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满人早在入关前已开始汉化，故清初即能出现纳兰性德、曹雪芹两大汉文学宗匠；降至清末，军政羸弱不振，而尚文轻武的风气更甚，故艺文学术皆人才济济。精于书画者如于非闇、溥雪斋、溥儒(心畬)、启功(元白)，擅于文学者如宝廷、毓朗(馀痴生)、宝熙、老舍，邃于学问者如盛昱、震钧(唐晏)、金梁、罗常培、常书鸿、姜书阁、吴晓铃，杨氏亦其中佼佼者。则八旗子弟，固以武功始，而以文学终矣。
诗曰：同光逝水已滔滔，诗史连篇亦苦劳。不见艺林启元白，八旗末代尽风骚。
11天富星扑天雕李应 于省吾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于省吾(1896－1984)，字思泊，号夙兴叟，室名双剑誃、泽螺居；辽宁海城人。
《甲骨文字集释》的编著者李孝定曾表示：外国有语源学，而无文字学；西方汉学家如高本汉，治中国音韵学极杰出，但于文字学则较隔膜；故中国文字学有极强的本土性，而甲骨文研究尤甚。所言似有理致。盖近代以来中国语言学的堂奥，已为西洋人捷足先登，惟文字学仍由国人一手垄断。而论近代中国文字学的光彩，必以甲骨文研究为冠冕；论考释甲骨文之既多且精，又必推于省吾为第一人。于氏自谦“用力多而成功少。专就甲骨文字来说，我所新识的字，和对已识之字在音读义训方面纠正旧说之误而提出新解，总共还不到三百”，然而此三百之数，已占当时所能释读文字的近四分之一，而且其中多属奇文难字。
于氏释读甲骨之作，民国时先后刊行《双剑誃殷契骈枝》及《续编》、《三编》，他当时指罗振玉、王国维“饶有发明，然于文字仅为初步之撢索，犹未能究极本原，凑入单微也”，隐然以超越前贤自任；晚年删定旧文，增补新作，重编为《甲骨文字释林》。在方法上，除对字形及其音义关系作合理分析之外，“并寻出每一字横向的同一时期的相互关系，以及纵向的先后时期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辅以考古图像、古籍训诂资料，多方参验，以求其是。此外，更引入民族学方法，如据图腾崇拜破解商代铜器铭文“玄鸟妇”之谜，据原始民族以热石煮肉法析读“庶”的字源，其境界已超出单纯的文字学之上。
于氏另一方面的贡献，是以甲骨金文资料校订先秦文献，包括群经、诸子十数种，皆以“新证”命名。内容大抵为校定文字，考证辞义，可谓清人王念孙、俞樾之续。按：古籍校理之学，至王念孙已达巅峰，论文献的熟悉、辨析的精辟，后人已无以过之；惟于氏生于近世，有清儒所不及见的新材料，故犹能于王念孙之后，另辟学术山头。
1955年，于氏被匡亚明礼聘为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改为吉林大学)教授，一开始声言“不参加政治活动”；而终亦和光同尘，与世周旋，并苦读马列著作，尤其重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故他考释文字，亦不免趋时从俗，认为“研究古文字的主要目的，是为探讨古代史、尤其是探讨古代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史服务的”，并举出甲骨文中表现人身蹂躙、捆缚、关押、肉刑、火刑、陷人以祭、砍头以祭的字形为例，以证明“商代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群众的践踏和刑杀，极残暴之能事”。
于氏壮年时曾自撰联语云：“书不读秦汉以下，志常在名利之间。”所谓“书不读秦汉以下”，当然是自述其治学取向；而“志常在名利之间”，虽属自嘲，亦事出有因。
罗继祖回忆，于氏初到东北人民大学时，“颇斤斤于级别，曾语我，如我评级在容庚商承祚之下，叫我怎么出去见人？矜持十足。后知评为二级(其时学部委员才得评一级)，与容商同，于是默无言。”此即于氏的好名。
于氏早年曾任东北巨头杨宇霆秘书，甚受赏识，遂得奉天(今沈阳)省城税捐局局长的肥缺。九一八事变之后，乃挟巨资移居北京，大力搜罗古文字、古器物以作研讨，仅商周重宝即多达二百余件。故“文革”时有人骂他为“古董商”。他亦时常自称：“在读书人中，我是有钱的；在有钱人中，我是有学问的。”此即于氏的言利。则天富星李应一席，非此公莫属。
按：清末以至民国，知识阶级的经济地位仍高，如于氏之兼学问家与收藏家于一身者，固大有人在。如罗振玉、马衡、容庚、商承祚之于古器物、书画，叶德辉、傅增湘、伦明、朱希祖、吴梅、邓之诚、郑振铎、谢国桢之于古籍，陈垣之于书画、清人手稿，陈梦家之于明式家俱，等等皆是。至于晚近，大陆如黄永年(古籍)、王贵忱(钱币文献、学人信札)、周振鹤(近代文献)，海外如杜维善(古钱币)、关善明(古玻璃)，犹有前辈余风，然亦不可多得矣。
于氏门下，有姚孝遂、林沄、何琳仪、曹锦炎、黄锡全、吴振武等，实为当代古文字学的头号重镇。
诗曰：税局经年几万金，卜辞释字竟如林。旁人若问平生志，却道不离名利心。
12天满星美髯公朱仝 冯友兰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室名三松堂；河南唐河人。
按传统的学术观念，哲学(义理之学)为学问中心，近人如太虚称“中国民族文化，哲学乃是主脑”，冯友兰云“叙述一时代一民族之历史而不及其哲学，则如‘画龙不点睛’”，又谓“哲学是太上科学”。承此风气，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研治，亦居于现代学术主流。近代以来治中国哲学史者，以胡适开疆辟地，始开风气，以冯友兰挟山超海，后来居上。
冯氏晚年比较自己与胡适的异同，曾有准确的分疏：“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证，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对于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则讲得不够透，不够细。……我的《中国哲学史》在对于各家的哲学思想的了解和体会这一方面讲得比较多。”盖胡适虽亦哲学专业出身，但他认同“哲学取消论”，尤其不满形而上学，治哲学史实取史学本位；而冯氏则反之，自身认同实在主义的正统哲学，治哲学史取哲学本位。故胡氏偏重文本的历史考辨，即所谓“外在解释”；而冯氏则偏重思想的系统分析，即所谓“内在解释”。冯氏的优胜处，尤在于能借鉴西洋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清晰地梳理中国传统哲学，并融会贯通，化繁为简。
五十年代以后，冯氏弃旧趋新，否定自我，“向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缴械投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队伍中重新做一个小兵”。六十年代更另起炉灶，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书前题词有云：“望道便惊天地宽，南针廿载溯延安。”所谓“望道”之道，就是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示的道路。
《新编》在六十年代仅完成两卷，八十年代以后，冯氏重作修订，去世前最终完成七卷本《新编》。冯氏在写完末卷《中国现代哲学史》后，自觉已臻“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境界，并表示“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其实《新编》的识见，殊未能超出八十年代的思想气候，当时所谓“非常可怪之论”，如批判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指出毛泽东的极左思想错误，今日视之，固卑之无甚高论。所谓“海阔天空我自飞”，近乎鸡鸭展翅耳。故论《新编》的纯学术价值，远不能与早年的《中国哲学史》相匹，惟可见作者本人的思想变迁而已。
藉《中国哲学史》一书，冯氏得以确立学院派地位，乃另著“贞元六书”，提出其复古的哲学体系；此亦如钱穆凭考据学扬名立万，转而有非考据学的《国史大纲》之作。“贞元六书”为哲学，《国史大纲》为史学，各成一家言，而皆成书于抗战期间，皆成为文化保守思潮的代表作。
冯氏的哲学体系，以理学始，以理性主义展开，而以心学终，归结于神秘主义。其神秘气味最体现于《新原人》的人生四重境界说：“自然境界”，混沌未开；“功利境界”，为己为利；“道德境界”，为人为公；“天地境界”，万物皆备于我，我与宇宙同一。而人生境界的高低，则取决于个人对宇宙人生“觉解”的高低，正所谓“迷则为凡，悟则为圣”。与此相呼应，冯氏更一再强调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实际知识，而在于提高精神境界。然而反观冯氏自身的人生实践，从“土改”的粉饰太平，到“批林批孔”的为王前驱，纵不必深责，亦不过随波逐流之辈；从迎合蒋介石，到歌颂毛泽东，乃致媚谄江青，一生更不脱“应帝王”情结。则其人去“道德境界”尚远，犹在“功利境界”中也。冯氏哲学虽极高明，又何补于冯氏本人的精神境界？
西南联大时期，冯氏曾路遇金岳霖，金氏开玩笑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曰：“到了天地境界了。”遂相顾大笑而去。可惜“天地境界”云云，终不过是虚言逛语耳。
冯氏在抗战时始蓄须，与闻一多的胡子齐名，故拟为美髯公朱仝。
诗曰：哲学新编墨未浓，韶山溪口几攀龙。人生境界凭君说，君到人生第几重。
13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萧公权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萧公权(1897－1981)，原名笃平，号迹园；江西泰和人。
海通以还，西方近代思想学术，亦紧随坚船利炮逼人而来，国人论学，遂有新旧中西之争。就此，王国维力主“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王氏所言，移以论近世学人及学术史，亦甚贴切。盖仅趋慕西学新学者，大抵追随人后，易失之浅；而仅株守中学旧学者，不免闭门造车，易失之陋。惟有抱负西方知识背景，而立足中国古典学问，兼具新眼光与旧传统，始能突过前人。以政治学为例，如罗隆基、殷海光、顾准诸人，西学淹通而中学薄弱，思辨成绩终不能与西人分庭抗礼；萧公权则以西方政治学视野，考掘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遂能有第一流的独特贡献。
政治学之引入中国，初期以日本为媒介，当时名家如梁启超、高一涵都有留日背景；二十年代以后乃直赴西天取经，尤以美国为重镇，后起之秀如张奚若、浦薛凤、钱端升皆留美出身，萧氏亦其中之龙象。
萧氏在美受教于多位政治学名师，1926年获康乃尔大学哲学博士，次年其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即在伦敦出版，甚受西方学界佳评。萧氏认同政治一元论，主张国家主权不可分割，质疑当时流行的政治多元论，包括英国政治思想名流拉斯基；而拉氏所撰书评，亦乐于承认萧著“才力与魅力均巨”。何炳棣指出，二十世纪中国留学生所作博士论文，一出版即有国际声誉者，仅得两例：一为陈体强《有关承认的国际法》(The Lnternational Law of Recognition)，另一即为萧著。
萧氏于近代政治学已登堂入室，但返国之后，既出于个人自觉，亦由于教学需要，开始讲授、研治中国政治思想。在清华大学时印成讲义《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至抗战期间避居农家，终完成通贯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自先秦诸子以迄辛亥革命，凡七十余万言。浦薛凤论西洋政治思想史时引言曰：“历史学而无政治学，犹有花而无果；政治学而无历史学，犹有树而无根。”而萧氏合政治学、历史学于一，则根深果茂者矣。
按：以中国政治思想史为名义的撰作，并不自萧氏始，但或为粗枝大叶的急就章，或为名不副实的断代史。而萧氏不仅在政治学素养上超越群侪，在原始史料的积累上亦无与伦比，故此书一出，群雄失色，至今无与争锋者。此后论中国政治思想史，无不视萧氏为魁首，论者有谓“……中国通史是钱宾四先生首先踏进去的；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先生踏进去的；中国佛教史是汤用彤先生踏进去的；中国外交史是蒋廷黻先生首先踏进去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则是萧公权先生踏进去的”。
萧氏1949年以后定居美国，应当时中国研究取向之需，著《中国乡村》，重在描述近世中国社会的基层控制；又作《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对康有为作偏向同情的理解。
萧氏的学问取径，大体以社会科学观念治史，以通观胜，而不以考据胜，以分析胜，而不以发明胜。他将“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亦可略见其宗旨。他以政治学为志业，却拒绝以政治为职业，始终保持纯学人的身份；他的学术专业以西洋社会科学为宗，而他的文学趣味却归于中国本位的旧诗词。政治学与诗歌，几为两端，而他一身兼之，这似是他的矛盾，其实是他的包容。
抗战时萧氏漂泊西南，兼职于成都燕京大学(后迁往华西协和大学所在的华西坝)，与陈寅恪、吴宓(雨僧)、李方桂共事，一时有“四大名旦”之号。萧氏与陈、李各有专长，以后同登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列；惟吴宓仅以反新文化运动闻名，以教授西洋文学为业，其学终无所成，殊不足与为伍也。
诗曰：政学师夷已上乘，归来故纸十年灯。华西坝上称名旦，四大如何共雨僧？
14天伤星行者武松 陶希圣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陶希圣(1899－1988)，原名汇曾；湖北黄冈人。
近半世纪以来，唯物史观已成史学马家店的专利；但在民国时期，尤其三四十年代以前，唯物史观实为国、共两党共享的意识形态。以唯物史观治史，当时亦可分作左、右两系，各以郭沫若、陶希圣为巨擘，尤以陶氏开拓在先。
陶氏早年就读北京大学法律门(系)，其知识背景为西方社会科学，而以法学为重心；大学时精读英人梅因的《古代法》，以后更将奥本海默的《国家论》视作“表现我自己的社会史观的方法论”。除唯物史观以外，其历史思辨实得力于此。自1928年始，陶氏在《新生命》月刊连续发表评论，次年结集为《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先声。
按：1927年国民党清共之后，大革命烟消云散，左翼知识分子自政治前线退居文化幕后，遂将现实中的革命路线之争带入知识领域，引发关于中国当前社会及古代社会史性质的大论战。论战大略可分三派：一为国民党左派(改组派)，认为中国封建制度早已终结，但封建势力却长期存在；一为中共干部派，指中国为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一为托派(中共异端)，相信中国社会性质已属资本主义。三派无不以唯物史观为前提，力图将中国历史嵌入马克思的理论魔方之中，而皆不免于方枘圆凿。陶氏即改组派的旗手，在论战前后实管领一时风骚。
不过，陶氏作为亲国民党的学术新贵，其《史的分析》对旧中国社会、旧知识阶层(士大夫)的批判，虽有己见，而终不免于党见，尚未能稳入著述之林。这一时期，陶氏拼命著书，有《中国封建社会史》、《法律学之基础知识》、《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西汉经济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多属大题小做，自不免粗疏之讥；《辩士与游侠》析论东周时代士(文)与侠(武)的兴起，《婚姻与家族》鸟瞰宗法与大家族的制度轮廓，虽戋戋小册，而皆具特识，反倒不可轻易错过。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唯物史观蔚为新潮，居于主流的实证主义，一时亦有明日黄花之感。作为实证主义的代言人，胡适曾以陶氏为例，对唯物史观作出局部反击，批评他们“用一个抽象名词来替代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实”。胡适所言，虽甚中其病，然而在此以前，陶氏实已自悔冒失，承认唯物史观有“为公式而牺牲材料”的毛病，提出要从史实入手，“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此后，其宗旨渐由理论先行，转向史料本位；由立足当下政治，转向寻求历史真相。他一方面在北大设立经济史研究室，以整理唐代以后的经济史料为志业；同时创办《食货》半月刊，祭出中国经济社会史的旗号。
《食货》汇集新老经济史学人于一炉，在当时声势甚盛，与顾颉刚主编的《禹贡》平分秋色。陶氏也跟顾颉刚一般，发掘青年才俊甚多，又喜欢通过合作著书的方式提拔学生，如与鞠清远合著《唐代经济史》，与沈巨尘(任远)合著《秦汉政治制度》、《明清政治制度》，与武仙卿合著《南北朝经济史》，中国史学界自此遂增“食货学派”之目。此外，非嫡系的杨联陞、全汉升，亦深受其启发。中国社会史研讨风气的展开，可谓陶氏在史学上的最大贡献，也是唯物史观对中国史研究所产生的最积极影响。
陶氏平生未成一部系统谨严的专著，但他能开宗立派，割据一方，虽不足以逐鹿中原，亦自成偏霸之局。
抗战爆发后，陶氏弃学从政，但对抗战持悲观态度，与胡适、周佛海、高宗武等同为所谓“低调俱乐部”成员。当时对日政策，或战或和，前途晦暗不明，实皆为政治赌博；陶氏力持主和不等于投降之见，故追随汪精卫，参与对日的“和平运动”。直到1940年汪日密约签订，眼见日方无信，汪派被迫退让，已超出主权国家的政治底线，陶氏遂回头是岸，与高宗武一起反出曹营，是为现代史上的“高陶事件”。
此后，他任蒋介石幕僚，蒋氏《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皆出其手笔。《中国之命运》的主旨，在于鼓吹旧道德，拒绝新思潮，既反对共产主义，亦批判自由主义，意图拟定抗战后的建国方略。然而一卷空文，终为赤潮淹没，中国到底走向另一种命运矣。
四子陶晋生，治宋辽金史，台湾中研院院士；1971年助陶氏将《食货》复刊。
诗曰：唯物文章倚马才，当年和点费疑猜。神州命运君亲见，洪洪滔滔剩一台。
15天立星双枪将董平 钱锺书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容安馆，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
自文献引证角度而言，钱锺书早年的《谈艺录》可算最渊博的诗话，晚年的《管锥编》更是文献积累的登峰造极，为他赢得“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之誉。然而在相当程度上，博学乃钱氏有意示人的公共形象，是外在的学术面相，不过藉此以压倒崇拜材料的文学考证派，非即其庐山面目也。
表面上看，钱氏横贯中西，广涉四部，但论学术趣味，他视野所及，始终以语文修辞现象为中心，大体不出词章之学的范围。《管锥编》形式上虽以古籍为单位，其实并非以古籍为真正的研究对象，古今中外经史子集之书，不过供其驱遣，贡献章句的零砖碎瓦，以成就其七宝楼台。他实在是现代的文心雕龙主义者，其长处不在训诂的发明，而在辞例的会通；其取径既非比较语言学，亦非比较文学，勉强名之，可称比较修辞学欤？借用伯林的比喻，他看似无所不知的狐狸，而实为兴趣单一的刺猬。
另一方面，钱氏以博极群书而惊世骇俗，但论学术性格，他绝非文献家、考据家，而是古典意义的评点家，或者说是现代意义的批评家。因此他对胡适派的文学史考证，或陈寅恪式的以诗证史，皆深表不满。《谈艺录》旁征博引，可视为适应现代学术规范的随顺世缘之作，钱氏批评的锋芒，只能收敛于文献的深林密叶之中；而他青年时代批注的《石语》(陈衍语录)虽篇幅寥寥，但他与前辈一唱一和，贬抑时流，却更可见其狂狷的真性情。则以《谈艺录》为表，以《石语》为里，钱氏其人其学，可以得其近似矣。
故钱氏平生旨趣，可归结为“谈艺”二字：“谈”者，所好在于赏鉴批评；“艺”者，所重在于艺文词藻。
按：钱氏谈艺固然笔挟风霜，论人尤为口无遮拦，一如今日之酷评家。如作文描画其师吴宓，却“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在小说《猫》中，以窝囊的李建侯、风流的爱默两夫妇影射梁思成、林徽音；在西南联大时声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以后在私秘的《容安馆日札》中，谈艺之余的评人更见苛刻，于并世名流如冒广生(鹤亭)、邓之诚、谭戒甫、陈寅恪、钱仲联诸公，多肆意讥弹。近时范旭仑作《容安馆品藻录》，一一为之钩沉索隐，并添油加醋，顺风煽火，直可谓《容安馆毁人录》；自好事者观之，是为钱氏功臣，而自钱夫人观之，则为钱氏罪人。
《管锥编》之成书，得力于钱氏日积月累的读书心得，其中自《容安馆日札》取材亦甚多；《日札》始作于五十年代思想改造运动时，则《管锥编》可视作1949年以后钱氏个人的心力所萃，更可代表1949年以后大陆文史之学的结穴。盖此数十年间，政治气候肃杀，文化界动则得辄，知识分子惟有从公共思想遁入冷僻学术，亦如文字狱促进清儒由义理之学遁入考据之学。而《管锥编》极材料堆彻之能事，更以简约古雅的文言出之，拒俗众于千里，正隐约可见钱氏“避席畏闻文字狱”的心理。
按：钱氏在完成《围城》后，本拟另撰长篇《百合心》，并已成稿两万字，至1949年后却不了了之；与此类似，沈从文、施蛰存五十年代后亦由文学转向学术，沈攻服饰文物，施治金石碑版。此缘当时文学须直接服务于政治，而文博研究尚能稍远于时事也。施氏更自嘲“一九五八年以后，几乎有二十年，生活也岑寂得很。我就学习鲁迅……抄写古碑。这是一个讽刺。因为鲁迅从古碑走向革命，而我是从革命走向古碑”。则《管锥编》亦钱氏之古碑耳。钱氏亦同于沈、施，藉治学为避世，可谓“学遁”矣。
现代学人兼习旧体诗文者，举不胜举，而能兼新文学创作者亦复不少，沈、施以外，如鲁迅、郭沫若、郑振铎、闻一多、冯沅君、陈梦家比比皆是。而钱氏尤个中翘楚，既以《围城》鸣世，复以《槐聚诗存》传世，新旧文学皆臻巅峰。以其学问、文采两手皆硬，故拟为双枪将董平。
钱氏藏书极少，这与他读书之多，恰成“残酷的对照”。又，他在《围城》中曾说“一切图书馆本来像死用功人大考时的头脑，是学问的坟墓”、“图书馆倒像个敬惜字纸的老式慈善机关”，这种图书馆观，与他勤上图书馆的习惯，又成“残酷的对照”。
父钱基博，旧派的国学名家，著作甚富。
诗曰：胸罗万卷似围城，道是逃名已盛名。谈艺论人亦苛刻，本来高士是狂生。
16天捷星没羽箭张清 郭沫若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后改沫若，号鼎堂；四川乐山人。
1949年以后，大陆史界独尊唯物，共推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为三老而不名，复以吕振羽、侯外庐、李亚农等羽翼左右。到如今时过境迁，唯物史观已成刍狗，当年诸大老的声名亦趋于黯淡，惟郭、侯二氏身价虽跌而不坠耳。
郭氏早年以新文学名，为创造社要角，1927年国共分裂后被国民党通缉，遂亡命日本。在不足两年间，他即以摩尔根、恩格斯学说为指南，以纸上的《周易》、《诗经》、《尚书》及地下的卜辞、金文为史料基础，完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自视此书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并得意地宣称：“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此书是以唯物史观治中国史的经典之冠，所提出的西周奴隶社会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后长期支配中国历史分期的官方解释。但今日观之，其立论多曲解史实以牵就唯物论的历史框架，前提已差，结论终谬；惟以西方民族学理论疏解中国古史的思路，仍不失为别开生面。
为挖掘古代社会的可靠史料，郭氏藉日本东洋文库的地利，迅即转向甲骨金文研究，他自称“我第一次接触甲骨文字时，那样一片墨黑的东西，但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工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就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我对于中国古代的认识算得到了一个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此后仅数年之间，他接连推出考订甲骨金文的力作多至五六种，其领悟之速，进境之猛，可谓超凡绝伦，拟之为天捷星没羽箭，不亦宜乎？
作为左翼文化祭酒，郭氏有意与“代表买办阶级”的胡适一争高下；其治学规模，亦与胡适略等，文史哲无所不通，无所不论。于历史，另有《奴隶制时代》；于考古材料，另有《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于先秦社会与思想，有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有偏于评论的《十批判书》；于文学史，有《屈原研究》、《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于古籍校勘，有《管子集校》。其余零篇短什，更不可胜计。但论其成就的精萃，仍集中在壮岁速成的甲骨金文方面：《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颇以民族学知识融入文字考释，《金文丛考》据金文史料质疑传世文献，《卜辞通篡》对甲骨文作分类解读，皆新义层出；《两周金文辞大系》汲取西方近代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以年代明确的标准器为骨干，通过人名、史事、辞例、字形、纹饰等因素系联其他器物，为金文建立清晰的断代系统，尤为空前创获。《大系》之于青铜器研究的意义，恰如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之于甲骨文研究，皆属树立范式的奠基性工作。
郭氏以天赋聪明，治学故能急就易成；然亦以聪明太过，不能作沉潜积累之功，故其著述每多新解，亦多臆解。
按：近代出土商代句兵(所谓“易州三戈”)，有“大祖日己”、“大父日癸”、“大兄日乙”之类铭文；郭氏受此启发而撰《汤盘孔鼎之扬搉》，指《大学》所引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当即“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的误读，盖因“铭之上端，当稍有泐损……故又误‘兄’为‘苟’，误‘且’(古文祖)为‘日’，误‘父’为‘又’，求之不得其解，遂傅会其意，读‘辛’为‘新’，故成为今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此说虽不无争议，而如有神悟，可代表郭氏新解的一例。
又，郭氏在“文革”期间著有《李白与杜甫》，以迎合毛泽东的扬李(白)抑杜(甫)之见；为证明杜甫已享受“地主生活”，乃举杜诗“恶竹应须斩万竿”为证，“草堂里的竹林占一百亩地以上，自然有一万竿竹子可供他斫伐。”此则以虚为实，将文学修辞等同于呈堂证供，则可代表郭氏臆解之例。
综观郭氏一生为学，始终不脱才子气；晚年身处高位(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而苦于应付政治人事，唯一味歌功颂德以求自保，则才子气而外，更添妾妇状矣。
诗曰：凿通殷契迅如神，妙解汤盘日日新。种竹万竿诬老杜，文章阿世彼何人。
17天暗星青面兽杨志余嘉锡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余嘉锡(1883－1955)，字季豫，号狷庵，室名读已见书斋；湖南常德人。
中国传统学术，特重目录学，视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必由之径。《四库全书》为古典文献总汇，但由版本角度而言已成刍狗；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论精微，至今仍为整理古典文献的津梁，总结传统学术的枢纽。故《四库》虽可有可无，《提要》仍不可或缺，而为《提要》作订正增补，亦为泽被天下后世的死功夫，此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所以为不可无之作也。
余氏自少年时校读《提要》，即上下考索，于作者真伪、篇目内容、背景源流等，无不探本究源，积稿二十余册；至抗战爆发，“自念平生精力尽于此书，世变日亟，马齿加长，惧亡佚之不时，杀青之无日”，遂先写定史、子部分，排印为《四库总目提要辨证》；五十年代复写定经、集部分，定名为《四库提要辨证》。自少及老，前后历时竟五十余年。
《辨证》之外，余氏编著有《古书通例》(又名《古籍校读法》)、《目录学发微》、《校勘学举例》，原是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各大学授课的讲义，虽篇幅无多，而皆能发凡起例，博征详引，为余氏文献学心得的总结，亦不妨视作《辨证》一书的外篇。此外尚有《世说新语笺疏》，亦晚年精力所萃，自谓“一生所著甚多，于此最为劳瘁”，其重点不在文字词语的训释，而在人物史事的考异。其余散篇论著，包括《太史公书亡篇考》、《牟子理惑论检讨》、《寒食散考》、《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等力作，先后汇集为《余嘉锡论学杂著》、《余嘉锡文史论集》。
抗战后北京为日军占领，余氏深受刺激，乃借陶渊明《桃花源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语，自名其斋为“不知魏晋堂”，以暗示“人心思汉”；同时，更于著述中寄托其尊汉攘夷的情绪。如他1937年发愤作《世说笺疏》，就颇与国难引发的感慨相关，他在《世说》校勘本后自题：“读之一过，深有感于永嘉之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他日重读，回思在莒，不知其欣戚为何如也。”盖以晋人永嘉南渡类比抗战时北方沦陷耳。又《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之作，亦通过考订杨家将征辽故事的发生的时代背景，发掘宋遗民的民族精神，以寄寓其抗日情结，文中更谓“中国虽败亡，而人心终不屈服于强敌，古今一也”云云，直可作时评视之。
按：抗战前后，史家借古喻今，在历史考证中表彰爱国气节，表遗民，斥降臣，其例不孤。如朱希祖《伪齐录校补》、《伪楚录辑补》、《伪齐国志长编》，姚从吾《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周祖谟《胡三省生年行历考》，皆与余氏用意仿佛。
但另一方面，余氏力辨岳飞《满江红》为伪词，郑思肖《心史》为伪书，指为皆明人托古欺世之作，绝未因《满江红》、《心史》有激扬民族主义的功用而故作回避。可见他能不使爱国心理左右其考证的客观性，最可见学人本色。
余氏清末曾任小京官，二十年代馆于《清史稿》主编赵尔巽家，三十年代始任辅仁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据启功回忆，中央研究院选举首届院士，辅仁校长陈垣为评委，在陈氏将赴南京参评的前夜，余氏之子余逊登门作彻夜谈，“谈的都是他父亲如何用功，看过哪些书，做过哪些研究，写过哪些文章和著作，取得什么成就和影响等等，确实了不得。他也不明说请陈校长如何如何，但用意是非常明显的；陈校长也不说我会如何如何，但心里已是有数的，彼此可谓心照不宣。”结果，余氏果然榜上有名。余氏在学界声名不振，当时《辨证》亦仅成半部，他得以膺选，岂非陈校长周旋之力欤？
1949年鼎革之际，余氏已近古稀，而竟以“封建”罪名被革除教职；复因脑溢血而瘫痪，不能执笔著书。以后侍奉无人，独居斗室，1955年为馒头所噎而致气绝，死状甚惨。
诗曰：早岁春明梦有痕，群书辨证亦烦纷。求名本是儒生事，院士原来走后门。
18天祐星金枪手徐宁 李方桂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李方桂(1902－1987)，山西晋阳人。
历史语言学为十九世纪欧洲独步古今的新兴显学，古音学则为有清一代戛戛独造的绝学，现代中国语言学得此中西两大学术传统的合力，一开始便赢得主流的学科地位，终亦有超越清儒的辉煌成绩。而李方桂即为顺应并推动这一学术潮流的代表人物。
李氏青年时代在美国密执安、芝加哥大学攻读语言学，师从勃克(印欧语言学)、布龙菲尔德(结构主义语言学)、萨丕尔(人类语言学)诸名家，对印欧语言学打下广泛而深厚的基础，同时自学梵文、藏文。尤其在萨丕尔指导下，在印第安语研究方面已登堂入室，其硕士论文《萨尔西语动词语干研究》、博士论文《马朵尔——一种阿塔巴斯堪语》，皆具突破性贡献，被视为萨丕尔语言学体系内的最周详之作。
萨丕尔的田野调查及描写语言学方法，对李氏影响至深。盖李氏一生治学的重点，多属汉语圈之外的边缘族群语言，有类于美洲的印第安语，在方法上亦仍以田野调查及描写语言学为骨干。李氏用力最勤的领域，为西南地区的侗傣(台)语，三四十年代亲身调查相关语言或方言多达二十余种，专著有《龙州土语》、《武鸣土语》、《莫话记略》、《水语研究》、《剥隘土语》等，更有集大成的《台语比较手册》。藏语方面，早在三十年代已有《藏文前缀音对于声母的影响》一文；五十年代的《唐蕃会盟碑研究》，在汉藏对音方面辨析入微，创获甚丰，以后更与柯蔚南合作完成专书《古代西藏碑文研究》。
按：在现代中国语言学史上，以赵元任、李方桂二氏最早引入西方语言学方法，为领袖群伦的两大旗帜；两人各有专攻，赵氏治汉语方言，李氏则治非汉语语言。故早年傅斯年称赵氏为“汉语语言学之父”，后来周法高又称李氏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
不过，李氏虽号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实际上在汉语语言学方面亦已臻巅峰。他自美返国时，对汉语音韵问题理解尚浅，原未准备涉足。但一方面受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新范式的刺激；另一方面，“看到章黄学派胡来，实在看不过”，才开始彻底钻研清人古音学著作。三十后代前期，他写出《切韵的来源》、《中古东屋冬沃的上古音》、《上古汉语的蒸部、职部、和之部》三篇论文，对高本汉学说作出订正，为国人中以新语言学方法治古音的前驱。此后他长期脱离古音学领域，直到1971年始藉《上古音研究》卷土重来，在总结现代音韵学成就的基础上，提出全新的上古音拟测。《上古音研究》本是一篇长文，后增订为单行本，亦不过百页左右的小册，却使得以后的古音学已无法摆脱其笼罩，可谓以其少少，胜人多多。而他之所以能对汉语古音问题别有会心，作出独特而合理的构拟，实得力于其历史语言学的素养，及非汉语语言学的视界。
李氏平生所作，几乎全为冷僻的专业论著，通论性的文字亦仅寥寥，更无论应世的普及文章。他在性格上，亦为纯粹的学术人。朱家骅任中研院院长时，拟设立民族学研究所，乃托傅斯年出面商请李氏出任所长，而李氏屡辞不获，遂作直言：“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氏始长揖而退云：“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李夫人徐樱，为北洋要员徐树铮之女。按：徐树铮文武兼备，为民国初年龙卧虎跳的人物，段祺瑞倚为干臣，时人目为段祺瑞的灵魂。1925年乘火车途经河北廊坊，为政敌冯玉祥指使部属处决，年仅四十五岁。遗著有《建国诠真》、《视昔轩文》、《兜香阁诗》、《碧梦盦词》，世人皆知孙中山有《建国方略》，岂知徐氏魄力亦不让孙总理，而另有《建国诠真》之作耶？李氏1932年与徐樱结褵，其时徐氏墓木已拱矣。
诗曰：非汉语言公最精，古音小册更扬名。白头偕老谁家女，一代霸才徐树铮。
19天空星急先锋索超 雷海宗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
据何炳棣回忆，陈寅恪、胡适以至吴晗，都曾对雷海宗有所讥评。雷氏在清华大学所授课程有中国上古史，陈寅恪曾当面揶揄：“我真不懂何以今天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而胡适则私下说：“雷海宗就是笨一点。”盖雷氏治学，以通贯的史观取胜，而不长于细微的考据，故颇为陈、胡等偏向实证主义的学界名流所轻。
雷氏早年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以标准的西洋史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获博士学位。但他返国之后，不仅转治中国史，更脱出学院派史学的门庭，而私淑被西方史学主流视为野狐禅的施宾格勒，故其人虽身在庙堂，却大有草莽英雄的气魄。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藉所谓文化形态史观横绝古今，雷氏以之为指引，辅以广博的西洋史视野，反观中国历史与制度的大势，虽不免有粗疏武断之处，而能窥其大，有综摄全局之概，真正称得上“大历史观”。当时学生称他“声音洪亮如雷，学问渊博似海，思想自成一宗”，就其史学而言，确可谓“自成一宗”矣。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为雷氏早期论述的精萃，实际上也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两篇，指出春秋以前兵民合一，战国以降，逐渐兵民分隔，“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不能自主……这样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以当代忧患意识融入历史通论之中，最为特出。《中国的家族》、《中国的元首》由家族制度、皇帝制度入手，亦着眼于中国大历史的变迁。而《中国文化的两周》一篇，则发挥改造文化形态史观，将中国史分为两大周期：第一周自上古的封建到秦汉的帝国，为纯粹华夏民族的古典中国；第二周自南北朝到清末，为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更认为其他旧文明的兴灭，都仅限于单一周期，惟中国文明能有“第二周返老还童的生命”，为“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并期望通过抗战发展出第三周的新文化。
雷氏在《中国文化的两周》中指“西洋现在正发展到中国古代战国中期的阶段。今日少数列强的激烈竞争与雄霸世界，与多数弱小国家的完全失去自主的情形，显然是一个扩大的战国”，林同济在抗战时即推衍此说，铺张为“战国时代的重演”论；而雷氏亦参与其中，以史识为时论，共同造成昙花一现的“战国策派”。其所论列，可视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延伸。
雷氏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长期讲授中国通史，编著有《中国通史选读》讲义。讲义在完整的通史框架之下，网罗重点史料，并冠以独具个性的简述，登高望远，指点江山，实为中国通史的雏形。
雷氏在抗战期间有《时代的悲哀》一文，先知般地透露出对苏俄式信仰的忧虑，“把信仰寄托在实际政治上，总是非常危险的。……迟早要有一天，信徒们要了解政治终是政治，不只在策略上不择手段，在目标上也往往要违背本心，要倒行逆施。”在国共内战烽烟弥漫的时刻，他复逆势而上，主编自由派时评刊物《周论》，其《发刊词》有谓：“主观热烈而表现于思想，思想就成了信仰。我们不反对信仰，但信仰不可当作思想。……今日的世界似乎又走入一个新的信仰时代。我们愿意请求社会，不必强要我们追随信仰的潮流。”仍是针对左翼思想而发。以雷氏的这种政治思想观，则他在1957年公开称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并被打成史学界四大右派之一，岂偶然哉？
读西洋史出身的沈刚伯，论史亦有通人气象，略近于雷氏，惜多述而不作，未有大成。
诗曰：汉代已无兵与民，六朝历史又翻新。相逢若问今何世，战国销沉剩一秦
20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董作宾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字彦堂，号平庐；河南南阳人。
二十年代末在河南安阳展开的殷墟发掘，为首次纯粹由国人包办的考古盛业，不仅发现大量甲骨及其他遗物，更藉此培养出几代考古中坚，可谓现代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黄埔军校。而作为主持发掘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参与发掘的核心人物董作宾，皆因缘际会，而各成就其不朽地位。
董氏非正途出身，早年限于家境，或求学或经商，而自修不辍。1928年受聘为史语所通讯员，亲赴安阳县小屯村调查，确定“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他由第三次发掘所获的“大龟四版”得到启发，写出《大龟四版考释》，揭示甲骨卜辞首句“贞”字之前的异字，实即“贞人”(“贞卜命龟之人”)，而通过系联不同贞人，结合其他标准，即可对卜辞进行断代。1933年他以贞人断代法为骨干，加以邃密，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共十项断代标准，并据此将卜辞划分为五期，使晚商二百余年混沌无序的甲骨史料，一旦明其条理，得其归属。
按：《断代研究例》发凡起例，为甲骨学辟出康庄大道，是董氏平生的最大贡献；在甲骨学史上，此文与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相颉颃，而功用犹有过之。故后来饶宗颐称贞人说“可与法人Champollion (按：商博良)对于埃及象形文上黑线环之解释，同为考古学上开荒之盛举，足以东西辉映”；张光直亦将此文与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并列，视为近世以来上古史领域最具创始性和突破性的两篇论述。
与甲骨断代的研讨同时，董氏又关注殷代的年历问题，并进而试图对殷历作出整体构建。在抗战流寓西南的艰苦条件下，他以手写石印的形式刊出《殷历谱》，迁台后更续有《西周年历谱》、《中国年历总谱》之作。
关于《殷历谱》学术价值的争议，为现代学林一大公案。《历谱》完成之初，傅斯年即推为“今日古学之最高峰”，陈寅恪致董氏函亦谓：“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但两人学术地位虽高，实不长于历法之学，又皆为董氏的史语所同事，故所言不过戏台里喝彩，固不足以为据也。而当时有湘人鲁实先，专精于古历算，苦学而处学界末流，以压抑心理而作盛气以凌人，乃著《殷历谱纠譑》，从信古立场将《历谱》甚至《断代研究例》一笔抹倒，遂使学术论争沦为江湖恩怨。以后中外学人如陈楚光、陈梦家、劳幹、薮内清、岛邦男等，则多指董氏在殷历构拟方面不能成立。其中陈梦家谓卜辞记录零碎而不相连贯，复原历法本难成功，故《历谱》“基础很不坚强”，关于年代学方面的结论多不可靠；但同时承认此书汇集材料极丰，“对于某些有关甲骨的整理与联属，如征人方和祭祀系统，则有很大的贡献。”劳幹则认为董氏采取错误的历法基点及“无节置闰”法，以致满盘皆落索，但基本原则不误，用力亦极深湛，故局部的成绩仍甚可观，尤以殷先公先王祀谱的排比最为杰出。陈、劳二氏所论皆能持平，似最可从。
按：劳幹总结：“凡属任何学术的进展，前人一定有疏漏，甚至于有错误，但是‘功不唐捐’，不论如何的疏漏，如何的错误，在学术的发展史上，总应当占一席之地。”其意亦甚可取。盖由学术史的角度看，要点不在于结论的对错，而在于论证方法的对错。若方法无价值，则结论虽正确亦等于错误；反之，方法若有价值，则结论纵属错误，其意义未必即在正确之下。故不能以单纯的胜败论英雄，亦不能以单纯的对错论学人，对于董氏，正宜作如是观。
董氏精力萃于甲骨与历法问题，而旁骛亦甚多，与甲骨学相关的古文字、殷商史而外，又曾治歌谣、民俗及方言。散篇论文多达二百余篇，编为《董作宾学术论著》、《平庐文存》，身后复有《董作宾先生全集》行世。
诗曰：贞人断代辟鸿蒙，甲骨无师本自通。漫诋煌煌殷历谱，半生心力岂无功？
21天异星赤发鬼刘唐 汤用彤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湖北黄梅人。
汤用彤的学术地位，藉其佛教史研究奠定；而佛学在近世学术史的地位，则由中外文化因缘的交汇而造成。晚清以来，旧制度分崩离析，附庸于旧制度的思想体系亦随之动摇，表现在学术思想史上，一方面是儒学（经学）的衰微，一方面是诸子学及佛学的振兴，此为内缘；西力东侵之后，无论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还是佛教的南北传播地域（东南亚、中亚），皆在西方殖民势力的笼罩之下，故佛教研究亦纳入欧洲东方学的范围，此为外缘。再加上日本也具有深厚的佛学传统，如此内外激荡，东西扬搉，佛学遂成为国际性的显学。
对佛教史作近代式的实证研究，以西人、日人得风气之先，而汤氏后出转精，凭《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终得与外人分庭抗礼。
汤氏治佛教史，有相当周到的准备。他早年留美，先后在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学习梵文、巴利文；返国后曾听欧阳渐（竟无）讲解佛学。他在各大学哲学系执教时，除佛教史之外，几乎讲授过哲学系所有课程，包括哲学概论、伦理学、逻辑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魏晋玄学等；故一旦由博返约，梳理佛教史，就能从容地运用外域哲学以理解中土思想，中外会通而不露痕迹。可见佛学的功夫，固不能自限于佛学以内，所谓“功夫在诗外”也。
汤著《佛教史》的优点，在于大处能系统全面，而小处又细心周密。胡适在为汤氏校读《佛教史》稿本时就表示：“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七十年来，此书始终不失为“最有权威之作”，则胡公一言，可作定评。胡适又记：“他自认胆小，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这是谦词。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此则最可见汤氏治学的作风。
按：胡适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汤氏自认“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衡量得失，则汤氏虽能立于不败之地，而终有保守之嫌。仍以佛学为例：胡适二十年代试作中国禅学史，写到南宗七祖神会，发现传世文献缺乏且多伪造，遂设想从敦煌写本入手搜求材料；随后他果然在游欧时发现禅宗新史料，藉此整理出《神会和尚遗集》，并大胆确定神会作为“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的历史地位。是为重写禅宗史的空前之作，可谓现代佛学史上的黑马，固非“只能作小心的求证”的汤氏所能为。故佛教史研究方面的汤用彤与胡适，可比青铜器（金文）研究方面的容庚与郭沫若。论根柢的扎实，著作的整齐，自以汤、容为优；若论见解的突破性，则不能不以胡、郭为胜矣。
汤氏散篇论文汇编为《魏晋玄学论稿》、《往日杂稿》、《康复札记》，虽嫌片断而不乏己见；专著另有《印度哲学史略》，讲义有《西方哲学》、《隋唐佛教史稿》，惟精详远不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史料摘抄有《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读书札记》（包括佛教、道教），皆金针度人之学，未可轻忽。此外，于《高僧传》用力甚深，惜仅成《校点高僧传》耳。
汤氏性情温和，与世无争，1948年底当天地玄黄之际，谢绝北大校长胡适南下之请，仍留守北大；北京易帜后，被推选为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以后改任北大副校长。他原与胡适私交甚佳，但1954年不得不出席《人民日报》主办的胡适批判会，其子汤一介回忆，当时“找他去，而且要他发言。……他当时很激动。我估计他心情一定很矛盾，他又非批判胡适不可。他心理还是有想法，所以脑溢血了。他喝了酒，送他回家以后，当天晚上就神志不清了，有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处在昏迷状态”。此后他半身不遂，而亦因此得免于与世周旋。
诗曰：汉唐佛史最专精，求证功夫更小心。未若适之能大胆，南宗神会始钩沉。
22杀星黑旋风李逵 梁启超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室名饮冰室；广东新会人。
胡适未满三十岁即暴得大名，故有资格作《四十自述》；而梁启超竟有资格作《三十自述》，更可见他入世成名之速。自1896年主持《时务报》开始凡三十余年，梁氏言满天下，名满天下，论知识分子对思想界舆论界的领导力，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影响力，他不仅是近世以来第一人，甚至求之古今中外，亦罕有伦比。故徐志摩评论梁氏说：“他比他同辈的人伟大多了。这连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他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以个人的力量掀起一个政治彻底的思想革命，而就是因着这项伟绩，以后接着来的革命才能马到成功。所以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的确是无与伦比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流亡日本，藉《清议报》、《新民丛报》为言论阵地，开设“新知识的杂货店”，引进西学，观察中国，启发民智，鼓吹改良，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法律，从学术到宗教，无所不学，无所不论，竟以一人之力而包打天下。辛亥革命前十年，是他写作最宏富的时期，也是他思想支配力最强劲的时期，真可谓梁启超时代。但梁氏作为报国志士而逢危时乱世，读书不能不以致用为目标，治学速成，作文急就，又多剿袭西洋乃至东洋成说以为己用，故论思想启蒙则有余，论学术发明则未足。
民国初年，梁氏复卷入现实政治，历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参与讨袁(世凯)称帝、讨张(勋)复辟两大战役，总计他一生真正专心治学的时间，不过去世前十年左右而已。
但即以区区十年的著作而论，其数量之多，门类之广，已足惊人。史学方法，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文献学，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先秦思想，有《老子哲学》、《墨经校释》、《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佛学，有《佛教之初输入》、《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佛典之翻译》、《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文学史，有《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陶渊明》、《桃花扇注》、《辛稼轩先生年谱》；清代学术，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散论、讲演、题跋更无以数计。在学术风格上，虽仍不免粗疏之讥，但能综合中外新旧学问而条理化，亦间有一己的发明，其指引后学之功，终不可没。
按：近人论史学方法，新派以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代表，旧派则有柳诒徵《国史要义》，自成体系而失之信古蔑今；另有张尔田《史微》，以“史”为名义，实综论经史百家，其学术观尤顽固之甚。清儒之得失，章太炎、刘师培皆有论衡，而全面总结有清三百年学术，则以梁氏为先导。其后罗振玉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钱穆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张舜微有《清儒学记》，亦各有可观。
梁氏一战后游历欧洲，思想为之一变，著《欧游心影录》，冀图以东方文化救济西方文明，颇令新文化运动一派不满。故胡适早年虽深受他的思想熏陶，但在他去世后私下表示：“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统系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顾颉刚亦指他“一生著作只有量的扩张而无质的创造”。梁氏也自认“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又作诗自叹“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故胡、顾所言，确能中梁氏之病，惟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未免苛刻过甚。
梁氏对此亦有辩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此意甚通达，亦可见梁氏学术生命力的充沛。
另，钱穆的治学取向及规模，颇受梁氏启示。梁著《历史研究法》、《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皆有同题之作；梁拟作《中国文化史》，钱则有《中国文化史导论》；梁有《先秦学术年表》，钱则有《先秦诸子系年》，似乎亦步亦趋。钱虽后来居上，仍不抹杀梁氏地位，以为“梁任公于论学内容固多疏忽，然其文字则长江大河，一气而下，有生意、有浩气……近人对梁氏书似多失持平之论，实则在‘五四’运动后梁氏论学各书各文均有一读之价值也”。其意较胡、顾为可取。
梁氏又自评为“新思想界之陈涉”，盖手段鲁莽而能大力开山者。则其人置之《说唐》，宜为程咬金；置之《水浒传》，其为黑旋风乎？
其师康有为，主今文经学，非实事求是的学问中人，乃“六经注我”的豪杰之士；但所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亦有启发处，于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影响甚大。
诗曰：激扬文字叹无涯，异代乡贤陈白沙。昔我几番战今我，但开风气不名家。
按：新会一隅，明朝有陈献章(白沙)，近世有梁氏及陈垣，在中国文化史上俱已入不朽之域。梁氏思想多变，“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梁氏名言也。
23天微星九纹龙史进 严耕望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严耕望(1916—1996)，原名德厚，字归田；安徽桐城人。
对于严耕望，胡适早在五十年代已谓“此君的校史工作，能见其细，又能见其大，甚不易得”；杨联陞后来更称许他“对于唐史及魏晋南北朝史之贡献，充实而有光辉，确已超迈同辈，连大陆及日本学人在内”。盖治学取向，凡博大则易流于浮泛，精深则易流于琐碎，而严氏却能兼得两端，既有“细”的“充实”，又不失 “大”的“光辉”。
严氏受钱穆启发，一生专力于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两大领域。制度史方面，论文《秦汉郎吏制度考》、《北魏尚书制度考》、《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皆有钩沉发微之功，《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包括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则为填补空白的周详之作，《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考订绵密，亦为不可少的基础性贡献；历史地理方面，论文《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唐五代时期之成都》已属精工细作，而煌煌七大册的《唐代交通图考》尤为“生平功力最深、论辨最繁”的空前巨制；其他如《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杜工部和严武军城早秋诗笺证》、《佛藏中之世俗三劄》等亦非同凡响。专业论述之外，又有《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合称“治史三书”，总结平生治学心得，允为指引史学门径的最佳读物。
严氏的学术风格，是在材料上涸泽而渔，作“地毯式的全面考证”，以绣花针的功夫完成鸿篇巨著，其精力魄力，诚不可及。严氏自述：“盖余为学，既详徵史料作深入之研究，又期广被于全面，严密组织，成其系统。深入与广面本难兼顾，而余奋力为之。……幸故籍不吝其宝，勤力能用心思者，皆得深掘冥搜，出其隐蕴，加以仔细辨析，精心组构，宜能密实有获，且具规模也。”故余英时誉之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严氏晚年著《交通图考》，针对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又有言：“当代前辈学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有一‘我’字存乎笔端。余撰此书，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今之学者为人’，不别寓任何心声意识。”此则以客观自许，类似于兰克所称“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的名言，看似平易，亦甚自负。
抗战期间，严氏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受知于钱穆；后来毛遂自荐，蒙傅斯年赏识，得入历史语言研究所。自此，由 (四川)李庄，而南京，而(台湾)杨梅，而南港，他随遇而安，始终视史语所为治学乐土。钱穆屡招他赴港辅助，他都辞谢不就；直到1964年，因为居中传话者的误会，迫于情面，才不得不应聘为新亚研究所导师。严氏视钱穆为影响他最深远的恩师，然而严氏的治学取径，实与钱穆相去甚远，而近乎史语所宗风。盖钱穆中年以后，舍考证之细而求义理之大，故曾提醒严氏“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以后又称严氏是“专家之学”，实隐含批评意味；而严氏亦表示： “我虽然受到宾四师的影响极大，私人感情似也最密切，但在学术上，却不能算是先生的最主要的传人！因为先生的学问，从子学出发，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从而贯通全史……先生门人长于学术思想史、各有贡献者甚多，余英时最杰出，我只是先生学术的一个旁支而已。”余英时亦指严氏“较近于陈垣与吕思勉，而稍远于陈寅恪与宾四师”，良有以也。
按：余英时的著述，多不脱思想史范围，在治学重心上最能承受钱穆的作风。但他始在新亚书院拜钱穆为师，复往哈佛大学从杨联陞问学；而胡适与杨氏的关系在师友之间，则若谓余氏为胡门再传弟子，不亦可乎？钱穆论学，于身处上游的胡适、傅斯年最表敌视，而其两大弟子，一入傅公彀中，一归胡派门下，则在人情上可谓化敌为友，在学术上亦可谓殊途同归矣。
严氏为学，最讲计划，且能持之以恒，故规模大而成就多。尽管如此，其《交通图考》前后费时三十七年，仍非完璧；《中古佛教地理》未成，“笔耕室治史五书”亦仅得其三，可见人尽其才之难。
诗曰：胡杨巨眼早垂青，朴学精神最典型。漫道钱门佳弟子，一归南港改门庭。
24 天究星没遮拦穆弘 蒙文通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蒙文通(1894－1968)，名尔达，字文通，以字行；四川盐亭人。
近世以来的博学家，论徵引文献的浩翰，当以钱锺书居首；论研治专题的纷繁，宜以饶宗颐称冠；而论方面之广，层次之多，似无过于蒙文通者。
按现今学术分类，蒙氏可称超级的“跨学科”人物。在哲学及哲学史方面，从先秦儒家、诸子，到汉代经学(今古文)、道教，再到中古以后的理学、佛学(唯识、禅宗)、道学；中国史方面，从三代以前的古史，绵延而下及宋史；民族史方面，以先秦周边民族为重心，尤其是百越民族、巴蜀民族；历史地理方面，从上古昆仑到四川地方，从《山海经》到《水经注》；至于史学史、经济史乃至气候史等，不过其余事耳。则其人亦哲亦史，兼通三教，由义理而考证，由旧经学而新史学，无所不究，学无藩篱，友人称为“多宝道人”，故拟为天究星没遮拦。
十九世纪后期，英人博克尔《英国文明史》为代表的地理决定论风靡一时，以日本为中介，中国学界亦颇受其沾染。风气所及，梁启超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为其显性代表；而蒙氏著《古史甄微》，划分上古族群为江汉(炎族)、河洛(黄族)、海岱(泰族)三系，则可谓隐性代表。《古史甄微》的主旨，是将先秦思想学术分为三晋(法家、纵横家)、齐鲁(儒家、墨家)、荆楚(道家、辞赋)三系，由此推导出古史三系之说；其论思想与地域的关系虽嫌机械，亦不免勇于悬测，但能别立体系，打破一元的旧古史观，并得到晚近考古学的相当支持，为蒙氏生平最著名的学说。
按：从种族及地理角度辨析古史体系，实多有人：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以殷周为东西异民族，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以夷商在东方、夏周在西方，卫聚贤《中国民族的起源》以殷民族在东南、夏民族在西北，王献堂《炎黄氏族文化考》以黄帝族为胜者为华夏、炎帝族为败者为四夷，皆主古史二分；而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后出，划分上古部族为华夏(西)、东夷(东)、苗蛮 (南)三集团，尤与蒙氏的江汉、河洛、海岱三系说不约而同。三分说与二分说，可谓各擅胜场。
其师廖平，始作《今古学考》，以礼制区别今古文，为清末经学史一大创说；但其学术思想随后再变以至六变，愈变愈奇，实为近世学术畸人。蒙氏早期在经学上承袭廖说，立论时有先入为主，仍不脱旧式经师的气味；三十岁以后，取径多方，祛除旧习，渐由经学转入史学。中年一度喜读西方社会经济译著，有经济史的撰作。晚岁“研读马列著作，于列宁哲学尤为服膺”，论述亦不免有随波逐流之处。大抵其一生论学，始终以旧学为根柢，但同时能求新求变，亦可见廖平遗风也。
三十年代，蒙氏执教于北大历史系，授魏晋南北朝史，与熊十力、汤用彤、钱穆等最相投契，后因教学不受欢迎而被解聘。胡适时任文学院院长，钱穆力争不得，乃指蒙氏“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实即暗示解聘蒙氏一事出于胡适的假公济私。抗战时，蒙氏有《漆雕之儒考》，发掘先秦儒家中的任侠尚勇一派，以鼓舞人心士气，同时亦与胡适《说儒》的儒家尚柔说立异；结尾谓“兹备论漆雕之儒，以明近人说儒之不根，俾无为世惑”，则更是暗斥胡适《说儒》为“不根”之论，此在蒙氏而言，亦略报一箭之仇欤？
1949年后，蒙氏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至“文革”时颇为红卫兵凌辱，死后犹未得安宁。据川大唐嘉弘回忆，“蒙胡子(按：即蒙文通)死了，开了一个以斗争会代替的‘追悼会’，正面悬挂着蒙胡子的放大像，加两条黑叉。台上跪着一个戴高纸帽的，就是徐中舒。第一个上去进行批判的，就是蒙的儿子……”则其结局亦如陈寅恪，“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矣。
弟蒙思明，有《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传世。
诗曰：学兼四部自多闻，古史分歧此异军。海洛东西更江汉，原来天下早三分。
25天退星插翅虎雷横 齐思和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齐思和(1907－1980)，字致中；河北宁津(今属山东)人。
学人中名过其实者甚多，齐氏则属于名不及其实者。其声光甚微，论著亦不为富，然而论学术功架，则已入炉火纯青之境。同样凭借深厚的西洋史背景以治中国史，雷海宗能大刀阔斧，得其宏观，齐思和则能精耕细作，善作专题，为中西史学在现代的最高结晶之一。
齐氏少年早熟，就读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时已主编该系《史学年报》，并以《与顾颉刚师论易系辞传观象制造故事》、《黄帝的制器故事》等论文初露头角。 1931年获哈佛燕京社奖学金，为燕大首位保送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毕业生。留美时主修美国史，并选修英国史、中世纪史、政治思想史、史学方法及国际关系史等课程，更能吸取美国“新史学”一派的方法。返国后十数年间，虽经八年沦陷的困苦，但能精勤不怠，力作迭出，达到一生著述的巅峰。
齐氏成就的精华，集中在先秦以上的课题，多已收入《中国史探研》。西周时代，有《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西周地理考》、《周代锡命礼考》、《西周时代之政治思想》；战国时代，有《战国制度考》、《商鞅变法考》、《战国宰相表》；农业及农学史方面，有《毛诗谷名考》、《牛耕之起源》、《孟子井田说辨》、《先秦农家学说考》；文献方面，有《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战国策〉著作时代考》。无不法度谨严，论证坚实，集中国传统考证学的功夫与西方现代历史学的规范于一体。其中以西洋中古封建制度解释西周社会，包括以策封典礼解释锡命制度，以庄园经济解释井田制度，尤能中西会通，为比较史学的典范。
按：关于西周是否封建社会的问题，为唯物史学一大关节，无论肯定者或否定者，皆根据所谓“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各作生搬硬套，遂使西周社会的性质如坠五里雾中。至今日尘埃落定，当年满坑满谷的唯物史论已多作覆瓿，惟有齐氏论西周制度诸篇，以及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皆以欧洲中世比照西周，最为切实可据。此外，《战国制度考》近五万言，综括封建制度的崩解，新社会组织的兴起，以阐明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枢纽地位，亦为体大思精的杰构。以后杨宽专研战国史，用力更勤，成绩更多，但论精辟则较齐氏仍有不及。
晚清以来，西风东渐，国人虽能开眼看世界，但对于外域的认识，仍不能与洋人对于中国的认识相比；由于知识环境乃至文献积累的彼强我弱，西洋人治中国学可臻一流，而中国人治西学却仅能达至二流。五十年代以后，为切合教学需要，齐氏转治世界史和中国近代史，虽仍有《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等可观之作，但格于学术条件，不过以难改易，以深就浅，较之早年所作已远为逊色。齐氏以四十余岁的盛年，竟尽弃所长，退出学术前沿，自此西洋史、近代史领域虽多一教习，而上古史领域却少一悍将矣。拟其为天退星者，正以其为学不进反退耳。
按：周一良专攻魏晋南北朝史，1954年北大参照苏联教学模式增设亚洲史，周氏遂“本着服从需要的信念”，转攻东亚史，至“文革”后期才重操旧业，而二十载光阴已付诸一梦。另，王瑶以《中古文学史论》声名鹊起，而1949年亦改行教新文学史，以《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抢占现代文学史的新山头，但他在思想改造时承认：“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王氏口中所言，当亦齐、周心中所想。
反右时，齐氏随风逐浪，有《揭露雷海宗关于历史分期谬论的反动本质》之作；然而曾几何时，齐氏即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白旗”受到批判，不得不作出《我有信心战败旧我，取得胜利》、《批判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检讨。“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此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固属司空见惯也。
诗曰：制度钩稽擅两周，更将百尺进竿头。缘何转治西洋史，终属人间第二流。
26天寿星混江龙李俊 钱仲联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钱仲联(1908—2003)，名萼孙，字仲联，号梦苕，室名梦苕庵，以字行；江苏常熟人。
诗文笺注一道，在人皆能诗能文、烂熟掌故的古典时代，不过记诵之学耳。然而晚清以降，道术迁变，新旧时代之间形成知识断裂，相去已如河汉之隔；后人若欲思接千载，藉诗词文本以窥探前人的心灵世界，则非诠释典故、疏通本事莫由。故笺注学在今世已成存亡继绝之业，非可以小技视之也。
晚近的笺诗大家，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善作发覆，由诗入手，而以史为归；钱锺书有《宋诗选注》，侧重评点，对诗语源流的追溯最为所长；钱仲联尤专于此道，大抵述其背景、释其古典、证其本事，虽发明不及陈寅恪，精骇不及钱锺书，然得其大体，最近于传统笺注学的正宗。其历年所著，有《人境庐诗草笺注》、《海日楼诗注》(《沈曾植集校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鲍参军集补注》、《后村词笺注》、《吴梅村诗补笺》、《剑南诗稿校注》，论数量论质量，无疑是近代第一人。
按：钱氏笺注之作，以三四十年代的《人境庐》、《海日楼》两种用力最勤。黄遵宪诗为晚清诗史，多隐含时事及思想方面的今典；沈曾植博学多方，诗中运用佛教、四裔舆地的僻典尤多。故笺释二氏诗作，攸关近代思想学术，且一空依傍，比之笺释古人别集，难度更大，价值亦更高。
钱氏于清代诗史，最是熟极而流，并世当无抗手。其散篇论文，除史学、文学理论之外，以论清诗者最火。早年所作《梦苕庵诗话》，亦以论清诗为多，虽承袭传统诗学体裁，不免零碎，而旁搜博采，亦成大观。平生未能完成一部清诗史专著，却留下门人笔录的《钱仲联讲论清诗》讲义，虽嫌简略而芜杂，然亦因此而脱出政治教条所困，兴之所至，于主题内外亦时有精语，与道貌岸然的高头讲章相比，实各有短长。盖钱氏为现代诗坛巨擘，以诗人而治诗学，自能深有会心，切中肯棨，虽大家之小作，犹胜于小家之大作也。
五十年代以后，钱氏论诗有一最大毛病，即以政治标准优先，以人论诗，过分张扬所谓进步、爱国作品，而完全抹杀所谓反动、卖国人物。如编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近代诗钞》、《近代诗三百首》，无不表彰鸦片战争以来的“爱国诗歌”，表彰反映太平天国史事的作品，而郑孝胥、梁鸿志、汪精卫、黄濬诸赫赫名手，皆摒去不留痕迹；又如《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以维新派的黄遵宪居首，以抗日保台的丘逢甲(岭云海日楼)为副，而郑、梁、汪、黄作为“元恶巨憝”，则没其名，仅存其姓，亦不作评判；乃至自述本人创作经历，亦突出反侵略、忧国家的篇章，如《胡蝶曲》、《闻平型关大捷喜赋》之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