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夫妇同治建筑史，亦如陆侃如、冯沅君同治文学史，程千帆、沈祖棻同治诗词，已为学林佳话。而二弟思永专攻考古，在地层学上首次揭示仰韶、龙山与商文化的年代先后关系，为现代考古学一大发明；中研院首届院士选举，思成、思永双双入围，更堪称学界传奇。此外，幼弟思礼系火箭控制专家、中科院院士；叔父启勋治词学，启雄治诸子，亦各有成。则梁氏一门彬彬，何其盛哉。
诗曰：当年情敌是诗人，古建钩沉几度春。却见一门双院士，任公家教世无伦。
按：徐志摩当年也是林徽因裙下之臣，林雅好诗文，于徐亦未尝无意；及林已为梁妇，复有金岳霖以哲人而长作粉丝也。
99地丑星石将军石勇 王利器
王利器(1912—1998)，字藏用，室名晓传书斋、争朝夕斋；四川江津(今属重庆)人。
检点近世学林，论著以征引浩繁著称者，自以钱锺书为代表；而王氏实亦可与之相颉颃，惟学力限于中土旧籍，不似钱氏贯通中外，尤能令人目迷五色耳。
王氏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抗战时考取北大文科研究所，受知于傅斯年，并随中研院史语所于李庄学习；此后任川大文科研究所讲师，又应傅斯年之邀执教北大。至五十年代院系调整时调入文学古籍刊行社(即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人作嫁，故声名不甚显。
王氏平生最用力处，在古籍注疏方面。早年在北大文科所的毕业论文即为《吕氏春秋比义》，约二百余万字，惜已遗佚；北大时讲授《文心雕龙》，遂成《文心雕龙新书》，系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种专著，后增订为《文心雕龙校证》。历年先后完成《盐铁论校注》、《颜氏家训集解》、《风俗通义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汉书古今人表疏证》(与王贞珉合作)、《新语校注》及《孔子家语疏证》(未刊)，多属汉唐间要籍，盖先秦经子旧注已多，而秦汉以下较多余地也。惜晚年《文子疏义》一种，匆匆收束，在总体结论上不免败笔。
按：通行本《文子》内容大都与《淮南子》类同，前人多指为驳书或伪书；七十年代初河北定县西汉墓出土竹简《文子》，世人闻之，遂多以为今本《文子》必系真书。殆至竹简公布，始知通行本实与竹简本迥异，大部确系剽袭《淮南》而成。而王著《疏义》定稿在先，竹简本公布后亦未细校，仍想当然以今本为真，指《淮南》乃“櫽括、衍绎《文子》为言”，系“《文子》之疏义”，可谓先入为主，颠倒源流矣。
其散篇论述可分两类：一方面与其注疏工作相表里，广涉传统的四部之学，见于《晓传书斋文史论集》(港版)、《王利器论学杂著》、《晓传书斋集》；其中如《文学古训辩证》、《“家”、“人”对文解》、《释牢盆》、《“上大人”备考》诸篇，疏证名辞，最可见他在文献上的积力之深，举证之富。另一方面则有关近古的通俗文学，以《水浒》、《红楼》为主，见于《耐雪堂集》，所谓“耐雪”，即摘取施耐庵、曹雪芹之名；其中如《〈水浒〉英雄的绰号》、《〈水浒〉留文索隐》、《〈红楼梦〉与舶来品》皆特具手眼，而材料的宏博更不待言。以上论文的精粹又收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王利器卷》。此外，于人物编纂有《郑康成年谱》、《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于通俗文献辑录有《历代笑话集》及续编、《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于历史文献辑录有《宋会要辑稿补》(未刊)。
总而言之，王氏堪称笺书大家，其人于古籍校释，可比钱仲联之于古诗笺注；虽见解平平，有时论证亦乏条理，然文献积累之功实不可企及，有此一长，足以名家。
王氏1957年被划为右派，据他回忆：“本单位反右运动的当天晚上，党委把我找去，对我说还空一个‘指标 ’，就请你当右派吧。我不懂政治，也无所谓。我说，看党委怎样安排就怎样安排吧。我就这样舒舒服服地当上了右派，既没批判，也没劳改……从前我忙透了，古籍刊行社就数我最忙，每天岂止八小时工作……这下好了，右派可以‘赋闲’，我就读了很多书。”从此专心致志，甚至“文革”时亦不为所动，“不管说我是白专道路也好，是反动学术权威也好，我都诺诺连声，唯唯听命……甚至把我住处的地板都撬开了，墙壁都凿穿了，片纸只字都搜光了，直至把我关了四年的牛棚，我都泰然处之，随遇而安。每当他们要我交代问题的时候，我枯坐冥搜，像煞有介事，其实我的思想早已开了小差，去悬想我在学术上没有解决的问题。”藉此功夫，“ 文革”后他即接连交出十多部书稿，友人纷道：“老王这两年大丰收了，创造了奇迹。”周扬当时遂有言：“办大学要大师，王利器就是国学大师。”
王著由中华书局出版甚多，但中华积稿多，刊行慢，故王氏尝言：“听说贵社尽出遗稿，所以我不想在贵社出了。”然而他注释的《文子疏义》、校点的《绎史》，终仍由中华印行，且真成“遗稿”矣。
诗曰：斗争批判任难堪，万卷胸中我自参。只惜校书偶颠倒，分明文子袭淮南。
100地数星小尉迟孙新 裘锡圭
裘锡圭(1935—)，祖籍浙江宁波，生于上海。
大陆自国共鼎革后三十年间，学术深受意识形态宰制。相对而言，学科愈热门、愈实用，则人才愈被摧残殆尽；学科愈冷门、愈无用，则学统愈能维持一脉。大抵社会科学领域中，以广义的历史科学保存元气较多，而历史科学领域中，又以考古学与古文字学之类冷门保存元气最多，故而劫波度尽，硕果犹存。
自八十年代以来，古文字学界群推李学勤、裘锡圭二氏为两大中坚。李视野更开阔，影响亦更广泛，惟论学每多急就，作文太易太多；裘作风谨严，厚积薄发，而撰述又稍嫌拘泥。以裘更专精于文字考释，当世称第一人，故举为古文字研究的代表。惟今日所谓古文字学，在实践中不仅打通地下与纸上，亦兼及思想与历史，文字、文献、文物三位一体，非仅说文解字而已。
裘氏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初任胡厚宣助教；因胡调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乃考取其研究生(副博士)，随之北上赴京。他原来的研读方向为“甲骨学与商代史”，但个人有志于文字释读，结业前已写出《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一文；加之随后又分配到北大中文系，治学重心遂转向语文之学。
按：裘氏自言：“在考释古文字的方法上，受朱德熙先生的影响最深。在研究先秦、秦汉史的方法上，受张政烺先生的影响最深。”故他虽出胡厚宣门下，却身在曹营心在汉，综观其学问旨趣，实更近乎于省吾、唐兰一路。
此后十余年间，学校内外形势动荡，但他尽量利用有限的时间及条件苦学不辍，铢积寸累，及至七十年代后气候回暖，遂能一展头角，压倒时流。
裘氏的治学成绩，首要为出土文字材料的考释方面，包括殷商甲骨、西周金文、战国货币及玺印、秦汉简帛等。而观其前后论著，大致早期侧重于上古，即甲金文字的考证，而晚近则侧重于战国以下，即简帛文献的释读；此盖因七十年代以来简帛材料的重大发现所致，非仅其一人如此，实为古文字学群体的大趋势也。
其次为传世古籍的训诂与评估方面，如《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皆出其所长，利用出土材料解决传世文献的疑难；又如《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亦根据新出文献重估古史辨问题，同时对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之说有所修正。
此外，他虽以语文与文献为本位，仍能兼顾多方，既保持历史学的素养，撰有《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又旁及思想史的探讨，撰有《说“格物”——— 以先秦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为背景》《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道法家”———兼论〈心术上〉〈白心〉为慎到田骈学派作品》；更能汲取人类学为己所用，撰有《寒食与改火——— 介子推焚死传说研究》《杀首子解》。
裘氏著述以论文为多，见于《古文字论集》、《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文史丛稿———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其中有代表性者另辑为《裘锡圭自选集》，篇幅短小者辑为《裘锡圭学术文化随笔》，而未结集的近作尚多。专著仅《文字学概要》一种，系由他在北大的汉字学讲义编成。又参与《马王堆汉墓帛书》第一册、《银雀山汉墓竹简》第一册、《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墓竹简》的编校。
裘氏不好交际，惟与朱德熙交往最密切，两人合撰的论文即有九篇；而李家浩问学于朱、裘，学风亦相类似。三人皆当代朴学之典型，曾合作整理望山楚简，裘、李又一同整理曾侯乙墓器铭及竹简，堪称学林的梦幻组合。
裘氏多年执教于北大中文系(古文献研究中心)，至2005年忽改换门庭，回归母校复旦大学执掌“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他生长于上海，但论学问则成就于北京，实以沪人而作京派；今日衣锦还乡，顿成海上学术重镇，可谓京派大战上海滩矣。至于近时他突破规章，将三轮车夫蔡伟招为博士生，则不过行其所当行，原无意制造新闻话题；盖不拘一格降人才，在学术上本应有之义，何官员读博，皆已司空见惯，而车夫读博，乃少见多怪也？
诗曰：古文奇字尽罗胸，满目丘陵此异峰。壮岁京华甘冷淡，如今海上自开宗。
101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 汪宁生
汪宁生(1930—)，祖籍江苏灌云县，生于南京。
西南地区在地理上为边陲，在学术上亦属边缘，然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却有汪宁生、童恩正逆势而起，皆就近为学，专注于民族考古领域，又皆有国际影响，堪称西南学界的双子星座。而童氏在论题上虽以西南民族为中心，但在方法上实以考古学为本位；惟汪氏真能以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左右逢源，成绩甚丰，在当今学林独树一帜。
汪氏毕业于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原留校任苏秉琦助教；因拒绝组织安排他报考隋唐史研究生，被分配至中央民族学院，并参加云南民族调查。当时他志在考古与历史，本不安于此，但随后读顾颉刚《浪口村随笔》一书，深受其民俗证史方法的启发，从此遂全力投身于民族学调查。1964年调往昆明云南历史研究所，至1979年调入云南民族学院(后改云南民族大学)至今。
汪氏最专业的论文辑为《民族考古学论集》，近时又重编为《民族考古学探索》，其中如《从原始计量到度量衡制度的形成》综述原始技术文明的发展，《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根据民族学原理辨析考古学问题，《云南少数民族的取火方法———兼谈中国古代取火》由西南遗俗观察中原古法；又有《古俗新研》，更专门藉民族学知识印证中国上古风俗制度，如《耒耜新考》、《耦耕别解》考辨占卜与技术，《释“辛”》、《释“ 臣”》释证文字与名词，其他关于礼俗、婚丧习俗、生活习俗的杂考尚多。以上二集，是其论著最精萃的部分，而《古俗》一编尤能体现其论学旨趣。此外，尚有论文集《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文化人类学专题研究——— 关于母系社会及其他》。
专著有《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分析细致，总结周到，又能多方比较，在崖画研究方面，不仅是国内的第一部专书，亦可代表至今为止的最高水平；《云南考古》、《铜鼓与南方民族》皆为扎实的综述，《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则系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指南。《西南访古卅五年》为历年从事民族考察的原始日记，《历九州之风俗 考先民之史迹》为晚年的学术回忆，皆可见他深入穷乡僻壤时的苦乐，其学问精旨，实多自艰辛中得来也。又汇辑为《汪宁生论著萃编》两大册。
一般身处边缘地区者，限于学术条件，视野易显狭窄，但汪氏绝无此病，其于西方著作及学说的了解，甚至有过于主流学界；他在六十年代译出德人利普斯的名著《事物的起源》，不仅有功德于大陆的民族学研究，其本人的治学亦颇受其益。而他更能化劣势为优势，充分利用西南一带的民族资源，自人类学视角解释中国古史与考古问题，民族、考古、文献(包括文字)三种资料相互阐发，相得益彰。故他表示：“研究中国史现在已不再限于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而应提倡‘三重证据法’，甚至‘多重证据法’，即有关学科所能提供一切证据均可利用。”
汪氏自称“僻处边地抱残守缺”，不无落寞之感，而环顾今世，瓦釜雷鸣，又有不平之意。尝有言：“ 今日之中国到处可遇‘文化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几乎不作实地调查，仅摭拾外国论著中自己未必弄清含义的若干时髦名词，辗转抄引前人调查报告或论文中几条已用资料，组合拼凑，便成巨著。……至于这类‘学者’之中，整篇抄录他人论著不加注明，酿成剽窃丑闻者，则为自郐以下矣。”此当系针对王铭铭而发。王处身学术中心，高谈阔论，著作层出，然终不过书斋人类学家，纵无抄袭行径，其成绩主要仍限于引介西方人类学新说，宜为汪氏所讥也。
诗曰：西南考古几人能，异俗奇风尚足徵。证据三重兼一手，二重证据莫相矜。
102地刑星菜园子张青 杨宽
杨宽(1914—2005)，字宽正；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
杨氏在学说上多被归入古史辨派，但究其实，他与顾颉刚并无师承关系，见解亦与顾颇有歧异，不过古史辨的盟军而已。
杨氏早年就读苏州第一师范(后改为苏州中学)，高中时即开始撰写关于《墨子》的论文；后考入上海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蒋维乔、吕思勉、钱基博，并在蒋的指导及参与下，与沈延国、赵善诒合纂《吕氏春秋汇校》。毕业后曾任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广西梧州)教育学院文史系讲师，期间完成《中国上古史导论》讲义，当时年仅二十四岁，不愧为“疑古”阵营的生力军。
按：顾颉刚揭示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为现代史学的重大发明，但他受晚清今文经学熏染较深，倾向于将此现象归因于“托古”与“造伪”；而杨氏《导论》的要旨，则是自神话学立场，将古史的“层累”现象归因于神话的演变分化。童书业将杨著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上编，并评论：“顾颉刚先生以后，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我以为当推《中国上古史导论》的著者杨宽正先生。……他确代表了‘疑古’的古史观的最高峰！”则杨氏堪称古史辨学派的修正主义矣。
杨氏一击而中，但稍后即由上古史转向战国史，由想象的历史转向实际的历史。战国史事年代紊乱，实较春秋史更难梳理，故他一开始即由史料考订及系年入手，以三年之力编成《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初稿；在此基础上，上世纪五十年代写出《战国史》一书，论述周详而深入，至今仍为战国时期无可替代的全史，也是他最有影响的著作。他先全面整合史料，再进而撰写专书，实可作为史学编纂的典范。《辑证》历经半世纪亦定稿出版，洋洋千余页，足见其史料上的深厚功夫；又主编《战国会要》，将战国史料分类汇辑，与《辑证》一横一纵，正可相辅为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受马克思主义史学风气影响，同时汲取比较史学及民族学观念，又探讨西周社会问题，以社会组织(井田与村社、乡遂、宗法与贵族)及制度(“礼”)方面的论说最有价值，皆见其论文集《古史新探》；后来另编撰《西周史》，容纳《新探》的旧说，但新写部分较简略，内容参差不齐，并非一部均衡的断代史。此外，著有专史《中国历代尺度考》、《中国古代治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及《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后二种皆关涉建筑考古，互为依赖，用力尤深。历年主要的散篇论著则汇辑为《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从土地制度到行政制度，从年代到文献，从神话到诸子，论题亦甚丰富。
大抵而言，杨氏治学有系统，勤著书，而在考证上未尽精深。童书业曾表示：“杨宽所作，巨细无遗矣，而结论却下得粗。”其说未必尽是，然于杨氏则可称知言。
杨氏历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八十年代移居美国后即崭露头角，故著作虽多，终有如大陆学界的游魂。
杨著《战国史》将楚灭越年代定于楚怀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6年)，蒋天枢不以为然，撰文否定之；据说两人因此结怨，蒋有云：“想不到，一篇文章得罪了一个朋友！”足见商榷学术，欲不涉人事，又谈何容易？郭沫若有言：“昔人有一字之师，今人有一语之敌。”此之谓也。
诗曰：古史当年有导论，后来战国最专门。儒林文苑多相忌，恩怨由来为一言。
103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 冯沅君
冯沅君(1900—1974)，原名恭兰、淑兰，笔名淦女士、沅君；河南唐河人。
中国古来即有闺阁诗人的传统，承此风气，新文化运动以来“美女作家”层出不穷，几可与男性群体分庭抗礼，而相形之下，“美女教授”则颇显稀缺。检点民国前后，崭露头角者，略有陈衡哲(西洋史)、冼玉清(岭南文献)、苏雪林(古典文学)、林徽因(建筑史)、朱倓 (明史)、游寿(考古、隋唐史、书法)、黄稚荃(诗学)、沈祖棻(诗词)、曾昭燏(考古)、叶嘉莹(诗词)诸人，且未臻第一流境界，惟冯氏学入精微，抗手群雄，故举为学林女界的唯一代表。
冯为冯友兰妹，十七岁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为近代第一批女大学生；复考入北大国学研究所，更成为近代第一位女研究生。她受新文学思潮熏陶，一度从事小说创作，曾以短篇小说集《卷葹》名噪一时；同时研究不缀，毕业后连续发表有关先秦古籍韵例及南宋词人的考论。
冯氏1927年与陆侃如订婚，两人在学问上俱少年早成，相知相得，可谓学界佳偶。随后他们即合作撰写《中国诗史》，陆负责导论及古代、中古部分，冯负责近代部分，全书三卷，材料丰富，排比清晰，着重作家事迹与作品的考证，而不重文本的解释鉴赏，为当时最详尽的古典诗歌史。出于一代又一代之文学的进化史观，冯氏将散曲乃至小曲、歌谣列为专篇，视为近古时代的文学主流，是其最新异处；然因之厚此薄彼，将元明清三朝的旧体诗词完全排斥在外，则鲁莽灭裂之甚，未免过犹不及。稍后又合著《中国文学史简编》，亦有影响。
1932年陆、冯双双考取巴黎大学文学院，三年后获博士学位；返国后偶见明末钮少雅《九宫正始》的珍罕抄本，遂据之合纂《南戏拾遗》。由此机缘，冯氏遂转向独立的戏剧史研究。此后所作，如《古剧四考》及《古剧四考跋》钩沉“勾阑”(剧场)、“路歧”(演员)、“才人”(编剧)、“作场”(表演)的源流，《说赚词》及《说赚词跋》钩沉“赚词”(套曲)的源流，皆用力深厚的考证；此诸篇连同《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天宝遗事辑本题记》、《金院本补说》等，汇辑为《古剧汇说》。此外，抗战期间又有单行本《古优解》及论文《汉赋与古优》、《古优解补正》，以欧洲中世纪的Fou(弄臣)为参照，考辨中国上古优人角色的来源与性质，尤为一大创说。以上对古剧、古优的探讨，堪称冯氏一生研学的最高峰，其精到处，实在其夫婿之上。
按：近世以来，王国维追溯戏曲起源，始留意优人问题，并辑有《优语录》；以后任二北(中敏)继而辑录《优语集》，功力极深，重在突出古代优伶的言行及异议精神。然而论见解的突破性与深刻性，王、任皆远不及冯氏。关于古优的研讨，实涉及古代政治、社会与文化多方面，其意义固不限于戏曲史而已，惜今人似不甚重之矣。
自四十年代后期始，陆氏夫妇同执教于山东大学；至中共执政后，乃与时俱进，重编《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至于冯氏个人，此时期有关于元曲、明清小说及诗词的杂论若干篇，数量不多，价值亦显逊色；另与游国恩、王起合编《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与林庚合编《中国历代诗歌选》，皆有普及之功。平生主要论著，除《古剧汇说》及专著而外，身后汇编为《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
陆氏夫妇皆甚受当局重用，而政治运动纷至沓来，身不由己，自不能不多作批判文章。两人在学术上深受胡适影响，故思想改造以后，陆多次批胡，冯亦有《批判胡适的〈西游记考证〉》；后来陆由于赞同取消高校党委制而被划为右派，冯又表明态度，公开作《批判陆侃如的反党谬论》发言；及至举国进行“厚今薄古”运动，冯更作自我检 讨 ，先 后 发 表《 交 出 我 的 白 旗 ，拔 去它！》、《〈中国诗史〉初步批判———批判陆侃如并批判自己》、《我在学术思想上的严重错误》。政治锋芒所及，无论师长、丈夫以至自身，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一介女流，情何以堪？
冯氏教导学生每言：“功夫要死，心眼要活。”亦治学箴言也。
诗曰：优人新解正烽烟，古剧钩稽汇一编。莫道无才方是德，嫁鸡随狗亦精专。
104地劣星霍闪婆王定六 王静如
王静如(1903-1990)，原名振宇，号净之，笔名斐烈；河北深泽县人。
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王朝，与辽、宋、金鼎足而峙，立国甚久，领土甚广，文教甚盛，然以元人不修其专史，在中国史学上地位卑弱。及至20世纪初，俄国探险家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发现西夏文书近万件，堪比敦煌遗书之发现，西夏学遂渐成国际性的学问，尤以俄、日两国为优胜。国人研治斯学，以罗振玉之子福成、福苌最先，而王氏则后来居上者也。
王氏20世纪20年代就读于北京民国大学语文系，开始接触汉语音韵学及印欧语言学，并得到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的指导；后考取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赵元任、陈寅恪，毕业后进入中研院史语所。
王氏年少力学，进境甚速，27岁时发表论文《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以汉语西北方音、藏译音、日本所存汉音与西夏文对照，为西夏语研究的滥觞；30岁时更完成专题论文集《西夏研究》，为其平生最有影响的著作。其书凡三辑，包括佛经雕版、官印、国名、语言的考订，尤其重在通过夏、汉两种佛经文本的对勘以识别文字，虽疏误不免，创获仍多；其中《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一篇，以白狼语与西夏、西藏甚至彝族语言比较，考定其属藏缅语族，亦为重要的新说。当时陈寅恪评曰：“西夏语为支那语同系语言之一，吾国人治其学者绝少，即有之，亦不过以往日读金石刻辞之例，推测其文字而已；尚未有用今日比较语言学之方法，于其同系语言中，考辨其音韵同异，探讨其源流变迁，与吾国语言互相印证发明者。有之，以寅恪所知，吾国人中盖自王君静如始。……虽其中或仍有俟他日之补订者，要已足开风气之先，而示国人以治国语之正轨，洵可称近日吾国学术界之重要著述矣。”王即凭此著，于1936年获法国铭文学院东方学儒莲奖，为第一位以个人身份得奖的中国人。
按：儒莲(Stanislas Julien)为近代法国汉学大家，儒莲奖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誉。1932年中研院作为集体曾以《安阳发掘报告》获颁该奖，1937年洪业以《礼记引得序》获奖，以后饶宗颐(甲骨学)、潘重规(敦煌学)、廖伯源(汉代史)、郭丽英(佛教史)亦先后获此奖。
王氏一生论学，专注于西夏，此后尚有《佛母大孔雀明王经龙王大仙众生名号夏梵藏汉合璧校释》、《新见西夏文石刻和敦 煌 安 西 洞 窟 夏 汉 文 题 记 考释》、《西夏语音系导言》，并主编《西夏文字典》(未刊)；但观其基本的学术旨趣及方法，实际上在民族语言的比勘，与李方桂、马学良取径略同，皆代表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现代中国学界的回响。故其所考，虽以西夏语为大宗，更涉及众多的民族语文：如《跋高本汉的上古汉语中的几个问题并论冬蒸两部》、《论开合口》、《论古汉语之腭介音》修正高本汉的汉语音韵学说，《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契丹国字再释》最早尝试解读契丹文，《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初释》以满文释读女真文，《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通过突厥文探讨早期回纥史，《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重论arsi、argi与焉夷、焉耆》论证吐火罗语即焉耆语、龟兹语，多属人所不能之作。
此外，他尚有政治史方面的《新莽革政及其失败》，经济社会史方面的《西汉的奴隶和佣假》，技术史方面的《论中国古代耕犁和田亩的发展》，虽非其所专长，亦积累深厚，足见其学力又不限于语言学。
王氏生涯平淡，学问冷僻，身后仅刊行《王静如民族研究文集》一册，集外的论文尚多。40年代有演讲《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以发表于沦陷区刊物，更罕见提及。他30年代曾访学西欧数年，流连法京，亲炙伯希和，故此演讲于法国汉学家交待详实，并有一定的学术史反思，国人论汉学史，此或为镐矢欤？
诗曰：西夏文明久化尘，掌中番汉自奇珍。至尊汉学儒莲奖，此是支那第一人。
按：西夏文献有《番汉合时掌中珠》一种，实即夏汉互译辞典，为通解西夏文的关键；而所谓“掌中珠”者，当取袖珍便携之义，与今语“掌中宝”正同，则其书犹今日英汉双解之快译通也。
105 106地健星险道神郁保四 王先谦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室名虚受堂；湖南长沙人。
论清末民初的湖湘学术，必推王闿运(湘绮)、王先谦、皮锡瑞(鹿门)三氏为大老。湘绮学博而浅，实属文苑中人，可置不论。葵园、鹿门之间，仅以经学造诣而论，皮远胜于王，王尝谓：“读皮先生《经学通论》，令人愧汗无地。”然皮氏宗今文经学，未脱门户之见，终属传统式的经师；而王氏格局广大，荟萃群说，可视为清代朴学的一大总结，故举之为近世湘学的代表。
王氏同治四年(1865)考取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曾典云南、浙江乡试，分校顺天会试；复任江苏学政，数年后上书弹劾太监李莲英，以疏上不报，遂辞官归里。先后主持思贤讲舍及城南、岳麓书院。
王氏曾仿姚鼐(惜抱轩)《古文辞类纂》之例，辑《续古文辞类纂》；又在江苏南菁书院奏设书局，仿阮元(芸台)《皇清经解》之例，主编《皇清经解续编》。此皆一代学术文章的总汇，王闿运评曰：“《经解》虽不能抗行芸台，《类纂》或足以比肩惜抱。”在个人著述方面，则兼及四部文献范围：于经，有《尚书孔传参正》、《诗三家义集疏》；于史，有《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未刊)、《元史拾补》；于子，有《荀子集解》、《庄子集解》；于小学，有《释名疏证补》；于地理，有《合校水经注》。多属总结性的厚重之作。
大体而言，王氏用力勤，著书多，然多非自出心裁，惟善于梳理群籍、贯穿百家耳。故李肖聃指其著作“不外续、纂、选、辑四者，如《十一朝东华录》为续蒋良父书，南菁书院《经解》为续阮元学海堂书，《续古文辞类纂》则承姚氏而作也。如《骈文类纂》、《十家四六文钞》、《湘中六家词》皆选也。各书《集解》皆集(辑)也。章太炎谓其本无心得，而通知法式，斯言得之”；甚至门下的叶德辉(奂彬)，私下于其著亦“以类书相讽，谓其非著书，乃抄书”。然而王氏亦非都无己见，且权衡取舍，汇辑群书为一书，不失为著书一法，盖其意本在承前启后，切于实用也。其一生所著，以《尚书孔传》、《诗三家》、《汉书补注》、《荀子集解》最为精审，尤其《诗》、《汉书》两种，至今仍无可替代。
王氏历任学官山长，无不大力扬榷学术，培育人才，尚有清儒毕沅、阮元的余风，故拟为梁山泊掌管帅字旗的险道神。
王氏思想守旧，戊戌维新时与叶德辉沆瀣一气，反对康梁变法，其言论略见于《翼教丛编》。然改良不能成功，对于保守派如王氏者，似福而实祸；盖此后革命狂澜尤甚于改良，辛亥之变，王氏亲所目见，当其时，纵欲求改良亦不可得矣。惟王氏死于北洋时代，不及见国共北伐之勃兴，尤不及见叶德辉之被祸，尚称善终，又可云幸也。梁启超1927年挽康有为联云：“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王氏在戊戌时与康圣人为思想政治之敌，但世局迁变，此联若移以挽王，又何其切当。
堂弟王先慎有《韩非子集解》，弟子苏舆有《春秋繁露义证》，其体裁旨趣亦近于王氏诸书。
诗曰：翼教难回世局新，诗疏汉注是功臣。后来大难公知否，饮血刑场叶奂彬。
107地贼星鼓上蚤时迁 冯承钧
冯承钧(1887—1946)，字子衡；湖北夏口(今汉口)人。
在 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前有中古时代的佛学东渐，后有近世以来的西学东渐，为“拿来主义”的两大高潮。当此之时，外域名著为国人仰之弥高的学术典范，故翻译一 事，每成本土知识发展的最大刺激，实占据特殊地位，绝非等闲中介而已。而论近人引进西学之功，在思想层面，严复自不作第二人想；在学术层面，则无出冯承钧 其右者。
冯氏清末游学欧洲，就读于比利时列日国立大学法学预科、巴黎大学法科、法兰西学院，归国后曾任湖北都督府秘书、众议院秘书、教育部佥事，兼职于北大、北师大。壮年时患麻痹症，遂长期受聘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编辑，借翻译工作以谋生。
冯 氏精通多国文字，早年译法学著作甚多，又译法国群众心理学家勒庞(黎朋)的《政治心理》、《意见及信仰》、《世界之纷乱》诸书，以后乃专力于法国汉学的译 述。所译数量繁多，重要专书即有：边疆史地，关于上古者如希格勒《中国史乘未详诸国考证》，关于西北者如沙畹《西突厥史料》、格鲁赛《西域考古记举要》， 关于南洋(南海)者如费瑯《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及《苏门答剌古国考》、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及《郑和下西洋考》、马司帛洛(马伯乐)《占婆史》； 西域语言，如列维、伯希和《吐火罗语考》；考古调查，如色伽兰《中国西部考古记》、牟里(闵宣化)《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入华宗教史，关于佛教者如列 维《大孔雀经药叉名录舆地考》、《大庄严经论探源》，关于基督教者如费赖之《入华耶稣士列传》(一至三卷)、沙丕烈《卜弥格传》；蒙元史，如《多桑蒙古 史》、格鲁赛《蒙古史略》、布哇《帖木儿帝国》、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伯希和《蒙古与教廷》。此外涉及南北海陆两路交通的散论尤伙，生前汇刊为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四编，身后增补至九编。其译文大体精准确当，且不以译事自限，往往更于原著之外多有增订。冯氏去世后，王静如称他“译述名著之 多，实达近三十年来之最高峰”，其人为“我国边疆研究之南针”，诚不虚也。
按：民国前后从事汉学中译者颇多，得自西洋者，例如赵元 任、罗常培、李方桂、张世禄、贺昌群译高本汉，李璜译葛兰言，向达译斯坦因，张星烺、朱杰勤译中西交通，姚枬译南洋史地，梁园东译西辽史；得自东洋者，例 如王古鲁译白鸟库吉、青木正儿，冯攸、陈裕青译桑原骘藏，何健民、方壮猷、杨炼、钱稻孙、陈捷、陈清泉、余元盦译边疆民族与地理，江侠庵译经子古籍，梁容 若译中国文化东传，汪馥泉译中国文学。凡此皆各有成绩，惟终不及冯氏之既多且精。
冯氏于翻译的同时，亦作相关研讨，二者相得益彰。 其译作约五百万言，而个人撰作亦复不少：《景教碑考》综考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有关问题，《历代求法翻经录》叙录汉唐佛经的中译状况，《元代白话碑》概述元朝 白话碑文的历史背景，《中国南洋交通史》有纵有横，《成吉思汗传》简明得体，于《诸蕃志》、《瀛涯胜览》、《星槎胜览》、《海录》诸书皆作校注，另编有 《西域地名》，散篇论文则大体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他在学术论题上，与其译著实消息相通，可谓法兰西汉学的延伸；而所作皆引证详确，考论踏 实，则在学风上不仅合于西洋汉学，实亦合于本土朴学。
严耕望极推重冯氏的汉学传译之功，甚至有谓：“我常常向同学们说，冯先生的学 问当然比陈寅恪先生差得多，但他对中国史学界的贡献，决不在陈先生之下。”而马幼垣指鼓上蚤时迁虽无打斗功夫，却有一技之长，是梁山泊最被低估的英雄。则 将贡献可比寒柳堂的冯氏与时迁相配，不最为妥贴乎？盖冯氏在学问上盗宝西天，恰可比梁山大盗之神乎其技也。古希腊神话有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中国神话亦有盗 息壤的鲧，鸡鸣狗盗，岂非有大功于人类哉？
今人耿昇，亦竭力于译介法人汉学，较之冯氏，质量自不及，而数量则似已过之，亦有苦劳。
诗曰：西洋莫道只蛮夷，近代文明是我师。汉学东传谁译笔，乾坤一手大挪移。
按：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有武功名曰“乾坤大挪移”，其法不仅可激发自身潜能，更能牵引敌方劲力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