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在准备去牛津上学，但8月是1968年最疯狂的一个月，很难看到什么前景。先是在迈阿密滩召开的共和党大会上，纽约州的新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试图击败东山再起的理查德·尼克松，这显示出该党的温和派变得多么不堪一击。此外，在这次大会上，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投“真正的”保守人士所好，首次展示了他今后当总统的可能。在第一次投票选举中，尼克松以692票对洛克菲勒的277票和里根的182票胜出。尼克松的观点很简担：在国内他要诉求法律与秩序，在越南要取得体面的和平。尽管真正的政治动乱还要等到民主党的芝加哥大会，但共和党人也遇到了自己的动荡，而尼克松选择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阿格纽作为他的副总统，更是加剧了这一动荡。后者惟一在全国闻名的是他反对非暴力反抗的强硬姿态。棒球名人杰基·罗宾逊是全美职业棒球联合会惟一的黑人球员，辞去了他作为洛克菲勒副手的甲位，因为他不能支持一个在他看来是“种族主义者”的共和党竞选班子。小马丁·路德·金的继任者拉尔夫·阿伯纳西牧师将“穷人运动’’从华盛顿转移到迈阿密滩，希望以进步的方式来影响共和党大会。他们对于政党纲领、大会演讲和尼克松迎合超级保守分子的做法感到失，望。当宣布提名阿格纽时，本来是反对贫穷的和平集会演变为一场骚乱。国民警卫队被调来，这时，可以想像到的场面展开了：催泪瓦斯、殴打、抢劫、大火。到骚乱平息时，三名黑人被杀死，实行了三天宵禁，250人被捕，后又被放了出来，以平息对警察滥用暴力的指控。然而所有这些问题更强化了尼克松运用“法律与秩序”的手腕，来对付美国人里所谓沉默的多数。看到自己眼中美国生活结构的崩溃，他们惊恐万分。
相对于同月晚些时候民主党人在芝加哥大会上所面临的问题来说，迈阿密骚乱只是个前奏。那个月初，阿拉德·洛温斯坦和其他人仍然在寻找一个可以取代汉弗莱的人。麦卡锡仍然在坚持，看来也没有获胜的希望。8月10旦，乔治·麦戈文参议员宣布参加竞选，显然是希望得到原先支持罗伯特·肯尼迪的那些人的支持。与此同时，芝加哥到处是反战青年。一小部分人打算真正闹出个大事；另一些人则在那里上演各种形式的和平抗议，包括雅皮士们，他们计划搞一个“反文化”“生活节”，大部分参加的人都会因吸食大麻而亢奋。此外还有全国动员委员会，他们头脑里的抗议形式则较为传统。但理查德·戴利可不想冒任何风险，他做了最坏的准备：命令所有警察处于戒备状态，并要求州长派遣国民警卫队进驻。
8月22日，大会迎来了第一个受害者。一位17岁的美国原住民被警察开枪打死。警方声称，是他在警察每天要集结的林肯公园附近先向警察开枪的。两天后，一千名示威者拒绝按命令在夜晚撤出公园。数百苎警察操起警察棍开进公园，他们的目标则开始投掷石块、高声辱骂或干脆逃跑。一切郡死电视上播出。
这就是我当时在芝加哥的体验，简直有点超现实。我曾和杰夫·德怀尔去了路易斯安那的什里夫波特。他和我母亲产生了感情，很快就要结婚。他是个非同寻常之人：二位曾在太平洋战区打过仗的二战老兵。一次，飞机被击中后，他跳伞落到一个珊瑚礁上，腹肌受到了永久性损伤。他还是一位手艺精湛的木匠，一个精明的路易斯安那帅哥和一个美容院老板。母亲在他的美容院做头发（他靠当美发师读完大学）。他还是个橄榄球队员，一位柔道教练，一位家庭建筑师，一位油井设备商和一位证券推销员。他结过婚，但和妻子分居；他生过三个女儿。1962年他还因股票欺诈案在牢里蹲过九个月。1956年，他为一家电影公司筹集了2．4万美元，准备拍摄俄克拉何马五花八门的人物，包括那个匪徒“帅哥佛洛伊德”。联邦检察官得出结论，该公司——到俄州就把钱花得精光，压根就没打算拍电影。杰夫声称，他一发现这是个骗局，就离开了这家公司，但已为时过晚。我们见面不久他就告诉了我这一切，为此我尊重他。无论真的发生过什么，母亲对他是认真的，想让我们一起待上一阵。于是我就同意和他一起去路易斯安那待上几天。他去那里则是和一家预制房屋公司谈一笔生意。什里夫波特是一个保守的城市，位于路易斯安那西北部，距阿肯色州边境不远。城市里有一家超级右翼的报纸。每天早晨，该报都让我对前一夜在电视上看到的东西非常失落。这很怪，但我还是像粘在了电视上一样，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也抽时间四处走走，和杰夫一起吃饭。我感到十分孤立。那些瞎闹腾的孩子和我不是一路人，芝加哥市长和他的强硬做法或他那些支持者们也不为我所认同，但这些人包括了多数看着我长大的乡亲父老。我很难过，我的党及其进步事业竟在我面前分崩离析。
任何想要获得一个团结的大会的人，其希望都被约翰逊总统自己粉碎了。在他兄弟葬礼后的第一次演说中，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呼吁单方面停止轰炸，并呼吁美国和北越都从南越撤出军队。他的建议是一份妥协纲领的基础，汉弗莱、肯尼迪、麦卡锡等三派领导人都对此表示同意。驻越美军司令克莱顿·艾布拉姆斯将军对林登，约翰逊说，如果停止轰炸，美国部队就会面临危险，这时总统便要求汉弗莱放弃妥协纲领，汉弗莱只好答应。后来在自传中，汉弗莱说：“我应该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不应该让步。”但他让了步，大坝决堤了。
民主党大会于8月26日开幕。做主旨发言的是夏威夷的井上健参议员，一位勇敢的日裔美国二战老兵。2000年我曾授予他国会荣誉勋章，这是对他英雄事迹迟到的承认。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还差点儿送了命，可他的家人却被赶人国内的拘留营。井上表达了对抗议者和他们奋斗目标的同情，但敦促他们不要放弃和平的方式。他在演讲中反对“暴力与无政府主义”，但也对“躲在法律与秩序后面”的冷漠与偏见给予了谴责。这给了尼克松，也许还有芝加哥警察的做法一记耳光。伊努伊的平衡掌握得很好，然而形势已完全失去了平衡，他的话再有力量也无济于事。
致使大会分裂的还不止是越南问题。一些南方代表团抵制代表选，举程序向黑人开放的党内规定。资格审查委员会，其中包括阿肯色州的国会议员戴维·普赖尔，投票同意接受由民权运动积极分子爱伦·亨利率领的密西西比异议代表团。其他南方代表团已安排就座，只有佐治亚州在闹分裂，一半席位给了由年轻的州议员，现在已成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的朱利安·邦德率领的异议人选。亚拉巴马的代表也没有进入席位。该代表团有16人不符合代表资格，因为他们不肯宣誓支持党提名的候选人，据说是因为亚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正在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竞选。
尽管有分歧，但争论主要集中在战争问题上。麦卡锡似乎很惨，又回到了他先前畏首畏尾的自我，而且已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对于每天夜里在林肯公园和格兰特公园因拒绝离去而遭到骚扰与殴打的年轻人漠不关心。大家努力在寻找一位能让多数民主党人认为能当选和可接受的候选人。在最后一分钟时，从阿拉德，洛温斯坦到戴利市长等人都喊出了特德，肯尼迪的名字。当他提出坚决不同意后，汉弗莱的提名已没有问题。约翰逊想要的政纲条目也就此敲定。大约60％的代表投票赞成。
就在大会要宣布提名人的那天夜里，1．5万名群众聚集在格兰特公园举行示威，反对战争和戴利市长的强硬手段。当一个人开始降下美国国旗时，警察冲进人群，开始殴打与抓捕。当示威者们游行前往希尔顿时，警察向他们发射了催泪瓦斯，并在密歇根大道上对他们进行殴打。这些行动都被电视播送到了会议厅内。两方的代表都愤怒了。麦卡锡终于向他在格兰特公园的支持者们发表演说，称自己绝不会弃他们不顾，也绝不会同意汉弗莱和尼克松。康涅狄格州参议员艾伯·里比考夫在提名麦戈文时谴责了“芝加哥街道上盖世太保的手段”。戴利跳了起来，不顾电视镜头正对着他，向里比考夫发出了一阵愤怒的谩骂。演讲结束后，投票开始了。汉弗莱轻松胜出，投票工作于午夜全部结束。他提名的副总统人选、缅因州的埃德蒙·马斯基参议员很快也顺利通过。与此同时，会议厅外，抗议在继续进行，领导人是汤姆·海顿与黑人喜剧家迪克·格利高里。除了井上的主旨发言外，会议厅内惟一振奋精神的事是最后一天放映的悼念罗伯特·肯尼迪的电影，代表们看后个个情绪激昂。约翰逊总统明智地下令，在汉弗莱得到提名前不要放映这部影片。
大会后，警察在受到羞辱、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冲人希尔顿，殴打和逮捕夏卡锡的志愿者。他们正在举行告别晚会。警察声称，这些年轻人一边借酒浇愁，一边从麦卡锡工作人员15层楼上的屋子里往下朝他们扔东西。第二天，汉弗莱坚定地站在戴利背后，支持他处理“有计划有预谋的”暴力，否认戴利市长有什么做得不对之处。
民主党人一瘸一拐地走出芝加哥，感受到了分裂与失望。这是一场文化战所造成的最新损失，已超越了在越南问题上的分歧。它将在这个世纪剩下的时间及其后，改变与重新调整美国政治，并难以再让选民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对他们的生活和生计而非心理影响最大的问题上。在那些年轻人和他们的支持者眼里，那位市长和警察是专制、愚昧与残暴的偏执狂。而那位市长和他那些基本上属于蓝领的异族警察队伍则把那些年轻人看成满口脏话、道德败坏、缺乏爱国精神、软绵绵的上层社会青年，他们被宠坏了，不知要尊重权威，他们过于自私，不知道把社会凝聚起来需要什么，他们太胆小，不愿去越南当兵。
在什里夫波特的旅馆屋子里，我目睹了这一切，对于这两方面的感受我都能理解。我反对战争和警察滥用暴力，但在阿肯色州长大又让我能理解普通百姓的不易——他们每天都得尽自己的本分，也让我对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的自以为是和道貌岸然深表怀疑。左翼短暂的狂热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展示出来，却已引起了右翼的激烈反应，而这种反应被证明更加持久，有更多资金支持，更为制度化，更足智多谋，与权力更紧密，也更知道如何获得与维护权力。
我公职生涯的很大一部分时间被用于弥合在芝加哥已发展为鸿沟的文化与心理分歧上。我赢得过许多选举，我也认为自己做了很多好事，但我越是努力让人们走到一起，右翼狂热分子就越是愤怒。与芝加哥的年轻人不一样，他们并不希望美国重新团结起来。他们一旦拥有了敌人，就希望一直拥有下去。
目录页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
版权声明：本电子书所有权益都归原书作者所有，电子书纯属网络交流学习使用，谢绝它用，否则一切法律后果自负。上一页 下一页
目录页《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上一页 下一页
14
9月，我开始收拾行装，做好赴牛津的准备，向朋友们道别，同时也关注着正在进行的总统竞选。我符合征兵的条件，因此便去找了当地的征兵委员会主席比尔·阿姆斯特朗，问他什么时候会征到我。尽管上一年春，研究生缓服兵役的规定已被取消，但学生仍可读完正在读的那一学期。牛津大学每年分为三个学期，每学期八周，中间由两个五周的假期隔开。我得知10月征兵还轮不上我，我也许可以在牛津待到一个学期以上，就看当地的征兵委员会需要输送多少兵员了。我太想去牛津了，哪怕只是待上几个月也好。罗兹信托基金允许奖学金获得者先服兵役，再回来上牛津。但既然我已登记在册，越南战争一时半会儿也还结束不了，那么想着回来后再上牛津似乎就不那么明智了。
尽管我认为，政治方面，我们离开芝加哥后就已经糟得不能再糟，而且汉弗莱还紧抱着林登·约翰逊的越南政策，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当选。仅民权的理由就已足够。种族问题依然分裂着南方。此外，根据法院的命令，越来越多的儿童乘坐大巴被送到其他地区的学校，以取得学区内的种族平衡，这一做法也分裂了全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华莱土的参选反而给了汉弗莱一个机会，因为他的多数选民都是拥护“法律与秩序”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如果只有两个人竞选的话，他们准会投尼克松的票。
全国的文化冲突仍在爆发。反战示威者更为愤怒的目标与其说是尼克松或华莱士，倒不如说是汉弗莱。大会期间，戴利市长强硬的警察手段不断遭到批评，弄得汉弗莱狼狈不堪。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6％的美国人赞同警察对示威者采取行动，但他们多数不屈于民主党阵营，在包括华莱士在内的三方竞选中，情况尤其如此。似乎这些还不够，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小姐选美大赛上出现了两派抗议者，进一步扰乱了已建立的秩序。黑人派抗议没有黑人选手，妇女解放派则抗议选美比赛本身是对妇女的侮辱。此外，她们还焚烧了自己的胸罩，对许多老派美国人来说，这无疑表明出了大问题。
在总统竞选中，尼克松似乎已胜券在握。他一方面抨击汉弗莱，指责他软弱、没能力；一方面却对自己当总统后该如何做只字不提，而是一味地迎合种族主义者（并讨好华莱士的选民），向他们保证一定会改变联邦基金的发放政策，那些拒绝按联邦法院的指令实行种族融合的学区也可以得到基金。尼克松的竞选伙伴斯皮罗·阿格纽在竞选中充当打手的角色，而替他叫阵的则是他的演讲撰稿人帕特·布坎南。此君的尖刻与爱说错话是出了名的。尤论走到哪里，汉弗莱都会遭遇愤怒的示威者。那个月底，尼克松在民意测验中稳稳当当地拥有43％的支持率，而汉弗莱则丢掉了12个百分点，下降到28％，只比华莱士的21％高出7个百分点。在9月的最后一天，汉弗莱急了，公开宣布在越南问题上与约翰逊总统决裂，声称“作为一个可按受的和平风险”，他将停止对北越的轰炸。他终于当上了自己的主人，但只剩下五周的时间。
汉弗莱发表他“终于自由了”的演讲时，我正好在纽约，准备乘船前往牛津。我和丹尼斯，海兰同《哈泼斯杂志》的年轻编辑威利·英里斯一起享用了一顿美餐。在乔治敦读四年级时，我曾拜读过他那篇写得很棒的回忆录《北行回家》，从此永远成为了英里斯迷。获得罗兹奖学金后，我写信给威利，问是否可以趁我在纽约之机，前去拜访他。春季的一天，他在公园大逼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这次拜访让我很高兴，于是我问在动身前是否还能再见到他。出于某些原因，也可能是南方的办事方式，时间由他来定。
10月4日，我和丹尼斯一起来到哈得孙河86号码头，我们将在那里登上美国号轮船前往英国。我知道这艘远洋巨轮驶向何方，但不知道我将去往哪里。
美国号是当时最快的海轮，但即使这样，整个航程仍然需要近一周的时间。罗兹学者一同乘船前往英国是一个老传统，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船上互相认识。船上优哉游哉的节奏和集体用餐的做法的确让我们有时间相互认识（在像一群警觉的良种猎狗那样本能地“嗅出对方”之后），结交一些其他的乘客，同时也摆脱一下美国温室般的政治环境。我们多数人都过于认真，对船上的快乐日子感到心中有愧；然而我们碰到的人对越南和国内政治不感兴趣，远不像我们。这让我们有点吃惊。
在我碰到的人里，最不一般的是的比·贝克。林登·约翰逊还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时，他已是国务卿，但一直受到约翰逊的政治庇护，声名狼藉。一年前，他被判犯有逃税罪和各种其他联邦罪，但在案件的上诉期内，他仍是自由的。贝克也显得无忧无虑，对政治极有兴趣，也喜欢和罗兹学者待在一起。但这种感觉并没有得到大家的回报。我们当中一些人并不知道他是谁；而多数人则视他为政治集团腐败与任人惟亲的象征。对于他显然已经做过的事，我并不赞同，但对他讲的各种故事和他的洞察力我却十分佩服。这些他也很想与人分享。我只要问上一两个问题，就足以让他滔滔不绝。
除了鲍比·贝克一行外，我多数时间都和其他罗兹学者与船上其他年轻人待在一起。我特别喜欢玛莎·萨克斯顿。她是一位极其聪明、可爱和有灵感的作家。多数时间她都和另一位罗兹学者待在一起，但最后我的机会终于来了。罗曼司结束后，我们成为了终生朋友。最近，她给了我一本她的新作《做好人：早期美国妇女的道德观》。
一天，一个人邀请我们几个到他的套房里喝鸡尾酒。以前我从没喝过烈酒，以后也不想沾。我恨烈酒把罗杰，克林顿折磨成那个样子，也害怕把我也变成那样。不过我觉得，这种一辈子的恐惧现在该克服掉了。因此当主人间我喝什么时，我便说要苏格兰威土忌加苏打水。我曾在乔治敦的几个私人酒会上当过酒吧侍应生，为别人调过这种酒，但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我喝了一口，并不怎么喜欢。第二天我要了波旁威士忌加水，味道稍好一点。到牛津上学后，我喝的多数是啤酒、葡萄酒和雪利酒，回家后则喝杜松子酒，夏天则喜欢喝啤酒。20多岁和30出头的时候，有几次我喝得过多。认识希拉里后，我们喜欢在特殊场合喝点香槟。幸运的是，烈酒从没把我怎么样。另外，到了70年代末，我对除伏特加以外的所有酒精饮料产生了过敏。总的采说，我很高兴自己在船上打破了对品尝烈酒的恐惧，同时也为自己并没嗜酒成瘾而松了口气。即使不酗酒，我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这次航行最精彩的部分还是其初衷，即与其他罗兹学者相处。我努力和他们所有人都相处那么一阵子，听他们讲故事，也向他们学习。许多人的成绩比我优异得多，有几位还是反战积极分子，无论在校内，还是在麦卡锡或肯尼迪的竞选活动中。我最喜欢的几位罗兹学者和我成了莫逆之交。另有几位杰出人士则在我任总统期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汤姆·威廉姆森，哈佛大学的黑人橄榄球员，在我第一个任期内担任劳工部顾问；里克，斯坦恩斯，斯坦福大学毕业生，曾带我参与麦戈文的全国竞选，后来我任命他为波士顿联邦法官；斯特罗布·塔尔博特，《耶鲁每日新闻》编辑，在为《时代》杂志做过出色的工作后，成为我的俄罗斯问题特别顾问和副国务卿；道格，埃克利，在法学院时和我同住一幢宿舍楼，后来我任命他为法律服务社团主席；艾伦，伯辛来自布鲁克林，也是哈佛大学一位橄榄球员，我任命他为圣迭哥的联邦检察官，现在则是那里的教育局长；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威利·弗莱切，我任命他为联邦第九上诉法院法官；鲍勃·赖克，那时已是我们这群人中有名的“火花塞”，在我第一任期内担任劳工部长；丹尼斯·布莱尔，海军学院毕业生，我当总统时已是五角大楼的海军将领，后担任我们的太平洋部队司令，不过他升到这个职位可没得到我的帮助。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们都将以不同的方式来感受牛津大学，同时也都很关心国内这一时期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和焦虑。我们喜欢牛津，却又不清楚来此究竟干什么。我们多数人更感兴趣的与其说是上论文辅导课或听讲座，还不如说是我们自己的新生活。我们的聊天、个人阅读、旅行似乎更为重要，尤其是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这儿的时光只是借来的。两年后，与以前任何一个罗兹学者班相比，这个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将会真正拿到学位。我们具有更多年轻人的忧患意识，因此在牛津，与多数前辈相比，我们也许通过自己的方式对自身有了更多的了解，对那些影响一生的事情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勒阿弗尔稍事停留后，我们继续航行，终于在五天后到达南安普敦。在罗兹中心主任埃德加·“比尔”·威廉姆斯爵士身上第一次捕捉到了牛津的影子。他来码头迎接我们，头戴常礼帽，身穿雨衣，手握雨伞，看上去更像个英国花花公子，而不像在二战中当过蒙哥马利元帅情报部长的人。
“比尔”，威廉姆斯把我们赶上一辆大巴，朝牛津驶去。当时天已全黑，还下着雨，我们没看到什么东西。到达牛津大学后，已是晚上11点，整个城市都已关门打烊，只有大学学院外面的主街上还停着一辆亮着灯的卡车，卖些热狗、劣质咖啡和垃圾食品等。我被分到大学学院。大巴把我们放下，我们步行通过大门进入一个建于17世纪的四方形主建筑。在那里见到了门房主任道格拉斯·米林，他控制着进出学院的人口。米林是一位脾气暴躁的老伙计，从海军退役后就在大学里找了这么个活儿。他非常精明，表面却刻意装得嘻嘻哈哈、满口粗话。他尤其喜欢拿美国人开涮。我听到他的第一个俏皮话是针对鲍勃·赖克的。赖克只有5英尺8英寸高，因此他说，人家告诉他要来四个美国佬，但实际送来的只有三个半。他总是不停地取笑我们，但实际上他很有智慧，也很会看人。
后来两年中，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和道格拉斯聊天。他动不动就说“见他妈的鬼”，还有许多其他的英国骂人话，但同时也教我大学如何运作，给我讲了大牌教授和工作人员的趣闻轶事，跟我讨论当前的事态，包括越战与二战有什么不同等。在后来的巧年里，只要回到英国，我都要顺道去拜访一下道格拉斯，了解一下真实情况。1978年底，在我第一次当选为州长后，便迫不及待地带上希拉里去英国度假。到达后，我们走进牛津大门，颇有点洋洋得意的样子。这时我看到了道格拉斯。什么都逃不过他的耳朵。“克林顿，”他说，“我听说你刚刚当选为某个地方的国王，管着三个人和一条狗。”我喜欢道格拉斯·米林。
我的房间在学院图书馆后面的海伦庭院内，一个雅致的小院子，根据前院长的太太命名。面对面两幢楼房，中间是一个天井般的空间。左边那幢旧一些的有两个门，分别通往一楼和二楼的两组学生宿舍。我的房间在二楼左手最里头，里面有一个小卧室和一间小书房，实际上只是一个大间。厕所在一楼，去那里常常得冒着寒冷走下楼梯。淋浴间在我这层楼-亡。有时有热水。右边那幢现代建筑住的是研究生，他们的公寓有上下两层。2001年10月，我帮助切尔西在公寓里打开行李，那套公寓的卧室对面正好是我33年前曾住过的房间。这是一个千金难买的时刻，阳光驱散了生活中所有的阴影。
在牛津大学第一个早晨，起床后我便碰到了牛津生活中许多奇人奇事中的一个，即我的“校工”阿齐。他负责打理海伦庭院。我习惯于自己铺床，自己照料自己，但慢慢地只好交给阿齐来做。在和我结下不解之缘前，这些事他已经做了近50年。他话虽不多却心地善良。我和其他小伙子真的很喜欢他，也很尊重他。每逢圣诞节或其他特殊场合，学生都会给自己的校工送上一份小小的礼物，而小小的礼物也是我们这些每年只有1700美元罗兹奖学金的学生惟一能拿得出来的。阿齐私下里表示，他真正想要的是几瓶吉尼斯浓酒，一种爱尔兰的黑啤酒。我在海伦庭院住的一年里送了他好多瓶这种啤酒，有时还和他一起小酌一番。阿齐是真的喜欢这玩意儿，由于他的缘故，我也开始喜欢上了这种啤酒的味道。
大学的生活被分别安排在其29个学院内，那时还以性别划分。女子学院要少得多。大学在学生生活中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各种学生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听的讲座，以及组织考试。考试只有在整个学习过程结束后才进行。能否取得学位，成绩有多优秀，完全取决于你在那一周考试中的表现。同时，掌握全部材料的主要办法就是去听每周的辅导课，一般说来，你得写出一篇短文来论述自己将要讨论的题目。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教堂、食堂和图书馆。多数学院的建筑都很有特点；有些还拥有美得惊人的花园，甚至公园湖泊，有的则建在毗邻东边老城的查韦尔河畔。在牛津大学往南不远，查韦尔河流人伊西斯河，然后汇人泰晤士这条塑造了伦敦大部分地区的宽阔大河。
头两周的大部分时间我用来在牛津城四处走走。这是一座古老美丽的城市。我走遍了城里的河流、公园、林阴小道、教堂、大棚市场，当然还有各个学院。
我所在的学院地盘并不大，其最古老的建筑也只能追溯到17世纪，但很合我的口味。14世纪时，该学院的董事伪造了文件来证明这是牛津最古老的学院，其历史可追溯到9世纪阿尔弗烈德大帝的统治时期。毫无疑问，那个人人都称为大学的学院是最早的三个学院之一，与默顿和巴里奥尔一起建于13世纪。1292年，管理条例中包含着一系列严格的规定，包括禁止唱歌谣，禁止说英语。在几个喧闹的夜晚，我真希望我的同代人仍然受到限制，只能低声哼几句拉丁语。
牛津大学最有名的学生是珀西·比希·雪莱。他于1810年被录取到化学专业，在大学待了约一年即被开除出校，原因并非因为他在宿舍里架了口小蒸馏锅，打算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酿酒，而是因为写了《无神论之必要》一文。1894年，大学恢复了雪莱的学籍，为这位不到30岁就溺毙于意大利海岸的已故诗人建造了一尊漂亮的大理石雕像。来到这所学院的参观者即使没有读过他的诗作，只要凝视一下他那庄严的死亡姿势就能看出，为什么他对当肘的年轻人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到了20世纪，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员里出现了三位著名的作家：斯蒂芬·斯彭德、C．S．刘易斯和V．S．奈保尔；此外还有伟大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两位英国首相，克莱门·阿特利和哈罗德，威尔逊；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他仍然保持着学院喝啤酒最快的记录；演员迈克尔，约克；以及干掉拉斯普廷的人费利克斯·尤苏波夫王子。
在开始了解牛津和英国的同时，我也没有忘记关注大洋彼岸选举的情况，一边焦急地等待着缺席选票。有了这张选票，我就可以投出我的第一张总统选票。尽管城市里暴力活动与学生示威游行不断，汉弗莱却有了进步。发表了在越南问题上脱离约翰逊总统的半独立宣言后，年轻人对他的抗议便少了下来，对他的支持则多了起来。麦卡锡终于以一种典型的半心半意方式表示了对汉弗莱的支持，同时宣布，1970年他不会再竞选参议员连任，也不会参加1972年的总统竞选。这时，华莱土宣布提名前空军参谋长科蒂斯·勒美担任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勒美曾在五年前的导弹危机中力谏肯尼迪总统轰炸古巴。在第一次当上候选人后又声称核武器“只是武器库中的另一件武器而已”，以及“很多情况下使用核武器都是最为有效的”。勒美的言论使得华莱士只有招架之功，从此再没翻过身。
与此同时，尼克松却守住阵脚，朝着胜利步步逼进，同时一再拒绝和汉弗莱展开辩论。他的惟一烦恼是公众普遍将斯皮罗·阿格纽同汉弗莱的竞选伙伴马斯基参议员放在一起进行不利的比较。此外他还担心，约翰逊会停止轰炸而在巴黎和谈上取得堪称“10月惊奇”的突破。现在我们知道，尼克松在竞选中通过基辛格获得了有关谈判的内幕消息。作为埃夫里尔·哈里曼的助手，基辛格介入巴黎谈判很深，足以了解谈判的情况。我们现在还知道，尼克松的竞选经理约翰·米切尔曾通过尼克松的朋友陈香梅女士，游说南越总统阮文绍不要屈服于林登·约翰逊的压力，与南越政府的对手民族解放阵线一起参加巴黎和谈。对于尼克松竞选团队的行为，约翰逊是清楚的，因为司法部曾授权对陈香梅和南越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窃听。终于，在10月的最后一天，约翰逊总统宣布停止轰炸，宣布河内已同意南越参与谈判，同时也宣布美国同意让民族解放阵线发挥作用。
到了11月，汉弗莱和他的支持者满怀着希望。他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迅速上升，他也显然认为，和平计划会把他推到顶峰。11月2日是大选前的周六，阮文绍总统宣布，因为民族解放阵线的人参加了和谈，他就不去巴黎了。他说自己将不得不和共产党人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而且只和北越打交道。尼克松阵营立即放出口风，说林登·约翰逊和平计划这一枪放得过早，他想帮汉弗莱一把，只可惜他那些外交野鸭还没排好队。
约翰逊气坏了，立即向汉弗莱透露了陈香梅为了尼克松而破坏和平计划的情报。这时已没有必要因害怕动摇阮文绍总统的地位而向公众保守这个秘密。但令人吃惊的是，汉弗莱居然拒绝利用这一情报，因为民意调查显示他和尼克松的竞争几乎是旗鼓相当。因此他认为，即使没有这个情报，他也照样可能胜出。此外他显然也担心，这么做会起反作用，因为事实并不能证明尼克松本人知道其他人，包括约翰·米切尔，打着他的旗号在做什么。不过，仍然有很明显的暗示，即尼克松参与了这种几乎是叛国的行径。约翰逊对汉弗莱大发雷霆。我相信，如果林登·约翰逊本人正在竞选的话，他准会爆出这个猛料，而且如果他们换个位置，尼克松也准会立即祭出这一法宝。
汉弗莱为自己的顾忌或曰谨慎付出了代价。他以50万张选票之差输掉了选举，得票为43．4％比42．7％。华莱士的得票率仅为13．5％。尼克松获得301张选举人票，超出多数票31张，在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也以接近的票数获胜。尼克松逃脱了对基辛格一米切尔一陈香梅赌博的制裁，但正如朱尔斯，威特卡弗在他1968年出版的《梦断之年》中分析的那样，这种逃脱的代价也许比实际显示的要高，因为这种逃脱的成功也许会让尼克松的人认为他们可以逃脱任何惩罚，包括在“水门事件”中浮出水面的那些伎俩。
11月1日，我开始在两本皮面笔记本中的一本里记下自己的感想。这是我离开美国时丹尼斯·海兰送给我的。当阿齐把我叫醒，告诉我停止轰炸的好消息后，我就写道：“真想今天就见到富布赖特参议员——又一个例子证明了他的不懈努力和艰苦斗争是正确的。”第二天，我开始盘算，如果停火就有可能裁减军队，这样我就不用被征召入伍了，或至少“可以让我许多已经当兵的朋友远离越南。也许现在陷于丛林中的一些朋友可以逃脱英年早逝的悲剧”。我压根不知道，此时我们一半的死亡都还没发生。在写完头两部分时，我“赞颂了同一种美德：希望，我存在的本质，即使在今天这样的夜晚，在我完全失去了分析与表达的能力时，它仍与我同在”。的确，我年轻，喜欢夸张，但我已经深信有“一个叫做希望的地方”，这句话将在我1992年的民主党大会演讲中首次使用，这句话一直激励我去走完自己的一生。11月3日，我和大学学院的研究生院院长乔治·考克韦尔共进午餐，暂时把选举的事忘在了脑后。考克韦尔曾是来自新西兰的罗兹学者，他身材魁梧，气势威严，同他过去当英式橄榄球明星的样子一丁点儿都没变。第一次见面时，考克韦尔教授为我打算改变自己学习方向的事狠狠魁了我一顿。到达牛津后不久，我转出了政治学、哲学与经济学（简称政哲经）的本科生计划，而转入政治学文学学士课程。该课程要求写一篇五万单词的学位论文。在乔治敦的第一年里我学完了几乎所有政哲经的课程，而且由于要应征人伍，我并没有准备在牛津上第二年。考克韦尔认为我放弃参加每周一次的论文辅导课是犯了个可怕的错误，因为在这门课上将要念自己所写的论文，然后听别人评论，进行答辩等。主要是因为考克韦尔的看法，我重新调整了学习计划，转回到政治学哲学学土课程，这一课程的确包括了辅导课、论文、考试和一篇短一些的论文。
11月5日的选举日还是英国的盖伊·福克斯日，这是纪念福克斯1605年企图烧毁议会的日子。我的日记上这样写着：“在英国，人人都在庆祝这个时刻；一些人庆祝是因为福克斯未获成功，一些人庆祝是因为他企图这么做了。”那天夜里，我们美国人则聚集在罗兹中心观看选举，亲汉弗莱派的人在给他鼓劲儿。我们上床时不知情况怎样，但我们知道富布赖特轻而易举地赢得了选举，这让我松了口气，因为初选时他仅仅以52％的选票压倒了吉姆·约翰逊和另两位不知名的竞争对手。当宣布富布赖特获胜时，罗兹中心响起了巨大的欢呼声。
11月6日，我们得知尼克松赢得了大选，对此我这样写道：“雷蒙德伯伯和他的老友们为华莱士打下了阿肯色州，这是我们自1836年建州以来第一次偏离了（民主党的）全国纲领……我一定要给雷蒙德伯伯寄上10美元，因为去年11月我曾跟他打赌，阿肯色州是南方各州中最为‘开明’的一个，绝不会去支持华莱士。事实恰恰证明了这些伪知识分子错得多离谱！”（“伪知识分子”是华莱士特别喜欢给和他意见不一但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扣的帽子。）我在日记中记道，和南越政府不一样，我感到无比失望，“经过了这么多风风雨雨，经过了汉弗莱令人瞩目的死而复生，还是得到了这么个结局：尼克松入主白宫。这在去年1月我便已有所感觉。”
我的缺席选票始终没有寄到，让我失去了第一次投票选举总统的机会，也让我感觉自己在受伤之后又受到了侮辱。县里的职员用平信而不是航空佰寄出选票。平信便宜但却花了三周时间，这时选举早巳结束。
第二天，我回到了正常的生活。我给母亲打了电话。她那时已决定嫁给杰夫·德怀尔，言语之中洋溢着无比的幸福，我听了也感觉良好。我把10美元的支票寄给了雷蒙德伯伯，并建议美国推出一个类似盖伊·福克斯日的乔治·华莱士日。人人都可以庆祝这一天，一些人庆祝他参加了总统霓远，只他人则可以庆祝他竞选得这么差劲。
这个月剩下的时间里事情太多，政治、越南等事情被暂时搁在J胭历。星期五，我和里克·斯坦恩斯先搭顺风车后乘坐大巴到威尔士跑了个往返。一路上，里克给我念迪伦·托马斯的诗。我这是第一次听到《不要轻柔地进人那个美好的夜晚》这首诗。我很喜欢这首诗，即使现在也还喜欢，尤其足勇敢的灵魂“愤感光明的消逝”。
我还和汤姆·威廉姆森一起出游过几次。一次，我们决定颠倒一下唯唯诺诺的黑人和南方种族主义领主的坏典型。当善良的英国司机停下来让我们上车时，汤姆说：“小子，上后座去。”“唉，好嘞。”我答道。英国司机以为我们有病。
大选后的两周，我为大学学院的英式橄榄球队第一次达阵得分，名曰“小试”。对于以前的乐队小子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壮举。尽管对英式橄榄球的奥秘我始终没有真正弄明白过，但却很喜欢。我比多数的英国男孩都长得高大，一般都能做出点可以接受的贡献，比如跑步接球，拦阻对方球员，或是在“密集争球”的第二排使劲儿地拱。这是一个很怪的阵势，双方球员都要相互推挤，以控制放在他们中间地上的球。一次，我们去剑桥打比赛。与牛津相比，剑桥比较宁静，牛津则更大、更产业化。双方球队都打得很激烈，很粗野。我的头部挨了一拳，也许已造成了轻微脑震荡。我对教练说自己头晕，他却提醒我，我们没有替补，如果我退出，那我们队就会少一名球员：“快回场地，阻挡他们。”我们还是输了，但我很高兴自己没有中场退出。只要不退出，总会有赢的机会。
11月下旬，我写了第一篇论文交给导师兹比格涅夫·佩乌琴斯基博士，一位波兰流亡者。论文阐述了苏联专制统治中恐怖的作用（“一把无菌的刀子切进集体主义体内，摘除了多样化与独立的健壮肌体”）。我还第一次参加了辅导课，第一次参加了学术研讨班。除了这些不值一提的活动外，我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四处观光上。我去了两次艾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那里是莎土比亚的故乡——并在那里观看了莎剧的演出；去了两次伦敦，造访了安·马库森在乔治敦时的同住一幢房子的舍友德鲁·巴克曼和爱伦·麦克皮克。他们都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去了伯明翰打篮球，打得很赖；去了德比，向那里的高中生演讲并回答他们提出的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害五周年之际的美国问题。
进入12月后，我制定了计划，准备在母亲婚礼那天突然出现在家中，给她一个大大的意外。母亲的婚礼给我和她的未来带来了不祥征兆。母亲的许多朋友都对她要嫁给杰夫·德怀尔表示坚决反对，因为他曾人过狱，因为他们仍然认为他靠不住。更糟的是，他竟未能与自己长期不合的妻子彻底离与此同时，我的朋友，女王学院（从大学学院穿过主街即到）的罗兹学者弗兰克·阿勒，收到了来自他家乡华盛顿州斯波坎市兵役登记委员会的入伍通知。他告诉我他准备回家去做他父母与女朋友的工作，让他们同意自己准备拒服兵役并且无限期地滞留英国以逃避人狱惩罚的决定。弗兰克专门研究中国，对越南问题看得很透，认为我们的政策不仅是错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他也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中产阶级好青年。对于自己深陷困厄，阿勒也很苦恼。我和住在不远处麦格达伦学院的斯特罗布·塔尔博特都努力安慰他，给他打气。弗兰克心地善良，他知道我们都和他一样反战，因此也反过来安慰我们。他和我一起时特有口才。他说我和他不一样，我有愿望，也有能力在政治领域大干一番，因此抵制服兵役而断送我的大好前程是个错误。他的大度更是让我感到有愧，如同我那一页页充满忧虑的日记所显示的。他给我的宽慰超出了我能给予自己的。
12月19日，在这个飘着鹅毛大雪的日子里，我降落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和安·马库森团聚。她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读博士，这时也回家探亲。对于自己的未来和我俩的未来，她说不清楚。我也一样。我爱她，但在人生的这一时刻，我也说不清自己的未来会如何，因此很难和谁定下终身。
12月23日，我飞回家，让众人大吃一惊。母亲哭了又哭。她、杰夫和罗杰似乎都对将要举行的婚礼感觉很幸福，幸福得连我新留的长头发都没让他们难过起来。尽管母亲的两位朋友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说服我力劝母亲不要和杰夫结婚，但圣诞节还是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度过。我给老爸的坟头送去了四枝黄玫瑰，并祈祷他的家人会支持母亲和罗杰重新开始生活。我喜欢杰夫·德怀尔。他很聪明，很勤奋，对罗杰很好，而且显然很爱母亲。我赞成他们结婚。我在日记中记道：“有些人心存疑虑却衷心为他们祝福，有些人则真是恶毒地希望他们倒霉，但无论何人，即使在杰夫和母亲的婚事上他们的意见是对的，他们的结合也不会士匕他们之前的婚姻——包括她的和他的——糟糕到哪里。”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暂时忘却了1968年的所有动荡。这是国家动乱和民主党分裂的一年；这是保守平民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政治力量取代进步平民主义的一年；这是法律、秩序、力量归属共和党，混乱、软弱、脱离群众和自我放纵的精英同民主党相联系的一年；这是通向尼克松，后来是里根，再后来是金里奇、乔治，W．布什等人的一年。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内，中产阶级的强烈反应将左右和扭曲美国的政治。新保守主义将会因“水门事件”而受到震撼，但不会被震毁。当右翼理论家们推动经济不平等、环境破坏和社会分裂时，其公众支持度会被削弱，但不会被消除。因其行为过火而面临险境时，保守运动会许诺“更善良、更温柔”或“更富同情心”，与此同时却一如既往地以价值淡薄、性格怯懦、意志脆弱等罪名痛斥民主党。所有这些足以在足够多的白人中产阶级选民中激起可以痛苦地预见到的巴甫洛夫式反应，最终左右时局。当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有时保守分子对民主党的批评也还是言之有理，也总有一些温和的共和党人和善良的保守主义者与民主党人共同创造某些积极的变化。
然而，1968年挥之不去的噩梦已形成了这么一个角斗场，我，还有所有其他进步的政治家们，都不得不在我们的整个生涯中在此拼搏。假如小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还活在世上，那么情况也许会不一样。假如汉弗莱利用了关于尼克松卷入巴黎和谈的情报，那么情况也许会不一样。当然也许不会。但不管怎样，只要相信在60年代善始终胜过恶，那么我们就会在自己年轻时代的英雄和梦想的激励下，抗争不息。
目录页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
版权声明：本电子书所有权益都归原书作者所有，电子书纯属网络交流学习使用，谢绝它用，否则一切法律后果自负。上一页 下一页
目录页《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上一页 下一页
15
19田年新年的早晨——新年伊始，我记了条令人高兴的日记。弗兰克·霍尔特刚刚获得最高法院的连任，距他输掉州长竞选仅两年。我驱车回到小石城，参加法官的宣誓就职仪式。不出所料，他拼命劝我们不要把元旦这一天花在这个小小的仪式上，但我们仍有50多名铁杆分子如期而至。我在日记中写道：“我跟他说，并不是因为他获胜了我才来的！”很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新任”法官，他将搬人吉姆·约翰逊法官的老办公室。
1月2日，我和乔·纽曼开车送母亲去霍普镇，向她家里的亲戚通报她将在第二天嫁给杰夫的消息。回到家后，我和乔便揭下了邮箱上的“罗杰·克林顿”标牌。乔很会说反话，这时他笑了，说：“这么容易就揭下来了，真有点让人伤心。”尽管有不祥的征兆，但我还是认为这场婚姻会有好结果。我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杰夫只不过是个骗取信任、骗取钱财的骗子，就像有些人至今认为的那样，那就给我涂上受骗者的色彩好了。”
第二天晚上的仪式十分简短。我们的朋友约翰·迈尔斯牧师领着他们念完婚誓。罗杰点燃了蜡烛。我是伴郎。接下来我们举行了晚会，我和卡罗琳·耶尔德尔为参加婚礼的宾客吹奏弹唱。有些牧师也许会拒绝为新人证婚，因为杰夫离过婚，而且还是刚离的婚。但约翰·迈尔斯不是这样。他是位好战、坚忍、开明的卫理公会教徒。他坚信，耶稣被圣父派下来就是要再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机会。
我朋友莎朗，埃文斯认识洛克菲勒州长，由于他的原因，1月4日，我应邀到州长在帕蒂吉恩山的牧场和他共进午餐。我发现洛克菲勒十分友善，也很有口才。我们一起谈论了牛津大学以及他儿子温斯罗普·保罗想去那里上学的事。童年时代，温，保罗曾在欧洲度过很长一段时间。现在他将于秋季到潘布罗克学院上学，届时州长希望我和他保持联系。午饭后，我和温·保罗好好地聊了聊，此后，便驱车往西南去和汤姆·坎贝尔会合。汤姆当时在密西西比接受海军陆战队的飞行训练，已经从那里驱车来到阿肯色。我们三人驾车来到州长官邸。温·保罗邀请我们去那里看看。官邸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离开时，我觉得自己刚刚看到的是阿肯色州的一段重要历史，而不是10年后将成为我生活12年的地方。
1月11日，我和汤姆·威廉姆森、弗兰克·阿勒搭乘同一架班机飞回英国。一路上，汤姆向我讲解在美国当黑人是什么滋味，弗兰克则给我们讲他那个假日过得怎么难受，他那位保守的父亲非要让他去理发，而不是让他去征兵处报到，否则圣诞节就不要回家。回到大学学院后，我在自己那一堆信件中看到了老朋友海军陆战队二等兵伯特·杰弗里斯的一封来信，他曾和我一起接受洗礼。信写得很棒，下面我摘录了他写的几个令人震惊和悲伤的段落：……比尔，我已经目睹了许多，也经历了许多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不愿目睹或经历的事情。在这里，他们的游戏就是活下来，无论足赢还是输。看到曾与你共同生活、亲密无间的伙伴死在你面前，而你明白他死得毫无意义，这的确让人不怎么舒服。而且你明白你本人也很容易死去。
我在一位中校手下当兵，给他当警卫员……11月21日那天，我们来到一个叫做温切斯特的地方。直升机把我们~t．-F来。我、中校还有另外两人开始在四周察看……两个北越士兵躲在掩体内向我们开火……甲校中了弹，另两位也中了弹。比尔，那天我祈祷过。幸运的是没等他们把我干掉，我先干掉了他俩。那天我第一次杀了人。比尔，一想到自己夺走了另一个人的生命，我感觉糟透了。我感到恶心。这时你意识到，你也很容易被干掉。
第二天是1月13日。我前往伦敦接受入伍体检。根据我想像丰富的日记记载，医生宣布我是“西方世界最健康的一个品种，适合陈列在医学院、展览会、动物园、嘉年华和新兵训练营里供人参观”。15日那天，我看到了爱德华·阿尔比的《脆弱的平衡》，这是我“许多天来第二个超现实的体验”。阿尔比的人物迫使观众“思考，是否在快要终结时的某一天，他们醒来后并没有发现自己感到空虚和害怕”。我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尼克松总统于1月20日举行了就职典礼。他的演讲表达了和解的愿望，但“他关于美好古老的中产阶级宗教和美德的说教让我感到发冷。据称他们会解决我们与亚洲人之间的问题，但这些亚洲人并非出自犹太一基督教传统；据称他们会解决我们和共产党人之间的问题，但共产党人并不相信上帝；据称他们会解决我们和黑人之间的问题，但黑人太经常地被敬畏上帝的白人所欺骗，以至于他们之间再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可言；据称他们会解决我们和孩子之间的问题，但这种花言巧语的虚伪布道在孩子们看来已经被重复烂了，他们宁愿相信傻子也不愿相信父辈们大言不惭的自欺欺人”。讽刺的是，我也信仰基督教和中产阶级的美德。我认为，要践行我们真正的宗教与政治原则需要我们比尼克松看得更深，走得更远。
我决定，无论还剩多少时间，我都要回到自己在英国的生活中去。我首次参加了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的辩论，我坚定地认为：人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这是“一个具有丰产潜力的题目，却未被很好地开垦”。我去了北边的曼彻斯特，英国乡村的美景让我惊叹不已，“古老的石墙勾勒出乡村的线条，石墙既没用砂浆，也没用泥浆或水泥”。那里举行了一个研讨会，题目是“多元化作为民主理论的概念”，我觉得很没意思，只是再次试图“用更复杂（当然也因此更有意义）的术语来解释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一堆废话，因为从根本上说，我算不上是个知识分子，不会概念化地看待现实，也认为自己实在不够机灵，跟不上这个快节奏的人群”。
1月27日，丑陋的现实再次来临。在弗兰克·阿勒正式登记应征，“踏上了惟一开放的道路”后，我们为他搞了个简短的聚会。尽管有伏特加，有祝酒辞，有插科打诨，聚会还是很失败。即使我们中间最会搞笑的鲍勃·赖克也未能让大家活跃起来。“在这个说兑现就兑现的日子里”，大家根本就没有办法解除弗兰克心头的负担。斯特罗布·塔尔博特以前打橄榄球时曾受过伤，因此他的应征状态被定为1一Y类，没想到第二天，他在大学学院球场被约·翰．，伊沙克森的网球砸碎了眼镜，于是就真的不适合服兵役了。医生花了两个钟头从他角膜中取出碎玻璃。他养好了伤，在后来的35年里看到了我们好多人错过的东西。
有很长一段时间，2月对我来说都是艰难的一个月，整天都在与郁闷抗争，等待春天的到来。我在牛津的第一个2月真正是一场煎熬。我通过读书来与2月抗争。在牛津我读了很多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只是课程需要看什么就看什么。我看了几百本书。那个月，我读了约翰·斯坦贝克的《月落》，部分是因为他刚去世，我想读以前我没看过的东西来纪念他。我重读了威利·莫里斯的《j匕行回家》，因为这本书能帮助我明白自己的根，也能帮助我更好地认识自己“较好的一面”。我读了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冰上的灵魂}，以思考灵魂的意义。“灵魂这个词我常用，用得我都像黑人了，但当然，有时我不幸地想，我不是……灵魂：我知道它是什么——那是我感受事物的地方；那是推动我的力量；那是让我成长为一个男人的因素。一旦灵魂失去作用，我知道，如果不及时挽救，我很快就会死去。”我那时很担心自己正在失去灵魂。
在征兵问题上的思想斗争重新唤起了我一直心存的怀疑，我怀疑自己是否是一个或是否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显然，有许多在艰苦环境中长大的人潜意识中总会责怪自己，总觉得自己不配拥有一个好些的命运。我觉得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过着两种平行的生活，一种是顺应自然的外部生活，一种则是隐密的内心生活。小时候，我的外部生活充满了朋友和欢乐、学习和行动。我的内心生活则充满了怀疑、愤怒和对始终存在的暴力的恐惧。没有人能够完全成功地面对这两种平行的生活。它们一定会相互交叉。随着老爸的暴力威胁的消退与最后消失，我在乔治敦才能过上一种比较协调的生活。然而此刻征兵的困扰又猛烈地带回了我的内心生活。在我新的、激动人心的外部生活昀表象下，自我怀疑与将临的毁灭开始重新抬头。
我将继续努力让平行的生活合而为一，让思想、肉体和精神在我的生活中融为一体，同时也要尽力过好我的外部生活，克服危难，消除内心生活的痛苦。这也许说明了为什么对于士兵和其他为了崇高事业而不顾个人安危的人们的个人勇气，我抱有极大的崇敬，而对于暴力和权力的滥用则深恶痛绝；说明了为什么对于公共服务我抱有激情，对别人的问题则抱有深深的同情；说明了为什么我会在人类友谊中找到安慰，为什么我一直那么不愿意让任何人进入我内心生活的最隐秘处。那里是一片黑暗。
以前我也有和自己过不去的时候，但从不像这次，时间也没有这么长。如我所言，我第一次有了足够的自我意识，认识到，在来牛津五年多之前，还在初中时，在我阳光的性情和乐观的外表下已经涌动着上述的种种情思。
当时我为沃奈克夫人的高级英语班写了一篇自传性文章，谈到“冲击我头脑”的“恶心”。
1969年2月这种情感风暴变得更加猛烈。我试图通过读书、旅行、花大量时间和有意思的人待在一起等来抵御风暴。我会在伦敦的波尔顿花园9号和他们中的许多人会面。这是一个宽敞的公寓，在后来许多个周末这儿都是我在牛津大学以外的家。常年住在这个公寓的是戴维·爱德华兹。一天夜里，他同安·马库森在乔治敦的舍友德鲁·巴克曼一起出现在海伦庭院。他身穿佐特套服，这是一种长外套，上面有很多扣子和袋子，配一条喇叭裤。此前，我只是在老电影里见过佐特套服。戴维在波尔顿花园的地方成了美国青年、英国人和其他一些在伦敦来来往往的人的公共场所。大家频频在那里吃饭聚会，通常都是戴维掏腰包，虽不合适，但他的确比我们所有人都有钱，而且大方得有些过头。
我也在牛津独自待过了许多时间。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看书，在读到卡尔·桑德堡的《人民，是的》时尤为感动：告诉他要常常独处并理解自己尤其是告诉自己不要自欺欺人。告诉他假如强壮，独处会有创造最终的决定是在静静的屋里做出。他会非常孤独但有时间工作他知道这是他的。
桑德堡让我相信疑惑与担忧也会产生益处。直到十岁我都是家里惟一的孩子，父母都在外工作，因此许多时间我总是一个人。投身国家政治后，在不认识我的人中间流传着许多神话，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说我不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也许是因为我太喜欢与人交往的缘故，无论是黑压压的人群还是小小的晚宴，或是和朋友打打牌。作为总统，我得尽力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以便每天能有几个小时独自思考、盘算、筹划或是什么事都不做。我常常少睡几个钟头，就是为了有时间独处。在牛津时，我常常独处一隅，，利用这个时间来理清头绪，弄明白桑德堡认为一种好的生活所需要的是什么。3月，春天将临，我的精神也随着天气高涨。在五周的假期中，我第一次旅行来到了欧洲大陆。先是乘火车到多佛尔，去看那里的白色悬崖，然后乘船到比利时，再从那里转车到德国科隆。走出车站，我便被笼罩在山上那座宏伟的中世纪天主教堂的影子里。我明白了为什么二战期间，盟军飞行员在轰炸莱茵河附近的铁路大桥时为了避免炸毁教堂而不顾个人安危，超低空飞行。在那个教堂内，我感觉自己与上帝靠得更近，以后每次重访这座教堂时也都会有同样的感觉。第二天早晨，我和里克·斯坦恩斯、安·马库森和我的德国朋友鲁迪·勒韦会合，一起游览巴伐利亚。勒韦是1967年我在华盛顿市召开的大西洋共同体代表大会上认识的。在鲁迪的家乡千年古城班贝格市，他带我去看不远处的东德边境。在巴伐利亚森林边上的铁丝网后矗立着一个高高的哨所，里边站着一名东德士兵。
在我旅行期间，艾森豪威尔总统去世了。他是“美国梦剩下的最后一个残篇”。我和安·马库森的关系也结束了，这是那个时代使然，也是我迟迟不能投入的结果。过了很久我们才终于恢复了友谊。
回到牛津后，乔治·凯南开口说话了。对于我们的越南政策，凯南持严肃的保留态度。我和我的朋友都很渴望听听他要说些什么。不幸的是，他撇开了外交政策，而且向学生示威者和整个反战的“反文化”运动发起了猛烈抨击。我的几个好朋友，尤其是汤姆·威廉姆森，和他辩论了一阵，然后便不了了之。艾伦·伯辛发表了一个好笑的评论，简要地总结了我们的一致反应：“书胜于电影”。
几天后，我和里克·斯坦恩斯共进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进行了一场难忘的辩论，这也许是我们这伙人里政治上最成熟、最机智的一次辩论。我的日记里记载，里克“猛批我反对征兵”的见解，并说一旦停止征兵，穷人在服兵役方面就一定会承受更为沉重的负担。相反，“斯坦恩斯提出全国服务的概念，交替运用若干种方法来满足军队的需要，但要通过缩短服役期限、提高军人工资来使军队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上。他认为不仅仅穷人，所有人都应为社会提供服务。”辩论的结果是，我们播下了一颗种子，20年多后在我第一次竞选总统时，这颗种子终于在我为年轻人提出的全国社区服务计划中开花结果。
1969年春，惟一的全国服务项目是服兵役，其规模是由一个冷酷无情的字眼“死亡人数统计”来衡量的。到4月中旬，人数已统计到了我小时候的朋友伯特·杰弗里斯。他的妻子忍受着丧夫的巨大痛苦提前一个月为他生下了孩子。和我一样，这个孩子也将伴随着来自别人的对父亲的记忆而成长。伯特去世时，和来自温泉城的两个最要好的朋友艾拉·斯通和杜克·沃茨同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他们家得挑选一个人把伯特的尸体运回家乡。这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根据军队的规定，‘被挑选出来的那位可以不用再回那里。他们挑选了已经受过三次伤的艾拉，部分是因为多次死里逃生的杜克还有二个月就服役期满了。在为朋友哭泣的同时我也再次问自己，我决定来牛津读书的动机是否更多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了反战。我在日记中记道：“在拖延中生活的特权……是根本说不过去的，但也许不幸的是，只是很难接受而已。”
回家后，抗议战争的浪潮并未平息。1969年，488个大学奋起罢课，，苎不得不关门停课。4月22日，我在《卫报》看到一个让我吃惊提消息，小石城的艾德·惠特菲尔德率领一支黑人武装占领了纽约州伊萨卡市康奈尔大学校园内的一幢大楼。就在前一个夏天，我们在一起帮助富布赖特获得连任时，艾德还受到小石志好战黑人青年的指责。一周后，4月30日，战争冲着我来了。这其中还有一个奇特的曲折，暗喻了那个怪诞的时代。我收到了征兵通知书，命令我于4月21日前去报到入伍。显然，该通知是4月1日寄出的，但和我几个月前的缺席选票一；样，是通过平信发出的。我给家里打了电话，让他们一定要向征兵委员会说清楚，我已经超过期限九天了，但我并不是抵制征兵，要问问他们我该怎么做。他们告诉我寄平信是他们的错，另外，根据规定，我得先学完这个学期。因此他们建议我学期结束后再回家报到。
我决定尽可能地利用看来无疑是我在牛津的最后一段日子，细细品味英国长长的春天里的每一个时刻。我来到一个叫做斯托克坡吉斯的小村庄，欣赏那里美丽的教堂墓地。托马斯·格雷就安葬在这里，我还读了他的《墓畔挽歌》。此后，我又到伦敦去听音乐会，到海格特墓地去瞻仰卡尔·马克思的墓，墓上建有一个巨大的、雕得极其逼真的半身像。我还尽可能地和其他罗兹学者多待些时间，特别是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和里克·斯坦恩斯，我仍然在向他们学习。乔治餐馆是牛津大棚市场二楼一家古色古香的咖啡屋。在那里吃早饭时，我和保罗·帕里什讨论了他的良知拒服者身份申请，我支持他这么做，还为他给征兵委员会写了封信。
保罗的女友萨拉·梅特兰是一位机智优秀的苏格兰女人，后成为一名优秀作家。5月下旬，我和他们一起来到伦敦的皇家艾伯特音乐厅听伟大的福音歌手马哈莉娅·杰克逊的演唱。她简直棒极了，声音浑厚，传达着一种充满力量和天真单纯的信仰。音乐会结束时，她年轻的听众们围聚在舞台边，欢呼着恳求她再来一个。他们渴求信仰某种超越自我的东西。我也一样。28日那天，我在大学学院同朋友们搞子个告别聚会。这些朋友包括：曾一起打英式橄榄球、一起吃饭的同学们；道格拉斯和其他一些门房；我的校工阿齐；威廉姆斯主任和夫人；乔治·考克韦尔；我结识的各国学生，有美国的、印度的、加勒比海的和南非的。我只是想感谢他们在这一年中对我的帮助。朋友们分别送了我一些礼物：一根手杖、一顶英国毛线帽、一本简装的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这些东西我现在还保存着。
6月的前几天我在巴黎观光游览。我可不想回到家了却连巴黎都没去过。我在拉丁区租了间屋子，读完了乔治·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游览了所有景点，包括在巴黎圣母院后面那个小小的却令人惊讶的大屠杀纪念堂。这儿很容易错过，但值得一看。在斯得岛东端顺着楼梯往下，进入一个小小的空间，转过身来，这时你会发现自己正窥视着一个毒气室。
和我同行也兼我导游的是艾丽丝·张伯林，是我在伦敦通过其他朋友认识的。我们步行通过杜伊勒利宫，在池塘边停下脚步，看孩子们玩船模；我们吃了好玩又便宜的越南菜、阿尔及利亚菜、埃塞俄比亚菜和西印度群岛莱；我们爬了蒙马特山，参观了叫做“圣心”的教堂——在那里我又崇敬又幽默地点燃一枝蜡烛，以悼念我前几天刚去世的朋友维克多·本涅特博士，尽管他是个天才，却不合情理地反对天主教。我努力为他所有的基本观点打圆场。在他为我、母亲和老爸付出这么多后，我这也算是聊表寸心吧。
回到牛津后，一天几乎24小时都是亮的。一天凌晨一两点钟，我的英国朋友带我来到大学学院一幢大楼的楼顶，去观赏太阳升起在美丽的牛津天际那一刻。我们兴奋得昏了头，破门进入学院厨房，偷了些面包、香肠、西红柿和奶酪，然后回到我的屋子吃早饭。
6月24日，我去和比尔·威廉姆斯道别。他祝我一切顺利，并说他期待我成为一名“讨厌的、热情的、夸夸其谈的老校友”。那天晚上，我和汤姆·威廉姆森和他的朋友们在一家酒馆内吃了我在牛津的最后一顿晚餐。25日，我告别了牛津——永远地，我这么认为。我来到伦敦与弗兰克、玛丽和莱达·霍尔特会合。在旁听了议会的晚场会议，在法官和霍尔特太太回家后，我带莱达去见了我的朋友，并和他们共进了在伦敦的最后一顿晚餐，然后到戴·维·爱德华兹家睡了几个钟头，我早早地起了床赶往机场。六位朋友也一同前往机场为我送行。我们不知何时还能再见，是否还能再见。我拥抱了他们，然后朝飞机奔去。
目录页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
版权声明：本电子书所有权益都归原书作者所有，电子书纯属网络交流学习使用，谢绝它用，否则一切法律后果自负。上一页 下一页
目录页《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上一页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