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研治佛教思想而有成者，如胡适、汤用彤，自哲学史立场作外部研究；如吕澄、印顺，则取佛教本位作内部研究。 后者立意于佛门宗旨的燃灯续焰，故相对而言，提要之作多于专题之作，传承之功多于发明之功。但吕氏亦承受近代学术方法的熏染，兼习梵、巴利、藏、日等多种 语文，故能遍览三藏，直探本原，考订文本真伪，辨析义理异同，已入现代学术境地。
概而论之，吕氏于佛学一门，点面结合，有述有作，台湾佛教史家蓝吉富有言：“如果综合起来衡量，在广度与深度上，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佛学界的第一人。”以其治出世之学，故拟为地隐星焉。
1943年，欧阳渐辞世，吕氏继任内学院院长，并去函同门的熊十力，请他撰文悼念。而熊以“侍师之日浅，又思想 不纯为佛家”的理由谢绝，并附寄其致梁漱溟函，对竟无佛学作露骨的贬抑，由此引发两人近半年的书信往还，作拳击式的学术论战，亦现代儒佛思想史上一大讼诤 也。至于论战过程，大抵熊氏多凭主观印象，而吕氏立足文献实证，江灿腾评语称“熊露出无招架之力的‘窘态’”，又指“熊氏依然自我回护，语多遁词，拒纳吕 澄意见。吕澄则不满于熊氏为传统佛学‘伪书’思想张目，语气激越，再三讥嘲熊氏之‘不学无术’。遂使熊氏在垂六十之年，面临最大的窘境。为维护门面，不惜 改作信稿，转移焦点”。
按：吕、熊二氏，可视作近代唯识学说两极的代表：吕氏继踵竟无，以文献批判方法治佛学史，“存真求是”，是为主 流，为正统；熊氏反出师门，而假借佛家思辨之力，别创其形而上的“新唯识学”体系，是为潜流，为异端。吕、熊关于佛教精义的论辨，略近乎胡适、铃木大拙关 于禅宗的论辨，为实证与玄理之争，亦隐含“考据”与“义理”之争、“学术”与“思想”之争也。
诗曰：真伪善从文本求，佛门奥义发千秋。纷纷书札频来往，驳得熊公满面羞。
74地异星白面郎君郑天寿 唐长孺
唐长孺（1911-1994），江苏吴江人。
魏晋南北朝之史学，现代以来，自陈寅恪创立典范，继起的名家数唐长孺、周一良（太初）、田余庆三氏。周厕身寒柳于门墙，少年即头角峥嵘，惜中道不继；田成 长红旗下，稍嫌成果未丰。故唐氏去世后，周拟联语，以周、田两人名义挽之云：“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为祭酒。”则尊其为并世第一人矣。
唐氏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先在中学供职，复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颇受吕思勉、李剑农影响；四十年代转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自此凡半世纪而无所变更，阅历可谓平淡之甚。
唐氏早年治辽金元史，抗战时转攻中古一段，自此力作迭出，一发而不可收拾。他探讨魏晋六朝史事，为全方位的观察，如论九品中正制、士族、寒人、客与部曲， 属政治社会方面；论孙吴宗部、曹魏士家、魏周府兵、魏晋州郡兵，属军事方面；论魏晋户调制、西晋户调式、西晋田制、北魏均田制、魏晋至唐的官府作场及工 匠，属经济方面；论晋代北方各族、魏晋杂胡、拓跋，属民族方面；论清谈与清议、魏晋才性论、魏晋玄学、魏晋南北学风、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属思想学术方 面；论魏晋北方天师道、北朝弥勒信仰、范长生、李弘，属宗教方面。
大抵唐氏论学，由微观入手，史料坚实，考辨细腻，而选题不失其大，思路不失其广；又习惯写有创见的专题论文，而不愿作综述性的长篇大论。所 作先后汇辑为论文集《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续编》、《拾遗》，最为其一生心血所寄。此外，关于唐史及辽金元史的论著，则收入《山居存稿》；其中属于文化 史、社会史性质之作，由弟子另编为《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仅有的两种专著《唐书兵志笺证》、《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皆篇幅短薄，论述 精简，实亦论文的扩张耳。《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为晚年编撰的讲稿，则精力已衰，史观亦旧（魏晋封建论），虽融贯其心得，终不复当年之勇。
出于扩张唐代史料的需要，唐氏复主持整理新疆吐鲁番古墓所出文献近两千件，编刊为《吐鲁番出土文书》凡十册（后合并为图文本四巨册）。又在武大创立“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并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年刊，培植新人，树立学统，固斯学一代宗师。
唐氏初治魏晋隋唐史，即精研陈寅恪论著，深得其治学三昧。1988年中山大学举办纪念陈寅恪学术讨论会，他题诗有“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句， 盖以义宁史学的“教外别传”自居。而陈氏五十年代致唐函有谓：“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亦对他特加青眼。
按：陈氏有《桃花源记旁证》一文，将陶潜《桃花源记》的“寓意”等同于“纪实”，坐实为两晋间北方坞堡的影射；而唐氏所撰《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则 一反陈说。此亦如陈氏极赏识张荫麟，而张乃有商榷之作《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黄永年曾有《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的驳陈 之论，也堂而皇之地寄赠陈氏。如此，方是纯正的学人态度。西人谓“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盖重道尤要于尊师，不能以师长之是非为是非；治学者固有师，而学问本身岂有所谓师耶？
诗曰：好景珞珈宜久居，不今不古几新书。义宁门外深深拜，转胜及门周太初。
按：陈寅恪自谓“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盖戏指其中古史研究而言，殊不必更作曲说也。
75地理星九尾龟 陶宗旺
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兴人。
历史地理为征实之学，亦忧患之学也。盖国族每逢外患，舆地之学则兴。明末胡马南下，乃有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历代宅京记》及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联翩而出；晚清由内陆边患而重西北史地，由西力东侵而重世界史地；三十年代日人步步进逼，复有禹贡学派的兴起。而谭氏为禹贡学派中坚，亦 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标志人物，故拟为地理星焉。
按：探讨历史与地理的关系，可有两种取径：一自地理角度观察历史变迁，即历史的地理观，近人如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 布》）、沙学浚（《从政治地理看胡人南下牧马》、《南渡时代与西迁时代》、《西安时代与北平时代》）皆是；一自历史立场观察地理沿革，即地理的历史观，谭 其骧、严耕望可作代表。前者重在揭示宏观的历史背景，而后者则由历史细节入手。
谭氏早年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社会系，颇受潘光旦影响，有志于移民史、民族史研究；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即由潘氏指导，并深得其赏识。其日后的论著 中，有关地方族群的《粤东初民考》、《播州杨保考》、《湖南人由来考》及《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有关历史族群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羯 考》、《记五胡元魏时之丁零》、《辽代“东蒙”“南满”境内之民族杂处———满蒙民族史之一页》，皆属此一旨趣的延伸。
他1930年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复受知于顾颉刚，以后共同筹建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遂以历史地理（沿革地理）为终身的治学取向。
其所考论述，大抵由战国以至近世，由行政区划以至自然地理，如秦郡、两汉州制、唐代都护府、宋代分路、金代路制、元代行省、明代都司卫所，如黄河、碣石、 云梦泽，皆有涉猎；此外，分析《山海经》的地域范围，考释楚文物鄂君启节、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地图的疑难，讨论上海地区古今的自然与人文地理，辩证丁文江 《徐霞客年谱》、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疏误，亦多可观。
总观其平生撰作，无一专著，主要论文已收录于《长水集》（二册）、《长水集续编》。论其方法，则无非于基础文献下死功夫，借此根柢而参校群书，遂能辨其异同，发其隐奥。
至于《〈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的大海侵》、《碣石考》及《云梦与云梦泽》诸文，则多根据文献记 录的时代差别，以辨析河、湖、海的地理变迁，并澄清后世的混淆与附会，实与古史辨派的方法相通，亦即胡适所谓“历史的方法”耳。
个人著作之外，谭氏更重要、也更闻名的贡献，自数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一役。此图集凡八册，继承清末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规模，而另起炉灶，以历史文 献资料为主，以考古学新资料为辅，自史前以迄清朝，范围广阔，著录详尽，考订精确，为中国地图史上的空前巨制。其功用之大，影响之广，不言而喻，谭氏为此 耗费近二十年心力，亦可谓功不唐捐。
按：稍后台湾有程光裕、徐圣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精密固不逮谭编《地图 集》；然《地图集》的内容仅限于单纯的疆域沿革，而《历史地图》则另立都市、产业（农工商）、水利交通、社会（人口与名人）、美术文物、战役等篇，自具特 色，实可补《地图集》的局限，惟大陆不易见耳。
谭氏少年时代尝入读左派背景的上海大学，并参加共青团，国民党清共时一度被捕；以后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始潜心学问。
晚年弟子闲谈：“如果你那时找到了组织，继续参加革命，现在大概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了，至少也应该是部长级干部。”他答：“但也许早就死了，或者成了党内的反革命。”此固久经政治风雨者的见道语。呜呼，不亦可幸耶？
文革后恢复招收研究生，得人不少，以周振鹤、葛剑雄声名最著；葛侧重人口与移民，而周侧重政区沿革，近年则治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固已脱离师门宗旨而自成一派矣。
诗曰：半生光景此销磨，万里神州纸上摩。惆怅百年殖民史，凭君收拾旧山河。
76地俊星铁扇子宋清 胡道静
胡道静（1913-2003），安徽泾县人。
中国历代儒林文苑中人，论学多独尊儒术，故于四部群籍，每重经而轻子；子部文献之中，又偏重秦汉以前，唐代以下几无人收拾。及至近世，在“重新估定一切价 值”的新语境下，经学门庭崩坏，诸子学始取而代兴。而西洋文明东渐，国人唯科学是尚，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作为子部杂家之书，亦因之大放异彩，胡氏即藉 其对《笔谈》的校理而见重于世也。
胡父怀琛、伯父朴安，皆绩学之士，于文史哲多有著述；胡氏幼承家学，又师从陈乃乾治版本目录，于文献之学早有根柢，年未弱冠已著有《公孙龙子考》、《校雠学》（与胡朴安合作）。
他少年时代得读美国Carter《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又作《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一书，始知印刷术最关键的改良为宋代活字印刷，其事即见诸沈 著《笔谈》；由此遂宝爱其书，此后每见相关史料则录以备考，“逢书即览，握管便录，习与性成，所以也分不清究竟是当做工作来干，抑或是视若娱性乐事。”如 此积二十余载功夫，至五十年代撰著《梦溪笔谈校证》两大卷，汇聚版本校记二十余种以作校勘，钩沉历代典籍数百种以作参证，更广泛征引近人科技论著以作疏 通，蒐集之功，无以伦比，仅由古籍整理立场视之，亦奇峰突出、力能扛鼎之作。随后复有《新校正梦溪笔谈》，乃据《校证》删繁就简，意在为一般使用者提供准 确而简要的文本。至于晚年《梦溪笔谈导读》、《梦溪笔谈全译》之类，则炼乳兑水耳。
按：《校证》一出，国内外盛誉交集。顾颉刚致函胡氏，比之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海外的胡适也颇留意此书，在日记中称：“胡道静校证《笔谈》，功力甚 勤，是近日新出的一部好书。”后来又向人特别提及：“胡道静最近校正[证]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很够标准的书。”老胡、小胡五百年前本是一家，又同 属安徽籍，今已尊老胡为宋江，则拟小胡为小弟宋清，可乎？
《笔谈》之外，胡氏最萃力于古农书及农史方面：前者如《稀见古农书录》、《稀见古农书别录》、《沈括的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种艺必用〉在中国农 学史上的地位》及《徐光启农学著述考》，后者如《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古农学资料概述》、《释菽篇———试论我国古代农民对大豆根瘤的认识》、《粱 为周氏族所植粟之优良品种说》及《古代瓜类考》，皆收录于《农书?农史论集》。其他概论一般文献、类书、《道藏》及《天工开物》等科技古籍，则另见于身后 编订的《中国古代典籍十讲》。此外，论毕昇、黄道婆、徐光启等等，尚多有未编入论文集者。
概而言之，胡氏虽以科技史名世，而论其方法，则大体不脱文献学范围，究其实际，只可谓科技史文献研究，或科技史料研究而已。然其用志极专，用力极深，“抄 集群书，疏证一书”，不仅足为中国科学史编纂的羽翼，亦可代表旧朴学传统与科学史观念的结合，诚不可无而难再得矣。
文革期间，胡氏因受长子牵连，以反革命罪名入狱近十年。他原已完成四十余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百余万字的《中国古农书总录》，以及《南方草木状》、《苏沈内翰良方》校本，《熙宁字说钩沉》与沈括佚著五种的辑佚，皆为多年心血所寄，而一旦灰飞烟灭，哀哉。
按：当海内翻腾之际，学人著作手稿如唐兰《中国文字学续编》、《六国铜器铭文研究》及《高本汉音韵学批判》，范祥雍《山海经补疏》、《东坡志林广证》，钱 仲联《钱牧斋诗补笺》，皆因抄家而遗佚；唐筼手书陈寅恪诗稿三册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全秩，为中大校方收缴，至今亦不知所踪。此固一代知识分子共同之痛 史也。不仅如此，十载之间，已成著作的毁损固指不胜屈，当成而未成的著作更何由统计耶？
诗曰：考史研经岂足夸，致知格物此奇葩。笔谈校证千牛力，海外推扬有本家。
77地乐星铁叫子乐和 吴梅
吴梅（1884-1939），字瞿安、灵支鸟，号霜崖（厓），室名奢摩他室、百嘉室；江苏长洲（今吴县）人。
近世研究戏曲的大家，群推王国维、吴梅二氏，而吴尤专于此业，钱基博云：“曲学之兴，国维治之三年，未若吴梅之劬以毕生；国维限于元曲，未若吴梅之集其大成；国维详其历史，未若吴梅之发其条例；国维赏其文学，未若吴梅之析其声律。”浦江清亦谓：“静安先生在历史考证方面，开戏曲史研究之先路。但在戏曲本身之研究，还当推瞿安先生独步。”故拟之为地乐星，宜矣。
当清末时，苏州一带昆剧表演风气未坠，吴氏自幼耳濡目染，并从昆曲名家俞宗海（粟庐）问艺，遂奠定其曲学根柢。
吴氏早年为南社成员，撰有《风洞山》、《湘真阁》等剧，借古喻今以鼓吹民族革命精神；入民国后，有感于政治黑暗，意气消沉，乃转向研究、教学方面。1917年，应蔡元培之聘至北大任教，遂使戏曲研究一跃而跻身现代大学讲坛。以后复执教于东南、中山、中央大学，始终不舍其教授生涯。
吴氏始以《顾曲麈谈》一书成名，稍后《词余讲义》（后改名《曲学通论》）则据《麈谈》更加以邃密；两编皆融贯旧曲学，总结条例，而参以己见，揭示南北曲（散曲、剧曲）在作法与唱法上的规律，为横向的研究。随后有综贯金元明清的《中国戏曲概论》，专论一朝的《元剧研究》（即《元剧研究ABC》），勾勒出中国戏曲史的全局，评点各家的得失与流别，为纵向的研究。晚年所著《南北词简谱》，则集曲牌体式之大成，贯窜群谱，校其短长，订其正误，使归于一，并附以考论，自称“竭毕生之心力，而所成者仅此”，盖视之为平生的代表作。此外，又有《词学通论》，亦偏重声韵律，而通贯历朝；其他散论、读曲记、曲话、序跋、笔记尚多，虽未尽谨严，仍多独到，俱见《吴梅全集?理论卷》。
吴氏又以藏曲雄视海内，珍稀曲目凡六百种，曾校订一百五十余种，编印为《奢摩他室曲丛》初、二集；而三、四集甫印就，竟与原本同毁于一二八淞沪战役，虽为现代国难史中一小厄，却为戏曲文献史上一大厄。
总观其论学特色，在于能制曲（填词），能谱曲（制谱），亦能度曲（唱曲），兼研究、创作及演唱的素养于一身，以本色当行而研治戏曲，故重在总结条例，而疏于发明史实，重在辨析曲律，而疏于考订本事，可称内部研究；相较之下，王国维于戏剧缺乏现实兴趣，而仅作文学史意义上的考辨，可称外部研究。然而王氏更接近现代学术的范式，是以论者指吴为“古代曲学的殿军和终结”，而王为“现代历史学曲学的开山”云。
按：近人如汪辟疆、钱仲联以诗人论诗史，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以词人论词史，吕澂、印顺以佛门中人论佛教史，叶昌炽、叶德辉以藏书家论文献史，谢稚柳、徐邦达、启功以书画家论书画史，皆从内部着眼，而近于吴；与此相对，陆侃如、冯沅君与萧涤非之于诗史，胡适、胡云翼之于词史，胡适、汤用彤之于佛教史，陈登原、王重民之于文献史，郑昶、童书业之于书画史，则纯以研究者身份自外部入手，且多运用新派的历史方法，而近于王。
吴氏门户广大，从学者以卢前（冀野）、任讷（中敏）成名较早，有“南卢北任”之目；其余许之衡、俞平伯于词曲，蔡桢、唐圭璋、赵万里于词，蔡莹、王玉章于曲律，王起（季思）于元杂剧，钱南扬于宋元南戏，常任侠于傀儡戏，童斐于古乐，或多或少，皆各承吴氏学问的片断，似可谓盛矣。
然浦江清悼吴氏之亡而感慨系之：“凡学问有为潮流所趋者，有为时代所弃者，有赖书本文献足以传后者，有非接近其人，得其指点，不能妙悟者。故如戏曲史目录考订之学则考据家之事，今方兴未艾，如材料增多，方法加密，后者可胜于前。至于南北曲之本身原为一有生命之艺术，由词章家作曲，音乐家谱唱，艺术家搬演，合此数事以构成一整个之生命。一旦风会转移，此艺术亡，此门之学问亦随之而亡。……其卒也，必有绝学不传于世者，后之人莫能问津焉，此最可悲悼者。”此即所以王静安之学后继有人，而吴瞿安之学人亡政熄也。至于今日，虽尊奉瞿安为祖师者，实亦不能不私淑静安。则吴氏曲律之学已成广陵散，谥之为“ 曲学最后一人”，实为切当；而《南北词简谱》之作，终不过屠龙之技乎？
与吴氏约略同时有姚华（茫父），著《菉漪室曲话》，始以校勘、辑佚方法治曲，亦近代曲学的前驱。
诗曰：南北光阴苜蓿盘，大千囊括戏台宽。静安考史瞿安律，词曲名家并二难。
78地捷星花项虎龚旺 张荫麟
张荫麟（1905—1942），自署素痴；广东东莞人。
张氏未出茅庐已头角峥嵘，与夏鼐、钱锺书、吴晗合称清华文学院四才子，又与同样出身清华的贺麟并称“二麟”。其中张、吴皆治史学，皆少年英发，而张中年夭折，吴半路从政，其学俱未大成；二氏各有专长，张方面更多，气象更大，故梁山点将，舍吴而取张。以其著作早成，捷才无匹，故置诸地捷星一席。
张氏1922年考入清华学校，在校时已勤于著述，深得梁启超赏识，当面称他“有作学者的资格”；毕业后藉公费留美，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哲学及社会学，不待五年期满即返国，故未获博士学位。当时陈寅恪向傅斯年荐之云：“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材，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也。”可谓推许备至矣。
张氏论学多方，而以史学为归，留学时致友人张其昀函有谓：“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 ”而其最重要的成就，乃在两方面：一为科技史，如《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纪元后二世纪间我国第一位大科学家———张衡》、《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书之造法》、《〈九章〉及两汉之数学》、《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沈括编年事辑》、《燕肃著作事迹考》；一为宋史，如《南宋亡国史补》、《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失败之均产运动）》、《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宋太宗继统考实》。凡此在当日多属开拓性的选题。其次复有两方面：一为思想史，包括就老子年代问题对梁启超的辩驳，就中国哲学史问题对冯友兰的评论，于朱熹的太极说、王阳明的知行说、洪亮吉的人口论亦各有评述；一为古史，包括对顾颉刚古史方法与见解的质疑，对《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平议。其余散论尚多，论哲学论政治，评人物评图书，新旧中西，无不涉猎。今人所编《张荫麟文集》、《素痴集》不过辑其要目，尚未完备。
此外，更有通史《中国史纲》（又名《东汉前中国史纲》、《中国史纲[上古篇]》）一种，虽意在普及，篇幅无多，然高屋建瓴，突出关节，加之析论精简，文笔流动，实为平生学力精神的融贯，宜乎一纸流传，而誉者如云。
按：胡适晚年评张氏著述云：“集内的尚书考一篇（按：当指《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他的方法和我的（〈易林〉判归崔篆）的方法一样，算是全集中最好的一篇。还有一篇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材料写的沈括传（按：当指《沈括编年事辑》），也写得很好。此外好的文章很少。这个人可惜死得太早了！” 又指：“张荫麟以前的文章都发表于《学衡》上。《学衡》是吴宓这班人办的，是一个反对我的刊物。……他与他们那一班人相处，并没有成熟。”胡似因反感《学衡》派，而于张氏评价过苛。尽管如此，胡公以近古稀之年，仍表示欲读《中国史纲》一过，则《史纲》之作，固亦足以入其法眼也。
张氏早年苦追伦明之女伦慧珠，而婚后不偕，复钟情于容庚长女容琬；抗战时与伦离异，而容另有所归。此后他由西南联大转往浙江大学执教，并兼《思想与时代》月刊的编务，生活忙乱无序，竟以肾炎发作而猝亡于贵州遵义。
诗曰：南蛮小子早登堂，同学清华各有光。至死春秋才卅七，义宁方始著文章。
按：治学之成或不成，人各有其因缘。张氏寿仅三十七岁，已为文近两百篇，百余万言；而陈寅恪则三十七岁时，始撰写平生第一篇论文《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使陈年寿如张之短促，固一无所成；使张写作如陈之矜持，不亦一无所成耶?
79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孙 陈梦家
陈梦家（1911—1966），浙江上虞人。
近世以治甲骨文驰誉于世者，前有罗振玉，后有陈梦家，皆祖籍浙江上虞。罗氏晚年参与满洲国政权，学界因人废言，一度盛传其《殷虚书契考释》为剽窃王国维之作，可谓近代学术史上的最大冤案；而陈氏上世纪五十年代购得《考释》手稿，私下告知商承祚：“《殷虚书契考释》的稿本被我买到了，完全是罗的手笔，上有王的签注，印本即根据此稿写定的。”得此最有力的证物，此案终焕然冰释。则罗陈之间又增因缘矣。
陈氏自小聪颖，十六岁考取中央大学法律系，同时师从徐志摩、闻一多，开始新诗写作；大学毕业取得律师执照，但随兴所至，继续耽于诗艺，著有《梦家诗集》、《铁马集》。三十年代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两年后复入燕大研究院，从容庚研治古文字。其早期论文如《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五行之起源》，每多附会想像，可见闻一多式的思路；稍后转趋平实，多作专题综述，则更近乎容庚的作风。
陈氏最有影响的著作，当数《殷虚卜辞综述》一种。其书七十余万言，有条不絮，全面而能深入，集当时甲骨文发现及研究之大成，以个人的理解与判断，于前贤学说或评述，或融贯，或修正，并为后学指示门径。虽历半世纪之久，至今仍不失为甲骨学的最佳总结。
其他撰述尚多，出土文物方面，有《西周铜器断代》两大册，上编以器物为单位作个别考释，下编对器物铭文及纹饰所表现的内容作通贯论述，虽未最后完稿，仍系青铜器系统研究的罕有巨制；又主持编写《武威汉简》，另有论文集《汉简缀述》，于边防制度、职官、地理、年历皆有细致考辨，亦为简牍研究史上的经典。传世文献方面，有《老子今释》、《尚书通论》，后者尤为近人关于《尚书》最有价值的文献学综论之一。另，关于历史年代问题，则据“纸上之材料”作《六国纪年》，据“地下之材料”作《西周年代考》。其余散篇论著，则辑为《陈梦家学术论文集》（未刊）。此外，于流散西洋各处的青铜器极费心力，编有《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第一集、《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亦属不可无的基础性工作。
总而观之，陈氏的研究范围贯通秦汉以前，而以出土文献为中心，始治甲骨（殷），复治铜器（周），再治简牍（汉），于此近世三大古典遗物，各成就第一流的专著，诚不易得。据说他“不但以一种专家自居，而以种种专家自居”，包括 “文字学、金石学、古器物学、历史事实考证、地理考证”等等，或非空穴来风乎？以其治学费时少而成果多，效率甚高，故拟为地速星。而论其学风，则闻见广博，论述系统，善作综合，是其所长；然因涉猎极广，考订或有粗疏，亦不精于文字考释，是其所短。按：陈氏1957年中箭落马，与向达、雷海宗、荣孟源合称史学界四大右派。当日唐兰撰《剥去右派分子陈梦家所谓“学者”的画皮》，肆意作人身攻击；后辈李学勤亦撰《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藉学术讨论作政治批判；然二氏皆斯学专家，就学术论学术，亦不无言中之处。
1966年文化革命猝起，陈氏被批斗，并禁锢于工作所在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后人描述其结局有云：“他用西方式自杀未成，十天后，终于用东方最古老最原始的方式结束了生命。”盖始服安眠药，因药量不足而未死，其后终上吊自绝于世。得年仅五十五岁，犹是今日所谓中年学者而已。陈氏业余雅好收藏，所藏有漆器、版画、竹刻，尤以明代家具最多最精。
诗曰：博古声名又上虞，可怜革命是穷途。雪堂遗稿分明在，留与人间好辩诬。
80地镇星小遮拦穆春 唐兰
唐兰（1901—1979），字景兰，号立厂（立庵、立盦）；江浙秀水（今嘉兴）人。
唐氏以古文字及古铜器研究知名于世，而其人实博学多通，非仅专门家而已。吴世昌曾对唐作大言：“当今学人中，博极群书者有四个人：梁任公，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虽属友朋间的戏语，亦非尽虚言。
唐氏少年时代就读商业学校，后改习医，仍不好之，又自学诗词，亦如鲁迅、郭沫若、李方桂之弃医从文；复就学于无锡国学专修馆，颇以诗词见赏于师友，而又转治小学，成《说文注》四卷。后北上谋生，受知于罗振玉、王国维，遂身与近世学术潮流。
按：王国维二十年代有谓：“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友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立庵孤学，于书无所不窥，尝据古书古器以校《说文解字》……”此即所谓“古文字学四少年”，论各人著作，商氏零碎不成系统，柯氏从政而少有成，以容氏最为齐整；然若论学问的博洽、见解的精微，则容亦需让唐氏一头地也。
唐氏在古文字方面的论著，早期有《古文字学导论》，在个人心得的基础上，概述上古汉字的演变及特征，以及考订文字的方法，并特别突出偏旁分析法，在古文字考释多流于射覆猜谜的时代，树立起规范化的学术标尺；又有《中国文字学》，突破传统的文字观，提出“三书说”，简明地将汉字划分为象形、象意、形声三类。而具体的文字考释，则大都见诸《殷虚文字记》、《天壤阁甲骨文存》两书，知难而上，每多新解。零篇如《获白兕考》订正董作宾的解读，亦耳目一新。论其境界，在古文字学史上，似仅于省吾、裘锡圭可与相匹。胡厚宣云：“唐兰先生聪敏细密，于省吾氏通豁谨严，孙罗之后，识字独多。若唐氏《获白兕考》及《古文字学导论》、《殷虚文字记》、《名始》、《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诸书，多发前人所未发。于氏《殷契骈枝》正续编，亦时有创解。其功固不在郭董下也。”不过，杨树达针对唐著《古文字学导论》则有批评：“唐意在针贬容庚、吴其昌，所言非无是处。但以其所著《天壤阁甲骨文存》核之，觉其行不逮言。因《导论》极力非议罗振玉臆测识字法，而《文存》之识字，却全用臆测法也。”
晚年尚有《殷虚文字综述》，将可识的甲骨文增至二千余字，并重新作出分类、隶定及考释，惜尚未整理刊布。
在青铜器方面，论文已汇辑为《唐兰先生金文论集》，其中《周王害夫钟考》、《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诸篇，释文断代，尤为深造自得之作。另有专著《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虽仅成周穆王以前部分，但在文字释读和器物系年上多自出机杼，已足以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之外独树一帜。
其他方面的论述尚多，包括中国文明起源、先秦史地与文献、侯马盟书、石鼓文、敦煌遗书、诗词、书画等项。较特出者如关于音韵，早年有《切韵中所见隋唐以前的韵母考》、《“韵英”考》、《论唐末以前韵学家所谓“轻重”与“清浊”》，另有未刊稿《致陈寅恪书》，亦讨论《切韵》问题；关于帛书，晚年有《〈黄帝四经〉初探》、《马王堆帛书〈却谷食气篇〉考》、《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对晚近的简帛研究深具影响。
此外，待刊稿亦为数甚伙，除去“文革”间遗佚的《中国文字学续编》、《六国铜器铭文研究》及《高本汉音韵学批判》，尚有《商周文字研究》、《古籍新证》、《尚书研究》、《石鼓文图录》、《宋词校注》一大批。
唐氏好作大计划，而多未完成；已完成者，又多有亡佚；未亡佚者，又多有待整理；已发表者，则散落各处，至今多未结集。故一代未尽之才，颇觉身后萧条。相比之下，陈梦家年寿不及，功力亦逊之，但能集中精力，善于著书，正成一对照也。
按：唐氏尝谓：“考据之术，不贵贪多矜异，而贵于真确。所得苟真确，虽极微碎，积久自必贯通。不真不确而但求新异，虽多奚以为。”其意固有理致，亦可见其学风；然因此之故，其学自不免于“微碎”，且多仅成初稿而缓于公布矣。
唐氏为人，颇热中趋时。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他私下“请求”胡适推荐；两年后江山易主，他在《人民日报》刊文，表示能参加党训班是“无比的光荣 ”，遂为胡适所讥。反右时他更积极响应，撰《剥去右派分子陈梦家所谓“学者”的画皮》，不惜对旧友落井下石；1961年政协座谈会，宋云彬日记云：“章乃器搬弄许多数字，表示对农村缺乏劳动力及去年粮食减产之说怀疑，唐兰驳之，谓章诽谤了大跃进。”亦可见其左倾；毛泽东去世后，唐氏以《主席活在我心中》为题作悼词，初拟作一百首，而写至二百余首犹未了。忠心如此，被生前所在的故宫博物院追认为中共党员，宜矣。
按：五十年代以后，世易时移，旧知识分子积极向党靠拢，亦大势所趋。如陈垣七十九岁入党，竺可桢七十二岁入党，黄云眉六十三岁入党，梁思成五十八岁入党，贺麟八十一岁入党，皆其例。
诗曰：国专无锡以诗鸣，追认党员身后荣。四少年中君最健，却教朴学掩才名。
81地嵇星操刀鬼曹正 邹衡
邹衡（1927-2005），湖南澧县人。
现代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先后以李济、夏鼎为领军人物，运筹帷幄，号令群雄；晚近张光直声名藉甚，惟隔岸观火，于田野考古终隔一层。而始终身处前线，扎硬寨、打死仗者，必以邹氏为第一猛将。梁山泊地嵇星，疑为地稽星之讹，故以掘地稽古的邹氏当之。
邹氏1947年考入北大法律系，后兴趣旁移，转读史学系，师从张政烺、郭宝钧、夏鼎等名家；毕业后，在新成立的考古专业攻读副博士（研究生）。以后任教北大历史系，由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终其一生，皆无职无官。
邹氏平生论述的精萃，见于《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及《续集》两编。《论文集》运用地层学、类型学方法，以考古材料为主体，以文献材料为参证，“由已知推未知”，分 别讨论年代分期、夏商文化、周文化问题，虽仅七篇专论，而皆扎实精悍，代表近半世纪大陆考古学的最高水准。《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指出郑州遗址 （二里岗）早于殷墟，并初步总结殷墟文化分期；《试论殷墟文化分期》更进而依据器物与地层的共生关系，结合陶器、铜器及卜辞三者的演变序列，奠定殷商考古 文化的分期体系，其意义可比董作宾对甲骨文的断代；《试论夏文化》区别夏文化及商文化的类型，并论定偃师二里头文化（四期）皆属夏文化，石破天惊，招致四 面围剿，而终凭藉后来的新发现而大获全胜；《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提出郑州商城为亳都的新说，历经二十年论战，愈辩愈明，也愈难以撼动。（按：自王国维以下，治上古史者固无不知引据“地下之材料”，然多欠缺考古学训练，不过重文字材料而已；真能从考古学取径，以地层学方法整合文字材料者，实甚寥寥，而以邹氏为最杰出的代表。蒋 祖棣称邹著“主导了20世纪后20年夏商周考古研究的讨论，是迄今中国考古学界对黄河流域夏商周考古文化做通盘整合研究的唯一代表”，并将之与王国维《殷 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并列，视为近百年古史研究的里程碑式著 作，实非过誉。）至于《续集》，篇幅与《论文集》相若，却收录散论五十七篇，且论题仍多系《论文集》的延伸或修正，则以精力衰减，鸿篇不作，亦难脱故步 矣。
邹氏最重野外考古，并身体力行，参与或主持的考古发掘难以数计。山西天马-曲村遗址的发掘延续近二十年，培养人 材众多，尤费尽心力，主编《天马—曲村》四巨册，亦为考古发掘报告的空前巨著。又长期讲授商周考古学，并执笔编定《商周考古》讲义，为海内第一部高校考古 教材。此皆为人之学也。
邹氏于古迹勘探，心思绵密，独具只眼。七十年代初他断定燕国始封地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正逢“农业学大寨”，要 将琉璃河一带夷平，他乃向校方汇报，上达国务院农林口及国家文物局，才得以挽回，他回忆：“挖了半年没什么东西。于是我受到北大考古专业的批判，说我是欺 骗了中央首长。又过了一个月左右，发现了墓葬……这才不骂我了。”又，他曾确信晋国始封地在晋南天马—曲村一带，当时有人质问：“在晋侯墓发现以前，你怎 么能下结论说始封地在这个地方？”而历经十数年持之以恒，果然发现晋侯墓地，为晋国早期都城问题的重大突破。以上二事，堪称考古学史上的传奇；他日若有仿 西拉姆作中国版《神祗?坟墓?学者》者，此固不可不记也。
九十年代有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官方斥巨资的学术项目，以邹氏的学术旨趣及贡献，实最有资格居盟主一席。 但由于他一介布衣，缺乏学术资源，“首席科学家”多至四位，而竟不与其列，仅任夏代组组长及顾问虚衔耳。然此工程意在张大民族主义，动机不纯，牵强为之， 实为“不可能的任务”，邹氏不参与核心，不趟浑水，实免受声名之累，又何憾焉？
诗曰：二里头前辨夏商，哪知岁月去茫茫。殷墟文化凭君定，断代功如董彦堂。
82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 刘子健
刘子健（1919-1993），晚号半宾居士；贵州贵阳人。
现代的宋史研究，早期以邓广铭享誉最高，顾颉刚指他贡献最多，“实有筚路蓝缕之功”；陈寅恪也称许“其用力之 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晚近其友周一良更尊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学第一人 ”。然五十年代以来，格于政治形势，囿于民族意识，其写作多自我重复，方法不新，见解偏旧，不免英雄迟暮。而刘氏后起，有识力，有裁断，尤能推陈出新，突 破考证史学的樊篱，故厚此薄彼，奉之为“新宋学”的代表。
刘氏早年就读于清华、燕京大学（政治系），对洪业执弟子礼；后任燕大助理，沦陷时以反日嫌疑，两度入狱被刑。战 后曾任远东国际军事裁判法庭中方史料专员。随后问学于华盛顿、耶鲁、匹兹堡大学，获匹兹堡历史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匹兹堡、斯坦福、普林斯顿诸校，而在普大 时颇受牟复礼（FrederickW.Mote）等洋籍汉学家排挤，甚郁郁不得志。然藉北美汉学界的地利，奔走欧亚，于海内外史坛鼓吹宋代史学，影响风气 亦甚大也。
其中文著述，早期有专著《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综论欧阳修政学两方面的表现，扼要而透辟。论文集《两宋史研究汇编》，则堪称一生学思的精萃。其中最值得重视者为《背 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一篇，指出南宋在经济、文化乃至科技方面，都居当时世界之冠，为前工业时代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华丽的奇迹”；而且政治稳定， 内乱罕生，即使论军事，“从欧洲史上看，蒙古人攻无不克。而南宋对抗蒙古，前后有四十多年。和波斯、印度等各国来比较，南宋绝不能算弱。”高屋建瓴，巨眼 宏识，堪称重新理解南宋史的大手笔。《包容政治的特点》提出“包容政治”的概念，对南宋政治作切片式的剖析，有类乎《万历十五年》，而精确 又非黄仁宇可比。本土学人治国史，每有夸盛世而耻和局的倾向，故于天水一朝则重北宋轻南宋，《略论南宋的重要性》则一反时流，提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 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其他如《秦桧的亲友》，由秦桧亲友的事迹入手，解释秦桧的行事及当时的政治气候；《岳飞》着眼于宋代对武将（兵权）的防范心 理及士大夫的忠君意识，讨论岳飞被杀的制度背景；《宋代文化变迁之一———马球》，则由马球观察政风的转移，皆独具只眼之作。
刘氏长居海外，多以英文发表著作，撰有《ReforminSungChina：WangAn- shih（1021-1086）andhisnewpolicies》（宋代变法：王安石及其新政），编有 PoliticalInstitutionsintraditionalChina：Majorissues（传统中国的主要政治制度），论文尤多；译为 中文者，仅得《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种，于其两宋史观作出新的综合与修正，并加以理论化。
大抵而言，刘氏治史的特色，在于兼有比较政治学的素养，且深具问题意识，故于史料文本不仅就事论事地考订与梳理，而能多方观察，超出纸面，见其立体。出于此知识背景，他一贯强调士大夫思想与政治间的交互关系，主张自政治史立场检讨宋代思想史。
诗曰：治学群趋美利坚，刘家史笔尚新鲜。漫言南宋偏安耻，犹抗蒙元四十年。
83地妖星摸着天杜迁 萨孟武
萨孟武（1897-1984），原名本炎，字孟武，以字行；福建福州人。
近世学人好为雀战者，前有梁启超，后有萨孟武。梁有名言曰：“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而萨氏之钱财“黑板中来，白板中去”，亦传为笑谈。
萨氏早年留日，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系。20世纪20年代末曾主编名噪一时的《新生命》月刊，与周佛海、陶希圣、樊仲云皆自社会学立场承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同时又追随国民党，在学问上趋左，在政治上向右，自成营垒，时有“新生命派”之目。
按：有云：“萨孟武，是与周佛海、樊仲云办《新生命》时露了头角的，他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一书是颇下些工夫的，他总是不生不死的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风云际会说CC》，《中国内幕》，新中国报社民国30年版）
其中萨、陶皆以中国社会史为论学取向，惟萨侧重政治，而陶侧重经济耳。
萨氏早期广泛涉猎社会学、政治学、宪法学，著译杂多：引介西洋学术，如《阶级问题》、《现代政治思潮》、《西洋 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概论》、《政治学与比较宪法》、《宪法新论》；讨论现实问题，如《三民主义政治学》、《中国社会问题之社会学的研究》；另译有《新 国家论》（孟杰）、《社会革命论》（考茨基）、《社会主义社会学》（波格丹诺夫）、《法律与阶级斗争》（平野义太郎）、《近世民主政治论》（森口繁治）。 虽多属“拿来主义”性质的工作，而亦因此，得以奠定其现代学术根柢。
自30年代始，他即由西而中，由今而古，致力于研讨古代中国，至60年代完成《中国社会政治史》四册，由上古至 明代，以政治为重心，其特出之处，在于以现代社会科学眼光观察史事，实能在诸家中国通史之外独树一帜。又撰《中国政治思想史》，不乏史料之功，更有分析之 力，与《社会政治史》合而观之，则中国古代政治理想与实际间的交错图景，亦可以得其大要矣。
不过，萨氏平生最有奇彩、也最负盛名的作品，自数《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西游记与中国政治》、《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三部曲。此三书皆援古典小说名著入题，展开对传统社会诸现象的分析，文字浅出，见解深入，实为别具一格的社会史专著，绝不可以通俗读物视之。
按：萨氏以前，胡适曾谓《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我可以预言：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社 会风俗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教育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经济史（如粮食价格，如灾荒，如捐官价 格，等等）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政治腐败，民生苦痛，宗教生活的学者，也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已明白指出小说的社会史料价值。 萨氏以后，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引唐宋传奇、元曲、明清小说为据，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引小说、谚语为据，黄仁宇《从〈三言〉看晚明商人》、尹伊君《红 楼梦的法律世界》皆以小说为主要材料讨论专门史。
其中《水浒》一种，论世态论人情，穿透纸背，尤具史识。
按：《水浒传》蕴含深刻的政治社会信息，于中国民间社会亦深具影响，如清代天地会摹仿梁山泊的理想制度，毛泽东 活用《水浒》于方针政策，皆其例。萨氏于此顺风添火，宜乎其一纸风行。又，冯友兰借宋江纵谈领袖的道与术，钱穆由梁山好汉申论中国人的英雄观，其思路亦与 萨氏相通。
此外，萨氏晚年尚有《儒家政论衍义：先秦儒家政治政治思想的体系及其演变》，以孔、孟、荀三家学说为纲，藉中西思想发其奥义，藉古今历史辨其源流，将政治思想与政治 制度、政治现象三者打成一片，在中土学界可谓空谷足音。又编著《社会科学概论》，广泛取资，亦融入个人理解，为自具架构的入门书。另重写《西洋政治思想 史》，并大量附注中国先哲的言论或事例，大有潘光旦译注《性心理学》之风，实可作比较政治思想史读也。
其散论杂著，多收录于《孟武自选文集》、《孟武随笔》及《续笔》。集外如《民主政治的本质》，融贯西学，提纲挈领，亦能见其大。
在文化观念上，萨氏曾与陶希圣、樊仲云、何炳松等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鼓吹恢复中国本有的文化特征；在学术观念上，他立足于社会科学，反对繁琐的考证作风。萨氏尝谓：“由于考证学之盛行，于是研究文史的人往往不就大处着眼，而只对小处推敲。这个版本是什么字，那个版本是什么字，由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人观之，不甚重要。”又谓：“余 不反对考证。但认为考证只能助人于研究学问之时，解决一些问题。即考证在学术上只居于协助地位，而为一种手段，其本身并无单独存在的价值，所以吾人不宜为 考证而考证，满足于考证。自胡适之先生考证水浒传，红楼梦之后，此种研究作风影响于吾国史学界者甚大。许多学者喜致力于考证历史上微乎又微的事件，而又不 能由这微末事件的考证，求出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凡此二端，皆与胡适一系针锋相对，形成学界之“暗战”。
按：1960年，胡适在美接受采访，对雷震被捕深表不满；而萨氏针对胡的言论，复公开反驳。当日论者谓萨非有仇 于雷震，乃有怨于胡适：“远因中，最为人熟知的一桩，是台湾大学前校长傅斯年因病逝世，当时萨教授是法学院长，是传闻颇有继任台大校长呼声的一位，但是听 说胡适博士却力荐当时的教务长也是他的干女婿钱思亮博士继任。在近因中，最使萨氏气愤的一件，据说是去年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时，萨教授虽被提名，在开票 后，却发现他未得一票，因此，听说他一气之下，竟辞去了已担任多年的台大法学院长。”若然，论为人，萨氏假公事以报私仇，自失学者风度；而论治学，其时萨 氏《社会政治史》、《政治思想史》两大专著皆未完成，未获院士，固事出有因，然一票不得，确可见胡适派对他的排斥，此亦不平事也。
诗曰：早年心事近陶周，唯物思潮共逐流。小说洞明皆学问，西游水浒更红楼。
84地幽星病大虫薛永 童书业
童书业（1908-1968），字丕绳，号庸安，别名童疑；原籍浙江鄞县，生于安徽芜湖。
自顾颉刚祭出古史辨的大旗，争议虽多，而响应不绝，先后入其门下者难以数计；其中童氏学力既深，成绩亦多，且不 离疑古宗旨，堪称顾氏最忠实的传人。钱穆回忆四十年代时，顾“尝告余，得名之快速，实因年代早，学术新风气初开，乃以枵腹，骤享盛名。乃历举其及门弟子数 人，曰：如某如某，其所造已远超于我，然终不能如我当年之受人重视。我心内怍，何可言宣。”顾氏心目中“远超于我”者，自必有童氏其人，可断言也。
按：顾颉刚1965年在病中致童氏函云：“承告五事，具见爬梳抉剔史料之功力，无任钦服。有您这般的功夫和识 力，经与子打通，春秋史与战国史打通，发见前人所想象不到的问题。真是出人意外，入人意中。将来您的《春秋左传考证》成书，将发出永久的光辉。……倘使病 不能愈，真当衔恨入地。平生积稿，只有赖诸位至交为作整理。你为最知我者，所负之责任亦最重也。”（据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引）老师称许 学生，竟有如学生称许老师，最可见顾对童氏的赏识；而称童为“最知我者”，亦等于视其为传衣钵者也。后来又称童氏“记忆力强，理解力高，而亦由于解放以来 深研马克思主义，能用社会发展的眼光，求得各个事件之因果关系及其内在矛盾”（顾颉刚1973年致辛树帜函，据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 引），亦推许备至。
童氏自幼多病，祖父又为前清遗老，故长期在家接受旧式教育，熟读经史；藉其超凡的记忆力，于先秦古籍多能背诵如 流。二十岁以后接触顾颉刚著作，乃师其法以治史，功力与方法遂能相得益彰。1935年，顾请他赴京做研究助理，承担燕大、北大及禹贡学会多项工作；因他没 有任何学历，开始仅赖顾氏供其食宿，并由个人支付薪酬。
此后至抗战两年间，是他古史研究的勃发期，除自撰论文外，尝与顾氏合著《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墨子姓氏 辨》、《夏史三论》、《鲧禹的传说》诸篇，最引人瞩目。另代顾氏编写春秋史讲义，至抗战期间改订为专著《春秋史》，至今仍系春秋之际最佳的断代史。此外， 又多有上古地理的论著，为古史学的羽翼。
清人崔述的《考信录》系列，为古史辨派的重要渊源之一；惟崔著止于西周，故童氏当时欲续作《春秋考信录》，与 《春秋史》相辅而行。惜战时生活流离，资料零散，而终未成书。至晚年始重理旧业，完成《春秋左传考证》、《春秋左传札记》两种，一繁一简，以后合并为《春 秋左传研究》刊行。此著以《左传》史料为纲，而贯通坟典，题目实涵盖上古及西周、春秋时代，为平生考史心得的总结，似可视为《春秋考信录》的替代品；惟在 学问上已由博返约，在精力上亦难及盛年，故其论证方式不务周详，但求扼要耳。
童氏以追随顾颉刚起家，其治学以古史始，亦以古史终，看似纯然笼罩于其师的身影之下。然其壮年时代，精力旁移， 实际上长期脱离上古史领域。他后来对顾表示：“过去著述上最大之成绩，实为绘画史之考证，古史之著述不过补订我师之学说而已。”扬此抑彼，虽嫌夸大，亦事 出有因。
他早年学画，至三十年代复以疑古方法考辨美术史，如早期的《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及《新考》，颇能廓清中 国画史上南北宗起源的陈说；四十年代在上海博物馆工作，近水得月，更广泛涉猎瓷器史、器物史、服饰史领域；五十年代后顺应潮流，复超出考证学范围，从事历 史分期、社会形态乃至经济史的探讨；随后因应教学需要，又研治先秦诸子思想。
按：黄永年谓：“使我惊奇的是童先生对山水画南北分宗说的否定，这完全粉碎了我原先的山水画史概念，对我思想震动之大，不亚于读《古史辨》。”足见其突破性。南北宗问题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绝大公案，有关讨论可参张连、古原宏伸编《文人画与南北宗论文汇编》。
除春秋史诸作以外，其一生论著尚多，近时由后人分别汇集为《史籍考证论集》（二册）、《历史地理论集》、《绘画 史论集》（二册）、《瓷器史论集》、《古代社会论集》，另有专著《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先秦七子思想研究》，范围既广泛，论述亦能深入，前三种考而 后信，尤能体现其论学的精义。
中共建政初期，举国批判胡适派、唾弃考证学，作为胡适嫡系的古史辨派，亦受池鱼之殃；当是时，童氏乃撰《“古史 辨派”的阶级本质》等多篇文字，对顾师反戈一击，“给予无情之打击”。而顾私下则以为童氏“非存心谤我，乃在思想改造阶段中，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其忏悔，犹 之昔日以附我为敲门砖也”，又指“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
按：童氏在交代材料中检举顾氏又谓：“顾颉刚，旧胡适派，是我的先生。解放后在上海时，我去看过他几次，一九五 三年返沪，又曾去看过他。他到北京后，我前两次到北京，都去看过他。他请我吃过好几次饭……据说他请我吃好几次饭，是怕我再批判他。”（据《顾颉刚和他的 弟子们》引）可知两人交往不断。以后童先于顾而逝，其遗著《春秋左传考证》及《札记》承顾的推荐方得出版，则顾待其弟子亦仁至义尽矣。
在童氏批顾以前，顾本人已有《从我自己看胡适》之作，对胡适作政治讨伐；故童之批顾，亦犹顾之批胡，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皆以形势逼人耳。责人不如责己，又何怨？而对于顾的攻讦，当时海外的胡适表示顾“是我的老朋友”，“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自由意志，我还忍心责备 他们吗？”则胡、顾于其弟子皆能作“了解之同情”，可谓善为师表者矣。
童氏早年有神经质倾向，后发展为强迫性精神病（强迫观念症）。杨宽指四十年代时，童氏“害怕别人窜改他已发表的 文章和未发表的文稿，必须把这些文章、文稿用几层纸包封好，要我在上面签字和盖章，他才放心。……他临睡前还要用绳子把脚绑在床上，说是为了防止自己夜间 从梦中起来做坏事”（《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台]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页173-174）。又，童因病结识精神病专家粟宗华，并钻 研心理学及精神病学，曾托名出版《精神病与心理卫生》一书。然能医人而终不能自医，亦可哀也。
至五六十年代政治肃杀、运动剧烈，更是杯弓蛇影，事事可畏，乃至无中生有，诬人诬己。如肃反时他向所在的山东大 学校方递交《请求书》云：“我现在坦白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因为我的行为的客观效果，已经构成反革命罪行。”更写出长达万言的《童书业供状》交代：大陆 隐藏有一个以研究历史、地理为名的的反革命集团，实受美国情报局指挥，以顾颉刚为最高首脑，杨宽、王仲荦、林志纯为各地代理人，他与赵俪生皆系成员，云 云。呓语连篇，岂非革命时代之《狂人日记》乎？拟之为地幽星病大虫，正相宜也。
诗曰：学林争说禹为虫，疑古传人属此公。无处可逃党天下，可怜心事鸟惊弓。
85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唐圭璋
唐圭璋（1901-1990），字季特，号梦桐，晚号圭翁；江苏南京人。
近世以来，趋新一派的学界胜流如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皆曾究心于词学，然仅出其余力，纵居高声远，终非一代词宗。而旧派朱祖谋（彊村）以朴学方法治词，汇辑群书，校理异文，集大成而领风气，可谓近百年词学的大老，唐氏亦承其余绪者也。
按：唐氏为吴梅弟子，但对朱氏亦甚推崇：“近百年来，词人辈出，词集亦大量刊行，词学由附庸变为大国，盛极一时。……前辈笃好之专，用力之勤，钻研之深，搜集之富，校勘之精，为中外学者提供大量研究资料，奠定祖国词学复兴之基础，贡献巨大，功不可没；其间逝世最晚，影响最大之作家，端推朱祖谋氏，鲁殿灵光，举世景仰，良非无因。”并自承：“虽未曾趋前请益，然读其词作与论著，受益良多。”
唐氏自幼孤苦，十二岁始读小学，十五岁入读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颇承校长仇埰的识拔；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从吴梅学习词曲，考虑到学有专攻，遂专力于词，而定其学术上的终身。
朱祖谋校刻《彊村丛书》，收唐宋金元词集一百七十余种，虽精而未得其全；唐氏三十岁时乃发愿编纂《全宋词》，费六载之力而成初稿，至抗战时刊行。其书综合诸家词总集、宋人别集所附词、宋词选、佚词各项，并旁采笔记小说、金石方志、书画题跋、花木谱录、应酬翰墨乃至大型类书，得千余家、二万余首，辨其作者，正其讹字，补其佚篇，“集诸家之大成，创亘古之伟业”。是为唐氏一生最重要、也最闻名的贡献，可与逯钦立所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并列，为现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史上的两大文献工程。
按：在唐氏《全宋词》以前，同门赵万里已编定《校辑宋金元人词》，对他深有启发及影响；六十年代王仲闻代唐氏修订《全宋词》，增补二百四十余家、一千六百余首，功绩亦甚大，然因政治问题未得署名。
唐氏在搜集宋词的同时，亦附及金元词资料，以后编成《全金元词》；又网罗历代词学专著，编成《词话丛编》，吴梅许为“词林之巨制，艺苑之功臣”；又征引原始文献，以词系事，“以宋证宋”，编成《宋词纪事》。凡此皆词坛不可无之作。此外，《南唐二主词汇笺》总括诸家，《词苑丛谈》（校注）补缀出处，于前人皆能踵事增华；《宋词三百首笺注》详于故实，《唐宋词简释》偏于赏鉴，于后学皆能指示门径。
至于散篇论撰，精要者已见《词学论丛》。其中辑佚如《石刻宋词》、《〈四库全书〉中宋人集部补词》，考证如《宋词版本考》、《宋词互见考》、《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两宋词人占籍考》，校勘如《〈全宋词〉跋尾》及《续录》，皆由编集《全宋词》而引出。其他或编年，如《南唐二主年表》；或考订，如关于柳永、陈亮事迹，关于文天祥《念奴娇》词真伪；或札记，如《读词》五记；或论评，如综述历代词史，分论唐至清末词家。大抵而言，其考据皆出于典实，而论说每归于平正。
按：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一词，近人多疑其伪，夏承焘即主其说，而唐氏则自文献流传角度认为“不足以证明此词是伪作”；但另一方面，唐氏亦有《文天祥〈念奴娇〉词辨伪》，考定《念奴娇?水天空阔》一词非文氏作品，而与夏承焘辨岳词之伪相呼应。则其于两大“民族英雄”的词作，一论其真，一定其伪，皆出于就事论事，各自据实立论，正是学者风度也。
现代词学研究名家辈出，而一般推唐氏与夏承焘、龙榆生三氏成绩最多、影响最大。夏侧重人物事迹、音谱及声律，以考订见长；龙侧重词人述论、词体分析，并以词学的传布与普及著称；而唐则侧重词学文献的整理，与夏相比，考证之功不及，而搜辑之功远过之，为己之学不及，而为人之学远过之。盖其《全宋》、《词话》两编，总汇文献，求全求备，于词学实不可或缺，作为词学史上的基础性贡献，堪称空前绝后。故赵尊岳曾叹“其治学之专，为之低首”；程千帆评唐氏亦有谓：“并世学人如夏瞿禅（承焘）、詹祝南（安泰）、龙榆生皆治词甚专，然翁则专之专者。近贤始以清儒治经史之术治词……此可总称之曰词学文献学。翁可谓此学一大师也。”（程又评夏承焘“于词学有不可及者三”：“用力专且久，自少至老，数十年如一日”：“以清儒治群经子史之法治词，举凡校勘、目录、版本、笺注、考证之术，无不采用，以视半塘、大鹤、彊村所为，远为精确。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当世学林，殆无与抗手者”：“考订词章，每难兼擅，而翁独能兼之”。然此三事，不亦可持以誉唐氏欤？论唐则谓之“专之专者”，论夏则谓之“无与抗手”，两头说好话，则未免见佛拜佛、见鬼拜鬼矣。）以其最专于此，“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举为词学家的代表。
唐氏享寿甚高，然暮年体衰神竭，多主编“鉴赏辞典”耳。尝谓门人：“你读过夏老（承焘）主编的《金元明清词选》吗？那本书最好的就是没有收钱谦益等降清的变节分子，你编《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也决不可收钱谦益。”（按：唐曾自述：“余见《世界文库》中所载敦煌之《云谣集》错字颇多，因据伦敦、巴黎两本及罗振玉刻本写《〈云谣集〉杂曲子校释》一文。后见王重民校辑《敦煌曲子词集》及潘重规校辑《〈云谣集〉新书》皆完全不用罗本，殊觉非实事求是之道。”（《词学论丛?后记》）唐氏因钱谦益降清而排斥其作品，与王、潘因罗振玉附日而排斥其刻本，不过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皆“非实事求是之道”；唐之责人，岂非乌鸦笑猪黑耶？）此亦如钱仲联编《近代诗钞》，于郑孝胥、梁鸿志、汪精卫、黄濬诸家斥而不录，皆因人废言，不免局限于时代观念；较之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极力表彰钱谦益心事，其识见固远逊之矣。
诗曰：彊村大力奠词林，后起诸家各用心。赵宋风流归一手，狂沙披尽是黄金。
86地僻星打虎将李忠 戴裔煊
戴裔煊(1908-1988),广东阳江人。
时人论娱乐明星,每有偶像派与实力派之别,而学人亦然:前辈如陈寅恪、胡适,今人如余英时、张五常,皆能兼偶像、实力于一身；如沈曾植,如章太炎、黄侃师徒,如饶宗颐,则近乎偶像派；如洪业、齐思和、严耕望则可当实力派,而戴氏亦其列也。
戴氏1929年由中山大学预科升入本科历史系,受知于朱希祖、沈刚伯、朱谦之诸名师,毕业后复入中大研究院深造。因其家乡有双恩盐场,可上溯至宋代,戴氏由此触发,费数年心力,征引官私文献二百余种,撰成《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一书以充硕士论文。钞盐制乃两宋一大要政,为国家财政收入之所系,而此书“试用民族学家提倡的纵横两面探究途径”,阐明钞盐制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与影响,既博且精,论者誉为“是一部闪烁着学术光辉的卓越论著”。
按:戴氏指出:“宋徽宗崇宁以后,蔡京用事,大改钞法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以后,视钞盐钱为国家主要收入,钞盐制极力推行于东南,盐息所入,悉聚于中央。……宋室南渡以后,国用多取给于盐,主要也是依靠钞盐制度下所得的钞盐钱来供给。宋代外患颇仍,战争迭作,军费浩大,国家在风雨飘摇的状态中,怎样能够支持三百年以上?特别是南宋,以半壁江山,还支持一个半世纪。我们如果忽视了宋代社会经济结构中引钞盐制这个重要环节在各个时期所起的作用,对问题是不能得到正确彻底理解的。”高屋建瓴,足以揭示钞盐制在宋代的重要性。
稍后戴氏追随黄文山,赴重庆任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员,转而用力于西方民族学。其间著有《民族学史》,身后易名为《西方民族学史》出版,虽仅述评之作,而内容充实,条理明晰,至今在域内仍不可多得。他更凭藉民族学中文化历史学派的眼光,考掘境内民族史,接连完成《僚族研究》、《干兰———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棉种棉织流传入中国与西南民族的关系》三篇长文,皆视野开阔,史料扎实,可谓平生最特出的著作。尤其《干兰》一篇,详尽梳理“东南亚洲栅居文化”的源流与传布,在本土学界更属稀有,在论题上,已居凌纯声的“海洋民族学”之先；在方法上,又居汪宁生的“民族考古学”之先矣。
抗战后他由渝返穗,自五十年代院校调整,即一直任教于中大历史系。此后他研究的重心,主要在中外关系史,如《宋代三佛齐修广州天庆观碑记考释》,据碑铭证史,阐释宋代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如《中国铁器和治铁技术的西传》、《中国历史上对石油与天然气的认识利用及其与西方的关系》,亦着眼于技术文明的中西交流；如专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澄清“倭寇”问题的真相,突出其经济史及贸易史的意义,亦为眼光独到的力作。而在中外关系史范围内,又特别致力于澳门史方面,如论文《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关于萄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 专著《〈明史?佛郎机传〉笺正》,皆为考订细密的奠基性论著。凡此所作,在选题和论说上虽不免迎合世风,突出马克思主义或反帝爱国主义的色彩,然积力深厚,学风不坠,纵时移世异,终不失其专业价值。
按:明代以来,西力东渐的过程可分三阶段,而各以一邻海城市为中心:明清为澳门,晚清为香港,民国为上海。故澳门虽弹丸之地,实为东西方交汇的前沿,亦代表中国近代史的序幕,攸关中外贸易史、宗教史及文化史,学术内涵实甚丰富。而当澳门史在大陆尚近乎禁区之时,戴氏不计著作能否发表,奋力而为,堪称当代学术史上的“预流”者。
总观戴氏平生,论成就,在民族史(西南地区)与经济史(宋代)、中外关系(明代)三大领域；而论作风,则一以贯之,题目必求其专,材料必求其丰,论述必求其详,多为第一流的专题研究。惜其《钞盐制度》一书,四十年代因故未刊,迟至五十年代始得印行；而民族史诸篇,又发表在国共内战、江山变色前后,乱世仓皇,亦难获垂注。故他在资望上前不及民国名家,后不及红朝新秀,至今声名黯淡,拟之为地僻星,岂不宜乎?
戴氏与陈寅恪长期共事,自居于弟子辈,而陈亦重之。戴曾为《元白诗笺证稿》补充史料一则,陈后来特别说明:“此条乃戴裔煊先生举以见告者。《论语?子罕》篇云:‘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圣人之言,岂不信哉!”又,据说 1956年教授定级时,陈评戴氏云:“三级有余,二级亦可。”今日视之,陈氏此评似仍嫌保守,然试看同系的梁方仲,与戴年岁相同而成名在先,以一代经济史大家,亦不过二级教授而已。则寒柳堂眼中之二级教授,固可敌今之“国学大师”矣。
诗曰:考索干兰岂易为,钞盐制度费多时。学林此系实力派,举世追星知是谁。
87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夏鼐
夏鼐(1910-1985),字作铭；浙江永嘉(今温州)人。
李济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山,门下济济多士,而最杰出的人物,前有夏鼐,后有张光直。五十年代后,在惟危惟微的处境中,夏氏长期为大陆考古掌门,苦心经营,自有劳绩；晚近张氏挟西风以东渐,声势已远过于夏氏,惟隔岸观火,于田野考古终隔一层。论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张终不及夏也。
夏氏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从蒋廷黻习中国近代史；毕业后考取清华留美公费,因仅有考古学名额,遂转以实习生身份参与殷墟发掘。其后改赴伦敦大学深造,获埃及考古学博士,返国后入中研院史语所考古学组。1949年见机而作,拒随史语所迁台,以后北上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夏氏早期兴趣广博,于历代史事多有涉猎,远者如《魏文侯一朝之政治与学术》、《秦代官制考》,近者如《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初露头角,已显不凡。以后专注于中国考古,但眼光仍甚开阔,于一般考古学、史前考古、历史考古皆有论列；如《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一文,首次由地层学确定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一举纠正安特生关于甘肃远古文化分期的误说,意义甚大。而最专精、最特出者,则在中国科技史、中外交通史的考古研究两大领域:前者包括二十八宿、黄道十二宫、星图、玉璇玑等天文史问题,幻方等数学史问题,丝织品(尤其是丝绸)、织机等纺织史问题,马车、古船等交通工具问题,铜矿、肉红石髓、瓷器等物质文明史问题；后者主要以波斯、东罗马、阿拉伯金币为中心考述中外交流。视野开放,材料坚实,论证谨严,是其作风；而特别重视小型遗物的研究,积小见大,是其特色。
夏氏着述以散篇论文居多,曾编集为《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与科技史》,身后汇辑成《夏鼐文集》三大册。专书仅得《真腊风土记校注》一种,可见其治中西交通史,在文物材料之外,亦绝未忽略文献材料。另,演讲《中国文明的起源》尝以单行本刊行,为影响广泛的普及之作。
夏氏为人处世,似甚干练得体。四十年代在史语所时,颇受傅斯年赏识,傅赴美治病,他以副研究员身份代理所务,并能干预中研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尹达(原名刘燿)藉其由史语所而延安、由考古学而革命的红色资历,五十年代在考古所主持大局,夏仅能屈居其下,故陈梦家在鸣放时尝逼问夏氏:“你是不是有职有权!”又谓；“尹所长脱离实际太久了,以后夏所长能决定的事根本不用去问他,过去你跑得太辛苦了。”但夏、尹之间,仍相安无事,稍后夏更由尹介绍入党,至1962年终接任所长一职。
“文革”后,张光直拟促成哈佛与四川大学合作,在西南地区做农业起源考古,却因夏的极力反对而罢。盖夏氏始终拒绝中外合作,曾当面对张表示:第一、外国人的考古技术发达,中国人很难赶过,如在中国境内一起考古,中国人的成绩一定不如外人。第二、外国人不能相信。张后来指“这种心态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心态……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一个脚注”。则夏长期身处上层,绝怜高处多风雨,老来自不免暮气矣。
诗曰:三十馀春作主持,殷勤地下觅新知。史观史论俱刍狗,考古终究不过时。
88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隆 蒋廷黻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
每一时代皆有其“近代”,而每一时代的“近代史”皆为历史学的新疆。民国以来涉猎近代史者,有一显一隐两大流别:主流为学院派,引入西学方法,重事件重制度,重官方档案材料,胜在系统整齐；另有一潜流为掌故派,承续本土的“野史”传统,重人物重故实,重私人传闻材料,虽不免零敲碎打,然补史之功,亦不可忽。今日之域中,尽是学院派之天下矣。而论学院派的开山,则必以蒋氏为首要。
蒋氏留美十年,系统接受自高中至大学的现代西式教育,至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返国后在南开、清华历史系先后任教授兼系主任,尤其清华六年,为其个人治学与科系规划的黄金时代。
蒋氏留美博士论文为《工党与帝国》,以英国工党的外交政策为主题；此后他因地制宜,遂顺理成章地研讨中国近代外交。其代表作《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打破历来以“蓝皮书”(西方外交文件)为中心的史料限制,自中国本位出发,在浩如烟海的原始文献中下功夫,谨于去取,突出重点,纲举目张,每节引论亦有见解,实可见其通盘性的眼光,非仅史料汇编而已。得此一编,蒋氏遂被视为“替中国外交史导航的人”。
由近代外交,其论学更扩张至整个近代,如他本人所言:“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他以撰写一部权威的近代史为终生志业,而最终仅有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后改题《中国近代史大纲》)传世,然论述扼要,眼光远大,亦足不朽；另有专著《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忧世用世,乃有国际视野之作。重要论文有《琦善与鸦片战争》、《东北外交史中的日俄密约》、《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若干,皆以论带史的名篇。
按:鸦片战争为近代中国世变的一大象征,而蒋著《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突破俗见,为琦善翻案,并藉鸦片战争一役重估晚清史的得失,指出林则徐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且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思路明晰,议论警辟。
蒋氏论学,以历史为专业,而实以政治为方向；他不仅是史学家,亦是政论家。他于国际形势胸有全局,所论精辟透彻,且不离中国的具体处境,不作抽象的概念游戏。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半的《独立评论》时代是他论政的巅峰,也是他一生最有光彩的段落。观其一生遗文,亦以时论文字为多,身后汇编为《蒋廷黻选集》六册 (台版)；而真正的专业论著,不过《中国近代史论集》一册(台版)。他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固然使其精力多消耗于史学之外；然而他论史之所以高出群侪,实亦得力于其政治视界也。
蒋氏以议政而蒙蒋介石赏识,1935年走向政治的不归路,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台)常驻联合国代表及驻美大使等要职,被称为“民国以来学者从政最有成就的一位”。而他虽感念蒋介石的知遇,但一生始终谢绝加入国民党,并一度拟另组“中国自由党”以挽救政局,则他身在政治江湖,终不失书生本色。考古学家李济回忆,他曾问蒋氏:“廷黻,照你看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还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蒋当时反问:“济之,现代的人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张骞以西汉使节而凿空西域,蒋氏隐以自比,其言下之意,似谓史学家较之外交家更能名留后世；则蒋氏本人终成张骞而非司马迁,亦不能无所憾乎?
五十年代(台)中研院设立近代史研究所,由郭廷以一手筹创,可谓半世纪以来近代史学的最大重镇。郭氏早期治史亦颇受蒋氏启发,然无论郭氏本人,抑或他培养的近史所群体,皆属于踏实之学,而非高明之学,在学风上固不能继踵蒋氏也。
诗曰:晚清痛史赖重编,一战全输鸦片烟。传世藏山亦辛苦,不如投笔作张骞。
89地全星鬼脸儿杜兴 唐德刚
唐德刚(1920-)，安徽合肥人。
晚近以著史赢得雅俗共赏者，有黄仁宇、唐德刚、高阳、吴思诸家。黄 藉《万历十五年》名动一世，动辄“大历史”，而以今律古，强牵史事以就己，实为历史目的论；高出入文史，惟往往信口开河，流于附会，终嫌“野史”作风；吴 以“潜规则”概括官场黑幕，以“血酬定律”解释帝国起源，亦声名鹊起，然近乎“厚黑学”一路，仍不脱民间智慧。即以史笔而论，亦皆不及唐氏之生龙活虎也。
唐氏抗战期间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受教于金毓黻、顾颉刚、沈刚伯、缪凤林、贺昌群、郭廷以等名师。1948年留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以后留校任教；曾兼任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及亚洲学系系主任，授课极受追捧。
唐氏以通俗化、本土化的历史写作驰名，所著以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最为重要，亦最有影响，《晚清七十年》尤称代 表作。其书突出关节，分论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义和国与八国联军、袁世凯与辛亥革命四大主题，每穿越时空，以异代人物史事相比拟，打通古今，知 人论世，是其特色，虽非史学正途，却非正途史家所能为；下笔更信马由缰，虽稍显枝蔓，甚至流于油滑，然议论跳脱，嘻笑成文，无疑是最引人入胜的中国近代 史。另有《袁氏当国》，述论北洋政府时代，实即《晚清七十年》之续，然见解多承前作，笔力亦有不逮。至于他提出中国历史两次转型论，并将近世至今的第二次 转型比喻为“历史三峡”，则大抵不过西方现代化史观山寨版，亦不无黄仁宇大历史观的意味，其本人虽津津乐道，而理论思辨终非所长。
唐氏又是中国口述史学的开创者，五六十年在哥大先后整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 录》，皆民国史不无或缺的参考文献。其中《胡适自传》一种，他更以杂文笔法为注解，借题发挥，指东打西，可谓文献注释史上的创体。另有《胡适杂忆》，亲切 生动，亦为就近观察胡适的奇作。其他学术杂论，复多见于《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两编。
唐人刘知几论史学素养，特举才、学、识三项；今观唐氏，则“才”、“识”俱佳，“学”虽稍逊，而能另增一“ 趣”字。其书以论带史，借古说今，处处有我，可称史话(史谭)兼史评(史论)的现代变体。其长处在文笔、在议论，史料则顺手拈来，考订亦偶有粗疏，故不符 合今日学院派史学的标准；然在学术专门化、匠气化、细碎化的时代，叙事史的传统自不当绝，史有别裁，不可无此一家也。以其文章诙谐百变，姑拟之为梁山泊鬼 脸儿，可乎？
唐氏五十年代居纽约时，与胡适交往密切，但他在学问上自有立场，对胡虽尊重而不迷信。胡当年最喜引用唐代洞 山和尚(良价)事教导后辈：洞山极敬其师，而旁人问洞山：“你肯(赞同)先师也无？”答：“半肯半不肯。”问：“为何不全肯？”答：“若全肯，即辜负先师 也。”唐氏由此引申：“对老师我们要‘半肯半不肯’。……不肯定胡适的大方向，中国便没有前途！不打破胡适的框框，中国学术便没有进步！”其意甚是。学林点将，评判前贤，不亦当“半肯半不肯”耶？
诗曰：大历史观殊浪传，血酬定理野狐禅。淋漓哪及唐公笔，大话同光七十年。
90地短星出林龙邹渊 冯家昇
冯家昇(1904—1970)，字伯平，生于山西孝义。
出于华夏中心及王朝正统观念，中国旧史家较忽视边疆民族及其史迹；清人稍重之，而迄于近世，受西方汉学刺 激，风气更为之一变。傅斯年在创建史语所时特别指出：“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 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这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 重虏学呢！”辽(契丹)史为“虏学”一大分支，民国以来，推冯家昇、傅乐焕、陈述三氏为斯学名家，而冯所成更不限于此。
冯氏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史学系，师从洪业、顾颉刚；硕士毕业后任教于燕京、北京、东北诸大学，又与顾颉刚合编《禹贡》半月刊。1937年应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之邀赴美访学，至1947年返国，后历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冯氏于辽史方面，有《辽史源流考》、《辽史初校》、《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皆系对《辽史》的文 献学梳理，曾汇辑为《辽史证误三种》；又有《契丹名号考释》、《太阳契丹考释》、《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则是对名物制度与信仰观念的钩 沉；另与魏特夫合著《中国社会史：辽》(H istory ofC hineseSociety：Liao，907-1125)，负责史料汇编及注释部 分。
此外，冯又与美国富路德合撰《关于中国火药之西传》，自撰论文《火药的发现及其传播》、《伊斯兰教国为火药 由中国传入欧洲桥梁》及专著《火药的发明和西传》，博引中外史料以互证，考定火药的发明及传播路线，无论对于科技史、军事史或中外交通史，皆深具价值，并 有声于国际学界。
因东北沦陷的现实刺激，冯氏的治史范围遂由契丹史扩张为东北民族史，原拟以十年之力撰著《东北史地》；而赴 美后，其重点复由东北民族转向西北民族，并因此研治维吾尔族早期使用的回鹘文及突厥文。以后撰有《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回鹘文 契约二种》及《一九六○年吐鲁番新发现的古突厥文》；另主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虽仅名曰“史料简编”，而纲举目张，有概论有引语，再附以原始文献及前 人论著，实为特殊体例的维吾尔史长编。
总而观之，冯氏平生成就，主要在辽史、火药史、维吾尔史三项，而多侧重于史料考订层面，表现出典型的民国学风。其论文的精粹见诸《冯家昇论著辑粹》。
冯氏六十年代又参与《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北部分的修订，故郭沫若撰《李白与杜甫》，在考证李白出生地(中亚碎叶)时曾向他请教，然书中只字未及；冯氏遗孀晚年遂指郭剽窃冯著，詈之曰“骗子”，此亦当代学林一小公案也。
冯氏治学勤苦，生活草草，在友朋中有“文呆公”之号。留美十年，了无洋派习气，平日饮食所好，不过虾仁、青菜、面汤，并每言：“只要有这样的生活，我就非常满足了。”因专注于《地图集》课题，虽有心脏病而不顾医生警告，终致血管破裂而逝。
诗曰：冷淡生涯是此途，契丹史事费描摹。学林双剑谁联手，反共名流魏特夫。
91地角星独角龙邹渊 姚从吾
姚从吾(1894—1970)，原名士鳌，字占卿，号从吾，后以号行；河南襄城人。
元朝作为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之一部，在中国史上为最具异族性的朝代；而元史一门，以关涉中外文献，在中国史研究 中又为最具国际性的学问。晚清激于外患，西北史地之学勃兴，元史亦成显学。入民国后，陈垣、王国维各有所成，而学力限于中文史料范围，所谓“土法”是也； 陈寅恪挟西法以入禹域，异军突起，然仅昙花一现。迨至三十年代，留西新锐先后归来，斯学遂成“海归派”的天下矣。
海归一代，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皆问学于伯希和，出手不凡，以后大陆推为元史三家，惜俱后劲不足，有若程咬金的三板斧；而姚氏浮海渡台之后，成绩丰硕，且引领风气，海外扶余，亦足以王也。
姚氏原毕业于北大文学院史学系，复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深造，同时从张相文游，初有志于地理学；1922年通过留 德考试，入柏林大学，师从汉学家佛朗克(OttoFranke)、蒙古史家海尼士(ErichHaenisch)。返国后历任北大、西南联大史学系教授兼 系主任。
姚氏的主要著述，已见其自编《东北史论丛》两册、身后所刊《姚从吾先生全集》七册(台版)；其旨趣在北方边疆民 族史，早期曾涉猎匈奴史，后专注于辽金元时代，尤以元代为重心。专题论文甚多，于契丹的政治习俗(君位继承、世选制度、捺钵文化)、军事组织、民族(汉城 问题)，于蒙古的战争、选举制度、民族(南人问题)、人物(忽必烈、元好问、丘处机)、思想学术(孔学)、文献(《蒙古秘史》、《心史》)，于辽金元的民 族文化(汉化问题)，于辽宋关系、辽金疆域沿革、辽金元长城、辽金元通事、金元全真教，于南宋对蒙古的抵抗及相关人物(余玠)，皆有踏实而专深的考论。专 著则有辽金元三朝讲义，内容扼要，史料充实。另有《国史扩大绵延的一个看法》一文，是他平生罕有的通论文字，也是他历史文化观的结穴，特别凸显本土儒教文 化的维系及同化能力，虽民族意识过于浓厚，可视为由近世国难而生的文化心理回应，然心之所忧，孰能无情哉。
姚氏早年长居德国，极推崇兰克的实证史学，尤重视伯伦汉所总结的兰克治史方法，一生在课堂上鼓吹最力；其《全集》第一集《历史方法论》，即其晚年最后讲稿，以中土史料为例说明外域史法，简明而能切实。他最重视史源学(Quellenkunde)，特别强调“直接史料”，如《阿保机与后唐使臣姚坤会见谈话集录》即贯彻这一观念的代表作；又能重视非汉族立场的原始文献，故有《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校注》、《张德辉〈岭北纪行〉足本校注》、《汉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译及注释》(与札奇斯钦合作)，亦见特识。
按：傅斯年论历史研究法，亦首先区别“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盖傅同样浸淫于德国学风，亦深喜伯伦汉的名著《史学方法论》也。又，陈垣于元史学为姚氏前辈，姚善于综合史料作专题研究，似即继承陈氏作风；而陈亦极推重姚的西学训练，至四十年代多讲授史源学课程，即反受姚氏之影响欤？
姚氏1948年出长河南大学，稍后中共兵临开封城下，乃化装为老农逃脱；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主持辽金元史研究室。李敖曾任其助理，后来有谓：“我从前有位老师叫姚从吾，是辽金元史专家，非常用功，最后死在书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看书，就好像一只狗熊进到玉米园里，折一根玉米夹在腋窝下，左摘右丢，弄了一夜，出园时还只是腋窝下那一根。”令人绝倒。
按：据说钱锺书尝言：“西南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李之于姚，恰如钱之于吴，皆以弟子而嘲笑师尊，才情狂态，堪称无独有偶，在文坛可谓绝代双骄。然以姚氏之笨，而成就如此，固远胜于吴宓之笨，足为世间笨人吐气；而李敖天赋聪明，到底终属文人，在思想学术上又何所成耶？
早期门人有杨志玖、李埏、方龄贵；赴台后，陶晋生继其辽金史方面，萧启庆继其元史方面，杜维运继其史学方法方面。
诗曰：元朝秘史久模糊，蒙语还原亦畏途。一任狂生嘲太笨，读书原是笨功夫。
92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贵 邓之诚
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号文如居士、明斋、五石斋；江苏江宁(今南京)人。
王锺翰回忆五十年代初，红朝史学大老翦伯赞在会议上曾针对邓氏发言：“有些人自恃有些旧学底子，就对抗思想 改造。我奉劝某些人，不要自视过高，这些‘国学’知识都是封建糟粕，将来都没有用。”盖邓氏未受现代学术训练，治史而近于掌故家，在民国时已属旧派，至此 唯物史观当道，更显不合时宜。郭沫若早年斥鲁迅有谓：“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则邓氏在学问上亦近之矣。
邓氏生于官宦世家，自幼随宦长期客居川滇，多承父教，曾就读云南两级师范学堂。北洋时期开始执教北大，同时任国史编纂处民国史纂辑、《新晨报》总编辑。后长期任教燕京大学历史系，门下成名者甚众；至1952年院系调整，改任北大历史系不授课的教授。
邓氏出入于史、集二部，二三十年代陆续撰著《骨董琐记》八卷、《续记》四卷、《三记》六卷，计约一千五百目，上至名流逸事、诗文故实及典章制度，旁及金石、书画、器物、古迹乃至经济、风俗种种，细大不遗，雅俗皆备，尤详于明清两朝，堪称中国传统学术笔记在近代的回光返照。又锐力搜集清顺康间诗文集，得七百余种，至晚年编成《清诗纪事初编》两册，所收凡六百家，各系小传，附以诗作，“但以证史，不敢论诗”、“但取其事，不限名家”，采铜于山，披沙拣金，为以诗证史的名作。以上二种，为邓氏平生的代表作。
此外，邓氏早期授课有《中国通史讲义》，后改名《中华二千年史》五卷刊行，正文提纲挈领，而排比关键文献， 读者得此，可见史事纲要，可知史料基础，可得史学门径。抗战期间有《桑园读书记》，多属明清罕僻文献的札记。晚年又有《东京梦华录注》，疏证俗语名物，能 多引同时代文献为据，以宋证宋，殊非今世仅据辞书解释字词的注释家所敢想望，虽讹误不少，固以创始为难耳。其他诗文序跋尚多，至今未见汇辑。
邓氏于学，以见闻博洽见长，而考辨未能精细，论断未能严密。如他屡言清初董鄂妃为庄亲王妃，周法高指其“以 史家而深信之，未免疏于考订矣”；钱锺书更苛责《清诗纪事初编》“附会影响，甚至杜撰虚造，逞其私智，误人不浅。……又于诗学实无真解，评骘语每令人笑来 ”。但他积累之功甚深，精力亦能集中，得《琐记》、《初编》两书，亦足以传世。
邓氏在北大时，思想学术观念与新文化一派格格不入，与主持文学院的胡适尤多凿枘。以后转入燕京，据说每学期 开课都骂：“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又时常说：“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有两个人，一个姓胡名适，一个 姓傅名斯年。他们搞什么学问？胡适就是‘胡’说八道，傅斯年就是‘附’会。”
按：胡适当年考证《红楼梦》，于敦敏的《懋斋诗钞》遍寻不获；而四十年代周汝昌正因在燕大图书馆发现此集， 才开始其红学研究，后来自称“这标志了红学自1921年正式开端以后的重新起步，也记录了‘曹学’的一大进展。意义十分重大”。周氏以后问邓是否知有此 书，邓透露：“我早知道；胡适早就来问过我。因我不喜欢他———已成‘半个洋人’了———我没告诉他。”邓因人事而及于学问，自非纯粹学者风度。然胡若得 见此书，恐不过多添一篇论文而已；而周得见此书，乃成就一位红学大家。微邓文如，红学史上又岂有周汝昌其人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燕大，邓氏与张东荪、赵紫宸、洪业、陆志韦等同被系狱，凡一百四十一日。故拟之为地囚星也。
诗曰：古董摩挲遣有涯，商量证史到清诗。谁教举世新文化，首恶最憎胡适之。
93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屈万里
屈万里(1907—1979)，字翼鹏，别号书佣；山东鱼台人。
民国前后，中国学术的重心在史学，而史学的重心在上古领域； 与此呼应，中央研究院的部门以史语所为首要，而史语所尤为上古史的重镇。试看史语所前五任所长，傅斯年最长于古史，董作宾、李济、高去寻皆攻殷墟之学，而 屈氏为第四任，亦以先秦史料整理为业；此后丁邦新治汉语史，杜正胜治社会史，仍不脱上古范围，惟管东贵治汉代及民族史、黄宽重治南宋史、王汎森治学术思想 史，为例外耳。
屈氏中学毕业后，曾任鱼台县图书馆馆长，又供职山东省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后应傅斯年聘，入史语所研究甲骨文。抗战后重返中央图书馆，随馆迁台；至1966年任馆长，1973年兼史语所所长。以长期任职于图书馆，乃自号“书佣”。
屈氏撰著甚丰，前期论文自编为《书佣论学集》，引证详尽，考论平实，并善作总结，已可见其一生论学的气象与规 模；其余论文及评论资料，身后汇辑为《屈万里先生文存》六册。所编纂的专著亦多，于《易》有《读易三种》、《先秦汉魏易例述评》、《汉石经周易残字集 证》，于《书》有《尚书集释》、《尚书异文汇录》、《汉石经尚书残字集证》，于《诗》有《诗经诠释》，于卜辞有《殷虚文字甲编考释》，于史料有《先秦文史 资料考辨》，于目录有《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初稿》。《屈万里先生全集》合计十六种二十二册(台版)。
其论学重点，丁邦新分作文字学、经学、史学三方面，门人刘兆祐分作经学、古文字学、史学及文史资料考辨四方面， 《文存》更细分作经学与儒家思想、古文字学、史学、金石器物学、图书文献学诸项。实则简而言之，经学(六经)或文字学(甲骨文)，在屈氏皆上古史料耳；其 一生所从事者，则无非古史研究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而已。大体而言，他在材料上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地下”与“纸上”并重；而在方法上则更受 顾颉刚“疑古”作风的熏陶，特别重视对史料真伪及年代的考订。
除文献考辨之外，屈氏又能注重名物与风俗的考掘，如以日本的“御膳”(方形木盘)形制证明“举案齐眉”之“案 ”，将殷墟出土的兽形石雕解释为古人登车所用的“乘石”，考证中国古代木屐的源流及其在日本、台湾的遗存，比较台湾“偷青”、安徽“摸秋”等婚嫁或生育风 俗，皆堪称精彩。顾颉刚四十年代的《浪口村随笔》已颇以民俗证史，屈氏于此，岂亦受其启发欤？屈氏平生最受傅斯年提携，与顾颉刚则素无渊源，然而在学问取 向上，实近于顾也。
诗曰：书佣事业已忘年，解字研经秦汉前。史学一花开五叶，薄今厚古是心传。
94地平星铁臂膊蔡福 罗尔纲
罗尔纲(1901—1997)，又名幼梧；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
西哲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若借以形容太平天国史，实最为贴切。盖清季以来，政党势力多将自身观 念投射于太平一役，大抵自革命派至国民党一系，皆突出其反清运动，即民族革命方面；共产党则突出其阶级斗争，即农民革命方面。简又文、罗尔纲为斯学两大专 家，而各服从国、共两党史观，一右一左，皆有所蔽；简氏著有《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纵横互补，为至今最全面最详实的煌煌巨制；然而论史 料搜集之宏富，考订之精细，影响之深广，则必推罗氏为第一人。
罗氏1930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文学系，随后应校长胡适所请，寄居胡家辅导其子；同时协助胡整理学术资料，包括胡父的《铁花遗著》及《聊斋全集》，特别注重文本的对勘与辨疑，由此获得严格的考据方法训练，遂奠定其一生的治学基础。
罗在大学时曾涉猎上古史，有志于撰述《春秋战国民族史》，但胡适表示：“近年的人喜欢用有问题的史料来研究中国上古史，那是不好的事。我劝你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吧，因为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罗氏得此提示，又机缘凑合，在返乡时发现晚清名将张嘉祥事迹的疑点，乃开始研讨太平天国史迹。是则罗得自胡氏者，又不仅方法而已。
按：胡适治学不专一门，特重方法的启发，其门下不仅猛人如云，且各人所专精的领域，亦不限于胡氏所长。足见胡氏门庭广大，处处可通，此其所以为大宗师也。
罗氏前期专著有《太平天国史纲》，为精要的简史；文集有《太平天国史丛考》、《太平天国史考证集》，发明甚多。 五十年代后成绩更丰，散稿汇辑为《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十集，包括记载订谬、史事考、史料辨伪、天历考、史料考释、文物图释、史迹调查及《丛考》甲、乙、丙 集；专著有《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多种；以新纪传体编写《太平天国史》四册，更可谓后期学问见解的总结，然论体裁，实不及简又文 《全史》远矣。
在太平军本位之外，对于清朝一方，早年有论文《中国近代兵为将有的起源》，揭示有清一代中央兵权的旁落始于湘军 建立，为观察晚清军政变迁的大文字；由此延伸，又撰著《湘军新志》(后改名《湘军兵志》)、《绿营兵志》及《晚清兵志》。此外，编辑《太平天国印书》、 《文书汇编》及《史料丛编简辑》，集太平天国文献之大成。
太平天国史料素称混乱芜杂，正是考证的用武之地，而罗氏使尽浑身解数，于文献(如《江南春梦庵笔记》)、人物 (如洪大全)、史事(如张嘉祥与洪秀全关系)，无不溯其出处，订其真伪。顾颉刚治古史，罗治近世史，古今相去悬远，但皆将辨伪方法运用至于极致，可谓胡适 怀疑精神最忠实的两大传人。罗氏早期的旨趣，为彻底的实证主义，相信“一个历史家的任务，是在求真，是在传信……著者的态度必须站在客观的立场，在其著作 中，著者不容有丝毫成见搀杂其间”，并自许其书“没有一处地方是根据不曾考订过的史料来写的。至于说到著者的态度，既不歌颂洪杨，也不咒咀洪杨；既不借往 事以宣传，也不愿掩饰史迹的真相。著者只求在真确可信的史料中，写出一部真确可信的历史。”即如兰克所谓“如实地说明历史”也。
惜乎建国后，史学为政治服务，太平天国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自不能不在官方意识形态的笼罩下 进行研究；而罗氏亦与时俱进，承认“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每以考据为工具，极力美化洪秀全及太平军，丑化曾国藩及清室。惟史料功力仍在，在 局部考证上所得仍多，网罗文献之功尤不可没。
罗氏四十年代有《师门辱教记》(后改名《师门五年记》)，回顾胡门受教始末，于“适之师”的教导极尽感念及表 彰；而至大陆举世批胡运动之际，乃反戈一击，与“胡适反动学术思想”、“胡适反动考据方法”划清界限，此后长期讳言胡适；晚年形势回暖，复撰《胡适琐 记》，重新承认胡在方法上对他的影响，然久经洗脑，评价仍不无保留。
按：周汝昌对于胡的前后态度，亦经历类似的反复。则胡适在罗、周的思想发展中，可谓经历正、反、合之辩证过程也。然胡自身始终一贯，反复者不过罗、周二氏，不过罗、周所置身的时代与社会耳。近半世纪大陆知识分子的思想沉浮，不多如是耶？
诗曰：五载胡门辱教多，等闲巨眼辨传讹。平生精力长毛史，其奈胸中党见何。
95地损星一枝花蔡庆 周汝昌
周汝昌（1918—），字玉言，别号脂雪轩、解味道人；天津人。
清末民初之际，《红楼梦》渐成显学，旧红学（索隐派）、新红学（考证派）此消彼长，嚣闹一时；五十年代后，研红 者更满坑满谷，《红楼》与鲁迅并峙，为大陆两大学术热门。在研究取向上，自胡适而后，考证派即独领风骚，虽经历《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而风气始终不衰。 受胡氏影响，前有俞平伯，后有周汝昌，为学界两大“红人”；周的文史涵养不及俞，然于红学则专深过之，且更能代表此学问的主流。以红学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声 势，水涨船高，周亦宜有一席之地也。
周氏早年就读燕京大学西语系，后因日军封闭燕大而辍学，抗战后重入燕园。当时其兄周祜昌读到胡适《红楼梦考 证》，遂去函列出胡氏知而未见之书，让周氏留意；结果在燕大图书馆，周一索即检得《懋斋诗钞》，并据此撰《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从此遂由学“洋文 ”而转向治“红文”。周氏博览勤搜，不数年间即完成《红楼梦新证》（原题《证石头记》），至1953年刊行，后来增订为两大册，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也是红 学史上最重要的专著。此书特别用力于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史实考索，“史事稽年”一章甚至排比出以曹寅为中心的清初历史年表，于脂砚斋批语及小说版本亦有深入 探讨，搜集之丰，考掘之深，堪称空前绝后。此后其论著仍多由《红楼》衍生，于作者生平有《曹雪芹小传》、《曹雪芹新传》，于大观园的实际地点有《恭王府考 ———红楼梦背景素材探讨》、《恭王府与红楼梦》，于小说本文及批语有《石头记鉴真》（与周祐昌合著）；散论的精萃则收入《献芹集》、《当代学者自选文 库：周汝昌卷》；另有自传性的《天?地?人?我》及《我与胡适先生》，在红学史上亦为不可无之作。晚近新刊的杂著更指不胜屈，然或系重编旧文，普及旧说， 在专业角度不过炒冷饭；或属信口开河，以臆测代实证，实近乎索隐派的借尸还魂，尤不足为训。此外，于诗歌（范成大、杨万里）、书法及文学理论亦有撰述。
总而言之，周氏能贯彻胡适的考据方法，将其“自叙传”的红楼观发扬至极致，可谓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与最高峰；而 亦因此，又使红学偏离文学方面，而完全倒向历史方面。如余英时所指：“这个新红学的传统至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的出版而登峰造极。在《新证》里，我们很 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历史上的曹家和《红楼梦》小说中的贾家完全地等同起来了……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
按：周氏曾假借佛教用语戏言：红学可分“内学”、“外学”，关于作品本身的分析、鉴赏、评论为内，关于历史背 景、作者事迹及版本为外。其本人的旨趣，则在“外学”，尤其在余英时所称的“曹学”。他甚至认为，只有家世、版本、脂批及探佚四项，才可算“真正的红学 ”；易言之，正因为有“外学”或“曹学”，红学始成其为红学也。其论虽偏，然亦事出有因。盖清代考据学盛极一时，民国以来仍承其风气，惟重心则由经学（经 部）向史学（史部）转移，而文学（集部）、哲学（子部）受其熏染，亦无不偏重历史考证；故中国文学史研究在整体上皆趋向考据化与历史化，只不过红学领域尤 显极端而已。
另，周氏学识不尽通贯，见解多趋于绝对，态度每流于偏执，如谓曹雪芹是“大思想家、大诗人、大词曲家、大文豪、 大美学家、大社会学家、大心理学家、大民俗学家、大典章制度学家、大园林建筑学家、大服装陈设专家、大音乐家、大医药学家”，《红楼梦》是“中华大文化的 代表著作”，汉字在全世界“最高、最超越、最伟大”之类。鲁迅尝谓“专门家的话多悖”，信矣哉。
胡适在红学史上的开山地位，举世无异辞；周氏完全承其方法，成就实在于极力扩张材料。故周之于新红学，可比基督教的圣保罗、禅宗的神会。但他晚年却指胡“实未建立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贬胡所以扬己，实即暗示唯有他才堪当新红学教主耳。
按：周策纵曾评价《新证》“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周遂藉此自重，并曲解其意为“从 《新证》出现以后，红学才真正向前阔步前进”；但周策纵明明称胡适是“‘新红学’的‘老祖宗’”，其《考证》等三篇论文“都是红学史上划时代的，最重要的 作品，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周氏何视而不见耶？
诗曰：红楼一梦百年过，众议纷纭已厌多。胡公考证开新教，大力君如圣保罗。
96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 瞿同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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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1910—2008），字天贶，后改天况；湖南长沙人。
中国近世历史研究的主流，侧重史料考订层面，可称考据史学；西方现代以降，则强调社会科学方法的汲取，即所谓“以社会科学治史”（social science-approach）。而现代中国史家以社科取向见长者，自属学界的少数派，可以瞿同祖、何炳棣两人为代表。
瞿氏出身望族，祖父瞿鸿禨为清末重臣，叔父瞿宣颖（兑之）为掌故名家；因与祖父同生于庚戌年，故取名同祖。早年毕业于上海汇文中学，以优异成绩保送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当时燕大无社会史课程，特邀时在北大的陶希圣兼课，他转向历史方面，或受陶氏影响。
瞿氏大学毕业论文为《周代封建社会》，稍后增补为《中国封建社会》出版。其书有社会史的视野及西洋史（中世纪）的素养，对史料的引用及处理相当审慎，描述分析也能截断众流，扼其大体。见解虽未尽是，然初出茅庐，已见不凡。
瞿氏于法律史学并无师承，但少小即读过梅因《古代法》、《早期的法律和习俗》及维纳格勒多夫《历史法学大纲》，大学时又广泛研读马凌诺夫斯基、罗布森、哈特兰、拉德克利夫—布朗诸家的法学著作，并逐渐检阅旧籍，有志于本土法律史的撰作。抗战时他执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遂藉授课机缘写出《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指出中国古代法的关键表征为家族主义与阶级概念，并特别强调法律的社会背景及功能，因而“既是一部法制史，也是一部社会史”，是他一生最有影响的代表作。以后又有《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专门讨论古代法制如何由法家本位转向儒家本位，系对此书作一补充。
瞿氏四十年代应魏特夫之邀，赴哥伦比亚大学参与“中国历史研究计划”，负责汉代部分，最后撰成《汉代社会结构》；五十年代供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其间写出《清代地方政府》，并将旧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译为英文《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诸书皆切合西方汉学界所需，多为相关领域不可少的经典。
总而观之，瞿氏研治的主题或古典法律，或两周、两汉社会，或清代政治，皆属历史学的范围，但在方法上始终侧重共时性的社会功能，而非历时性的社会变迁；同时，无论于法制或地方行政，皆着重其实际运行，而不囿于成文制度，凡此皆透露出明显的社会学取向。故他亦自言：“我治学的最大感受，就是用社会学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对历史学和社会学都是一个出路，是一条途径。这也是我一生治学的方向。”但尽管如此，他却终以法律史名世，故拟之为催命判官李立也。
因为与妻儿长期天各一方，瞿氏乃于1965年返国，时年五十五岁，仍当壮岁。可惜此时山雨欲来，形势不明，加之其专长的法学在大陆早已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故他在京竟无处立足，最后遣返湖南挂靠于文史研究馆。其间百无聊赖，与夫人赵曾玖在无稿酬的情形下合译《艾登回忆录（清算）》三卷；十余年后始被借调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史迪威资料》，但仍与其专业无关。当日来访的余英时询问其治学情形，他表示 “没有机会看一页书”。此后凡三十年，著述仅得论文《清律的继承和变化》、《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考察》二三种，而及其辞世，仍身属近代史所。京华人海，一身若藏，虽享高寿而不逢其时，不得其地，既未尽其所学，亦未传道授业，此固其个人之可哀，不亦中国学界之可哀耶？
按：王毓铨、何兹全五十年代初自美归国，皆颇受冷遇，长期不甚得志；以《中国绅士》闻名的张仲礼1958年归国，成绩平平，“文革”时亦遵命编译政治书籍，与瞿氏略同。相比之下，留美知识分子如何炳棣、杨振宁、王浩、陈省身、袁家骝、刘子健等七十年代初归访大陆，当局则敬为上宾，优礼备至。当是时，瞿同祖辈又安在哉？古语谓“人离乡贱”，真欺人之谈耳。
诗曰：世态能从法制徵，归来论学叹无朋。风雷十载无聊甚，免费居然译艾登。
97地恶星没面目焦挺 郭绍虞
郭绍虞(1893—1984)，原名希汾，字绍虞，室名照隅室，以字行；江苏苏州人。
研治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大体有两种取向：一为历史梳理，在文献基础上辨析其特征，钩索其源流，即“文学批评史”模式，是为民国以来的主流，以郭氏为代表人物；一为中西比较，凭藉西方现代理论阐发中国古典观念，即“比较诗学”模式，为海外后起的新潮，如成就于北美的刘若愚、叶维廉、张隆溪皆是也。
按：王国维有西学背景，但其《人间词话》一方面是创造性的词论，而非总结性的词学，故不属“文学批评史”范畴；一方面又是中国本位的札记式批评，而非西方本位的理论比较，故又不属“比较诗学”范畴。钱锺书虽沟通中西，然《管锥编》所重者在具体的语文修辞层面，而非抽象的文学理论层面，严格而言亦与“比较诗学”异途。故今人将王、钱视为“中西比较诗学”的先驱，似不无勉强。
郭氏早年仅读过小学及中等工业学校(未毕业)，以后辗转在中小学、出版机关及报馆供职，编纂有《战国策详注》、《清诗评注读本》、《中国体育史》，然不过为稻梁谋，非深造自得之学。后得胡适、顾颉刚推荐，任福建协和大学中文系教授，遂以小学学历而一登龙门。
郭氏1927年任教燕京大学国文系，开始讲授文学批评史课程。正在此年，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为斯学草创之作，而内容简略，未足名家；郭氏继踵其后，在史料上远绍旁搜，求深求广，费二十年的时力，完成《中国文学批评史》两大册，不仅远过陈著，且迄今仍系最详尽最权威的专著。
按：三四十年代可称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兴盛期，郭著以外，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联翩问世。大抵而言，方著突出重要关节与新异观点，朱著以人系目、略远详近，但相对皆显单薄；罗著史料丰富，惜仅至两宋而止，又未成全史；郭著则以问题为纲，考掘之丰富，思辨之谨密，体系之完整，皆能胜人一筹。故一般虽称郭、罗、朱三家并峙，而又推郭为第一人。惟郭氏禀承正统文学观，于古代批评重诗文而轻词曲，重理论而轻技巧，又未涉及晚清诸家，是其缺憾。
其他散篇论著，大体汇辑为《郭绍虞文集》三种：所论仍多以文学批评为中心，如《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 气”说》、《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与道的问题》、《文笔说考辨》及《蜂腰鹤膝解》，皆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两编；语文研究则收入《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随笔序跋收入《照隅室杂著》。此外，资料辑录或叙录有《宋诗话辑佚》二册、《宋诗话考》、《清诗话续编》四册(与富寿荪合作)、《万首论诗绝句》四册(与钱仲联、王遽常合作)，另主编多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于《沧浪诗话》、《诗品》，于杜甫、元好问论诗绝句，又各有笺释。凡此可见他在古典文学批评方面深厚的文献基础。晚年另有巨著《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两册，虽非当行，亦有可观。
五十年代后，时移世异，文化学术深受官方意识形态渗透，作者或积极地迎合世风，或消极地回避禁忌，多修改旧著以趋时应世。如吴晗以阶级斗争学说改写《朱元璋传》，陆侃如、冯沅君以党化政治标准删削《中国诗史》、重编《中国文学史简编》，刘大杰以儒法斗争史为主线修订《中国文学发展史》，皆其显例。而郭氏亦未能免俗，先将《批评史》缩写为一卷本，更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为线索另撰《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不仅如此，王元化回忆：文革后，郭曾“略带微笑地向我说，他曾经也想用儒法斗争的观点去修改《中国文学批评史》，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文革 ’结束了”。刘大杰迫于形势重写《文学发展史》，甚为时人诟病，则郭氏可谓幸矣。然由此亦可见，在政治潮流裹胁之下，能不为所动，能不为刘大杰者，岂易事哉。
杨明照、王元化先后带艺投师，问学于郭，而皆专精于《文心雕龙》。
诗曰：追溯文心到孔儒，搜罗诗话笨工夫。专攻方始成专业，一盏何妨只照隅。
按：郭曾自谓：“我屡次想尝试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然而终于知难而退，终没有更大的勇气以从事于这巨大的工作。《文心雕龙?序志篇》之批评以前各家，议其‘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在我呢，愿意详细地照隅隙，而不愿粗鲁地观衢路。所以缩小范围，权且写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故他后来编订文集，即取“照隅”为室名也。
97地察星青眼虎李云 梁思成
梁思成(19011972)，原籍广东新会。
中国传统知识阶层多重道轻器，于形而下的建筑向不重之，故古代中国建筑之学，实由外域学人开先河。惟清末民初政界要人朱启钤(字桂辛)则异于流辈，为官时负责市政建设，即留意古典制作工艺，后发现并刊行现存最古的建筑文献《营造法式》；更于1930年创立中国营造学社，主办《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其人可谓中国建筑史学的精神领袖。此后至抗战前，是学社的鼎盛期，其时梁思成、刘敦桢两人分任法式、文献组主任，为学社两大中坚，也是中国建筑史创世纪时代的并峙双峰。
梁氏攻读建筑，原受情侣林徽因的影响，也得到父亲梁启超的支持。他们二十年代同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梁读建筑系；因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只得改读美术系，并选修建筑课程。两人结婚并归国后，到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至1931年加入营造学社，梁任法式组主任。
自此，梁氏双管齐下：一方面以现代观念解读古代技术，在老工匠的帮助下，梳理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及民间做法抄本，编撰出《清式营造则例》，为理解古典建筑构造的必由之径；由此遂能通解中国古建筑的文法，并通过上溯的方法进而解决北宋《营造法式》的疑难。另一方面则以现代方法测绘古代实物，发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论定独乐寺始建于辽代，为古建筑调查奠立范式；随后继续调查河北宝坻广济寺、正定隆兴寺，北京卧佛寺、法海寺、天宁寺，山西云冈石窟、应州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处，并撰写《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正定调查纪略》、《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与刘敦桢合作)、《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与林徽因、刘敦桢合作)。凡此在当时皆属开创性的工作，且在深度上已较欧日学人后来居上，遂一举奠定他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的地位。不仅如此，他对《营造法式》的钻研又能与古建筑的实测相互证发，以实物来解释《法式》，《法式》中许多无法解释的规定，常赖实物而得明了；同时宋辽金实物中有许多明清所无的做法或部分，亦因《法式》而知其名称及做法。由此纸上与地上，文法与实例，二者相得益彰，可称建筑史学中的二重证据法。
抗战期间，营造学社随中研院史语所迁往李庄。梁氏以抱病之躯，萃力于《法式》一书，完成大多数图解，包括最至关紧要的大木作部分，至六十年代修订为《营造法式注释》(卷上)；同时编纂《中国建筑史》及英文本《图像中国建筑史》，是他个人以及营造学社成绩的总结。至战后创办并主持清华建筑系，五十年代后复参与城市建设规划，以形势逼人，劳心劳力，在学术上已不能多有作为矣。
梁著今汇辑为《梁思成全集》十册，观其学术视野，皆集中于宏大建筑(寺、塔、桥)，尤其是宗教(佛教)、皇家建筑，而忽略一般性的私人建筑(园林、民居)；在地域角度而言，则限于北方建筑，而不涉及南方建筑，是其片面处。此既出于他自身的古典主义建筑观，亦限于抗战前艰困的学术条件，只得抓大放小，并就近于北京周边作调查也。
按：刘敦桢早年同样偏重大型建筑，但以后观念转变，有专著《中国住宅概说》、《苏州古典园林》，皆为拓荒之作，恰可弥补梁氏的缺憾。刘文献功力深厚，在领域上实更全面；但梁有西洋专业背景，取径多方，在学术典范上贡献更大。故仍举梁为建筑研究的代表，当梁山泊掌管起造修辑房舍的青眼虎一席。
二战末期，盟军对日反攻，拟轰炸日本本土及中国沦陷区城市，梁氏乃联络重庆美方，吁请美军放弃轰炸奈良、京都，故日人称他为日本古都之恩人；中共建政后，他在政治上违其父教，表示永远一步也不再离开我们的党，但仍反对破坏北京旧城及古物，对于毛泽东希望北京处处都是烟囱的设想，终究无法忍受。可见梁氏于古建筑珍重之心一以贯之，盖视文明超于国族，亦超于政治，其意自属可贵。只惜他虽能保存日本京都，而竟不能保存中国京都，孰使为之，孰令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