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的外墙是白色的，镶着绿边，斜坡顶覆盖着门廊和房子的两边。前院的地面有高低三层，中间有条小道下去，中间一层和最下面一层之间有道石墙。两边的院子小一些，但也足够让母亲开展她最喜欢的户外活动——种花。母亲特别喜欢种玫瑰，无论家搬到哪里，都要在那里种上玫瑰，一直到她去世。母亲很容易晒黑。她常常穿件短背心和短裤在花地里刨土，于是就晒得黝黑。房子后面有一条碎石铺成的车道，一个可停放四辆车的车库，一块漂亮的草坪，草坪上立着秋千架，车道两边则是草坪坡地，一直延伸到下面的环路街。
我从七八岁就住进了那所房子，直到15岁。那里对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庭院里长满了灌木、树丛、花朵，长长的树篱上缠绕着忍冬属植物，还有许多树，一棵无花果树，一棵梨树，两棵沙果树。前院则耸立着一棵巨大的老橡树。
我和老爸一起打理庭院。这倒的确是我们一起做的事儿。渐渐长大后，这种活儿我就干得越来越多了。我们的房子毗邻一片树林，因此我经常遭遇蜘蛛、狼蛛、蜈蚣、蝎子、大黄蜂、胡蜂、蜜蜂、蛇等等。此外还有较为温和的小动物，如松鼠、花鼠、蓝背橙鸟、旅鸫、啄木鸟等等。有一次，我正在草坪上刈草，一低头，突然发现一条响尾蛇正随着刈草机向前移动，显然是被震动所吸引。我可不喜欢这情景，因此拔腿飞奔，总算没被咬着。
另一次我就没那么幸运了。老爸曾为紫崖燕搭起一座三层的巨大鸟屋。成群的紫崖燕在屋后车道下边筑起了窠。一天我刈草到了那儿，发现了这已不仅是紫崖燕的栖息之处，还成了大熊蜂聚集的地方。它们朝我蜂拥而来，飞满我全身，还有胳膊和脸上。奇怪的是，没有一只熊蜂蜇我。我赶忙跑开去，好喘口气，一边寻思该怎么做。我错误地认为这些熊蜂一定觉得我并没有要伤害它们的意思，因此几分钟后，我又开始刈草。没走十码，熊蜂便又朝我蜂拥而来，这回把我蜇了个鼻青脸肿。其中一只熊蜂钻进了我肚子和皮带之间，蜇了一次又一次，蜜蜂是不会这么干的。我晕了过去，不得不被火速送到医院，但很快就好了起来。于是我又得到了一个教训：熊蜂部落给人侵者一次公平的警告，但不会有第二次。35年之后，我的朋友迈克尔·罗斯和玛姬·波斯特五岁的女儿凯特·罗斯给我写了封信，简明扼要地指出，“蜜蜂会蜇人，小心。”我知道她什么意思。
搬到温泉城居住为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新的经历：因为这是一座新兴的、大得多也复杂得多的城市；这里有新的街坊邻里，还有新学校、新朋友；在这里我开始学习音乐，在这里的新教堂中，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体验，了宗教，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克林顿家族的大家庭。城市的名字来源于小石城往西略偏南50多英里处沃希塔山脉一道狭谷中汩汩涌出的硫磺温泉。第一个发现这眼温泉的欧洲人是埃尔南多·德索托。他于1541年穿过山谷来到这里，看见印第安人在热气腾腾的泉水中沐浴。据传，他认为自己发现了青春之泉。
1832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签署一项法令，宣布把温泉城周围的四片土地作为联邦自然保护区保护起来。这是国会通过生效的第一个类似法案，远远早于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或是黄石成为我们第一个国家公园。很快这里冒出了许许多多的旅馆，以接待游客。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央大道两旁建起了许多漂亮的洗浴房，这是城市的主干道，蜿蜒一英里半，穿过有温泉的山间峡谷。每年约有10万人前来这里洗温泉，希望能治愈他们的风湿、风瘫、疟疾、性病等各种疾病，也有人只是来这里放松放松。20世纪的前25年间建起了一批豪华的洗浴宾馆，每年来此洗浴的人次超过百万，这里也成为世界闻名的矿泉疗养之都。自从温泉城的地位从联邦自然保护区转变为国冢公园后，这座城市成为美国惟一一座坐落在国家公园里的城市。
众多的豪华旅馆、歌剧院，以及始于19世纪中叶的赌博业，也大大增加了该市的吸引力。到了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几家公开的赌场。从此，温泉城除了是一个矿泉疗养圣地外，还增添了一个恶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战时的十几年间，温泉城的市长是利奥·麦克拉弗林，这个人的能力足以管埋任何一个大城市。他在一名来自纽约的匪徒的帮助下经营赌博业，此人就是欧文·文森特·“奥尼”·马登。战后，由西德·麦克麦思领导的“大兵”改革派一举击败了麦克拉弗林的势力，这很快使得35岁的麦克麦思成为这个国家最年轻的州长。尽管有这些“大兵”改革派，温泉城的赌博业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因为他们已买通了州和当地的政客和执法人员。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奥尼·马登在温泉城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市民度过了余生。母亲‘曾为他的手术做过麻醉。她后来回到家，笑着告诉我说，看奥尼·马登的X光片就像在看一张天象图：仍然留在他体内的12颗子弹让人想起了流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赌博非法，因此黑手党从没接手过温泉城的赌博业。相反我们当地有自己的大佬。有时争夺双方也会大打出手，但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暴力总在控制之下。比如两座房子的车库被炸，但是在家里没人的时候。
19世纪最后30年和20世纪的头5年里，赌博业吸引了各种各样令人吃惊的人物来到这里，其中有逃犯，有匪帮，有战争英雄，有演员，还有一大帮棒球明星。具有传奇色彩的台球大王“明尼苏达肥佬”也常来这里。1977年，我作为检察长为了温泉城的慈善事业和他打过一场球。球赛中，他赢了我，但给我讲了许多很久以前来这里的故事作为补偿。当时他在这里白天赌马，晚上吃过饭后在中央大道通宵来回豪赌，既装满了他的钱包，又养肥了他那著名的肚子。
温泉城也吸引着政治家们前来。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曾数次访问这里。泰迪·罗斯福1910年来过，赫伯特·胡佛1927年来过，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罗斯福1936年来此参加百年州庆。休伊·朗和妻子来此欢度第二个蜜月。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当上总统前来过这里。哈里·杜鲁门也不例外。他是惟一来此赌过一把的政治家——至少是惟一一个不藏着掖着的。
除了赌博和温泉外，其他许多东西也为温泉城增添了魅力。这里有许多灯火通明的宽敞拍卖屋。有时拍卖在赌博场所举行，有时则在中央大道上澡堂街对面的餐馆内举行。这里有奥克廊的赛马场，每年春天在这里举行为期30天的英国纯血马比赛。这是当地惟一合法的赌博项目。这里的许多餐馆都安装了角子机，有些甚至允许有父母陪同的孩子们去玩上一把。城市附近分布着三个湖泊，最有名的是汉密尔顿湖，城里许多显贵，包括雷蒙德伯伯，都在此建有豪宅。到了夏天，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至此度假。这里还有一个鳄鱼饲养场，里面最大的一条长达18英尺。另外还有一个鸵鸟饲养场，里面的鸵鸟有时还被赶到中央大道游行。凯勒·布莱兰办的IQ动物园，里面有很多动物，特别引入瞩目的是传说中的美人鱼骨架。这座城市还有一个臭名远扬的妓院，老板是玛克辛·哈里斯（后来改名为玛克辛·坦普尔，琼斯）。她的确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竟敢把贿赂款公开打人当地市政要员的银行账户。1983年，她还写了一本饶有趣味的自传，书名叫做《“叫我夫人”：温泉城一位夫人的生活与岁月》。我10岁或11岁时，有好几次和小伙伴们一次又一次地给玛克辛的妓院打电话取乐，一打就是好几个钟头，使她电话占线，挡住真正的客人打进去的电话。玛克辛气得火冒三丈，对我们破口大骂，语言既粗野又有创意，以前我们可从没有听到哪位妇女或男人骂出过这样的话，简真是场闹剧。我想，她当时也一定觉得很好笑，至少是开头那15分钟左右。阿肯色州的主要人口为南方浸礼会白人教徒和黑人。相比之下，温泉城的人种成分则复杂得多，这让人有点儿吃惊，尤其是对于一个仅有3．5万人的小城市来说。城里有不少黑人，并且有一个专门接待黑人游客的皮提亚骑士旅馆。城里有两座天主教堂和两座犹太教堂。犹太居民拥有城里最好的商店和拍卖屋。城里最好的玩具店是里基玩具店，店名取自休弗曼夫妇儿子的名字，他和我曾在同一个乐队。劳雷珠宝店的老板是玛蒂和劳拉·弗莱希纳，我曾在那里为母亲买过些东西。布奈·布里斯开的利奥·N．列维医院用温泉治疗关节炎。我还在温泉城第一次碰到了阿拉伯裔美国人，他们是佐拉伯家和哈桑家。戴维·佐拉伯的父母在黎巴嫩被杀后，戴维就被他叔叔收养。他9岁来到美国时一句英语都不会说，最后却成为班上的毕业生代表和少年州州长。现在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当神经外科医生。圭多·哈桑和他的妹妹们是二战时期一位叙利亚裔美国人和一位意大利妇女之间演绎的一段罗曼司的结晶。上高中时他们和我们是邻居。我还有位日裔美国人朋友，叫做埃尔伯特·哈姆，一位捷克同班同学热内·杜哈奇，他的移民父亲开了一家名为小波希米亚的餐厅。城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希腊人社区，社区里有一座希腊正教会教·堂和一家安哲罗饭店，离克林顿别克车行仅几步路。这是个很棒的老派场所，里面有一条长长的喷泉似的苏打水吧台，桌子上铺着红白相间的格子桌布。该餐厅的特色食品是辣椒、豆子、空心粉套餐。
我最要好的希腊朋友是莱奥普洛斯一家。乔治在中央大道和百老汇大街之间的布里奇街上开了一家小咖啡馆。我们都说这条街是美国最短的一条街，只有一个街区的三分之一长。乔治的妻子伊芙琳长得小巧玲珑，信奉轮回转世之说，收藏古董，特别喜欢利贝拉切的演奏。一次他来温泉城演出时专门到她家吃晚饭，着实让她兴奋了一把。莱奥普洛斯最小的儿子保罗·戴维上四年级时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从此就和我亲如手足。
我们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和他一起到他父亲的咖啡店去，特别是在游艺团来城里演出时，因为所有演职人员都在这里吃饭。一次他们给了我们几张赠券，让我们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我们玩了所有的旋转木马，转得戴维快乐无比，转得我头晕恶心。这以后，我就只玩碰碰车和费里斯转轮。一生中，我们有福共享，有难同当，我们之间的笑声三辈子也受用不完。小时候，在如此形形色色的人群中，我都拥有朋友和熟人。现在看来没什么，可在20世纪50年代的，阿肯色州，只有温泉城才有这样的可能。即使这样，我和我大多数的朋友都过得十分正常，除了偶尔给玛克辛的妓院打打电话，以及赛马季节开始后挡不住诱惑要逃点儿课。我从没逃过课，不过我的一些中学同学就有点儿按捺不住了。
从四年级到六年级，我生活中的多数时候都是在帕克大街上来来回回。我们的街坊邻里都很有意思。我们房子东边有一排漂亮的房子，一直延伸到树林。我们房子后面，环路街上还有另一排房子。戴维·莱奥普洛斯住的地方离我家几个街区。我家附近街道上最亲密的朋友是克兰一家。他们就在我家屋后车道对面的街上，那是一所又大又老、看上去神秘兮兮的木头房子。埃迪·克兰的姨妈丹带着克兰家的几个孩子，常常还有我，到处玩——有时看电影，有时去雪泉公园游泳，池子里的水来自泉眼，冰冷彻骨。有时我们去惠庭顿公园玩微型高尔夫。他们家的老大罗丝和我同岁。老二拉里小几岁。我们一直关系都很融洽，除了有一次我对他用了一个新词。当时我们和罗丝在我家后院玩，我对他说他的表皮露出来了。他气疯了。接着我又说他父母的表皮也露出来了。这下可不得了。他跑回家，操起一把刀，跑回来，朝我投过来。尽管刀子没有刺中我，但从此往后，我再也不敢随便乱用那些大字眼了。玛丽‘丹，他们家的老小，让我等着她长大，我们好结为夫妻。
我家正对的街上有许多做小生意的。那里有一个铁皮搭成的修车铺。我和戴维常常躲在橡树背后，用橡果砸铁皮，让里面干活儿的伙计们十分恼火。有时我们还砸过往车辆的毂盖，每当击中了就会响亮地发出砰的一声。一天，我们的袭击目标突然停了下来，一个人走下车来，看见我们躲在树丛后，便顺着车道朝我们猛扑过来。这以后，我不敢再向汽车扔这么多橡果了。不过这的确很好玩。
修车铺边上是一个砖房街区，那里有一家杂货店，一家自助洗衣店，一家叫做斯塔比的小型家庭烧烤餐厅，我常常坐在餐厅前部靠窗的位置上独自用餐，一边寻思着过往车辆里面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我打的第一份工就在这个餐厅，当时是13岁。老板迪克·桑德斯那时已70来岁，就像他多数同龄人一样，他也认为左撇子不是件好事，所以他决定改变我这个顽固的左撇子。一天他让我用右手码放蛋黄酱。那是大罐子装的海尔曼牌蛋黄酱，每罐价值89美分。结果我码落了一罐，掉到地上，弄了一地的碎玻璃和蛋黄酱。我把地上清理干净后，迪克说要从我工资里扣掉打破蛋黄酱的钱。当时我一小时才挣一美元。于是我鼓起勇气说：“我说，迪克，您可以用每小时一美元找个称职的左撇子杂货店伙计，但您不能免费找个笨抽的右撇子伙计。”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笑了，并满口答应。他甚至让我第一次做起了自己的生意，在他餐馆门前摆个小摊，卖二手连环漫画。我曾细心地收集了两大箱连环漫画书，每本都还很新，因此卖得很好。那时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现在我知道，要是我把这些书留到现在，准会成为收藏家的珍贵藏品。
我家西边，朝城里的方向是佩里·普拉查汽车旅馆。我很喜欢佩里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塔维娅。她大我一两岁。一天我去看她，她刚买丁一把肋气枪。当时我一定是力‘岁或十岁。她往地上扔了根皮带，说如果我越过这根皮带，她就会开枪打我。我当然跨了过去。她真的朝我开了一枪。幸好是打在了腿上，否则事情就更糟。我也打定主意，今后遭遇恐吓时，一定要多动动脑子。
我还记得佩里汽车旅馆的其他一些事情。旅馆是用黄砖砌的，两层楼高，一间屋子进深，从帕克街一直延伸到环路街。有时人们会在那里或城里其他的汽车旅馆或寄宿旅馆租房间，一租就是几周甚至数月。一次一位中年男子租了二楼最靠里的一间房。一天警察上门带走了他。原来他在那里给人做人流。此前，我想我并不知道什么叫人流。
帕克街再往前走是一家小小的理发店。我的头发都是那儿的布里曾丹先生给理的。过了理发店约1／4英里，帕克街就汇入子兰博街。当时兰博街向南，上一个坡，就通到我的新学校，兰博小学。四年级起，我开始参加管乐队．。该小学乐队队员均是全市各个小学的学生，指挥是乔治·格雷。他很会和我们这帮叽叽喳喳的小家伙们打成一片，总是给我们鼓劲儿。有一年左右，我吹的是单簧管，然后又转吹次中音萨克斯管，因为乐队需要这么个人。对于这个转变，我从来投有后悔过。我对五年级最深的印象是一次关于记忆的课堂讨论。我的同学汤米·奥尼，尔跟老师卡里斯提诺夫人说，他认为自己记得出生时的情景。我不知道他是想像力丰富还是脑子注水，但我还是喜欢他，因为我终于碰到了一个比我记忆力还好的人。
我很喜欢六年级的老师凯瑟琳·舍尔。正像她那一代的许多老师一样，她从没结过婚，把一生献给了孩子们。她和她选择单身的表妹一起生活，一直活到近90岁。尽管舍尔小姐温柔善良，却信奉严厉的爱。小学毕业典礼的前一天，她在课后把我留了下来，对我说，我得先从班上毕业。同病相怜的还有唐娜·斯坦迪福德。由于我的公民品德分很低——那时我们可能称之为“行为”——我降为了班上第三名。舍尔小姐说：“比利，你长大后不是当州长，就是当捣蛋鬼，关键在于你能否学会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闭嘴。”事实证明，她两点都说对了。
在兰博小学上学期间，我对阅读越来越有兴趣。我发现在市中心离克林顿别克公司不远，挨着法院的地方有一个加兰县公共图书馆。我常常到那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翻看各种书籍，也读了不少。我最感兴趣的书是关于美国原住民的书。我看了伟大的阿帕奇人杰罗尼莫的儿童版传记。还有拉科他苏人“疯马”，他曾在小比格霍恩杀死了卡斯特，大败他的部队。还有内兹佩尔塞部落的酋长约瑟夫，他掷下了一句铿锵有力的话，从而带来了和平：“在太阳此刻照耀的地方，我永不再战。”还有伟大的西米诺尔人首领奥斯西奥拉，他为族人发明了一套书写字母。我对美国原住民的兴趣从来就没有减退过，同时也深深感到他们受到了多么不公正的对待。
我在帕克大街的最后一站是我第一个真正的教堂，帕克地方浸礼会教堂。尽管母亲和老爸除复活节，有时圣诞节去去外，其他时间一般不去，但母亲却鼓励我上教堂。我听子母亲的话，几乎每个周日都去教堂做礼拜。我喜欢穿戴整齐，步行前往教堂的感觉。从11岁起到高中毕业，我的老师都是A．B．“索尼”·杰弗里斯。他儿子伯特和我同班，我们是哥儿们。那些年里，每到周日，我们就一起去主日学校和教堂。我们总是坐在后排，常常只有我们自己。1955年，从教堂用心学到的教义足以让我明白自己是个罪人，需要耶稣的拯救。于是，礼拜仪式快结束时，我走下过道，宣布皈依基督，并请求洗礼。菲茨杰拉德牧师来到家里同母亲和我谈话。浸礼会教徒要求人们必须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洗礼，他们要让大家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这和进行婴儿洗礼的卫理公会信徒不同，希拉里和她兄弟接受的正是那样的洗礼。
那个周日晚上，我和伯特·杰弗里斯一同接受洗礼，当时还有其他几个人。洗礼池就在唱诗班楼座上方。帷幕拉开后，会众可以看见本堂牧师身着白袍立在那里，将被赎救者浸到水中。紧挨在我和伯特前面的是一位妇女。她显然很害怕水。，她打着哆嗦，颤颤巍巍地走下台阶，来到池子里。牧师捂住她的鼻子将她扳倒在水里时，她僵硬得像根木头，一条腿直直地伸在空中，然后搭在了防止水溅落到唱诗班楼座的窄条玻璃上。结果她的鞋跟卡住了，挣不出来。牧师想把她举起来，却扳不动她。由于他一直盯着她浸在水里的头，不知出了什么事，只知一个劲儿地把她往上推。最后他回过头来，弄明白怎么回事，把这位可怜的妇女的腿放了下来，才没有让她溺水身亡。我和伯特看了直想笑。我忍不住想，如果耶稣这么有幽默感，那么当个基督教徒也不会太难。
除了我的新朋友、街坊邻里、学校、教堂外，温泉城还给了我一个克林顿大家庭。我的继祖父和继祖母名叫埃尔·克林顿和尤拉·梅·康韦尔·克林顿。我们都称继祖父波比·埃尔。他出生在耶尔县的达丹内尔，那是小石城往西70英里、阿肯色河上游一个优美的林区。他在那里遇见并娶了他妻子。他妻子一家于19世纪90年代从密西西比迁居于此。我们称我的新祖母为克林顿老妈。她来自一个庞大的康韦尔家族，其族人分布在阿肯色州全境。克林顿家族和我母亲的亲戚加起来，使我在阿肯色州75个县里的15个县拥有了亲戚。这是一笔无形资产，因为在我开始从政的那个年代，个人关系远比资历或地位来得重要。
波比·埃尔个子矮小，不仅比老外公矮，也比老外公瘦，但善良亲切。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们还住在霍普镇。他顺道来看望他儿子和他的新家庭。他不是一个人来的。那时他还在工作，是州里的假释审查官，因此来时带着一个准是在外面休假的囚犯回监狱。他下车来看我们时，囚犯就和他铐在一起。当时的情景很滑稽，因为那名犯人身材极其高大，准有波比·埃尔两个这么大。但波比·埃尔和他说话时很温和很尊重，那人似乎也一样。我只知道，波比·埃尔按时安全地把他送回了监狱。
波比·埃尔和克林顿老妈住在山顶一幢陈旧的小房子中。他在屋后种有一小块菜地，对此他很是自豪。他一直活到84岁。在他80岁那年，菜地里长了个两磅半重的西红柿。我得双手捧着它。
克林顿老妈主掌家事。她对我很好，不过也清楚该如何驾驭她生活中的男人。她总是把老爸当成家里不能做错事的小娃娃。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总也长不大的一个原因。她喜欢母亲。每当克林顿老妈开始讲她那些疑神疑鬼的伤心故事时，母亲总是比家里所有其他成员听得更专注，也能提出更实际、更有同情心的建议来。克林顿老妈一直活到93岁。
波比·埃尔和克林顿老妈共生有五个子女，一个女儿，四个儿子。女儿伊拉里姑妈是家里的老二。她女儿弗吉尼亚，绰号修女，嫁给了加伯·克劳福德，和母亲是好朋友。伊拉里姑妈年纪越大，个性也越突出。一天，、母亲去看望她，她向母亲抱怨说自己行动不方便。她撩起裙子，给她看大腿内侧一个大大的肿块。不久，她第一次见到了希拉里，也撩起裙子让她看自己腿上的肿瘤。这是个好的开头。伊拉里是克林顿家族里第一个真正喜欢希拉里的。母亲终于劝动她去摘掉肿瘤。于是她生平第一次坐上飞机，去了梅奥诊所。肿瘤被切掉时重达九磅，肿瘤竟然没有将癌细胞扩散到她腿部的其他地方，这真是个奇迹。我后来得知，该诊所将这个惊人的肿瘤保存了一段时间，用于研究。老姑妈喜气洋洋地回到家后，我们才明白，与其说她害怕做肿瘤切除手术，不如说更害怕第一次坐飞机。
罗伯特是大儿子。他和他妻子伊芙琳平时少言寡语。他们住在得克萨斯州，偶尔短时间来温泉城看望一下克林顿家族的亲戚。显然，这样做他们觉得很高兴。
罗伊伯伯是二儿子。他开了一家饲料店。他妻子珍妮特和母亲是克林顿血统之外最有个性的两个人物，自然成了莫逆之交。20世纪50年代初，罗伊竞选议员获得成功。选举那天，我在街坊四邻为他发卡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一直发到投票站附近。这是我的第一次政治经历。罗伊伯伯只担任了一届议员。大家都很喜欢他，但他还是没有竞选连任，我想是因为珍妮特讨厌政治。好几年来，罗伊和珍妮特夫妇每周都要和我们一起玩多米诺骨牌戏，有时在我们家，有时在他们家。
雷蒙德是老四，是克林顿家族中惟一的有钱人，并且和政治有着不解之绿。他是二战后“大兵”改革派的一分子，尽管他本人并没当过兵。小雷蒙德，外号“快乐小子”，不仅年龄比我小，而且比我聪明。他后来成为一名很有成就的火箭科学家，在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
母亲和雷蒙德总有那么一种说不清的关系，因为他喜欢包办一切，还因为一旦老爸酗酒，我们常常需要他的帮助。刚搬到温泉城时，我们甚至到雷蒙德伯伯的长老会教堂去做礼拜，尽管母亲至少是个名义上的浸礼会教徒。当时的本堂牧师奥维霍瑟是个很出色的人，同样也生下了两个出色的女儿。一个是南·基奥亨，后来当上了韦尔斯利学院院长，也是希拉里的校友，然后又当上了杜克大学的第一任女校长。另一个是日内瓦，奥维霍瑟，她是《碍梅因纪事报》的编辑，在我竞选总统时给了我支持，后来当了《华盛顿哪报》的舆情调查员，职责是反映公众对立法但不是对总统的意见。
尽管母亲有所保留，但我还是很喜欢雷蒙德。他在城里的实力和影响，他对子女还有对我本人发自内心的关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以自我为甲心的小缺点倒对我影响不大，尽管我俩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1968年，我在温泉城的民权俱乐部发表支持民权运动的演说，雷蒙德却支持乔治·华莱土当总统。但1974年，我开始竞选显然不会成功的国会议员时，他和加伯·克劳福德一起签署了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帮我上路。当时对我来说这简直就像是拥有了世界上所有的钱。当他45岁的妻子去世后，雷蒙德和他在中学约会过的一位寡妇重新熟识，他们结了婚，从此恩恩爱爱走完一生。为了某个我甚至到现在也想不起来的原因，雷蒙德到了晚年竟然会冲我大发脾气。没等我们和解，他患上了老年性痴呆症。我去看过他两次，一次是在圣约瑟夫医院，一次是在私人疗养院。第一次去时，我对他说我爱他，我为我们之间发生的不愉快表示遗憾，并对他为我做的一切感激不尽。有那么一两分钟，他也许认出了我是谁，不过我不敢肯定。第二次去时，我看得出来，他已经认不出我了。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想再见他一面。84岁那年他终于撒手人寰，就像奥莉舅婆那样，在思想早就停止了之后。
雷蒙德和他家人住在汉密尔顿湖畔一座豪宅内。我们常去那里野餐，乘坐他那条大木船克里斯·克拉福特号在湖里兜风。我们每年7月4日都要在那里庆祝独立日，放许多焰火。雷蒙德去世后，他的子女们伤感地决定卖掉那所老宅。幸运的是，我的图书馆和基金会需要有个好去处，所以我们买下了这个地方，现在正在为此进行装修，雷蒙德的子孙们还能利用这个地方。他此刻正在天上向我微笑。
我们搬到帕克大街后不久，我想那是在1955年，母亲的父母搬进了温泉城一幢旧楼房的一套小公寓内。楼房和我们家在同一条街上，离我们一英里左右，更靠近城里。他们之所以搬到这里来主要是出于健康的原因。老外公支气管炎更厉害了，老外婆也犯过中风。老外公在一家卖酒的店里找·了份工作。那家店我觉得老爸也有股份，就在布里曾丹先生的理发店对面。他有许多闲暇时光，因为即使在温泉城，多数人也比较保守，不愿大白天就泡在酒馆里，因此我常去那里看他。他常玩单人纸牌，也教我怎么玩。现在我还会玩三种，常常是在我思考问题，需要松弛一下紧张的情绪。
老外婆的中风是很严重的那种，过后她总会因痛苦而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为了让她镇定下来，医生给她开了吗啡，许多许多的吗啡，这是不可原谅的。就在她染上毒瘾后，母亲才决定把她和老外公接到温泉城来。然而她的表现变得越来越不正常，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母亲虽不情愿，还是把她送到了约30英里之外的州精神病院。我想那时还没有什么戒毒机构。
当然，那时我对她的病情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有病。后来母亲开车带我到州精神病院去看她。眼前的景象真是糟透了，简直是个疯人院。我们走进一间开放的大房间，里面开着一台电风扇，风扇放在一个巨大的金属网内，以防病人把手伸进去。表情呆滞的病人穿着松松垮垮的棉布病号服或睡衣漫无目标地游来荡去，一边不停地自言自语，或是冲着房间大喊大叫。然而，老外婆看上去还比较正常，看到我们来也很高兴，我们还聊得很好。几个月后，她病情稳定了许多，于是又回来和我们同住。这以后：她再也没有依赖过吗啡。老外婆的病让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精神健康体系，那时美国多数地方的体系都是如此。在奥瓦尔·福伯斯成为州长后，他更新改造了州立医院，投了许多钱。尽管他在其他方面造成了损失，但在这方面，我永远都感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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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我终于有了个弟弟，我家也终于买了台电视。我弟弟罗杰，卡西迪·克林顿出生于7月25日，这天也是他父亲的生日。我高兴极了。母亲和老爸一直想要个孩子（几年前母亲曾流产过一次）。我想，母亲，也许还有老爸，都觉得有个孩子也许可以挽救他们的婚姻。老爸的反应并不积极。母亲剖腹产生弟弟时，我同老外婆和老外公待在一起。老爸来接上我一起去看她，然后把我送回家又独自离去。那几个月里，他一直在喝酒。他惟一的儿子的出生并不让他觉得幸福，也没有唤起他的责任感，而是更快地把他送回到酗酒的老路上。
除了家里增添了新生婴儿让人激动外，新电视也让大家兴奋不已。电视上有好多供小孩子看的节目和演出：有卡通片，如《袋鼠上尉》和（好迪都迪），里面的人物布法罗·鲍勃·史密斯是我特别喜欢的。此外还有棒球赛：米基·曼托尔和扬基队，斯坦·缪西尔和红雀队，还有我永远喜欢的威利·梅斯和纽约巨人队。
但说起来奇怪，那年夏天我这个年仅十岁的孩子真正注意看的电视节目却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我坐在电视正前方的地板上，观看两个大会，完全被吸引住了。这听起来像是瞎扯，可在政治和政治家的世界里，我的确有一种找到家的感觉。我喜欢艾森豪威尔总统，很愿意看到他重新获得提名，但我们属于民主党，所以我真正被他们的大会吸引了。田纳西的弗兰克·克莱蒙特州长做了一个激动人心的主旨发言。年轻的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和最终的胜出者埃斯蒂斯·基福弗参议员为争夺副总统提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后者曾代表田纳西州和艾尔·戈尔的父亲在参议院一起工作过。1952年曾获提名的阿德莱·史蒂文森接受了党的呼吁，再次参加竞选。他说他曾祈祷“这只奖杯会由我传下去”。我佩服史蒂文森的机智和雄辩，但即使在那时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竟然会有人不想拥有当总统的机会。现在我认为，他不想要的是另一次竹篮打水。这我的确能理解。我自己也曾在选举中输过几回，尽管每次战斗前我都要先让自己树立起必胜的信心。
我并没有把所有时间都花在看电视上。我还是尽可能地去看电影。温泉城有两家老式电影院，一家是派拉蒙影院，一家是马尔科影院，里面有很大的舞台，到了周末，巡回演出的西部明星们就会在这里亮相。我看见过着一身黑色牛仔服的拉希·拉鲁表演甩牛鞭的绝活儿，也看见过曾在电视中扮演安尼·奥克利的盖尔·戴维斯进行射击表演。
埃尔维斯·普莱斯利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拍电影。我热爱埃尔维斯。他所有的歌我都会唱，包括“约旦人”乐队为他伴奏的背景音乐。我崇拜他当过兵，并为他娶了年轻美丽的妻子普丽西拉而神魂颠倒。许多做父母的都认为埃尔维斯摇屁股的动作下流，母亲则不然，她也很喜欢埃尔维斯，可能还超过了我。我们一起看了他在“埃德·萨利文秀”中的表演，当表现他下身动作的镜头被切换以避免我们看到不雅的场面时，我们都笑了起来。除了音乐外，他南方小镇的渊源也把我和他联系到了一起。此外我还认为他有一副古道热肠。史蒂夫·克拉克是我的朋友，我当州长时，他当检察长。一次他带上自己身患癌症、不久于人世的小妹妹去孟菲斯看埃尔维斯的表演。当埃尔维斯听说了这位小姑娘后便吩咐让她和她哥哥坐在最前排，演出结束后还请她上台，和她聊了好一会儿。这让我终生难忘。
埃尔维斯的第一部电影《铁血柔情》是我最喜欢看的，现在也如此，尽管我也喜欢看（情歌心声》、{浪子泪》、《春光普照》和《蓝色夏威夷》等影片。这以后，他的电影变得越来越甜腻，越来越一般。《铁血柔情》是一部写内战后西部的影片，有意思的是，已经是全国性的象征的埃尔维斯得到了那个女孩，黛布拉·佩吉特，但仅仅是因为她以为他的哥哥——也是她深爱的对象——死在了战场上。在电影结尾，埃尔维斯饮弹身亡，将妻子托付给了哥哥。
我和埃尔维斯结下了不解之缘。1992年竞选时，我竞选班子里某些人戏称我为埃尔维斯。几年后，我任命洛杉矶的金，沃德劳担任联邦法官。难为她想得周到，竟让人给我送来一条埃尔维斯用过，并在20世纪70年代初一次演唱会上签名送给她的围巾，当时她19岁。至今这条围巾还存放在我的音乐间里。我承认，我至今都喜欢埃尔维斯。
这一时期我最喜欢的电影是圣经史诗片，比如《圣袍千秋》、《血洒竞技场》、《参孙和大利拉》、《宾虚》，尤其是《十诫》。这是我记忆中第一场花了超过一毛钱看的电影。我是在母亲和老爸去拉斯韦加斯做短暂旅行期间看的《十诫》。我用纸袋包上午饭，然后花了一张票的钱看了整整两遍。多年后，我欢迎查尔顿’海斯顿作为肯尼迪中心的获奖者来到白宫。这时他是全国来复枪协会会长，曾猛烈地抨击我让罪犯和儿童都得不到枪支的立法努力。我向他和听众开玩笑说，我比较喜欢他演的摩西的角色，不太喜欢他目前的角色。值得肯定的是，他听了后表现得十分大度。
1957年，外祖父的肺彻底坏死。他在相对较新的沃希塔医院去世。这正是母亲工作的医院。去世时他年仅56岁。他的生活承受着太多的经济压力、健康问题和婚姻不幸。然而面对生活的艰辛，他总能找到让自己高兴的东西。他爱我和我母亲胜于一切。他的爱，以及他往往通过具体事例给予我的教导，包括要对日常生活的馈赠心存感激，要对他人的问题给予关注等等，使我有了进步，而没有他的教导这是不可能的。
1957年还是小石城中心中学的危机之年。9月，在小石城的黑人报纸（阿肯色州报》的编辑戴茜·贝茨的支持下，九名黑人孩子进入了小石城中心中学。福伯斯州长一心想要打破阿肯色州州长只有两个任期的传统，抛弃了他家庭的进步传统（他父亲曾投票支持尤金·戴伯斯这位永远的社会党总统候选人），下令国民警卫队制止黑人与白人同校。接着，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下令调动联邦军队来保护学生。部队穿过呼喊着种族主义口号的愤怒人群开拼了学校。我朋友分成两派，要么反对种族融合，要么对此漠不关心。对这件事情，我并没有发表太多意见，也许是因为我家人并不十分关心政治，但我对福伯斯的做法十分气愤。然而尽管福伯斯对阿肯色州的形象造成了持久的损害，他不仅干了第三届为期两年的州长，还干了另外三届。后来他还企图报复戴尔·邦珀斯、戴维·普赖尔和我，但那时，阿肯色州已经走出了对此事的关注。
一小石城九英雄成为追求平等斗争中勇气的象征。1987年，在该事件发生30周年之际，我作为州长把他们九人请了回来。我在州长官邸为他们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并带他们看了当年福伯斯州长在里面精心策划要把他们赶出学校的那个房间。1997年，我们又在中心中学的草坪上举行了一次隆重的40周年纪念仪式。仪式完后，我和迈克·哈克比州长拉开中心中学的大门，让九位英雄通过。伊丽莎白·埃克福德15岁那年独自步行穿过那群愤怒的暴徒时曾受到恶毒的骚扰，给她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此时也和40年前奚落过她的女孩黑兹尔·马塞里握手言和。2000年，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庆典仪式上，我向小石城九英雄颁发了国会金质奖章，这是戴尔·邦珀斯议员首先提议的。1957年夏末，九位英雄帮助我们所有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挣脱了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的黑暗枷锁。在这场斗争中，他们为我所做的贡献是我永远也报答不了的。但我希望，后来我为他们、为民权所做的努力没有辱没50多年前我在外祖父杂货店里学到的一切。
1957年夏天以及那年圣诞节后，我去新奥尔良看望母亲，第一次踏上了走出阿肯色州的旅途。两次我都搭乘前往达拉斯的旅途公司大巴去探望奥蒂姨婆。那时这算得上是豪华大巴，车上的侍应生还给大家发小块三明治。我可没少吃。
达拉斯是我到过的第三个真正的城市。五年级期间，我参加赴州府的校外考察旅行时探访过小石城。当时最有意思的是参观州长的办公室，并且趁州长不在时在他的办公椅上坐了一会儿。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以后，我也常常让孩子们坐在我的州长办公室或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椅子上照相。
赴达拉斯的旅行令人难忘，除了能吃上鲜美的墨西哥饭菜、参观动物园和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微型高尔夫球场，还有三个原因。其一是我见到了父亲的几个亲戚。他弟弟格伦·布莱斯是达拉斯郊区欧文镇的治安官。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和他在一起让我感觉是和父亲在一起。不幸的是，他也英年早逝，48岁时死于中风。父亲的侄女叫安·格里格斯比。自从我母亲嫁给父亲后，她俩就一直是好朋友。在那些旅行中，她成了我永远的朋友。她给我讲了关于父亲的故事，以及母亲当新娘时的样子。安始终是我和布莱斯家族的最紧密的纽带。
其二是1958年的新年那天，我去观看了“棉花杯”橄榄球季后赛，这是我上大学后最早参加的橄榄球赛。莱斯队在四分卫金·希尔的带领下对抗海军队。两年后该队伟大的跑锋乔·贝利诺荣获了海斯曼杯。最后海军队以20比7获胜。我虽然坐在最后一排的观众席上，却感觉像是坐在国王的宝座上。
第三是圣诞节后的一个下午，我趁奥蒂姨婆上班期间独自去看了场电影。我想当时放映的是《桂河大桥》。电影我很喜欢，却不喜欢买成人票，因为当时我还不到12岁。我年龄虽小，个子却不小，所以售票员不相信我。这是我第一次碰到不相信我的人。尽管心里不好受，但领悟到了人情淡薄的大城市和小城镇的重大区别。从此我开始了为华盛顿的生活做准备，因为在那里无论你说什么都不会有人信。
1958——1959学年，我开始上初中。学校就在沃希塔医院对面，与温泉城高中相邻。两个学校的建筑都是深红的砖房。高中的建筑有四层楼高，有一座非常好的老式礼堂，其古典的设计构思与其落成的1917年十分相符。初中的建筑小一些，风格也较平淡，但仍然代表着我生活中一个新的重要时期。然而发生在那年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却和中学无关。一所主日学校的老师提出带我们教堂的几个男孩去小石城的战争纪念体育馆——野猪队曾在那里打过比赛——听葛培理的布道会。1958年那个时候种族关系仍十分紧张。小石城的学校在其反对种族融合的最后抵抗中关门停课。学生被分散到附近城镇的学校。来自白人市民委员会和其他地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建议，考虑到当时的紧张气氛，葛培理牧师最好做出限制，只有白人才能进入布道会。葛培理牧师答道，耶稣爱所有的罪人，人人都需要得到聆听圣言的机会，因此他宁愿取消布道会，也不愿为进行种族隔离的听众布道。那时，葛培理是南方浸礼会权威的生动体现，是南方，也许是全美最重要的宗教人物。在他宣布了自己的立场后，我就更渴望聆听他的布道。种族隔离主义者让了步，葛培理牧师在他里程碑式的20分钟内进行了一场威力无比的布道。当他邀请大家走下台阶，来到橄榄球场里成为一名基督徒，或是将自己的生命重新奉献给基督时，数百名黑人和白人并肩迈下体育场的过道，站在一起，共同祈祷。对于风行南方的种族主义政治来说，这是一场强有力的反击。我热爱葛培理的所作所为。那以后几个月里，我都要定期从自己很少的几个零花钱中拿出一部分，来支持他的牧师工作。
30年之后，葛培理又一次来到战争纪念体育馆举行布道会。作为州长，我有幸在一天夜晚和他同坐在主席台上。更有幸的是我还和他以及我的朋友迈克·库森一道前去看望我的本堂牧师，也是葛培理的老朋友，因患癌症而不久于人世的W．O．沃特。听着这两位神明之士谈论死亡，谈论他们的恐惧和信仰，真让人感叹良多。葛培理起身告辞时，抓住沃特博士的手说：“W．0，我俩都已来日无多。我很快就会见到你的，就在东门口。”那是通往圣城之门。
我当上总统后，葛培理和露丝来白宫官邸看望我和希拉里。葛培理和我一起在白宫做了祈祷，他还在我遭受磨难之时给我写来许多富有启发、教导谆谆和充满鼓励的信。在他和我所有的交往中，就像在1958年那次重要的布道会中那样，葛培理都践行了自己的信仰。
初中给我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和挑战，因为我开始对自己的头脑、身体、精神和我周围的小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于自身的认识，多数让我感到满意，但也不是全部。某些进入我头脑和身体的东西还是吓得我一身冷汗，包括对老爸发怒，包括对女孩子最初的性萌动，以及对自己宗教信念的怀疑。我想，这种怀疑的产生是因为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我无法证明其存在的上帝竟会创造出一个发生了这么多坏事的世界。
我对音乐的兴趣与日俱增。现在我每天都去学校乐队练习，渴望参加橄，榄球中场休息和圣诞节游行时的列队演出，渴望参加音乐会，渴望参加地区与州的管乐节。在此类管乐节上，评委们会给各个乐队以及独奏和合奏打分。我在初中荣获过好几枚奖章。要是表现不佳，那总是因为吹奏的曲目太难。我至今还保留着几张评委们对我早期独奏的打分表，上面指出我低音区控制不好，切分不好，腮帮子太鼓等等。随着我年龄渐长，分数也跟着高起来，但我鼓腮帮子的毛病总也改不了。那时我最喜欢的独奏曲是《蓝色狂想曲》的改编曲。我喜欢演奏这支曲子，有一次还在老大华酒店为来宾们演奏。我十分紧张，于是决定穿上我那件白色的新上衣；打上彩格呢红领结，系上宽腰带，希望以此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初中管乐队的指挥们都鼓励我提高技艺，我也决心试一试。那时阿肯色．州的一些大学校园举办夏季管乐营。我决定参加阿肯色大学费耶特维尔主校区的管乐营，因为那里有许多优秀老师。我打算在那里待上几周。我猜想自己有一天可能要去那里上学。七年来，我每年夏天都要去那里，直到高中毕业后的那个夏天。事实证明，这个经历对我的成长十分重要。首先，通过一次次的演奏，我的技艺有了提高。有些日子，我会一连吹奏12个小时，直到嘴唇疼得动不了为止。我还听过一些年长优秀乐手的演奏，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
对我来说，管乐营还是培养我政治才能和领导才能的理想场所。在我整个成长过程中，只有在这里，当“铜管小子”而不是当橄榄球队员才不会影响政治发展。只有在这里，当铜管小子才不会在小伙子追漂亮姑娘时处于劣势。我们的日子棒极了，从起床去大学食堂吃早饭的那一刻到晚上回到寝室睡觉的时候，总感觉自己好了不起。
我也很喜欢那里的大学校园。这所大学是密西西比以西最早接受政府赠地的大学。高中一年级时，我曾就此写过一篇文章。当州长后，我又批准拨歌，整修老主楼。该楼建于1871年，是校园里最早的建筑，让人回想起内战。主楼有两座塔楼，北边的高于南边的。管乐队还让我结识了初中时期最要好的朋友乔·纽曼。他是名鼓手，敲得很棒。他母亲莱是我的中学老师。我感觉她和她丈夫达伯总是很欢迎我到她家做客。她家在沃希塔大街。这是一幢白色木结构的大房子，与罗伊伯伯和珍妮特伯母住的地方很近。乔机智灵活，怀疑‘切，喜怒无常，滑稽可爱，忠心耿耿。我喜欢和他一起打球，或者只是聊聊天，现在还是这样——多年来我们的关系都很密切。
初中时我学习上最感兴趣的是数学。我很幸运地成为城里第一批在八年级而不是九年级就开始学代数的学生。这意味着高中毕业时我就有机会学完几何、代数（2）、三角函数、微积分等课程。我喜欢数学，因为要解题，因此总是劲头十足。尽管上大学时我从没选修过数学，但我总认为自己数学不错，但在切尔西九年级时，有一次因帮不了她做家庭作业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又一个幻觉破灭了。
玛丽·马塔萨琳教我代数和几何。她姐姐维娜·道基教历史，维娜的丈夫弗农，一位退休教练，则教我们八年级科学。这些课程我都很喜欢。尽管我科学课不算太好，但道基先生上的一堂课却让我记忆犹新。弗农·道基的妻子和小姨子都长得很漂亮，但客气点儿说，他倒并不怎么帅。他长得高大结实，腰部粗壮，戴副厚厚的眼镜，，用小雪茄烟嘴抽廉价雪茄，每抽一口，脸上都会有一种像被捏了一把的独特表情。他总是装出一副很粗鲁的样子，但笑起来却十分爽朗，也很有幽默感，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一天，他看了看我们说：“孩子们，很多年后，你们也许不会记得在现在的科学课上都学了些什么，所以我想教你们一些关于人性的东西，这是你们应该记住的。我每天早晨醒来后都会上卫生间，往脸上泼水，刮脸，擦净剃须膏，然后看着镜子说：‘弗农，你真漂亮。’你们记清楚了，孩子们。人人都想拥有漂亮的感觉。”40多年来，我真的没有忘记他说的话。要不是弗农·道基跟我说他漂亮，要不是我发现事实上他真的很漂亮，有些事我本来可能无法理解。
在理解初中那些人的过程中，我需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帮助。正是在那里，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命中注定不会为所有的人喜欢，什么原因我一般都琢磨不透。一次，我步行去学校，还有一个街区的距离时，看到一个年龄大点的学生，也是个城里的“小混混”，站在两栋楼之间的空地抽烟。他把燃烧的香烟朝我弹来，击中了我的鼻梁，差点儿没烧着我的眼睛。我至今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过说到底，我是一个管乐胖小子，没穿那种很酷的牛仔裤（李维斯牌，最好把后裤袋的线拆掉）。
那段时间，我因为什么事情和克利福顿·布赖恩发生了争执。布赖恩大我一两岁，个子却比我小。一天我和朋友决定步行回家，约有三英里路。克利福顿住在城里同一方向，也跟我们一起走。他边走边奚落我，还不停地敲打我的背部和肩膀。就这样，我们一直走到中央大道的喷泉，然后右拐上了帕克大街。足足走了一英里多的路，我一直都不理睬他，最后终于忍不住了。我转过身去，抡圆了胳膊打过去。这一拳可不轻，但没等拳头挨着他，他已经转身跑开了，因此只碰到了他的后背。我说过，我动作很慢。克利福顿逃回家时，我冲着他喊叫，要他回来，像个男子汉似的跟我干一仗。但他只管跑。回到家后，我已经冷静了下来，伙伴们的夸奖也已消了劲儿。我担心自己可能打伤了他，因此让母亲去他家看看他要不要紧。此后，我们之间再没闹过矛盾。我懂得了一点，即自己有能力保卫自己。但我不喜欢打伤他的感觉，并为自己的愤怒颇有点儿不安。往后的岁月证明，这种愤怒的潮流将变得更深、更强。现在我明白了，我那天的愤怒是对我所受欺负的一种正常的、健康的反应。由于老爸发怒和醉酒时的表现，我总是把愤怒与失控联系在一起，因此决心绝不能让自己失控。这么做能释放出更深沉和持久的愤怒。这种愤怒常常被埋藏起来，因为不知它来自何方。
即使在非常愤怒的情况下，我也会很清醒，不接受任何挑衅。那些年有两次，我选择了开溜，说得严重些的话，也可以叫装熊。一次我和克兰家的几个孩子到温泉城西边的凯多河游泳。当地一个农村孩子来到岸边上，骂了我几句。我便回敬了他几句。这时，他捡起一块石头朝我扔来。虽然他站的地方离我约有20码左右，却一下打中了我头部靠太阳穴的地方，血流了出来。我想爬上去跟他干一架，但我看得出，他长得比我大、比我壮，也比我厉害，于是我就游走了。鉴于以前遭遇公羊和塔维娅·佩里的肋气枪的经验，以及今后还会出现的类似错误，我想我这回的做法是明智的。我第二次开溜是在初中，我知道，这回我也没犯错误。每到周五晚上，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都会在健身房举行舞会。我喜欢摇滚乐和跳舞，因此从八九年级起就常去那里，不过我比较胖，不够酷，得不到女孩子的青睐。此外，我仍旧穿了条不人流的牛仔裤。
一天晚上在基督教青年会时，我溜达到健身房隔壁的台球房想买些喝的，那里有一架可乐售货机。几个高中的大男孩正在打台球，另几个则站在一旁观看。其中一个叫亨利·希尔。他家在城里开了家叫做“幸运球道”的旧保龄球馆。亨利开始奚落我的牛仔裤。那天这条裤子看上去显得尤其邋遇。这是条木匠牛仔裤，右腿外侧缝了个挂锤子的圈。即使亨利不在旁边挖苦个没完，我也已经很不舒服了。于是我就回敬了他几句难听话。他使出全身的劲儿，给我下巴重重来了一拳。当时，我显得比自己实际年龄大，约5英尺9，185磅。可亨利·希尔却有6英尺6，手伸出去能够好远。我不可能对他还手。此外，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受什么伤。于是我只是站在那里用眼瞪他。我想亨利一定很吃惊，我竟然没有被击倒，或是逃跑，因为他笑了，还拍了拍我肩膀，说我可以。此后，我们一直关系不错。我又学到了一点，那就是我能够承受打击，对抗挑衅的方法也不止一种。
1960年9月我开始上九年级，此时总统竞选已全面展开。我的年级组长和英语教师露丝，埃特金斯也来自霍昔镇。和我一样，她也是个铁杆民主党人。她布置我们看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却留出很多时间来辩论政治。那时温泉城的共和党人比阿肯色州多数地方的共和党人多，可他们从根子上说比现在这伙共和党人开明得多。一些老一点的家族从内战起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他们成为共和党人是因为反对脱离联邦，反对实行奴隶制。一些家庭的共和党根源来自泰迪·罗斯福的进步党主义。另一些人则支持艾森豪威尔温和的保守主义。
阿肯色州的民工党人成分则更为复杂。那些保持内战传统的人成为民主党人，因为他们的祖辈支持脱离联邦和奴隶制。更多的人在大萧条时期加入了民主党，因为当时许许多多的失业工人和贫苦农民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当做了救星，后来又爱上了我们密苏里州的邻居，哈里·杜鲁门。一小部分民主党人是移民，多数来自欧洲。黑人则大多数是民主党人，因为罗斯福和杜鲁门都站在民权运动一边。他们还觉得在这一问题上，肯尼迪一定会比尼克松更加积极。一小部分白人也有同感。我就是其中之一。
在埃特金斯小姐班上，大多数孩子支持尼克松。我记得戴维·莱奥普洛斯为尼克松辩护的理由是他远比肯尼迪经验丰富，尤其是在外交事务方面，此外，他的民权记录也相当不错。这倒不假。在这一点上，我还真没什么可拿来反对尼克松的。当时我不知道，尼克松在加州竞选众议员和参议员时，曾给杰里·沃尔希斯和海伦·加黑根·道格拉斯分别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我喜欢他勇敢面对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样子。1956年，我既崇拜艾森豪威尔，又崇拜史蒂文森，但到了1960年，我已成为一名党员。初选时我支持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因为他在参议院领导有方，特别是1957年通过了一项民权法案。此外他在南方并没有很深的根基。我也喜欢休伯特·汉弗莱，因为他是最热情的民权倡导者。我也喜欢肯尼迪，因为他年轻有活力，致力于推动国家前进。在班上，我竭尽全力为提名肯尼迪进行辩护。
我太想让他获胜了，特别是在科雷塔·金的丈夫被捕入狱后，他专门去探望了她，表达了他对此事的关注。他还在休斯敦向南方浸礼会教友发表演说，为自己的信仰、为美国天主教徒竞选美国总统的权利进行辩护。我的同学和他们的家长多数都持反对意见。对此我也习以为常。几个月前，我在竞选学生会主席时败给了迈克·托马斯。他是个好伙计，四年后成为我阵亡在越南的四个同学之一。尼克松在我们县获胜，但肯尼迪在阿肯色州以50．2％的得票率侥幸过关，尽管新教基要主义者使出浑身解数让浸礼会民主党教友相信，肯尼迪将会听从教皇的旨意。
当然，肯尼迪是天主教徒的事实也是我希望他当上总统的一个理由。从我在圣约翰学校的经历，以及我与那些跟母亲一同在圣约瑟夫医院工作的修女们交往的经验来看，我喜欢并崇敬天主教徒，包括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献身精神以及他们的社会意识。我还感到骄傲的是，有史以来第一位竞选国家公职的阿肯色人乔·T．罗宾森参议员，是1928年第一位天主教总统候选人，纽约州州长艾尔·史密斯的竞选伙伴。和肯尼迪一样，由于罗宾森的缘故，史密斯也在阿肯色州获胜。
考虑到我和天主教的渊源，说来好笑的是，除音乐外，从九年级起，我的课外兴趣主要是在德莫莱修道会，这是一个由共济会赞助的男孩子组织。我一直以为共济会和德莫莱修道会是反天主教的，尽管不明白为什么。毕竟，德莫莱是一名宗教改革之前的殉道者，作为信徒死在了西班牙宗教法庭手里。直到我为写作此书做研究时才了解到，天主教会曾于18世纪初谴责共济会是一个动摇权威的危险组织，而共济会并不禁止人们的任何信仰，事实上还接受过若干天主教徒。
德莫莱的目的是在会员中培养个人与公民美德，增进友谊。我很喜欢这，种亲密无间的友谊，我记得仪式的所有部分，记得自己如何步步高升，当到了本地修士会的主辅导员，还记得去参加州修道会大会，和德莫莱的女孩子组织“彩虹姑娘”一起兴奋地讨论政治、参加聚会。尽管我本人从没参加过此类竞选，但通过参加州德莫莱选举，我对政治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我支持的州主辅导员人选里，最聪明的是琼斯博罗的比尔·艾伯特。放在以前那个论资排辈的年代，艾伯特本可当一名了不起的市长或国会某委员会主席。他很好玩，很机灵，很厉害，而且和林登·约翰逊一样，也很会做交易。一次，他在阿肯色州公路上飙车，开到了每小时95英里，这时，一辆州警车拉响警报追来。艾伯特车上装有一个短波电台，他呼叫警察，向他报告说，后方三英里处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撞车事故。得到这一信息后，警车立即掉头，任由超速行驶的艾伯特回到家中。我在想，那个警察最后有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尽管我喜欢德莫莱，却并不认为修道会的秘密仪式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从德莫莱毕业后，我没有仿效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保罗·里维尔等杰出的美国人，像他们那样加入共济会。这也许是因为我20多岁时正处于一个“反加入”阶段，并且我也不喜欢共济会潜在的反天主教成分——这我弄错了——或是将黑人和白人分隔为不同支部的做法（尽管就我作为州长所接触的黑人普林斯大厦共济会大会的情况来看，其会员似乎比我所了解的共济会会员更喜欢自得其乐）。
此外，我也无需为了得到秘密而加入某个秘密的兄弟会。我有自己真正的秘密，根源便是老爸的酗酒和虐待。我14岁上九年级那年，老爸的这两个毛病变得愈加厉害，那时我弟弟才四岁。一天夜里，老爸关上卧室的门，冲着母亲大喊大叫，接下来就开始动手打她。小罗杰吓坏了，就像我在九年前那个枪击之夜那样。最后，我终于再也忍受不了母亲被打和罗杰被吓坏的事实，从包里抽出根高尔夫球棒，破门而人。母亲躺在地上，老爸则站在旁边打她。我叫他住手，说如果不住手，我就要用这根高尔夫球棒打得他满地找牙。老爸屈服了，坐在床旁边的椅子上，耷拉着脑袋。我感到恶心。母亲在书中写道，她叫来了警察，。带走了老爸，让他在牢里待了一宿。这我倒不记得了，不过我的确知道，那以后很长时间，我们都相安无事。我想，当时敢于为母亲挺身而出，’我一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事后也为此感到难过。我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么个事实，那就是一个本质上好的人怎么会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而伤害他人。我真希望能找个人，向他倾诉这二切，但我却找不到，所以我还得靠自己去弄明白。
我开始把家庭的秘密当成自己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这些事我和谁都没说过，哪怕是朋友、邻居、老师或本堂牧师。许多年后我开始竞选总统时，几位朋友告诉记者，他们从没听说过这些事。当然，就像所有的秘密一样，总是有一些人知道。老爸不可能除了我们以外对谁都循规蹈矩，尽管他努力这么做。然而无论还有谁知道——家庭成员、母亲的密友、几名警察——他们都没向我提起过。因此我还真以为自己有什么秘密，而且保守得还很好。我们家的政策是“不问，不说”。
我在小学和初中仅有的另一个秘密，是在葛培理的小石城布道会后，把自己的部分零花钱捐给了他。这件事我从没对父母或朋友讲过。一次，我正拿着捐给葛培理的钱往环路街靠近我家车道旁的信箱走去，突然看到老爸在后院干活。为了不被发现，我出了前门，朝帕克大街走去，然后右拐，折回来，穿过毗邻的佩里广场汽车旅馆的车道。然而老爸低头一看，还是看到了我和手里拿着的信封。我继续走到信箱前，把信塞进去，然后回家。他一定想知道我在干什么。但他没问，从来也没问。我想他可能自己也有很多秘密要保守。
秘密的问题是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人人都有秘密，而且我想我们也有权利拥有这些秘密。秘密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思，一旦我们决定与谁分享，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更有意义。保守秘密的地方也可以成为我们躲避世界的港湾或避难所。在这里，我们的身份可以被塑造，并重新被确认；在这里，独处可以带来安全与宁静。尽管如此，秘密也可以成为难以承受的重负，特别是如果它们联系着某种羞耻感，尽管羞耻感源头并不是掌握秘密的人。抑或秘密的诱惑会太强，强得足以让我们感觉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秘密；一旦没有了秘密，我们甚至就不再成为我们自己。
当然，这一切在我开始学会保守秘密时我并不明白。我记忆力很好，小时候很多事情都记得住，但对于这一切我究竟知道什么，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我却信不过记忆。我只知道，在内心的丰富与深藏的恐惧和羞耻这两种秘密之间要取得正确的平衡，对我来说是件多么艰难的事。我只知道，我最不情愿做的事莫过于和人讨论自己的个人生活，包括我13岁那年经历的重大精神危机。当时面对自己目睹和遭受的一切，我的信仰跌人了低谷，很难再相信上帝如何如何。我现在明白，这种艰难至少部分是因为成长在一个酗酒的家庭，以及为了应对这种家庭而养成的心理机制。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这想明白。更困难的是要学会什么样的秘密该保守，什么样的秘密该公开，什么样的秘密从一开始就要避免。对此，至今我仍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已彻底明白。这似乎是一个一辈子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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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力所能及地处理好这一切的。每天早晨，无论夜里发生了什么，她都会起床打扮蝴p张勇敢的脸。那是张多么了不起的脸。自从她从新奥尔良回家后，只要起得够早，我都喜欢坐在卫生间地板上望着母亲描画她那张漂亮的脸。
她得花上很长时间，部分是因为她没有眉毛。她常常开玩笑说，她要是有那种又长又粗、需要经常拔拔的眉毛该多好，就像艾金·塔米罗夫，当时一个著名的性格演员的眉毛那样。她的眉毛则要靠眉笔画出来。接下来，她就扑粉、涂口红，通常是鲜红的那种，和她的指甲油颜色一致。我十一二岁前，母亲总是留着长长的鬈发。头发很密、很美，我喜欢望着她梳头，直到梳得很妥帖。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她从美发店回家时头发剪短了，原先那头美丽的鬈发不见了。此前不久，我的第一条狗苏希在九岁时不得不让它“安乐死”，我这时的心情几乎和那时一样糟。母亲说，时下就兴短发，而且短发也更适合她这种三十五六岁的女人。我不爱听，我总是怀念她那一头秀发。但几个月后，当母亲不再染她20多岁起中间就开始花白的头发时，我感到很高兴。
化完妆后，母亲已经抽掉了一两枝烟，喝掉了两三杯咖啡。沃特斯夫人一进门，她就离家去上班。如果我们离家的时间差不多，她就会顺路把我带到学校。放学回家后，我就只顾着和朋友或罗杰玩。有一个小弟弟真好。我的朋友们个个都喜欢和他在一起，直到他长大，有了自己的朋友为止。母亲常常在下午四五点钟回家，除了赛马场开门的时候。她喜欢看赛马。尽管她下注极少超过两美元，却总是认认真真，研究赛马表和下注单，注意听自己必须知道的骑师、教练和马主的情况，并和赛马场的朋友讨论如何下注。在那里，她交了几个一生中最好的朋友：路易丝·克雷恩和她后来当了警长的丈夫乔。乔常常在老爸醉酒时开着警车带老爸兜风，直到他的愤怒消退。此外还有迪克西·塞巴和她的教练丈夫迈克，以及护土玛琪·米切尔。．米切尔在赛马场诊所工作，照料那些在赛马场上身体不适的人。和其他人相比，米切尔、迪克西·塞巴，后来还有加伯的第二个妻子南茜·克劳福德，她们几个也许是母亲真正的密友。玛琪和母亲还互称姐妹。
我从法学院回家不久就有了报答玛琪的机会，报答她为我和母亲所做的一切。在被当地社区精神健康中心辞退后，玛琪决定提起申诉，并要我代表她出席听证会。听证会上，即使我缺乏经验的质询都清楚地表明，除了玛琪与她上司的个人恩怨外，辞退她是毫无道理的。我把对玛琪的指控驳得体无完肤。胜诉后，我着实很兴奋。她应该赢回自己的工作。
在我把母亲卷入政治前，她的多数朋友都和她的工作有关，其中包括医生、护士、医院职员等等。母亲有很多朋友。她从不和生人交往，工作勤奋，手术前总能让病人轻松入睡，和同事们一起也真的很开心。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她。对于那些她认为想要对她指手画脚的人，或是想利用自己的职位处事不公的人，她就会变得很厉害。和我不一样的是，母亲实际上很喜欢故意气气那些人。我往往不知不觉就树了敌，仅仅是因为我这个人，或是我开始从政后得到的职位以及我努力想要带来的变化。母亲要是真不喜欢什么人，她就会想尽办法，弄得他们口吐白沫。在她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她一连好多年都奋力抗争，拒绝为一位麻醉医生工作，在几个手术中也出了些问题。为此，她付出了代价。不过多数人还是喜欢母亲，她也喜欢他们，尊重他们，显然也热爱生活。
我从来也不清楚，母亲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精力与精神的。她总是让每一天都充满工作、充满欢乐，总是悉心照料我和弟弟罗杰。学校有什么活动也总是一次不落。她总是抽出时间和我们的朋友相聚，而把烦恼全部留给自己。我很喜欢去医院看母亲，看那些护士和医生，看他们照顾病人。初中时，我还真看了场手术。不过我现在记得的只是好多切割和流血的场面，但我并不感到头晕。对于外科医生的工作我很着迷，心想也许有一天我也会从事这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