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林点将录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简介：胡文辉，1989年肄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供职于广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在工作之余，醉心于学术研究。出版有思想文化方面的随笔、评论集《最是文人》及关于中国古代的方术和文献问题的《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另有笺释陈寅恪诗一书，未见出版。
例言
一、人类的历史并不等于英雄史和伟人史，但一部学术史，确实相当程度就是杰出学人史。古典体裁的学术史，如正史的《儒林传》，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无不以人为纲。故以“点将录”的形式评点学术人物，并非纯属文字游戏，也是具体而微的学术论衡。选择何种人物，即呈现何种学术观，人名录亦是一种学术史。
二、作为著述形式，“点将录”只是对单个学人分别作印象式的批评，看似轻松，但比之一般流水账式的学术史编纂，其实远为困难；因为这一工作，虽不要求学术史文献的堆砌，却最需要学术通识的贯注，不熟知百家，则不足以论一家。以诗学为例：近人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无论是撰写难度还是学术价值，就远非一般的诗歌史所能及。
三、近时有所谓“国学大师”的评选秀，虽不免鲁莽灭裂，但也是触发撰写“点将录”的动机之一。而此录的性质，则不以“国学”为本位，而是以“学术” 为本位；不以“大师”为号召，而是以“学人”为号召。在评估学人成绩上，偏向现代标准：重创新甚于重功力；重专精甚于重广博；重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及背景，不重中国传统本位的学术取向；重实证主义的踏实工作，不重形而上学的古典思辨。此外，以新方法的引入、新领域的开拓为可贵，以有独特个性、有自家面目为可贵，而学力深、著作多而风格不彰者，如俞平伯、高亨、姜亮夫、张舜徽、吴世昌、程千帆等，则宁可舍弃在外。
四、民国以来的中国学术，一方面趋新求变，方法多取经西方；但另一方面，由于本土学术传统及学术资源的潜在制约，在研究领域上，仍不能不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为重心。故这一时期最具水准与成绩的学问，始终以中国领域为绝对主流；而在中国领域之内，又始终以广义的史学为绝对主流。易言之，是以“文史之学”，也即所谓“国学”最为发达。相比之下，专攻“西学”者，若不能将外域理论与本土史料融会贯通，则仅能处于仰人鼻息的转介地位，终难有原始的、系统的理论创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等语，倒可借以形容近百年中国人文学术的大势。故“点将录”的选择标准，亦侧重于“中学”本位的文史学人，而不照顾学科分布的均衡。
五、李泽厚形容近十数年学风，有“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之语；其实此语更可以概括清代以降近四百年的学术风尚。入民国来，内有清代考据学的遗传，外有西方实证主义的支援，里应外合，推波助澜；故胡适和史语所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更成为这一时代的学术大气候。这决定了有重要贡献的知识人，其研究工作多以史料考辨和整理为基础，以历史与文化的发现与阐释为取向。几乎可以说，这个时代只有 “考据家”，没有“理论家”；只有“学问家”，没有“思想家”。与此相对，传统的义理之学虽存一脉，却未能跳出古典观念体系的掌心，与现代学术规范接轨。以熊十力为例，其“思想家”的气魄有余，而陷于“六经注我”式的比附，在“学术”立场而言为不能实事求是，在“思想”立场而言又不能自出机杼。故“点将录”将熊十力一类的玄学家排斥在外。
六、民国以来学者如林，同一级别的名家众多，见仁见智，取舍为难，不偏不倚，谈何容易。事实上，所谓“文无第一”，论人尤难于论事；盖考辨事实，尚可能接近客观，而品评人物，势难避免主观。此外，为了切合各人的身份、特征，甚至为了增加娱乐性，此录在排行上也不尽拘泥。
七、在体例上，“点将录”以人为纲，每则首先评论具体人物的学术成绩、取向及方法，以见其学术史地位；再述其轶事逸闻，以知人论世，并增风趣；最后附以绝句一首，不拘一格，以留余味。故此录一方面继承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的形式，另一方面又糅合了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刘成禺《洪宪纪事诗》的体裁，实为“点将录”与“纪事诗”的结合。
八、“点将录”的通行格式，是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另冠以旧头领一员，故此录共选入民国以来的中国学人共一百零九位。但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学术却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学术；论现代学术史，已无法自限于禹域之内，而回避国际汉学的成就。故别出心裁，突破体例，另选择有重要成绩及影响的域外汉学家附录于后。据《水浒传》第一百零五回，梁山好汉征服河北田虎，得降将计十九员，故以此为据，配以汉学家共十九位。
目录
旧头领一员 托塔天王晁盖 章太炎 2
1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胡适 3
2天昰星玉麒麟卢俊义 王国维 5
3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傅斯年 7
4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 陈寅恪 8
5天勇星大刀关胜 陈垣 10
6 天雄星豹子头林冲 罗振玉 11
7天猛星霹雳火秦明 顾颉刚 12
8天威星双鞭呼延灼 钱穆 14
9天英星小李广花荣 孟森 15
10天贵星小旋风柴进 杨锺羲 16
11天富星扑天雕李应 于省吾 18
12天满星美髯公朱仝 冯友兰 19
13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萧公权 20
14天伤星行者武松 陶希圣 22
15天立星双枪将董平 钱锺书 23
16天捷星没羽箭张清 郭沫若 25
17天暗星青面兽杨志余嘉锡 26
18天祐星金枪手徐宁 李方桂 28
19天空星急先锋索超 雷海宗 29
20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董作宾 30
21天异星赤发鬼刘唐 汤用彤 31
22杀星黑旋风李逵 梁启超 33
23天微星九纹龙史进 严耕望 35
24 天究星没遮拦穆弘 蒙文通 36
25天退星插翅虎雷横 齐思和 37
26天寿星混江龙李俊 钱仲联 39
27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李济 40
28天牢星病关索杨雄 陈直 41
29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刘师培 43
30天损星浪里白条张顺叶昌炽 44
31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 洪业 45
32天牢星病关索杨雄李宗侗 47
33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 吕思勉 48
34天暴星两头蛇解珍 杨树达 50
35天哭星双尾蝎解宝 孙楷第 51
36 天巧星浪子燕青 叶德辉 52
37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 余英时 54
38地煞星镇三山黄信 杨联陞 55
39地勇星病尉迟孙立 方豪 56
40地杰星丑郡马宣赞 周祖谟 57
41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胡厚宣 58
42地威星百胜将韩滔饶宗颐 59
43地英星天目将彭玘沈曾植 60
44地奇星圣水将单廷珪岑仲勉 61
45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朱希祖 63
46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启功 64
47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沈家本 65
48地阔星摩云金翅欧鹏 竺可桢 66
50地强星锦毛虎燕顺 徐中舒 68
51地暗星锦豹子杨林 王重民 69
52地轴星轰天雷凌振 全汉昇 70
53地会星神算子蒋敬 梁方仲 71
54地佐星小温侯吕方 季羡林 72
55地祐星赛仁贵郭盛 向达 73
56地灵星神医安道全 潘光旦 74
57地兽星紫髯伯皇甫端罗常培 75
58地微星矮脚虎王英 凌纯声 76
59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 芮逸夫 77
60地暴星丧门神鲍旭 徐复观 79
61地然星混世魔王樊瑞 周法高 80
62地猖星毛头星孔明 何炳棣 81
63地狂星独火星孔亮 张五常 82
64地飞星八臂哪吒项充 周策纵 83
65地走星飞天大圣李衮 郑振铎 84
66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坚 闻一多 85
67地明星铁笛仙马麟 劳榦 86
68地进星出洞蛟童威 张君劢 87
69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容庚 88
70地满星玉旛竿孟康 谢国桢 90
71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沈从文 91
72地周星跳涧虎陈达 陈康 92
73地隐星白花蛇杨春 吕澄 94
74地异星白面郎君郑天寿 唐长孺 95
75地理星九尾龟 陶宗旺 96
76地俊星铁扇子宋清 胡道静 97
77地乐星铁叫子乐和 吴梅 98
78地捷星花项虎龚旺 张荫麟 99
79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孙 陈梦家 101
80地镇星小遮拦穆春 唐兰 102
81地嵇星操刀鬼曹正 邹衡 103
82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 刘子健 105
83地妖星摸着天杜迁 萨孟武 105
84地幽星病大虫薛永 童书业 107
85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唐圭璋 109
86地僻星打虎将李忠 戴裔煊 110
87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夏鼐 112
88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隆 蒋廷黻 113
89地全星鬼脸儿杜兴 唐德刚 114
90地短星出林龙邹渊 冯家昇 115
91地角星独角龙邹渊 姚从吾 116
92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贵 邓之诚 117
93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屈万里 118
94地平星铁臂膊蔡福 罗尔纲 121
95地损星一枝花蔡庆 周汝昌 122
96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 瞿同祖 123
97地恶星没面目焦挺 郭绍虞 125
97地察星青眼虎李云 梁思成 126
99地丑星石将军石勇 王利器 128
100地数星小尉迟孙新 裘锡圭 129
101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 汪宁生 130
102地刑星菜园子张青 杨宽 132
103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 冯沅君 133
104地劣星霍闪婆王定六 王静如 134
105 106地健星险道神郁保四 王先谦 135
107地贼星鼓上蚤时迁 冯承钧 137
旧头领一员 托塔天王晁盖 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原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
论清末民初的思想学术，可举三对师徒为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侃)，罗(振玉)、王(国维)。罗、王关系在师友之间，但王氏的出人头地实赖罗氏的全力提携，故不妨亦以师徒视之。
三对组合，在政治和思想学术两方面立场各异，恰成有意味的对照：康、梁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都属改良派，一方面倾向保皇立宪，反对革命；一方面以言论为 “批判的武器”，开启风气，转移人心，启蒙之功莫大焉。章、黄在政治上是激进派，鼓吹排满革命；在学术上却是保守派，以保存国粹为号召，排斥新材料、新方法，为清代小学(语言学)的殿军。与章、黄相反，罗、王在政治上是保守派，死心踏地做满清的孤臣孽子，身在民国，心怀复辟；但在学术上却是革新派，以出土文献的发现及整理为志业，尤以甲骨学的开创惊世绝伦，世称“罗王之学”。
章、黄跟康、梁相比，在政治上未免冒进，而跟罗、王相比，在学术上又嫌滞后，两皆失措。他们虽能在古音学方面后出转精，却自限于传统小学的旧樊篱，不能转入现代语言学的新天地。
章氏最严重的毛病，尤在门户之见太深，意气之争太甚。康有为信从今文经学，他以古文经学作为对抗；罗、王治甲骨文而声名鹊起，他则斥甲骨文为伪造。作为文字学大师，这可算是他学术生涯的最大败笔。
在近代中国这一知识转型期，章氏实为过渡性人物，有守旧处，亦有趋新处。他是古典形态的博学鸿儒，于学无所不窥，留日期间更涉猎西学，视界已超出中土之外。平生著作甚丰，要者如《訄书》、《检论》综观中国古今思想学术、政治社会；《国故论衡》总结传统的语言文字学、文学及诸子学；《菿汉微言》泛论佛学、易学、老庄、儒学。此外，《齐物论释》借佛教思想阐释《庄子?齐物论》，可算比较哲学的会通之作，晚年自许：“若《齐物论释》、《文始》诸书，可谓一字千金矣。”
章氏门人众多，知名者有黄侃、但焘、汪东、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吴承仕等；章氏曾戏以太平天国诸王比拟各人：黄为天王，汪为东王，钱为南王(一说翼王)，朱为西王，吴为北王。又，据说章氏本人也曾自称“章天王”，此与“康圣人”又成有趣的对比。
按：黄侃，字季刚，对传统经籍用力极深，拟五十岁以后著书，却在四十九岁病亡。他的古音分部综合清人旧说而后来居上，但守成有余，创新无功，现代语言学家如李方桂、王力、周法高等对他都有批评。他1935年去世时，杨树达在日记里更说：“近日学界人谈及季死，均谓季生时声望虽高，百年后终归岑寂…… 季刚受学太炎，应主实事求是，乃其治学力主保守……此俗所谓开倒车。世人皆以季刚不寿未及著书为惜，余谓季刚主旨既差，是享伏生之年，于学术恐无多增益也。”此谓黄氏即不早逝，亦未必能有大成，虽极苛刻，亦甚中其病。故将黄氏弃于梁山泊好汉之外，仅附记于此。
陈寅恪挽王国维诗有“文化神州丧一身”之句，盖将王氏一人视作中国文化的代表；而章氏直以中国文化的代表自居。民国初年他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在家书中称：“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与此类似，德国文学家托马斯?曼在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对记者说：“Wo ich bin，ist Deutschland.”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章氏将自身等同于中国文化，托马斯?曼将自身等同于德国文化，可谓中外之狂态略同。
章氏久享“国学大师”之誉，但声名虽臻于极盛，对学术界的实际影响却并不深刻。毛泽东当年曾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故此处将章氏拟为托塔天王，似扬而实抑，盖亦要将他屏于现代学林的正榜之外也。
诗曰：启蒙事业逊康梁，排满赢来举国狂。并世学人别流派，章黄原不及罗王。
1 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胡适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号藏晖室主人；安徽绩溪人。
唐代张为有《诗人主客图》，按风格将诗人分作六类，白居易诗雅俗共赏，故列为第一类之首，称“广大教化主”。胡适正可谓现代学术史的“广大教化主”，论影响之巨，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余英时回忆，曾有大陆学术领导人访问耶鲁大学，席间谈及胡氏有谓：“胡适应该一分为二，他在学术上还有进步意义，但在政治上则是反动的。”余氏则针锋相对：“我们海外中国人的看法恰好相反。胡适在学术上早已被抛在后面了，倒是他的政治观念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意义的。”王元化也说“读胡适书觉过时，读王国维书却不觉过时”。其实胡氏显得过时，正由于其影响深广，故当年的新见解及新方法多已常识化，所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是也。
无论思想启蒙或学术革新，胡氏都可谓现代一人。在思想启蒙方面，白话文、新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不带有胡氏印记。在学术革新方面，《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为树立学术新范式的创世纪之作；其他论《诗经》、《楚辞》，辨《墨子》、《老子》，疑古史，考音韵，推扬戴震哲学，表彰崔述史学，虽多零篇散论，但转移风气，泽被学林，亦非浅鲜。
不过，论胡氏成就最精深的方面，当数古典小说及禅宗史考证，二者分别是其文学史、哲学史研究的延伸与深化。其中《红楼梦考证》为“新红学”开山，近百年来的红学史皆在其笼罩之下；又如《醒世姻缘传考证》，结论虽有争议，在写作上却堪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典范，罗尔纲甚至说他考证太平天国史的方法，即由此文领会得来。胡氏的禅宗史考证，可以说是现代佛教研究史上最重大的新突破，但相对而言，在国内学界却较受忽视，倒是在日本学界引发震动。他对神会地位的重估、对《坛经》成书的考辨，可谓锋芒毕露，是对禅宗史、佛教史研究的革命性贡献；《楞伽宗考》一篇，日本禅学权威柳田圣山誉为“……是胡适初期禅宗史研究论文的骨干，他不仅贯彻主张，而且满怀信心。这已经达到了胡适禅学论证的最高峰，为近代禅宗史的研究历史，带进了划期的新时代”。
胡氏平生著作，论俗世声名，以早年的《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最为风靡；而论专业成就，则以中年的《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最为精萃，《说儒》、《楞伽宗考》、《荷泽大师神会传》、《坛经考》、《醒世姻缘传考证》等名文都收录其中。这是胡氏个人学术的巅峰，亦代表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巅峰。此后抗战开始，国家当存亡续绝之际，胡氏投笔从政，受命任驻美大使；并世学人在战时多能著述不坠，而胡氏则就此中断其学问生涯的鼎盛期。等他战后重返学界，无论是年龄（五十五岁）、身体（患心脏病）、身份（任北大校长、国大代表）、环境（内战），都已错过治学的黄金时代。
胡氏《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仅成上卷；盖以胡氏治学，以通观性的大手笔开始，而又转入细密化的专题考证，即由“大刀阔斧”转向“绣花针”的功夫，故积重难返，缺失“下面”一截，以至被黄侃讥为太监。按：张维华有《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惜至汉代而止，下编迄未完成，亦属著述有上无下之例。又，萧一山二十余岁即已出版《清代通史》上、中卷，而下卷仅成讲义，长期未能定稿；至年界花甲，才以胡氏为前车之鉴，续成完整的一部《清代通史》。他与胡氏同途而殊归，亦成对比。
胡氏为学，最重方法，但大体未超出考据学中心的“历史的方法”，也即唐德刚所谓“拿证据来”的学问，较欠缺社会科学观念的贯注。然而每一时代皆有每一时代的学术主流，胡氏方法以简驭繁，正契合时代的需要，开拓既广，创获亦多，终为一代正宗。
胡氏世称“胡博士”，但他1917年离美返国，因未将论文及时付印，迟至十年后才重赴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取得博士学位，遂启“冒充博士”之疑；但夏志清、余英时先后有所辨析，已基本廓清此公案。此外，胡氏一生共获得三十五个荣誉博士，亦中外所罕见。“胡博士”之号，信不诬矣。
诗曰：无地自由诚可哀，红楼白话此山开。鲁翁郭老归何处，博士翩翩今又来。
按：鲁迅在文化界，郭沫若在学术界，为前数十年的两大偶像，如今两皆沦落；而此消彼涨，胡适之则翩然重临。由此颇窥可见当代思想史之消涨变迁。
2天昰星玉麒麟卢俊义 王国维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庵，号观堂；浙江海宁人。
王国维的生涯学问，大致可以辛亥革命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在思想学术上是维新派，以新学（西学）为尚，嗜习哲学，专攻文学；后期则转为文化政治上的遗老派，回归古学（国学），而以史学为志业。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为王氏前期两大名作。《词话》辞简而意丰，表面上是中国本位的谈艺录，只是传统词话的继承；然而其中的别有会心之处，非有西方文学及哲学的素养绝不能道。王国维《词话》以主观领悟取胜，钱锺书《谈艺录》则以引证浩博取胜；而论文艺学术史上的地位，则王氏之轻，固不逊色于钱氏之重。《宋元戏曲考》为戏曲史的开山之作，王氏自称：“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献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其一空依傍的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辛亥之后，王氏感伤满清之亡，耻食民国之粟，于是追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并受罗氏的影响和帮助，尽弃早年所学而“反经信古”。当其时，作为旧制度的清室已土崩瓦裂，而作为旧文化的国学亦花果飘零，故二人将遗民的心事寄托于学问之中，以抱残守缺之志，为存亡续绝之业；王氏之所以由外缘的西学返回本土的中学、由枝叶的文艺之学返回根本的经史之学，即出于这种思想背景。故罗王之学，自学术本位而言，为考古的学问；而自政治本位而言，则为流亡的学问也。此后十数年间，王氏涉猎极广，举凡甲骨金文与经学小学，边疆民族与历史地理，流沙坠简与敦煌遗书等等，皆多有发明。而最享盛名者，自然要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两篇，其要旨在于以甲骨卜辞与传世文献互证，钩沉出殷商一代的帝王世系，发千古未发之覆，遂成就“新史学的开山”的洪业。
对于王氏的成就，当代几无异辞，其国学大师的形象，近乎完满无缺；而在王氏所处的时代，却不尽然。如孙德谦责备他的考证穿凿而无关宏旨，张尔田暗示他重考据轻义理，章太炎反对他以甲骨文证古史，黄侃讽刺他匆忙立说、学无根柢，邓之诚批评他虽有创见而好赶时髦，钱穆则斥责他取巧拣漏、以考据代学问。对这类评论，宜作两面看：一方面此数人治学皆偏于守旧，都不能如王氏据新材料而有新发现，故其态度不免有酸葡萄的心理；另一方面，王氏研经考史确为半路出家，所凭籍者实在于迅速的悟性，而不在深厚的功力。
按：王氏的情形略同胡适。王、胡二氏，可谓近世以来学术史上最有发明、最多成绩者，而皆不纯以所谓学术功力取胜。盖二人对西方学问都能登堂入室，有思辨的根柢，故从事考证，实为以难就易；可知考证学的境界，不能仅从考证本身达致，不能仅依赖单纯的文献积累，而需要更广阔的知识背景及视野。胡适曾批评清儒太重功力而不重理解，实不谛为自我作辩护，亦不妨视为替王氏作辩护。
王氏应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之后，还保留着作为遗老标志的小辫子。据说王氏夫人曾劝他：“来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东西做甚么？”王答：“正是到了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做甚么！”
1927年，王氏以五十岁的盛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成为近代文化史一大公案。关于其自杀的原因，世论纷纭，但无论如何，当时北伐军黑云压城的政治阴影，是对王氏最直接最重大的刺激。王氏与梁启超、陈寅恪号为清华研究院三巨头，但陈氏系后辈，当时著述亦仅寥寥；论名望及成就，实以梁、王并峙，分别为近代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的颠峰。王自沉后不足两年，梁亦病逝，终年也不过五十六岁；如此一来，近代知识界两大巨擘先后凋谢，国学研究院遂终成昙花一现。
王氏性格内向，但偶尔亦有顽谑之举。清末他在北京时，名士蒋黻曾集杜诗为春联云：“傍人错拟扬雄宅，异代应教庾信居。”王氏竟偷偷将春联改成：“傍人错拟杨雄宅，半夜须防石秀刀。”在新年大吉的时候，硬是将文人墨客的雅舍，比作梁山好汉的凶宅，可谓谑而近虐。这可见王氏也有性格促狭的一面。
诗曰：境界三重独上楼，卜辞证史溯殷周。若无一曲昆明水，或恐追随到满洲。
按：首句典出《人间词话》最有名的一节：“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夜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3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傅斯年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
顾颉刚曾回忆，抗战前北京学界有一句流行语：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三家皆兵强马壮，各据一方，遥相呼应。其中尤以傅氏长期掌控历史语言研究所，是真正的学派掌门，以至他自身的学术声名，也似为其“老板”身份所掩。
傅、顾二人，皆出胡适门下，顾氏扬名在先，而傅氏得意在后。顾氏1923年刊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迅即轰动学界。当时留学海外的傅氏亦一度大为惊佩，甚至称许顾氏在中国古史学的地位，“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并对友人表示：“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厄，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但傅氏回国以后，自食其言，不仅弄了史学，更直摩古史学之垒，遂与顾氏在上古史领域作逐鹿之争。
三十年代初期，傅氏以“古代中国与民族”为主题，接连写出《大东小东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等精悍之作，其中尤以《夷夏东西说》为骨干。傅氏认为商人起源于东方，夏族起源于西方，而东西方种族交相争王称霸，即为秦汉以前古史的基本线索。此文巨眼卓识，是近代以来学术史上最精彩的突破之一，不惟可与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相提并论，还与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胡适《红楼梦考证》及《荷泽大师神会传》等典范之作并列，亦毫无逊色。此外，《周东封与殷遗民》一篇，虽篇幅无多，却对殷周种族关系问题提出有力新解，直接影响到胡适《说儒》那篇宏文的撰作，并对胡适古史观的转变起到促进作用。同样治古史，顾颉刚用历史演进法，核心在于根据文献的年代前后考辨史实真伪；而傅氏则另辟蹊径，由地理和种族立场梳理历史线索。顾氏打破迷信的旧古史学，是对“信古”的反动，故称“疑古”；傅氏则建立新的古史架构，是对“疑古”的超越，已入“释古”之境。
傅氏最重要的专著，则数完成于抗战前夕的《性命古训辩证》。他在方法上将清代朴学与西洋历史语言学融冶一炉，一方面继承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阮元《性命古训》的旧路，一方面结合“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新法；首先对“性”、“命”这两个概念溯源辨义，并以此为基础，进而辨析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性论与天命观的演变。对于此书，不仅史语所中人推重备致，连左倾阵营的赵纪彬亦誉为“穷究天人之际，通论思想之变，溥薄渊泉，精义时出，实有美不胜收之概”，陈垣甚至私下对儿子表示：“余阅《性命古训辩证》，深知余已落伍……”
傅氏以集体名义发布《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开头即宣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但此系针对当时一般旧学风而言，实有矫枉必须过正之意。而反观傅氏本人，早年留欧时博涉文史哲、旁及数理化，故其治学亦方法多端，眼观六路，霸气横溢，绝非“史料学”所能拘束。
最为难得者，傅氏不仅是学术天才，更兼行政长才。他先后手创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抗战胜利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随国民党政府迁台后任台湾大学校长。作为规模最大、延续最长的现代学术机构，史语所尤其最大程度地贯彻他的学术宗旨，重史料搜集及整理、重历史语言学、重实证主义、重断代的专题研究，对于现代学术风气影响至深且巨。其流风所及，虽日久生弊，以考据尽史学之能事，但总论其得失成败，则终为现代学术史的正统所在。而傅氏一手筹划，指引有方，故拟为智多星吴用。
与其师胡适类似，傅氏亦属于议政而不从政的参与型知识分子。他对官僚资本集团的贪腐深恶痛绝，抗战期间，他在公私场合皆极力抨击行政院长兼财务部长孔祥熙，直至孔氏倒台；1947年，他又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文，促使宋氏辞去行政院长职。傅氏以言论为炸弹，连续轰倒两大政界巨头，故时人有“傅大炮”之称。可是孔、宋虽去，国民政府的经济危境依旧无法挽回，反倒每况愈下，终至土崩瓦解，此又非“傅大炮”所能料及矣。
傅氏以体胖闻名，久患高血压，1950年因脑溢血辞世，终年五十五岁。
按：梁启超、王国维、黄侃亦皆寿仅五十上下，可见治学不在年高，精力充沛、学问猛进之时，多在半百以前也。
傅氏有侄傅乐焕、傅乐成，乐焕专攻辽史，乐成则以唐宋史为重心。1949年，乐成随傅斯年赴台；乐焕则留在大陆，“文革”时投水自杀。
诗曰：夷夏东西说最精，居然胖子是书生。敢教孔宋俱翻倒，赢得人呼大炮名。
4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 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中年号青园居士，晚年室名寒柳堂、金明馆；江西修水人。
陈寅恪平生的治学取向，明显可以划分作三期，周法高、余英时先后已有讨论。大抵早年博涉中外语言，包括梵文、巴利文、波斯文、吐火罗文、佉卢文、突厥文、西夏文、蒙文、满文等古语文，藉此由比较语言方法入手，探讨佛教史、中外交通史等问题，属于当时欧洲东方学的主流；限于国内的学术条件，中年以后乃专注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际，亦即“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晚年复退而求其次，仅以陈端生、柳如是两位才女为主要研究对象，稍寄托其心事，所谓“著书唯剩颂红妆”是也。
故其学问轨迹大致可作一概括：在地理上由异域而本土，在时代上由中古而明清，在方法上则由欧陆汉学而中国本位的文史之学。
陈氏成就的高峰，实在学术生涯的第二期，即中古史方面。综观种族文化的融合，追溯典章制度的源流，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观察政治集团的兴衰，分析外交内政的关联，有《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诗证史，以史笺诗，则有《元白诗笺证稿》；其他散篇论文，从社会到宗教，从文学到音韵，吉光片羽，尤多妙解新义。至于暮年完成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虽为今人所艳称，但其时陈氏目盲力衰，考辨每流于繁琐拖沓，疏漏亦所不免，已不复壮年气象矣。
按：一入老境，精神焕散，治学殊不易言。如胡适晚岁耗费近二十年之力考证《水经注》，为戴震抄袭赵一清公案作辨诬，用力多而发明少，且结论尚有争议，正与陈著《别传》成一对照；此外，如董作宾试图据甲骨文构拟《殷历谱》，又如爱因斯坦试图建立“统一场”终极理论，哥德尔试图证明“连续统假设的独立性”的数学难题，都属于中年以后研究工作失败之例。相比之下，陈氏以一盲翁而成此大著作，虽未大成，已不可及。
陈氏曾被归入“史料学派”，实甚皮相；盖史料不过是陈氏学问的第一层功夫，他不仅不为“史料学”所限，更超越于“考据学”之上。他的长处，不仅在史料搜集的丰富，尤在史料辨析的细微，纵使见人所常见，亦能发人所未发；他善于从史料的缝隙发现问题，能作大胆的联想和推衍，层层深入，曲径通幽，而入柳暗花明之境；他更能在细心考证的前提下，因小见大，由局部的史实考订达致宏观的历史通识，而兼备清人考史方法之细与宋人论史眼光之大；甚而通古今之变，借古人的酒杯，浇个人的块垒，将自己对当代政治的体认，融入古代历史的思辨之中。陈氏取径多方，手眼通天，唐长孺誉之为“胜义微言若有神”，故拟作呼风唤雨、驱神遣鬼的公孙胜。
陈氏游学欧美多年，但未猎取任何学位，亦无任何专著，而甫一返国即得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与梁启超、王国维并踞导师之列，可称异数。此亦因为他有世家背景，有人脉关系，其父陈三立与梁启超更为清末变法时代的故交。
在中西思潮激荡的近代历史处境中，陈氏持论偏于保守，认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文化本位论；但他在饮食方面则甚西化，喜吃牛奶、面包、牛油。相反，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却喜吃中餐，习惯用筷子。故陈氏曾跟陈序经开玩笑：“陈校长的‘全盘西化’是假的，我的‘全盘西化’才是真的。”在思想文化方面坚持中国本位，在物质文明方面接受西方事物，此即陈寅恪的“中体西用”欤？
1953年，陈氏谢绝北上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之职，并公然表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自此独立不迁，长作岭南人。因为他目盲老病，加上学术地位崇高，得免于参与日常政治学习及历次思想批判运动，是其不幸之幸；然而他未能早逝数年，而亲历“文革”最疯狂的时期，于公于私，于身于心，其痛为何如，此其终不幸也。
诗曰：元白歌行钱柳诗，苹花不采岭南时。左丘盲目原天意，满纸无非马克思。
按：陈氏1953年有诗“不采苹花即自由”，乃反用柳宗元“欲采苹花不自由”之句，表示不去北京，以期在学术上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句典出于此。
5天勇星大刀关胜 陈垣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
新会援庵，义宁寅恪，并称“史学二陈”；援庵生长南粤，寅恪归老南粤，实为岭南学术史的荣光。
二陈俱以史学考证名世，而取径各异，严耕望有精辟的总结：陈垣偏于“述证”，重在史料搜集的详赡和史料排比的条理，虽平实而稳健；陈寅恪则偏于“辨证”，重在史料的巧妙运用和辗转分析，虽高明而危险。故陈寅恪之学，仿佛天马行空，“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相反，陈垣之学则如坦克履地，“虽不若寅恪先生之深刻多新解，但扎实稳健，而能见其大，虽卑之无甚高论，技术上作委蛇曲折反复辩论之处也不多；但其创获着实丰硕。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逾于先生者。”大抵陈寅恪为考史之学，陈垣则为述史之学。陈垣重视目录学、校勘学、史源学的基本功，尤其强调史料的“竭泽而渔”；尽管陈寅恪被视为“史料学派”、胡适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傅斯年宣扬“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但相比之下，陈垣实际上更接近于史料学派。
陈垣最有突破性的撰述，集中在学术生涯前期，尤以所谓“古教四考”，即《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为代表，钩沉出久已湮没的早期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犹太教、火祆教、摩尼教入华史迹。《元西域人华化考》用力湛深，体大思精，亦是中西交通史、民族史的空前之作。“古教四考”及《华化考》诸篇，除本身史料详备、梳理清晰的优点之外，在选题上亦契合新学术风气的转变，既填补本土学界的空白，更跻身国际汉学的前沿，故能震动中外，一举奠定其史学地位。
按：陈氏早年信仰基督教，故他对西方宗教入华史的重视与挖掘，当与其信仰背景有关。事实上，他第一篇正式论著《元也里可温教考》，即缘起于天主教会属下辅仁社的课题。
不过，陈氏不通外文，史学能力限于禹域之内，故其中外交通史、宗教西来史及蒙元史的研究，此后已难以为继，而逐渐转向本土宗教史及历史文献的研讨。另一方面，因为抗战发生，他更有意识地将民族主义情绪，假借“宗教三书”以作发扬：《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表彰北方宋遗民不仕金朝的义节，《明季滇黔佛教考》发掘明末逃禅遗民的反清心理，《清初僧诤记》贬斥清初佛门新贵攀附异族统治的丑态；此外，《通鉴胡注表微》钩稽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所流露的故国情怀。凡此都能以今释古，借古喻今，在史料详博、考订坚实的基础上，寄托他对时事的感慨和认识。
陈氏将其治学历程总结为四个姓氏：钱、顾、全、毛。早年服膺钱大昕，为纯粹的考证；九一八事变之后，推重顾炎武，重经世实用之学；北京沦陷后更讲授全祖望，发挥民族气节，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最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1952年他致杨树达函有谓：“来示谦欲法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高邮岂足为君学？况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则陈氏的学术思想，此时固已由谢山(全祖望)转韶山(毛泽东)矣。然而陈氏以谢山为法，能迭有名作，以韶山为法，又何所成？
陈氏早年从政，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众议院议员；以后转入学界，仍能与时进退、与世浮沉，从国民党时代的辅仁大学校长，到共产党时代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始终身名俱泰，真可谓圣之时者。陈氏与政治的交涉，平生有两大事件：一是1923年以众议院议员身份参与曹锟贿选，成为有名的“猪仔议员”，是为陈氏最严重的政治污点；二是1949年发表《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这既表示与故人胡适在思想上分道扬镳，也表示对革命政权在政治上衷心拥护。在著名的旧知识分子中，陈氏遂成为向新政权输诚的第一人。共产党即新时代的红色梁山泊，则《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者，亦如后来数以百万计的批胡文字一般，乃知识分子落草梁山之投名状也。
子陈乐素，孙陈智超，皆长于宋史。
诗曰：议员猪仔有惭颜，老去红朝著述悭。一代史宗与时进，谢山不拜拜韶山。
6 天雄星豹子头林冲 罗振玉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贞松老人；浙江上虞人。
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著名命题，罗振玉既是一位“以学术为志业”者，也是一位“以政治为志业”者。他在学术与政治两方面，皆从事于“抱残守缺”的事业：在学术上以挽救遗佚的古典学术文献自任，在政治上以挽救衰微的满清君主统治自任。结果，他在学术上成就不世之功，而在政治上终成南柯一梦。
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指出，“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并将近世的学术新发现总结为五项：殷墟甲骨文、西域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异民族古语文资料。而罗氏于此无不身与其役，搜罗在前，传布在后。其个人著述，于甲骨文，先后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于汉简，有与王国维合作的《流沙坠简》；于敦煌遗书，有考订年代、校勘文字的大量题跋，更有《补唐书张义潮传》、《高昌麴氏年表》、《瓜沙曹氏年表》等补史之作。除此之外，其他新旧文物的汇编和整理尚多，于青铜器，有《三代吉金文存》；于石刻，有《石鼓文考释》、《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增订碑别字》，更据金石史料而有《唐折冲府考补》；于玺印，有《齐鲁封泥集存》、《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于器物杂项，有《古明器图录》、《古镜图录》、《历代符牌录》等等。其他竹头木屑，更不胜枚举。
罗氏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提出古器物学的概念，实可视为其学问取向的核心。尽管古器物学仍是前现代的旧式考古学，尽管罗氏没有以“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为号召，但他的学术实践，正契合于傅斯年所谓“扩张研究的材料”、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宗旨。故他实在是现代考古学的先行者，借用陈寅恪语，即现代学术史的“预流”。罗氏曾在1922年致王国维函中有谓：“兵戎满地，来日大难，我辈乃欲于此时为抱残守缺之计，冀存三百年之史料，亦可谓天下之至愚，未尝不自笑也。”在天翻地覆的乱世，罗氏以私人一己之力，为传古继绝之业，尤为不可及；其成绩之浩翰，不惟空前，亦已绝后。
罗氏一生精力，多消耗于文物搜集、整理方面，为人之学最多，为己之学稍少，故论考证的精审深入，反较王国维为逊色。但作为甲骨学的开山，仅凭《殷虚书契考释》一种，亦足以垂世不朽。(按：甲骨文为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新发现及新学问，最早的搜藏者有王懿荣、王襄、刘鹗，最早的释读者有孙诒让，但真正发皇体例、奠定基础者，则以《书契考释》为始，郭沫若评论此书“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谈甲骨者固不能不权舆于此，即谈中国古学者亦不能不权舆于此”。)而王国维能发殷商史千古之覆，也正是基于罗氏的考释之上。
罗王之学，世所艳称；而论罗王之学的形成，自以罗振玉居于绝对主动的地位。盖不论早年教育、个人生活、学术资料乃至治学方向，罗氏对王国维都具有决定性的帮助及影响。辛亥革命后罗、王东渡日本，罗对王表示：“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由也。”王氏闻而惊诧，乃决然“尽弃所学”而转治古学。故世无王国维，罗振玉仍为罗振玉；而若无罗振玉，则至多仅有文学史家的王国维，必无古史学家的王国维矣。此为近世学术史上至关紧要的一段因缘际会。
胡适与罗、王皆有交往，晚年回忆：“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真漂亮！”人往风微，此亦难得逸闻也。
弟振常，从事文献学；长子福成、三子福苌，皆攻西夏文；四子福葆，治金石、文字；五子福颐，专治玺印；长孙继祖，精辽史。其一门所学，亦多属罗氏本人学术旨趣的延伸。
诗曰：殷墟汉燧又敦煌，补史勘经尽日忙。大力若非罗叔蕴，何曾考古有观堂。
7天猛星霹雳火秦明 顾颉刚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江苏吴县人。
在现代史学界，论人员齐整、阵容盛大，自以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最有势力；但若论宗旨鲜明、风气激荡，倒要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疑古派)最有影响。
古史辨派的揭竿而起，自然要以顾氏1923年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标志。顾氏在这篇仅四千余字的非正式论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其主旨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也就是说，由文献的年代观察，旧古史系统中的帝王，愈是号称古老者，其产生的时代反而愈晚近，故古史系统的形成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的结果。此论一出，如拨浮云而见青天，“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旧古史观遂轰然崩解。顾氏虽遭遇信古派的反击，但他愈辨愈勇，因风借力，更网罗当时学人相关的古史讨论及古文献考辨，主持编纂为《古史辨》；由此，“古史辨派”遂迅速冒起，成为民国学术江湖的一大字头。顾氏后来自称《论古史书》为“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他对旧史学的破坏之功，并世无人可及，故拟为现代学林的霹雳火。
按：顾氏疑古思想的发生，或以为暗袭日本白鸟库吉的先见之明，或以为继承清代崔述、康有为的本土经学传统。这两种思路都略嫌拘泥。综观其时的知识语境，疑古思想的发生既有内部因素，亦有外部背景。论内缘，论最直接的刺激，当源于胡适对古史的理性批判态度；胡氏讲中国哲学史，截断众流，“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对于顾氏原来“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胡氏的《井田辨》、《水浒传考证》皆运用“历史的方法”，着重辨析不同文本的时代演变，更是顾氏疑古方法的滥觞。论外缘，论广义的思想背景，则出于西方古代史的参照，与西方近代史学观念的引入；白鸟库吉之于日本，顾颉刚之于中国，其实都属于西方史学实证主义与批判精神浸淫下的产物。
顾氏曾有撰写“古史四考”的庞大计划，对旧古史的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方面，拟分别作一总清算；可惜他暴得大名，任事太多，结果无一完成，仅得《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一种，亦不过“帝系考”计划中的一部分。不过，他一生虽未完成系统的巨著，却留下数量浩瀚的读书笔记；精华部分四十年代已辑为《浪口村随笔》，以后重加删订，易名《史林杂识初编》。此著在体裁上为中国古典学术笔记之续，虽简短而精粹；而且能借边疆民俗证史，在方法上固已“走出疑古时代”。除《论古史书》之外，为顾氏最可传世之作。《论古史书》为破坏性的史学，而《史林杂识》则为建设性的史学。
顾氏的辨伪工作，不免有疑古过勇之病，如《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信从晚清今文学说，前提已误，煌煌十四万言，终属劳而少功；《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成书年代》断《老子》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后，更可谓满盘皆输。但古史辨学派的真精神，在于对史事真伪和文献年代的存疑态度，“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疑而后辨，辨而后信，实切合现代史学的实证要求，故其个别结论纵有过当，而基本原则终不可抹杀。“疑古”固非史学的目的，然而必有“疑古”的前提，才可能有进一步的“释古”境界可言；否则，所谓“走出疑古”，终不过沦为“信古”的借尸还魂而已。
顾氏成名之后，不仅提携人才，不遗余力；且能求同存异，尤见胸襟。钱穆回忆在苏州省立中学时，“……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心疑，又因颉刚方主讲康有为，乃特草《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与之。然此文不啻特与颉刚争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又如顾氏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研究”，涉及汉武帝时的十三州问题，研究生谭其骧对顾说表示异议，顾氏不仅鼓励他将见解写出，跟他作平等讨论，更将彼此的讨论印发成讲义公之于众。
诗曰：夏都殷邑辨参商，尧舜遗踪更渺茫。疑古精神莫轻弃，君看今又祭羲黄。
8天威星双鞭呼延灼 钱穆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
陈垣早年为纯客观的历史考证，至抗战前后，受时事刺激，转而重致用、崇气节，从事“有意义之史学”；钱穆一生的学问取径，亦以抗战为分界，由考证而转义理，由专精而转宏观，由整理国故而转表彰传统，由实证主义而转文化保守主义。
钱氏早期颇受考据派赏识，尤其得到顾颉刚的提携，而学风亦受其沾染。《刘向歆父子年谱》在结论上否定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亦间接反对顾颉刚的立场，但在方法上固未脱离考证樊篱；专著如《先秦诸子系年》考订诸子年代及事迹，单篇论文如《关于老子成书时代之一种考察》辨《老子》出于《庄子》之后，《周官著作时代考》辨《周礼》作于战国，《周初地理考》辨周人起于山西，《古三苗疆域考》辨三苗故地在河南、山西间，多承疑古作风而一反旧说。钱氏以后亦承认：“……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钱氏以考证功夫打入主流学界，至三十年代，一方面个人已站稳脚跟，不必再追随潮流；一方面国家外患日深，思有以振作人心，乃藉中国通史的讲授以表白其保守史观，此即《国史大纲》之所由起。近代以来，中国通史之作甚多，而无一完善者，《大纲》已可谓鹤立鸡群。《大纲》的宗旨，大致为一种中国特殊论，反对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历史，处处表彰“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而文化自恋的气味未免过于浓重；同时，钱氏在此书《引论》中对考据派作公开批评，亦表示反出曹营，自立门户。
自此以至暮年，钱氏精力不衰，著述宏富，多至不可胜计。要者如《庄子纂笺》、《中国历史研究法》、《朱子新学案》、《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皆足以自立；《国史新论》泛论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及知识分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自上古至明清顺流而下，分别为单篇论述的总汇。钱氏后半生，大抵以传道解惑之心著文讲学，故普及之功大，专业之功浅，若仅论精密深入，则不逮早年远甚。其综论中国历史及学术，以学力所在，尚不乏见道会心语；惟现代知识肤浅，而又好作中西文化比较，则往往信口开河，不脱五四时代梁漱溟、李大钊的口吻。
钱氏在政治上亦趋向保守，他有一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即认为中国传统政治非但不是君主专制，实为“一种自适国情之民主政治”。则吾国古已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今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后辉映，何其漪欤盛哉。
按：现代新儒家一系的张君劢、徐复观，与钱氏同样持中国文化本位论，但于钱氏此论，皆深恶痛绝。张氏有《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钱著〈中国传统政治〉商榷》，以三十万言篇幅，对钱氏二万言的《中国传统政治》逐条批驳；徐氏有《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亦批判钱氏“所发掘的是二千年的专制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
1949年，钱氏南下香港，创办亚洲文商学院(后改名新亚书院)；至1967年迁台定居，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并住进以官地官款建造的素书楼。而钱氏受宠若惊，亦报之以《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竟歌颂蒋氏为“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从为古代君主制作辩护士，到为当代独裁者作帮闲，亦可谓顺理成章欤？故李敖指责他肉麻无耻，“成为蒋介石养育卵翼的御用学者，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并表示“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语虽苛刻，却中要害；而余杰《我来剥钱穆的“皮”》一文，则不免拾李敖余唾，出语轻薄，对学问亦缺乏素养及同情，可谓过犹不及矣。
钱氏与占据学界主流的考据派凶终隙末，尤其受到傅斯年一系的排斥，故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钱氏名落孙山。至1966年始获提名，钱氏耻而不受，并愤愤表示：“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两年后，钱氏始同意列名院士。
诗曰：院士荣名授已迟，香江讲学亦宗师。只缘老蒋虚前席，惹得狂生剥尔皮。
9天英星小李广花荣 孟森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孟森(1868－1938)，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
治远古历史的困难，在于材料的缺乏；治晚近历史的困难，在于政治的干扰。非待“历史”已成为历史，脱离政治的束缚，则殊难有真正的史学可言。而清史研究的真正确立，恰在满清统治的终结之后，自非偶然。1913年，孟森发表《朱三太子事述》，是他个人清史研究的开端，亦可代表现代清史研究的开端。
孟氏一生的主要成就，王锺翰总结为五项：清室先世真相的挖掘、满洲名称起源的推测、满族八旗制度的考论、清初三大疑案的辨疑，清初史事人物的考证。满族曾称臣于明朝，而清室入主中原之后，却极力讳饰有关真相；而孟氏目光如炬，甫一入手，对此问题即全力以赴，从早期的《清朝前纪》，到晚年的《明元清系通纪》，尽史料考掘之能事，他曾自述：“……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清世尽讳之，于清史料中固不见其事，于明史料中虽见，而清修《明史》，务尽没之。此今日始大发现，而以余为发现最多。”《八旗制度考实》一篇，论定八旗不仅是一种军事制度，实为军事、政治、经济合一的“军国民制度”，史料详实，眼光独到，为研究满族社会组织的空前创获。孟氏尤以事件、人物的考证闻名，论文既多且精，所考包括清初“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嫡”三大疑案，科场(科举舞弊)、奏销(钱粮亏欠)、《字贯》、《闲闲录》(文字狱)等案件，董小宛、顾眉、孔四贞、香妃、顾太清等名女人。
孟氏早年留日攻读法律，多有法政方面的著译，已受近代学术与思想的熏染；以后转而治史，特别重视史料的比勘和辨析，表面上似近旧派，实际上已入新境，固非旧派史家如柯劭忞、张尔田、柳诒徵、邓之诚辈所能及。孟氏考史，以正史官书为骨干，对野史笔记多存怀疑；故作文多以“考实”为标题，类似于清人崔述所谓“考信”。例如《太后下嫁考实》质疑孝庄皇后下嫁多尔衮事，《世祖出家事考实》质疑顺治出家五台山事，《董小宛考》质疑董小宛即顺治所宠董鄂妃事，《香妃考实》质疑香妃被俘入宫而殉节事，《丁香花》质疑龚自珍、顾太清艳情事，《海宁陈家》质疑乾隆为海宁陈氏血裔事，无不据史实之信，辨传说之伪。则孟氏之于清史，有类乎顾颉刚之于古史，孟氏可谓清史研究的疑古派。
按：罗振玉以考古名，但他据出土古钱币，怀疑《管子》汤禹铸金之说，以为周代始有货币出现，则俨然疑古作风；陈寅恪本对疑古派颇表不满，但他指出蒙古早期历史编纂“有如九成之台，累土而起，七级之塔，历阶而登，其构造之愈高而愈上者，其时代转较后而较新者也”，却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如出一辙。可知披沙拣金，去伪存真，原是治学的基本功夫和自然倾向；所谓疑古，不过是近代史学的应有之义，此孟、罗、陈所以能与顾颉刚不约而同也。
孟氏出身晚清官僚，陈垣出身北洋官僚，皆由仕而学，中年用力，终成大家；孟氏专攻明清史，论博大不及陈垣，而论境界则并无逊色。按：“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士大夫兼官僚与士人于一身，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清代朴学独盛，官员与学人合一，亦属常态。至清末民初，余风未歇，学术名流如王先谦、叶昌炽、沈家本、沈曾植、柯劭忞、杨锺羲、罗振玉，皆以清室遗臣的身份终老；如辜鸿铭、陈衍、余嘉锡，则曾有清廷仕宦经历而转入民国学界；如董康、夏仁虎、汪荣宝、叶恭绰，则兼有清廷、北洋政府仕宦经历而为学人，孟氏即身与其列；另如林志钧、鲁迅，则有北洋仕宦经历而转入学院，陈垣亦其流亚。由学而仕，今已司空见惯；由仕而学，则佳人难再得矣。
现代清史研究的开拓者，尚有萧一山，以《清代通史》鸣世。然综合有功，考证无成，论学术史的地位，远不能与孟氏相提并论。
诗曰：易代人间事已非，纷纷野史说宫闱。君家宗旨同疑古，小宛何曾是董妃。
10天贵星小旋风柴进 杨锺羲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杨锺羲(1965－1940)，字子勤，号留垞、雪桥、圣遗居士；汉军正黄旗人。
1923年，清逊帝溥仪下诏征选海内硕学之士，充任“南书房行走”(五品)；当时王国维以秀才身份入选，世已熟知，而杨锺羲则为同时入选的其余三人之一。
杨氏系旧式文人，编著有《弟子职音谊》、《骈体文略》、《白山词介》、《圣遗诗集》等，但罕见称引，唯以《雪桥诗话》传世。《诗话》共计初集十二卷、续集八卷、三集十二卷、余集八卷，为清代最浩博的诗话体著作；涉及人物多达万余，因人系事，由事见史，上至典章制度，下至士风民情，无不广涉包举，盖有清一代之诗史也。杨氏自述此书“大抵论诗者十之二三，因人及诗，因诗及事，居十之七八。……不足括一代之诗之全，而朝章国故，前言往行，学问之渊源，文章之流别，亦略可考见”。缪荃孙则称“此虽名诗话，固国朝之掌故书也。由采诗而及事实，由事实而详制度、详典礼；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逸，尤详于满洲”。
胡适研究《红楼梦》，便是通过《诗话》，才得知曹雪芹的确实身份，并发现曹的友人敦诚、敦敏这一重要线索。其《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已作说明：“曹寅究竟是曹雪芹的什么人呢？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这一百多年以来，大家多相信这话，连我在这篇《考证》的初稿里也信了这话。现在我们知道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儿子，乃是他的孙子。最初改正这个大错的是杨锺羲先生。杨先生……是一个最熟悉八旗文献掌故的人。”胡在日记里又有评论：“这杨先生是位遗老，故他的《诗话》重在掌故，而没有什么统一的文学见解。这部书是一部很有用的参考书，但须加一个‘索引’，方才有用。”另，陈寅恪曾劝吴宓读此书，“谓作者熟悉清朝掌故，此书虽诗话，而一代文章学派风气之变迁，皆寓焉。”陈氏四十年代讲授唐史课时，亦指导学生应以唐诗作史料，“例如清人杨锺羲的《雪桥诗话》，从诗题中察知若干掌故，可补正史之不足。”凡此皆可见《诗话》价值之一斑。
杨氏表兄盛昱，满族宗室出身，为晚清之际文坛领袖；杨氏曾协助盛昱编纂《八旗文经》，集满人文章之大成。盛昱去世后，杨氏复搜集其遗作，编刊为《郁华阁遗集》、《意园文略》。
杨氏先世原居辽阳，隶满洲正黄旗，后因高祖父满语已不娴熟，被乾隆贬斥，改隶汉军正黄旗。此亦前朝贵裔，旧时王谢，故拟为“累代金枝玉叶，先朝凤子龙孙”的柴大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