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60年代末越南问题上的鹰派来说，富布赖特是轻信、幼稚的代名词。幼稚是所有好心人都应警惕的问题。但过于精明也有其危险的一面。在政治领域，如果发现自己已陷入洞穴，那么一条首要原则便是不要再挖下去：如果无视可能出现的错误，或是打定主意不予承认，就无疑是大大地又挖了一铲。我们在越南面临的困难越多，国内的抗议浪潮也就越高，派出的军队也就越多。1969年，我们派出的军队达到了54多万人的最高峰，最后现实终于逼迫我们改变方向。
目睹这一切事情的发展使我又吃惊又着迷。我阅读了所有能读到的东酉，包括我常常要发送的、盖有“机密”和“秘密”印章的文件。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无论在战争中是否取得进展，我们国家都在被引入歧途。富布赖特每天都会收到一个名单，上面写着阵亡在越南的阿肯色州青年的名穿。我每天都要到他办公室去查看一下名单，这已成为一个习惯。一天我看见了我的朋友和同学汤米·扬的名字。就在他将要回家前几天，他乘坐的吉普车轧上了地雷。我十分悲伤。汤米·扬是位高大、聪明、笨拙、敏感的家伙。我原以为他长大后准会生活得很好。在名单上看到他的名字，看到其他一些我相信在生活中肯定会付出与得到更多的人的名字，让我第一次为自己还在当学生，只是远远地接触越南的死亡而感到痛苦与愧疚。有那么一阵子，我甚至想退学参军——毕竟我不仅是个民主党人，而且倌奉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尽管我反对这场战争，但这并不意味自己有权利逃避这场战争。我对李·威廉姆斯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退学是在发疯，我应该继续为结束战争尽自己的力量。我去当兵，说不定是再去一个送死的，什么也证明不了。从理性上说，李的话我能理解，我也继续在做自己的事儿，但心里总觉得不对劲。毕竟我父亲曾是一位二战老兵。我敬重军人，即使我认为他们当中许多负责人都缺乏头脑，只是一介勇夫罢了。于是我和愧疚展开了一场私人较量。我们成千上万热爱祖国但仇恨战争的人都曾进行过这样的较量。
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来说，不容易在脑海中重现那些已经久远的年代。对于那些经历过的人来说，也没有必要再说什么。在国内，战争也造成了伤亡，甚至那些最自信的反战者也未能幸免。富布赖特喜欢，也佩服约翰逊总统。他很高兴成为推动美国前进的团队一员，即使是在他帮不了多大忙的民权方面。他工作时总是呈现出精神饱满的面貌，但他极不愿成为一个遭受谩骂与孤立的局外人。一天清晨，我去上班时看见他正独自一人沿着走廊向办公室走去，一脸的悲伤与沮丧。在蹒跚地走向自己该诅咒的责任时，他有一两次差点儿撞到了墙上。
尽管外交委员会关心的还有其他事情，但越南却像个阴影，始终笼罩在委员会所有成员包括我的头上。我在乔治敦的头两年里几乎保存了自己所有的课堂笔记、论文和试卷。从第三年起，我保留下来的只有两篇并不怎么样的货币银行课的论文。到了第二学期，我甚至退出了“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这门课，这也是我在乔治敦大学退出的惟一一门课程。
1967年春，老爸的癌症复发，被送进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的杜克医疗中心治疗了几个星期。每到周末，我便驱车266英里，从乔治敦赶去看他。每个周五下午动身，周日深夜赶回。我无法既去看老爸，又上共产主义课，所以只好“逃课”。这段时间也是我年轻时最累但也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我一般周五深夜赶到达勒姆，然后去接老爸，和他一起共度周六。周日上午和中午我们也在一起，这以后我就得返回学校，回到工作中。
1967年3月26日，这是个复活节礼拜日，我们一起前往宏伟的哥特式杜克教堂做礼拜。老爸从来也不怎么去教堂，但这次做礼拜，他似乎真的很开心。也许听到耶稣也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而死这样的话让他感到了一些宽慰。也许当我们齐声共唱那首美妙而古老的赞美诗《与所有光荣之子同唱》时，他终于相信：“与所有光荣之子同唱，高唱救赎之歌！死亡与悲伤，地球黑暗的故事，属于过去的日子。四周云层正开裂，时间的风暴很快将过去；上帝模样的人类醒来了，知道了永恒的安宁。”做完礼拜后，我们开车来到查珀尔希尔，那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所在地，到处鲜花盛开，长满了山茱萸和紫荆花。南方多数的春天很美丽，而这个春天格外妖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复活节。
在那几个周末中，老爸和我说话的方式是他从来没有过的。我们聊的多数只是日常琐事，我的生活、他的生活，谈谈母亲和罗杰、家庭和朋友等等。有些谈话则比较深人一些，特别是谈到他知道自己很快将结束的这一生时。但即使是琐碎小事，他说起话来的那种豁达、深邃、无拘无束，也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在那些漫长倦怠的周末中，我们消除了以前的隔阂，他承认我是爱他的，也原谅了他。假如他以前就这样勇敢，这样有尊严地面对生活，如同他面对死亡那样，那他准会是个好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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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三年级临近结束时，又到了选举的时间。大约一年前我就决定参加竞选学生会主席。尽管我经常不在学校，却和朋友以及各种活动保持着联系，鉴于我以前的成功，我觉得自己会赢。但没想到有很多事情自己已不甚了解。我的对手特里，莫奇林是我们的副班长，为这次竞选已准备了一年，不仅到处拉人，还制定了竞选策略。我只拿出了一个具体但平庸的纲领。莫奇林利用了全国大学校园里一种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利用了许多学生针对乔治敦大学刻板的学习要求与校园规定所表达的具体反对意见。他模仿汽车公司的标语“道奇起义”，把自己的竞选运动命名为“莫奇起义”。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把自己刻画为头戴白帽、反对耶稣会校当局和我的形象。由于我和学校当局关系良好，由于我拥有工作和汽车，由于我正统的竞选运动，还由于我热情洋溢的风格，我成为了校方的候选人。我干得很起劲，我的朋友也一样。但从莫奇林和他的手下的工作热情能看出，我们有了麻烦。例如，我们的标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作为报复，临近选举的一个晚上，我们一些伙计撕下了莫奇林的标语，塞进汽车后备箱，然后开到外边扔掉。他们会被逮住，受到惩戒。
事情就这么玩完了。莫奇林把我打得稀里哗啦，717比570。他应该赢。他想得比我周到，组织得比我好，干得比我起劲。他也更需要赢。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也许一开始就不该参加这次竞选。对于多数学生提出的减轻必修课程负担的要求，我是不同意的，我喜欢那些课程。我失去了对校园生活的独特关注，而在先前赢得班长的竞选中，校园生活给了我力量。我每天不在梭园里也很容易让我被描绘为校方的马屁精，趁着时代的动乱投机取巧。但失败带来的不快很快就过去了。到了年底我又开始期待在华盛顿过夏天，期待到外交委员会工作，期待上新课。我并不知道，无论是对我还是对美国而盲，1967年之夏都处于风暴前的宁静之中。
到了夏天，华盛顿的节奏慢了下来，国会通常在整个8月休会。要是你年轻，对政治感兴趣，不怕热的话，那时去华盛顿是个好时机。基特·网什比和我另一位同学吉姆·摩尔在波托马克大街4513号租了一幢老房子，就在乔治敦大学校园后面一英里左右，靠近麦克阿瑟大道。他们邀请我去和他们同住，并且一直住到四年级。到那时汤姆·坎贝尔和汤米·凯普兰也会搬过来。房子有五间卧室、一个小小的起居室和一个像模像样的厨房。此外在二楼的卧室外还有两个露台。在那里我们白天可以晒太阳，有时我们还睡在外面微风习习的夏夜中。房子的主人曾在50年代初撰写过全国管道编码。起居室的书架上现在还放着这么一套有意思的书，不协调的是，让这套书立得直直的是一个贝多芬弹琴的书立子。这是整幢房子中惟一有意思的艺术品。我的同屋将它赠送给了我，至今我还保存着。
基特·阿什比是达拉斯一位医生的儿子。我为富布赖特参议员工作时，他在为华盛顿州的参议员“勺子”亨利·杰克逊工作。和林登·约翰逊一样，杰克逊也是一位国内事务的开明人士和越战的鹰派人士。基特和杰克逊的观点一样，我们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吉姆·摩尔是个军队小子，到处都生活过。他还是个正儿八经的历史学家，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对越南的观点差不多介乎基特和我之间。在那年夏天以及后来的四年级期间，我和他俩结F了永久的友谊。从乔治敦大学毕业后，基特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后来成了一位国际银行家。我当总统后曾任命他为驻乌拉圭大使。吉姆·摩尔和他父亲一样参了军，后来做起了州退休金投资生意，做得非常成功。80年代，许多州都陷入了退休金投资方面的麻烦，对于我们在阿肯色州应如何做，他免费给了我一些很好的建议。
那年夏天，我们都过得很开心。6月24日那天，我来到宪法大厅，欣赏雷·查尔斯的演唱。我那时的约会女友是卡琳·简，一个迷人的女孩；当地的女子学校曾为乔治敦大学的男孩子们举办过无数次交谊会，简就是我在其中一次交谊会上认识的。她差不多和我一样高，有一头金黄的长发。我们坐在楼座的后面，那里除了我俩只有很少几个白人。我听过雷演唱《我该如何说》中最好听的那几行：“告诉你妈妈，告诉你爸，我要送你回到阿肯色。”从此我就喜欢上了他。演唱会快结束时，雷鼓动听众们在过道里跳起舞来。那天夜里回到波托马克大街后我仍然兴奋得难以人睡。到了凌晨5点，我干脆起床，出去跑了三英里。那场演唱会的票根我一直保留了十来年。
30年代，“美国革命女儿会”曾拒绝允许伟大的玛里恩·安德逊来此演唱，因为她是位黑人。自此，宪法大厅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时期。然而许多黑人青年已远远不满足于进入音乐厅。贫困、持续的歧视、针对民权积极分子的暴力行动、不成比例的黑人在越南阵亡，所有这些再次激起了黑人的战斗精神，尤其是在美国城市中。马丁·路德·金曾在那里奋力争取美国黑人的情感与思想，抵御较为好战的“黑色力量”观念。
60年代中期，各种规模与强度的种族骚乱席卷了南方以外地区的贫民窟。1964年前，黑人穆斯林领袖马尔科姆·X摈弃种族融合，主张“惟有黑人”，以此抗击贫穷和其他城市问题，并预言会发生“比美国白人已经历过的还要多的种族暴力”。
1967年夏，我在华盛顿过得很快乐，而纽瓦克和底特律却发生了严重的骚乱。那年夏末，美国城市发生了160多起骚乱。约翰逊总统任命了一个全国民事动乱顾问委员会，由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科纳负责。该委员会发现骚乱是由警察的种族主义和野蛮执法，以及黑人缺乏经济和教育机会而引起的。结论只有一句话：“我们国家正朝着两个社会发展，一个是黑人社会，一个是白人社会——它们是隔离的、不平等的。”这句话极具前瞻性，后米成为了名言。
在那个多事之夏，华盛顿却相对平静，但有好几个星期，每到夜晚，黑人激进分子就会占据离白宫不远、位于康涅狄格大街和马萨诸塞大街交会处的杜邦圆形广场，让我们稍稍体验了一下“黑人力量”运动。我一个朋友认识他们中间的几个人，一天晚上带我去那里听他们说什么。他们是有点儿自以为是，，非常愤怒，有时还语无伦次，但他们并不傻。尽管我并不同意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他们怨恨的根本问题却是真的。
民权运动的战斗精神与反战运动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尽管反战运动最初是中产阶级富裕白人大学生以及他们在前辈知识分子、艺术家、宗教领袖等群体中的支持者发起的抗议，但该运动许多早期领袖也曾投身于民权运动。1966年春，反战运动已超出了其组织者的预料，全美各地都发生了声规模的游行示威和集会。富布赖特听证会以及社会对此的广泛反应也是推动这些活动的一个原因。1967年春，30万人来到纽约市的中央公园参加了反战示威活动。
四年前我曾在马里兰大学校园参加过“少年国家”活动。那年夏天这里成了进步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大会的会场，我也正是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真正的反战活动家。与“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相比，全国学生联合会较为温和，但在反战方面却坚定不移。前一个春季，有人透露，该组织多年来一直接受中央情报局的资助来进行其国际活动。这个消息损害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声誉。尽管如此，该组织还是拥有美国各地众多学生的支持。
一天夜里，我来到学院公园校区参加大会，想看看那里正在做什么，结果撞上了来自小石城的布鲁斯·林赛。在1966年的州长竞选中我曾见过他，当时他正为布鲁克斯·海斯工作。他和全国学生联合会西南地区的代表，同是来自阿肯色州的戴比·塞尔一起来参加会议。无论在我当州长还是总统的时候，布鲁斯都是我的密友、顾问和知己。他这样的朋友人人需要，也是所有总统不能没有的。后来戴比帮我在纽约站稳了脚跟。但在1967年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大会上，我们只是三个外表普通、行为平常的阿肯色青年，我们都反对战争，都在寻找同伴。
全国学生联合会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他们不喜欢比较好战的“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但都希望被看成是致力于结束一场战争的阵营里的一员。大会最著名的发言是阿拉德·洛温斯坦所做的。他呼吁学生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到1968年时打败约翰逊总统。那时许多人认为这是在痴人说梦，但形势急转直下，很快便证明阿拉德·洛温斯坦是位预言家。不到三个月，反战运动将在林肯纪念堂组织十万名抗议者。其中300多人退还了自己的兵役应征卡，由两位年长的反战勇士呈递给司法部。他们一位是耶鲁大学的牧师威廉·斯洛恩·科芬，一位是著名的儿科医生本杰明·斯鲍克博土。
有意思的是，全国学生联合会还有着反对严酷专制主义的历史，因此那里还出现了波罗的海“被奴役国家”的代表。我和一位代表拉脱维亚的妇女聊了会儿。她比我年长几岁。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去参加类似会议是她的职业。她信心十足地说，她相信总有一天苏联共产主义会失败，拉脱维亚会重获自由。那时，我觉得她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事实上，她最后成了和阿拉德·洛温斯坦一样的预言家。
除了委员会的工作和偶尔出去跑跑，我还在暑期学期上了三门课：哲学、伦理和美国的远东外交。我第一次读到了康德和克尔恺郭尔，黑格尔和尼采。伦理课上我做了许多笔记。8月的一天，另一位学生问我期末考试前可否花几个钟头时间和他一起过一遍我的笔记。此人聪明过人，但很少上课。8月19日，在我21岁生日那天，我还是花了四个钟头和他过笔记，结果那位伙计的考试得了B。25年后，我已当上了总统，我这位先前的学习伙伴，图尔基·阿尔法塞尔，已故沙特国王的儿子，当上了沙特阿拉伯情报局局长，并且一直干了24年。我不太相信他的哲学成绩和他生活中的成功有什么关系，但我们喜欢拿这事开玩笑。
美国外交课的教授朱尔斯·戴维茨，一位杰出的学者，后来曾帮助埃夫里尔·哈里曼撰写回忆录。我的论文是关于国会和东南亚决议。该决议便是著名的“东京湾决议”。1964年8月2日与4日，美国两艘驱逐舰。麦道克斯号与C．特纳乔伊号据称遭到了北越舰只的袭击。美国即予报复，攻击了北越海军基地和一个油库。1965年8月7日，在约翰逊总统的授意下通过“东京湾决议”，授予总统“采用所有必要的手段来击败任何针对美国军队的武装攻击，以防止进一步的侵略”，以及“采用所有必要的措施，包括使用武装力量”，来帮助任何“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保卫自己的自由”。
我论文的主要观点是，除了韦恩·莫尔斯参议员，没人认认真真地研究或甚至质疑过该决议是否符合宪法、是否明智。这个国家和国会都气得直跺脚，希望表明我们不喜欢被推来推去，或是被赶出东南亚。戴维茨博士喜欢我的论文，说值得发表。我不敢肯定，因为有那么多得不到回答的问题。除了宪法问题外，一些杰出的记者还质疑所谓的攻击是否真的发生过。我写完这篇论文时，富布赖特要求五角大楼提供更多关于此次事件的情报。委员会对东京湾的审查一直进行到1968年。调查似乎证实，至少在第二个日子，即8月4日，美国驱逐舰没有受到炮击。历史上很少有这么一个算不上大事的事件引发了这么重大的后果。
不到几个月，这些后果将把林登·约翰逊砸个鼻青脸肿。“东京湾决议”被迅速而且几乎是一致通过，这已成为一个痛苦的例子，证明了一句古老的谚语：生活最大的诅咒是应验了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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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四年级那一年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一方面是有趣的大学生活，另一方面是剧烈的个人和政治事件。当我回首往事时，觉得似乎不可思议，竟会有人同时经历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事，但人们总是要寻求快乐并且在困难甚至怪诞的情况下对付日常生活中的痛苦。
我选修了两门特别有意思的课，一门是国际法研讨课，一门是欧洲历史研讨课。国际法由威廉·奥布莱思博士讲授。他同意我做一篇关于对征兵进行有选择良心抗拒的论文，除了考察美国的征兵制度，也要考察其他国家的征兵制度，同时探讨准许良心抗拒的法律与哲学基础。我的论点是，良心抗拒不应限于那些出于宗教原因而反对一切战争的人士，因为这种例外的基础不是神学教条，而是个人对服兵役的道德抗拒。因此，尽管要对个案进行判断有难度，但如果其提出的理由被认为是真实的，那么政府应允许进行有选择的良心抗拒。70年代结束征兵使我这个观点成了一个悬案。
欧洲历史研讨课基本是对欧洲思想史的一个概览，由希沙姆·沙拉比教授讲授。沙拉比是一位黎巴嫩人，他聪明过人，学识渊博，对巴勒斯坦事业充满激情。我记得上这门课的共有14名学生，每学期14周，每周两课时。我们阅读了所有的书，但每周要有一名学生在讨论开始前对本周要求读的书做十分钟发言。十分钟内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可以概述本书的内容，谈谈该书的中心思想，或是讨论你特别感兴趣的每个方面，但一切都必须限制在十分钟内。沙拉比教授认为，如果你做不到，那就说明你没有看懂书。对于这个时限他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不过对一位主修哲学的学生，他倒是格外开恩。该学生用了“本体论的”一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我原以为这只是个医学专业的词汇。他滔滔不绝，大大超过了十分钟的时限。当他终于倒完了肚子里的货时，沙拉比教授用他那双富有表情的大眼睛瞪着他说：“我要有把枪，就毙了你。”呵呵。我的发言是关于约瑟夫·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这本书有多好，我不敢肯定，但我用了简单的词汇，而且，不管你信不信，刚好过九分钟就结束了发言。
1967年秋，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准备将于11月召开的大西洋共同体大会。作为该会九个研讨会的主席，我的工作就是安排会议代表，分配论文题目，并为总计高达81次的小会议聘请专家。乔治敦大学从欧洲、加拿大和美国各地请来学生参加一系列的研讨和演讲。以考察该共同体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两年前我曾参加过这个大会。会上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代表是一位来自阿肯色州的西点军校学员韦斯·克拉克。他不仅全班第一，还是一位罗兹学者。由于欧洲对越南战争持反对态度，我们和欧洲国家的关系紧张起来，但由于北约对于冷战期间欧洲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可能出现严重分裂。大会办得极为成功，主要是因为学生的素质很高。
那年秋天，老爸的病又复发了。癌细胞已经扩散，而且很明显，再治疗下去已没有任何意义。他在医院里住了一阵，想要回来，好死在家里。他对母亲说不想让我缺太多课，所以没有马上打电话给我。一天，他说：“到时候了。”母亲便通知了我，我飞了回去。我知道这一天就要到来，只是希望我回去时他还能认出我，这样我就能告诉他我爱他。
我到达后，老爸早已卧床，只有上卫生间才起来，而且得有人搀扶。他瘦了很多，也很虚弱。每一次要站起来时，膝盖都会抖个不停。他就像个木偶，绳子握在一只往上一拽一拽的手中。我和罗杰一起帮他时，他似乎很开心。我猜想，扶他上卫生间，再回到床上，也许是我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对此，他心情很好，一边笑一边说，简直糟透了，不是吗，好在马上就可以结束了。后来他变得更加虚弱与不安，连搀着都走不动路，这时只好不再上卫生间，而改用尿壶，但当着母亲那些前来帮忙的护士朋友们的面，他很不愿意用。
尽管他正在迅速失去对身体的控制，他的头脑和声音在我回来的三天里还是很清楚的，我们好好地聊了几次。他说他走后，我们会过得很好，他肯定我在一个月后举行的面试后能获得罗兹奖学金。一周后，他已基本处于半昏迷状态，尽管直至最后，他思想的涌动从未停止。有两次他醒来时告诉我和母亲他还活着。有两次他本该处于深度昏迷或因服用太多镇静剂而无法思考、无法说话的时候（癌细胞已扩散到他的胸腔，至此他一直只肯服用阿司匹林，此刻已没必要再让他吃阿司匹林的苦头），他却突然问我，这么长时间不到学校上课真可以吗，如果不可以，我就真没必要留在这里，因为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了，况且我们最后也谈得很好。对此，我们都深感惊讶。当他已完全不能说话时，他还会醒过来，盯住某一个人，然后发出声音，让我们明白一些诸如想在床上翻个身之类的简单事情。他脑海中还闪现过什么，我就只有靠猜想了。
在他最后做出想要交流的努力后，还撑了可怕的最后一天半。听到他发出阵阵沉重急促的呼吸，看到他身体肿胀得不成样子，丝毫不像我以前看到的那样，我们都感到很难过。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母亲走进来，失声痛哭地告诉他，她爱他。毕竟对母亲来说他已经结束了，我希望，母亲说的是真话，与其说是为老爸，不如说是为她自己。
老爸的最后几天中，许多人来家里看望了他，这也是乡村的惯例。家人和朋友们络绎不绝地进进出出，表达他们的同情。多数人还带来了吃的，我们因此都不用做饭，还能招待其他来客。由于我几乎没合眼，而且谁来了都要陪着一起吃饭，在家的两周里我长了十磅。然而在等着死神最终把老爸带走前，我们无事可做。有这么多东西吃，有这么多朋友来看望，也是一件值得宽慰的事。葬礼那天下起了雨。我小的时候，老爸常常在暴风雨天望着窗外说：“不要把我埋进雨里。”这是一句老话，不懂类似的话你很难在南方和人交谈。当时他说这句话时我并没有很在意，只是有一种感觉，对他来说这很重要，他对于葬身雨中有一种深深的恐惧。现在真的要兑现了。毕竟他已经遭受了这么长时间的病痛，结局应该更好一些。
在驱车前往教堂和在整个葬礼的过程中，我们都很担心。牧师低沉单调地说了许多关于老爸并不真实的好话。老爸要是听到了这些话，准会不屑一顾，觉得好笑。和我不一样，老爸对于一般的葬礼向来是不怎么看重的，对干自己现在的也不会很喜欢，除了那首赞美诗，那是他亲自挑选的。葬礼结束后，我们几乎是跑着出去，想看看是否还在下雨。没错，是还在下。在缓缓地开往墓地的一路上，我们因担心天气竟忘了悲伤。
然后当我们驶离大街，开上通向墓地的窄路，一步步靠近新挖好的墓坑时；是罗杰第一个发现雨停了，他差点儿朝我们喊起来。我们竟然无法置信、不近情理地高兴起来，放下心来。当然这事我们对谁也没说，只是在脸上露出浅浅的、会心的一笑，就像他在乐天知命后脸上常露出笑容那样。在走完了漫长的生命旅程，来到等待着我们所有人的地方时，他终于看到了上帝的宽容。他没有被埋进雨里。
葬礼一个月后，我又回到家乡参加罗兹奖学金的面试——自高中以来，我便在等待着这一天。美国每年都会选出32名罗兹学者到牛津大学学习两年，经费由1903年根据塞西尔·罗兹的遗嘱建立的信托基金会支付。罗兹在南非开采钻石赚了大钱，便开始为所有现今和先前的英属殖民地国家青年提供奖学金，要求是他们必须表现出杰出的理智、体育和领导才能。他希望那些被选送到牛津大学的人不只限于喜欢学习和学习成绩好，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更有可能“看重履行公共责任”而不是纯粹的个人追求。多年来，只要候选人在其他一些非学术的领域有卓越的表现，评选委员会就不会太考虑他体育好不好的问题。几年后，信托基金会还将准许女性参加竞争。学生可以在其居住州申请，也可在他上学所在地申请。每年12月，每个州都会提出两名候选人，送他们前去参加八个地区选拔赛中的一个，最后选出下一学年的罗兹学者。评选过程要求候选人提交五到八封推荐信，写出一篇文章，阐述他为什么想去牛津上学，并登记参加州级及赛区级的面试。面试委员会由前罗兹学者组成，主席则为非罗兹学者。我请塞贝斯神父、贾尔斯博士、戴维茨博士和我二年级的英语教授玛丽·邦德做我的推荐人，此外还有家乡的本涅特和弗兰克·霍尔特，以及富布赖特参议员的演讲撰稿人塞斯·蒂尔曼，他曾任教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按照李·威廉姆斯的建议，我也请了富布赖特参议员。原先我并不打算麻烦他，他因为对战争的关注而变得心情日益沉重，但李说他想写，他的确为我写了一封评价很高的推荐信。
罗兹奖学金委员会要求推荐人除了写明我的优点外，还要写出我的缺点。乔治敦的人很大度地说我体育不是太好。塞斯除了说我完全有获得该奖学金的资格外，也说“在做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时，他并没有表现得特别能干；这种工作不值得他去花费心思，他脑子里似乎常常装着其他事情”。这倒让我很新鲜；我还以为自己在委员会干得不错，但正如他说的，我脑子里还装着其他事情。也许这也能说明为什么我总是无法集中精力做我的论文。最后，我终于没法再在家里写下去，便到国会山上离新参议院办公大楼一街之隔的一家旅馆开了间房，好彻底安静一下。要讲清自己这短短的人生道路，要讲清他们有什么理由送我去牛津，的确比我原来想像的难。
开头我是这样写的，我来到华盛顿是“为自己一生从政做好准备”；我请求委员会送我去牛津“深入学习那些我刚刚开始涉猎的课程”，希望以此来“铸造一种能够承受政治生活压力的才智”。那时我觉得文章写得挺不错。现在看来则显得有些牵强造作，似乎是在努力寻找一位极有修养的罗兹学者说话的口气。也许这只不过是年轻人的认真劲头，也许这只是因为生活在一个许多事情都被夸大了的时代。
在阿肯色州申请很占优势。鉴于阿肯色州的面积和大学人口，竞争者要少得多。要是我来自纽约州、加州或其他大州，要与来自常春藤学校的学生竞争，就不一定会选拔到地区一级。这些学校具有一套磨合得很好的体系，招收和训练他们最优秀的学生参加罗兹奖学金的竞争。在1968年录取的32名罗兹学者中，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各六名，达特茅思学院三名，普林斯顿大学和海军学院各两名。现在获奖者则比较分散，也理应如此，毕竟国内有几百所优秀的本科院校，但那些一流的学校和军队院校仍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阿肯色州的委员会由比尔·纳什主持。纳什又高又瘦，是一位积极的共济会成员，也是小石城罗斯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该律师事务所是密西西比以西最早的一家，其渊源可追溯到1820年。纳什先生是一位老派但脱俗之人，他每天无论晴雨都要步行数英里来上班。委员会还有一位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加森·威廉姆森，他同时还担任地区委员会的阿肯色州评委。加森高大魁梧，聪明过人，说起话来声音浑厚深沉，看上去很有威势。他曾反对福伯斯在中心中学的所作所为，也曾尽力击退反动势力。在为我评选的全过程中，他都非常帮助我、支持我，后来我成为检察长和州长后也一直给予我充满智慧的建议。1977年希拉里到罗斯律师事务所工作后，他也成了她的朋友，帮她出谋划策。加森特别喜欢希拉里。尽管他在政治上支持我并也很喜欢我，但我觉得他一直认为我配不上希拉里。
我通过了阿肯色州的面试，前往新奥尔良进行决赛。我们住在法国区的皇家奥尔良酒店，这里将对阿肯色、俄克拉何马、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选送的决赛选手进行面试。赛前晚上我做的惟一事情便是复习了一下自己的文章，从头到尾阅读了《时代》、《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然后美美地睡了一觉。我知道准拿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而我得反应敏捷。我也不想让自己受到情感的左右。新奥尔良让我回想起了从前来时的情景：我很小的时候看到母亲跪倒在铁道旁哭泣，目送着我和老外婆乘火车缓缓离去；我们全家惟一一次跨州度假，来到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海湾沿岸。老爸临终前曾预言，我会靠头脑胜出，我不甚明白。我也想为他胜出。
委员会主席是来自俄克拉何马的迪安·麦吉。他是科尔·麦吉石油公司的头儿，是俄克拉何马商界和政界一位很有权势的人物。我印象最深的委员是．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伍尔坎钢铁公司的董事长，巴尼·莫纳汉。他总是穿一身无可挑剔的三件套西装，看上去更像是位大学教授，而不是一位南方企业家。
问我最难的问题是关于贸易的。我被问到，是支持自由贸易、保护主义还是介乎于两者之间的什么。我说我主张自由贸易，尤其是支持先进经济。提问者突然发问：“那富布赖特参议员极力保护阿肯色的养鸡业，你怎么为他辩解？”这个问题很刁，目的在于让我觉得，我得在保持论点一致或是背叛富布赖特之间做出选择。我承认自己对鸡的问题一无所知，但也并不需要在任何问题上都和参议员保持一致才能感到为他工作的骄傲。加森·威廉姆森插了进来，解了我的围。他解释说，这个问题并不像所提出的那样简单；事实上，富布赖特一直在努力让我们的鸡打人外国市场。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不了解鸡的问题而把面试搞砸。以后就不同了。我当州长和总统期间，大家都很吃惊，我怎么会这么了解鸡是如何饲养、如何被处理和如何在国内外市场销售的。
12场面试结束后又经过一小段时间的评审，我们被重新带人接待室。委员会已选定了新奥尔良一位伙计，密西西比的两位，还有我。我们向记者简单说了几句。然后我便打电话给母亲。她一直在电话旁焦急地等待着。我问母亲要是我穿一身英国花呢，她会怎么想，我看上去会好看吗。天哪，我高兴极了——我为母亲高兴，毕竟她活着看到了我这一天；我高兴老爸最后的预言成为了现实；我为未来两年的荣誉和光明感到高兴。有那么一会儿，世界停止了转动。越南消失了，种族骚乱消失了，国内的麻烦消失了，我对未来的担忧消失了。在新奥尔良我还可以再待几个小时，我喜欢这个他们称为“大快活”的城市，我就像这里的土生子。
我回到家后先到墓地去看望了老爸，然后就和家人一起度假。报纸上刊登了一篇说好话的文章，甚至还加了一段赞扬性的编者按。我在当地的市民俱乐部做了个演讲，和朋友玩得很开心，收到了许多令人高兴的祝贺信和电话。圣诞节很快乐，但也是甜中有苦，自从弟弟出生后，这是第一次只有我们三个人过圣诞节。回到乔治敦后又听到了一个悲伤的消息。1月17日那天，我外祖母去世了。几年前，她又得了一次中风。之后她提出回到霍普镇，住进闹市区的老年疗养院，以前那是朱莉亚·切斯特医院。她要求住在母亲生我时住过的房间。她的过世和老爸的一样，准是在母亲心中产生了矛盾的心情。老外婆一直对母亲很厉害。也许是因为忌妒老外公这么疼爱他惟一的孩子，老外婆常常把女儿当成她的出气筒。老外公去世后，她的坏脾气收敛了一些。她给一位善良的女士当保姆。该女士带着她一起到威斯康星和亚利桑那旅行，部分满足了她想要迈出自己狭窄乏味的生活环境的渴望。在我生命的头四年里，她对我很好，她教我识字，数数，帮我吃光盘子里的东西，帮我洗净双手。搬到温泉城后，只要我在学校得了优，她就会奖励我五美元。我21岁后，她仍然要了解“她的小娃娃是不是带了手绢”。我真希望她对自己有多一些的了解，给自己和家人更多一些关心。不过她的确爱我，而且尽她所能帮我起步，让我在生活中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以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令我怎么也没想到。1968年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混乱和悲伤的一年。在这一年升始时，林登，约翰逊期望能在越南保持既定路线不变，同时继续推行他的“伟大社会’’计划，铲除失业、贫穷和饥饿，从而获得连任。然而他的国家正在离他远去。尽管我同情这种“时代精神”，但不完全赞同这种生活方式和激进言论。我的头发不长，我甚至不喝酒，有些音乐太吵，太刺耳，不适合我的口味。我并不仇恨林登·约翰逊；我只是想让战争早点结束，我担心文化冲突会破坏而不是推进这一事业。面对青年人的抗议和“反文化”生活方式，共和党人和许多工人阶级的民主党人倒向了右翼，纷纷前去听东山再起的理查德·尼克松和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派民主党人，加州新任州长罗纳德·里根等保守人士的演讲。
民主党人也正在弃约翰逊而去。在右翼人士一边，乔治·华莱士州长宣布，他将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总统竞选。在左翼人士一边，阿拉德·洛温斯坦等年轻的激进主义分子也在呼吁反战的民主党人在民主党的初选中向约翰逊总统发起挑战。他们的第一人选是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因为他一直在呼吁通过谈判解决越南问题。然而他婉言谢绝了，因为他担心，人人都知道他不喜欢现任总统，如果他参加竞选，人们就会以为他是在寻求加深宿怨，而不是谋求一场有原则的正义运动。南达科他的乔治·麦戈文参议员在自己保守的州里正在谋求连任，因此也婉拒了这一请求。然而，明尼苏达的吉恩·麦卡锡参议员却没有拒绝。在党内，他显然继承了阿德莱·史蒂文森的理智自由主义遗产，因此要他摆出一副毫无野心的圣人模样，则可能会让人受不了，甚至让人感觉不诚实。然而他有勇气和约翰逊叫板，随着大选年的到来，他成为反战勇士们跨骑的惟一一匹战马。1月，他宣布，他将在新罕布什尔州参加第一轮初选。
到2月，越南发生了两起事件，进一步壮大了反战势力。第一起事件是南越国家警察局局长銮将军当场处决一名被怀疑为越共的人。釜在光天化日的西贡大街上朝那人头部开枪。这一枪杀场面被伟大的摄影师埃迪·亚当斯抓拍下来。他的照片引起了更多美国人对这一问题、提出质疑，即我们的盟友是否真比我们的敌人好，因为他们都同样残酷冷血。
第二个影响更为深远的事件是春节攻势。之所以命名为“春节攻势”，是因为该攻势发生在越南的春节期间，也就是越南的新年。北越和越共军队在越南南方各地对美军阵地发动了一系列联合进攻，包括对西贡等据点，甚至那里的美国大使馆都遭到了炮火袭击。这些进攻被一一击退，北越和越共军队伤亡惨重，约翰逊总统和我们的军事领导人便因此宣布取得了胜利，但事实上，春节攻势对美国来说是打了一场心理和政治意义上的败仗，因为美国人在我们第一场“电视战争”中亲眼目睹了我们的军队是多么不堪一击，哪怕是在他们自己控制的地盘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质疑，我们是否能赢得一场南越人无法为自己赢得的战争？当第一个问题得到否定的回答时，他们随即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我们继续向越南派遣更多的士兵是否值得？在国内战线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呼吁停止轰炸。约翰逊总统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他的亲信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以用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告诉总统，现在该是“检讨”他希望通过战争继续升级来取得军事胜利这一政策的时候了。迪安·拉斯克则继续支持这一政策，而且军方要求加派20万军队来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种族事件依然在全国发生，这些事件有时充满暴力。理查德·尼克松和乔治·华莱士正式宣布自己为总统候选人。在新罕布什尔，麦卡锡的竞选也正在形成气候，几百名反竞选总部后面的房间里做装信封的工作。与此同时，的比·肯尼迪仍然在苦恼，自己是否也应加入到竞选中去。
3月12日那天，麦卡锡在新罕布什尔获得了42％的选票，林登·约翰逊获得了49％的选票。尽管约翰逊是一个在选票上自填的候选人，也从来没来进新罕布什尔进行竞选，但对麦卡锡和反战运动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心理上的巨大胜利。四天后，肯尼迪在1960年他兄弟约翰开始竞选活动的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预备会议室里宣布自己加人竞选。为了驳斥对他的指控，即认为他完全是出于彻头彻尾的个人野心，肯尼迪指出麦卡锡的竞选已暴露出民主党内的严重分歧，因此他要为全国指明一个新的方向。当然，现在他惹上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新麻烦：自己不愿向总统发出挑战，而在麦卡锡这么做了之后，却去拆他的台。
我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目睹了所有这些事件的展开。和我住同一幢房子的汤米·凯普兰在肯尼迪的办公室工作，因此我知道那里的情况。此前我已开始和一位同学约会。她正在麦卡锡的华盛顿全国总部志愿帮忙。安，马库森在明尼苏达长大，是一位非常聪明的经济学学生，乔治敦大学女子帆船队队长，也是一位激进的反战自由主义者。她佩服麦卡锡，而且像许多在那里为他工作的年轻人一样恨肯尼迪要从他手里抢走提名。我们曾有几次争得你死我活，因为肯尼迪加入竞选我很高兴。我注意到他作为司法部长和作为参议员的表现，觉得他比麦卡锡更关心国内问题，因此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总统。麦卡锡是个令人着迷的人，高高的个子，灰头发，很帅，是一位爱尔兰裔天主教知识分子，思路清晰，机智敏捷。但我在外交委员会目睹过他的表现。他过于超脱，不对我的脾气。在进入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前，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似乎消极得有些令人好奇，满足于投正确的票，说正确的话。
相反，在鲍比·肯尼迪宣布竞选总统前，他正努力通过一个由富布赖特发起的决议，即林登·约翰逊在增派20万军队到越南之前必须由参议院通过。此前他还前往阿巴拉契亚地区，揭霹美国农村贫困的严重性，并且前往南非，激励那里的年轻人起来反对种族隔离。尽管我喜欢麦卡锡，但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宁可坐在家里读读圣托马斯·阿奎那也不愿意走进搭着油毡的棚子，亲眼看看穷人是如何生活的，或是飞行半个地球的里程，去发表反对种族主义的演讲。每次我和安谈我这些看法，她都会和我大吵大闹，说如果鲍比·肯尼迪原则性更强一点，政治性再弱一点，那他本来能够做到麦卡锡做到的事。其潜台词当然是说我这个人也政治性太强。那时我疯狂迷恋他，不愿失去她的青睐。但是我想赢，我想选举一个能当好总统的好人。
3月20日，肯尼迪宣布参加竞选的四天后，约翰逊总统终止了除医学院以外的研究生缓服兵役的规定，给我将去牛津上学的事蒙上J阴影。至此，我的兴趣变得更加个人化。约翰逊的决定引发了另一阵越南愧疚：和约翰逊一样，我也不赞同研究生缓服兵役，但我也不赞同我们的越南政策。
在3月31日周日的夜晚，约翰逊总统按计划要向全国发表越南问题演说。人们纷纷猜测，他会让战争升级还是让战争冷却好开始谈判，但谁也没有真正料到会发生什么。我一边开车沿着马萨诸塞大街行驶，一边听车上的收音机播送演讲。在演讲了一会儿后，约翰逊说他决定大幅度限制对北越的轰炸，希望能找到一个解决争端的方法。我刚刚路过杜邦圆形广场西北的宇宙夜总会，这时总统投下了他自己的炸弹：“鉴于美国的儿子们正身处遥远的战场，鉴于我们对世界和平的希望每日都飘忽不定，我认为我不能再把另一个小时、另一个日子花在个人的党派目标上……因此，我将不再争取也不再接受我党提名我竞选连任总统。”我把车开到路边停下来，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为约翰逊感到难过——他为美国国内做了这么多贡献。同时我也为美国，为看到了新开端的前景感到高兴。
这种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四天后，在4月4日夜里，小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洛兰汽车旅馆他房间外的阳台上遭到刺杀。他是为支持罢工的环卫工人而去那里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把自己民权运动的议事日程扩大到铲除城市贫困和公开反对战争等方面。避开年轻人和更为好战的黑人对他领导地位的挑战，这在政治上是必要的，但我们所有关注他的人也都清楚，当金博士说，如果不同时反对贫困和越南战争，他就无法推进黑人的民权事业时，他真是这么认为的。
就在他遇刺的前一天夜里，金博士曾在梅森坦普尔教堂向挤得满满一屋子的人做了个神秘的预言性布道。在明确地谈到许多对他生命的威胁时，他说：“和所有人一样，我也愿意多活一些时间。长寿总归是好的。但现在我对此已不在乎了。我想做的只是履行上帝的意志。主已同意我登上山去。我俯瞰山下，看见了上帝的应许之地。也许我无法与你们前往，但今晚我想让你们明白，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将到达应许之地。因此今晚我很幸福。我什么都不再担心。我谁也不会害怕。我的双眼已经看见了主将要降临的辉煌厂第二天下午6点，他被詹姆斯·厄尔·雷开枪打死。雷是一个长期心怀不满并被定罪的武装劫匪，约一年前越狱逃跑。
小马丁·路德·金被刺是自肯尼迪总统遇刺以来另一起举国震惊的事件。那天夜里，在印第安纳州进行竞选活动的罗伯特·肯尼迪为了消除美国的恐慌，发表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演说。他要求黑人心中不要充满对白人的仇恨，并提醒他们，他的兄弟也是被一名白人杀死的。他援引埃斯库罗斯的著名句子说，与我们的意志相悖，“通过上帝令人敬畏的恩典”，痛苦会给人带来智慧。他告诉面对自己的人群和全国听他演讲的民众，我们定会渡过难关，因为绝大多数的黑人和白人“想要一起生活，想要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想要让所有生活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人享有公正”。结尾时，他说：“让我们为古希腊人这么多年前就写下的话而努力：驾驭人类心中的野蛮，让此世生活充满仁爱。让我们为此而献身，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祈祷。”世代代金博士的死引起的不仅仅是祈祷；一些人担心，另一些人则希望他的死也标志着非暴力运动的死亡。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指出，美国白人已经向美国黑人宜战，“已没有了第二种回应方法”。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底特律、孟菲斯以及其他100多个城市与乡镇都爆发了骚乱。40多人被杀，100多人受伤。华盛顿的暴力事件尤为严重，主要是针对14街与H街上的黑人商铺。约翰逊总统派出国民警卫队来恢复秩序，但气氛仍然十分紧张。
乔治敦大学距暴力现场隔着一道安全的距离，但也有数百名国民警卫队队员驻扎在我们篮球队打球的麦克唐纳体育馆，让我们也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许多黑人家庭房屋被烧，只好逃进教堂躲避。我到红十字会报名，帮助为他们分发食物、毛毯和其他物品。我那辆1963年的挂着阿肯色州牌照的白色敞篷别克车此刻又在车门上贴上了红十字会的标志，在基本上空无一人的街上显得十分怪异。到处是仍在冒烟的建筑，以及窗子被砸、遭到洗劫的店铺。我每天夜里要从那里开车经过。周日早晨，卡罗琳·耶尔德尔飞来度周末，我又带她经过那里。光天化日之下还感觉安全一些，于是我们下了车，在附近溜达，看看洗劫后留下的残迹。在黑人居住区，我第一次产生了不安全感。我在想，这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此外，令人悲哀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黑人发泄怒火的主要受害者正是黑人自己。
金博士的死在全国留下了一个空洞，而这时的国家恰恰最迫切需要人们继续坚持非暴力的信念，继续坚定对美国美好未来的信念，尽管这些信念现在正面临着失去的危险。国会做出了回应，通过了约翰逊总统提出的法案，禁止在销售与租赁住房中实行种族歧视。罗伯特·肯尼迪也在力图填补这一空洞。5月7日，他赢得了印第安纳州的初选。在演讲中，他呼吁种族和解，又提出严惩犯罪，帮助人们从福利过渡到就业等等，希望以此来打动保守选民。于些自由主义者抨击了他的“法律与秩序”的说法，但从政治上说，这是必须的。对此他坚信不移，就像他坚信必须结束缓服兵役一样。
在印第安纳，在吉米·卡特之前，在我1985年帮助成立的民主党领袖委员会之前，在1992年我开始竞选之前，鲍比·肯尼迪已成了第一个“新民主党人”。他坚信，人人都应享有民权，但谁也不能享受特权；他坚信，要拉穷人一把，而不是救济他一下：就业胜于福利。他深深地感到，进步政治既要推行新政策，也要保持基本的价值观，既要推行重大变革，也要保持社会稳定。如果他当了总统，那么美国在20世纪后来的历程中将会大不一样。
5月10日，美国与北越在巴黎开始和谈，为渴望结束一场战争的美国人带来了希望，也让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松了口气。他于4月末加入竞选，很需要改变一下我们的运气，以获得提名或选举的机会。与此同时，社会动乱并没有停止。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被抗议者关闭，该学年已不能再上课。两位天主教牧师，丹尼尔和菲利浦·贝里根兄弟，因偷盗与烧毁征兵记录而被捕。在华盛顿，骚乱后不到一个月，民权积极分子就已着手继续推行小马丁·路德·金的“穷人运动”计划，在被称为救赎之城的草地广场搭起帐篷，以强调贫困问题。天下起了瓢泼大雨，草地广场变成了泥潭，居住环境十分悲惨。6月的一天，我和安·马库森去那里看了看，以表示我们的支持。帐篷与帐篷之间铺上了木板，这样在上面行走就不会陷入泥地。但在来回走7几个小时、跟大家谈话后，我们身上还是沾满了泥。这对当时混乱的局势是一个很好的暗喻。
5月末，民主党的提名竞选反而变得不确定了。汉弗莱开始在未举行初选的州的党内中间分手中获得代表的支持，麦卡锡则在俄勒冈州初选中击败子肯尼迪。肯尼迪获得提名的希望取决于加州6月4日举行的初选。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周天天都在期待着选举结果，此时离我们毕业还有四天。
周四晚上，罗伯特·肯尼迪终于赢得了加州的选举，这要感谢洛杉矶县少数族裔选民的大力支持。我和汤米·凯普兰激动坏了。我们一直熬到肯尼迪发表胜利演说之后才上床睡觉。这时已是华盛顿凌晨3点。几个小时后，汤米叫醒了我，他一边摇晃着我一边大喊：“鲍比遇刺了！鲍比遇刺了厂就在我们关掉电视上床后没几分钟，肯尼迪参议员经过大使酒店的厨房时，一个仇恨肯尼迪支持以色列的阿拉伯青年西尔汉·西尔汉朝他和他周围倾泻出冰雹般的子弹。其他五人受了伤，最后都痊愈康复。鲍比·肯尼迪头部严重受伤，做了手术，一天后去世，年仅42岁。6月6日正是母亲45岁的生日，也是小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的两个月零两天。
6月8日，凯普兰前往纽约参加在圣帕特里克天主教堂举行的葬礼。在仪式开始前的一天一夜里，肯尼迪参议员的崇拜者，无论名人还是普通人，都络绎不绝地从他棺木前走过。约翰逊总统、汉弗莱副总统、麦卡锡参议员参加了葬礼。富布赖特参议员也出席了葬礼。特德·肯尼迪为他兄弟致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悼词，结尾的词语充满了力量与仁爱，令我终身难忘：“我兄弟无需被理想化，或在死后被抬高，超越他生活中的本来面目。他只要被大家记住是个好人，是个正直的人就足够了。他看见了错误，就会努力去纠正错误；他看见了苦难，就会努力去消除苦难；他看见了战争，就会努力去制止战争。我们热爱他的人，我们今天来送他安息的人共同祈祷，他在我们心目中所代表的理念、他对其他人的祝愿总有一天会到来，成为他对全世界人的祝愿。”
这也正是我希望得到的，却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遥远。在大学最后的几天中，我们陷入了深深的迷惘。汤米登上了从纽约前往华盛顿的送葬火车，差点没赶回来参加毕业典礼。所有其他的毕业活动都被取消，只是学位授予仪式还按计划举行。假如说这是多日来第一个轻松一些的时刻，即使这个仪式也没有进行完。就在授予学位仪式发言人，学校所在地市长沃尔特·华盛顿站起来要发表演讲时；天上突然乌云密布。他讲了约30秒钟，向我们表示祝贺和祝愿，然后说如果我们不立即跑进屋子，就都会被淹死。这时雨下了下来，我们撒腿就跑。我们班都希望投票让华盛顿市长担任总统。那天夜里，汤米·凯普兰的父母带上汤米、我、母亲、罗杰和其他几个人到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吃饭时基本都是汤米在说话，中间他说要理解某几门课程需要拥有“成熟的智力”。我11岁的弟弟抬起头来问：“汤姆，我有成熟的智力吗？”这样，我们用笑声结束了急转突变的一天和伤心欲绝的十周。
我们收拾行装，互相道别，几天后，和我的室友吉姆·摩尔一道驱车回到阿肯色。我们将在这里为富布赖特参议员的连任竞选工作。在两个问题上，他似乎都很经不起打击，一是他在一个保守的、主战的、深为美国动荡担忧的州里直言不讳地表示反对越南战争；二是他拒绝顺应现代国会政治，没有像其他参议员和国会议员那样几乎每个周末都回到家乡去看望那里的选民。富布赖特40年代进入国会时，人们的期待和现在的大不一样。那时人们期待国会议员在休假或国会夏季休会时回到家乡，回复他们的信件和电话，并在自己的选民到华盛顿来时去看望他们。国会工作期间的周末他们则可以随便待在城里，休息、思考，就和多数有工作的美国人那样。一旦放长假回到家乡，他们还必须在上班时间待在家乡的办公室，并且抽时间出城去看望乡亲父老。和选民保持密切的互动是为了竞选。
60年代后期，便利的空中旅行和密集的地方新闻报道迅速地改变着生存规则。越来越多的参议员和国会议员在多数周末都回到家乡，回来后还要到更多地方走走看看，而且只要有机会就要向当地媒体发表讲话。
富布赖特的竞选遭遇的阻力并不小。有人在战争问题上和他意见分歧，有人认为他脱离群众，也有人同时持上述两种看法。富布赖特认为每个周末都飞回来，这简直是胡闹。一次，他针对这么做的同事对我说：“他们怎么会有时间来读书和思考？”令人悲哀的是，国会议员们承受的频繁旅行的压力却变得越来越重。电视、广播和其他广告越来越高的成本，以及对于新闻报道的永远无法满足的胃口，使许多参议员和国会议员在每个周末都得登上飞机，并经常在工作日的夜晚出席华盛顿地区的募捐会。我当总统时常对希拉里和我的工作人员说，我认为国会辩论变得越来越尖刻与消极的一个原因是太多的国会议员经常处于疲劳状态。
1968年的夏天，疲劳并不是富布赖特的问题，尽管在越南问题上的论战让他感到疲惫。但他需要的不是休息，而是拿出一个方法，与那些感到已被疏远的选民恢复联系。幸运的是，他的对手不够强大。初选中他的主要对手不是别人，正是吉姆·约翰逊。后者故伎重演，带着乡村乐队到各个县治巡游，抨击富布赖特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约翰逊的妻子弗吉妮亚，试图仿效乔治·华莱士的妻子卢琳，后者曾继丈夫之后当过州长。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是一个来自阿肯色州东部的不知名的小企业家查尔斯·伯纳德。他认为，对我们州来说，富布赖特这个人过于开放。
李·威廉姆斯此前已来到阿肯色州主持竞选，并得到了年纪轻轻却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吉姆·麦克道戈尔（白水事件中的那位）的帮助。吉姆当时主持富布赖特参议员在小石城的办公室的工作，是一位老派的平民主义者，极善于用绘声绘色的语言讲述许多有趣的故事。他非常崇敬富布赖特，十分卖力地为他工作。
吉姆和李决定在阿肯色州以“就是那个普通的比尔”——一个穿红格子运动衫、求真务实的阿肯色人形象——重新推出参议员。在所有打印的竞选材料和电视广告中，参议员都以这一形象出现，尽管我觉得他本人并不一定喜欢这种形象，而且在多数竞选的日子里，他还是穿他那身套装。为y在现实中强化他务实的形象，他决定到全州的小乡镇去搞一次基层竞选，和他一起去的只有一名司机和一个黑色笔记本，里面记满了他以前的支持者的名字。编写这份名单的是职员帕克，韦斯特布鲁克，他似乎认识阿肯色州所有对政治哪怕感一点儿兴趣的人。由于富布赖特参议员每六年才竞选一次，我们都希望帕克黑笔记本里记录的所有乡亲都还健在。
李·威廉姆斯给了我为参议员当几天司机、一同前往阿肯色州西南部的机会，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我非常钦佩富布赖特，对他为我给罗兹奖学金委员会写推荐信深表感激，也很想知道阿肯色州小乡镇的人在想什么。城市暴力和反战示威距离他们十分遥远，但他们许多人都有孩子在越南。
一天我们到达一个小镇，停好车，走进一家农民为牲口买谷物的饲料店。我们身后跟着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摄制组。开始摄像后，富布赖特和一位很有个性的穿长袍老人握手，请他投自己一票。那人说不行，因为富布赖特不愿对付“共产党”，富布赖特会让他们“夺取我们国家”。富布赖特在堆在地上的一个饲料袋上坐下来，和他聊了起来。他对老人说，如果自己在国内发现谁是共产党，就一定会对付他。“哼，他们到处都是。”那人说。富布赖特问：“是吗？这一带你看到有吗？我一直在到处找，可一个也没看到。”望着富布赖特说这些话真是很好玩。那位伙计则觉得他们是在正儿八经地对话。我敢肯定，电视观众看了一定会觉得很好笑。但当时的情景让我很担心。那人在心目中已经立起了一道墙。他是否真能发现一个共产党来拯救自己的灵魂，这不重要。他已经把富布赖特排除在外，而且无论怎么谈也无法拆除他心中的那道墙。我只是希望该镇上还有许多其他选民，还有几百个我们能够争取到的小镇。
尽管出现了饲料店里的插曲，但富布赖特还是相信小镇的选民多数还是明智、务实、有头脑的。他认为他们有更多时间来考虑问题，并不那么容易受右翼批评家影响把选票全部投给他们。有几天时间我们来到了似乎所有白人选民都支持乔治·华莱士的地方。此后我便不那么肯定了。接着我们来到了森特波因特，遇到了我政治生涯中一个比较值得回忆的人。。森特波因特很小，只有不到200名居民。根据黑笔记本的记载，在那里要见的是一位长期支持富布赖特的名叫波·里斯的人。他住在镇上最好的房子里。在电视广告出现之前，多数阿肯色小城镇上都有一个波，里斯这样的人。选举前几周里，人们都会问：“波投谁的票？”他的选择被公开后会影响大约2／3的票数，有时更多。
我们开车到他家门前时，波正坐在门廊下。他同富布赖特及我握了握手，说他一直在等着他的到来，然后邀请我们进去看看。这是一幢老式房屋，里面有壁炉和坐着很舒服的椅子。我们坐定后，里斯便说：“参议员，这个国家惹了很多麻烦。很多事情都错了。”富布赖特表示同意，但不清楚波接下来会走向哪里，我也是——也许直接走向华莱士。这时，波讲了一个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故事：“那天我和一位在阿肯色东部种棉花的朋友在聊天。他有一帮收益分成的佃农帮他干活儿。（收益分成的佃农是农村里的短工，通常是黑人，他们所得的报酬是收获的一小部分庄稼。他们多数人住在破破烂烂的小棚子里，无一例外是穷人。）因此我就问他：‘你那些佃农还好吗？’他说：‘咳，要是年景不好，那他们就不赔不赚。’然后他笑着说，‘即使年景不错，他们也还是不赔不赚。”’这时，波说：“参议员，这样不对，这你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会有这么多贫困问题和其他问题，你要是还能再干一届，可得多想想办法了。黑人也该过得好点儿。，’在听了那么多种族主义声论后，富布赖特差点儿没从椅子上滑下来。他让波放心，他要是连任，一定会在这方面做出成绩。波则保证自己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富布赖特。
回到车上后，富布赖特说：“瞧，我告诉过你，小乡镇也有大智慧。波坐在门廊下就能把事情想透彻。”波，里斯对富布赖特产生了很大影响。埃尔多拉多是阿肯色南部一个石油城镇，也是种族主义和亲华莱士情结的大本营，几周后在这里举行的竞选集会上，有人间富布赖特，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富布赖特不假思索地答道：“贫困。”我很为他感到骄傲，也很感谢波·里斯。
我们沿着炎热的乡村公路从一个小镇来到另一个小镇。途中，我一直在努力跟富布赖特说话。这些对话给我留下丁许多深刻的记忆，却很快结束了我为他开车的生涯。一天我们在“沃伦法院”的问题上谈得很热火。对于该法院做出的多数决定，我都非常同意，尤其是在民权方面。富布赖特却不同意。他说：“最高法院将会遭遇一个强劲的抵制。仅靠法院，社会很难有什么大改变。多数改变还是要通过政治体制。即使时间会长一些，但还是很有可能会坚持下去的。”我现在也仍然认为美国在沃伦法官主持的法院下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毫无疑问，30多年来，也一直存在着强有力的反动。
走了四五天后，我们驶离了又一个小镇，前往下一站，这时我又和富布赖特展开丁一场政治讨论。过丁大约五分钟，富布赖特问我在往哪里开。我皆诉他后，他说：“那你还是掉头吧，方向完全反了。”我不好意思地转了个U弯。这时他说：“你会破坏罗兹学者的名声。你那样子就像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学问家，连往哪儿开都不知道。”
当然我很尴尬。我掉过头，把参议员开回到他的行程上。我知道，自己开车的活儿算是结束丁。不过，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还没到22岁生日，却已有了几天将伴随我终生的经验和谈话。富布赖特需要的只是一个能按时把他送达下一站的司机，我也很高兴回到总部工作，回到集会和野餐，还有长长的晚餐，听李·威廉姆斯、吉姆·麦克道戈尔和其他老手讲述阿肯色的政治故事。
初选前不久，汤姆·坎贝尔在前往得克萨斯接受海军陆战队军官训练的途中顺道前来看我。那天夜里，吉姆·约翰逊正在距小石城以北一个半小时车程的贝茨维尔县政府大楼台阶上率领他那个乡村乐队举行集会，因此我决定带汤姆去看看阿肯色的另一面，此前，他仅仅是听说过而已。约翰逊情绪很高。他举起一只鞋高声喊道：“看到这只鞋了吗？这是共产党的罗马尼亚（他的发音为“卢一曼一约”）生产的！比尔·富布赖特投票同意让这些共产主义鞋子进入美国，夺走了在我们制鞋厂里干活的善良的阿肯色人的工作。”
那时我们有好多老乡是干这个的。约翰逊向他们，还有我们所有人保证，则果他进人参议院，就再也不会有共产党鞋子入侵美国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在从罗马尼亚进口鞋子，我不知道富布赖特是否投票赞成向他们开放边境而未果，我也不知道这些是否都是约翰逊编造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这都将成为一个好笑的故事。演讲完后，约翰逊便站在台阶上和人们握手。我耐心地等着他和我握手。当他和我握手时，我对他说，他让我为自己是阿肯色人感到耻辱。我想我当时那认真劲儿让他觉得好笑。他只是笑了笑，欢迎我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寄给他，然后又和下一个握手。
7月30日，富布赖特击败了吉姆·约翰逊和另外两个不那么有名的候选人。吉姆法官的妻子弗吉妮亚则勉强进入第二次选举。尽管在选举快结束前的几天和在选举结束后的六天时间里（这时人人都在忙着不要被少算了票，或是在未报的选区得几张额外的选票），富布赖特的人已尽了最大努力来帮助年轻的改革派人士泰德·博斯韦尔，弗吉妮亚还是在40多万张选票中以409票领先，击败了他。约翰逊夫人则在第二次选举中以37％对63％的得票输给了玛里昂·克兰克，一位来自阿肯色州西南部福尔蒙县的州议员，她背后是县政府的人和福伯斯的竞选机器。阿肯色州终于受够了约翰逊夫妇。我们尚未进入70年代的新南方，但我们还知道不能走回头路。
8月，我忙着为富布赖特竞选做扫尾工作，并准备去牛津上学。其间，我在母亲的朋友比尔和玛琪·米切尔在汉密尔顿湖畔的家里度过了几个夏夜。他们总是很欢迎我去。那年夏天，我在比尔和玛琪家遇见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人。和母亲一样，他们也都喜欢赛马，这些年来结识了许多对马很有研究的人，包括来自伊利诺伊的哥俩，W.哈尔和“驴子”毕晓普。他们养马，也驯马。W．哈尔·毕晓普更有成就一些，但“驴子”则是我见过的最难忘的一个人物。他是比尔和玛琪家的常客。一天夜里，我们待在湖边，聊我们这一代人关于毒品和女人的经验。这时，“驴子”顺口说，他过去喝很多酒，而且结过十次婚。我大吃一惊。“别这么看我，”他说，“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情况不像现在。如果你想得到性，光是嘴上说说你爱她们是没用的，你得真把她们娶过来！”我笑了起来，问他是否记得她们所有人的名字。“只有两个不记得了。”他答道。他最短的婚姻？“一夜。在一家汽车旅馆醒来后，我一是头痛，二是看到一个陌生女人。我说：‘你是哪个王八蛋？’她说：‘我是你妻子，你这个王八蛋！’我爬起来，穿上裤子，拔腿就跑。”50年代，“驴子”碰到一个十分与众不同的女人。他向她如实讲述了自己的生活，然后说如果她愿意嫁给他，他从此不再喝酒，不再胡闹。女人抓住了这个难以相信的机会，他则在后来的25年中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直到去世。
玛琪·米切尔还介绍我认识了另两位年轻人，丹尼·托马森和简·比格斯。他们刚刚开始在温泉城教书。丹尼来自汉普顿，阿肯色州最小县的县城，会讲无数个有趣的乡村故事来证明这一点。我当州长后，我们每个周日都要去伊曼纽尔浸礼会教堂唱诗班一起唱男高音。他弟弟哈里和弟妹琳达成为我和希拉里最要好的朋友，在1992年总统大选和我们的白宫岁月里发挥了巨大作用。
简·比格斯来自阿肯色州西北部的塔克曼，她高高的身材，很漂亮，也很能说。我喜欢她，但她却受家庭熏陶，具有种族隔离主义思想，这让我很不舒服。我离开美国赴牛津大学前给过她一纸箱民权方面的平装书，力劝她多看看。几个月后，她和另一个老师，当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约翰·帕斯卡私奔了。他们最后来到了新罕布什尔。帕斯卡在那里当了个建筑工人，她则继续教书，生了三个孩子。我竞选总统时，很惊喜地发现，简成了新罕布什尔州十个县中一个县的民主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