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证明，戈德华特对我的支持以及我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过于学术化了。众议院以超过三比一的比例通过了一项议案，反对我的立场；参议院的反对力量虽然没有这么强大，但仍然是很大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我继续坚持，国会就会在国防拨款议案中附加一个修正案，推翻我的决定，而且我还无法轻易否决这个修正案。如果我真的否决这个修正案，我的否决将会被国会两院推翻。
与此同时，我看到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48％的公众反对我取消禁令，赞同取消禁令的人占45％。对于这么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来说，这个数字看起来还不坏，但实际上却很糟，这也显示出为什么国会认为，这件事在他们来说一点希望也没有。只有16％的选民强烈支持取消禁令，但坚决反对的人却有33％。议员们的立场将影响这些人将来把票投给谁。对于政客来说，在选情波动较大的选区，在任何问题上，17％的差额都是不能接受的。有趣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分歧是这样的：在自认的、重新信仰基督教的人中，70％反对我的立场，22％支持；而那些自称认识同性恋者的人中有66％支持我的立场，只有33％反对。
既然在国会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失败，莱斯·阿斯平与柯林·鲍威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拟订了一个折中方案。差不多刚好六个月以后，7月19日，我来到位于麦克内尔的国防大学向参加接见的军官们宣布了这一方案。这是一个“不问不说”的方案，其基本内容是：如果你说自己是个同性恋，那就你会被认定违反了《军事审判统一法典》，军方可以开除你，除非你能说服你的指挥官，说你是独身主义者，因而并没有违反《军事审判统一法典》。不过，如果你不说你是同性恋，下列行为将不会导致你被开除：穿便装参加要求同性恋者权利的游行、流连于同性恋者酒吧或是与已知的同性恋者在一起，被列入同性恋者邮寄名单，与同性住在一起而且这个人是你人寿保险的受益人。从字面上看，军方前进了一大步，达到了“与同性恋者共存并允许同性恋者生存”的程度，同时又固守了自己的主张，即军队既然不支持同性恋行为就不能承认同性恋者，承认同性恋者必然破坏军队的士气和凝聚力。实际上，政策并不是这样实行的。一些反对同性恋的军官完全漠视这项新政策，甚至更加卖力地消除同性恋现象，为此花了军方数百万美元。这笔钱若是用得更明智的话，将会使我们的国家更安全。
从短期来看，我在两个方面得到的都是最坏的结果——我在力图取消禁令的战斗中失败了，同性恋者们也因为我的妥协而对我严加指责。他们不愿意接受国会中很少有人支持取消禁令的结局，也没有因为我取消了另一项禁止同性恋者担任重要国家安全职位的禁令，或是我的政府中雇用了大量的同性恋者而赞扬我。相反，多尔参议员大获全胜。由于他很早开始就反复提起同性恋问题，努力使媒体对这一问题大肆报道，以至显得我很少干别的事情，这就使许多选我来处理经济问题的美国人纳闷：我到底在干什么，他们选我是不是个错误？
我发现要兑现我的另一个竞选承诺也很困难：把白宫的工作人员减少25％。这件工作对于麦克·麦克拉蒂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由于我们的计划比前一任政府更加宏伟，我们每天收到的来信也是前任政府的两倍。2月9日，就在我预定宣布经济政策的前一周，我提出了25％的裁员计划，建议裁减350名工作人员，使总人数降低到1044名。每个人都受到了冲击；甚至连希拉里的工作人员也要比芭芭拉·布什少，尽管她的责任要比芭芭拉大得多。对于裁员计划，我最后悔的是把通信处22个终身职位给裁掉了。我本来想通过人员的正常缩减来减少这个部门的人数，但麦克说要达到我们的目标，没有别的办法。另外，我们必须留一些钱来使白宫现代化。我们的工作人员甚至无法收发电子邮件，电话系统自卡特时期以来也未改变过。我们不能召开电话会议，但任何人都可以按下分线按钮，监听别人的谈话，包括我的谈话。不久，我们安装了一套更好的系统。
我们也加强了白宫里的一个部门，就是社会工作部。设立这一部门是为了帮助那些在个人问题上对联邦政府不满的人。这些问题往往牵涉到残疾人补贴、老兵补贴或是其他补贴。在这些问题上，人们通常会找他们选区的参议员或众议员，寻求帮助。但是由于我的竞选非常个人化，许多美国人觉得他们可以找我。2月20日，我收到了一份具有特别纪念意义的请求。那天，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主播彼得·詹宁斯在白宫主持了一个名为“儿童市民会议”的节目。在节目中，年龄在8至15岁之间的孩子们向我提问。孩子们问我帮不帮切尔西做家庭作业，为什么没有女性当选为总统，洛杉矶骚乱之后我打算怎么帮助这个城市，医疗保健的费用如何得到支付以及我会不会制止校园暴力。他们中有许多人对环境问题很感兴趣。
不过有一个孩子要求帮助。安娜斯塔西亚·索莫扎是位漂亮的姑娘，来自纽约市。由于脑瘫，她只能整天坐在轮椅上。她告诉我，她有一个双胞胎姐姐，叫奥尔巴，也患脑瘫，但和她不一样，不能说话。“因为她不能说话，他们就把她安排到一个特殊教育班里。可是她可以通过电脑说话。我希望她能和我一样，在正常的班级里学习。”安娜斯塔西亚说，她和她父母都相信，只要有机会，奥尔巴可以完成正常的学业。联邦法律规定，有残疾的孩子应该在“最没有限制”的环境中接受教育，但至于怎样才算是“最没有限制”，决定权掌握在孩子所在学校的手中。过了大约一年，奥尔巴最后进了一个正常班。
我和希拉里与索莫扎一家保持着联系。2002年我还在两个女孩的中学毕业典礼上做了发言。两个女孩都上了大学，因为安娜斯塔西亚和她父母决心要给奥尔巴所有应得的机会，并且不羞于向包括我在内的人求助。每个月，领导社会工作部的联络处都会交给我一份报告，说明我们帮助的那些人的情况，并从这些人寄来的感谢信中挑出几封交给我。
除了裁减工作人员之外，我还宣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将整个政府的行政费用削减3％，并减少高级官员的工资、汽车和私人餐厅这样的待遇。我还修改了白宫餐厅的规定，允许低级职员使用以前专为白宫高级官员预留的餐厅。事实证明，这一举措极大地提高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我们年轻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周末也要工作。要他们出去吃午饭、叫外卖或是从家里带个盛满食物的纸袋子来上班，似乎显得很愚蠢。况且，让他们在白宫餐厅就餐，隐含的信息就是：他们也很重要。白宫餐厅是一个用木板装修的房间，海军派人在里面准备很好的饭莱。我几乎每周都在这个餐厅订餐，而且喜欢到楼下去拜访厨房里年轻的工作人员。他们每周做一次墨西哥饭莱，我特别喜欢。我卸任后，餐厅恢复只对高级官员开放。我相信我们的政策对于提高土气和工作效率都是有好处的。
由于有许多额外的工作要干，而干活的人却比前一届政府少了，因此我们不仅必须依靠那些地位较低工作人员，还必须依靠1000多名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有的工作时间很长，有的其实是全职的。他们拆信，合适的时候也发送表格形式的回信，填写信息询问表，还做其他许多工作。没有他们的工作，白宫不可能对美国人民很快做出回应。除了为国服务的满足感之外，所有志愿者辛勤工作的报酬是我和希拉里每年在南草坪上为他们举办的招待会。没有他们，白宫将无法运转。
除了具体的削减及裁人措施之外，我相信我们可以采用长期系统的办法来节约更多的钱，并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在阿肯色州，我发起了一项名为全面质量管理的计划，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3月3日，我宣布艾尔·戈尔将领导一项为期六个月的对整个联邦政府工作的评估。戈尔很乐意接受这项任务。他请来了外边的专家，并广泛征询了政府雇员的意见。他坚持做这项工作做了八年，帮助我们取消了数百项计划，废除了1．6万页的规定，并裁减了30万联邦政府雇员，使得我们的联邦政府成为自1960年以来规模最小的联邦政府，为纳税人节省了1．36亿美元。
1月和2月，我们的工作逐渐组织起来了，并着手处理媒体上热炒的那些有争议的问题。这两个月，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拟订经济计划的细节上了。1月24日，劳埃德·本特森参加了“会见新闻界”节目。他本来不应该对有关经济计划的问题做具体回答的。但他做得有点过了头，宣布我们将建议征收某种消费税，一项范围广泛的能源税也在考虑之中。第二天，政府30年期债券的利率从7．29％跌到了7．19％，达到了六年中的最低点。
与此同时，我们正为预算的具体内容而苦苦思索。所有削减支出以及现款税收都会引起争议。比如，我与参议院及众议院的领导人会晤时，列昂·帕内塔就向我提议，我们最好先推迟三个月再提高社会保障中的生活费用津贴。大多数专家都认为，考虑到通货膨胀率很低，生活费用津贴已经很高了，这样的推迟可以在五年内节省150亿美元。米切尔参议员说，这种推迟是一种退步，是不公平的，他不可能支持。其他参议员也是一样。我们不得不到别的地方找这150亿美元。
1月30日和31日是周末，我把各部部长和白宫高级官员请到戴维营。戴维营位于马里兰州凯托克廷山中，是总统的度假地，周围绿树葱葱，有一些舒适的小木屋和娱乐设施，工作人员来自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我们在这里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并讨论将来一年的情况再合适不过了。我还邀请了斯坦·格林伯格、保罗·贝加拉和曼迪·格伦沃尔德。他们觉得自己被排斥在过渡时期之外，而且我们对赤字问题的关注超过了我在竞选中提出的其他目标。他们认为，我和戈尔忽视了选举我们的人们更深切的忧虑和利益，我们这样做是在自寻灾难。我理解他们。首先，他们没有参加我们那次长达数小时的讨论。我们在那次讨论中得出结论，即如果我们不削减赤字的话，我们将无法取得强劲的经济增长，我的其他竞选承诺，至少是那些花钱的承诺，也将因为经济疲软而夭折。
我让芒迪和斯坦先发言。芒迪描述了中产阶级对于工作、退休金、医疗保健和教育的忧虑。斯坦说，按顺序排列，选民们最关心的是工作、医疗改革、福利改革，然后才是削减赤字。而且如果削减赤字要求中产阶级多缴税，我最好为他们做点别的事。然后希拉里介绍了我们在阿肯色州第一个任期内失败的教训。那时我们同时做了好几件事，缺乏一个主线，也未能让人们为长期不懈的斗争做好准备。接着她又告诉他们我在第二个任期内是如何成功的。在这个任期内，我们每两年只专注于一到两件事，定下长期的目标，但也锁定短期的成绩指标，以便于人们对我们做出评价。她说这种做法使我们可以理出一个主线，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有人回应说，由于我们不断地泄露消息，我们无法理出一个主线。周末过后，顾问们制定了一个通信策略，将使我们不再每天泄露消息，或者被争议缠身。
在戴维营的其他时间都花在了更为个人化的非正式谈话上。星期六晚上。由戈尔的一位朋友主持，我们举行了一次谈话会。大家坐在一起，依次把自己不为大家知道的一面说出来，以便增进了解。尽管人们对这种做法毁誉参半，但我实际上很喜欢，并承认小时候我比较胖，常常被人取笑。劳埃德·本特森觉得这种做法很傻，回到自己的木屋去了，如果他有什么情况我们剩下的人不知道，那是他故意的。鲍勃·鲁宾留了下来，但说他没有什么好说的——很显然，这种吐露心声的做法不是他在高盛公司取得成功的钥匙。沃伦·克里斯托弗倒是参加了，可能是因为他是这个星球上最有纪律性的人，并认为婴儿潮时期出生的这帮人玩的这种水刑游戏或许可以加强他严谨的性格。总之，那个周末很有帮助。但真正增进我们了解的还是前方第一轮战斗的枪声，第一轮的胜利与失败。
星期天晚上，我们回到白宫，主持一年一度的全国州长协会餐会。这是希拉里第一次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参加正式活动，她有些紧张，但餐会进展得很顺利。州长们对经济状况很担忧，因为疲软的经济使州政府的收入减少了，迫使他们减少政府的服务项目，或者增税，或者两种办法都采用。他们理解削减赤字的必要性，但不愿意联邦政府把责任转嫁给州政府，而且一点钱也不补贴给他们，让他们付出代价。
2月5日，我把我的一份法案签署为法律，兑现了我的另一个竞选承诺。颁布了《家庭与医疗休假法》后，美国终于和其他150个国家一样，保证工人们在孩子出生或家人生病时可以休假。该法案的主要发起人是我的老朋友克里斯·多德参议员。多年来，他一直为颁布这一法律而努力。布什总统两次否决了这个法案。他说，对企业来说，这太难以承受了。尽管这个法案得到了一些共和党人的大力支持，但多数共和党人还是以布什所说的理由投了反对票。我相信，家庭休假对经济有好处。由于大多数父母出于自己选择或是生活所需，都有自己的工作，美国人有必要在工作岗位上和家庭里都干得很好。那些担心孩子或生病的父母的人，工作效率要低于那些知道自己好好照顾了家人才上班的人。在我任总统期间，超过3500万人享受了《家庭与医疗休假法》带来的便利。
在接下来的八年里，甚至在我卸任总统以后，向我提起这个法案的人比提及我签署的其他任何法案的人都要多。他们的很多故事都极有感染力。一个星期天的清晨，我晨跑回来遇见了到白宫参观的一家人。他们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坐在轮椅上，明显病得很重。我向他们打招呼，并告诉他们，如果等我洗完澡并换上去教堂的衣服，我会领他们到椭圆形办公室合个影。他们等着我，我们一起参观得很开心。我特别喜欢与那个勇敢的年轻女孩谈话。当我走开的时候，女孩的父亲抓住了我的胳膊，让我转过身，说道：“我女儿可能快不行了。我最近三个星期一直陪着她。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星期。没有家庭休假法，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2001年初，我离任后第一次以普通公民身份乘飞机从纽约前往华盛顿时，一名空姐告诉我，她的父母曾同时患有重病，一个得了癌症，一个得了早老性痴呆症。她说在她父母最后的日子里，除了她和她姐姐外，没有人可以照看他们。而没有家庭休假法，她俩也无法照顾他们。“你知道的，共和党人总是在谈论家庭价值，”她说，“但我想，父母如何去世是家庭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月11日，正当我们忙于最后拟订经济计划时，我终于找到了司法部长的人选。经过两次不成功的挑选后，我选定了佛罗里达州戴德县的起诉检察官珍妮特·雷诺。多年来，我一直了解并敬仰雷诺所做的工作，尤其是她设立的很有创意的“毒品法庭”。这种法庭给第一次犯罪者一次机会，只要他们同意接受治疗，并定期到法庭报到，就可以免于坐牢。我妻弟休，罗德姆曾在迈阿密毒品法庭担任过律师，与刑事抗辩律师办公室合作。在他的邀请之下，我在20世纪80年代曾参加过该法庭的两次审判，检察官、辩护律师和法官通力合作，使被告人相信，这是他们可以免于坐牢的最后机会。他们的方法不同寻常但卓有成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种做法非常成功，累犯的比率比监狱系统要低得多，也少花了纳税人很多钱。在竞选过程中，我曾发誓，要支持联邦政府出钱，以迈阿密为榜样，在全国建立毒品法庭。
我打电话给鲍勃·格雷厄姆参议员时，他对雷诺给予了热情的肯定。我的朋友黛安娜·布莱尔也是这样。30年前，她和雷诺同时在康奈尔大学上学。文斯·福斯特看人非常准，也对雷诺给予了肯定。我约见了雷诺后，文斯打电话给我，用他惯用的滑稽腔调说，“我想我们找到了一个有活力的。”雷诺是一位出了名的没有废话的检察官，严厉但公平，在自己的选区很受欢迎。她是佛罗里达州人，大约有6英尺高，从未结过婚。为公众服务就是她的生活，而且她服务得也很好。我想她可以改善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与州或县的执法机构之间常有的摩擦。她和我一样，不熟悉华盛顿的政治文化，这让我有点担心。不过，在迈阿密，她与联邦政府在移民和毒品问题上合作过，经验丰富，我想她可以通过学习适应过来。
为了完成对经济计划的拟订周末我们努力工作。保罗·贝加拉两个星期前来白宫工作，主要是帮助我解释我将要做些什么，以使得我计划与我竞选时做出的恢复中产阶级的机会这一承诺一致。他说，我经济小组里的大多数人对这一点都不够关心。贝加拉觉得，整个经济小组应该强调三点：削减赤字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实现真正的目标而采取的手段；经济增长、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收人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计划代表了政府工作的一个基本变化，我们要求富有的大公司及其他从减税政策和20世纪80年代的赤字政策中不当得利的利益集团为清理当前的混乱局面而出力，从而结束了过去政府不负责任和不公平的现象；我们不应该要求人民为美国的复兴“牺牲”，而应请求他们“贡献力量”，后一种说法更能激起爱国心，也更有积极意义。贝加拉写了份备忘录，记下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一个新的主题：“关键不是赤字，笨蛋。”吉恩·斯珀林、罗伯特·赖克和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都同意贝加拉的看法，并且很高兴从内部支持了我的竞选承诺。
正当公众关注此事的时候，我们正努力处理一些大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是否把医疗保健改革和经济计划一道放到综合性的《预算调节法》中去。有人认为我们应该这么做，而且有令人信服的理由。首先，和其他所有的法案不一样，预算不受阻挠议事手段的影响。所谓阻挠议事手段，是参议院的，种做法。根据这种做法，只要有41名参议员连续不断地为某一议案争论，阻挠对该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直到参议院不得不讨论其他问题，这一议案就会夭折。由于参议院中有44名共和党人，他们至少会试图用阻挠议事手段否决医疗保健改革议案，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希拉里和伊拉·马加齐纳迫切希望把医疗保健改革纳人到预算中，国会领导人对此也态度明确。迪克·格普哈特曾催促希拉里这么做，因为他确信，如果单独提出医疗保健改革法案，共和党参议员们肯定会使用阻挠议事手段。乔治·米切尔也同意这么做，但原因不一样：如果医疗保健改革作为一个独立的法案提交参议院，将会交到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那里。该委员会的主席、来自纽约州的帕特·莫尼汉参议员对我们能否这么快制定出可行的医疗保健计划持怀疑态度，这么说还是轻的。莫尼汉建议我们先进行福利改革，然后花两年时间制定出一个医疗保健提案。
经济小组却坚决反对把医疗保健纳入到预算中，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伊拉·马加齐纳和许多医疗保健方面的经济学家都相信，医疗保健市场的竞争如果再激烈一些（这也正是我们的计划所大力提倡的），我们就可以节省很多钱，而且无需控制价格。事实证明，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不过，我们想在预算中省下，这笔钱是不会得到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认同的。因此，为了使覆盖面更广，我们要么在计划中包括一个后备价格控制条款，增加税收，并进一步削减开支，要么就需要降低削减赤字的目标。而这样可能会对我们降低利率的目标产生不利的影响。
我决定推迟一下，直到我把经济计划的细节提交给人民和国会后，才对这件事做决定。之后不久，有人替我做了决定。3月11日，参议院资深民主党人、国会规则方面的最高权威罗伯特·伯德参议员告诉我们，他不会把医疗保健改革法案当做“伯德规则”的例外。该规则禁止把不属于一类的项目纳入到预算调节法案中。我们动员了所有我们可以想到的人，向伯德说明情况，但伯德态度坚决，认为医疗保健改革不能作为基本预算程序的一个部分。这样，如果共和党人能够行使阻挠议事手段，我们的医疗保健计划一送到参议院就会被枪毙掉。
在2月的第二个星期里，我们决定把医疗保健改革的事缓一缓，先完成经济计划的剩余部分。全力以赴地制定预算的细节，决心要了解我们的决定对人们造成的影响。经济小组的大部分成员都想削减对农业的资助以及其他农业项目。他们认为这些资助和项目是没有理由的。爱丽丝，瑞芙琳极力敦促我削减这些支持和项目，这样我就可以取消了“我们所知道的”给农民的福利。这是对我一个竞选主题的模仿。当时我许诺，将“取消我们所知道的福利”。我的预算编制人员大部分是城市人。我提醒他们，农民是好人，他们选择在变化无常的环境下工作。尽管我们必须削减他们的项目，但“我们不必以此为乐”。由于我们不能重组整个农业政策，无法削减其他国家的预算中对农民的补贴，也不能消除外国针对我国粮食出口设立的障碍，我们最后适度地减少了对农民的现有补贴。但我并不以此为乐。
在提议削减资助或项目时，我们需要考虑的另外一个问题当然是，这些削减计划有没有机会获得通过。比如，有人说我们要是能取消公路示范项目，就能节省一大笔钱。但这笔钱是国会议员为自己所在的区或州争取到的专项支出。这个建议提出后，我的新任国会联络官霍华德·帕斯特怀疑地摇了摇头。霍华德是纽约人，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游说公司里都于过，与国会两院都打过交道。他以直率而诚恳的口气反问道：“债券市场有多少选票？”当然了，他知道我们必须说服债券市场，使他们相信我们削减赤字的政策是可信的，但他想让我们记住，我们必须先使这一政策获得通过。而给国会议员造成个人伤害不可能是一种成功的策略。
我们考虑的有些建议非常荒唐，简直很滑稽。有人曾提议应征收海岸警卫队服务费。我反问他该如何征收。那人解释道，海岸警卫队经常被叫去把遇险船只救回来，而那些船只之所以遇险，完全是因为驾驶员的疏忽。我笑着说：“所以，我们把直升飞机开过去，把绳子扔下去，但在解救之前要问一下：‘你用维萨卡还是万事达卡缴费？’”我们放弃了这一建议，但最后我们选定了150项预算削减项目。
决定增加哪些税并不比选定削减预算项目轻松。对我来说，最困难的要数英制热量单位税了。糟糕的是我要违背我做出的为中产阶级减税的承诺；有人告诉我，为了实现到第五年削减赤字1枷亿美元的目标，并改变债券市场的心理，我们必须向中产阶级征税。中产阶级在80年代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因布什签署丁增加汽油税的法案而遭遇了很大的打击。如果我提议征收英制热量单位税，我会一下子使共和党人再次成为反对收税的政党。这样只会主要满足那些富有的利率设定者的欲望，却会使中产阶级受到一点伤害。这种伤害表现在，他们每个月要多出9美元的直接支出，如果算上间接支出，每个月要多花17美元。间接支出的增加主要以消费晶价格上涨的形式表现出来。劳埃德·本特森说，他投票赞成征收能源税，还从来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布什1990年签署增加汽油税的法案遭遇打击，原因在于他做了“看我的嘴型”的许诺，而且最好战的反增税分子都是铁杆的共和党人。戈尔也再次推动征收英制热量单位税。他说，这种税将促进节约能源和能源独立。
最后我让步了，但对财政部提出的税收方案做了一些其他的改动。我希望这些改动可以减轻普通美国人的纳税负担。我在竞选中提出的工人家庭减税总额为268亿美元。我坚持把这笔款项纳入到预算中，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针对年收人为3万美元或3万美元以下的工人家庭的减税幅度提高一倍多。这种减税措施被称为“劳务所得扣抵”，按照我的建议，我们将可以第一次向400多万没有抚养负担的贫穷工人提供更为优惠的劳务所得扣抵。即使征收能源税，我的这‘提议仍可以确保收入为3万美元或更少的工人家庭得到有意义的减税优惠。在我的竞选旅程中，我几乎每到一地都会说：“任何做全职工作而且有孩子的人都不应该生活在贫困之中。”而在1993年，很多人的确处于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把劳务所得扣抵提高一倍后，在我任总统期间，有400多万人摆脱了贫困，进入了中产阶级行列。
正当我们即将拟好经济计划的时候，劳拉·泰森说，她必须指出，第五年削减赤字1400亿美元与削减1200亿或是1250亿没有实质性差别。无论我提议削减多少，国会都有可能降低我提出的数额。她认为，如果降低削减数额可以减轻我们政治上的麻烦或本身就是好的政策，我们把削减数额降低到1350亿美元或是更少，将减少很多麻烦。赖克、斯珀林、布林德、贝加拉、斯迪法诺普洛斯都同意她的看法。其他人则坚持把数额定高一些。本特森说，我们可以把福利改革的预计成本不编在预算内，这样可以省下30亿美元。我同意了。毕竟，我们还没有制定方案，数额多少只是猜测而已。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增加在培训、儿童看护和交通方面的支出，以帮助穷人自己工作不再依赖福利。但是如果我们使足够多的人不再依赖福利，净成本将不升反降。另外，我相佰，有两党共同支持，我们可以使福利改革单独获得通过。
后来，劳埃德·本特森在计划中加进最后一个条款，取消了税率为1．45％的工资税的13．5万美元的收入上限。这种工资税将用来资助保健医疗。要增加我们扩大了的保健医疗的偿付能力，这一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但也会要求富有的美国人多缴一些税。我们已经提议把富人的最高税率提高到39．6％，而且他们肯定永远也用不完自己现在投进保健医疗计划里的钱。当我就这一点询问本特森的时候，他只是笑了笑，说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自信我们的经济政策将带动股票市场的繁荣，他和其他多缴税的高收入美国人可以从繁荣的证券市场挣回更多。
2月15日是星期一，我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发表了第一次电视演说。我说了10分钟，介绍了两天后我将向国会联席会议披露的经济政策的概要。尽管从统计数据来看，经济正在复苏，却没有创造就业机会。过去12年国债增加了四倍，使经济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所有的赤字都是由针对富人的减税、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国防开支的增加所，造成的，因此，我们在“使我们更强大、更聪明、更富有、更安全”的领域里的投资减少了。这些领域包括教育、儿童看护、交通和地方执法机构建设等。过去我们的生活水平通常25年就会翻一番，但以我们当时的增长速度，再过一百年也不会翻一番。要扭转这种趋势，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优先发展目标，要增税并削减开支，以减少赤字并为我们的未来投资。我说过，我希望坚持这一路线，不再向美国中产阶级索取更多，因为他们承受了困难，在过去的12年来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但是赤字远远超出厂我早期预计的数字。而我在竞选时提出的预算建议所依据的恰恰是我预计的数字。现在“更多的美国人必须做出贡献，这样美国人明天才能过得更好”。
不过，与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不同，新税大多将由富有的美国人缴纳；“十多年来，我们第一次同舟共济”。除了减少赤字之外，我的经济计划还向企业界提供激励政策，可以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有一个短期的刺激政策，以立即增加50万个工作机会；我们将增加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资，设立特别计划帮助失业的军工企业工人；实行福利改革，大幅增加劳务所得扣抵；使所有需要学前教育和免疫接种的孩子得到学前教育和免疫接种；创设国民服务计划，使青年人为社区服务后，可以赚到上大学的钱。我承认，这些提议不会轻易地或很快得到实施，但一旦实施，我们就可以“恢复美国梦的活力”。
星期三晚上在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我解释了经济计划背后的策略，并大致描述了具体细节。我的经济计划有四大指导原则：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把更多的公共和私人支出从消费转向投资；尊重工作和家庭；编制以保守估计为基础的预算，而不像过去那样，以“乐观的前景”为基础编制预算；如果情况有变，将削减开支并公平收税。
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提议给予中小企业永久性的投资退税。中小企业雇用的工人只占总数的40％，却创造了大部分新工作岗位。我履行竞选时的两项承诺，提议设立社区发展银行和授权区，以向贫困地区提供新的贷款和投资。我还要求增加公路、桥梁、公共交通、高科技信息系统和环境清理方面的投入，以提高生产率并增加就业。
在教育方面，我提议增加对公立学校的投入，提高公立学校的标准，并设立奖励措施，鼓励更多的学生上大学，参加我提出的国民服务计划。我赞扬国会通过了家庭休假法，并要求他们继续支持更严格的儿童抚养政策。在犯罪问题上，我要求国会通过布雷迪法案，批准为初犯的非暴力罪犯设立军队风格的新兵训练营，并通过我提出的新增10万名警察的提案。
我接着请求国会帮助我实行竞选资金改革，要求游说人士进行登记，并取消游说支出的税收减免，以此来改变政府运作的方式。我曾许诺裁减10个政府岗位，并削减行政开支，节省90亿美元。我要求国会帮助我减缓医疗支出的飞速增长。我还说，我们可以适度地减少国防开支，但作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我们有责任必须维持足够的开支，使我们的军队成为世界上最训练有素且装备最精良的军队。
我把税收问题留到最后来说。我建议我们把18万美元以上收入人群的最高所得税率从31％提高到36％，对25万美元以上的收人人群多征收10％的税；把收入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的公司所得税率从34％提高到36％；终止一种不合理的税收补贴，根据这一政策，企业关闭在美国的工厂迁往海外反而比在国内再投资更有利可图；向社会保险受益人征收更多的所得税；征收英制热量单位税；只提高2％收入最高的人的所得税税率；社会保险的增加将使13％的受益人得到实惠；对于年收人为4万美元或更高的人来说，能源税每月要花去他们18美元；对于收人为3万美元或是更少的家庭来说，劳务所得扣抵足以抵消英制热量单位税的开支。根据目前对经济的预计，增税措施及我们的预算将使我们能够在五年内削减大约5000亿美元的赤字。
演说的最后，我竭力使议员们明白，赤字问题有多么严重，指出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要不了10年，我们的年度赤字将从今年的2900亿美元上升到最少6350亿美元，届时利息支出将成为美国预算中最大的一笔开支，纳税人每交一美元，就有二十美分用来支付国债利息。为了表明我对削减赤字的重视，我邀请格林斯潘和希拉里一道坐在国会旁听席的第一夫人包厢里。他最初很不情愿出席我的演说，因为有人会将这当成政治信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演说总体上受到了很好的评价，结束后所有的评论者都注意到，我放弃了中产阶级减税方案。我确实放弃了，但我在经济计划中兑现了我的许多其他承诺。在随后的几天里，我、艾尔·戈尔和内阁成员们到全国各地四处奔走，推广我们的计划。格林斯潘对计划表示赞赏。保罗·聪格斯也是如此。他说，向国会发表演说的克林顿已不同于他的竞选对手克林顿。当然了，这让我的政治顾问和一些民主党国会议员松了口气。他们曾担心他会反对我的经济计戈扎我在演说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而且有争议的提案，再加上国会日程中已经或是即将引起争议的其他立法，足以让国会在当年剩下的时间里忙起来了。我知道经济计划肯定要经历一番曲折后才会获得通过，但我却无法把全部时间用来推动这件事情。外交问题和国内局势的发展不允许我那么做。
在国内，2月末发生了暴力事件。26日，一枚炸弹在曼哈顿的世界贸易中心爆炸，炸死6个人，炸伤1000多人。通过调查很快就发现，爆炸是来自中东的恐怖分子所为，他们没有把行踪隐藏好。3月4日逮捕了第一批嫌疑犯。最后，6名策划者在纽约的联邦法院被判有罪，每人被判240年监禁。我对执法部门的效率感到满意，但我们开放的社会显然很容易被恐怖分子攻击，这让我感到困惑。我的国家安全小组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恐怖分子的网络，以及我们怎样才能保护我们自己和全世界的自由社会免遭他们的伤害。
2月28日，在得克萨斯州韦科市大卫教派的庄园外，4名酒、烟和火器局的特工在与该组织的冲突中丧生，16人受伤。大卫教派被怀疑非法持有武器，该教派救世主式的领导人大卫·科雷什相信自己是基督再世，是惟一知道《启示录》中提到的七重印章秘密的人。科雷什对追随自己的男女老少有着催眠般的控制力。他有着一大批武器，而且显然准备使用；还有足以坚持很长时间的食品。大卫派教徒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僵局已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在此期间，有几个大人和孩子离开了，但大多数人都留了下来。科雷什曾答应投降，但总是能找到借口推迟这么做。
4月18日是星期天。这天晚上珍妮特·雷诺来到白宫，告诉我联邦调查局准备强攻大卫教派的庄园，逮捕科雷什和任何参与杀害联邦特工或犯有其他罪行的追随者，把其余的人解救出来。珍妮特说，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声称，科雷什对儿童进行性侵犯，而那些儿童大多还不到十来岁，而且他还有可能正计划集体自杀。这让她感到担忧。联邦调查局还告诉她，他们不能把这么多的精力永远牵制在一个地方。他们想第二天就突袭庄园。他们打算用装甲车在墙上撞出几个洞，然后往房子里喷射催泪瓦斯。他们估计这样可以使所有的教派成员在两个小时内投降。雷诺不得不批准这一强攻计划，希望得到我的同意。
几年前，我当州长时遇到过类似的情形。有一右翼极端组织在阿肯色州北部山区建立了一个庄园。在那里居住的男男女女及孩子中，有两个涉嫌谋杀被通缉的嫌疑犯。那些人住在好几座木屋里，每座木屋都有一个活动门，通向一个掩体，一旦当局的人靠近，他们就可以从掩体中开火，而且他们有大量的弹药向当局的人开火。联邦调查局也想对这些人发动强攻。我召集了联邦调查局，州警察部门和从密苏里州及俄克拉何马州来配合我们的执法人员开了个会，会上我先听取了联邦调查局的案情通报，然后告诉他们，在批准突袭行动之前，我想找一个在越南丛林地带打过仗的人乘直升飞机在那个地方的上空飞一趟，对突袭做一次评估。前去评估的是位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他回来后告诉我：“只要那些人射击，你们进攻时就会损失幼个人。”我取消了突袭行动，把庄园封锁了起来，切断好几个家庭正接受的凭食品券供应的食品，阻止任何离开那个地方的人带补给回去。最后，那些拒不退让的家伙让步了，没有任何人伤亡就逮捕了那两名嫌疑犯。
珍妮特向我汇报情况时，我想我们应试一下曾在阿肯色州奏效的方法，然后再批准联邦调查局的突袭计划。但珍妮特反驳说，联邦调查局等烦了；他们与大卫教派的僵局每周要花去政府100万美元，而且困住了其他地方急需的执法人力。她还说大卫教派可以比阿肯色州那帮人撑得更久，儿童性侵害和集体自杀的可能性也是客观存在的，因为科雷什和他的许多追随者都是疯子。最后，我告诉她，如果她认为突袭是对的，那么就干吧。
第二天，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外一台电视上收看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时，看到科雷什的庄园一片火海。突袭进行得非常糟糕。联邦调查局向教徒藏身的房子内喷射催泪瓦斯后，教徒开始放火。他们打开窗户，使得克萨斯大平原上的强风刮了进去，风助火势，情况更糟糕了。突袭结束后，80多人被烧死，包括25名儿童；只有9人侥幸逃生。我知道我需要向媒体谈话，为此次行动失败承担责任。迪·迪·迈尔斯和布鲁斯·林赛也需要这么做。但正当我想这么做时，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好几次让我再等等。他说我们还不知道有没有人活着。如果科雷什听到了我的话，会把逃生的人也杀了。珍妮特，雷诺在记者的镜头前说话了，对发生的事情做了解释，并为此次突袭承担全部责任。作为第一位担任司法部长的女性，她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把责任推来推去。我就韦科庄园事件向媒体发表谈话时，人们正在赞扬霄诺，却批评我让她承担失败的责任。
在24小时内，我第二次接受了违背我直觉的建议。我并不是责怪乔治。他年轻谨慎，尽管向我提的意见错了，但他是诚恳的。我对自己感到恼怒。我先是放弃自己更正确的判断，同意突袭，然后又推迟向公众发表讲话为突袭失败承担责任。总统最重要的一项决定就是，何时采纳或拒绝自己工作人员的建议。没有人永远是正确的，但做出自己相信是正确的但实际是错误的决定，感觉上要比做出顾问们说是对的但自己的直觉却说是错的决定要好得多。韦科庄园事件之后，我决定根据自己的直觉做决定。
也许，我不相信自己直觉的原因之一是华盛顿一直在抨击我们的政府，我每次做决定后都会受到批评。在国会有个漂亮的开场以后，希拉里也被人批评，说她的医疗保健改革小组不公开开会。他们其实只是在加紧讨论许多非常复杂的问题，以实现我在100天内向国会提交一份医疗保健改革计划这一过高的目标。他们的小组聆听了1100多个团体的证言，与国会议员开了200多次会，并在全国各地召开过公开的会议。说他们保密是夸张了。最后，由于他们小组的工作太迟缓了，我让他们停止工作。反正，我兑现不了100天的期限。
好像这些挫折还不够似的，我的短期一揽子刺激政策也失利了。我原打算通过这项政策更快地把钱拨往各市和州，进行基础工程项目建设，以创造50万个就业机会。经济增长仍然很慢，需要这冬刺激一下，而且这笔不会重复的开支也不会加剧我们的赤字问题。这项政策在众议院轻易就获得了通过，也得到了参议院的支持，但多尔召集了40多名愿意阻挠这项提案的共和党参议员。第一次阻挠后，我们应该与多尔谈判，提出一个数目小一些的方案，或是接受约翰’布鲁参议员和戴维·博伦参议员这两位保守的民主党人提出的平和一些的妥协方案。掌管这项提案的罗伯特·伯德参议员态度明确，他说如果我们不屈服，就可以打破阻挠。但我们未能打破阻挠，在韦科庄园事件两天后，也就是4月21日，最终承认失败。
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共和党人大肆使用阻挠议事手段，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阻碍了多数国会议员意愿的实现。他们这么做，要么是出于自己的信念，要么是想证明我当不了领导人。在我就任的前100天里，乔治·米切尔参议员竟不得不12次投票来打破阻挠议事。
3月19日，我们遭受了一次个人的打击。这次打击让我们摆正丁政洽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希拉里的父亲严重中风。希拉里和切尔西以及我妻弟托尼急忙赶到小石城圣文森特医院她父亲的床边。休的医生德鲁·昆普瑞斯是我们的朋友。他告诉希拉里，她父亲遭受了严重的大脑损伤，正处于深度昏迷，很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我两天后到了那里。希拉里、切尔西、多萝西和休的两个儿子休和托尼轮流同休说话，甚至唱歌，面休好像平静地睡着了一样。我们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而我只能待一天。我离开希拉里时，有很多人陪着她，包括托马森一家、卡罗琳，休伯和莉萨·卡普托。卡罗琳自担任州长官邸的主管起就认识休了；莉萨则是希拉里的新闻秘书，深得休的喜欢，因为莉萨和他一样，也来自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离他的家乡斯克兰顿很近。
下一个星期天，我又飞回家待了几天。我想与家人在一起，尽管我做不了什么，只能等待。医生告诉我们，休实际上已经脑死亡了。周末，家人决定把帮助他呼吸的机器拿掉。我们都做了祈祷和告别，但休却不愿意这样。他那颗年迈而强健的心脏不停地跳着。尽管我在阿肯色州可以处理大部分公务，但我星期二必须赶回华盛顿。我不愿意离开，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与岳父相见了。，我喜欢休·罗德姆。他脾气不好，但做事果断，对家庭极为忠诚。20年前，我衣衫不整、身无分文，而且更糟的是，我还是个民主党人，但他还是接纳了我。对此我一直深怀感激。我将怀念和他一起玩皮纳克尔纸牌游戏的情景，怀念与他之间的政治争论。我知道他就在身边。
4月4日，休仍然在坚持着。希拉里也不得不赶回华盛顿，把切尔西带回来上学（切尔西刚过完春假），并回来工作。她曾答应4月6日到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去为莉兹·卡彭特发表演说。莉兹曾经是伯德·约翰逊夫人的新闻秘书。她劝说希拉里不要取消演说，希拉里于是决定去。当时，希拉里非常悲伤，她说出了肺腑之言。她说在进入新千年之际，“我们需要有意义的新政治。我们需要关心个人责任和关怀的新社会风尚。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市民社会，因为这个社会解答了由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共同提出的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即我们如何才能建设一个使我们再次充实起来并感受到自己属于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组织的社会”。希拉里是读了李·阿特沃特的一篇文章受了感动，才发表上述观点的。那篇文章是阿特沃特40岁死于癌症前不久写的。阿特沃特在为里根和布什两位总统工作期间，对民主党进行了无情的批评，因此成名并为人所惧怕。当他面对死神时，他发现完全致力于权力、财富和声望的一生，留下太多值得留恋的东西，并希望作为临别赠言，把我们推向更高的理想。4月6日，希拉里自己强忍着悲痛，在奥斯汀力图为这一理想下个定义。我喜欢希拉里说的话，为她这么说感到自豪。
第二天，休·罗德姆去世了。我们在小石城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然后把他送回斯克兰顿，在法院街卫理公会教堂举行了葬礼。我称赞他在1974年搁置自己共和党人的信念为我工作。他毕生从个人的经验中不断学习，放弃了小时候学到的偏见。在芝加哥与一位黑人共事时他放弃了种族偏见。在小石城，他与一位医生和护理员是邻居。那两人是同性恋，与他成了朋友，并照顾他，他也因而放弃了对同性恋者的偏见。他在热爱橄榄球的宾夕法尼亚州东部长大。在那里信奉天主教的球星们都去了圣母大学，而信奉新教的明星们则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打球。这种分裂显示了对天主教徒的一种偏见，而且这种偏见也是休儿时教育的一部分。他把这种偏见也放弃了。他最后的日于是在圣文森特医院度过的，有信仰天主教的护士精心照顾。我们都认为这是非常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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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任的最初几个月，尽管新闻报道都是关于我如何努力解释和捍卫我的经济计划，促使其获得通过，关于军中同性恋的问题和希拉里负责的医疗保健改革，但外交政策一直是我日常工作的内容，每天我都为此而思考。华盛顿的观察家们有一个总体的印象，即我对外交事务不感兴趣，而且想尽量少在这方面花时间。不错，我竞选的重点主要在国内问题上，我们经济上的问题要求我这样做。但正如多次重申的那样，由于国际间的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外交和。国内政策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布什总统在柏林墙倒塌后宜称的“世界新秩序”，充满了各种混乱和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
早些时候，我的国家安全顾问托尼·莱克宜称，外交上的成功在于阻止或缓和小问题的发展，使其不至于成为棘手的问题，或是新闻报道追逐的对象。他说，“如果我们真的做得很好，公众也许永远都不知道，因为狗并没有叫。”但是我就任时，我们有一窝猎狗在狂狂叫，其中波斯尼亚和俄罗斯叫得最厉害，其他猎狗如索马里、海地、朝鲜和日本的贸易政策，也在远处怒吼着。
苏联解体和共产主义在华沙条约国家中的失败，使人们看到了欧洲第一次在历史上变得民主、和平而且统一的前景。至于这一前景能否实现则引发了四个大问题：东西德能否统一？俄罗斯能否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稳定、非帝国主义的国家？南斯拉夫会怎么样？这个国家由不同民族的省份构成·，因为有了铁托元帅铁的意志才被捆在了一起。俄罗斯和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会被融进欧盟并与美国和加拿大通过北约结成跨大西洋的联盟吗？
到我成为总统时，德国已经在赫尔穆特，科尔颇有远见的领导下统一了。德国统一得到了布什总统的大力支持，但因为重新崛起的德国所具备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欧洲持保留意见。其他三个问题都未得到问答。我知道，作为总统，我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确保这些问题得到妥善的回答。
在竞选期间，我和布什总统都支持向俄罗斯提供援助。一开始，我比布什要积极，但他经过前总统尼克松的敦促后，宣布由七个工业大国一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组成的七国集团将提供240亿美元，用来支持俄罗斯的民主和经济改革。叶利钦1992年6月来华盛顿的时候，对布什表示感谢，并公开支持他再次当选。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由于安德烈·科济列夫外长和我的一位外交政策顾问托比，盖提是朋友，叶利钦才同意到布莱尔宾馆礼节性地拜访我。我并不介意叶利钦支持布什。我只想让他知道，如果我赢得选举，我将支持他。
11月，选举过后两三天，叶利钦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并催促我尽快去莫斯科，以便在他面对国内不断上升的反对势力时重申美国对他的支持。叶利钦当时的日子不好过。他于1991年6月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当时俄罗斯还是已经摇摇欲坠的苏联的一部分。8月，苏联最高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黑海之滨的避暑山庄被企图发动政变的阴谋家软禁起来。俄罗斯人走上莫斯科街头表示抗议。当上任才两个月的叶利钦爬上国会所在的俄罗斯白宫前的坦克上时，事件的转折点来到了。政变策划者当时已包围了俄罗斯白宫。叶利钦敦促人民保卫好不容易才赢得的民主，他实际上告诉反动派：“你们可以偷走自由，但你们必须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才能成功。”他发出的号角声唤起了国内和国际的支持，政变失败了。到了12月，苏联解体为一群独立的国家，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
可是叶利钦的麻烦并没有结束。叶利钦决心从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撤军，但反动派失去了权力正百般痛苦，因此坚决反对。由于叶利钦正在对苏联留下的经济烂摊子进行自由市场改革，引发了通货膨胀，并把国有资产以低价卖给了一群被称为“寡头”的极为富有的新兴商人，经济灾难随时都会降临。与这些“寡头”相比，美国19世纪的那些强盗式的资本家简直就像清教的牧师那么高尚。有组织犯罪的网络填补了苏联政府瘫痪后留下的真空，并把触角伸到了全世界。叶利钦摧毁了旧的制度，但未能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他也未能与杜马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部分原因在于他天生不喜欢妥协，部分原因则在于杜马里很多人都向往旧的秩序或是一个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新的压迫制度。
叶利钦的处境非常危险，我想帮他一把。鲍勃，施特劳斯也鼓励我这么做。施特劳斯被布什总统派往莫斯科任大使，尽管他是一名坚定的民主党人，曾担任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说我可以与叶利钦合作，或在政治方面向他提一些好的建议。他建议我两件事都要做。
我很想接受叶利钦的邀请，但托尼·莱克说莫斯科不应该成为我出国访问的第一站，我的其他同僚则说，那将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国内问题上转移开。他们的理由很充分，但俄罗斯能否成功与美国有很大的利害关系。我们不希望强硬派在俄罗斯掌权，不论是共产党人还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叶利钦建议我们在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第三国会面，这个问题就好办了。
大约就在这时，我劝说我的老朋友、牛津大学时同住一幢楼的同学斯特罗布·塔尔博特离开（时代）杂志，来国务院工作，帮助我们制定对前苏联国家的政策。到那时为止，我已经和斯特罗布就俄罗斯历史和政治讨论了超过25年。自从他翻译并编辑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之后，他对俄罗斯及其人民的了解和关心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多。他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在恰当的职业外表背后，有着丰富的想像力。我相信他的判断，并相信他愿意把未经修饰的事实真相告诉我。我要求斯特罗布干的工作在国务院的官员等级里没有对应的位置。所以他必须在沃伦·克里斯托弗的准许和迪克·霍尔布鲁克的帮助下，自己着手创造一个位置。迪克是位投资银行家，是外交政策方面的老手。在竞选期间，他曾向我提供建议，并将成为我政府中最重要的官员之一。
斯特罗布的新岗位最终有了一个头衔：无固定任所大使兼国务卿前苏联新独立国家问题特别顾问。他后来成了副国务卿。我知道，能复述斯特罗布头衔的人不会超过五个，但大家都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我们俄罗斯问题的“必到”官员。八年中，我每次与叶利钦或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会面——光是与叶利钦的会面就有18次——他都在我身边。斯特罗布俄语说得很流利，笔记记得非常详细，我与俄罗斯人会见时有他参加，再加上他自己和俄罗斯人之间也有交流，我们的工作可以确保是准确的，而准确的工作是无价的。在《俄罗斯问题行家》一书中，斯特罗布详细记录了我们八年的漫长历程。这本书写得非常棒，不光是因为其中闪耀着远见卓识，而且因为书中记录了我和叶利钦之间多姿多彩的谈话。与大多数这一类型的书不同的是，这本书中引用的话不是后来重写的，而是当时的原话，尽管这么写是好是坏还很难说。斯特罗布的主要观点是，我成了自己的俄罗斯问题行家，因为尽管我不是俄罗斯问题专家，但我了解“很重要的一点：在导致冷战的两大问题，即国内的民主与专制之争和国外合作与竞争之别上，我和叶利钦“原则上属于同一方”。
在过渡时期，我与斯特罗布就俄罗斯不断恶化的局势以及避免灾难的必要性进行了多次讨论。在复兴周末假期中，斯特罗布和他的妻子布鲁克陪我在希尔顿海德岛跑步。布鲁克全职陪希拉里竞选，后来成为“白宫学者”项目的负责人。我们当时打算讨论俄罗斯问题，但我们小组的领跑人、伟大的奥运跨栏选手埃德温·摩西定的步子太快，我无法在说话的同时跟上他。后来，我们遇到希拉里在散步，于是我们三个人找个借口慢了下来，到处走走。布什总统正在莫斯科和叶利钦签署《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是个好消息，尽管就像叶利钦所做的每一件进步的事情一样，这一条约在杜马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我告诉斯特罗布，俄罗斯的情况变化很大，我们不能完全采取防守策略了。我们必须帮助加快积极事情的发展，并加以巩固，特别是那些可以改善俄罗斯经济的事情。
2月的一个晚上，我来到斯特罗布的家里，看望他的家人，并和他讨论俄罗斯问题。斯特罗布把他不久前和理查德·尼克松见面的情况告诉了我。那次见面时，这位前总统敦促我们要大力支持叶利钦。布什总统前一个春天宣布的240亿美元一揽子援助计划并没有给叶利钦很大的帮助，因为国际金融机构要求俄罗斯必须先重组经济才给钱。我们现在需要做点事情。
3月初，我和叶利钦同意于4月3日和4日在加拿大的温哥华见面。3月8日，尼克松来到白宫，亲自敦促我支持叶利钦。他先看望了希拉里和切尔西，告诉她们他从小是一名贵格会教徒，他的几个女儿也和切尔西一样，曾在西德维尔朋友中学上学。然后他转入正题，告诉我，我对俄罗斯问题的处理将比我的经济政策更能让我为人们记住。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打电话给斯特罗布，把我与尼克松的谈话告诉了他，并强调，我们在温哥华应该做点帮助俄罗斯的事情，然后在7月的东京七国峰会上继续采取有影响的步骤，这很重要。3月，我们的外交政策小组和拉里·萨默斯以及他在财政部的助手利普顿让我了解了俄罗斯的最新情况。整整-个月，我都敦促他们要把眼界放宽一些，多做点事情。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杜马正在削减叶利钦的权力，批准了俄罗斯中央银行毫无结果的通货膨胀政策。3月20日，叶利钦开始反击。他发表了一篇演说，宣布将在4月25日举行全民公决，以决定到底是他还是杜马掌管国家。他说，在此之前，无论杜马采取什么行动，他的总统令都将有效。椭圆形办公室外我的餐厅内有两台电视。我通过其中一台收看了叶利钦的演说。另一台电视正在播放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篮球锦标赛，比赛在阿肯色大学野猪队和圣约翰大学队之间展开。两场争斗中，都有一方是我支持的人。
关于我应该如何回应叶利钦的演说这一问题，我和我的整个外交政策小组之间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他们全都提醒我先克制一下，因为叶利钦已超越了宪法赋予的权限，而且有可能会失败。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叶利钦正在与老共产党人和其他反对势力殊死搏斗。他正在用全民公决的形式接近他的人民。我不在乎他有失败的危险——我告诉他们，我自己也失败了许多次。我对两面下注的做法不感兴趣，让托尼·莱克起草了一份强烈支持叶利钦的声明。托尼把声明稿交给我后，我把语气改得更加强硬，然后交给了媒体。在这件事上，我根据自己的直觉做了决定，赌俄罗斯不会放弃叶利钦，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阿肯色大学野猪队的反败为胜增强了我的这种乐观看法。
3月，我终于得到了一份我可以支持的援助计划：16亿美元的直接援助，帮助俄罗斯稳定经济。援助包括为退役军官解决住房的资金，为现在就业不足而且经常拿不到工资的核科学家创造积极的就业计划，更多的用于拆除核武器的援助款项（这些拆除工作是根据纳恩一卢格计划进行的），向缺衣少药的人提供的医药和食品，对中小企业、独立传媒机构、非政府组织、政党和工会的援助款，以及一项旨在把上万名学生和青年科学家请到美国来的交流计划。这项援助方案是前一届政府所拨款项的四倍，是我最初提议款项的三倍。尽管有民意测验表明，75％的美国人反对给俄罗斯更多的钱，我们围绕经济计划的斗争也已经非常艰苦，但我觉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续这么做。美国花了数万亿美元用于国防才打赢了冷战，我们不能因为20亿美元和一次糟糕的民意测验而冒险去改变我们的政策。让我的工作人员们吃惊的是，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领导人同意我的看法。在我为推动这个援助方案而召集的会议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乔·拜登参议员极力支持援助方案。鲍勃·多尔也同意我的观点，即我们不愿意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们那样，把冷战后的这个时代弄得一团糟。一战胜利者们的短视极大地促成了二战的爆发。多尔在二战中曾英勇作战。纽特·金里奇帮助俄罗斯的热情很高。他说，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正像我告诉斯特罗布的那样，纽特正试图在俄罗斯问题上胜过我。我倒非常乐意看到他这么做。
我和叶利钦4月3日见了一次面。一开始气氛有点尴尬。他解释说，他必须在接受美国援助以向民主过渡和看上去受制于美国之间走钢丝。当我们详细讨论我们的援助计划时，他说他喜欢这个计划，但需要更多的钱，以解决他从波罗的海国家撤回来的军官们的住房问题。这些军官中的许多人实际上住在帐篷里。这件事谈妥之后，叶利钦突然采取了攻势，要求我废除杰克逊一瓦尼克修正案，并不再举行“援助受奴役国家周”活动。杰克逊一瓦尼克修正案是一项1钌4年的法律。该修正案把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与俄罗斯的移民自由联系在一起；“援助受奴役国家周”则力图强调波兰、匈牙利这些国家被苏联控制的现实。这些国家现在都取得自由了。这两项法律只是象征性的，对我们两国的关系没有实质性的影响。而且我还没有政治资本在改变这两件事的同时，又能成功地为俄罗斯争取到实质性的帮助。
第一次会谈结束后，我的工作人员担心我让叶利钦的夸夸其谈给唬住了，就像赫鲁晓夫1961年在维也纳那次著名会谈中吓唬住了肯尼迪一样。工作人员们不想让我看上去太软弱。我对此却不担心，因为这种历史性的类比是有问题的。和赫鲁晓夫对待肯尼迪不同，叶利钦并不想让我出洋相，他是想在那些要毁掉他的敌人面前显得威风一些。在我们举行峰会前一周，他的敌人在杜马中曾试图弹劾他。虽然这些人失败了，但他们的动议得到了不少选票。假如这种自夸式的姿态有助于使俄罗斯走上正确的道路，我可以接受一点这种姿态。
那天下午，我们一致同意设立一个由戈尔副总统和俄罗斯总理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领导的委员会，使我们的合作制度化。这个想法是斯特罗布和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乔治·马梅多夫提出的，后来的效果比我们任何人想像的都要好。这要归功于艾尔·戈尔和他的俄罗斯同行。他们集中精力，持续不懈地为这个委员会努力，解决了许多困难而且有争议的问题。
4月4日星期天，我们在十种更为正式的气氛中再次会谈，讨论安全问题。叶利钦和他的顾问与我和我的顾问们坐在桌子的两边。和以往一样，叶利钦一开始就采取了攻势，要求我们改变在武器控制问题上的立场，并向俄罗斯产品如卫星火箭发射器开放美国市场，并且不附加禁止俄罗斯向美国的敌人（如伊朗和伊拉克）出售武器技术的出口控制条款。在我们精明务实的专家林恩，戴维斯的帮助下，我在出口控制的问题上坚持了强硬的立场，至于武器控制问题，我则提出让我的工作人员进一步研究，以此拒绝了叶利钦。
我们接着讨论经济问题。这时气氛才轻松起来。我把一揽子经济援助描述为“合作”而不是“援助”，然后让劳埃德·本特森大致拟出一个向东京七国峰会提交的议案。叶利钦得知我们在4月25日全民公决前一点钱都不可能给他的时候，感到非常担心。不过，尽管我不能满足他想要一张5亿美元支票的要求，但在我们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我明确宣布，将有大量的资金流向俄罗斯，因为美国支持俄罗斯的民主，支持俄罗斯的改革和俄罗斯的领导人。
我离开温哥华时对叶利钦更加信任，对他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他克服这些挑战的坚定决心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很喜欢他。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性格上有明显的矛盾之处。他是在十分落后的条件下长大的，与他相比，我的童年简直就像洛克菲勒一样富有。他有时有些粗鲁，但非常机灵，可以看到事情的微妙之处。他可能一分钟前还在攻击你，一分钟后又跟你拥抱。他看上去一会儿在冷静地推测，一会儿又确实很情绪化；有时很小气，有时却很大度；有时对谁都有一肚子怨气，有时却非常幽默风趣。有一次，我们在我下榻的宾馆里一起散步，有个俄罗斯记者问他对我们的会谈是否很愉快，他很快回答道：“很愉快？不和漂亮女人在一起，谁都不可能很愉快。不过我还是满意的。”大家都知道，叶利钦喜欢伏特加，但在我们所有的会谈中，他基本上都是非常清醒的，而且准备充分，很好地代表了他的国家。与其他现实的选择相比，叶利钦掌权是俄罗斯的运气。他热爱自己的国家，不喜欢共产主义，希望俄罗斯成为一个伟大的好国家。只要一有人讽刺叶利钦喝酒，我就想起当年华盛顿的势利眼们因为同样的原因批评格兰特时林肯所说的话。格兰特是林肯在内战中最具进攻性也最有战绩的将军。当时林肯说：“看看他喝的是什么酒，让其他将军也喝点。”
回到华盛顿后，我再次增加了援助计划，建议向前苏联各国提供250亿美元，其中2／3将给俄罗斯。4月25日，大部分俄罗斯选民都投票支持叶利钦，支持他的政策和建立新杜马的愿望。上任才一百来天，我们在提高叶利钦地位、支持俄罗斯民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幸的是，我们也努力制止波斯尼亚地区的屠杀和种族清洗，却没有收到同样的效果。
1989年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在欧洲也在加速消亡。这时，对于用什么样的政治哲学取代共产主义这一问题，不同的国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前苏联帝国最西边的几个国家选择了民主。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国家在美国的移民数十年来一直在倡导这一事业。在俄罗斯，叶利钦和其他民主派正在与共产党人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殊死搏斗。在南斯拉夫，国家正试图调和不同民族和宗教提出的互有冲突的主张。但此时，在塞尔维亚主要政治人物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领导下，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战胜了民主。
1991年，南斯拉夫最西边的两个天主教徒占多数的省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脱离南斯拉夫独立。战争随即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爆发，并蔓延到波斯尼亚。波斯尼亚是南斯拉夫民族最多样化的省份，其中穆斯林大约占45％，塞族只占30％多一点，克族占17％。在波斯尼亚，所谓的民族差异实际上是政治和宗教差异。这个地方曾经是三次殖民扩张的交会地：西边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进攻、东边东正教的扩张和南边奥斯曼帝国穆斯林的扩张。1991年，波斯尼亚由国家统一联盟执政，领导人为穆斯林政治家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但也包括了好战的塞族民族主义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卡拉季奇曾是萨拉热窝的一名精神病医师。
伊泽特贝戈维奇最初想使波斯尼亚成为南斯拉夫内部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自治省。但是当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被国际社会承认为独立国家后，伊泽特贝戈维奇决定，惟一能够使波斯尼亚摆脱塞尔维亚统治的办法就是寻求独立。卡拉季奇及其同伴们的想法却与此大相径庭。他们与米洛舍维奇关系很近，支持米洛舍维奇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的想法，渴望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南斯拉夫领土，包括波斯尼亚。1992年3月1日，波斯尼亚举行全民公决，决定波斯尼亚是否应成为一个所有公民和团体都将得到同等对待的独立国家。公决的结果几乎一致赞成独立，但只有2／3的选民投了票。卡拉季奇命令塞族人不要投票，多数塞族人也服从了这一命令。那时候，塞族准军事部队已开始杀害手无寸铁的穆斯林，，在塞族占多数的地方把他们赶离家园，希望以武力把波斯尼亚分割成一块块民族聚居区，或称为“小行政区”。这种残酷的政策后来有了一个奇怪而泠漠的名称：种族清洗。
欧共体特使卡林顿勋爵试图劝说各方同意，把波斯尼亚和平分割成不同的民族地区，但失败了，因为这么做势必要使一个民族的大量居民被当地的另一个民旒控制，同时还因为许多波斯尼亚人希望保持国家的完整，像他们在之前500里大部分时期所做的那样，不同的民族和平相处。
1992年4月，欧共体承认波斯尼亚为独立国家，自15世纪以来这还是头一次。此时，塞族准军事武装继续恐吓穆斯林居民，杀害平民，同时利用媒体使当地的塞族人相信，他们受到了穆斯林的攻击，因而必须进行自卫。4月27日，米洛舍维奇宣布成立包括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新南斯拉夫，接着他做出从波斯尼亚撤军的姿态，却把武器、物资和波斯尼亚塞族士兵留下来，让他精心挑选的指挥官拉特科·姆拉吉奇指挥。整个1992年，战斗和屠杀在四处蔓延。欧共体领导人力图遏制。布什政府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做，也不愿意在选举年再惹一个麻烦，因而心安理得地把这个问题交到了欧洲手里。
有一点应该对布什政府提出表扬：他们曾敦促联合国对塞尔维亚实施经济制裁。但这一政策开始时遭到了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一加利、法国和英国的反对。他们说，他们想给米洛舍维奇一个机会，停止由他挑起的战乱。最后，在5月实施了经济制裁，但效果不明显，因为塞族人仍然可以继续从友好的邻国那里得到补给。联合国同时还继续维持对波斯尼亚政府的武器禁运。这一禁运是1991年下半年针对整个南斯拉夫而实行的。武器禁运的问题在于，塞族人手中有大量的武器弹药，可以打上好几年；维持禁运的惟一结果是，波斯尼亚人无法保卫自己。不过，他们还是努力撑过了1992年，通过缴获塞族部队的一些武器，以及逃过北约在克罗地亚沿海的封锁运来小批武器，积累了一些武器装备。
1992年夏天，电视和平面媒体披露了塞族人在波斯尼亚北部设立拘留营的情况，使欧洲人和美国人了解了其中的恐怖状况。我随即发表谈话，表示美国将参加北约发动的空袭。后来，人们逐渐了解到，塞族人有计划地屠杀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特别是有目标地消除当地领导人。我建议取消武器禁运，欧洲则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的重点是如何结束战乱。英国首相约翰，梅杰试图劝说塞族人解除对波斯尼亚城市的包围，并把他们的重型武器置于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与此同时，很多政府和私人组织发起了人道救援行动，向当地提供食品和药品，联合国也派驻了8000人的部队保护援助车队。
10月下旬，就在美国选举前夕，欧共体的新谈判代表戴维·欧文勋爵和联合国谈判代表、前美国国务卿塞鲁斯·万斯提出一项议案，建议把波斯尼亚分割为一些自治省，各省将负责除国防和外交以外的所有政府事务。国防和外交则由一个较弱的中央政府负责。小的行政区数量众多，主要民族在地理上被分开了。万斯和欧文认为，这样分开以后，塞族控制区将无法与米洛舍维奇控制的南斯拉夫合并，形成一个大塞尔维亚。但他们的计划有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两个问题是，小行政区政府的巨大权力明显使得穆斯林无法安全地返回在塞族控制区的家园；各小行政区之间模糊的边界则会引发塞族人不断扩张，扩大自己的地盘。克族和塞族之间的冲突虽然不太激烈，也将持续下去。
我就任总统时，尽管塞族人屠杀穆斯林和在拘留营中违反人权的证据不断传出来，但联合国仍然维持武器禁运，欧共体仍然支持万斯——欧文计划。这削弱了穆斯林对塞族人的抵抗。5日，我会见了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他说他对目前的状况也不满意。这让我很高兴。几天后，我们完成了一项波斯尼亚政策评估，随后克里斯托弗宣布，美国希望通过谈判达成一个新的协议，并愿意帮助实施这一协议。
2月23日，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一加利同意我实施一项紧急计划，向波斯尼亚人空投人道救援物资。第二天，我与约翰·梅杰第一次会面。他也支持空投计划。空投可以帮助很多人维持生命，但无助于解决引发危机的根源。
到了3月，我们看来取得了一些进展。针对塞族的经济制裁得到了加强，并对他们造成了伤害。而且他们也担心北约会采取军事行动。但我们离达成统一的政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9日，我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第一次会面。密特朗向我明确表示，尽管他向波斯尼亚派遣了5000人的部队，参加了联合国人道救援部队，发放援助物资并遏制战乱，但他比我同情塞族人。不太愿意看到建立一个由穆斯林领导的统一的波斯尼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