拘泥于具体现实，而是立足并超越现实；对外开放不能简单地照搬外人，应当引进并消化西方；保持传统不能沿袭古人，要挖掘并激活传统。
目前，三方面状况都有问题：国情主义者，却常以所谓国情作为维护自己既得利益，拒绝变革的借口。人们对于底层社会的生活、生产、交往、教育及环境状况，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很少。一个《焦点访谈》，仅仅是走马观花的几个镜头，而且经过层层过滤，但对于公共舆论来说还算是最直接的了解。其实，这不过反映了真实社会隐处的冰山一角。
有的传统主义者只是一种敝帚自珍的弱势心态，是想逃避现代生活，取得自己在民族自尊心上的一点平衡。传统文化只是少数学者的事，人们平时说起传统，只是一种姿态、一种装饰、一种表演。那些弘扬国粹的设施，大多是些既没有文化底蕴，也没有实际效应的摆设，撑门面给外国旅游者、海外华人看的，即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全盘西化派主张的国际接轨，只是简单的模仿思维。外来文化沸沸扬扬，大多是消费方式以及西方称作"垃圾文化"的那些东西，这种西洋化的"现代"生活，连当年慈禧太后也很乐意接受。生产方面，先是进口产品，然后引进成套设备。现在，全套外来的实业、事业都有了，国外教育对中国家长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可是，西方文明的真精神是什么，没人仔细考究。
中国崛起并成为伟大民族的最根本、最核心、最关键因素，是要有自己民族活的、有创造力的灵魂，这就是我们的民族主体意识、我们的人文精神。这是我们主动地包容、吸纳和把握一切内外条件，进行能动的创造性转化的能力。一个民族的文化力量主要不在于他既有的文化财富，而在于他在此基础上融会贯通，自由选择和自主创造的能力。目前我们这种能力还很低！
●在异质文化的挑战、批判、对话中，古典文化资源作为民族新生的基点，具有永久的精神原动力
今天，我们对古典文化的丰厚内涵已很陌生，与国门打开之初的那些文化大师相比，我们身上的传统余香越来越淡。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我们再也做不出梁启超、严复、陈独秀、胡适、鲁迅、梁漱溟、毛泽东那一代人在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激发下做出的文章了。这样，我们会因为没有人家那样的内心动力和精神素养，而永远照搬别人现成的东西。
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人，精神层面的素养内在地决定其生存方式、生活方式，而外部物质条件无论是强权，是挑战，是诱惑，都只是外因，外因能够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引起人和社会文化的改变，并建构为新的内在文化基因。人们对现代中国的思考常常只是批判与否定传统，却没有从中找到与西方宗教教化类似的文化前提，以实现创造性的超越。
五四前后，一批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包括辜鸿铭、王国维、林纾等等，与激烈的西化思潮保持距离，甚至相抗衡，主张保守中国传统。直到今天，即使曾经激烈地抨击传统的许多人，到了晚年也开始向传统回归。对此，我们需要理性与宽容的态度。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应当在蔡元培先生倡导的那种"兼容并包"的宽容精神中进行对话、综合、创造、超越。
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持久影响的几个古老民族，包括印度、犹太、希腊及中国，都在一个雅斯贝尔斯称为世界文明"轴心时代"（公元前500年前后）里，由英雄崇拜转向圣贤崇拜，不约而同地形成各自的文化经典，冯天瑜先生称之为"元典精神"。
那些圣贤、哲人、智者成为民族经验的集大成者，他们以经典文字表述、创造和传播的文化范式，构成这个民族思维方式和价值选择的基础，成为社会结构新陈代谢的核心，是它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之源。
中国传统教育从小背书开始，背而不解其义，人的一生都在现实生活的经验中细细咀嚼古人语言里的无限韵味，造成中国文化在内心直觉体验上的深刻发展，但在外在形式上却相对停滞，一个人到死也难以走出前人的框框。
那些千古不变的框框当然不值得留恋。有人感叹，现在大家都不读老祖宗的典籍，再也培养不出文化大师来。要深入挖掘并挽救传统文化资源，为人类文化宝库保存活的多样性基因，不妨在自愿基础上让一些青少年有条件地接受这种传统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法等思想体系来自农耕社会的生存方式，分别体现着血缘宗法关系、天人关系及政治哲学。墨家是手工业和流动生活方式的产物，与古希腊哲学中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和德谟克利特原子论十分相似，但被农业社会淘汰。佛家来自印度，但由于它能够给早熟的农业文明提供消解、抽空、超越的精神作用，因而也被接受改造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文化的整体主义、历史主义思维，与以德国唯心主义为代表的辩证法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来自非工业的田园生活中人们对自身和自然界的生命体验。两种思维讲究事物的整体性，有机联系，内在协调，综合平衡，对立统一，个体独特性；重视生命过程在时间上的不可逆性，生命的演变是一个生生不息、新陈代谢的变易过程，没有一个终极的模式，理想的彼岸。
这种思维虽然没有精确化、实证化、形式逻辑化的理论，但却能在现代理性及其科学理论难以深入的人和生命的领域发挥独到的理解和认识作用。像中医、气功、武术以及绘画、书法等方面集中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现代系统科学就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启发来形成的，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等，旨在研究复杂系统尤其是生命系统的存在方式，它是对牛顿以来的机械唯物论基础上形成的自然科学的补充，也是未来科学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农耕生活离生命的自然状态较近，相比现代工业生产来说，带来的心理负荷和环境压力要小得多。中国高度成熟的农业文明经历了周期性的分合、兴衰、起伏，人们的生命意识和历史意识里积淀了高度的生存智慧与文明反思。道家反璞归真，回归生命的自然状态，保持天人合一，佛家节制欲望的无限膨胀，这对今天人们反省危机日益严重的工业文明，会有深刻的启迪。
传统的"风水"观念，既有信仰、迷信成分，也有天文、地理、生态及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独到体验，其中有现代工业社会值得借鉴的智慧。现代人抛弃了这些智慧，为眼前的利益而掠夺自然，人的生存环境破坏极其严重，而且永远无法恢复。因此，重建与生态环境的共存意识、欣赏美学、自然诗意，是整个人类生存状态得以提升的关键之一。
传统道德基于家庭和熟人圈子里简单朴素的直接交往，无需普遍原则和公理。人们追求和维护的目标，是相互和谐、利益平衡、结构稳定、行动协调的良性社会关系，最大程度的宽容精神和多元共存，遵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
西方文明崇尚普遍的理性和价值原则，人们往往各持一种自认为绝对真理或至善原则，互不相让，甚至强加于人，即"己所欲，施于人"，甚至互以对方为异教徒而大打出手。这固然有利于推广现代普遍理性原则，但它与一元化的西方中心主义结合，就会走向危险的文化霸权主义，这正是今天全球化的严重问题。为此，从东方传统汲取智慧当然是必要的。
中国传统"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主义思想，"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信念，"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人生境界，对于克服现代物质文明中的工具理性、机械秩序及消费过剩的问题，都有一定启示作用。
●民间文化资源是多元文化生态中的宝贵基因：扶贫必须自愿自主，必须摒弃单一的文明进步模式
不同的生活体验之间需要对话，但主流意识中对农村的理解只是从外部，居高临下地看问题，只是从现代城市生活标准看问题。即便是农民出身的子弟，也把农村生活的体验看作无须回首的过去，知青经历更是不堪回首的恶梦。
每个来自乡村，尤其是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如果不是因为生存的压力而有意识地忘却从小所受的文化熏陶，都会承认，农村生活有它本身的智慧、幽默、道德、语言、逻辑......，哪个人群都有其特殊的视野、信仰、历史、价值、情趣。
对于城市人来说，山村的故事总是那么遥远。而当我们真正深入那里，不以先入为主的优越感阻隔与当地人的交流，而是以开放的心灵去了解和体验，会给我们的思维、想象、创作以及情趣增添不尽的灵感和生机。现代生活越来越单一、紧张、压抑、程式化，保留一块原始的净土，也是给每个人留条后路。原始不等于落后，"先进"、"落后"是现代人的教条化概念。丰富、多样、不确定的原始净土，是现代文明原创力的源泉。既然有全盘西化的实验特区，同样也应有保持传统的生活特区。
这不是反对落后地区脱离贫困走向现代文明，也不是保持都市现代生活的优越感而牺牲落后地区的发展。与整个国家的现代进程一样，地方文化不能饥不择食、急不可待、急功近利地照搬别人的现成东西，不能一窝蜂地模仿一种模式。
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同样地运用这种视角、思维及行动。我们在做扶贫、开发善举时，对其独特的原生文化、价值观念视而不见，顶多当作展览把玩的标本，或统统标定为愚昧落后加以改变，我们将自己拥有的优势文化，包括其中腐败、傲慢、偏见的毒素，输送给他们，使其以城市为模本"现代化"，我们从中获取救主般的满足。
在50、60年代收集、整理、挖掘、抢救出了大批民间文化艺术精品，80年代也做了大量工作。但在经济大潮冲击下，抢救停滞了，传统文化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枯竭。国家禁止砍伐森林，这显示了一种远大的胸怀。而比这更重要的是，必须禁止破坏性的开发，别让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业运作，愚昧、庸俗、虚假、低级趣味的"人文景点"，瓦解纯朴的地方民风。
对边远地区的帮助不要套用外人的富裕标准，以现代物质生活引诱和干扰他们。保持千百年来生息的方式，特别是保持特有的文化习俗，既是他们的自愿，也是他们对于中国和人类的贡献。不是匆忙给他们输入现代经济，而是尊重他们的价值，让他们保持对传统的信心，从而以自信的主人身份与外界进行建设性、创造性的对话、交流。
在西宁，我曾经与一位初看与一般人无异的回族阿訇交谈。他既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到麦加朝觐过，但宗教、历史、哲学以及文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知识却十分渊博，人生体验和境界特别高深。很多见解我不同意或者不懂，但他明晰的思维，他周围那些教徒的虔诚、积极、勤奋、洁净而安祥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改变了我从国际新闻里形成的穆斯林印象。
在西藏，一位从现代人眼光看起来浑身尘垢、裹着一块破布的小喇嘛，捡起地上一片树叶，自信而幽默地教训我："佛就在这里面"。从他们做佛事时的虔诚里，我觉得我们关于科学、文化、教育以及真理、智慧、价值、进步之类的标准，最好不要自作聪明，随便滥用。如果我们不以简单的意识形态思维对待包括藏民族在内的以信仰为中心的少数民族，不是单方面用行政手段去援助、提高、帮助、改造他们（尽管的确是善意的），而是更多民间的、双向的对话，那么许多事情会好得多。
在神农架，我曾呆过一个多月，那里不仅有世界上最珍贵的自然遗产，而且还有引起世界关注的土著文化，这些珍贵的遗产正由于几十年来数万移民及其现代生活的渗透而瓦解。如果几十年后再来抢救，目前仅存的零零星星的活化石花再多的钱也活不了了。保持这些文化，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会更令人敬佩。那里一位"土著"出身的小学教师，发现和整理一种汉人历史上没有的史诗性质的传唱艺术，后来调到当地文化馆工作，生活贫穷、邋遢、不拘常礼，不会应付现代生活，连当地移民也视他为怪人。但他的知识、思维、悟性却是绝大多数道貌岸然的大学教授无法比拟的，尽管他的学识也不太合符现代规范。
神农架的深山里，一些几十年前移民进去的林场工人的生活，按我们的标准是赤贫。但那里也有很多现代生活中根本不可能有的内容--他的生产技能、朴素艺术、朴实交往。他们用最简单的素菜做出整桌美味，他们用最简陋的乐器演奏动听的音乐。但他们如果到我们居住的社区来，只有做些送报、送奶、换煤气的零工，与我们顶多只有几句讨价还价的语言，还要遭遇我们的警惕和怀疑。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那些更具丰富的原始意象的孩子，可能只是千百万打工仔（妹）中的一个。
丽江古城，保存着古老的建筑和朴实的生活。在水流方向上依次建了三个水池，第一个饮用，第二个洗菜，第三个洗衣。没有人违反这个规矩。一个小孩从第一个水池里舀了一碗水喝，剩下的半碗倒入另外的池子。他知道，哪是对的，哪是错的，毫不含糊。这里的生活习俗与现代文化没有任何关系，然而，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来看，这是未来人类文明的楷模。
电视里，偏远山区两位可敬的民警操一口蹩脚的普通话，向浑身不自在的山民讲一通道理，把那些农忙时节不上学的孩子招回来上课，高声朗读与周围不协调的教科书内容。这种全国统一灌输的知识体系、思维模式就是"现代化"，有点蛮不讲理。
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扶贫，需要在深入调查和综合研究基础上，分别对待。一些有自己独特文化的少数民族，千万不要轻率地干扰他们正常生息；一些有自己特殊生活方式，保持朴素传统的居民，不要代替他们作出选择，千万不要强加给他们不想要的东西。甚至不要轻易沿用国家一般的民事法律，打破他们内部的传统规则。当我们不得不将老虎送往动物园或保护区时，我们是终于认识到了现代文明的负面效应。这是赎罪补过行为，而决不是恩赐行为。不要再给天鹅设计它的生活。
有些工作当然是必须做的：一是计划生育；二是自然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三是鼓励和扶持教育，但不是强制性的灌输教育；四是适当的交通和信息发展；五是社会治安，尤其曾是土匪聚居地，民风不正，每逢乱世必作恶的个别地方。
但是，农村的社会进步只能是和风细雨的文化渗透。换而言之，除了国家基本的人口、环保政策和基本的政治法律秩序之外，只有那些因为自然条件、人口等客观条件导致贫穷、愚昧，人口无限膨胀并且素质低，并没有特色和传统的文化习惯，且民风不正，对别处构成危害，生活方式有损自然生态等等这些情况，才需要更多的外部引导和帮助。
第十一章 自立自强的文教兴国之路
2004年06月18日22:53 作者：姚国华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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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转换：以经济－政治－文化的生命结构模型，取代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机械关系模型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因此，其生产方式构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相当于地基。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了它之上的上层建筑，即政治体系、法律制度和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最决定性的第一层；人与人之间结成的相互关系构成生产关系，居第二层。政法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似乎也是上下层关系。
建筑结构虽然也讲系统的协调及与环境的和谐，但用力学概念和原理来分析，基础和建筑的关系只是一种机械的决定和被决定、外在的作用和反作用，并不存在内部的有机整体协调作用，也不存在机体本身的能动作用和内部的动力机制。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有机体结构的分析还处于初始阶段，细胞刚被发现，复杂的社会结构只能以简单、机械、无机的结构模型来说明。因此，他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采用建筑结构模型。这种社会结构的理解，给后来的机械论思维留下后患。
但马克思继承了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辩证思维，对于社会历史的分析本是历史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他把社会生活的本质归结为人的能动的实践过程，强调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对社会起决定作用，同时又强调社会意识及其服务的社会制度等上层建筑不是被动的，它对于基础有反作用。这样建筑具有活的能动的力量，实际上超越了这一分析模型的机械论思维。
今天人们分析社会的静态结构，只是把经济看作基石、材料，政治看作结构、框架，文化是依附其上的摆设、装饰，好听一点是宝塔顶上的明珠。或者说，经济财富是基础，政治秩序是结构，文化精神是软件。这种分析也是机械论的理解，忽略了社会有机体内部的自我发展的活的生命。社会有机体的生命与灵魂，恰恰是机械论所轻视的文化。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都是人们从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的关系本是内在的。作用与反作用，对象与反映，基础与建筑等机械论概念作一种形象比喻，用来表达有机体内部的辩证关系，并不十分贴切。人的意识并不是对象的简单映象，而是人的意识相对独立的自我建构。意识的对象只是外因，主观世界的目的性和已往的经验才是内因。
社会生产是人的实践，不同于动物本能的谋生活动；生产力是人类对于自然对象的能力，其主体是人，既是物质能力，更是精神能力。生产关系是人们的交往关系，既是物质利益关系，更是人与人相互间的目的性、价值原则和文化认同的关系。
列宁曾说，任何比喻都不可能完全贴切。不过，根据恩格斯关于运动基本形式的分析，社会运动与生命运动最为接近，与机械运动最远。显然，以生命结构来比较社会结构，要比力学结构比喻社会结构，会要贴切得多。
经济－政治－文化构成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一方面，有文化基因结构的静态控制；另一方面，有生命冲动的动态创造。
经济是这个机体的物质循环，相当于动物体内的肠胃等消化系统，解决物质生存资料的基本需要；
政治是这个机体的基本结构，相当于体内骨胳、肌肉等运动系统，解决社会交往中的地位、权利、组织问题；
文化是这个机体的内在灵魂，相当于以大脑、神经中枢为代表的思维系统，以特定的自觉意识支配自己的生存方式。
换一个角度，拿细胞为模型，那么经济是细胞质，政治是各种酶，法律是防病抗体，文化是细胞核、基因DNA。
经济--质料，肌体，载体，外力，枝叶，外在关系。
政法--形式，秩序，体制，权力，支柱，整体结构。
文化--目的，灵魂，核心，活力，根本，内在归宿。
●澄清概念之一：生产力是人的一种能力，并不是别的物质实体，因此它是由文化（科技）决定的
庸俗唯物论将生产力、生产方式理解为人的意识之外的物质力量。生产力等同于工具、对象及劳动力等实体，其中劳动力也只是物质的存在，而不是由自己内在意识支配着的人。这样，物质载体被看成决定力量，人的主观能动性却被忽略。
这种理解把起码的逻辑搞乱了：生产力归根结底是人的能力，而人之外的物质实体（工具、对象），只是体现生产力的中介和载体，并不是生产力本身。人之为人的根本当然不是身体本能，而是意识的能动作用，只有精神能力才能转化为物质能力。
所以，生产力不是一种神秘的外在力量，而是人的主观能动力量，是由人的目的、意志、智慧、知识决定的，是人的创造力与文化素养的外在体现。不言而喻，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就在于提高人的文化、科学素养。
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不是外在于人的绝对力量。社会发展的火车头要由有文化的人来操纵。人的文化素养才是决定性的--不仅是科学，而且是信念、理性、理想、道德、情操、性格、气质、趣味。
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把劳动视为人的本质，强调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从而与庸俗唯物主义区分开来。毛泽东认为主观能动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变精神的物质是认识对象，由精神变来的物质是被改造的对象，这是说物质文明是精神文化的产物。"人总是要有点精神"只是最起码的，其实精神岂只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点缀。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唯心主义"、理想主义，这与它对待客观对象的唯物主义、现实主义并不对立。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强调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但同时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看作物质形态的东西，却抹去文化基因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作用，特别是抹除了马克思关于实践的精神能动性、革命性、创造性。这种庸俗思维下的经济学，还与中国传统朴素的实用主义的唯物主义一脉相承，认为物质财富决定所有社会关系及道德、法律、政治。
邓小平发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最大的意义在于揭示人的知识、智慧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其实培根早就说，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本是人的意识，庸俗唯物主义把它视为社会存在的附属品，放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结构的末梢上。
邓小平就像元帅看上一个天才士兵，果断提拔他当将军一样，把科学技术提到生产力高度，后来还冠以"第一"称号。在僵化的教条主义背景下，真理的发现和理论空间的开辟，正是依靠这种非既定理论的直觉。
人是社会生活的中心，是社会体制的灵魂和动力的源泉，是生产方式的主体，财富的主人。人是现实的物质存在，又是能动的精神存在。在物质和精神两极之间的不同层面，有生理的人，经济的人，伦理的人，政治与法律的人，文化的人，精神的人。生理和经济是低级的或外在的层面，而文化和精神是最高或核心的层面。
人在生理上是一个动物，物质欲望是生理需要的体现。经济最基本的意义是谋生，也是通过精神支配的生产经营活动解决生存的物质需要。经济满足人的生理需要，也为精神的自由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伦理、政治和法律是中间层面，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既体现着相互间物质利益、权利地位的关系，又体现着文化和精神意义的交流、合作关系。
精神与文化对于人的生理需要、经济活动以及伦理、政治、法律活动具有能动的支配、提升和创造作用。
电视上一主持人说，她有一个主张，观念也是生产力。是湖南卫视，好大胆！要是在哲学考卷上这么说，又得扣分--这等于说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生产力是一回事！不过时代变了，摇头的那些意识形态专家、哲学教授大都退休了，后一代人大多不会认真计较。再说，先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然后有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如今说观念也是生产力，也顺理成章了。
当中国人缺乏理性的能力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时，经验主义和大胆胡说，往往也能成为人们最好的老师。
●澄清概念之二：解放既定的物质生产力，不等于创造新生产力，因此光有改革与开放还远远不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与人民生活的改善，主要是依靠解放生产力，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解放生产力"的意思是说，本来有的生产力被束缚住了，只要摆脱束缚，建立适当的生产关系，就能正常发挥出来。
但是，解放生产力并不等于创造新的生产力。根本的、迫切的问题不是解放生产力，是创造和提升新的生产力。中国传统农业生产力相对成熟，维持着人们的基本生计。近代以后，引进和学习西方的工业生产力，却没有获得它的发展动力。
新的生产力必须要有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要有人们文化素养的全面提高。现代生产力的进步，主要依靠高新科技的发展。杨振宁说，高科技是中国超越发达国家的主战场，也是最后的战场。尚若不能抢占一席之地，中国将会被世界抛弃。
中国高科技发展不仅相对于世界落后，而且由于急功近利的思维居支配地位，相对于自己过去的社会发展也不够。经济的增长主要靠简单劳动，包括资源消耗和掠夺性开发。从长远来看，这种发展是有限的。
现代中国能够拿出来的，只是西方廉价市场上充斥的劣质商品。一个号称世界上最智慧的民族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科学文化上的落后面貌，而是靠向国外倾销廉价的衣帽鞋袜、五金玩具之类劳动密集型产品来实现经济增长。
这些年来，中国大地上热过那么多新鲜事物：文凭、外语、出国、下海、股票、期货、房地产、传销、气功、保健、跳舞、手提电话、私人汽车、上网。北京人有个"玩"字，玩腻了这个再玩那个，反正是一个玩，谁能想出点子让人玩新鲜，谁就能掌握昙花一现的时尚，赚上一把。但其中，完全没有能影响世界潮流，影响国家发展的，让自己安身立命的永久价值。
中国的都市消费，尤其是上层消费，越来越接近世界新潮，我们为此兴奋不已，骄傲不已。却看不到我们生活日趋依附性、低级化、消费化的耻辱。与这种趋势相对应的，是整个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严重退化、萎缩。
改革依靠利益杠杆操作而不是听从文化向导，许多不合理的事物堂而皇之地出现，而明明合理的事物却无法立足。
没有钱，梦想有钱；一有钱，一心要盘成大暴发户：盖大楼，铺摊子，上项目，高指标，厚泡沫，放卫星，超常规发展。一时，马胜利、禹作敏、史玉柱、牟其中、于志安、步鑫生等明星轮番登场。然而，都只是昙花一现，随后是泡沫破灭。
这20年国外一切吃喝玩乐的享受我们都引进了。一波又一波的"热"层出不穷，大家都想一夜致富。什么东西好卖就会一哄而上，一下子从地下冒出成千上万的生产厂家！都是一锤子买卖，没有人去想升级换代，没有人踏踏实实去真正开发研究一样产品，化气力而见效慢的事没有人去做。企业领导都在忙着捞钱享受，政府官员都是急功近利，早见政绩早升官，没人想长远的事。企业缺乏创新，研究开发人员凤毛麟角。就那么几个人，大半还是头脑空空如也，根本不去了解社会需要什么，得看洋人用什么才有个概念。好不容易碰上几个有本事的，有项目的，有技术的，银行也不想承担风险而给贷款。
中国经济本质上是替其它经济强国打工的，基本上属于打工仔经济。我们不过充其量挣点血汗钱罢了。人家老板一关厂你就没下顿饭吃。市面一冷清，那些个裁缝、鞋匠、补锅的、卖纸风车生计就难着落了。真正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有吗？
中国的"手艺人经济"不升级换代，以后还得看人家的口袋过紧日子。老吹中国电视机做得如何如何的好，冰箱空调机如何如何同外国品牌竞争，电脑产量如何如何翻番，高规格钢材如何如何填补了空白。可是所有制造这些产品的工具机械没有一样是自己能做的，包括芯片全要依赖进口。猴子也会拿榔头捶破核桃壳，人与猴子的不同就在于人会造榔头，没了榔头猴子屁也吃不成。中国经济处于生产链的末端，干死干活，付出是人家的百倍，赚了只能拿小头，亏了"填刀头"，你第一个被宰没饭吃。
经济学家们也是恶补了一阵西方经济学理论，学了点皮毛，也不消化消化就生搬硬套来给中国开药方。想用最省事的方法见最快的效果，以为可以像格林斯潘用利率操控美国经济一样。美国人是在赚外国人的钱，没有外资涌入，道琼斯长个屁。更恶劣的是不鼓励创业，却引诱赌博投机心理，不注资扶植新兴产业，却托扶股市，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其结果也只是推迟了危机，却使未来的发作更猛烈，打击更沉重。【摘自网上文章《看看我们二十年来都做了什么》，原文2500字，作者HMZ】
有一次，我裹在一批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里，混上了某著名大学丰盛的免费午餐（那句名言在中国不适用）。听罢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关于大把花钱开启大型工程来刺激经济的高谈阔论，我猛着胆子问，愁钱没处花，为何不用些钱来改变一下中国文化、教育、科学投入在全球最低者之列的状况？大家觉得这好像也是个问题，不过光拿钱看不到效益的事毕竟不是他们考虑的。
也不能说经济学家不考虑教育，后来不是搞什么"教育产业化"么！主意是馊了点，也总算他们考虑到了吧。
我这里多次提到经济学家，实有不敬之处，显得很没有学术风度。在另一所著名大学里听讲座，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说，中国将在21世纪前十五年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有学生问中国没有高科技怎么办？他说，我们有一个法宝--盗版！
我再次强调，台上的这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对这样的宝贝，这样的思维，犯得着用严肃的学术语言来论说吗？
●本来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为什么中国人普遍认同经济决定论，或制度决定论，却贬斥文化决定论？
80年代以来，经济决定论一直主导着社会舆论；当经济增长碰到社会腐败、经济无序、稳定动摇的问题日益严重时，才有一种相对深入但仍然一样幼稚的制度或体制决定论流行，认为政治民主化、法治化以及私有化运动才是根本出路。
文化决定论，一听就书生气十足，一般是为传统文化唱高调的人持有，从来没有在普通舆论中流行过。
近年来，人们在对经济、政治、法制建设的反省中，才更多地关注失落的文化传统，下滑的国民素养，空壳化的人文精神。
经济决定论认为：人是经济的动物，承认个人的经济利益关系，就会给社会发展带来动力；而且利益矛盾和冲突本身会自然地促成理性的现代社会制度的形成，现代文化及现代生活方式的形成当然也会顺理成章。
可是，财富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财富只有在健全的社会体制下转化为生产资料，并为具备现代生产能力的人掌握，才能形成现代经济。利益冲突在任何社会都有，中国历史也不例外。从表面上看，传统伦理重义轻利，实际上不过是利益的分配方式而已。利益关系既可以体现为道德关系，也可体现为恶性的利害冲突，可能形成集权统治，也可能产生黑社会、匪社会，可能形成厌恶人间争斗、不事权贵的仙风道骨。但在中国，却从未产生过普遍的契约与制度，没有建立在独立个体之上的法理文化。
体制决定论认为：人是制度的产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法治，承认私有制的合理性，与国际接轨，自然就会融入不可阻挡的全球秩序，享用统一进程的共同福利。
可是，制定并颁布法律，建立司法体系，并不等于法治形成。民主不是赐予的，法治也不单是要来、争来的，也不是模仿国外体制就可以得到的。法律的权威来自人们内心的文化认同，它要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合理规范人们的利益关系。
文化决定论认为：人是文化的动物，各民族具有不可改变的文化之根，文明只能从它上面长出来。必须首先培养具有现代文化修养的精英，给民众以信仰、道德、理性的启蒙，由此建立一种法理制度，并照理性设计的蓝图，实施社会建设和改革。
可是，照搬外人或者沿袭古人，不等于文化提高。由书斋里、故纸堆里的文人虚构"现代化"蓝图，或者在国外转了一趟，依样画葫芦地设计一套方案，然后叫人去实施，这当然很滑稽。文化只有深入人们的内心生活，并且外化为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理性原则，推动经济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建设，促进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才有灵魂、有活力。
经济以体制为保障，并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支配。体制只能从文化中来，又要与具体的生存方式的需要相配合。文化只能从生产方式中来，又须外化为具体的体制和工具。由此可见，三种决定论都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因为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是一个有机体，本来就不存在机械的决定作用。但也可以说有一种全息式的整体决定论，这正是三种决定论的合理处。
"文化决定论"代表一种思想倾向，以斯宾格勒、汤因比、韦伯及亨廷顿、福山等人的思想为典型。中国大多数人从心理深处轻视、排斥这种视角，当然也缺乏深入理解。这受到三种历史因素影响：一是传统农业社会根深蒂固的朴素唯物主义，实用主义智慧；二是近代以来被外部实力竞争强化了的功利主义；三是来自苏联式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这些因素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中心和物质利益至上的现实中，综合并放大为急功近利的滚滚潮流，抑制了深刻的文化理解、反省、判断及选择。
"文化决定论"容易被人作机械论的理解。文化的"决定"作用不是因果律和一一对应的机械控制，而是一种整体协调下的作用，类似于基因对于物种性状的控制。来自英美社会科学上的实证主义思维反对形而上学思辨，主张以实证科学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观测、分析、判断、验证。这种自然科学方法本身是无可非议，但人类生存方式不同于因果关系起主导作用的纯客观的物质过程，而是人们的意识能动性居支配地位的实践活动，实证方法反而只能触及这个领域里的一些外在的、皮毛的问题。
文化研究和创作集中体现了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正是文化探索者和创造者才能触摸到社会文化脉搏。
但人们的活动及作品，只是文化的外在化，不是它本身。因此，文化研究不能是抽象概念、思潮、学派、体系的杜撰，不能是脱离人们实际生存状态的形而上学揣测，而应是对支配着人们生产与生活的观念、意识、精神状态的深刻揭示。
许多"文化活动"只是假大空的形式，只是装点摆设和娱乐消费方式，只是概念游戏、随意虚构、商业炒作、做作表演，既不体现社会生活的真实内容，也不是人的心灵创作，与真正的文化建设风马牛不相及，当然也没有任何积极作用。所谓的精神文明的，普遍存在教条主义、随波逐流、玩世不恭倾向，许多知识分子干着追名逐利、欺世盗名、出卖良知的勾当。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从来是并驾齐驱的。过去教科书里的阶级分析，更把信仰、理想、个性、人格的作用当作"唯心主义"问题予以抹煞。好像人不是自主意识支配的，只是历史与现实机器上的零部件。
西方人文主义、启蒙哲学、科学主义、经济决定论等，是以千年基督教信仰以及更久远的理性传统为铺垫的。
思想解放了几百年至今，尽管出现了怀疑论、无神论，"上帝死了"，但从整体上看，宗教信仰与理性精神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作为内在灵魂、活力源泉、终极原则，渗透于科学、教育、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中。
中国思想解放的对象是历史悠久、内容烂熟的宗法伦理，还有几十年的意识形态。两者十几年就反掉了，除了造成物质表层的繁荣，没有留下其它成果。人们思维方式从过去精致的"唯物主义"理论，到现在粗俗的唯物主义观念，并没有实质变化。
西方学者对人物的研究或描述，更重视心理过程。而西方色情小说里，也夹杂着中国人看不懂且讨厌的心理体验。
中国人揣测和分析社会现象的来龙去脉时，却离不开功利因素的考察。中国爱情小说里，男女之事往往直入生理主题。
在中国背景上，即便不是"小人之心"，而是"君子之腹"，也只考虑到道德的层面。而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常常十分准确，它具有现实的合理性。这种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体现着中国文化特殊性：文明程度低而且早熟。只有以功利主义为内容的道德，精神空间极其狭窄，几乎没有超越的宗教理想，没有独立的贵族文化，没有自由的知识传统。
●启动社会变革需要外部经济与政治力量的挑战，但实现社会进步取决于民族内部文化轴心的驱动
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革命与建设，变革与创造，不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是由内在生命力驱动的自我发展。
社会动力最终是人的生命中能动的、目的性的力量。一方面，人的生命欲望以消费来满足，外部环境刺激人的欲望与期盼，挑起人的嫉妒与仇恨，投入财富的竞争、地位的追求、权力的占有、享乐的迷恋，追逐外部权力和利益。
另一方面，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欲望、激情、灵感，升华为想象、爱恋、崇拜、好奇、良知、自尊、自强，在内心世界追求宗教信仰、道德境界、艺术情感，在社会生活里追求个人成就、社会理想、客观真理，开拓新的空间，新的时代。
近代以来，外力打开中国国门，传统社会失去平衡，进入动荡与革命时期。外来的思想引导变革。
马克思、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阶级斗争这种动力是受迫的，是处于外在势力压抑、挑衅、剥夺下激发的力量。中国近现代革命就是靠两种外在力量推动社会变革的，一是外国列强和市场经济的压力，一是内部阶级矛盾的激发。
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在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失衡，阶级分化严重的背景之下，调动了底层绝大多数民众，通过与现成制度进行对立和斗争，实现了全社会的重组。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区分敌人与朋友，然后是发动人数众多的底层无产者，团结中间阶级，推翻少数上层阶级的统治。这个理论轮廓清晰，操作性强，成为矛盾重重的旧社会夺取革命胜利的思想保证。
毛泽东从他的斗争哲学里引申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实践。阶级斗争是人们被迫的较量，而不是靠人们内心自由的追求。当国家获得独立，民族获得解放，人民当家作主，对立阶级被消灭后，社会反而失去进步的动力。
生产斗争是战胜饥寒，改造自然。革命成功后，人们乘着革命胜利的豪情，展开想象力的翅膀，战天斗地、向大自然进军、搞"大跃进"式的群众运动。但随着经济的恢复，这种受迫的斗争激情难以长久维持，逐步被消费的欲望所取代。科学实验本是要认识自然的规律，但由于没有相应的理性文化与科学精神的引导和支撑，相应的探索越来越功利化，低水平化。
找不到斗争对象，人们变得空虚、失落，于是阶级斗争又被人为地制造出来，人们退回到无休止的人际争斗和内耗中。
这种斗争哲学超越个体的物质利益，需要具有更多的精神文化力量，容易升华为信仰主义、理想主义、道德主义，但也容易在神圣的乌托邦的背后，造成权力斗争的恶性内耗和残酷迫害。因为说到底，阶级斗争虽然超越个人的直接利益，但仍然是围绕集团之间根本利益关系展开的，当被压抑起来的物欲发泄在政治权力的角逐时，其破坏作用比直接的利益竞争更大。
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经验在于，以民族内部的文化变革为先导，激发大众的革命热情、乌托邦理想，利用叛逆力量，以政治革命为核心，实现国家统一，全面扫荡腐朽、庸俗、势利、萎靡、懒惰势力，推动社会的自主创新。
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教训在于，在世界潮流和传统文化之外，偏执于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陷入政治功利主义、官本位及权力斗争，无法升华到人类的信仰和现代理性文化层面，为了煽动一时的情绪，造成狂热、虚伪、形式主义、假大空。
邓小平时代，中国回到全球化潮流，以经济建设为核心推动社会进步，在一切有形的领域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建设。社会建设动力是改革与开放所激发的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改革将过去束缚在国家和集体上的利益释放出来，通过消费刺激经济发展；开放是进入国际经济市场的运行轨道，引入高技术和高效率的利益竞争，从中得到外部的推动。
现代市场运行中，人被简化为物欲、利益驱动的动物或机器，头脑里的理智目的就是要最充分地实现自己的物质利益，包括为此不得不遵守社会共同的法律、规则和秩序。市场本身像机器运动，一旦圈入其中，会不由自主地随之运动。无止境的技术进步能够生产出远远超出人们本能需要的消费品来，市场只能给人心理刺激，诱导、制造、放大出超越本能的消费需要来。
但是，如果社会只是以人的被动的、本能的欲望为基础，而不是以人的自由的创造性追求为主导时，经济增长带来的消费满足容易使人麻木，开放带来的外部强势容易使人迷失。人们为外在物质力量所支配，特别是为外部经济、科技上的强势力量所左右。社会深层的文化动力日渐萎缩，人们的精神世界日益空虚，社会腐败几近病入膏肓。
今天，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体制问题，较少考虑社会发展动力的激发。人们从简单的经济学假定出发，认为人是经济的动物，社会的活力来自个体对利益的合理追求。只要承认个人利益、天赋人权这个前提，社会的建构就会形成良性的状态。
在革命斗争与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动力是在被压迫、被剥夺、必需品匮乏的人们中激发的群体冲动。这时，个人没有自由选择，多数人没有独立思想，但并未意识到不自由，人们体验的是自由、随意而浪漫的群体文化。
到了市场竞争的时代，社会动力则是对物质获取、占有、享受所诱发的个体欲望。这时，个人有了自由，但因为被利益与潮流所牵系，失去了职业保障和群体依赖，充分自由、浪漫、超越的体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反而更加困难。
两个时代都激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带来了社会变革的动力，但两种力量都是被动的，人们为群体或者个体的基本生存需要所支配，潜能没有充分展开，没有自由、从容、多样的创造与选择，精神文化的修养所展开的生活空间极其狭小。
社会必须从阶级斗争、物质竞争中解脱出来，实现人与人之间个性化、多元化的交流，其平台是现代理性文化，焦点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至于具体内容，并不存在铁的规律和单一的模式，也不存在哪条路绝对优越、正确。
计划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中国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一面倒向苏联模式。其实，两极的综合可能赢得更多自主，不至于背上一种模式的包袱，也不至于今天在相反的美国模式上盲目行进，在此之外看不到其它出路。
●片面理解"一个中心"与"三个有利于"会使经济与政治、文化关系畸变，掏空资源，丧失后劲
在鄂西某贫困县，没去之前想象，那里会有宜人的气候和丰富的物产。去了发现找不到一家清静的旅馆。县报记者告诉我，半年间全县涌现数百家"发廊"，不过他们没有报道过。因为，根据领导的意图，这事有利于经济发展，只能做，不能说。
经济、政治、文化在整个社会中相互作用，谁也没有绝对支配权。哪个为中心，哪个优先发展，得由具体历史条件来确定，没有普遍的定则。特定时期内，需要以某一方面为中心任务，但它不能带来社会的全面持久发展。
中国革命经历过信仰中心，军事中心，政权中心。为了改造社会，需要建立政权，因此要有革命的队伍。而革命队伍要有凝聚力，必须以统一的意识形态信仰为核心。革命逻辑就是"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治是统帅"。
在政治功利主义背景下，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但人们常常忘记，革命的目的在于创造新生活，不是为革命而革命，否则就会变质成为革命癖，权力痴，征服狂。文革中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中心，专制主义，非理性的盲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改革时代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物质利益成为高于一切的基本价值，随之而来的却是物欲横流的现实。当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受到威胁时，强调政治原则，当社会生活日益腐败和萎靡时，强化意识形态宣传，即所谓主旋律。这都十分被动。
所谓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观念，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科教兴国的观念，就是要克服某种过度的功利主义思维。
首先，经济生产只是解决社会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料，并不等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本身。
社会生活是由经济、政治、文化及教育、科技、法律、道德、军事、体育、卫生、环境等方面构成，单纯的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社会进步。还需要政治秩序稳定，保证利益分配的公正，还要有文化上的理性和远见，要有广阔的视野，未来的憧憬。
人的外部表象是经济动物，而内在本质却是文化动物。人不是一般的物质，也不是仅由本能驱使的动物，是以精神为核心的存在。人们追求的自由、平等、秩序、尊严、良知、亲情、友爱、信仰、真理、美感，是更加永恒更具本质意义的价值。
经济生产是人生存的保障与发展的前提，这是常识。"三个有利于"就是经济生活的原则，但它也与整个社会生活相联系。生产力不只是物质生产的效率，而且是人对生存环境的协调与创造的能力；人民生活不只是物质消费和财富占有，更包括人的精神品位、道德水准；综合国力是国家经济、政治、外交、科技、文化、教育以及生态、地理、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综合实力。
但通常人们的理解中，生产力也好，综合国力也好，人民生活水平也好，归根结底落实在经济发展上；而经济发展最终又归于物质成果与资本的增长。也就是说：谁的财大，谁的气粗。有钱就是硬道理，有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有人说，承认人的本能欲望、物质利益、人性自私等一些基本常识，现代社会法律制度的建立就有了经验的前提。其实并不尽然，任何民族都承认人的物质欲望的客观存在，恰恰是一些高级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物欲，升华为文化创造的动力。
占有癖、守财奴、消费机器、经济动物是社会异化的产物。其实韦伯说，资本主义并不是源于纵欲主义，恰恰来自清教徒的禁欲主义。它以特殊的文化方式渗透并左右经济过程，如天职观念，信用与契约关系，簿计与核算方式，科学与技术力量等。
经济不等于动物谋生，它靠政治、文化来维系。这里，根本没有无机自然界那种普遍的客观定律。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需要结合。但不是文化市场化，这等于取消文化，正如政治市场化，权钱可以交易，官位可以出卖，不论直接还是间接，哪还能有政治可言？市场经济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必然导致全面腐败、混乱与危机，结果是一个民族内在动力机制的长期萎缩。
其次，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依托着政治、文化的潜在资源，后者是有限而不是无限的。
社会生活长期强调一方面的发展，它所依赖的其它资源渐渐地消耗、掏空，发展就会减速、停滞、变形，以至混乱。
市场经济是西方人特定的生存方式及文化的产物。没有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及体制的变革，即使有外延的、有形的、静态的层面的发展，也不会有内涵的、核心的、创造的层面的建树。靠透支传统资源，消耗老底子来配合外来市场的急剧渗透，追求片面的、孤立的经济膨胀速度，没有自主消化的时间和独立创造的空间，只是简单、麻木、机械地跟着西方走，模仿、顺应、加入市场经济，只能做西方为中心的大机器的从属者，根本经不起突发的经济、政治风浪。
旧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内的资源已经释放殆尽，活力萎缩，新的社会秩序、内在动力机制及远景战略未能建立，发展进程日益为外力所牵制，精英流失，信心丧失，腐败滋长，公共资源流失，社会严重分裂，民族凝聚力枯竭，灵魂萎靡和疲惫。人们富裕在外表上，贫穷却深入内心，人格平面化，精神空虚以至于变态。国家的肌肤肥硕，体质却虚弱。
经济增长指标孤军突进，与社会系统中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科技状况以及自然系统中的环境、生态、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高速增长的只是泡沫的、数量的货币符号及廉价物质产品，而不是内涵的、实质性的生产力和生活品质，更不是人格的提升，文明的进化。一个传统农民几年间变为一掷千金的暴发户，谈不上任何进步。
经济发展走势越来越丧失理智，一旦发生经济振荡、政治风波及其它内外冲突，结果可能是疯狂与崩溃。再开动破败的意识形态机器，强调任何主义、思想、理论、楷模，都不再有感召力，所有人都会摇头；靠强力控制局面，风险更是不可想象。
东南亚泡沫经济的教训就在于：生产力不是货币，不是期股指数，不是地产价格，不是固定资产，不是物质产品，不是国民生产总值。这一切充其量只是生产力的表象，都可能在一夜间遭遇雪崩式的危机，缩水一半，甚至全面崩溃，化为乌有。
真正的生产力作为人的能力，是由人的文化教育水平决定的，是人文修养、科技素养的综合。我们需要超越过去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思维，综合理解生产力概念，特别是不能忘记生产方式的主体就是人本身。
能否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直接表现为经济、技术、效率及增长速度之类的实证数据，但那些看似虚无飘渺的精神文化因素却起着内在的决定作用。社会发展不能从表面经济和物质的表象上追求，应当从整个民族的精神创造力包括人文精神、科学理性上去作文章。不抓住这个实质，再摸索一百年，也还在一治一乱中折腾，在专制与腐败中徘徊。
●全球化应是双向的：经济的自主与开放、政治的独立与接轨、文化的自持与交流之间要保持张力
国际接轨，加入国际市场经济大循环，接纳知识经济，遵守国际惯例等等，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当今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普遍缺乏深层战略性、动力学的思考，以为市场当然是均匀、平等、自由、公平、随机的，以为"现代化"是一种结构的普及、延伸与模仿；列车同轨，就可以轰隆隆地开进来。然而，更为复杂的反面却很少为人所把握。
保守和开放是有机体的内在矛盾。适度封闭、保守是生命存在的必需条件，绝对开放只能意味着生命的解体。
生命体的开放，是与外界进行交流、对话、竞争，旨在谋求、吸收、利用外部资源；保守是保持自己既定的物质、能量、结构、秩序，旨在维护生命的主体地位。两个方面共存于生命体里。某一方面一时占主导地位，但没有绝对的价值。
稳定、成熟的生命体系容易趋于保守，内因起主导作用。因为它有自己的既定结构，能够保障外部资源的获得。但一味保守就是扼制生命，导致僵化、窒息。如果它的活力充沛，会不满足既定程序，主动探索不确定领域。
幼稚、失衡的生命体系被迫走向开放，外因起主导作用。因为不断受到外部力量的挑战，它需要主动寻求外力推动，以实现自己的强大。但单纯开放等于丧失自主，造成混乱、解体，因此它还要努力抗争，保卫自己固有的体系。
今日中国人的观念里，开放是个无条件的褒义词，具有不言而喻的优越性，保守、封闭则是不言自明的贬义词。然而，只是靠引进和模仿，没有自己内在创造力的觉醒，只是跟着别人后面走，这样的"现代化"最终也是没有出路的。
市场经济并不像它的抽象原则那样自由、平等、公平，现实的全球化进程不是均匀发展的，它从一个中心出发，将周边变成自己的市场、原料供应地。中心是主动的、原创的，边缘则是被动的、依附的。这种格局的划分当然是中心主导的。
整个现代文明都是以西方文化为价值核心与权力中心的。大学、政府、议会、公司总部、智囊中心、新闻传媒集中于西方国际大都会，它依次带动中等发达的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心城市，再由此带动一般城市，带动周边近郊乡镇，最后深入边远山区，形成全球一体化的等级差序结构。全球化进程与其说有均匀延伸的平行轨道，不如说是以动力源为中心的波纹结构。
中心和边缘两极，是主动－被动、动力－工作、创造－模仿、高新技术－廉价资源、跨国集团－市场代理的关系。
西方现代进程从西欧小国的中心城市出发，伴随地理大发现，通过海洋向整个世界扩张，把周边无限的资源吞入工业化大机器，并把周边变成自己的市场。这就造成了今天的世界格局，优势的中心和弱势的边缘形成马太效应，造成两极分化。
中心也有转移，但主要在西方国家以及与它接近相关的国家之间。边缘也会出现局部中心，但西方主导的格局没有改变。
这一进程中的每个民族都会面对保守与开放的问题，但不同地位的民族却有完全不同的表现。中心国家无论在内在文化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极其保守的，自我中心的，他们带着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满世界跑，外部上表现为咄咄逼人的开放架势。因为以它为中心的开放，并不构成其内在强势的任何损害，而只是瓦解边缘弱势文明，并把它纳入自己控制的体系中。
西方殖民者掌握北美之后，坚持按照清教徒的理想建设新的国家，利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地理屏障保护自己，而一旦它成为市场中心，高高在上的中心地位本身就是一道外人难以进入的高墙。他们大大方方走出去，要求别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
南美的情况就不妙了，伊比利亚人去那里寻找黄金，却无心将自己的文化带过去，他们随意与当地人混血，算是相当开放、大方，结果形成的文明长期停滞不前。20世纪北美崛起之后，他们只得在强势市场面前伏首就范，或者进行软弱的抵抗。
在亚洲，典型的例子是日本与韩国，这两个市场化国家外表上无疑是开放的。尤其日本以善于模仿别人而著称，其实这只是在技术层面上。在其文化内核上却完全是民族主义的，这使它的市场开放受内在需要的支配，贸易保护十分明显。
单向国际接轨，全面放弃自我，接受外来规则。永远只能处在西方中心的边缘或夹缝里流浪、乞讨、跟班、打杂，充当低级苦力和初级资源供应地，接受推销商精心设计的消费观念、价值观及廉价商品，甚至沦为21世纪经济、政治、文化的殖民地。
80年代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提出让外国人来办大学，办公司，甚至治理国家，要国人承认自己是"劣等民族"，心甘情愿当三百年的亡国奴。说这话的人并不都是为哗众取宠，更不都是存心要卖国，何况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也不可能背上十多亿人口大国的这个包袱。这其中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悲剧意识，激发人们的忧患、反思与行动，表达一种怒其不争的痛切。
然而到今天，这已经成了越来越多的人们悲观情绪下无奈的结论。我们再不能自欺欺人了。
社会应该在国际接轨与自力更生两个对立原则的张力中前进。内因与外因，只顾任何一个极端都会付出沉重代价。
接轨必须具备充分的自信和起码的实力，接受挑战同时发出挑战，不是仓促应战。自力更生需要民族主体精神的觉醒，思想文化的活跃，科学技术的提升，创造活力的兴旺，社会公德的普及，政治秩序的稳定，法律制度的公正，人际关系的和谐。
近代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长期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丧失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政治统一，沦落为任人奴役、欺凌、宰割的半殖民地。通过新文化运动和民族革命与解放战争，终于实现了民族的独立、解放与统一。但在国际冷战格局中，又受西方孤立，只得憋足一口气，瞄准外部模式，用土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形成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的重建之路。
持续的社会变革和创造毕竟不同于一场战争，封闭状态下，用教条主义方法汲取的先进思想与信仰会很快僵化，鼓足的干劲会很快耗尽，刚刚激发的生命力会很快窒息。这条路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但也不能否定它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社会发展必须是自我发展，自主地接受挑战，拥有自决能力，创造能力；必须建立内在的动力发生机制，不能依赖外部。
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文化教育、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科学技术、经济体系，积累着巨大的潜能，实际上不仅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背靠的强大后盾（四项基本原则），而且是在转型过程中被汲取、转化、解体、瓜分、流失的雄厚资源。
有人说，20年的繁荣是靠巨大的外债、内债，惊人的环境、资源、道德代价，还有过去几十年留下的巨额浮财托起的。剃除评价者的肯定、否定情绪，冷静地说，这确是部分事实。潜能释放殆尽，新的势能和内在动力发生机制没有形成，权力资本利用"藏富于民"的幌子瓜分着国有资源。人们一厢情愿地把希望托付给所谓"国际接轨"，内部经济、政治、文化及科技方面越来越被动，在强大的外部市场压力面前便只能受制于人。人们被眼前的经济泡沫陶醉，但东南亚危机的幽灵也在我们身边徘徊。
交流对话与自我创新，是现代社会的两个支点，单向的接轨、开放、顺势与封闭、回归、保守都是死路。
中国政府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方面的态度是积极而审慎的，但这一正确态度并没有在多数国际事务中得到普遍坚持。
经济地位并不取决于有形资产和一般商品的支配权。在市场竞争中执牛耳者，一靠高科技与知识产权，二靠核心文化与价值中心，三靠核心产品与名牌产品，四靠资源垄断与市场分割。其中，文化科学的创造力是决定性的。
因此，创新、创造的重心不在技术的小玩艺、商业的小花招上，而应在人的根本生存状态上，在社会的发展战略上。
●超越改革开放时代：迈出半步，还需要半步--科教兴国是不够的，应当进一步提升为文教兴国
毛泽东集新文化运动之大成，以剧烈的社会震荡形成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乌托邦，搅起并冲刷五千年文明沉淀的污泥浊水，并以意识形态化的政党为核心，调动整个民族进行社会重建。与西方现代进程中的宗教教化、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及政治革命相比，这种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逻辑具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但以政治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文化是信仰主义、教条主义、政治功利主义，内涵过于肤浅，立场过于偏执，其生命力在短暂爆发后便由狂热走向冷淡和失落。文化大革命企图以封闭意识形态内歇斯底里的思想斗争来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生机与活力，却演变为权力争夺的政治浩劫，随后走向全面窒息、僵化、专制。
邓小平把人们从意识形态信仰引回到现实主义的土壤上，一方面全面利用毛泽东时代建立并保持着的文化、政治、经济遗产（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从物欲释放（改革）和外部推动（开放）中获得动力，通过市场的运作管理，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但是，由于文化的缺席（由毫无生机的意识形态和没有理性根基的时髦观念协同代理），这一外表繁荣的现代进程离开了人们心灵的现代文化建设，内在创造力和后劲严重缺乏。今天旧体制下的资源已消耗、流失殆尽，而现代体制仍如水中之月，这个民族千年腐败的癌细胞却实实在在地向整个社会扩张，成为现代中国的深刻危机。
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需要全面的综合与超越，否定之否定。近年来，中央领导人展示了一些全新的战略：文化与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公民文化素养教育，依法治国，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知识经济与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新思路，突破了物质文明至上的"现代化"模式，改变精神文化在经济生产和物质生活中的依附、受动的弱势地位，克服精神文明概念的道德化狭隘倾向，走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一实一虚、一硬一软的概念陷阱，超越经济中心论－制度决定论的二维视野，形成社会发展的三维立体战略，甚至可能成为下个世纪中国崛起里程牌。
但是新思路几乎淹没在宣传口号中，没有落实到国家战略的操作。人们还没有突破文化服务于经济建设的观念，扫除文化建设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不能把文教事业真正放在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上，并落实为全体公民心灵世界的建设。
科教兴国战略以高科技发展生产力，超越了急功近利的低层次经济增长方式，明确了现代社会外在的、工具性的方面，但它还只是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操作主义的就事论事，没有升华到人的生存意义、价值追求以及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的高度；只落实在经济建设方面，而不是全面的发展战略，没有解决公民本身现代文化和民族精神这个内在的、根本性问题。
科教落实为科技，科技落实为技术，技术落实为经济效益--终于又回到人外在的消费需求上去了。仅以科技目的的教育只是工具教育，而不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人文教育，这正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致命弱点。与教育相提并论的是文化，科学只是文化的一个方面，一个国家最高发展战略应是文化教育战略。因此，科教兴国只是一种片面表达，必须进一步提升为文教兴国。
文化战略的关键生长点和动力之源，是现代大学。以大学为中心的文教兴国，与一般理解的科教兴国存在区别：
中心内容：人文精神－科技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