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学者们未能提出更全面些的看法，这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们的遗漏促成一种普遍印象：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在贫困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要的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大部分缺陷正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国还成了一个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70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2800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1957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长，使得中国人口在毛泽东时代几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1957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不能告诉我们全部事情。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方面的公共消费，这些基本而必要的方面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障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莫里斯·迈斯纳（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著《邓小平时代：1978－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第八章，摘自中华读书报】
●印、中两个大国的比较：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文化认同，政治体制，社会变革，把不具现代性的民族整合起来
印度比中国要封闭得多，印度北面有高8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那边的青藏高原几乎与世隔绝；东边是险峻高大的缅甸可钦山和那嘉山，还有丛林、峡谷、大江。周围是海洋，西北角是唯一的出口，马其顿、突厥、穆斯林、蒙古曾从这里入侵。南端达到南纬7度，在这个闷热的环境里，生命容易早夭和腐败。印度人内向、含蓄和忍耐。英国统治很长时间，有一次兵变，两年就平息了。圣雄甘地非暴力抵抗，宁肯坐牢。中国人往往用暴力来反抗，像义和团运动、抗日战争，外敌没能彻底统治中国。
印度本来只是一个大区域，在世界非殖民化的大趋势下，泰戈尔、甘地的旗帜下觉醒，终于相继形成印、巴、孟等国家。印度内部民族、语言、宗教差别极大，民族凝聚力需要特殊的外部背景支持，否则容易形成内部分裂。因此他们渴望民族主义，一有政治危机时，边境冲突往往能转移人的视线，核实验更能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但这种游戏毕竟是暂时的，而且是危险的。
《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RoneTempest以其在中、印两国的亲身经验，在2000年8月10日该报发表对比中国和印度发展道路的长文，从西方的观点仔细分析了中、印两国50年竞争的不同结果，包括一些印度学者对中国发展情况的看法。
1947年8月14日，印度次大陆挣脱英国的殖民枷锁，组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印度选择了民主的道路。尼赫鲁在独立前夕说："多年以前我们的命运就注定了，现在是实现我们的承诺的时候了。我们今天的庆祝只是迎向等待我们的伟大胜利和成就的起步而已，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此时，毛泽东同蒋介石的内战胜利在望。中国正为生存而挣扎，比印度还穷，他们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1949年9月30日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两个受伤的亚洲大国的领导人都承诺要把他们的国家从深渊中解救出来。除了1962年短暂的中、印边境冲突外，两个一无所有的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并没有完全浮现出来。但当印度领导人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50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外的几乎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
印度前总理高达对一群商人说：我感到无地自容。我们讲解放讲了那么多，但像中国这样的共产国家却能够做得那么多，而我们却不能。前外长和前驻中国大使海达尔也批评自己的国家说：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
印度人的言论自由比中国更多，可以公开说他们所想的。中国领导人也会提到中国很穷，但都是拐弯抹角地提到，不把责任扯进去。在印度领导人的快语背后却是对两个国家之间在教育、保健和一般生活水准方面日益扩大的差距的关注。最常见的理论是印度太过于多元化，有15种语言、5种主要宗教和数不清的等级，缺少实现有效的全国教育和灭贫计划的统一性和共同感。为了赶上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印度最近开展了类似于中国的市场改革，最重要的是降低限制性关税和鼓励外国投资。
但令印度不安的是，他们越来越发现中国的快速进展并不只是经济步骤，原因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毛泽东时期在枪口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人们只记得大跃进失败后的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迫害。但在共产统治初期，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它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是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让中国摆脱地方上的宗法势力。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印度西孟加尔人）说：中国是唯一人口与印度相当的国家，两国刚开始现代化的时候，穷困程度差不多。直到1970年代两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都极为相近。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成就建筑在较早时发生的教育、保健和土地等社会变革上。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1979年改革前奠基的，而不是改革后重订方向的结果。
在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及公务员制度方面，印度比中国开始得更早。直到1960年，两国在减少文盲、营养不良和婴儿死亡率方面记录都不是很好，中国正面临着大饥荒。印度当时的人均寿命只有44岁，中国是47岁。独立后，两国都依赖外部经济技术援助。但中国在1962年切断了同苏联的关系，而印度仍然是西方的主要受援国。到1970年代末期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之前，中国几乎在衡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每个尺度上已经超越印度，更好地实现了尼赫鲁所说的消灭"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包括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等方面），中国得60分，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亚洲国家中低于印度的只有老挝和孟加拉国。美国前驻印度大使莫尼汉把印度描述为"功能性无政府状态"。等级制度和对妇女的普遍歧视大大限制了印度的自由，1999年最穷的奥利萨邦的卡拉汉蒂至少有12人饿死，但当地投票人数却是破记录的。贫穷与不平等同上升中的权利参与感同时存在。
中国尽管个人自由受到限制，却更能够接受改革和引进。印度的民主让人印象深刻，但摆脱失败的苏联模式方面落后中国20年。麦肯锡顾问公司顾问基托·波尔说：中国是"封闭的系统，开放的心灵"，印度则是"开放的系统，封闭的心灵"。
从1960以来，中国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男人平均寿命为69岁，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中国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识字率，只有3%的男孩和8%的女孩不识字。印度成人识字率为52%，有四分之一的男孩和几乎一半的女孩不识字。中国几乎在所有经济指标上都超越印度。从1990－1994年，中国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12.9%，印度为3.8%。1994年印度人均收入为320美元，只占中国530美元的60%。印度正在丧失它从英国统治以来的铁路优势。中国即使在最穷的城市，也到处在盖房子。印度驻北京大使海达尔回忆说，中国宣布要在十个月内修好一条环城公路和十来个立交桥，他们做到了。但当他回到德里时，他离开时开工的那个立交桥都还没建好，那份难过就不用说了。
中国成功的关键是土地改革。1949年前后，约有一半土地从地主手中没收并重新分配，多数农民得到了好处。农村集体所有制到1979年实施承包制之后，农民能够耕自己的地，把收成卖到市场上去，很快就富裕起来。但土地的重新分配基本没变。
在少数情况外（旁遮普和西孟加尔邦），印度从来没有土地改革。德里大学的莫汉提说：同中国相比，印度的发展战略不能确保耕者有其田。中国在经济上做得好的主要理由在政治制度上，他们从一开始就被迫面对挑战，必须提供一些基本的经济条件来确保革命的需要，因为他们不断受到西方的攻击。印度也有自己崇高的价值，但自由的代价是人民的基本需要被拖后了。
曾任新西兰驻中国、印度大使的尼克·布里奇也说：中国占优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经历了暴力革命，把地主杀了。印度仍然还有地主，扯国家的后腿。像上普拉得什和比哈什这两个富庶的邦，仍然受困于地主和佃耕制度。
印度"绿色革命"的建构人、农业经济学家斯瓦民纳森说：中国可以在单一政党下进行社会动员，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源和实施虫害管理。他们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创造一套就业体系。印度没有，结果到处充斥着都市贫民窟，无地的贫民飘移到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中国人口增长和农业现代化也造成剩余劳动力。约有8000万到1亿流动人口成为城市的内部移民、打工仔、建筑工人和路边摊贩。但是另有一亿人口当地乡镇企业吸收，这是印度没有的。
麦肯锡顾问公司的多米尼克·特克在比较这"21世纪的两大巨人"时说，印度的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拖住政府无法刺激经济增长，它必须更多地注意通货膨胀，并对"强大的游说势力"作出反应。民主制度给你所能做的设限，压抑住经济。印度不会像中国一样一年增长12%，但会有稳定。其他观察家却说，严格的经济分析没有看到等级、宗教和经济阶级之间日益扩大的分野。中国得以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的部分原因是注意到了最基本的社会需要。毛泽东虽然尝试达到最完美的共产境界，普及教育和公共保健，并提高妇女的地位，但它也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摘自《方舟时讯》网站】
第八章 中国传统精神空间的弱势
2004年06月18日22:49 作者：姚国华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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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子"与"禁果"的对比：中国文化是功利→道德→理性→信仰；西方文化则是信仰→理性→道德→功利
中国和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生哲学，可以用人们面对两种果实的不同态度来作分析。
梨子首先是可以吃，可以饱肚子，改善生活，卖出去赚钱，事关国计民生，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到底给谁吃，这是中国人最关心的，围绕这个问题有三种态度：
一是把好处让与给别人--孔融让梨；二是把它作为礼品送给别人--"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梨）"，"投我以木瓜（梨），报之琼琚"；三是争夺享用权，为了自己抢食而不顾别人甚至置别人于死地--"摘桃子（梨）"，"二桃（梨）杀三士"。
第一种态度引申出来就是道德伦理，便有所谓"重义轻利"的原则；第二种态度推广到人际交往中就是"礼尚往来"，"礼轻人意重"，情义、恩情也是由可吃可占的利益体现的；第三种态度放大了就是阶级斗争，形成政治权力结构。
概念引申，"梨园"从唐代以后代表歌舞教习的机构。另外"梨"音同"离"，因此几个人分吃一个梨表示分离、分别，也表示两个人关系分裂的不好兆头。通常这是一种诗化的、艺术化的象征色彩，像蟠桃与长寿的联系，一般是不必认真的；但人们一认真起来，相信这种联系，就成了迷信、方术、宿命论、神秘主义，包括鲁迅批评的中医里的江湖术成分。
毛泽东把吃梨子上升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但这种实践哲学也仍然是直观而朴素的经验主义，没有摆脱"吃梨"的功利主义。他所谓的"理性认识"在中国背景下不能建构形式主义、数理主义的理性思维。
在西方，梨子自然也是要吃的，谁吃的问题一般由所有制解决，出现分配的冲突也有政治上的斗争，但主要靠法律解决。
但是，西方有一个不能吃的禁忌：亚当夏娃偷吃"禁果"，造成被驱逐出伊甸园的严重后果，这是西方宗教对人的欲望、利益的当头一棒式的否定，并由此引出原罪观念，形成超越人的现实享乐的彼岸信仰。因此，基督教的起点便是禁欲主义的。
西方人还有更多的兴趣来关注梨子这个对象：梨子会不会有毒（第一个西红柿的品尝者），梨子是由什么构成的（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机械唯物主义），先有梨子的实物还是先有梨子的本质形式与概念（毕达哥拉斯形式主义、柏拉图理念论），梨子浮在水面还是下沉（阿基米德浮力定律），梨子里面是什么样子（达芬奇等人的解剖学），梨子（苹果）为什么从树上落下来（亚里斯多德、牛顿重力理论），梨子、苹果及蔬菜的关系（林耐物种分类谱系），梨子为什么会有甜味、有些什么营养成分（化学家的分析和检验），梨子果实对于其繁衍的功能（达尔文进化论），梨子品种的基因工程（摩尔根基因遗传学派）。
此外，梨子的形状在地理学上用来描述地球的准确形状；梨子还是画家经常画的静物对象。
同样面对梨子这一具体对象，中国的道德主义只是在世俗生活中克制自己的欲望，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中国思维立足于它直接的功利主义价值，无论是争抢还是谦让，是政治、道德还是情义，总归是吃梨子。人们关心的以及最终落实的都是物质消费，而且是既定物质利益的再分配，即你吃还是我吃。尽管农民在长期的探索中也形成了关于梨子的丰富知识，但只停留在直观经验层面。中国古代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都属于这一层面的成果。
西方的禁欲主义则是从根本上否定肉体的欲望，由此形成一种对于彼岸世界的敬畏与信仰。西方思维更多纯认识论分析，超越物质本身的实用功能。尽管近代西方人认为，知识可以为人类谋福利（培根），但知识是相对独立的，探索真理本身就是人的精神追求，不一定是要多吃、多占几个梨。这似乎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而事实上，理性知识的增长反过来促进了技术手段的进步，使人多获得梨子，获得又大又甜的好梨子。这就是西方文明后来居上的奥妙。
西方文化根本上是立足彼岸的信仰主义，表层是严谨精确的理性主义，道德、功利是末梢上枝叶和果实；抽象原则自上而下落实到个人的物质利益层面上，尊重私有财产、个人自由甚至个人隐私，相互间的道德（及法律）基于不言自明的公理和终极关怀，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大建筑很快便立了起来。即：信仰→理性→道德→功利。
中国文化根本上是脚踏实地的功利主义，表层是温情脉脉的道德主义，理性、信仰是末梢的工具和点缀；天人合一的根系虽然很发达，但个人体验自下而上却难以提升，道德规范总是被物质利益瓦解，实用理性、实用信仰更是像纸一样单薄，几千年的古老文明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和周期性动荡。即：功利→道德→理性→信仰。
以人类挣脱自然界的必然性，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空间的高度作为划分标准，可以将社会生活及文化内容分析为信仰、理性、道德、功利四个层次。功利是与人的生存直接相关的物质需要及权利关系；道德是人们之间行为规范及利益的分配原则，又是价值观的体现；理性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原则；信仰是关于人与世界及其关系的基本信念和态度。
这四个层次是一层层相互联系的。信仰过于突出，就会形成迷信、盲从、狂热、偏执；理性过于突出，没有信仰就成为夸夸其谈、相对主义、玩世不恭，没有功利和道德就是书斋里的空谈；道德过于突出，否定信仰和理性，就会形成狭隘的人情关系；否定功利，则会造成矫情的伪君子；功利过于突出，就成为自私、势利、狭隘、腐败、急功近利、市侩习气、目光短浅。
信仰和功利代表人类生存方式的两个极端，前者是超越现实的精神文化追求，后者是基于现实的物质生活需要。
理性和道德这两个层面或者建立在信仰，或者建立在功利层面上。西方文化以信仰为本位，但这源于犹太人的信仰不只是个人的精神安慰，也没有走向神秘主义的迷信，而是保护并发展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到了近代理性又逐步回到现实中来，形成了客观普遍性的科学理性和广泛的社会契约理性，道德也是内心信仰和社会理性无条件地体现出来的自律原则。西方功利主义似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但它却是如韦伯所揭示的那样，最后才从新教伦理文化中产生出来。
与之相反，中国文化直接以功利为本位，道德则是一种调节相互间的权利冲突和利益分配的原则，表面上"重义轻利"，但"义"背后的本质内容还是"利"；理性是由功利和道德上升的实用主义的一般原则，信仰则是极少数人在功利、道德、理性之外才有的，普通老百姓更是把它看作晃晃惚惚的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社会越到穷途末路时迷信的人越多。
以功利、道德、理性、信仰四个词来界定和分析中国文化，稍有些牵强，因为这理性与信仰基本上是西方文化里的概念。
冯友兰认为，中国人的精神境界由低级到高级依次有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个层次，这样说中国文化更贴切些。与以上说法稍有不同的是，更多由道德升华为情感，达到终极关怀，而不是由理性上升为天国信仰。
●农业文化的特点：紧贴自然的直觉体验，物我一体的形象思维，虚拟天文的形而上学，简朴实用的理性原则
生产方式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通常，人们理解的生产力是线性的、量的、普遍的发展尺度。但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并不存在大家都要经历社会发展普遍模式。一个民族特有的生产方式一旦形成，除非面临重大挑战，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游牧、农业、工业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质的不同，并不存在必然过渡的阶梯。
这就是说，生产力发展并没有由量的积累自动进化的必然序列，也就不能以普遍的生产力尺度来衡量。
西方文明的主要源头是古希腊的工商业文明，它的背景历来是城市。虽然中世纪的欧洲经济是庄园化农业和畜牧业，但现代工业和商业化都市还是以教堂和城堡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工商业与农业之间不存在自然的过渡，也没有可比的生产力尺度。
中国文化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方式基础上，体现着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点。
自然环境：古代农业文明大都发源于大河流域，这里肥沃的土地、便利的灌溉和适宜的气候，提供了稳定的农业生产条件。中国的黄河、长江之间存在广阔的农业生产空间，东西有海洋和高原作屏障，南方是丛林，只有北部有游牧民族构成挑战，但没有致命威胁。中国宇宙观中的天、地崇拜，体现了农业文明对于自然的依赖。天、地与人浑然一体，即天人合一。
生产方式：农耕生产的对象是自然的生命，即植物和动物，必须顺应生命的自然生长，因地、因时制宜，标新立异、拔苗助长是不允许的；人们不是把对象当成纯粹客观的物质来分析、解剖，而是用自己生命的直觉来体验和把握它的生命节律；人们不是征服、制造和改造对象，而是培养、调节、引导它。因此，与西方工业背景下形成的机械论、分析主义、数理思维相区别，中国农业背景下形成的是生命哲学、直觉思维、辩证思维，主观与客观没有严格的二元分化。
交往方式：劳动以简单的自然关系分工，男耕女织，生产经验在上下代之间直接传递。人际交往主要在家庭内部，以及亲威邻里之间，而不是广泛的社会里。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家庭及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整个社会结构是家庭结构的放大，以直接情感为基础的家庭伦理推广到社会，形成儒家伦理。但农业社会的人际交往是简单的，这种推广十分宽泛，没有必要加以巩固并制度化。除非土地与人口增长形成尖锐矛盾，或外敌入侵、自然灾害威胁整个社会，需要强化中央权力外，平时的社会组织化程度是很低的，老子认为"小国寡民"的社会是最理想的。虽说中国维持着大一统的专制制度，但社会的统一性只有在政治权力的尖端集中体现出来，而政治领域之外的世俗生活，无论比西方中世纪还是现代资本主义，自由度都要大得多。
生活方式：生产直接满足消费，自给自足，不需要相互交换；生活的主题就是直接享受生命，无拘无束，自由放达，吃喝玩乐。人们生存的理想就是期盼上天赐予的风调雨顺的天时，一家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收获，过着安稳、宁静、富足、和睦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之下，人们观念上崇尚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关注看得见的现世生活。人们的精神生活直接寓于现实生活之中的情感体验与伦理道德中，基本的物质生活是第一位的，道德生活是第二位的，宗教和形而上学则是末位的。
中国人在生活方面的智慧和技艺至今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最精致的。许多后来被西方拿去并对工业革命起了关键作用的技术发明，在中国不过是无关紧要的雕虫小技。人们吃、穿、住、用、玩极其精致讲究，相应的技艺的确也是境界很高的文化，如酒、茶、棋、家居、种竹、养鸟、斗蟋。然而，由于农业文明比较朴素、简单，对自然主要是依赖和顺应，因此，中国人的创造力主要在直观的、经验的、有机综合的领域，而理性的、分析的、复杂机械结构的创造力，却不及后来居上的西方工业文明。
中国农业文化和其它三大文明古国一样，都是早熟的农业文明。农业生产依赖自然条件，土地及产量也有限，这规定了人的追求和社会进步无法根本突破的极限。农业社会的历史就在这极限内周期性振荡。中国秦汉时代富有生机，唐宋时代最兴盛，以后就日益衰退了，到明清，虽然市井生活繁荣程度依旧，但社会创新能力几乎衰竭，腐败、颓废却成了无法抑制的病变。
韦伯说清教理性主义寻求对世界的控制，而儒家理性主义则谋求对世界的适应。因此，儒家文化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生产方式上也是这样，工商业文明是建立在加工制造、人工设计、发明创造之上，相比起依赖作物和牲畜的自然生长的农业文明来说，更大程度地发挥了人改变自然的智慧和力量。农业文明则相反，它是停滞的，没有进步、缺乏理性、缺乏创造力的。
以农为本的乡土中国，在依赖自然、融入自然、回归自然上有自己独到的生命体验。社会生产和交往完全顺应自然节律，简单实在，循环往复，稳定少变，无需直接经验之外的专业知识、技能。分工和交往复杂化反而会导致社会的重负和不稳定。人们以自己直观的生命体验把握自然，主要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及其生存环境，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培养对象自己成长。
生活无需太多人为设计，经验多于理性的认知，务实多于理想的追求，朴素多于浪漫的情感，循规多于创造的实践。人们祈盼着国泰民安、自由生息的太平盛世，没有干预，没有动荡，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生活水平提高。
这种生存方式的突出特点是重视身体感受与直觉经验，以静观、玄览、坐禅、反求诸己的智慧获得对人生与世界的领悟，用比喻、虚拟的方式形象生动地把握具体事实，崇尚修身养性、天人合一、自然无为、有机协调、浩然之气等神秘主义境界。它消解主客观的对立，经验和理性综合在不言自明的直觉体验里，先验的认识模式也在其中。这种体验升华为意识，成为诗人和文学家的尺度，唯心主义的主观尺度--口传心受，得心应手，妙不可言，言不尽意，得意忘言，得意忘形，得意忘象。
古典艺术重在直接体现生命的神韵，而不是外在的形体，重视生命内在的协调和自律。文人们要么寄附于官本位的社会权力结构里，要么寄情山水寺庙，推敲清词丽句，鼓捣琴棋书画，要么揣摩四书五经，想象用"半部《论语》治天下"。
思想家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将人与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王阳明坐在竹林里几天几夜，要参透宇宙人生的哲理，这叫"格物致知"，与它相接的是"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毛泽东引用孔子的话表达人生感受："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中国近代翻译西方物理学叫"格致"，但传统的"格物致知"是用生命的尺度把握世界，领悟人生的意义，没有主客观的分化，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只可体验不能分析。与西方实证科学的精确观察和理论解析表面相似，根本上却完全不同。老庄的哲理寓于自然界尤其是生命界的现象里，中国文人基本上没有客观尺度下的数学与逻辑训练，概念、理性思维不发达，没有严格的演绎逻辑，没有系统的理论科学，不能对事物进行实证把握。因此，传统中国人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
中国人直观认识能力和技艺操作能力很强，大多数人只是简单地模仿和继承上辈或别人现成的技艺。技艺模仿只知其然而不究其所以然，少数人极高境界的创作，无法大规模传给众人。历史上冒出过的无数技术发明大多失传，至今难以恢复，因此形不成社会演进的力量。中国文明总在较低层次上循环，这个早熟的文明古国里孕育不出现代文明，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祖冲之算出的圆周率如此精确，主要是计算的技术。造纸与火药之类的发明，能做出来，却没有实证理论，讲不出道理来，有道理也是直观理解及形象比喻。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今天被现代西方语言重新解释为通过实践掌握了客观规律才得心应手。其实本来的意义却很简单，是典型的中国人顺应自然的直接经验和技艺，什么客观规律是根本说不清楚的。
庖丁这样的高超技艺是不可多得的，只能个别传递，而且要有相当的悟性和艰苦磨炼，很难稳定地传承和发展；多数人功力难以达到却又急功近利，便只有吹牛或者造假。中医、气功、太极、书画等从身体内部有机协调中获得心灵的宁静，可能有很高的境界。但要认真追究什么"千里神功"、"刀枪不入"、"百步穿杨"、"飞墙走壁"，会发现十之八九是骗人的。
与庖丁解牛的技艺相对应的西方实证科学却难得虚假，器官移置、基因工程、远程导弹、宇宙飞船都是没法玩魔术的，它是建立在古希腊哲学家对世界本原、必然性、逻辑性、数学理论、抽象概念的执著追求基础上的。
●思维方式的缺陷："真善美"没有分化，只有功利性的价值判断，缺乏独立的认知判断与公理化的推理思维
一位直接从大学进入政府高层的官员深有感触地说，实事求是在西方是根本用不着提倡的起码原则，而在中国，人们一边把它挂在嘴上，一边却睁眼说着瞎话。这一典型的中国社会顽症，不只是一个现实腐败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文化问题。
换个说法便不难看出：西方人从宗教信仰、彼岸关怀出发，讲究普遍公理的演绎，坚持学术论证的规则，而落实到具体事务上便会从原则出发，精确严格，一丝不拘；中国人从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出发，实事求是、实践第一的口号挂在嘴上，结果常常会为当下利益和人情关系所左右，不是模棱两可，就是睁眼说瞎话。懂得这一点，见人屁股一撅，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
如果听到官僚来一句"实事求是"、"实践证明"之类套话，你就当心，他已经或者将要睁眼说瞎话了。
从中学到大学，政治课老师教导我们答大题时的套路，不要忘了最后一段来一句"实践证明"，再把要证明的结论用同语反复的方式填上，这样睁眼说瞎话，也能保证试卷5－10分进账。这一逻辑把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唯物主义与胡说八道融为一体，"实践证明"的大道理就这样成为一种新式教条，对人的经验展开引诱和强暴，形成一种抹灭人的感觉的思维锁链。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强调以"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解放和建设的基本原则，而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也强调物质对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然而现实却戏剧性地演变成这样。为什么中国人缺乏起码的客观认知态度呢？
以深层文化的分析不难理解，西方人的超越智慧体现为理性的反思，相信至高无上的原则、普遍的规律，把现实与终极的、绝对的规则结合起来，西方文化立足于宗教信仰，真、善、美分别代表认知、评价及审美三个相对独立的精神追求。
西方有几千年不断的学术共同体和独立的认知传统，尽管专业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主观利益与情感，却能以客观尺度精确测量对象，追求事物的规律，形成实证的数学与逻辑体系，这就创造了人类文明中独一无二的实证科学--从杂多中求统一，从现象中求本质，力图精确把握现实。从有限的现实中不可能穷尽普遍的规律，这就需要永无止境地怀疑和超越。
与求真不同，价值评价是以人的利益、愿望、好恶、理想等主观标准看待和规范对象，与对象和人的关系有关，但体现人的目的才是善；审美是人对事物的直接情感反应，它与人们的历史文化、现实条件、生活经验有关，但它完全是主观的感受。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超越现实生活的彼岸信仰、理论思维、自由探索精神、扩张冒险精神。由于农业生产需要的精神空间比较狭窄--没有超现实的彼岸的拓展--只在自然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层面上徘徊，农民的生活主要是艰苦劳作，然后是感官享乐，再是利益分配；超越这一现实内容的精神追求不过是闲情逸致、风花雪月，以及相互间的礼让、照顾、关怀。
因此，中国人没有主体和客体的明确分化，没有相对独立的认知活动，人的思维纠缠在价值、善恶、好坏、尊卑等方面的道德评价，以及人的面子、名誉、威望、意气里。讨论往往从讨论者的价值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客观对象的现状及其逻辑演变的规律出发。中国人精神价值主要包括道德性的"善"，有艺术性的"美"，却没有认知性的"真"。人们通常说的"真"，不是指客观的真实或者真理，而是指诚恳老实、不讲假话的态度，没有认识、探索和追求客观对象的意思。
传统"实事求是"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毛泽东解释的唯物主义客观性原则，即在客观事物中寻找规律性。"是"既可以理解为客观事物的规律，也可以理解为价值意义的"是非曲直"，主要是具体的情境，直观的道理，个别事实的陈述。通常人们理解的总是从价值判断出发"求是"，而不是客观、实证、公理化的理性思维，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占绝对支配地位。
现代汉语中的"真理"，大多指人文理想，并不是客观真理。人们的主观判断，完全为价值偏见和功利立场所支配。
儒家为代表的文人关心人生问题，却不关心社会的生产活动。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也"。学生樊迟问他关于农业生产的事务，他不知道，并说这是小人的事。孟子也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儒家传统不讲生产，却大谈政治功利主义。儒家的入世态度鼓励"学而优则仕"，考科举，入仕途，为现实政权服务，同时给自己谋求官禄。有为天下的抱负，所谓立功、立德、立言，其实都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树立功名，封妻荫子，实用主义。
传统文人大多依附于政治权威，将忠君的政治实践、伦理道德境界与个人功利主义结合起来；缺乏独立的价值追求，也缺乏纯粹的认知冲动，尤其没有探求客观世界规律的传统，亦没有客观真理的观念，知识主要是一种道德认知和领悟；少有为艺术而艺术的价值取向，审美不是入世者的道德装饰（诗以言志），就是出世者个人的心理逃避。
传统的人生境界有不同层次，包括本能、功利、道德、仁爱、天地等。都没有涉及认知问题。
儒家信奉天命，旨在遵守人伦道德，人与人感情的关系准则。道家基于自然界的生命法则，尤其是生命自在的生存方式，崇尚无为放达。法家和墨家基于现实的功利主义，前者钻研政治权术和治国手段，后者崇尚吃苦耐劳和人人平等。佛教基于不可理喻的彼岸与现实的轮回，要超渡众生。其它自然崇拜、巫术基于各自的神秘主义信仰，回答世界的本质，人生的终极意义。
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及审美判断在中国传统中没有分化。直到近代，西方科学的机械论、反映论思维和分析、实证方法通过教科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思维方式，包括哲学教科书在内也还没有来得及澄清这个问题，于是人们笼统地用普遍的、客观的尺度去解释和理解一切，以为像自然科学及工业技术那样，找到一种关于社会与人生的普遍规律的科学体系和实践方法，就能够找到通往终极意义和理想目标的道路。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抛弃了对我们自己生命以及周围生命的直观把握。
这个思维方式问题普遍存在于文化界。特别是现代各种思潮的纷呈，讨论者大多从各自狭隘的主观立场出发，从个人经历、体验出发以及面子、名誉、威望、意气出发，作出武断的选择和判断。改革开放以来的右与左、激进与保守、自由化与反自由化之间的争论，缺乏思想深度，就是由于缺乏对于问题本身的深刻认识，只是浮在对问题的主观价值判断上。
对待古今中外人物、事件、问题，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归宿，人们总是要给对象一个价值上的肯定或者否定的评价。连秦始皇这样的历史人物，与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没有任何关系，也要牵强地给他一个结论，要么尊为英雄，要么贬为暴君。这种学术，正如孩子们看电影，只有一个思路：哪些人是好人，哪些人是坏人，稍微多转个弯的人顶多想到哪些人半好半坏。
这种孩子式的简单思维占着主导地位。一开始就要定个真假、正误、好坏、善恶、美丑标准，然后用它给所有对象归类、评价。明白一点的人也只抽象地归于好与坏的辩证法、折中主义、相对主义，缺乏对事情本身逻辑的细致探究。
我们总是满足于简单的结论，或对或错，或是或非，不是肯定就是否定。辛亥革命后，满清从此臭了；新中国之后，国民党又一无是处；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更是万恶之源；搞市场经济，一切问题就归于当年选择计划经济错了。
今天人们一谈到大跃进与浮夸风，都觉得荒唐可笑，可当下的欺上瞒下、造假虚报之风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深深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文化大革命，由"就是好"再到全面否定，至今缺乏客观、冷静的分析，曾经狂热卷入的人们，仅仅把过去当作一场恶梦就了事，大家都只是受迫害者、上当者、受蒙骗者而已。过去教科书上揭露的地主、恶霸、地痞、土匪、流氓、老鸨、资本家、国民党、官僚、买办、黑社会的那些丑恶行径，今天社会却在全面重演，反面教材成了"实用指南"。
●价值取向的悖谬：伦理本位与衣食哲学，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饱暖知礼节－思淫欲，礼义之邦－缺乏公德
中国社会以道德为本位，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倡导的伦理教化原则，基于血缘宗法关系之上。
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主要以生活群体内人与人的直接情感来维系。这种情感就是个体在社会关系网中的存在体验，是克服个体孤独感，寻求依托感和归宿感，如亲情、乡情等。通过社会文化的整合，情感上升为情理，形成调节人与人之间生存关系的规范和秩序，如"将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三纲五常"等等。
中国文明早熟后，世俗生活居主导地位，人们技艺成熟，经验丰富，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的智慧无与伦比。由于没有太多陌生的外来因素，人们每年每天重复着过去的生活，无需抽象的理性文化指导，也不需彼岸世界的信仰和系统化的教义。
人们只凭传统习俗和直接经验，加上几句圣人语录和大量民间谚语足以面对生活了。百姓生活里有儒学影响，一方面是长期的教育和示范作用对于社会造成的观念积累，另一方面是儒学本身以世俗伦理为基础，并不等于儒家士大夫介入平民生活。
中国人缺乏彼岸世界的关怀，没有独立的理性文化追求，没有对自然规律的学理探索。文化依附于现实生活，精神产品被理解为覆盖在物质享乐表面的消费方式，成为权力、名誉和地位的象征。不像西方信仰那样支配着整个社会生活。
中国官场文化排场特别大，形式主义的讲究特别多，铺张、浪费、奢靡之风特别严重。所谓"给人以美的享受"之类故作高雅、矫柔造作的套话，也表明美感也是一种消费。文人经常被安排来装点门面，呈现一种热闹、繁荣的景象。
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有比西方高的精神文明，无非是从儒家的伦理道德，还有道家和佛家人生境界上说的。
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经典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全面形成，作为政治生活的语言延续到近代，但主要在上层社会起直接作用。儒家思想将家庭伦理原则推广到社会和国家关系里，处理紧张的人际关系，建立了国家的意识形态整合软件。
儒家伦理对个性、能动性、创造性的抑制和消解，存在明显的消极作用。中国市井百姓历来是物质生活高于纯粹精神生活，伦理道德不过是节制和调配人与人之间物欲的外在手段，它本身就是建立在物欲基础上的。孔融让梨，不过是个人对利益的自我克制，相互间的谦让，说到底是以道德方式来分配利益，利益是前提内容。它关心的不是向外部自然对象谋求人的利益，而是既得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宋代以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这已经是中国社会腐败到不可救药时的保全之策。
道德本位的精神文明作用十分有限，只有在宗法关系圈、人情关系网以及其它延伸的利益关系中才可有效。这种网络毕竟是封闭的，各个圈子间是相互冲突的，因此伦理道德本身并不能维持一个大社会的存在。社会还必须有一种强制力量，这就是家长制的国家，强大的中央集权，把一盘散沙的人们捆在一起。这种外在约束一旦扯断，物欲横流、兽性大发就成了另一个极端的现实，程度恐怕比西方现代生活要高得多，对社会的破坏是致命的。每个朝代几乎都是以廉洁自律起步，达到国泰民安、物质繁荣之后物欲就开始膨胀，最后在全面腐败中崩溃。传统社会以这样的周期从一端走向另一端，延续几千年。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传统文人拥有的纯文化，只是富有者、有权有势者的摆设、装饰、排场和消费，是并不必要的高档消闲方式，是文人、有闲阶级自我慰藉的奢侈品。文人要么入世，讲究经世致用--不免功利化、势利化、官僚化；要么出世，讲究无为超脱--不免消极、遁世。所以，文人痞子化、流氓化的倾向也是历来有之。基层老百姓的生活主要是衣食住行，所谓文化只是茶余饭后的娱乐、刺激和消遣，逗人一笑的玩艺。文字书写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多余的。
中国人受了西方人欺负，以为只是器物不如人，一种自以为"礼义之邦"的自我安慰广为流传：西方长于物质文明，中国则长于精神文明。随着国际交往增多，走出国门和外国人一接触，才发现人家并非野蛮之邦。
西方那些我们看来无情无义的言行，以他们自己的尺度衡量却是文明的。只是别人的物质文明看得见，别人的精神文明是看不见的罢了。即便不出国门，从接触外国人，读外国的书，看外国电影，也能体验到这一点。
为市场经济唱赞歌的人们，以此思维批判传统：中国人"重义轻利"，讲虚伪的仁义，羞于谈利益，以恬淡无为、安贫乐道的消极方式自我安慰。实实在在的物质文明被自欺欺人的精神文明扼杀掉了。因此中国人穷了几千年。五千年文明里竟没有发展出市场经济来。我们长期禁锢在乌托邦文化或者象牙塔里，饱尝数千年"封建"礼教、禁欲主义之苦，精神上的约束多，物质上的享受少，缺乏生活自由。现在，我们终于解放了自己，可以放纵欲望，追逐金钱，尽情享受优裕的现代物质生活。
其实，这只是极其有限的表面现象，更多的时候恰恰是颠倒的。重视物质生活享乐的中国人，排斥西方精神文化，但从不拒绝西方消费品。《红楼梦》里就有许多西洋玩物，圆明园里更藏有各国稀世珍宝。令人眼花缭乱的流行时尚、物质享乐，包括一些在西方也被视为文化垃圾的消费方式，正向中国大举渗透。人们视之为社会进步，为之欢欣鼓舞，为之推波助澜。
宋明之际，中国文化的基本信念已经十分脆弱，一些人试图作深层反省与拯救，理学、心学是这种努力的最高成就。理学强调先天地而存在的理，"理一分殊"如月印万川，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心学强调"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天理"，甚至心外无物也无理，强调人的精神自由。这是企图以天理制人欲，以内圣达外王，给传统"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道德理想奠定形而上学的基础。而这种努力停留在孤立的学术层面上，不能像宗教那样普及于社会教化之中。
中国虽是伦理道德本位的"礼仪之邦"，但人们缺乏公共生活所必需的自由、平等、博爱及契约、法律、民主、人权观念，法律体系依托在强制性的政权上，形成人治。孩子听大人的话，西方孩子则更多服从规则，这构成自我意识的文化差异。
现代人文精神的失落，民族自信、自尊、自由意志、个性、气度、胸怀的丧失，社会缺乏基本的团结、自律、规则、公平、公正，权力腐败猖獗，假冒伪劣防不胜防。这有文化冲突导致的误会，更有古老文明本身的缺陷。
中国人讲究家丑不外扬，小聪明、小算盘、自私、贪婪、虚伪、言行不一，相互习惯了也无所谓。但一到涉外场合，人便显得紧张、做作、表演、敏感、不自信，浑身不自在。走出国门，免不了频频出丑，举步尴尬，令自己同胞也尴尬、脸红。
过去，为了维护国家的形象，对外国人极端谨慎，要做很多门面给外国人看，都是这种自卑情结的表现。现在开放了，这种防备性的、消极的、封闭的爱国心理顾及少了，许多人出丑也更多更直接了。这就不能不提到整体文化的高度来反省。
现代社会的交往范围大，要求人们像对待不言自明的公理一样，承认普遍的、超越个人意志和权力的公共道德和公共法律的权威。康德说，神圣的、可望不可及的存在，唯有我们头顶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原则。西方道德依托人的理性，理性又有超越个体的宗教信仰、形而上学的支撑，落实在心灵深处。虽然现代宗教有所淡化，但道德毕竟来自内心的信仰，要牢靠得多。
使用盗版软件对我们--包括我本人--几乎没有心理愧疚感，而这在欧美一些国家几乎同偷盗一样可耻。
中国传统的宗法、人情关系网及其情理原则表现为谦让、忠信、恭顺、服从、坦诚、羞耻、仁义、和睦等品格。西方道德文化则建立在社会化的普遍信仰及个人的理性能力之上，表现为人的自主、独立、平等、宽容、协作、规则、契约等意识。
简单地说，中国传统道德是在狭小的生活圈子里的情理规则，而现代生活要求的是广泛的社会关系下的理性道德，后者没有长期的现代文化建设是无法树立起来的。所以中国今天面临严重的旧道德沦丧而新道德空白、缺席的困境。
中国人守道德需要舆论，要别人说闲话，落实于外在的礼仪规范上，道德形象是给别人看的，因此常与虚伪、伪善、乡愿、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相联系。思维方式虽然是天人合一，但天理是人间情理的虚托，最后还要落实在人间规则上。以直接的生命体验、情理以及利害关系把握自然，缺乏关于对象世界普遍法则的理念，没有超越人际关系及人本身的普遍理性。
在西欧、北美、俄罗斯、日本，甚至在泰国、新加坡，许多人在政治、文化、商务交往中言行严重失当，只能用"丢脸"、"有损国格"的字眼来形容。一位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与朋友野餐，随手将手纸扔下山崖，事后加国朋友绕下山去拾起带走。
苏联解体后，中国北面一派和平气氛。历史上，北方的和平是中国文化及其经济生活向北渗透的好机会。新的契机也一度出现，中国边境、蒙古、西伯利亚及至俄罗斯各地，市场活跃起来。可是中国商品品质低劣，让俄国人吃尽苦头，商店纷纷打出"本店不卖中国货"承诺。中国人随地扔烟头，吐痰，用床单、窗帘擦皮鞋，所以他们一到，旅店赶紧把新被单换掉。
著名诗人徐敬亚有一篇《中国人，请学会使用你的手》的文章，就讲中国人在俄罗斯丢脸的事：排除夹塞的，乱扔乱吐的，公共场合迫不及待，吵吵嚷嚷，把城市广场上的鸽子吃掉的，将身体压在商店的货柜上挥舞着手，等等。
俄罗斯女性在哈尔滨、北京、深圳、成都的娱乐场合充当人们的玩物，给中国当代西门庆们当洋荤。作为一个中国人，想到历史上沙俄强盗驱赶、强暴、屠戮我们时，感到愤怒；但今天一些中国人在俄罗斯的劣迹，却同样让人蒙羞。
今天，法制建设在机构设置、队伍扩充、宣传调门上相当壮观，可是社会秩序却在恶化，人的安全感降到最低水平。黑社会猖獗，车匪路霸横行，人们心中正气受到抑制，害怕恶势，对他人，尤其对执法者缺乏起码的信任，大庭广众之下明火执仗的犯罪，常常无人敢站出来制止。事实上，警匪合谋、执法犯法、司法腐败常常是公开的秘密，一阵风式的突击整顿于事无补。
●伦理道德的死结：无法超越实用主义的价值尺度，常常纠缠于"自私自利"与"为他人谋福利"的二元对立
一涉及道德、价值、人生抱负、精神文明问题，人们便要追问，为自己还是为他人，自私自利还是为人民服务，为小团体还是为大社会。为他人做好事，对社会做贡献就是道义高尚，为自己考虑，自私自利就是赤裸裸的非道德行为。
可是，人们几乎从没有反思过，不管是为自己--自私，还是为他人--无私，无论是道德，还是非道德，无论是"利"还是"义"，归根结底都是基于物质利益，都是一种功利主义，只有小功利和大功利的区别。
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是伦理道德，实质上建立在物质功利主义之上。我们很少考虑，到底要为自己或者他人什么，人要追求什么？答案似乎不言而喻：就是自己或他人的利益，就是物质享受，功名利禄，权力地位，以及闲情逸致。
中国人的价值观紧贴在直接的物质生活的低层面，几乎没有超越功利主义、超越伦理道德的其他价值了。在功利主义直接或间接诱导下，精神追求的空间十分狭隘，连情理、面子、习俗、人情关系，也都自觉不自觉地陷入物质利益的死胡同。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陷阱：生活的目的只是利益，此外几乎再没有别的。不是为别人谋利益，就是为自己谋利益。要么大公无私，要么自私自利，非此即彼。这个陷阱把一切人生追求限定在以物质享受为核心内容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目标上。
今天人们理解的现代化，主要就是物质文明、经济中心、功利主义。这是从彻头彻尾的传统农业社会出发的理解。西方文化从根本上正相反，是从形而上的、彼岸的、唯心的精神价值出发的，功利主义在直到晚近资本主义时期才占主导地位。
西方基督教是一个普遍信仰，人与人之上便有一个超越的精神参照系，但这种超越的精神只在彼岸。在现实的此岸，则承认并且允许人犯错误，任何精密的仪器都有误差，只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近似就行，由混沌走向确定。即便是公理体系，也时时被人监督，以对话达到建构、创造、抽象、配合、协作。美国地域同样辽阔，但它一步步扩展，最终实现全面控制。
中国人本来只有世俗生活，道德是对世俗利益的制约。这种绝对神圣的理想成为主义和教条，无人可以怀疑，它往往要人们去做做不到的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总是声称没有自己的利益，都是为别人考虑，"总是为了你好"。
过去的革命理想是大公无私，彻底奉献。个人是渺小的水滴，集体是浩瀚的海洋，个人价值只能在社会价值中实现。它建立在政治革命的基础上，革命运动以阶级划分为依据，阶级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阶级斗争归根结底是围绕人们的经济地位而展开的政治斗争，人们幻想实现了共产主义就能"各取所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要什么有什么"。
在现实中，理想一开始就难以付诸实践，好人也做不到，出于压力，只能自欺欺人，同时千方百计为个人寻找私利的空间，表现为虚伪、伪善、乡愿、伪君子、老好人、笑面虎、两面三刀、厚脸黑心、奴颜媚骨、溜须拍马，沽名钓誉、欺世盗名。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建立在直接的利益关系上，功利主义突现出来，衍生出各种说法：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合理的自私，合法的自私；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主观为他人，客观为自己。还有很多折中状态。
为人民服务曾是人们最高的价值原则。如今意识形态的影响变化了，但还是要求做一个有用的人，为老百姓办事，为社会服务，为人做点什么。大街上无论是老头老太，还是警察，包括黑道上的流氓，不管关心你，教训你，命令你，欺负你，都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据，为了你好为理由。一旦找到一个为了他人好的理由，他的行动就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正义性。
其实，对于人们内在世界的价值理想而言，为人民服务只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之一。其目的有两种：其一是为人服务以换取对自己的利益、名誉、地位、权利的回报，这就需要做给别人看，而且取决于别人是否承认；其二是出于自己内心的爱、同情与良知，其价值体现在行动本身及其直接结果里。在功利主义的人际交往中，人们主要不是从自己内心世界的建构里获得满足，而需要从相互的关系的依托中获得承认，因此常常是第一种为人服务方式占主导地位，而第二种为人服务方式却很少；表演性的好人好事多，出于直接的善意之举却不多，以至于今天要是有人无缘无故做了好事，大家都要怀疑他是否另有动机。
中国人很难独立地反省和审视自我，因为没有超越自我之外的精神实体，只有有限的、孤零零的身体，人们把孤独看作人生的最大不幸，他们把家庭人伦的温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亲戚是仅次于家庭的精神寄托。在农村长大的人能深深体会到亲戚在人们生活中的精神慰藉作用，尤其对于弱者、妇女、孩子，几乎成了生存的主要精神支柱。
维护社会秩序还有法家手段，但地域辽阔，权力空隙极大，天高皇帝远处无法实施有效控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道家走向另一极端，主张回归自我、回归自然，但回归后是空空荡荡的身体，只有少数人以天人合一的审美方式升华自己的生命力。
我们必须认识到，崇高、高尚、高贵、伟大这些价值并不取决于是否为祖国、为人民、为人类服务，而取决于人们内心的理想、信念对生命的提升高度，取决于人的爱心、真诚、创造力、想象力发挥的程度。为别人服务，只有真正出于爱心、同情、责任，而且维护对方的尊严时才是高尚的；如果出于商业目的，那至多只是敬业精神；如果是出于表现欲、虚荣心、算计心、征服欲而为别人做什么，如伪君子、假圣人、道学先生、思想警察、世界警察，那就是虚伪的，甚至是可耻的、卑鄙的。
安逸是一种舒适，忙碌是一种充实；清闲是一种优雅，挑战是一种刺激。纵欲、发泄可以给人快乐，克己守纪、清心寡欲也给人安宁。自我意识向上提升，本能欲望向下滑落，构成生命本身的矛盾，既可能是幸福，也可能是不幸。
给人帮助是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是快乐的。损人而不利己也能获得一种心理满足，得到一种快乐。建设是一种快乐，破坏也是一种快乐--我在房前屋后种的花草，总有小孩本能性地予以破坏。在云南，与我同行的一位匈牙利小姐，见我的手伸向一枚钟乳石，我本是要指给她看，她却急了，叫我不要去折它--从那声音里，我听出一种对中国人太多破坏欲的斥责。
●内省意识的死圈：缺乏形而上的信仰和理性参照系，功利主义的道德反省自相缠绕，只有靠外部舆论来维系
中国文化也是有反省精神的--俗云："人贵有自知之明"，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但是，伦理本位的反省意识是要维护人与人相处的道德原则，而伦理是一种人情之理，是由人的直觉、情感把握的。因此，深刻的反思与自我认识，只有极少数圣贤才能做到，而更多的只能是表态、表演、表白，结果容易造成虚伪成风。
真正的自知之明之所以很难，因为它没有西方宗教信仰或契约原则下的理性尺度，不是以普遍的规范为镜子，没有超越的信仰作支持，没有上帝的监督，也没有客观事实、效果的验证，没有自明的对错标准，没有明确而非随意解释的理论，只是凭主观的情感体验来把握，物我一体，天人合一，只要自己主观上认为动机纯、心地善、本心好就够了，反正别人看不见。
历代王朝就断送在失去自知之明上，人们总是到了自己病入膏肓，或者外面的灾难火烧眉毛，才临时抱佛脚，承认失败，被迫变革自己。越到晚期，越是失去自我变革的勇气和能力。如同一个行将就木却不肯放弃自我中心的巨人，靠强力维持局面，遭遇反对便会恼羞成怒，使出所有的权威来打杀，同时也拚了自己老命，断送自己的辉煌业绩。
拥有绝对权威的人，为了保全面子，至死也不会、不敢、不能认错或忏悔。那些需要不断检讨、认错的人，一方面，正是迎合有权有势的人下台阶、保全面子的需要，明明不是自己的错，故意打自己嘴巴，以讨得欢心；另一方面，即便真是自己犯了错，检讨和认错也只是给别人看的，自己内心里完全不以为然，甚至咬牙切齿，恨恨地等待报复和更大恶作剧机会。
革命将底层的劳苦大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激发出巨大的创造力。但进入革命队伍的工农子弟里，也有大批流氓无产者，也把旧社会的一些不良心态带了进来。他们不是从革命信仰和理想中获得自己文化上的升华，而是在意识形态的迷信、盲从和表演中得到一种面子，一种权威，一种依托，一种归宿，由此克服自己面对巨大社会转折和社会动荡时的空虚感、卑微感。
人们一旦在感情上归附于一种意识形态立场，便能理直气壮地占有文化权威，在留学生、知识分子甚至国外人面前赢得优越感、正义感。毛泽东在30年代末要求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时分析说，党内许多干部对知识分子有一种本能的害怕和拒绝。这种心态后来又表现为居高临下地把知识分子作为工具，让他们接受改造，某些人甚至以虐待知识分子来获得自尊和快感。
中国文人本来依附于社会，在强大的世俗力量面前十分卑微。文革时知识分子批评与自我批评，脱裤子割尾巴，忏悔与反省十分虔诚。这个形式上合理的标准，却被简单的阶级立场、朴素的道德感情所支配，带有对流氓无产者的庇护和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蔑视，成为一部分人批判、羞辱另一部分人的依据。名为"斗私批修"的思想改造，恰恰拒绝真正的反省。
那场群众运动激起的热情之高、持续之久、参与人数之多，构成20世纪世界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然而，事后被认定为一场浩劫时，极少有人反省，更没有人对具体事件负责。一切都归于"林四集团"或毛泽东，活着的人都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
今天社会的渎职、腐败、犯罪行为，常被荒谬地解释为人的文化水平低，没有知识，不懂法律，放松了思想政治学习，不注意世界观改造。记者们总是煞有介事地去问嫌犯，事先知不知道有关法规，正给他想要的自欺欺人的台阶，也是记者想得到的结论：不懂法律，受了坏人诱惑，受了风气的毒害，放松了警惕--俨然一位无辜者，只差一个下不为例或许就能逃脱。
这里全然没有灵魂的忏悔和良知的谴责。其实，绝大多数犯罪行为首先是一个基本良知问题，而非一般知识和智力问题。通常腐败分子、违规者、犯法者比常人想象的智商高得多、狡猾得多，他们除了自己的利益，哪管他人的命运。捞上的是自己的，翻船是大家的事。反正大家都在捞，浑水摸鱼，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过了这村没那店......
这一套连中小学生也能运用自如了，一被抓住把柄，马上交"检讨"，作诚恳认错状，其实完全没有内心的反省，只是要蒙混过关而已。至于过不过得了关，就看老师是否从对方那付可怜相里解了气，得到了尊严和满足。
反思自己，拥有自己的心灵世界，是我们这个民族崛起的根本。中国人走在大街上，和外国人相比，总不自在，不自信。传统中国人生活在家庭、邻里关系里，喜欢热闹，受不了孤独。和亲人、熟人在一起，无需个人独处的时间和空间，没有个人独立选择；一旦和陌生人在一起，尤其和外国人在一起，总担心别人在指点自己。为了建立自信，本能地给自己罩上面子，作姿态，表演，如果有面子，就变得骄傲自大，为此甚至沽名钓誉、自欺欺人、欺世盗名。这就是阿Ｑ精神。
鲁迅精神代表我们民族的一种彻底反省的精神，这比任何我们自豪的传统和成绩都重要。鲁迅的反省是深刻的，他的笔下的狂人自己承认也吃了人，而作者本人说起阿Ｑ就是他自己。相比起来，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引起这么多中国人的反感，表明我们今天仍不敢正视自己在现代生活中心理的困境和内心的空虚。【参阅邓晓芒《人之镜》，云南人民出版社】
大贪污犯成克杰的临终关怀突然感动了我。据网载，成克杰在牢里对人说，他临死前忘不了两件事，一件是"恩"，一件是"情"。所谓"恩"，是共产党对他恩重如山；所谓"情"，是小情人对他情深似海。
我不想去分析这语言背后的虚伪与荒诞--我宁愿把这当作一个死囚真实的临终关怀，从人性的层面予以理解。西方人无论在寿终正寝的病榻，还是在为国捐躯的战场，还是在罪在不赦的刑场，都会有神父或牧师聆听他的临终忏悔。
成克杰也是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出于道德的义愤，我们当然有理由骂他丧失了人性。但他一生恰恰是中国文化里人性的特殊表现。一个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大限到来时，往往更能回归到自己真实的本心，因而也是最可同情的。
成克杰从一个少数民族穷孩子，一步步提升为国家高级领导人，共产党对他恩重如山，这是不假。据说，他还表示真心拥护共产党，至死也不反党。这是"恩"，是他自己有生之年的全部依靠，也是他理智所能把握的最高原则。在他那里，既不可能有真正的彼岸信仰，也不可能将这种"恩"上升到理性的思维，而人到死期，所能找到"临终关怀"只是如此。
至于"情"，是欲也是恋。在与前妻离婚，子女的亲情也割断之后，那个比他年轻20岁的女人成为他所有情感的依托，人活着时犯下糊涂，死期到来时自然牵挂那位能勉强留条性命的情人--尽管那女人可能比他清醒得多。这一番痴情，与纣王之于妲己，唐明皇之于杨贵妃，并没有什么区别。抹去我们道德上的憎恶，或许还能升华点"忠贞不渝"的浪漫来呢！
腐败是一种流行的文化瘟疫，患此瘟病的人还不少，一有条件也会患病的人就更多了，但倒下的人还不多。因此，我们该感谢那些被死神请走的人留给我们警示，应为成克杰，为胡长清，还有将要倒下的市长、省长们祈祷！阿门！
●传统信仰的局限：没有执著的彼岸关怀和普遍的理性参照，统一的高级宗教难以立足，迷信和邪教容易蔓延
中国人纯粹的精神追求，超现实的追求很少，主要在简单的物质生活层面上奋斗。即便酒足饭饱，精神也很难提升到新的境界，说是说"知礼节、知荣辱"，但往往是"思淫欲"，道德沦丧，规则尽失，于是巫术、风水、神功等神秘主义流行。
神秘主义与宗教有共同的文化基础，涉及到人生观、宇宙观的一些基本问题，也包括一些生理、心理、环境及美学的合理内容，可以说是一种低级的、原始的、粗俗的宗教。这种低级宗教就是迷信，而不是人的内心对终极意义的信仰。
传统社会占绝对优势的倾向是朴素唯物主义，但这种与农业生活的经验性、直观性、朴素性相联系的思维并不关心纯粹的自然界，没有超越具体现实的理性传统，人们并不从现象的背后追究它的规律，因而不会有体系严密的理论科学。
民间生活中没有高级宗教占支配地位。伦理主义（儒）、自然主义（道）和虚无主义（佛）都是一种生活态度，是现实利益关系的协调与节制方式，并非人们内心普遍认同的执著信仰。人们不关心彼岸、神灵的以及人死后的来世问题。
民间佛教、道家及祖先崇拜都是偶像崇拜与神秘主义，归根到底出于功利主义考虑，为了消灾祛病、延年增寿、升官发财而烧香、求神、问卦、拜佛、许愿、献祭，弥漫着世俗的贿赂气息。"灵则信"，"信则灵"，信是功利目标的工具，信什么都行，见什么菩萨都可以拜。各种宗教并存，相安无事，多神并存于一种宗教内，一个人同时拜不同的神，信不同的宗教。
鲁迅说：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风水，符咒，拜祷......偌大的"运命"，只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
宗教教化深入西方人灵魂深处整整一千年。中国历史上没有千年黑暗的中世纪，没有大规模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全民性的信仰运动，只有一次史无前例的"文革"，仅仅十年，加上前十多年也只有四分之一个世纪。这就够我们受了。
与好战的基督教徒相比，中国人不好战、不尚侵略，尤其在宗教信仰上最开放、宽容，最没有教条主义。早期来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他们所遇见的人们相互容忍的态度，对于中国人允许他们自由地传播福音这一点，又惊又喜。他们写道："在这幅员广大的帝国，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个民族、每个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中国人中真正受到教育的那些人最一致公认的见解是，这些......信仰其实可以合并为一，所有这些信仰都是可以而且信奉的。当然，在作如此判断时，他们也正在使自己和其他人陷入令人魂不守舍的错误，即相信谈论宗教问题的不同方式愈多，对公众利益就愈有好处"。【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下卷，第13－14页】
思想解放运动几年后，人们很快回到了正常的传统理智状态。而这种思想解放并没有同时实现现代文化启蒙，创造现代理性精神，而是简单照搬西方物质文明，并用地地道道的传统世俗观念来利用和享受。赤裸裸的肉欲，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味口，玩鸟斗蟋的闲致，绫罗绸缎的穿著，还有烟草泛滥之广、公共场所烟民之霸道，特别是毒品流行之快，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
西方系统化、理论化的宗教包含信仰与理性，孕育着普遍理念之下的自由平等观、天职观、契约观，特别是科学精神，给普通民众生活中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西方唯心主义（理想主义）、宗教信仰一到中国便受到普遍的漠视、拒斥、嘲讽和责难，可我们的实用主义却总与迷信、巫术难舍难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与庸俗唯物主义相区别，要肯定唯心主义对人的主观性、能动性的发展。对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长期视若无睹，恐怕也是根本不理解。
西方传统宗教文化重彼岸、尚超越，重心落在虚幻的神与人的关系上。中国传统世俗文化重现世、尚功利，重心始终落在现实的人伦关系上。西方人后来恰恰在现实的物质生产中发展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中国这样古老而早熟的文明却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反而落后了！原因恰恰是中国太现实了，只能看到眼下的现实，只有以人为中心的功利主义。过于现实的人太多的急功近利，看不到未来的发展，没有远大的理想，有钱就花，或者积攒下来慢慢花，没有人考虑扩大再生产，没有资本的积累。
没有执著的信仰，就不会探索自然界的本质与规律，也不会有科学。中国历史上单个的发现和发明很多，有许多比西方早几百年，上千年的例子。但因为没有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以纯粹的知识为目的的哲学家，没有科学理论，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实用技术不仅一直不能超越，而且经常失传，又得重新发明。固然也有一些人有考据癖、注经癖，有斟词酌句的诗兴，但没有经院哲学和西方贵族沙龙里海阔天空的思想癖，更不理解为"地心"、"日心"之争有什么掉脑袋的必要。
嗑着瓜子，听听皆大欢喜的故事、逗人一乐的相声小品还行，要正襟危坐地看让人流泪的悲剧、听深奥的交响乐，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活受洋罪了。在中国，讲求实效的实业家们，成熟的政治家们，包括讲究经世致用的学者们，都觉得讨论脱离实际的抽象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杞人忧天"的成语就是嘲笑那些担忧、怀疑和追问现实以外的大自然的人。
华人在东南亚及全世界大多扮演着很有钱的角色，其成功仅次于犹太人，但靠高科技发展的华人大财团却不多。人们不惜以一切手段换得有形的财富，只顾可见的经济利益而缺乏远大战略胸怀，背后缺乏政治、文化的有力支撑。
●人生归宿的虚化：道家的自然主义，生命哲学，佛家的宿命主义，虚无主义，出世超度，对社会的冷却功能
中国农业生活方式落实在肉体、物质、功利、权力、名教、情感的层面上，文化主要是关于利益分配的道德原则和权力关系的政治原则。人们体验人生、享受人生，没有超越现实的彼岸世界信仰，没有基于普遍而客观的尺度的理性精神，只是遵循儒家克己严谨的人生准则。任何文化仅有现实主义的智慧就会走向停滞和僵化，中国文明也因此早熟并渐渐失去后劲。
中国人关于人与世界的终极关怀，主要就是道家超然豁达的人生态度和佛家万念皆空的人生信念。与此相应的乡土社会没有历史进化，只有自然演变；生活方式没有发展，只有知识、经验、技术的代代重复。
西方文明的终极关怀激励人们向无限的领域认识、探索、设计、创造，试图通过人为的努力拉近人与上帝的距离，这与工业文明不断走向自然状态，建立人间天堂的倾向是一致的。而中国文明的终极关怀则相反，是消极的、出世的，把人们从狂热的物质现实引向虚无的精神境界。农业生产空间是有限的，人的消费欲过度膨胀时，就需要这种精神冷却作用。
以老子、庄子、陶渊明、李白为代表的道家，主张淡泊名利，回归自然，反璞归真，体现了中国农民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在有限的生存与生活方式里实现精神的无限自由，在狭窄的社会关系空间之外寻找人生境界的超脱。它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的消极态度，拒斥物化文明造成的对人本身的异化。从人的自由和解放来说，这倒是一种积极的追求。
最早的道家扬朱有一句名言："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这在儒家眼里是大逆不道的。其实，这并不是我们理解的自私，而是主张从那种道德功利主义里走出来，回到个体的世界。这也就是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主张回归自然朴实，甚至要回到"结绳而用"的原始状态。庄子《大宗师》里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宁愿云游四方，纵情山水，交朋结友，是对现实生活的功利主义及复杂的伦理关系的否定，越名教而尚自然，追求自然无为的精神境界。当然，这只有极少人才能做到的。
从印度传来的佛学之所以流行，并深深扎根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也是因为适应这种需要，给人以完全消极、超脱、沉默的智慧，解除人的世俗欲望和生命躁动。佛教持彻底的出世态度，认为人生就是苦难，主张因果轮回，善恶报应，宿命主义。
佛学启示人们彻底摆脱苦海，从欲望里走出来，觉悟到万象皆空。它给人一种反生命的价值，揭示了人的物质欲望的极限，人的外在自我追求的矛盾，以及人类文明否定性的一面。作为一种高级宗教，尽管它没有形成理性化的社会有序力量，但它引导人们回归自我的精神境界，从主观唯心主义的方面强调了人的精神能动性，从而也为社会的重建提供了动力。
如果说儒家、法家的入世哲学是对社会的现实制约，那么道家和佛家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是一种终极制约，对于中国悠久文明的延续和再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当人欲横流、伪善流行、腐败透顶的时候，它们是医治文明进程中的异化病的一副很好的冷却剂，解毒药。在中国历史长河里，每一个周期开始都是法、儒启动，到了尽头时总是由道、佛收拾残局。
入世文化和出世文化相互作用，构成文明的两极循环。《金瓶梅》、《红楼梦》的结局都归于道、佛的启示。西门庆死后，儿子当了和尚，贾宝玉也出家了。隐士、出家人清心寡欲，退出世事的竞争，甚至不养后代，自然缓和了灼热化的社会矛盾。
道家、佛家虽是追求一种消极的、出世的价值，但它们回到了人内在的情感或者精神之中，从而影响了中国的文学、艺术的发展。这种审美文化是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刻表达，是对儒家入世的伦理文化的超越。
许多思想家强调儒家入世哲学对于现代中国的积极意义，儒家伦理对于世界文明的整合意义。其实，道家和佛家反文明、回归自然的哲学，对现代文明也有启迪作用。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异化问题，文化单一化问题，都是人类最为迫切的问题。
从叔本华、尼采到海德格尔的哲学，还有后现代思潮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与中国传统的反省相似，或有直接间接的关系。
第九章 古老中国文明的现代困境
2004年06月18日22:50 作者：姚国华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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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中国文明固然辉煌灿烂，但已老态龙钟，烂熟腐朽；如果我们拒不反省，醉生梦死，就会落花流水！
中国农业生产方式早在商周时代就已趋成熟，有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以后的汉唐盛世，对匈奴等强悍的北方蛮族也能实施有效的抵挡和打击。此后，中国文化结构就已经熟透了，社会只能在兴旺、衰退、崩溃、重建的周期里循环。
彻底世俗化主要在宋代，以王安石改革吏治的失败为标志，血缘宗法关系、官僚制度及其腐败已经表现为不可救药的顽症。明代是典型的文化萎缩期，满清入关后，传统现实主义智慧再度兴旺，似乎有所作为，但已是回光返照，无力回天。
说西方文明入侵前中国也萌发了资本主义萌芽，只是简单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与朴素的爱国意识的牵强附会。如果消费性的手工业、商业、土地买卖和雇佣劳动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岂只在明清，唐宋乃至更早以前就有了。
由于古老文明的深厚积淀，人们从小被固定在没有生机的文化结构和既成的社会秩序上，受到沉重的压抑，没有个性舒扬的空间，无法表现自己生命的原始冲动、激情和创造力。纯朴、坦荡、浪漫、天真被过早地磨灭和麻醉，剩下过多的表演、形式主义、繁文褥节，家长、老人总是占统治地位。文化不是表达个人的内在信念与体验，也没有对自然的好奇，而只是人伦关怀和世俗生活，如何相互顺应、忍让、迎合、协调、平衡、算计、筹谋、磨擦、统治、争夺、报复......
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保守、封闭的国家，这是天大的误会。中国人决不比西方人保守，不信考考中国人关于美国的知识，再考考美国人关于中国的知识，一比较就明白了。如果你要举中国皇帝要西方人行中国礼仪这个可笑的例子，那么也想想今天西方要全世界完全彻底地与之接轨的架势，稍微慢点--就会遭谴责、受制裁甚至遭导弹袭击。中国人从来开放而务实，不拒绝外来文明。上层的生活里就有很多来自西洋的精美器物，残存的圆明园遗迹就是意大利建筑，这岂不是中国人自古开放的象征！
我们生活中至今还有好多带"胡"、"洋"、"番"字的东西。闭上眼睛想想，我们身上，我们周围还有几样东西是中国人原创的？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都是备受欺凌，反而加深了这个民族内心极度的保守、封闭、临死不屈，失去祖国两千年却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信仰。相比之下中国是世界上最没有民族性与归宿感、最实用主义的大杂烩。当你什么民族都不是，那就是汉人了！
什么中国人重义轻利，只讲精神文明而不讲物质文明，中国人没有商业头脑，更是对中国历史完全无知。
中国人没有彼岸世界的包袱，因此人生的追求除了物质利益和相互间的人情关系之外别无他物。而人情关系也是以物质利益为内容的，道德不过是利益的分配原则而已。中国人消费性商业在19世纪前的一千多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欧洲人，莫不诚心向往，这种向往曾是启动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大动力。但是，中国这种消费性商业与西方工业基础上的外向型商业不同，它的繁荣恰恰是社会腐败、动乱和崩溃的前兆。因此历代统治者要维持江山社稷，不得已才抑商重农。
中国人被迫进入全球化，经历了曲折反复，且至今没有完成观念转换。遭受鸦片战争的打击之后，中国人也并没有改变用自己的传统逻辑去理解、适应、顺从西方势力。先是坚船利炮，以为师夷之长技便可制夷；然后是洋火洋钉洋伞洋灯洋油洋膏洋蜡洋布洋装，以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可合鐾生辉；再后是西洋政治制度，以为更新法度便可从根本上重振国威；以君主立宪来变法维新这条路走不通，于是干脆通过革命来实现。然而革命之后，反而是千疮百孔，国破家亡，水深火热。
话要说回来，近代中国毕竟还是觉醒过几回，曾经挺住了八年抗战，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今天中国的实力和尊严已是过去不可想象的。这要归根于中国人在从未有过的巨大耻辱面前的深刻反省，奋起斩断麻木愚昧、醉生梦死的消费文化，在中外文明激烈的冲撞中培养了自己新的民族精神，重新获得自己立足的空间和精神的归宿。尽管民族主义、理想主义也曾走向歇斯底里的极限，带来过全社会的浩劫，并为另一个极端上的社会腐败留下无穷的遗患。
魏源、龚自珍等清末一批思想家深刻剖析了沉重的文化包袱与畸形的文明结构，已经老化到没有任何的创造力了；梁启超、严复等近代思想先驱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建立新的文化精神。但单是知识分子的批评给社会带来的实际效应实在太小。
中体西用的渐进改革是实用主义的，只改外围，不动核心，只涉及物质，不触及灵魂。当核心受到外围变革的冲击时，还会反戈一击。哪怕核心腐朽了，还想瞒天过海地维持下去。然而，这使整个体系丧失生命活力，造成全面腐败。
应该说，近代中国人的鲜血和耻辱逐步唤醒了沉睡的灵魂，并且一度激发出动人心弦的生命力量。戊戌维新失败，谭嗣同从容待捕，慷慨激昂陈说，各国维新，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要流血就从自己开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中国留学生奋起抗议。《朝日新闻》称"罢课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它还起因于中国国民似乎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志。"陈天华看到这放肆的诽谤，痛不欲生，蹈海自杀，以死警醒国民。留下遗书，号召同胞"时时忽忘'放纵卑劣'，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恐同胞不见听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在同时留学日本的鲁迅看来，中国人麻木不仁，不醒悟，死多少也不自惜，所以要唤醒灵魂，毅然弃医从文。
变法维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运动，都只是要解决政权与制度问题，要打倒一个个外在的敌人，却没有从人的内在的世界着手，改造社会文化。文化大革命似乎是要完成这个使命，但陷入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斗争中去了。
今天有经济改革，体制改革，却没有真正的文化改革或者革命。在摸索中恢复了一些东西，拿来并模仿了很多东西，经济是空前繁荣了，但主要是低水平的硬件设施，包括重复引进、无效建设以及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
传统中国人并不操心国家大事、民族兴衰，除非自己做了官或者要做官。民族历史的记忆也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流失。"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暖风薰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反正中国多数王朝，都是靠北方蛮族建立的。
我所在的城市，有一所校园优美的著名大学。日据时期曾被日军占为宪兵司令部，留下遍布校园的樱花树。当年，曾有百万中国抗日将士和苏联空军共同保卫过这座城市。而今，大会战的战场早已为人遗忘，国共两党精英们共商救国大计的旧址也无人知晓，苏军烈士纪念碑更无人寻访。但每年春暖花开的季节，这所大学却人山人海，市民、大学生共享这奇妙的异国风情。
问游人这樱花怎么来的，回答"中日友好象征"的大学生决非个别。有道是"华夏不记亡国恨，隔代犹慕东洋花"。
这些年，在侵华日军兽迹斑斑的东北、华北、南京等地，皇军服、武士刀以及"八格压路"、"死了死了"、"花姑娘"、"米西米西"的怪叫成为一些人寻欢作乐的节目，皇军战舰模型、战犯形象公然出现在商店里，在游戏软件中。就在亡国奴的子孙们其乐融融的时候，在侵略者的故乡，每年春秋两季却有数百位神态严肃的议员和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祭奠战犯亡灵。
据说，资源匮乏的日本从中国进口大量原煤，用混凝土封起来，藏于海滨，以备将来不时之需。这样积累的煤，已相当于一个中型煤田。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种反市场经济原则的做法，可它显示了日本人内在的心理张力。
日本人均森林资源占有率远高于排在世界之末的中国，但日本人使用的一次性木筷子，90％以上从中国进口。在中国东北，大小木材加工厂不计其数，为了争夺日本客户，人们费尽心思，相互拼价格，拼到几乎无利可图的地步。这种可怕的市场经济，恨不得把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土里长的，地下埋的，通通吃光、烧光、卖光，无非是杀鸡取卵，遗祸子孙。
●近代西方人心目中"劣等民族"的阴影，当成为国民自我认识的鉴镜，时时给我们提醒，处处给我们警示！
古代中国文明对于西方现代进程所起的影响，决不比今天西方给中国的小。罗马皇帝身穿中国丝绸衣服出席公共集会，引起万人瞩目。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归去之后，把中国描述为遍地财富的东方乐园，激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烂漫想象。
从那以后，西方人想象里的中国文明，包括物质财富、政治体制、古典智慧，成为西方社会长期效法的楷模。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催生了西方近代工业。以平等、公正著称的中国科举制度，则推广为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
德国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研究中国八卦入了迷，写信给康熙大帝，建议在中国建立科学院。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怀着对东方完美的理想之境的无比神往，感叹地说：当西方人的祖先还在亚平宁的森林里游荡的时候，中国皇帝已经把辽阔的东方治理得像一个家庭一样和谐，皇帝本人就是无比仁慈的一家之长。
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杰裴逊、富兰克林也都百般尊敬、羡慕远方的中国，将她视为古老、文明、智慧、富庶的礼仪之邦，有着代表华贵与优雅的精美瓷器、丝绸、茶叶。远比我们今天对人家的汽车、比基尼、可口可乐更为神往。
然而，1784年"中国皇后号"来华，目睹了"庐山真面目"，此后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便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堕落、腐败、贪婪、道德败坏、不开化、肮脏、黑暗、破旧不堪、臭气熏天、令人讨厌；
愚蠢、迷信、多神、泛神、无神、偶像崇拜、偏爱貌似真理的谎言、吸食鸦片、精神麻木；
因循、保守、不求进步、循规蹈矩、没有紧迫感、缺乏时间观、缺乏精确性、拐弯抹角、思维混乱；
游惰、好赌、猥亵、放荡、一夫多妻、淫荡好色；
虚骄、傲慢、轻视外人、排外、缺乏同情心、没有国际平等；
暴虐、残忍、邪恶、成吉思汗遗传的冷酷、杀婴、骇人听闻；
专制、不公正、缺乏公共精神、没有凝聚力、一盘散沙；
猜忌、无信、圆滑、欺诈、自私、缺乏真诚、死要面子；
怯懦、奴性、胆小如鼠、劣等民族、失败者、黄祸、东亚病夫、濒于毁灭的异教国家。
大批华工或为谋生，或被当做"猪仔"拐骗到美国，在西部开发中充当苦力。他们在勃勃向上的西方人面前明显表现出文化道德上的劣势。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成为后来日本人蔑视"支那人"的重要依据。
当时，记者问一位议员：在你看来那些中国人是否比非洲黑人稍微优秀一些？
议员回答：一点也不，在我看来，他们比上帝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非洲的若干地区智力标准比较低，但道德标准比较高，就是说他们比较诚实，而这些中国人却已经达到了四千年的罪恶顶点，达到了一种由于人口过剩而产生的罪恶的顶点。
直到抗日战争中，同情中国的观念才在美国人心目中占点上风：稳健、坚韧、勤劳、吃苦耐劳、诚实、善良、纯朴、乐观、智慧、足智多谋、不屈不挠、责任感、爱国、爱好和平，正在觉醒、改革、破除无知和迷信。
战后，国民党给美国人印象又是：贪污、腐败、草菅人命、堕落、贪婪、狡诈、无能、无知，骗子、朽木。【以上描述性词汇根据王立新《试论美国人中国观的演变》（《新华文摘》1998年第5期）及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整理】
对这一切，无论我们怎样愤怒，怎样揭露西方人的偏见、肆意污蔑、自我优越感、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显然都无济于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反面的视角，包括从恶意污蔑者的视角中，反观、反省并剖析自己的民族性。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去日本与伊藤博文谈判。两人间曾有过以下谈话，发人深省：
伊藤：十年前，我在天津时曾同大臣谈过改革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革或改进呢？为此我深感遗憾。
李鸿章：先生，当时听你谈论此事，不胜钦佩，而且我对先生您在日本有力地改变你们的习俗，以致达到现在的水平，也十分羡慕。可是我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我简直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
伊藤："除对善良的人外，天意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贵国愿意努力行动，上天无疑会帮助贵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上天对地上的人们一视同仁。根本问题在于每个国家都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下卷，第489页】
戊戌变法失败后，英国人赫德这样评说中国：当这个古老的国家偶尔醒来时，西方人十分震惊，以为这个庞然大物终于要发威了。可是，只见他揉了揉眼睛，抽了一袋烟，喝了两口茶，连打三个哈欠，摊开四肢，闭眼，侧身，......又睡着了！
现代西方的确有人抬举中国，但没有我们虚荣的眼光所发现的那样多。汤因比仰慕中国文明，把未来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东方智慧，自然令我们高兴。可是，这位历史学家看重中华文化经历数千年历史变迁仍具活力的潜能，并无太多现实意义。
亨廷顿指出，儒家文明可能与西方文明产生对抗。但亨廷顿有些离谱了，过分看重人的对立、竞争、冲突，不理解中国人"和为贵"的精神。中国对自己文明圈之外从来以怀柔为主，礼尚往来，几乎从不主动出击。由于这种误解，西方人可能想到要遏制中国；饱受欺凌的中国人却不会认真以西方为敌，倒可能因为这把我们当回事，从反面抬举了自己而沾沾自喜。
我们喜欢别人恭维。一篇报刊连载文章，说中国将在新世纪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仔细一看，是南美某国记者的大作。
●感谢那位邪恶的日本留学生，应当聘他当教授，把他的文章编进教科书，承认我们挨打，原因首先在自己！
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19日刊登一篇网上转录的日本留学生文章，这与日本右翼公开集会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一起，引起中国读者强烈反响。可是，最令人忧心的倒不是日本人的言行，而是我的同胞们的思维和语言--包括该报配发的评论，以及网上谴责邪恶者的各种道德咒语，挑逗国人的战争动员语言。后者比前者更缺少理性，更显心理的弱势和苍白。
我这样说，可能会有人要把我的书，连同我本人一起撕了！
我总在各种关于东史郎的报道里，看到国人一厢情愿的道德安宁；从这位侵华老兵讲演后的阵阵掌声里，听出同胞们内心的麻木。当年让鲁迅先生痛心疾首的中国看客心态，今天只是改头换面，一点没有改变。我们在道义上是正义者，因此反省历史只是人家的事，人家认罪了就好，人家不道歉，骂他不是东西！我们只有对别人的评论和裁判，却从没有内心的反省。
第一，我的同胞们执着地劝告对方，不要忘记历史事实。可是，日本人真的忘了么？或者只记一半而忘了另一半么？到底是谁最没有历史记忆？那篇文章通篇不正是蔑视"支那朋友"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吗？他不过是说，你记你的，他记他的而已。
第二，我的同胞们苦口婆心，用了很多很多的道德语言教训对方出言不逊，指责对方不像一千年前的"遣唐使"那样客客气气，也不像中国后来的留学生那样恭敬如仪，还想用我们中国人"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坦荡来教化对方。我们以为自己在人家心目中真的还是什么"礼仪之邦"、"文明古国"，日本人不是明明教训我们，咱们早已不是宋代以前的中国了吗？！
第三，我的同胞们不理解，于是一个劲地责问：一个世纪，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侵略者的国家为何"仇恨保持那么深，积怨竟传得那么久"。什么逻辑，这是仇与怨吗？他们有仇有怨也是对有切肤之痛的美国人、俄国人，与中国人何仇何怨之有？明明只是轻蔑而已！他不是明明告诉我们，他们一代教育一代，日本帝国是如何打败北洋水师而成为世界强国的吗？！
第四，我的同胞们提醒大家对中日关系不要太乐观，尤其不要对对方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同一段历史，中日两国的孩子可能正在受到完全不同的教育。我不情愿我们的热脸贴到人家的冷屁股上，我不情愿"。这终于说到点子上了，我们总把希望寄于别人身上，我们太在乎他们是否诚心道歉，是否谢罪，是否赔偿，在乎他们是否真的看得起我们。要是日本人忍性再好一点，逢我们便点头哈腰、微笑、恭维、道歉，请求多多关照，遇事则顺从我们，还不时给我们点小恩小惠（像当年鬼子哄中国孩子的糖果），让我们再重温一段天朝大国的美梦，半个世纪后，我们不会作为"劣等民族"被开除球籍么？！
第五，我的同胞们理直气壮地要求用现代国际政治规则约束右翼势力，我们要在对外交往上表现更多的刚性，这也是对的。可是更重要的，我们需要反省我们这个民族内在的东西，我们何以被人蔑视？只是经济不如人吗？为什么会不如人的？！
透过文章的偏见和邪恶，我看到其认知上的深度远远超过我的同胞们。对于人的认知来说，宁听邪恶的深刻，不听善良的浅薄。因此，我们应当感谢这位邪恶的日本留学生，应当反聘他来当教授。把这篇文章编进小学教科书。他让我们明白，我们挨打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让我们闭嘴，在心里默读它吧！你看，他说得多好啊，鲁迅读了也会拍案叫绝的！！！
从总体上看支那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种族。在总体素质上讲，南方支那人又要远远优于北方支那人。
要知道支那的文化和经济重心早在宋朝时就已经南移，经过元、明、清几代，这种南北差距越来越大......请支那朋友记住：在近一千年的历史时期里，支那（主要是南方长江流域）文明和经济的发展，总是被北方南下的胡汉联合部队所蹂躏和中断。而那些与日本交流密切的南方的地区，其人种素质就远比北方地区高，尤其是台湾。我们日本人（除了只会叩头的少数政客外）愿意称你们国家为支那，不愿称它为中国，但我们称宋代以前为中国，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们轻视支那人的一个原因是......我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日比谷公园，指着北洋水师的战利品对我说，日本就是在打败支那的北洋水师后，才成为世界上主要强国的。当年，北洋水师的铁甲舰在日本海域为所欲为，全体日本国民都同仇敌忾，宁愿饿死也要把钱捐出来买战舰，由于日本资金远没有支那国充裕，我们无法像支那那样买大型铁甲舰，我们的战舰从各方面讲都不如支那的北洋水师，但我们在海战中却取得了完胜，这完全是大和民族精神力的胜利。【据《解放日报》载唐德刚《明治皇娘与慈禧太后》一文说，为购买那艘著名的快速巡洋舰"吉野"号，明治皇娘把首饰都捐了出来，而此时慈禧宫廷里一个月的消费就能买两艘。】你们的古人说的好：知耻者近乎勇，如果他看到他的后人的表现的话，一定会羞愤得自杀。
我在日本时就轻视支那人，当我来到支那的时候，我发现支那人比我想像的还要低劣，他们对我这个毫无背景的日本学生点头哈腰，说什么都是日本的好，就连支那的传统文化也是日本继承的比较好。
当我问他们支那一个在韩战中为了完成任务宁愿被火烧死的英雄时，他们居然说那种傻瓜再也不会有了。我们日本有靖国神社，你们有什么？你们只有一代人否定上一代人！你们只有对内自相残杀，对外奴言卑膝！你们有在日支战争为国战亡将士的记录吗？有让他们灵魂栖息的灵堂和牌位吗？你们知道他们曾是谁的孩子，谁的兄弟，谁的父亲？我想这对你们麻木的支那人来说，是一笔糊涂帐罢？我曾经接触过一些旧日本军的老兵，他们至今还对当年率队冲锋而被机枪在几米之外打死的支那官兵们表示感慨和敬意......你们支那人还记得他们吗？你们祭祀他们吗？他们今天魂归何处？他们至死盼望的"强大的支那"现在哪里？！
我们日本人将会永记为国殉死的英灵，他们在靖国神社里享受他们应得的敬意，每当我们唱起"为国而逝的英魂啊，你要常常回到慈母的梦中"，我们就会感慨万千，永志难忘。支那人，我们敬拜神社时，你们根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粗体字句是根据网上的相关文章补加的】
欺软怕硬是日本人的典型性格。1939年，侵华日军曾试探着进攻苏联，却遭到红军毁灭性的打击。此后日本外相到莫斯科，特地拜访年轻的战场指挥官朱可夫将军。几年后，法西斯逼近莫斯科，日军胆敢挑战美国，却不敢从背后打苏联。日本战败后对占领者也是百依百顺，到现在也没有多少人敢对美国说不。在强者面前装孙子，对外人绝对是虚伪的，而对自己却是真诚的。
中国人常常死要面子，自欺欺人。不少人对日本怀有毫不掩饰的反感与厌恶，其中有受辱的历史记忆，更有因落后于人而再遭蔑视的现实愤慨--其中有些人是与日本人交往，包括到日本谋生，在境况悬殊中产生心理失落。通通都是一种弱势心态。
任何真正的历史反省都是痛苦的，成功者要超越自己的过去，失败者要检讨自己的过失，正义者要宽恕自己的敌人，失道者要重建自己的良知。一个总以五千年文明自豪的泱泱大国，被西方列强欺侮，被一个东方岛国欺侮，而事隔一个多世纪，半个多世纪，综合国力仍然如此悬殊，我们不把焦点投在自我检讨上，而一味要求侵略者的子孙们反省历史，算什么出息？！
我们逃避对自己民族文化基因的深刻反省，只是承认自己军事、经济不如人，并把责任推给一些似乎外在于我们的抽象实体--"生产力"、"封建制度"、"闭关自守"，或者一些人民公敌--满清权贵、军阀、国民党、汉奸、"林彪四人帮"们身上，好像他们不是这个社会里的一员，而是天外飞来的恶煞！我们从不虚心承认自己错了，该反省的首先是自己！
先人早就告诫我们："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杜牧：《阿房宫赋》】真正的强者，敢于正视自己。只有在真正强者的目光逼视之下，邪恶者才会有另一种反省，另一种姿态！
●健康的民族精神基于深层的国耻意识与民族反省，而不是自我欣赏，妄自尊大，陶醉于外人的廉价奉承里！
外部威胁和压迫能激发民族意识的觉醒，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民族内部的反省、批判和超越，不断保持文化的活力。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最值得纪念的历史。它的胜利令人骄傲--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只剩半壁江山还能最后收复失地；但也有耻辱--同样是东方国家，泱泱大国竟受蕞尔小国侵略。回顾这场战争，纪念南京大屠杀，追念更多的民族苦难，不是要和侵略者的后代们计较。何况对那些欺软怕硬的人来说，你用道德谴责他们为自己的历史翻案，反而会显得软弱。
侵略者视中国为"劣等民族"：中国人一盘散沙，一个东方大国却无力抵御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以需要另一个东方救主来实现组织化。对此，任何论辩都是苍白的，我们需要的是冷静反思自己民族弱势的根源，并以积极的行动来否证。
外敌入侵是因为我们的国力弱小，而国力弱小最终归结到人身上。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汉奸卖国贼呢？不能动不动就怪满清的异族统治，何况清朝是中国历史上较有作为且疆土最多的朝代之一。根本原因还在中国文化的缺陷，尤其是晚近的衰落。
日本能够实现文化的深刻变革而自我崛起，中国却不能，直到挨起打来，多数人还不觉悟。当年，鬼子一杆枪可以镇住一个村子里上百号人，恰恰是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太聪明了，都想留得青山在，以后有柴烧，都去做那不吃眼前亏的好汉。
那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正义和非正义界限如此分明，可是绝大多数鬼子死不投降，而他们脚下有那么多奴颜媚骨的中国人心甘情愿当汉奸。其中一些高级汉奸文人居然找到了文化根据：历史上一旦遭遇北方蛮族武力征服，特别是只剩半壁江山后，反抗从来都是枉然。屈原也好，岳飞也好，文天祥也好，史可法也好，哪个民族英雄故事不是一场徒劳的悲剧呢？
这个民族有过自己的辉煌，但一千多年的停滞与内耗，留下腐朽的根子。总是陶醉于五千年"悠久历史"、"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却没有反思，讳疾忌医，不敢揭示自己的"丑陋"。总是指别人骂，就不会有深刻的自我意识。
也不能老是责备偏远山区农民的落后，普通老百姓的愚昧，历史上的腐败从来都集中体现在城市、官吏、文化人阶层。倒是历代王朝的兴起都要靠没有文化的蛮族、农民的非文化的大洗涤，扫荡腐朽文明的污泥浊水，然后才能再兴盛起来。
深刻的民族自我意识从国耻感开始，并像鲁迅那样从自己身上开刀。为什么到后来又有千年停滞，千年腐败，为什么到我们身上是如此缺乏创造力，缺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为什么一个现代国家又腐败成这个样子呢？
中国人自己流传着许多西方人夸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国家以及我们某个人的说法。有的确有那么回事，有的不过是西方人的礼貌以及尊重对方的恭维话，还有的是我们自己人杜撰出来，以讹传讹流行起来的。最著名的例子有：
美国白宫里挂着老子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
美国宇航员在月球上能够肉眼看到的两大人工建筑就是荷兰的海堤和中国万里长城；
1988年在巴黎举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发表宣言，第一句话便是"人类要回到2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
至于中国人打破什么纪录，推翻爱因斯坦理论之类无稽之谈，更屡见不鲜。乍一听，本能的虚荣遮蔽多数人的认真思考；只有当个别清醒者质疑时，理智才会发现其中的荒谬。这可耻的讹传还在延续，其中就曾有我自己的一份在内。
前些年，对回国人员的报道里，必有如何婉拒国外公司高薪聘请的情节，突现其爱国情操，顿时身价大涨。很少有人坦承更为真实存在的原因：生活不习惯，文化心理冲突太强烈，不适应高竞争环境，工作没有着落，受到挫折等等。
●社会组织化程度低：没有西方法理观念，离心倾向－中央集权，小国寡民－泱泱大国，一盘散沙－天下大同
工业以社会分工为背景，为他人需要而生产，产品必须通过商业交换，所以社会化程度高，先天具备开放性。
农业以自然分工为背景，为自己需要而生产，自给自足，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须太高，不太需要公共生活。汉人连聚众唱歌、跳舞都不兴了。极端状态是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及陶渊明的桃花源幻景，大家自由而散漫，虽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扬朱甚至"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各人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给人做好事都免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农业社会比较现实的状态，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主要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扩展到家族、乡里以及其他人情网络。家人间的亲情是主导，其次是友情、乡情，这种简单朴素情感和伦理原则推及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与关怀。
儒家伦理重人情、仁义，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仁爱之心、羞恶之心、礼让之心。实际上就是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推广的，即所谓"爱有差等"，由近而远、由亲而疏地维系特定人际关系和秩序，最终归于人际间的生存利益。
儒家伦理在有限的圈子里的社会协调功能是很有效的，但超出人们相知、相交的范围，就难以构成强有力的整合核心。
人们面临共同的自然灾害（如黄河泛滥）时，需要不同区域的人们相互赈灾救济，平时则需要共同修建水利工程。还有外部游牧部族入侵，需要共同的防御。因此，平时一盘散沙的农民，反倒更需要建立大区域内统一的中央政权。
这个中心权威不是来自农业生产过程中自然的交往关系，也没有西方式的高级宗教，只能是以某一家族势力无限放大，构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央集权。当然，统治全国光靠这一家人还不行，还要有一个庞大的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这样，在原本简单的社会关系上，形成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功名利禄生死攸关的世俗政权。
以中原地带为中心的辽阔地域，一旦有长时期的和平安定，就会伴随大幅度的人口增长，造成土地与人口矛盾的尖锐化，土地兼并与冲突频繁，人与人之间欺诈、压迫、奴役和暴力恶性膨胀。这时，儒家的道德理想就会瓦解，人际隔阂越来越大，相互间起码的信任和关怀丧失，人心叵测，不得不存防人之心，见死不救也就是常事了。人与人之间没有凝聚力，一盘散沙，充满内讧、暗算、算计、阴谋，这乡排斥那乡人，城里排斥乡下人，富人排斥穷人，内耗多于外争，"攘外必先安内"。
法家思想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思想、制度体系和操作方式，促成了秦汉以后封建制度的废除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历史上的开国之君往往重法轻儒，但建立政权之后更注重儒家伦理，保持道德伦理与政治秩序的统一。
西方相应的思想是马基雅弗里的政治学，也是为了消灭封建制度，建立以王权中心的统一国家。和法家思想相比，产生的时间虽然相差一两千年，但按照汤因比的历史理论，它们在各自文明体系中的意义是一致的，因此属于"同时代"的。
先秦时期，地方一般分封给皇室亲戚和功臣，这是所谓"封土建国"。秦灭六国后，实行"郡县制"，不再分封建制，地方行政长官完全由中央政府任免。以后改朝换代，因功行赏时一般不封给土地。为了集权的需要，还会以"杯酒释兵权"、"狡兔死，走狗烹"的手段对待功臣。汉朝初年也曾将地方分配给皇室成员，但随后采取种种措施予以控制，保障中央集权制的执行。
朝廷还通过举孝廉等方式，从各个社会阶层中广泛吸收精英分子参政。通过全国性考试录取受到儒学教育的人才加入仕途的科举制度，终于在唐朝臻于完备。当地方豪强、门阀、巨族、藩镇势力挑战中央集权时，就有天下大乱的危险了。
但是，中国官僚体制是外部覆盖的强制力量，形成的自上而下的政治秩序，它本身是赤裸裸的权利，直接介入世俗生活的一切物质层面，比西方神权更容易腐败。官僚们为自己生活方式所奴役，失去创造性，造成权力体系无序、腐败。皇帝为所欲为的放荡生活造成多妻制、宦官制，频频造成政治中心权力的继承危机，最后导致周期性的社会动乱和改朝换代。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满清末年的21个世纪里，约有5个世纪是处于混乱或地方性政权割据中，另外16个世纪则是在不同的全国性王朝的统治下。除了少数农民揭竿起义外，引起政权混乱以及建立全国性政权的，主要力量是非农业的北方蛮族。
人们顺从外在力量建立的中央集权统治，各自在土地上谋生。统治者更注重内部矛盾的调和与秩序的整合，从不谋求对外霸权，防御外来入侵，也很少主动出击，主要是利用地理上的封闭，采取修筑长城等消极手段。
这种格局可以用水平关系和上下关系来说明：人与人之间水平式的直接交往比较简单，圈子不大，以自我为中心，以情感和伦理道德为纽带；而上下形成等级服从关系，下层反而越简单，反正只是受人统治，越到上层，利害关系越是错综复杂。
传统人际关系有三种，交合在一起：一是朴实的自然交往，二是严格的上下服从，三是在两者之外的江湖社会。
平日人们处于第一种关系里，而保障社会秩序的是第二种关系，当中央集权腐败之后，则是流氓、泼皮、无赖、恶霸当道。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或者都市不为人注意的夹缝里，要么是淳厚朴实的乡民世界，要么是刁民、悍匪、地头蛇的世界。
马克思曾经比喻法国农民是麻袋里的土豆，自由散漫的个体被外在力量统一起来。这是对农业社会的恰当形容。
欧洲中世纪是真正的封建－奴隶制，农奴不仅为贵族所支配，而且还服从于超越世俗王权的宗教信仰中心。贵族是稳定的等级体系，贵族爵位由嫡长子世袭，国王也只是最大的贵族，一般不能剥夺贵族爵位。近代宗教改革打破教会的统治，信徒可以直接面对上帝，因此世俗生活中的上下服从关系淡薄了。而市场经济取代庄园经济后，贵族或者像英国那样自动退居边缘，或者像法国那样被送上断头台，地位削弱，于是剩下人与人之间平行、自由、契约、法治、理性、公德、博爱的关系。
中国农业社会比欧洲中世纪典型，本来意义的封建性彻底消灭了。官僚体系完全听命于中央皇权，而一旦改朝换代，官僚体系也随之毁灭。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里，皇帝的至上权威之外没有公理可言。一方面，上下关系完全被长官意志所支配，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另一方面，长官意志又为宗亲、人情、面子、关系网所腐蚀。
由入世的文人组成的官僚没有个性、自由意志、独立人格，一面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以求皇恩浩荡，背面却玩阴谋，耍诡计，贪污贿赂，生逢乱世时为自己留后路、找退路。他们没有古代贵族的豪爽，也没有农民的憨厚。皇帝对于庞大的帝国疆域和官僚体系来说，有时也是抽象的，在权力的夹缝里，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有人口含天宪，言出法随，一言堂、家长制。
这就不如西方上帝的普遍原则那样深入到每个人心目中，能够形成具体而实在的约束力。
●汉文化中普遍缺乏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团体意识：当外来民族被同化，遗忘自己的民族特征，就成了汉人
在欧美各国，现代公民同他们的贵族先辈一样，在涉及国家尊严、民族利益的时候，会义无反顾、毫不含糊地站在公共立场上。今天我们知道，西方个人主义并不是中国式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是一种可贵的自我选择、自己负责的主体精神。
俄国人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对比下尽管感到失落，甚至一度像醉鬼一样自暴自弃，但这个斯拉夫民族内在的精神里总会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召唤，将他们凝聚起来。日本人在学术知识和社会制度上几乎全方位开放，但他们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尤其是国家利益上，表现得极其传统、封闭、保守。还有做过亡国奴的韩国人，犹太人......，还有一些有着高级宗教的民族，包括人口众多的穆斯林，对欧美生活方式采取漠然态度，在精神文化上保持顽强的自我认同和对外封闭。
中国历史上没有突出的一以贯之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传统，也没有平等博爱、公平竞争、团队精神。过去，人们强调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与其说是反对西方式的个人主义，不如说要扼制中国传统固有的一盘散沙式的自由主义。
全球化在西方是一种存在变数的趋势，连美国人也在抗议，而在中国却代表着进步、必然，让人跃跃欲试的机遇与挑战。移民海外的中国人在文化上走上不归路，变成美国人尤其很快。追求别人外在的荣华，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弱化。
中央集权主要功能是中原内部的社会整合，对外部游牧民族的防御也很重要，但常常无效，主动地开拓和出击更为少见。广阔的疆土一方面来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时带过来的陪嫁，另一方面靠农业生产本身优势对蛮族的文明教化，形成渗透作用。郑和率数十艘宝船、两万多人的船队，七下西洋，只是为了安抚外邦。外邦来朝以示归顺，朝廷自然高兴，赏赐总是超过贡品。
中国人出走海外，朝廷是不管的。几百年来，数以万计的华人在菲律宾、印尼等地屡遭西方殖民者屠杀，明清朝廷都是置若罔闻。清廷还责怪自己的臣民不守本分，说那些"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
通常，中国人只有在特定的世俗生活圈子里，在有限的社会结构和人情关系网中，才会有集体凝聚力，有高度发达的道德、礼仪约束。而它一动摇，除非通过暴力或者其它权威形成新的圈子，新的亚文化群体，树立新规则、新权威，就一定会乱套。这有效的圈子基本上是传统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及其延伸，如家庭、亲戚、同乡以及结拜关系。
最大的圈子是国家，也是以家长制方式建立的。在大范围内，中国人很难形成团结，形成普遍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人与人之间的算计、无规则竞争、相互之间为权力你死我活的斗争最为激烈，接近动物式的竞争。所以人们期待出一个英雄豪杰，以威慑建立秩序，只要他管得了，整个天下由他来管，每个人在自己一块土地上安居乐业，天下从此太平就好。
农民难得离开土地，一进城就无法把握自己，只得给人当差，一旦得势又会仗势欺人，这都只能从这种根深蒂固的千年农耕文化中去理解。中国监狱的囚犯们也会自然形成临时的等级秩序，通常是以一位拳脚好的家伙为老大，否则吃苦还大些。旧上海是黑社会的天下，国民政府的统治几乎无效，连著名的文化人大都处在各自黑社会关系的保护之下。
民族是文化意义上的最大集体，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中国人缺乏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中华民族"却只是一个现代概念，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是在近代西方的入侵中才酝酿形成的，尽管在外力逼迫下会热情高涨，但平时比西方要淡薄得多。
首先，一个民族是以独特的文化而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的。传统中国周边没有文化上特别强大的民族构成挑战，足以让中国人感到自己文化的独特性，从而限定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认同。中国概念本来只是"中原"、"中央之国"。中国人有一种地处中央的文明人的优越感，把自己的文化视为无条件的、先天的、普遍的文化，居高临下地把其他民族视为蒙昧、野蛮的部落，甚至是介于人与禽兽之间的类群。他们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也是不平等的，传播是赐予，接受是纳贡而不是学习。
其次，一个民族是一个群体，在与其他民族的区别、对立与竞争中形成。中国处于较为封闭的东方，与西方有茫茫沙漠、戈壁、高原之隔。中原农业文明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自然条件相对优越，而北方游牧民族生存状况相对较差，尽管经常南犯，但比旧大陆西部各文明中心遭受的入侵要弱得多，人数少而且不能持久，不构成毁灭性打击。即便是最强大的蒙古、满清征服整个中原，从根本上也改变不了文明社会，自己反而渐渐被融化。因此，中国人没有持久的外部忧患以维系民族意识。
汉人是各民族不断融合而成的，不代表特定生存共同体，他们没有原始部落的群体意识；除了共同的文化模式，并没有特殊的民族意识。绝大多数并非中原华夏后裔，而是被同化的边缘蛮族，一次次社会大动荡早已消解了共同祖先的观念。
当匈奴人、鲜卑人、契丹人、女贞人、犹太人等等，遗忘自己特殊的民族归宿、信念，融入普遍的中原文化时，就成汉人了。
可见，汉文化在传统中国，与今天西方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一样，意味着普遍的、共同的、中心的、天下的文化。所谓"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之说，是近代民族主义者为了给自己定位，才从传统典籍和习俗里发掘、整理并普及开来的。
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里，稠密的人口聚居需要国家力量来维持统一的社会秩序，而针对外族的力量相对微弱得多。社会生活以家庭、家族及乡里关系为基本关系，它的存在抵消了民族关系。国家不是与本民族集体相联系，而是与统治天下的那个家族相联系。在基层社会生活中，家庭和家族及其它宗法关系网占主导地位。陌生的人只是异乡人，异家族人，而不是异民族人。
国家主要是帝王及其臣属的，普通老百姓，尤其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谁来统治对他们都一样。因此爱国主义只在与政权体系相关的人身上才有一点，普通老百姓是不会太认真的，态度观望者居多。
亨廷顿说，今天世界格局是以文化为核心的文明实体间的较量。但大多数中国人并不认同，人们相信只要经济实力增长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且不说没有文化的经济能否真正有根本性的发展，中国人即便是有了钱，也倾向于在观念、文化、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模仿西方，甚至干脆把财富拿到西方去消费，努力融入西方主流生活。也许是中国人历来习惯了世界中心的感觉，现代世界中心转移了，他们也要随大流的缘故，中国人很少有什么"爱国主义"，倒是有"爱家主义"。
中国的地域太大，人口太多，文化太宽泛，成分太复杂，组织太散漫，结构太不稳定，动荡太频繁，相互间的共同利益、信仰、规则、约束太小，统一的民族意识缺乏，民族凝聚力不强。经济发展给人的满足小于贫富差别给人的不满，绝对的中央集权不可能长期维持，意识形态日趋淡漠。靠什么力量凝聚这个民族，避免国家失控、混乱的局面呢？
回答只能是一种开放背景下的文化综合与创造过程，只有文化的进步才能真正激发人们的生机和活力，才能让每个人获得真正的精神的充实与安顿，国家和民族才能保持进取的整体生命力，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
●文明的败血症：每个单位（家族、王朝、企业、事业）总是一代不如一代，而且只有外部力量才能收拾残局
农业文化倾向于自然状态，不鼓励人们超越直接生活经验，去追求对象世界、彼岸世界的生命意义，这注定它发展的极限。事实上，中国文化中原本并没有"发展、进步"的观念，只有"轮回运转"、"治乱交替"、"分合循环"的观念。
当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便容易陷入没有更高需要的生存空虚之中，只有个别人从文化消费和文化游戏中获得新的娱乐，大部分人或放纵自己本能的肉欲（饱暖思淫欲），或以相互间财富、名誉、地位、权力的占有与争夺为新的目标。
当有限的土地和无限膨胀的人口发生矛盾时，消费膨胀和贫富分化，使传统农业生产不堪重负。小国寡民的自然状态就会打破，出现暴力争夺天下，胜者会建立一个家长式集权制来维系对普天之下的王朝统治。这种统治，一方面在其暴力所及的时间空间里是绝对有效的，无条件的，君对于臣、官对于民具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但另一方面靠暴力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最明智的统治者也只是利用儒家伦理道德维系社会稳定的等级秩序，尽可能减少对底层农民正常生息的干扰，以延长王朝寿命。
在正常状态下，社会生活简单、朴素、低组织化。当人口增长、物欲激发、城市繁荣到一定程度，社会矛盾开始突出，官僚结构腐败日益严重，就会出现社会动乱和改朝换代。社会变迁一直在农业生产－宗法关系－道德文化的有限圈子里循环，繁荣中不是实现社会的进步和超越，反而是分裂、腐败，跌入动荡的深渊。而且每一次收拾局面的不是中原地区的新生力量，而是北方入侵的蛮族，有时是偏远地区起义的农民。就是说，原始、自然、素朴反而是中国农业社会重建的基础。
没有超世俗的普遍而客观的理性原则，没有全社会共同遵守的法理规则，只有熟人圈子里基于人情面子的伦理道德，更大范围内基于暴力的家长制权力。特权阶层分化出若干以利益分配为目的的派系、山头、网络，这种私下的、暗算的、封闭的利益集团像潜伏的病毒，在一定条件下发作蔓延，形成恶性肿瘤或者败血症，外部觊觎着的黑社会、门阀及蛮族势力趁机兴风作浪。
人们在受到外部威胁，或内乱频繁时，无条件服从中央集权；平常则是自由散漫，没有纪律、法则，缺乏集体公德意识，国家意识也十分淡薄。国家政权的稳定并不取决于军队的技术和装备实力，主要在于兵权的控制，因为一般农民没有太强的武装力量。只是对付北方游牧民族，才需要兵强马壮。而中原帝国经常败在周边那些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的马下。
历代王朝的建立，大多要依靠北方蛮族力量来涤荡污泥浊水。典型的汉人，尤其是中原地区的汉人生活圈子太狭窄，精神上没有任何超越世俗生活的信仰，因此他们的社会组织化程度极低。汉人为主的农民起义都是逼急了才有的，临时以巫术、谶讳迷信之类作为共同信念，加上均贫富的心理快感的推动，才能展开来。其宏伟的抱负不过是个人、家庭的荣华富贵，"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造反哲学的典型表述。随着起义组织权力关系的复杂化，内耗加剧，最后几乎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秦汉以后之所以要结束封建制度，就是因为封建贵族可能构成对中央集权的挑战。然而中央集权必须要依靠官本位的官吏体系，这就造成了后党、宦官、权臣等各种非常权力体系专权现象。历代有远见的统治者将吏治问题视为江山社稷的根本，惩治腐败毫不手软。然而贪官总是杀不尽，每个王朝迟早要断送在贪官手上，形成周期性的改朝换代。
高贵总是人追求的目标。为了生活的豪华，为了地位的高贵，为了权势的显赫，为了高尚事业的成功，人们去工作、去竞争、去开拓，甚至铤而走险。常常为了使自己高贵而做出了卑俗、下流的事，有的人为了上爬，反而跌到深渊里。
"贵族"一词在中国通常是个贬义词，指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过着腐朽没落生活的反动剥削者、压迫者，有权有势又有闲的阶级，是社会腐败之源。《红楼梦》里的贾府是典型中国式贵族，这部辉煌的贵族生活的小说，揭示一个家族衰落的必然性。其实，与西方千年贵族世家相比，中国根本就没有稳定世袭地位的封建贵族，只有依附于皇权的大家族。
元末农民起义中朱元璋建立的汉人政权，是在蒙古人和色目人长期统治之后出现了权力真空，才有一个修养生息的阶段。尽管朱元璋很有政治智慧和远见，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采用严刑峻法与特务体系大力惩治腐败，还是免不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弱势朝廷的命运。就在这时，这个古老文明终于不可救药地落后于西方进程。
明末李自成起义先是"闯王来了不纳粮"，可一进京城，屁股还没坐热就腐败起来，逼得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满族入关，历史再次让蛮族来收拾场面。满清的八旗兵，开始骁勇善战，横扫中原，御边定疆。正是他们，带来了中国今天如此辽阔的疆土和暴涨的人口。可满人逐步汉化之后，便开始养尊处优，雅致一点是喝茶、玩花、听戏、养鸟、斗蟋之类的消费文化；粗俗一点则是吃、喝、嫖、赌、抽之类的颓废文化。尚武能力日趋退化，最后文不治国，武不安邦，沦为纨绔子弟。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最初借用西方基督教的抽象概念，建立"拜上帝教"，起义军内部纪律严明，组织化程度较高。但这个信仰里面完全是中国传统的迷信，很快就露馅并回归世俗化。它只打下半壁江山，便成了历史上最腐败、最糜烂的朝廷。
辛亥革命发生在内忧外患的近代，虽有西方文化的渗透，但组织化程度仍然很低，革命者依靠深厚的宗法关系及江湖上的会党势力，他们有破坏旧制度的信念与斗志，但没有建立新社会的共同理想，很快为利益所分化，造成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并重新向旧势力妥协。国民党靠新的意识形态信仰重新组织起来，以黄埔军校为基础，终于形成现代国家军队，基本上统一了全国。但这个意识形态组织渐渐又被宗法关系和利益集团吞噬，尤其在抗战胜利之后全面腐败，导致社会的最后崩溃。
●集权制度周期更替：国难当头，老百姓一盘散沙，爱国志士没有好下场，汉奸国贼层出不穷，奸佞驱逐忠良
从事农耕的汉人缺乏统一的民族性，对野蛮强悍的游牧民族来说常常是毫无抵抗力的"食草动物"。
其实，北方民族未必都很强大，一个逐草而居的部落，为饥荒所迫就可能南下统治中原。中国虽然建起一道万里长城，但还是难以抵挡。挡不住就只有纷纷南逃，一旦逃到南方，几乎再没有可能收复中原了。"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具例一也；宋人南渡，具例二也；明人南渡，具例三也。"【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黄帝从北方进入中原，把蚩尤赶到南方；周、秦都是从西北部入主中原；唐、宋开国者都有北方蛮族背景；金灭北宋之后，受到北方蒙古人进攻，便加紧逼迫南宋，最后统统被人口仅100万的蒙古人吞并入横跨欧亚的大帝国里；清兵入关时的人数总共10万左右，仅汉人的千分之一，打下的疆土比现在中国大得多；现代中国人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但历史上清兵的扬州大屠杀残酷程度有过之无不及；俄国"毛子"在东北打中国人与打猎没什么两样，与之相比，日军在东北就要"怀柔"些了。
传统中国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平时没有太强的外敌竞争时，舒适的生活对周边的落后蛮族有一定的归化作用。但是它本身缺乏宗教或者民族向心力，难以凝聚成组织化的整体，尤其中心地带十分散漫，除非强大的外来军事集团介入。中原地区每每国难当头，一旦有内部动乱或者北方蛮族入侵，除非找到新的依附，就只有一波又一波逃亡到南方，甚至逃到海外谋生。
面对外部势力的侵略或竞争，老百姓一盘散沙，汉人很难组织成强大的实力。在他们看来，天下最好不要乱，要乱也没法。反正谁当皇帝都一样，他要是太昏庸，换了也好。他们没有理由为一个气数已尽的王朝卖命，当不识时务的傻爪。
爱国志士纵有满腹报国之志，大多也没有好下场。而汉奸、卖国贼层出不穷，好汉不吃眼前亏。即使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表现出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汉奸之多，内耗之大，与日本"武士道"仍形成巨大反差。
逃亡海外的第一代移民中，老者可能难以适应当地生活习惯，青年人并不固守自己的民族性，很快适应当地的生存环境，并彻底同化到其中，不会保留自己多少特点--除非那里是比中国落后得多的国度。
海外中国人不团结，除了狭窄的人情关系网及黑社会集团外，相互间的合作与交流反而不及与其他人容易。
17世纪初，当时中华帝国的余威犹在，华人在马尼拉有两万人左右，他们竟遭到只有自己人数二十分之一的西班牙殖民者的大屠杀，令西方人都不可思议，以后这样的大屠杀便周期性地进行。印尼华人尽管掌握着全国绝大多数财富，可是他们没有起码的自我保护能力，屡遭暴力的蹂躏。"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代表了海外华人世界的部分事实。
一百多年来，这个弱势民族积压了深深的自卑感，心理的失衡甚至羞于自我揭露。新中国成立后，站立起来的中国人借助政治力量构筑了一道强大的意识形态堡垒，人们对爱国主义的话语特别敏感，极易受感染。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成为一代人的共同抱负，无数人为此献出了毕生的心血甚至生命。两弹爆炸、卫星上天、大桥建成、巨轮下水等建设成就，都曾令全国人民欣喜若狂。而叛徒、汉奸、买办、卖国贼、洋奴哲学、祟洋媚外等等遭到人们最强烈的唾弃，连海外关系也成为人们的忌讳。
但国门打开后，人们又发现自己因为脱离全球化进程而落后了，一度浓烈的民族意识开始消解。人们纷纷奔向海外，在国际市场上谋生，国内给三资企业打工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宁愿以难民身份，甚至在黑社会掌握下偷偷移民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最著名学府的大学毕业们"成建制"地出国留学，并定居海外，而且这成为多数知识青年最优先考虑的、最具进取意识的人生目标。海外归来者自我的感觉、受到的礼遇，相当于过去考上功名、有权有势的人衣锦还乡。
国内腐败分子、暴发户心里不踏实，将巧取豪夺来的巨额财富偷偷移到国外作为后路，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大逃亡。
狭隘的民族主义会造成政治集权，但缺乏基本的凝聚力可能让民族解体，那是全世界都不愿看到的现代"黄祸"结局。
汉奸有三类：一是卖国求荣，有奶便是娘，丧尽人格，出卖忠良，对主子是驯服的奴隶、受虐狂，对弱者是本能的恶魔、虐待狂。电影、小说里的汉奸，还有今天代表海外公司与国内公司竞争，因为熟悉情况，狠宰自己同胞，都是这类走狗。
二是迫于时局压力，毫无抵抗实力，因循"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死不如赖活着"、"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训，才投降敌人，苟且偷生。这种人作恶还不太多，因此一旦时局转机便"良心发现"，"反水"也快，这种软骨头构成汉奸中的大多数，但在文艺作品中只是偶尔出现。
三是对自己民族的劣根败症了然，认为病入膏肓，无法自新自救，只有以毒攻毒，让魔鬼来改造这个颓败的民族。一些赫赫有名的官方人物、知识分子也认为，历代面临北方蛮族入侵时，中原汉人腐败之极，根本无力抵抗，与其作出无谓的牺牲，去维持一个没有希望的现实，不如接受蛮族的洗礼。像周作人、汪精卫、周佛海那样留学过东洋，更有理由对中国文化产生绝望，从而作出"曲线救国"的选择。特别是汪精卫，曾提着自己脑袋行刺满清摄政王，似乎没有别的理由解释其汉奸选择。
作日本的汉奸，档次太低；作英美的汉奸，身价似乎高点。日本军国主义不高兴了，他们指责亚洲人，尤其中国人不争气，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既然你们注定要做奴隶，那也不能给欧洲人，得由大日本帝国来"拯救"，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如果社会持续腐败，民族凝聚力降到极限，遭遇外敌就会一触即溃。事后人们会很快忘记耻辱，接受改造。多年后，说不定人们还会像一些人谈香港，李登辉说台湾那样，庆幸自己接受了入侵者的启蒙，接受了先进文明的洗礼呢！
再说，历朝历代不都是经历名不正言不顺的蛮族入侵、动乱之后，产生出名正言顺的正统皇帝的吗？每个朝代都要培养对国家的忠诚，这在先秦及秦汉时期还比较牢固，从荆轲到张骞都体现一种中原民族豪气。但每个王朝都要腐败，到气数已尽为止，失势总是不可避免，即使有几个忠君报国之士也无力回天，还要受到内奸的陷害。爱国之士自屈原到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几乎没有救国成功的。频繁的改朝换代和社会动荡使民族主义失去载体，所以人们对国家的绝对忠诚逐步被识时务、顺潮流的态度所取代。直到抗日战争中，现代民族意识已经形成，汉奸之多还是惊人，居然还有一批饱学之士抛出"曲线救国论"。
今天，历史的尘埃早已落定，汉奸的恶名只有在尘封的书本上才看得到。现实中的汉奸思维、买办行为，却在大行其道。有人提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买办化"的问题，反映了一个事实：国际跨国公司将他们所获得高额利润的一部分与中国雇员一起分享，造成一批认同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成为经济买办，技术买办，甚至政治买办，文化买办。
●中国烂熟文化心态的"后古典"≌西方"后现代"：只有解构而没有建构，豪绅、官僚的奴性与流氓化倾向
西方人在一千多年稳定的文化积淀中，普遍接受了基督教。人们忏悔自己的过失以求得上帝宽恕，通过彼岸信仰建立纯粹的理性精神，并以内心的努力去追求彼岸目标，实现终极价值。在人生起点以及尽头，尤其具有超越世俗功利主义的力量。
中国人在现实生活里积淀成实用主义理智，对功利关系的处理诉诸于人际争斗或者礼让。法家现实主义指导下建立的政治强权构成社会的骨架，直接处理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还要有柔性的道德凝聚力，至少是道德外衣的粉饰，于是"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主义便派上了用场。这种儒表法里的社会结构，以"王道"之名行"霸道"之实，维系的是宗法家族的现实生存。
儒家的道德说教关注现实生存状态，缺乏彼岸世界的理想，从根本上是功利主义的，说到底是维持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社会秩序及相应的利益分配关系。"仁义"、"天理"最终落实在现实利益上，只是对利益的节制，并无超越性。
儒家理想是"中庸"，这是在理想和现实对立中内方外圆，以积极的现实的斗争努力实现善良的理想。"狂狷"是执著于理想主义，冒失前进，知其不可而为之，与恶势力斗争而不妥协；当有心杀敌无力回天时，退而守节，决不同流合污、违背良心。现实里，中庸很少有人能够做到，退而求狂狷也行。最糟糕的是"乡愿"，他们总能得势。【受张曙光先生启发】
乡愿就是四平八稳，道貌岸然，虚伪圆滑；笑面虎，城府深，精通厚黑学；沽名钓誉，表演作态，欺世盗名；擅长和稀泥、当好人，两面讨好，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表面上是仁义道德，实际上是阴险狡猾的大流氓；反右时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兴风作浪，振臂高呼，声情并茂；以后反左时，他突然变得通情达理，开明豁达，平易近人，广施恩惠，出卖原则，收买人心；再等到反右时，他一方面紧急响应，冲在最前，翻脸不认人，另一方面网开一面，暗中交易，从中渔利。这种人内心自卑，胸怀狭窄，嫉妒他人，害怕自己露馅，维护权威和声望，暗中构陷。每个伟大的朝代、每项崇高的事业，无不断送在这种人手中。
中国虽是文明古国，但祖先们的伟大创造在我们身上几乎消失殆尽，退化为相互倾轧、玩权弄势、工于心计、耍小聪明，留下的是市侩、狭隘、势利、玩世不恭、痞子化、流氓化的消费主义。尽管有人执两用中，以积极的奋斗履行善良意志，有人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毫不妥协地与恶势力抗争，但"乡愿"心态会像瘟疫一样流行，瓦解人的良知与道德。
传统社会后期，当文化、制度、生产体系高度成熟，社会进程无法再有新的突破，人的聪明、智慧、创造力不再展现在远大理想上，而落实在日常生活里，而且发挥得淋漓尽致。工具性、技术性的生产趋于饱和，消闲性、享乐性的市侩生活十分发达，社会从整体上丧失进取心。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等超越现实的精神没有用武之地，旧日的英雄、圣贤不再为人崇尚。
每个朝代末期的官场，最是肮脏、污浊、黑暗，丑态百出。多种典型的人群呈现于社会：
一种人是公开的流氓、痞子，纵情于声色犬马的享乐之中，在腐败的现实中如鱼得水；他们似乎做不了大事，但因为胆大包天，无恶不作，"乡愿"们少不了他们当工具；他们在官场上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往往能官运亨通，使腐败的进程加速。
一种人是平庸者，随波逐流，明哲保身，毫无原则，盲从、奴性；心无大志，沉于世俗消费，蝇营狗苟，得过且过，像一头快乐的猪；他们使社会的效率极低，但使解体过程比较平缓，虽然不可救药，却也没有剧痛。
一种人是那些找不到后台的世间小人，专以拆旧道德理想及其人物的台，传播流言绯闻，杜撰奇谈怪论来哗众取宠。
一种人是孔乙己式的人物，守着自欺欺人的旧理想，做着英雄梦、功名梦，是世人的笑料，偶尔也能装点门面。
一种人是虚无主义者，看破红尘、离群索居、与世无争的隐士，或者退居空门的和尚，他们反而有利于社会稳定。
西方"后现代"思潮蔓延到中国，对于消解传统及意识形态时期的教条主义、专制主义、盲目信仰有积极作用。但它却更可能与传统的烂熟心态形成共鸣。正如中国有无数文化成果或现象早于西方数百年、一千多年一样，这种"后现代"心态也可以在中国历史上找到，集中在每个朝代的末世发作，我把它称为"后古典"。所以中国人觉得"后现代"既新鲜又对味。
流行观念认为，世俗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错了！西方后现代思潮主要是对于现代社会的反省，庸俗化趋势并非主流。今天，在西方也被视为文明垃圾的消费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主流，是因为传统恶劣心态的旧病复发。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在接轨的幌子下随波逐流，沦为没有任何创造性、个性、主见的名副其实的下等民族。
另一些关于中国民族性的描述广为流传，如集权、一统、封闭、保守、恋旧等等，其实是片面而表层的。我们是在对立的极端上震荡，有时恰恰比其他民族更加自由、多样、开放、易变、健忘。每次改朝换代都是一次断裂，一次毁灭性的浩劫，推倒一切之后重起炉灶。即使最伟大的王朝也没留下多少遗迹，甚至没有深刻的传统，后人只有到泥土里寻找历史的悠远记忆。
中国在政治上讲集权，那是与农民天性自由散漫相联系。实际上，政治力量是外部介入的。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中国农民生存的自由度比西方中世纪大得多，田园生活安闲舒适，百姓安居乐业，少有非份之想，也就没有征服和杀戳。只有当长期稳定发展之后，造成人口过多，形成土地争夺，恶势力滋生，政权动荡，并引起外部入侵，他们的安静才会被外力强行打破。
现代的意识形态统一，那是与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神教相联系。人们求神灵保佑，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见什么偶像都拜，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内心没有信仰，没有西方宗教那样普天之下服从上帝主宰的信念，没有普适法度、原则、规律等现代理性观念。近代以后，人们面对强大的西方势力，要形成整个民族共同的语言，一致的步调，就得依靠意识形态来统一思想。
人们在反传统过程中，看到中国与西方表面的区别，却很少分析内在的文化本质差异，以为只是先进和后进的差异。
一个因自身腐败而弱势的文明相对于上升、强势的文明，当然会极力强化其保守、封闭、专制的一面。明清两代的确表现得十分保守。一方面高度成熟的文明失去对外部的好奇，另一方面外来势力常常带来不利于秩序稳定的因素。
但汉文化本是包容广泛的大杂烩，万方来朝，海纳百川，来者不拒，很少禁忌。百姓关注自己的生存利益，统治者担心自家的千秋功业，都是以我为中心、为我所用的态度。没有极端的异教徒，没有执着的终极关怀，没有特异的信念让人顶礼膜拜。
由此人们把晚近以来的社会特征，当成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那是十分片面的。专制制度的存在和膨胀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简单地打倒一个专制之后，不会陷入更加痛苦的深渊，重新建立的制度不会重蹈复辙。
●中国古典文明的强势－膨胀－一统－僵化－腐败，这应当作前车之鉴，警告今日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