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料（抽出了具体规定性的物质）范畴是指被动的、消极的、有形的要素，以后基督教强调崇尚彼岸世界，超越现实世界，更是如此。近代以后，人们才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物质对象成为生产、生活及思维的前提。
形式（不是形式主义的符号、装饰、表演）范畴演绎出规律、规则、法则、理念、模式、方案、蓝图、结构、信息、知识，它是由逻辑和数学方式严格地表述，精确地把握的，而且能够予以实证，或者进行操作。
动力范畴演绎出作用力、推动力、动量、能量、能力。近代自然科学及其机械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外在的相互作用，改变相对运动的状态；而德国唯心主义者看来，生命机体的内在矛盾却是起支配作用的。
目的范畴被近代自然科学所摒弃，但它仍存在于人的信仰深处，是生存方式的内在支柱，是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价值观、革命性、批判性、创造性的基础，人文主义传统，包括马克思，特别强调人的主观性、目的性。
亚里斯多德"四因说"的四个概念留给人们对待世界的四个视角，可以分别概括现代文明进程的几个阶段及其特征：
质料－物质时代，以物质资源为核心，传统社会主要是努力谋求有形的物质资料的获得与占有。
动力－能量时代，以劳动力、能源为核心，以自然科学掌握机械运动、电、声、光、化学能、原子能。
形式－信息时代，以形式、结构、信息、秩序、方案、图式、知识为核心观念，形成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方法。
目的－生命时代，以生命的内在目的和创造力为核心，强调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尊重生命的尊严、权利及生态环境的平衡。
四个概念是观照对象的特定角度，结合起来才能完整理解人本身。四个时代的综合才能开创全面的人文时代，人的主体性、目的性、创造性、能动性、情感、信念、价值得以充分展开和发展，达到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理想。
大多数中国人关注的焦点在物质和能量上，信息与知识的观念正在进入少数人的生活里，生命与人文的观念还极其淡薄。
●现代文明是从彼岸世界的"理想国"里引导出来的，"哲学家当国王"之梦成真，知识才转化为现实的力量
西方知识分子是从工商业文明中分离出来的。由于生产过程是非自然的，人为因素更多，需要有专业的分析、精确的表述、逻辑的把握，这些专门知识形成体系，构成独立的知识传统。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工业生产、市场运作、法治原则、社会公德、文化生活中，灵魂就是人文精神、科学理性、法理思维。只有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才能维持整个文明的存在和发展。
西方文明从希腊神话的源头开始，倍受马克思推崇的普罗米修斯，为人间盗火，被宙斯发现，被绑在奥林匹斯山上，让天鹰啄胸；西西弗斯面对上帝的惩罚命运，进行不息抗争，意义在于过程。这成为以后知识分子追求的榜样。
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四处游学，不置产业。他曾用气象学知识预测当年橄榄会丰收，租下全城榨油机器做了一次投机生意，赚了一大笔钱，用以向人证明哲学家的智慧用来致富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哲学家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相传，他晚上走路，头望星空，看出第二天有雨。不小心一脚踏空，掉进泥坑，后被人救起。第二天果然下了雨。有人讥笑哲学家知道天上的事情，却看不见脚下的东西。两千多年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只有那些永远低头看地而不望天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
希腊哲学家对世界本原、必然性、逻辑性、数学理论、抽象概念的执著追求，成为一种独特的人生状态。
赫拉克利特放弃做国王的资格，退隐山中求索智慧；毕达哥拉斯的团体发现一个几何定理，举行"百牛宴"邀全城人来庆贺；德谟克利特说，发现一个必然性比做波斯国王还要快乐；苏格拉底把自己当成一只叮咬世人麻木灵魂的牛虻，并为了智慧与尊严从容赴死；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是比现实世界更真实的本质世界，人们看到的事物只是理念的影子，真理和智慧只有回到理念中才能找到，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国里的国王必须由哲学家来充当；欧几里德的一个学生问几何学有什么用，欧几里德令仆人给他几个铜板，让他走人；阿基米德正在做实验，罗马人冲进来，他请求士兵等他做完实验后再杀他。
中国知识分子是服务于上层统治需要的。孔子带着自己的社会理想周游列国而无人理睬，而柏拉图宣称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当国王--尽管当时不切实际，他没有去劝说某个统治者，而是构造着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并以此为乐。
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与"朝闻道夕死可"的道德理想，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浩然之气，愚公锲而不舍的移山意志，闻一多燃烧自己生命的红烛精神，"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做一些看起来不可能成功的愚事，形成支撑中国文化的传统士大夫的入世进取的精神。但这种道德化、美学化的人生追求，最终落实在功利目标上，缺乏超念精神。
中世纪以前，哲学家、僧侣将真理、善德、美感作为独立的人生追求，并构筑了西方文化的乌托邦、象牙塔。到了近代，哲学家、科学家为了追求超越现实生活的一种信念，一种真理，更是要冒押上宗教裁判所和火刑柱的危险。
罗马人虽然继承了希腊文明的有形成果，但没有发展希腊人的智慧。罗马帝国在物欲横流中日益腐败、堕落，理性精神的创造力也在穷奢极欲中日渐消亡，蛮族趁机入侵。在内忧外患中濒临绝望与崩溃的罗马人，被犹太人带来的宗教所拯救--这个苦难深重、懦弱不堪、曾为许多征服者（包括罗马）蹂躏过的民族，幻想着一个末日大审判，把有罪的人罚下地狱，为善的人升上天堂。早期基督教就这样由犹太教演变而来。相传耶稣受难，以自己背负的十字架，唤起人们内心的良知。
早期基督教还教化了从北方侵入的日尔曼蛮族。这些文化落后的原始部落面对文明世界，先是嫉妒、破坏、征服，接下来却感到自卑和空虚，渐渐引出一种宗教的虔诚，驱使他们用剑与火传播教义，这使基督教普及到广大的地域。
中国古典章回小说里描述着灯红酒绿的享乐世界的时候，西方人正在为信仰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发动战争、烧死异教徒。但就是那个野蛮世界，信仰的楔子一旦深入每个人心中，形成了一致的理性思维参照系，便根本改变了全人类的命运，形成席卷一切人类文明的锐不可挡之势（包括工业文明带来的日益严重的文明冲突和环境破坏）。这种无形的内在思想规则把人们的思想牢固地约束在理性的轨道上，比中国以"文字狱"和特务体系这些外部手段来控制人的自由散漫，要有效得多。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西方宗教与科学是水火不相容的--托勒密的地心说与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对立，宗教裁判所剥夺伽利略的自由，烧死布鲁诺。可是，这种斗争完全是基督教内部的事，是新与旧的冲突，科学本身是从宗教内部产生出来的。西方宗教在中世纪占绝对统治地位，几乎是人人皆信徒。伽利略是基督教徒，哥白尼、布鲁诺还是神职人员。牛顿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正是因为他相信上帝存在，而且上帝是按照至善至美的方式赋予自然界规律，他才去探索自然规律的。
近代科学精神在西方诞生的前提，是基督教哲学中信仰与理性的结合。自然神论相信，上帝是以完善的形式创造世界的，这种形式可以用数学来描述。上帝创世之后，并不随意干预万物有规律的运动，因此人们可以从自然的规律中认识上帝。
牛顿晚年沉入宗教里，试图解释上帝如何给予他造好的世界第一推动，后人对此不理解，有人甚至以为他误入歧途，晚节不保。其实，这才是真实的牛顿。他要不回归到宗教，回归到支撑他全部探索的基础上去，那反而是不完美的。
爱因斯坦一再强调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他把科学看作对宇宙规律的追求，他也把宇宙的和谐与统一看作上帝所为，虽然这并不是人格化的上帝，而是宇宙本身的无限规律本身。因此，他对于科学事业的追求有一种宗教般的热情和天职般的使命感，这种追求区别于大多数科学家科学研究中的个人功利追求，以及一部分科学家科学研究中的纯粹的个人兴趣、好奇心等。
人们普遍理解的现代文化就是自由开放与个人主义，其实西方人内心有更为坚固的一元论、一神教、逻各斯、超越信念、普遍原则、公共法制。尽管上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显层隐退，但它存在于各种民间生活之中，仍是整个文明的深层基石。宗教活动仍是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一些人不一定信仰某一特定宗教，但宗教精神转化为人们内心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内涵中。
西方现代文明不是让宗教解体，而是使宗教理性化。
●基督教建立超越现实的信仰，成为西方现代文化之母--高级宗教提升生命的能量，是伟大文明成长的摇篮
在我们印象中，宗教是个反面的东西，是非理性、反科学的精神鸦片，与蒙昧、迷信甚至邪教联系在一起。
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不浓，因为农业社会里的人们，注意力集中在现实生活，凭直观经验理解和把握周围的事物，家庭生活把人与人紧紧地维系在一起，通常无需彼岸世界的引领。西方文化不一样，人们从超现实的信仰出发来理解和把握现实生活，宗教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处于核心的支配地位。因此，不理解西方宗教，就不可能理解西方文化，包括它在现代社会的发展。
宗教本来与信仰联系在一起。当人们面对复杂多变的生活环境和茫茫宇宙的时候，总寻求一个整体的理解和把握。宗教就是人们以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获得关于人生社会的基本问题，包括对世界本质、规律及起源的解答，由此形成自己生活的基本态度和准则。教徒相信在现实世界之上还有更加本质、真实的彼岸世界存在着，相信超现实的神在支配着我们这个世界。
宗教虽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信仰，但它提供了人们理解现实世界的一种参照系，一种思维方式，提供了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规则和语言；它是人的灵魂安顿之所，给人一种精神安慰，一种依托，一种探索和追求的动力。
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四分五裂的局面，突出了教会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政治的统一权威与文化的中心地位。柏拉图关于哲学家作国王的理想果然实现了。僧侣们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哲学家，地位比国王还高。教权高于王权，国王加冕要由教皇主持。
奥古斯丁把在罗马文化中所存的希腊文化要素，尤其是其理性精神融入宗教中，形成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它产生了以信仰为外壳、以理性为内核的文化种子，通过千年中世纪，成功地扩散到几乎整个欧洲。基督教是一种高级的一神教，它建立一个超越世俗生活之上的信仰世界，也是一个纯粹精神世界。上帝是唯一的神，而且是看不见的，天国只能凭人的精神才能把握。
1073年，教皇格利戈里七世宣称教会权力来自上帝，高于一切。教皇不仅有权任免主教，而且有权废除国王。亨利四世针锋相对，宣布废黜教皇。教皇宣布开除其教籍，德意志贵族动乱要挟亨利，亨利只得忍辱到意大利卡诺莎城堡，光脚在大雪里等了三天才得以赦免。这种信仰与理性文化所产生的教化作用，在政治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僧侣们本是禁欲主义者，恪守清贫、节欲、勤劳和严谨的作风。但在经历漫长蒙昧、低调、阴冷的冬天之后，当什一税、信徒捐资造成寺院经济繁荣时，他们广置田产，修建富丽堂皇的教堂，不再劳动，转而作监工，常为物欲所惑，殉道精神沦丧。一个接一个新的教派出来重振教规和风纪，他们到偏远地区垦荒，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一体化的经济。
僧侣们主持着古代文化的综合与创新。他们与世俗分离，从事生产劳动，读经祈祷，抄录圣经和古代著作，讨论神学问题。他们还引进了古代的逻辑学、天文学、数学、力学等，他们是近代专门知识分子的先驱。经院哲学争论荒诞可笑：
创世纪前上帝住哪里？天使呆在什么地方？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上帝是否有胡子？可否是女人形体？天堂的玫瑰是否有刺？亚当创造出来有多大？为什么用亚当的肋骨创造夏娃？他们有没有肚脐？光头的人复活后能否长出头发？......
"经院哲学"后来成为空谈的代名词。但当时正是这种争论，让希腊人的理性和逻辑思维，穿上中世纪朦胧想象和虔诚信仰的外衣，给教士们以理性思维的训练，在现实的经验中重新萌芽，形成了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大学。以理性理解信仰，这是以偶像崇拜为特点的低级多神教不具备的。后者只是神秘主义、非理性的祈福，给人简单的心理安慰，无法凭理性掌握。
13世纪，被称为托钵僧的法兰西斯僧团（方济各会）和多米尼克僧团（多明我会）发起新的修道运动。他们来自平民，兄弟相称，不要田产，标榜赤贫，衣衫褴褛，沿街乞讨。他们成了教会的中坚，发展经院哲学，创办中世纪大学，促进慈善事业。
托马斯·阿奎那与基督教第二次大综合，一方面是因为理性种子的萌发，另一方面是十字军东征期间从阿拉伯人手里获得大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托勒密著作的阿拉伯文本，被译成拉丁文重新回到欧洲。阿拉伯人掌握了中国的技术，也接受了西方希腊的理性文化，这都给西欧巨大的文化资源。更完整的希腊哲学思想及天文学、力学、数学、逻辑学所代表的希腊理性精神，最初在基督教那里还是异端，但阿奎那作了圆满的理论工作之后，被作为经典融入基督教中。这使基督教里包容的理性文化种子更加丰富，更有底蕴，更富有生机，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准备了前提。【赵林《西方宗教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
大学的象牙塔拔地而起。人们常说，不要经院哲学，要走出象牙塔。这个口号只有对那些建构过象牙塔，并且处在其中的人才有意义。没有象牙塔的信仰和理性精神的准备，就没有后来的科学精神、法理观念，就没有现代社会必要的文明教化。
教士也会变成狡诈的谄谀者、勒索者、伪君子，贪婪叫卖赦罪符，特别是疯狂虐待、迫害异端分子和异教徒，从中得到变态的心理宣泄。布鲁诺被教廷烧死、伽利略遭到监禁，都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当然，教会名义上仍是维护他们笃信的信仰。
西方宗教的超越精神至少体现在三方面的功能：一是基于上帝的绝对的精神的积极追求向上的动力；二是普遍的理性思维运用于自然界，形成和西方理论自然科学；三是理性精神体现于社会生活，形成了公共道德、契约与法律意识。
●贵族精神以勇敢、尊严、正义成为西方现代文化之父--当为贵族、骑士、绅士正名，给"唐吉诃德"平反
贵族、高贵一类词，有在物质生活方式上理解的享受、豪华、有钱、气派、大方；有在社会地位上理解的地位、名望、权势；有在风度外貌上理解的派头、仪表、体面；有在内有修养上理解的气质、涵养、人格、教养。
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高大魁梧的西欧人以及北美的白人移民，今天成了人类文明、先进、高贵的标志，现代文明的典范，其实他们的祖先只是征服欧洲的野蛮人。从公元五世纪，日尔曼人开始一次次洗劫罗马帝国，几乎完全摧毁了希腊罗马文化，使西欧重新回到野蛮状态。这就是各方面都是愚昧、落后的黑暗中世纪。当时贵族和他们的仆从还是很野蛮的，但在一种精神的东西影响下，这些北方蛮子逐步放下了屠刀，接受洗礼，接受长达一千年的文明的教化，这就是基督教信仰。
这些征服者按占据地盘多少和战功大小，成为各君主国、公国及其大大小小封地上的国王及贵族。由于没有中国式的中央高度集权统治，贵族在自己的庄园里有完全的权利和自由，国王和其他贵族不容易随意侵害。贵族家庭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因而庄园的财产不会分散开去。欧洲历史上没有频繁的改朝换代，贵族地位相对稳固，有些庄园和城堡保持几百上千年。
最初从蛮族生活中绽放的文明之花，便是骑士文化。严格地讲，骑士并不是贵族，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个阶层，是保卫贵族的军事仆从，其地位也是世袭。他们本来很粗野，但由于宗教与上帝观念的长期熏陶，形成了忠诚、勇敢、高尚、纯洁、高雅的所谓骑士精神。法国的骑士精神却衍生出贵族风范，对后来的欧洲上流社会的行为方式和文化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骑士们不仅效忠主人、教会，而且保护弱者，尤其是妇女，从中又发展出一种柏拉图纯精神性的爱情和罗曼蒂克情调，他们种种传奇故事成为骑士文学的内容。"小夜曲"就是骑士深夜里在自己心爱的贵妇人窗下演奏的。
法国在17世纪下半叶的路易十四时代崛起为欧洲文化的中心。法兰西贵族在言谈举止上彬彬有礼，处处显示其高贵、优雅、礼貌。国王在宫廷女仆面前都要脱帽致敬，公爵们走过凡尔赛宫庭院，由于不断地行礼，只能把帽子拿在手上。
贵族家庭刻意追求文化教养，尽管有故作成分，但不全是假的。据说当时一个贴身女仆在文艺方面的知识比后来的专业人员还要丰富。这不能不影响到整个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平民的文化素养。贵族们并没有因为讲文雅而丧失勇敢、荣誉和忠诚的品格，他们经常会因为名誉而与人决斗，一旦有战事，那样平时穿戴讲究、仪表风流的公子哥儿，会像赴舞会一样投入战场。
法国贵族作为一个阶级被大革命推翻，但法国人生活中却保留了中世纪贵族的浪漫、热情和高雅气质。
西方现代化不是贵族灭亡，而是全民贵族化。欧洲人创造的现代文明，是其贵族理想和骑士精神的延续。
伊顿公学是英国著名贵族（Noble）学校，五百多年间培养了众多王子、首相及富豪。这里有深厚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学传统，有团结、协作、友谊的人际关系，有一流的办学思想、教师、图书馆、教学设施及管理方式。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的学生们住的公共宿舍，竟是阴冷潮湿的中世纪古堡，生活因陋就简，几乎没有现代设施。连自来水都没有，要自己从水井里取水；冬天没有暖气，男生打着赤膊、女生穿着背心搞运动。
中国传统富贵家庭多出纨绔子弟，耕读之家的民间传统却没有流传下来。现在兴起的所谓"贵族"学校，多是暴发户的孩子们养尊处优的地方，空调、电话、电视，应有尽有，洗衣服、做卫生有专人代劳，这与真正的贵族教育风马牛不相及。
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是个疯子，一个自封为骑士，与风车打仗的可笑人物。然而，只有那些永远在行动，永远在失败、窘迫、伤痛中重新上路的傻子才能创造历史。而精明、小聪明，不敢行动，连失败也没有的人，不配享受文明创造的辉煌。
唐吉诃德未尝不是人类探索无知世界，挑战自我极限，藐视世俗常识的象征，一种不畏强暴的冒险精神和创造精神的化身。他勇敢、虔诚、浪漫、好奇、理想、真诚、冒险、刻苦、进取、高尚、正义的骑士品格，柏拉图式的浪漫主义爱情，将个人生死抛之度外、与恶势力斗争的英雄主义气慨，以及执着探索的理想主义精神，正是西班牙民族成为世界强国的支柱。
塞万提斯本人就出身于没落的贵族，他是一个没落时代人们的现实主义心理的典型代表。
宁要愚蠢的唐吉诃德，不能要聪明的塞万提斯。对唐吉诃德的嘲讽和奚落，标志着古典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信仰的沦丧。此后，这个发现了新航路、最先向全世界殖民的西班牙帝国，并没有进入过去我们理解的新时代，恰恰在笑声中衰落下去。
骑士风度代表着忠诚、勇敢、名誉、虔诚、纯洁的品质，骑士精神代表着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小夜曲，骑士在贵妇窗下吟唱的爱情。日本武士没有对上帝的精神信仰，却有对于天皇的忠诚、服从、勇敢、名誉，宁愿剖腹也不投降。
中国没有这种骑士精神，好打抱不平的水浒好汉不是占山为王，就是招安作官，并没有一以贯之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秀才、书生的爱情奇遇，结果只是终成眷属、荣华富贵就完了。改朝换代是不可避免的规律，识时务者就必须顺潮流而作出抉择，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大变动的时代，改换门庭，服从甚至主动效忠新的主人，是十分平常的事。像屈原、岳飞、文天祥这样的忠君爱国之士总是极少数，而且不会有好下场。鬼子来中国，遭遇那么多汉奸，原因在此。
文学家常常塑造疯癫、畸形的人物形象。鲁迅笔下的阿Ｑ、孔乙已、狂人分别代表没落时代的农民、文人、叛逆者。
阿Ｑ的愚昧、自私，狭隘、畏怯、懦弱、阴暗、自欺欺人及精神胜利法，是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心理。革命是要从一己私利出发，要与赵太爷平起平坐，要秀才娘子的宁波床，和吴妈困觉，要骑在人头上作威作福，"手持钢鞭将你打"，"酒醉错斩了郑贤弟"；这种好汉只图个人吃得开，荣华富贵，有权有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况且"老子先前也阔过"；伪称革命党，与恶势力沆瀣一气，以一种不正义取代另一种不正义，死了便"20年后再做好汉"。孔乙己酸腐、自私、清高、虚伪，死要面子，窃书不认偷，穿破烂长衫，买酒站着吃，不屑与"短衫党"为伍，卖弄毫无价值的知识。狂人则是一个对现实、历史及自我的反思者、叛逆者，被视为不正常的人，他看破千年礼教的吃人本质。中国人最缺乏也最需要的，正是这种精神。
●犹太民族的秘密：内心的虔诚、执著、保守、自持，积淀成对现代文明的惊人原创力--令当代中国人羞愧
如果人们要推选两个全世界最伟大的文明，约定四个必要条件：历史悠久而持续，文化具有原创性，对现代文明的形成作出重大贡献，至今在全球舞台上举足轻重。那么毫无疑问，最有可能入选的，就是犹太与华夏两个古老文明。
一、两个民族的奇特比较
直到本世纪，两个民族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它们都曾对现代文明的进程起过关键性的作用，它们一直都是全球瞩目的焦点，它们的人民都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然而有趣的是，它们的文化特点却迥然相异。
中国人在广阔的黄河、长江流域过着稳定而安逸的农耕生活，其四大发明通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成为现代技术原始基石。犹太人因为其苦难的生活遭遇而对现实生活的彻底绝望，他们在死亡的恐惧里形成了坚定的精神信仰，其文化关怀不在生存而在死亡，把永生的希望寄托在宗教的彼岸，为此他们形成并贡献给世界以超越现实、精神至上的彼岸信仰。
犹太人常以其智慧、执著、精打细算成为各地最富有的人。中国人在海外也因其勤劳、务实而富有，尽管大富豪不太多。
一个是最虔诚、最保守、最封闭、最有内在力量的民族，一个是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直观主义、世俗享乐、随遇而安、乐观开放、宽容豁达的民族；一个是最顽强的固体，一个是最强溶度的溶剂。历史曾拿他们做过一个有趣的"文化实验"：
一支数千人的犹太部落，曾经流落到波斯，又漂泊到印度孟买，再辗转从"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中国泉州，然后经扬州到达宋朝的京城汴梁。中国皇帝以他对外邦人素有的宽容与怀柔（皇帝在外人心目中通常比在中国人心目中要好），赐给他们一块地方住下来，给他们建立教堂，却并不干预他们的信仰；中国百姓称这些以色列为"一赐乐业"，大概是说这些无家可归的可怜的漂泊者得到皇帝仁慈的恩赐，终于安居乐业了。在以后几百年的漫长时期里，这些犹太人严格遵守自己的信仰和戒律，上教堂，行割礼，守安息日，不吃猪肉，宰牛羊要挑去脚筋（因此，百姓称他们的宗教为"挑筋教"），实行族内婚制。
但是，由于他们在这里受到其它地方所没有的善待，反而失去了恪守传统的心理张力和理由，于是他们渐渐地接受并逐步融进汉民族的主流文化，开始尊孔祭祖，参加科举，与汉人通婚。1866年美国传教士到开封发现了他们，但预言他们将在半个世纪内会被彻底同化。民国初年还有上百人隐约可现其远古的特征。不久，这个古老民族终于彻底融入中华大家庭里。
还有一件事情，30年代纳粹迫害犹太人期间，欧洲再度沦为犹太人的地狱。而在东方，古老的中国却是唯一没有限制地容留着犹太兄弟的国家，上海一度收容的欧洲犹太难民25000人，上海犹太人多达三万人，直到二战结束后才离开。
不过今非昔比，这回让老朋友光顾，与其说是我们雍容大度的召唤，不如说是我们贫弱无力的让渡。灾难过后，苦命的人们几乎全部搬迁出了这片诺亚方舟，只留下苦难的记忆。此后不久，这个精神强大的民族实现了自己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空前强大。那以后，中国虽然也在政治上站立起来了，然而文化的贫乏使我们多少有点步履蹒跚，底气不足。
二、灾难深重与文化救赎
以色列民族是有历史记载的最为灾难深重的民族之一。约公元前14世纪，一支希伯莱人自幼发拉河流域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13世纪末被埃及法老征服并全部掳为奴隶。公元前12世纪在摩西带领下，他们冲破种种艰难险阻，从埃及回到巴勒斯坦。公元前11世纪建立以色列－犹太王国，创立犹太教，但于公元前10世纪分裂。公元前722年北部以色列被并入亚述，公元前586年南部犹太国为新巴比伦所灭，成为"巴比伦之囚"。后来波斯人灭新巴比伦，犹太人被允许重建自己的国家，却又于公元前63年被罗马所并。公元66－70年和131－135年他们两次举行反罗马起义失败，被赶出巴勒斯坦，从此彻底失去祖国，散居各地。
一个失去祖国近两千年、长期生活在苦难记忆和死亡恐惧的笼罩之中的民族居然没有灭绝，这本身就是人类奇迹。
欧洲历史上无数次反异教徒运动、排犹运动中，犹太人成为全社会的发泄对象--"干掉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两个法国人发生冲突而难分胜负，如果找个犹太人一起共同发泄一通，就能和解。20世纪最残酷的屠戮发生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的犹太人身上，近600万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里，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只有伸出脖子，比日寇屠刀下的中国人还窝囊。
一个人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生都在内心深处执着地追求着一个梦，他的理想与抱负定能有所成就。
犹太民族在思念故国，期盼终极解救的憧憬中顽强生存下来，他们集体无意识里有一个持续两千年的梦想--回到圣地耶路撒冷，重建祖国，面对哭墙，祭祀神灵--这个梦直至20世纪中叶才终于实现。他们总在不幸的笼罩中，在现实里得不到任何幸福，唯有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彼岸，才能得到内心的慰藉。他们相信是亚当、夏娃的原罪及其不肖子孙的罪孽，让上帝发怒并责罚众生。只有面对苦难，保持对上帝的虔诚，救主弥赛亚有一天降临，以色列人才会作为上帝的选民进入永恒世界。
这种执著的精神信仰、坚定的宗教文化，使他们成为最虔诚、最顽强、最保守、最封闭但也最具内在力量的民族。他们行割礼，守洁净，不吃猪肉，遵守"摩西十戒"。历史上，敌人常常在星期天即安息日去攻打不肯还手的犹太人的城池。残暴的征服者要求犹太人在吃猪肉和死亡之间作出选择，结果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容赴死，尸体堆积成山。犹太人不仅不可能在寄居地的政治上得到应有的权力，还要遭受不断掠夺、烧毁、驱逐、屠杀，从而使他们内心的知识和智慧的追求成为一种精神防卫。
犹太《圣经》也是基督教三大教派共同的《旧约圣经》，并与伊斯兰教《古兰经》有大致雷同。它成为西方的现代进程最重要的信仰基础，因此现代人，尤其是西方人，都应当对这个民族的文化产生由衷的敬仰，是他们拯救了西方文明。
三、最具有创造力的民族
这个人数少且居住分散的民族在现代文明中发挥出巨大的创造力，这无疑要归于它文化上的优越。
犹太人成功的途径，不一定是固守传统的信仰，也可能恰恰是非犹太化的过程。尽管相当一批人可能已经或正在走出封闭的犹太传统，但这不能否认传统给他们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使他们的背离更富生命激情，更具创造后劲。
犹太人为现代文明贡献了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依德这样影响全人类的伟大思想家（且不论摩西、耶稣等传说中的人物）。在英国网民评选的一千年来人类十大最伟大思想家的名单里，马克思列第一，爱因斯坦列第二。
伟大的思想家还有斯宾洛莎、李嘉图、韦伯（？）、杜尔克姆、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柏格森、卢卡奇、马尔库塞、弗洛姆、波普尔、卡西尔、贝尔、马斯洛、斯特劳斯、德里达，伯林、弗里德曼、萨缪尔逊、里昂惕夫、乔姆茨基。
伟大的数学家有冯·诺依曼、柯朗特；伟大的科学家有波尔、波恩、弗朗克、维纳、奥本海默、特勒、费曼、诺德、梅特娜、李普曼、弗莱明、埃尔利希、威尔施泰特、卢里亚、哈伯、莱希斯坦、布洛赫、布朗。
伟大的文学家有海涅、茨威格、卡夫卡、帕斯捷尔纳克、爱伦堡、舒尔茨，施尼茨勒、普鲁斯特、斯坦因、里尔克、阿格农、曼德尔什塔姆、巴别尔、雷马克、列昂诺夫、卡内蒂、奥特茨、贝克特、马拉默德、贝娄、米勒、塞林格、艾兴格、梅勒、海勒、戈迪默、金斯伯格、布罗茨基、辛格、勃兰兑斯（批评家）；最杰出的艺术家有拉斐尔、毕加索（？）、毕沙罗、莫迪里阿尼、夏加尔、布洛赫、爱泼斯坦、爱森斯坦、斯皮尔伯格、艾伦、列维坦；最优秀的音乐家有门德尔松、亨德尔、鲁宾斯坦、奥芬巴赫、马勒、勋伯格、海菲茨、梅纽因、梅耶贝格、格什文、帕尔曼、科普兰。
革命家则有拉萨尔、伯恩斯坦、卢森堡、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维尔德诺夫、卡冈诺维奇（20世纪上半叶，苏俄及东欧职业革命家大多都是犹太人，据说列宁也有犹太血统）；还有狄斯累利、基辛格、奥尔布赖特、科恩这样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骋驰的精干政治家、外交家。这当然还不包括当今以色列人。
在经济领域有洛克菲勒、罗斯柴尔德、哈默、哈同等财富大亨，有在当今金融领域兴风作浪的超级"游鳄"索罗斯，更有那位据说打个喷嚏就能让全球经济感冒的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在新闻、出版、评论、戏剧、影视业，顶级犹太名人有普利策（奖）、路透（社）、基施、马克斯韦尔、佩利（CBS）、萨尔诺夫（NBC）、华纳兄弟，有好莱坞的大多数老板。
抹去犹太人的名字，现代文明史恐怕会失去一半的光辉。今天，全球犹太人约1500万，只是全人类的四百分之一，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都不是个大民族，且大多散居在世界各大洲（以色列仅占其三分之一）。可是，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中18％是犹太人，他们的获奖机会是其他民族的70倍；美国百万富翁里有20％是犹太人，犹太人平均收入是其他族裔的两倍。
四、现代国家的崛起与强大
1897年欧洲犹太人成立"犹太人复国主义组织"。1917年英国占领巴勒斯坦，发表《贝尔福宣言》，主张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犹太人之家"。1922年国际联盟通过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训令"。以后，世界各地犹太人大批移居巴勒斯坦。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正式成立。
在亡国近两千年后，他们居然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来自世界上70多个国家，一百多个民族的人们语言不同、习惯不同，连血统也有了很大差异，却保持着高度的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精神，还复兴了早已死亡的古希伯莱文字和语言。
我们同情这个苦难民族，并为我们曾善待他们而欣慰（但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以及对阿拉伯人民的支持，新中国直到90年代才承认以色列）。考察这个国家，与新中国几乎同时诞生，却已跻身世界20个最发达国家之列，的确发人深省。
以色列人文化上十分保守，男人要行割礼，许多人即便西装革履，头上却戴自己民族特有的标志：瓜皮小帽。这让人联想到绝迹了的辫子小脚、长袍马褂、瓜皮帽，甚至连主导了半个世纪的中山装，至今成了开放的中国人否定、取笑的对象。
以色列的生存空间很小，土地是从其他民族手中夺取的，狭小贫瘠、战火纷飞。但他们团结一致，面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包围和对抗，居然强无敌手，游刃有余。他们不仅有最著名的政治军事情报系统"摩萨德"，而且拥有遍及全球的商业情报网，因此其商业行动在世界市场上成功率极高。
中东地区水资源奇缺，以色列人口515万，淡水仅16亿立方米。可是以色列人凭借其独特的智慧，开发出节水灌溉和遗传工程，在沙漠和戈壁上种出了世界最好的庄稼。农业人口仅5％，农产品却自给有余。中国九亿农民，粮食却要进口。
中国人旅行世界，在飞越北美、西欧、俄罗斯时，看到无边的森林、纵横的湖泊，与中国西部大片的黄土、戈壁、沙漠和东南部过度开垦的田园一比较，似乎明白了自己贫穷的理由。然而到过以色列的人，却不得不沉默了--那里资源的贫乏、环境的险恶，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以色列棉花产量达每亩200公斤，是中国平均水平的四倍。据说，多年来中国派过不下于一百个考察团到以色列学习喷灌、滴灌技术，但回来总是做不好。【摘录自孙亚芳《探索以色列崛起之谜》，《华为文摘》第二辑】
五、文教立国的杰出典范
教育被看作以色列民族的希望，从内部开拓实力，即所谓"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犹太父母在小孩稍微懂事时，让他去吻滴有蜂蜜的《圣经》，以体验智慧和信仰追求的快乐；犹太人有许多爱书的禁忌，不烧书，书橱要放在床头而不摆在床尾；以色列人每月平均读书一本，为世界之最。但他们并不死读书，蔑视死的知识，他们把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看得同样重要。
和古希腊的哲学家一样，犹太人认为学者比国王更伟大；拉比相当于祭司，是人们心目中最受尊重的老师，甚至高于父亲。
从1882年起，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想办自己的大学，只是由于政治外交压力，希伯莱大学才于1918年正式奠基，1925年在战火中开学，成为保护犹太文明的学术中心。它有三个目标：赢得国际声誉，在犹太国家中发挥显著作用，成为犹太人的大学。
1918年创立了希伯莱大学的哈伊姆·魏兹曼，1948年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统。他曾说，希伯莱大学好比一个发电厂，它是全体犹太人精神和知识的源泉。他在该校奠基仪式上说，我们在生存的最黑暗的年代里，在我们自己的学校院墙内找到了避难所，犹太人长期遭受迫害，然而知识和精神的能量却保存下来了，这种能量有助于维系犹太民族的生存。
以色列的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说，科学研究的成就已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知识追求，而是文明生活的一个中心要素。卸任总统后又回头去当教育部长的纳冯说，教育上的投资是就是经济上的投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居世界前列。
犹太民族的竞争力归于文化、教育、科技的发达。无论是科技研究的人员比例，还是投入研究与开发的资费对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以色列都在全世界属于最高者之列。而投入相等的研究与开发资金，以色列大学获得的专利是美国大学的两倍以上。
六、另一种成功的共产主义
中国人有理由把自己的落后归于"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制度。可是，更耐人寻味的是，以色列不仅自称"犹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的确有一种自愿的共产主义组织--"基布兹"--恰恰与在中国的"共产风"几乎一模一样。
它形成于1909年，人们过着公社式的大家庭生活，土地及全部财产共同占有，不属于任何成员或家庭；共同劳动，集体食堂吃饭，各种工作的待遇完全相同，生老病死完全公共负担；每人除一些零花钱外，连工资都没有；在外工作的人也自觉把工资的主要部分交公，并接受统一分配。所有决策都是由体现全体成员意志的民主程序作出（这体制背后的文化基础当然不同）。
基布兹约占以色列人口的3%（另外，还有一种介于基布兹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莫沙夫"，相当于我们过去的互助合作社，占人口总数约4%），但他们生产了农业半成品总量的40%。基布兹是以色列工党最重要的社会基础，70年代末的资料表明，以色列六位总理中，有三位来自基布兹，可见其在这个国家的地位。最新资料表明，上一任总理巴拉克又来自基布兹。
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在中国人心中却早已臭名昭著了。50年代后期搞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但不久就导致了大饥荒，饿死成千上万人。食堂散了，核算单位由公社缩小到生产小队，最后整个农村集体经济连吃饭问题也解决不了。于是，重实际的中国人只是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当作神圣理想--太脱离现实生活了，还是留给遥不可及的未来去吧！今天几乎再没有人拿它当真了，动不动就拿共产风诉苦，拿大锅饭当替罪羊，拿计划经济当靶子，以国企当破罐。
中国还剩下一个人民公社时代的共产主义标本，河南临颍县的南街村。它靠一位毛泽东式的能人掌舵--因此被人称为庄主经济--由于没有人们自觉认同的法理文化，难以保持体制上的普遍性、稳定性。它的另一个极端是禹作敏式的独立王国。
然而，以色列人的"基布兹"却是90年的事实，公有化程度远远超过中国的"人民公社"，生活方式甚至超过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内部已经是全面共产主义了。当中国人众口一辞地声讨计划经济的荒唐时，是不是也该转换一下反省的视角呢？
说到底，至今人们关于制度革命与体制改革的一切理由，通通基于一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一种低层次的唯物主义、功利主义观念。我们几乎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特殊性，没有想过是否还有别的可能，更没有想过用新的文化理想重建社会。
七、资本主义的精神渊源
卡尔·马克思是犹太人出身，祖父还是一位犹太拉比；父亲1824年改信新教。作为一个立足于全人类解放的思想家，马克思关于犹太人的论说似乎与我不同。他说：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既然这样，那么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嫉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退位。期票是犹太人真正的神！
问题在于，我们是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理解马克思所揭示的犹太人的现实主义、自私自利、金钱至上，便只能看到表面，看不到他们与我们同样的特征背后根本不同的心理动机。犹太人是以赚钱等外在的成功方式，来验证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以获得自己内心的苦难的解脱，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世俗利益中寻找精神的解放。中国人即便敬天神，也只是为了谋求世俗享乐。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后一章指出，作家们有理由将清教徒刻画为希伯莱主义者--这是指经历了若干世纪规范化、律法化的近代犹太教。犹太教那种以上帝的特选子民自居的信念普遍复兴于清教徒的（资本主义）精神倾向里。
由此可见，理解犹太人的历史及其内在文化秘密，可以找到理解西方现代文明的一把钥匙。
●德意志道路：皇帝、容克、官僚和知识精英自上而下地推动的现代化--最典型的科教兴国、文教兴国道路
19世纪初的德意志，还是中部欧洲的一个传统、分裂、落后的农业民族。但它在不到一个世纪里的自上而下的全面变革，不仅使整个国家高度统一、发达、工业化，而且成为世界科学与教育发展的中心，对世界产生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德国现代化本身是典型的由内在力量转化为外部实力的。其最核心、最高屋建瓴的改革也在文化教育上。
一、信仰准备--宗教改革
路德的宗教改革体现了现代精神。他强调个人人格至上，个体生命建立在良心的基础上，决定自己的行动，并且单独面对上帝，无需传统和教会制度的保障。这种内心生活的原则，提升了教徒独立反思的能力和智慧，从而使宗教信仰与理性更加现实地结合起来，并给世俗文化以强大的推动，为全民性的启蒙运动和哲学革命，以及整个文化科学教育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路德教不固守一成不变的教条，信仰不靠盲从，而与内心求知冲动、怀疑精神联系在一起，这推动着人们独立而执著地体验和反省生命的意义和世界本质，在孤独、骚动、不安的紧张和冲突中，更加积极更加认真地参与着对世界的改造。
德国人长期保持中世纪的庄园生活。因为，德国不具备海上贸易中心的优势，难以展开资本的原始积累，而路德的宗教改革主要是给人们内心的追求和创造的动力，不像加尔文教那样直接地面对世俗的世界，通过实验和商业方式确证内心的信念。
当科学和技术在西欧飞速进步，并引起工业革命时，德意志民族还在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里流连忘返。
但是，德意志人在路德新教精神的熏陶下形成了内省、沉思的性格，也因此积蕴了其它民族少有的强大精神能量。当这种内在能量一旦受到外力的刺激，利益的驱动时，就会由内敛转入外化，更加持久、更有后劲地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量。
二、组织基础--理性的精英集团
19世纪之前的普鲁士，一方面通过与西欧工业城市进行远程农产品贸易，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保持着联系，另一方面它培养了一个颇有特色的国家文官和军官集团，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享有终身有保障的经济待遇，保证他们对国家的忠诚。
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文官们都通过严格的大学教育和专门训练，受到启蒙主义思潮，特别是受到普鲁士国家哲学的熏陶，形成以"严守时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廉洁奉公"闻名于世的作风。这个集团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管理机器。
这个文官集团有思想上较大的自由度和独立性，圈子内部有一种政治讨论的气氛，甚至具有一种"替代性国会"的功能。
他们能够超越自己及其父兄庄园的狭小利益，保持思想观念和行为功能上的独立性，充当国家和社会普遍利益的保护人。从全局利益出发，实行有目标、有效率的国家干预，抵制地方贵族的局部和特别利益，控制和操纵社会发展的方向。
他们积极主张宽容政策，实行相对的法律平等，剪除封建弊端，发展工商业经济、福利和教育。他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能够不断地主动调整自己，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甚至使这个新兴国家对时局经常率先地采取行动。
这就是普鲁士的"开明专制"。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他们就提出主张，要通过改革避免革命，保证国家的未来。
三、改革方式--自上而下
由于拿破仑的征服，诸侯林立的普鲁士于1807年被迫签定《堤尔西特条约》，被剥夺了一半的领土，流尽鲜血，一贫如洗，还得向拿破仑法国交付战争赔款。它赖以生存的远程粮食贸易被封锁，由一个欧洲大国沦为一个三等国家。
在强大的外部挑战面前，普鲁士整个上层集团都被调动起来。他们意识到，这个遭受重创的民族要继续生存，必须重新组织起来，实现统一；必须要进行更加深刻的自我更新，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面取代封建生产关系；要在法律平等和自由竞争的市民社会原则下，用高效率的工业化生产取代传统农业生产，建成跻身于新兴工业世界中的强大国家。
但德国的改革者不主张激烈的社会革命，认为无需摧毁所有古老的传统，只须对它们作合乎时代精神的改造。他们既反对那些民主的空想家，也反对那些诸侯专横权利的捍卫者；他们不想砸毁一切，但要超出原有结构的气氛，不断上演新的剧目。
德国人不讲自由、平等、博爱。或者说，他们的自由就是正义、义务、秩序；不仅是摆脱封建强权，追求自我发展的自由，而且也是国民分享国家的强大，协助国家的自由；整体大于个体之和，义务比权利更加重要。归根到底，这是国家的自由。
在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长期的理性精神的基础上，在君主制－官僚国家的权威保障下，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全面展开。
首先，根据不同职能，划分为内政、财政、外交、军政、司法五大部门，组成内阁制中央政府，直接对国王负责。
其次，全国划分不同的行省，由分别隶属于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各专职委员，组成地方政府，统一的管理贯彻到王室领地。
第三，建设城市管理新秩序，在市民社会自由的基础上，鼓励人们参与公共事务，使他们习惯于自己领导自己的事务。
第四，逐步废除农奴制，使农民摆脱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和徭役制度，最后以赎买方式获得解放。
第五，废除旧式常备军，及贵族军官与农民士兵的等级关系，以教育、能力、成绩为标准选拨军官，禁止对士兵的体罚。
四、改革核心--教育与文化
普鲁士历代统治者的开明和远见，与宗教改革以来整个民族理性思维和文化教育的发展相联系。
1807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对从拿破仑占领下的哈勒大学逃出来的教授们说：这个国家必须用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正是由于贫穷，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办教育而办穷了的，办亡国了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国防大臣沙恩霍斯特也说：普鲁士要想取得军事和政治组织结构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必须首先在教育与科学的世界中取得领先地位。
德意志现代教育观念中，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们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着眼于实用性的知识和技能，而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到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作出有意义的选择。教育是以人为最高目的的，接受教育是人的最高价值的体现。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个民族。
一个遍布全国的公立学校网迅速建立起来。1816年，普鲁士10岁以上青少年已有60％以上在读，1864年这个比率达到94％，此时全国文盲仅12％，不到英、法等国家的一半。而为普鲁士赢得更高国际声誉的，是给它培养精英人才的大学。
在这个战败的国家，理性化管理的需要使大学的地位更加突出。教育部长、现代大学之父洪堡说：大学是一个最高手段，唯有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它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领导地位。
德国大学不仅为国家训练了一支高质量的管理人员队伍，而且培养了一批远离社会政治与经济利益而崇尚内心自由的学者，他们作为理性与良知的象征，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一支校正力量，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由于科学无边界，大学能够进行跨地区自由交流，因而削弱了地方分裂势力，为德意志的民族统一奠定了精神基础。
这场教育改革优化了国民素养，提高了生产率，带来了更多的理性，更多的忠诚，更少的犯罪，更好的官员，为它迟到的现代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德意志大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使德国在19世纪中期以后超过英、法，成为世界科学与文化发展的中心。它们不仅在众多学科里取得了遥遥领先世界的成果，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全世界最杰出的思想家和科学家。
五、开明专制--政府与知识精英关系
与法国、俄国、中国的现代进程不同，德国知识分子和当局的关系并不紧张，而且常常配合默契。
过去，人们说这是德国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其实，德国现代化不是以经济为中心，而是以教育和科学为中心。统治者的明智就表现在，他们不仅给于知识分子优越的生活地位，而且容许知识分子最大的思想自由。
柏林大学一位教授激烈抨击专制，遭到当局驱逐，但当他被另一邦国的大学聘用时，普鲁士国王下令高薪聘回来。费尔巴哈批判宗教，也只是将他由宗教系调到哲学系。德国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从来不担心自己的饭碗。也正是如此，德国的大学集中了真正的社会精英，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实现了最快的现代化速度，并成就了全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
德国现代化是典型的"科教兴国"。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德语的科学为"Wissenschaft"，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一切学问，相当于我们的文化概念。它不同于通常英美语言里的"Science"，不只是实证科学。
二战后，德国以奇迹般的发展速度，在废墟上实现重建，当然谈不上经济基础。要论基础，唯有公民素养和社会体制。
文教兴国是投资最少、最得人心、社会最稳定的社会发展战略。文化教育比经济积累更仰仗人的远见卓识，而无需担心导致社会不稳定--关键是政府要有充分的宽容和远见。【以上资料，主要来自李工真著《德意志道路》，武汉大学出版社】
六、20世纪法西斯运动--精神洁癖的灾难
这个民族在本世纪两次发动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也使自己遭受长期分裂的苦难。
德意志被公认为最具深刻的理性思维和反思意识的民族。希特勒却把人们内心深处执著的古典信念，推入迷狂中。
深厚的精神积淀曾给德意志民族的现代进程提供巨大的内驱力，使这个分裂落后的国度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但由此而来的技术化、市场化、消费化浪潮，反过来使人们感到内心世界的压抑、冷落和亵渎，这从反面激起人们理想主义的精神洁癖。
在这种"洁癖"的眼光里，美国式的技术主义、工具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入侵，使人丧失灵魂，像猪狗一般生活；深入德国社会内部精打细算、吝啬刻薄的犹太人正是无耻的犹大，无异于老鼠、寄生虫；凡尔赛和约是英法等国加给战败后的德国的莫大耻辱；东方的苏俄共产主义运动更是野蛮人向日尔曼民族的威胁。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彻底清算。
就是这样，希特勒激发人们耻辱和复仇意识，树立民族敌人，煽动人们狂热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情绪，控制这个民族内心的巨大的文化能量，以崇高的名义发动残暴的、毁灭性的战争，并以可耻的失败告终。
战后，德意志民族深刻的内心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民族反省意识、责任心、创造力，重新确立它在现代世界的地位。
●美国道路：清教徒、绅士、冒险家的移民文化整合成现代化--中美两种实用主义表面相似，实质并不同构
现代美国的现实，是今天中国模仿的主要对象。美国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人们羡慕的美国，是以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比基尼为代表，以享乐、开放、自由为特征的消费生活。可是，很少有人对美国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深刻的剖析。
一、清教徒开拓的北美大陆
许多人不知道，北美的开拓者恰恰是一群禁欲主义者，一群受到宗教迫害后逃去的西欧清教徒。
1620年11月，满载英国清教徒的"五月花"号抵达北美大陆。人们双膝跪下，感激上帝把他们从危险和苦难中解救出来，逃避腐败堕落的欧洲，带他们越过浩瀚汹涌的大洋，安全踏上了美洲这块坚实的大地。他们被后人称为美国"移民始祖"。
但人们面对的"希望之乡"只是一片阴森可怕、荒无人烟的原野，与文明世界隔绝，饥饿、寒冷、野兽和蛮人包围着他们，从任何外界事物中既得不到满足，也找不到安慰。他们只好乞求上帝，他们从不怀疑上帝与他们同在，对于人类堕落理论、原罪的理论、得救的理论、命定论、上帝选拔论、宗教皈依论等等都津津乐道，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道路。
清教徒们带着建设人间的上帝之国的理想来到这片新大陆，以履行上帝的天职为幸福，以赚钱创业为神圣，以奢侈浪费为可耻，甚至"不吸烟、不喝酒、不看戏、不跳舞"。共同的上帝赋予人们以共同理性、法律意识、契约精神。
他们生活中万变不离其宗的文化根基来自西方基督教的理性－信仰文化，这使他们可以信手拈来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法国启蒙哲学及三权分立、自由平等博爱原则，还有德国研究型大学教育。这些都是美国立国的根本，是我们中国人所没有的。
二、美国人的实用主义
的确，美国的清教徒与英国一般清教徒不同，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神学本身，不是空洞的告诫和教诲，不是书本知识和成套理论，而是神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不是如何系统而详尽地阐明真理，而是他们已经掌握的真理如何体现在自己的实践里。
新大陆的人们为了少在形而上学和神学上分散精力，避免分歧和斗争，也发明了一种"不争论"的智慧。他们把英国本土上那些无谓的猜疑和争吵抛之大洋，甚至拒绝不同教派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开除那些持批评、怀疑和不满态度的人。
神学是北美洲建立天国的工具，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会有布道仪式相伴随，人们乐于参加这些当时难得的公共活动。
但他们不喜欢华而不实、矫揉造作的长篇书面文字，而热衷于纯朴简洁的口头布道。因此美国历史上，无论是政治竞选、宗教仪式，还是毕业典礼，口头演说比书面文字更有影响。讲演者与听众直接融通，内容更有针对性，更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
美洲殖民地的清教徒立志要净化英国教会，着眼点不是神学理论，而是实践方针，对专门探索学问本身不感兴趣。
他们从事的试验，是要探索学问新的实用价值，他们重视的是社会经验与学问之间的自由交流。他们留给历史的不是一个个伟大的思想家，而是一种新的群体风尚。"尽管我们处身地球的另一端，但变化的只是气候，而不是我们的思想"。
三、新大陆上大学与科学的浅薄
在欧洲，"人文教育"被认为是把一个人从狭隘的时间和空间里解放出来的唯一途径，欧洲传统的"通才教育"规范为攻读七门文理科课程，旨在培养一具有全面素养的自由人，它是身分和地位的象征。但这种教育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享有。
"文学士"学位作为18世纪英国人文教育的标志，只有根据国会授权的牛津和剑桥两所仅有的大学才能授予。直到1827年非正式的伦敦大学成立，才打破这种绝对垄断。这种古老的大学本是教会属下的一个机构，由牧师和贵族牢牢掌握着，拥有雄厚的捐赠基金和各种超越世俗权力的特权，垄断了各种学术权力，甚至控制了政府的和教会的晋升途径。
大学的高墙构成一个高高在上的文化"象牙塔"，一方面使校园与社会保持距离，维护了自己的自由、独立和高品位，产生了欧洲思想的大量光辉结晶，培养了牛顿、哈雷等划时代的人物。另一方面也使自己与外部丰富的实践隔绝开来，使书本与民众相脱离，容易走向保守、僵化、偏执，学术思想领域死气沉沉。缺乏专业技术教育，训练人去从事某一具体工作。
在新大陆，一个人的地位和身分都是如此不确定，流动性如此之大，这种区分的标准变得模糊不清了。社会机构稀少，劳力奇缺，土地辽阔。粗放经营，无需太多专业能力。人人都要成为多面手，意料不到的情况要求人们具有多营博能的本领。
美国高等学校从殖民地时期创立开始，就完全处于杂乱无章、各自为政的的混乱局面，没有严格的、统一的立法约束，大学和学院界限不明。在这种法律的迷雾中，哈佛学院在刚成立后的第六年即1642年，就擅自授予学位。新教本身也倾向于反对教会的绝对权力，因此同情世俗力量对大学的介入和控制。这些主要由资历浅的年轻人创立的高等学校，没有幕后中世纪的传统，也就没有旧世界的种种包袱和约束，它只是以传播知识而不是以开拓知识领域为目的，表现出"走出象牙塔"的典型特征。
美国高等学校由各不同的教派势力和地方势力，从自己利益出发争相创办，程序简单，没有什么高远目标，不是为新大陆建立什么文化学术中心，或者培养未来发展的高级人才。只有非常实用的、具体的目的，为本地提供有知识的教士、律师、医生、商人和政治人物。因此，众多学校散布在各地，学校间形不成学术中心，校园生活完全融入当地人的生活环境中。
学校商业化气息非常浓厚，相互间为了争名誉、争资助而大肆吹嘘，为了争生源竞相压低收费，甚至滥发文凭。
这使学生人数急剧增长而教育质量停留在低水平上。独立革命之后，包括华盛顿在内的许多人意识到这一缺陷，多次动议由国会支持在首都创办一所规模的全国性大学，集中全国的智力资源，消除地方偏见，形成全国性学术中心，但最后遭到否决。
18世纪的一位法国学者说："北美迄今没有一个出色的诗人，一个能干的数学家，也没有任何一门艺术或科学中的天才。"这种常见的指责却触怒了北美人，他们列举富兰克林和里顿豪斯。然而，这两人并没有理论科学上的发现。
北美在基础学科里几乎没什么光辉成就。他们重视日常生活的简单经验，而轻视学识和理论。他们完全不能辨别什么是根本性的事物，混淆理论发现与应用学科之间的区别。他们常常给某个人戴上牛顿的桂冠，但这些人顶多只有爱迪生、福特等人的实用技术才能。他们只是技术应用者和业余观察者，都不能视为严格的科学家。【参见布尔斯廷《美国人》，三联书店】
四、现代美国人急起直追
为了弥补科学理论上的缺陷，只有大量引进欧洲科学家。战后美国是拥有最多德国学者、科学家的国家。好莱坞电影宣传美国式人道主义--不惜牺牲几个大兵的生命，去挽救一位母亲最后一个儿子的生命--但更真实的故事，却是用五个师的兵力，去抢一个德国飞弹专家布劳恩；用一个伞兵师，两个装甲师以及整个第六集团军，掩护一支部队，去抢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
二战后，美国的科学成果80％是由外来人才搞出来的，大学教师的主体多是外来学者，研究生院的理论性项目大多由外来研究生来做。1983年美国工科博士的54％由外来者获得。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引进的。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1876年德国学者办的美国柏林大学，其办学模式对后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美国与中国实用主义的不同背景
美国人与中国人同样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传统，这可能与这两个民族都曾是多民族的融合有关。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使中国古代文明停滞了，为什么在美国人那里不仅不意味着停滞，反而是积极进取的特征呢？回答是，中美文化基础并不相同。
中国的实用主义直接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的狭隘基础上，受有限的伦理道德文化的约束（义对于利的约束），却没有普遍的理性文化的升华，落实在生活消费的舒适、安逸、悠闲，而不在生产与开拓上。即便借用西方理论思维，也容易教条化。
美国实用主义建立在从欧洲带来的基督教信仰－理性文化，以及整套理论科学的基础之上，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拿来原汁原味的欧洲文化。这种实用主义带有工商业文明的勃勃生机，是创造力、想象力、冒险精神的标志。20世纪美国人的消费观念发生变化，形成以分期付款为代表的超前消费。也许正是这种变化，使这个国度越来越依赖新移民带来的创造力。
古典中国文明的一统、僵化与腐败，是今日以美国文明为核心的全球化的前车之鉴。你信不信？
●南欧（南美）与北欧（北美）对照：条件好，起步早，反而落后；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不是纵欲，而是禁欲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最大程度的利益追求，这种欲望存在于所有人身上，它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
他在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试图克服人们的普遍误解：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事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因为资本主义必须如此：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事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支获取利润，那就注定要完蛋。
在地中海沿岸和煦而温暖的阳光里，单衣薄裤的人们更容易从宗教彼岸、从禁欲主义里走出来，放纵自己的物质欲望。在寒冷地带生存的人们，身体被裹在厚厚的动物皮毛里，肉体的欲望不容易直接诱发，生命能量更能转化为内心对宗教的忠诚。
通常人们都说，资本主义始于意大利为中心的的文艺复兴，它是罗马人的后裔在南欧发动的。其实，它产生的文学、艺术及实用技术上，只有昙花一现的灿烂。由于过早地放弃信仰，也没有建立深厚的理性精神，沉溺于物质享乐，却只留下一个四分五裂的烂摊子。相反，北方宗教改革宣告了理性精神在宗教生活中成为主导倾向，从而演变出真正的现代文明。
路德教把宗教信仰进一步引向内心生活。表面上看，这几乎是延长了中世纪，但它造就了德意志民族深刻的内省精神，表现为唯心主义哲学思辨的兴旺，以及文学、艺术、音乐的繁荣，形成了最有内蕴力的理性精神世界。
19世纪初，这个民族回归现实，把文化内涵外化，迅速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力度之大，速度之快，超过其它任何民族。
当然，理想主义走到极端，追求纯粹，追求崇高，最后滑向洁癖式心理变态，进而走向疯狂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加尔文宗教改革崇尚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自然神论，把信仰引向世俗生活，从中寻找上帝，履行人的天职，证明自己的宗教虔诚。它使这个世界失去魔幻效应，将人们的生活引向理性。这种强化了的信仰是现代世界与现代人最重要的精神资源。
韦伯认为，加尔文教的平等观念、节俭观念、天职观念和以世俗成功验证自己获得上帝赦免的信念，构成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一致的伦理精神。宗教造就了人的原动力和行为方式，给人们的生活观念打上了烙印，并直接引导人们的行动。
数学的、实证的、推理的理论科学，系统的、理性的、严密的史学，以及专门化、系统化、理性化的科学职业，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受理性的法则约束的组织系统，以及同样表现出合乎理性的特征音乐、绘画、建筑，只有在西方才具有。
我还要进一步强调，新教伦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整个千年基督教教化和修道运动的结果，教化的内容就是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犹太教的宗教信仰的结合。宗教改革发生的超越，只是由中世纪信仰高于理性，转换成现代的理性高于信仰。
清教精神不仅给工业技术发展及资本积累提供动力，而且为实证科学建立了哲学基础。近代实证科学并不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文化形式，它是以古希腊工商业背景下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德谟克里特原子论，特别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哲学为基础，通过中世纪基督教的保护、综合与改造，演化出自然神论和机械唯物主义思维，再从中诞生出来并独立发展的。
直到近代，以培根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者才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要用知识来为现实生活服务。
欧洲的著名大学，至今仍恪守着传统的学术理想。德国大学生活被看作一生中难得的体验，完全没有功利考虑，因此大学生讲实用，如像讨饭一样没有面子。这些真正经历过象牙塔的人，一旦走出来，就比别人更有力量。这种西方古典的文教传统，看起来少了一点现实主义，但正是这种特有的象牙塔文化，在高度成熟之后走出来，造成了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
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相继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并且稍后成为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中心，这是以各自文化及整个国民精神素养的酝酿成熟为前提和准备的。美国立国的基础，是清教徒带来的宗教改革后的欧洲文化，尤其是新教伦理。
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民族的崛起，不是先以民族的精神素养的某种变化为前提的。
在16世纪的西南欧，刚刚摆脱穆斯林数百年统治的伊比利亚（西班牙、葡萄牙）人，抛弃中世纪的理想，进入世俗生活。
伊比利亚人的宗教热情聚焦在对异教徒的仇恨和对财富的寻找上，而不是内心的虔诚信仰上，更不像北欧清教徒那样怀着履行上帝天职的信念。但他们并没有开拓现代文明，恰恰相反，在塞万提斯之后，反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仇恨激励他们乘胜扩张，并且落实在物质财富的掠夺、占有和享乐上。那些既没有虔诚的宗教精神，也没有特别强的民族意识的职业航海家们，为任何愿意资助他们的君主进行探险。为了寻找东方黄金、香料，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了新大陆。
他们成群结队地涌到美洲发财，就像留存欧洲的冒险家，受雇于外国统治者，与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战斗一样。
殖民者太骄傲、太不安定的性格，使他们能够发现新大陆，欺骗、虐待、残杀印第安人，以那块土地上从未有过的野蛮方式，摧毁了阿兹特克和印加两大美洲文明中心，掠走土著部落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财富。当他们肆意的破坏和掠夺趋于完结，需要建立起真正的殖民地时，却又陷入相互之间无休止的争吵、内讧乃至自相残杀之中。他们只想去寻找听说到的金矿，而不愿意做任何定居社会必须的持久的工作。南美土著人口较多，充分的劳动力资源使他们无须太多操心那里的长远建设。
冒险家们根本没有任何长远理想，他们与其他非白种人随意混交，不负责任地产下大量受不到西方信仰和传统教育熏陶的混血儿，因此在他们之后，南美大陆上形成的殖民地国家几乎丧失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特点，只能算西方文化的变种。
伊比利亚人从海外扩张和殖民地剥削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金银财宝，反而使国内的封建制度高度稳定，社会变革显得多余。人们满足于不义之财的摄取、占有和享受，并没有利用它带来的契机发展生产制造业。相反，大量硬通货的涌入使物价高涨，出口贸易萎缩，从而阻碍了产业经济的发展。人们瞧不起经营产业的中产阶级，却不知不觉地造成对西北欧洲产业经济的依赖。
西班牙统治者热衷于扩张，不仅在海上，而且在欧洲大陆，在国外事务上扮演主角。为此他们卷入长期的战争之中，消耗了大量的鲜血和生命。1588年，英国皇家海军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从此海上霸主地位落到英国人手中。
就这样，伊比利亚国家，连同他们建立的美洲殖民地，在昙花一现的繁荣之后，于16世纪末迅速衰落了。他们的扩张成果被西北欧的英国、荷兰、法国轻而易举地接手过去。新大陆的发现者们始料不及的是：本来缺乏黄金、人迹稀少的北美，逐步积累和发展，终于成了现代强国；而原本富裕的南美，却长期无法形成现代社会秩序，动荡频频，今天仍属于第三世界。
第七章 非西方民族的文化迷失与重建
2004年06月18日22:47 作者：姚国华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非西方的自然进程被打断，只能以殖民主义、立宪主义、军国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胚胎搞基因工程
非西方民族，由于没有现代理性文化的基础，没有现代公民及知识精英，只是在西方市场经济、物质技术、军事力量从外部强制性推动和刺激下，被动地、身不由己地卷入世界全球化进程。这个进程不仅对传统社会秩序及社会权威提出挑战，而且威胁着民族本身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即便走向全球化，也可能由于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居于边缘和依附的地位。
殖民主义。某些殖民地在民族意识尚未觉醒，人们缺乏自主意识，宗主国文化占绝对支配地位时，只能在相当长时期里无条件地接受殖民主义统治。这种统治的确能带来若干现代因素，带来相当的发展，甚至建成世界性大都会。但外在的文化随时会脱离的，这些因素要在殖民地本土文化中植根，就必须通过有效的文化综合和再创作，形成新的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
人们的现代民族意识觉醒后，通过斗争获得国家独立并选择自己的道路时，需要协调现代与传统、外来与本土、精英与大众以及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建立统一的国家权威，形成全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模式。各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选择：
日本的天皇国家与企业终身制，韩国的强人政治与财团经济，香港的殖民体制与市场经济，新加坡、台湾及东南亚的集权统治与家族市场经济，泰国的君主立宪、佛教文化与华人经济，苏联的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以色列的民主政治与公有制经济。
君主立宪。传统体制统治者在全球化的早期就有远见，也有力量，主动而从容地实施现代变革，这便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渐进改革之路。在政治上直接利用传统社会的世袭权威，以君主立宪建立现代权威，这要求世袭统治者有远见、气魄、胸怀和胆识，要有统治集团内部统一的意志。早期彼得大帝的俄国、明治天皇的日本，比较成功地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泰国也是较为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虽无实权，但在民族文化发展及国家的非常时期有相当的影响。
军国主义。一个民族面对全球化潮流的冲击，外部挑战和内部文化的矛盾错综复杂，人们内心感到无所适从。这种文化的张力可能表现为阶级斗争、民族压迫、种族仇恨，并演变为恶性的对抗。如果军方以非常手段掌握政权，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形成军国主义的畸形现代进程。君主立宪、议会民主国家，都可能出现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军国主义向外膨胀、扩张，以向外征服来获得自己的权利，还打着解放其它民族的旗号，实际上给他人给自己都带来了灾难，其结果往往是自毁。
专制主义。有的民族由于民主制度的软弱、无效率、贪污腐败，导致独裁政权的崛起，它针对的不是外敌，而是内部政敌。这种政权可能形成无休止的社会动乱，如柬埔寨、阿富汗等；一旦政局稳定，也能形成很快的发展速度，如韩国、印尼、菲律宾、智利等。但它毕竟是不稳定的，军政权力的移交难以实现和平过渡。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是儒家文化地区，与日本不同的是没有传统的君主制度，只能建立现代国家，但又没有西方民主制度的文化基础，因此，必须借助于强人政治。
民主主义。抽象地说，民主制度是建立现代社会权威和社会秩序的根本出路。但无论是人人平等的法治民主，还是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单有制度的表层约束，而没有深层的理性文化认同，无法实现社会统一，解决利益冲突，防止利益集团的腐败。
如果缺乏法理文化基础，形式上的民主制度背后往往是军事独裁，而且腐败无孔不入。失败的例子有40年代国民党政权、南越政权，韩国经历过民主制度的腐败问题，不得不搞军人独裁，而后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台湾的军人独裁向民主政治过渡，因为文化基础较高，与西方的开放、交流，有利于民主化推进，而强大的对抗性力量的威胁，形成整体忧患意识和内部凝聚力。
社会主义。苏联、中国、越南、朝鲜、古巴及其它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原旨不同，也不具备现代文化前提。这是在现代潮流冲击下的非西方国家，急切实现民族内部重新凝聚和统一，战胜西方列强，自主进入世界体系的一种选择。
它动员人们普遍认同集体主义、民族主义信仰，由虔诚的意识形态皈依中，由盲目到充实，由自卑到自信，在政治权威领导下，以群众运动形式，从落后的农业快速工业化。但信仰主义会陷入盲从、自负、迷狂，官僚体制与既得利益者垄断意识形态，造成形式主义、僵化思维、经院哲学，造成背离乌托邦理想的专制和倒退。这是非西方民族进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进程所付出的代价，与西方前现代社会中的宗教迫害，与近代造成殖民地人民的痛苦和灾难，有相同的难以抗拒的历史必然性。
80年代中国兴起新权威主义思潮，立足于非西方国家的特殊矛盾，主张建立精英统治，以政治强权推进社会重建。这一主张以东南亚地区的成功经验为依据。但这一主张局限在政治领域，以精英集团的存在为前提，没有考虑精英集团本身的形成和发展，是要为业已存在的政治权威作理论包装。其实，建立和更新文化精英集团的政治权威才是根本问题所在。
某个权威的确立常以无数党棍、政客、流氓的横行以及剧烈的权力斗争为前提。如果有普遍的文化建构，情况就会好得多。
还有各种东方主义、斯拉夫主义、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强调区别于西方的民族文化、民族特色及民族主体地位。新儒家学说由海外华人圈里传到大陆，主张以东方传统文化的复兴，以东亚地区的经济奇迹为依据，典型范例有新加坡。
●香港体制的成功与隐患：超市场力量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但殖民地心态与传统陋俗相腐蚀就很危险
香港是中国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文化体现最典型的地方。但是，撇开爱国主义情感，客观地看，如果不是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港人再勤劳，再刻苦，再长于经营，再多的机遇，也绝不可能有今天的世界地位。
在最初殖民统治中，英国人对华人文化道德上的贬斥、行政上的管制以及法律上的不平等待遇，的确是优势文化处置与劣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的方式，优势文化必须强行覆盖在劣势文化之上。只有长期的文化融合与制度建设之后，港人才成为新的文化主体，这种新文化认同英国的政治法律观念和相应的制度。其中公务员体系是社会的支柱，是整个制度的关键。
在脱离宗主国的统治后，完全由港人自己独立运作这种文化和体制，还需要一个审慎地适应、创新、考验的阶段。
以华人为主体的香港公务员体系，保持廉洁和效率，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在中国大陆，没有广泛而深远的文化准备，仅仅凭一时的政治运动，自己革自己的命，即使有强大的权威下得了手，贯彻下去恐怕也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内乱的结果了。
香港曾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地方之一，70年代一场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撼的廉政风暴，有效地扼制了腐败。这是由长期的文化建设和教育普及唤起的现代公民觉悟所推动的，而且这场改革只有在这个弹丸之地的殖民地才可能彻底实施。
香港公务员体制的重要启示还在于，现代文明决不是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只是单纯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人只是经济人，为无限膨胀的物质利益所支配。事实上，超市场的政治、法律及文化、教育、科学的力量，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健康发展的前提。
香港回归，是一件令国人扬眉吐气、欢欣鼓舞的大喜事。这是国家强大的证明，是全民族的骄傲。但回归后，它本身的发展及给中国带来的深远影响，却需要理性地分析和思考。香港文化的认同问题的解决，就需要一种长期的过程。
先入为主地从爱国主义感情出发，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人一定能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并且一定比英国人管理得更好；香港回归会无条件地有利于大陆的现代进程。这种感情性的结论如果代替了理智的思考，可能是危险的。
当爱国主义情绪在回归之后渐渐冷却下来，需要反省：首先，殖民地的摊子收回后，能不能为本地人治理好。
两种结果都是有可能的，一是港人在自主自强意识的作用下，在不同文化的综合中，建设自己文化的根系，真正站起来掌握自己的历史命运，那么香港会真正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明天。二是摆脱不了过去的依赖性，产生内耗，政治冷漠，玩世不恭，势利主义，这个文化沙漠里的腐败、邪恶势力会渐渐抬头，社会就会烂下去，最后沦为腐港、臭港。
香港本是西方制度加中国世俗生活的殖民社会，它的制度背后是宗主国的文化权威支撑的，通过宗主国的政治统治和人们的心理服从来维系。换而言之，它是由宗主国的一等公民与殖民地的二等公民组成的。
二等公民并不是不聪明，个人智慧甚至可能超过一等公民，但是社会结构却是以一等公民的文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香港人的现代公民素养，不是固有的，而是在外来力量150年的全面统治之下重新塑造的，它的根系在宗主国的文化背景里。
回归中国后，香港仍然依靠一个不同于中国的本位传统和现实的体制来维持。这个体制长期以来直接控制在英国人手中，根基在大英帝国。这个脱离其本来根系的体制，靠什么力量来防止传统的腐败势力、黑社会势力的腐蚀和挑战呢？
虽然有形的制度没有变，但制度背后的文化源泉疏远了。这个源泉不是抽象的资本主义概念所能概括的，它与英国文化背景息息相关。要保持现制度生命力，还需要人们面对公众的监督和世界的挑战，经历长期的文化认同、体制建设。
如果大陆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克服体制内猖獗的腐败，特别加强民族文化的建设与辐射，稳定推进国家的统一和强大，那将提供香港成长的强大后盾，营养丰富的土壤。金融危机中，大陆对经济支撑非常得力，将来文化的作用会更加突出。
香港对大陆也有多方面影响。在公民社会的许多有形的方面，如法律制度，公共道德，香港对大陆是很好的借鉴和必要的挑战。港人务实、敬业、吃苦、勤劳、开放，这些优秀的品质在这片有限的天空里，在人们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是极其可贵的。
另一方面，香港有"文化沙漠"之称，人们内心纯粹的文化追求十分有限，品位较低，模仿欧美、日本的生活时尚；生活的选择极其单一，缺少个性化的兴趣与爱好，人们盲目追随名牌，热衷于打麻将，唱卡拉OK，无论在家，还是度假、出国都只有这几个单调的节目。它有发达的文化市场，但其内容主要是消费娱乐；许多无根的假贵族，本质上是传统中国式的暴发户。
这样一个香港成为向中国内地的文化转运、辐射中心，连那些在西方也视为文化垃圾的消费文化、娱乐文化，将长驱直入大陆，并赢得广泛市场。大陆不直面西方文化冲击，不进行深层次的文化反思和创造，只是从香港的二手市场中搬运现代文明，加上贫穷、腐败、官僚化，再也形不成自己的文化核心。在政治版图上得到一个香港，最后却在文化上失去全部中国。
董建华先生在香港回归时的讲演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两个问题，一是经济，一是教育。前者是现实民生的需要，后者是未来长远发展的根本。"教育主宰着香港的未来"，这是一句无须阐发的硬道理，表现出极高的文化远见和智慧。
不过这里的教育，应该不只是现成知识的普及与应用技能的训练，更会有文化的提升和发展。后来由田长霖先生主持的创新科技委员会展开了进一步的实践。如果将来更有一个全面的文化发展计划，而不只是科技发展计划，可能会更加完美一些。
我们仍然要充分估计中国这个烂熟的文明里，人们内心深处的腐败不是容易克服的。
●台湾"小龙"的崛起与新的曲折：国民党在大陆腐败如朽木，为何逃亡在孤岛上，反倒创造过一番新的气象？
近年来，有一种基于抽象的历史假设的倾向：全面肯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高度评价30年代国民党政治、经济、文化成就，尤其是国民党在台湾的现代建设经验。有人认为，如果不是日本侵略造成国家的外患，由此而来的国共政权之争，就没有后来的计划经济、极左思潮及文革动乱，中国现代化进程就会如今天的台湾一样，沿着孙中山的路线走到了另一个里程碑。
这种历史的假想与比附，如同另一种假想--假如不是袁世凯出卖，戊戌变法可能成功，中国今天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现代化程度--一样，依据的似乎是历史与现实，但脱离具体对象本身的历史逻辑，经不起深刻的分析。
国民党在大陆腐败得朽木一般，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余部逃到台湾后，不仅稳住了政权，成功地实施了土地改革，而且建设了高度发达的工业化体系，逐步实现了由政治专制到民主化的过渡，成为世界关注的"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
一位自称是前国民党高层的人士讲学，他一方面揶揄大陆的现状，另一方面大谈台湾的成就，全是党派语言。我提出一个共同的文化问题，不料他竟说，当年的腐败是斯诺杜撰的大瞎话。我很惊讶：斯诺的书是30年代出版的，国民党腐败的顶峰是40年代末。随后我想深入主题的对话被打断，只好失望离去。事后，我拜访一位去台湾的亲友，他告诉我实话，抗战胜利时，生活太苦，很难经得起财富的诱惑。那时他当连长，带人去接收一个矿山，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私吞。
对于台湾崛起的解释，人们常强调诸种有形的外部因素：一是国民党从大陆运去大批财富，黄金储备达数亿美元；二是从大陆去的200多万军队、公教人员及家属，大多受过良好教育；三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建立了现代工业基础，500多万原住民教育程度比较高；四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把台湾列入扶持和援助的对象；五是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又把台湾作为后勤基地；六是台湾在东南亚地区经济区域中获得了发展机遇，尤其抓住了新技术产业的转型机会。
所有这一切有利条件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可以想象，对一个腐败如故的国民党来说，这些条件也成不了气候。
要搞清这个问题，还必须深入剖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观念。几乎所有地方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现象：
湖南人在外雄才大略，可在湖南内部却搅得蛮气、霸气、匪气冲天，很难有什么造就；江西人在外都是聪明能干的，一回老家就卷入错综复杂的宗法关系圈里，失去自我；四川人出来都能吃苦耐劳，积极开拓，可呆在老家的人大多十分平庸......。
连军队打仗都是这样，在熟悉的土地上，尤其那些盘踞在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杂牌军队，表现常常令人失望，一旦能够组成整齐的军团出境作战，常常战果辉煌。在印缅抗日战场，朝鲜抗美战场，中国军队在强大敌人面前的表现可歌可泣。
中国人历来过着简单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活。即使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也要抱成小团，以人情、利益关系结成宗法或准宗法关系网，而不是以普遍的公理性原则来约束。关系稍微复杂一点，就会内耗不止。因此，中国人必须要彻底走出熟悉的乡土，摆脱对根深蒂固的宗法关系的依赖，开阔视野和胸怀，激发智慧和能力，靠自己开辟新的空间，才能够真正取得成功。
所以，一个人远离故乡，尤其是远走海外，反而能够有所作为，甚至超过当地人。尽管中国人走出去也倾向于结成小宗派、小山头，并且经常搞内讧--所谓"中国人一个一条龙，三个一条虫"--但毕竟胸怀开阔多了，结果也就好得多。
说到这里，台湾岛内的社会演变似乎就好理解了。从大陆逃到这一孤岛上的国民党人，在相当长时期里构成了社会的主体。面对生存状态的剧烈改变，以及大陆强势威胁产生的危机感，人们在内心深处受到几个方面的挑战。
其一，对离家出走的人们来说，传统生活方式及其文化观念所依托的宗法关系网被整个割断了，过去以私利为主导的人际关系腐败，基本上失去了载体，人们不得不在共同的生存理念下重新凝聚成更有理性、更有规则的实体。
其二，过去惨重的失败迫使人们反省自己的劣迹，卧薪尝胆、重新做人。不过，类似的失败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多次改朝换代中，逃到南方的政权通常都没有好下场，原因是他们都缺乏外来的文化契机，形成深刻的反省意识和理性思维。国民党在台湾与历史上南渡的政权不同，他们具有全新的现代文明背景，可以以之为鉴，达到深刻的文化反省。
其三，与大陆的隔离迫使他们更多地将目光投身西方世界，在寻求现实支撑的同时，也汲取文化营养，更多以西方文化的参照系来审视自己、改造自己，从而走出传统生活给人的精神羁绊，也使传统文化在现代平台上获得新的生机。
其四，故土、故乡、故事、故人全都成为伤感的回忆，"离乡背井真苦，无家可归更苦，最苦的是有家归不得"【台湾祝振华先生语】。这种无法付诸现实的回忆萦绕在内心深处，与现实之间拉开一个很大的距离，就形成中国人难得的超越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生活的精神文化空间，在艺术上升华为超越世俗功利的审美人格，在思想上升华为摆脱市井小聪明的理性人格，在宗教上升华出中国人少有的人生终极关怀，也使台湾得到比大陆更好地保存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难理解，我们今天读到的美文、名诗、名词、名曲，多与思乡有关。思乡在传统社会中只是个别人的痛苦，个人的不幸恰成民族或群体的幸事。
于右任先生1964年病逝台北前，孤独无依，深念大陆的妻子儿女，写下三章哀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其五，台湾本地居民已经有相当高的现代文化水平，他们在长期的国民党统治期间处于受压抑的弱势地位，这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进取的张力。移民与本地的文化差异为多元对话和选择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也给社会重建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那些远离故乡的人可能因为无根而失落、浮躁、浪荡。但随着社会生活的稳定，多数外省籍人士在那里找到定位，传统家庭及宗法关系网重新复杂化，腐败生活方式在人的意识中重新苏醒并发作。规模庞大的党营经济成为利益集团依托、投机与钻营的目标，也为丰厚的利益所吞食。国民党堕入黑金政治的泥潭，忧患与进取意识淡化，最后失去民心，导致政权交替。
当然，把台湾本土居民的作用放在次要地位当然是不够的。随着后国民党时代的来临，本土居民渐渐成为文化的主体。不能忽视他们在过去半个世纪，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里所压抑的生命激情和主体意识。实际上他们一直在生存的夹缝中，在历史积淀的悲情意识里，默默地实现着自己的追求。他们长期失去政治地位，于是他们在文化、教育、经济等领域谋求发展
台湾本土居民的文化潜能一旦冲破专制，具有极大的社会效应。台独势力就是借助了这种反弹效应，把过去外来政权的压抑当作重构社会阵营的理由，以历史的"悲情意识"演绎出一种狭窄的民族主义，企图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
台独势力从千年中国文化的传统来看，是不屑一说的。但是，考虑全球化的经济与政治背景，台湾可能成为美国、日本挟制中国的一张牌，问题就复杂了。还有一种复杂因素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老辣的李登辉从他的日本背景里，观照到传统中国社会会有周期性的内乱。台独势力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大陆的内乱，甚至扬言到那时要一劳永逸地把中国分割为七块。
台湾具有特殊的岛屿地理、历史、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变革实验场。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应得到岛内精英深刻反省与全面拓新，更应当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关键是要重建强有力的中华文化轴心，把台湾吸引回来。
●俄罗斯西方化、现代化历程的三个周期及特征：思维上的教条主义、情感上的国家主义、行动上的集体主义
要真正理解俄罗斯民族"现代化"，必须摆脱苏联教科书所谓社会发展五个阶段论思路，把这个斯拉夫国家的历史与旧大陆东西交错的特殊历史境况结合起来。俄罗斯处于欧亚大陆中北部，在古代欧洲文明、中国文明边缘的辽阔地带。
为什么先进的中国人没有去那里呢？因为中国农业文明几乎完全没有侵略性，不会主动地向那些寒冷、荒蛮的地区去开拓。所以东方文化在这片游牧世界的影响是间接的，只有通过游牧民的传递才能达到这里--匈奴人、蒙古人曾横扫亚欧大陆。
公元9世纪，有海盗传统的瑞典人来到这片东部斯拉夫地区，建立了基辅罗斯公国。此后，它一方面以游牧民族尚武好战的本性向周围扩充自己的领土。另一方面获得西方工商业文明所具有主动性和开放性，使它最终在文化上归属于西方，同时在汲取西方文明的同时，又一步步形成区别于西方的独特性。俄罗斯的西方化和现代化经历了三个螺旋式周期。
第一个周期的起点，是公元10世纪弗拉基米尔大公决定皈依拜占庭式的东正教，以取代传统斯拉夫人信仰的原始多神教。
这种一神教即高级宗教，是从东罗马帝国传播来的一个基督教支系，其特点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正好与游牧民族的民族主义、集权主义、集体主义特点相结合。它带来了源自希腊和希伯莱的文学、艺术以及罗马的法律，从而给这个游牧民族以文明教化的力量。这也使俄罗斯尽管处于西方文化的边缘上，其文化归宿还是在西方而不东方。
13世纪蒙古人的统治中断了它与西方的联系，直到15世纪末摆脱鞑靼人的统治重建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其西方文化倾向更加明显。但由于拜占庭被伊斯兰教徒占领，东正教的俄罗斯陷入孤立，与天主教的西方之间形成越来越大的文化差异。
由于东正教文化是从外部传来的，盲目性、信仰至上色彩更浓，在信仰的起点上它的创造力可以高度发挥，随后在教条化约束下会趋于停滞。当人们重新建立与西方的联系时，又发现了自己的野蛮、愚昧、落后，于是又开始新一轮西方化进程。
第二个周期的起点，是18世纪初彼得大帝实施的变革。彼得一世掌权之后，曾化名旅行到西欧各国考察政治、文化、科技，当过木工，当过兵。回国后，他强制推行全盘西化政策，全面学习西方科学与技术，以西方方式改革政府和军队，甚至让他的臣民模仿宫廷贵族的生活方式。为了彻底融入西方，他通过战争从瑞典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并在那里的沼泽地上建立了第一座房子，然后将首都从莫斯科搬了过去，这就是圣彼得堡。他的努力使俄罗斯以东方专制国家的方式，重新归附西方文化。
叶卡捷琳娜时期，西方的文学、艺术、戏剧、报刊大量引进，尤其是法国凡尔赛的宫廷仪式、语言法语、穿着服饰、文学艺术、建筑式样，通通成为俄国贵族模仿的对象。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沙皇俄国很快强盛起来。1812年打败拿破仑入侵之后，扩张了亚欧大片领土。从此，它在西方世界趾高气扬，在文化心理上由自卑和虚心转向傲慢和自负，统治者日益专制，拒绝改革，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充当镇压革命的警察角色。它的文化毕竟是从西方模仿来的，久而久之又会僵化，失去活力。
19世纪末的一系列改革，由于利益集团的操纵，社会公正无法实现，平衡打破后难以重建。20世纪初，首相斯托雷平改革，以优惠政策鼓励一批特权阶层里的人脱离传统的公有性质的农村公社，走向自由市场。几年间，他们暴富起来并带来了社会的高度繁荣，创造了经济起飞的奇迹。但是，大多数农民仍在贫穷的公社大锅饭体制里，没有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享受改革成果，却承受着改革的风险和代价；原始积累的马太效应使他们日趋贫困，他们不满、怨恨与反抗的情绪，却受到警察手段的处置。于是，沙皇在人民心中的神圣地位瓦解了，而民主思想加速了社会动乱和制度崩溃。斯托雷平本人也被刺身亡。
第三个周期的起点，是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沙皇把国内矛盾的解决寄托在世界大战上，但大战的失败反而造成了彻底的混乱，使这个国家危机四起。大难临头时，特权阶层，即那些在改革中趁火打劫的暴发户，对新制度并没有道义上的忠诚，他们纷纷出逃。拼凑起来的临时政府很快被布尔什维克发动起来的底层愤怒群众推翻。革命者从西方找到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理论原则，再一次统一了人们的思想，凝聚这个民族的精神力量，推动社会的重建。
以俄罗斯为中心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在30年代的高潮之后，乌托邦理想与官僚化体制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50年代，赫鲁晓夫就发表秘密报告，彻底否定斯大林，结果人们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东欧发生危机，不得不派军队镇压。
赫鲁晓夫热情冲动而头脑比较简单，改革还没有铺开就被老奸巨猾的勃列日涅夫推翻。后者却没有什么创造力，只是维持官僚体系的稳定。从此社会文化教条化，体制官僚化。活力完全窒息，后劲用尽，生命力枯竭，社会发展长期陷入停滞状态。
勃列日涅夫时代结束后又经历两个老人执政，到戈尔巴乔夫时代，体制内的文化生机业已消耗殆尽。改革动力也只能寻求一种对旧体制的反叛力量，一旦旧体制的缺口被打开，这种反叛力量被释放出来，就会朝着它的对立面迅跑，不仅不能建立新的体制，而且使旧体制迅速解体、崩溃、无序化。没有人认真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反省和新的探索，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成长，没有全民参与的现代文化建设的民主化运动，这种改革只能破坏旧体制，并不能建立新体制。
戈尔巴乔夫是了不起的政治谋略家和操作者，却不是文化战略家。他倡导"公开性"的新思维，激发起人们长期被压抑而麻木的政治神情，从意识形态上为体制改革开道。人们意识到现在的体制出了问题，专制制度出了问题，改革是必要的。
可是"公开性"原则并不等于文化建设，只是为向西方民主简单过渡而造舆论。改革目标到底是什么，国家要走向哪里--大体上是走西方的路吧！叶利钦曾经那样自信，那样强硬，那样受人拥戴，最后也无能为力，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东正教传入、彼得大帝变革、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三个轮回，共同的特征都是，既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又以自己民族为中心。与此相应，思想界长期展开斯拉夫派与西欧派的争论。每个回合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始于睁眼看西方，发现自己落后、愚昧，于是无条件学习、照搬西方，却形成俄罗斯特点，即思维上的教条主义、情感上的集体主义、行动上的国家主义；经过一个高速发展阶段，心理由自卑到自信到自傲，精神文化的教条终于僵化，发展停滞，社会腐败，又进入下一个螺旋。
有人发现，俄罗斯是一个文学艺术大国，却是一个哲学小国【中华读书报2000年12月13日】。俄罗斯民族的创造力在直接的现实生活里，而超越层面的基本原则却来自西方，因而缺乏形而上学层面上的原创性，缺少对全球的发言权。但他们毕竟更直接地与西方文化有血脉联系，因此超越的和世俗的两个方面结合比较好，因而能够对第三世界观产生巨大影响。
与此相比，中国的现代进程更具世俗功利主义、庸俗实用主义性质，人的奋斗只是为了狭隘的个体生存。因而更加没有原创力，没有主权性，甚至在文学艺术上也缺乏自己独立的感觉，这使我们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没有领导世界的自信和实力。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到20年就搞出那么多世界第一，30年就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对比中国，令人沉思
现代社会是市场的、开放的、民主的，这似乎是常识。但在30年代，与遭受经济危机席卷的整个西方世界形成鲜明对照，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恰恰是在计划经济、文化封闭、政治专制的条件下，仅仅用十多年的强行军，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化为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业国，创造了世界工业化最快的奇迹，为打败法西斯准备了雄厚实力。
俄国人的路曾为中国人所选择，至今还受它约束。尽管我们的心态早移向单一的美国模式去了，但回头去理性地反省"老大哥"过去的经验与教训，是很有启发的。没有任何道路是绝对的、唯一的，它的前途首先取决于文化的力度。
其一，沙俄时期的文化准备。
50年代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美国哈佛大学一项被称作"零点方案"的著名研究发现：19世纪以来，俄国文化艺术复兴，造成了这个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大批文学艺术大师，支撑了这个民族群体内心世界的信心、尊严和创造力，也照亮了19世纪人类文化的半边天空。俄罗斯人总是说，他们仅仅贡献出一个列夫·托尔斯泰，19世纪的俄罗斯民族就无愧于全世界。
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里说，现代俄罗斯语言的基础是由普希金所奠定的。
你再不喜欢斯大林，听听这个格鲁吉亚出身的革命家在1941年十月革命24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也不能不怦然心动：
（希特勒）这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充满兽性的人，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希特勒会咆哮说：消灭你们怎么啦？波兰不是消灭了吗？比利时不是消灭了吗？法国不是消灭了吗？大半个欧洲不是消灭了吗？现在就轮到你们啦！），消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高尔基和契诃夫，谢切诺夫和巴甫诺夫，列宾和苏利可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民族！......
这些激励人们民族精神的偶像，除了两位革命家兼思想家、两位卫国将军外，都是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大师。人们还可以轻易地将这个名单续写下去：门捷列夫，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冈察洛夫，莱蒙托夫，里姆斯基－柯萨科夫，鲍罗丁，拉赫玛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穆索尔斯基，恰达耶夫，赫尔岑......
在近现代中国，有多少这样能够影响世界文化的人物？即便有几个，我们认同而且为之骄傲，为之献身吗？
其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
十月革命胜利后，以一种信仰体系，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统一了整个国家里人们的思想，有效地组织和动员广大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豪迈地工作。斯大林亲自主持意识形态建设，20－30年代形成的苏联政治教科书，尽管有简单化、机械论、教条化的缺点，但它朴素而实用，中国沿用至今也没能超越。
尽管文化艺术沦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创造力受到抑制，但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有增无减。列宁和斯大林都对不同政见的高尔基给予了高度尊重和宽容。社会主义主旋律的文学、美术、电影、音乐高度繁荣，其出版物全球最多。
卫国战争期间，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刚完成第七交响曲，斯大林下令派飞机运送乐谱、乐器和临时从前线召回的乐手到被法西斯层层围困的列宁格勒，在炮火声中演奏的音乐通过电台传送到所有战场，鼓舞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和后方拚命工作的人民。
直到80年代，中国代表团还惊讶地发现，苏联小说家、诗人及文化人通常拥有中国人难以想象的崇高社会地位。
一大串苏联文化大师的名字又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奥斯特洛夫斯基，肖洛霍夫，马雅科夫斯基，萨哈罗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巴赫金，巴甫洛娃......。（半个世纪以来，能够长留人间的中国作家和作品相比起来就少得可怜！）
其三，斯大林的文化远见。
斯大林虽然冷酷无情，却也是一个冷静并且有深远文化眼光的人。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国家处在资本主义层层包围之下，靠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来建设现代工业是不可能的。他主张独立的工业化道路，为了打破包围和封锁，启动自己的工业化战略，他强制推行集体农场制度，用行政手段收集农民的粮食，并大量出口以换取外汇，购买工业化最必需的昂贵机器。
斯大林继承列宁的现实主义思维，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电器化，全面照搬西方现实技术及管理方式。苏联的建设和发展不仅有"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拚命精神，而且有高度重视知识，尊重技术专家的"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口号。
斯大林在人才培养和提拔上相当有远见，他清洗了主张渐进的农业发展的布哈林等老资历革命家，还清除了红军早期从马背上起家却难以接受新式飞机、坦克的众多将领，包括一些官僚主义分子，腾出位置给朱可夫这样年轻而且忠于他的人。
苏联工业在西方世界的严格封锁的背景下突飞猛进，在封闭中发展自己的重工业和尖端科技，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和坦克。曾经有一个红军代表团访问德国，看到德军某些装备还不及红军，他们以为希特勒没有把先进武器给他们看。
以后，苏联承担了最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任务，不仅赢得了胜利，而且战后成为世界超级军事强国。
这里谈苏联前期发展的成功，并不是为它的体制唱赞歌。并不存在一种完善的体制，体制的有效性在于它背后的文化生命。实际上，苏联发展渐渐趋于停滞，根本原因在于文化教条化，体制官僚化，后劲用尽，生命力枯竭。
中国曾向西方列强学习，结果学生总是被老师欺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语）。列宁不仅帮助中国革命，还声明要归还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这使备受欺凌的中国人万分感动，走俄国人的路便成了最崇高的选择。
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国知识青年大都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列主义作为神圣理想和道义准则。这种影响渗透到我们这个世俗文化占绝对上风的东方国家的文化基因里。其中，显文化上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在隐文化上则包含着斯拉夫东正教文化－拜占庭文化－罗马文化－希腊文化。这种风格迥异的文化要素--超越世俗智慧，联通宗教精神--对我们的影响，比几个世纪以来欧美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精神影响可能更大，并且比今天我们生活中泛滥的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更加深刻。
几代中国青年深受俄罗斯与苏联小说、诗歌、绘画、音乐、舞蹈、电影的魅力感染。直到90年代，电影《红樱桃》轰动还勾起那一代人浪漫、豪迈的青春回忆。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保尔在烈士墓地思索人生的那一段话，还为大学生诵读。
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在经历了革命和建设的高潮后，乌托邦理想与官僚化体制之间形成尖锐矛盾，结果导致了60、70年代苏联的停滞、中国的动乱，还有南斯拉夫的中间道路。最后都不得不由内部发动自我改革，但到大多数结果都失败了。今天人们一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都摇起头来。只有中国、越南的改革还保持着体制的延续。
现代中国史有80多年了，自共和国建立算起有半个世纪了，改革开放也有20年了。虽然成就举世瞩目，但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一般估计还要50年。可是，为什么苏联的社会主义只有20年，就搞出了那么多世界第一，30年就成了世界超级大国呢？从根本上说，这归功于19世纪以前积淀的文化底蕴，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激励和鼓舞的民族精神。
历史既没有完美的过程，也没有理想的结局。我们太多顺潮流而走，总是一边倒，总觉得过去错了，却很难发现此时此刻自己有什么不对劲。我们忘记历史，或者把历史当作漫画，看作错误。由于缺乏冷静的历史反思，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走向让后人指责的新的荒唐里。只有到了一个极端，才发现另一个极端是真理；而走到另一个极端时这个极端又似乎是真理。
苏联解体后人们总结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比较稳定而成功；苏联以体制改革为先导，因为失去后盾而失败。今天人们却看到另一个问题，如果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体系建设跟不上，市场经济建设也会崩溃。还有更加本质的问题正待人们认识--如果没有文化的向导，像戈尔巴乔夫一样临时抱佛脚，用一些抽象概念制造舆论，改革只会是一场盲目的政治游戏。
表面上看，苏联体制解体缘于经济崩溃，而另一种内在联系却是，经济崩溃缘于人心失落。在苏联，改革者的政治功利主义取代既得利益者的政治功利主义，而在中国，旧的政治功利主义和新的经济功利主义并存，甚至合流。
新的迹象又在显现。俄罗斯经济屡屡陷入崩溃的边缘，但大街上的俄国人仍然保持着西方人一样的冷静、自信、尊严和高贵的气质。这种要发生在亚洲一些没有高级宗教文化的地区，包括在中国，会出现难以想象的混乱，甚至导致战争与分裂。
从俄罗斯文学艺术的复兴中，我们看到人们的血液里涌动着的民族精神。索尔仁尼琴在新出版的《倾塌的俄罗斯》一书中指出，如今能给俄罗斯人以力量，保证俄罗斯民族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也许只有俄罗斯的文化。
普京上任代总统，就去参加东正教仪式，发表一系列体现俄罗斯民族性格的言论。9·11事件之后，普京明确表示，俄罗斯文化属于西方文化。极端民族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也对山姆大叔表示同情。这表明，俄罗斯已经开始了它的第四个发展周期。
【"前苏联"一词好奇怪，苏联就苏联，怎么就成"前苏联"？有"后苏联"么？有"前俄"、"前纳粹"、"前罗马"么？】
●日本模式：天皇、武士支撑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现代化--所谓"东亚儒家文化"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日本是个孤岛上的单一民族。自古以来，岛民们孤独与自卑，因此对外部更有好奇和渴望。他们总感到自己处在强大的世界帝国--先是中国，后是西方--的压力下，因而要奋发图强，急起直追，全面学习，主动改革，提升自己的实力。
日本文化不圆满，但很独特。人们心理上的孤独、内向、恐惧、自卑，却养成谨慎、防范、节俭的品质，而在行动上却表现为开放、外向、勇敢、进取、自大。在受到西方强势文明冲击时，它也曾一度采取闭关锁国的消极防御政策，但当人们意识到锁国无效时，便全力以赴地学习西方，并展开一场为生存而竞争的急行军，紧接而来的是对他国的主动侵略。
与之鲜明对比的，中国自认为世界中心，泱泱大国，多元文化综合，并趋于高度成熟，几乎完美无缺--对所有事物见惯不惊，实际上失去内在活力。每次改朝换代，新统治者都以旧的方式重建秩序。即便受到不同于古代蛮族的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也很难在文化深层反省、批判、怀疑、重建自己，只在外在的层面模仿、适应外来因素，并麻木、陶醉于物质生活里。
过去，人们只是看到日本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并将日本和中国划在同一文化圈内。但事实上，即便是日本从中国照搬过去的儒学思想，也已受到与中国完全不同并相互隔绝的社会背景的深刻改造，改变的幅度并不比西方宗教改革小。
在中国，国家是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放大形式，国家权威虽然高高在上，但它在辽阔的帝国疆域里要打许多折扣，而周期性的改朝换代更抹去了它的神圣性，在日常生活中就几乎无关痛痒了。因此中国伦理中，孝是忠的基础。尽管有时"忠孝不能两全"，要舍孝而尽忠，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朝廷为官的人才需要。儒家"忠孝"原则在日本，就完全反过来了。
日本天皇是大和民族的最高象征，自4世纪以来，皇室一直是日本占统治地位的家室。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天皇是事实上的统治者。其它时候实际控制权旁落在摄政者、顾问、退位天皇、幕府将军等人手中。由于天皇经常没有实权，也就没有以他为中心的个别性利益集团，他反而能够超越政治权力斗争，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一直不受挑战。
天皇虽是傀儡，任命权臣的权力还在他手中，他也保持着自己的行政机构。普通武士和平民忠于他们直接的领主--大名，大名忠于幕府将军，将军则忠于天皇。这使大和民族获得了稳定而统一的精神权威，形成整个民族近代转折的精神支点。
二战后，天皇保留下来，使日本的民族象征和权威中心得以再生，成为这个民族主义国家快速恢复和发展最重要的基础。
武士是天皇制度之下一个古老而稳定的社会阶层，相当于西方封建制度下的贵族和骑士。明治维新以后，政府大力推行近代教育制度，通过强制普及教育，传播忠于天皇的儒教思想，雇用有能力的大学毕业生到政府部门工作，不问其家庭如何。社会则以受教育的程度来分类，武士阶层与受到良好教育的农民、商人形成流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教育获得知识分子成员的资格。
这样，武士由一个固定的阶层转化为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近代精英群体。这个群体同时继承了武士固有的社会中坚地位以及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精神（即"武士道"），成为近代化的主体，推动了工业化运动，军国主义扩张以及战后重建。
"忠诚"维护天皇的绝对地位，表现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文化特征。天皇给全体军人的命令中强调儒家的美德：忠诚、礼仪、勇敢、信义、节俭。而中国国民党军队中强调的军人精神则是学识、信义、仁慈、勇敢和严格。古代朝鲜士兵的品质则是忠诚、孝顺、信义、仁慈和勇敢。从差别中可以看出，日本重视忠诚而放弃仁慈。
中国儒家看来，仁慈才是最核心的美德，忠诚主要是一个人内在良心上的真诚，它表现在言行上时还有受到自己理智的制约，也就说不是无条件的盲目服从。但日本将忠诚视为对主人的绝对真诚，甚至可以牺牲生命。孔子的"臣事君以忠"，在中国被解释为"臣子以一种不违背自己的良心的真诚来侍奉君主"，在日本则解释为"家臣必须为君主奉献出全部生命"。
为协调忠于天皇与孝顺父母及社会和谐的矛盾，一方面强调忠的绝对地位，要求在孝与忠矛盾时，无条件地服从忠诚。另一方面日本政治思想奠基人圣德太子宣布禁止天皇专政，以避免作为最高权威象征的天皇不与社会大多数人的舆论相矛盾。
中国的道教对于现实的政治生活完全没有兴趣，只是以一种神秘主义的方式谋求个人在尘世的幸福和长生不老之道。但它在日本却变成了国教--"神道教"，它认为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以此激励爱国主义和天皇崇拜。
明治维新后，日本大力引进西方式教育，但又实施严密的监督，保障教育的目标是促进国家利益，培养国家需要的有文化的公民，而不只是个人的发展。要求学生们"勇敢地献身于国家，以此来保卫和维持我们的与天地同存的帝国王权的兴盛"。
1945年以前，出于良心的和平主义运动是被禁止的。日本人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几乎从未盛行过。人们总是服从统治者、侍奉父母、尊重兄长、顺从集体及多数派的意志。良心在日本文化中是没有地位的，君主的命令比个人的良心重要得多。
现代日本的文化基础不是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而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二战后被迫接受与西方接轨的民主体制，但社会生活基本上是传统的国家至上、集体意识，所谓团队精神仍是武士道精神的延续。日本一度让西方人羡慕不已的企业制度及企业文化就是"大锅饭"、"终身制"，据说还是照抄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鞍钢宪法"。说明与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及其集体主义精神有同构性。日本传统文化资源不及中国优厚，关键是他们不仅接受外在的文明，而且塑造了自己的灵魂。
日本成功地解决了没有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秩序、效率、公平等问题，但也面临自我定位和未来选择的种种矛盾与危机。
它的发展存在先天缺陷：一是没有西方信仰之下的普遍理性、平等与正义，也缺乏中国式的仁爱、宽容与和平，它的强大往往给别的民族带来抑制；二是与其它非西方国家一样，主要是功利主义地学习西方现成的科技，缺乏现代文化上的原创力。
●亚、非、拉的现代之癌变：文化自主日渐丧失，政治腐败越陷越深，经济效率极端低下，社会动乱频频发生
社会政治腐败哪里都有，但欧美的民主政治的体制下，腐败少得多，尤其是北欧社会高度廉洁。相对而言，南欧的意大利人要严重一点；政治腐败最严重的在亚洲、非洲，拉美也不少，常常导致社会的严重动乱乃致秩序的彻底崩溃。
原因不单是制度的问题，与制度背后的文化基础相关。当人们内心拥有基本的信仰，由此派生出普遍的理性原则，法律和公德就能够得到自觉的约束，政治权力就能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而一个没有普遍的精神信仰的社会，人的追求限于世俗利益，物质欲望容易膨胀到失去约束的程度。世俗权力总会有一些无法约束的死角，那里必然产生腐败。最后的崩溃也难以避免。
制约政府，行政法治化，限制权力的无限膨胀，这是现代潮流。但决不能因此而弱化政府对于环境、资源、人口、生态、国防、秩序、文化、教育、科学等方面的功能。强有力的政府对于欠发达的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尤为重要。
他们面对西方军事、政治、外交的强大压力，尤其是市场经济造成的垄断，马太效应，胜者通吃，要迎头赶上外部进程，只有通过内部政治手段，对国家经济实行强有力的监控甚至统筹，集中整体性的优势资源，形成内部经济的动力体系。尤其是培养由高级知识精英组成的知识分子阶层，提高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建立高素养的公务员队伍，促进政府管理的现代化。
在东南亚，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主导，大批脱离乡土的中国人的务实经营，与土著文化的撞击、交融，形成了以资源型、劳力密集型低级工业产品为主的经济模式。但由于官僚腐败，国民缺乏现代文化素养，缺乏现代科技的创造力，只是依附于西方经济中心，充当原料基地、低级产品加工场和消费市场。1998年以后的动荡，就是这种脆弱结构的总暴露：
一方面无法从外部抵挡市场本身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内部由于财富积累、贫富分化造成腐败和仇恨。
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实质，并不在于政治权威对经济干预太多，还是太少。这些国家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建立的民族主义专制政府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任务，参与了最初的经济复兴，启动了经济市场化进程，并推动市场向外发展。
但是持久的和平日渐淡化了当初的民族凝聚力，没有健全的民主制度，政治操作缺乏透明度，形成黑箱操作，黑金政治，强权至上；文化沦为经济市场的傀儡，民族精神日趋瓦解；民族共同体退化为日益腐败的利益集团，沦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以华人为主的实体（政治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大陆中国除外）成功实现经济起飞的优势在于：
一是继承了中国人实用主义、现实主义、技术主义生存方式及千年文明积淀的高度智慧；
二是把传统家庭、家族、乡里等小圈子里的和谐人与人关系，发挥于经营网络之中；
三是离乡背井的人们，在脱离祖国后的生存压力之下，孤立面对异己文化的挑战，被迫融入并形成自新意识；
四是脱离了传统母体内的乡土社会，摆脱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包袱，以及实现社会革命与重建的巨大代价。
但是，突出的问题也存在：一，没有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和理性精神，只有物质层面上增长、扩张，难以确立人的精神归宿。二，体制上逐步向西方民主体制靠拢，但人们内心缺乏相应的理性精神，传统的道德日渐瓦解，共同价值难以确立，腐败和争吵消耗越来越多的力量，甚至造成动荡。三，所接受的西方科技没有文化根基，缺乏创造活力，只漂浮在世界潮流里。
在黑非洲，民族独立曾经启动了一些国家的现代进程，但大多随即走向死胡同。官僚体制形成腐败的无底洞，工厂、农场离开了外国人的管理，就会破产。没有文化建构的支点，没有精神重建的基础，便只有现实的当下的谋生活动。
人们把为他们提供工作的白人或黄种人作为救主，甚至以乞讨所得为炫耀。许多人以自己的肤色为耻，一些黑人妇女用有毒药剂漂白身体，甚至期盼与外国人生一个混血儿。最好是成为白人，黄种人也行--"不能牛奶加咖啡，澄汁加咖啡也行"。
在东非一个大国的首都国际机场，我的行李在托运过磅时发生了问题。一位黑人男服务员极有礼貌地对我说："对不起，部长先生，您的行李超重了５公斤"。我问他是否要补交行李托运费他望着我笑了，露出满口的白牙，没有作答。我又问应当补交多少行李超重费他仍然不回答，只是朝我微笑着。离登机时间不到15分钟了，我发急地厉声问他："你究竟要怎么办？"这位黑人避开我的问题，转脸轻轻对我的随行人员说："先生，让我们商量一下。"不到５分钟，商量结束，黑人服务员把我的行李送上传送带。事后，随行同志告诉我，其实很简单，他有一筒中国绿茶，一条中国卷烟，全部送给服务员，行李超重费自然免交了。
在这个国家，一位新华社记者申请报考驾驶执照，训练考试如期通过了，还要进行路考。他接连考两次，主考人员没有指出他什么问题，只是望着他笑着说："先生，下次再来。"第三次去考试时，他提了两瓶法国红葡萄酒放在驾驶座旁边。主考人望着葡萄酒说："开车是不许喝酒的。"记者回答说："送给你在不开车的时候喝吧。"主考人笑了，于是他拿到了驾驶执照。
有一次，我去中部非洲一个国家的首都，访问一家国营造船厂。一走进工厂大门，就感到整个工厂呈现着一种破落、衰败的景象。接待我们的造船厂厂长是一位膘肥体胖的中年人，他满脸油光，腹部高凸，穿着一身崭新的笔挺的猎装，左胸前挂着一条绶带、一枚铜质奖章。问他工厂的生产情况，他说要问分管生产的副厂长，问他经营情况，他说要问会计师，我问他具体管些什么他说他是政府的代表，他对政府负责，他不管具体事务......事后，我才了解到，这家工厂每年亏损达数千万非洲法郎，全厂工人只能领取正常工资的80％，而厂长工资是工人工资的12倍，他每天开着小卧车到工厂里转悠一趟便回家。
有一次，我到一个国家的分管文化事业的部门去商谈新闻文化交流的问题。接待我的一位相当于副部长的中年官员，是欧洲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一身巴黎产的名牌西服，老远就闻到他身上的巴黎香水味。他告诉我政府财政十分困难，他这个部门买公文纸张的钱也没有，希望中国提供援助。这时，两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秘书打开他身边的电冰箱为我们准备饮料，我看见冰箱里从高档的烈性酒到进口的饮料应有尽有。这位官员共有四位女秘书。
又一次，我作为新华社代表团团长，由我国大使陪同，拜会这个国家的新闻邮电部部长。通知我们上午９时会见，我同大使准时来到部长办公室门口，没有任何人迎接。我们敲了敲门，出来一位女秘书拦住我们说，部长还在进早餐，请我们到秘书办公室稍候。整整坐了30分钟没人搭理，我和大使正准备取消会见，一位女秘书过来说，部长现在可以会见我们。走进办公室，我发现部长相当年轻，衣着考究，精神焕发，只是谈话不着边际。在简单寒暄之后便谈上次在使馆吃到的中国菜，接着便以开玩笑的口气问大使，什么时候再请他吃饭，并逼着大使当场定出具体时间。在会见的半个多小时中，部长谈的大都是中国菜和法国菜的比较。我几次提出两国的新闻合作问题，始终不能引起他的兴趣。【摘自郭超人《新华社记者眼中的非洲大陆》，报刊文摘】
认为西方的全球化进程，必须看到本身宗教文化、贵族文化的作用。在非西方，人们普遍认为与现代文明相悖的国家主义、专制主义、集体主义、保守主义、封闭主义以及大锅饭、公有制、终身制，恰恰是各民族独特的自我发展的道路。
人类历史并不存在单线的、唯一的、共同的发展模式，并不存在一条普遍的"现代化"道路。一个民族发展不是依靠外部推动，而是凭借内在力量的激励、积蕴和发挥。开放、接轨只是外在条件，文化反省和新的文化建构才是内在根本。
●外人看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遗产：那决不是一个停滞的时代，其主要问题恰恰是高速工业化带来的副产品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言过其实（而且经常赋予虚假成分）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的评论家们所重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现在却倾向于对它作出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这种倾向与现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赞不绝口，而对中央规划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