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不认为自己能够或应该参选，而在海湾战争的余晖中，布什总统的民意支持率仍然高于70％，不过，此时我开始觉得，受到民主党传统基础和摇摆选民支持的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成员也许有参选获胜的机会，因为美国存在华盛顿尚未顾及的严重问题。总统和他的团队似乎决心借着海湾战争的翅膀飞向胜利的终点。无论是在阿肯色州，还是旅行到全国各地，我的所见所闻已经足够丰富，我知道美国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不可能一帆风顺。1991年，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4月，我到洛杉矶参加“教育优先”协会的午餐会并发表演讲，这是一个致力于改善公众教育的市民组织。西德尼·普瓦捷把我介绍给大家之后，我讲述了最近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的三件与教育有关的事件，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未来的希望与隐患。我是在一年多前看到希望的，当时我在洛杉矶的加州州立大学给一群祖籍为1X个其他国家的学生演讲。学生文化背景的多元化是一个吉祥的预兆，说明我们将有能力与全球其他国家和民族竞争，并建立良好关系。当希拉里和我看望洛杉矶东部的六年级学生时，隐患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了不起的孩子，有着远大的理想和对正常生活的深切渴望。他们告诉我，他们最大的恐惧是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被子弹击中。他们还说，他们经常练习蜷伏在课桌底下以躲避飞车上扫来的子弹。孩子们的第二大恐惧是一到13岁，他们必须参加黑帮，吸食强效纯可卡因，不然会被同龄人狠狠殴打。与这些孩子的接触令我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他们应该获得更好的学习条件。
还有一次，我去加利福尼亚与参加商业圆桌会议的人探讨教育问题，一家电话公司的总裁对我说，该公司70％的应征者录用考试都不及格，尽管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生。我问当时在座的人，如果儿童时代充满了危险，如果学校教育达不到要求，刚刚取得海湾战争胜利的美国如何能有希望领导后冷战时期的世界。
当然，说美国有问题是一回事，说联邦政府应该如何做是另一回事，在里根和布什执政的日子里，美国公民已经习惯性地认为联邦政府是问题的根源，提供不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要让他们听得进我们的话，如何说更显重要。宣扬这个理念是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使命。
5月初，我去克利夫兰主持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大会。一年前，在新奥尔良，我们发布了《原则宣言》，试图跨越华盛顿陈腐的两党纷争，创造一场充满活力而温和的进步主义运动，其新观念应扎根于美国传统的价值观。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曾被民主党内一些自由派领导人批评为过于保守，比如马里奥·科莫州长和杰西·杰克逊牧师说民主党领袖委员会代表着“民主党有闲阶级”，尽管如此，大会仍旧吸引了数量相当多、层次相当高、创造力相当强的思想家、州及地方政府官员，还有关注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商人。许多很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包括几个可能的总统候选人，都来了。发言的参议员有萨姆·纳恩、约翰·格伦、恰克·罗伯、乔·利伯曼、约翰·布鲁、杰伊·洛克菲勒和艾尔，戈尔。除了我，到场的州长还有佛罗里达州的劳顿·奇利斯和弗吉尼亚州的杰里·巴利列斯。到场的众议员大多代表保守的选民，比如俄克拉何马州的戴夫·麦柯迪，或者对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感兴趣，比如纽约州的史蒂夫·索拉兹。前参议员保罗·聪格斯和弗吉尼亚州前州长道格·怀尔德也来了，他们两个不久都将竞选总统。不少有才华的黑人领导人也来了，包括怀尔德州长、克利夫兰的迈克，怀特市长、芝加哥住房管理局很有创见的文斯·莱思局长、宾夕法尼亚州的比尔·格雷众议员和密西西比州的迈克·埃斯皮众议员。
会议开幕式上，我做了主旨发言，再三强调美国需要改变方针路线，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应该起领头羊的作用。我先是列举了美国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指责共和党人玩忽职守，然后着重指出，虽然共和党人施政失败，但民主党人不曾赢得过大选，“因为太多过去一直支持我们的选民——我们正在谈论的负担沉重的中产阶级——在全国大选中对我们有不信任感，他们不相信我们能保护美国在国外的利益，不相信我们在制定国内社会政策时能考虑他们的价值观，不相信我们能有计划、有节制地向他们收税和支出。”
我称赞以罗恩·布朗为首的民主党领导层，他是我们第一位黑人主席，我很支持他。布朗为拓展民主党的基础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我们需要向美国人民提供一个包含具体提案的纲领：
共和党的重负是他们的否认、躲避和疏忽。而我们的重负则是给人民提供一种全新的但基于传统价值观的选择，一种简单的全新选择，一种提供机会、强调责任、让公民更能当家作主、让政府更能体恤民情的选择——全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分子，我们荣辱与共，所谓创造机会的计划，即通过自由公平的贸易，通过增加对新科技和世界一流的教育及技能的投入，促进经济增长，这个计划对全体国民有所要求：获得大学资助的青年人必须为国服务；福利改革将要求身体健全的父母工作，但给予他们的孩子更多的资助；加大力度贯彻儿童抚养项目；父母更加努力防止孩子退学；“再造”政府机制，打击官僚主义，让国民在子女看护、公立学校、工作培训、老年赡养、社区保安和公共住房方面享有更多的选择。共同体计划要求我们对几百万贫困儿童加大投入，突破种族的界限，创立新型的政治模式，不让美国人相互为敌，而要让每个人都精神抖擞，意气风发。
我千方百计试图打破主导国家公共话语的辩论中非此即彼的逻辑。按照华盛顿的惯常逻辑，在教育中你要么追求卓越，要么追求公平；在医疗保健上你要么注重质，要么追求量；要想拥有更清洁的环境，就必须牺牲经济增长速度；福利政策要么偏重工作，要么偏重子女的抚育；在工作场所要么支持劳工，要么支持企业；预防犯罪和惩罚罪犯不能同时并举；强调家庭价值观的话，就不能增加对贫困家庭的补助。新闻记者E．J．迪翁在他杰出的著作《美国人为什么憎恶政治》中，把上述逻辑加上了“虚假选择”的标签，指出在各个方面，美国人认为我们不应该选择“非此即彼”的逻辑，而应选择“既……又……”的思维方式。我非常赞同，为了表达我的观点，我还用了这样的语句：“家庭价值观不可能喂饱饥饿的孩子，但没有家庭价值观的话，你不可能使一个饥饿的孩子身心健康地成长。两者我们都需要。”
在演讲的结尾，我引用了25年多前从卡罗尔·奎格利教授的西方文明史课程学到的观点：未来可以胜过过去，无论从个人利益还是从道义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实现这个理想。我说：“这就是全新的选择，这就是我们在克利夫兰开会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不是拯救民主党。我们的目的是拯救美利坚合众国。”
这是我所做过的最为有效、最为重要的演说之一。它紧紧抓住了我从政17年来所学到的东西和几百万美国人民心里所想的东西。它成了我竞选纲领的雏形，把公众关注的焦点从布什总统在海湾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转到我们应该如何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它所提倡的理念和价值观既有自由主义的特点，又兼顾了保守主义因素，使得多年来拒绝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选民开始聆听我们发出的信息。民众对这场演说的接受程度令我激动万分，对于我坚信的美国应该走的道路，我成了首席代言人。参加大会的一些人鼓励我竞选总统，当我离开克利夫兰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我参选的话，获得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的可能性很大，我必须认真考虑参选的问题。
6月，我的朋友弗农，乔丹邀请我与他一起去德国的巴登一巴登，参加一年一度的比尔德伯格会议，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杰出政商领导人将探讨时事和大西洋沿岸国家之间的关系现状。我一直喜欢与弗农相处，与欧洲人的对话也给丁我许多灵感，其中包括才华横溢的苏格兰工党成员戈顿·布朗，托尼·布莱尔当选首相之后，他成了财政部长。我发现欧洲人基本上都支持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但对我们持续低迷和恶化的经济表示担忧，他们国家的经济也受到影响。
在比尔德伯格，我遇到了埃斯特·库珀史密斯，一个激进的民主党人，卡特执政期间曾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任职。埃斯特和她的女儿康妮正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她邀请我一起去亲眼目睹苏联最后时期里正在发生的变化。鲍里斯·叶利钦即将当选为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他对苏联经济和政治模式的拒斥态度比戈尔巴乔夫更加鲜明。这趟旅行时间虽短却很有意思。
回到阿肯色州之后，我更加坚信如果我参选并当选为总统的话，美国在外交上面临的许多挑战将涉及到我了解并且懂得如何处理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然而，7月来临的时候，我仍然对何去何从犹豫不决。在1990年的大选中，我对阿肯色人说，我将干完整个任期。1991年在议会立法方面取得的成功令我对目前的岗位热情陡增。我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切尔西换了一所学校，有着很好的老师和朋友，还可以尽情练习她所钟爱的芭蕾舞，过得很快乐。希拉里的律师工作也很出色，凭着她个人的能力赢得了人们极大的欢迎和尊敬。在高度危险的政治波澜中摸爬滚打几年之后，我们的生活安定而幸福。另外，布什总统看上去仍是那么不可战胜。6月初的尸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9％的人希望我参选，在我任州长的阿肯色州，我将以32％对57％的选票输给总统，其他的选票尚不能确定投给谁。何况，初选不可能只有我一个．候选人。其他几个非常优秀的民主党人都有可能参选，所以提名的竞争会很激烈。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的胜算很小。只有一位小州州长曾经当选为总统，那就是1852年当选的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富兰克林·皮尔斯。
除掉政治上的考虑，我的确很喜欢布什总统，对他和白宫与我在教育问题上的通力合作心存感激。尽管我和他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有很大分歧，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根本不像大多数里根派那样冷酷和右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6月，我去加利福尼亚发表演说，到机场接我的是一个名叫肖恩·兰德雷斯的青年。他鼓动我竞选总统，说他为我找到了完美的竞选主题。随后他播放了弗利特伍德麦克乐队的热门单曲《S，j停止思考明天》。我和他一样，立即意识到这就是我想要说的一切。
在洛杉矶，我与希拉里的朋友，那时也已成为我的密友和重要顾问的米基·坎特探讨参选的利弊。刚一开始，坎特就说我应该付给他一美元，作为雇用他的薪水，这样一来我们的谈话便有了特别的意味。几天之后，我送给他一张一美元的支票，附上便笺说我一直希望找到一个开价昂贵的律师，之所以送上这张支票，是因为我“坚信这是对你付出的回报”。我用这一美元·获得了许多好的建议，但我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它改变了一切。
7月的二天，琳达·迪克逊说罗杰·波特从白宫打来电话。我说过，我与罗杰在教育目标计划上合作愉快，非常敬佩他既忠于总统又能与州长合作的能力。罗杰询问我是否参加1992年的竞选。我说尚未决定，现在当州长的感觉比几年前更快乐，我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我不愿破坏它，但我认为白宫在处理国家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过于被动。我说，我认为总统应该利用海湾战争胜利累积的巨大政治资本，应对这个国家的重大问题。就这样进行了五到十分钟我所认为的严肃谈话之后，罗杰打断了我的话，直奔主题。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受命传达的第一句话：“别再胡说八道，州长。”他说“他们”已经仔细研究过有可能参选的人。科莫州长是最有威力的演说家，不过他们的宣传可以把他说成过于自由主义。只要攻击所有参议员的投票记录，他们都会一蹶不振。但是我不同。我在发展经济、改善教育和打击犯罪等方面政绩斐然，受我领导的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发出的信息极有吸引力，我事实上有获胜的可能。所以如果我竞选的话，他们必须毁掉我本人。“这就是华盛顿的做法。”他说，“在每一次选举中媒体必须找个人当靶子，我们将向他们提名你。”他接着说，掌握媒体的人都是精英分子，他们会相信任何关于阿肯色州这个穷乡僻壤的传言。“我们将不惜血本，让那些一言九鼎的媒体人士说出他们必须说的话，为的就是把你赶出去。而且，我们将趁早着手。”
我试图保持镇静，但忍不住怒火中烧。我对罗杰说，他刚刚说的话恰恰显露了政府的问题所在。他们执政时间太长了，以为总统宝座理所当然就是他们的。我说；“你们认为白宫西翼的停车场属于你们，但真正拥有它们的是美国人民，你们必须去争取使用它们的权利。”我告诉罗杰，他所说的话使我参选的可能性更大。罗杰说，这种情绪很不错，但是他是以朋友的身份打电话给我一个合理的警告。如果我等到1996年，我肯定能赢得总统大选。如果1992年我就参选，他们将毁掉我，我的政治生涯也就到了终点。
谈话结束之后，我打电话给希拉里，告诉她发生的一切。随后我告诉了麦克·麦克拉蒂。我再也没有见过罗杰·波特，直到我当上总统之后，在为白宫工作人员举行的招待会上，我看到了他。我不知道他是否想过那个电话，想过它曾影响了我的决定。
自打孩提时代，我便特别讨厌别人威胁我。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曾因为不听威胁，被人用BB气枪射中，还被一个大我很多的男孩猛打过。在其后的竞选以及担任总统的八年里，共和党将极尽威胁之能事，正如罗杰·波特所预测的，他们从一些媒体人士那里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就像小时候腿上中了BB气枪的子弹，下巴挨了大抡拳，他们的攻击对我造成了伤害。谎言很伤人，偶尔的真相更伤人。我努力把我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手头的工作以及我的工作对普通民众产生的影响上。当我成功做到了这一点时，对抗那些纯粹觊觎权力的人要容易得多。
接下来的三个月一晃而过。7月4日，阿肯色州东北部举行了郊游野餐，我看到了第一个“克林顿竞选总统”的标语，但也有一些人鼓动我等到1996年再参选，而另一些对我的加税政策心存不满的人更是劝我不要参选。当我去盂菲斯，参加在小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的洛兰汽车旅馆建立的国家民权运动纪念碑的落成典礼时，一些民众鼓励我竞选，但是杰西·杰克逊仍然对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心存疑虑，因为他觉得这个委员会既保守又不团结。我不喜欢与杰西有矛盾冲突，我很仰慕他，尤其敬佩他敦促黑人青年继续读书、远离毒品的努力。早在1977年，小石城中心中学实行种族融合20周年时，我们一起出席了这所学校的纪念活动，杰西对学生们说：“不要打开你们的血管，而要开发你们的大脑。”
1991年，吸毒和青少年暴力问题仍然很严重。7月12日，我去芝加哥参观当地的公共住房项目，了解政府是如何保护儿童的。7月底，我去小石城医院拜访黑人戏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他因为在一家出售吸毒器械的商店静坐抗议而被捕，另外还有四名当地反毒品组织“以上帝的名义对自己做不可思议之事”的成员。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黑人牧师和当地黑人穆斯林首领。它提出了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成年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是杰克逊所赞成的，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所提倡的，也是我所认为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如果我们想使现状发生根本改变的话。
8月，竞选活动初露端倪。我在许多地方发表演说，并且成立了前哨委员会，布鲁斯·林赛做财务主管。有了这个委员会，我无需成为候选人就可以筹集资金偿付旅行和其他费用。两星期之后，杜卡基斯的主要筹款人，波士顿的鲍勃·法默辞去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财务主管职务，帮我筹集资金。弗兰克，格里尔和斯坦·格林伯格也开始帮助我。前者是土生土长的亚拉巴马人，1990年曾为我制作电视广告片，既有思想深度又有情感蛊惑力；后者是民意测验专家，1990年大选中心小组成员，对所谓的里根派民主党人及如何令他们回头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我想让格林伯格做我的民意测验人。我不愿意放弃迪克·莫里斯，但到那时他已经与共和党候选人和官员交往过多，破坏了他在所有民主党人眼里的形象。
成立前哨委员会之后，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去西雅图参加全国州长夏季会议。在《新闻周刊》举行的年度调查中，我的同仁们刚刚推选我为全国最高效的州长，他们中有几个人鼓励我参选。全国州长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一家坐船从西雅图去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和温哥华度了一个短暂的假期。
一回到家，我便开始在全州各地旅行，包括一些事先并未宣布的地方，询问我的选民是否应该参选，他们是否愿意让我放弃干完整个任期的承诺。大多数人说如果我认为那是我应该做的事情，那就应该参选，但没有多少人觉得我会获胜。普赖尔参议员、邦珀斯参议员、两位民主党众议员雷，桑顿和贝丽尔·安东尼都发表了讲话表示支持。副州长吉姆·盖伊·塔克，众议院议长约翰·利普顿和参议院议长杰里·布考特都告诉我，我外出的时候他们将尽职尽责管理好阿肯色州。
希拉里认为我应当竞选，母亲也非常赞成，即便切尔西这一次也没有表示反对。我告诉她，我会出席她的重要活动，比如圣诞节的《胡桃夹子》芭蕾舞演出、学校活动、“复兴周末”活动和她的生日晚会。但是我也知道，我将错过一些活动：我的萨克斯管和她的钢琴二重奏；万圣节前夕走家串户，切尔西穿着她一贯与众不同的服饰；夜里为她朗读；帮助她做家庭作业。做她的父亲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工作；我只希望在此后的竞选活动中我仍然能做好这份工作。我不在家的时候，我想念她的程度不亚于她想念我。不过电话可以帮忙，还有传真机——我们来来回回发送了很多数学题。希拉里离开家的时间会少一些，而我们都不在家的时候，切尔西能在外祖父母、卡罗琳·休伯、州长官邸的工作人员、朋友和朋友家长那里得到很好的关照。
8月21日，艾尔·戈尔宣布他将不参选，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消息。他在1988年参加过竞选，如果1四2年他又参选的话，3月10日超级星期二那天，南方各州的选票将被我俩分割，这将大大降低我最终获胜的几率。艾尔惟一的儿子艾伯特被车撞倒，伤势严重。在儿子艰难漫长的康复期里，艾尔决定和家人待在一起，我很理解并且欣赏他的决定。
9月，我又访问了伊利诺伊州，在艾奥瓦州苏城会见了艾奥瓦州、南达科他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民主党领导人，并拜访了设在洛杉矶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鉴于初选日程安排，伊利诺伊州站尤显重要。提名竞争始于艾奥瓦州的民主党地区会议，这个我可以放弃，因为艾奥瓦州的汤姆·哈金参议员也参选，肯定会在自己的老家获胜。随后便轮到南卡罗来纳州、马里兰州、佐治亚州和科罗拉多州。尔后是超级星期二的南方11个州。3月17日圣帕特里克节则轮到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
四年前，戈尔参议员在南方各州获得了惊人的胜利，但在其他州一无所获，竞选势头受挫。我认为我在伊利诺伊州能获胜，原因有三个：希拉里是，伊利诺伊州人；我和伊利诺伊州南部各县在三角洲委员会中有过合作；芝加哥一些德高望重的黑人领袖都有阿肯色州背景。在芝加哥，我会见了两位激进的青年政治家，戴维·威廉和戴维，阿克塞尔罗德，他们都将参与竞选活动。他们是理想主义者，经受了芝加哥选举斗争的考验，非常认同我的政治理念。与此同时，凯文·奥基夫乘车周游全州，试图建立赢得选举必需的组织。
密歇根州和伊利诺伊州同一天投票，我也希望在那里获胜，因为支持我的有前州长吉姆·布兰查德、韦恩县县长埃德·麦克纳马拉，还有许多从阿肯色州来密歇根州的汽车厂工作的黑人和白人。密歇根州和伊利诺伊州之后紧接着便是纽约州，在那里，我的朋友哈罗德·伊克斯正忙着发动支持者，而前州长休·凯里的儿子保罗·凯里正筹集资金。
9月6日，我改组了州长办公室以适应竞选的需要，比尔·鲍恩答应出任我的行政秘书。比尔是国家商业银行董事长、阿肯色州最受尊崇的商业领袖之一，也是所谓的“豪服俱乐部”元老，这个俱乐部曾经支持1991年议会成功通过教育议案。鲍恩的任命，等于告诉阿肯色州人民：我外出的时候，本州的商业企业仍会有能人管理。
在发布参选消息之前，我开始体味到竞选总统与竞选州政府官员的不同。首先，堕胎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如果布什总统连任的话，最高法院将有足够的空缺需要填补，他的人将构成多数，足以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判决。我过去一直支持这一判决，但反对为贫困女人的堕胎提供公共资金，所以我的立场不受任何一方的欢迎。这对贫困女人不够公平，但是我很难找到充足的理由用纳税人的钱资助堕胎，他们都认为堕胎无异于谋杀。另外，这个问题仍有待讨论，连民主党的议会都一再否决为堕胎提供资金的议案。
堕胎之外还有个人问题。当被人间起我是否吸食大麻时，我回答说从未违犯美国的毒品法。这是一个尴尬的说法，默认了我在英国尝试吸食大麻的事实。对于我个人生活的谣言也很多。9月16日，在米基·坎特和弗兰克·格里尔的催促下，希拉里和我出席了华盛顿记者定期举行的斯珀林早餐会，并回答媒体的提问。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但是米基的话很有说服力。他指出我以前说过我并不完美的话，民众都知道，“你不妨告诉他们实话，无论以后的竞选活动可能或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情，他们将比较容易接受。”
一个记者问到夫妻关系问题，我说，与很多的夫妻一样，我们之间存在问题，但是我们都忠于对方，我们的婚姻非常牢固。希拉里对我的话表示同意。就我所知，我是惟一就这个问题说过这么多话的候选人。一些记者和专栏作家感到满意；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我的直率无异于证明我是一个可以大肆攻击的靶子。
我现在仍然不能确定出席早餐会或回答敏感的个人问题这两步是否走得正确。对一个总统来说，人格很重要，但是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理查德，尼克松这样截然相反的例子所表明的，完美的婚姻生活未必是衡量总统人格的合适标尺。何况，完美的婚姻生活并不是标准。在1992年，如果你违背了你的结婚誓言，离婚又再婚，这样的不忠并不被认为足以使你丧失竞选资格，甚至不值得报道，而婚姻牢固的夫妇成了易被取笑的对象，仿佛离婚常常是更真实的选择。考虑到人们生活的复杂性和父母双方共同抚育孩子的重要性，那也许不是正确的标准。
尽管存在这些个人问题，在竞选早期，我获得了超过预期的正面报道，给予我正面报道的都是一些有思想的记者，他们对我的政见和政策以及我担任州长期间的政绩很感兴趣。我也知道，这些年来希拉里和我结交了很多朋友，我因此有一群热忱的重要支持者帮我开启竞选大幕，跟随我走遍全国各地，还有许多阿肯色人愿意到其他州为我竞选。美国人民对我几乎一无所知，民意调查中我的支持率也远远落后，这些事实根本不被他们放在眼里。它们也不被我放在眼里。不同于1987年，这一次我已经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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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0月3日，在阿肯色州这是一个美丽的秋日早晨，晴朗而清爽。这是即将改变我生活的一天，我照常在清晨去慢跑。我跑出州长官邸的后门，穿过夸波区，跑向老州政府大楼。1977年我宣誓就任检察长之后在那里举行了我的第一场招待会，现在这所宏伟的老房子已经用美国国旗装扮起来了。我跑过大楼，拐弯，朝家跑去，这时我看到一个自动售报机。透过玻璃，我可以读到大字标题：“克林顿的时候到了”。回家的路上，几个路过的人祝我好运。回到官邸，我最后看了一眼竞选声明。我一直推敲到前一天深夜；我自觉写满了激动人心的语言和具体的政策提议，但篇幅仍太长，所以我删掉了几行。
中午，从1978年便与我共事的阿肯色州财政部长吉米，卢·费希尔介绍我上了讲台。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很放得开，可能是因为相互冲突的情感在我内心激荡。一方面，我不愿意放弃我所熟悉的生活；另一方面，我又渴望挑战，我有点担心，却相信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我的演讲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感谢我的家人、朋友和支持者，是他们给予我力量，使我“走出我熟悉的生活和工作圈子，献身于一项更重大的事业：维护美国梦，让被遗忘的中产阶级重燃希望，为我们的孩子创造未来”。在结尾，我许诺将“给美国梦注入新的生命”，方式是与人民订立“新的盟约”：“给所有的人更多的机会，让每个人都承担更多的责任，对共同目标拥有更深刻的领会。”
演讲结束之后，我感到兴高采烈，也许更多的是如释重负，尤其是听到切尔西俏皮地说：“演讲很不错，州长。”在这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希拉里和我忙着接待前来祝福的人，母亲、迪克和罗杰似乎都很开心，希拉里的家人也是如此。母亲表现得就像她知道我将赢得大选。按我对她的了解，我仍然不能确定，这是她的真实感受，还是一副假装的“游戏面孔”。那天夜里，我们和老朋友们聚集在一架钢琴周围。卡罗琳·斯特利弹钢琴，自打我们15岁起，就一直由她弹钢琴。我们唱着《奇异恩典》和其他赞美诗，还有很多60年代流行的歌曲，包括{亚伯拉罕、马丁和约翰}，一首歌颂我们那一代逝去英雄的赞歌。上床休息的时候，我抱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将打破愤世嫉俗和绝望情绪的坚冰，重新点燃这些英雄在我心里播下的火种。
马里奥·科莫州长曾说过，我们在诗歌中竞选，在散文中执政。这句话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很多竞选也是散文：把基本的要件组合起来，举行必需的仪式，应对媒体。竞选开始的第二天感觉更像散文，而不是诗歌：一系列将在全国性电视台和地方重要超市播放的访谈，其中将回答最基本的问题：我为什么背弃了要干完整个州长任期的承诺，这是否意味着我不值得信任。我把这些问题回答得尽可能圆满，然后谈起我的竞选主题。都是散文般的实际工作，但做完已经是第三天了。
因为我的竞选起步较晚，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整个竞选班子忙得不亦乐乎：建立组织机构，筹款，与具体的选区打交道，在新罕布什尔州拉选票。我们第一个总部设在议会大厦附近第七大街上的一座旧油漆店内。我决定把总部设在小石城而不是华盛顿。这使得出行安排变得更复杂，但是我想靠近我的根基，能经常回家与家人在一起，并处理需要我在场的政府公务。待在阿肯色州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我们年轻的工作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做手头的工作。他们不会因为华盛顿铺天盖地的谣言而分心，不会因为竞选初期媒体给我的出乎意料的良好评价而忘乎所以，也不会因为媒体紧接着对我一连串的负面攻击而万分沮丧。
几个星期之后，旧油漆店已经容不下我们所有的人员，于是搬到附近高等教育部的老办公楼里，我们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人员多得挤不下为止，那时民主党全国大会即将召开。随后我们又搬到（阿肯色报》的大楼，几个月前，由于《阿肯色民主党人》老板沃尔特·胡斯曼收购并随后解散了《阿肯色报》，这座楼已经搬空了。（阿肯色报》大楼一直到竞选结束都是我们的总部所在地，在我看来，这是我们失去了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历史最长的独立报纸后得到的惟一好处。
在50和60年代，《阿肯色报》拥护民权运动，坚决支持戴尔·邦珀斯、戴维·普赖尔和我努力使教育、社会服务和经济现代化的工作。在鼎盛时期，《阿肯色报》是全国最好的报纸之一，报道精彩，题材广泛，让阿肯色州偏远地区的读者都能了解国家和国际大事。80年代，《阿肯色报》开始面临沃尔特·胡斯曼麾下《阿肯色民主党人》的竞争，此前，后者只不过是一份规模小得多的下午报。接下来的报业大战有一个预先注定的结局，因为胡斯曼掌控着其他有利可图的媒体资产，完全可以承受（阿肯色民主党人》为了同《阿肯色报》争夺广告和客户造成的巨大经营亏损。我宜布参选之前不久，胡斯曼买下了《阿肯色报》，并把它与（阿肯色民主党人）合并，重新命名为（阿肯色民主党人报）。打这以后，郇可肯色民主党人报）将帮助把阿肯色变成越来越倾向于共和党的州。它的社论基调整体偏于保守，对我进行强烈的批评，而且常常是人身攻击。在这方面（阿肯色民主党人报）忠实地反映了其出版人的立场。尽管《阿肯色报》的垮掉令我伤心，能拥有它过去的办公大楼，我仍然很高兴。也许我希望《阿肯色报）过去的进步主义立场能像神灵一样，敦促我们为明天而奋斗。
我们的竞选班子成员都是阿肯色州人，竞选主任是布鲁斯·林赛，以前帮我任命理事会和委员会成员的克雷格·史密斯是财务主任。罗德尼·斯莱特和卡罗尔·威利斯已经忙着联络全国的黑人政治、宗教和商业领袖了。我的老朋友埃里·西格尔答应帮我组织一个全国的竞选班子。
我已经遇到了一个我非常希望其加入竞选班子的人，众议院民主党多数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的工作人员，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他叫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一位希腊东正教神父的儿子、罗兹奖学金得主，我的朋友蒂姆·希利神父掌管纽约公立图书馆的时候，他曾在那里工作过。我一眼就喜欢上了乔治，知道他可以架起与全国性媒体和国会民主党议员沟通的桥梁，对解决竞选中出现的知识挑战做出贡献。
埃里与他见了面，同意我的判断，乔治过来担任了竞选副经理，负责传媒。埃里还会见了年轻的芝加哥政治人物戴维·威廉，我希望他加入竞选班子。我们请他担任竞选经理，他立即答应了。用政治的语言来说，戴维是一位“两栖战将”：除了掌管竞选的整体状况，在伊利诺伊州还可以起到特殊的作用。我笃倌，有了戴维做竞选经理，凯文·奥基夫做州组织人，我们能够在伊利诺伊州大获全胜，紧接着就是预料中的在超级星期二横扫南方各州。之后不久，我们说服另一个年轻的芝加哥人拉姆·伊曼纽尔加入竞选班子。在理查德·戴利市长和保罗·西蒙参议员成功的竞选活动中，拉姆和威廉共过事。他身材纤瘦，情感强烈，学过芭蕾舞，虽然是美国公民，却在以色列当过兵。拉姆干劲十足，有他在身边我显得很懒惰。我们请他做财务主任，一个经费不足的竞选班子需要一个干劲十足的财务主任。克雷格·史密斯转而主管州里的竞选组织，这个工作更能发挥他突出的政治才能。很快，布鲁斯·里德离开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担任我们的政策主任。埃里还会见了两位将在竞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妇女。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迪·迪·迈尔斯成了新闻秘书，她因此必须应对可能超过她想像的“火力攻击”。尽管她很年轻，却经受住了挑战。来自华盛顿州的斯特凡妮·索利恩成了政治主任。她嫁给了弗兰克，格里尔，不过这不是我雇用她的原因。斯特凡妮非常聪明，政治触角敏锐，也不像大多数男人那样严厉固执。高度紧张的努力需要杰出的工作和融洽的人际关系，她两方面都能兼顾。随着竞选的深入展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一个接一个地露面，承担起额外的工作。
在资金方面，刚开始勉强够用，阿肯色人给我们提供了慷慨的帮助，鲍勃·法默在马萨诸塞募集了一些款项，一些常年为民主党捐款的人只要他开口便出手相助，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也捐了款，这些资金使我们得到了联邦政府同等数目的资助。为了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每个候选人必须在20个州里各募集5000美元，每一笔捐款不能超过2刃美元。在一些州，我的州长朋友们亲自过问此事。在得克萨斯州，我长期的支持者杜鲁门·阿诺德捐赠了急需的3万美元。不像许多有钱人，杜鲁门积攒的财富越多，他对民主党的认同越强烈。
有点令我惊讶的是，华盛顿市的许多人愿意帮忙，尤其是民主党律师和筹款人维克·雷塞和我在“复兴周末”活动中结识的朋友汤姆·施奈德。在纽约，给我提供宝贵帮助的不仅有我们的朋友哈罗德，伊克斯和苏珊·托马西斯，还有一位高盛公司的主管肯·布罗迪，这是他头一次决定要大力参与民主党的政治活动。肯对我说，他之前一直是共和党党员，因为他觉得民主党人感情丰富，头脑却用错了地方。后来，他说，他与大牌的共和党人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发现他们有脑无心，于是决定加入民主党，因为他认为改变头脑容易，改变心灵却很难，幸运的是，他觉得我是他政治新体验的最好目标。肯带我参加了地位显赫的纽约商人的餐会，出席者中有的勃·鲁宾，他对新经济政策的缜密分析和推论对我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在每一次政治竞选运动中，像肯·布罗迪这样的人总会出现，为竞选带来了能量。理念和改变信仰的支持者。
除了筹款和组织，我还必须与民主党的主要选区接触。10月，我对得克萨斯州的一个犹太人组织讲话，说以色列应该以土地换和平；后来又与芝加哥的黑人和西班牙裔民众交谈；会见田纳西、缅因、新泽西和加利福尼亚的民主党人，这几个州被认为是“墙头草”，也就是说，在大选中它们有可能支持民主党；也有可能支持共和党。11月，我在孟菲斯出席美国发展最快的黑人宗教流派“基督上帝教会”教友大会并讲话。我到南方各州做工作：佛罗里达、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佐治亚。佛罗里达很重要，因为12月15日的民主党大会非正式投票将是第一次具有竞争性的选举。布什总统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开始下滑，他坚持说经济形势大好，帮了倒忙。我在华盛顿对全国教育协会和全美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讲话。之后又回到南方，去了北卡罗来纳、得克萨斯和佐治亚。在西部，我访问过科罗拉多州和南达科他州；还有怀俄明州，州长迈克·沙利文支持我；还访问了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的要塞奥兰治县，在那里我获得了电信公司共和党人总裁罗杰·约翰逊和其他人的支持，他们对布什总统的经济政策感到失望。
在这一切进行的同时，竞选活动的重点在新罕布什尔州。如果在这个州的得票很少，在超级星期二到来之前，中间的几个州结果可能也不会很好。尽管我在11月中旬的民意调查中垫底，我仍然觉得我有机会。新罕布什尔是一个小州，面积不及阿肯色的一半，见多识广的初选选民非常郑重地对待他们的责任，仔细评估每一位候选人的情况和地位。为了形成有效的竞争力，周密的组织和具有说服力的广告片是必要的，但远远不够。你必须在没完没了的小型聚会、城镇会议、集会和未经事先安排的握手活动中也有出色的表现。新罕布什尔州的许多居民不愿意选没有亲自请求他们支持的人。在阿肯色州的政治舞台上奋斗了这么多年，我对这样的竞选文化了如指掌。
与政治文化相比，经济的困境及其造成的情感创伤使我在新罕布什尔州更有一种驾轻就熟的感觉。它就像十年前的阿肯色州。经历了肋年代的繁荣之后，新罕布什尔州申请福利和食品券的人数是全国增长最快的，破产率也是最高的。工厂处于关门的边缘，银行举步维艰。众多的人失业，内心非常害怕——害怕失去他们的家园和健康保险。他们不知道是否能够送孩子上大学。他们怀疑到退休的时候，社会保险制度也许无力为他们提供保障。我了解他们的感受。我认识有过相似遭遇的阿肯色人。我想，我知道需要怎么做才能扭转现状。
竞选的组织工作先由两个天资出众的年轻人负责，他们是米切尔·施瓦茨和温迪·史密斯，搬到曼彻斯特市后，他们在那里设立了新罕布什尔州竞选总部。不久，一个爱尔兰裔波士顿人，世界一流的组织者迈克尔·伍利和我40年的朋友帕蒂·豪·克里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克里内从小石城搬过来，为我和我的履历做解释和辩护工作。很快，我们就有了一个强大的指导委员会，主席由约翰·布罗德里克和特里·舒梅克两位律师共同担任，他们是我在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工作期间遇到的，幸运的是，他们的办公室与一个多世纪前富兰克林·皮尔斯州长的法律办公室在同一座大楼里。
竞争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所有宣布参选的候选人都在新罕布什尔州拼命活动。荣誉勋章获得者，内布拉斯加州前任州长鲍勃·克里参议员吸引了众多的选民，因为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政治家：财政上的保守主义者，社会问题上的自由主义者。他的竞选主题是一个全盘计划：为所有的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障，过去十年间，全国医疗保险费用的增长率三倍于总体通货膨胀率，在失去医疗保险的人数与日俱增的新罕布什尔州，医疗保障自然是一个重大问题。克里还有一个强大的竞选理由：他的军队服役记录和内布拉斯加州保守的共和党人对他的支持，使他成为最有能力与布什总统竞争的民主党候选人。
来自艾奥瓦州的汤姆·哈金参议员是参议院中保障残疾人权益的主要倡导者；他还是科技问题专家，这一点对新罕布什尔州越来越多的城镇选民来说很重要；另外他还是工会运动长期的盟友。他声称，要想赢得11月的选举，必须发动一场真正的平民主义运动，光靠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纲领是没有用的，它对“真iE"的民主党人没有吸引力。
来自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前参议员保罗·聪格斯为了与癌症作战，年纪尚轻的时候就从成功的参议院生涯中退了出来。他已经成为一个健身运动的狂热爱好者，在公众场合精力充沛地游泳，显示他已经战胜了病魔，有能力做总统。聪格斯声称，盛年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使他从常规的政治束缚中解脱出来，与其他候选人相比，他更愿意告诉选民一些他们未必愿意听的残酷真相。他有一些有趣的理念，都印在一本小册子里四处分发。
道格·怀尔德州长是弗吉尼亚州的第一位黑人州长，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他声称，他在南方保守的弗吉尼亚州有能力获胜，他在教育、防治犯罪和平衡预算方面颇有作为，这都证明他有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我参选之后不久，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杰里·布朗也宣布参选。杰里说他不会接受超过100美元的捐款，试图把自己定位为竞选中惟一一个真正的改革者。他的竞选主旨是提议简化复杂的税收法，所有美国公民统一缴纳13％的“固定”税收。1976年；为了在最后时刻阻止吉米·卡特入主白宫，杰里作为年轻的州长参加了后期的初选，在几个州获得了胜利。1979年，我和他一起在全国州长协会工作，其间我越来越欣赏他敏捷的思维和常常与众不同的时事分析。他独特的州长人格中惟一的缺憾是少了点幽默感。我喜欢杰里，但是他’把每一次谈话都看得过分认真了。
我宣布参选之后两个多月，出现了一种足以引起恐慌的可能性：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也许参选。科莫是民主党政治舞台上的重量级人物，我们最优秀的演说家，在里根和布什执政期间，他充满激情地维护民主党的价值体系。许多人认为只要他有意，他肯定会获得提名，我有一段时间以为他有意参选。他猛烈攻击过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我本人，还有我关于福利改革和国民服务的理念。在公开场合我表现得宽容大度，私下里我却气得七窍生烟，说了一些令我后悔不迭的话。我想，正因为我一直仰慕他，所以特别在乎他的批评。12月呻旬，他最终宣布将不参选。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我针对他说的一些气话流传开来，我惟一能做的就是道歉。谢天谢地，他很大度，接受了我的道歉。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马里奥·科莫将成为一位难得的顾问和最卖力维护我的人之一。我想让他做最高法院法官，但他也不愿意接受这项任命。我觉得，他太热爱纽约的生活，到了不愿意放弃的地步，可惜选民并不十分理解这一点，没有让他在1994年第四次当选。
竞选初期，我以为在新罕布什尔州最强劲的对手是哈金或克里。不久就很清楚了：聪格斯才是必须打败的人。他的家乡正好处在新罕布什尔的州境线上；他的人生经历很令人震撼；他表现出了获胜的韧劲和决心；最重要的是，他是候选人当中惟一在竞选理念、纲领、具体提议方面与我竞争的人。
成功的总统竞选有三点基本要求。首先，人们必须能够看到你本人，并且能够想像你就是总统。其次，你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和支持才能为人所知。再次，这是一场理念、纲领和问题的战斗。聪格斯达到了前两点要求，正全力以赴赢得理念战役的胜利。我下定决心不能让他得逞。
我在乔治敦安排了三场演讲，用具体的提议充实我的“新盟约”主题。演讲的地点是希利大楼里镶着木板的古雅的加斯顿大厅，对象是学生、教工、支持者和众多的媒体记者。10月23日的题目是“责任与共同体”；11月20日的题目是“经济机会”¨2月12日的题目是“国家安全”。
通过这三场演说，我阐明了十年来作为州长以及和民主党领袖委员会一起形成的政治理念和提案。我参与撰写并笃信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五个核心信念：安德鲁·杰克逊的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谁都不能享受特权的信条；工作和家庭、自由和责任、忠诚、宽容及包容等基本美国价值观；约翰·肯尼迪的相互责任观，要求公民报答国家；推进民主和人道主义价值观在全世界的传播，以及国内的繁荣和进步；富兰克林·罗斯福致力于创新的精神，致力于使政府现代化以适应信息时代需要的精神，致力于鼓励人民、给予他们创造最美好生活所需工具的精神。
民主党左派和一些政治媒体成员对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批评令我备感惊讶，前者指责我们是秘密的共和党人，后者试图把人装进“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小盒子里。如果无法把我们装进那个僵硬的“民主党人”盒子，他们就说我们没有任何信仰。证据便是我们希望赢得全国大选，而民主党人显然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我认为，民主党领袖委员会通过崭新的理念，正在将民主党最好的价值观和原则进一步发扬光大。当然，一些自由派人士打心眼里不同意我们在福利改革、财政责任和国家防卫方面的看法。但是，我们与共和党人的分歧还是很明显的。我们反对他们有失公平的税收减免和庞大的赤字；反对他们对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和布雷迪法案的抵制；反对他们在给教育提供充足资金和推动教育券之外的实践证明可行的改革方面的工作不力；反对他们在种族和同性恋问题上的分裂策略；反对他们对环境保护的不情不愿；反对他们反堕胎的立场；还有很多，不一而足。我们也有非常好的理念，比如派遣10万社区警察上街巡逻；劳务所得扣抵加倍以提高工作的吸引力，改善一般收入家庭的生活；给予年轻人参与社区服务的机会以帮助他们支付上大学的费用。
我提出的原则和提议很难说有共和党倾向，或缺乏说服力。恰好相反，这些原则和提议有助于使民主党现代化，以后还将被世界各国重新涌现的中间偏左的党派采用，也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最重要的是，这些新的理念一旦得到施行，将被证明有益于美国。1991年在乔治敦的演说给了我宝贵的机会，显示我有一整套促成改变的详细计划，并且将认真谋求将它们贯彻施行。
与此同时，在新罕布什尔州，我推出了自己的竞选小册子，简要介绍我在乔治敦演说中所有的具体提议。我还尽可能多地安排出席城镇会议。其中较早的一个安排在基恩，新罕布什尔州南部一个风景秀丽的大学城。我们的竞选员工在镇里到处张贴了海报，但是我们拿不准会有多少人来参加。我们租的屋子大概能容纳200人。在路上，我问一个多次为竞选工作的人，需要来多少人我们才能避免尴尬？她答道："50。”那么多少人才算成功？“150。”我们到场的时候，那里聚集了400人。消防局长要求我们把一半人安排在另一间屋子，所以我必须参加两个会议。我头一次知道我们在新罕布什尔州能有斩获。
一般情况下，我讲话15分钟左右，然后花大约一个半小时回答问题。刚开始我担心自己讲得过于详细，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可能出现“政策失误”，很快我就意识到人们不关心形式，只在乎内容。他们有着切肤之痛，特别想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和如何才能摆脱困境。就是在这样的城镇议会和其他竞选站点，通过聆听人们提出的问题我极大地增长了见识。
一对老年夫妇，爱德华，戴维斯和安妮·戴维斯，告诉我说他们常常必须在买处方药和买食品之间进行选择。一个高中生说，她失业的父亲感到极为羞耻，吃饭的时候都不敢看自己的家人，只是低着头。我在美国军团礼堂里会见了一些老兵，发现他们特别关心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医疗保健质量的下降，对我反对越南战争的立场却无所谓。罗恩·马乔斯的故事尤其令我感动，他的儿子罗尼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他失去了工作，至今没有找到一份提供医疗保险能偿付未来巨额医疗费用的工作。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人举行大会聆听所有候选人的陈述，来自阿肯色州的我的老朋友简·帕斯卡尔发动她的一群学生举着“克林顿竞选总统”的牌子把我领到了讲坛。其中一个学生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迈克尔·莫里森坐在轮椅里，不过他的动作一点也不慢。他支持我，因为他是由低收入的单亲母亲抚养长大的，他认为我将致力于为所有孩子提供上大学和找到好工作的机会。
到12月，我竞选的形势越来越好。12月2日，詹姆斯·卡维尔和他的搭档保罗·贝加拉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们都是非常有魅力的人物，都是被人竞相拉拢的政治资产，刚刚帮助宾夕法尼亚州的鲍勃·凯西州长和哈里斯·沃福德。参议员，还有佐治亚州的泽尔·米勒州长竞选成功。泽尔先帮我打通了卡维尔的电话，以便我能与卡维尔及贝加拉约定见面事宜。与弗兰克，格里尔和我一样，他们俩属于濒危但生存能力很强的政治生物，南方的白人民主党人。卡维尔是移居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国人后裔，做过海军陆战队员，很有策略，立志献身进步主义政治。他和我有很多共同点，包括都有一个受我们爱戴的意志坚强、讲求实际的母亲。贝加拉是一个机智幽默、精力充沛的人，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舒格兰，信仰攻击性的平民主义，却有着天主教徒的社会良知。我不是惟一想雇用他们的候选人，当他们签字加入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竞选带来了活力、方向感和可信度。
12月10日，在全美主要犹太人组织主席大会上，我发表了演说，两天后，我在乔治敦发表了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演说，内容是关于国家安全的。我的这些演说得到了老朋友桑迪叫白杰的很大帮助，卡特入主白宫期间他是国务院政策办公室副主任。桑迪介绍了卡特时期的另外三位外交专家——托尼·莱克、迪克·霍尔布鲁克和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来帮忙，还有一位澳大利亚出生的非常有才华的中东问题专家马丁·安迪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将扮演重要的角色。12月中旬，他们帮助我们掌握了基本的外交知识和能力，这就足够了。
12月15日，我在佛罗里达州民主党大会上获得了54％的选票，赢得了这场不具约束力的非正式选举。80年代我曾三次出席这个大会，认识了投我票的许多代表，我拥有由副州长巴迪·麦凯领导的最强大的竞选组织。希拉里和我也对代表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她生活在迈阿密的兄弟休和托尼还有休的妻古巴裔律师玛丽亚也帮了很多忙。
在佛罗里达州获胜之后两天，阿肯色州的一个筹款人为竞选筹得了80万美元，远远超过以前任何一次筹款数目。12月19日，《纳什维尔旗帜报》成了第一家对我表示支持的报纸。12月20日，科莫州长宣布将不参选。随后，佐治亚州参议员萨姆·纳恩和州长泽尔·米勒宣布支持我，有力地推动了竞选。佐治亚州的初选正好赶在超级星期二之前，同时举行的还有马里兰州和科罗拉多州。
与此同时，布什总统的麻烦升级，因为帕特·布坎南宣布将参加老大党的初选，从右翼对布什总统发起了乔治·华莱士式的进攻。共和党保守派对总统签署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通过的减少4920亿美元赤字的一揽子提案感到恼火，因为除了减少开支，其中还包含5美分的汽油税增幅。1988年，布什的名言“看我的嘴型——不再加税”曾让共和党大会代表起立为他鼓掌欢呼。签署减少赤字一揽子议案是负责任的做法，但是这样一来，他背弃了他最引入注目的竞选承诺，违背了共和党右翼的反税收教条。
共和党保守派并非只把火力对准总统。我同样也被一个名为ABIAS的组织——全称是独立美国精神复兴联盟——猛烈攻击。独立美国精神复兴联盟的一个领导人是克利夫·杰克逊，我在牛津大学认识和喜欢的一个阿肯色人，但他如今是共和党保守派的一分子，对我个人怀着极深的敌意。当独立美国精神复兴联盟在电视、电台和报纸上播放或刊登广告攻击我的从政履历时，我们进行了快速猛烈的还击。这些攻击对竞选也许是利大于弊，因为回击的时候我作为州长的成就被着力强调，而这些攻击的源头也令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人对它们心存疑虑。圣诞节前两天，新罕布什尔州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我的支持率仅次于保罗·聪格斯，而且正在迎头赶上。这一年伴着竞选的顺利进展结束了。1月8日，怀尔德州长退出竞选，对黑人尤其是南方黑人选票的竞争减轻了不少。几乎与此同时，弗兰克·格里尔制作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广告片，重点突出新罕布什尔州的经济问题和我的改革计划，我们在民意测验中开始领先于聪格斯。到1月的第二个星期，我们的竞选班子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筹集330万美元，其中有一半来自阿肯色州。今天来看，这个数目并不大，但在1992年初，这笔钱足以帮助我们把其他候选人甩在后头。
我的竞选似乎进展顺利，但在1月翅日，小石城的媒体收到小报《星报》将在2月4日刊登一篇报道的预先通知，在这篇报道里，珍妮弗·弗劳尔斯说她与我有长达12年的情史。在1990年竞选阿肯色州州长的时候，拉里·尼科尔斯声称我与五个女人有不正当关系，珍妮弗便是其中之一。那时候，她义正词严地加以否认。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媒体如何对待她的180度转变，所以依旧按日程安排工作。我长途驱车到了新罕布什尔州西南部的克莱尔蒙特，参观当地的一家刷子厂。这家工厂的厂长希望把产品卖给沃尔玛，我想帮助他们。其间，迪·迪·迈尔斯走进工厂的小办公室给竞选总部打电话。弗劳尔斯说她手亡有和我十次电话谈话的录音，这些录音据称将证明她的指控是真实的。
一年前，弗劳尔斯的律师给小石城一家电台写信，威胁说如果这个电台的一位脱口秀主持人继续重复拉里·尼科尔斯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些话，她将以诽谤罪提起诉讼，因为电台已经“错误地、不真实地”指控她有通奸行为。我们不知道弗劳尔斯的任何磁带上的任何内容，但是我对这些电话记得很清楚，不认为其中有什么对我造成损害的内容。我从1977年就认识弗劳尔斯，最近还帮她在州政府谋了一份差事，她曾打电话向我抱怨，媒体甚至跑到她唱歌的地方去骚扰她，她觉得有可能会丢掉工作。我同情她，我当时并不认为会有什么后果。迪·迪试图了解更多的《星报》即将刊登的内容，我也给希拉里打了电话，告诉她发生的一切。幸运的是，她当时正在佐治亚州州长官邸参加竞选活动，泽尔和雪莉·米勒夫妇对她非常热情周到。
关于弗劳尔斯的报道掀起了轩然大波，媒体无法避免连锁反应，尽管随后的一些报道对她的指控提出了质疑。据媒体报道，弗劳尔斯因为这篇报道得到了一笔钱，一年前她曾拼命否认这种不正当关系的存在。值得肯定的是，媒·体也挖出了弗劳尔斯在教育和工作经历上撒的谎。但是，相形之下，还是有关婚外情的报道有影响力。我在新罕布什尔州民意调查中支持率开始下降，希拉里和我决定接受邀请，参加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就这些指控和我们的婚姻状况回答问题。这样做并不容易。我们想反击恶意诽谤的新闻报道，谈论实质性问题，同时又不能对自己造成伤害，也不能助长进行人身毁灭的政治攻击，我强烈谴责这样的政治攻击，即便在没有触及我之前我的态度也是如此。我已经说过，我的生活并非完美元瑕。如果完美是标准，当选总统的应该另有他人。
1月26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们在波士顿的丽嘉饭店录制了这个节目，安排在当晚超级杯比赛之后播出。我们与采访人史蒂夫·克罗夫特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一开始便问弗劳尔斯说的事情是否真实。我回答说不是，他便问我是否有过婚外情。也许我应该借用罗莎琳·卡特在1976年对一个相似问题非常机智的回答：“如果我有的话，将不会告诉你。”既然我不像卡特夫人那样无可指责，我决定不耍小聪明。所以我说，我已经承认给我的婚姻带来过伤痛，就这个问题我已经讲过比其他候选人多得多的话，我想就此打住，再说，美国人民明白我的意思。
不可思议的是，克罗夫特又问了我一遍。他采访的惟一目的就是让我“招供”。他提了一系列关于珍妮弗·弗劳尔斯的问题之后，终于问及关于希拉里和我的问题，说我们的婚姻是“刻意的安排”。我真想重重地打他一拳。不过我还是回答说：“稍等一下。你看着的是两个相爱的人。这不是安排或协议。这是婚姻。”希拉里接着说，她坐在这里和我一起接受采访，是“出于我对他的爱和敬意，也出于我对他所经历的一切和我们一起经历的一切的尊重。你也知道，如果人们觉得这样还不够，那就不要投他的票吧”。刚开始的“泥泞战”之后，克罗夫特斯文了很多，和我们谈论起希拉里的生活和我的生活，相当融洽。可惜这些在编辑的时候都被删掉了，只剩下大约十分钟的内容，显然是因为超级杯才缩短了这个采访节目。
采访中间，希拉里和我坐着的沙发上方有一盏很亮很烫的灯的胶带松了掉了下来。灯正对着希拉里的头顶，如果砸着她的话，她一定会被严重烫伤的。不知怎么的，我眼睛的余光看到了正往下掉的灯，就在灯砸上希拉里座位之前一瞬间，我伸手把她拽过来趴在我的腿上。希拉里吓坏了，这很正常。我一直抚摩着她的头发，说没关系，说我爱她。熬过艰难的采访之后，我们飞回家和切尔西一起看这个节目。她说：“我觉得能拥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我感到开心。”
第二天早上，我飞到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参加前州长比尔·温特和迈克·埃斯皮为我组织的早餐会，他们两个很早就支持我。我不知道究竟是否有人来，招待会究竟是什么情形。让我如释重负的是，他们不得不另外加座，来的人比预期的多，而且看到我打心眼里高兴。就这样，我恢复了正常的竞选工作。
然而，事情还未结束。珍妮弗·弗劳尔斯在纽约的华尔道夫一阿斯托里亚饭店一个拥挤的房间里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她再一次讲述了和我的故事，还说她已经厌烦了为此而说谎。她也承认，“当地的一个共和党候选人”找过她，请她把事情公之于众，但是她拒绝透露他的名字。她当场播放了一些录音带，但只能证明我曾经与她有过电话交谈，这一点我从未否认过，与之前的大肆渲染相比，录音带的内容有些反高潮的意味。
尽管后来还出现了一些报道，但弗劳尔斯事件引起的媒体喧闹到了尾声。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60分钟”节目里成功引导人们正确地看待这件事。公众知道我并不完美，也没有假装完美，不过他们也知道这个国家面临着许多更为重要的问题。很多人对媒体报道“花钱买垃圾”的做法非常反感。大约在这个时候，拉里·尼科尔斯决定撤回诉讼，并为他所说的试图“毁掉”我的行为公开道歉：“媒体对这件事大肆炒作，已经到了过分的地步。《星报》的文章出来之后，好几个女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付钱请她们曝料说与克林顿有性关系。简直是疯了。”也有人对弗劳尔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播放的录音带提出了疑问。《星报》拒绝提供原始录音带。洛杉矶的一家电视台聘请了一位专家，这位专家说，尽管他不知道这些录音带是不是“伪造的”，却能肯定它们被“有选择地编辑过”。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根据所请专家的分析，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批评性的报道。
我已经说过，我与珍妮弗·弗劳尔斯相识于1977年，当时我是阿肯色州检察长，她是当地一家电视台的记者，经常采访我。之后不久，她离开阿肯色州，投身娱乐业，我想是给乡村音乐歌星罗伊·克拉克担任伴唱。其间她搬到了达拉斯。80年代后期，她回到小石城母亲的身边，打电话请我帮她在州政府找一份工作，以补充她唱歌的收入。我把她介绍给我的工作人员朱迪·加迪，后者负责把许多要求帮助、希望在政府工作的人介绍给各种各样的机构。九个月后，弗劳尔斯终于获得了一份工作，薪水一年不到两万美元。
珍妮弗·弗劳尔斯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努力求生存的人，她的童年并不完美，工作中也有挫折，但她一直坚持奋斗。后来，媒体引述她的话说，她有可能投我的票，而在另一个场合，她说不相信葆拉·琼斯的性骚扰指控。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1992年1月在"60分钟”亮相差不多整整六年之后，我不得不因为葆拉·琼斯案出庭宣誓作证，还被问及珍妮弗·弗劳尔斯。我承认在70年代和她有过不应该有的关系。当然，这些质询与葆拉·琼斯性骚扰的假指控没有关联；有人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企图从人身和政治上损害我，让我难堪，这些质询只是这一长期过程的一部分。但是我宜了誓，而且很自然地，如果我没有做过任何错事，我就不可能感到难堪。我的批评者争相落井下石。滑稽的是，尽管他们认定其他证词并不真实，他们却认为我的这一回答是事实。事实是，不存在12年的情史。珍妮弗，弗劳尔斯现在仍在起诉詹姆斯·卡维尔、保罗，贝加拉和希拉里诽谤她。我不想诅咒她，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是总统了，我非常希望她不要继续与他们过不去。
弗劳尔斯事件爆发之后几天，我打电话给埃里·西格尔，请他来小石城，以他的成熟风范在总部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他问我怎么会请他这样的人来帮忙，要知道他帮助过的候选人都没有赢得总统大选，我开玩笑说：“我走投无路了。”埃里大笑，过来担任了竞选办公室主任，掌管中心办公室、财务和竞选飞行。这个月初，田纳西、肯塔基和华盛顿的内德·麦克沃特、布里尔顿·琼斯和布思·加德纳三位州长对我表示支持。已经对我表示支持的州长，比如南卡罗采纳的迪克·赖利、怀俄明的迈克，沙利文、新墨西哥的布鲁斯，金、北达科他的乔治·辛纳和佐治亚的泽尔·米勒重申了他们的态度。萨姆·纳恩参议员也是如此，但附加了一句警告：他想“等着看看”还有什么事情会被捅出来。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显示，70％的美国人认为媒体不应该报道公众人物的私生活。在另一项民意调查中，80％的民主党人说，即便弗劳尔斯的指控是真的，他们的选择也不会受到影响。这听上去很不错，但是20％是个相当大的数字，足以使人立即放弃竞选。不过，竞选的形势又有好转，结果最起码应该是我们仅次于聪格斯并对他构成强大的挑战，我认为这个结果将相当好，足以使我们投入南方的初选。
然而，竞选形势刚有起色，兵役事件冒出来给了我沉重的打击。2月6日，{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揭露我的服兵役经历以及1969年在阿肯色大学期间与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关系。竞选初期，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曾说在牛津大学上学期间没有申请延迟服兵役；事实上，我申请从1969年8月7日延迟到10月20日。更糟糕的是，同意让我加入后备军官训练计划的尤金·霍尔姆斯上校现在却说，我对他进行误导进而没有服兵役。1978年，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他说处理过成百上千的申请，对我的申请没有任何具体的记忆。连带我的错误声明，整个事件给选民的印象便是，我在没有服兵役的原因上故意误导他们。事实并非如此，但在当时我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我不记得也没有找到杰夫·德怀尔记录1970年3月他与霍尔姆斯上校友好谈话的磁带，那时我已经参加完后备军官训练计划，回到应征行列。杰夫已经去世了，我们当地的征兵委员会主席比尔·阿姆斯特朗也去世了。那个时期的征兵记录也已经全部毁掉。
霍尔姆斯的攻击令我感到惊讶，因为这与他以前的说法自相矛盾。有人说，霍尔姆斯的女儿琳达·伯内特是共和党的激进分子，当时正帮助布什谋求连任，可能是她让霍尔姆斯“恢复”了部分记忆。
9月16日，选举日更加临近的时候，霍尔姆斯发布了一个更详细的声明，对我的“爱国心和操守”提出质疑，又咬定说我欺骗了他。显而易见，这个声明由他的女儿草拟，我的老对手约翰·保罗·哈默施密特众议员办公室提供援手，布什竞选班子的几名官员加以修改。
兵役事件爆发过后几天，离新罕布什尔州的选举日还有一个星期，美国广播公司“夜线”节目主持人特德，科佩尔打电话给戴维·威廉，说他手里有一封我写给霍尔姆斯上校的关于征兵的信——如今人人都听说过这封信——还说美国广播公司将为此做一个节目。我完全忘记了信的内容，美国广播公司同意送给我一个复印件，他们好心地兑现了允诺。我读了信之后，才明白为什么布什竞选班子确信这封信加上霍尔姆斯上校在后备军官训练队一事上的改口，能将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置于死地。
那天夜里，米基·坎特、布鲁斯·林赛、詹姆斯’卡维尔、保罗·贝加拉、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希拉里和我在曼彻斯特天天饭店汽车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开会。媒体已经把我整得奄奄一息了。现在对我人格的攻击是双重的。所有的电视评论员都说我死定了。乔治蜷缩在地板上，满眼泪水。他问是否该宣布退出了。卡维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挥舞着那封信大喊：“乔吉！乔吉！你疯了。这封信对我们有利。读过它的人都会认为他有人格！”尽管我欣赏他的“永不言败”的态度，但我比他要冷静一些。我知道乔治惟一的政治经验是在华盛顿获得的，与我们不一样，他可能真的以为媒体能决定谁有分量谁不值一提。我问：“乔治，你仍然认为我将成为一个好总统吗？”“是的。”他回答。“那就苎起来，回去继续工作。如果选民想让我退出，他们会在选举日表明态度的。我要让他们来决定。”
我的话听上去很勇敢，但在民意调查中我的支持率却像掉进井里的石块。我已经处于第三位了，似乎我的支持率还有可能超不过10％。我听从卡维尔和米基·坎特的建议，买下《曼彻斯特联合导报》的广告版面，刊登了那封信的全文；并买下两段各30分钟的电视时间，让选民打来电话，就那些指控和任何他们关心的问题来询问我。150名阿肯色人放下手中的工作，来新罕布什尔州挨家挨户地拜访。其中戴维·马修斯众议员曾是我的法律学生，是我提交给议会的议案和我在阿肯色州竞选州长时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戴维能言善辩，很快就成为希拉里之外我主要的代言人。当他在一些集会上为我激发了选民的情绪之后，我觉得一些人已经开始认为他应该是候选人。还有600名阿肯色人在《曼彻斯特联合导报》的整版广告里列出他们的名字和家庭电话，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人如果想知道克林顿州长的真实情况，请给他们打电话。几百人打了电话。
来帮忙的所有阿肯色人当中，我最亲密的童年伙伴戴维·莱奥普洛斯起到其他人比不上的作用。弗劳尔斯事件爆发之后，戴维听到电视评论员说我完蛋了。他急得马上开了三天车来到新罕布什尔州。他没有钱买机票。他到达总部之后，我年轻的新闻助手西蒙‘罗森堡安排他接受波士顿电台的采访，这个电台拥有二大群新罕布什尔州听众。戴维出手便是“本垒打”，对我们40年的交情津津乐道，我身上人性的因素似乎多了一些。随后他向我们的一群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沮丧志愿者讲话。讲完之后，现场每一个人都热泪盈眶，决心要奋战到底。戴维在新罕布什尔州忙碌了整整一个星期，接受电台采访，派送手工做的传单，上面印着我们童年时代朋友的照片，可以证明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周的时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在纳舒厄的一个集会上见到了戴维，他和另外50个阿肯色人在一起，包括卡罗琳·斯特利、我的爵士乐老搭档兰迪，古德勒姆和我的小学校友莫里亚·阿斯佩尔。也许是“比尔之友”拯救了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