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将学问(书学)与创作(书艺)结合得最 为精粹之作,则当数《论书绝句》一种。此编以我手写我诗,采取纪事诗的体裁,以书法大家的眼光评点历代书学,融会诗、书、史于一炉,虽非正规的高头讲章, 却系启氏一生修为的结穴,实可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的最高结晶之一。
启氏曾与陈垣论纳兰性德(成容若)的汉文化修养云:“您作 《元西域人华化考》,举了若干人,如果我作‘清东域人华化考’,成容若应该列在前茅。”陈氏乃笑谓:“后边是启元白。”此虽系一时戏言,实亦切合实际。 诗、书、画三者,为中国古代高雅文化的象征,而启氏一身兼之,以后进的满族血统,翻成最汉化最古雅的标志人物,不可谓“清东域人华化”的殿军乎?
启氏为人,和光同尘,与世无违,然身历政治挟持学术的时代,终不期然而卷入所谓“兰亭论辩”之中。按:王羲之《兰亭序帖》为中国书法之冠,而《兰亭》真 伪问题,自晚清以来乃成文化史上一大公案；60年代初,启氏曾作《兰亭帖考》、《唐人摹兰亭帖二种书后》,力主《兰亭》真迹说。然而1965年郭沫若发表 《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等作,在康生支持下,大张旗鼓地指《兰亭》作为文章、书迹两皆伪托,并通过钱杏邨(阿英)传话,让启氏作文表态。启 氏迫于情势,乃撰《〈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做一百八十度的自我否定,称郭氏给《兰亭帖》的神化以当头一棒,“确实是一件痛快淋漓的事,我是非常拥 护的!”陈寅恪《赠蒋秉南序》尝以平生未曾“曲学阿世”自慰,启老虽非“阿世”者,然于此一事,固不免“曲学”之讥矣。
启氏书名之 盛,当世自不作第二人想,圣手书生一席,宜当仁不让。其字自成一体,世已司空见惯,或问他究属何体,则答曰“大字报体”,并称“文革”时“主要的活动之一 是抄大字报。这是我的强项,我不管起草,只管抄,我觉得这段时间是我书法水平长进最快的时期”。则“文革”欲推倒一切旧文化,而代表旧文化的书法竟藉此放 一异彩,此亦历史的吊诡。
诗曰:徵文考献证丹青,字字如金手不停。寒柳一言闻说否,惜公曲学辨兰亭。
47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沈家本
沈家本（1840-1913），字子惇、子敦，号寄簃，室名枕碧楼；浙江归安（今湖州）人。
近世国人治法律之学，取径有二：一为西方近代法学的引入，以梁启超为代表；一为中国传统法学的总结，以沈家本为代表。作为思想启蒙巨子，梁氏包举百 科，法学不过其西学引介之一端，实未遑沉潜其中，亦缺乏具体的司法经验；而沈氏一生事业，始终以法律为本位，不仅为旧法学的殿军，亦为新法制的开山。故论 近百年的法学史或法制史，皆不能不推沈氏为首席，则梁山泊定功赏罚的铁面孔目裴宣之位，惟沈氏最宜以当之。
沈氏于同治三年（1864）以进士身份入刑部任职，从此专攻律例，以律学专精见重于世。光绪二十七年（1901）后，他历任刑部侍郎（当家堂官）、 大理院（最高法院）正卿、修订法律大臣等职，长期主持修律，以最突出的干才，恰好处于最关键的职位，诚属因缘际会。近十年间，大抵参照西法，改造旧律，始 而力主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等非人道的重刑，进而据《大清律例》新订《大清现行刑律》，据欧洲、日本刑法新修《大清新刑律》，为中华法律的近代化奠定初 阶。在公，是为中国法制旋乾转坤的大关节，可谓清朝末世在制度上仅有的光彩；在私，是为沈氏个人事功的巅峰，其成就绝不与旧帝制而同朽。杨鸿烈称他“是深 切了解中国法系且明白欧美日本法律的一个近代大法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先启后，并且又是媒介东方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可见他在西法东渐 进程中的核心地位。
不过，沈氏之于古代法，改革其制，仍属偶然的外在机缘；考订其学，才是一贯的的内在志业。他虽公务繁冗，而著述不辍，除《寄簃文存》所见的散篇论辩 之外，其他的成稿尚多，大体可分作两类：一为致用之学，包括司法指南如《秋谳须知》，案例汇辑如《刑案删存》、《旧抄内定律例稿本》，律例考论如《律例偶 笺》、《律例杂说》、《律例校勘记》；一为考古之学，即由文献学入手梳理法制史，如《晋书五行刑法二志校语》、《刑法杂考》、《历代刑法考》。其中《刑法 考》一种，征文考献，分别部居，尤为贯穿中国历朝法制的空前巨著，与后来程树德的《九朝律考》各有侧重，可称近代法史学的两大经典。
沈氏领导修律时，董康（授经）为其下属中的得力者。入民国后，董氏历任大理院院长、修订法律馆总裁、司法总长，在法律史方面亦有《春秋刑制考》、 《科学的唐律》、《秋审制度》、《刑法比较学》、《中国巡回审判考》及《集成刑事证据法》等作，并颇能贯通古今中外，由近代西方的问题意识出发，以观照中 国古代法的制度与精神。则其人在政学两端，皆可谓沈氏的继者。
诗曰：历朝刑法久参差，辑佚钩沉有寄簃.法制改良公一手，血腥千古废凌迟。
48地阔星摩云金翅欧鹏 竺可桢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上虞东关(原属绍兴)人。
李方桂重学问而轻行政,曾谓“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近时陈平原亦有“第一流学者不该当校长”之论。然民国以来,知名学人如董 康、蔡元培、陈垣、马寅初、任鸿隽、王星拱、胡适、王世杰、胡先骕、辛树帜、钱穆、傅斯年、罗家伦、张其昀、丘汉平等,皆兼及学术行政工作；其中董、陈、 胡、钱、傅诸公,岂非“一等人才”、“第一流学者”乎?而竺氏久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亦跻身第一流者也。
竺氏1910年考取清华留美庚款,与胡适、赵元任同期赴美,先后就读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1918年获博士学位；返国后在武昌高等 师范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并入东南大学)、南开大学执教,并创建中研院气象研究所,为中国近代地理学、气象学的开山。
竺氏早年所学所治,皆属纯粹的自然科学,尤专于东亚地区的台风、季风、区域气候、农业气候及物候等专题；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他开始因地制宜,以西方的自 然科学素养,运用于本土的古代文献资源,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其中最专精于中国气候变迁方面,自《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牛刀初试,历经近五十 年,至《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集其大成,以世界性的眼光,综合考古遗存及四部古籍,包括笔记、日记、方志及诗文集所见的片断史料,得出坚实 结论,堪称自然科学史的扛鼎之作。其次,在上古天文方面,《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由历法原理入手解决《尧典》疑难,为古籍断代另辟新 途；《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比较中国、印度及阿拉伯天学体系的异同及特征,为中外聚讼的二十八宿起源问题作一总结,皆自出手眼,饶有新义。此外论沈 括、徐光启、徐霞客在科学史上的地位,亦得风气之先。
单纯论科技史著述的数量,竺氏所作并不丰富,且仅有论文,未成专著；然厚积薄发,精思力践,往往极有突破性,虽少而足以胜多。以其专长于气象天文,姑拟之为摩云金翅焉。
综观其一生行事,则不仅学问与事功皆备,抑且人文与科学兼通,固属不可多得。英人斯诺尝指出:现代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断裂为文学文化与科学文化“两种文化 ”,而知识界亦分化为文学知识分子与科学家“两个极端的集团”。则科学史之学,实为沟通“两种文化”的津梁；而如竺氏其人者,即撮合“两个极端的集团”的 媒介矣。
按:与竺氏同时代治自然科学者,亦多兼具传统文史素养。如丁文江、李四光、翁文灏皆以地质学为专业,而丁氏表彰科学史人物(徐霞客、宋应星),整理边缘民 族语文(壮语、彝文),并有《中国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等作；李氏撰《国防与北防》、《战国后中国内战的统计和治乱的周期》,于中国历史大势观察独到； 翁氏亦有《中国书中之科学材料》、《为中国古代铁兵问题进一解》之作。又如胡先骕治植物学,石声汉治生物学、农学,皆精于旧诗词。其他治专门史者,如邹树 文之于昆虫学史,钱宝琮、李俨之于数学史,辛树帜之于农学史,袁翰青之于化学史,其古典文献功力,亦不在话下。晚近以来,何丙郁由物理学转向科技史,席泽 宗、薄树人、江晓原主攻天文史,杨宝霖兼治农史及词学、史学,黄一农兼治天文学史及天主教史,皆可谓余风尚存者。
诗曰:相风卜雨亦多端,今古神州测暖寒。道术已成天下裂,兼通文理叹才难。
49地阖星火眼狻猊邓飞 王叔岷
王叔岷(1914-),原名邦濬,字叔岷,号慕庐,以字行；四川简阳人。
文献整理之学,目录、版本、校勘三足鼎立,而以目录、版本为其“体”,为其基本,以校勘为其“用”,为其尖端。有清一代,校勘学已臻极盛,民国以来,风气 渐衰,乃有王氏违时而起,逆势而上,死守旧垒且张大其帜,为校勘学学统不绝的证明,亦可视作清代学术在二十世纪的回光返照。
王氏自幼雅好诗词艺文,风流自赏,但1941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时,所长傅斯年当头棒喝:“洗净才子气!下苦功校勘庄子!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一言遂 定其终身取向。此后他由研究所而大学,由大陆而台湾而南洋,环境虽迁,而心无旁骛,六十载始终萃力于锱铢必较的字句之学。
校勘是枯燥的学问,然王氏校书,却能结合其个人趣味。他青年时代最喜读《庄子》、《史记》及《陶渊明集》,而他平生董理古籍,亦于此三书费力最多、成功最 大:校《庄》,仅专著即有《庄子校释》、《郭象庄子注校记》、《庄子校诠》；校《史》,《史记斠证》一种前后费时十七年,题目重大,篇幅浩翰,最足以代表 其功力及精神；校《陶》,专书有《陶渊明诗笺证稿》,论文另见《慕庐杂著》、《慕庐杂稿》。此外校理四部文献尚多:子部,于《吕氏春秋》、《列仙传》、 《列子》、《世说新语》、《刘子》、《颜氏家训》皆成专书,于《老子》、《墨子》、《荀子》、《管子》、《晏子春秋》、《商君书》、《韩非子》、《淮南 子》、《文子》亦有单篇,多见于《诸子斠证》；集部,另有《文心雕龙缀补》、《钟嵘诗品笺证稿》；惟经部较显逊色,除《左传考校》之外,于《尚书》、《论 语》及《孟子》仅得寥寥数篇耳。
王氏不仅是校勘实践的力行者,也是校勘方法的总结者。其《斠雠学》一书,区别条例、详密精微,为毕生校勘经验的汇聚；《校雠别录》为散论汇编,则可见其校 书的经历及体会。按:关于古书传写时错讹的通例,清人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归纳为六十二类,其子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归纳为十二大类,俞樾 《古书疑义举例》归纳为三十七类,近人陈垣《校勘学释例》归纳为五十类,而王著《斠雠学》更归纳为一百二十四类,自是后出转精、加其邃密矣。
王氏的才性学力,本来并不局限于校勘范围。他早年所作《庄子通论》,杨树达许为义理、考据、辞章兼备；以后于先秦儒、道、法诸家皆有所论,有析论性的《庄 学管窥》,更有通贯性的《先秦道法思想讲稿》,已入思想史领域。但他宁拙勿巧,终将其主要的学术生命寄托于“支离破碎的小工作”,自称“此虽小道,有类糟 粕土苴,然诚坚实有力之学也”,“坚实有力”四字,诚可以尽其人其书也。
总而观之,论校勘成绩的丰硕,王氏似已空前,恐亦绝后,可称校勘学史乃至文献学史上的集大成者；然限于校勘学本身的性质,在方法上固不能别开生面,仅能承 继清学的余绪而已。陈垣去世时,邵循正挽联有云:“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而王氏“校未捐故技”,岂非“终为乾嘉作殿军”者欤?以其识小观微,纠 讹正误,目光如炬,故以火眼狻猊之号冠之。
在王氏以前,近世以校勘见长者有刘文典(叔雅),以《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名世。按:王氏四十年代所著《庄子校释》附有《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一 文,少年气盛,于刘著指摘严苛；据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时,王亦批评刘氏《集解》、《补正》两著皆甚粗疏,不宜作院士候选人。晚年乃悔其少作,以为“ 同治一书,各有长短,其资料之多寡,工力之深浅,论断之优劣,识者自能辨之,实不应作苛刻之批评。况往往明于人而暗于己邪”,可谓“学问深时意气平”矣。
诗曰:校书万卷治丝棼,司马庄周用力勤。地下若逢刘叔雅,少年意气已如云。
50地强星锦毛虎燕顺 徐中舒
徐中舒(1898-1991),原名道威,字中舒,以字行；安徽怀宁(今安庆)人。
在民初学术史上,王国维藉古文字而治古史,异军突起,震动一世。当日亲炙教泽、各有所成者甚多,仅王氏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门下士,即有杨筠如、朱芳 圃、刘盼遂、徐中舒、卫聚贤、高亨、刘节、姜亮夫、吴其昌、余永梁、戴家祥诸人,皆现代学林的生力军。其中最能得王氏气象者,其惟徐氏乎?
徐氏家世贫寒,三岁时祖、父俱丧,赖寡母含辛茹苦,才得以在慈善性的育正小学、免学费的安庆第一师范先后就读；毕业后又任小学教师、家庭教师,待经济情况 好转,始走马京华以求深造。他早年于桐城派古文浸淫甚深,也爱好古典文学,二十年代已发表《古诗十九首考》、《木兰歌再考》及《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等 作,但他自觉“一个人精力有限,要同时在两个方向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于是断然“放弃了对文学的爱好,将精力专注于中国古史上”。自1929年入中 研院史语所后,他正当少壮,精力鼎盛,力作迭出；至抗战爆发,流转西南,乃接受中英庚款委员会及四川大学合聘,任川大历史系教授,从此遂乐不出蜀矣。
徐氏所考所论,以先秦史为主体,而涉及方面甚广。于殷周史事,有《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于技术文 明,有《耒耜考》、《弋射与弩之溯原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释》、《古代灌溉工程原起考》、《结绳遗俗考》、《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 原》；于考古文化,有《再论小屯与仰韶》；于铜器,有《 氏编钟图录附考释》、《古代狩猎图象考》、《金文嘏辞释例》、《陈侯四器考释》；于经济制度,有 《井田制度探原》、《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于政治与社会形态,有《殷代兄终弟及为贵族选举制说》、《论殷代社会的氏族组织》；于文献,有《左传的 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论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历年讲义由弟子辑录为《先秦史论稿》,大致可代表其一生论说的纲要。此外,于明史、西南民族史 亦有撰作,然仅属其次耳。
按:《井田制度》一文,不仅藉文字分析为论据,更举岭南、西南、朝鲜等边裔民族乃至南美印加帝国的田制以作旁证,可代表他在古史方法上的进境。井田制的有 无问题,亦近代学术史及思想史上的著名公案；徐氏引入民族学材料以资比较,遂使井田制研究更上层楼。以后齐思和以西欧中古庄园制为参照,马曜、缪鸾和以云 南傣族份地制为参照,日人佐竹靖彦以日本条理制为参照,皆与徐氏异曲同工。
另,徐氏论井田问题,实与胡适立异,然民国时他仍称胡适的意见“极有理解”,至五十年代举国批胡时则不免随波逐流,斥之为“毫无保留地否定客观存在的武断态度”矣。
大抵民国前后,为徐氏著述的高峰期。除授课讲义及主编著作之外,生平所刊几无专著,而多为内容厚重的长篇论文,方法多样,材料坚实,结论新颖,可谓学界中坚的前沿之作。最精悍者汇编为《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约九十万字。
其治学作风,则多承观堂遗绪,不以单纯的文字考证取胜,必由史的背景以考字,由字的证明以释史,故始自古文字入手,而终以古史为归。他早期擅长通过字形、 纹饰及图像的比勘分析,揭示其间的历史信息,由细节以见大势；执教川大之后,复受友人冯汉骥的影响,多取边疆民族的社会遗存作为先秦史的旁证。如此,文 字、历史与民族融汇一炉,固已突破观堂史学的樊蓠矣。
陈寅恪屡言“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不能读先秦之书”,颇不以当世的古史学家为然,却于徐氏青眼有加。据说徐氏得入史语所,即因为陈氏读其《古诗十九首 考》之后主动推荐；四十年代徐氏兼职成都燕京大学,与陈氏共事,陈又称许他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最好的学生”；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邀陈氏北上主持历史研 究所,陈更举徐氏以自代,其事虽不了了之,亦足见寒柳翁对徐氏的赏识。
按:徐氏在史语所第一组(历史组)曾负责整理原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于行政事务方面亦多兼任,陈寅恪致傅斯年函谈及其人有谓:“第一组主任弟仅挂虚名,诸事悉托其辨理,故弟个人对之有特别感谢之必要。”则陈于徐氏推许再三,虽出于学问之公,亦不无交谊之私也。
另,当时史语所第一组成立“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徐与傅斯年、陈寅恪皆为委员；此三人皆不以明清史为专业,而各有明史方面的撰述,盖由此也。
诗曰:衣钵最能传静庵,古文古史两相参。且蒙寅老勤推举,留与儒林作艳谈。
51地暗星锦豹子杨林 王重民
王重民(1903—1975),原名鉴,字有三,号冷庐；河北高阳人。
近世治目录版本者,有旧式鉴藏家,如杨守敬、缪荃孙、叶德辉、傅增湘、伦明、莫伯骥、徐信符,多藉私人之力勤搜泛览,以实践经验见长；亦有新派学问家,如 袁同礼、王重民、赵万里,则依赖新式公立图书馆的背景,以知识条理取胜。其中王氏游学中外,阅书之宏富,较之旧派诸家固无不及,而著书之专精则尤过之矣。
王氏1924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问学于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袁同礼,毕业后供职于北平图书馆,遂确定其终身的治学取向。其有关目录版本的论著,较系 统者如《中国目录学史》、《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已收入《中国目录学史论丛》；较零散者,包括书史杂考、人物传述、图书题跋、版本考订及访书见闻种 种,则收入《冷庐文薮》。他平生寓目善本无数,二战时先后应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文库之邀鉴定古籍,又整理北平图书馆寄存美国的珍本,加 上回国后所见北大图书馆庋藏,撰成提要约六千种,考其源流,校其异同,补其缺失,身后汇录为《中国善本书提要》及《补编》,仅就规模而言,可谓近人同类著 作之冠。又辑录《越缦堂读史札记》、《越缦堂文集》、《孙渊如外集》等,与杨殿珣主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皆泽被学林的遗业。
敦煌遗书为近代中国文物及文献史上最重大的发现之一,而敦煌学亦为清末以来的显学。王氏三十年代赴欧考察,因有北平图书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互换馆员的机 缘,得至巴黎为伯希和所获敦煌卷子编写目录,遂恭逢斯学之盛,眼界为之一开,乃挟传统文献学的功力,顺势突入新兴敦煌学的领地。其相关撰著,以考述文献为 多,亦偶涉史事、历日,单篇论文汇集为《敦煌遗书论文集》；另辑有《敦煌古籍叙录》、《敦煌曲子词集》、《补全唐诗》,合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 变文集》。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为敦煌学奠定目录基础,又为中国文学史提供新史料,所成就者,较之其目录学方面,亦殊无逊色。
此外,他旁涉知识尚多,故每能与目录学功夫相得益彰。如早年曾治诸子,撰有《老子考》、《列子校释》。又如六十年代初开始研究徐光启,先后编著《徐光启 集》、《徐光启》,再加上此前《辨黄道婆》、《本草经眼录》、《述杨梅疮之输入与传播》及《我国北方播种水稻的历史》之类,则可见其于科技史亦非泛泛也。
四十年代王氏寓居美国时,与胡适交往频密,历年往来函札多达二百余通。他对于胡的为学与为人皆推挹备致,称胡的考证“清晰、缜密、谨严”,又说“每聆先生 一言,往往于治学方法与心灵方面,获益无穷”,更恭维胡为“全世界唯一的汉学大师”。以他与胡适私交之深,五十年代大陆举国批胡,王氏似未发一矢,难能可 贵矣。
“文革”后期,“四人帮”集团出于政治影射需要,鼓吹尊法批儒,大力突出明代反儒思想家李贽,并称发现其佚著《史纲评要》。当时北大主事者命王氏鉴定《史 纲》,有意利用其目录学权威的地位以张大声势；但王氏未迎合其意旨,忠于所知所学,指其书为托名伪作。1975年4月间,他在批斗大会上受到不点名批判, 惊惧交集,竟于次日步王国维后尘,自缢于颐和园。
按:知识分子自杀,固不自“文革”始。然近代如梁济、王国维自戕,终属偶发的个人事件；而至“文革”时乃前仆后继,竟成一种群体现象。惟王氏据说是北大最后一位自杀者,东方将白而不知,惜哉,痛哉。
诗曰:考证功深拜老胡,千元百宋指迷途。求真必有违时语,一死无关李卓吾。
52地轴星轰天雷凌振 全汉昇
全汉昇(1912—2001),广东顺德人。
国人治中国经济史,以陶希圣开风气之先,而大刀阔斧,粗具规模而已；三十年代后,乃有梁方仲、全汉昇相携而起,各有专攻,始臻精密。梁、全二氏皆以粤人而 治经济史,梁考证精细过于全,全气象广大过于梁,而同行相惜,互为砥砺。1949年之后,全氏流寓海外,治学条件较优,著述亦较梁氏为多。
全氏就读北大历史系时,已屡在陶希圣主持的《食货》杂志发表社会史论文,并刊布专著《中国行会制度史》；毕业后得入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鼓励他专治经济史,在学问上遂定其终身。
全氏早年关注的时代,大致在宋元以前。关于货币及物价,始撰《中古自然经济》,综考魏晋至唐代中叶的货币演变,随后分别考述唐、宋、元历朝的物价或纸币, 顺流而下,颇有纵向的连贯性。关于商业贸易,则特别着重处于枢纽地位的大都会,于运河沿岸的汴梁、扬州及杭州,于交通中外的广州,各有专论,则又可见其横 向的系统性。此外,《唐宋帝国与运河》专刊一种,更是他平生最特出的力作。
按:中古以降,中国在地理上渐成政治重心在北、经济重心在南之势,而运河联通南北,弥合政治与经济的失衡,实为统一帝国的生命线。全氏拈出此题,全力以 赴,尽管在解释上不无偏向,仅强调运河影响帝国政治的一面,然引证详博而论辨简明,不失为第一流的历史专题研究。故杨联陞评为“精心结撰的著作”,其弟子 王业键甚至称为“千古不刊之作”。
全氏四十年代得机赴美进修,多购读西洋经济史著作,尤其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一书,分析英国煤矿业兴起的技术与经济背景,以及煤矿、钢铁产业对于资本主义增长的关系,对他启发尤大。同时,在现实经验中亦深受日、美物质文明的刺激, 遂促使他思考中国工业化何以迟缓的缘由,并转向近代工业史的研讨。如《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工业化运动》、《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及《清季的货币问题及其对于 工业化的影响》,可代表其宏观认识；如论汉阳铁厂、江南制造局、汉冶萍公司、商办铁路,以及《山西煤矿资源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关系》、《上海在近代中国工 业化中地位》之类,则代表其个案或局部考察。
另一方面,他对货币及物价问题始终兴趣不减,惟所关注的时代下延至明清时期。其最突出的贡献,一为美洲白银输入的考述,一为清代物价的总结,与早期所著合 而观之,已形成近代以前千余年金融史的轮廓。其中《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及《美洲白银与明清经济》等相 关论文超过二十篇,再三强调白银输入对于清代物价上涨及经济繁荣的关键性影响,尤为关系全局的一大论断。
全氏的治学特色,大抵在善于选题,博于引证,其弟子何汉威总结为四点:发掘新问题及新领域、尽力扩张史料范围、吸取西方经济学观念、重视材料量化。其一生 论著,以论文为多,先后汇编为《中国经济史论丛》、《中国经济史研究》及《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内容虽不无重复之处,但论范围的广阔、成绩的繁富,宜可 谓中国经济史领域的第一人。
全氏在史语所资历甚深,更曾代理(台)中研院总干事；在海内外享誉亦高,严耕望谓早期中国经济史学仅全氏可与日人相抗衡,杨联陞亦推之为经济史坛祭酒。但 他迟至1984年才当选中研院院士,此或因史语所重上古而轻近世,重史料考订而轻社会科学,经济史固非其学问之嫡系耶?
诗曰:纸币银元著述多,乘桴岁月未轻过。世人漫诋隋炀帝,唐宋繁荣赖运河。
53地会星神算子蒋敬 梁方仲
梁方仲(1908—1970),原名嘉官,字方仲,以字行；广东番禺人。
五十年代以来,由于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刺激,明代经济史颇成显学。而大陆专攻此道者,当推梁方仲、傅衣凌为一代宗匠。傅氏重视罕见史料的挖掘,在 经济史领域原可与同时代的梁方仲、全汉昇鼎足而三,惜过于迎合唯物史观教条,以抽象概念扭曲史实,一旦时过境迁,其论说价值即损之又损；相比之下,梁氏始 终以实存的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实事求是,不离正轨,当日声光虽觉稍逊,然其著作却不随学术时尚的变迁而有所磨损,所谓“易简工夫终久大”也。
梁氏治学有整体眼光,但尤擅抓紧要点,一开始即走专精路线。其研究经济史,以明代为重心；研究明代经济,以田赋为重心；研究明代田赋,又以一条鞭法为重 心。他1933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进入陶孟和主持的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二十八岁时发表长文《一条鞭法》,论证周到,眼光明晰,指出嘉靖万历年间始行 的一条鞭法,使自古以来的实物缴纳一变而为白银缴纳,“为田赋史上一绝大枢纽”,甚至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遂一举奠定其学术地位,并赢得国际声望。
此后,他陆续有《明代江西一条鞭法推行之经过》、《释一条鞭法》、《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及《明代一条鞭法年表》等八篇文章,皆属一条鞭法问题的深化；其 他不少论述,亦与此问题相关联,如关于一条鞭法制定以前的赋役制度,有《明代黄册考》、《论明代里甲法与均徭法的关系》；关于一条鞭法实施的货币环境,有 《云南银矿之史的考察》、《明代银矿考》、《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关于一条鞭法执行的具体方式,有《易知由单的起源》、《易知由单的研究》。此 外,考述明代鱼鳞图册、两税、户帖、十段锦法等种种名目,分析“东南田赋之重”的历史背景,综论历代度量衡,亦各有可观；而根据德人吞伦(Thüne)的 农业区位论阐释田赋运输,则为运用西方理论治中国经济史的成功尝试。
另有专著二种:一为《明代粮长制度》,属于窄而深的专题研究,大量引用方志史料,辩证明代此特殊制度的源流及变异,堪称厚积薄发之作；一为《中国历代户 口、田地、田赋统计》,则系范围广被的史学工具书,综合西汉至清末的历史数据,分门别类,杂以考订,功用无双,功德无量,为历史计量研究的空前巨著。其人 治史能作“数目字管理”,学林咸推独步,则掌管梁山泊钱粮出纳的神算子之位,自不作第二人想。
梁氏与吴晗交谊深厚,文革时表示“愿以名义和生命保证吴晗绝无政治问题”,终横受迫害,因患肝癌而逝。身后论文汇辑为《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及《补编》、《集遗》三种,而计划撰写的《明代田赋史》、《中国经济史讲义》,则成广陵散矣。
梁氏胞弟嘉彬,年二十七岁即出版专著《广东十三行考》,亦现代经济史学的经典。梁氏兄弟为清代十三行天宝行行商后人,其治经济史,不亦宜乎?尤其以十三行后代的身份治十三行史,不可谓得人乎?
按:论近代学人出处,有商人家世背景者甚多。五岭以南,如陈垣出身新会药材商,戴裔煊出身阳江坐商,饶宗颐出身潮州巨贾；另如叶德辉出身长沙富商,胡适出 身徽商,董作宾出身南阳小商人家庭,萧公权出身江西怡丰号,常乃惪(燕生)出身晋商,陈序经出身南洋大户,郭廷以出身河南舞阳杂货商,高伯雨出身香港南北 行的元发行,皆其例。可知由学而仕固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常态,由商而学亦吾土吾民的普遍风气也。
诗曰:一条鞭法最专长,田赋源流考证详。兄弟同攻经济史,梁家不愧十三行。
54地佐星小温侯吕方 季羡林
季羡林(1911-),字希逋；山东清平(今属临清)人。
印欧比较语言学为十九世纪西方学术最光彩夺目的领域之一,而斯学之兴,实由古梵文的知识刺激；至二十世纪初,复有中亚梵语佛典的发现,使梵学更添动力。故 梵文在欧洲东方学中实有其特殊地位及魅力,受此风气熏染,近世国人治语言或佛教,亦多兼修梵文；惟真正得其门径,登堂入室,能与泰西名家坐而论道者,不过 季氏一人而已。
季氏就读清华西洋文学系时,曾旁听陈寅恪讲授的“佛经翻译文学”,始触发对梵文的兴趣；1935年他考取清华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因缘凑泊,进入德国的印 度学重镇哥廷根大学,攻读梵文及吐火罗文。他原本仅留学两年,因抗战及二战而滞留十年之久,在举世战火纷飞的岁月,身处学术条件最佳的僻静小城,可算塞翁 失马,因祸得福。其间于古印度语言研究突飞猛进,新见迭出,著有博士论文《〈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及《中世纪印度语言中语尾-am变为-o和 -u的现象》、《应用不定过去时的使用以断定佛典的产生时间和地区》；他晚年回顾,甚至感慨“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二战后他返回中国,脱离哥廷根的学问环境,单纯的印度语言学遂难以为继；乃因地制宜,转向相关的佛教史及中印文化关系领域,以其有印度、中亚古语文的深厚素养,别具只眼,仍能胜人一筹。
中土佛教方面,如《浮屠与佛》通过考溯“浮屠”、“佛”的不同语源,论证佛教间接传入中土的途径与时代,乃见微知著的一大发明；《论梵文t b的音译》指 出中土早期所译佛经并非梵文,而是古印度俗语、混合梵文或中亚语言,由此解决音韵学史上的悬疑；《〈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 测》据《生经》所载印度故事判断文献的形成,亦古籍辨伪的力作。印度早期佛教方面,如《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及其再论、三论,力证佛教曾使用方言俗语； 《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区别原始大乘、古典大乘所用梵语；《商人与佛教》考述印度商人的社会起源及其与佛教的关系,《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 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钩沉早期佛教的佚史,亦各有发明。
中印文化关系方面,最要者为两类:一为民间故事比较,如《一个故事的演变》、《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及《印度 文学在中国》等论文,可见印度文学东传中国；一为物质文明史,即中国造纸术及蚕丝输入印度的系列研究,又可见中国技术西传印度。
八十年代以来,由一件有关印度制糖法的敦煌残片,引出他考证详尽的巨著《糖史》；由新疆出土残卷,重燃他对中亚吐火罗文的研究热情,最终完成专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及《吐火罗语研究导论》两种,一举打破“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学术窘境。
季氏平生著译,以江西教育出版社煌煌二十四册的《季羡林文集》最为齐备；另有《西域佛教史》,亦提纲契领的总结之作。总而观之,其根柢在异域语文之学,然 论其成绩,则在佛教及中外关系之学；大抵梵文与吐火罗文(语言)、佛教史(宗教)、中外交通(文化)互为关联,互为倚重,可谓三位一体者也。
按:陈寅恪早年欲通过梵汉藏对勘的方法研治佛教,与季氏取径似甚接近,但其旨趣始终偏重历史、宗教而非语言,加之学无名师,实于梵文入焉而不深,不及季氏远矣。然陈氏为学触类旁通,处处有因缘,固为通人之学；而季氏专精一业,往而不复,则终成专家之学耳。
季氏晚年地位尊隆,发言作文太易,而不知藏拙,以考据家的素养侈谈义理问题,鼓吹“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世纪”、“只有东方文化能拯救人类 ”,中西文化的关系是轮流坐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虚骄肤浅,较之梁漱溟式的文化观犹等而下之。论其言,即鲁迅所谓“专门家的话多悖”；论其 行,则近乎周作人所谓“老人的胡闹”矣。
今人林梅村,能读解古印度佉卢文,于中外关系史亦多有著述,尚可谓季氏的继者欤?
诗曰:能破佉卢千古迷,高谈文化却无稽。竟如风水轮流转,卅载河东卅载西。
按:“佉卢”多借指异族语文,陈寅恪诗“听读佉卢百感加”是其例。
55地祐星赛仁贵郭盛 向达
向达(1900—1966),字觉明,湖南溆浦土家族人。
作为地理名胜的敦煌在中国,而作为文物瑰宝的敦煌却在欧洲。故清末民初,国人于敦煌遗书仍不得窥其全豹,虽有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陈寅恪诸名流先后涉 猎其间,然多属零敲碎打,不过学术游击战耳；及至三十年代,向达、王重民以北京图书馆交换馆员身份,联袂赴欧,系统调查英国图书馆及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 煌卷子,为中国敦煌学真正奠定基础,始成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而向、王二氏,一侧重于中外交通,一侧重于文献,亦由此成为敦煌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两大中坚。
向氏于东南大学(原南京高师)史地系毕业后,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事之余不废学业,数年之间,撰写《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考原》、《唐代刊书考》、《论 唐代佛曲》等论文,译著亦多涉及中古时代的中西交通,已确立其治学方向。供职北京图书馆后,续有力作,尤其以《燕京学报》专号形式发表的长文《唐代长安与 西域文明》,题材重大,而能考辨细致,文献详尽,且能以图补史,被公认为其平生的代表作；另有《中外交通小史》、《中西交通史》两种简明扼要的专书,并译 有关系重大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遂跻身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前沿。
藉此学术背景,此后他转入敦煌学领域,不仅顺理成章,亦相得益彰。其于敦煌文献,有《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唐代俗 讲考》一篇,尤考订精湛,于佛教传播史及俗文学史皆深具价值。他曾两赴敦煌考察,在文献功底之外,再结合实地考古的功夫,论敦煌学的知识结构,较之王重民 更为全面。其后他以“瓜沙谈往”为题,撰《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皆访古有得之作。
此外,抗战期间,他一度受聘为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寓居昆明郊外浪口村,乃就近问学,究心南诏史迹,成为其唐代研究的旁支。其论文《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南诏史略论》及专著《蛮书校注》成稿甚迟,然皆触发于浪口村之乡居岁月也。
按:战时士人云集川滇一带,研治西南民族历史文化颇成一时风气,如闻宥、罗常培之于边疆民族语言,刘敦桢、梁思成之于西南古建筑,李安宅之于藏传佛教,马长寿、江应樑、林耀华之于凉山彝族社会,李霖灿之于纳西文字,向氏不过个中普通一例耳。
五十年代以后,向氏回归早年的中西交通研究,惟所偏重的时地,则由中古的西域转向近古的南海,即由内陆丝绸之路转向海上丝绸之路,似有从海陆两道完善其交 通史研究的意图。他主持“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计划,在南海方面,完成《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及《两种海道针经》校注三种；在西域方面,则有《西游 录》校注,《大唐西域记》有心整理而无所成,身后仅余所辑《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而已。
向氏性格高傲,言语率直,不善处世。四十年代后期在北大时,曾当面质询校长胡适:“胡先生,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无新 材料作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吗?”胡适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他复讥刺:“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 想十年二十年的?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但后来大陆倾国围剿胡适,他反倒不愿落井下石。不曲意逢迎在前,不乘人之危在后,无愧书生本色。
1957年鸣放运动时,他到处发言,指责党内领导,终名列史学界四大右派之首。当日公开撰文批判其人者,有左翼巨擎侯外庐、翦伯赞,有前辈大老陈垣,有后起才俊邓广铭、胡厚宣、杨向奎、白寿彝,可见讨伐声势之盛,然由此,不亦可见其人学术身价之重耶?
诗曰:长安盛世贾胡行,海外敦煌万里程。最是书生宜右派,大唐西域注难成。
56地灵星神医安道全 潘光旦
潘光旦（1899—1967），原名光亶，字仲昂；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
潘光旦、费孝通曾同在清华社会学系，又同为民盟成员，私交密切，费视潘为师长，然两人的学术背景差异甚大。 潘留美攻生物学，费留英攻社会人类学；潘以古典文献的考掘见长，费以现时社会的实地调查闻名；研治家族问题，潘重视血缘的历史传承，费重视制度的社会功 能。论声名与影响，费似过于潘；而论学力之深厚、视野之广阔、见解之新颖，则潘固胜于费也。
潘氏就读清华学校（游美预备班）时，已援引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撰《冯小青考》，从影恋（自恋）角度解释一位明末女子的事迹，饶富新义，当时梁启超称许他 “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初试啼声，迥异凡响，实已奠 定他将西方学理与中国古籍打成一片的学问格局。
遗传学及优生学受累于纳粹屠犹及种族歧视，久已一蹶不振，但在近代曾风行一时；潘氏深受其影响，故在治学上特重家谱与人才问题：前者有《中国家谱学略 史》、《家谱与宗法》、《章实斋之家谱学论》；后者有《中国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近代苏州的人才》；而“打通家谱与人才 两个题目”者，则有《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与费孝通合作的《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从社会学立场讨论科举制，亦属人才研究的延伸。他强调人物成长的遗传 性，虽不免有所偏颇，但他借鉴生物学、社会学以治史的方法，却并未因此失色，实为中国社会史学（历史社会学）的先声。
五十年代以后，优生学在大陆成为禁忌，潘氏乃转向民族史研究，著有《开封的中国犹太人》（前编）、《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钩沉佚史，识别族属，皆填补空白的力作；又遍读史籍，辑录《中国民族史料汇编》，亦有劳绩。
潘氏成就的另一大宗，则为西方名著的译注，最要者当数霭理士《性心理学》、恩格斯《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三种。《性心理学》注 释凡五百余条，多是他从正史、笔记、诗词戏曲等各类文献中搜集的中国性史资料及相关见解，可与霭理士原著相证发，最为世人艳称；附录《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 例》一文，尤为同性恋史的凿空之作。《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注释的字数甚至超过原著，处处可见他对中国上古社会独到的人类学观察，真正可称“《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如此以著述态度作译注，其难度及价值，又岂在正规著作之下耶？
潘氏精力旺盛，撰作极多，专著而外，专业性的散论辑录为“人文生物学论丛”，包括《优生概论》、《人文史观》、《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及《优生与抗战》； 此外政治社会方面的评论也不计其数，民国时汇刊为《读书问题》、《自由之路》、《政学罪言》数种，而未结集者尚多，亦现代一大舆论家。他以“提高民族素质 ”自任，为国人中鼓吹优生学说最有力的代表，则拟之为神医安道全，不亦可乎？
潘氏青年时代在运动中受伤，因细菌感染而截去一腿，此后终身不离双拐。按：其笔名及室名有“坎侯”、“踦庵”、“踦斋”、“夔庵”、“夔斋”及“胜残补阕 斋”等，皆暗示其残疾；其中“夔庵”、“夔斋”之“夔”，盖取义于上古“夔一足”的神话。又，徐志摩曾有“胡圣潘仙”的戏语，“胡圣”即胡适，“潘仙”即 潘光旦，以其形似李铁拐，可置于“八仙”之列也。鲁迅小说《理水》有“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自称“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 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遗传’”，即影射潘氏耳。
诗曰：考证小青犹少年，人称铁拐是潘仙。性心理学劳君译，一卷居然有郑笺。
57地兽星紫髯伯皇甫端罗常培
罗常培（1899—1858），字莘田，号恬庵，原姓萨克达；满族正黄旗人，生于北京。
合译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皆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最早的研究员，亦可谓奠定现代中国语言学基业的三巨头。其中赵偏重方言，李偏重民族语言，而以罗最为全面。
罗氏家境没落，中学时兼学速记，曾任北洋时代的国会速记员，多接触各地方言，无意中为语言研究打下基础。后考入北大半工半读，受钱玄同影响，得入传统音韵学的殿堂；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向来穗调查方言的赵元任质疑问难，终转向现代语言学的新路。故三巨头中，赵、李皆“海龟”，惟罗氏出身“土鳖”，殊不易得；又，或谓明代以来，音学名家几乎尽是南方人，则罗氏以北人治南人之学，尤难上加难矣。
罗氏的主要成就，首为音韵：如论文《〈切韵〉鱼虞的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知彻澄娘音值考》据比较方法考订中古汉语音值，《释重轻》、《释内外转》、《释清浊》用现代语言学原理阐释传统音韵术语，《〈中原音韵〉声类考》、《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为近古音的探讨另辟蹊径，《汉语音韵学导论》则为深入浅出的音韵研究入门；次为方言：专著《厦门音系》、《临川音系》从古今流变角度辨析现代方音，与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并为前驱著作，《唐五代西北方音》更藉汉藏对音材料考证古代方音，尤有开创性；再次为民族语言：倡导开发西南边疆的“语言学的黄金地”，并对莲山摆夷语、贡山俅语、茶山语等十数种民族语文分别作个案调查或分析。凡此三大方面，实涵盖中国语言学的主流。
此外，更有超出纯粹语言学的《语言与文化》一书，从词语观察历史文化，包括“从语词的语源和演变看过去文化的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等章节，由小见大，由静态见动态，于文化人类学、中外文化关系史、地名学及民族学皆深有价值，实为文化语言学的破空之作。附录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一文，由姓名遗制以测族属渊源，亦可喜的发明。
按：《语言与文化》及此前《音韵学导论》两书，皆属述论性质，但多融入个人心得，且眉目清晰，举证丰瞻，议论简明，为极其精练的专题综述，虽篇幅短小，实胜于世间庸常所见的煌煌巨著。罗氏自述《音韵学导论》八易其稿，“假如我把每条脚注加以铺张，把每个附表仔细描写，这本书的篇幅一定要比现在多出好几倍，不过我是故意把它写成这么薄薄一小册子的。”此种著述作风，厚积薄发，以简驭繁，极可称道。
抗战后期，罗氏赴美访学，至1948年返国任北大中文系教授，未久中共军队即已兵临城下。他稍后承认：“当时我发生了这样一种心理，‘殉节’，可不是为国民党而是为北大，为我的稿子……我是把在抗战时期对付日本人的‘殉节’办法，拿来对付共产党了，我以为共产党一进城，中国的文化也就完了，所以我要为北大，为我的稿子‘殉节’‘殉道’……我想北平解放后，就怕不会有可能写书了。”然而未旋踵间，他即如冯友兰一般“咸与维新”，向新政权积极靠拢矣。故与他有私怨的顾颉刚私下责之云：“予前办通俗读物，攻予为共产党最力者，罗常培也。今北平入共党之手，首先钻进去者，亦罗常培也。”随后他遂得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亦圣之时者也。
诗曰：方言考古此先河，元老齐名赵李罗。莫道著书多小册，世间口水已嫌多。
58地微星矮脚虎王英 凌纯声
凌纯声（1901—1978），字民复；江苏武进（常州）人。
民国时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有南北派之分，北派以燕京大学为重镇，服膺新兴的功能学派，侧重汉人乡村社区的社会分析；南派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为重镇，于法国民族学派及美国文化历史学派浸淫较深，侧重边疆后进族群的历史考掘。北派厚今薄古，意在致用，世俗声名更盛，以费孝通为代表；南派重古轻今，无与国计民生，而成绩更为持久，以凌纯声为首席。
凌氏论著宏富，其论文集名为《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分作“中国边疆民族与文化”、“中国古代与环太平洋文化”两大部分，正可涵盖他一生先后致力的两大学术领域。
凌氏二十年代留法，在巴黎大学受业于人类学诸名家，获博士学位。返国后受聘于中研院，1930年赴东北考察赫哲族，为中国现代田野调查的先行者；稍后完成专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确定赫哲族属通古斯族一系，并全面总结其社会文化特征，论者评为“中国民族学家所编著的第一部具有规模的民族志专刊”。其后与芮逸夫合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以实地调查结合历史文献，描述细致，分析深入，亦为现代人类学名著。论文如《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及《畬民图腾文化的研究》，或辨识族属，或述论政制，或考察文化，皆用力之作。
1949年凌氏随史语所渡海迁台，在地理处境上由广阔转为狭小，但在学术视野上反由狭小转为广阔。由于台湾特殊的海洋地理背景，多保存南岛（南洋）民族的原始文化形态，此时他身处其境，眼光为之一变，其学问重心乃由境内的边疆民族转向境外的海洋文化，学思泉涌，力作迭出，可谓更上层楼矣。
凌氏突破西人所谓“印度尼西亚文化圈”学说的地理局限，指出在远古时代，不仅东亚大陆（东南）、东南亚及南洋群岛已构成更大范围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甚至东西太平洋地区亦存在共同的文化因子。围绕此一主旨，他对各类文化特质分别作专题考述，仅专刊即有《树皮布印文陶与造纸印刷术发明》、《台湾与东亚及西南太平洋的石棚文化》、《美国东南与中国华东的丘墩文化》、《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及《中国与海洋洲的龟祭文化》五种，论文更包括父子连名制、吐舌人像、铜鼓、猎首祭、犬祭、崖葬、洗骨葬、嚼酒、玉石兵器、封禅与社等杂多事项，其选择论题之罕僻，牵涉地域之宽广，绝不受现代国族地理的拘束，在“冷眼向洋”的中国学界，实为空谷足音。
凌氏既有西方人类学的训练，又有本土学问的基础，既重视田野调查，又重视文献记录，故能处处发现史料，打破隔阂，中外系联，古今互证。早年多做个案式的族群研究，为民族学的正道，论证皆中规中矩；而晚年做远距离的文化研究，则每承受传播主义之说，甚至相信中国古代封禅为西亚神庙文化东传的遗迹，“大胆假设”有余，而未尽能“小心求证”也。此外，引证古史文献有“信古”倾向，亦其一病。
诗曰：蛮夷环布太平洋，文化传播费考量。莫道初民尽湮灭，中原古俗见边疆。
59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 芮逸夫
芮逸夫（1898-1991），江苏溧阳人。
在现代中国人类学史上，凌纯声、芮逸夫联袂而起，堪称哼哈二将。凌留欧读博，少年得志，而芮自学出身，因助凌氏整理赫哲族语言资料始得加入中研院。两人早期皆用力于边疆民族的历史钩沉，后来各有转向，凌气象阔大，芮分析细腻，各擅胜场。他们曾共同调查湖南西部苗族、浙江南部畬民，尤以合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闻名；惜乎迁台后中道交恶，凌另创民族学研究所，而芮固守史语所，学术交谊有始无终，亦如物理学界之杨振宁、李政道也。
芮氏一生著述，最精要者皆属论文，多已收入《中国民族及文化论稿》三巨册，可约略分为非汉族族群及其文化、中国古代亲属与家族制度两大方面。
苗族问题是凌氏学术生涯的正式起点，也是他长期关注的焦点，有《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苗人考》及《三苗与饕餮》；因参与中英滇缅南段界务的会勘工作，西南民族复进入其视野，有《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僚为仡佬试证》、《僰人考》、《僚人考》、《仡佬的族属问题》及《僮人来源初探》等。其一般方法，大致是倚赖汉语文献史料，辨其风俗，定其名实，着重族属源流的梳理。至于中华民族、台湾土著及东亚邻近民族的研究，则多属通论而已。是为第一方面。
四十年代以后，芮氏开始将近代人类学引入传统的经史领域，以西方家族理论解释古籍所见的“族”与“家”，有《九族制与尔雅释亲》、《中国家制的演变》；由亲属称谓推衍其反映的上古家族关系，有综括性的《中国亲属称谓制的演变及其与家族组织的相关性》、《论中国古今亲属称谓的异制》，微观化的《伯叔姨舅姑考》、《释甥之称谓》、《释甥舅之国》及《释兄弟之国》，疏证式的《尔雅释亲补证》、《左传“穆姜之姨子也”质疑》。此外，于苗族、（台）泰雅族的亲属制度亦有探讨。大抵能观中外之同，祛古今之疑，阐释入微，可称他最显特色、最有突破的成就。是为第二方面。
按：十九世纪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有一显一晦两大著作：显者为《古代社会》，构拟早期社会发展阶梯，而陷于公式主义，然因见重于马克思、恩格斯，遂在中国左翼史坛有绝大影响；晦者为《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Systems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of the Human Family），通过亲属称谓以揭示原始家族制度，为人类学一大发明，然在中国却门庭冷落。惟冯汉骥知其底蕴，援引后一学说以入中土，撰《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一文；而芮氏后来居上，所论尤为细致深刻；此外，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一章，取径亦不约而同。此数人所撰作，可谓摩尔根思想在现代中国学界的潜流。
芮氏晚年主持史语所人类学组，有意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史》，为积累材料，乃费二十余年之力，贯彻其“把田野工作的透视带到图书馆中，以便充分利用历史上的资料与民族志资料交互参稽，由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彼此启发”的主张，主持编纂《廿三种正史及清史中各族史料汇编及引得》，网罗历朝民族记录于一手，亦泽被学林之业。
按：潘光旦据先秦史籍、二十五史及《资治通鉴》，辑录《中国民族史料汇编》，性质亦与芮编略等；芮编成于众手，更为详备周密，而潘编以一人成之，附以按语，则尤见心得。
诗曰：尔雅谁教古义新，还从称谓释姻亲。湘西旧谊随流水，各占门庭自扫尘。
60地暴星丧门神鲍旭 徐复观
徐复观（1902—1982），原名秉常，字复观，后改名佛观；湖北浠水人。
近百年来，军旅出身而转入学界者，似以熊十力、徐复观、黄仁宇三人最享盛名。熊六经注我，徐笔战群儒，黄目空千古，各有其江湖气；熊、黄每随心所欲而逾矩，惟徐能归于学术规范之内，可谓修成正果者也。
徐氏早岁混迹行伍而好读书，趋向新思潮，厌弃旧文化，并一度受马克思唯物主义影响；抗战时至四川北碚勉仁书院拜谒熊十力，于王夫之《读通鉴论》有所指摘，为熊氏怒斥：“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以后徐氏称“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遂诚心低首，皈依文化保守主义的门墙。
按：牟宗三始识熊氏，熊“直对着那纷纷攘攘，卑陋尘凡，作狮子吼。……我当时好像直从熊先生的狮子吼里得到了一个当头棒喝”；可见牟、徐皆为熊氏不可一世的气势压住，而拜倒门下。又，梁启超初谒康有为，“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冷水浇背，当头一棒”；顾颉刚乍闻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亦与牟、徐所受的思想震撼略近。
徐氏四十年代受蒋介石赏识，任待从室秘书，抗战结束后以陆军少将衔申请退役，并得蒋氏资助，主编纯学术的《学原》月刊；1949年大陆变色，徐氏藉国民党的支持，复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
按：雷震（儆寰）原为蒋介石亲信，此时在台湾主持《自由中国》，与《民主评论》在政治上皆主自由反共，为五十年代海外两大思想刊物。惟《自由中国》鼓吹西化，《民主评论》宏扬传统，在文化上针锋相对；而殷海光、徐复观二氏，作为双方健笔，亦互成言论之敌。
徐氏在天命之年始以学术为业，而且终其一生，未能忘怀于现实政治，精力多销耗于舆论事业；但他老而弥壮，三十年间意气不衰，巨笔如椽，成就仍甚丰硕。首要者为思想史方面，从孔孟到宋儒皆有所论，汇录为《中国思想史论集》及《续篇》；专著有《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两汉思想史》三卷，尤以后者体大思深，可代表其平生学力的巅峰。另有《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则可视为思想史研究的外篇。此外，于古典文学、文论皆有论辨，见于《中国文学论集》及《续篇》；画史方面，于黄公望、石涛皆有专论，而《中国艺术精神》实际上是以绘画为中心的艺术史论。其论学的胜处，在于能以精神贯注于文献，而成就“有思想的学术”；然以霸气太盛，鲁莽灭裂亦所不免。至于时论随笔，则前后编选为《学术与政治之间》（甲、乙）、《徐复观文录》（四册）、《徐复观杂文》及《续集》（五册）、《徐复观最后杂文集》多种，政治文化，国情世局，无所不谈，眼界之广，撰作之繁，固一时无两。
论外在的学术观，徐氏秉承其师熊十力的宗旨，崇宋学贬汉学，重义理轻考证，于近三百余年学术史，从清代朴学以至民国新考据学派，皆极表轻蔑，尤以胡适及史语所为敌；然返观其治学实践，固无涉于形而上学思辨，气魄虽大，而终得力于文献考订，与其师及同门的牟宗三、唐君毅皆同床异梦，实属新儒家阵营中的异类。故他在悼念熊氏时亦承认，“对先生之学，无能为役；而二十余年的努力，在以考证言思想史，意在清理中国学术史里的荆棘，以显出人文精神的本真，此当为先生所呵斥。”挂义理之羊头，卖考证之狗肉，可称学术版的无间道矣。
徐氏言行偏狭易怒，以好打笔仗著称。他曾恭维胡适在学术上领袖群伦，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但1961年胡在美演讲，对东方文明作自我批评，徐氏闻之，乃破口大骂胡氏“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而稍后胡辞世，徐复由愤怒转为哀悼，谥之为“伟大书生”，表示“我于胡先生的学问，虽有微辞；于胡先生对文化的态度，虽有责难；但一贯尊重他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他在自由民主之前，从来没有变过节”，由此言辞反复，最可见他性情的峻急，拟之为天暴星丧门神，不亦可乎？
诗曰：事迹略同雷儆寰，曾经书剑列朝班。奈何少壮英雄气，终竟销磨故纸间。
61地然星混世魔王樊瑞 周法高
周法高（1915—1994），字子范；江苏东台人。
五四前后学界曾有“南高北大”之目，“南高”，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制为东南大学；大抵南高守旧，北大趋新，一时南北势成水火，学衡派敌视新文化运 动，柳诒徵师徒批评古史辨派，无不带有南北相争的背景在。而周氏承继两派的学术传统，折衷其间，乃有“我们一方面要能了解旧资料，一方面要能充分利用新资 料，才能允得其中，汇南高北大精神于一炉，合古今中外而治之”的壮语，可称南北之调人。
周氏三十年代考取中央大学，而中大在渊源、师资及学风上多承东南大学的遗绪，侧重旧学，故他径以南高学统的传人自居；但大学毕业后，他带艺投师，转投北大文科研究所，以后更谢绝母校聘请，进入与北大关系密切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则终以南高余裔而归北大阵营矣。
周氏一生著论，以语文之学为主干，既得力于旧式音韵学的根基，亦有赖于近代语言学的锻造，正可代表南北学术宗旨的合流；又多涉猎文史之学，偏好旧体诗文，则受南高风气熏染为多。
其语文研究，以语法方面最为突出，《中国古代语法》系列的称代编、造句编（上）及构词编三巨册，材料不厌其详，分析细致入微，且能借鉴美国结构语言学的语 法理论，为古汉语语法的空前巨著；次为音韵，早期有《广韵重纽的研究》、《切韵鱼虞之音读及其流变》、《说平仄》及《玄应反切考》，后期有《论切韵音》、 《论上古音》及《上古汉语和汉藏语》，亦多有发明；再次为文字，有考释丛刊《金文零释》。其考证性论文先后汇刊为《中国语言学论文集》、《中国语文论 丛》、《中国音韵学论文集》，综述性论文则收录于《中国语文研究》，亦多见其心得；另编纂《汉字古今音汇》、《金文诂林》、《金文诂林补》，网罗众说，断 以己见，皆所谓“结账式的研究”，有功德于后学甚大。
其文史研究，范围极广，包括札记体的《汉堂读书记》及《续记》，论评性的《汉学论集》，另如辨析上古历法疑难的《西周年代新考》、《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亦得意之作。
今日举世皆知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究心于钱谦益、柳如是事迹，而多不知周氏编撰甚丰，亦美人名士之功臣。其考辨钱氏生平与作品的文字，收入《钱 牧斋吴梅村研究论文集》，另编《钱牧斋柳如是佚诗及柳如是有关资料》、《（足本）钱曾牧斋诗注》、《牧斋诗注校笺》及《钱牧斋先生年谱》多种；更撰《柳如 是事考》，表彰钱柳参与反清复明运动秘史，固与义宁陈氏异曲同工。
按：周氏论学，自认多承受陈氏中年学说的暗示，尝谓：“余于寅恪先生，虽所学不同，然受其影响则至深且巨。其著作已刊行者，得尽读之。先生有《四声三 问》，余则有《说平仄》，先生精研华梵对音，余则有《切韵鱼虞之音读及其流变》……先生有《读哀江南赋》，余则有《颜之推观我生赋与庾信哀江南赋之比 较》……尤有进者，先生笺证元白诗，余则笺证钱（牧斋）吴（梅村）诗；先生精研南北朝史事，余则有《颜氏家训汇注》。”此时复继踵晚年陈氏而治钱柳问题， 则其于寒柳之学，自壮及老，皆可谓追随其后矣。
诗曰：文史分歧亦贯通，语音语法更专攻。我闻居士谁低首，不独废残寒柳翁。
按：柳如是自号“我闻居士”，盖“如是我闻”为佛经开篇熟语，故藉“我闻”二字以隐括“如是”之名耳。
62地猖星毛头星孔明 何炳棣
何炳棣(1917—)，浙江金华人。
当世的海外华裔学人，以何炳棣、余英时二人成绩最多，名誉最高。汪荣祖视何为“当今利用社会科学、结合传统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 而徐复观早称余“在美国的中国学人中，已居于第一人第二人的地位”，钱锺书更谓余不仅“海外当推独步”，“即在中原亦岂作第二人想乎！”大抵何侧重社科取 向，近于西学规范；余侧重人文取向，近于中学传统。何专业不下于余，而总体素养逊之，文化情怀尤难相匹；然学术天地广大，各有门径，施丹乔丹，亦可不必强 分高下也。
何氏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读清华历史系，其时系主任蒋廷黻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和综合中国历史的大问题……历史与社会 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对他治学取径影响极大。其后他考取清华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英 国史及西欧史，随之反治国史，以西洋方法的训练糅合中国文献的功力，遂能在欧美学术圈异军突起。
何氏早期所治，集中在近古社会经济史领域，专著有三：《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考定明清赋役制度的“丁”与“亩”为纳税单位，而非实际的 人口数字及田亩面积，由此重建中国人口史的基础；《明清社会史论》，依靠丰富的科举文献作数字统计，更藉正史、地方志、笔记甚至小说以作参证，综论士人阶 层的社会流动；《中国会馆史论》，重考会馆制度的起源年代，并一反旧说，指出其“促进轸域观念的消融”的独特作用。论文如初露锋芒的《扬州盐商：十八世纪 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的研究》，由人口问题引出的《美洲作物传华考》，皆内容坚实、论述精悍之作。此外，八十年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历代 土地数字考实》两册，亦为其人口史研究的延伸。
六七十年代之后，何氏转向上古史领域，其论著一为《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自东亚大陆南北气候地理的差异入手，论证中国农业发生于干旱的北方黄土地带； 一为《东方的摇篮：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中国技术和理念本土起源的探讨(公元前5000—1000年)》，从物质技术到精神文化，综论中国文明的原始阶 段。两书虽不失为一家之言，但过于强调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独立性，后者夹杂的民族主义情绪尤为浓厚，引发争议，亦事出有因。
近二十年来，何氏年迈而不失争胜之心，复由西化的社会史、文明史论述，介入传统的思想史考证。其中以《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司马谈、 迁与老子年代》及《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最为用力，亦最为惊人。然霸气有余，功力未纯，闻者藐藐，仅 可备一说耳。
何氏自视极高，唐德刚称他“目空当世”；晚年撰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披露学界秘辛甚多，尤多引师友对他的恭维以自重。拟之为地猖星，似甚恰当。
1971年中美政治关系解冻，何氏归国访问，并作《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 与成就》，声称“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 准绳，无一不暗合罗尔思(按：今译罗尔斯)的立法标准”，最后总结：“从治史者的观点，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新中国开国的气 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了。”何素以史家身份自傲，而此际不能察当日经济的四海困穷，不能见现实历史的庐山面目，可称他一生学思的最大败笔。知古之历史而不知 今之政治，则所谓“治史者的观点”，又何足道哉。
诗曰：游子偏多爱国心，如何知古未知今。笑他自负千年眼，不见神州已陆沉。
按：明人张燧有《千百年眼》，为史评奇作，“千年眼”一语本此。
63地狂星独火星孔亮 张五常
张五常（1935-），生于香港。
经济学为现代西洋学术帝国中最为强势的学科，近百年来，国人西游取经者甚多，然多偏于新知引入及现实应用方面；真能于纯学理有原创性贡献，且身为欧美学界主流者，实寥寥无几，而张氏即个中声光最盛者也。
张氏六十年代先就读于洛杉矶加州大学，师从艾智仁（阿尔奇安）等名师，获硕士、博士学位；随后至芝加哥大学 攻读博士后，深受科斯理论的影响，遂定其学术宗旨。他后来感慨：“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个年代，两个地方，有那样热闹的思想‘训练’所。其一是三 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我于六七至六九年在芝大，能身临其境地躬逢其盛，算是不枉此生。”芝大为经济学的龙门，张氏有缘一登龙门， 遂鱼化为龙矣。
张氏的专业论著少而精，多成于八十年代以前，尤其是他执教美国时。其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运用产权制度及交易成本理 论，剖析台湾五十年代的农业资料，推倒旧义，一鸣惊人，为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散篇著作多见于《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 论文选》，如《合约结构和非专有资源理论》、《价格管制理论》、《玫瑰盆球赛与香港剧院：座位定价经济学》皆饶有新意，《蜜蜂的寓言：一项经济调查》、 《企业的合约性质》尤为精到，分别以渔场、剧院票价、座位票价、蜜蜂养殖及件工合约等特殊经济现象为依据，由实证分析入手以求理论突破；至于《子女和婚姻 合约中的产权执行问题》、《经济组织及交易成本》及《共有产权》诸篇，则更藉合约理论以解释家庭制度与共产主义之类超经济问题，欲单凭一个产权通吃天下， 虽不无启发处，但终沦于片面生硬。
张氏1981年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邀，完成专题报告《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将新制度经济学运用于中国现实，自产权学说立场，预言中国将 走向私有化之路。其后他返港任教，一则从此远离美国的知识语境，一则得以近观大陆的经济实况，乃渐由学院经济学转向应用经济学，大雅不作，而以经世济时的 《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及《再论中国》名动一世。他所挟持的产权理论在西方学界正处方兴未艾之势，此时又正切合大陆经济改革的思想需求，推波助澜， 际会一时，遂成就其作为变革时代“意外的英雄”之盛名。
老来复著《经济解释》，分《科学说需求》、《供应的行为》、《制度的选择》三卷，为一生学思的总结，然精力减退，似有归于平淡之感。
张氏以专家身份撰写报章文字，而能恣意挥洒，明白晓畅；藉其历练与资格，更能跳出主流学界的围城，论学每有会心见道语，其名篇《学术上的老人与海》云：“ 我是为过瘾而搞学术的。与自己的钓鱼兴趣一样，博大不取小。有等于无的学术文章，不写算了。所以从研究生开始写论文时，我就不自量力地去博大文。博了三十 多年，半条像《老人与海》的巨鱼也钓不到，虽然有几斤重的石斑总算钓过六七尾。”虽甚自负，亦是经验之谈。
按：蒙文通尝谓：“做学问要敢抓、能抓大问题、中心问题，不要去搞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何炳棣回忆数学家林家翘有言：“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 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另，严耕望惋惜陈寅恪晚年未曾“选取一个重大题目，一抒长才，既泄激愤之情，亦大有益于人群百世”，用意皆近乎张氏的钓鱼论， 可见治学必须抓大放小的重要。
张氏平素言辞，开口弗里德曼，闭口科斯，言必称芝大，似目无余子，久负狂生之名。自述偶见报章有“香江第一健笔独领”语，当时的反应是：“我对自己说：我 可没有发这广告……”则其内心固以“香江第一健笔”自居矣。拟之为地狂星，岂非顺理成章？然其狂为嫉俗之狂，虽狂而不妄，终是性情中人也。
诗曰：北美光阴好读书，香江健笔自吹嘘。老人与海君知否，为学须当钓大鱼。
64地飞星八臂哪吒项充 周策纵
周策纵（1916—2007），字幼琴，号弃园主人；生于湖南祁阳（今祁东县）。
有清一代士人游幕风气极盛，晚清自曾国藩至李鸿章、张之洞，皆隐然为一时政治重心所在，其幕府尤为人才之渊 薮；民国以来，此风未衰，袁世凯之后，国共领袖麾下亦济济多士。然若以学问而论，则蒋介石幕中陶希圣、徐复观、周策纵皆以学人名世，固远非陈伯达、胡乔 木、田家英所能及。
周氏四十年代初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供职重庆市政府，并主编多种官方刊物，深受上峰器重；1945年更径入内廷，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编审（秘书）， 蒋介石在“二?二八事件”后的《告台湾同胞书》即出其手笔。他后来回忆：“嗣以未臻而立之年任蒋中正先生侍从编审，朝夕追随，略勤笔政，复以纳言举士为 请，意无可伸。两年后，挂冠去国，不数月而国事变色。”此后他翩然渡海，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藉读书治学以遁世；相比之下，徐复观虽亦弃政从文，然不能 忘情时政，终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也。
五四运动为现代中国政治史及思想史的分水岭，然未出数十年，事实人物，已如混沌，是非功罪，更成纷纭。周氏以独立姿态，超脱于党见，在披阅六七百种报刊的 基础上，大量引据“现在时”的原始文献，通论其历史背景，详述其事件始末，细析其思想意义，著成《五四运动史》一书，震动海内外，为其毕生影响最为重大的 著作，亦为中国现代史不可或缺的经典。另编有《五四运动研究资料》，与《五四史》相辅而行。
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周氏身处哈佛大学，论学近乎费正清主导的近代中国研究范式，《五四史》即其时产物；然周氏擒贼擒王，一击即退，并未因此而以现代史为名山事业。以后他长期执教于威斯康辛大学，乃改弦易辙，由今而古，转向中国古典文学及语言文字的研讨。
其论著甚多，于语文，有《弃园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于上古文化，有《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于诗经，有《〈破斧〉新诂：〈诗经〉研究 之一》、《〈卷阿〉考》；于红学，有《红楼梦案：弃园红学论文集》；于近代人物，有《林纾年谱》（未完稿）及《论王国维的诗词》、《论王国维人间词》。其 余对《周易》、先秦诸子、诗词、对联、文论及中国医学史尚多有考论，论学杂著尤不可胜数。编辑中的《周策纵全集》，谓有二十七卷之多。以其兴趣繁杂，无所 不窥，有如五枝之鼠、八爪之鱼，姑拟为八臂哪吒焉。
按：周氏考古之学，求新求深，极富联想力，然多藉迂曲的文字训诂以作“探源”，以求“古义”，而每陷于生硬穿凿，如《语言文字考论集》中《如何从古文字与 经典探索古代社会与思想史》、《说“尤”与蚩尤》、《“巫”字初义探源》诸篇即其例。另如《古巫医与“六诗”考》，其上篇考掘《诗经》“葛屦”的象征意 味，颇受闻一多影响，滥用生殖崇拜以作诠解，亦多有附会处；中篇由巫名神名考其职司，下篇追溯“六诗”（风、雅、颂、赋、比、兴）的原始意义，尤属不经之 论。宜乎举世皆颂扬其五四研究，而罕有称引其古典考证者矣。
诗曰：亦今亦古是通儒，只惜参禅近野狐。记取胡公晚年语，可怜五四入歧途。
按：《胡适口述自传》称“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是为“五四之父”的历史判断，岂可忽之哉？
65地走星飞天大圣李衮 郑振铎
郑振铎（1898-1958），小名木官，字警民、铎民，号西谛；福建长乐人。
民国前后，商务印书馆为中国出版界龙头，于文化学术关系极重。同时商务又以汇集学界人才闻名，长期主事的张元济、杜亚泉皆称硕学，其他如治哲学的蒋维乔、 李石岑，治史学的夏曾佑、孟森、何炳松、顾颉刚、向达、张其昀、贺昌群，治经济史的杨端六、陶希圣，治经学史的周予同，治历史地理的苏继庼，治文学的王伯 祥、谢六逸，治社会学的陶孟和，治国际法的周鲠生，治心理学的唐钺，治化学的任鸿隽，治地理气象的竺可桢，亦曾供职馆中。郑氏1921年入馆，先后主编 《儿童世界》、《小说月报》，更成为商务元老高梦旦的乘龙快婿，亦商务学人群体中的显赫者也。
郑氏以新文学创作初露头角，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稍后转而研究文学史，尤其是中国文学史，在观念上崇尚民间文学，在基础上依赖新出材料，在方法上注重历史演化，皆承继胡适作风。
其最重要的专著有二：一为《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取材丰硕取胜，“所包罗的材料，大约总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他书所未述及”，与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各具特色，在胡适《白话文学史》之后，并为古代文学史编纂的双峰；一为《中国俗文学史》，从上古歌谣、唐五代变文，至元代散曲、明清民歌及宝卷、弹词、鼓 词之类，别其类目，述其源流，为通俗文学史的空前著作。散篇论著极多，以小说、戏曲为重心，或详或略，多有可观，大体已收入《中国文学研究》两大册。
研治文学之余，郑氏又汲取西洋人类学、民俗学的方法及实例，撰作“古史新辨”系列，《汤祷篇》以弗雷泽《金枝》所述的处死神王风俗阐释商汤传说，《玄鸟 篇》以域外超自然的怀孕故事阐释中国史上的帝王感生神话，《释讳篇》以原始人对于姓名的禁忌观阐释中国古代的避讳，皆新颖可喜。此三篇与《黄鸟篇》、《伐 檀篇》合为《汤祷篇》一册，虽篇幅短小，写法通俗，却是郑氏平生最为特出、最有神采之作。可惜他志不在此，小有所成，即戛然而止。
郑氏嗜书如命，以“狂胪文献耗中年”自况，为一代大藏书家，在文学史料的蓃集上，洵可谓近代翘楚。由所著《劫中得书记》，以及吴晓铃辑录的《西谛书跋》， 可见其蠹鱼生涯的梗概。在文献传布方面，先后编刊《清人杂剧》二集、《古本戏曲丛刊》四集。此外，他不仅重视文献史料，更重视图像史料，又不仅重视文学史 图物，更重视文化史图物，编著有《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中国版画史图录》、《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及 《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皆属开创性的大型图录汇编，亦有功于学林不浅。
郑氏为学，最得力于材料的丰瞻，然亦因此，其精力颇为材料所淹没，叙录多而理解少，故论述难以精辟，境界未臻深微。胡适日记有云：“看郑振铎的《中国文学 史》三、四册。此书材料颇好，但他写的太糟，判断既平庸错误，而文字太不修饬，使人不愉快。周岂明说他受著作之累，是不错的。”所评虽嫌过苛，亦颇中其 病；至于周作人指他“受著作之累”，当指受材料之累耳。
郑氏素以左倾的进步人士著称，中共建政之后，乃任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文学所所长，公务繁冗而少有著述。1958年率文化代表团出访，因飞机失事遇难，结局同于徐志摩，故拟为飞天大圣也。
按：郑氏虽身处高位，但在是年的“厚今薄古”运动中，已遭受点名批评，被指为“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中的一面白色大旗”；他出行前已作初步检讨，原拟返国后继续自我批判，而竟以一死了之，岂非大不幸中之小幸乎？
诗曰：文献狂胪不计年，西游一旦化为烟。金枝公案君能续，莫道区区汤祷篇。
66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坚 闻一多
闻一多（1899—1946），族名家骅，原名亦多，改名多，再改名一多，字益善，号友山、友三；湖北浠水人。
杨联陞尝称“读考古诸作，窃谓如傅斯年、顾颉刚，大处落墨，固为一世之豪，而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诸先生，有诗人想像，创获亦多。其不悖于社会人类学， 尤堪宝贵”，盖郭、闻、陈三氏，其初皆以新诗创作露其头角，而终以古文字及古史之学名家，钻研故纸而不失联想力，故以之并举也。
闻氏少年时代就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沉迷于白话诗；后以清华官费留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艺术系学习绘画，但不久兴趣复归于文学；返国后讲授西洋文学，未几即转向中国古典文学教研。
闻氏在学术上最早的成绩，在唐诗领域。其于作品文本的校理，于作家生平、评论史料的搜集，皆用力湛深，有《全唐诗汇补》、《全唐诗辩证》、《说杜丛钞》、 《全唐诗校勘记》及《全唐诗人小传》等手稿存世；已刊论文不仅有考订扎实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也有议论飞扬的《类书与诗》、《宫 体诗的自赎》，可见其诗人意气。而其由新诗写作，转入旧诗研讨，仍有一以贯之者在也。
然而闻氏功力最深、著述最多者，则数后期的古典研究，包括两大层面：一为传统式的文献考证及文字训诂，一为借鉴西洋学术方法考掘神话与古诗的深层意义。
前者即“古典新义”部分，在古籍方面，于《周易》，有《周易义证类纂》；于《诗经》，有《诗经新义》、《诗经通义》及《诗新台鸿字说》；于《楚辞》，有 《楚辞校补》、《离骚解诂》、《九歌解诂》、《九章解诂》、《天问释天》及《天问疏证》；此外，于《庄子》、《管子》亦多有校证，读书札记《璞堂杂 业》（手稿）更遍校经史子集文献。在语文方面，则以甲骨、金文及《尔雅》材料为主干，有一系列的文字及器物考释。
后者即“神话与诗”部分，如《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钩沉神女事迹所隐含的生殖崇拜及先妣祭祀背景，《姜嫄履大人迹考》推测姜嫄感生传说中的仪典与舞蹈， 《伏羲考》根据苗族兄妹婚型洪水故事复原伏羲女娲神话，《龙凤》指出龙凤分别为原始夏、殷民族的图腾，皆结论新奇，堪称闻氏最有名之作。
按：闻氏的神话考辨，大抵以人类学及性心理学为参照，通过繁琐而曲折的训诂以得新解，时令人耳目一新；然多凭藉其“诗人想像”，滥用音转，强作解人，谬说 亦多，在方法上实甚危险。其门人陈梦家早年撰《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一文，孙作云关于图腾氏族的论著尤多，皆颇染其病。迄于今世，周策纵、何新、叶舒宪考论 神话问题，每流于牵强附会，亦其徒子徒孙也。
闻氏情绪冲动，思想多变，早期参与大江会组织，信奉国家主义，敌视苏俄及共产主义；然至抗战时期，对国民党政府积怨渐深，政治立场丕变，乃加入民盟，左倾 亲共，被右派称为“闻一多夫”，此所谓由诗人而学者而斗士矣。1946年7月，民盟李公朴在昆明遇刺身亡，闻氏在云南大学悼念会上作演讲，慷慨表示“我们 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会后即为国民党特务射杀，一时震惊天下，年四十八岁。
闻氏早年喜篆刻，至战时大后方物价飞涨，生活艰困，乃挂牌鬻印，以济衣食，则拟之为梁山泊掌造兵符印信的玉臂匠金大坚，不可谓切当乎？
诗曰：学人本色是诗人，别解能教古义新。地下应怜王实味，一般异议竟亡身。
按：闻一多死于子弹，王实味死于砍刀，亦可代表现代知识分子身处左右夹缝中的困境。
67地明星铁笛仙马麟 劳榦
劳榦（1907-2003），字贞一；湖南长沙人。
陈寅恪尝评杨树达云：“百年以来，洞庭衡岳之区，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闻于世。……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稍间辍。持短笔，照孤 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陈氏此处立论，稍嫌一偏。盖晚清曾胡左号令天下以来，湖湘 豪杰之士闻风而起，固多致力于军政事功；然以学问文章成名者实亦甚多，如王闿运、皮锡瑞、王先谦、叶德辉、章士钊、余嘉锡、辛树帜、瞿兑之、周谷城、向 达、沈从文、刘大杰辈，皆一时俊杰，非仅杨树达而已。而劳氏为清季湘籍大员劳崇光后人，不求显宦，以学者终其生，亦可谓“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者矣。
劳氏1930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随即进入中研院史语所，并因缘时会，参与居延汉简的整理工作，于其学术取向深有影响。惟当时简牍数量未丰，考释亦不过零 敲碎打。至三十年代初，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于甘肃古居延旧地发掘汉简上万枚，为简牍学史上的空前发现，始成专门之学。此后抗战发生，汉简照片两度毁于战 火，惟有劳氏手头保存大多数照片副本，四十年代整理为《居延汉简考释》释文四册、考证二册，赴台后重编作《居延汉简》图版之部、考释之部，在当时为居延汉 简研究的唯一依据。晚年尚有《汉晋西陲木简新考》一种，系对张凤《汇编》所收简牍的释证。
凭借汉简材料及其整理心得，劳氏乃“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撰《从汉简所见的边郡制度》、《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汉代的亭制》、《汉朝的县制》、《再论汉代的亭制》及《释汉简中的“烽”》等，于两汉政治制度，尤其是边防制度，固多有创获。
不过，汉简作为史料终嫌零碎，在性质上亦有局限，劳氏所以能发挥汉简的史学功用，盖得力于其传世文献的功夫；纵不依赖新出汉简，仅凭他对传世史料的梳理， 其汉代史的成就实亦足以卓然自立。其于政治史，如《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汉代察举制度考》、《秦汉九卿考》、《汉代政治组织的特质及其功能》、《汉代 尚书的职任及其与内朝的关系》及《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社会史，如《汉代奴隶制度辑略》、《论汉代的游侠》、《汉代的雇佣制度》、《汉代的豪彊及其政 治上的关系》；经济史，如《汉代黄金及铜钱的使用问题》；思想史，如《论“家人言”与“司空城旦书”》、《〈盐铁论〉所表现的儒家及法家思想之一斑》，皆 堪称力作。其引证周到详实，解释亦平易通达，更能据后世或外域的历史情状作合理的比较与说明，如以清代军机处解释汉代内朝，以民国的乡镇公所、警察派出所 说明汉代的乡、亭，以日本幕府的体制比照霍光当政的局面，皆甚得当。
此外，于历史地理、历法、古文字、古文献、民族史、文学史及神话信仰等众多领域皆有论述，又不仅两汉史而已。
总计其平生著述，专业论文多达近二百篇，其要者先后汇辑为《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汉代政治论文集》及《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另有断代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及通史《中国史纲》，则普及之作耳。
劳氏论学，多承史语所作风，曾撰文表示排斥“历史的解释”，以为“历史的解释”与“历史的考订”乃是“两条不同的路线，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遭至徐 复观的反驳，为五十年代台湾学界的小小风波；但劳氏所谓“历史的解释”，实指黑格尔、马克思以至斯宾格勒、汤因比式的历史形而上学（思辨的历史哲学），他 本人并非仅能寻章摘句的考据家，也不排斥一般性的历史解释，徐氏借题发挥，其意在打击史语所乎？
诗曰：近世湖南多霸才，却甘翰苑作书呆。战云焦土心犹定，汉简居延费剪裁。
68地进星出洞蛟童威 张君劢
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字君劢、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以字行；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
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大夫,或仕或绅,亦政亦学,大抵政府官僚与知识分子的角色合于一身；降及近世,社会转型,角色分化,政学两界渐行渐远,然士大夫政治的 余风未绝,知识阶层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结尚存。清末民初,有康有为、梁启超之改良,章太炎之革命,罗振玉之复辟；二十年代以还,又有胡适办刊议政,张君 劢率党参政,诸人虽观念各异,而论其生平出处,皆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亦即西人所谓“介入的知识分子”也。
张氏早年留日,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与政治,并开始追随梁启超。在民国政治史上,张氏有两大事迹,一曰组党,一曰立宪,皆可谓梁启超路线的延伸。
三十年代初,张氏与张东荪等共同发起建立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改名中国民主社会党),并长期担任党魁。当日国社党与中国青年党并为两大知识分子政党,在国 共的铁血政策之下,虽无所作为,但不失为现代政治的清流,在中国政坛树立起近代西方式政党的榜样。张氏几度游学德国,受当地社会民主党影响甚深,故其政纲 以“国家社会主义”为号召,既认同民主政治,又主张社会主义政策,即近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
按:除国社党内的张东荪、诸青来以外,背景迥异的陈独秀(晚年)、熊十力、胡先骕、傅斯年、萧公权,亦各有民主社会主义或自由社会主义倾向,可见非共产的温和社会主义亦为一时潮流。
1946年,张氏阳尊孙中山五权宪法之名而暗采英美式宪法之实,草拟《中国民国宪法》,经修改后为国民党政府采纳,虽仅系蒋氏独裁政治的装饰品,但相沿不废,终奠定今日台湾宪政的根本。
张氏早期的著作,如《国宪议》、《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讨论宪政问题,《立国之道》发表国是纲领,《武汉见闻》、《史太林治下之苏俄》批评现实政治, 《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明日之中国文化》宏扬民族文化,多属经世济用之学；五十年代流亡海外后,复有《中国第三势力》(英文)、《辩证唯物主义驳 论》、《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观》,以及数量繁多的政论文字,仍不脱入世的关怀。
但他亦主张“学问之独立王国论”,虽为政治而学问,亦为学问而学问,而以哲学为归,故自称“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
其所成就,以《新儒家思想史》为代表。全书总结唐宋以来儒学思想(理学),重义理而不重考证,分析明晰,写作流畅,大体不失客观；更善以西洋哲学史作参 照,作类比,以说明中土学说的性质和地位,纵未必尽是,要为不可多得。其书会通中西哲学,亦如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之会通中西社会学,钱锺书《管锥 编》之会通中西文学,可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鼎足而三矣。次有《义理学十讲纲要》、《比较中日阳明学》,亦可视为《思想史》的 附庸。身后由门人编辑《中西印哲学文集》两巨册,尤为一生学思的大观。此外,专著《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又名《专制君主时代政制》)借批评钱穆《中 国传统政治》一文,对于中国古典政体作全盘批判,虽稍嫌用力过猛,而终成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一家言。凡此皆成于晚岁流寓美国时,精博皆胜于从前,故拟为地进 星焉。
关于中国思想异于西洋思想的特色,张氏特别强调忠于所学一点。冯友兰在思想改造中发表《学习与错误》,作彻底的自我否定,张氏 读之乃大愤激,撰《一封不寄信——责冯芝生》,以为“吾国哲学之精神,在乎言行一致,本所自信书之为文,即为他日自己立身之准绳”,而冯却“将中国哲学作 为一种智识,一种技艺,而以之为资生之具,如牙医之治牙,电机工程师装电灯电线,决不以之为身体力行安心立命之准则”,“自信不真而欲以之信人,则足下昔 日之所为,不免于欺世,今日翻然服从马氏列氏之说,其所以自信信人者又安在耶?”虽觉指责严苛,盖亦痛感于为人与为学的断裂,痛感于“知识分子的背叛” 耳。
另有陈荣捷,亦长期在美讲授中国哲学,较之张氏,个人见解不及,而传播之功过之。
诗曰:神州宪政梦难成,舜水传经亦怆情。学问岂同身外物,一封不寄责芝生
69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容庚
容庚（1894-1983），原名肇庚，字希白、希伯，号颂斋；广东东莞人。
昔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有岑仲勉、陈寅恪二老，为隋唐史的泰山北斗；而中文系容庚、商承祚专精于古文字学，同有二老之目，较之岑、陈虽有逊色，亦足以自立。二氏同出罗振玉门下，容以金文得名，商以甲骨文得名；论著述，容积力深厚而有条理，商则不免零敲碎打。龟骨吉金，艰深冷僻，而成近代显学，商父衍鎏尝笑言“真想不到，如此冷门之学，居然可以谋生”；容氏更自谓“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盖视研治古物为学术捷径，而古物有入有出，又成财路矣。
容氏出身书香门第，少年失亲，受学于四舅邓尔雅、从叔容祖椿，于金石学早得门径。自1922年北上，至1946年南返，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为其著述的鼎盛期。
容氏一生成就的重心，为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文字方面，编纂《金文编》、《金文续编》，前者多次增订，规模宏大，影响深远，为研读古文字必不可少的工具书；论文《鸟书考》及其补正、三考，确定鸟虫书为古吴越等地的特殊字体，亦为重要创获。器物方面，一方面求之故纸，深入梳理宋代以来的铜器古籍，一方面求之实物，全力著录所知见的铜器拓本，在此基础上完成《商周彝器通考》，网罗鸿博，得未曾有，集古铜器研究之大成；晚年又与张维持合著《殷周青铜器通论》，乃改写《彝器通考》而成的简编本。
此外，有通论性的《金石学》、《中国文学学》（形篇、义篇），于甲骨又有《甲骨文》讲义、《殷契卜辞》（与瞿润缗合编）、《甲骨学概况》，于石刻又有《秦始皇刻石考》，然多属综述，非其所长。
容氏自称生平有两大癖好，即金石、书画；金石为其成名之学，而书画则为其终身之好。他早岁寓京时已颇致力于古书画的搜集及研讨，定居广州之后，兴趣更由金石之学转向书画之学。于书法，编《丛帖目》四册，为历代法书丛刻的总录；于绘画，编《历代名画著录目》，补订福开森《历代著录画目》的讹漏；于个人藏物，则以作品为纲，系以作者事迹，撰《颂斋所藏所见书画小记》。论文如《飞白考》、《淳化秘阁法帖考》、《倪瓒画真伪存佚考》，皆内容厚重之作。
总而论之，容氏治学，以系统胜，而不以突破胜，以详博胜，而不以精微胜；然积累之力极深，总结之功甚巨，终不失为大家。他晚年再三强调：“我的主要著作都是在北京燕大时编写的，回广东后，没有什么成绩。”甚至说“解放后没写过一个字”。盖自感于金石考订难以为继，而书画鉴藏不足以言著述也。则拟之为地退星，自无不宜。然而五十年代以来，大陆学人不进而退者固俯拾皆是，又岂仅容氏一人耶？
沦陷时期，容氏曾任职（伪）北京大学，战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对于伪校教员一律解聘，容乃发表公开信抗言：“ 沦陷区之人民，势不能尽室以内迁；政府军队，仓皇撤退，亦未与人民内迁之机会。荼毒蹂躏，被日寇之害为独深；大旱云霓，望政府之来为独切。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则出而任教，余之责也。”乱世仓皇，出处为难，容氏虽属自辩，亦有其情理。
按：大陆易主后，傅斯年于公为战犯，于私为宿敌，然容氏晚年校理文稿，仍存傅氏名姓而未删；并曾教导学生：“治殷周古文字之学，要在别殷、周文化之异同。……殷商族实出自东夷，傅孟真先生有其精妙之论矣，学之者切不可等闲置焉。”相反，同样为伪北大教员的周作人则于傅氏不能释怀，后来撰文声讨“傅大胖子”系蒋介石帮凶，“在文化文物上做特务的工作”，苦茶庵之冲淡又安在哉？相比之下，颂斋之学人风度固不可及。
容氏专于学问，为人处世不失天真，在动则得辄的处境中，每出言无忌。如五六十年代声称“马列主义不能与文学相结合”、“‘言必称尧舜’，现在大家拥护毛主席跟封建时代拥护尧舜有什么不同？”“胡适阴魂不散，附在我身上，我是他的徒子”，“文革”时更指当日“有点像文字狱，这也反党，那也反党，反正大家都没有看出来”。言辞直露，有过于陈寅恪；则历史系有陈氏，中文系有容氏，亦中大精神之光也。
弟容肇祖，治思想史、民俗学，著作甚多；妹容嫒，编有《金石书录目》。
诗曰：彝器金文细考论，京华廿载旧巢痕。成名捷径生财道，为学何妨拣冷门。
70地满星玉旛竿孟康 谢国桢
谢国桢（1901-1982），字刚主，室名佣书堂、瓜蒂庵，河南安阳人。
一部晚明（南明）史，在相当程度上亦即反清复明史，故向为清人治学的政治禁区。晚清以降，禁忌渐开，士人遂多假借明季的历史话语以寄托其心事：辛亥革命前，改良派借明末思想家的学说以质疑君主专制，革命派借抗清志士的遗事以宣扬民族精神；入民国后，遗老派亦借明遗民的出处以表彰政治气节。此即梁启超所谓 “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也。由此思想背景，南明史学乃成近代以来的显学，如朱希祖之蒐集文献，李光涛之考述专题，钱海岳之纪传体通史，顾诚之断代史，皆各有劳绩，而尤以谢国桢奠其基础，集其大成。
谢氏贡献最大、影响最深的工作，首推史料目录学方面。上世纪30年代的《晚明史籍考》，60年代踵事增华而成《增订晚明史籍考》，煌煌巨册，网罗明末清初的官私典籍1700余种，尤其重视野史稗乘，并提要钩玄，溯源辨异，虽偶有疏失，终为空前绝后的历史文献指南。另有《清开国史料考》，则汇录有关满清入关以前的中外文档，与《晚明史籍考》体例一贯，相辅而行；以两著并而观之，则明清鼎革的纷繁史材，已皆备于我。
个人论著方面，所成亦多。早期有考述党争史实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有挖掘流放士人事迹的《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引证详备，写作灵活，皆为第一流的专题史；另编纂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与李颙的思想年谱，亦是脚踏实地的工夫。生前自编论文集两种，《明清笔记谈丛》专论史料，《明末清初的学风》杂考史事；其他散篇，身后汇录为二集，《明清史论丛》收专业论著，《瓜蒂庵文集》收各类杂稿。其中《文集》涉猎极广，既有风俗史、建筑史、书院史、民族史的考订，亦有近世掌故的随笔；此外，尚有专著《两汉社会生活概述》，皆可见他在明清史之外的学术兴趣。
谢氏的学术根柢，在文献目录，故汇编史料，自是本色当行。所编《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虽迎合时风，而价值自在；《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一种，侧重笔记资料，分类明晰细致，史学功用尤巨。其授课讲义整理为《史料学概论》，简明扼要，亦体现出他在史学文献上的心得。
总而观之，谢氏治学，大体偏重于史料整理层面，考证未臻精微，识见未尽高明。他对明末史料的掌握，举世无出其右，惜终其身，仅成十数万字的《南明史略》，而未能撰写一部精深详备的南明史长编，可称憾事；然自另一角度视之，学术后来居上，成功不必在我，仅凭他的《晚明史籍考》，其开辟天地之力，指引门径之功，已非任何南明史专著可及。
谢氏一生勤于聚书，明清野史别集的罕僻珍本最多，与其明清史研究正相得益彰。按：蒋天枢（秉南）为谢氏清华国学研究院同窗，曾谓自己原藏陈寅恪手批《韩翰林集》，“于1974年为某友取去，余乃别购一硃印本付之，令其录副归我。”后来更直指“韩翰林集一厚册，刚主假去不还，闻已归北京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则谢氏书癖太深，竟不择手段矣。
谢氏少年时未受正规教育，曾三考北大，皆因数学、英文不佳而落榜。后始得入清华国学院，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结业后更在梁家教授其子女；其治明末清初史，即承梁氏启发也。按：罗尔纲尝居胡适家数年，任家庭教师，兼为胡整理资料，沾染门风，终成太平天国史大家，恰与谢氏相辉映。另，叶昌炽曾馆于潘祖荫家，余嘉锡曾馆于赵尔巽家，董作宾曾馆于徐炳昶家，孙楷第曾馆于傅增湘家，徐中舒曾馆于李国松（李鸿章堂孙、李经羲之子）家，唐兰曾馆于周学熙、周叔弢家，钱仲联、启功亦有家教经历，而日后各成学界胜流。则奔走衣食，在书生本是寻常事耳，成材在己，又何惧出身低耶？
诗曰：明清易代亦仓皇，文献无涯竟独当。历史循环今又是，纷纷正反说施琅。
71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原名岳焕，字崇文，后改名从文；湖南凤凰人。
林语堂早年治古音韵，著有《语言学论丛》，惟未久即以写作名动中外，其学术经历遂为文学声名所掩；沈从文本以小说鸣世，而中年后迫于形势，复以文博研究安身立命。林由学术而创作，沈由创作而学术，二氏生涯恰成对照。
沈氏1949年调入历史博物馆，由热门的北大教授沦为冷清的文物讲解员，遂有所谓“转业之谜”；然揆诸其时情势，实无“谜”可言。盖当日文坛亦如政坛，改朝换代，左翼称尊，沈氏其人为全国文学代表大会排斥在外，其作品被斥为“反动文艺”，其授课资格亦被北大取消，只得另寻出路，是为外因；另一方面，沈氏于文物早有兴趣，此时如入宝山，自觉得到“想象不到之好工作条件”，是为内因。
此后他于文物阅历无数，遂奠定研究的经验基础，更认识到必须“不受洋框框考古学影响，不受本国玩古董字画旧影响，而完全用一种新方法、新态度，来进行文物研究工作……作得好，是可望把做学问的方法，带入一个完全新的发展上去，具有学术革命意义的”。他既有此自信，故虽有重返文坛的机会而不为所动，念兹在兹，终能使个人的文化生命另辟新境。设使他重作冯妇，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规条而勉强为文，不过多一老舍而已，岂有学问家沈从文耶？
传世的古物学，偏好先秦，偏好铭文，偏好重器；现代的考古学，则重视遗址整体，重视器物类型。而沈氏半路出家，自出手眼，人弃我取，从潜在的社会生活史立场出发，特别关注零散器物及其图饰。新刊《沈从文全集》的物质文化史部分凡煌煌五巨册，研讨对象繁多，包括玉石、陶瓷、玻璃、铜镜、漆器、扇子、丝绸、织绣、车驾、马具等物事，狮子、龙、凤、鱼等图案，多填补名物研究的空白，亦考古学不可少的异军。尤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种，网罗历代服饰遗物，以及各种类型的文物图像，论述虽嫌不够系统，而以图为纲，左右参证，辨析细微，要为风俗文化史的奇峰突出之作。
按：结合图像史料以探讨古代服饰，并不自沈氏始。近人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贺昌群《唐代之服饰》、《唐代女子服饰考》，童书业《唐代妇女的围巾“披帛”考》、《唐代妇女的西装———胡服式半袖裙襦考》、《唐代妇女“红妆”考》，李思纯《唐代妇女习尚考》，日人原田淑人《唐代的服装》、《西域壁画所见服装的研究》等，皆已着先鞭。惟沈氏得其地利，集其大成，且长久专注于斯，故能后来居上。则梁山泊掌造旌旗袍袄的侯健一席，沈公最宜当之矣。
又，沈著《服饰研究》多引诗词与出土实物或画像相印证，在方法上，不仅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旁支，亦与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不谋而合，是其特色。
此外，沈氏有《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一文，以其谙熟古代名物之长，出入文史，每能观物于微，见人所不能见；《读展子虔〈游春图〉》、《谈谈〈文姬归汉图〉》诸篇，则以人物衣饰特征作为古画鉴定的旁证，尤为美术断代及辨伪开一门径。此皆触类旁通，超出本域，固不以就事论事的文物考订自限也。
沈氏早岁受知于胡适，始得以小学学历跻身高校。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某日空袭警报大作，路遇刘文典，刘乃当面训斥他：“你跑做甚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刘素来轻视新文学，故谓讲国学者不可死，而讲新文学者则可死耳。刘固极无礼，而由此亦可见新文学的学术地位实甚低下。然则沈氏后来放弃文学，轻今重古，或亦由于刘文典的刺激欤？
按：黄侃针对吴梅，曾讥“曲学为小道”，并声言“耻与擅词曲的人同在中文系当教授”；又，马寅初尝与黄氏谈《说文解字》，黄答：“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黄氏惟以传统的经学、小学为高明，而于戏曲学、经济学皆表歧视，在学术观念上，与刘文典皆抱残守缺之辈也。
诗曰：地覆天翻终跳槽，服装证史不辞劳。西南联大仓皇日，应恨刘公口似刀。
72地周星跳涧虎陈达 陈康
陈康（1902-1992），一名忠寰，号弃疾；江苏扬州人。
近世以来，西风东渐，研治西洋哲学者颇不乏人，如张东荪融贯众说，金岳霖专攻逻辑，皆有声于世；又如郑昕之于康德，张颐、贺麟之于黑格尔，张申府之于罗素，洪谦之于逻辑实证主义，亦各成专家。惟输入拿来，规模初具，未尽脱离译介述评的层面。而陈氏于此际竟能脱颖而出，打破希腊、拉丁文的难关，入室操戈，直探原典，堪称现代哲学研究史上的异数，故贺麟称他“是中国哲学界钻进希腊文原著的宝藏里，直接打通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第一人”。
陈氏1929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原东南大学）哲学系，随后负笈西游，初就读于伦敦大学，旋转往柏林大学，先后从JuliusStenzel、 NicolaiHartmann学习，以论文DasChorismos-Problembei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获博士学位。
陈氏自谓“柏拉图的著作已几乎每篇是一个谜，或每篇至少包含一个谜了；然而《巴曼尼得斯篇》乃是一切谜中最大的一个”，而当抗战时，他乃在昆明荒郊的斗室油灯之下，完成《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今题《巴曼尼得斯篇》）的译注，在准确理解字句原义的基础上，详尽地辨析其论证内容及思想源流，以破解“新柏拉图派起直至现在一千数百年间未得解决的问题”，顿时蜚声学界。陈著注释的篇幅约为原文的九倍，实以专业研究作译注。
陈氏的散篇论文，大体汇录于《陈康哲学论文集》（台版）、《陈康：论希腊哲学》，包括《柏拉图〈曼诺篇〉中的认识论》、《柏拉图〈国家篇〉中的教育思想》、《从发生观点研究亚里士多德本质论中的基本本质问题》、《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哀乃耳假也阿”（Energeia）和“恩泰莱夏也阿 ”（Entelecheia）两个术语的意义》等专门考辨，以及《哲学方法》、《学与思》、《中国文化中关于知和行的两件显著事实的分析》等一般论述，虽稍嫌琐碎，而胜在踏实。
陈氏论学，最重方法，其特点是藉发生方法（genetischeMethode）分析问题，以澄清哲学家思想的前后变异。他曾表示，读者若留意其著作的“ 方法过于其中的内容，那即是适合下怀了”，实甚有见，盖据正确方法而致阴差阳错，犹胜于据错误方法而歪打正着也。
此外，他特别强调文字训释的重要，主张“以古文字学为基础建设一个哲学的解释……解释哲学著作只有‘哲学的解释’始能胜任；但这种解释必以原著的内容为依归，不能借题发挥，叙述自己的思想，它必采用古文字学中校勘、释义、考证等等方法”，此与清儒“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考据方法实异曲同工；他又着重思辨方式的步步为营，“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进行。……人我不混，物我分清”，故最不满于“将糖酒油盐酱醋姜倾注于一锅，用烹调‘大杂会’的办法来表达自己集古今中外思想大成的玄想体系”，观其所指，似针对熊十力、牟宗三之类玄学而发，亦与其启蒙老师方东美的旨趣有别。
总而言之，陈氏虽研讨形而上学，而运用实证主义方法；虽专注于外域哲学，而类同于本土朴学作风。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胡适不提名冯友兰而推举陈氏，对他特致赏识，或亦出于方法的认同欤？
陈氏1940年返国，未及十年即赴台湾大学任教，以后复长期寓美，晚年有专著Sophia：TheScienceAristotleSought（智慧：亚里士多德所寻求的学问）。其学本已冷僻，其人复归于寂寞，宜乎世无其名矣。
诗曰：希腊思维玄又玄，取经远赴更西天。居然翻译兼疏证，辛苦巴门尼德篇。
按：巴曼尼得斯，早期希腊哲人，今译巴门尼德。
73地隐星白花蛇杨春 吕澄
吕澄（1886-1989），一名吕澄，字秋逸，又作鹙逸、秋一、鹫子；江苏丹阳人。
宋元以来，禅宗势力几席卷天下，风气所及，僧徒束书不观，佛学亦衰颓不振；及至清季，乃有杨文会（仁山）力挽横流，倡言复古，重振隋唐法相唯识之学。梁启超称此为晚清思想界的“伏流”，“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杨氏身后，其学分别为二：一以武昌佛学院的太虚法师为中心，继承其外在精神，侧重教义的应时与入世，为社会性的佛教复兴运动；一以支那内学院的欧阳渐（竟无）居士为中心，继承其内在志业，侧重原教旨的文献梳理，为纯学术的佛教复古运动。而吕氏继承竟无之学，存古开新，发扬光大，为佛教研究近代化的枢纽人物。
吕氏早年至金陵刻经处听杨文会讲经，得与欧阳渐结缘，并成为欧阳在刻经处成立佛学研究部后的最早学员之一；但随 后赴日攻读美术，返国后执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编著《美学浅说》、《西洋美术史》、《现代美学思潮》、《色彩学纲要》等。至1918年，应欧阳之邀至刻 经处，又协助他创办支那内学院，自此尽弃旧学，用志不分，专于内典。
吕氏在佛学上的主要成绩，大体见于《吕澄佛学论著选集》五卷，略可分作六类：唯识学，有《论庄严经论与唯识古 学》、《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引言》；因明学，有《集量论释略抄》、《西藏所传的因明》、《因明入正理论讲解》；文献考辨，有《杂阿含经刊定记》、《四十二 章经抄出的年代》、《起信与楞伽》、《大乘起信论考证》、《楞伽百伪》；中国佛教，有《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藏传佛教，有《西藏佛学原论》；印度佛教，有 《印度佛学源流略讲》。此外，各类述论讲义尚多，并编有《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