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共和党人说我的经济计划将使天塌下来，并称它为“就业机会杀手”和“驶向经济衰退的单程车票”。他们错了。我们的债券市场策略将超越我们最大胆的梦想，带来低利率，带来股票市场的上涨和腾飞的经济。正如劳埃德·本特森预言的那样，通过投资收入，最富裕的美国人将收回他们缴纳的税金，甚至赚得更多。中产阶级将通过房屋按揭以及汽车贷款、学生贷款及信用卡购物的低利率，成倍地收回他们缴纳的汽油税。收入微薄的工人家庭也会立刻从劳务所得扣抵中受益。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常被问及我和我的经济小组根据什么伟大的想法制定了经济政策。我没有对债券市场战略及削减赤字战略做出详细解释，而是常常给出一个词的答案：“算术。”十多年来，美国人都在被告知，他们的政府是个贪吃的怪物，它吞噬掉他们辛苦挣来的美元，却什么好事也没做。然后，同样还是向他们说这些话，并要以减税来饿死那头邪恶怪物的政客们，又会立刻转过身，致力于竞选连任，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以为选民们可以享受不花钱的福利项目，让他们误以为造成我们巨额赤字的惟一原因是在对外援助、社会福利和其他针对穷人的措施上浪费了钱。但这些钱在预算中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在“他们”身上花钱是不好的；在“我们”身上花钱并为“我们”减税是好的。正如我的朋友、在财政问题上比较保守的参议员戴尔·邦珀斯过去常说的那样：“你让我一年开2000亿美元的支票，我也会给你好日子过。”
我们把算术又带回到了预算中，为美国破除了一个坏习惯。不幸的是，尽管已经开始见成效，人民却有一段时间还不能感觉到。同时，我的民主党同伴们和我得承受公众摆脱坏习惯过程中的痛苦所带来的冲击。我不指望有人感激我。即便是牙龈脓肿，也没人喜欢去看牙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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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预算通过后，国会到了8月休会期，我则急切地想要带家人到玛莎葡萄园去度假，休息两周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弗农和安·乔丹安排我们住在牡蛎池塘边上的一幢乡间别墅里，这幢别墅属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但在我能够离开之前，我又忙碌地工作了一周。11日，我任命陆军将军约翰·沙里卡什维利接替柯林·鲍威尔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柯林9月末任职期满时上任。沙里——每个人都这么叫他——从一个应征人伍者一路晋升到目前的职位，担任北约和美国驻欧洲部队司令。他生于波兰一个来自前苏联格鲁吉亚的家庭。在俄国革命前，他的祖父是沙皇军队里的一个将军，他的父亲也是位军官。在沙里16岁时，他们家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在那里他通过看约翰·韦恩的电影自学了英语。我认为他是在后冷战世界里领导我们军队的恰当人选，尤其是考虑到在波斯尼亚遇到的麻烦，更是如此。
月中，我和希拉里飞往圣路易斯。我在那里签署了密西西比河洪水救济法，因为一场特大洪水造成了密西西比河上游从明尼苏达州和南北达科他州到密苏里州一线的河水泛滥。签署法令的仪式标志着我对洪灾地区的第三次视察。农场和工厂都被毁坏了，百年洪泛区内的一些小镇被彻底摧毁了。每次出行视察时，我都会为有如此多的公民从美国各地赶来提供援助而感到惊异。
接着我们又飞往丹佛去迎接访问美国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我同教皇陛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会谈，教皇支持我们在索马里的行动以及我希望在波斯尼亚多做些事情的愿望。会谈结束后，他又亲切接见了跟随我到丹佛来的白宫工作人员和特工小组里所有的天主教徒。第二天，我签署了《科罗拉多州荒地法》，这是我签署的第一份主要环境保护法，以保护国家荒地保护体系内超过60万公顷的国家森林和公用土地。
接着我去了俄克拉何马州的塔尔萨，在全国州长协会上就医疗保健问题向我的老同事们讲话。虽然预算计划的墨水还没有干透，我已经想要从医疗保健着手了，并认为州长们会帮我的忙，因为在医疗补助、州雇员们的医疗保险和未投保人的医疗保健等方面激增的开支是州财政的一个沉重负担。
19日是我的47岁生日，我在这天宣布，芝加哥的比尔·戴利将成为我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别工作组的主席。六天前，我们已就劳工和环境权利问题同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了附加协议。这是我在竞选时曾承诺过的，同时达成的还有一个保护我们的市场不受进口“激增”冲击的协议。既然这些措施已经到位，我准备竭尽全力要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国会获得通过。我认为比尔·戴利是领导这场运动的理想人选。他是个民主党律师，来自芝加哥最著名的政治家庭；他的哥哥是芝加哥市长，他的父亲以前也是芝加哥市长，而且他同几个工会领导人关系不错。同预算相比，《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是场不同的战斗。许多共和党人会支持该协定，而我们还得努力争取足够多的民主党人来战胜劳联一产联的反对。
在宣布完对戴利的任命后，我们终于飞往玛莎葡萄园。当晚，乔丹夫妇为我举办了一个生日晚会，邀请了老朋友们和一些新朋友。杰姬·肯尼迪·奥纳西斯和她的同伴毛里斯·坦普斯曼前来参加晚会，此外还有比尔和罗斯·斯蒂伦，以及凯瑟琳·格雷厄姆。凯瑟琳是《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也是我在华盛顿最敬佩的人之一。第二天我们同杰姬和毛里斯、安和弗农、特德和维基·肯尼迪，以及埃德和卡洛琳·肯尼迪·施洛斯贝格一起去划船并游泳。卡洛琳和切尔西登上毛里斯的游艇上一个很高的平台，从那里跳入水中。她们向希拉里挑战，让她也跟着跳，特德和我则催促她快跳。只有杰姬鼓励她找一条安全点儿的路线下水。根据她一直具备的良好判断力，希拉里还是听从了杰姬的建议。在接下来的十天里，我一直在牡蛎池塘周围转悠，同希拉里和切尔西一起捉螃蟹，在池塘和大西洋之间的海滩上漫步，结识了一些常年生活在当地的人们，还读了点儿书。
假期转瞬即逝，我们返回华盛顿，切尔西上高中了，希拉里在为医疗保健改革做宣传，艾尔，戈尔首次通过他的《国家绩效评估》提出储蓄建议，椭圆形办公室也装修一新。我喜欢在新办公室里工作。由于朝南和朝东开了高高的窗子和玻璃门，那里总是很开阔亮堂，甚至在阴天也是如此。夜晚，灯光从弧形的屋顶反射下来，更增加了亮度，使在家工作变得很舒适。房间很讲究，也令人向往，不论是独处还是同一大群人在一起，在那里我总是感到很舒服，，来自阿肯色州的室内装饰家朋友卡基·豪克史密斯帮我们把办公室布置得焕然一新：带蓝边的金色窗帘、金色的高背椅、有金红彩条相间图案坐垫的长沙发和一块漂亮的深蓝色地毯，地毯的中央是总统印章图案，同房顶上的那一个交相辉映。现在我更喜欢它了。
9月还是我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外交事务月。9月8日，波斯尼亚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来到白宫。北约空袭的威胁已成功地约束了塞尔维亚人，使和谈重新开始了。伊泽特贝戈维奇向我保证，他将致力于达成一个和平协议，只要这个协议对波斯尼亚穆斯林是公平的。如果达成协议，他希望我承诺派北约军队，包括美国军队，去波斯尼亚促使协议生效。我再次保证我会这么做。9月9日，伊扎克·拉宾给我打来电话，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达成了一个和平协定。该协定是双方在奥斯陆举行秘密谈判达成的，在我就职前不久我们得到了这个消息。很多次，当谈判有脱离正常进程的危险时，沃伦·克里斯托弗都成功地使其回到正轨上去。谈判是秘密进行的，这使谈判人员得以坦率地处理最敏感的问题，并就一套双方都能接受的原则达成共识。我们将来要做的工作很多，要帮助完成非常困难的任务，如解决棘手问题，详细讨论补充条款，为协定的费用筹款，这些费用包括提高以色列安全措施的费用，和促进巴勒斯坦经济发展及难民安置和赔偿的费用。我已经从别的国家那里得到令人鼓舞的信号，即他们愿意提供财政支援，这些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沙特国王法赫德虽然仍在为亚西尔·阿拉法特在海湾战争中支持伊拉克而生气，但已对和平进程持支持态度。
我们离全面解决纷争还差得很远，但《原则宣言》是一大进步。9月10日，我宣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将于周一，13日，在白宫南草坪签署协议，而且由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经放弃暴力并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美国将重新开始同他们的对话。在签字前几天，新闻界问我白宫是否欢迎阿拉法特。我说将由直接参与的各方决定谁将在仪式中代表他们。事实上，我极其希望拉宾和阿拉法特出席仪式，而且我敦促他们这么做；如果他们不出席，当地就没人会相信他们全心全意致力于贯彻这些原则，而如果他们出席了，全球有10亿人将会在电视上看到他们，他们离开白宫时会比刚到达时更加投入到和平进程中去。当阿拉法特说他会到场时，我再次邀请拉宾也来。他接受了邀请，尽管他对此仍有些生气。
事后看来，这些领导人决定出席签字仪式看起来很容易。然而在当时，这对拉宾和阿拉法特两人来说都是在赌博，因他们无法确定他们的人民会作何反应。即便他们多数的选民都支持他们，双方的极端主义者必然会被《原则宣言》在基本问题上的妥协所激怒。拉宾和阿拉法特同意出席仪式并讲话，这显示了他们的远见和胆识。在协议上签字的人将是西蒙·佩雷斯和马哈茂德·阿巴斯——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阿布马齐恩，这两人都曾深入地参与奥斯陆谈判。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和俄罗斯外长安德烈·科济列夫将作该协议的见证人。
13日早晨，白宫周围的气氛兴奋而又紧张。在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和拉姆·伊曼纽尔的努力下，我们邀请到了2500多人出席仪式。有拉姆为此事奔走，我尤其感到高兴，因为他在以色列军队里服过役。卡特总统将到场，他曾经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戴维营协议》。布什总统也会到场，他曾同戈尔巴乔夫共同发起丁1991年在马德里的谈判。那次谈判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都参加了。福特总统也受到邀请，但他在庆祝晚宴之前无法抵达华盛顿。所有在过去20年里为和平工作过的前国务卿和前国家安全顾问们也都在被邀请之列。切尔西和戈尔的孩子们都向学校请了一上午假。她们可不想错过这个事件。
前一天夜里，我10点就上床睡觉了，这对我来说比较早。我在清晨3点醒来。由于再也睡不着了，我就拿出我的《圣经》来，读完了整章《约书亚记》。这给我带来了灵感，促使我修改了一部分讲话稿，还选了一条有金色号角图案的蓝色领带，这使我想起约书亚用来吹垮耶利哥城城墙的那些号角来。现在这些号角将宣告和平的来临，而和平将使耶利哥回到巴勒斯坦人手中。
早晨我们遇到了两个小问题。我被告知阿拉法特打算穿着他招牌式的长袍、阿拉伯头巾和橄榄绿制服出席仪式，并且他可能还会佩带那把他经常挂在腰上的左轮手枪作为装饰，这使我有些犹豫，并传话过去说他不能带枪。他到这里来是营造和平的；手枪将会传达错误信息，而且没有枪他也会很安全。他同意不带武器。当巴勒斯坦人看到他们在协议中被称做“巴勒斯坦代表团”，而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时，他们也犹豫了。以色列同意采用他们愿意使用的名称。
然后就是拉宾和阿拉法特是否握手的问题。我知道阿拉法特想要这么做。在抵达华盛顿之前，拉宾说过，“如果有必要”，他会握手的，但我看得出他示想这么做。当他到达白宫时，我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回避作出承诺，告诉我由于阿拉法特，他已经埋葬了多少年轻的以色列人。我告诉伊扎克，如果他真的致力于和平，他就得同阿拉法特握手来证明这一点。“整个世界都将在观看，而握手是他们所盼望看到的。”拉宾叹了口气，用他那低沉、厌世的声音说道，“我想一个人不会同自己的朋友谋求和平。”“那么你会握手了？”我问道。他几乎是打断我说，“好吧。好吧。但是不亲吻。”传统的阿拉伯欢迎礼是在面颊上亲吻，而他不愿这么做。
我知道阿拉法特很会做秀，他可能会在握手后试图亲吻拉宾。我们决定我先同他们分别握手，然后示意他们握手。我断定如果阿拉法特不亲吻我，就不会亲吻拉宾。当我站在总统办公室里同希拉里、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托尼·莱克和马丁·安迪克讨论这件事时，托尼说他知道有个方法可以让我跟阿拉法特握手却不亲吻。他描述了一下过程，我们练习了一下。我扮演阿拉法特，他扮演我，向我展示该做什么。当我握住他的手并向前倾身想要亲吻时，他把左手放在我右肘臂弯处，捏了捏，这样我就无法再动了。然后我们转换角色，我对他做了同样的动作。我们练习了几次，直到我确信拉宾的面颊不会被碰到。对此我们都感到好笑，但我知道避免亲吻对拉宾来说是极其严肃的事情。
就在仪式开始之前，所有的三个代表团都聚集在白宫主层的椭圆形蓝厅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公共场合仍然彼此不说话，因此美国人就在这两群人围着屋子周边转悠的时候，在他们之间来回穿梭。我们看起来就像一伙参加欢闹宴会的笨手笨脚的孩子。
幸亏这种局面很快就结束了，我们下楼去开始举行仪式。其余的人根据暗示都走了出去，只留下阿拉法特、拉宾和我待上一会儿。阿拉法特向拉宾问好并伸出手来。伊扎克的双手紧紧地握在背后。他简短地说道，“你知道，我们将不得不努力完成这件事。”阿拉法特回答道，“我知道，而且我已准备好做我分内的事。”
我们走出房间，来到夏末灿烂的阳光下。我致了简短的欢迎词，讲了几句话，对这些领导人和他们谋求。“勇敢的和平”的决心表示感谢、支持和鼓励，仪式这样就开始了。佩雷斯和阿巴斯随后也做了简洁的发言，然后坐下来签署协议。沃伦·克里斯托弗和安德烈·科济列夫作为见证，拉宾、阿拉法特和我则站在后面靠右处。签完字后，所有的眼睛都转到了两位领导人身上；阿拉法特站在我的左边，拉宾站在我的右边。我同阿拉法特握手并做出我练习过的阻碍动作。然后我转过身，同拉宾握手，然后后退，给他们留出空间，伸出双臂把他们凑在一起。阿拉法特向态度勉强的拉宾伸出手去。当拉宾伸出手时，人群发出了听得见的吸气声，然后就是雷鸣般的掌声，两位领导人完成了不带亲吻的握手。整个世界都在欢呼，但中东地区正在挑起暴力冲突的顽固抗议者和在白宫门前宣称我们会危及以色列安全的示威者除外。
拉宾和阿拉法特握过手后，克里斯托弗和科济列夫做了简短的发言。然后拉宾走到麦克风前面，用英语直接向巴勒斯坦人讲话，听起来就像《旧约》中的先知：“我们注定要在同一片土地、相同的土壤上一起生活。我们，从战场上返回、浑身沾满鲜血的战士们，今天用响亮清晰的声音向你们说：鲜血和眼泪已经流得够多了。够了！……我们，同你们一样，是人——是想要建设家庭，想要种树，想要爱，想要作为人，作为自由人，同你们肩并肩，有尊严地、亲密地生活在一起的人。”然后，垃宾引用（传道书）里的话，说道：“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和好的时间已经到来了。”这是篇极好的发言。拉宾通过它向敌人们伸出手去。
轮到阿拉法特讲话时，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已经用笑容、友好的手势和急切的握手向以色列人作出了和平的表示。现在，他又用有节奏的、歌声般的声音，用阿拉伯语向他的人民讲话，讲述他们对和平的希望，重申他们的渴望的合法性。像拉宾一样，他宣传和平，不过语气尖锐：“我们的人民并不认为行使自决权会侵犯他们邻居的权利，或危及邻居的安全。确切地说，他们认为自己遭受到虐待并承受历史的不公正，消除这种感觉是实现我们两个民族和未来几代人共同生存和开诚布公的最强有力的保证。”
阿拉法特选择使用宽容的姿态向以色列人讲话，而用强硬的词语来打消国内持怀疑态度者的疑虑。拉宾做的正好相反。在他的讲话里，他真心诚意地对待巴勒斯坦人；现在他又用肢体语言来打消国内持怀疑态度者的疑虑。阿拉法特在讲话时，他自始至终看起来都很不舒服，而且疑虑重重，显得如此韵不自在，以至于他给人的印象像是个拼命为自己开脱的人。把他们不同的策略放在一起，有趣而且很有启发。我暗下决心，要在未来同他们谈判时注意这一点。不过我不必担心。不久之后，拉宾和阿拉法特就发展出出色的工作关系。阿拉法特尊重拉宾，那位以色列领导人则对阿拉法特的脑子是怎么想的有着非凡的理解力，这种出色的工作关系就是对这一切的赞歌。
我通过祝愿以撤和以实玛利——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孩子——的后代们来结束仪式，“shalom，salaam，和平”，并敦促他们“以和平缔造者的身份前进”。仪式结束后，我同阿拉法特进行了短暂的会晤，同拉宾进了私人午餐。在长途飞行后又经历这种令人激动的场面，拉宾疲惫不堪。他一生中经历了很多，但这个仪式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惊人的转折。他一生大部分时光是在军队里度过的，在同以色列的敌人作战，包括阿拉法特。我问他为什么决定支持奥斯陆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他向我解释说，他已经意识到，自1967年战争以来所占领的土地对以色列的安全来说已不再必要，而且事实上，这些土地已经成为不安全的一个缘由。他说几年前爆发的起义表明，占领满是愤怒的人们的土地并未使以色列更安全，反倒使它更容易从内部受到攻击。接下来，在海湾战争中，当伊拉克把飞毛腿导弹发射到以色列时，他意识到，对于来自外部使用现代武器的进攻，土地并没有起到安全缓冲的作用。最后，他说，如果以色列永远占据西岸土地的话，就得决定是否也让那里的阿拉伯人像在1967年以前边界内居住的阿拉伯人那样，参加以色列的选举。如果巴勒斯坦人获得了选举权，考虑到他们较高的出生率，在几十年内以色列将不再是个犹太国家。如果他们不被给予选举权，以色列就不再是个民主国家，而是个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因此，结束时他说，以色列将放弃那片领土，但只有这么做会给它和它的邻居，包括叙利亚，带来真正的和平和正常的外交关系才行。拉宾认为他能够在巴勒斯坦和平进程结束前或刚结束时，同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达成协议。根据我同阿萨德的谈话，我也持相同意见。
假以时日，拉宾有关西岸对于以色列的意义所做的分析，将逐渐被支持和平的以色列人广泛接受，但在1993年，这种分析却很新颖，富有远见而且大胆。在1993年同拉宾见面之前，我就很佩服他，但在那一天，望着他在仪式上讲话，听着他对和平的论证，我看到了他伟大的领导才能和伟大的精神。我从未遇到过像他这样的人，我决心帮他实现他的和平梦想。
午餐后，拉宾和以色列来宾们飞回国去过犹太新年，还得完成向以色列国会宣传协议的任务。他们在路上还要在摩洛哥停留，向哈桑国王简要介绍情况。哈桑国王长期以来在协议问题上对以色列一直持温和态度。
当晚，希拉里和我为约25对夫妇举行了一个庆祝晚宴，其中包括卡特总统和夫人、福特总统和夫人、布什总统、九位在世的国务卿中的六位，以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国会领袖们。几位前总统同意来这里，不仅是为了庆祝和平事业的突破性进展，而且是为了参加次日举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宣传活动的公开启动仪式。晚间，我把他们所有人都带到官邸我的办公室里，在那里我们留影纪念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罕见场面，即四位总统一起在白宫进餐。晚餐过后，卡特夫妇和布什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在白宫过夜。福特夫妇出于一个非常好的原因回绝了邀请：他们已经预定了华盛顿旅馆里他们当年度过新婚之夜的那个套房。
次日，我们继续保持了和平进程的势头，以色列和约旦的外交官们签署了一份促使他们朝最终和平更进一步的协议。还有几百位犹太裔和阿拉伯裔美国商人聚集在国务院。他们决定要在巴勒斯坦地区局势平静、允许经济稳定发展时，共同在那里投资。
同时，其他几位总统和我一起参加在白宫东厅举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附加协定签字仪式。我主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创建一个由近4亿人构成的巨大市场，对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都将有好处；它将加强美国在我们这个半球以及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如果协定不被通过，就业机会被墨西哥的低薪竞争抢走的可能性更大，而非更小。墨西哥的关税是我们的关税的两倍半，即便如此，它还是仅次于加拿大的美国产品最大进口国。双方都逐步取消关税，这对我们来说只能是净赚。
接着福特总统、卡特总统和布什总统都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自由地发表意见。他们都很好，不过布什总统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言语诙谐，对我很宽厚。他称赞我的发言，说道，“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他是从里朝外看，而我是从外朝里看了。”总统们为这个活动带来了两党合作的庄严气氛，而我们需要远占据西岸土地的话，就得决定是否也让那里的阿拉伯人像在1967年以前边界内居住的阿拉伯人那样，参加以色列的选举。如果巴勒斯坦人获得了选举权，考虑到他们较高的出生率，在几十年内以色列将不再是个犹太国家。如果他们不被给予选举权，以色列就不再是个民主国家，而是个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因此，结束时他说，以色列将放弃那片领土，但只有这么做会给它和它的邻居，包括叙利亚，带来真正的和平和正常的外交关系才行。拉宾认为他能够在巴勒斯坦和平进程结束前或刚结束时，同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达成协议。根据我同阿萨德的谈话，我也持相同意见。
假以时日，拉宾有关西岸对于以色列的意义所做的分析，将逐渐被支持和平的以色列人广泛接受，但在1993年，这种分析却很新颖，富有远见而且大胆。在1993年同拉宾见面之前，我就很佩服他，但在那一天，望着他在仪式上讲话，听着他对和平的论证，我看到了他伟大的领导才能和伟大的精神。我从未遇到过像他这样的人，我决心帮他实现他的和平梦想。
午餐后，拉宾和以色列来宾们飞回国去过犹太新年，还得完成向以色列国会宣传协议的任务。他们在路上还要在摩洛哥停留，向哈桑国王简要介绍情况。哈桑国王长期以来在协议问题上对以色列一直持温和态度。
当晚，希拉里和我为约25对夫妇举行了一个庆祝晚宴，其中包括卡特总统和夫人、福特总统和夫人、布什总统、九位在世的国务卿中的六位，以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国会领袖们。几位前总统同意来这里，不仅是为了庆祝和平事业的突破性进展，而且是为了参加次日举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宣传活动的公开启动仪式。晚间，我把他们所有人都带到官邸我的办公室里，在那里我们留影纪念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罕见场面，即四位总统一起在白宫进餐。晚餐过后，卡特夫妇和布什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在白宫过夜。福特夫妇出于一个非常好的原因回绝了邀请：他们已经预定了华盛顿旅馆里他们当年度过新婚之夜的那个套房。
次日，我们继续保持了和平进程的势头，以色列和约旦的外交官们签署了一份促使他们朝最终和平更进一步的协议。还有几百位犹太裔和阿拉伯裔美国商人聚集在国务院。他们决定要在巴勒斯坦地区局势平静、允许经济稳定发展时，共同在那里投资。
同时，其他几位总统和我一起参加在白宫东厅举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附加协定签字仪式。我主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创建一个由近4亿人构成的巨大市场，对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都将有好处；它将加强美国在我们这个半球以及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如果协定不被通过，就业机会被墨西哥的低薪竞争抢走的可能性更大，而非更小。墨西哥的关税是我们的关税的两倍半，即便如此，它还是仅次于加拿大的美国产品最大进口国。双方都逐步取消关税，这对我们来说只能是净赚。
接着福特总统、卡特总统和布什总统都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自由地发表意见。他们都很好，不过布什总统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言语诙谐，对我很宽厚。他称赞我的发言，说道，“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他是从里朝外看，而我是从外朝里看了。”总统们为这个活动带来了两党合作的庄严气氛，而我们需要所有能够得到的帮助。（i匕美自由贸易协定）面临少见的来自自由派民主党人和保守派共和党人联合发起的强烈反对，他们都害怕，同墨西哥之间更为开放的关系将使美国失去好的就业机会，也不会对普通墨西哥人有什么帮助，因为他们认为普通墨西哥人会一直保持低收入和过度工作的状态，不论他们的雇主同美国做生意赚了多少钱。我知道他们的第二个理由可能是正确的，但我湘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仅对我们同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关系至关重要，而且对我们建设更一体化、更合作的世界的努力也至关重要。
尽管对医疗保健改革的投票显然要到来年才能进行，但我们还是得把我们的法案送到国会山去，以便立法程序能够启动。刚开始时，我们考虑只送提察的纲要到那些司法委员们那里去，让他们写出法案，但迪克·格普哈特和其他人坚持认为，如果我们从具体立法人手，我们成功的机会将更大。我在内阁厅会见了国会领袖们之后，向鲍勃·多尔提议我们一起致力于立法工作。我这么做是因为多尔和他的办公室主任，一个名叫希拉·伯克的给人印象深刻的前护理员，真心地关心医疗保健事业，而且不管怎样，如果我提出了一个他不喜欢的法案，他都能阻碍它通过。多尔拒绝共同起草一份建议书，说我可以只管提交我自己的法案，然后再得出个折中方案来。当他这么说时，他可能真是这么想的，但事情并未朝这个方向发展。
根据安排，我应在9月22日向国会联席会议提交医疗保健改革计划。我感觉自己稳操胜券。那天上午我已经签署了成立美国服务队的法案——也就是国民服务计划；这是我个人最重视的事情之一。我还提名促使该法案在国会得到通过的埃里·西格尔为国民服务社团的第一任总裁。参加在白宫后草坪举行的签字仪式的人包括响应我的号召、在那个夏天投身于社区服务的年轻人们，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公民保护团里的两个老兵，以及萨金特·施赖弗。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公民保护团所完成的项目至今还点缀在美国的风景图上；萨金特·施赖弗曾任和平队首任领队。他考虑得很周到，把肯尼迪总统32年前用来签署和平队法的那几枝钢笔中的一枝借给了我，我就用这枝笔创造了美国服务队。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有近20万名年轻的美国人加入到美国服务队里，这个数字比和平队成立40年来吸收的所有成员还要多。
22日傍晚，我信心十足地走在众议院会议厅的走廊里，抬头看见希拉里同哭国最有名的两位医生一起坐在包厢里。他们一位是希拉里多年的朋友、儿科医生T．贝里·布雷泽尔顿，另一位是C．埃弗里特·库普医生。库普曾担任过里根总统的卫生局长，并利用这个职位教导国民艾滋病的知识和预防这种疾屑传播的重要性。布雷泽尔顿和库普都是医疗保健改革的支持者，他们将提高我们工作的可信度。
当我匆匆看了一眼电子提词机，开始讲话时，我的信心动摇了。演讲词不在提词机上。我所看到的是我2月在国会做的有关经济计划的讲稿的开头。预算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经生效了；国会不需要再听一遍这篇演讲。我转向艾尔·戈尔，他正坐在我身后他常坐的位子上。我向他解释了一下遇到的麻烦，要他去找斯迪法诺普洛斯来收拾。同时，我开始了演讲。我带有一份手写稿，而且不管怎么说我知道我想说些什么，因此我并不怎么担心，尽管看着电子提词机上不断滚动着毫不相干的词句令人有点儿分心。在提示机显示我已讲了七分钟时，正确的讲稿终于出现了。我不认为当时有人知道这中间的差错，不过把我的拐杖找了回来，还是很令人感到安慰的。
我尽量直截了当地解释了一下问题——我们的体系花费太多，受益的人又太少——并概要讲述了我们的计划的基本原则：安全、简便、节省、审慎、质量和责任。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私人保险业者从中受益，生病或换工作时也不会受影响；由于有统一的最低受益一揽子规定，文书工作将少许多；由于管理费用较低——我们现在的管理费用比其他的富国高得多——以及打击诈骗和滥用，我们将节省大笔开支；据库普说，这将会节省数百亿美元。
根据我们的计划，美国人将能够选择他们自己的医疗方案并有自己的医生。对越来越多的由健康维护组织承保的美国人来说，这些选择正在逐渐消失。健康维护组织曾试图通过限制病人的选择和在批准全面治疗前进行详细核审来降低支出。通过向消费者发放有关医疗保健方案的汇报卡，向医生提供更多的信息，来保证质量。通过打击错误地拒绝理赔的医疗保险公司、虚报账目的供应商、多收费的制药公司、制造假案的律师和不负责任地选择损害自己健康并导致所有其他人费用激增的公民，来全面强化责任。
我建议所有的雇主都提供医疗保险，就像他们中75％的人已经在做的那样。小业主们可以打折扣，否则他们将负担不起保险费用。补助金将通过增加香烟税来支付。个体职业者将可以从他们需要缴税的收人中扣除他们所有的医疗保健保险费用。
如果我建议的体系被采纳，它本可以减小医疗保健开支的膨胀，更公正地分摊支付医疗保健费用的负担，并为数百万没有医疗保障的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障。而且它本可以结束我亲身见证过的各种可怕的不公正做法，比如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女人不得不放弃她年薪5万美元的工作——她靠这份工作供养她的六个孩子，因为她最小的孩子病得太重了，她无法继续支付她的医疗保险，而这位母亲惟一能够为孩子找到医疗服务的途径就是接受政府的福利救济并申请医疗补助；或者这样的一个例子：一对年轻夫妇有一个生病的孩子，孩子的医疗保险来自父母一方的雇主，也即一个只有20个雇员的不赢利的小公司。孩子医疗保险的花费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保险公司为雇主提供的选择是要么解雇这个家长；要么将所有其他雇员的保险费增加200美元。我认为美国能够比这做得更好。
希拉里、伊拉·马加齐纳、朱迪·费德和所有帮助她们的人精心制作了一个计划。我们可以在削减赤字的同时实施这个计划。同后来的描绘正相反，医疗保健专家们当时普遍赞扬该计划适度而且可行。这当然不像批评者们指责的那样，是政府接管医疗保健体系，但那是后话了。在x日晚上，我只是感到很高兴电子提词机正常工作了。
9月末，俄罗斯又重新回到了新闻头条中来，因为立场强硬的议员们试图解除叶利钦的职务。作为回应，叶利钦解散了议会，定于12月12日举行新的选举。我们利用这次危机为我们的俄罗斯一揽子援助计划寻求更多的支持。这个计划9月29日在众议院以32l票对108票获得通过，9月30日在参议院以87票对11票获得通过。
到10月3日，星期日，叶利钦和他在杜马里的极端保守的对手们之间的冲突演变为莫斯科街头的巷战。举着锤子镰刀旗帜和斯大林画像的武装人群用榴弹发射器向一些俄罗斯电视台所在的建筑物射击。其他前共产党国家主张改革的领袖们，包括瓦茨拉夫·哈韦尔，都发表了支持叶利钦的声明。我也发表了同样的声明，告诉记者们，很明显是叶利钦的反对者们挑起了暴力冲突，叶利钦“向后仰”以避免使用武力过度，美国将会支持叶利钦和他举行自由公正的议会选举的努力。第二天，俄罗斯军队炮击议会大楼并威胁要强行攻人，迫使叛乱分子的领导者投降。在前往加利福尼亚的途中，我在空军一号上打电话给叶利钦，向他表示支持。
当晚，莫斯科街头的战斗在世界各地都成了头条新闻，但在美国，新闻报宣的却是另外一件事。这件事标志着我总统生涯中最黑暗的一天，并使“黑鹰坠落”这个说法变得非常有名。1992年12月，布什总统在我的支持下，派遣美国军队到索马里去帮助联合国。那时已有超过35万名索马里人在一场血腥内战中丧生，内战结束后饥荒和疾病又接踵而来。当时，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曾告诉桑迪·伯杰，说部队在我举行就职典礼前就可以回国。但这话并未兑现，因为索马里没有有效的政府，如果我们的军队不在那里，武装暴徒就会盗窃联合国一直在提供的物资，饥荒就会再次降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联合国派遣了约2万人的军队，我们把美国军队的人数从2．5万人减少到只有4000多人。七个月后，庄稼在生长，饥荒结束了，难民们在陆续返回，学校和医院重新开门了，一支警察队伍也建立起来，许多索马里人投身于迈向民主的和解进程中去。
然后，在6月，索马里军阀穆罕默德·艾迪德的部落杀死了24个巴基斯坦维和士兵。艾迪德手下的武装暴徒控制了首都摩加迪沙的一大片地区。艾迪德不喜欢和解进程，想要控制摩加迪沙。在那些巴基斯坦人被害后，秘书长布特罗斯一加利和他在索马里的代表、退休的美国海军上将乔纳森·豪，决心抓住艾迪德，认为除非他被绳之以法，否则联合国的任务就无法完成。因为艾迪德由武器装备精良的军队严密保护着，联合国无法逮捕他，就请美国帮忙。海军上将豪曾是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布什白宫里的副手，他认为只有逮捕艾迪德并使其接受审判，才能结束使索马里陷人暴力、匮乏和混乱之中的部族冲突。巴基斯坦维和士兵被害后，他更是这么认为。
柯林·鲍威尔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位置上退休前几天来找我，建议我同意美国采取相应的行动逮捕艾迪德，尽管他认为我们只有50％的几率抓住他，活捉他的几率只有25％。但他仍然认为，艾迪德杀害了同我们一起工作的联合国人员，我们不能表现得好像对此毫不在乎。联合国多次抓捕艾迪德失败，这只会提高他的地位并使联合国行动的人道主义性质变味。我表示赞成。
美国特种部队司令是陆军少将威廉·加里森。总部在纽约州德拉姆堡的陆军第十山地师在索马里也有驻军，受驻索马里美军总司令托马斯·蒙哥马利将军的指挥。他们都听令于佛罗里达州坦帕麦克迪尔空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陆战队将军约瑟夫·霍尔。我了解霍尔，对他的判断力和能力很有信心。
10月3日，有线报说艾迪德的两个高级助手在他控制的摩加迪沙的“黑海”地区出现。加里森少将采取了行动，命令陆军特种部队向据信是这两个人藏身的大楼发动袭击。他们在大白天乘坐黑鹰直升机飞到摩加迪沙。同黑夜相比，白天采取这种行动的危险要大得多，因为在夜里直升机和部队不易被人发现，而且他们的夜视装置使他们有能力像在白天一样采取行动。加里森决定冒险，因为他的部队曾成功地执行过三次白天行动。
特种部队强行攻人大楼，捕获了艾迪德的助手和一些小人物。然后突袭就出了大问题。艾迪德的部队进行反击，击落了两架黑鹰。第一架直升机的飞行员被卡在了飞机残骸里。特种部队士兵们不愿抛弃他：他们从未把他们的战友丢在战场上过，不论死活。当他们重又返回时，真正的战斗开始了。没多久，90名美国士兵围绕着那架直升飞机，同数百名索马里人进行了激烈的交战。终于，蒙哥马利将军的快速部署部队参加到战斗中来，但索马里人的反击非常有力，致使一整夜营救行动都没能成功。战斗结束后，19名美国士兵阵亡，数十人受伤，黑鹰驾驶员迈克·杜兰特被俘。500多索马里人被打死，1000多人受伤。愤怒的索马里人拖着被杀害的黑鹰机长走过摩加迪沙的大街小巷。
美国人被激怒了，他们感到震惊。我们的人道主义行动怎么会变成对艾迪德的抓捕？为什么美国军队要听命于布特罗斯一加利和海军上将豪？参议员罗伯特·伯德德呼吁结束“这些警察捉强盗的行动”。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说，“克林顿得把他们弄回国。”海军上将豪和加里森将军想要追踪艾迪德；根据他们在摩加迪沙的消息来源，艾迪德的许多部族盟友都已逃离这座城市，抓住他并非难事。
6日，我们的国家安全小组聚集在白宫。托尼·莱克把罗伯特·奥克利也找来了，奥克利曾是美国从12月到3月在索马里的最高文职人员。奥克利认为联合国，包括他的老朋友海军上将豪，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该把艾迪德从政治进程中孤立出来并一心想抓住他。因此，他不赞成我们想要为联合国逮捕艾迪德的决定。
我很同情加里森将军和那些想要返回去完成任务的人。我为我们军队遭受的损失感到非常懊丧，而且我想让艾迪德付出代价。如果抓住他值得18名美国士兵战死，84名美国士兵负伤的话，那么把这件事完成是否也值得呢？这种思考方式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返回去捉住艾迪德，不论死活，那么我们；而非联合国，将控制索马里，而我们不能保证能够比联合国更好地把索马里在政治上统一起来。接下来发生的事证明了这种看法的正确性：当艾迪德在1996年自然死亡后，索马里仍处于分裂状态。此外，我在一次同几位国会议员会谈时了解到，国会里没有人支持在索马里采取更大的军事行动；大多数议员要求立刻撤回我们的军队。我表示强烈反对。最终我们达成妥协，同意有一个六个月的过渡期。我并不在乎同国会唱反调，但我不得不考虑在索马里的进一步行动将导致国会更不愿意支持派美国军队到波斯尼亚和海地。而在这两个地方我们有重要得多的利益受到了威胁。
最后，我同意派奥克利去执行说服艾迪德释放被俘的飞行员迈克·杜兰特的任务。他得到的指示很清楚：如果杜兰特被立即五条件释放，美国不会进行报复。我们不会拿刚被俘的人做交易。奥克利把信息传达了过去，杜兰特得到了释放。我加强了我们军队的力量，并确定他们撤回的日期，再留给联合国六个月的时间去控制局势或建立有效的索马里政治组织。杜兰特被释放后，奥克利展开了同艾迪德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停火。
摩加迪沙战役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想我知道肯尼迪总统在猪湾事件后的感受。我得为一次我在总体上而非在细节上批准的行动负责。与猪湾事件不同，在严格的军事意义上，这不是失败——山地师部队大白天降落在摩加迪沙的市中心，逮捕了艾迪德的助手，勇敢而娴熟地完成既复杂又困难的任务；并承受意想不到的损失。但是，这种损失震惊了美国，而造成这种损失的战斗同我们和联合国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行动相矛盾。
最令我感到痛苦的是，当我同意动用美国军队去逮捕艾迪德时，我并没有预见到会在大白天袭击一个拥挤而充满敌意的地区。我以为我们会在艾迪德转移途中，远离大群平民以及他们为他的武装支持者们提供的掩护时去抓捕他。我想我批准的是一次由能力、装备和训练都比联合国军队强得多的美军进行的警察行动。很明显，当柯林·鲍威尔请求我批准这次行动时，他也是这么想的。我离开白宫，他成为国务卿后，我同他讨论过这件事。鲍威尔说他本不会赞成这样的行动，除非是在夜间进行。但是我们当时并没有进行讨论，显然也没有别的任何人对加里森将军的选择做出任何限制。柯林·鲍威尔在袭击开始前三天就退休了，而约翰·沙里卡什维利还没有被确定为他的接替者。这次行动没有得到中央司令部霍尔将军或是国防部的批准。因此，我授权进行的不是一次攻击性的警察行动，而是一次在充满敌意的土地上进行的军事袭击。
加里森将军在战斗结束后的次日给我写了封亲笔信，在信中他为他进行突袭的决定承担了全部责任，并列出了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情报非常准确；部队经验丰富；敌人的力量我们很清楚；战术得当；事先做好了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出动坦克部队进行反击会有所帮助，但不会减低美军的伤亡人数，因为特种部队不会抛弃他们倒下的战友，其中还有一个战友被卡在他的直升机残骸里。加里森在信的结尾这样写道，“行动很成功。被定为行动目标的人被抓获并被带离目标区……应当从需要承担责任的人中剔除克林顿总统和阿斯平部长”。
我很尊重加里森并赞同他的信，但最后一点除外。我根本不能也不会把自己从“需承担责任的人”中剔除。我认为这次袭击是个错误，因为在白天进行这样的袭击，低估了艾迪德军队的力量和决心，以及随之而来的损失一架或多架直升机的可能性。在战争时期，这样的损失是可以接受的。在维和行动中却不行，因为战利晶的价值抵不上伤亡惨重的风险，并且后果必然是在索马里人和美国人眼中改变我们行动的性质。逮捕艾迪德和他的高级助手——因为联合国逮捕不了他——对我们在那里的行动来说是偶然事件，并非主要目的。在合适的形势下，值得这么做。但当我批准鲍威尔将军的建议时，我本应该为这么大规模的行动先征求五角大楼和白宫的同意。我当然不会指责加里森将军，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但他的军人生涯已经遭受了不公正的损害。他所做的决定，考虑到他得到的指示，是情有可原的。这个决定更严重的后果本应由更高层的人来确定。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到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探视几名负伤的士兵，并同那些死去的士兵的家人们有过两次感人的会面。在其中的一次会面中，有两个悲痛欲绝的父亲，拉里·乔伊斯和吉姆·史密斯，向我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吉姆·史密斯过去曾是特种部队士兵，在越南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他们想知道他们的儿子是为什么而死的，我们为什么要改变行动方针。当我向三角州部队的狙击手加里·戈登和伦迪·舒格特追授荣誉勋章以表彰他们试图营救迈克·杜兰特及其机组成员的英勇行为时，他们的家人们仍然沉浸在痛苦之中。
舒格特的父亲对我大发雷霆，愤怒地告诉我，我不适合做总司令。他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因此就我而言，他能说任何他想说的话。我不知道他这样想是否是因为我没有到越南服役，因为我批准了导致这次袭击的政策，或是因为我拒绝在10月3日后再回去追捕艾迪德。不论怎样，我不认为抓住或杀死艾迪德在感情、政治或战略上带来的好处能够成为让双方再死人的正当理由，或成为把为索马里的未来负责的担子从联合国转交给美国的正当理由。
在“黑鹰坠落”后，无论何时我批准军队调度，我都已对所冒风险有了更深的了解，并更清楚地指示什么行动应得到华盛顿的批准。军事策划者们在部署我们在波斯尼亚、科索沃、阿富汗和其他后冷战世界里不安定地区的行动时，索马里的教训并没有被忘记。·美国常被请求插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事务，以阻止骇人听闻的暴力行为，而且人们常常期望美国不伤害一个我们自己的人、敌人或无辜的旁观者就能完成使命。处理像索马里、海地和波斯尼亚这类复杂问题所带来的挑战，促使托尼·莱克说出了一句最精辟的话：“有时我真的很怀念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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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0月剩下的日子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处理索马里事件的善后工作，斡盛免国会限制我向海地和波斯尼亚派遣军队。
26日，我们终于庆祝了一个轻松的时刻，即希拉里在白宫过的第一个生日。那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化装晚会。她的工作人员安排我俩打扮成詹姆斯·麦迪逊和多莉·麦迪逊的模样。当她为医疗保健改革的事情忙碌了一整天回来后，白宫一片漆黑。有人领她上楼去拿化装用的服装，下楼时，她穿着圈环裙，戴着假发，看上去漂亮极了。我则戴着白假发，穿着殖民地时代的紧身衣。她的几个工作人员打扮成她的样子，表现了她不同的形象。她们梳着不同的发型，假扮的角色也不相同。有人假扮的是她宣传医疗保健改革时的形象，有人假扮的则是她泡茶做甜饼时的形象。由于我的头发已经开始变白，假发在我头上看上去倒也挺好，但我穿着紧身衣却很滑稽。
第二天，我和希拉里穿上正常的服装，亲自向国会提交我们的医疗保健改革法案。此前几个星期，希拉里一直在向两党国会议员解释这个法案，得到的评论非常好。很多共和党人称赞了我们的努力，来自罗得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查菲说，虽然他不同意我们计划中的部分条款，但他认为，我们可以合作，制定一个好的妥协方案。我开始相信，我们可以进行诚实的辩论，最后通过一项接近于向全体国民提供医疗保险的法案。
我们的法案长达1342页，有些批评者对此大加嘲讽。每年国会都会通过一些长度超过10阗页的法案，法案的主题却远远没有医疗保健改革重要，也没有医疗保健改革复杂。况且，假若获得通过的话，我们的法案可以取消很多页的法律和规定，减少的比增加的要多得多。华盛顿政界谁都知道这一点，但美国人民却不知道。议案长度之所以成为攻击的对象，原因在于医疗保险公司已经播放了一个反对我们计划的广告，而且广告非常有效。广告的主角是一对看上去很正常的名叫哈里和路易斯的夫妇。他们在疲惫地说着话，担心政府会“强迫我们在政府官僚制定的几个医疗计划进行选择”。这个广告完全是误导人的，但设计巧妙，收看的人很多。实际上，保险公司所造成的官僚成本正是美国人医疗支出很高，医疗保险却仍然无法覆盖全民的主要原因。在其他所有的富裕国家，全民医疗保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保险公司想保住一个投有效率和缺乏公平的制度，以此牟利。美国人对政府的任何重大行为都持怀疑态度，这是出了名的。利用这种态度，是保险公司达到目的的最好办法。
11月初，《国会季刊》报道说，我任期第一年内与国会合作的成功率，比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的任何一位总统都高。我们通过了经济计划，削减了赤字，执行了我的许多竞选承诺，包括增加劳务所得扣抵、建立授权区、减少中小企业的资本收益税、发起儿童移民倡议和进行学生贷款改革。国会还批准了国民服务计划、俄罗斯援助方案、选举登记法和家庭休假法。国会两院都通过了我的犯罪法案。根据这一法案，我将开始拨款增加10万名社区警察，兑现我竞选时的承诺。经济方面，私有领域创造的工作机会比前四年还要多。利率仍然很低，投资开始增加。
我们逐渐实现了艾尔·戈尔的竞选誓词。现在该得到的都得到了，该取消的也都取消了，但有一个很大的例外。尽管我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的支持率仍然比较低。11月7日，在纪念“会见新闻界”开播46周年的特别节目里，我接受了汤姆·布罗考和提姆·鲁塞特的采访。鲁塞特问我，为什么我的支持率这么低。我告诉他我不知道，尽管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几天前，我向一群参观白宫的阿肯色人宣读了我们取得的成绩的清单。读完后，我的一位州同乡说：“肯定有人密谋对这些情况保密；我们一点都没有听说过这些成绩。”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在我。我每完成一项任务，就会接着去完成另一项，不去做后续的沟通工作。在政治领域，如果你不自己吹喇叭，通常就不会有人来替你吹。部分原因是不断有像海地和索马里这样的危机打断我们的工作。还有部分原因是媒体报道的本质。我相信，理发事件、旅行办公室风波、有关白宫工作人员和我们决策过程的报道，不是报道错误，就是报道过了头。
几个月之前，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媒体对我的负面报道数量非常多。我把部分原因归结为我早期没有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尽管媒体也许经常被看成自由派，但实际上比我保守，至少在改变华盛顿办事方式这个问题上是这样。当然了，至于什么重要，他们的看法肯定与我不同。另外，报道我的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正努力在24小时新闻报道的体制中建立自己的事业。在这一体制中，每一篇报道都应该有政治意义，而且正面的报道是不会得到同行奖励的。目前平面媒体和新闻网面临有线电视频道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传统媒体、小报、党派出版物和电视及广播的政治访谈节目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这种局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我的民意测验结果比我的工作表现要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和党人造成的：他们不断攻击我的医疗保健改革方案和经济计划，做出一些负面评价，并充分利用我的失误。自从我当选后，共和党在得克萨斯州和佐治亚州赢得了参议院特别选举的胜利，在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取得了州长选举的胜利，在纽约和洛杉矶取得了市长选举的胜利。每一次选举的结果都是由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当地因素决定的，我肯定无法进行积极的影响。人民还没有感受到经济状况在改善，反增税反政府的老调仍然有很大吸引力。最后，我们正在做的有些事情尽管将会帮助数以百万计的人，但这些事情不是过于复杂，人们难以很快理解，比如劳务所得扣抵，就是太有争议性，即便是好的政策，也避免不了政治上的危害性。
11月，有两件事说明了什么是好的政策，什么是有问题的政治。在一场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电视辩论中，艾尔·戈尔明显战胜了罗斯·佩罗。这场辩论的收视率很高，辩论结束后，众议院以234票对200票通过了这一协定。
三天后，参议院也以161票对38票通过了该协定。马克·吉尔兰向媒体报告说，我和戈尔给200位国会议员打了电话。或是亲自会见了他们，各位部长则打了900个电话。卡特总统也帮了忙，有一个星期整天给国会议员打电话，我们还有很多交易要做，与有关预算的斗争相比，针对《j匕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游说工作更像是制作香肠那么简单。比尔·戴利和我的整个工作班子为美国赢得了一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胜利，但是和预算一样，我们为这场胜利付出了很高的代价，造成了我们党在国会的分裂，并激怒了我们在劳工组织中的一些坚定支持者。
布雷迪法案也是在11月通过的。这是在共和党参议员们放弃了全国来复枪协会策动的阻挠议事策略后才实现的。我签署了这项法案，当时吉姆和萨拉·布雷迪都在场。自从小约翰·欣克利试图刺杀里根总统却击中了吉姆之后，吉姆和萨拉一直在努力推动制定明智的枪支安全法律。他们努力奋斗七年，终于在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要求购买所有类型的手枪都必须有一个等待期，以核对买主是否有犯罪记录或精神方面的问题。由于全国来复枪协会的强烈反对，布什总统否决了早期的布雷迪法案。全国来复枪协会说，这一法案侵犯了宪法赋予公民的持有武器的权利，他们相信，短暂的等待期对于合法的实枪者来说是一个不可接受的负担，他们还说，我们可以通过力D重对非法买枪的惩罚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大部分美国人都赞同布雷迪法案。但对他们来说，该法案一旦在国会获得通过，就与选举投票没有关系了。与此相反，全国来复枪协会却决心击败尽可能多的在国会中投票反对他们的议员。到我卸任时，布雷迪法案规定的背景审查使60多万名重罪犯、逃犯和跟踪杀手未能买到枪。这一法案拯救了很多生命。但是和预算法案一样，它暴露了许多勇敢地投了赞成票的人，使他们遭受了严厉的攻击，而且这些攻击很有效，使他们中的好几位失去了议员的席位。
并非我做的所有积极的事情都有争议性。16日，我签署了《宗教自由恢复法》。这部法律的宗旨是要在学校和工作场所这样的公共场合保护合理范围的宗教自由。制定这部法律是为了推翻最高法院1990年的一项决定。该决定赋予各州更大的权力，可以规定上述场合的宗教活动。美国有很多人对各自不同的宗教有着坚定的信仰。我想这部法律在保护他们的权利和维持公共秩序之间取得了一个恰当的平衡。在参议院，这部法律是由特德·肯尼迪和犹他州的共和党人奥林·哈契组织审议的，以97票对3票获得通过，在众议院以口头表决的形式通过。尽管最高法院后来废除了这部法律，但我仍然相信，这部法律是我们需要的好法律。
我一直觉得，保护宗教自由，保持白宫与所有宗教派别的沟通，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任命了一名白宫公共联络人员担当我们和各宗教团体之间的桥梁。国会开始工作时举行的全国祈祷早餐会，每一次我都出席并发表讲话，并全程参加各项活动，这样我可以拜访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和前来祈求上帝指引我们工作的各政党代表。每年8月国会休假结束恢复工作时，我都在国宴大厅主办不同宗教信仰的团聚早餐会。会上我可以聆听宗教领导人们关注的问题，并与他们交换我的看法。我想保持与他们的交流渠道，包括那些与我持不同意见的人。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在国内的社会问题与全世界的人道问题上与他们合作。
我坚信应实行政教分离，但我也相信宗教和政府都为我们国力的增强做出了无可争辩的贡献，有的时候，二者也可以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下，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合作。政府就其本质来说是不完美的，具有实验性，总是在不断前进中发挥作用。宗教信仰则与内心生活对话，与对真理的追求对话，与接受重大变化和成长的精神能力对话。在不珍视家庭、工作和相互尊重的文化里，政府的计划很难顺利地发挥作用。如果不像《圣经》规劝的那样，关爱穷人和被压迫者，并“爱人如己”，也很难根据自己的信仰来生活。
11月中旬，我正在思考宗教在我们国民生活中的作用时，去了一趟孟菲斯的梅森坦普尔教堂，在基督上帝教会的大会上发表演讲。有许多新闻报道说，在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中，针对儿童的暴力活动正不断增多，我想与教士们及非神职人员探讨我们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在城市中心区失业、家庭解体、学校问题、福利接受者增加、非婚生育和暴力等现象背后，显然有经济及社会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是很多困难加在一起，催生了一种怪异的文化，认为暴力、不工作和没有孩子的家庭都是正常现象。我相信光靠政府无法改变这种文化。许多黑人教堂开始处理这些问题，我想鼓励他们多做一些工作。
到达孟菲斯后，我发现到处都是朋友。基督上帝教会是发展最快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教派，其创始人查尔斯·哈里森·梅森在小石城的一个地方得到灵感，为自己的教派起了这个名字。两年前，我帮助在那个地方安了一块牌匾。梅森的遗孀那天也在梅森坦普尔教堂。主持会议的主教是来自芝加哥的路易斯·福特。他在总统选举中起到了领导作用。
在民权运动的历史上，梅森坦普尔教堂是个神圣的地方，小马丁·路德·金被杀前一天晚上的布道就是在那里进行的。我提起金的精神以及他所做的自己活不了多久的预言，请求我的朋友们诚恳地审视“今天困扰美国的精神危机”。
然后，我抛开发言稿，开始脱稿演讲，许多评论者说，那是我任总统八年期间最棒的一次演讲。我用我们共同的语言，诚恳地对我的朋友们说：如果马丁·路德·金今天重现在我的身边，给我们过去25年的表现打分，他会说什么呢？他会说，你们干得不错，投票选举了过去因肤色原因不能被选举的人……他会说，你们干得不错，让有能力的人想在哪里生活就在哪里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想到哪儿就到哪儿……他会说，你们干得不错，通过向所有人开放机会……催生了一个黑人中产阶级。
但他也会说，我生而又死并不是为了看到美国的家庭被破坏。我生而又死不是为了看到13岁的孩子为了追求刺激，拿着自动武器，枪杀9岁的孩子。我生而又死不是为了看到年轻人用毒品毁了自己的生活，然后通过毁灭别人挣大笔的钱。这不是我来到这里想要做的。他会说，我为自由而战，但争取的不是人们随意而无情地互相残杀的自由，不是孩子生孩子，孩子的父亲抛弃孩子，好像孩子算不了什么的自由。我努力让人们享有权利，但不是要整个社区和人民被抛弃。我生而又死为的不是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