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日前几天，我去纽约参加一个筹划很久的筹款会。我怀疑是否会有人来，即便只是来看一具行尸走肉。我从喜来登饭店的厨房走向舞厅，一路上按一贯的做法和侍者、厨师握手。其中有一个名叫迪米特里奥斯·泰奥法尼斯的侍者和我简短地聊了几句，从此便成为我终身的朋友。“我九岁的儿子在学校里仔细研究了这次选举，他说我应该投你的票。如果我投票选你的话，我希望你能让我的儿子享受自由。在希腊，我们没有钱但是我们很自由。在这里，我儿子不能一个人到街对面的公园玩，也不能一个人走着去上学，因为这样做太危险。他享受不到自由。如果我投票选你的话，你能让我儿子享受自由吗？”我几乎哭出声来。这个人非常关心我能为他儿子的安全做些什么。我告诉他，社区的警察将在街区巡逻，了解所有的住户，这对解决安全问题是很有帮助的，还说我将为10万名这样的警察提供经费。
我感觉轻松多了，而当我走进舞厅的时候，差点欣喜若狂：那里聚集了700人，包括我的乔治敦朋友丹尼斯·海兰·丹格雷蒙德和她丈夫鲍勃，他们从罗得岛州赶来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回到新罕布什尔州，我觉得自己还有一线生机。
竞选的最后几天里，聪格斯和我就经济政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提出了创造就业机会、创业、减少贫困人口和收入不平衡的四点计划：在四年内将赤字减少一半，减少针对最富裕人口的开支，同时增加针对他们的税收；增加对教育、培训和新技术的投入；扩大贸易；适度降低针对中产阶级的税收，大幅降低针对贫穷工人阶级的税收。我们引用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尽最大可能对每个提议做了估算。聪格斯恰好相反，他说我们应该集中力量降低赤字，美国无法承受给中产阶级减税，但是他支持降低资本收益税——最大的受益者却是最富裕的人。就因为我提议减税，他叫我“拉皮条的熊”。他说他将成为华尔街最好的朋友。我反击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民主党人的经济计划，对华尔街和小镇大街上的人、对商业企业和工薪家庭都有帮助。许多人同意聪格斯的看法，认为赤字数目太大，无法容许我的减税方案，但是我认为，对于过去加·年间收入不平衡现象的恶化和肋年代把税收重负压在中产阶级身上的做法，我们必须有所改变。
尽管我非常乐意辩论我们各自经济计划的利弊，我仍然很清醒地意识到，对我人格的质疑并未结束。竞选快要结束时，我在多佛对一群热忱的人谈到我对“人格问题”的理解：
过去几个星期里我经历的一切绝对让我惊奇万分，正当我因为谈论你们的问题、你们的未来和你们的生活而使我的支持率急剧上升到最高点的时候，所谓的人格问题不失时机地被提了出采。
是的，人格在总统大选中是重大问题，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美国人民一直不断地对政治人物的人格进行评判。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判断都是正确的，否则今天我们没有人会在这里。我将把我对人格问题的看法告诉你们：谁真正关心你们？谁真正想说如果当选总统他将具体怎么做？谁的政绩明白无误地表明他说到做到？谁决心要改变你们的生活，而不仅仅是得到权力或保持权力……
我将把我对这次选举中人格问题的看法告诉你们：你拥有总统的权力，却不用这个权力帮助人民改善他们的生活，直到最后，你不得不靠选举来拯救自己的生活，怎么可以这样呢？这才是人格问题……
我将告诉你们以下的话。我将为你们夺回这次选举，如果你们愿意让我拥有这次选举的胜利，我不会变成乔治·布什。我永远不会忘记给我第二次机会的你们，我将时刻为你们的利益而奋斗，直到铲除最后一个弊端。
“直到铲除最后一个弊端”成了新罕布什尔州竞选最后几天我们队伍的战斗口号。成百上千的志愿者忘我地工作。希拉里和我与每一个我们能够找到的人握手。民意调查的结果仍旧令人失望，但是我们的感觉要自信多了。
2月18日选举日这天早上，天气寒冷刺骨。简·帕斯卡尔坐在轮椅里的学生，年轻的迈克尔·莫里森醒来时，想着要去一家投票站为我工作。不幸的是，他母亲的车无法发动。迈克尔很失望但是没有被困难吓倒。在冰冷的清晨，他开着装了发动机的轮椅上了打滑的公路，顶着冬天的风开了两英里，到达他负责的投票站。一些人认为决定选举结果的是兵役事件和珍妮弗·弗劳尔斯。但我认为是迈克尔·莫里森；是罗尼·马乔斯，那个心脏有个小洞却没有医疗保险的小男孩；是那个年轻的女孩，她失业的父亲因为羞耻在餐桌旁低着头；是爱德华·戴维斯和安妮·戴维斯，他们没有足够的钱购买必需的食品和药物；是纽约一个移民侍者的儿子，他不能到住处对面的公园去玩。谁对谁错，马上就会见分晓。
那天夜里，聪格斯获得了35％的选票，我以26％排在第二，实力不弱，大大超过克里的12％、哈金的10％和布朗的9％。其他的选票投给了选票上未列的候选人。帮达菲竞选时认识的新罕布什尔州支持者乔·格兰史密斯催促我及早对媒体发表声明，保罗·贝加拉又建议我说新罕布什尔州使我成了“重获信任的孩子”。在紧挨着马萨诸塞州边境线的选区，聪格斯彻底击败了我。在向北十英里的新罕布什尔州选区，其实是我赢了他。我兴高采烈，内心怀着无尽的感激。选民已经决定我应该坚持下去。
我越来越喜欢新罕布什尔州，欣赏它的特质，尊重那里选民的严肃态度，即便他们一些人没有投我的票。新罕布什尔州对我进行了真正的考验，使我成为更有能力的候选人。这么多的人以友好的态度对待希拉里和我，使我们探受鼓舞。他们中加入我的政府的人数多得惊人，在接下来的八年里，我还和另外几个人保持着联系，在白宫专门举办过新罕布什尔州日活动。
新罕布什尔州表明了美国人民多么深切地希望自己的国家发生改变。在共和党那边，半路杀出的帕特·布坎南赢得了37％的选票，布什总统的全国支持率自海湾战争以来第一次低于50％。尽管在民意调查中他仍然领先于聪格斯和我，获得民主党候选人提名还是有希望当选的。
新罕布什尔州之后，接下来的初选和预备会议时间挨得特别紧，新罕布什尔州所要求的“零售”政治在这些地方根本来不及运用。2月23日，聪格斯和布朗是缅因州预备会议的获胜者，前者赢导30％的选票，后者得到29％。我以15％排在第三，距离拉得比较大。除了艾奥瓦州，实行预备会议制度的其他州吸引来参加代表选举过程的人数远远低于实行初选制度的州。所以，预备会议对拥有铁杆支持者的候选人青眼有加。一般情况下，但并不总是如此，他们相对于民主党整体要稍微左倾，比大选选民要左倾得多。2月25日，南达科他州选民在初选里对他们的邻居鲍勃·克里和汤姆·哈金的支持率高于我，但是我仅仅出席了在一家马场举行的一次集会，而且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3月很重要，一开始便是科罗拉多州、马里兰州和佐治亚州的初选。我在科罗拉多朋友很多，前州长迪克·拉姆是我在落基山脉地区的协调人，尽管如此，我也只能做到与布朗、聪格斯三分天下。布朗获得了29％的选票，我是27％，聪格斯以26％紧随。在马里兰，我刚开始组织了一个很强的竞选班子，可惜当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民意调查中支持率陡然下降的时候，一些支持者转而支持聪格斯。
佐治亚州是最大的考验。我还未赢得过一场初选，必须在这里获胜，而且要令人心服口服。它是定在3月3日选举的最大的州，也是南方最先选举的州。泽尔·米勒把初选时间提前了一周，与超级星期二选举的南方其他各州错开。佐治亚州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亚特兰大是一个多元化的大都会，是公：司总部最集中的美国城市之一。除了亚特兰大，其他的地方在文化上很保守。比如说，泽尔试图让议会通过议案把邦联的十字标志从州旗上去掉，他没有成功；他的继任者罗伊·巴恩斯成功了，却因此在竞选连任时失败。这个州的军队也非常多，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其国会领导人的庇护。所以萨姆·纳恩能成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不算是意外。兵役事件爆发后，鲍勃·克里说等我到了佐治亚州，那里的选民会把我像“煮熟的花生一样”剥开，他的用语非常巧妙，因为佐治亚州花生的种植量超过其他州。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结束之后几天，我飞到了亚特兰大。飞机一落地，我的老朋友梅纳德·杰克逊市长和检察官也是越战老兵的吉姆·巴特勒迎上前来，后者微笑着说，他是不想把我像“煮熟的花生一样”剥开的老兵。
我们三个人乘车到市中心一家商场参加集会。我和一大群支持我的深孚众望的民主党人一起走上了讲台。很快，临时搭建的讲台承受不住这么多人，它倒塌了，人摔得到处都是。我没有受伤，但是另一位主席，州众议院黑人议员卡尔文·斯梅尔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摔倒在地，髋部骨折了。后来，克雷格·史密斯对卡尔文开玩笑说，他是我的支持者当中惟一确确实实为我“摔破屁股”的人。他当然是这样。但泽尔·米勒、众议员约翰·刘易斯和许多其他的佐治亚州人也是如此。还有许多自发组成“阿肯色旅行者”的阿肯色人。“阿肯色旅行者”的足迹遍及几乎所有实行总统初选的州。他们总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在佐治亚州的活动尤其有效。政治媒体说要想继续竞选的话，我必须在这里获胜，至少要得到40％的选票。多亏了我的朋友和我的政见，我赢得了57％的选票。
接下来的星期六，在南卡罗来纳州，我获得了第二场胜利，得到63％的选票。民主党官员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另外还有前州长迪克·赖利和“复兴周末”活动的朋友。汤姆·哈金孤注一掷地想扳倒我，南卡罗来纳州土生土长的杰西，杰克逊随他一起到全州各地诋毁我。他们攻击我，我在一家电台对着麦克风不小心说了一些粗鲁的话进行还击，尽管如此，其他的黑人领袖一直支持我。与在佐治亚州一样，我赢得了南卡罗来纳州大多数的黑人选票。我想这令我的对手感到惊讶，因为他们都对民权有着强烈的信仰，并且身体力行做过不少实事。但是我是候选人中惟一的南方人，我和阿肯色州支持我的黑人把多年来建立的关系网扩展到了南方及南方之外的黑人政治、教育、商业和宗教领袖。
与在佐治亚州一样，我也获得了白人初选选民的大力支持。在1992年，不愿意支持与黑人族群关系密切的候选人的大多数白人已经加入了共和党。其他的白人希望总统能跨越种族界限努力铲除令所有美国人受害的问题，他们把票投给了我。共和党力图尽可能降低这个人群的数目，方式便是把每一场选举变成文化战争，把每一个民主党人变成白人选民眼中的异己。他们知道应该按动哪颗心理按钮，使白人选民停止思考，如果他们的伎俩得逞，他们自然就获胜了。除了努力赢得初选，我还尽力维护白人选民的思考能力，保持大选中在南方的竞争力。
佐治亚州初选之后，鲍勃·克里退出了竞选。南卡罗来纳州之后，汤姆·哈金退出了。只有聪格斯、布朗和我得以挺进超级星期二8个州的初选和3个州的预备会议。在聪格斯的大本营马萨诸塞州和邻近的罗得岛州的初选中，他使我输得很惨，他还在特拉华州的预备会议中获得了胜利。但是在南方和南方周边各州，我们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南方各州——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俄克拉何马州和田纳西州——的初选中，我都赢得了大部分的选票。在得克萨斯州，通过我在1972年麦戈文竞选中结识的朋友的帮助，还有大多数墨西哥裔民众的支持，我得到了66％的选票。在其他实行初选的州，除佛罗里达外，我的得票率比在得克萨斯州还要高；在佛罗里达州，经过白热化的竞争之后，结果是克林顿得票51％，聪格斯34％，布朗12％。另外我还在夏威夷的预备会议中获胜，这得感谢约翰·韦利州长的帮助，我在密苏里州也赢了，梅尔，卡纳汉副州长支持我，尽管他自己还得参加州长初选。他最后也赢了。
超级星期二之后，我只有一周的时间巩固我要在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大获全胜的战略。仅仅一个月前，我还处在自由落体状态，所有的媒体“专家”都预测我将完蛋。现在我处于领先地位。然而，聪格斯仍然不容小觑。超级星期二过后一天，他打趣说，鉴于我在南方初选中表现如此强劲，他将考虑选我做副总统候选人。第二天，他也在中西部，对我的人格、我作为州长的所作所为以及我的候选人资格提出质疑。在他看来，涉及人格的问题是给中产阶级减税。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大约40％的美国人也怀疑我的诚实，但是我不能确定这和税收问题有任何关系。
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坚持自己的战略，奋力拼搏。在密歇根州，我访问了弗林特附近的小镇巴顿，那里的大部分居民来自阿肯色州，希望在汽车行业里找一份工作。3月12日，我在底特律附近的马科姆县发表了演讲，那里是里根派民主党人的老家，选民们都受里根反对政府、加强国防、严打犯罪的政纲吸引，背离了我们的党。事实上，这些城郊的选民从60年代开始就投共和党人的票，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党不再认同他们的工作和家庭观，对社会计划过于热衷，他们觉得这是把他们缴纳的税款拱手送给黑人和浪费成性的官僚。
我对马科姆县社区学院里满屋子的人说，我将带给他们一个全新的民主党，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都以人人享有机会、人人承担责任为出发点。所谓人人，自然包括无论表现好坏都拿高薪的企业管理者、拒绝提高技能的工人和有工作能力却拿救济的穷人。随后我对他们说，我们不可能成功，除非他们愿意跨越种族界限，与所有价值观相同的人一起努力。他们必须停止根据种族界限投票的做法，因为“这些问题本质上与种族无关。它们纯粹是经济问题，是价值观念问题”。
第二天，在底特律市中心奥德尔·琼斯牧师的快乐林浸礼会教堂里，我把同样的信息传达给了几百名黑人牧师和其他一些激进活动家。我对这些黑人听众——许多人有阿肯色州的背景——说，我呼吁马科姆县的白人选民跨越种族的藩篱，现在我也向他们发出同样的呼吁，方式便是认可我强调责任的计划，包括福利改革、加大力度施行儿童抚养计划和努力防治犯罪，这些计划将推动所有社区的人们对工作、家庭和安全等价值观念的认同。这两场演讲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因为一个政治家挑战马科姆县白人的种族观念和市中心贫民区黑人的福利和犯罪观念，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两个地方的人对同样的信息产生了强烈反应，我对这一点并不感到意外。在内心深处，大多数美国人知道最好的社会计划是工作，最强大的社会组织是家庭，种族分化的政治无异于自我拆台。
在伊利诺伊州，我参观了一家香肠工厂，工人中有黑人、西班牙裔民众和乐欧移民，公司致力于向所有没有完成高中学业的员工提供达到普通教育水干的机会。我遇到来自罗马尼亚的一位新公民，他说将把他的第一张选票投给我。我和两个激进活动家博比·拉什和路易斯·古铁雷斯，一起在黑人和西班牙裔社区里发动选民，他们两个后来都当选为国会议员。我和一个年轻的西班牙裔社区领导人丹尼·索利斯一起参观了一个高效利用能源的住房项目，他的姐姐帕蒂在竞选中为希拉里工作，从此就没有离开。我还加入了芝加哥圣帕特里克节的游行行列，支持者为我喝彩，反对者奚落嘲讽，游行路线两旁的酒吧里供应充足的啤酒，两种声音的分贝也因此提高了不少。
选举日前两天，我和保罗·聪格斯、杰里·布朗进行了电视辩论。他们清楚这是不成则败的时候，所以全力攻击我。布朗首先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方式就是猛烈攻击希拉里，他说我指使阿肯色州的企业找罗斯律师事务所做代理，目的是增加希拉里的收入，另外，由于希拉里的缘故，罗斯律师事务所代理的一家家禽公司从污染控制与生态部得到了特殊照顾。这些指控滑稽可笑，杰里恶狠狠的神情使我恼怒万分。我解释了实际的情况，我在1986年州长竞选中面对弗兰克·怀特对希拉里律师工作的指控时采取了同样的对策。自从1948年起，罗斯律师事务所在债券交易中一直代表阿肯色州政府。阿肯色州公用事业公司要求阿肯色州政府承担大海湾核电站的费用，在这场官司申罗斯律师事务所担任政府的代理。在计算她的入伙分红之前，希拉里已经让人把州政府偿付的律师费从律师事务所的收人中扣除，所以她没有从中获得任何经济利益，最简单的调查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另外，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客户从任何州立机构得到了特殊照顾。我不应该发脾气，但这些指控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对此我觉得有些内疚，因为希拉里被迫多次为我辩护，我很高兴自己能够奋起保护她。
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极为诚实的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了解她，所以这些指控是有杀伤力的。电视辩论后第二天，我们在芝加哥忙碌的蜜蜂咖啡馆与顾客握手，一个记者问她如何看待布朗的指控。她回答得很巧妙，说了一些事业家庭兼顾之类的话。记者随后问她是否能避免冲突的出现。当然能，她是这样做的，也应该这样回答。但是她又疲劳又紧张。她回答说：“我想我可以待在家里，烤烤饼干，泡泡茶，但是我决心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在我丈夫成为公众人物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律师工作了。我非常非常努力，尽可能做到小心谨慎，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媒体揪出“茶和饼干”这几个字，硬把它们说成是对带孩子家庭主妇的批评。共和党的文化斗士大出风头，说希拉里是“好斗的女权主义律师”，可以担任“克林顿一克林顿政府”的意识形态领袖，推行“激进的女权主义”计划。我为她感到难受。多年以来，我不知道听她说过多少遍保障妇女选择权的重要性，包括选择在家照看孩子，大多数母亲，无论是已婚还是单身，都无力做出这样的选择。还有，我知道她喜欢烤饼干，招待她的女性朋友喝茶。她只不过随意说了一句话，却被我们的对手抓住把柄，做他们最在行的事情——分化选民，转移选民的注意力。
第二天，这一切都被忘得一干二净，因为我们在希拉里的老家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都取得了胜利，在前一个州，我的得票率是52％，聪格斯25％，布朗15％，在后一个州，我获得49％的选票，布朗27％，聪格斯18％。如果布朗对希拉里的攻击产生了任何效果，那很可能是减少了他在伊利诺伊州的得票。与此同时，布什总统轻而易举地在这两个州击败了帕特·布坎南，有效地结束了对他的挑战。尽管共和党阵营里的分裂态势对我有利，看到布坎南被击败，我仍然感到高兴。他的竞选策略令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倍增。比如，在南方一个州，他拜谒了一个邦联墓地，却不愿意走到街对面拜谒黑人的墓地。
在芝加哥帕尔默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吃了爱尔兰的节日绿色糖果后，我们又开始了工作。表面上看，竞选形势一片大好。其实事态并不明朗。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我和布什总统平起平坐；另一项却显示我落后，尽管总统的施政支持率已经降至39％。伊利诺伊州的选民离开投票站的时候接受调查，一半的民主党人并不满意他们选出来的总统候选人。杰里·布朗也很不开心；他说如果我获得提名的话，他可能不会支持我。
3月19日，聪格斯由于财务困难退出竞选。所以在3月24日康涅狄格州初选即将到来之际，我只剩下杰里·布朗一个对手了。大家估计我在康涅狄格州08赢，因为大多数民主党领导人支持我，我在那里也有法学院时期结识的朋友。尽管我很努力地活动，我还是很担心。感觉就是不好。聪格斯的支持者对我把他赶出了竞选非常恼火；他们一定还会投他的票或者转向布朗。与此同时，我的支持者很难被发动起来，因为他们觉得我获得提名如探囊取物。我担心低投票率将让我输掉这次初选。果然不出所料。投票的人大约只占已登记民主党人的20％，布朗以37％对36％击败了我。20％的选民是铁杆的聪格斯支持者，把票都投给丁他。
接下来的大考验是4月7日纽约州的初选。现在我已经在康涅狄格州输了，如果在纽约州不能赢的话，我的提名就比较危险了。在纽约州，新闻24小时滚动播出，媒体咄咄逼人、贪得无厌，利益集团政治混乱无序，要让我的竞选翻船的话，这里是最合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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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而言，纽约州的选举与其他地方颇为不同。首先，那里有三个地理位置和选民心理迥异的地区：由五个不同行政区组成的纽约市；长岛和其他郊县；远离大城市的北部地区。那里有众多的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全国最多的犹太人，组织周密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阿尔巴尼亚人群体，还有你能想到的其他任何一个族群。纽约州黑人和西班牙裔人的文化背景也是多种多样：西班牙裔人包括来自波多黎各和全部加勒比海国家的移民，其中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就有五十多万。
我的竞选班子里负责少数族裔的部门是由乔治敦大学同学克里斯·海兰组织的，他住在下曼哈顿，那里是美国族群最多样化的居住区。2001年9月希拉里和我看望因世界贸易大厦被炸事件而失去学校的一群小学生时，我们发现他们居然来自80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克里斯一开始就买了大约30份少数族裔报纸，找到上面提到的领袖人物。初选结束之后，他在纽约州成立了由950名少数族裔领袖组成的筹款会，随后又去小石城组织全国的少数族裔，对我们在大选中获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我们入主白宫之后与少数族裔保持前所未有的广泛接触奠定了基础。
工会，尤其是公共部门雇员群体，具有很大的规模，在政治上相当敏锐高效。在纽约市，党派的中坚分子和自由主义的改革派都很活跃，而且常常认为彼此立场不同，这使得初选的政治态势更加复杂。同性恋权利组织大声呼吁加强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在1992年，美国的艾滋病患者居世界第一。媒体杂乱刺耳的声音无时无刻不在回响，以《纽约时报》为首的传统报纸、小报、活跃的地方电视台和脱口秀电台为了争夺最新的新闻而展开白热化的竞争。
尽管纽约州的竞选活动等到康涅狄格州初选结束之后才正式开始，但在几个月前，我就已经接受哈罗德·伊克斯——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著名内政部长的同名儿子——的宝贵帮助和内行建议，开始了工作。到1992年，我们的友情已经持续了20多年，哈罗德身材瘦弱，感情炽烈，才华横溢，激情澎湃，偶尔也会亵渎神明，他有着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在实际政治技能方面也很在行，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年轻的时候，他在西部做过牛仔，在南方参加民权运动的时候被打得很惨。在竞选中，他是忠诚的朋友和凶猛的对手，相信政治的力量可以改变生活。他对纽约的人物、事件和权力斗争了如指掌。如果我必须到地狱走一遭，至少陪伴我的这个人有机会把我活着带出去。
1991年12月，哈罗德已经在曼哈顿、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三个区为我争取了重要的支持者，此时又安排我去昆斯区民主党委员会发表演说。他建议我们从曼哈顿乘坐地铁去会议地点。跟我的演讲比起来，我在地铁里的乡下男孩形象得到媒体更多的报道，但是这次见面非常重要。不久之后，昆斯区民主党主席，国会议员汤姆·曼顿宣布支持我。支持我的还有昆斯区国会议员弗洛伊德·弗拉克，他也是艾伦非裔卫理公会主教派教堂的牧师。
1月，我和非裔国会议员埃德·汤斯、布鲁克林区民主党主席克拉伦斯·诺曼一起去布鲁克林区一所中学出席小马丁·路德·金的诞辰纪念会。孩子们谈论了很多他们学校里的枪支和刀具问题。他们希望有一个能让他们的生活更安全的总统。我在布朗克斯参加了一场辩论，主持辩论的是布朗克斯区区长费尔南多·费雷尔，他后来也成了我的支持者。我乘坐渡轮到斯塔滕岛拉选票。在曼哈顿区，区长露丝·梅辛杰卖力地帮我竞选，她年轻的助手马蒂·劳斯也是如此，帮我打入了同性恋社区。维克托·科夫纳和萨拉·科夫纳说服许多自由主义改革派人士支持我，也成为我的好朋友。吉列尔莫·利纳雷斯是第一批选人市议会的多米尼加入，也是第一批支持我的拉丁裔头面人物。我还在长岛和西切斯特县竞选，现在我把家安在这里。
与以前的所有初选相比，在纽约州工会起的作用更大。最大最活跃的要数全美州县市雇员联盟纽约分会。我出席了它的理事会之后，全美州县市雇员联盟便成为第一个支持我的工会。担任州长期间，我曾和全美州县市雇员联盟密切合作，并已成为缴纳会费的会员。但它支持我的真正原因是工会主席杰拉尔德·麦肯蒂认为他喜欢我，而且我能赢。拥有麦肯蒂这样的支持者是我的福气。他很能干，极度忠诚，根本不在乎竞选的艰辛。联合交通工会也支持我，3月底，美国电信工人联合会和国际女装工人联合会也宣布支持我。教师工会也很帮忙，虽然他们没有正式宣布支持我。除了工会，我还拥有一群强有力的商人支持者，发动他们的是艾伦·帕特里科特和斯坦·苏曼。
在与少数族裔打交道的过程中，最重要最持久的要数与爱尔兰裔的接触了。一天夜里，我出席子布朗克斯区议员约翰·迪尔里组织的爱尔兰问题论坛。哈罗德，伊克斯和纽约市税务专员卡罗尔·奥克赖里凯恩帮我做准备。具有传奇色彩的85岁的保罗·奥德怀尔和他的儿子布赖恩都参加了论坛，还有《爱尔兰之音》的编辑尼尔·奥多德、记者吉米·布雷斯林、昆斯区审计官彼得·金、一位共和党人和大约100名其他爱尔兰活动家。他们希望我承诺派遣特使以对天主教少数派公平的方式结束北爱尔兰的暴力。波土顿市长雷·弗林也鼓励我这样做，他是热诚的爱尔兰天主教教徒，我的坚定支持者。自从1968年“争端，’发生之后——当时我在牛津大学——我便对爱尔兰问题感兴趣。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我说我答应他们的要求，而且我将推动北爱尔兰在经济和其他领域结束对天主教徒的歧视。尽管我知道这将激怒英国人，损害我们苎重要的跨大西洋联盟，但我相信，美国拥有众多的爱尔兰移民，包括一些秘密资助爱尔兰共和军的移民，也许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帮助取得突破。
不久，我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声明，重申我的主张，起草这个声明的是我的外交政策助手南希·瑟德伯格。我的法学院同学、康涅狄格州前国会议员在鲁斯·莫里森组织了“支持克林顿的爱尔兰裔美国人“选民团。这个组织将和平进程的论文中说，我介入爱尔兰问题首先是因为纽约州的选举，但当上总统之后，这成了我积极履行的使命之一。
在一般的民主党初选中，拥有了这样的支持率，获胜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这不是一般的初选。首先，我的对手杰里·布朗使出浑身解数，决心抓住这个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集合自由派选民阻止我的获胜势头。保罗·聪格斯因在康涅狄格州的表现而备受鼓舞，放出话说他不介意支持者再一次投他的票。新联盟党的总统候选人，一个名叫勒诺拉·福拉尼的口才出众、脾气个暴的女人想尽办法帮他们的忙，我在哈莱姆一家医院的医疗保健会议上演讲时，她和她带来的支持者大喊大叫，试图压倒我的声音。
杰西·杰克逊事实上已经来纽约州帮助布朗。他的最大贡献是说服纽约市最大最活跃的工会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联盟1199地方分部”的领导人丹尼斯·里维拉不要支持我，转而帮助杰里。布朗为了表示感谢，说如果获得提名的话，他将让杰西担任他的竞选伙伴。我想布朗的声明可能会帮助他获得纽约州黑人选民的支持，同时也促使更多的犹太人转而支持我。杰克逊据说与黑人穆斯林领袖刘易斯·法拉克汉过从甚密，后者以反犹太人的言论著称。尽管如此，杰西的支持对布朗在纽约州的竞选是额外的大收获。
其次，还有媒体必须应付。大报已经在阿肯色州蹲伏了好几个星期，挖掘我的从政履历和私生活上的点滴线索。《纽约时报》拔得头筹，3月初便刊登了它的第一篇白水事件报道。1978年，希拉里、我还有吉姆和苏珊·麦克道戈尔夫妇向银行贷款20万美元，投资购买了阿肯色州西北部白水河岸的一块地。吉姆是土地开发商，他还是富布赖特参议员办公室主任的时候，我就在小石城结识了他。我们打算把这片土地分成小块，卖给六七十年代开始大量搬到欧扎克山区居住的退休人员。麦克道戈尔在这以前的地产项目上都取得了成功，其中一个项目我投资了几千美元，获得了不多的利润。不幸的是，70年代后期，银行利率一路攀升，经济发展减缓，地产销售下降，我们这笔投资赔了钱。
1983年我再次当选州长之后，麦克道戈尔购买了一家小型的储蓄信贷银行，命名为麦迪逊储贷银行。几年后，他聘请罗斯律师事务所为法律代理。美国陷入储贷危机时，麦迪逊储贷银行面临破产的可能，为了注入新的流动现金，银行寻求出售优先股，成立分行提供中介服务。要达到这个目的，麦克道戈尔必须得到我任命的阿肯色州证券专员贝弗利·巴塞特·沙费尔的许可。贝弗利是位一流的律师，是我的朋友伍迪·巴塞特的妹妹，也是戴尔·邦珀斯参议员侄子阿奇·沙费尔的妻子。
《纽约时报》的文章只是白水事件的系列报道之一。记者对希拉里出任阿肯色州政府管理下的经济实体的法律顾问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提出质疑。她曾在一封为解释优先股方案而写给沙费尔专员的信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记者还暗示说，麦迪逊储贷银行在“异乎寻常”的金融提案获得批准这一点上受到特殊照顾，沙费尔对这家业绩越来越差的银行没有履行应有的监督职责。
这些指控和暗示与事实不符。首先，专员批准的金融提案在当时是很正常的，而不是异乎寻常的。其次，1987年，一场独立的审计表明麦迪逊储贷银行破产时，沙费尔立即促使联邦管理人员将它关闭，此时后者尚不情愿这样做。第三，在两年的时间里，希拉里开出的罗斯律师事务所代表麦迪逊储贷银行处理法律事务的支付账单总共只有21小时。第四，我们从来没有从麦迪逊储贷银行借过钱，但是我们的确在白水投资项目上赔了钱。这就是白水事件的来龙去脉。《纽约时报》记者显然在阿肯色州采访过谢菲尔德·纳尔逊和我的其他敌人，他们很高兴能有机会在服兵役和弗劳尔斯事件之外再制造一起“人格问题”。在这件事情上，要想达到目的，就必须忽略与动机不符的事实还得篡改沙费尔这样尽职尽责的公务员的工作表现。
《华盛顿邮报》也参与进来，刊登了一篇报道，目的是为了显示我与家禽行业过于密切，以至于没有制止鸡屎猪粪在农田里泛滥。少量的畜肥是很好的肥料，但畜肥多到土地无法吸收的时候，雨水将把它们冲刷到小河里，造成污染，不利于钓鱼和游泳。1990年，阿肯色州污染控制与生态部发现家禽业密集的州西北部的河流受到了污染。我们花费了几百万美元进行治理，两年后，州污染控制与生态部报告说50％的河流已经达到了消遣用途标准。我说服该产业的人同意实行“最优管理方式”，让另外50％的河流恢复清洁。有人批评我，说我应该下令进行行业整改——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民主党国会做不到这一点；当国会通过《净水法案》时，农业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却足以使自身摆脱联邦的管理和监督。家禽业是阿肯色州最大的产业，雇有最多的工人，在州议会中很有影响力。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的处理办法非常好，但是在其他方面都经得起检验的环保记录里，这可以说是最薄弱的环节。《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拿这个话题做起了文章，《华盛顿邮报》在3月底暗示说，罗斯律师事务所不知用了什么办法使得州政府对家禽行业从轻发落。
我试图正确看待整个事件。媒体有义务仔细审核可能当总统的人的履历。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记者对阿肯色州和我一无所知。一些记者对一个贫穷的农业州和那里的人怀有不好的偏见。我还被认为是1992年有“人格问题”的候选人；媒体自然更容易接受别人“举报”的负面新闻，以迎合早已存在的偏见。
在理智上我能理解这一切，我也记得并且感激媒体在竞选早期对我的正面报道。然而，我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这些调查文章都是“先刊登，再问问题”。读这些文章感觉就像是离体体验。媒体似乎决心要证明，认为我适合做总统的人都是傻瓜，他们是：让我连任四次的阿肯色州人，推选我为全国最有效率州长的州长同仁们，称赞我的改革和进步的教育专家们，全国各地为我的竞选奔忙的终身朋友们。在阿肯色州，即便是我的敌人，如果正直一些的话，都知道我工作勤奋，根本不可能拿哪怕一分钱去看欢蹦乱跳的母牛。现在看来，似乎我从六岁开始就欺骗了所有的人。有个阶段，纽约州的情况坏到极点，克雷格·史密斯对我说他不再读报了，“因为我认不出报纸里说的那个人”。
3月底，当时被指派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工作的贝琪·赖特出手拯救我了。多年来她一直努力工作，为的是我们能干出一番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业，并力求整个运作严格符合道德规范。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知道过去的各种记录，非常乐意与记者斗争以便把真相公之于众。她进驻总部担任损害控制主任的时候，我感觉轻松多了。贝琪阻止了很多与事实不符的报道，但是她不可能阻止全部。
3月26日，汤姆，哈金参议员、美国电信工人联合会和国际女装工人联合会宣布支持我，形势似乎明朗了一些。科莫州长和纽约州参议员帕特·莫尼汉批评杰里·布朗13％的固定税率提议，说它将损害纽约州的利益，这等于是间接帮了我的忙。这是竞选中比较少见的一天；新闻里充满了关心各种问题以及对民众生活有影响的人物。
3月29日，我给自己制造丁麻烦，又陷入丁困境。杰里·布朗和我都出席了纽约州举行的候选人WCBS电视论坛，有一个记者问我在牛津大学时是否吸过大麻。这是第一次我被直接问到这个具体问题。在阿肯色州，当有人笼统地问及我是否吸过大麻时，我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说我没有违反美国的毒品法。这一次，我的回答很直接：“在英国的时候，我试过一两次大麻，我不喜欢那种感觉。我没有吸进肺里，以后再也没有试过。”
连杰里·布朗都说这事无关紧要，媒体不应该紧迫不舍。但是媒体却认为找到丁又一个人格问题。至于“没有吸进肺里”的话，我说的是事实，不是想淡化我做过的事，我一再这样解释，直到气得脸色铁青。我应该说我不会吸。我从来没有吸过纸烟，在牛津大学时我偶尔用烟斗，但没有吸进肺里，试过把大麻吸进肺里但没有成功：。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提这个细节；也许我只是想逗逗乐，也许是谈论不愿意谈的话题时紧张所致。我的描述得到了深孚众望的英国记者马丁·沃克的肯定，他后来写了一本很有意思但并非总是恭维话的书，是关于我如何做总统的，书名叫《克林顿：他们应该有的总统》。马丁公开说，他曾在牛津大学和我相处过，看见我在一个晚会上试图把大麻吸进肺里但失败了。可惜为时已晚。整个1992年，评论家和共和党人总是引用我这段带来霉运的话，指责我人格有问题。我给晚间电视节目主持人提供了几年也用不完的笑料。
就像一首老乡村歌曲中唱到的，我不知道是该“自杀还是去打保龄球”。纽约州正被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困扰。布什的政策更是雪上加霜。但是一天24小时总是不断有电视和报纸记者冲我大喊“人格”问题。电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唐·伊穆斯说我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乡下人”。我去参加菲尔·多纳休主持的电视节目，在20分钟的时间里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不断地问我婚姻不忠的问题。我给出我的标准答案之后，他还是问个不停。我索性不理不睬，观众喝起彩来，他还是咬住不放。
无论我的人格是否有问题，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的名声出了问题，白宫早在六个多月前就已经通知我了。因为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在一定意义上，他是人民心目中美国的象征，所以名声非常重要。乔治·华盛顿总统和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以降，所有的总统都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名声：华盛顿针对他在美国革命战争期间的开销的批评进行反击，杰斐逊针对他喜欢女色的说法进行辩护。在成为总统之前，亚伯拉罕·林肯患有使人虚弱无力的间歇性抑郁症。曾经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他不能出门。如果他必须在现代的条件下竞选，我们也许会失去最伟大的总统。
杰斐逊甚至就总统下属要不惜代价维护总统名声的问题写过下面的话：“如果偶然的情势给予我们一个历史位置，而造物主并未给我们准备相应的天分，我们周围的人便有责任小心谨慎地把我们的弱点，更重要的是，我们人格中恶的一面隐藏在公众的视线之外。”掩盖我的（真正的和想像的）弱点和恶行的面纱已经被扯掉。公众对它们的了解胜过我的政绩、政见和我可能具备的任何美德。如果我臭名昭著，我可能无法当选，不管选民是否赞成我想要做的一切，不管选民认为我能做得有多好。
面对人格攻击，我的反应就是我通常在无路可退时的做法——埋头苦干。在竞选的最后一周里，乌云开始消散。4月1日，卡特总统在白宫与布什总统会晤时，说他支持我，这句话被广泛报道。时机真是再好不过了。没有人质疑过卡特的人格，卸任之后因为他在国内外的善行，他的名声更胜从前。仅仅一句话，他便大大弥补了在1980年古巴难民危机中给我带来的困难。
4月2日，杰里·布朗向犹太人社区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提议杰西·杰克逊担任他的竞选伙伴，招来嘘声四起。与此同时，希拉里和我在华尔街举行的一场正午集会上面对众多的听众讲话。我也招致了一些嘘声，因为我称80年代是贪婪的十年，并反对削减资本收益税。演讲结束之后，我来到人群中，和支持者握手，试图说服与我意见相左的人。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把整个竞选班子挪到了纽约州。除了哈罗德·伊克斯和苏珊·托马西斯，米基·坎特驻扎在一家饭店的套间里，与他一起的还有卡维尔、斯迪法诺普洛斯、斯坦·格林伯格、弗兰克·格里尔及其搭档曼迪·格伦沃尔德。与往常一样，布鲁斯·林赛与我在一起。他的妻子贝弗也来到这里，确保让所有公开活动都得到周密的筹划和实施。卡罗尔·威利斯从阿肯色州组织了一公共汽车的黑人来纽约州讲述我在担任州长期间为黑人及与黑人共同做的事情。黑人牧师从阿肯色州打电话给纽约州的同仁，要求为我们的人在选举前的星期天安排演讲的时间。那个星期天，小石城市政理事，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洛蒂·沙克尔福德在五所教堂里演讲。杰克逊牧师试图把纽约州绝大多数的黑人选民拉向布朗阵营，这些了解我的人正使他的计划化为泡影。
媒体中的一些人改变了立场。也许形势正在发生扭转；在唐·伊穆斯的电台节目中我甚至受到了热情的欢迎。《新闻日报》十分关心爱尔兰问题的专栏作家吉米·布雷斯林写道：“你想说什么都行，但别说他放弃了。”《每日新闻》的专栏作家皮特·哈米尔——我很喜欢读他的书——说：“我已经开始尊敬克林顿了。这是最后的几个回合，他依旧没有放弃。”《纽约时报》和《每日新闻》对我表示支持。令人惊讶的是，比其他报纸更毫不留情地攻击我的《纽约邮报》竟然也表示了对我的支持。《纽约邮报》的社论说：“媒体对他个人问题的攻击是美国政治上史无前例的，他挺住了，屹立不倒，这一点充分说明他人格的力量……他以令人惊叹的不屈不挠精神继续竞选……在我们看来，他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重压下的优雅。”
4月5日，从波多黎各传来好消息，那里有96％的选民支持我。随后在4月7日，尽管参与投票的选民只有大约100万，我仍以41％的票数获胜。聪格斯以29％排在第二，稍微领先于布朗的26％。大半的黑人选民投了我的票。那天夜里，我被激动的人捶打还挂了彩，但仍然兴高采烈。我对这次竞选的感受只有一句话，那是我在安东尼·曼根的教堂听到的福音歌曲中的一句话：“夜越黑，胜利越甜蜜。”
在我为这本书做研究的时候，我读到查尔斯·艾伦和乔纳森·波蒂斯所写的《卷土重来的年轻人》中关于纽约州初选的描述。其中作者引用了乐队鼓手、阿肯色州人列翁·赫尔姆在著名的摇滚乐记录片（最后的华尔兹）中说的话，讲的是一个南方男孩来到纽约希望一举成名的故事：“刚开始你只管向前冲，直到你的屁股被人踢了，你才逃跑。屁股上的伤很快好了，你回到纽约，从头再来。最终，你与这座城市相爱了。”
我不能享受花时间疗伤的奢侈，但是我知道他内心的感受。正如新罕布什尔州，纽约考验了我，教训了我。正如列翁·赫尔姆一样，我开始爱上了它。艰辛的开头之后，纽约州成了接下来八年中给予我最强有力支持的州之一。
4月7日，我们在堪萨斯州、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取得了胜利。4月9日，保罗·聪格斯宣布他不会重新参选。争取提名的斗争事实上已经结束厂。要获得提名，我必须获得2145名代表的支持，现在超过半数的人支持我，接下来的初选中只有杰里·布朗一个人需要对付。但是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遭受了极大的损害，并且在7月民主党全国大会召开之前我对此难以有所作为。我非常疲惫。我嗓子失音了，体重增加了很多，大约30磅。我的体重是在新罕布什尔州增加的，基本上是在竞选的最后一个月里，当时我染上了流感病菌，一到夜里胸腔里就充满了液体，所以每睡一个多小时就会醒过来咳嗽。我对肾上腺素和邓金油炸饼圈保持警惕，我膨胀的腰围便是明证。哈里·托马森给我买了一些新衣服，免得我看上去像个要爆炸的气球。
纽约州初选结束之后，我回家休息了一周，治疗嗓子，恢复体形，仔细考虑如何修补形象。我在小石城的时候，便在弗吉尼亚的预备会议中获胜，还得到了劳联一产联的支持。4月24日，汽车工人联合会宣布支持我，4月28日，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初选中得到大半的选票。要在宾夕法尼亚获胜本不容易。鲍勃·凯西州长常常批评我，但我非常钦佩他当选前已经三次竞选的执著。他强烈反对堕胎。在与危及生命的健康问题搏斗的过程中，他把堕胎的问题看得越来越重要，要他支持赞成堕胎的候选人非常困难。宾夕法尼亚其他很多反堕胎的民主党人也是如此。不过，我对宾夕法尼亚仍有好感。这个州的西·部让我想到阿肯色州北部。我和匹兹堡及该州中部较小城市的人们很容易打成一片。我喜欢费城。我在这个州获得了57％的选票。更重要的是，选民投票结束时接受的民意测验表明，超过60％的民主党选民认为我的操守配得上总统这个职位，比纽约州的49％上升了不少。操守得票率提高，原因在于我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主要宣传我的积极改革政策和举措，而这正是这个州的选民非常需要听到的内容。
宾夕法尼亚州的胜利当然令我快乐，但是这种快乐蒙上了一层阴影：新参选的H．罗斯·佩罗可能对我构成可怕的挑战。佩罗是得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靠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积攒了大量的财富，这家公司的业务很多与政府有关，包括与阿肯色州政府的业务合作。伊朗国王被赶下台之后，他出资并策划了把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员工从伊朗营救出来的行动，他也因此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说话的风格率直有力，他正试图使许多美国人相信，凭着他的商业头脑、经济独立和勇往直前的个性，他管理国家会比布什总统和我更出色。
4月底，在几个公开发布的民意调查中他的支持率排在布什总统之前，我则排在第三。我发现佩罗是个有趣的人，对他一开始即能如此受欢迎感到不可思议。如果他参选的话，我觉得他的结果将是虎头蛇尾，但是我不能确定。所以我只管继续编织我的关系网，去赢得“超级代表”的支持——通过选举产生的现任或前任官员，他们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必定有一票。最先表示支持的一批超级代表中有西弗吉尼亚州的杰伊·洛克菲勒参议员。自从我们开始参加全国州长会议，杰伊就成了我的朋友。自新罕布什尔州初选获胜以来，他一直为我提供医疗保健方面的建议，在这个领域他懂得比我多。
4月29日，宾夕法尼亚州初选后第一天，洛杉矶爆发了暴乱，起因是邻县苎甲拉的白人陪审团判决1991年3月殴打黑人罗德尼·金的四个洛杉矶白人苎亨无罪。一个旁观者把打人的场面拍摄下来，录像带被送到全国各地的电视台播放。金似乎始终没有进行反抗，但他的确被残忍地打伤了。
判决激怒了整个黑人社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觉得洛杉矶警察局种族主义泛滥。洛杉矶中南部的暴乱持续了三天，50多人死亡，2300多人受伤，几千人被捕，因纵火和抢劫造成的损失估计超过七个亿。
5月3日星期天，我在洛杉矶向塞西尔·“奇普”·穆雷牧师所在的第一非裔卫理公会主教派教堂发表演说，谈论弥合种族和经济裂痕的必要性。在国会早代表洛杉矶中南部的麦克辛·沃特斯陪同我视察了发生暴乱的地区。麦克辛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政治家，尽管与杰西·杰克逊是老朋友，但很早就宣布支持我。那里的街道看上去像是战场，楼房或被纵火，或被劫掠。路上我注意到一家食品杂货店似乎完好无损。我问麦克辛原因，她回答说这家食品杂货店受到社区里包括黑道在内的人们的“保护”，因为它的老板，一个名叫罗恩·伯克尔的白人，在社区里做了很多善事。他雇用当地人，所有的员工都是工会会员，享有医疗保险，食品的质量赶上了贝弗利山的食品店，价格也相同。当时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市中心的居民较少流动，那里的商店出售的食品质量差价格高。几小时前，我头一次见到了伯克尔，我决定进一步与他结交。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我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在麦克辛家里举行的恳谈会上，我听洛杉矶中南部的居民讲述他们与警察之间的纠葛、韩裔美国商人与黑人顾客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对更多就业机会的渴求。我许诺说要支持向市中心贫民区居民倾斜的提案，通过开发企业园区鼓励私人投资和社区发展银行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人提供贷款。这趟视察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媒体也进行了肯定的报道。洛杉矶市民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认为我很关心他们，布什总统来之前我就来了。这个教训没有被能人辈出的布什家族中也许是最优秀的政治家忽略：2002年，乔治·W．布什总统出席了洛杉矶暴乱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5月剩下的日子里，一系列的初选告捷增加了拥护我的代表总数，包括26日在阿肯色州赢得68％的选票，我在州长竞选的初选中得到的最好结果也不过如此。与此同时，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希望能战斗到底，在杰里，布朗的老家获得提名。我呼吁联邦提供资助，使我们的学校更安全，并且全力遏止艾滋病在美国泛滥的势头。同时我也开始寻找副总统的人选。我把全部审查工作托付给沃伦·克里斯托弗，洛杉矶的一名律师，曾在卡特总统内阁里担任副国务卿，素以能干和谨慎见称。1980年，克里斯负责谈判，成功说服伊朗释放了我们的人质。可悲的是，人质的获释一直拖到里根总统的就职典礼，这证明了所有的领导人都玩弄政治权术，神权国家也不例外。
在这期间，罗斯·佩罗尚未公开宣布的参选越来越受瞩目。他辞去了公司主席的职务，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越来越高。正当我最终要成功获得提名之际，报纸上却充满着这样的大字标题：“克林顿决意赢得提名，然而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佩罗”；“美国初选接近尾声，佩罗值得关注”；“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佩罗领先于布什和克林顿”。佩罗没有布什总统的从政业绩和我初选中的人格问题这样的负累。对共和党来说，他不啻自己一手制造的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共和党只顾攻击我，让这个商人钻了空子。对民主党来说，他也是一场噩梦，他证明布什总统是可以被击败的，但击败他的人也许不是本党遍体鳞伤的候选人。
6月2日，我赢得了俄亥俄、新泽西、新墨西哥、亚拉巴马、蒙大拿和加利福尼亚等州的初选，在加州以48％对40％的得票率击败布朗。我最终获得了提名。在1992年进行的所有初选中，我获得了1030万张选票，也就是52％。布朗的选票有将近400万，占20％，聪格斯获得360万张选票，占18％，剩余的选票投给了其他的候选人和那些选举中立代表的人。
但是那天夜里的重头戏莫过于选民投票结束后接受民意调查的结果：共和党和民主党竟然都有如此多的选民愿意抛弃本党的候选人，转而支持佩罗。这个消息令在洛杉矶比尔特摩饭店举行庆祝活动的我们大为扫兴。希拉里和我坐在我的套间里观看调查结果，连我都难以保持天生的乐观。在我们按照安排去舞厅发表胜利演说前不久，切维·蔡斯来看望希拉里和我。就像四年前他在长岛所做的那样，在我的情绪处于低潮的时候前来振奋我的精神。这一次还有他的电影搭档戈尔迪·霍恩。他们对我们所处的荒谬处境大开玩笑，最后我的心情也轻松起来，准备继续奋斗。
媒体评论家又一次说我死定了。现在必须击败的人是佩罗。路透社的报道用一句话准确地概括了整个形势：“比尔·克林顿几个月来一直努力避免私生活被媒体炒作，星期五却面临一场更恐怖的政治灾难——被人忽视。”尼克松总统预测说布什将以微弱优势打败佩罗，而我落在第三，差距很大。
我们的竞选活动必须恢复以前的势头。我们决定直接接触具体的选区和广大民众，继续推行我们的政见。我参加了阿塞尼奥·霍尔的深夜电视节目，年轻的观众很喜欢这个节目。我戴着太阳镜，用萨克斯管吹奏《伤心酒店》和《上帝保佑孩子》。我还参加拉里·金现场节目，回答观众的问题。6月11日和12日，民主党政纲委员会发布了政纲草案，反映了我的观点和竞选主张，避免采用过去曾对我们造成损害的两极分化的语言。
6月13日，我出现在杰西·杰克逊牧师的彩虹联盟教友面前。起初，杰西和我都认为这是弥合分歧、建立竞选统一阵线的机会。结果却并非如此。那天夜里，在我讲话之前，很受欢迎的说唱乐艺术家苏丽亚姐妹对教友发表了演说。她是一个聪慧的女人，对年轻人能够产生影响。一个月前，洛杉矶暴乱后《华盛顿邮报》采访苏丽亚姐妹，她语出惊人：“如果黑人天天杀害黑人，为什么不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杀害白人……所以，如果你是黑道成员，总是要杀人的话，为什么不去杀白人？”
我想，苏丽亚姐妹觉得她只想表明年轻黑人的愤怒和疏离，希望他们停止自相残杀。不过她说的话并不是这个意思。我的竞选班子成员，尤其是保罗·贝加拉，认为我应该对她的言论有所表示。我最重要的政见中有两个与此有关：防治青少年暴力和弥合种族分裂。我已经呼吁全国各地的白人根除种族歧视思想，如果我对苏丽亚姐妹的话保持沉默的话，我可能显得软弱或虚伪。我在讲话快结束时，谈到苏丽亚姐妹的言论：“如果你们从中挑出：白人和黑人的字眼，把它们的位置调换，你们会以为讲这话的人是戴维·杜克……我们，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义务一旦发现偏见就加以正视。”
政治媒体认为我的话是精心策划的，为的是通过抵抗民主党核心选民，来吸引摇摆不定的温和派和保守派选民。杰西·杰克逊也是这样看的。他觉得我滥用了他的盛情，结果却对白人选民做煽动性的自我推销。他说苏丽亚姐妹是一位做过社区感化工作的好人，我应该向她道歉。他还威胁说不会支持我，甚至暗示说要支持罗斯·佩罗。事实上，苏丽亚姐妹的言论一出我就想提出批评，当时我正在洛杉矶出席娱乐业组织演艺联盟的一个会议。最后我没有批评她，因为当时会议的主题是慈善事业，我不想使之政治化。这次彩虹联盟让我们迎面撞上，我决定我必须大胆直言。
当时我并不真正了解说唱乐文化。多年来，切尔西常常告诉我，说唱乐圈子里都是非常聪慧、被深深疏离了的年轻人，鼓动我多做了解。最后在2001年，她给了我六张说唱乐和hip-hop唱片，我答应一定听一听。我的确听了。尽管我还是更爱听爵士乐和摇滚乐，我也很喜欢这些唱片，我觉得切尔西所说的“聪慧”、“疏离”确有其事。但是我认为，我对苏丽亚姐妹言论的批评是正确的，她显然是在鼓励种族之间的暴力冲突，而且我觉得大多数黑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不过，杰西批评我之后，我下定决心要更加努力，接触市中心那些感觉被人遗忘和抛弃的年轻人。
6月18日，我第一次见到了鲍里斯·叶利钦，他来华盛顿会见布什总统。外国领导人到一个国家访问时，按惯例要会见反对派的领袖。叶利钦很客气，很友好，稍微有点屈尊俯就的感觉。十个月前，他站在一辆坦克上面阻止一起未遂政变，从那时起我就非常敬慕他。但是，他显然更喜欢布什，认为他将成功连任。会见结束时，叶利钦说即便我这次不能当选。会见结束我的前途也很光明。我觉得他是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所需要的领导人，离开的时候，我确信如果我能成功地使他对选举的结果失望，我可以寻求与他合作。
那个星期，我给竞选加了一点点必需的轻松调料。副总统丹·奎尔说他打算担任竞选中的“斗牛犬”。被人问起时，我说奎尔的话会使全美国的消防栓心生恐惧。
6月23日，我又变得严肃起来，再次发布了我的经济计划，并根据政府最新公布的赤字将大于预期的情况做了少许修改。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因为要实现在四年内将赤字减半的承诺，我必须压缩给中产阶级减税的计划。华尔街的共和党人也不喜欢我的计划，因为我提议提高美国富人和大企业的所得税；里根和布什执政12年之后，美国富人和大企业在纳税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大大降低。如果只是缩减开支，我们不可能将赤字减半，我认为80年代受益最大的人和组织应该承担一半的责任。我决心避免陷人“玫瑰色设想”的陷阱，在过去的12年里，共和党一直深陷其中，常常过高估计国家收入，过低估计国家支出，目的是为了避免艰难的抉择。经过修改的经济计划是在我的新任经济政策助手吉恩·斯珀林的监督下完成的，他已于5月离开马里奥·科莫州长加入了我的竞选班子。他才智出众，几乎不睡觉，玩命般的工作。
6月底，强有力的公众接触和政见宣传初见成效。6月20日的一项民意调查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这并非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佩罗和布什总统就一些私人问题骂得难解难分。这两个得克萨斯人显然彼此厌恶，他们的对骂中还有一些怪异的成分，包括佩罗奇怪地指责布什图谋破坏他女儿的婚礼。
佩罗和布什就女儿的问题争吵不休的时候，我请假一天去明尼苏达州北部接切尔西，她每年都去那里参加一个德语夏令营。切尔西只有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要求去野营，说她想“见见世面，冒冒险”。明尼苏达州湖区的康科迪亚语言夏令营里有几个村子，完全仿照所教语言国家的原貌建立。年轻人人营之后，将得到一个新的名字和一些外币，接下来的两个或四个星期里一直用村里的语言交流。康科迪亚语言夏令营里有说各种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的村子，也有说汉语和日语的村子。切尔西选择了德语村，几年来每个夏天都去。这是非常难得的经历，也是她儿童时代重要的一部分。
7月的头两周，我都用来挑选竞选搭档。经过详尽的调研之后，沃伦·克里斯托弗推荐我考虑以下人选：鲍勃·克里参议员；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沃福德参议员，他曾经与小马丁·路德·金共事，还在肯尼迪总统的白宫工作过；印第安纳州的李·汉密尔顿众议员，他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德高望重；佛罗里达州的鲍勃·格雷厄姆参议员，我和他在担任州长的时候成了朋友；还有田纳西州的艾尔·戈尔参议员。我喜欢他们每一个人。克里和我做州长时合作过，我也不计较他在竞选中对我的苛责。他可以吸引共和党党员和独立选民。沃福德在道义上提倡医疗保健改革和民权。他和鲍勃·凯西州长的关系也很好，可以保证我在宾夕法尼亚州获胜。汉密尔顿颇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外交事务的丰富知识和在印第安纳州东南一个保守地区的影响力。格雷厄姆是12年中与我共过事的约150位州长中三四位最出色者之一，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可以把佛罗里达州带人民主党阵营，这将是1976年以来头一次。
最后我决定征求艾尔·戈尔的意见。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想到我会这样做。之前的几次会晤中，我们彼此很客气，但不很亲切。选择他也违背了一般的明智做法：副总统候选人应该在政治和地理位置方面与总统候选人互补，而我们却来自相邻的两个州。他甚至比我还要年轻。而且，他也认同民主党内的新民主党人。我认为选择他将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因为我们正好是反传统平衡准则的组合。这个组合将向美国人民呈现新一代领导人的风范，证明我确实决心要把民主党和我们的国家带向一个新的方向。我还认为，选择他将在田纳西州、南方各州和其他摇摆不定的州吸引来不少选票。
另外，艾尔在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与我构成了互补：他了解我不了解的事物。我对经济、农业、犯罪、福利、教育和医疗保健相当了解，在重要的外交政策和问题上也在行。艾尔在国家安全、武器控制、信息技术、能源和环境问题上是个专家。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他是支持布什总统的10个民主党参议员之一。他参加了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生物多样化全球会议，对布什总统拒绝支持会议拟定的条约表示强烈的不满。他刚刚写了一本畅销书《处于危险中的地球》，他在书里指出，诸如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热带雨林的毁坏等问题要求我们重新确定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去年4月，他送给我这本书，有亲笔签名。我读过之后学到了很多，对他的观点也很赞同。艾尔不仅对我们如果当选必须处理的问题懂得更多，对国会和华盛顿文化的了解也比我深得多。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他将是一位称职的总统，我还觉得在我的任期结束之后，他将极有可能当选总统。
我在华盛顿的一家饭店里成立办公室，会见我考虑中的几个人选。艾尔一天夜里来得比较晚，为的是减小被媒体发现的几率。与他相比，这个时间令我感觉更为舒服，不过他仍然思维敏捷，兴致很高。我们就国家、竞选和家庭谈了两个小时。他显然很热爱蒂珀和四个孩子，也为他们感到骄傲。蒂珀是个很有趣的人，也是个很有成就的女人，因为反对当代音乐中与暴力和低级趣味有关的歌词而闻名遐迩，对心理保健很了解，也非常热衷。谈话之后，我很喜欢艾尔，相信他和蒂珀将给我们的竞选增加砝码。
7月8日，我打电话给艾尔，请他做我的竞选搭档。第二天，他携家人飞抵小石城出席宣布仪式。我们一起站在州长官邸后门廊的照片成了传遍全国的重大新闻。这张照片展示了致力于改革的年轻领导人的活力和热忱，比我们说的话更有分量。第三天，艾尔和我一起在小石城里慢跑，尔后我们飞到他的家乡田纳西州的迦太基，参加一个集会，并拜见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对他影响非常大。老艾尔·戈尔三次当选美国参议员，支持民权运动，反对越南战争，这样的立场导致他在1970年的选举中败北，却让他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形象。艾尔的母亲波林也同样不寻常。她毕业于法学院，在阿肯色州西南部傲过短时间的律师，当时很少有女性能这样做。
7月11日，希拉里、切尔西和我飞到纽约参加民主党全国大会。我们连续五个星期都很顺利，而布什和佩罗仍在争执不休。头一次，有些民意调查显示我处于领先。全国大会将进行连续四夜的电视转播，我们的优势有可能得到加强，也有可能被削弱。在1972年和1980年，民主党自毁形象，因为美国人民正电视上看到的是一个分裂的、毫无生气的、组织纪律观念极差的党。我决心小让这一幕重演。民主党全国大会主席罗恩·布朗也是这么想的。哈罗德·伊瓦斯和罗恩的副手，大会执行主席亚历克西斯·赫尔曼负责运作事宜，确保我们展示的是团结、全新理念和全新领袖。共和党掌控白宫12年之后，基层的民王党人迫切希望赢得大选，这不是坏事。不过我们仍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让全党团结起来，展示一个更加良好的形象。比如，我们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哭国人不知道希拉里和我有一个孩子，并认为我出身富豪权贵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