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对她的病人十分关心，无论他们付不付得起钱。在实行保健医疗和医疗补助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有很多人付不起钱。我记得有一天，一位贫穷但很要面子的男人来我家结账。他的工作是摘水果，所以付给了母亲六蒲式耳的新鲜桃子。这些桃子我们吃了好长时间——和在麦片中，做在馅饼里，掺在自己做的冰淇淋里。要是再有几个穷病人付不起现钱该多好啊！我想，在工作、朋友还有赛马中，母亲的婚姻压力得到了巨大的缓解。一定有很多日子里，母亲内心在哭泣，也许甚至是因身体的疼痛。但多数人并没有察觉到。她树立的榜样在我当上总统后起到了很大作用。她几乎从没和我谈论过她的烦恼。我想她准是认为需要知道的我已经知道，剩下的我自己也能想明白，因为我并不傻。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应该尽可能拥有一个正常的童年。
我15岁那年，事情发生了变化，沉默战略不再奏效。老爸又开始喝酒，又开始暴虐。母亲只好带上我和罗杰离开。几年前我们已经离开过。那时我们搬进中央大道南端几乎靠近赛马场的克利夫兰庄园公寓楼住了几个星期。这次是在1跖2年4月，母亲到处找房子期间，我们在一家汽车旅馆住了大约三周。我们一连看了好几处房子，都比我们现在住的小得多，有些也超出了她能承受的价格范围。最后，她终于看中了斯卡利街上一幢三居室两卫的房子。斯卡利街只有一个街区那么长，在温泉城南边，在中央大道以西半英里。这是一幢新式全电气化的“金牌”住房，有中央供暖和空调——而我们在帕克大街上的房子只有窗式空调。我想这幢房子得花费三万美元。房子还有一个很棒的起居室和餐厅，餐厅就在进大门的左手。后面是一个很大的书房，同吃饭的地方和厨房相连。厨房外面是个洗衣间，就在车库后面。书房后面是一个很大的门廊，后来我们在这里装上玻璃，摆了张台球桌。门厅右边是两间卧室，左边则是个很大的卫生间，后面是一个带卫生间可以洗淋浴的卧室。母亲让我住带淋浴间的大卧室，我想这是因为她要一个大卫生间，可以让她有更多空间摆放她那些化妆品和镜子。母亲住在后面第二大的卧室里，罗杰住最小的那间。
尽管我喜欢我们在帕克大街上的房子，喜欢我费了很大劲儿整治好的院子，喜欢我的邻居、朋友和那些常去的熟悉地方，但也很高兴搬进了一个正常的家，拥有了一种安全感，这点也许对母亲和罗杰而不是对我更为重要。那时，尽管我对于儿童心理一窍不通，但已开始担心，老爸的酗酒和暴虐行为会吓坏罗杰，这比吓坏我更严重，因为罗杰生下来就生活在这个环境中，而且罗杰·克林顿是他的亲生父亲。我父亲则是另一个人，一个在我心目中坚强、值得信赖、靠得住的人。一想到这点我就有了更多情感上的安全感，拥有了比较超然甚至是带点儿同情地看待眼前所发生的事情的必要空间。我从没停止过对罗杰·克林顿的爱，我从没停止过给他打气，希望他改变；在他清醒与忙活的时候，我一直都感觉和他在一起很开心。我那时就担心，小罗杰将来准会仇恨他父亲。事实的确如此，这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讲述这些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时，我明白，要落人莎士比亚的马克安东尼为裘力斯·恺撤所作的悼词中讲到的陷阱是多么容易：如果人们做了恶事，死后免不了遭人唾骂，可是他们所做的善事，往往随着他们的尸骨一齐人土。就像所有我知道的酒精和药物上瘾者一样，罗杰·克林顿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好人。他爱母亲，爱我，爱小罗杰。母亲在新奥尔良上学时，他曾帮助母亲回来看我。他对家人和朋友慷慨大方。他头脑灵活，幽默诙谐。但他身上也有一种由恐惧、缺乏安全感、心理脆弱等成分组成的易燃混合物。这种物质毁掉了多少瘾君子的生活希望。就我所知，他从没向那些知道如何给予帮助的人寻求帮助。
和一个嗜酒如命的人一起生活的真正困惑是，这种生活并不总那么坏。几个星期，有时甚至是几个月，我们都会在一起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沉浸在普通生活的平静欢乐中。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忘却那些日子。即使忘了，我还有老爸寄给我的几张明信片和几封信，以及我寄给他的几封信，唤起我的这段回忆。
有些痛苦的时光往往也会被忘却。最近我重读了母亲离婚档案上的证词。我发现在证词中，我详细讲述了三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在老爸施暴后，我立即给母亲的律师打电话，让他叫警察来把老爸带走。我还说上次我阻止他殴打母亲时，他竟威胁说要打我。这句话很好笑，因为那时我已长得比他高大壮实，他就是很清醒、不那么醉的时候也不是我的对手。这两件事我不记得了，也许正如专家们所说的那样，家庭成员如果还要和家中的嗜酒继续生活下去，他们就会予以否认。无论什么原因，40年后，这些特别的忆仍然被深深埋藏。
1962年4月14日，在我们离开五天后，母亲提出离婚。阿肯色州的离婚办起来很快，而且母亲理由充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老爸一心想让母亲和我们回到他身边。他崩溃了，瘦了许多，在我家附近一停车就是好几个小时。有几次，他甚至睡到了房子前面门廊的水泥地上。一天，他叫我和他一起开车去兜风。我们开车来到环路街我们的老房子后面。他把车停在我们后车道的最里面。他非常憔悴，三四天没有刮脸，不过我认为，这段时间他没有喝酒。他对我说，没有我们他活不下去，而且也没有什么理由活下去。他哭了起来，哀求我跟母亲谈谈，请她同意让他回家。他说他一定会振作起来，决不再打她或冲她喊叫。说这话时，他真的相信了自己，但我并不相信。他从来也没有明白或承认过自己问题的根源。他从来也不承认只要一看到酒精他就会缴械投降，不承认靠自己他绝对戒不了酒。
与此同时，母亲对他的哀求也有所耳闻。我猜想，她对于自己在经济上照顾我们的能力信心不足——在几年后的医疗补助和保健医疗制度实施之前，她挣的钱其实并不多。但更为重要的是她那种老观念，认为离婚尤其是带着孩子离婚是件丑事。要是没有真正的家庭暴力，事情的确如此。我想，她也感到，他们之间的问题肯定也有她自己方面的过错。也许她的确引发了他的不安全感：毕竟，她是个漂亮有趣的女人，她喜欢男人，并和许多富有吸引力、比自己丈夫成功的男人一起工作。就我所知，母亲从没和他们当中任何人有过不正当关系，不过即使有的话，我也不能怪她。和老爸分手后，她也的确和一个深色头发的英俊男人有过来往。他给过我几根高尔夫球棒，至今我还保存着。
我们搬到斯卡利街才几个月，离婚终于办妥后，母亲对我和罗杰说，我们需要开一个家庭会议来讨论老爸的事。她说他想回家，想搬进我们的新房子，她认为这回情况会不一样。然后她问我们怎么想。我不记得罗杰说了什么——他才五岁，弄不清怎么回事。但我告诉母亲我不同意，因为在我看来，他不会改变，不过只要她认为怎样好，我都会站在她一边。她说我们家里需要有个男人，而且如果不再给他一个机会，她一直都会感到愧疚。于是她给了他机会。他们复婚了。考虑到老爸的生命将那样被耗尽，复婚对他无疑是件好事，但对罗杰或母亲却未必。我不知道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在他生病时，我很高兴能够和他一起度过他最后的那几个月。尽管我并不同意母亲的决定，但还是理解她的感受。就在她把老爸接回来之前不久，我曾前往法院，正式把布莱斯这个我用了很多年的姓改为克林顿。至今我也不很清楚自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知道，我当时的确认为自己应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罗杰马上要上小学了，我不想让我们之间不同的血缘关系将来成为他的一个问题，部分是因为我想让自己的姓和全家人的一样。我甚至可能想做些对老爸有好处的事情，尽管我很高兴母亲和他离了婚。改姓前我并没有告诉母亲，但这事还得她同意才行。接到法院打来的电话时，母亲便说行，尽管她可能认为我选的时间不对。在我的一生中，我的决定和选择的时机受到公开质疑这绝不是最后一次。从我初中毕业直到我在山上那所老高中读二年级期间，我父母婚姻的恶化、离婚与和解耗费了我大量的情感能量。
就像母亲全身心地投人工作那样，我也全身心地投入了高中的学习，投入了斯卡利街上我的新环境中。这个街区的房子多数比较新，也不那么豪华。马路对面是一块四方形空地。惠特利农场遗留下来的仅剩下这块地了。此前不久，农场还占据着大得多的一片区域。每年，惠特利先生都种植整整一大片地的牡丹。它们使得春天更加妩媚，吸引着方圆数英里的人们前来观赏。他们总是耐心地等待着惠特利先生剪下牡丹，分送给大家。我们住在街上的第二幢房子里。第一幢房子位于斯卡利街和惠特利农场拐角处，是沃尔特·耶尔德尔牧师和他妻子凯，还有他们的子女卡罗琳、琳达和沃尔特的家。沃尔特是第二浸礼会的本堂牧师，后来成为阿肯色州浸礼会大会主席。从第一天起，他和凯就对我们非常好。20世纪90年代，思想错误的“自由主义者”是要被清洗出神学院的，教会也在除种族以外（教会曾为过去的罪过道歉）的所有社会问题上强化其右倾立场。我不知道，如果这个时候在南方浸礼会大会如此苛刻的评价环境中，耶尔德尔兄弟——我们都这么称呼他，他于1987年去世——将会如何应对。耶尔德尔兄弟身材高大魁悟，重达250磅。在他害羞的外表下有很强的幽默感，笑起来十分爽朗。他妻子也是如此。他俩之间没有任何虚夸的东西。他通过给予人们教诲和树立榜样，而不是谴责与挖苦，来引导他们走向基督。对最近的浸礼会大佬或当今保守派脱口秀主持人来说，他不可能得到他们的宠幸，但我真的很喜欢和他交谈。
耶尔德尔家的老大卡罗琳和我同岁。她酷爱音乐，嗓音极棒，钢琴造诣很高。我们无数次围在她的钢琴旁引吭高歌。偶尔，她还为我的萨克斯独奏伴奏。伴奏的比独奏的厉害，这也许不是第一次。卡罗琳很快成为我最要好的朋友，也成为我们那帮人中的一员，其他还有戴维·莱奥普洛斯、乔·纽曼、龙尼·塞西尔等人。我们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参加学校的活动，还经常一起玩牌和打球。有时则只是聚在一起消磨时间，通常都在我家。1963年，我参加了美国军团“少年国家”活动，和肯尼迪总统拍了现在很有名的一张合影。卡罗琳也被选人“少女国家”，这是在家乡邻里中惟一一次。卡罗琳考进了印第安纳大学学习声乐。她想成为一名歌剧演员，却不喜欢那种生活方式。结果，她嫁给了杰里·斯特利，一位出色的摄影师，生了三个孩子，成为成人读写教育方面的头面人物。我当上州长后，便任命她负责我们的成人诿写计划。她和她家人住在距州长官邸约三个街区的一幢很气派的老宅内。我常去那里聚会、打牌，或是像以前那样唱歌。我当总统后，卡罗琳一家搬到了华盛顿地区。卡罗琳到那里的国家读写研究院工作，后成为该院领导人。我离开白宫后，她又在那里待了一阵，然后走她父亲的老路，当上了牧帅。斯特利一家现在依然是我生活中一个重要部分。一切都始于斯卡利街。
我家另一边的房子是吉姆和伊迪丝·克拉克家。他们没有生育子女，却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孩子看待。我们其他邻居还有弗雷泽老两口，我从政后，他们一直是我的支持者。然而他们给我的最大礼物却来得很意外。1974牛的假期里，我刚刚伤心地输掉了国会竞选，情绪仍然十分低落，这时我看见了弗雷泽老两口的孙女儿。她那时只有五六岁的样子。她患有严重的疾病，骨头非常脆弱，身体一直到胸部都要靠撑架固定，腿被张成一个外八字形，以便减轻她脊椎的压力。她拄着拐杖走起来十分困难，但她是个坚强的小姑娘，丝毫没有那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们所具有的那种自我意识。我见到她时问她知不知道我是谁。她说：“当然，你还是比尔·克林顿呀。”那时我正需要有人提醒我这一点。
哈桑家，我前面提到过的叙利亚一意大利家庭，六口人挤在街头一幢很小很小的房子里。他们的钱肯定全部花在了伙食上。每个圣诞节以及一年中其他一些时候，他们都会为整个街区做很多很多意大利饭菜。我至今还能听到吉娜大妈的声音：“哎比尔，哎比尔，你得多吃点儿。”
还有乔恩和托尼·卡伯两口子。他们喜欢看书，是我所认识的人里最有知识的。他们的儿子迈克和我同班。还有查尔斯，豪斯利——一个男人中的男人。他知道怎么打猎，怎么钓鱼，怎么修理东西，特别是知道对小男孩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他总是把罗杰保护在自己的翅膀下。尽管我们的新房子和院子比原来的小，四周围也没那么漂亮，但我还是喜欢上了我的新家，喜欢上了我的新街坊四邻。对于度过高中岁月，这是个好地方。
目录页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
版权声明：本电子书所有权益都归原书作者所有，电子书纯属网络交流学习使用，谢绝它用，否则一切法律后果自负。上一页 下一页
目录页《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上一页 下一页
7
高中是一段华彩的乐章。我喜欢学校的课程，喜欢那里的朋友、乐队、德莫莱和其他一些活动。但让我不舒服的是温泉城的学校仍然实行着种族隔离。黑人孩子还是得去兰斯顿高中上学。该校宣称其最有名的校友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华盛顿红人队跑锋波比·米切尔。通过晚间新闻和我们的日报《前哨记录报》，我关注着民权运动，以及冷战时期的其他一些事件，如猪湾事件、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u一2飞机事件等。我还能看到卡斯特罗坐在车里，率领他那支衣衫褴褛却凯歌高奏的军队开进哈瓦那的情景。但就像对多数孩子那样，政治只占据着日常生活中的次要位置。除了老爸有时故态复萌外，我还是很喜欢我的生活。
正是在高中时期，我真正爱上了音乐。古典音乐、爵士乐、铜·管乐、摇滚乐、摇摆乐、福音乐等等。这些音乐构成了我对什么是大喜乐的看法。不知为什么，我20多岁时并不太喜欢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直到汉克，威廉姆斯和帕茨·克莱思从天而降。
除了参加进行曲和音乐会管乐队外，我还参加了我们的舞蹈乐队星光舞蹈团。有一年时间，我和拉里·麦克道戈尔争夺次中音萨克斯管的首席。麦克道戈尔看上去似乎就该为摇滚乐手巴迪·霍利伴奏。1959年，在一次气候恶劣的飞行中，霍利不幸机毁人亡，同时遇难的还有另外两位大明星，一位是比格·波帕，一位是17岁的里奇·范伦斯。当上总统后，我对艾奥瓦州梅森市的大学生做了一次演讲，这儿离霍利和他的伙伴们最后一次进行特约演出的地方很近。演讲完后，我驱车来到当时的演出场所，邻近的艾奥瓦州克利尔湖区的激浪舞厅。舞厅还在。对我们这些听着那些家伙的演奏长大的人来说，那里该被改造为一个圣坛。
不管怎么说，无论是看上去还是吹奏起来，麦克道戈尔似乎都很适合他们。他做了个鸭尾巴发型，顶部留着板儿寸，两边梳着涂了油的长发。每当站起来独奏时，他都会使劲儿摇摆，然后刺耳地吹上一通，更像是在演奏硬摇滚，而不是爵士乐或摇摆乐。1961年那会儿，我没他吹得好，但决心要超过他。那年，我们在阿肯色州南部的卡姆登市和其他爵士乐队搞了场比赛。我很对不起眼地独奏了一支舒缓优美的曲子。演奏结束后，我竟然出乎意料地获得了“最甜蜜独奏家”奖。第二年，我又有了长足的进步，成为全州管乐队的首席。大学四年级时我再次赢得了这把交椅，乔，纽曼则当上了首席鼓手。
最后两年，我和弹钢琴的兰迪·古德勒姆一起加入了爵士三重奏小组——“三王”乐队。古德勒姆比我小一岁，却比我棒得多，我一辈子也到不了他的水平。我们的第一个鼓手是迈克，哈德格雷夫斯。迈克生长在一个只有母亲的单亲家庭中。他常常叫我，还有他的几个朋友一起过去打牌。四年级时，乔·纽曼成了我们的鼓手。我们为舞会伴奏挣了几个钱，我们还在学校的活动中表演，比如一年一度的管乐联合演出。我们最拿手的是《万世英雄》的主题曲。我现在还保存着那时的录音带，过了这么多年，音带都完好无损，除了最后连复段的那个噪音外。我吹低音符时总有点儿问题。
乐队指挥维吉尔·斯帕林高大魁梧，一头深色鬈发，文质彬彬，很讨人喜欢。他指挥得很好，还是个一流人物。斯帕林先生负责组织每年都在温泉城举行的州管乐节，一搞就是好几天。他得把所有乐队的演出，几百场独奏和合奏，安排在各初中和高中教学大楼的教室里进行。每年，他还得在大标语牌上安排好所有的日期、场次和场地。我们一些自告奋勇的人则在放学后留下来，一连几个晚上加班，帮他妥善安排好一切。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大型活动的组织工作，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后来都被我很好地派上了用场。
在几次州管乐节上，我荣获了好几枚独奏与合奏奖章，还有几枚是学生指挥奖，对此我颇为自豪。我喜欢研读乐谱，并努力指挥乐队严格按照我认为合适的方式演奏曲目。在我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伦纳德·斯拉特金问我是否愿意在肯尼迪中心指挥管弦乐队演奏苏萨的《星条旗永不落》。他说，我只要挥舞一下指挥棒，差不多跟上节奏就可以了，其余的就由演奏家们自己负责。他甚至提出送给我一根指挥棒，再教教我如何握棒。我对他说，我很高兴指挥乐队，但请他把这首进行曲的谱子送来，我好复习一下。他听了后差点儿没把电话掉到地上。后来他还是送来了指挥棒和乐谱。站在乐队前时我有点儿紧张，但我们还是进入了角色，坚持到了最后。我希望苏萨先生会感到高兴。
高中时期我仅有的另一方面的艺术活动是在一年级时参加演出《毒药与老妇》。这是一出热闹的滑稽剧，讲的是两位老处女给人下了毒，然后把他们关在自己的房子里。和她们同住的还有她们懵懵懂懂的侄子。我扮演的就是这个侄子，而在电影里这却是加里·格兰特扮演的角色；我女朋友的角色由一位高个子的漂亮女孩辛迪·阿诺德担任。演出大获成功，主要是因为剧本里本来没有的两个情节。在一场戏里，我本该抬起窗座，发现姨妈的一个受害者，然后做恐惧状。我苦练良久，烂熟于心。但在演出的那个晚上，我打开窗座时却发现里面蜷缩着我的朋友龙尼·塞西尔。他抬起头看着我，用他装得最像的吸血鬼嗓音说：“晚上好。”我一时无措。幸运的是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台下则发生了一件更好玩的事情。当我在我们惟一一场爱情戏里亲吻辛迪时，她的男朋友，坐在前排的一位名叫艾伦·布罗利斯的高年级橄榄球队员发出了一声响亮滑稽的呻吟，惹得整个剧场哄然大笑。那个吻我现在还回味无穷。
我的高中课程包括微积分、三角函数、化学、物理、西班牙语、法语，还有四年的拉丁语。这一系列课程是阿肯色州许多规模小一些的学校所不开设的。幸运的是我们拥有许多聪明能干的老师，还有一名杰出的学校领导，乔尼·马·麦琪。麦琪是个高个子女人，头发又黑又密，看上去很威严，她既会满脸笑容，也会冷脸训斥，这得视情形而定。乔尼·马管理很严格，她仍然是我们学校精神的中坚人物。这本身就是一项工作，因为我们的橄榄球队是阿肯色州输得最多的，而那时橄榄球是一种宗教，每一个教练都希望成为纳特·罗克尼式的人物。那时的每个学生都还能记得在动员大会结束时，乔尼·马带领大家振臂高呼特洛伊式的口号。这时，大家已不顾体面，只知扯着嗓子大喊：“呼拉布鲁，克一奈克，克一奈克，呼拉布鲁，克一奈克，克-奈克，喔一唏，喔一嗨，要么赢，·要么死！叮咣，丘丘！乒乓，波哇！特洛伊！特洛伊！战斗，战斗，战斗！”好在这只是喊喊而已。我在学校三年时间里，只获得了一个6——29——1的成绩。要是上面的口号是准确的，那我们的道德水准可就成问题了。
我跟着伊丽莎白·巴克夫人学了四年的拉丁语。巴克夫人来自费城，是一个讨人喜欢、头脑复杂的女人。她让我们背了许多恺撒《高卢战记》中的句子。在俄罗斯人用人造地球卫星把我们逼人太空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当时的肯尼迪总统都认为，美国人应该多学些科学与数学。因此我听了所有我能听的课程。迪克·邓肯的化学课我上得不怎么样，但生物课却不错。不过我只记得有一课上得特别好。课上，纳桑·麦考利老师对我们说，我们的寿命比应该有的短，这是因为我们体内将食物转化为能量和处理废物的功能衰竭的缘故。2002年的一项重大医学研究表明，老年人可以通过大幅度减少食物的摄人量来大幅度地延长寿命。麦考利老师40年前就已经知道子这一点。现在我也成了老年人，我试着听从他的建议。
我的世界历史老师保罗·鲁特来自阿肯色乡下。他矮小敦实，头脑机灵，举止随便，幽默中不乏叛逆与淘气。我当上州长后，他放弃了沃希塔大学的教职来为我工作。1987年的一天，我在州议会碰到保罗正在和三位州议员聊天。他们正在谈论多娜·赖斯和《鬼把戏》的故事传出来后，加里·哈特最近的垮台。三位议员都用一种道貌岸然的口气猛烈抨击加里。保罗，这位虔诚的浸礼会教徒、教堂唱诗班指挥和十足的老实人，则耐心地听着他们几位喋喋不休的数落。在他们停下来喘气的工夫，他面无表情地说：“你们说得一点儿没错。他做的事的确很烂。不过你们还了解什么？又矮、又胖、又丑对我的道德品格影响之大，真是不可思议。”议员们不再吭声，保罗随之和我走开。我喜欢这位伙计。所有的英语课我都爱上。约翰·威尔逊把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活生生地呈现在阿肯色州15岁的孩子们面前。他要求我们用普通词语转述该剧的意思，然后一遍遍地问我们，莎士比亚对于人性与人类行为的观点是否正确。威尔逊先生认为，老莎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人生就是喜剧与悲剧。
在高中一年级的优等生高级英语班上，人人都要写一篇自传性短文。我的那篇短文充满了自我怀疑，这点连我自己都不理解，也从没承认过。以下是一些节录：我这个人受到各种各样力量的驱动和影响，有时我问自己活得是否健康。我是个活生生的悖论——笃信宗教，但对于自己确切的信仰并不像应该有的那样深信不疑；我要求责任却又回避责任；热爱真理却又常常屈从谬误……我讨厌自私，却天天在镜中看到自私……我看见了他们——其中一些是我很亲的人，他们从没学会如何生活。我希望并努力成为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但常常和他们如出一辙……我——这是个多么令人乏味的字眼！我、本人、我的、自己的……惟一让这些词值得使用的东西，是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优秀品质，而我们却往往不太能安置它们。这些品质是信仰、信任、友爱、责任、悔恨、知识。它们是使生活值得去拼搏的象征，而表达这些象征的词必须不折不扣地去面对。我要努力做个诚实的人，这样我就不会成为连自己都厌恶的伪君子，我将坦白地承认它们潜藏在这个男孩身上，而他正在万分努力地让自己成为一个男子汉……
我的老师罗尼·沃奈克给我打了100分，说文章写得好，写得实在，“深入挖掘了内心世界”，符合“认识你自己”的古训。我很高兴，但到现在也不清楚该如何应用自己的发现。我不干坏事，不喝酒，不抽烟，和女孩子也只是调调情，尽管跟好几个人接过吻。多数时间我都很开心，但始终没把握——自己是否如同希望的那样好。
沃奈克小姐领着我们这个小班去牛顿县进行校外考察。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阿肯色州北部欧扎克山区的心脏地带——相当于我们的阿巴拉契亚山。当时，那里是一个极其优美却极度贫困的地方，同时政治上也混乱不堪。该县人口6000左右，散居于几百平方英里的群山与盆地之中。县治贾斯珀只有300人。镇上有一个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建造的县政府大楼，两家咖啡屋，一个小百货店和一家小型影院。一天晚上，我们全班还去那里看了场由奥迪·默菲主演的老西部片。进入政坛后，我渐渐了解了牛顿县的所有乡镇，但早在16岁那年便已爱上了那里。我们在山间小道行走，了解欧扎克山区的历史、地理、动植物等等。一天，我们造访了一位山里人的小木屋。他收藏着内战以来的各种长短枪。我们还考察了当年邦联军队囤积军火的一个岩洞。枪还能开得了火，剩余的军火也仍然留在洞中。这里，时间过得缓慢，嫌隙难以消失，代代相传的记忆仍然弥漫在空中，洞中的一切把世纪般古老的冲突真真切切地展现出来。70年代中期，我当检察长时曾受邀为贾斯伯高中的毕业典礼作演讲。我鼓励学生要迎着困难上，并且引用了林肯的例子，列举了他所克服的种种艰难与挫折。演讲完后，当地民主党领导人带我走进星光灿烂的欧扎克夜晚。他对我说：“比尔，讲得好。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在小石城再讲一遍。不过下次再来的话，不要再滔滔不绝地讲什么共和党总统之类的话。他要真那么好，我们也不会打什么内战！”我不知说什么好。
在露丝·斯威尼的高年级英语课上，我们学了《麦克白》一剧，老师鼓励我们记住并背诵其中一些段落。我背了约一百多行，包括那段著名的独白，从“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开始，一直到“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将近30年后，我已当上了州长，我去阿肯色州维罗尼亚市参观一个班上课。学生们碰巧在上《麦克白》，我便为他们背诵了那几行台词，那些词对我而言仍然充满了力量。这是一段令人恐惧的独白，我总是努力使它不要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高中一年级后的那个夏天，我参加了一年一度在罗宾逊营地举行的为期一周的美国军团“少年州”活动。这是一个旧军营，里面有许多简陋的木头营房，足够容纳1咖名16岁男孩。我们按所在的市县编组，均匀地分成两个政党，然后作为候选人和选民进入到本地、县和州的政治活动中。我们还起草施政纲领，并对一些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我们聆听了自州长而下的重要人物的讲话，还在州议会大厦度过了一天。其间，少年州长以及其他当选官员和他们的“幕僚”、议员等真的走进了州府各办公室和议会各会议室。
到了周末，两党要提名两位候选人参加“少年国家”活动。该活动将于7月底在离国家首都不远的马里兰大学学院公园分校内举行。此外还要举行一次选举，得票最多的两人将作为阿肯色州议员前去参加全国活动。我便是其中之一。
我参加罗宾逊营地的活动是想要竞选“少年国家”参议员。尽管最具声望的职位是州长，可我当时对此并没有兴趣，此后多年，即使对那个真正的州长职位我也不感兴趣。在我看来，华盛顿是进行民权、贫困、教育、外交政策等方面活动的地方。此外，我也不可能赢得州长选举，因为用阿肯色州的土话来说，这是“装上碟子便被吹走”——还没开始就结束的事。我多年的霍普镇老乡麦克·麦克拉蒂实际已稳操胜券。他在学校就是学生会主席，此外还是明星四分卫和全优生。几周前他已开始在全州争取支持。我们党提名了拉里·汤顿。他是位电台播音员，有一副圆润的好嗓子，听起来既诚恳苎自信。但麦克拉蒂有的是选票，并因此而胜出。我们都很肯定，他准会是我们同龄人中第一个当选州长的。四年后，他当选为阿肯色大学学生会主席，仅仅一年后他以X岁的年龄成为州议会最年轻的一员。这种战绩更加深了我们的上述印象。不久以后，和父亲同在福特公司工作的麦克为福特牌卡车设计了一个在当时相当新颖的租车方案。这个方案最终为他和福特公司都带来了财富。他因此放弃了政治，专心经商，最后成为阿肯色-路易斯安那，煤气公司总裁。该公司是我们最大的天然气公用事业公司。但他在政治方面仍很积极，为许多阿肯色州民主党人，特别是戴维·普赖尔和我提供领导和筹款技巧。他一直伴随着我走向白宫，先是作为办公厅主任，后来作为派往美洲国家的特使。现在他和亨利·基辛格是一家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不说别的，光在巴西的圣保罗就有12个汽车经销点。尽管没有赢得州长选举，拉里·汤顿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安慰奖：作为除麦克拉蒂以外惟一获得百分之百认可率的男孩，他已稳稳当当地占据了两个“少年国家”议员的位置之一，只要提出申请即可。但这里有个问题。拉里是家乡代表团的两位“明星”之一。另一位明星是比尔·雷纳，一个聪明、英俊的多项全能运动员。他们来参加“少年州”时曾有约让汤顿竞选州长，雷纳则竞选“少年国家”议员。现在尽管他俩都有竞选“少年国家”议员的自由，但来自同一地方的两个男孩不可能都当选。此外，他们和我同屑一个党派，而我已经辛苦竞选了一个星期。当时我给母亲写了封信，说我已经赢得了税收官、党书记、市法官等选举，现在正在竞选县法官，这是阿肯色州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位置。
在最后一刻，就在党召集会议听取我们的竞选演说前不久，汤顿提出了申请。比尔·雷纳大为震惊，差点儿演讲不下去。我还保存着我当时的演讲副本，除了提到小石城中心中学的骚乱外，并无突出之处。文章提到：“我们成长在一个因某个危机而蒙羞的州，但这并不是它想要的。”我不赞同福伯斯的所作所为，希望其他州的人对阿肯色州抱有好一些的看法。计票后，拉里，汤顿得票遥遥领先。我名列第二，也得到不少票数。雷纳则远远落在了后面。我已经逐渐真的喜欢上了比尔。我永远记得，他很有风度地接受了自己失败的事实。
1992年，比尔住在康涅狄格州时曾与我的竞选班子取得联系，主动提出帮忙。我们的友谊曾受到年轻时失望的锤炼，现在得以继续，我们都感到高兴。
拉里·汤顿在另一天的竞选结束时击败了来自其他党派的对手。1963年7月19日，我来到了学院公园分校，渴望会见其他代表，就重要问题投票，听取内阁成员和其他政府官员讲话，参观白宫，并希望在那里见到总统。
一周很快就过去了，每天都被各种活动和议会会议安排得满满当当。我记得劳工部长威拉德·沃茨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他完全沉浸在民权问题的辩论中。许多男生是共和党人，支持巴里·戈德华特，并希望他能在1964年击败肯尼迪总统，但有足够多的民权进步分子，包括我们四个来自南方的人，足以让我们提出的立法建议在当天得以通过。
由于我和比尔·雷纳的友谊，由于我在民权问题上比较开明的观点，在整个一周的“少年国家”活动中，我和拉里·汤顿的关系都很紧张。让我高兴的是，在我成为总统后，有机会见到了成年的拉里·汤顿和他的子女。他看上去是个好人，有着自己的美满人生。
7月22日周一那天，我们参观了国会大厦，在台阶上照了相，并见到了我们州的参议员。我和拉里跟外交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布赖特和拨款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克莱伦共进了午餐。资深体系运转良好，没有哪个州从中获得的力量比阿肯色州更大。此外，我们所有的四位国会议员都占据着重要职位：威尔伯·米尔斯是筹款委员会主席；奥伦·哈里斯是商业委员会主席；“托克”·加辛斯是农业委员会的高级委员；吉姆·特林布尔“仅仅是”自1945年才开始当国会议员，是权力很大的规则委员会委员，控制着提交国会表决的立法提案数量。我怎么也没想到，不到三年我就将作为外交委员会工作人员为富布赖特工作。那次午餐后的几天，母亲收到富布赖特参议员写来的一封信，说他跟我们一起吃饭很开心，还说她一定会为我感到自豪。我还保留着那封信，这是我第一次见识高效的管理工作。
7月24日周三那天，我们前往白宫，到玫瑰园拜见总统。肯尼迪总统走出椭圆形办公室，来到灿烂的阳光下，作了简短的讲话，赞扬了我们所做的工作，特别是我们对民权的支持；给我们打的分比给州长们打的还高。在每年夏季的会议中，州长从来没这么勇往直前。在接受了“少年国家”的一件T恤衫后，肯尼迪走下台阶，．开始和我们握手。我站在前排，个子大，而且比多数人都更坚定地支持肯尼迪总统。我要确保自己和总统握上手，哪怕他只是和两三个人握手。早在九年级课堂辩论赛中，我就支持肯尼迪，在他担任总统两年半后更是如此。此刻真的见到了他，对我来说，这是个毕生难忘的时刻。一位朋友为我拍了照片，后来我在肯尼迪图书馆发现了这组握手的照片。
对于那次简短的会见及其对我人生道路的影响有过很多理解。母亲说，我回到家后，她便知道，我已决定进入政坛，19兕年我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那张照片被广泛地认为是我渴望得到总统宝座的开始。对于这一点，我当时并不很清楚。我还保存着自己回家后在温泉城对美国军团所做的演讲。演讲中并没有对那次握手进行渲染。那时我认为自己想当个参议员，但可能在心灵深处，我也许像亚伯拉罕·林肯年轻时写下的那样：“我要学习，做好准备，我的机会也许会到来。”
我在高中的政治活动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我被选为一年级年级长，我还想参加学生会主席的竞选，但负责监督我们高中的鉴定小组却做出决定，不允许温泉城高中的学生参与太多活动，并下达了限制令。根据这个新规定，由于我已是乐队的乐器长，便失去了参加学生会或年级级长的竞选资格。菲尔·贾米森，橄榄球队队长，一个很有希望胜出的竞选者也是如此。不参加高中学生会主席竞选并没有让我或菲尔·贾米森很伤心。菲尔接着上了海军学院，结束海军生涯后，他又在五角大楼军备控制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位朋友对新的活动限制十分气愤，因此将我的名字添加到高年级秘书的竞选名单上，我也同意了。这是我生活中犯的低级政治错误。我的隔壁邻居卡罗琳·耶尔德尔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我，她也应该赢。我出于私心干了件傻事，同时这也证明了我的一个政治原则：如果不是真想得到某个职位，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待在那个位置上，那就坚决不要去争。
尽管遭到了那次挫折，在我16岁那年的某个时候，我还是认为自己想作为一名当选官员进入公共生活。我喜爱音乐，也觉得自己会很有前途，但我明白，自己永远成不了约翰，考尔特兰或斯坦·盖茨。我对医学很感兴趣，觉得自己能当个好医生，但我明白，自己永远成不了迈克，德巴基。但我清楚，在公共服务领域我可以出类拔萃。我最感兴趣的是人，是政治，是政策，而且我认为不靠家庭财富，不靠关系，不靠南方所看重的种族或其他根基，自己也能做到这一点。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大，然而，美国的特别之处不就在于这种可能性吗？
目录页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
版权声明：本电子书所有权益都归原书作者所有，电子书纯属网络交流学习使用，谢绝它用，否则一切法律后果自负。上一页 下一页
目录页《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上一页 下一页
8
1963年夏天还发生了一件对我来说具有纪念意义的事。8月28日，我17岁生日的九天后，我独自坐在家中书房里一把白色的大躺椅上，观看我这辈子听过的最伟大的演讲。小马丁·路德·金站在林肯纪念堂前面，发表他的美国梦演说。演讲抑扬顿挫，让人想起黑人古老的圣歌。他的声音又雄浑又激动。面对着一个人群的海洋，面对着成千上万像我这样被电视紧紧吸引住的人，他讲述着自己的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土丘陵上，前奴隶的儿子们和前奴隶主的儿子们将能够像兄弟般坐在一起”，以及“我的四个小孩将生活在一个不以他们的肤色而以他们的内在品格来评价他们的国家”。
40多年后，很难讲清楚金的演讲在我心中激起的情感和唤起的希望，很难讲清楚在一个没有民权法，没有选举权法，没有公开的住宅法，最高法院没有瑟古德·马歇尔法官的国家里，他的演讲意味着什么；很难讲清楚，对于美国南方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在那里多数学校仍实行着种族隔离，在那里人头税被用来阻止黑人投票，或是被用来召集他们投既得利益者的票，在那里“黑鬼”这个词还有人在公开使用，尽管他们知道不该用。
在金博士演讲的过程中，我止不住热泪盈眶，在他演讲完好一会儿都哭个不停。他说出了所有我相信的东西，我永远也说不了他那么好。也许除了我外祖父的榜样力量外，那场演说比我的任何经历都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我要在自己的这一生中竭尽全力，让小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成真。
几个星期后，在进入高中二年级时，我仍沉浸在“少年国家”的兴奋之中，同时也决心好好利用少年时代的最后一次机会。
高中期间最难的课程是微积分。班里上这门课的有七人。此前从没开过这门课。有两件事我记得十分清楚。一天，老师科埃先生发回我的考试卷，我的答案全对，但分数显示我错了一题。我问科埃先生是怎么回事，他说我的题解得不是很恰当，准是碰巧得到了正确答案，因此不能给我分。课本上，这道题要求的计算步骤比我用的多。我们班上有一个真正的天才，那就是吉姆·麦克道戈尔（不，不是白水事件中的那位）。他问能不能看看我的卷子，然后告诉科埃先生他不应该扣我那题的分，因为我的解法和课本里的一样正确，甚至更好，因为简短。接着他又主动要求证明这一看法的正确性。对于麦克道戈尔的头脑，科埃先生和我们一样都感到很了不起，因此同意让麦克道戈尔试试。吉姆便开始演算，写满了两大黑板的数学公式，分析这道题并证明我如何改进了课本上的解法。你也许会笑话我。我一直都喜欢解谜，现在也是，但那时只是在迷宫里艰难地爬行。吉姆说的那些，我是一点儿头绪都没有，而且我敢肯定，科埃先生也没有，但当他那大胆的表演结束后，我的成绩改了过来。这件事教会了我两点：第一，有时好的直觉在解决问题时可以克服智力不足；第二，高等数学我不要再学下去了。
我们的课排在第四节，就在午饭后。11月22日那天，科埃先生被叫出教室去办公室。他回来时脸色煞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告诉我们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挨了一枪，可能已被打死。我惊呆了。就在四个月前，我还在玫瑰园见到了他,一个充满生命、充满力量的人。他做过和说过那筢多事——就职演说、拉丁美洲进步联盟、冷静应对古巴导弹危机、和平队“IchbineinBerliner”（“我是一个甜心包饼”）演说中那些难忘的语句：“自由具有很多困难，民主也并非完美，但我们从不需要建起高墙，把自己的人民圈在里面。”——这些都体现了我对我的国家的希望和我对政治的信念。下课后，全班同学从上课的辅楼走回主楼。我们都很悲伤，除了一个人。我听到一个曾和我同在乐队的漂亮女孩说，也许少了肯尼迪对国家还是件好事。我知道她的家庭比我的还要保守，但听了这话还是让我震惊和愤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如此的仇恨，在我后来的政治生涯中还会经历很多很多。在20世纪最后的25年中，这种仇恨被锻造成一个强大的政治运动。19呢年我在拉斯韦加斯进行竞选活动时，这位女孩前来参加我的一个活动。她这时已成为一位社会工作者和民主党人。我很珍惜这次重逢以及它给予我的弥合旧伤的机会。我观看了肯尼迪总统的葬礼，并为林登·约翰逊用感人的语言清醒地接任总统职务感到放心。他说：“如果今天能够不站在这里，那我会很乐意奉剩下的日子过得很快，还有德莫莱和乐队活动。乐队活动包括一次前往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市的高年级乐队之旅和一次参加全州管乐队演出；还有很多次是和朋友在一起，包括在俱乐部咖啡馆吃午餐，那里的荷兰苹果派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苹果派。此外还有看电影，到基督教青年会跳舞，到库克乳品店吃冰洪淋，以及到麦克拉兹饭馆吃烧烤。那是一个具有75年历史的家庭餐厅，那里的烤肉可以说是最好的，那里的烤青豆则绝对是全国一流。
那年好几个月里，我都在和苏珊·史密瑟斯约会。史密瑟斯来自阿肯色的本顿镇，该镇在温泉城以东30英里通向小石城的公路边。我经常在星期天到本顿做礼拜，然后和她家人一起吃午饭。饭后，史密瑟斯的母亲玛丽会端出一大堆挑子或苹果馅饼放在桌上，她父亲里斯和我就开始吃馅饼，一直吃到走不动路为止。一个星期天的午饭后，我和苏珊开车兜风来到铝土镇。那是本顿边上的一个小镇，名字源于用来炼铝的铝土。那里有一个露天铝土矿。到了镇上后，我们决定开车出城，去看一跟那里的矿场。我们离开大路，开上我以为是硬土的路面，一直来到巨大的露天矿场边上。围着矿场转了一圈后，我们回到车上准备往回开，这时我们的心情一下跌到了谷底。我的车轮深深地陷入了松软潮湿的泥土里。轮子转啊转啊，却一英寸都没有向前挪动。我找了几块旧木板塞到轮子后面，顶进去增加摩擦。可还是不管用。．两小时后，轮胎表面的花纹都给磨平了，天也渐渐黑了下来，我们还陷在那里。最后我只得作罢，步行回到城里找帮手，也给苏珊的父母打了电话。帮手终于来了，我们被拖出巨大的槽沟，轮胎光滑得就像婴儿的屁股蛋。回到苏珊家时天已经很黑了。我想她们家人信了我们说的话，但她父亲仍偷偷出去看了一眼我的轮胎，好更加肯定。在那个还比较天真的年代，我感到很没面子。
二年级快结束时，我对上大学的事变得越来越焦虑不安。不知什么原因，我从来没考虑过申请任何一所常春藤联盟学校。我知道自己想去哪里，而且也只申请了那里：乔治敦大学的外交学院。我并不想去做外交工作，当我参加“少年国家”时甚至都没去看一眼乔治敦大学，但我想回到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在那个城市的学术声望最高。耶稣会教士在知识上的严谨具有传奇色彩，也深深地吸引着我。此外我感觉自己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国际事务，而且60年代中期，只要待在华盛顿就能掌握所有的国内问题。我认为自己能被录取，因为我是全年级327人中的第四名，我的大学入学考试成绩也相当不错。乔治敦大学也尽量从每个州至少招一名学生（早期的赞助性行动计划！）。尽管这样，我还是很担心。
我决定，如果没有被乔治敦大学录取，我就上阿肯色大学。该大学有一项对阿肯色州高中毕业生不限制入学资格的政策。知情者说有抱负的政治家怎么都该上那里。4月的第二个星期，乔治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我很高兴，但这时又开始怀疑去那儿上学是否明智。我没有得到奖学金，而上那所大学又是如此昂贵：学费1200美元，住宿和杂费700美元，还要加上书本、膳食和其他开支。尽管按阿肯色州的标准，我家属于舒舒服服的中产阶级，但我还是担心父母负担不起。此外，走那么远，把母亲和罗杰留下来和老爸在一起，我也放心不下，尽管岁月正在让他的动作缓慢起来。我的指导顾问伊迪丝，艾恩态度则很坚决：我应该去，我父母应该对我的未来进行投资。母亲和老爸同意了。母亲还相信，我一旦到了那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就肯定会得到一些经济上的支持。于是我决定试一试。
1964年5月29日我高中毕业。毕业典礼就在我们打橄榄球的里克斯球场举行。作为第四名的学生，我得做赐福祈祷。后来法庭针对公立学校宗教活动做出的判决如果当时就是法律的话，则可能会使我们免掉这一程序。我也认为，纳税人的钱不应用来推动纯宗教的事业，但我为在高中岁月结束时最后说的那几句话感到很荣幸。
我的赐福祈祷反映出我深深的宗教信念，还有一点点政治。我祈祷上帝会“在我们身上留下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它使我们的人民变得强大。让我们对冷漠、无知和排斥的现象感到难过，这样，我们这一代人就会从自由人的心底消除自满、贫穷和偏见……让我们关心他人；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没有目的的生活所带来的苦难与混乱；这样当我们去世后，他人仍拥有机会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
我知道，某些非宗教人士会觉得这些话刺耳或浅薄，但我对自己当时如此理想主义感到高兴，至今我也相信自己祈祷的每一个字。
毕业后，我和毛里娅·杰克逊来到老贝尔维德俱乐部参加我们的高年级聚会。俱乐部离我家在帕克大街的房子不远。由于那时我和毛里娅都还是孑然一人，而且我俩在圣约翰的小学是同学，因此这似乎是个好主意，事实也的确如此。
第二天早晨，我进入了我最后一个少年时代的夏天。这是个典型的、晴朗的、炎热的温泉城夏天。夏天过得很快。其间，我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去了大学管乐营，并作为顾问回到了“少年州”。那年夏天，我一连几个星期帮老爸为克林顿别克公司盘点，此前也干过几回。如今，各种记录都电脑化了，零部件也可以从高效的配送中心订购，因此很难还记得起，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库存着十年前的汽车零部件，每年都得靠手工来清点所有配件。小的零配件存放在小格架里，架子很高，排得很密，弄得配件部后面很黑，和前面明亮的展室形成鲜明的反差。展室也只能容纳一辆新别克车。
这项工作十分繁杂，但我还是很喜欢做，很可能是因为这是我和老爸共同做的惟一一项工作。我也很喜欢待在别克公司，和雷蒙德伯伯，和放满了新车旧车的停车场里的推销员，以及后面的机修工们一起聊天。后面有三个人我特别喜欢。两个是黑人。厄利·阿诺德看上去像雷·查尔斯，我还从没听到过有谁比他笑得还要爽朗。他总是对我很好。詹姆斯·怀特则比较优哉游哉。他不得不这样：靠雷蒙德伯伯付给他的工钱，靠他妻子厄尔林在沃特斯夫人走后到我家为我母亲干活挣的钱，他得养活八个孩子。我喜欢听詹姆斯的空想哲学。一次，我说高中的日子过得真像飞一样，他说：“是啊，时间过得太快了，我都快赶不上自己的年龄了。”那时我把这当成是开玩笑，现在则不觉得那么好玩了。
那位白人伙计埃德·福希是个汽车天才，后来自己开了家店。我离家去上学前，把自己开的那辆亨利J车卖给了他。老爸在霍普镇别克车行修好了六辆烧坏的车，这是其中的一辆。尽管这辆车有液压制动漏水等毛病，但我还是舍不得离开它。现在要是能弄回来，花再多的钱我也愿意。这辆车给我和朋友带来了许多欢乐时光，但也有一次不那么欢乐的经历。一天夜里，我开车出了温泉城来到7号公路光滑的路面上，紧跟在一辆黑色的车后面。正当我们经过杰西·豪的汽车影院时，前面那辆车在路中间猛地停了下来，显然是想看看大银幕上放映的是什么。那辆车的一个刹车灯没亮，等我发现他停下来时已经太晚。注意力不集中、反应慢、刹车不灵——所有这些让我正好撞到了那辆黑车的后部，下巴撞到了方向盘上，把它撞成了两半。幸运的是，没人严重受伤，我的保险支付了那辆车的损失。克林顿别克公司的伙计们把亨利J修得像新的一样。我也很庆幸，断成两半的是方向盘，而不是我的下巴。与几年前亨利·希尔那一拳相比，这次的事故不算严重，与那次公羊差点儿没把我顶死相比，就更算不了什么了。到这时，对于此类事故，我已变得比较泰然自若，就像一位智者说的那样：“身上时不时地长几只虱子对狗有好处。这样它就不会老为自己是条狗而烦恼。”
目录页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
版权声明：本电子书所有权益都归原书作者所有，电子书纯属网络交流学习使用，谢绝它用，否则一切法律后果自负。上一页 下一页
目录页《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上一页 下一页
9
那个夏天结束得太快了，就像所有童年的夏天一样。9月12日那天，我和母亲飞往华盛顿。在开始听取新生情况介绍前，我们将在那里花上一周时间观光游览。自己进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不很清楚，但充满了期待。
这次旅行对母亲来说比对我更为艰难。我们总是很亲密，我知道她看我时，既看到了我，也看到我父亲。她将抚养小罗杰，对付大罗杰，而在这两条战线上都失去了我的帮助。对此，母亲不能不担心。我们还会很想念对方。我和母亲既很相似，又很不相似，但我们在一起很快乐。我的朋友们很喜欢母亲，她也喜欢让他们到家里来。这在以后也是一样，不过通常只有在我圣诞节或夏天回家的时候。
那时我不可能像现在这么清楚她对我有多么担心。最近，我偶尔发现了一封她写于1963年12月的信，这封信帮助我成功地申请到了慈善互助会领导奖。该奖项每年颁发给设有慈善互助会的城市里一两所高中的高年级学生。她写道，她的信“稍稍减轻了我对比尔的愧疚情结。我的职业是做麻醉，麻醉总是占据着我的时间，而这些时间我感到理所当然属于比尔。因此，由于这一点，对他个人品行的肯定，对他用自己的生活取得的成就的褒奖实际上属于他自己。因此，当我看到他时，我看到的是一个‘自我造就的，人”。这话她说得可就不对了！是她每天教我鼓起劲，坚持下去；是她教我去发现人们最好的一面，即使他们看到的是我最坏的一面；是她教我要感谢每一天并用微笑迎接每一天；是她教我坚信，只要愿意付出必要的努力，就能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成为任何我想成为的人；是她教我坚信，最终爱与善会战胜残酷与自私。那时母亲并没有循规蹈矩地信仰宗教，尽管随着年岁渐长，她变得越来越虔诚。她目睹了这么多人死去，很难相信会有什么来世。但如果神意味着爱，那么，她就是一个神灵般的妇女。而我自己则离那个自我造就的人还差得很远很远，但愿我能更经常让她知道这一点！
尽管担心我们生活中的巨大变化，我和母亲在到达乔治敦时还是兴奋不已。离主校区仅几个街区之隔是所谓的东校区。那里有外交学院和其他拥有女生并在宗教和种族方面更为多样化的学院。大学于1789年由约翰·卡罗尔大主教建立。那是乔治·华盛顿当总统的第一年。在主校区进门处的大圆形广场上矗立着卡罗尔大主教的塑像。1815年，詹姆斯·麦迪逊总统签署了一项法令，批准乔治敦大学拥有学位授予权。我们大学从一开始就对持所有信仰的人敞开大门，而且大学最杰出的校长之一帕特里克·希利神父，是这所白人居多的学校在1874——1882年间的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校长。校球队清一色为白人男性，而且几乎全都是天主教徒。外交学院成立于1919年，创始人是爱德蒙·A．沃尔希神父。他是个坚定的反共人士。我到那里时，教职员中还包括众多逃离共产党政权，或曾在那里受过苦的教授们。对于美国政府的任何反共活动，他们都表示支持，包括在越南。
外交学院的政治并不全是保守的，其课程也一样。学院严谨的学风反映了耶稣会教士于16世纪末期发展起来的教育理念——《研究概要》。大学的头两年，每学期要上六门课，每周加起来共有18或19课时，而且到三年级第二个学期前不开任何选修课。那时还有二个着装要求。我当新生那年，男生上课时还要求穿礼服衬衫，穿夹克，打领带。化纤“滴干”衬衣能买到，但穿起来很不舒服，因此来到乔治敦大学后，我决定在我每周25美元的膳食和其他开支中拿出五美元用于五件衬衫的干洗。此外学校还有宿舍规定：“新生除周末外必须每晚待在宿舍学习，并于12点前熄灯。周五与周六晚上必须在夜里12点30以前回到宿舍……绝对禁止异性访客留宿。宿舍内不得饮酒，不得豢养宠物，不得私藏枪支。”我知道这以后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但1997年我和希拉里送切尔西去斯坦福时，男女混住宿舍楼的情况仍让人看了不舒服。显然全国来复枪协会也没有成功取消对枪支的限制。
我和母亲走进前门时见到的第一个人是负责向新生介绍情况的迪宁神父。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乔治敦大学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除拉丁语外不懂其他外语的南方浸礼会教徒会想上外交学院。他说话的语气还表明，他们不明白学校是怎么同意录取我的。我只是笑了笑说，也许过一两年我们会一起弄明白。看得出来，母亲有些担心，因此，迪宁神父离去后，我跟她说不用多久，他们就都会清楚什么原因了。我怀疑当时自己有点儿虚张声势，但听起来还行。
预备程序过后，我们去找我的宿舍，并见到了我的室友。罗耀拉宿舍楼位于35街和N街交汇处，就在沃尔希大楼后面并与之相连。分配给我的是225号房间，紧挨着35街学校的前门，可以俯瞰罗得岛的杰出参议员克莱本佩尔家的房子和他漂亮的花园。我当总统时，他还在参议院工作。他和他的妻子努阿拉成了我和希拉里的朋友。在凝望了这所气派的老宅外部30年后，我终于见到了它的内部。
和母亲来到宿舍门口时，我大吃一惊。1964年的总统选举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而贴在我门上的是一个戈德华特的黏胶标签。我还以为自己把他们都留在了阿肯色州！标签是我室友汤姆·坎贝尔贴的。他是位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来自长岛的亨廷顿，出身于一个坚定的保守派共和党家庭，曾是纽约市沙维尔耶稣会中学的橄榄球队员。他父亲是位律师，在当地获得了法官职位，走的是保守党路线。汤姆对给他安排的室友可能比我还要吃惊。我是他见过的第一位南方浸礼会教徒，而且更糟的是，我是个坚定支持林登·约翰逊的民主党人。
母亲绝不允许政治之类的小事影响好的居住环境。她开始和汤姆聊天，就好像认识了他很久，她和别人也总是这样，没过多久，就把他争取了过来。我也喜欢他，心想我们定能和谐相处。在乔治敦朝夕相处的四年中，在后来将近40年的友谊中，我们的确如此。
不久，母亲高高兴兴、神情自若地和我告别。我随即便开始考察身边的环境，先从我宿舍的那一层开始。我听到大厅那头传来音乐，那是电影《飘》里的《塔拉主题曲》，于是便找了过去，希望能再遇上个南方人，哪怕不是个民主党人。来到播放音乐的房间时，我却发现了一个不属于任何范畴的人物。他叫汤米·凯普兰，正坐在这层楼里惟一的一张摇椅上。他告诉我，他是个独生子，来自巴尔的摩，他父亲做珠宝生意，他认识肯尼迪总统。他说起话来非常清脆明快，在我听来有点儿贵族派头。他说他想当作家，给我讲了一大堆的肯尼迪故事。尽管我知道自己喜欢他，但当时不可能知道我又碰到了一位后来证明是我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在后来的四年中，汤米将带我去参观巴尔的摩；将带我到他在马里兰州东岸的家；将带我去了解圣公会教堂及其礼拜仪式；将带我到纽约的皮埃尔饭店去品尝美味的印度咖喱；将带我到卡莱尔宾馆，让我头一回享受那里昂贵的客房服务，还带我到“21”俱乐部和其他几人一起庆祝他21岁的生日。他还将带我到马萨诸塞州和科德角，在那里我因为没抓住长满贝类的岩石而差点儿淹死，而且在努力抓住岩石的过程中，我的双手、两只胳膊、胸部和双腿又被划得一道一道的。在拼命游回岸边的过程中，一道偶然出现的又长又窄的沙堤和汤米以前学校的朋友费夫·希明顿伸出的援手救了我的命。希明顿后来当上了亚利桑那州的哄和党州长。（他当时要能预见未来，也许就得考虑考虑了！）作为回报，我也向汤米介绍了阿肯色州、南方的民俗民风和基层政治。我想自己做了笔好交易。
在后来几天中，我见到了其他同学，并开始上课。我还想出了每周如何靠25美元生活的方法。除了五美元零头用来干洗五件礼服衬衣外，·我决定周一到周五每天吃一美元的伙食，另一美元用来周末打牙祭，这样还剩下14美元可用于周六晚上的外出。1964年，我实际已经能够用14美元请约会女孩吃饭，有时还能看场电影，当然我得让女孩先点菜，以确保我俩点的菜加起来不会超过自己的预算。那时乔治敦有许多很好的餐馆，在那里，14美元就能办那样的大事。此外，在最初几个月，我并没有每周约一位女孩，因此预算常有节余。
其余时间一天一美元的伙食并不难做到——我总是感觉自己钱还不少，甚至足以支付学校舞会或其他什么特别活动的额外开支。我的大部分课是在沃尔希大楼上，大楼对面隔着36街有一家威斯米勒熟食店。我每天早晨在那里花上25美分就可以喝一杯咖啡，吃两个甜面包圈。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咖啡。喝咖啡的习惯现在我也时不时地要克服一下，但成绩有限。午饭我就挥霍30美分。一半的钱用来买苹果或樱桃馅“女主人”煎饼；另一牛钱用来买16盎司的皇冠牌可乐。我很喜欢喝这种可乐，他们不再生产后让我很是失落。晚饭就更贵了，要花50美分。我常常在距宿舍几个街区的霍亚外卖店吃晚饭。尽管名字叫外卖店，可店里也有一个柜台，你可以在那里享用晚餐。在那里吃饭本身就能带来乐趣。花15美分，我可以买上一大杯软饮料，花35美分能买到一块巨大的黑麦粉金枪鱼三明治——大得都塞不进嘴。花上85美分就能买到一块同样大的烤牛肉三明治。偶尔，如果上一个周六晚我那14美元没有挥霍光的话，我就会来上一块。
然而霍亚外卖店真正吸引人的还是店主唐和罗丝。唐高大强壮，一块鼓鼓的二头肌上刺着文身。那时文身极为少见，不像现在的摇滚明星、运动员和嬉皮青年身上那样随处可见。罗丝做了个硕大的蜂窝发型，脸很好看，体态婀娜，穿上紧身汗衫、更紧身的裤子和细高跟鞋时就更是曲线毕露。对于那些预算紧张但想像力丰富的男孩子来说，她就像块大磁铁，而只要好脾气但警惕性高的唐往那里一站，就确保了我们在那里只能是吃吃饭而已。只要有罗丝干活儿，我们就吃得很慢很慢，以保证消化好。
头两年里，我很少大胆跨出学校及其周边区域。这是一个很小的范围，南边以M街和波托马克河为界，北边是Q大街，东边是威斯康星大街，西边则是大学所在地。乔治敦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有“墓地”，那是1789餐厅下面地窖里的一个啤酒大厅，多数学生都到那里去喝啤酒，吃汉堡；还有比利·马丁餐厅，在那里不用超出预算就能享用到很好的饭菜和气氛；此外还有地窖门”，从我宿舍走下山坡到M大街就是。那里有很棒的现场音乐表演。我听过60年代很受欢迎的民歌手格兰·亚伯勒的演唱，还有伟大的爵士风琴手吉米·史密斯，以及现在已被人遗忘的“酋长”乐队。他们在我到乔治敦后不久便散了伙。其中两人组成了一个新的更加有名的乐队，叫做“爱一勺”，其一号歌手凯思·艾略特后成为“老爸老妈”合唱团的“凯思老妈”。有时，“地窖门”周日下午开门，你可以只花上一美元就在那里一边慢慢地喝着可乐，一边听“酋长”乐队演奏。
尽管偶尔我也会产生出一种被圈在乔治敦的感觉，但多数时候还是乐呵呵的，沉浸在课堂和同学中间。但是，我也为自己有几次走出茧子去旅行感到高兴。第一学期的几个星期里，我去里斯纳礼堂听朱迪·考林斯演唱。她的样子现在还能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金发飘飘，一袭长裙，怀抱吉他，独自站在舞台上。从那一天起，我就成了热情的朱迪·考林斯迷。1978年12月，我和希拉里在我初次当选州长后短暂访问了伦敦。一天我们正在切尔西区沿着国王大道浏览橱窗，一家商店的喇叭突然开始大声播放朱迪演咱的约尼·米切尔作品《切尔西之晨》。我们当即决定，如果生个女儿，就叫她切尔西。
尽管我并不经常离开乔治敦周围，但第二学期里，我还是设法去了两趟纽约。我和汤姆·坎贝尔一起去了长岛，在他家共度感恩节。那时林登·约翰逊已赢得总统大选，但我还是很高兴和汤姆的父亲辩论了政治。一天晚上，我向他发难，问他们的好街坊好四邻是否已组织起来，制定了一个“保护性”公约，根据这一公约，私房屋主承诺不向被排斥在外的群体成员，通常是黑人，出售房屋。在最高法院裁决这种做法违宪前，这种现象很普遍。坎贝尔先生承认是这样，他们居住的地区确实制定了一个公约，但排斥的对象不是黑人，而是犹太人。我住的南方小镇有两个犹太教堂和相当数量的反犹太分子，他们称犹太人是“基督杀手”，但在纽约也看到这么强烈的反犹太主义，让我很是吃惊。看来并不只有南方才有种族主义或反犹太主义。我想，要是早有人让我明白就好了，但是没有。
感恩节旅行前几周，我随乔治敦大学乐队——差不多是个草台班子——来到纽约市，第一次品尝到了这个“大苹果”。我们每周只排练一两次，但是即使这样的技艺也足以受邀到一个很小的天主教学校，布鲁克林的圣约瑟夫女子学院举办音乐会。音乐会开得很成功，在后来的交谊会上，我碰到了一个学生，她请我陪她步行回家，然后同她和她母亲喝了可乐。这是我第一次短暂造访这样的公寓大楼，纽约的绝大多数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住在无数个这样的公寓楼里。楼里没有电梯，所以我们得步行上好些层楼梯来到她家。由于我习惯了阿肯色州收人不高的人能买得起带院子的平房，所以那时她家的房子在我看来是那么狭小。我对那次偶遇的所有记忆是，她和她母亲似乎非常和蔼可亲。住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也能养成如此爽直友好的个性，可真让我没想到。
和她们道别后，我独自一人来到了这个大都市。我叫了辆出租车，说要去时报广场。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霓虹灯。这儿喧闹、快节奏，充满了生命的悸动，但也有一些阴暗面。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站街女，她撞上了一个倒霉的原型人物：一个看上去惨兮兮的伙计，穿一套深色套装，留着平头，戴副厚厚的黑牛角边眼镜，夹着个公文包。他既受到诱惑，又感到害怕。恐惧占了上风。他继续往前走；她笑了笑，耸了耸肩，继续干她的活儿。我看了些剧院和商店门脸，一个耀眼的广告牌吸引了我的眼球——泰德牛排屋——1．59美元就能买块大大的牛排。
错过这样的地方似乎太可惜了，于是我走了进去，买了份牛排，找了张桌子。坐在我边上的是一个大发脾气的男孩和他伤心的母亲。他正在口头上打击母亲，“太便宜了，妈妈，太便宜了。”母亲则一个劲儿地对他说，售货员说了牛排很好吃。过了几分钟，我拼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母亲攒足了钱要为儿子买他一心想要的录音机。问题在于这是个标准的高保真系统，叫做“hi-fi”，而他却要买一个新的立体声系统。后者的音质好得多，而且显然在追求时髦的同学面前很有面子。然而这种录音机，母亲即使一再缩衣节食也买不起。那孩子不但没有心存感激，反在公共场合冲着母亲大喊大叫：“我们所有的都是便宜货！我要好的！”我很生气，真想上去给他一下，冲他喊叫，告诉他，他有多幸运，有这么个爱他的母亲，给他饭吃，给他衣穿，自己干的几乎肯定是一份绝对乏味的工作，挣的是太少的工资。我站起身，气愤地走了出去，留下那块没吃完的便宜牛排。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想部分是因为我母亲所做的和所忍受的。这件事使我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奋力挣扎更为敏感。这些男男女女做的是我们自己不想做，而他们做了我们又不想多付给他们钱的事。这件事让我对忘恩负义的行为深恶痛绝，同时决心一定要知恩图报。这件事还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既要充分利用生活的好运，又不要把好运太当回事儿，因为我心里清楚，命运的螺丝只要一拧，我就会回到起点，甚至更糟。
从纽约回来后不久，我退出了乐队，好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与学生工作方面。在一次表现较为出色的竞选中，我当选为新生班长，而这次的选举者多数是来自东部的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天主教徒。我记不得自己是如何决定参加竞选的，但有很多人帮我，这很令人激动。事实上没有出现争议，也没有很多赞助。所以，竞选活动最后就只是基层政治和一个演讲。我的一位竞选工作人员给我写了一张便条，显示出我们拉票的力度：“比尔：新人班有问题；汉诺威捡了许多选票。罗耀拉三楼（派伦那层楼）还有可能——就在楼道尽头挨着付费电话的地方。感谢迪克·黑兹。明天见。睡个好觉，先生们。金。”金就是约翰·金，他身高5英尺5，精力充沛，后来成为乔治敦大学赛艇队艇长和我们同学、总统千金露丝·约翰逊的学习搭档。总统曾邀请他去白宫共进晚餐，让我们又羡慕又忌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