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前的那个周二，全班集会听我们的竞选演说。我的提名人是的鲍勃·比林斯利，一位结交广泛的纽约人，他叔叔谢尔曼以前是斯多克夜总会老板，他给我讲过许多20年代就去那儿的明星们的好听故事。鲍勃说我有当领导的记录，而且是个“能够办成事儿，并且办得不错的人”。接着轮到我讲话。我没有引起争论，只是保证无论自己当选与否，都要“在任何时候都全力以赴，服务到底”，并且要给选举“一种精神，使我们班更有力量，使我们班在竞选结束时更为自己感到骄傲”。这是一个很谦虚的举动，也应该如此，正如俗话说的那样，为人应多谦虚。
我两位对手中较强的那位对我们说，他参加竞选是因为不想让我们班跌入“地狱的无底深渊”，试图以此来为某个本来无足轻重的时刻注入一些分量。对于那个地方，我知道得不多——听起来很像是个同共产党人合作的地方。这番无底深渊的言论说过了头，给了我第一个好运。我们玩命似的干，矗后我终于当选。选票清点完后，我的朋友们收集了好多5美分、10美分和25美分的硬币，让我能够抓起最近的付费电话给家里打电话，告诉家人赢得选举的消息。我们聊得很开心。我听得出来，电话那一头没有什么麻烦，母亲也能听出我已开始不想家了。
尽管我喜欢做学生工作，喜欢去纽约走走，喜欢待在乔治敦，但学习仍是我新生期间的主要任务。我第一次得花力气学习。我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我所有六门课的老师都是有趣能干的人。我们都得学一门外语。我选了德语，因为我对德国感兴趣，还因为德语清晰、准确，令我印象深刻。德语教《授冯·伊赫林博士心地善良，当年纳粹开始焚烧书籍，包括他写的儿童书籍时，他藏在一个农舍阁楼上才躲过了他们的搜捕。地理教授阿瑟·科赞斯蓄着山羊胡子，有一种古怪的专业风度。上他的课让人觉得很乏味，直到有一天他对我说，从地理上说，阿肯色是地球上最有意思的地方，因为那里有钻石、石英晶体、铝土和其他矿藏及地层。
逻辑课老师是奥托·亨茨，一位尚未被委任为牧师的耶稣会教士。他头脑灵活，精力充沛，关心学生。一天，他问我愿不愿意和他共进晚餐，吃汉堡包。我受宠若惊，表示同意，然后驾车沿着威斯康星大街来到一家霍华德·约翰逊快餐店。简短轻松的谈话后，奥托变得严肃起来，问我是否愿意成为一名耶稣会教士。我笑了笑回答说：“那我不是要先当天主教徒吗？”我告诉他自己是一个浸礼会教友，并且半开玩笑地说，即使成为天主教徒，我觉得自己也守不住独身的誓约。他摇了摇头说：“我不相信。我看过你的论文和试卷。你写得就像个天主教徒。你思考问题也像个天主教徒。”我在阿肯色州竞选时总是给天主教听众讲这个故事，让他们放心，在他们能选出的人里，我是最接近天主教州长的。
另一位耶稣会教授约瑟夫·塞贝斯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杰出的一位。他长得干瘦，驼背，却是个天才的语言学家，主要兴趣在亚洲。共产党取得胜利前，他一直在中国工作，后来被关押过一段日子，多数时间是被关在地窖里，此种伤害损害了他的胃，废掉了一个肾，因此后来他身体一直不好。他开的课叫做比较文化，·实际上应被称为“世界宗教”：我们学习了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神道教、儒教、道教、印度教、耆那教、拜火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我喜欢塞贝斯，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关于全世界的人们如何界定上帝、真理及好生活的内容。他知道有多少学生来自外国，因此给予每一位学生参加期终口试的机会——用九种语言。第二学期，我得了个A，得到A的总共只有四个学生，这也是我最引以为豪的一个学习成绩。
我其他的老师都是些真正的人物。罗伯特·欧文教新生英语。他对新生的啰唆含糊给予了连珠炮似的尖刻评论。对此，他们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在作文空白处他会写出令人难堪的评语，称一个学生是“一台变化无常的小舱底水泵”，对另一个令人恼怒的表达方式的回应则是“你成了一棵白菜，对吗？”我的作文则挨了更多乏味的斥责：在两边的空白处或在作文末尾处，欧文博士写了“累”，表示累赘，还有“喷”、“真乏味，没劲儿”等评语。在我保留下来的一篇作文后面他终于写了“清楚、有思想”几个字，但紧接着又要求我“下次讲点交情”，作文写在“好一点的纸上”！一天，欧文博士大声朗读了一篇他以前学生写的关于马维尔的文章，以说明慎用语言的重要性。这位学生指出，马维尔即使在妻子去世后仍爱着她，然后不幸地加了一句，“当然，通常情况下，物理意义上的爱在死后便结束了。”欧文吼道：“通常情况下！通常情况下！我想对某些人来说，在温暖的一天里没有什么比冰冷的尸体强！”对一帮18岁的天主教学生和一个南方浸礼会教友来说，这有点儿滑稽。无论他现在在哪儿，我都害怕他会看到这本书，只能想像他正在空白处写那些尖刻的评语。
乔治敦大学最具传奇性的课是卡罗尔·奎格利教授的文明发展史，这是所有新生都必须上的课。每个班都有2印多学生。尽管有难度，但这门课极受欢迎，原因在于奎格利先生的才华、观点和夸张。他的夸张包括他对超自然现象的讲解，包括他声称亲眼目睹过一张桌子从地板上立了起来，一位妇女在降神会上飞了起来，包括他在课上谴责柏拉图让绝对理性凌驾于观察到的经验之上。每年这门课程结束时，他总要讲到这一点。讲课结束时，他总是会把简装本的柏拉图《理想国》一撕两半，然后扔到教室后面，一边喊道：“柏拉图是法西斯！”考试中尽是些让人精神错乱的问题，比如“写一篇简短但组织严密的巴尔干半岛从第四纪冰川期到荷马时代的历史”，以及“宇宙演进过程与抽象维度有何关系？”等等。
奎格利有两个深刻见解产生了尤其持久的影响。首先，他说，社会必须发展有组织的手段来达到其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和知识等方面的目标。在奎格利看来，问题是所有手段最终被“制度化了”——也就是说．成为了既得利益，更致力于保住它们的特权，而不是致力于满足它们被创造出来去满足的需要。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只有通过改革或绕过这些制度才能产生变化。如果失败，反动和衰退就会开始。他的第二个具有持久影响的深刻见解是关于西方文明之所以伟大，西方文明之所以具有不断改革与振兴的能量，其关键所在。他说我们的文明之所以成功，根源在于其独特的宗教和哲学信念：人从本质上说是善良的；真理是有的，但肉身凡胎的人类却得不到；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接近真理；通过信念与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生活得好一些，并在来世得到褒奖。按照奎格利的观点，这些思想赋予我们的文明乐观向上、求真务实的特性，使我们始终坚定信念，相信有可能发生积极的变化。他用“注重未来”四个字来总结我们的意识形态。他指的是一种信念，即：“未来可以比过去更好，每个个体都负有个人的和道德的义务来努力实现这一点。”在1992年的竞选以及在我的两届任期内，我都常常引用奎格利教授的话，希望以此鞭策我和我的美国同胞来——同践行他的教诲。
第一学年结束时，我和第一个长期女友已约会了几个月。丹尼斯·海兰是个身材高挑、满脸雀斑的爱尔兰裔女孩，眼睛温柔美丽，笑起来很有感染力。她来自新泽西州的北蒙特克莱，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老二，父亲是个医生，在遇见她母亲前正在学习，准备当牧师。我和丹尼斯在三年级末时分了手，却一直保持着友谊。
我很高兴马上要回家了，那里至少有我的老朋友和我喜欢的炎热夏天。我在约克敦湾营地找了份工作。这是一个海军协会的营地，专为来自得州和阿肯色州的穷人孩子开设。营地位于沃希塔湖边，那是温泉城的三个湖泊之一，也是美国最洁净的湖，可以一眼看到30英尺深的湖底。这个人工湖位于沃希塔国家森林公园内，因此周围的开发和排污是受到限制的。几个星期以来，我每天一早就起床，驱车来到约20英里外的营地。我在这里负责监管游泳、棒球和营地的其他活动。许多孩子希望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摆脱他们日常的生活。有个孩子有五个兄弟姊妹和一个单身母亲，来到营地时身无分文。他母亲正在搬家，他不知道自己回去后会住在哪里。另一个孩子怎么也学不会游泳，从水里拖出来时已不像个样子。他却说没事儿；在他短短的生命中，他已经咽下过自己的舌头，中过毒，在严重的撞车事故中幸存。三个月前他没了父亲。
夏天很快过去了。我和朋友一起度过丁许多欢乐时光，也收到此时在法国的丹尼斯写来的很多有意思的信。老爸最后又出丁一件可怕的事。一天，他早下了班，回到家，但醉醺醺的，火气很大。我当时在耶尔德尔家，但幸运的是，罗杰在家。老爸操起把剪刀，朝母亲扑过去，把她推进厨房外面的洗衣间。罗杰冲出前门，来到耶尔德尔家门前，一边尖叫：“布巴，救命！爸爸要杀大杜了！”（罗杰很小的时候只会说“爸爸”，还不会说“妈妈”，所以地就为她造了一个词“大杜”，以后还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跑回家，把老爸从母亲身上拉开，夺下他手里的剪刀。我把母亲和罗杰领到起居室，然后回到洗衣间，对老爸破口大骂。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的不是愤怒，而更多是恐惧。不久以前，他被诊断患有口腔癌和咽喉癌。医生建议做彻底的但会有损形象的切除手术，老爸拒绝了。因此医生只能尽力而为。这件事发生在他去世前两年的早期，我认为，他对自己活着的方式感到很羞耻，对死亡深感恐惧，正因为这样，他才最后一次爆发出来。这以后，他仍喝酒，但变得比较沉默服帖。
这件事对我弟弟造成的影响尤其恶劣。将近40年后，他告诉我，当时跑出去喊救命让他觉得有多耻辱，阻止不了父亲让他觉得有多无助，此后他的仇恨又是多么刻骨铭心。这时我意识到，噩梦刚过，我就重提家庭的既定方针，即装做什么事也没发生，回到“正常”生活，这有多么愚蠢。我应该早告诉罗杰，自己多么为他骄傲，正是他的警觉，爱与勇气救了母亲一命，他所做的比我已经做过的更为艰难，他不应继续仇恨，因为他父亲是个病人，仇恨父亲只能让疾病在他身上扩散。的确，不在家的时候，我常写信给他，常打电话给他，鼓励他努力学习，参加活动，告诉他我爱他。然而我忽略了创伤的深度及其不可避免会带来的问题。罗杰花了很长时间，经历了大量自己带给自己的伤痛，才最终寻找到了内心深处伤痕的源头。
尽管对于母亲和罗杰的安全我始终放心不下，但我相信老爸从此不再动粗的保证。另外，他也正在失去制造家庭暴力的能力，因此我做好了回到乔治敦大学上二年级的准备。6月，我获得了500美元的奖学金。另外，必须打领带、穿衬衣上课的规定也被取消。自己每周25美元的生活会变得较为宽裕，我期待着这种生活的开始。我还再次当选为班长，这次将实施一个真正的计划，重点是校园问题，包括跨教派的宗教意识和我们将从毕业班那里接手的社区服务计划：CUCAP，即乔治敦大学社区行动计划。根据该计划，学生志愿者将分头前往贫困街道帮助那里的孩子学习。我们还通过大学的附设项目辅导成人取得高中文凭，尽我们所能帮助那些在生活中挣扎的家庭。我参加了几次这样的活动，尽管并没有如我应该的那样常去。在华盛顿市中心贫民区的所见所闻，加上自己在阿肯色成长过程中的经历，让我相信，仅靠志愿者的慈善行动永远也不足以解决贫困、歧视、缺少机会等制约我们无数同胞公民的严重问题。这也使得我更加支持约翰逊总统提出的民权、选举权和反贫困等计划。
我的第二学年和第一学年一样，重点也是课堂学习，但这的确也是最后一次。自那时起，从乔治敦大学的最后两年，到在牛津留学，再到上法学院，我的正规学习越来越受到政治、个人经历和私下探索的冲击。此时，教室里有数不清的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首先是第二年的德语课，然后是玛丽·邦德那引人人胜的英国重要作家课，还有乌尔里希·阿勒斯的政治思想史等等。阿勒斯是个德国人，脾气不太好。一次，他在我关于古代雅典法律体系的论文上写了这么个评语：“乏味但得体。”那个时候，这种轻描淡写的赞扬让我感到糟透了。在当总统几年后，要是再有人给我这么’广评语，那我可真没法儿活了。
在第一学期乔·怀特的微观经济学课上我得了个C。第二学期怀特教授教宏观经济学，这次我得了A。我想这两个成绩是一种预兆，国为作为总统，我在国家经济方面干得卓有成效，但在个人经济状况上却相当糟糕，至少是在我离开白宫之前。
教我们欧洲历史课的是路易斯·阿吉拉尔。他从古巴流亡来到美国，在巴蒂斯塔被卡斯特罗推翻前，曾是在野的民主反对党领袖。一次，阿吉拉尔问我这一辈子打算干什么。我对他说想回家乡从政，但现在又开始对许多其他事情感兴趣。他若有所思地说：“挑选职业就像从十个女朋友里面挑选妻子。即竺你挑选了其中最美丽、最聪明、最善良的女人，失去那九个也还是让你心痛不已。”尽管他喜欢教学，也教得很好，但我感觉，对阿吉拉尔教授来说，古巴就是那九个女人揉成的一个。
我二年级最难忘的课是沃尔特·贾尔斯教授上的美国宪法与政府课。这门课上他主要分析最高法院的案例。贾尔斯红发、平头，打定主意要当独身主义者。他生活中只有学生，以及对宪法和社会正义的爱，对华盛顿红人队的拥戴，无论他们是输是赢。他邀请学生到他家吃饭，几个幸运者还得以跟他一起观看红人队的比赛。贾尔斯来自俄克拉何马州，是一位开明的民主党人，他这种人那时就不多见，现在更稀少，足以让他受到《濒临灭绝物种法》的保护。
我想他对我感兴趣，部分是因为我来自和他相邻的州，尽管他喜欢在这个问题上拿我逗乐。我上他的课时，已经和睡眠缺乏症结下了终身的不解乏缘，并且养成了一个习惯，在课堂上一定要眯上五分钟或十分钟，然后就好了。然而这个习惯有时让人很难堪。贾尔斯上课时，我坐在大教室的最前排，成为他辛辣机智的最好陪衬。一天我正在课堂上小睡，他大声指出，某个最高法院的裁决像水晶般地清楚，任何人都能理解，“当然，除非你是来，自阿肯色州的某个乡巴佬。”我一下子醒了，只听全班哄堂大笑，以后他上课我就再也不敢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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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结束后，我回到家，虽没打工，却对自己想做什么有了明确的想法。这是阿肯色州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连任六届后，奥瓦尔·福伯斯不苎竞选连任。我们州最终迎来了忘掉小石城伤痛，以及洗刷他执政后期仍具有的任人惟亲污点的机会。我想为州长选举做些工作，一方面是学点政治，一方面也能为推动阿肯色州走上进步的道路尽绵薄之力。
福伯斯的执政岁月积蓄了好几名候选人的勃勃雄心，雄心将他们推人竞选。其中七名是民主党人，一名是大名鼎鼎的共和党人温斯罗普·洛克菲勒。他在小约翰·D．洛克菲勒博士六个孩子中排行第五。离开父亲的帝国后，小洛克菲勒博士管理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慈善工作，同时也在自己较为开明的妻子爱比和加拿大伟大开明的政治家麦肯齐·金的影响下，背离了他父亲保守的反劳工政治，甚至背离了他父亲保守的宗教观，和哈里·爱默生·福斯迪克一起在纽约市建立了跨教派的河边教堂。
温斯罗普似乎注定要成为家族中的一匹黑马。被耶鲁大学开除后，他来到得克萨斯的油田打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表现出色，后来娶了一位纽约的上流名嫒，天天出入各种聚会，得到一个大玩家的名声。1953年，他迁居阿肯色州，部分是因为他在那里有个战时的哥们儿，说动他到那里去建-个牧场，部分是因为该州法律允许30天内办妥离婚，而他又正急于结束自己第一场短暂的婚姻。洛克菲勒高大魁梧，高约6英尺7，体重250磅。他的确喜欢上了阿肯色州，这里人人称他“温”，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个不错的名字。他总是穿一双牛仔靴，戴一顶斯泰森牛仔帽，、这已成了他的象征。他买下了小石城以西约50英里的珀蒂吉恩山的一大块地，在那里成功地繁殖出圣达牛，并在那里娶了他的第二个妻子珍妮特。
在第二故乡定居下来后，洛克菲勒拼命工作以摆脱在纽约时困扰他的花花公子名声。他成立了小规模的阿肯色州共和党，并想方设法为我们这个贫穷的州引进工业。福伯斯州长任命他为阿肯色州工业发展委员会主任，他也的确带来了许多新就业岗位。1964年，他对阿肯色州的落后形象失去耐心，开始挑战福伯斯，竞选州长。人人都很感激他所做的一切，但福伯斯在每个县都设有机构；多数人，特别是阿肯色农民，仍然支持他的种族隔离立场，反对洛克菲勒支持民权的立场。阿肯色州仍然是一个民主党的州。
另外，生性腼腆的洛克菲勒缺乏口才，传言中的饮酒癖好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由于这个癖好，他常常要迟到许久，反而让我显得很准时。一次，他来到阿肯色州东部的克罗斯县县府所在地韦恩镇，要在那里的商会晚宴上发表演说，但到达时已饮酒过多，并且迟到了一个多小时。他立起身来说：我很高兴来到——”突然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便小声向司仪打听：“我在哪里？”司仪亦小声答道：“韦恩”。他又问了一遍，还是同样的回答，于是便洪钟般地喝道：“见鬼，我知道我叫什么！我这是在哪里？”这个故事立刻像野火般传遍了全州。传播故事的人并无恶意，因为他们都知道洛克菲勒是自己要当阿肯色州人的，心里装的也都是阿肯色州的最大利益。1966年，洛克菲勒再次参选，但即使福伯斯不在了，我也不认为他会成功。
此外，我想支持的是一位进步的民主党人士。从情感上说，我最喜欢的是布鲁克斯·海斯。1958年他因支持小石城中心中学的种族融合而丢掉了在国会的席位。他在一场由选举人自填候选人的竞选中败给了一位种族隔离主义验光师戴尔·奥尔福德博士。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使用了印有姓名、可直接贴到选票上去的黏胶标签。选民们虽不识字，却“机灵’’地知道黑人、白人不应上同一个学校。海斯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我们浸礼会多数人决定只有保守派才能领导他们或领导国家之前，曾当过南方浸礼会大会主席。他是个很棒的人，聪明、谦虚，非常风趣，好得有点过了头，甚至对他竞选对手的年轻工作人员都很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尔福德也参加了州长竞选，但他赢不了，因为种族主义者还有一个比他更狂热的斗士，那就是吉姆·约翰逊法官。他出身寒门，发迹于阿肯色州东南部的克罗塞特，靠着能言善辩，最后进了州最高法院，并在州长竞选中获得了三K党的支持。他认为福伯斯在民权问题上过于手软；他毕竟任命了几名黑人进入州的一些委员会工作。福伯斯还是有点平民意识的。对他来说，种族主义只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他主张改善学校和敬老院条件，修建公路，改革州精神病院，而且不主张摘种族迫害。种族主义只是为了继续执政而付出的代价。对约翰逊而言，种族主义是一种神学。他靠仇恨壮大。他轮廓分明，眼睛明亮，带点儿野性，使他看上去有一种“精瘦饥饿”的神情，甚至会让莎士比亚笔下的卡西乌斯忌妒得发疯。而且他还是一名足智多谋的政客，知道自己的选民在哪里。他从不参加那些数不清的竞选大会，其他候选人在那里发表演说的时候，他却独自率领乡村与西部乐队跑遍全州，吸引群众，然后便会发表言辞激烈的长篇演说，攻击黑人和背信弃义的白人同情者，煽动起群众的狂热情绪。
这些我当时并未亲眼见到，但他在人们中积蓄力量，这些是其他候选人无法争取到的人：他们对民权方面的联邦行动主义深感忧虑，对沃茨暴乱及其他种族骚乱事件心存恐惧；他们深信，反贫穷战争就是为了黑人的社会主义福利；同时他们自己的经济状况也让他们灰心丧气。从心理上说，我们都是希望与恐惧的复杂混合物。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时都会发现天平朝着一边或为一边倾斜。如果天平过分偏向希望，我们就可能变得天真与不现实。如果天平过分偏向另一边，我们则可能被妄想与仇恨所吞噬。在南方，天平的黑暗一边始终是更严重的问题。1966年，吉姆·约翰逊正是推动天平倒向黑暗一边的人。
最有希望赢得选举的另一位候选人是另一位最高法院法官，前检察长弗兰克·霍尔特。他得到了县府大楼多数人和大利益集团的支持，但在种族问题上，他比福伯斯进步得多，而且绝对诚实与正派。认识弗兰克·霍尔特的人个个都很敬佩他（除了那些认为他过于平易近人，因而不可能带来真正变化的人），霍尔特也一辈子都想当州长，此外还希望实现家庭的夙愿：他兄弟杰克是南方一位老派平民主义者，曾于几年前在一场激烈的参议院竞选中输给了保守的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
我伯伯雷蒙德·克林顿是霍尔特的铁杆支持者。他说，他可以让我也参与到竞选中。霍尔特已经得到了阿肯色州一些大学学生领袖的支持，这些人自称是“霍尔特一代”。不久我就以每周50美元的报酬被正式雇用。我想这笔报酬一直是雷蒙德伯伯支付的。在乔治敦我每周只有25美元的生活费，此时则觉得自己很有钱了。
其他学生比我大一些，也比我的关系广得多。麦克·格洛弗当过阿肯色大学学生会主席；迪克，金当过阿肯色州立师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保罗，弗雷当过沃希塔浸礼会青年民主党主席；比尔·艾伦是前阿肯色少年州州长，此时是阿肯色州仅隔一条密西西比河的孟菲斯州立大学学生领袖；莱斯利·史密斯出身一个显贵的政治家庭，她漂亮、聪明，曾当选过阿肯色州豆蔻小姐。
竞选开始后，我完全成为了“霍尔特一代”的第二个穿线人。我的任务是把“霍尔特当州长”的标语牌钉到树上，动员人们把黏胶小标语贴在他们的汽车保险杠上，在全州各地的竞选大会上散发关于霍尔特的小册子。在当时以及在我后来成为候选人时的一个最重要集会点是芒特内博炸鸡店。芒特内博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可以俯瞰阿肯色州西部耶尔县境内的阿肯色河，这里也是克林顿家族最早定居的地方。人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吃东西，欣赏音乐，同时听长长一大串候选人发表演讲，他们有的竞选本地官员，有的竞选州长。
到达那里后不久，我便开始向人们做工作。这时竞选对手们也开进来了。霍尔特法官的竞选动作晚了一些。他的对手一个个开始发言时，他竟然还没到场。我着急了。这个活动可不能错过。我打付费电话，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在移动电话出现之前，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他告诉我，他实在无法在那些演讲结束前赶到，因此应该由我替他发言。我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确定。他说我清楚他主张的是什么，只要把这点告诉大家就可以了。我通知活动组织者霍尔特法官赶不过来，然后问我是否可以代他讲话。我吓得够戗，因为这比代表我自己演讲要糟得多。演讲结束后，大家的反应客客气气的。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但演讲一定还不坏，因为自那以后，除了继续钉钉标语牌和贴贴黏胶标签外，我应邀还在其他几个霍尔特法官到不了场的小集会上代表他发言。类似的集会实在太多了，没有哪个候选人能做到次次到场。
几周后，竞选班子认为，法官夫人玛丽和他女儿莱达及梅丽莎也应走上街头，覆盖他覆盖不到的地方。玛丽·霍尔特身材高挑、头脑灵活，独立精神很强，在小石城开有一家时装店；莱达是玛丽·鲍德温学院的学生，学院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斯汤顿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出生在那里；梅丽莎则是个高中生。她们几位都很漂亮，能说会道，也都很崇拜霍尔特法官，对于竞选十分投入。她们只需要一名司机。不知怎么，我被挑中了。
我们开着车在州里四处行驶。我们一次出去一个星期，之后回到小石城洗衣休整，然后再出发。真是太有意思了。我确实了解了阿肯色州，从跟玛丽和她女儿们的大量对话中也学到了很多。一天，我们前往霍普镇，参加在县府大楼台阶上举行的集会。我外祖母也站在人群中，尽管本该莱达讲话，但此时玛丽还是很慷慨地邀请我向家乡父老讲几句。我想她们都明白我需要这么个机会来表现一下，显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大家认真听取了我的讲话，当地报纸《霍普之星》甚至还发表文章，对我赞扬了一番。对此，老爸颇有些得意，因为他在霍普镇开别克车行时，该报主编很不喜欢他，以至于养了条杂种狗，也取名为罗杰，然后常常把狗放出来，让它到别克车行周围溜达，这样他就可以在街上一边追狗，一边大喊：“过来，罗杰！过来，罗杰！”
那天晚上我领莱达去看我四岁之前住的房子，还有我常在那里玩耍的木结构地下通道。第二天我们一起来到墓地，为玛丽·霍尔特已故的亲人扫墓。我领她们看了我父亲和祖父的墓。
在路上跑来跑去的那些日子已成了我珍贵的记忆。我习惯了被女人指挥来指挥去，我们相处融洽。我想自己对她们还是有用的。我自己换漏了气的轮胎，帮助一户人家逃离着火的房子，还被那些大得能让你感到它们扎进了你身体的蚊子咬得遍体鳞伤。我们一边开车一边聊着关于政治、人和书之类的话题。我想我们也得到了些选票。
霍普镇集会前不久，竞选班子决定播放一段15分钟的电视节目，采访一下为霍尔特法官工作的学生。他们认为，这么做可以把霍尔特法官定位为代表阿肯色州未来的候选人。我们几个人谈了几分钟，说明为什么我们要支持他。我不知道这些话有没有用，不过自己第一次上电视还是觉得挺有意思，尽管我自己没看着。在阿肯色州中北部山区范布伦县偏僻的阿尔里德社区举行的集会上，我还得再做一次演讲。无论哪位候选人，只要能不辞辛劳来到那里，都能得到选票；我开始意识到，我们一票都不能放过。
几个星期的炎炎夏季过去了，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旧南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幽灵，新南方的力量也不足以将其撵走。我们大多数学校仍然实行着种族隔离，反对派的势力依然强大。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一个县的县府大楼还在公共卫生间门上张贴着“白人”和“有色人”的牌子。在另一个镇上，当我请一位上了年岁的黑人妇女投霍尔特法官的票时，她说她不能，因为她还没有支付自己的人头税。我告诉她国会于两年前就取消了人头税，她只要登记一下就可以了。我现在也不知道她是否这么做子。
然而新一天的迹象还是显露了出来。在温泉城南边35英里处的阿卡德尔菲亚从事竞选活动时，我碰到了竞选阿肯色州南部国会席位的主要候选人，一位叫戴维·普赖尔的年轻人。他显然是位进步人土。他认为，只要能见到足够多的人，他就能够劝说他们大多数人投自己的票。他在1966年参加了竞选，1974年又参加了州长竞选，1978年再次参加了参议员竞选。令我非常遗憾的是，1996年，他从参议院退休了。这时戴维·普赖尔已成为阿肯色州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体现着优良的进步传统。人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朋友，我也一样。
普赖尔所熟悉的那种“零售”政治对阿肯色这样的农业州来说非常重要。这里一半以上的人住在人口不足五千的小城镇中，而成千上万的人则住在“外面的农村”。我们那个时代，电视广告，尤其是负面电视广告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在选举中发挥这么重要的作用。候选人购买电视时间多数是为了面对摄像机和选民谈话。大家也期待看到他们拜访每一个县府大楼和主要企业，走进每一个咖啡馆的厨房，甚至来到拍卖牲畜的谷仓集市搞竞选活动。县里的集市和馅饼晚餐会是个“丰产”地带。当然，每家周报和电台也都希望进行一次来访和拉到一两个广告。我就是这样学会政治的。我觉得，这种方式比电视大战有效。你可以说话，但也得注意听。你得面对面地回答选民们提出的尖刻问题。当然，你还是可能被妖魔化，但要这么做，你的对手至少得更加努力。如果你给了对手一击，你就得承受反击，而不是躲藏在某个假冒的委员会后面。这些委员会指望，一旦他们发起攻击，消灭了另一位候选人后，便能在你的任期内大发横财。
尽管竞选较为个人化，却远不是什么个性比赛。每当紧急关头出现了重大问题，都必须加以解决。如果某种公共意见形成了汹涌的潮流，而你又不能昧着良心随波逐流，那你就得立场坚定、训练有素、反应迅速，以避免被淘汰出局。
1966年，吉姆·约翰逊——或吉姆法官，他喜欢人们这么称呼自己——就在兴风作浪，而且掀起的是险恶的巨浪。他攻击弗兰克·霍尔特是棵“好看的蔬菜”，并影射洛克菲勒与黑人有同性恋关系——一个贻笑大方的指控，因为他此前的名声完全应该是“情种”。曾有一首在经济和社会不稳定时期唱给白人选民听的南方老歌：你们是善良、正派、敬畏上帝的人；“他们”威胁着你们的生活方式；你们无需改变，一切都是他们的错；选我吧，我将保护现在的你们，把他们踢得屁滚尿流。吉姆法官的意思只是这首南方老歌的最新翻版而已。永久的政治分水岭：我们与他们。要大家接受这种观念无疑是卑鄙、丑恶的，最后也将自我毁灭。但我们仍能看到，只要人们感到不满和不安全时，这种观念就总能奏效。由于约翰逊在措辞上是如此地极端，而且在以往的竞选中基本看不到他的身影，因此多数政治观察家都认为，这次他成不了气候。随着选举日的到来，弗兰克·霍尔特开始拒绝回应约翰逊或是其他候选人发起的攻击。他们都认为霍尔特已遥遥领先，于是便开始攻击他是一个“保守派机器”候选人。那时我们没做很多的民意测验，即使有，也多数不被太当回事。
对于追随他左右的理想主义年轻人来说，霍尔特的策略听起来很不错。他对所有指控的回答都只有一个简单的声明，说自己是完全独立的，他不会回应任何没有事实根据的攻击，也不会反击自己的对手，他希望完全靠自己的优点来赢得选举，“要么就不要赢”。我终于明白，“要么就不要赢”之类的政策倡议纲领时，这种策略是可行的，但在1966年夏天，公众情绪充其量也只是好坏参半，而霍尔特的纲领又过于笼统，激不起非常强烈的情感。此人的选民完全可以投布鲁克斯·海斯的票。
尽管有种种攻击，但多数人还是认为弗兰克·霍尔特将领先其他候选人，不过得不到多数票，然后在两周后赢得第二次预选。7月26日那天，人民开口说话了，共有42万多人。投票结果使那些专家们大跌眼镜。约翰逊得票领先，为25％；霍尔特第二、为23％；海斯第三，为15％；奥尔福德第四，为我们大为震惊，但仍抱有希望。霍尔特法官和布鲁克斯·海斯两人总得票数稍稍高于种族隔离主义者约翰逊和奥尔福德组合。此外，在一场更有意思的议会选举中，长期任职于众议院的保守派议员保罗·范·达尔塞姆败在了年轻的进步人士，耶鲁大学毕业的律师赫伯·鲁尔手里。几年前，范·达尔塞姆曾说过女人应该待在家中，“光着脚怀孩子”之类的话，惹恼了正在兴起的妇女运动的支持者。这为后来成为希拉里在罗斯法律事务所合伙人的赫伯赢得了一支妇女志愿大军，她们戏称自己是“支持鲁尔的光脚女人”。
第二次预选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悬而未决的，因为这牵涉到投票人数，牵涉到哪位候选人将更加努力地把自己的选民拉回到投票地点，并劝说那些投了已被淘汰出局的候选人票的人或是第一次没有投票的人成为自己的支持者。霍尔特法官竭尽全力，希望第二次预选会成为旧南方和新南方之间的抉择。约翰逊则上电视告诉选民，他正在和“狮子坑里的但以理”和“希律王宫中的施洗者约翰”并肩战斗，反对罪恶的种族融合。事实上，他这番话并没有影响到那场选举的框架。我认为，在那次谈话中，吉姆法官甚至骑上了保罗·里维尔的马。
尽管霍尔特的策略很聪明，约翰逊也愿意以旧南方对新南方与之奉陪到底，但霍尔特的策略有两个问题。首先，旧南方的选民具有很高的投票积极性，他们很肯定，约翰逊就是他们的斗士，而新南方的选民则对霍尔特心里没底。他直到选举后期才同意摆出强硬姿态，这就加深了他们的怀疑，降低了他们的投票热情。其次，有数量不明的洛克菲勒支持者打算投约翰逊的票，因为他们认为，与霍尔特相比，约翰逊会更容易被自己支持的人击败。任何人，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只要他或她在共和党初选中没有投过票，就都可以在民主党第二次预选中投票。只有19646人这样做了，因为格克菲勒没有对立面。在第二次预选日，参加选举的人数比参加初选的人数只少了5000人。每个候选人都得到了比第一次多出一倍的选票，约翰逊以1．5万票胜出，总得票是52％对48％。
这一结果让我很恶心。对于霍尔特法官及其家人，我也深感忧虑。我相信，他当州长肯定会比当个候选人强，同时，对于吉姆法官所代表的东西，我也更为反感。洛克菲勒是惟一的亮点。事实上他很有赢得选举的机会。到了第二次，他已成为一个更有组织的候选人。他花钱如流水，甚至为穷苦的黑人孩子买了几百辆自行车。人秋后，他以4．5％的选票赢得了选举。我很为自己的州感到骄傲。那时我已回到乔治敦，没有亲眼看到竞选运动的开展，但许多人评论说，约翰逊在大选中似乎激情不足。也许是因为他的资金支持有限，但也有传闻，说他也许此前已得到洛克菲勒让他冷却一点的“鼓励”。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
除了卡特任内的短暂间歇——当时我是卡特总统在阿肯色州的先锋，那时他希望联邦政府给他儿子安排一个职位——吉姆·约翰逊始终站在极右的一边，对我也越来越敌视。80年代，和许许多多南方保守派一样，他倒向了共和党，后又参加最高法院的竞选未果。此后，他便开始在暗中捣乱。我竞选总统时，他直接或间接地向任何轻信的人散布了许多天才的故事，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在东部一些所谓的开明媒体中竟找到了若干上当受骗者——这些媒体正是他喜爱谩骂的对象——尤其是有关白水案。他是个狡诈的老流氓。糊弄他们准让他乐开了怀，如果当时华盛顿的那些共和党人成功地把我轰出了城，他就很有理由笑到最后了。
竞选结束后，我得放松放松，于是第一次来到了西海岸。雷蒙德伯伯的一位固定客户想买一辆新别克，这时正好库里没货。雷蒙德伯伯在洛杉矶一家车行找到了一辆“展品车”——供买车的人拿来试驾，看自己是否喜欢。经销商常常交换这些展品车，或是打折出售给对方。雷蒙德伯伯要我飞到洛杉矶，和帕特·布拉迪一起把车开回来。布拉迪的母亲是雷蒙德伯伯的秘书，布拉迪本人则是我的高中同学和乐队伙伴。如果我们两人一起去，就可以一路把车开回来。我们很想去。那时学生票非常便宜，雷蒙德伯伯几乎不用花几个钱就可以让我们飞过去，然后还能在车上挣些钱。
我们飞到洛杉矶，提了车，然后返回。但我们没有直行，而是绕了个小弯，去了趟拉斯韦加斯，因为我们觉得可能不会再有机会去那里看看。我还记得，当时在夜里开车越过平坦沙漠的情景。我们开着车窗，感受着温暖干燥的空气，欣赏着拉斯韦加斯远处闪烁的璀璨灯火。
那时的拉斯韦加斯很不一样。没有像“巴黎”或“威尼斯”那样的主题大酒店。当时只有叫斯特里普的酒店，在那里可以赌博娱乐。我和帕特没什么钱，但很想玩一下角子机，于是找了个地方，每人换了一卷五分硬币，玩了起来。不到15分钟，我便拉出了一个满堂红，而帕特则拉出了两个。这一情景立即被那些“独臂土匪”旁的“固定人质”看在了眼里。他们深信我们就是幸运之星，因此每当我们没有打出满堂红离开一个角子机后，他们就会扑上来，你推我抢地争夺我们留下的位置，好让自己拉个满堂红。我们也不理解，心想这几分钟准是用光了自己几年的好运气。但我们不想浪费运气。我们开回公路时，口袋里还鼓鼓地装着大部分赢来的钱。我想不会有人会带着这么多硬币。
把车交给雷蒙德伯伯后——他倒不介意我们绕了个弯儿，我就得做回乔治敦的准备了。竞选结束后，我和杰克·霍尔特谈了想去为富布赖特参议员工作的打算，但并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上一个春季，我曾给富布赖特参议员写信求职，收到回信说没有空位，不过他们会把我的信存档。我怀疑情况没什么变化。但回到温泉城没几天的一个清晨，我接到富布赖特的行政助理李，威廉姆斯打来的电话。李说杰克·霍尔特已推荐了我，外交委员会现在空出了一个助理文员的位置。他说：“你可以做兼职，每月35印美元，或是全职，每月50阗美元。”尽管我还睡意蒙咙，但这句话可听得清清楚楚。我说：“干两份兼职怎么样？”他笑了，说他要的正是我这样的人，周一早晨就得去报到。我高兴得简直要疯了。富布赖特领导的外交委员会已成为全国辩论外交政策的中心，尤其是辩论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的中心。现在我终于可以亲眼目睹戏剧拉开帷幕，即使是打打下手。另外，不用母亲和老爸的帮助，我便能自己支付上学的费用，既解除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也消除了我的负疚心理。我曾经很担心，在支付了我在乔治敦的各种费用后，他们怎么还能支付得起老爸的医药费。尽管那时没跟任何人说起，但我还是很担心，生怕要离开乔治敦，打道回府。家乡的大学要便宜得多。但现在，突然天赐良机，我既有机会留在乔治敦上学，还能为外交委员会工作。这一辈子，我都要感谢杰克·霍尔特，感谢他推荐我到外交委员会工作；这一辈子，我都要感谢李·威廉姆斯，感谢他给丁我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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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威廉姆斯打来电话后没几天，我便整理行装，开着一辆馈赠的车回到华盛顿。我的新工作要求我天天得去国会山，因此母亲和老爸把他们的“旧车”给了我。这是一辆仍三车龄的白色敞篷别克名使，内饰红白相间。老爸每三年左右就换一辆新车，然后把旧车送到二手车场卖掉。这回，我成了二手车场，心里别提有多高兴。车漂亮极了。尽管每加仑汽油只能开七八英里，但那时汽油便宜，随着“汽油大战”的掀起，油价跌到了每加仑30美分。
回到华盛顿的第一个周一，我按要求来到富布赖特参议员办公室报到。办公室位于当时的新参议院办公大楼（现在叫做德克森大楼）的左手第二间。像街对面的老参议院办公大楼一样，新办公大楼也是一座宏伟的大理石建筑，但明亮得多。我和李好好聊了一会儿，然后被带到四楼。外交委员会的各办公室和听证室就在这里。委员会在国会大厦中也有一个更加气派的地盘，办公室主任卡尔·马西和几位资深工作人员就在那里工作。此外还有一个很漂亮的会议室，供委员会召开内部会议用。
我来到委员会办公室时碰到了文件秘书巴迪·肯德里竟。他将是我的上司，将给我讲故事，也将在后来两年中为我提出许多实用的建议。巴迪的全职助手是伯尔蒂·鲍曼，一位善良大度的非裔美国人。他有时也开开出租，揽点儿私活，有时则为富布赖特参议员开车。此外还有两位和我一样来这里打工的学生，一位是来自阿肯色的菲尔·多兹尔，另一位是来自·亚拉巴马安尼斯顿市学法律的学生查理·帕克斯。
他们告诉我，我的工作就是在国会大厦和富布赖特参议员办公室之间来回传递备忘录和其他文件，包括机密材料，为此我还必须得到相应的政府涉密许可。除此之外，我还要做任何要求我做的事，从阅报，剪下重要文章供工作人员和有兴趣的参议员阅读，到处理对演讲稿和其他材料的索求，以及在委员会的邮寄名单上添加姓名等。要知道，这可是在电脑和电子邮件，甚至在现代复印机出现之前，尽管我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的确已不再用复写纸打字或手写文件，而改用早期的“施乐”复印。我剪辑的报刊文章多数没被复印过；它们只是每天被放人一个大文件夹里，上面附一张呈递顺序单，写着从委员会主席到普通委员的名字。每个人都会接到并阅读这些剪报，在顺序单上勾掉他或她的姓名，然后接着往下传。主要邮寄名单保存在地下室内。每一个名字和地址都打在一个小小的金属牌上，然后将它们按字母顺序存人文件柜。发邮件时，金属牌被插入一个机器，涂上油墨，然后压印在一封封传送过来的信封上。
我很喜欢到地下室，在金属牌上打新名字和新地址，然后将它们放人文件柜抽屉。由于我经常感到筋疲力尽，所以常常在那里小睡一会儿，有时只是在文件柜上靠上那么一会儿。我也真的喜欢为委员会班子做阅报与剪报工作。在将近两年的每一天里，我都要阅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现在已停刊的《华盛顿星报》，此外还要看《华尔街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圣路易斯快邮报》。看最后这份报纸是因为大家认为，委员会至少应看一份来自“腹地”的好报纸。麦克乔治·邦迪当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时曾说过，任何公民只要每天看六份好报纸，就会知道得和他一样多。这我不清楚，但按他推荐的方法看了16个月的报纸后，我的确了解了许多，足以帮我通过罗兹奖学金的面试。要是那时便有“小事大赛”的话，我可能就是全国冠军。
我们还负责处理索要文件的请求。委员会制造了大量的文件：国外旅行报告、听证会专家证词、听证会的全部打字文本等等。我们在越南陷得越深，富布赖特参议员和他的助手召开的听证会就越多，希望以此让美国公众了解在北越和南越，在东南亚其他地方，以及在中国等地，生活与政治的复杂因素。
文件室是我们的固定工作场所。第一年里，我每天工作半天，从下午1点到5点。由于委员会的听证和其他公务常常超时，我5点以后也常常不能走人，但我从没抱怨过。我喜欢和自己一起工作的人，我喜欢富布赖特参议员和委员会所做的工作。
工作可以很轻松地排进每天的日程里，部分是因为三年级只有五门课，而不是六门，部分是因为有些课早晨7点就已开始。我的三门课——美国厉史与外交、现代外国政府、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对我的新工作还很有帮助。更容易安排日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没有再次竞选班长的职位。
每天，我都盼望着早点上完课，好开车去国会山。那时很容易找到停车的地方。那里的时光也的确让我兴奋不已。曾让林登·约翰逊在1964年以压倒多数票获胜的绝大多数民众现在已开始离心离德。几个月后，民主党人就会发现，随着这个国家在应对暴乱、社会动乱和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的右倾，随着约翰逊总统不断加大国内支出并在越南越陷越深，他们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将在1966年的中期大选中减少。约翰逊总统声称，我们的国家可以同时拿出“枪支和黄油”。但人民已开始对此抱怀疑态度。在他当总统的前两年半里，约翰逊在议会取得丁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最惊人的成功：1964年的《民权法》、1965年的《选举权法》、席卷全国的反贫穷立法，以及医疗补助和保健医疗制度等。后两项制度最终保证了穷人和老年人获得医疗照顾。
而现在，总统、国会和全国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了越南。随着死亡人数增加，而胜利又遥遥无期，日益高涨的反战势头呈现了多种形式：从校园抗议到讲坛布道，从咖啡馆的争论到国会演说。我去外交委员会工作时，对越南并不太了解，因此也没有什么非常明确的观点。但当时我非常支持约翰逊总统，给了他一个“无罪推断”。尽管这样，还是很明显，各种事件正在合力消解他一边倒的选举胜利所迎来的辉煌进步时刻。
国家分裂的原因还不只是越南问题。1965年洛杉矶的沃茨暴乱事件以及好斗的黑人激进分子的崛起把他们的同情者推向了左翼，而把他们的反对者推向了右翼。令林登·约翰逊有理由尤其感到自豪的《选举权法》也产生了同样的效应，特别是在开始实施阶段。约翰逊是一个极为精明的政治家，在签署《选举权法》后便说过，自己刚刚干掉了一代南方民主党。事实上，所谓的“民主党团结南方”长期以来就一点也不团结。1948年，休伯特·汉弗莱在民主党大会上发表了激烈的民权演说，斯特罗姆·瑟蒙德则宣布脱党，并以南方民主党人身份参加总统竞选。所有这些令保守的民主党人极为不满，从此人心思离。1960年，约翰逊帮助肯尼迪抓住了好几个南方州赢得大选，但肯尼迪承诺过，要在南方公立学校和大学内根据法院指令实施种族融合，这又把更多的保守派白人推人丁共和党的怀抱。1964年，尽管以一边倒的票数输掉了竞选，戈德华特却赢得了五个南方州的选票。
然而到1966午，许多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仍然是南方民主党人，诸如奥瓦尔·福伯斯、吉姆·约翰逊和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参议院尽是这样一些德高望重的人物，如佐治亚的理查德·拉塞尔、密西西比的约翰·斯坦尼斯，此外还有一些无德无望却有权有势的人物。然而对《选举权法》和其他民权工作造成的影响，约翰逊总统没有说错。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和乔治·华莱士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总统竞选时，在南方的得票都超过了汉弗莱。此后，仅有两个南方民主党人赢得白宫，一位是吉米·卡特，一位是我本人。我们赢得了足够的南方州来取得胜利，包括无数的黑人支持者和比非南方人所能争取到的更多白人选民。里根时代巩固了共和党对南方保守白人的控制，使共和党人在南方颇受欢迎。
里根总统走得更远，在竞选演说中竟为各州权利进行辩护，甚至含蓄地为费城、密西西比等地对联邦政府插手民权事务进行抵制的行为进行辩解。在这些地方，民权工作者安德鲁·古德曼、迈克尔·施韦纳和詹姆斯·切尼——两位白人，一位黑人——于1964年成为该事业的殉道者。从个人角度说，我一直喜欢里根总统，真希望他当时没有说这番话。在2ff）2年的中期选举中，尽管有柯林·鲍威尔、孔地·赖斯和其他少数族裔人士担任了布什政府的重要职位，但共和党仍然是靠种族赢得选举的。在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白人对黑人民权运动和民主党州长进行强烈抵制，这些州长曾下令拔掉插在佐治亚州州旗边上和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大楼上的邦联旗帜。就在两年前，乔治·W．布什到南卡罗来纳州臭名昭著的右翼学校鲍勃·琼斯大学进行竞选活动时，拒绝就旗帜事件表态，反说这种事应由各州自己决定。得州一所学校坚持每天早晨升挂邦联旗帜，布什州长却说这不是一个州的问题，而是一个地方问题。他们还管我叫滑头！约翰逊总统早在1965年就预见到了这一切，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做得对。对此我很感激。
1966年夏，尤其是在秋季选举后，所有外交和国内冲突都在美国参议院的审议工作中显露出来。我到那里工作的时候，参议院有很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和“高雅戏剧”。我努力把一切都记在脑海。临时议长，亚利桑那州的卡尔·海顿，自他所在的州1912年加入合众国后就一直待在国会，在参议院待了40年。他又秃又瘦，·几乎是堆骨头架子。富布赖特参议员手下杰出的发言撰稿人塞斯·蒂尔曼曾打趣说，卡尔·海顿的年龄是“世上惟一看上去比他实际的90岁还老一倍的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蒙大拿州的麦克·曼斯菲尔德，15岁就报名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后成为大学教授，专治亚洲问题。他担任多数党领袖的职位达16年之久，直到1977年卡特总统派他到日本担任大使为止。曼斯菲尔德是个锻炼狂，每天早晨要步行五英里，90岁以后依然如此。他还是个真正的开明人士，看上去不苟言笑，其实却机智诙谐。他出生于1903年，比富布赖特参议员大两岁，一直活到98岁。我当总统后不久，有一次曼斯菲尔德和富布赖特共进午餐。席间他问富布赖特多大了，富布赖特说自己87岁。曼斯菲尔德说：“哦，回到87岁该多好。”共和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里特·迪克森，在通过一些总统的立法时起到了关键作用，争取到足够的开明共和党人士的票数，压倒了南方民主党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反对。迪克森的长相很奇特，嘴特大，满脸皱纹，但他的嗓音更加奇特，又深沉又浑厚，洪钟般地吐出一个又一个简短的句子。一次他攻击民主党的开支习惯时唱了这么支小曲：“这儿十亿，那儿十亿，很快让你掏不起。”迪克森开口说话时，就像是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或是听到了卖蛇油的摇唇鼓舌，就看你怎么看了。
那时的参议院和现在的看上去大为不同。1967年1月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丢掉了4个席位，但仍然以64比36占据多数席位。这是个一面倒的群体，是我们现在通常都达不到的。但那时的分歧也很深，而且并不仅仅以党派划界。有几件事情至今没有改变：西弗吉尼亚的罗伯特·伯德仍然供职于参议院。1966年，他已经是主导该群体的规则和历史的权威声音。
老南方的八个州仍然每州拥有两名民主党参议员，在1966年的选举前则有十名，但他们多数是保守的种族隔离主义者。现在，只有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有两位民主党参议员。俄克拉何马有两位民主党人，加州则有两位共和党人。现在情况则相反。西部山区现在已稳稳当当成为共和党地盘，犹他州、爱达荷州和怀俄明州各有一名进步的民主党参议员。保守的印第安纳州有两位开明的民主党参议员，其中一位，伯奇，贝赫，是现在的参议员埃文·贝赫的父亲。后者是一位天才的领导人，也许有一天会当上总统，但不如他父亲开明。明尼苏达州的代表是聪明过人却谦虚谨慎的知识分子吉恩·麦卡锡和后来成为副总统的沃尔特·蒙代尔。他是在休伯特·汉·弗莱当了约翰逊总统的副总统后接替他职位的。约翰逊选择了汉弗莱，而不是曾任纽伦堡纳粹战犯法庭总检控官的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汤姆·多德。多德奶儿子克里斯现又成了康涅狄格州在参议院的代表。艾尔·戈尔的父亲在参议院是最后一任，也是我这样的南方青年眼里的英雄，因为他和他的田纳西同事埃斯蒂斯·基福弗是1956年仅有的两个拒绝签署所谓的《南方宣言》的南方参议员。该宣言呼吁抵制法院规定的学校种族融合。脾气火爆的平民主义者拉尔夫·亚伯勒代表得克萨斯州。1961年，当约翰·托尔当选为共和党参议员，当来自休斯敦的年轻人乔治·赫伯特·沃尔克·布什当选为共和党国会议员后，得州未来的右倾趋势已露端倪。最有意思的参议员是来自俄勒冈州的韦恩·莫尔斯。开始他是位共和党人，后来成为无党派人士，到1966年则成了一个民主党人。莫尔斯说起话来喋喋不休，却机灵、强硬，他和网拉斯加的民主党人格里宁是仅有的两名反对1964年“东京湾决议”的参议员。约翰逊总统声称，这一决议赋予他向越南开战的权力。参议院惟一的女性参议员是一位抽烟斗的共和党人，来自缅因州的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2004年，共有14名女性参议员，9名民主党人，5名共和党人。那时也有不少很有影响的开明共和党人，可现在，天哪，这个群体已基本销声匿迹。这些开明共和党人包括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布鲁克，他是参议院惟一的非洲裔美国人；俄勒冈州的马克，哈特菲尔德；纽约州的雅各布，贾维茨；佛蒙特州的乔治·艾肯——这是一个坏脾气的新英格兰老人。在他看来，我们的越南政策是在发疯，因此精辟地建议我们只要“宣布胜利，然后撤出”就可以了。
迄今为止，最有名的首任参议员是纽约州的罗伯特·肯尼迪。1965年他击败了肯尼斯·基丁，获得了现在希拉里占据的席位，与他兄弟特德胜利会师。鲍比·肯尼迪是一个迷人的人物，身上辐射出一种原始的能量。他走起路来驼着背，低着头，但看上去还是像一根卷起的弹簧，随时准备弹向空中。他是我惟一看到过这样走路的人。用普通的标准来衡量，他的口才算不上一流，但他说起话来具有一种力量和激情，听起来给人一种很有魔力的感觉。如果他没有靠自己的姓名、长相和演说吸引住所有人的注意力，那他还可以靠自己的布拉姆斯，那是一条硕大的长毛纽芬兰狗，是我见到的最大的狗。布拉姆斯常常和肯尼迪参议员一起来上班。每当鲍比从新参议院大楼的办公室步行到国会大厦去投票时，布拉姆斯就会跟在他身边。一蹦一跳地跑上国会山台阶来到圆形大厅的旋转门前，然后耐心地坐在外边，等着主人出来一起走回参议院。无论谁，只要能得到那条狗的青睐也会得到我的尊敬。
约翰·麦克莱伦，阿肯色州的资深参议员，不仅是一位热情的保守人士，还硬得像根钉子，一旦被惹恼，准会伺机报复。他工作起来精力旺盛，很会抓权，也很会用权，无论是把联邦政府的钱弄回阿肯色州，还是钉住他认为干了坏事的人不放。麦克莱伦一生既雄心勃勃，又烦恼缠身，各种艰难困苦既锻造了他钢铁般的意志，又在他内心孕育了怨恨。他父亲是位律师和农夫。17岁那年，在读完从坎伯兰法学院流动图书馆借来的各种法律书籍后，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口试，成为阿肯色州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开业律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完兵役后，他回到家乡，发现妻子和另一男子有染，便和她离了婚。这在那时的阿肯色州是破天荒的。他的第二任妻子于1935年死于脊膜炎，当时他已成为众议员。两年后，他又娶了第三任妻子，诺玛。他们厮守了40年，直到他去世。然而他的伤心事远远没有就此作罢。1943-1958年间，他先后失去了全部三个儿子：第一个死于脊膜炎，第二个死于车祸，第三个死于小飞机失事。
麦克莱伦一生充满了传奇，也充满了坎坷。所有的悲伤都被他淹没在了战士忌酒里。他喝下的酒足以将国会大厦冲人波托马克河。几年后，他明白，醉酒与自己的价值观和自我形象不适应，因此决定彻底戒酒，堵住了他竟志铁甲上的惟一裂缝。
我到华盛顿时，他是权力很大的拨款委员会主席。在这个位置上，他常常把大笔资金拨给阿肯色州，用来完成诸如阿肯色河航运系统等项目。他后来又干了12年，共有六届，在1977年去世前他曾宣布不再竞选第七届。我在国会山工作时，麦克莱伦似乎是一个遥远的、几乎不可接近的人物，这也是他自己想给多数人的感觉。1977年我成为检察长后，曾和他相处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对我很好，对我的前途也很关心，这让我很感动。我真希望他能把我看到的这一面展示给更多人，并且更多地在他的公共事务中反映出来。
富布赖特和麦克莱伦的区别则如同昼夜般分明。他童年时代的生活无忧无虑，比较有保障，受教育的时间也长得多，因此思想也不那么教条。他于1905年出生于费耶特维尔，这是一个美丽的欧扎克出区小镇，位于阿肯色州北部，阿肯色大学就坐落在那里。他的母亲罗伯塔是当地一家报纸《阿肯色西北时代报》的编辑，一位心直口快的进步人士。富布赖特上的是家乡的大学，是一位明星学生，也是阿肯色野猪队的四分卫。20岁时，他获得罗兹奖学金，赴牛津大学。两年后学成归来，成为一名坚定的国际主义者。法学院毕业后，他在华盛顿做过很短一段时间的政府律师，然后便回到家乡，和妻子贝蒂一起到大学任教。贝蒂是一位可爱优雅的女人。作为一位政治家，她甚至比丈夫还要成功。而后者在他们长达5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总是把自己阴郁的一面藏起来，直到她1985年去世。我永远也不会忘记1967年或是1968年的一天晚上。当时我正在乔治敦独自漫步，突然瞧见参议员和富布赖特夫人参加晚宴后离开一个时髦的家庭。他们来到街上，以为周围没人会看见，参议员就把夫人搂在怀里，翩翩起舞。我站在黑暗处，但能看出，她是参议员生活中的一道光明。34岁那年，富布赖特被任命为阿肯色大学校长，成为美国主要大学里最年轻的校长。他和贝蒂似乎要在田园牧歌般的欧扎克山区迈向永久的幸福生活。然而几年后，他扶摇直上的势头显然突然受阻：新州长荷马·爱德金斯撤换了他，原因是他母亲犀利的批评社论。
1942年，由于没什么更好的事做，富布赖特便登记竞选阿肯色州西北部酌空缺议会席位。他如愿以偿。在惟一一届众议院任期中，他提出了富布赖特决议案，它呼吁美国加入国际组织以维护二战后的和平，从而预见了联合国的建立。1944年，富布赖特参加了美国参议院的竞选，也是为了有个机会进行报复。他的主要对手便是他的劲敌爱德金斯州长。爱德金斯喜欢树敌，这是政治中的危险特点。除了撤换富布赖特外，他还在两年前反对过约翰·麦克莱伦，甚至不惜对麦克莱伦主要支持者的退税进行查账，结果铸成大错。如我所言，麦克莱伦从不忘记或原谅对他的冒犯。他竭尽全力帮助富布赖特击败爱德金斯。富布赖特成功了。他们两人也就此扯平。尽管他们在参议院一起服务了30年，但富布赖特和麦克莱伦从来也没有走得特别近。两人都不太愿意和其他政治家建立起个人关系。他们的砍共同努力推动阿肯色州的经济利益，共同和南方集团一起投票反对民权。但除此之外，他们很少有什么共同之处。
麦克莱伦是个保守派，主张走军事路线，反对共产党。他希望税款只用于国防、公共设施和执法。他聪明有余，心计不够。在他眼里事情非黑即白，泾渭分明。他说话从不掩饰，如果对什么事情有怀疑，也从不表露出来，担心别人会小看自己。他认为政治与金钱和权力有关。
富布赖特则比麦克莱伦开明得多。他是位优秀的民主党人，一直喜欢并支持约翰逊总统，直到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越南问题上闹翻。他支持进步税收，支持消除贫穷和不平等的社会计划，支持联邦对教育的扶助，支持美国对负责缓解贫穷国家贫困问题的国际机构做出更慷慨的贡献。1946年，他提出法案，制定了一个促进国际教育交流的富布赖特计划，为来自美国和其他60个国家的成千上万名富布赖特学者提供了资金。他认为政治关系到观念的力量。
在民权问题上，富布赖特从没花费很多时间来为自己的投票记录进行辩解。他只是说，在诸如民权等问题上，他得按照自己的大多数选民的意志投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知道得和他一样多。实际上，这是他不想被击败的委婉说法。他签署了《南方宣言》，但先对它进行了一些淡化。直到1970年尼克松任内，他才投了民权法案一票。其间，在挫败尼克松总统提名反民权人士C．哈罗德·卡斯威尔出任最高法院职务时，他倒是起了关键作用。
尽管富布赖特对民权持消极态度，但他绝不是个软骨头。他厌恶那些打着爱国幌子上街游行的道貌岸然的煽动分子。当年，威斯康星州参议员乔·麦卡锡到处指控他人与共产党有牵连，对无辜的人民进行恫吓。多数政治家都吓得不敢吱声，甚至包括那些极其厌恶他的人。富布赖特在参议院投下了惟一一票，反对给麦卡锡的特别调查委员分会追加经费。他还和别人一起提出议案，审查麦卡锡。在约瑟夫·威尔奇向全国人民揭露了他的骗局后，参议院终于通过了上述议案。麦卡锡来得太早了——他如果出现在1995年掌管国会的那群人中，倒应该适逢其时。但在50年代初，在那个因反共歇斯底里症而变得极其脆弱的年代，麦卡锡是一个900磅的大猩猩，而富布赖特则是在他所有同事之前率先向他叫板的人。
对于外交事务中的分歧，富布赖特也从不躲闪。和民权领域不一样，在这个领域，他比自己的选民懂得多。他决定，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就要去做，并希望能让选民们接受自己的做法。他主张多边合作，反对单边行动；他主张与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家进行对话，而不是隔离；他主张提供更为慷慨的对外援助，减少军事干涉；他主张通过我们的榜样与观念的力量，而不是武力来赢得人们接受美国的价值观。
我喜欢富布赖特的另一个原因是，除了政治外他在其他方面的兴趣也很广泛。他认为，政治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开发自己所有的才能，享受转瞬即逝的生命。有人认为权势就是目的本身，而不是为追求幸‘福所提供的保障与机会，这种想法在他看来是十分愚蠢与不值一驳的。富布赖特喜欢与冢人、朋友共度时光，每年都要休假几次来修整、充电，博览群书。他尽管已78岁，仍喜欢打野鸭，也喜欢打高尔夫球。他和人聊天十分专注，说起话来带有一种优雅不凡的口音。放松的时候，他口若悬河，句句在理。不耐烦或生气的时候，他就会采用一种夸张的说话方式，语调中透露出高傲与鄙视。
富布赖特曾支持1964年的“东京湾决议”赋予约翰逊总统权力，向明显攻击那里的美国船只的行为做出反应。但到了1966年夏，他得出结论，我们的越南政策已被引入歧途，注定会失败，而且这也是更大的错误模式的一部分，如果不加以改变，将会给美国与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966年，在他最有名的著作《权力的傲慢》中，富布赖特发表了自己对越南的看法以及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批评。几个月后，我加入了委员会的班子，他签名送给我一本他的书。富布赖特的核心观点是，伟大的国家陷入困境之后，如继续“傲慢地”运用自己的力量，企图在不该在的地方做不该做的事，那么这些大国就会陷人长时期的衰落。对任何根植于传道士般热情的外交政策，他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在他看来，这样的外交政策会使我们步人承诺的歧途，“这种承诺尽管慷慨大方、好心好意，却负担过重，即使美国这样有能力的国家也承受不起”。他还认为，如果我们运用自己的力量来服务于反共之类的抽象概念，而并没有弄明白当地历史、文化、政治等情况，那我们只能是在帮倒忙。1965年，我们单边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内战就是个例子。在这场内战中，由于担心左翼总统胡安，博斯会建立起一个古巴模式的共产党政府，美国便支持了拉菲尔·特鲁希略将军压迫的、反动的、常常是嗜血的独裁政府的那些同盟者。特鲁希略的军人独裁统治长达30年之久，直到1961年他被暗杀才告结束。
富布赖特认为在越南我们也正在犯同样的错误，只是规模更大。约翰逊政府及其支持者把越共视为中国在东南亚扩张的工具，因此要在亚洲各国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向共产主义之前加以阻止。于是美国便开始支持南越反共却谈不上民主的政府。当南越证明没有能力独立打败越共时，我们就扩大支援，派遣了美国军事顾问，直至最后派遣大批武装部队，来保卫在富布赖特看来是一个“懦弱、独裁，并未赢得南越人民忠诚的政府”。富布赖特认为，钦佩富兰克林·罗斯福、反对殖民主义立场的胡志明，主要关心的还是让越南独立于所有外国势力。他认为，胡志明绝不是中国人的傀儡，而是和历史上的越南人一样，反对并且担心北方那个比自己强大的邻居’。因此他认为，我们的国家利益并不足以证明我们有理由付出与夺走这么多的生命。尽管这样，他也不主张单方面撤军，反而支持使东南亚“中立化”的努力。美国撤军的条件是所有各方都同意南越进行民族自决，并同意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与北越统一。不幸的是，1968年在巴黎开始和谈时，这样的理性决议已经不再可能了。
就我所知，所有在外交委员会工作的人对于越南都和富布赖特有同感。他们还越来越感觉到，约翰逊政府的政治与军事领导人始终在夸大我们在军事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因此他们开始系统地向政府、国会和全国呼吁改变政策。在我写这段话时，一切都显得那么合情合理，直截了当。但那时，富布赖特，他在外交委员会的同事和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实际是在走一条政治的高架钢索，以通过危险的岩石。两党的战争鹰派人物都在指控委员会，尤其是指控富布赖特，称他们在向我们的敌人提供“援助和慰藉”，在分裂国家，在削弱我们战斗到底直至胜利的决心。然而，富布赖特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尽管他遭受到尖锐的批评，但听证会还是强化了反战情绪，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反战集会和“辩论宣讲会”中。
我在那里的时候，外交委员会就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态度、中美关系、美国国内目标与外交政策的可能冲突、中苏在越南冲突上的分歧的影响、国际关系的心理因素等问题举行了听证会。这时也出现了一些批评我们政策的杰出批评家，诸如《纽约时报》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前驻苏联大使、“遏制”苏联论缔造者乔治·凯南，前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著名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退役将军詹姆斯．加文，革命运动专家克莱思·布林顿教授等。当然政府也派出了自己的证人。其中最起作用的是副国务卿尼克·卡岑巴赫，他至少还鼓励过我，因为他在肯尼迪总统的司法部做过民权工作。富布赖特还私下会见过国务卿迪安·拉斯克，通常是一大早在富布赖特办公室喝咖啡。
我发现拉斯克和富布赖特之间的动态关系很有意思。富布赖特本人曾上过肯尼迪很少几个国务卿人选的名单。多数人认为他之所以最后被排除是因为他的反民权记录，特别是他还签署了（南方宣言）。拉斯克也是位南方人，来自佐治亚州，却同情民权运动，也没有承受富布赖特所承受的那种政治压力，因为他并不是国会议员，而只是外交政策机构的一个成员。拉斯克对越南冲突的看法可以用简单朴实的话来概括：这是自由与共产主义之间在亚洲的战场。如果我们输掉了越南，共产主义将会席卷整个东南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我一直以为，富布赖特和拉斯克对越南之所以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看法，部分是由于他们年轻时在英国当罗兹奖学者时所处的时代极不相同。1925年富布赖特到牛津时，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条约》已开始实施，德国承受了沉重的经济与政治负担，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垮台后的欧洲与中东版图也被重新划分。获胜的欧洲列强对德国的羞辱，以及战后美国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等在参议院拒绝国际联盟、拒绝通过《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等事件中得到了体现，导致了德国超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应和希特勒的崛起，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富布赖特极不愿意重犯类似错误。在他看来，各种冲突从来都不是黑白分明的，因此他总是避免将对手妖魔化，一开始总是会寻求谈判解决的办法，最好是在多边框架内。
相反，拉斯克是30年代初才去牛津，当时纳粹已上台。后来他一直关注着英国内维尔·张伯伦首相与希特勒毫无希望的谈判，这种做法得到了历史上最痛苦的教训：绥靖主义。拉斯克将共产主义与纳粹的极权主义相提并论，同样不屑。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采取行动控制东欧，将其纳入自己的轨道，这使拉斯克认为，这些国家会因此反对个人自由，变得咄咄逼人。他决心绝不让自己当一个绥靖主义者。因此，他和富布赖特看待越南问题的不同角度自然就产生出无法弥合的精神与情感分歧，而且早在越南出现在美国的雷达屏幕上的几十年前，这种分歧就已形成。战时妖魔化对手的自然倾向及约翰逊、拉斯克等人绝不“输掉”越南的决心大大加深了主战派一方的心理隔阂，持久地损害了美国的威信，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威信。我也看到这同一种强迫症在我当总统的和平时期所起的作用，以及在我与共和党国会及其同盟的意识形态斗争上所起的作用。要是失去了理解、尊重或信任，那任何妥协，更不用说承认错误，都会被看成软弱、不忠的表现，是必定导致失败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