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为黑人争取随意而无情地杀害其他黑人的权利……
我们可以从外部带来变化，那是总统、国会、州长、市长和社会公益服务组织的事情。但也有一些变化我们可以从内部产生，否则其他的就都不重要了……有时，外部提供不了任何答案；有时，所有的答案都必须来自内部的价值观、激情和与从内心我们对话的声音。
在没有家庭，没有秩序，没有希望的地方……谁来帮我们组织起来，制定纪律，去爱这些孩子？这些事你们必须自己做。我们则必须帮助你们。
因此，今天在这个讲坛上，我要求你们发自内心地说：我们将尊重马丁·路德·金的生命和工作……无论怎样，依靠上帝的恩赐，我们将扭转局势。我们将给这些孩子一个美好的明天。我们将拿走他们的枪，给他们书。我们将带走他们的绝望，给他们希望。我们将重建家庭和社区。我们不会让这里进行的工作只惠及少数人。我们将一起工作，依靠上帝的恩赐。在孟菲斯的演讲是对公共哲学的赞歌，这种哲学深植于我个人的宗教价值观之中。破裂的东西太多了，我正努力将其弥合起来。
11月19日和20日，我回去致力于把事情弥合起来，飞到西雅图，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一届领导人会议。1993年以前，该组织只是一个财政部长们讨论经济问题的论坛。我建议领导人们应该每年开一次会，就我们的共同利益进行讨论。这次第一届领导人会议是在西雅图附近的布莱克岛上举行的。我想利用这次会议实现三个目标：建立包括美洲各国和亚太国家在内的自由贸易区；就政治及安全问题进行非正式磋商；建立在21世纪越来越重要的合作习惯。亚太国家的产值占世界一半，但也向世界提出了一些最棘手的政治与安全问题。过去，美国从未像对待欧洲那样，全面地对待这一地区。我想我们现在该这么做了。
我与日本新首相细川护熙谈得很高兴。细川是一位改革派，打破了自民党对权力的垄断，继续保持日本在经济上的开放。我也高兴有机会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非正式的气氛中进行详细的会谈。我们在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和经济政策上仍然有分歧，但我们都对建立一种不孤立中国、把中国融人国际社会的双边关系感兴趣。我担心朝鲜会很快爆发危机，江泽民和细川有同感。朝鲜似乎决心成为核国家，但我决心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他们的帮助。
在华盛顿，我和希拉里为韩国总统金泳三举行国宴。这还是我们第一次举办国宴。我总是喜欢正式的国事访问。这样的访问是白宫里最讲究仪式的活动。开始时是正式的欢迎仪式。来宾的汽车驶进来时，我和希拉里会站在白宫的南门廊上迎接。与他们互致问候后，我们步行到南草坪，来到一个小规模的迎宾队列前。我和来访的贵宾会站在台子上，对面是来自各军种的男女军人，他们排成的队形令人印象深刻。军乐队演奏我们两国的国歌，然后我将陪同来宾检阅部队。我们最后走回台子上，发表简短的讲话，途中经常向由学生、来访国家在美国的公民和以来访国家为祖先国的美国公民组成的人群挥手致意。
国宴开始前，我和希拉里会在白宫官邸层的黄色椭圆厅为来访的代表团举行小型的欢迎仪式，戈尔夫妇、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其他几个人也参加与外宾的会谈。欢迎仪式结束后，由各军种各出一人组成的荣誉卫队将护送我们走下楼梯，来到正在等待客人的迎宾队列前，楼梯两旁挂着我所有前任的画像。宴会通常在国宴大厅举行，人多时，在东厅或外边的帐篷底下举行。宴会上，海军陆战队军乐队或空军军乐队为我们伴奏。每当乐队进入房间时，我总是非常兴奋。宴会结束后，我们欣赏音乐，经常是经过挑选的音乐，以适应客人的口味。比如，瓦茨拉夫·哈韦尔喜欢听露·里德的歌曲。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中，里德高难度的音乐激发了哈韦尔支持者的热情。我利用一切机会，把不同类型的音乐家邀请到白宫。几年里，我邀请了球风火合唱团、马友友、普拉西多·多明戈、洁西·诺曼和其他许多古典音乐、爵士乐、布鲁斯、百老汇歌剧和教会音乐的乐手，以及好几个领域的舞蹈家。我们欣赏音乐的地方比举办宴会的地方大，可以多邀请几名客人。过后，想留下来的人可以到白宫的休息厅去跳舞。贵宾们通常比较劳累，很快就离开白宫去布莱尔宾馆了。我和希拉里则留下来跳一两支舞，然后上楼去。狂欢者还要跳一两个小时才会离去。
11月下旬，我参与了一年一度的赦免感恩节火鸡的仪式。这一仪式自柯立芝总统时期就已开始。然后，我带着希拉里和切尔西来到戴维营，度过一个感恩节长周末。我有许多值得感恩的。我的支持率又上升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五天的罢工已经结束。这次罢工有可能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但在布鲁斯·林赛积极而有技巧的干预下，很快结束了。同胞们又可以乘飞机回家度假，我感到很高兴。
在戴维营过感恩节已成为我们家人和几位朋友每年的传统。我们总是在月桂楼吃感恩节晚餐。那是戴维营最大的木屋，有一个大餐厅，很大很开阔，有壁炉和电视，还有一个私人房间供我使用。我们穿过餐厅，向维持戴维营运转的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人员和他们的家人问好。晚上我们看电影打保龄球。整个周末，不管有多冷，也不管雨下多大，希拉里的两个弟弟、罗杰和我总要与有勇气和我们一起去的人打一场高尔夫球。令人惊奇的是，迪克·凯利每年都和我们一起去，尽管1993年他差不多已经80岁了。
每年在戴维营过感恩节我都很喜欢，但第一次在那里过的感恩节很特别，因为那是母亲最后一次过感恩节了’。到11月下旬，她的癌症已经扩散，感染了血液。她必须每天接受输血才能维持生命。我不知道她还能撑多久，但输血使她显出虚假的健康气色，她自己也决心充分过好每一天。她喜欢看电视转播的橄榄球赛，喜欢吃戴维营的饭菜，也喜欢到戴维营的酒吧里，和年轻的男女军人们聊天。她最不想讨论的是死亡。她活得太高兴了，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
12月4日，我又去了加利福尼亚，就该州持续的困难召开了一次经济峰会，在创意艺术家经纪公司的总部向一大群娱乐界的人士发表演说，请求他们和我一道努力，减少媒体上针对年轻人的大量暴力内容，并减少娱乐文化对家庭和工作的攻击。接下来一周里，我兑现了在预算战期间做出的两项承诺：我去了玛乔丽·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所在的那个区，参加权利大会；成立了一个以鲍勃·克里和密苏里州约翰·丹福斯参议员为主席的委员会，研究社会保险和其他补贴。
12月15日，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和爱尔兰总理艾伯特·雷诺兹签署了联合宣言，为和平解决北爱尔兰问题提出了一个框架，我为之欢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圣诞礼物，我希望这个礼物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为解决这个我在牛津读书时开始感兴趣的问题发挥作用。同一天，我任命麦戈文竞选时期的老朋友约翰·霍勒姆为武器控制与裁军局的局长，并利用那次机会强调了我的反扩散计划：批准控制化学武器的公约、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永久性地延长19U年期满的《核不扩散条约》，为纳恩一卢格计划全额拨款，确保俄罗斯核武器和核材料的安全并将其销毁。
12月20日，我签署了一项对我和希拉里来说特别重要的法案。《全国儿童保护法》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数据库，任何儿童看护机构都可以利用这个数据库来检查工作申请者的背景。该法案是作家安德鲁·瓦霍斯为了应对儿童在儿童看护中心受到野蛮虐待的报道而设计出来的。大部分父母都在工作，因此必须把学龄前的孩子交给看护中心照顾。他们有权利知道他们的孩子是安全的，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圣诞节期间，我和希拉里有机会两次观看切尔西的演出：和华盛顿芭蕾舞团一起在《胡桃夹子》中演出，在方德里联合卫理公会教堂的圣诞幽默短剧中演出。切尔西每天放学后都到华盛顿芭蕾舞团去上课。方德里联合卫理公会教堂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教堂，位于第16大街，距离白宫不远。我们喜欢方德里教堂的牧师菲尔·沃格曼。他认为该教堂的教徒应包括不同种族、文化、收入水平和政治背景的人，还公开欢迎同性恋者。这也是我们喜欢这个教堂的原因之一。
白宫在圣诞节这一天显得很特别。每年工作人员都会在主楼层的蓝厅里摆上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和其他房间里的圣诞树一样，这棵树也根据当年的主题装饰得非常漂亮。希拉里把我们在白宫的第一个圣诞节的主题定为美国手工艺。于是全国各地的工匠们给我们送来了用玻璃、木材和金属制成的装饰品和其他作品。每年在国宴大厅里还会摆放一个用姜饼制作的白宫模型，孩子们特别喜欢看。1993年圣诞节期间，大约有15万人来到白宫观看装饰品。
我们在官邸层的黄色椭圆厅里也摆放了一棵大圣诞树，在上面挂满了我和希拉里自第一次一起过圣诞节就开始收集的装饰品。传统上，装饰品由我和切尔西来挂，从她能够挂装饰品起，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从感恩节到圣诞节期间，我们举办了许多次招待会，招待国会议员、记者、特工人员、官邸工作人员、白宫工作人员、各部部长、其他政府官员、全国各地来的支持者、家人和朋友。招待会上，我和希拉里并排站在一起，连续几个小时与来宾打招呼，合影，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合唱团和音乐团体在白宫各个房间里演出。这些人使我们能够展开工作，丰富了我们的生活，这样感谢他们虽然让我们劳累，但也让我们很高兴。
在白宫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和我们在戴维营过的感恩节一样，这次肯定是我们和母亲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我劝她和迪克来和我们一起住一个星期，她答应了。但要我先许诺及时把她送回家，以便让她做好准备，去拉斯韦加斯参加芭芭拉·史翠珊的新年音乐会。芭芭拉很早就预定要举行这场音乐会了。她真心希望母亲去，母亲也决心去。她喜欢芭芭拉，而且在她看来，拉斯韦加斯是她见过的最像天堂的地方。如果她发现死后没有赌博和有趣的娱乐生活，我不知道她会怎么做。
正当我们庆祝圣诞节时，白水事件再次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此前几个星期，（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一直在刊登谣言，说吉姆·麦克道戈尔可能被再次起诉。1990年，麦克道戈尔曾因为麦迪逊储贷银行的失败受到审判，但被无罪释放。债务重整信托公司显然在调查他是否向包括我在内的政界人士提供非法竞选捐款。竞选期间，我们曾提交过一份报告，表明我们在白水投资中赔了钱。我收到的竞选捐款也是有公开记录可查的，我和希拉里也都未向麦迪逊储贷银行借过钱。我知道，整个白水事件只是我的敌人们在努力破坏我的名誉和为公众服务的能力。
不过，我和希拉里还是决定聘请一名律师。戴维·肯德尔是我们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同学，曾代理过储贷案件，懂得如何组织合并看起来毫无关联的复杂材料。肯德尔是贵格会教徒，是个谦谦君子，但机智过人，愿意与不公平的现象做斗争。在1964年“自由之夏”期间，他在密西西比州曾因为民权活动坐过牢，井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防卫基金的死刑案做过辩护。不过，他最大的优点在于：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判断和幽默感，帮助我们度过以后的艰难岁月。
12月18日，肯德尔告诉我右翼月刊（美国观察家）准备发表戴维·布罗克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四位阿肯色州州警宜称，我当州长时，他们曾帮我找过女人。这四人中，只有两人愿意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文章的其他指责很轻易地就可以反驳掉，两名愿意接受采访的州警还有信誉问题，不过不是因为对我的指控而引起的：他们1990年曾因涉嫌利用毁坏的州政府汽车进行保险诈骗而遭到调查。戴维·布罗克后来因为这篇文章向我和希拉里道歉。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内容，可以读他勇敢的回忆录（被右翼蒙蔽）。在书中，他披露了一些富裕的右翼分子如何努力败坏我的名誉。这些人全都和纽特·金里奇及我在阿肯色州的其他对手有牵连。布罗克承认，他在这次诽谤事件中被一些人利用了。这些人对自己花钱买来的极具破坏性的新闻真实与否全然不在乎。
州警们编造的故事荒谬绝伦，却很有伤害力，对希拉里的伤害非常大，因为她以为经过竞选，这件事已经过去了。现在她才知道，这件事可能永远也不会完。一时间，我们毫无办法，只能继续工作，希望这篇文章的影响尽快平息。在炒得正热的时候，一天晚上，我们来到肯尼迪中心，欣赏亨德尔的《弥赛亚》。当我和希拉里出现在楼座的总统包厢里时，全场观众站起来鼓掌。观众友好而自发的姿态让我俩很感动。直到满眼都是感激的眼泪时，我才意识到我是多么伤心。
圣诞节期间，我们过了难忘的一周。一周后，我、希拉里和切尔西乘飞机送母亲和迪克回到阿肯色州。希拉里和切尔西与多萝西在一起，我开车送母亲和迪克回到温泉城。我们和我的几位高中同学在罗基比萨店吃了晚餐。那是母亲最喜欢的比萨店之一，就在赛马跑道的街对面。晚饭后，迪克和母亲想睡觉，于是我送他们回家，然后和几位朋友打了打保龄球。打过保龄球后，我们回到汉密尔顿湖边的小屋中打牌聊天，一直到第二天凌晨。
第二天，我和母亲喝着咖啡单独坐了一会。不料这次见面竟成永诀。她还是像往常那样心情愉快，说州警的故事这个时候发表出来，原因只有一个，即我的支持率已开始反弹，达到就职以来的最高点。母亲后来又笑了，说她知遭那两名州警不是天边最亮的两盏灯，但她的确希望“这些小伙子可以找到别钧谋生手段”。
有很短一段时间，我让她考虑一下生命中剩下的时光。她正在写回忆录，合作者是阿肯色州的一名优秀作家，叫詹姆斯·摩根。母亲已经将所有的回忆都录成了磁带，但仍然有一些章节还处在草稿阶段。我问她，如果她写不完回忆录，希望怎么办。她笑着说：“你当然会把它写完。”我说：“你有些什么指示呢厂她说我应该核对事实，把所有的错误改掉，并澄清任何不清楚的问题。“不过我想使这本书成为用我的语言写成的我的经历。因此除非你认为我对活着的某个人太严厉了，否则就不要改动。”说了这几句后，我们继续聊政治和她的拉斯韦加斯之行。
那天下午，我和母亲吻别，开车到小石城接上希拉里和切尔西，然后飞往费耶特维尔，观看排名第一的阿肯色大学野猪队打篮球，接着和我们的朋友吉姆·布莱尔和黛安娜，布莱尔夫妇一起过“复兴周末”。过了忙碌不堪的一年，经历了太多的起伏之后，与老朋友在一起过几天，是很有好处的。我走在沙滩上，与孩子们玩触身式橄榄球，与朋友们打高尔夫球，参加一些小组讨论，在朋友的陪伴下，心情非常好。
但我的思绪一直没有离开母亲。她令我敬佩，虽然已经70岁了，做了乳房切除术，经历了化疗，每天都输血，但她仍然很漂亮。化疗使她的头发全掉了，迫使她不得不戴假发。输血伤害很大，换了大多数人，都会卧床不起的。她正．以平时活着的姿态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到处走动，对自己的好运表示感激，一点也看不出因痛苦与病痛而自怜，她期盼着生命中每一个新的一天带给她的新鲜经历。看到罗杰的生活上了正轨，我已掌握了自己的工作，她感到放心丁。她很想活到100岁，但如果她该走了，那就走吧。上帝会给她安宁。上帝可以召唤她回家，却只能在她奔跑的时候抓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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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是我一生里最艰难的年份之一。这一年我在外交和国内政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但这些成功因为医疗保健改革的失败和一场虚假丑闻的困扰而显得无足轻重。这一年以一件让我极度悲伤的私事开始，又以政治灾难结束。
1月5日晚上，母亲打电话到白宫。她刚从拉斯韦加斯回到家里。我告诉她，我往她宾馆房间里打了几天电话，都没有找到她。她笑了，说她整天都在外面，在她最喜欢的城市里玩得很开心，没有时间坐在那儿等电话铃响。她很喜欢芭芭拉·史翠珊的音乐会，特别是芭芭拉还把她介绍给观众，并把一首歌献给她，让她非常高兴。她兴致很高，好像身体也很好；她只是想打个电话告诉我，她爱我。我们通常在星期天打电话聊天，这次交谈和无数次电话聊天没什么不同。
大约凌晨2点，电话铃又响了，吵醒了我和希拉里。是迪克·凯利打来的。他哭着说：“她走了，比尔。”过了完美却令人疲惫的一周后，母亲在睡梦中死去。我知道这一天快要到了，但还没有准备好让她走。现在看来，我们的最后一次电话通话太普通了，闲聊的内容太多；我们就像可以永远相互交谈的人那样说了一会儿话。重新提起这事让我感到痛苦，因此我只是告诉迪克我爱他，感谢他让母亲最后这几年这么幸福，并告诉他我会尽快赶回家去。从我们谈话的结尾，希拉里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抱着她哭了。她对母亲做了评价，说她热爱生活。这使我意识到，要是让母亲决定我们最后一次谈话该是什么样子的话，她一定会选择最后那次电话聊天。母亲永远只谈生，不谈死。
我给弟弟打了个电话，我知道他将悲痛欲绝。他很崇敬母亲，因为母亲从未对他表示绝望。我告诉弟弟，为了母亲，他一定要挺住，继续自己的生活。然后我又给我的朋友帕蒂·豪·克里内打了个电话，请她帮助我和迪克安排母亲的葬礼。40多年来，帕蒂一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希拉里叫醒切尔西，我们把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她。她已经失去了外公，而且她与母亲的关系一直很亲密，还管母亲叫“生姜”。在她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母亲的画像。这是一幅钢笔画，出自温泉城的画家加里·西蒙斯，名为《切尔西的生姜》。看到女儿接受失去亲人的现实，试图表达启己的悲伤，并保持镇定，放得下而且撑得住，我非常感动。《切尔西的生姜》现在仍然挂在她查帕奎的房间里。
那天上午，我们发布了一个声明，宣布了母亲去世的消息。这条消息立刻成为新闻。巧合的是，鲍勃·多尔和纽特·金里奇那天早晨正在参加早间新闻节目。节目主持人们没有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而放弃，问他们对于白水事件有何看法。多尔回答一个主持人说，这件事迫切需要任命一名独立检察官。他的话让我目瞪口呆。我本以为，即使是媒体和我的对手，也会在我母亲去世这天暂停一下。值得赞扬的是，几年后多尔向我道了歉。那时，我已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权力就是华盛顿的毒品。这种毒品麻痹了人们的感知，模糊了人们的判断。多尔还不算最严重的吸毒者。他的道歉令我很感动。
同一天，艾尔·戈尔去密尔沃基就外交政策发表了一次演讲。我本来答应去演讲的，但我当时飞回了家里。迪克和母亲的房子里满是他们的朋友、家人和阿肯色州的人们为缓解共同的悲伤送来的食物。我们笑着讲述母亲的故事。第二天，希拉里和切尔西到了，母亲在其他州的一些朋友也到了，包括芭芭拉·史翠珊和拉尔夫·威尔逊。拉尔夫是布法罗比尔队的老板，母亲去世前一年，当他得知母亲是比尔队的球迷时，曾邀请母亲去观看“超级杯”赛。
没有哪个教堂可以容得下母亲的所有朋友，在她自己喜欢的地点——赛马道——举行葬礼又太冷，于是我们决定在会议中心举行。大约来了30印人，包括普赖尔参议员、塔克州长和我所有的大学室友。不过大部分参加葬礼的人都是母亲这么多年来遇到的并结为朋友的普通劳动人民。母亲所在的“生日俱乐部”里的所有女士也都来了。这个俱乐部有12名成员，每个人的生日都在不同的月。她们每月共进一次午餐，共同庆祝生日。根据母亲的要求，她去世后，其他的女士们又找了一个人补上，并把俱乐部改名为“弗吉尼亚·克林顿·凯利生日俱乐部”。
约翰·迈尔斯牧师主持了葬礼。他把母亲称为“美国的原型”。他说：“弗吉尼亚就像一只橡皮球；越把她往下压，她弹得越高。”约翰教友提醒大家，母亲遇到困难时总是毫不犹豫地做出这样的回答：“对于行路者而言，小山丘算不了什么。”
葬礼上演奏了母亲喜欢的圣歌。我们齐唱《奇异恩典》和《亲爱主，牵我手》。母亲的朋友马尔维·李·贾尔斯一度完全无法说话，后来她不仅“从上帝那儿”把声音找回来了，而且声音还比原来高了八度。她唱了《爱的恩泽》和母亲最喜欢的《主，我愿更亲近你》。我们在五旬节时认识的朋友贾尼丝·舍斯特兰德用她洪亮的嗓音唱了《圣地》。母亲在我的就职仪式上曾听过这首歌。芭芭拉，史翠珊当时坐在我后面。她戳了一下我的肩膀，吃惊地摇摇头。葬礼结束后，她问：“那个女的是谁？唱的是什么歌？棒极了厂母亲葬礼上的音乐给了芭芭拉很大的灵感，后来她自己发行了一张专辑，里面全部是圣歌和励志歌，包括为纪念母亲写的那首歌《用心生活》。
葬礼结束后，我们开车把母亲送回家，送到霍普。沿途每到一地，都有人站在路旁，表示敬意。我们把母亲安葬在她父亲商店原来所在地马路对面的公墓中，安葬在一个等待她的地方，就在她父母和我父亲的旁边。那天是1月8日，是除家人以外她最喜欢的人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的生日。
我们随后在西兹林牛排馆招待了来宾，然后驱车去机场，飞回华盛顿。我们没有时间伤心。我必须赶回去处理事情。希拉里和切尔西在华盛顿下飞机后，我立刻赶往欧洲。此次欧洲之行已经计划很久了，目的是要确立一个进程，敞开北约的大门，接纳中欧国家。我们必须确保同时不给叶利钦在俄罗斯适成太多的麻烦。我决心要尽全力在历史上第一次缔造一个统一、自由、民主、安全的欧洲。我必须确保北约的扩大不会导致欧洲在东部形成新的分裂。在布鲁塞尔，我在市政厅向一群年轻的欧洲人发表了演说，然后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比利时正在庆祝我最喜欢的比利时人、萨克斯管的发明者阿道夫·萨克斯诞辰100周年。萨克斯的故乡，迪南市市长赠给了我一枝巴黎制造的崭新的塞尔默次中音萨克斯管。
第二天，北约领导人批准了我提出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以增进我们和欧洲新兴民主国家在安全方面的合作，直到我们可以扩大北约。
1月11日，我来到布拉格，会见了瓦茨拉夫·哈韦尔。这时距我当学生时第一次去那里刚好24年差一周。哈韦尔个子不高，说话柔和，眼睛不停地眨着，极为聪明，是各地自由力量的英雄。他曾多年坐牢，坐牢期间写了一些雄辩而且有煽动性的书。被释放后，他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了一场和平的天鹅绒革命。接着，在他的监督下，捷克斯洛伐克有条不紊地被分为两个国家。现在他是捷克共和国总统，急切地希望建设成功的市场经济，并取得北约成员国的资格。哈韦尔是我们驻联合国大使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的好朋友。奥尔布赖特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很乐意利用‘切机会用母语与哈韦尔交谈。
哈韦尔带我去了一家爵士乐俱乐部。那家俱乐部曾是他天鹅绒革命支持者的温床。乐队演奏了几首曲子之后，他把我带到台上，介绍给大家，递给我一枝新的萨克斯管。这枝萨克斯管产于布拉格，是由一家在共产主义时代为整个华沙条约国的军乐队制造萨克斯管的公司制造的。他叫我吹萨克斯管，和乐队合奏。哈韦尔满怀激情地敲着小手鼓，我们演奏了《夏日时光》和《我可爱的情人》。
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我在基辅做了短暂停留，会见了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感谢他同意在下周五和我及叶利钦签署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乌克兰将承诺销毁瞄准美国的176枚洲际弹道导弹和1500枚核弹头；乌克兰是一个大国，有6000万人口，发展潜力巨大。和俄罗斯一样，这个国家正迷茫于该争取什么样的未来。克拉夫丘克在国会遇到了相当强的反对力量，他们反对他放弃核武器。我想支持他。
希拉里在莫斯科和我会合。她把切尔西也带去了，因为母亲刚去世，我们不想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全家人一起住在克里姆林宫的客房里，欣赏莫斯科隆冬时节的景色，对我们三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排遣办法。叶利钦知道我很悲伤，因为他最近也失去了他崇拜的母亲。
只要有机会，我们就去逛街，买一些俄罗斯的手工艺品，还在一家小面包店买面包。我在喀山大教堂为母亲点了一枝蜡烛。这个教堂在斯大林时期曾遭到破坏，现在已完全修复了。我还到医院拜访了俄罗斯东正教的主教。1月14日，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的圣乔治厅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然后我、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签署了核武器协议，并就经济和安全方面的计划举行了会谈。圣乔治厅很大，被漆成了白·色，里面有高高的拱形结构，立柱上用金字镌刻了200多年来俄罗斯各次战争的英雄。
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叶利钦对美国的援助计划和东京七国会议上批准的援助方案表示了赞赏。对于我们承诺以后两年每年增加10亿美元的援助，为51）00种俄罗斯产品降低关税，他表示了感谢。我极力向他承诺，我们将制定一个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特别合作协议。有了我的承诺，他有保留地表示支持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和5月30日一样，我们同意不再把各自的核导弹瞄准对方，或是别的国家。这让我感到很高兴。我们同意，在接下来的20年内，美国将从俄罗斯购买价值120亿美元的高浓缩铀，逐渐使这批铀不可能用于制造核武器。
我觉得，这些行动对美国和俄罗斯都有好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我的看法。叶利钦与新国会之间，特别是与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之间有些麻烦。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着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好战民族主义分子团体。该团体梦想恢复俄罗斯帝国时代的辉煌，认为我在试图削弱俄罗斯的力量和影响。为了反击，我重复了以前说过的那句话，即俄罗斯人民应该根据将来而不是过去来决定怎样才算伟大。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我到奥斯坦金诺电视台与年轻人进行了一场市政演说式的会谈。学生们就各种时事问题向我发问。不过他们也想知道，美国学生是否可以从俄罗斯学到东西，我第一次想当总统时有多大，我对想进入政界的俄罗斯年轻人有什么建议，以及我想让后人如何记住我等。学生们让我对俄罗斯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们聪明过人，充满理想，对民主有坚定的信念。
这次欧洲之行进展顺利，在建设一个更加安全、更加自由的世界这一点上，推进了美国的重要利益。但是在国内，人们永远也不知道这一点。在国内，政客们和媒体只想谈论白水事件。甚至在随我出访的记者中也有人问了这方面的问题。在我出发之前，（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已经和共和党一起，要求珍妮特·雷诺任命一名独立检察官。几个月来，这件事只有一个新的进展。一位名叫戴维·黑尔、1993年曾因为欺骗中小企业管理局而被起诉的共和党人说，我曾要求他给苏珊·麦克道戈尔发放一笔贷款，但苏珊是没有资格领这笔贷款的。我没有做这样的事。
无论根据已经期满的旧法律，还是根据国会正在审查的新法律，任命独立检察官的标准都是要有“可信的证据”。但是在1月5日要求为白水事件任命独立检察官的社论中，《华盛顿邮报》明确承认：“这个案子中还没有可信的指控表明总统或是克林顿夫人做错了什么事。”不过；该报说，公众利益要求任命独立检察官，因为在麦克道戈尔购买麦迪逊储贷银行（我们从未向她借过钱）之前，我和希拉里在白水地产交易（在这笔生意中我们赔了钱）中是伙伴关系。更糟糕的是，我们显然没有因为亏损领取足额的税收减免。政治人物赔了钱，没有接受贷款，也未曾享受税收减免，但有人煽动针对他的怒火，这在历史上可能还是头一次。（华盛顿邮报）说，由于司法部长是我任命的，因此公众无法佰任她，不能让她来调查我，或决定是否由别人来调查我。
独立检察官法是针对尼克松总统解雇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阿基伯德·考克斯而颁布实施的。考克斯是被尼克松政府的司法部长任命的，因此是行政邵门的雇员，可以被解雇。国会意识到，既要对总统及总统任命的主要官员被指控的错误行为进行调查，又要避免不可靠的检察官手中资源过多、权力不受限制。这就是该法律要求必须有可信证据的原因。现在，媒体却说，即使没有这样的证据，只要与总统有过交往的人被调查，总统就应该同意任命独立检察官。
在里根一布什时期，有20多个人被独立检察官证明犯有重罪。经过六年的调查，加上约翰·托尔参议员的委员会发现里根总统曾授权非法向尼加拉瓜，叛军出售武器，伊朗门事件的检察官劳伦斯·沃尔什对卡斯帕·温伯格和其他五个人提起了诉讼，但布什总统赦免了这些人。独立检察官调查总统上任前的行为，历史上只有一次，那就是针对卡特总统的调查。由于卡特总统和他兄弟比利共同拥有的花生仓库接受了一笔有争议的贷款，总统受到了调查。卡特总统请求任命的特别检察官用六个月时间完成了调查，证明卡特兄弟无罪。我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好几位民主党参议员和卡特总统加入到共和党和媒体的阵营中，要求任命独立检察官，尽管他们给不出我犯错的可信证据，哪怕是有一点关联的证据也没有。大部分民主党人对白水事件一无所知，他们只不过急于表明，他们并不反对调查民主党出身的总统，而且他们不想成为《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对立面。他们也许认为，可以信任珍妮特·雷诺会任命一个职业检察官，他将迅速处理这件事。不管怎样，用劳埃德·本特森的话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以了结这件事”。
到达莫斯科后，我与工作人员、戴维·肯德尔和仍然在华盛顿的希拉里开了一次电话会议，讨论我们该怎么做。戴维·格根、伯尼·努斯鲍姆和戴维·肯德尔反对任命独立检察官，因为没有理由任命，而且我们要是不走运的话，碰上一位不讲良心的检察官，我们所接受的调查将是破坏性的，而且没完没了。另外，调查不用进行多久，我们就破产了。我是现代历史上净资产最少的总统。努斯鲍姆是位世界级的律师，曾经在国会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中与希拉里合作过。他坚决反对特别检察官，并把这种制度称为“邪恶的制度”，因为这一制度赋予不可靠的检察官为所欲为的权力；伯尼说我应该用尽全部力量抵制特别检察官制度，并说这是我应该给总统这一职位的礼物，也是应该给我自己的礼物。他还指出，《华盛顿邮报》对司法部调查的不屑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审查我记录的是一位职业检察官。这位检察官是由布什总统任命为司法部官员的。
格根表示同意，但极力主张我把我们所有的记录转交给《华盛顿邮报》。马克·吉尔兰、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也持同样主张。格根说，《华盛顿邮报》的执行总编伦·唐尼因水门事件而出名，因此坚信我们在隐瞒什么情况。《纽约时报》好像也是这么想的。格根认为，惟一可以解除任命独立检察官压力的办法，就是把文件交出去。
所有的律师——努斯鲍姆、肯德尔和布鲁斯·林赛——都反对把文件交出去，因为即便我们同意把我们发现的所有记录都交给司法部，这些记录也是不完整的，比较分散，我们仍然在寻找完整的记录。他们说，只要有一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上来，或是有一份文件交不出来，媒体就会继续鼓噪，要求任命独立检察官。与此同时，将会有大量有关我们的负面报道，里面将全是影射和猜测。我的其他工作人员，包括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和1月才出任办公厅副主任的哈罗德·伊克斯都认为，由于民主党采取了不抵抗路线，任命特别检察官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应该顺着这一论调，要求任命特别检察官，这样我们可以重新处理人民的事情。我问希拉里有什么看法。她说，主动要求任命特别检察官将形成一个可怕的先例，会从根本上改变任命特别检察官的标准，使其不再必须有可信的证据，只要激起了媒体的愤怒就得屈服。但决定必须由我来做。我看得出，她已不愿再和我的工作人员争论。
我告诉所有参加电话会议的人，我不怕调查，因为我和希拉里没有做任何错事，也不反对公开那些记录。毕竟，自选举以来，我们已经忍受了许多有关白水事件的不负责任的报道。我的直觉是公开记录，但拒绝任命特别检察官。不过，如果大家一致认为应该主动要求任命检察官，不公开记录，我也可以接受。努斯鲍姆非常愤怒，他预言不管谁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一旦发现什么证据也没有，都会不断扩大调查范围，直到发现我认识的什么人做了什么错事。他说，如果我觉得我应该再努力一些，我们就应该把记录都交给媒体，甚至主动要求到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去作证。但斯迪法诺普洛斯却认为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主意，因为那样会弄得沸沸扬扬。他说雷诺会任命一名媒体满意的独立检察官，整件事情几个月内就会结束。努斯鲍姆不同意。他说，如果国会通过了新的独立检察官法，我也像许诺过的那样签署了这项法律，那么华盛顿上诉法院的法官们就会任命一名新的检察官，所有的调查就会重来一遍。斯迪法诺普洛斯火了，说努斯鲍姆有多疑症，那样的事情永远也不会发生。努斯鲍姆知道伦奎斯特首席法官将任命一个专家小组，而小组将由保守的共和党分子控制。看到斯迪法诺普洛斯发火，他紧张地笑了笑，说也许再任命一名检察官的几率只有50％。
又讨论一会儿之后，我提出与希拉里和肯德尔单独谈谈。我告诉他俩，我们必须遵从非法律工作人员的一致意见，主动要求任命一名检察官。毕竟，我什么也没有隐瞒，现在媒体的鼓噪正把国会和整个国家的注意力从我们更伟大的计划上转移开。第二天，白宫要求雷诺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尽管我说可以接受这种安排，却差点没有挺过来。
从事实、法律和当时的政治现实来看，这是我当总统期间所做的最糟糕的决定。根据我的总统权力和宪法我不必这么做。我这么做，或许是因为我太累，母亲去世让我太伤心。办完母亲的葬礼后，我集中精力，全神贯注，才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我们应该公布记录，抵制任命检察官，向想了解情况的民主党人广泛介绍情况，并寻求他们的支持。当然，怎么做可能都一样。但当时我不怎么担心，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我仍然相信媒体希望知道真相。
一周内，雷诺任命了前纽约州检察官罗伯特·菲斯克。菲斯克是共和党人，如果人们让他安心工作的话，他本可以及时完成调查的。当然，有人不允许菲斯克完成调查。但我也做过了头。现在来看，主动要求任命检察官，就如同感冒时吃阿司匹林，暂时可以减轻病情，但只是暂时。
从俄罗斯回国途中，我在白俄罗斯短暂停留，然后飞往日内瓦，第一次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会晤。阿萨德是个冷酷的人，但很有才能，他在中东支持恐怖主义，使得叙利亚被美国疏远。他很少离开叙利亚，偶尔离开时，大多也是到日内瓦会晤外国领导人。我和他会晤时，发现他非常聪明，可以将2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几乎全部仔细地回想起来，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阿萨德以长时间会晤而著称——他可以谈上六七个小时不休息。与他不一样，我需要喝点咖啡、茶或水，以保持清醒。所幸的是，我们的会晤只持续了几个小时，产生了两个我想得到的结果：阿萨德第一次明确表示，他愿意与以色列和谈，并建立正常关系；他还承诺，一旦达成全面的中东和平协议，叙利亚就从黎巴嫩撤军，并尊重黎巴嫩的独立。我知道，这次会谈的成功不光是个人关系的作用。阿萨德曾经从前苏联得到过大量的经济支持。这种支持现在没有了，所以他需要主动与西方和好。而要与西方和好，他必须停止对这一地区恐怖主义的支持。只要他能与以色列达成协议，并根据协议收回1967年战争中失去的戈兰高地，这么做并不难。
我回到华盛顿，又回到了那种典型的所有事情同时发生的日子。17日，洛杉矶遭受了美国历史上损失最严重的地震。房屋、医院、学校和企业都遭到了破坏，损失数十亿美元，还有很长一段州际公路也裂开了。19日，我在联邦紧急措施署署长詹姆斯·李·威特的倍同下，乘飞机到洛杉矶视察灾情。20日，在伯班克的一个飞机棚里，我率领几乎所有的内阁部长与迪克·里奥丹市长及其他州政府和地方领导人举行会谈，制定应急救援工作计划。由于我们合作良好，洛杉矶很快就恢复过来了：主要的高速公路三个月内即重修完毕；联邦紧急措施署为60多万个家庭和企业提供了经济援助；成千上万间房屋和企业在中小企业管理局的贷款帮助下得到了重建。整个救援计划以直接援助的方式花了160亿美元。我为加利福尼亚人感到悲伤。他们承受了经济衰退和国防开支紧缩的负担，遭受了严重的火灾，现在又遇到了地震。当地有一名官员和我开玩笑说，他正在等着闹蝗灾。这名官员的幽默感让我想起了特雷莎嬷嬷的名言。她说她知道上帝不会把她无法承受的重担压在她肩上，但有时她也希望上帝不要这么信任她。我回到华盛顿后参加了拉里·金的访谈节目，纪念我就任总统一周年。我告诉金，我喜欢现在的工作，即便工作不顺利也喜欢。毕竟，我担任总统不是为了寻开心，而是要改变这个国家。
几天后，阿萨德总统作为接班人培养的大儿子在车祸中丧生。我打电话表示哀悼，发现阿萨德显然伤透了心。他使我明白，生命中最悲伤的事情就是失去孩子。
那个星期，我任命副国防部部长比尔·佩里接替莱斯·阿斯平。黑鹰直升机被击落后不久，阿斯平就辞职了。我们寻找了很多人选，但最好的人选一直就在我们眼皮底下。佩里曾经是与国防有关的好几家机构的领导人，是一名数学和工程学教授，在五角大楼干得相当出色，推进了隐形技术的发展，进行了改革，并制定了现实的预算。他说话柔和，非常谦虚，但这只是外表。他其实是个非常强硬的人。事实证明，他是我任命的最出色的官员之一，也许是自乔治·马歇尔将军以来最出色的国防部长。
25日我发表了国情咨文。这是一年中总统惟一可以连续一个小时不经过滤地向美国人民发表演说的机会，我想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机会。向比我母亲早一天去世的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致敬之后，我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总结了国会在199年取得的成绩。我说我们的经济正在创造就业机会，数百万美国人以更低的利率重新筹措房屋贷款因而省了钱；只有1．2％的美国人的所得税增长了；赤字将比我们之前预期的降低40％；我们可以削减25万多名联邦工作人员，而不是我先前许诺的10万名。
演说的剩余部分描述了我1994年的计划。我先从教育开始，请求国会通过我的“目标2000”计划，以帮助公立学校达到各州州长和布什政府为我们国家确立的教育目标。我们将通过选择学校、设立特许公立学校、使所有学校接人匠联网等改革措施，来达到这一目标；通过考察我们的学生是否学到了他们需要掌握的知识这种传统办法，来衡量学校达到这一目标的进度。
我还要求国会在可以创造新工作的技术领域和军转民项目上增加投资；敦促国会通过犯罪法案和关于进攻性武器的禁令；推动三项环保法律：《安全饮用水法》，重新批准《净水法》，以及一项改革了的超级基金计划。超级基金计划是公私合作项目，旨在清理被废弃或已经变得很难看、很不稳定、对公共卫生构成危害的受污染地区。这个项目对我和艾尔·戈尔来说都很重要。我俩离任时，我们清理的超级基金计划地区是里根和布什政府总和的三倍。
我接着请求国会在1994年通过福利改革和医疗保健改革计划。有100万人正在领福利救济，因为这是他们能够为孩子取得医疗服务的惟一办法。如果人们不领救济、去做没有补助而且低工资的工作，他们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缴税支撑医疗补助制度，而这种制度只为领福利救济的家庭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每年都有将近6000万美国人在某一时期没有医疗保险。超过8000万美国人有“既存状况”。他们的病情要求他们多花钱才能买到医疗保险，而且即使他们能买到，换工作时也会失去这份保险；每四个美国人中，有三个人的保单中有“有效期限制条款”，规定将赔付他们多少医疗保健费用，这就意味着当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可能反而会失去保险。这种制度对中小企业也造成了伤害，因为它们支付的保险费比大企业和政府要高35％。为了控制开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得不参加健康维护组织，但这些组织在选择医生方面限制病人，在治疗方面限制医生，迫使专业的医疗人员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在处理文书上，用于治疗病人的时间却越来越少。所有这些问题都源于一个根本的事实：我们的医疗保健制度是个由保险公司控制的大杂烩。
我告诉国会，要改变这个制度很难。罗斯福、杜鲁门、尼克松和卡特都曾尝试过，但都失败了。杜鲁门的努力实际上葬送了他的总统职务，使他的公众支持率降到30％之下，反而帮助共和党人取得了对国会的控制权。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尽管有很多问题，但大部分美国人都有某种形式的补贴，他们喜欢自己的医生和医院，他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制度。这些情况现在仍然存在。那些从现有医疗保健制度中受益的人，正花费大笔的钱，力图使国会和人民相信，要解决医疗保健制度存在的问题，势必会毁掉该制度的优点。
我觉得我的论述是有效的，但有一点除外：演说时，在医疗保健这一部分箔束时，我拿起一枝钢笔说，我会用那枝笔否决任何不能保证所有美国人都可以享受医疗保险的法案。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的几个顾问曾经说过，如果我不表明我不会妥协，人们会以为我信心不足。这样惹恼我国会中的对手完全没有必要。政治就是妥协，而且人们期望总统取得胜利，而不是为他们摆姿态。医疗保健改革是最难爬的一座山。如果不妥协，我一个人爬不上去。不过，事实表明，我的错误无关大局，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医疗保健改革，鲍勃·多尔都将予以封杀。
短期内，国情咨文极大地提高了公众对我的计划的支持率。纽特·金里奇后来告诉我，听了我的国情咨文演说后，他告诉众议院里的共和党人，如果我能够说服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实现我的提议，我们党将长期保持多数党地位。金里奇当然不愿意出现那种情况。和鲍勃·多尔一样，在中期选举之前，他将尽量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就是否给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组织新芬党领导人格里·亚当斯签证这一问题，我们与我们的外交政策小组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美国对于爱尔兰的冲突双方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多年来，爱尔兰共和军热情的美国支持者为该组织的暴力活动提供了资金。新芬党在爱尔兰天主教徒中有大量成员。这些人虽然不支持暴力活动，但想看到对他们同教教徒的歧视早日结束，并要求给北爱尔兰更多的政治自治权，而且天主教徒要参与自治。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新教徒也有自己的支持者。这些人对我们与新芬党的任何来往都加以谴责，因为新芬党与爱尔兰共和军有联系。他们还相信，我们最坚定的盟友英国的事务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该管闲事。我的前任们，包括那些同情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合理抱怨的总统们，一直都接受后者的观点。现在《原则宣言}已经发表，我们该重新审视这种观点了。
在《原则宣言》中，英国第一次许诺，北爱尔兰的地位将由当地居民的意愿来决定，爱尔兰也放弃了历史上对北方六郡的领土要求，除非当地大多数居民投票改变其地位。温和的统一党和爱尔兰国民党都小心翼翼地支持这项协议。极端的民主统一党领导人伊安·佩斯利牧师则对协议大为恼火；格里·亚当斯和新芬党也说，他们感到失望，因为协议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实施和平进程，也没有规定新芬党怎样才能参加和平进程。尽管各方反应不明朗，但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政府显然对所有各方都施加了压力，让他们为和平而努力。
自《原则宣言》发布之日起，亚当斯在美国的盟友就要求我给他发放访问美国的签证。他们说，这会提高他的地位，并增强他参与和平进程及迫使爱尔兰共和军放弃暴力的能力。温和的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约翰·休姆一生致力于非暴力行动，他说在是否给亚当斯签证的问题上，他改变了立场。他现在认为，发放签证会推动和平进程。爱尔兰裔美国人中的许多激进分子都同意休姆的观点，包括我的朋友布鲁斯，莫里森、我国驻爱尔兰大使琼·肯尼迪·史密斯。莫里森1992年曾组织了我们与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联系。史密斯大使在国会中得到了她哥哥特德·肯尼迪参议员的支持。克里斯·多德、帕特·莫尼汉、约翰·克里几位参议员，来自纽约州的众议员彼得·金和汤姆·曼顿，以及众议院议长汤姆·福利一直积极关注爱尔兰问题。他们对发放签证表示强烈反对。
1月初，爱尔兰总理艾伯特·雷诺兹告知我们，和约翰·休姆一样，他现在也赞成给亚当斯发放签证，因为亚当斯是在为和平而努力，而且他觉得签证会带给亚当斯更多的力量，促使爱尔兰共和军放弃暴力，参与到和平进程中来。英国政府仍然强烈反对发放签证，因为爱尔兰共和军有长期从事暴力活动的历史，亚当斯也没有宣布放弃暴力，或是接受《原则宣言》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
我告诉艾伯特·雷诺兹，如果亚当斯收到美国方面发出的来美演说的正式邀请，我将考虑给他发放签证。没多久，亚当斯和北爱尔兰其他政党的领导人一道，被邀请在一个和平会议上发言。该会议由一个美国外交政策团体主办，在纽约召开。这么一来，签证问题就必须解决了，这是我的外交政策顾问们第一个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重大问题。
沃伦·克里斯托弗和国务院，包括我国驻英国大使雷伊·塞兹强烈反对发放签证。他们认为，由于亚当斯没有宣布放弃暴力，我们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会显得很软弱，并会损坏我们到处夸耀的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包括英国在波斯尼亚及其他问题上与我们的合作。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同意国务院的观点。他们的一致意见当然非常有分量。
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有三个人负责爱尔兰问题：托尼·莱克、办公室主任南希，索德伯格和欧洲事务负责人陆军少校简·霍尔。在我的支持下，他们正在对签证问题开展独立审查，并通过与副国务卿彼得·塔尔诺夫合作，尽量与国务院达成一致意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小组相信，亚当斯赞成结束暴力，使新芬党全面参与和平进程，为北爱尔兰建设民主的明天。他们的分析是有道理的。爱尔兰经济上已开始繁荣，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正进一步加强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爱尔兰人对恐怖主义的容忍度在下降。另一方面，爱尔兰共和军也不好对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非常强硬，把生活建立在对英国人和北爱尔兰统一党的仇恨之上。对这些人来说，和平共处，并且继续是英国的一部分，这种想法是不可容忍的。由于在北爱尔兰的人口中，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多10％，而根据《原则宣言》，爱尔兰和英国都承诺将按照多数裁定原则来建设北爱尔兰民主的明天，因此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北爱尔兰有可能仍然是英国的一部分。亚当斯理解这一点，不过他也知道，恐怖主义无法带来胜利。他说他想让爱尔兰共和军放弃暴力，作为回报，天主教徒将不再受到歧视和孤立。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显得很诚恳。
根据这样的分析，国家安全委员会觉得，我们应该发放签证，因为这会增强亚当斯在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军内部的地位，并可以加强美国对他的影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除非爱尔兰共和军宣布放弃暴力，新芬党也成为和平进程的一部分，否则爱尔兰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
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和平会议开幕的前几天。英国政府、亚当斯在国会中的盟友和爱尔兰裔美国人社区都使得争论愈发激烈。我认真听取了双方的观点，包括沃伦·克里斯托弗最后一分钟提出的不要发放签证的请求，以及亚当斯送来的便条。亚当斯说，爱尔兰人民正在接受和平的风险，我也应该接受一点风险。南希·索德伯格说她同意发放签证，因为她相信亚当斯是真的打算讲和，而且当前关于放弃暴力的问题，亚当斯只能说这么多，否则他在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军内的地位就会受到损害。南希自从竞选以来就为我提供外交方面的建议，我对她的判断非常尊重。托尼·莱克同意她的看法，让我印象深刻。作为我的国家安全顾问，托尼需要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与英国人打交道，签证问题可能会对这些问题产生不利的影响。他也理解这一决定对我们打击恐怖主义的总体努力将产生的影响。戈尔副总统也清楚地看到，从大局来说，我们应发放签证，因此他赞成发签证。我最后决定发放签证，但做出限制，规定亚当斯在三天逗留期内不得从事筹款活动，也不得到纽约以外的地方去。
英国人大为恼火。他们认为，亚当斯只不过是个花言巧语的骗子，没有任何放弃暴力的打算，爱尔兰共和军曾试图刺杀玛格丽特·撒切尔，他们的暴力活动已夺去了数千英国公民的生命，包括无辜的儿童、政府官员和一位王室成员二曾负责结束英国在印度统治的蒙特巴顿勋爵。由于亚当斯的到来，统一党抵制了这次会议。有好几天，约翰·梅杰拒绝接我的电话。英国报纸上满是批评我的评论和专栏文章，说我破坏了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有一条标题令人难忘，是这么写的：“卑鄙的毒蛇亚当斯向美国佬吐出了毒液。”
有些媒体暗示，我发放签证是为了取悦于美国的爱尔兰裔选民，因为我对梅杰在竞选中支持布什仍然感到愤怒。这些说法是不真实的。我对梅杰从未像英国人想像的那样生气，我敬佩他冒险签署《原则宣言》。他在议会只有微弱的多数，需要爱尔兰统一党的选票才能保住多数地位。另外，我和美国人民一样，厌恶恐怖主义。从政治上讲，我做这个决定，弊远大于利。我发放签证，因为我认为这是我们结束暴力的最好机会。我想起了伊扎克·拉宾的名言：你不必与你的朋友讲和。
格里·亚当斯于1月31日到达美国，受到同情新芬党事业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热烈欢迎。访美期间，他许诺将推动新芬党采取具体的积极步骤。访问过后，英国政府加大了与北爱尔兰各政党进行政治谈判的努力，爱尔兰政府也加大了对新芬党的压力，迫使其合作。七个月后，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停火。发放签证的决定起作用了。这是我为北爱尔兰带来和平的努力的开端。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我满怀激情，采取了很多复杂的措施。
2月3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出席全国祈祷早餐会，这已是我第二次出席这项活动了。发言的来宾是特雷莎嬷嬷。我主张，我们应向特雷莎嬷嬷学习，把更多的谦逊及和解精神带到政治中来。那天下午，我自己做了一件小小的和解工作，鉴于越南政府在战俘、战争失踪人员以及向美国返还阵亡人员遗体等问题上的良好合作，我解除了对越南的贸易禁运。我的决定得到了国会中越战老兵们的大力支持，包括约翰·克里、鲍勃·克里、约翰·麦凯恩几位参议员，以及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皮特·彼得森众议员。彼得森自己曾在越南当过六年战俘。
2月第二周，波斯尼亚塞族对萨拉热窝的一个市场进行了野蛮的炮击，炸死十几名无辜者。事件发生后，北约终于投票决定，如果塞族人不把他们的重炮向外撤离12英里以上，远离萨拉热窝，北约将对他们进行轰炸。这个决定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的批准。北约早就该做这样的决定了。但对于在斯雷布雷尼察被塞族人包围的加拿大军队来说，这个决定则不无风险。对于驻在波斯尼亚的少量易受攻击的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荷兰军队来说，也是如此。
此后不久，重型武器终于被撤走或被置于联合国的控制之下。多尔参议员仍然极力推动单方面取消武器禁运，但当时我却希望维持禁运，因为我们终于为北约的空袭取得了绿灯，也因为我不愿意看到其他国家以我们单方面取消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为借口，不遵守我们所支持的针对海地、利比亚和伊拉克的禁运。
2月中旬，希拉里和切尔西前往挪威的利勒哈默尔，代表美国出席冬季奥运会，我则乘飞机南下，到温泉城住一天，看望迪克·凯利。母亲的葬礼已结束五个星期了，我想看看他情况怎么样。在他和母亲的小房子里，迪克显得很孤独。每个房间里似乎都有母亲的身影，但迪克这位海军老兵正在适应孤独的生活，想着如何度过余下的日子。
接下来两周，我到全国不同的地方宣传医疗保健改革和犯罪法案，同时处理外交问题。我们得到一个好消息说，在罗恩·布朗、米基，坎特和交通部长费德里科·培尼亚的大力游说下，沙特阿拉伯同意购买价值60亿美元的美国飞机。
联邦调查局逮捕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夫妇则让我们感到震惊。埃姆斯已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31年，通过逮捕他，我们破获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间谍案。九年时间里，埃姆斯通过出卖情报，挣了大笔的钱。他出卖的情报导致我国在俄罗斯的十几名情报人员死亡，对我国的情报实力造成了严重破坏。联邦调查局知道肯定有内奸，最后在中央情报局的配合下，把他抓住了。埃姆斯的案子不仅使我们质疑我们情报机构的能力怀疑，也使我们质疑我们对俄罗斯的政策：如果俄罗斯人对我们开展间谍活动，难道我们不应该取消或暂停对他们的援助吗？在一次两党国会议员参加的会议上，针对媒体的提问，我说我反对暂停援助。俄罗斯正陷于昨天和明天之间的内部斗争；昨天的俄罗斯在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但我们的援助正被用来支持明天的俄罗斯。这种援助正加强俄罗斯的民主和经济改革，确保其核武器的安全和销毁。况且，俄罗斯不是惟一有间谍的国家。
快到月底的时候，因为对把西岸地区归还给巴勒斯坦人的前景感到愤怒，一名好战的以色列定居者在希伯伦的亚伯拉罕清真寺开枪打死好几名做礼拜者。谋杀发生在穆斯林的斋月期间，发生地点对穆斯林和犹太人来说都是圣地，因为据说那里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的埋葬地。这名定居者的意图似乎很明显。他要引起暴力反应，从而干扰和平进程。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让沃伦·克里斯托弗与拉宾和阿拉法特联系，邀请他们尽快派谈判代表到华盛顿来，并要求他们就实施协议的具体措施达成一致意见后再离开华盛顿。
2月28日，北约战斗机击落了四架违反禁飞区规定的塞族飞机。这是北约在44年的历史中第一次采取军事行动。我希望空袭的成功，以及我们在解除萨拉热窝包围上的成功，会说服我们的盟友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对付塞族人在图兹拉和斯雷布雷尼察市内或周围的攻势。
盟友之一的约翰·梅杰那天来到美国，讨论波斯尼亚和北爱尔兰问题。我先带他去了趟匹兹堡。他祖父19世纪曾在那里的钢厂工作过。能将自己的根追溯到美国工业化的心脏地带，梅杰似乎很高兴。那天晚上，他住在白宫，成为我任总统期间第一位住在白宫的外国领导人。第二天，我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并不值得纪念，只是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在给亚当斯发放签证问题上的分歧不会削弱美英关系，或破坏我们在波斯尼亚及其他问题上的合作。我发现梅杰是个严肃的人，非常聪明，而且正如先前说过的那样，他真诚地决心解决爱尔兰问题，尽管他这么做会威胁到他在国会中本来已经很脆弱的地位。我想他是一个比媒体报道的形象更好的领导人。一起待了两天后，我们两人建立了友好而富有成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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