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又宣布了几项白宫工作人员的任命。除了任命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为通信主任外；我还提名迪·迪·迈尔斯为第一位白宫女新闻秘书，请埃里·西格尔负责起草新的国民服务计划。我还任命拉姆·伊曼纽尔为政治事务办公室主任，亚历克西斯，赫尔曼为公共联络办公室主任。我还从阿肯色州带去了几个人：布鲁斯·林赛将负责人事，包括各理事会和委员会的人员任命；卡罗尔·拉斯科担任我的国内政策助理；我的州长办公室日程安排助理南希·赫恩赖奇将掌管椭圆形办公室的运作，她的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外面；戴维·沃特金斯将监督白宫的行政事务。州长官邸管理员安·麦考伊将到白宫来工作；我的老朋友文斯·福斯特答应负责法律顾问办公室。
我任命的有些官员并没有帮助我竞选，其中包括伯尼·努斯鲍姆、伊拉·马加齐纳、霍华德·帕斯特、约翰·波德斯塔、凯蒂·麦金蒂、贝蒂·科里和安德鲁·弗兰德利。伯尼·努斯鲍姆将任白宫法律顾问。在1974年的尼克松弹劾案中，他和希拉里同在调查组。伊拉·马加齐纳是我牛津大学的同学，将协助我们推进医疗保健改革。霍华德·帕斯特在华盛顿是经验丰富的游说人士，将负责处理我们与国会的关系。约翰·波德斯塔是我参加杜菲竞选时认识的朋友，将担任白宫办公厅秘书。凯蒂·麦金蒂是戈尔选定的，任环保政策顾问。贝蒂·科里在过渡时期担任克里斯托弗的秘书，将来担任我的秘书。安德鲁·弗兰德利很年轻，是华盛顿当地人，他将担任我的助手，无论我有什么约会或到什么地方，他都得陪着我，确保我能读到汇报文件，并且在我们外出时保持与华盛顿的联系。艾尔有他自己的办公人员，办公室主任是他的田纳西州同乡罗伊·尼尔。希拉里也有自己的办公人员，办公室主任是她的老朋友麦琪·威廉姆斯。我还宣布支持我的竞选经理戴维·威廉接替罗恩·布朗，担任民主党委员会主席。戴维比较年轻，没有罗恩·布朗那种在公众中的知名度，但几乎可以说其他人也都没有这种知名度。他的长处在于基层组织能力强，而我们党在州一级及地方恰好迫切需要振兴。我想，既然现在我和戈尔入主白宫，我们必须承担起绝大部分筹款和向公众发布信息的责任。
除了任命这些官员外，我还发表了一份声明，全力支持布什总统在伊拉克采取的军事行动，并第一次提出，我将努力促使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因为战争罪行而被审判。这一审判很长时间以后才得以实现。
在此期间，我还在州长官邸为福音派的牧师们举行了一次午餐会。是我的牧师莱克斯·霍恩建议我这么做的。莱克斯认为，这将有助于我与这些牧师们开展一次非正式的会谈，这样我至少将在福音教会中有一些沟通渠道。大约来了十位牧师，包括全国闻名的查尔斯·斯文德尔、阿德里安·罗杰斯和马克斯·鲁卡多。我们还邀请了希拉里在小石城第一联合卫理公会教堂的牧师艾德·马修斯。马修斯是个相当不错的人，我们知道，假如午餐会陷入论战，他会站在我们一边。芝加哥附近柳溪社区教堂年轻健谈的牧师比尔·希贝尔斯给我的印象尤其深。他白手起家，在他的教堂吸引了全国最大规模的信众。和其他牧师一样，他不同意我有关堕胎和同性恋者权利的意见，但对其他问题很感兴趣，并想知道，要打破或缓和华盛顿两党之间的隔阂和紧张关系，需要怎样的领导才能。在以后的八年中，比尔·希贝尔斯会定期来看我，和我一起祈祷，为我提供建议，并检查他所谓的“我的精神健康问题”。我们不断地争论，有时甚至会意见一致。但对我而言，他一直是神的赐福。
我待在阿肯色州只有最后一个星期了，搬运车开始在州长官邸的车道上进进出出。这个星期一开始，我与阿肯色的记者们举行了一次告别见面会。我向他们坦陈，我感到很自豪，但离开家乡又感到很遗憾。“我高兴而又自豪，但有几次，我几乎伤心流泪……我喜欢这里的生活。”前往华盛顿之前，我需要完成一项纯属个人的任务。切尔西养了一只宠物蛙，那是她最初因为要在学校做科学实验抓的。尽管我们将把我们的猫“索克斯”带往华盛顿，切尔西却决定要放了青蛙，这样青蛙就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她要我去做这件事。因此，在阿肯色州的最后那天，我跑步来到阿肯色河边，拿着装青蛙的盒子，爬下一处陡峭的河岸，把青蛙放了。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位重新过上了正常生活。
其他家庭成员对于新的生活都感到很兴奋，也有些担忧。切尔西不愿意离开她的朋友和熟悉的世界。不过我们告诉她，她可以经常叫她的朋友来和我们一起住。希拉里则在想，失去了有报酬的工作带来的独立性，她会有怎样的感受。但是她渴望当一名全职的第一夫人，不仅推动她自己喜欢的政策，而且也承担这一职位的传统职能。她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白宫的历史，她在那里必须承担的各种各样的职责，以及她的前任们做出的贡献。这让我吃了一惊。每次面对新的挑战，希拉里开始时都有些烦躁，但她一旦了解了这一挑战，就会放松下来，过得很愉快。我不能因为她有一点紧张而责备她，因为我自己也紧张。
过渡阶段忙乱而艰难。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在内阁成员及高级行政官员的任命方面，做得非常好。这些内阁成员和行政官员很能干，而且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多样性。但我也犯了个错误：我没有请一位知名的共和党人士担任部长，以证明我希望建立两党的合作。我兑现了经济第一的承诺，建立了第一流的经济班子，召开了经济峰会，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听取各种意见，并对每一细节加以彻底讨论。正像我许诺的那样，艾尔·戈尔在新政府中将成为我全面的搭档，参与所有的战略问题会议和内阁及白宫办公人员的任命，并保持了很高的公众曝光率。
整个过渡时期及之后，我都被批评没有遵守竞选时的承诺，没有削减中产阶级的税，没有在四年内把赤字减半，也没有接受乘船前来的海地人。关于前两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只不过是在回应比预期更加糟糕的赤字情况。对此，有的批评者说，我应该知道布什政府一直到选举结束后，都在瞒报赤字，因此我不应该利用政府的官方数字来制定经济计划。我对这些批评并不十分在意。相反，考虑到我在竞选期间所说的有关海地问题的一些话并不正确，我觉得有些人在此问题上对我的批评还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仍然决心要使更多的申请庇护者来到美国，并最终恢复阿里斯蒂德的总统职务。如果我成功了，我的承诺也就兑现了。
有人批评我对佐薇·贝尔德的任命不当，指责我想了解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并认为我做决定花的时间过长。这些指责有些道理。但佐薇并没隐瞒用人的事情，我们只不过低估了这件事的影响。至于我的管理风格，我知道我需要学习，我也利用过渡时期尽可能多地吸取有关总统工作的知识。比如，我并不后悔在过渡时期花了很多时间来了解经济问题。这对我以后的八年非常有利。另一方面，我总是倾向做得过多，这也使得我很疲劳，容易发火，得到拖沓的名声也不冤枉。
我知道过渡时期只是总统工作的预演：所有的事情同时发生了。我应该比当州长时更多地指派别人去做事，并加快做决定的过程。不过，这么多高级行政官员没有最后敲定，是因为民主党已有12年没有执政了。我们要换掉很多人，有责任广撒网以使官员们具有多样性，而要求我们考虑的人选也太多了。而且，由于联邦调查人员对每一份文件都要仔细斟酌，追查每一个无关痛痒的传言，以找到面对政治和媒体攻击时刀枪不入的人选，因此法定的审查过程变得极其漫长，花的时间太多。
现在回想起来，在过渡时期我犯了两个主要错误：我在内阁官员的任命上花的时间过多，对白宫工作人员的任命几乎没花多少时间；我几乎没有思考如何使公众的注意力聚集到我最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上，而不是聚集到那些互相矛盾的传言上。这些传言至少会把公众的注意力从重大问题上引开，最坏则会使我显得忽视这些应该优先解决的问题。
白宫办公人员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大多来自我的竞选班子或阿肯色州，没有在白宫工作或是应对华盛顿政治文化的经验。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聪明过人、诚实可靠而且具有献身精神，我觉得我应该给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白宫工作的机会，为国家服务。没多久，他们就习惯了华盛顿艰难的生活，干得非常好。不过，在关键的头几个月里，我和工作人员都得边干边学，事实证明，有些教训的代价很大。
我们对消息的发布也远不像在选举时那么注重，尽管在政府中工作更难把自己每天想发布的消息都发布出去（甚至对总统来说也是如此）。正如我说的那样，所有的事情同时发生，而且争议往往比决策更能引起媒体的注意，不管决策有多么重要。有关佐薇·贝尔德的任命和军中同性恋者的争议就是如此。尽管在这两件事上我只花了很少的时间，但如果看晚间新闻的人以为我别的什么事都没干，我也可以原谅他们。假如我们在过渡时期对于这个挑战考虑得更周详，多下点工夫，我相信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尽管有这些问题，我相信我们的过渡工作还是做得相当好。美国人民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在我动身去华盛顿之前，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和《华尔街日报》做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支持我的人从5月的32％上升到了60％。希拉里的支持率更高。认为她是“美国妇女正面典型”的人增多了，达到66％。而在先前的调查中，只有39％的人这么认为。另外一次由一个跨党派组织做的民意调查也显示，有84％的人对我选举结束以后的表现表示赞同。我的同胞们再次对美国充满了乐观的态度，他们给了我成功的机会。
1月16日，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在小石城机场同前来为我们送行的朋友们·道别。这时我想起了亚伯拉罕·林肯离开火车站赶赴白宫时向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市的市民们所做的令人感动的告别演说：“朋友们——不在我的位置上，谁也无法体会此次告别时的伤感。我取得的一切成绩，都要归功于这个地方和这里的好心人……让我们信任与我同在，同时也与你们同在，并且永远无处不在的上帝，坚信一切都将美好。”我没有林肯说得好，但我尽力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我的阿肯色州同胞们。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搭上那架飞机。
我们将飞往弗吉尼亚州。我们将在托马斯·杰斐逊的家乡蒙蒂塞洛开始我们的就职活动。在飞机上，我琢磨着，我的当选具有多么重大的历史意义，面临着多么重大的挑战。这次选举象征着美国两代人的轮换。婴儿潮一代人取代了二战老兵。人们时而嘲弄我们这一代人，说我们被惯坏了，太关注自己；时而又夸奖我们，说我们有理想，愿为大众利益而献身。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分子，我们的政治立场都是由越战、民权运动以及充满抗争、暴乱和暗杀的1968年动乱所铸就的。我们也是第一代感受到妇女运动巨大威力的人。人们在白宫中将会看到这种威力。希拉里将成为有史以来在职业上最成功的第一夫人。由于她现在辞去了律师职务和在各种理事会的头衔，我的收入自结婚以来第一次成为供养全家的惟一经济来源，她也将有时间运用她过人的智慧做我工作中的全职搭档。我想，她的影响将比埃莉诺·罗斯福以来的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要大。当然了，对于那些认为第一夫人应该超然于各种论争之外的人，或是那些政治见解与我们不合的人来说，她的积极姿态也会引起争议。但这也正是世代轮换的意义。
很显然，我们象征着美国守卫者的转换，但我们能够经受住这个狂乱时代的考验吗？我们能够恢复经济、社会进步和政府的合法性吗？我们能够减少世界各地爆发的宗教、种族和民族纷争吗？用《时代》刊登“年度风云人物”那一期的话来说，我们能够带领美国人民“重新审视自己，挖掘出最深处的问题”吗？尽管我们取得了冷战的胜利，民主在世界各地兴起，但仍然有强大的力量把人们分开，并破坏国内外社群的脆弱基础。面对这些挑战，美国人民把赌注押到了我们身上。
选举结束大约三个星期后，我收到了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寄来的一封非常精彩的信。麦克纳马拉是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长，指挥了越南战争。他读了一篇关于我与我的牛津室友弗兰克·阿勒之间友谊的报道，受了感动才写信给我。阿勒为了抵制征兵于1971年自杀身亡。麦克纳马拉是这么写的：
对我来说——我相信对这个国家来说也一样——在你当选总统这天，越南战争终于结束了。美国人民终于用他们的选票，承认了这一事实：尽管阿勒和克林顿这样的人质疑政府有关越南问题的决定是否明智、是否道德，但他们和那些穿上军装报效祖国的人一样爱国。你和你的朋友们1鲕9年为我们的行为争论时肯定很痛苦。我相信，竞选期间重提这些问题撕开了旧的伤口。但是你面对攻击时的态度不卑不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念，即所有的公民都有责任质疑那些把我们的年轻人送去打仗的决定有无依据。这永远都会使这个国家更为强大。
麦克纳马拉的信以及越战老兵们寄来的其他信件让我感动。就在选举前，因为我反对那场战争的态度，以及在“这场激烈竞选中的表现”，来自俄亥俄州希尔斯伯勒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鲍勃·希金斯把他的越战服役勋章寄给了我。几个月以前，来自拉斯韦加斯的罗纳德；墨菲把他的紫心勋章给了我，采自阿肯色州马默杜克的查尔斯·汉普顿把在越战中因作战勇敢赢得的铜星勋章奇给了我。1992年，越战老兵总计给了我五枚紫心勋章、三枚越战服役勋章、一枚步兵战斗奖章和我阿肯色州同乡的铜星勋章。我把这些勋章大部分都放在了镜框里，挂在椭圆形办公室外我私人会客厅里的墙上。
飞机开始下降，我看到了弗吉尼亚州美丽的风光。我们头五任总统中的四位都诞生在这里。这时我想起了那些越战老兵和他们的勋章。我希望我们终于可以治愈20世纪60年代遗留的伤口，并祈祷我将不辜负这些老兵们做出的牺牲、他们对我的支持和他们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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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月17日是星期天。艾尔和蒂珀·戈尔夫妇、希拉里和我开始了就职这一周的工作。我们先去了趟蒙蒂塞洛，然后与年轻人就杰斐逊对美国的重要性进行了讨论。
讨论结束后，我们坐上巴士，向120英里外的华盛顿进发。那辆巴士代表了我们要把联邦政府归还给人民的承诺。另外，我们也珍惜这辆车所承载的愉快记忆，想最后坐一次。我们在卡尔佩伯的什南道尔谷镇逗留了一会儿，做了一个简短的礼拜，接着继续向华盛顿赶去。和竞选时一样，沿途既有祝福的人们，也有批评者。
我们到达首都的时候，名为“美国人的团圆：新的开端、新的希望”的就职庆祝活动已经开始了。哈里·托马森、拉姆·伊曼纽尔和梅尔·福伦奇组织了这一系列精彩的庆祝活动。他们得到了许多选举中支持我的人的帮助。这些人很多都是免费来服务的，即使有报酬，也在劳动应得范围之内。福伦奇是我在阿肯色州的朋友，在我第二任期内将担任礼宾司司长。星期天和星期一，国会大厦和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草地广场上到处都是欢庆活动，现场有美食、音乐和各种手工艺品。那天晚上，我们在华盛顿纪念碑的台阶上举行了一场名为“呼唤团圆”的音乐会，出场阵容里有不少明星，包括戴安娜·罗丝和鲍勃·迪伦，他们使现场的两万人兴奋不已，人群挤满了从主席台一直到华盛顿纪念碑的这一大块区域。我站在林肯的雕像下面，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说：“林肯为杰斐逊所提出的人类生而自由平等的梦想注入了新的生命。”音乐会结束后，戈尔夫妇和我们一家领着好几千人，手持火炬，通过纪念大桥，来到波托马克河对岸，阿灵顿国家公墓外的伯德·约翰逊夫人圆形广场。下午6点钟，我们敲响了一个复制的自由钟，“希望的钟声”响遍了全美国，甚至传到了“奋进号”航天飞机上。回到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宾馆时，我们已很劳累了，却精神振奋。睡觉前，我花了点时间检查了一下最新的就职演说稿。我对这一稿仍然不满意。与我的竞选演说相比，这一稿显得有些做作。
我知道就职演说必须很庄重，但我不希望太拖沓。不过，我很喜欢其中的一段。这一段的中心思想是，在这个寒冷的冬日，我们新的开始“迫使春天来到”美国。这句话是我的朋友、乔治敦大学前校长蒂姆·希利神父想出来的。选举结束后刚几个星期，蒂姆就因心脏病去世了。去世时他正在纽瓦克机场走着。朋友们到了他的公寓，发现打字机上有一封写给我的信的开头，建议我在就职演说时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他想出的“迫使春天来到”的说法打动了我们所有的人，因此我决定使用这个表达以示对他的纪念。
1月18日是星期一。这天是庆祝小马丁·路德·金生日的节日。早晨我在乔治敦大学的内四方院中为各国使节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我是站在北楼的台阶上向这些使节发表演说的。1797年乔治·华盛顿曾在这个地方站过，伟大的·法国将军兼独立战争英雄拉菲特1824年也曾在此发表过演说。我告诉各国大使，我的外交政策将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国内的经济安全，为应对后冷战世界的挑战而对军队进行的重组，以及对全球民主价值观的支持。前一天，布什总统下令，对伊拉克境内被怀疑生产武器的地点进行空袭。在我接见各国使节的这一天，美国战机袭击了萨达姆·侯赛因的防空阵地。我支持迫使萨达姆全面遵守联合国决议的努力，并告诉这些外交官，希望他们向他们的政府强调这一点。外交活动结束后，我向乔治敦大学的学生和包括许多我的同学在内的校友们发表了演说，劝说他们支持我的国民服务计划。
我们离开乔治敦大学，驱车前往霍华德大学，参加一个纪念金博土的仪式。然后在漂亮的福尔杰图书馆参加为50多人举办的午餐会。这50多人是艾尔、蒂珀、希拉里和我在竞选期间结识的，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把他们称做“希望的面孔”，因为他们在困境中表现出了勇气，在应对当前的挑战时也极有创新精神。我们想感谢这些人给了我们灵感，并想告诫沉浸在就职周喜悦气氛中的每一个人，许多美国人处境艰难。
“希望的面孔”包括两名前帮派分子、两名把勋章送给我的越战老兵、一位中学校长、一位得克萨斯州法官、一位亚利桑那州少年、一位印第安人医生、因外国低工资竞争而失业的一些人、与政府不愿意救助的健康问题做斗争的人、一位为筹得风险资本而四处奋斗的青年企业家、一位警察的遗孀、一位已经在华尔街工作的金融天才、一位在自己的工厂里设立了巨大废物回收装备的女士，以及其他许多人。两位前帮派分子来自洛杉矶两个互相敌对的帮派，为了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将来，在经历了打打杀杀的生活之后，他们参了军。那位中学校长的学校位于芝加哥犯罪率最高的社区，但他使自己的学校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无暴力学校。那位得克萨斯州的法官则创造了一种很有新意的办法来管理有问题的孩子。亚利桑那州的那位少年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由于他父亲需要加班，给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那位印第安人女医生来自蒙大拿州，正致力于提高自己人民的心理医疗水平。那位警察遗孀的丈夫被一名精神病患者开枪打死了，而那名精神病患者未经过身份检查就买到了一把手枪。迈克尔·莫里森也来了。他曾坐着轮椅，沿着新罕布什尔州一条寒冷的公路前来帮我工作。迪米特里奥斯·泰奥法尼斯也来了。他是来自纽约的希腊移民，曾请求我帮助他儿子获得自由。
所有这些“希望的面孔”都使我认识到1992年美国的痛苦和希望。但最让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是路易斯和克利福德·雷。他们的三个儿子都患上了血友-病，并因为输了受污染的血而感染上了艾滋病。他们还有个女儿，没有感染艾滋病。在他们居住的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镇上，人们开始恐慌了，要求把他们的儿子逐出学校。这些人担心如果这三个儿子中有人流血，并把血弄到他们孩子的身上，就会把他们的孩子也传染上。雷一家到法院起诉，要求把三个孩子留在学校里。后来，他们与当地居民庭外和解，决定搬到萨拉索塔去住。那是一个大一点的城市，那里学校的官员们欢迎他们。他们的大儿子里基明显已病得很重了，正努力维持着生命。选举过后，我到医院里看望过里基，给予他鼓励，并邀请他参加就职典礼。他期待着来，但没有成功。15日，他在与病魔的斗争中失败了，离我成为总统仅差五个星期。不管怎么说，雷一家来参加午餐会还是令我很高兴。我就职以后，他们推动了抗击艾滋病血友病的事业，并成功地说服国会通过了里基·雷血友病救济基金。但这花了八年时间，而月他们的痛苦仍然没有结束。2000年10月，离我总统任期结束还有三个月的时候，雷一家的二儿子罗伯特死于艾滋病，年仅22岁。要是抗逆转录酶病毒疗法早几年出现该多好。现在这种疗法已出现了，我花了许多时间，努力使全世界许多像里基·雷这样的人得到这种治疗。我想让他们也成为“希望的面孔”。
星期二早晨，我和希拉里做的第一件事，是到阿灵顿国家公墓为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扫墓。在小约翰·F．肯尼迪、埃塞尔·肯尼迪及她的几个孩子，还有参议员特德·肯尼迪的陪同下，我在永不褪色的火红色墓碑前跪下，简短地祈祷了几句，感谢上帝把两位肯尼迪的生命赐予美国，让他们为美国服务，并祈求上帝给予我智慧和力量，迎接前方充满风险的事业。中午，我在国会图书馆，为我的州长同行们举行了一场午餐会，感谢他们在过去的12年中教我学会了很多东西。下午我们去肯尼迪中心参加了一个以美国儿童为主题的活动，活动结束后，驱车到马里兰州兰多佛市的国会中心，出席一场庆祝音乐会，观看了芭芭拉·史翠珊、温顿·马萨利斯、k．d，朗、摇滚乐传奇人物查克·贝瑞和小理查德、迈克尔·杰克逊、阿里沙·弗兰克林、杰克·尼克尔森、比尔·科斯比、艾尔文·爱利舞蹈团，以及其他艺术家数小时的精彩演出。当弗利特伍德麦克乐队演唱我们的竞选主题歌（SU停止思考明天）时，全场观众都站了起来。
音乐会结束后，我到第一浸礼会教堂参加了一场晚间祈祷仪式。当我返回布莱尔宾馆时，已过了午夜。尽管就职演说稿有所改进，但我仍然不满意。我的讲稿撰写人迈克尔，沃德曼和戴维·库斯奈肯定焦急得直挠头皮，因为就职这一天凌晨l点到4点我们练习时·，我仍然在对讲稿进行修改。布鲁斯·林赛、保罗·贝加拉、布鲁斯·里德、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迈克尔·希恩，以及我的两位语言艺术大师朋友汤米·凯普兰和泰勒·布兰奇都陪着我，没有睡。艾尔·戈尔也是一样。布莱尔宾馆的工作人员非常棒。他们是为各国元首服务的，而那些元首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工作的。因此他们能够为我们准备好成加仑的咖啡，使我们保持清醒，还准备了一些快餐，让我们能够保持良好的情绪。等到我上床准备睡几个小时的时候，已经对演讲稿满意多了。
星期三早晨寒冷而晴朗。我先听取了早上的安全情况汇报，接着接受军事助手的教导，学习如何发射核武器。总统有五名军事助手，都是杰出的青年军官，每个兵种一名。有一名军事助手时刻不离总统左右。
尽管由于冷战已经结束，核战争不太可能发生，但对我们核武库的控制可以使我们保持清醒，让我们记住危险只需几个小时即可到来。知道总统的职责与担任总统是有差别的，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不过，我离开布莱尔宾馆的时候，虽然仍充满渴望，但这种渴望中已有了一丝谦卑。
就职前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在大都会非裔卫理公会主教派教堂举行的祈祷仪式。这次祈祷对我来说很重要。希拉里、戈尔和我一起祈祷，参加仪式的牧师、唱涛班和乐手是我亲自挑选的。希拉里和我的家人都在场。·母亲满面笑容，罗杰也听着音乐，咧嘴在笑。我和希拉里的牧师从家乡赶来，同戈尔夫妇的牧师以及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的父亲共同参加了这次仪式。斯迪法诺普洛斯的父亲是希腊东正教纽约圣三一大教堂的教长。奥托·亨茨神父发表了祈祷词。大约30年前，他曾叫我考虑考虑，是否愿意成为一名耶稣会教土。从小石城赶来的吉恩·列维拉比和华莱土·D．穆罕默德阿訇也发了言。我的几位黑人牧师朋友也参加了祈祷仪式。加德纳·泰勒做了主旨发言。无论在哪个种族或教派中，他都算得上最能干的传教士。我在五旬节时认识的朋友从阿肯色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赶来，和菲尔·德雷斯科一道唱了赞美诗。德雷斯科来自田纳西州，是戈尔的朋友，是位不错的歌手和小号手。卡罗琳·斯特利唱了《不要害怕》。那是我最喜欢的圣歌之一，在那天也是给我们大家很好的一课。我好几次热渭盈眶，离开教堂时感到精神振奋，为后面的几个小时做好f准备。
我们回到布莱尔宾馆，最后再看一遍演讲稿。早上4点钟练习结束后，讲稿已大有改观。10点钟，我、希拉里和切尔西穿过街道，来到白宫。布什总统和夫人在白宫的前台阶上迎接我们，把我们带到里面和戈尔一家以及奎尔一家一起喝咖啡。罗恩和阿尔玛，布朗当时也在场。我想让罗恩和我共享由于他辛苦工作才到来的这一时刻。布什总统和夫人非常得体地应对当时令人痛苦的情景和悲伤的离别——很显然他们与一些工作人员的关系很好，他们将想念这些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也将想念他们。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到了大约10：45，我们都坐进了豪华汽车。根据传统，我和布什总统共乘一辆车。同车的还有福利议长和温德尔·福特。温德尔来自肯塔基州，说话严肃，是国会就职仪式联合委员会的两个主席之一。他曾努力帮助我和戈尔在他老家肯塔基州赢得了勉强的胜利。
幸运的是，由于国会大厦正在修整，最近的三次就职仪式都是在西侧楼举行的。以前，就职仪式在东侧楼举行，正对着最高法院和国会图书馆。这样，赶来观看的人们就无法从自己所站的地方观看就职仪式。那天，国会大厦前的空地上挤满了人，从国会大厦开始，顺着草地广场，一直到宪法大道和宾夕法尼亚大道，全都是人。据国家公园管理局估计，当时有28万到30万人。不管具体数字是多少，人确实很多，有老的也有少的，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也各不相同，从事的行业也五花八门。很多使这一天得以来到的人们来这里分享这一刻，我感到非常高兴。
很多“比尔之友”也来了。他们的到来表明，我的朋友们帮了我很大的忙。这些朋友包括玛莎·司科特、玛莎·韦特斯通、希拉·布朗夫曼、戴夫·马特、鲍勃·雷默、汤姆·施奈德。玛莎·司科特和玛莎·韦特斯通是我们在阿肯色州的老朋友，他俩组织了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竞选活动；希拉·布朗夫曼是“网肯色旅行者”协会的领导，我任州检察长时，住在我们家那条街的街角；戴夫·马特是我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竞选组织者，在乔治敦大学时，他曾接替我担任班长；鲍勃·雷默和汤姆·施奈德是我最重要的两名筹款人。这两个朋友，一个是我上法学院时认识的，一个是我参加“复兴周末”时认识的。
就职仪式于11：30开始。所有的主要领导人都按照礼宾顺序，在国会护卫队的陪同下来到主席台上。布什总统走在我的前面，海军陆战队的乐队在约翰·布尔什瓦上校的指挥下，为我们两人奏起了《向总统致敬》的曲子。我注视着前面大片的人群。
接着，戈尔在最高法院法官拜伦·怀特的引导下，宣誓就职。戈尔原定由最高法院退休法官瑟古德·马歇尔引导就职，但那天马歇尔病了。马歇尔是一位伟大的民权律师，由约翰逊总统任命为最高法院第一位黑人法官。要是有一位退休法官在场，仪式就会显得不同寻常了。不过，好在马歇尔的儿子，小瑟古德·马歇尔是戈尔的工作人员。马歇尔的另一个儿子约翰是弗吉尼亚州的州警，我们从蒙蒂塞洛赶赴华盛顿时就是他引导我们车队的。马歇尔在就职典礼结束四天后去世了。人们哀悼他，怀念他。一想到在他着手去改变美国之前，美国是什么样子，大量的美国人就对他深深感激。
戈尔宣誓完后，伟大的女中音歌唱家玛丽莲·霍恩唱了几首经典的美国歌曲。几年前，霍恩在小石城演出时，我碰到过她。接下来就该我宣誓了。希拉里站在我的左边，拿着我们的家庭《圣经》。切尔西站在我的右边。我左手按着《圣经》，举起右手，跟着首席法官伦奎斯特宣读就职誓词，庄严宣誓，我将“忠实地履行”总统的职责，并“尽我所能，保护并捍卫美国宪法，上帝保佑我”。我与首席法官及布什总统握丁握手，接着拥抱了一下希拉里和切尔西，告诉她们，我爱她们。然后参议员温德尔·福特请我“作为美国总统”走上演讲台。我一开始就将当时那个时刻放到了美国历史的长河中：今天我们为美国复兴的奇迹而欢庆。今天的仪式是在隆冬季节举行的。但是，通过我们说的话，还有我们向世界展示的面貌，我们正在迫使春天来到。这是在世界上资格最老的民主国家得以再生的春天。这个春天将为我们复兴美国带来远见和勇气。当我们的开国元勋们向世人宣告美国独立时，当他们向上帝表明自己的目的时，他们知道，要持续存在下去，美国必须变革……每一代美国人都必须明确，作为一名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我向布什总统敬了个礼之后，描述了当前的形势：今天，在冷战阴影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担负起了新的责任，他们生活在一个沐浴着自由温暖的世界里，但这个世界仍然面临着古老仇恨和新生灾害的威胁。在我们成长的年代，美国的繁荣无可比拟。我们继承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但这一经济已受到了削弱……强大而影响深远的力量正动摇并重塑着我们的这个世界，因此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改变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我们的敌人？美国所有的缺点都可以用美国的优点来加以纠正。
不过，我还是警告道：“要做到这一点不会容易，我们必须做出牺牲……我们必须像家庭供养孩子那样供养我们的国家。”我请求我的同胞们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想一想，请求他们为“即将到来的这个世界想一想——为了这个世界我们坚持自己的理想，这个世界给丁我们这个星球，我们对这个世界负有神圣的责任。我们必须尽全力：为所有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并要求所有的人都承担起责任”。
我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国内与国外已没有明显的界限。世界经济、世界环境、世界艾滋病危机、世界军备竞赛——都对我们产生着影响”…’美国必须继续领导我们做出了很大贡献才形成的这个世界。
在演讲结尾，我向美国人民提出一个挑战，告诫他们，通过他们的选票，他们迫使春天来到。但光靠政府还无法产生他们想要的国家：“你们也必须在我国的复兴中发挥作用。我激励年轻一代的美国人为国服务……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从这个充满欢庆的山顶上，我们听到了从山谷中传来的为国服务的号召。我们听到了前进的号角。现在，我们已各就各位。有了上帝帮助，我们必须回应这个号角。”
尽管有几位评论者对我的演说提出了批评，说其中既没有强有力的词句，也没有让人感兴趣的具体内容，但我自己对演说却感觉很好。演说中有些地方雄辩有力，思想清晰，表明我们在削减赤字的同时，将增加对将来非常重要的投资。演说还激励美国人民给予需要帮助的人以更多的帮助，愈合我们国家的裂痕。我的演说非常简短，是历史上第三短的就职演说，排在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和华盛顿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之后。林肯的那篇演说，是所有就职演说中最好的；华盛顿的那篇演说还不到两分钟。实际上，他只是说，谢谢，我又回来工作了。如果我干得不好，批评我。相反，威廉·亨利·哈里森1841年发表的演说是历史上最长的。那天很冷，他没穿大衣，讲了超过一个小时，结果患上了严重的肺炎，43天后因此而去世。我的演说很简短，至少显得很有同情心，也没有任何怪异之处，人民了解我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以及我打算怎么做。
到此时为止，那天最优美的语言是由玛雅·安杰罗说出来的。玛雅声音低沉但非常有力，我请她为我的就职仪式写了一首诗，她也成了自罗伯特·弗罗斯特1961年在肯尼迪总统的就职仪式上发表演说以来，第一位在总统就职仪式上朗诵诗歌的人。我关注她的诗歌创作，是在读了她的回忆录《我知道关在笼子里的鸟为何歌唱》以后。她早年因饱受创伤而沉默寡语，生活在阿肯色州的斯坦普斯市。她在回忆录里描述了那段生活。
玛雅的诗《早晨的脉搏》使所有的人凝神不动。诗里描述了一些极富感染力的意象：供人们站立的石头，可供休息的小河，在所有文化和所有构成绚丽多姿的美国的民族中都扎了根的树木。诗歌以邻家邀请的形式发出了充满激情的恳求：
抬起你的脸，你急切需要这
为你露出晨曦的早晨。
历史，尽管充满了揪心的疼痛，
却无法逃避，如果能勇敢地
面对，就无需从头再来。
抬起你的双眼，看一看
这为你而到来的一天。
再次燃起
内心的梦想
感受着新一天的脉动，
你也许可以有风度地抬起头，
注视你姐妹的眼睛，
凝视你兄弟的面庞和你的国家，
简单地说一句，
非常简单
而又满怀希望，
早上好。
葛培理为我们举行了简短的祈福仪式后，我们美好的上午就结束了。我和希拉里离开主席台，陪着布什夫妇走下国会大厦的后台阶。总统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正在那里等着，准备送他们去回家路上的第一站。我和希拉里返回国会大厦，与国会议员会共进午餐。然后我们乘车，经过宾夕法尼亚大道，向白宫前面的观礼台驶去，准备进行就职阅兵式。我们领着切尔西下了车，沿路步行了几个街区，这样我们可以向远处挤在一起的人群挥手致意。阅兵式结束后，我们第一次走进我们的新家。现在只剩两个小时来接见工作人员，休息一下，并为晚上的活动做好准备。不可思议的是，在就职仪式和阅兵式期间，搬家人员已经把我们所有的物品都搬进来了。
7点，我们晚间的马拉松活动开始了。先是吃晚饭，晚饭后逐个参加11场就职舞会。我弟弟在MTV青年舞会上为我唱歌，在另外一场舞会上，我和克拉伦斯·克莱蒙斯一起演奏了一曲次中音萨克斯二重奏（夜色火车）。不过，在大多数舞会上，我和希拉里都是先说几句感谢的话，然后跟着我们最喜欢的一首歌《只能是你》的节奏，跳上几节舞，炫耀一下她漂亮的紫色礼服。与此同时，切尔西和她那些从阿肯色州来的朋友们在青年舞会上跳舞。戈尔夫妇有他们自己的安排。在田纳西州舞会上，保罗·西蒙演唱了他十分流行的歌曲（你可以叫我艾尔》，让大家一饱耳福。在阿肯色州舞会上，我把母亲介绍给芭芭拉·史翠珊，并告诉她们，我相信她俩会合得来。她俩可不仅仅是合得来，而是很快就成了朋友。芭芭拉每周都给我母亲打电话直到她去世。我现在还保留着一张我就职那天晚上她俩手挽手散步的照片。
我们赶回白宫时，已过了凌晨2点。我们第二天必须起床参加一个公众招待会。不过我太兴奋了，没有直接上床睡觉。白宫里面全是人：希拉里的父母、我母亲和迪克、我们的兄弟姐妹、从阿肯色州赶来的切尔西的朋友，以及我们的朋友吉姆和黛安娜·布莱尔夫妇及哈里·和琳达·托马森夫妇。这些人中，只有我们的父母退休了。我想四处看看。我们曾来过二楼的生活区。但这次就不同了。我们渐渐意识到，我们要住在那里，把那里当做家。大部分房间的天花板都很高，家具漂亮而舒适。总统卧室和起居室都朝南，卧室外的一个小房间将成为切尔西的起居室。走廊对面，在正式的餐厅和小厨房后面，切尔西有一间卧室和书房。走廊的另一头是主要的客房。其中一间曾经是林肯的办公室，里面存有林肯手写的葛底斯堡演说稿。
紧挨着林肯卧室是条约厅。之所以起这么个名字，是因为1898年结束美西战争的条约就是那个房间里签订的。好几年来，这个房间一直被用做总统的私人办公室，通常装有好几台电视，这样总统这位首席行政官就可以同时观看好几个频道的新闻节目了。我相信布什总统在那里放了四台电视。不过我决定把这个房间变得安静一些，这样我可以在里面读书，思考问题，听听音乐，召开小型会议。白宫的木匠为我做了一排从地上一直到达天花板的书架，工作人员把签订美西停战条约的桌子也抬了出来。1869年，尤利塞斯·格兰特用这张桌子召开内阁会议，桌子大小正好可以围坐总统和七位部长。1898年以后，这张桌子被用来签署所有的条约，包括肯尼迪总统在位时签订的临时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卡特总统签订的《戴维营协议》。年底之前，我就将使用这张桌子。
我在这个房间里摆放了一件18世纪晚期的奇彭代尔式沙发和一张玛丽，托德，林肯购买的老桌子。那张沙发是白宫里收藏的最古老的家具；桌子我用来放纪念1898年条约的银杯。我把书和CD都搬了进来，在墙上挂了一些自己收藏的老照片，包括一张林肯在1860年照的照片，以及优素福·卡什为丘吉尔照的那张有名的照片。这么摆设之后，房间有了一种舒适宁静的氛围。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将在这里度过许多时光。
我任总统第一天做的第一件事，是领着母亲来到玫瑰园，告诉她大约30年前，我是站在什么地方和肯尼迪总统握手的。接着，我们做了一件背离常规的事情：向公众开放白宫，为2000名通过明信片抽奖挑选出未的人发放了门票。戈尔夫妇、希拉里和我排着队，和持票者握手，然后又和在寒雨中等了多时的，人们握手。这些人一直在等着穿过下面的南入口，进入外交接待室向我问候。有一名意志坚定的小伙子没有拿到票，但还是带着睡袋搭便车连夜来到了白宫。接待进行六个小时后，必须停止了。因此我走出白宫，向聚集在南草坪上的人们发表谈话。那天晚上，我和希拉里又排队站了几个小时，迎接从阿肯色州来的朋友，以及乔治敦大学、韦尔斯利学院和耶鲁大学的同学。
就职仪式结束几个月后，有一本书出版了，里面全是漂亮的图片，捕捉到了就职那一周的兴奋场面和重要意义。丽蓓卡，布福姆·泰勒撰写了说明文字。在书的后记中，她写道：
政治价值观的转变需要时间。即使转变成功，也必须等到数月之后，甚至数年之后，等到镜头伸长又缩回，直到远景和中景与今天所能见到的景象融合，才能清晰地看出新旧价值观的分别。
这些话极富洞察力，而且也许是正确的。不过我不可能等到数年、数月甚至几天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竞选和就职仪式是否带来了政治价值观上的转变，是否加深了美国社会的根基，拓宽了美国社会的范围。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工作再一次由诗歌变成了散文，而且并非所有的散文都是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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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年中，我在立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外交政策方面有失败也有成功。这一年中发生了一些我未预见到的事情，遇到了个人的悲剧，无意中犯了一些错误，笨拙地冒犯了华盛顿的文化。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再加上少数工作人员一时冲动胡乱散布消息，使得媒体对我的报道很不友好，情况和我在纽约初选时的经历很相似。
1月22日，我们宣布已不再考虑佐薇·贝尔德出任司法部长。我不得不说，我们在得知她雇用非法移民，审查阶段也没有为这些移民缴纳社会保险税盾，未能恰当地评估这件事。应该对这种局面负责的是我，而不是她。不管怎么说，佐薇没有误导我们。当她雇用那几个用人时，她正好找了份新工作，她丈夫也在放暑假。很显然，他俩都以为对方把缴税问题处理好了。我信任她。她提出不再出任司法部长后，我曾做了三个星期的工作，确保对她的任命。后来，我任命佐薇到海外情报顾问委员会。在这岗位上，她为克罗海军上将及其工作人．员取得的成绩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同一天，媒体也被我们惹恼了，原因是我们取消了他们的特权，不允许他们从位于西翼和官邸之间的新闻发布室，走到紧挨着内阁厅的新闻秘书办公室。多年来，他们一直享有这一特权。在两个房间之间的闲逛使他们可以在走廊里逗留，只要有人经过，就可以上去问问题。很明显，布什政府里的一些高层向他们新来的同行提起过，说这样的安排会降低效率，增加泄密的机会，因此才有了取消这一特权的决定。我不记得有人曾就此事征求过我的意见，不过也许征求过。媒体吵翻了天，我们却坚持这一决定，心想他们会放过这件事。毫无疑问，这项政策使得工作人员可以更自由地走动，谈话也更自由。但引起了这么大的敌意，很难说是值得的。自此以后，在头几个月里，白宫到处出现泄密事件，比屋顶有洞、墙上开缝的危房漏得还要厉害。很难说把媒体限定在一定的区域内有什么好处。
那天还是“罗诉韦德案”的纪念日。下午我发布行政令，终止了里根和布什政府对胎盘组织研究的禁令，废除了所谓的墨西哥城规则。这一规则禁止联邦政府向与堕胎有任何牵连的国际计划生育机构提供援助。我还推翻了布、什颁布的“限制言论规则”，即任何接受联邦补助的计划生育诊所都不得提供堕胎方面的建议。我在竞选期间曾许诺要采取这样的行动，而且我相信应该采取这些行动。有关胎盘组织的研究对于找出更好的治疗帕金森氏症、糖尿病和其他疾病的方法非常重要。墨西哥城规则引起人们争论，原因在于人们得不到有关计划生育的其他信息，这一规则实际上使堕胎增多了。而“限制言论规则”则利用联邦政府的资金阻止计划生育诊所向怀孕的妇女提供堕胎信息。这些妇女常常惊恐万分，年轻而且孤独，而最高法院已宣布，选择堕胎是宪法赋予人们的权利。不过，联邦政府的资金仍然不得用于资助堕胎，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如此。
1月25日是切尔西在新学校度过的第一天。这天我宣布，希拉里将带领一个特别小组，负责起草一个综合性的医疗保健计划。她将和伊拉·马加齐纳、卡罗尔·拉斯科及朱迪·费德一道工作。伊拉将担任工作组组长，卡罗尔是国内政策顾问，朱迪则是我们过渡时期医疗保健组的组长。伊拉同意参加医疗保健方面的工作让我感到很高兴。1969年他作为罗兹学者去牛津大学，比我晚一年。自那时起，我们一直是朋友。他现在已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在我的竞选经济小组中工作过。他相信，为所有人提供医疗服务，在道德和经济上都是必须的。我相信他将会为希拉里提供所需的支持，以完成我们面临的艰难任务。
领导医疗保健方面的改革，对第一夫人来说是没有先例的。同样，我决定把白宫西翼的办公室分配给希拉里和她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在那里制定政策，也是没有先例的。他们的办公室正好对着白宫用来举行社交活动的东翼。两项决定都引起了争议。就第一夫人的角色来说，华盛顿似乎比阿肯色州要保守一些。我决定让希拉里领导医疗保健改革，因为她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也非常了解这个问题。她有时间把这项工作做好。而且我想她会当一名诚实的中间人，协调好医疗保健行业、政府部门和消费者团体之间互相矛盾的利益关系。我知道整个医疗保健计划风险很大。哈里·杜鲁门曾试图提供全民医疗服务，结果几乎断送了总统的位子。尼克松和卡特甚至从未能够使自己的议案通过国会中相关委员会的审查。林登·约翰逊任总统时期，国会中民主党的优势是数十年中最大的，但他也只是为老年人提供了保健医疗，为穷人提供了医疗补助，却试都没试为那些享受不到医疗保健的人提供保险。不管怎样，我想我们应该努力提供全民医疗保障。其他所有的富裕国家出于健康和经济原因，早就实行这一政策了。我国几乎有4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而我们却把国内生产总值的14％都花在了医疗保健上，这一比率第二位的国家加拿大高出4％。
25日晚上，应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紧急请求，我接见了他们，讨论军中同性恋的问题。那天早些时候，《纽约时报》报道说，由于军方强烈反对改变政策，我将推迟六个月才发布取消禁令的正式法规，在此期间将考虑高级军官的意见及现实的问题。这么做是合理的。哈里·杜鲁门命令军队实行种族融合时，给国防部留了更长的时间来考虑如何执行这一政策，以确保该政策符合维持一支战备能力强、士气高、具有凝聚力的战斗部队这一最高目标。与此同时，国防部长阿斯平命令军队不再询问新兵的性取向，不再开除那些未被发现有同性恋行为的男女军人。当时，隐瞒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违反了《军事审判统一法典》。
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要求早一点接见他们，这带来了一个问题。我非常想听他们把话说完，但我不想再把这件事弄得沸沸扬扬，倒不是因为我想隐瞒自己的立场，而是因为我不想让公众以为，我对同性恋问题的关心超过了经济问题。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正想让美国人民有这种想法。多尔参议员已经说，要通过一项决议，废除我取消禁令的权力；他显然想使这个问题困扰我上任的最初几个星期。
在会上，参谋长们承认，在180万人的军队中，有成千上万的男女同性恋者表现优异。但他们坚持认为，用鲍威尔将军的话说，允许同性恋者公开在部队中服役，“对良好的秩序和纪律是不公平的”。其他参谋长都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意见。我指出一个事实：过去10年中，为了把1．7万名同性恋者开除出军队，军方花了5亿美元，尽管政府的报告表明，没有理由相信这些同性恋者不能高效地为军队服务。但参谋长们回答说，为了保持部队的凝聚力和士气，这笔钱花得值。
海军参谋长弗兰克·凯尔索上将说，由于船上的生活空间狭小而封闭，海军面临的现实问题最多。陆军参谋长戈登·沙利文将军和空军参谋长麦瑞尔·麦克匹克将军也反对我的意见。不过，最坚决的反对者还是海军陆战队司令卡尔·芒迪将军。他相信同性恋是不道德的。假如允许同性恋者公开服役，那么军队就等于容忍不道德的行为，将再也无法吸引最优秀的美国青年。我不同意芒迪的观点，不过我喜欢他。实际上，我喜欢并尊敬他们所有人。他们诚实地把自己的观点告诉了我，但同时表明，如果我让他们采取行动，他们将尽力而为，不过如果要他们到国会作证，他们仍将坦承自己的观点。
几天后·，我又一次连夜开会，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们讨论这一问题。出席会议的有萨姆·纳恩、詹姆斯·艾克森、卡尔·列文、罗伯特·伯德、爱德华·肯尼迪、鲍勃·格雷厄姆、杰夫，宾格曼、约翰·格伦、理查德·谢尔比、乔·利伯曼和恰克·罗伯这几位参议员。纳恩反对我的立场，但同意推迟六个月取消禁令。因为他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我的意见，所以我的有些工作人员对他很恼火。不过，我倒不生气。毕竟，他自己是个保守派人士，作为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尊重军队的文化，并把保护这种文化视作自己的职责。反对我的人还不止他一个。查理·莫斯科斯也反对我的立场。他说禁止同性恋者参军“保护了”朝夕相处的战土们应有的“隐私”。莫斯科斯是西北大学的社会学家，曾与我和纳恩一道起草了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国民服务计划。他说在朝鲜战争期间，他认识一位同性恋军官。他还说，我们应坚持实行军队中大部分人都希望实行的政策，因为我们对军队的主要要求是他们能够打仗而且愿意打仗。在我看来，他的这种看法和纳恩的看法一样有问题，因为完全可以把他们的看法当作强有力的证据，来批驳杜鲁门军队关于种族融合的命令，以及当前在军队中把更多的职位向妇女开放的努力。
伯德参议员的立场更加坚定。他重复了我从芒迪将军那儿听到的观点。他坚信同性恋是一种罪过。他说，他绝不会让自己宠爱的孙子加入接受同性恋者的军队，并宣称，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就在于接受了罗马军团中自恺撒以来普遍存在的同性恋行为。与伯德和纳恩相反，恰克·罗伯虽然在很多问题上都是个保守派，但他作为越战中激烈战斗的幸存者，根据自己战时与那些勇敢的同性恋军人的接触，却支持我的立场。在国会中，他并不是惟一持这种想法的越战老兵。
这种文化观上的差异只是部分地而非完全地体现了党派或是世代差别。有些年轻的民主党人反对取消禁令，有些年长的共和党人，包括劳伦斯·考伯和巴里·戈德华特，却赞成取消禁令。考伯在里根政府中担任助理国防部长时曾执行过禁止同性恋参军的禁令，但现在却说，这一禁令对于保持我军的素质和力量并无必要。戈德华特是军事委员会的前主席，是一名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老牌保守分子。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说允许同性恋者参军并不是号召给予他们文化上的特许权，而是要确认美国的价值观，即给负责任的公民一个机会，并限制政府对人们私生活的干涉。他以一贯直言不讳的风格指出，他不在乎某个士兵是不是恋得正，他关心的是这个士兵能否把枪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