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我会见了赫尔穆特·科尔。他对波斯尼亚发生的事情表示痛惜，并且和我一样，支持取消武器禁运。但是我们无法使英国人和法国，人改变立场。他们觉得取消武器禁运可能只会使战争延长，并使当地的联合国部队面临危险，联合国部队中有他们的部队，但没有我们的部队。26日，伊泽特贝戈维奇也来到了白宫，与艾尔·戈尔一起参加会谈。戈尔的安全顾问列昂·弗尤厄斯负责监督武器禁运，确保我们可以使其更为有效。科尔和我都告诉伊泽特贝戈维奇，我们正尽力使欧盟立场更加坚定并支持他。五天后，我们成功地使联合国把“禁飞区”扩大到波斯尼亚全境，这样至少可以剥夺塞族由于独享制空权而带来的优势。这么做很好，但并没有怎么减缓杀戮。
4月，一群美国的军事、外交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从波斯尼亚回到美国，催促我们进行军事干涉，制止杀戮。16日，联合国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宣布在斯雷布雷尼察周围建立安全区。斯雷布雷尼察是波斯尼亚东部的一个小镇，塞族人在那里的杀戮和种族清洗尤为残暴。22日，在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落成典礼上，大屠杀幸存者埃利·威尔塞尔公开请求我为制止战乱多做点事情。4月底，我的外交政策小组向我建议，说如果我们无法确保塞族停火，我们就应该取消针对穆斯林的武器禁运，并对塞族军事目标实施空袭。随后沃伦·克里斯托弗前往欧洲，寻求对这一政策的支持。这时，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因为希望避免遭到空袭，签署了联合国的和平计划，尽管他的议会已在六天前拒绝了这个计划。我从不相信卡拉季奇签字表明他的长期目标会有什么改变。
我上任100天后，我们在波斯尼亚危机问题上远未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英国人和法国人拒绝了克里斯托弗的建议，并重申他们在处理这一危机中拥有主导权。他们的立场的问题在于，塞族人只要能够承受严厉的制裁所带来的经济打击，就能够继续开展进攻性的种族清洗，而不用担心遭到别的惩罚。波斯尼亚的悲剧又持续了两年多，死了25万人，250万。人被逐出家园。直到北约发动空袭，塞族地面部队也吃了败仗，塞族人才接受了美国人的外交提议，结束了这场战争。
我陷入了迪克·霍尔布鲁克所说的“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最严重的集体安全失败”。在（结束一场战争）一书中，霍尔布鲁克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五个因素：（1）对巴尔干历史的误读，以为那里的民族矛盾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外人无法阻止；（2）冷战结束后，南斯拉夫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明显降低了；（3）在共产主义解体后的南斯拉夫，民族主义战胜民主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4）1991年伊拉克战争刚刚结束，布什政府不愿意再做出军事努力；（5）美国把这件事交给了欧洲，而不是北约，而欧洲的反应也显得混乱而且被动。在霍尔布鲁克开列的单子上，我还要加上第六个因素；有些欧洲领导人不愿意在巴尔干半岛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他们担心这个穆斯林国家会成为输出极端主义的根据地，但他们忽视波斯尼亚的结果恰恰可能助长而非抑制这种情况的出现。
我就任时确立的稳扎稳打的立场限制了我自己的选择。比如，我不愿意和多尔参议员合作，单方面取消武器禁运，因为我担心这会削弱联合国的威信（尽管后来由于我们不愿意执行禁运政策，实际上已经削弱了联合国的威信）。我也不想单方面轰炸塞族军事阵地，从而使北约分裂，因为在当地执行联合国任务的有欧洲军队，却没有美国军队。而且我也不想派美国军队去那里。我觉得联合国的授权肯定会失败。根据这一授权派美国军队去那里，会使军队面临危险。1993年5月，我们离解决波斯尼亚问题仍然很遥远。
新总统上任100天后，媒体总会对新政府在兑现竞选承诺和处理其他新挑战方面的表现做一番评价。评价的一致意见是，我最初几个月的表现好坏参半。就好的一面来说，我在白宫设立国家经济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经济计划，力图纠正12年来滴人式经济模式，而且这一计划在国会进展得还不错。我还签署了家庭休假法和选民登记法，以便投票登记更为方便。我还改变了布什和里根政府的堕胎政策，包括有关胎盘组织的研究和言论限制规则。我减少了白宫的工作人员，尽管他们的工作量在不断增加。比如，我们在最初三个半月内收到的信件，比白宫1992年全年收到的还要多。我还下令总共减少10万名政府雇员，并根据一项名为“政府再造”的计划，委托副总统戈尔负责寻戟可以省钱并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的办法。计划的结果表明，当初持怀疑态度的人错了。我向国会申请立法，以建立我的国民服务计划，把劳务所得扣抵增加一倍，并在贫穷地区设立了授权区，大幅削减大学贷款的支出，为学生和纳税人省下了几十亿美元。我让医疗保健改革驶入了快车道，并采取行动，加强俄罗斯的民主和改革。我还拥有一支辛勤能干的工作人员队伍。他们除了偶尔泄霹消息外，彼此合作得很好，完全没有以前很多届政府中的那种暗斗和诽滂现象。虽然开始时进展较慢，但我很快就在前100天之内任命了许多应该由总统任命的官员，比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在同样时间里任命的都要多。考虑到整个官员任命过程已非常麻烦而且恼人，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有一次，阿兰，辛普森参议员跟我开玩笑说，官员任命过程过于繁琐，以至于他“甚至不想跟有可能被参议院确认的人选一同进餐”。辛普森来自怀俄明州，机智幽默，是共和党的督导员。
就差的一面来说，面对不断上涨的赤字，我暂时放弃了针对中产阶级的减税计划；经济刺激计划由于共和党人的阻挠也夭折了；维持了布什政府强制遣返海地难民的政策，尽管我们通过其他手段，接收了更多的海地人；在有关军中同性恋的战斗中失败了；推迟提交医疗保健计划，没有在我设定的100天期限内提交；对突袭韦科庄园事件处理不当，至少在政府这方面来说是这样；未能说服欧共体和美国一道对波斯尼亚采取强硬立场，尽管我们增加了人道援助，加强了对塞尔维亚的制裁，并创建了可实施的禁飞区。
我的得分之所以好坏参半，原因之一是，面对共和党人义无反顾的反对，美国人民对于政府能够做或应该做什么看法不一，我试图一下子做很多事情。毕竟，12年来，美国人民一直被告诫，说政府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源头，政府非常无能，连两辆车参加的游行也组织不起来。很显然，我高估了自己，以为自己可以在短期内干很多事情。十多年来，这个国家一直沿着一个方向前进，生活在分裂的政治氛围中，而且总是有人用一些陈词滥调安慰我们，说我们非常了不起；我们同时还感受着一种虚幻的、易逝的舒适，即今天多花钱少交税，不管这对明天有什么后果。要把情况扭转过来，100天是不够的。
除了变化的节奏过快之外，我对自己带来变化的能力也高估了，对美国人消化这些变化的能力也过于乐观。在一份有关前100天工作的分析中，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政治科学家欧文·哈格罗夫写道：“我怀疑总统是不是同时干的事情太多了，结果一样也没有干好。”他可能说对了，但要做的事情的确太多了。直到选民们在1994年的中期选举中在我脸上轻轻打了一下，我才不再试图同时做所有的事情。我的紧迫感使我忘记了我的另一个政治法则：总体上每个人都赞成变化，但一旦牵涉到自身，却都特别反对变化。
前100天里，有关公众事务的斗争不是在真空里发生的；在此期间，我的家人正努力适应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并承受失去希拉里父亲的痛苦。我喜欢当总统，希拉里也积极投入到医疗保健工作中去。切尔西喜欢她的学校，并交了一些新朋友。我们很喜欢住在白宫，主持一些社交活动，并请朋友们和我们住在一起。
白宫的工作人员也在适应一个工作时间长、睡觉晚的第一家庭。尽管我逐渐依赖起他们的服务，并对此非常珍视，但我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他们给我的所有帮助。当州长时，我住在州长官邸，有一帮很棒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服务。我每去一地，州警都会派人开车送我。但到了周末，我和希拉里通常自己做饭，星期天去教堂时也是我自己开车。现在我有了贴身仆人。他们每天早晨把我的衣服摊开，在我外出时替我收拾行李，并陪着我，到目的地后，又把行李打开。还熨平衣服的皱折。我们还有了管家，每天工作到很晚，第二天早晨很早就来，周末也不休息，为我端莱，并为我调制低热量的咖啡；我在椭圆形办公室或是外出时，则由海军派来的服务员干这些事；厨师们即便是周末也为我们准备食物；迎宾总管领着我上下电梯，并随时把文件送给我审阅签署，把备忘录送给我审阅；全天24小时都有医疗服务；还有特工人员。他们不让我坐在汽车前排座位上，更不用说让我自己开车了。
在白宫生活，我最喜欢的是摆满了官邸和办公区的鲜花。白宫总是有摆放得很漂亮的鲜花。这些花是我离开白宫后最怀念的东西之一。
我们搬进白宫后，希拉里重新装修了小厨房，这样晚上如果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吃晚饭。楼上的餐厅很漂亮，但除非有客人，对我们来说太大也太正式了。希拉里还把三楼的日光浴室整修了一下。那个房间通向一个阳台和白宫的屋顶。我们把它改成了家庭活动室。只要有亲戚或朋友来访，我们总是喜欢去那里，聊天、看电视、打牌或是玩棋类游戏。我玩泥塘大师和一种名叫上连单词的游戏人了迷。上连单词基本上是一种三维拼词游戏。玩这种游戏，不靠把落单的字母或是把棋子放到莱个位置上得分，而是靠以词造来得分。我努力让我的家人和朋友都玩上连单词游戏，成功地劝动了几分人。我的妻弟休和我玩了无数把，罗杰也很喜欢。不过希拉里、托尼和切尔酉还是喜欢我们的保留节目皮纳克尔纸牌游戏。我还一直和我的工作人员玩红牌游戏。最后我们都迷上了一种新的纸牌游戏，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凯特·卡普肖造访白宫时教我们的。这种游戏的名字用来描述华盛顿的政治生活再好不过了：哦，见鬼！
自从在新罕布什尔州参加初选以来，一直有特工人员陪伴我。但人住白宫后，我每天早晨的跑步给他们构成了挑战。我有好几条跑步路线。有时我会开车到海因斯角。那里有一个三英里的跑道绕着一个公共高尔夫场；跑道很平，但冬天从波托马克河吹来大风时，也很难走。偶尔我也会去麦克奈尔堡跑步。在那里，国防大学的操场上有一个椭圆形跑道。不过，迄今为止，我最喜欢的跑步路线是这样的：先出白宫西南大门，跑到草地广场上，然后向北跑到林肯纪念碑前，再往南跑到国会大厦，最后跑回来。在这样的跑步路途中，我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而且，在美国的历史建筑之间跑步，我从不感到厌烦。特工人员出于安全考虑让我停止跑步时，我答应了他们，但我一直怀念那样的跑步。对我来说，在公共场所跑步是与白宫之外的世界保持联系的一种手段；对特工人员来说，我与公众的接触却充满了风险，令人担忧，难以把握。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约翰·欣克利企图暗杀里根总统这件事，而且比我更了解我收到了多少充满仇恨的信件。
上任初期，艾尔·戈尔帮了我很大忙。他鼓励我不断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然后加以实施。他还一直给我上华盛顿运作方式的速成课。我们有一项固定的日程安排是每周在我的私人餐厅内一起吃一次午饭。吃饭时，我们轮梳祈祷，然后开始讨论各种话题，从家庭到体育、书籍、电影、他或我日程中的最新安排，无所不谈。我们这一共进午餐的安排坚持了八年，除非我们两人有一个人连续外出好几天。我们有许多共同点，但也有许多不同点。共进午餐使我们关系密切，并使我们可以更轻松地适应新的生活。否则，在华盛顿这口高压锅里，我俩是不会走得这么近的。
总体而言，无论是从个人还是政治角度来看，我对于前100天的感觉还不错。不过，我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希拉里也是一样。尽管搬进白宫时很兴奋，做了许多承诺，但我们很疲劳，也没有像历任新总统就任时那样，享受一令传统的蜜月期。这部分是因为军中同性恋的问题很早就被提出来了，部分也许是因为我们把媒体的活动范围限定在白宫西翼，激怒了他们。希拉里父亲的去世对她来说是一个沉痛的损失。我也怀念休。尽管我们正处于事业的最高峰，但休的去世有时使我们无法工作。我们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但前100天在生理和心理方面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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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削减赤字在我的经济战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但仅仅削减赤字还不足以取得持续的、可以为广大民众带来实惠的经济复苏。在我上任的最初几个月里，我们提出了许多议案，使我们的经济计划更为充实，以此来增加贸易，并扩大在教育和培训领域的投资。我们还推动了许多微观经济计划，针对的是特定的有问题的领域或是有机会的目标。比如，我提议，帮助那些因为冷战结束后军事开支缩小而失业的军人和平民；我们敦促主要的联邦研究实验室——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和桑迪亚实验室，以及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利弗摩尔实验室——利用大量曾帮助我们赢得冷战的科技资源，开发具有商业应用价值的新技术；我们宣布了一项微型贷款计划，支持初露头角的企业家，包括急于从福利接受名单上消失的福利接受者，这些人常常有很好的创意，但达不到传统借款人的信用标准；增加了中小企业管理局的贷款，特别是针对妇女和少数族裔人士的贷款；任命了一个全国航空业增强竞争力发展委员会，由前弗吉尼亚州州长杰里·巴利列斯任主席。由于经济下滑，军方对军用飞机的订单减少，加上来自欧洲的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的激烈竞争，飞机制造商和航空公司都处于困境之中。
我还提出计划，支持地方社区把因国防开支缩小而关闭的军事设施用于商业用途。在当州长期间，我曾处理过关闭一个空军基地的事情，现在我决心给那些面临同样挑战的人更多的帮助。由于加利福尼亚州自身就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受国防开支缩小及其他问题的打击也最大。我们制定了一项特殊计划，推动那里的经济增长。约翰·埃默森将监管他家乡的这项计划及这个州的其他事务。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之中，以至在白宫我们都叫他“加利福尼亚部长”。
我们做的一件最有效率的事情，是根据1977年《社区再投资法》，改革了管理金融机构的有关规定。1977年的这部法律规定，在联邦机构投保的借款机构应做出额外的努力，积极向中低收入的借款人发放贷款。但在1993年以前，该法律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进行改革之后，从1993年到2000年，各银行以房屋按揭、中小企业贷款和社区发展贷款的形式，借给这部法律所涵盖的借款人8000多亿美元。这一惊人的数字相当于《社区再投资法》颁布23年来所发放贷款总额的90％还要多。
5月是个有趣的月，对我继续接受的政治教育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月。5月5日，我在我的导师富布赖特参议员88岁生日时，把我的第一枚总统自由勋章授予了他。艾尔·戈尔的父亲也参加了授勋仪式。他告诉富布赖特，说自己只有85岁。富布赖特回答道：“艾伯特，你只要乖一点，也能活到88岁。”我对这两个人都非常敬佩，因为他们为美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像他们一样长寿。如果能的话，我希望能像他们一样积极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5月的第三个星期，我前往加利福尼亚，分别在圣迭戈的一次市政厅会议上，凡纳伊斯市一家有很多西班牙裔学生的社区学院里，以及洛杉矶中南部的一家体育用品店里发表演说，强调我的经济计划中对教育和市中心贫民区发展进行投资的重要性。这家体育用品店名叫“操场”，所在的那个地区正是一年前发生骚乱的地方。商店后面有一个篮球场，已成为年轻人的聚集地。罗恩·布朗当时陪着我。我俩带着一些孩子即兴打了一场球，打完球后，我讨论了授权区的发展潜力。我认为，授权区可以在全国的贫困社区创造出像“操场”这样成功的企业。我非常肯定，总统与市中心贫民区的孩子们在他们的后院打篮球，迄今还是头一次。我希望这次打球的图片可以向美国人传递一个信息，使他们明白新政府优先考虑的事情是什么。我特别希望这些图片可以使年轻人明白，我关心他们，为他们的将来在思考。
不幸的是，大多数美国人从未听说过这场球赛，原因是我理了一次发。我在华盛顿还没有找到理发师，可是我又不能每三个星期就回一趟阿肯色去找吉姆·迈尔斯，而且我的头发已经太长了。希拉里在洛杉矶让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沙特曼的人给她做丁头发。克里斯托弗是托马森一家的朋友，我很喜欢他。我问他愿不愿意帮我快速地修一修头发。他答应了，我们于是约定在空军一号的私人活动室里碰头。开始理发之前，我不止一次地询问特工人员，要他们确定如果我推迟起飞几分钟，不会影响其他飞机的起飞或降落。他们与机场工作人员核对了一下。机场工作人员说那不是问题。然后，我就让克里斯托弗尽快给我理一下，只要像个样子就行。他按照我的吩咐做了。大约10分钟以后，我们起飞了。
接下来我发现，有人写了一篇报道，说我花200美元请一个我非常熟悉的高级发型师理了个发，理发时把两条跑道占用了一个小时，给数千人带来了不便。忘了与市中心贫民区孩子们的球赛吧！那篇令人无法不读的报道说，我已脱离在阿肯色的根和平民主义政治原则，开始挥霍放任。报道写得不错，但不是事实。首先，我没有为那次只花了10分钟的理发支付200美元；其次，我没有使任何人为起飞或降落等待，几周后终于公布出来的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记录证明了这一点。竟然有人认为我会做这样的事情。这种说法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尽管我是总统，但如果我因为理发使许多人等了一个小时，即便理发没有花200美元，我妈妈也会让我吃鞭子的。
这篇有关理发的报道实在荒唐。我没有把它处理好，因为我发火了，而发火永远是错的。这件事情之所以吸引人，部分原因是克里斯托弗是好莱坞的一名发型师。华盛顿政界和媒体圈子里的很多人与好莱坞保持着一种非爱即恨的关系。他们喜欢与电影和电视明星来往，但不知为什么却认为娱乐界的政治兴趣和热情不如他们自己的可信。实际上，两个圈子中的许多人都是好公民，相互之间有很多共同点。有人曾经说过，对丑陋的人来说，政治就是表演。几周后，长岛的一家报纸《新闻日报》得到了联邦航空管理局有关那天洛山矶机场飞行情况的记录，证明媒体所报道的起飞及．降落延误从未发生过。
《今日美国报报》和其他几家报纸也刊登了更正。有关理发的报道之所以被传得活灵活现，而且大部分从未得到更正，起因可能是一件与此无关的事情。5月19日，麦克·麦克拉蒂接受了主管白宫行政事务的戴维·沃特金斯的建议，并得到了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同意，开除了白宫旅行办公室的七名雇员。媒体与总统一同旅行时，这个办公室负责替他们安排一切，并向他们的雇主收取费用。我和希拉里曾要求麦克检查一卜旅行办公室的工作，因为有人告诉希拉里，该办公室不允许对他们提供的包机服务提出竞价，有一名白宫的记者也曾因为糟糕的饮食和过高，的价钱向我投诉。经过审计后，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提交了一份分类账，账上显示，有1．8刀美兀的账外资金去向不明，并且说该办公室还有其他违规行为。因此，这几个雇员被解雇了。
我向麦克说过记者投诉的事情之后，把旅行办公室的事就全忘了，直到那几个人被解雇的消息宣布后，才重新想起来。媒体的反应极为不好。他们喜欢旅行办公室对他们的照顾，尤其是去国外采访时更是如此。而且他们认识旅行办公室的人已经好几年了，想不．出来这些人会犯错。许多传媒界的人甚至觉得，旅行办公室实际上是为他们工作，而不是为白宫工作，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即使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也该通知他们。虽然我们受到了批评，但重组后的旅行办公室还是以更低的价格为媒体提供了同样的服务，雇用的联邦雇员也更少了。
旅行办公室事件有力地证明，在新白宫和地位稳固的政治媒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旅行办公室的主任后来因挪用公款罪被起诉，因为在他的个人账户里发现了旅行办公室的资金。据媒体报道，他主动提出承认较轻一点的罪，并愿意坐几个月的牢。但检察官执意要按重罪起诉。几位名记者出庭为他的人格作证后，他被无罪释放了。在白宫、总审计局、联邦调查局和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对旅行办公室进行，调查后，没有发现什么证据表明白宫看巳了错，或是白宫与旅行办公室有利益冲突，白宫工作人员也没有人犯罪。没有人对毕马威事务所审计报告中所指出的旅行办公室的财政问题和管理不当提出异议。
我无法相信，美国人民正通过理发事件、旅行办公室风波和军中同性恋这样的多棱镜来看我。人们没有把我看成一个为了美国更美好的明天而战斗的总统。相反，我被描绘成一个放弃了南方淳朴作风、转而学习北方都市习气的人，一个反应机械的自由派分子，已丢弃了谦虚的面具。我最近在克利夫兰参加一个电视访谈节目。节目中，有个人说他不再支持我的原因是，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军中同性恋和波斯尼亚问题上。我说，我刚刚对我前100天的时间分配做了一次分析：55％用于经济和医疗保健改革，25％用于外交政策，20％用于其他国内问题。那个人问我在军中同性恋问题上花了多少时间。我告诉他只有几个小时。他给了一个简练的回答：“我不信。”他所知道的只是他的所见所闻。
克利夫兰的这次遭遇、理发事件和旅行办公室风波直观地表明，我们这些外人对于在华盛顿什么才是重要的这一问题知之甚少，同时也使我们明白，误解怎样消解了我们试图与其他美国人交流的努力。我们想告诉美国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可以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使美国得到改善。几年后，我最聪明的工作人员之一道格·索斯尼克新造了一个词组，描述了我们自己陷入麻烦的情形。有一次，正当我们准备前往奥斯陆，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时，我活泼的非洲裔摄影师沙伦·法默说，她并不盼望着去寒冷的挪威。“没关系，沙伦，”道格回答她，“对你来说，这不是‘主场比赛’。没有人喜欢‘客场比赛’。”1993年刚过了一半，我希望，我的整个任期不要成为一场漫长的“客场比赛”。
我对自己遇到的麻烦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我觉得，问题的根源似乎有这么几个：白宫工作人员缺乏与华盛顿已有的权力中心打交道的经验，与他们联系过少；我们试图同时干很多事情，让人觉得混乱，使人民无从得知我们实际取得的成绩；我们没有传达明确的信息，在一些原本很小的问题上，我显得是站在文化及政治左派的立场来处理，而不是像许诺的那样，走具有活力的中间路线；共和党人一成不变的攻击强化了这种印象，他们说我的预算方案只不过是要大幅增税；而且我忽视了自己面对的政治障碍。我是以43％的选票当选的；在过去的10年里，华盛顿一直沿着一个方向在前进，我低估了掉转这一前进方向的难度，也没有想到，方向上的变化对于华盛顿的主要演员来说在政治上——甚至是心理上——是多么的不协调；许多共和党人从一开始就不认为我的总统职务是合法的，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国会中民主党虽然占多数，但有自己的行事方式，共和党人尽管占少数，却想极力证明我太自由化，没有执政能力。他们不会以我所希望的最快的速度通过所有的议案。
我知道我需要改变自己，但是和每个人一样，我发现改变自己比建议别人改变更困难。不过，我还是努力在两个方面改变自己。事实表明，这两个变化对我很有帮助。我劝说在“复兴周末”活动中认识的朋友、在三届共和党政府中任过职的戴维·格根到白宫来，任总统顾问，在组织和交流方面帮助我们。在他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撰写的专栏文章中，戴维为我提供了一些有创见的建议，有些还是批评性的，不过我同意他的看法；他喜欢并尊重麦克·麦克拉蒂；他是华盛顿权力圈子的真正成员，这些人按照自己的方式给人打分；为了国家，他希望我们取得成功。在接下来的七个月中，戴维使白宫镇定了下来，立即着手恢复与媒体的关系。他恢复了媒体直接进入通信办公室的权力。其实我们早就该这么做了。
除了对格根的任命，我们在人事方面还做了其他调整：麦克·麦克拉蒂的副手能干且很受欢迎的办公厅副主任马克·吉尔兰取代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出任通信主管；迪·迪·迈尔斯继续担任新闻秘书，但接管每天的简报发布任务；乔治担任新的高级顾问职务，帮助我协调政策、战略和日常决策。一开始，乔治因为不再每天做简报而感到失望，但他很快就和在竞选期间一样，掌握了一个新的工作。他干得非常好，在白宫的影响比以前还要大。
我们的另一个积极变化是把我每天的时间安排调整了一下，在大部分日子里，每天留出两个小时，供我读书、思考、休息以及打电话。这种调整使情况大为改观。
到了月底，情况开始好转。众议院以219票对213票通过了我的预算方案。于是预算案进人参议院。参议院立即删除了英制热量单位税，但支持汽油税每加仑涨4．3美分，以及更大幅度地削减支出。这是个坏消息，原因是汽油税不能像英制热量单位税那样促进节约能源；但这也是好消息，原因是汽油税要美国中产阶级花的钱不多，一年大约只有33美元。
5月31日是我上任以来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我出席了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传统仪式后，又参加了另外一个仪式。该仪式是在越战老兵纪念馆一个新开放的部分前举行的。这是一堵黑色的长石墙，上面刻着所有在越战中阵亡或失踪的美国武装部队成员的名字。那天早晨，我从白宫跑到这堵墙前面，看我在温泉城时的朋友们的名字。我跪在刻有我朋友伯特·杰弗里斯名字的地方，摸着他的名字，做了一次祈祷。
我知道这个仪式不轻松。对于到场的很多人来说，越南战争仍然是生命中的决定性时刻，我这样的人竟成了三军总司令更令他们深恶痛绝。但我打定主意要去，去面对那些仍然因为我对越战的看法而反对我的人，去告诉那些越战老兵，我尊重他们及他们所有倒下的战友为国家的服务，并将努力解决仍然没有解决的战犯问题和战斗失踪人员问题。
柯林·鲍威尔满怀信心而又有风度为我做了介绍。他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即他认为作为总司令，我应该受到尊重。不过，我上台演说时，抗议者还是发出嘘声，试图盖过我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地说：所有嘘叫的人，我听到你们的声音了。我请你们现在听我说……有人说，我今天来到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是错误的，因为我在25年前，不同意那个把青年男女送到越南打仗的决定。好了，这样更好……正如战争是自由的代价一样，异议是自由的特权。我们今天珍惜这一特权……这个纪念馆要传达的信息其实很简单：这些人为自由而战，他们为自己的社区带来了荣耀，他们热爱国家，为国捐躯……今天在座的，没有谁对墙上的人一个也不认识。我有四位中学同学在这儿……如果有必要，让我们继续对这场战争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请不要让这种分歧把这个民族分开。仪式开始时很糟，但结束得很顺利。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曾预言我当选总统结束了越南战争。这一预言看来并不怎么准确，但也许我们正在结束这场战争。
6月一开始，我就遇到了一件无论对我个人而言还是在政治上都令我失望的事：我撤回了任命拉尼，吉尼尔为民权事务处主任的提名。拉尼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长期以来一直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防卫基金会的律师，是我上法学院时的同学。我本想任命她为第一个由职业民权律师出任的民权事务处主任。但我4月提名她以后，保守分子怀着复仇的心态大肆攻击她，说她是“配额皇后”，并指责她倡导放弃“一人一票”的宪法原则，因为她支持累积投票制。根据累积投票制，立法机构有多少职位让人竞争，选民就有多少张选票，而且可以把这些选票全部投给某一位候选人。理论上讲，这一制度可以极大地增加少数派候选人当选的机会。
一开始我对右翼分子的责骂并不在意，以为他们不喜欢拉尼，是因为拉尼有长期打赢民权官司的记录。我想，只要她到参议院去拜访一下，会很轻松地赢得足够的选票来确认她的任职。
我错了。我的朋友戴维·普赖尔参议员来看我，敦促我撤回对拉尼的提名。他说拉尼在与参议员们会面时表现得很糟糕，并提醒我们还有一项经济计划需要通过，一票也不能少。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同。意戴维的看法。他说拉尼不会被确认，我们最好尽快结束这件事。有人告诉我特德·肯尼迪参议员和惟一的非洲裔参议员卡罗尔·摩斯利·布劳恩都持相同的看法。
我决定最好读一读拉尼的文章。这些文章论证了她的立场，很有说服力，但与我支持的赞助性行为和对配额的反对相冲突。她好像想放弃一人一票制度，支持一人多票制度：选民随便怎么分摊选票都行。
我邀请拉尼来见我，把这件事跟她好好谈了谈。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讨论这个问题时，拉尼对自己受到的攻击非常生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人竟把她的学术思考当做确认她任职的障碍，这让她大感惊愕；对于她的提名给参议员们带来的困难，她也不屑一顾。而她要得到任命，必须得到这些参议员的选票，但这些人的选票很难得到，也许要经过几轮阻挠。我的工作人员告诉她，我们没有足够的选票确认对她的提名，但她却拒绝退出，觉得自己有接受投票的权利。最后，我告诉她，我不得不撤回对她的提名，告诉她我很不愿意这么做，但不撤回我们也不会成功。我还告诉她，撤回提名会使她在民权界成为一名英雄，尽管这样的安慰不会起什么作用。
事后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批评者说我面对政治压力时放弃了朋友，他们大多对幕后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最后，我任命另一位优秀的非洲裔律师迪瓦尔·帕特里克为民权事务处主任。帕特里克也有很强的民权背景，工作干得很出色。我仍然很佩服拉尼·吉尼尔，失去了她的友谊，我感到很难过。
6月前两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忙于挑选一名最高法院法官。几个星期之前，拜伦·怀特宣布退休。他已当了31年最高法院法官。就像前面说的那样，我最初想任命马里奥·科莫州长，可是他不感兴趣。接见了40多个备选人之后，我选定了三个：我的内政部长布鲁斯·巴比特，他在当州长之前曾任亚利桑那州检察长；波士顿的第一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史蒂芬·布雷耶，他的审判成绩十分辉煌；华盛顿市联邦上诉法院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一名才智过人、经历不凡的女法官，审判记录非常有趣，独立而进步。我与巴比特和布雷耶都见了面，确信他俩都会成为出色的法官。但我不愿意内政部失去巴比特，许多环保主义者也不愿意失去巴比特。他们打电话到白宫，敦促我把他留在内政部。尽管极力推荐布雷耶的肯尼迪参议员向我保证，他可以得到确认，但他有一个小的“保姆”问题。
和最初几个月白宫里发生其他每件事一样，我接见两个人的消息泄露出去了。因此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决定在白宫官邸的私人办公室接见金斯伯格。她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想她具有成为一名伟大法官的潜力，起码她可以做到我认为伦奎斯特法院（在这个法院中，温和派和保守派平分秋色）新法官需要做的三件事情：根据当事人的功罪，而不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或身份来定案；可能的话，与保守的共和党法官合作以达成一致意见；必要的话则勇敢地与他们抗争。在一篇文章中，金斯伯格曾写道：“美国司法部门中最伟大的人是独立思考的人，他们心胸开阔，但不空虚；他们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并虚心学习。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们都显示出一种愿意随时检验自己假设的品质。”
我们宣布她的任命时，消息还没有泄露。媒体曾根据一个连自己说什么都搞不清楚的泄密者的消息，报道说我打算任命布雷耶。因此，金斯伯格法官发表了一篇简短但非常感人的演说后，有记者说我决定任命她而不是布雷耶，反映出白宫的决策过程有一种“曲折的特点”。该记者接着问我是否要反驳人们的这种印象。我不知道该笑还是哭。我回答说：“你们总是把任何实质性的决定都只看做政治过程，我早巳放弃了我可以纠正你们这些错误念头的想法。”很显然，遇到官员任命问题，游戏的名称已不再是“相信领导者”，而是“相信泄密者”。我不得不承认，让媒体吃了一惊令我感到非常高兴，就和选择了金斯伯格令我很高兴一样。
6月最后一个星期，参议院以50票对49票艰难地通过了我的预算计划。民主党和共和党各有一名参议员没有投票，乎局是由戈尔打破的。共和党没有一个人投赞成票，我们也失去了6名保守的民主党参议员的票。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戴维·博伦参议员投了我们一票，使我们免于失败。但他暗示说，除非最终的法案中更明确地说明削减支出的项目，并减少税收，否则他将投反对票。1974年他第一次竞选州长，我竞选国会议员，自那时起我就认识他。现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都批准了预算计划，他们必须调和相互间的分歧，然后我们又得重新为获得两院通过而奋斗。由于我们获胜的优势非常小，两院之间有任何让步，都会失去一到两票，而这一到两票已足以挫败一揽子提案。罗杰·奥尔特曼从财政部带着他的办公室主任乔希·斯坦纳来到白宫，设立了一个“作战室”，组织以预算最后通过为目标的大战役。我们需要知道每一票的来自哪里，我们能证明什么，能够向那些立场未定的议员提供什么条件以取得多数。我们已经为小问题流了不少血，因此这场战斗值得打。在接下来的六个半星期里，我们国家的经济前景，更不用说我总统生涯的前景，一直悬而未决。
参议院通过预算后的第二天，我第一次命令军方采取行动，向伊拉克情报部总部发射了23枚战斧式导弹，以对乔治·H．W．布什访问科威特时伊拉克曾阴谋刺杀他进行报复。4月13日，就在布什总统预定到达科威特的前一天，科威特逮捕了十几个与这次阴谋有牵连的人。通过追查最后发现，这些人所携带的材料来自伊拉克情报部门。5月19日，一名被逮捕的伊拉克人向联邦调查局承认，这次阴谋背后的主使是伊拉克情报部门。我命令五角大楼提供行动建议。于是的威尔将军找到我，建议用导弹攻击情报部总部。他说这既是一种适度的反应，也是一种有效的威慑手段。我觉得我们有理由对伊拉克发动更严厉的攻击，但鲍威尔说服了我。他说这样的攻击已经足以进一步威慑伊拉克的恐怖主义。如果向更多的目标，包括各个总统行宫投炸弹，未必能将萨达姆，侯赛因炸死，但几乎肯定会炸死更多无辜的人。大部分的战斧式导弹都击中了目标，但有四枚射偏了，其中三枚落在了巴格达一个富人区里，炸死了八个人。这次事件无情地提醒我们，不管计划得多么周详，武器有多么精确，一旦使用这一类武器，通常都会出现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7月6日，我来到东京，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第16届七大工业国峰会。这样的峰会历史上一直是漫谈会，很少做出有意义的政策上的承诺，会后也很少有后续行动。但我们没有闲情逸致再开一次什么也不做的会议。世界经济增长缓慢，欧洲的增长速度已达到10多年来的最低点，日本的增长速度则处于20多年来的最低点。我们在经济这条战线上倒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在过去的五个月中，超过95万名美国人找到了工作，大致相当于美国经济前三年创造的工作岗位的总和。
我去日本是有一个计划的：争取欧洲及日本领导人同意，使他们的国内经济政策与我们的经济政策协调一致，以提高全球经济增长水平；说服欧洲及日本领导人降低针对工业制成品的关税（这将给我们所有的国家增加就业机会），并增加在12月15日最后期限前完成已拖了七年之久的乌拉圭回合世界贸易谈判的机会；发出统一而明确的信号，表明我们将在财政和政治上支持叶利钦和俄罗斯的民主。
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取得成功的几率都不大，更不用说所有三个问题了，部分原因在于，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力量都不怎么强。由于我在经济计划中开出的苦药，以及媒体因为一些或真或假的问题所做的负面报道，自就职以来，我的公众支持率急剧下降。约翰·梅杰在英国只是硬撑着，但人们老把他和他的前任玛格丽特·撒切尔做比较，得出不利于他的结论，对他造成了伤害，而“铁娘子”也从未阻止人们做这样的比较。弗朗索瓦·密特朗是社会党党员，很有魅力，非常聪明，处于第二个为期七年的任期内。但由于掌管经济政策的法国总理及其执政联盟屑于反对党，因此他所能做的也有限。意大利总理卡洛·钱皮曾任意大利中央银行行长，是个非常谦虚的人，以骑自行车上班而出名。尽管他很机智也很有魅力，但意大利破碎且本质上混乱的政治环境牵制了他，加拿大第一位女总理金·坎贝尔给人印象很深，显然很专注于工作。她是布赖恩·马尔罗尼辞职后才上任的。从本质上说，她只是把马尔罗尼漫长的任期延续完，因为民意测验表明，反对党领导人让·克雷蒂安的支持率在不断上升。我们的东道主宫泽喜一在日本的政治体制内普遍被认为连任无望，自民党对权力的长期垄断也将走到尽头。宫泽可能连任无望，但他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对世界局势有着成熟的理解。他英语讲得差不多和我一样好。他是一位爱国者，希望七国会议为自己的国家带来好的影响。
人们一般认为，在位已久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也遇到了麻烦，因为民意测验表明，他的支持率也在下降，他所在的基民党在最近的地方选举中丢失了不少选票。不过，我觉得科尔的领导地位仍然很稳固。他块头很大，身高和我差不多，体重超过300磅。他不光身躯庞大，在其他方面也是欧洲大陆数十年来最重要的人物。他统一了德国，把大量的资金从西德调往东德，以提高东部居民的收入。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这些人挣的钱比西部居民少得多。科尔领导的德国已成为俄罗斯民主的最大财政支持者，他还赞成把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吸收到欧盟和北约中来。另外，科尔对欧洲在波斯尼亚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深感不安。他认为，联合国应该取消武器禁运，因为禁运对波斯尼亚穆斯林来说是不公平的。在欧洲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上，他的见解都是对的，并且在努力推行自己的看法。他觉得，如果他在重大问题上能够做出正确决定的话，民意测验的支持率也会跟着上升。我非常喜欢赫尔穆特·科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多次一起用餐、互相拜访，并经常打电话，形成了牢固的政治和个人联系，对欧洲和美国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我对七国会议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因为我是带着强有力的计划来参加会议的，同时也因为我相信其他所有领导人都非常聪明，知道要解决国内的问题，必须在东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会议刚一开始，我们就越过了一个门槛。我们的贸易部长们已经达成协议，约定在十个不同的制成品领域，七国将全部把关税降为零，为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贸易开放市场。这是米基·坎特担任贸易大使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事实表明，他是一个顽强而有效率的谈判者，很有谈判技巧，最后达成了200多项协议，极大地扩大了我国的贸易，使接下来八年贸易在我国经济的增长中占了几乎30％。
我们还在一项慷慨的援助方案上达成协议，随后明确表态，七个富裕国家都承诺支持俄罗斯。在协调我们各自的经济政策这一问题上，结果就没有这么明显了。我正致力于减少亦字，德国的中央银行刚刚降低了利率，日本却没有明确表态将刺激经济，或是向更多的国外贸易和竞争开放国界。这方面的进展有待于在我们的双边会谈中取得。七国会议一结束，我们的会谈就开始了。
1993年，由于日本正在对付经济停滞和政治的不稳定，我知道很难改变其贸易政策，但我必须努力。很明显，我们对日本之所以有巨大的贸易逆差，部分原因是日本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以我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打开日本市场，但又不损害我们之间非常重要的安全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为亚洲缔造一个稳定的明天是至关重要的。我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说，向日本学生阐述这些观点时，希拉里继续展开她在日本的魅力攻势，她发现年轻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作女性特别欢迎她。这样的工作女性在日本正逐渐增多。
宫泽首相原则上同意我的建议，即我们应达成一项框架协议，努力制定具体而且可检验的步骤，来改善我们的贸易关系。日本外务省决心要达成一项协议，也对我的建议表示同意。外务省的一名高级公务员是日本新太子妃的父亲。主要的障碍来自通产省，其领导人觉得他们的政策使日本变成了强国。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这些政策。有一天深夜，当我们的谈判完成之后，两国外交部的代表们在大仓饭店大厅的两边简直是在吼着阐述各自的观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尽最大努力要达成协议，米基·坎特的副手查伦·巴尔舍夫斯基极力推动一项日本人很难接受的协议，以至于他们叫她“石墙”。然后，我和宫泽首相在大仓饭店见面，一边吃着传统的日本料理，一边看我们能否解决剩下的分歧。在这次后来被称做“寿司峰会”的餐会上，我们的确解决了一些分歧。不过宫泽总是开玩笑说，之所以能取得最后的结果，我们喝的清酒比寿司起的作用要大。
根据这项框架协议，美国承诺将减少赤字，日本则在下一年采取措施，在汽车及汽车配件、计算机、电信、卫星、医疗设备、金融服务和保险业方面开放市场，并定有客观的标准，根据具体的时间表来检查努力是否成功。我深信，这项协议对日美两国在经济上都是有益的，并将帮助日本的改革者们成功地把他们伟大的国家带人下一个辉煌的时期。但是，和大多数协议一样，这项协议在两国都没有产生希望出现的结果，不过仍然是一项好的协议。
当我离开日本飞往韩国时，国内的媒体报道说，我第一次参加七国会议，就我同其他领导人的个人外交和与日本人民的接触来说，这是一次胜利。媒体有正面报道让我感觉很好，能够达到为七国会议及与日本的谈判所设定的目标，我感觉更好。我喜欢认识其他领导人，并与他们共事。七国会议之后，我对自己推动美国在全世界利益的能力更加有信心了，并且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总统都喜欢外交，而不太喜欢在国内战线上面临的挫折。
在韩国，我检阅了我们部署在非军事区一带的部队。自从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以来，这个非军事区把南北朝鲜分开了。我走上不归桥，在距离把两个国家分开的白漆带大约十英尺的地方停住脚步，注视着站在最后一个冷战哨所里守卫自己国界的朝鲜士兵。在汉城，我和希拉里作为金泳三总统的客人，住在带有室内游泳池的政府招待所内。我跳进水里时，突然响起了音乐，这才发现自己一边游泳，一边听着许多喜欢的曲子，从猫王的曲子到爵士乐都有。由此可以看出，韩国人热情好客果然名不虚传。我与总统举行了会谈，在国会发表了演讲，然后离开了韩国。离开时，我对我们长期的盟国关系非常满意，并决心维护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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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华盛顿，继续面对严厉的指责。尽管联邦调查局存在许多问题，局长威廉·塞欣斯却拒绝辞职。进入7月的第三个星期后，在珍妮特·雷诺的建议下，我解除了他的职务。我们得找一个人来接替他。伯尼·努斯鲍姆催促我选择路易斯·弗里。弗里以前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还当过联邦检察官，成绩显著，被布什总统任命为纽约州的联邦法官。联邦调查局曾在韦科庄园宣称，他们突袭该庄园，是因为把这么多的人力物力长期困于一地是错误的。我接见弗里时，问他对联邦调查局的这种说法有何看法。他当时并不知道我的想法，而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异议：“他们既然拿了薪水，就应该等待。”这个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知道弗里是共和党人，不过努斯的姆向我保证他是个非常专业而且正直的人，不会利用联邦调查局为政治目的服务。我们计划在20日宣布这个任命。此前一天，当有关任命的消息泄露出去后，我的一个朋友、一位退休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打电话给椭圆形办公室事务主管南希·赫恩赖奇，让她告诉我不要这么做。他说弗里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中过于政治化而且自私。这使我有所犹豫，但我传话回去说已经太迟了；提议已经发出并已被接受。我将不得不信任伯尼·努斯鲍姆的判断力。
在玫瑰园的一个晨间仪式上，我们宣布了对弗里的任命。这时，我注意到文斯·福斯特站在后面，靠近一棵硕大的老木兰树。那些木兰树都是安德鲁·杰克逊栽种的。文斯的脸上挂着笑容，我记得我当时在想，他一定松了口气，因为他和法律顾问办公室在处理诸如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和联邦调查局官员这类事务，而不是就旅行办公室回答没完没了的提问。整个仪式看起来很完美，完美得几乎不像是真的。在许多方面的确如此。
当晚我上了拉里·金的节目，在白宫一楼的图书馆里谈论我为预算所进行的战斗，谈论所有他和打电话给他的人们所想到的事情。同所有其他人一样，我也喜欢拉里·金。他极有幽默感和人情味，即便当他在问令人难堪的问题时也是如此。当节目进行到大约45分钟的时候，由于一切都非常顺利，拉里问我是否愿意延长30分钟，这样我们可以回答更多观众的提问。我立刻表示同意并且渴望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在第二次休息时麦克·麦克拉蒂露面了，他说我们做满一个小时后必须结束访谈。一开始我很恼火，以为我的幕僚在担心我继续说下去会出错，然而麦克的眼睛却告诉我发生了别的什么事。
拉里和我结束访谈后，我同他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然后麦克陪我上楼进入官邸。他强忍着泪水告诉我文斯·福斯特死了。文斯在任命路易斯·弗里的仪式结束后离开了玫瑰园，开车去了马西堡公园，用广枝家传的旧左轮手枪自杀了。我们算得上是一辈子的朋友。当我住在霍普我祖父母家时，我们的后院是连在一起的。甚至在我和麦克都还没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一起玩耍了。我知道有关旅行办公室的争论令文斯很沮丧，他认为自己要为针对法律顾问办公室的批评负责。此外，他还被《华尔街日报》上的几篇社论提出的有关他的能力和诚实的问题刺伤了。
就在前一天晚上，我还打电话给文斯，邀请他跟我一起看场电影。我当时希望能给他鼓鼓劲儿，但他已经回家了，还说他需要同妻子莉萨一起待些时候。在我们的通话中，我尽力想劝说他忘记《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华尔街日报》是份不错的报纸，不过并没有很多人读上面的社论；而那些读的人当中，绝大部分都同社论作者一样，不管怎么说都是已经输给我们的保守派。文斯听着，但我知道我没能说服他。他以前从没受过公众批评，而且同许多首次在媒体上遭到连续抨击的人一样，他似乎认为所有的人都读了那些有关他的负面说法，并且相信那些说法。
当麦克告知我发生的事情后，希拉里从小石城给我打来电话。她已经得知了消息，正在哭泣。文斯是她在罗斯律师事务所里最亲密的朋友。她在拼命寻找一个我们永远无法彻底找到的答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努力使她相信她对此无能为力，同时也在想我又能做些什么。之后麦克和我赶到文斯家里去陪他的家人。除了文斯在阿肯色州和白宫的几个朋友外，韦布和苏济·哈贝尔夫妇也在那儿。我试图安慰每个人，但我也很悲痛，而且同弗兰克·阿勒自杀时一样，我为文斯这么做感到生气，同时也生自己的气，因为我没有预见到这件事并做点儿什么，随便做什么，以阻止它发生。我还为我所有来自阿肯色州的朋友感到伤心，他们来到华盛顿，只想为国服务，做些好事，不料却发现自己动辄遭人猜忌。如今文斯，那个高大、英俊、强壮而且自信的人，那个他们认为是他们中间最持重的人，走了。
不管出干什么原因，文斯已经陷入了绝境。在他的公文包里，伯尼·努斯鲍姆找到了一张被撕成碎片的纸条。把纸条拼好后只见上面写着：“我并不适合在华盛顿公共生活的中心工作；在这里，毁人被当做消遣……公众永远不会相信克林顿夫妇和他们忠诚的工作人员是清白的。”文斯被摧垮了，他筋疲力尽，对那些并不遵守他所遵循的规则的人所发起的攻击很敏感。他坚信荣誉和尊重是无价的，但这种观念却被那些更看重权力和人身攻击的人给连根拔起。他未经治疗的抑郁症使他无法进行防御，而这种防御使我们其余的人得以幸存下来。
第二天我找工作人员谈话，告诉他们生活中有些事情我们无法控制，有些谜我们无法理解；我想要他们多爱护自己、朋友和家人；他们不能“过于拼命工作而变得麻木”。最后这一点对我来说常常说起采容易做起来难。
我们全都前往小石城参加在圣安德鲁斯天主教大教堂为文斯举行的葬礼，然后开车回霍普的家，把文斯安葬在埋有我外祖父母和我父亲的那块墓地里。许多同我们一起上幼儿园和小学的人都在那里。那时我已经不再试图理解文斯的抑郁和自杀，转而尝试接受它们并为文斯的生命表示感激。在葬礼上宣读的悼词里，我试图抓住文斯所有的优秀品质，他对我们所有的人意味着什么，他在白宫做了多少好事，以及他有多么可敬。我引用列昂·拉塞尔那首感人的《给你的歌》中的话：“我在一个没有时空的地方爱你。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生命里的一个朋友。”
当时是夏季，西瓜开始成熟了。离开前我去了卡特·拉塞尔家，品尝了红瓤和黄瓤的西瓜。然后我同随行的记者们一起讨论霍普这种主要特产的优点，那些记者知道我需要缓解一下痛苦，那天对我出奇地好。我飞回了华盛顿，想着文斯已经回家了，他属于那里，我感谢上帝，因为有如此多的人关心文斯。
第二天，7月24日，是我在玫瑰园受到肯尼迪总统接见30周年，我欢迎本届美国军团“少年国家”的参议员代表们到白宫来。当年同我一起被接见的一些代表们也来此重聚。艾尔·戈尔正在努力为我们的经济计划进行游说，但他还是抽出了几分钟向男孩子们讲话：“我只有一点建议。如果你们能设法弄到一张同克林顿总统握手的照片，将来会派得上用场。”我同他们所有的人握手并摆好姿势照相，我在白宫待了八年，其中有六年我都是这样对待“少年国家”和“少女国家”的。我希望有朝一日这些照片中的一些人会出现在竞选广告里。
那个月剩下的日子以及8月初的几天里，我一直都在为经济计划个别地游说众议员和参议员。罗杰·奥尔特曼的作战室在做公众的工作。他让我在那些态度游移不定的国会议员所在的州举行电话记者招待会。艾尔·戈尔和内阁成员打了足有几百个电话，拜访了许多人。结果无法确定，而且对我们不利，原因有二。第一个是参议员戴维·博伦的提议：废除所有能源税；将大部分但非全部税收集中在高收入的美国人头上，并通过取消劳务所得扣抵来弥补差额；削减对社会保险、退伍费和养老金中的生活开支津贴的调整；限定用于保健医疗和医疗补助的费用，使其低于新受益者和费用增加的预计需求。博伦的提议在国会各委员会里无法通过，但他为那些来自保守州的民主党人提供了机会。这个提议还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丹福斯和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比尔·科恩的认可。
当预算计划以50票对49票——艾尔·戈尔打破了平局——首次被通过时，贝内特·约翰斯顿投的是反对票，投反对票的还有萨姆·纳恩、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丹尼斯·德孔西尼、来自亚拉巴马州的理查德·谢尔比、来自内华达州的理查德·布莱恩和来自新泽西州的弗兰克，劳滕伯格。谢尔比在一个共和党主导的州里已经在向共和党靠拢；萨姆·纳恩是个坚定的反对派；德孔西尼、谢尔比和劳滕伯格正担心他们所在州的反税情绪。我已经说过，第一次投票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获得了胜利，因为有两个参议员没有投票，一个是共和党人，另一个是民主党人。下一次他们都将参加投票。所有的共和党人都反对我们，如果博伦投反对票，其他人不变的话，我将会以49票对51票失败。除了这六个人外，参议员鲍勃·克里也说他可能会投票反对该计划。由于总统选举，我们的关系已经变得很紧张，而且内华达州是个共和党人密集的州。不过，我对克里仍然很乐观，因为他真心致力于削减赤字，而且他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帕特·莫尼汉关系亲密，而莫尼汉是坚决支持我的计划的。
在众议院，我遇到了一个不同的问题。每个民主党人都知道自己有最大的影响力，许多人都在同我就计划的细节讨价还价，或就具体的问题争取帮助。许多来自反税地区的民主党人尤其害怕在国会投票支持提高汽油税，因为国会上一次提高汽油税仅过了三年。除了议长和他的领导班子外，我最有力的支持者是非常有权力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国会议员丹·罗斯滕科斯基。罗斯滕科斯基是位出色的议员，他集聪明才智和芝加哥街头谋生技巧于一身，不过他正因挪用公共基金用于政治目的而接受调查，人们猜测调查将会削弱他对其他国会议员的影响力。每次我同国会成员会面时，新闻界都会向我问及罗斯滕科斯基。罗斯滕科斯基勇往直前，四处拉票，告诉他的同事们他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这使他永远值得赞扬。他做事依然效率很高，他也必须如此。最微小的失误都会令我们失去一票或两票，把我们从危险的边缘推人失败的深渊。
8月初，当预算这出戏接近高潮时，沃伦·克里斯托弗终于获得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同意，让北约在波斯尼亚发动空袭，但是只有在北约和联合国都赞成的情况下空袭才能进行，也即所谓的双钥匙方法。我担心我们永远无法同时转动两把钥匙，因为俄罗斯在安理会有否决权，而俄罗斯又同塞尔维亚人关系极为密切。双钥匙方法将被证明是对保护波斯尼亚人的一个阻碍，但它标志着在推动欧洲和联合国采取更积极姿态的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中又前进了一步。
8月3日，我们已达成了一个最终的预算案，计划削减2550亿美元的预算和增加2410亿美元的税收。一些民主党人仍在担心提高汽油税将使我们失去那些因为未获得减税而愤怒的中产阶级选民。保守派的民主党人说，该预算案在削减保健医疗、医疗补助和社会保险的补贴开支以降低赤字方面做得不够。我们节省的钱中，已经有超过20％来自保健医疗制度下付给医生和医院的钱，另外还有一大块来自面向富裕退休人员多征收的社会保险收入税。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些，在众议院也只能做到不再继续丢票，却无法获取更多的赞成票。
当晚，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做了一个电视演讲，最后一次为该计划进行宣传，争取公众的支持。我说该计划将在未来四年内创造800万个就业机会，并宣布我将在次日签署一份行政令，建立一个降低赤字的信托基金，以确保所有新的税收和开支削减都将只用于这个目的。这个信托基金对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丹尼斯·德孑L西尼尤为重要，我在电视演讲中说是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建议。在第一次投票中对该计划投反对票的六位参议员中，德孔西尼是我惟一的希望。我曾邀请其他人赴晚宴，会见他们并给他们打电话，还请他们在政府里最亲密的朋友游说他们，但都没有效果。如果德孔西尼不改变主意的话，我们就输定了。
第二天，他改变了主意，说因为信托基金的缘故，他将投赞成票。现在，如果鲍勃·克里继续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将在参议院获得50票，而艾尔·戈尔会再次打破平局。但在我们达到这一步之前，预算案必须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我们还有一天时间去拉够218票的多数票，但我们还没做到这一点。有30多位民主党议员还在迟疑不决。他们害怕增税，尽管我们已经向每位议员出示图表，显示同纳税负担增加的人相比，他们的选区里将有多少人在劳务所得扣抵制度下获得减税。在许多情况下，这个比率是十比一或更大，而且只有十几位议员所在选区的选民富裕到使选区增税多于减税的地步。但是，他们所有的人仍然在担心汽油税。如果我不增加汽油税，并以放弃劳务所得扣抵的减税来抵消的话，我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使该计划获得通过。这样做在政冶上造成的危害本会小得多。贫穷的劳动人民在华盛顿没有说客，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内幕。但我知道。此外，如果我们向富人们课以重税，债券市场就会希望我们给中产阶级带来点儿小痛楚。
当天下午，列昂·帕内塔和正在为预算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与国会议员蒂姆·彭尼达成了协议，后者来自明尼苏达州，是一群想要削减更多开支的保守派民主党人的领袖。该协议向主张削减预算者保证，在秋季进行的拨款程序中再举行一次投票，以削减更多的开支。彭尼感到满意，他的赞同为我们多挣了七八张票。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比利·陶辛和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查理·斯坦荷姆说他们将会投反对票。陶辛后来加入了共和党，而斯坦荷姆所代表的选区里共和党选民占多数。这样我们丢掉了先前的两张赞成票。他们讨厌汽油税，并说共和党一致反对该计划，因为这种税使他们的选民们相信该计划所做的就是要增税。
投票前不到一个钟头，我同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的国会议员比尔·萨帕里亚斯谈了话，他曾在5月投票反对该计划。在我们当天进行的第四次电话会谈中，比尔说他决定投票支持该计划，因为他更多的选民将获得减税，而不是增税，还因为能源部部长黑兹尔·奥利里承诺把更多的政府工作转给他选区的宾得工厂来做。我们做出了更多类似的承诺。有人曾经说过，有两种东西，人们最好永远不要观看其制作过程：香肠和法律。其制作过程很丑陋，而且捉摸不定。
投票开始后，我仍然不知道我们会赢还是会输。当代表明尼苏达州一个乡村选区的戴维·明奇说他要投反对票后，担子就落在了三个人头上：来自蒙大拿州的帕特·威廉姆斯、来自阿肯色州的雷，桑顿和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玛乔丽·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我其实并不想迫使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投我们的票。只有极少数民主党议员代表的选区里多数选民将被增税而非减税，她是其中之一，而且她在竞选时曾承诺不会投票支持任何增税法案。对帕特·威廉姆斯来说，这票也不好投。他的选民中将获得减税的人比缴税增加的人要多得多，但蒙大拿是个地广人稀的州，那里的人们得长距离开车，因此汽油税给他们带来的打击要比多数美国人大。不过帕特·威廉姆斯是个正直的政治家，而且是个强硬的平民主义者，他对滴人式经济给他的人民所造成的伤害深表遗憾。至少他还有机会挺过投票。
同威廉姆斯和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相比，桑顿投票就容易一些。他代表中部的阿肯色州，那儿获得减税的人要比缴税增加的人多得多。他很受欢迎，不会因为一枚炸弹就从位置上被轰下来。他是我的国会议员，而我的总统生涯正面临困境。他还有许多拥护者：阿肯色州的两个参议员，戴维·普赖尔和戴尔·邦珀斯，都是该计划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最终桑顿说不。他以前从未投票支持过征收汽油税，现在也不会开始支持，不会去削减赤字，不会去振兴经济，不会去拯救我的总统生涯或玛乔丽·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的政治生涯。．最终，帕特·威廉姆斯和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走下席位，投了赞成票，使我们以一票的优势取得了胜利。民主党人为他们的勇气欢呼，而共和党人则在奚落他们。共和党人对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尤为残忍，他们挥手并唱道：“再见，玛吉。”她在历史上赢得了一个令人尊敬的位置，因为她投了一张她并不是非投不可的票。丹·罗斯滕科斯基高兴得热泪盈眶。回到白宫后，我发出了兴奋的欢呼，放松了下来。
第二天，这出戏被挪到了参议院上演。多亏了乔治·米切尔和他的领导班子以及我们的游说工作，我们依然得到了前次投票中除戴维，博伦以外所有参议员的支持。丹尼斯’德孔西尼勇敢地取代了他，但结果仍不可知，因为鲍勃·克里仍然没有表态。星期五，他同我进行了90分钟的会谈，然后，在投票前约一个半钟头，他在参议院议员席上直接对我说：“我不能也不会去投将令你失去总统职位的票。”他将投赞成票，并说我得做更多的事情来控制政府补贴开支。我同意在该问题上同他合作。他对此很高兴，而我接受蒂姆·彭尼的建议，同意就进一步削减支出在10月进行投票，这也令他很高兴。
克里的一票造成了50票对50票的平局。然后，正如他在6月25日第一轮投票中所做的那样，身为参议院议长的艾尔·戈尔投出了打破平局的一票。我在投票结束后发布的声明中，对乔治·米切尔和所有“投票支持变化”的参议员们表示感谢，并感谢艾尔·戈尔“在危难中做出的不懈努力”。艾尔喜欢开玩笑说，只要他投票，我们准会赢。
我在8月10日签署了法令。该法令逆转了12年来国家债务增长了四倍的局面，而在这12年里，财政赤字是建立在过于乐观的税收数字之上，建立在低税收和高水平消费将会带来足够的经济增长以平衡预算这种教条式的想法之上。在签署仪式上，我特别感谢丁那些自始至终都在毫不动摇地支持我们，并因此从未在新闻中被提及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国会两院每一位投赞成票的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不是因为他或她，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自从前一年12月在小石城围着餐桌进行的那些场激烈争论以来，我们已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民主党人凭借自己的力量，用一个切合实际的经济理论代替了一个错误但又根深蒂固的经济理论。我们的新经济主张已经变成了现实。
不幸的是，共和党人——最初就是他们的政策制造了这个麻烦——已成功地把该计划描绘成纯粹的增税。的确，多数的开支缩减比增税来得迟，但参议员多尔提出的替代预算案也是如此。事实上，在多尔的计划里，五年预算的最后两年中进行开支缩减的比例甚至比我们的计划还要高。我们的计划里减少国防和医疗开支只不过要花一些时间；你不能一下子就大幅度削减这些开支。再者，由于80年代减税、国防拨款和医疗花费激增，我们“未来”在教育、培训、研究、科技和环境方面的投资已经处于低得不能再低的水平了。我的预算开始扭转这种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