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邀请让我感到荣幸，但同时我也很谨慎。我说过，全国大会都是闹哄哄的碰面会，除了主旨发言和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接受提名的演讲，讲台上传来的声音一般是背景音乐。我参加过的全国大会不少，非常清楚如果代表们和媒体没有心理准备，大厅里的状况又不是很有利，额外的一个冗长发言肯定会砸锅。我对杜卡基斯的人说，我的发言不会产生积极效果，除非讲话的时候把灯光调暗，杜卡基斯手下负责发言秩序的人能让代表们保持安静。还有，他们不能鼓掌太多，不然发言的时间会显著加长。我对他们说，这样做的确很麻烦，如果他们不想做的话，我可以做一个五分钟的激动人心的演讲，表示支持。
7月20日发表演讲那天，我拿了一份演讲稿到迈克的房间，让他和他的手下过目。我对他们说，这份书面讲稿口头讲起来要花22分钟，如果鼓掌不太多的话，我们的时间不会超过限定的25分钟。我又说如果他们觉得效果更好的话，我可以把讲稿砍掉25％，或者50％，或者75％。一两个小时后，我打电话问他们希望我如何讲。得到的答复是一字不落。迈克希望美国人民像我一样了解他。
那天夜里，我被介绍之后，踏着强劲的音乐走上讲台。我刚一开口，灯光就暗了下来。接下来情况越来越糟糕。我还未讲完三句话，灯光又亮了起来。然后我每次提到迈克的名字时，听众都起哄。我立刻明白，应该丢掉讲稿只讲五分钟，但是我没有这样做。真正的听众都在看电视。如果我能够忽视大厅里分散我注意力的人和事，我还是可以让待在家里的老百姓听到迈克希望他们听到的一切：
我想讲一讲迈克·杜卡基斯。他从底层崛起，速度如此之快，我们每个人都想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当州长是什么样子，他又能成为什么样的总统。
他是我的老朋友。我想让你们了解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想让你们了解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让迈克·杜卡基斯成为继安德鲁·杰克逊之后第一位父母为移民的美国总统。
我一一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会场上都是说话声，只有在我提到迈克的名字时，才会听到欢呼。我感觉自己仿佛在推着200磅的巨石上山。后来我开玩笑说，讲到十分钟的时候，美国萨摩亚人代表团开始取笑起来，我知道我有麻烦了。
几分钟之后，美国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的人开始取笑我，他们播放会议大厅里听众心不在焉的镜头，问我什么时候结束演讲。只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无线广播阿从头至尾播放了演讲，没有插入任何批评和评论。采访大会的媒体显然事先不知道我将讲多久，或者我要做什么。另外，我这篇演讲稿的写作风格全错了。我本想连续讲讲迈克的生活经历，不会被太多的鼓掌打断，所以我的演讲听上去像随意的对话，“说教味”也太重。我以为可以不理睬现场的代表，只当给看电视的观众演讲，这样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了。
我也有一些精彩的话，可是，天哪，我得到的最热烈的掌声是在演讲艰难地结束时，我说：“在结束……”这是整整32分钟的灾难。后来我对希拉里开玩笑说，我本不清楚自己的演讲有多糟，直到我们走出会场，她开始走向陌生人，介绍说我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幸运的是，迈克·杜卡基斯并没有因我的过失而受到伤害。他选择劳埃德·本特森做竞选伙伴，颇受好评；他们两人的提名演说都非常精彩；两位候选人离开亚特兰大的时候，在民意测验中远远领先于对手。而我却像一具行尸走肉。
7月21日，汤姆·谢尔士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一篇灾难性的文章，把媒体对我演讲的反应归结为：“周二，杰西·杰克逊使大厅里所有的人激动万分；周三晚上，阿肯色的比尔·克林顿州长却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木头。”他称之为“温迪·克林蒂演出失败的经典”，还用令人难堪的细节描绘各大广播公司如何想办法用节目填补我演讲的那段时间。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希拉里和我都清楚我昨天跳进了一个深渊，必须自己想办法爬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开始，只好自我解嘲。我在公众场合做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不是我表现最好的一小时。甚至那一个半小时我的表现都不是最好。”表面上我一直装出嘻嘻哈哈、满不在乎的样子，心里却告诫自己，从此能不再忽视自己对演讲的直觉反应。我做到了，惟一的例外是1994年我就医疗保健问题向国会发表演说的短暂瞬间。
在我的一生中，从没有像这次回家这么愉快。阿肯色州大多数人都是支持我的。我的一些多疑的支持者们认为我被人算计了。大多数人只是觉得我放弃了一贯的即兴发挥，灵感的火花被书面演讲稿束缚得死死的。罗伯特·“赛”·麦金托什，一位性格难以捉摸的黑人餐馆业主，之前与我的关系时好时坏，这一次挺身而出，猛烈抨击媒体的报道，在州议会大厦举办免费午餐，招待所有送来明信片或信件回击一位在全国性媒体上批评我的人。来的人超过500位。我收到了大约700封谈那次演讲的信，90％持肯定态度。显然，写信的人都通过电台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听到了我的演讲，丹·拉瑟至少做到了在全部转播完我的演讲之后，才开始冷嘲热讽。
回来大概一天之后，我的朋友哈里·托马森给我打电话，他是成功的电视节目“钻石女郎”的制片人，撰稿人是他的妻子琳达·布拉德沃斯。哈里是丹尼·托·马森的兄弟，在教堂合唱团里丹尼就站在我的旁边。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哈里回阿肯色州拍摄一部反映内战时期的电视电影《蓝与灰》，希拉里和我认识了他。哈里对我说，“劣材也成器”，但是动作得快。他建议我参加约翰尼·卡森的节目，并拿自己开涮。我尚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回答说我需要一天的时间考虑。卡森已经就我的演讲发表了不少“见解”，正在兴头上。他说的比较难忘的一句话是：“演讲结束，效果好得像维可牢避孕套。”不过实在没有多少可考虑的——我的处境已经不可能再坏了。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哈里，’请他替我安排在卡森节目里露面。卡森一般不邀请政治家参加自己的节目，但是显然，这次他破例了，因为我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攻击目标，错过了可惜，也因为我答应吹萨克斯管，他可以把这作为借口，表明他一直没有打破惯例，最起码没有邀请过不会玩乐器的政治家。吹萨克斯管是哈里的主意，这不是他为我想到的最后一个绝妙主意。
几天之后，我坐上了飞往加利福尼亚州的飞机，陪同我的是布鲁斯·林赛和我的新闻秘书迈克·高尔丁。节目开始之前，约翰尼·卡森来我的等候室和我打招呼，他几乎从未这么做过。我猜想他知道我将不得不承受难堪和痛苦，希望使我放松心情。按照安排，节目一开始我就上场，但是卡森的开场白便是让观众们不要担心我的出现，因为“我们在休息室里准备了大量的咖啡和舒适座位”。随后他介绍我。接着又介绍我。接着还是介绍我。他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把他的调研人员能找到的关于阿肯色州的所有情况和盘托出。我觉得他讲话的时间要超过我在亚特兰大演讲的时间了。等我终于上场坐定之后，卡森取出一个巨大的沙漏，放在我边上，全世界的人都看得见沙子在往下漏。沙漏的下滑时间有限。效果却非常热闹。让我觉得更好笑的是，我自己也带来了沙漏，演播室的人却说我绝对拿不出来。卡森问我在亚特兰大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他，我想帮并不擅长辞令的迈克·杜卡基斯留下一个好印象，“而且取得了完全超乎我想像的成功”。我告诉他，杜卡基斯非常喜欢我的演讲，他希望我去参加共和党的全国大会，为布什副总统做提名演讲。随后，我说我故意弄砸了演讲，因为“我一直希望能以最差的面目出现在这个节目上，现在我做到了”。约翰尼问我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怎么看。我面无表情地回答：“这要看今晚我参加这个节目的表现。”我们又说丁几分钟俏皮话，演播室里的观众开怀大笑，随后约翰尼邀请我演奏萨克斯管，与多克·塞韦林森的乐队合作。我们演奏了《夏日时光》的弱拍版，效果和之前的玩笑话一样好。然后我坐下来欣赏下一位嘉宾的演出，他是著名的英国摇滚歌手乔·科克尔，演唱了他最新的热门歌曲《放飞我的心》。
节目结束之后，我如释重负，感觉效果差不多已经达到最好。哈里和琳达为我举办了一个晚会，邀请的客人是他们的一些朋友，包括另外两个阿肯色人，一个是获过奥斯卡奖的女演员玛丽·斯滕博根，另一个是吉尔·杰拉德，因主演《巴克·罗杰斯在25世纪》而一举成名。
我坐了一趟红眼航班回阿肯色州。第二天，我了解到卡森的节目在全国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在阿肯色州的收视率更是高得惊人。一般情况下，不会有这么多阿肯色人熬夜收看电视，但是阿肯色的尊严岌岌可危。我走向州议会大厦的时候，家乡的人聚集在那里为我的表现鼓掌，喝彩，拥抱我。最起码在阿肯色州，卡森的节目已经成功地让我摆脱了亚特兰大的溃败。
情况对我来说越来越好，对其他美国人也是如此。有线电视新闻网上一周刚刚把我“封为”政治大输家，这一周却把我评为政治赢家。汤姆·谢尔士说我已经“奇迹般地康复”，还说“看电视的观众喜欢这样卷土重来的故事”。不过事情并未结束。8月，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到纽约州长岛，与我们的朋友利兹·罗宾斯一起在海滩度假。我接到邀请，为在那里过夏天的艺术家与作家之间的年度慈善垒球比赛担任裁判。我现在仍然保存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现在担任纽约《每日新闻》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出版人的莫特·朱克曼正在投球，而我嘴里喊着“坏球！”“好球！”当我被介绍上场的时候，广播员开玩笑说，他希望我不会像在亚特兰大发表演说那样，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喊完“坏球！”“好球！”我大笑，肚子里却在嘀咕。直到一局结束之后，我才知道观众的反应。一个高个男人从看台上站起来，走到场地里，朝我走来。他说：“不要在意他的批评。其实我听了你的演讲，我非常喜欢。”他是切维·蔡斯。我一向喜欢他的电影。现在我成丁他的终身影迷。
无论是我蹩脚的演说，还是我在卡森节目里的精彩表现，都与我履行州长的职责没有多大关系，但是这场磨难再一次提醒我，人们的看法对政治家所能取得的成就会产生很大影响。这件事也让我学会了谦卑。我知道，聋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对身处尴尬或耻辱境地的人的心情更加敏感。我对帕姆·斯特里克兰一我非常尊敬的《阿肯色民主党人》的记者——承认说：“政治家偶尔被人在背后打上一拳，我不能肯定这是坏事。”
不幸的是，我的处境越来越好，迈克·杜卡基斯的处境却不是如此。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乔治·布什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提名演说，提出一种“更友善、更温和的”里根主义，并请我们“看我的嘴型：绝对不会增加新的税收”。另外，副总统并没有对迈克·杜卡基斯采取“更友善、更温和的”态度。·李·阿特沃特和他手下的人像患了狂犬病的狗一样紧咬住他不放，曝料说迈克不相信向国旗宣誓效忠，也不主张对罪犯实行严厉打击。一群与布什阵营没有公开联系的“独立”人士播放丁一条广告，主角是一个名叫威利·霍顿的被判有罪的杀人犯，由于马萨诸塞州实行监狱犯人出狱休假计划，他得以获释。并非巧合的是，霍顿是黑人。迈克·杜卡基斯的对手正试图给他抹黑，杜卡基斯却没有迅速做出强有力的反击以自救，反而被人拍到戴着头盔坐在坦克里的照片，看上去不像即将担任三军总司令的人，而像《疯狂杂志》的艾尔弗雷德·E．纽曼。
秋天，我飞到波士顿看看我能帮什么忙。那时候，杜卡基斯在民意调查中已经远远落后。我请求他的竞选班子进行还击；至少告诉选民，布什所在的联邦政府也给囚犯准假。但是他们的还击程度根本达不到我的要求。我与竞选班子负责人苏珊·埃斯特里奇见了面，我很喜欢她，而且我认为她为杜卡基斯的问题承担了太多的责骂，另外我还遇到了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她是乔治敦大学教授，曾在卡特的白宫班子中任职，是杜卡基斯的外交政策顾问。她思路清晰，立场强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决心与她保持联系。
在竞选的最后三周里，杜卡基斯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他没有重新树立以前的“新民主党人”形象，负面的广告和他在辩论中不够积极自信的表现已经彻底毁坏了这个形象。11月，布什副总统获得54％的选票，战胜了得票46％的杜卡基斯。杜卡基斯在阿肯色州也没有获胜，虽然我尽力了。他是一个好人，一位杰出的州长。他和劳埃德·本特森本可以在白宫为我们的国家尽心尽力，做出成就。但是共和党人对他的抹黑导致了他的竞选落败。他们坚持使用有效的战略，对此我无法谴责他们，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对美国有好处。
10月，总统竞选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我参与了令人激动的两项政策的制定过程。我联合相邻两州的州长——密西西比州的雷·马布斯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巴迪·勒默尔——提交了一份使经济复苏的新提案。他们两位都很年轻，能言善辩，都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进步主义者。为了凸显我们的决心，我们在罗斯代尔附近密西西比河上的一艘游艇里签署了一份协定。之后不久，我们一起去日本洽谈贸易。另外，我们支持邦珀斯参议员和密西西比州迈克·埃斯皮众议员为建立密西西比河下游三角洲发展委员会所做的成功努力，这个委员会致力于对河两岸贫困县的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和提供建议，从伊利诺伊州南部到密西西比河流入墨西哥湾的新奥尔良，遍布着贫困县。三角洲北部白人居住的各县与南部居民几乎全是黑人的各县情况差不多同样糟糕。我们三个州长都是三角洲委员会的成员。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沿着密西西比河在两岸那些年代悠久的小镇里举行听证会，之后提交了一份报告，最终成立了一个专职办公室，坚持不懈地为改善美国原住民部族领地之外全美最贫困地区的经济和生活质量而努力。
10月13日，我应邀前往白宫参加期待已久的里根总统签署福利改革法案的仪式。这是两党精诚合作的结果，是两党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州长们、田纳西州民主党众议员哈罗德·福特、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众议员卡罗尔·坎贝尔·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丹·罗斯滕科斯基和比其他人更了解福利发展史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帕特·莫尼汉，还有白宫的全体工作人员。国会、白宫与州长们携手合作的方式不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令我万分感激。哈罗德·福特甚至邀请特拉华州的共和党人州长迈克·卡斯尔和我参加他的下设委员会，修改完善这个法案，以便形成提交投票的最终版本。我希望，并且相信这项立法将帮助更多的人摆脱对福利的依赖并开始工作，同时也向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多的资助。
我也高兴地看到里根总统卸任之际还有积极的作为。白宫首肯的伊朗门非法事件对他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如果民主党人的强硬赶得上纽特·金里奇一半的话，里根总统很有可能遭到弹劾。尽管我与里根在许多政见上有分歧，我还是很喜欢他这个人，’在白宫招待州长的晚宴上，我与他同在一桌，1988年他最后一次对我们发表演说之后，几个州长与他一起共进午餐，在这些场合听他讲故事很有意思。对我来说，里根多少是个谜一样的人物，让人感觉既友好又有距离。我不能确定，他究竟知道多少他的最严苛的政策对人产生的后果，还有，他究竟是利用了铁杆右派分子还是被他们所利用；写他的书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因为他得了老年痴呆症，我们也许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这些答案。无论如何，与他的电影比起来，他的个人经历更有趣更神秘。
1988年的最后三个月，我一直为接下来的议会例会做准备。10月底，我发布了一本70页的小册子《推动阿肯色州进人世纪》，概要介绍我将在1月提交给议会的提案。它凝结了350多位公民和官员的心血，他们是各个对付最紧迫挑战的委员会和理事会的成员，他们的忠告和建议累积成这本小册子。其中充满了具体的创见，包括成立学校诊所对付少年妊娠问题，通过学校为没有买保险的孩子提供医疗保健，父母和学生都有权利选择本地区之外的公立学校，把“学前儿童家庭教育项目”扩展到全部75个县，每所学校每年都必须交纳一份成绩报告单，与本校以前和本州其他学校的教育成绩相比较，明文规定州政府有权接管教育水平退步的学区，大力扩展成人读写教育项目，把阿肯色州建设成为全美第一个“消除工作年龄文盲公民”的州。
读写教育提案以及变文盲之耻辱为挑战的前景令我尤感兴奋。去年秋天，希拉里和我去切尔西所在学校参加家长教师协会，一个男人走过来对我说，他看到我在电视上谈论读写教育。他告诉我，他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从未学会阅读。随后他问我能否安排他参加读写教育班，但不要告诉他的老板。碰巧我认识他的老板，相信他一定为这个员工感到骄傲，但是这个员工很担心，所以我的办公室安排他加入了一个阅读班，但没有告诉他的老板。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开始强调读写不过关并不是羞耻之事，但是如果不去克服，那便是真正的羞耻。
尽管这个项目力度很大，还增加了一些具体措施，它的中心主题仍然是我过去六年来苦心研究的东西：“要么我们在人力资本上增加投入，增强人民相互合作的能力，要么我们走向长期的衰退。”过去我们大力宣传阿肯色是一个人民勤劳、工资很低、税收不高、风景美丽的州，面对全球经济的崭新现实，这个战略在十年前就已经失去了意义。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个战略。
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我都在全州各地发表演说推销这个项目，1989年1月9日，我向议会提交了相关议案。在演说中，我介绍了支持这个项目的阿肯色人以及筹集资金必须征收的税收项目，支持的人有：一个学校董事会主席，他从未投票支持我，却赞成教育改革项目；一个拿救济金的母亲，她参加了我们的工作项目，完成高中课程之后，开始上力学，还得到了一份工作；一个二战老兵，刚刚学会阅读；阿什当新开张的资产达5亿美元的尼库萨造纸厂经理，他对议员们说，他的工人必须得到更好的教育，因为“我们的生产计划要求工人懂统计学，许多人根本不懂”。
我指出我们可以承受提高税收的压力。我们的失业率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已经从六年前的10．6％下降到了6．8％。我们的人均收入排在第46位，但在州和地方人均税收方面，则排名第43位。
演说结束之际，我指出几天前，我的朋友，也是这个项目的坚定支持者，众议员约翰·保罗·卡普斯在媒体上说，人们“对比尔·克林顿老调重弹逐渐感到厌烦和恶心”。我对议会说，我相信许多人对我总强调同一件事情感到厌烦，但是“政治责任感的本质便是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全神贯注于重要的事务，直到找到解决的办法为止”。我说，“当我们州的失业率降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个人收入升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时……当没有哪家公司认为我们无法承受世界新经济的挑战而对我们不予考虑时……当我们州没有青年人必须背井离乡才能找到好工作时……”我将谈
蒂娜·特纳来小石城开演唱会时，我获得了一些“老调重弹”的灵感。蒂娜唱完全部新歌之后，最后唱了一首她第一次进排行榜前十名的歌（自豪的玛丽》。乐队刚刚奏响前奏，观众席就沸腾了。蒂娜走到麦克风跟前，微笑着说：“大家知道，25年来我一直在唱这首歌。但每一次都唱得比先前好。”
我也希望我的“老歌”仍然受到欢迎，但是有迹象表明约翰·保罗·卡普斯的话是对的，阿肯色人，包括议员们，对我一而再再而三的督促逐渐感到厌烦。议会通过了我提出的大多数具体议案，但不同意提高税收以筹集医疗保健和教育所需的更为高昂的费用，其中包括再次给教师大幅度提高工资，将三岁和四岁的孩子纳入儿童早期教育项目。1月初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大部分选民支持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我的受欢迎程度也领先于其他可能在1990年竞选州长的人，但是它也显示一半接受调查的人希望换州长。
与此同时，我最重要的伙伴也开始感到厌烦，希望能对付其他的挑战，包括精力旺盛的阿肯色州民主党主席利博·卡莱尔，他是一位商人，是我说服他担任这个职位的，我告诉他，每周只需花半天时间。后来他开玩笑说，我说的一定是他可以留给自己生意的时间。
幸运的是，有天赋的新人仍然愿意出任公职。我做的一个最好也是最有争议的决定就是任命乔伊斯林·埃尔德斯博士为卫生部长。我对埃尔德斯博士说，我想就减少少年妊娠做点事情，在阿肯色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她建议在学校设立诊所，如果当地学校理事会同意的话，将提供性教育，提倡节欲和安全性行为，我表示支持。当时已经有几家这样的诊所，在降低婚外生育方面很受欢迎，也很有成效。
我们的措施招致了基要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主张采取“就说不行”的政策。在他们看来，埃尔德斯博士主张人工流产为合法，这已经是很过分了。现在他们声称，我们试图在学校设立诊所，将导致大群的青年人发生性行为，而在乔伊斯林没有推广诊所之前，他们甚至不会想到发生性行为。我怀疑欲火中烧的青少年在汽车后座发生性行为时，脑海里是否会闪过埃尔德斯博士和她的主张。这场战斗是值得的。
我当上总统之后，任命乔伊斯林·埃尔德斯博士为卫生局长，她很受公共卫生团体的欢迎，因为她一贯愿意为健全的——也许很有争议的——卫生政策挺身而出。1994年12月，我们在国会中期选举中惨败给共和党右派，埃尔德斯博士建议教孩子们手淫，认为这也许是减少少年妊娠的好办法，她成了头条新闻。当时，我使出全力稳住易受惊吓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对我的支持，下定决心斗争到底，否决共和党人提出的削减教育、医疗保健和环保支出的偏激议案。现在，我面临这样一种可能性：金里奇及其同党对我们冷嘲热讽，以便转移公众和媒体对他们削减预算的关注。在其他时候，我们也许可以承受这样的压力，但是我已经让民主党背上了过重的负担：备受争议的预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医疗保健努力的失败，还有布雷迪法案和进攻性武器禁令，这被全国来复枪协会加以利用，使民主党失去了在众议院中大约12个席位。我决定请埃尔德斯博士辞职。我讨厌这样做，因为她正直、能干、勇敢，但是我们对政治风波已经表现得过于麻木不仁，影响已经延续几个总统任期。我希望有一天她能原谅我。在担任我任命的两个职务期间，她取得了不少的成就。
1989年，我损失了一个最重要的幕僚，贝琪·赖特。8月初，她宣布要请假休息几个星期。我请财政和管理局局长吉姆·普莱杰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暂时给贝琪代班。贝琪的声明引起了很多流言和揣测，因为人人都知道是她把州长办公室管理得井井有条，对州政府中发生的一切都了然于胸。
《阿肯色报》尖酸刻薄的专栏作家约翰·布鲁梅特写了一篇文章，预测我们的试验性“分居”是否会导致“离婚”。他认为不会，因为我们对彼此都很重要。事实的确如此，但是贝琪需要离开。自从我1980年竞选失利以来，她一直鞍前马后，非常劳累，现在已经力不从心了。我们都是工作狂，疲惫不堪的时候脾气越发暴躁。1989年，我们力图在困难的处境中完成很多工作，经常把受挫的怨气发泄到对方身上。年底，经过十年的无私奉献之后，贝琪正式辞去办公室主任的职务。1990年初，我任命退休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史密斯堡前警察局长亨利·奥利弗为贝琪的继任者。亨利并不想干，但他是我的朋友，相信我们努力去做的一切，所以他整整为我工作了一年。
1992年的竞选活动中，贝琪回来帮助我抵挡对我政绩和私生活的攻击。我当上总统之后，她在安妮·韦克斯勒的游说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随后回到阿肯色州住在欧扎克。大多数阿肯色人永远都不会了解贝琪在帮助他们拥有更好的学校、更多的工作和高效守信的政府中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但是他们应当了解。没有她，我在当州长期间取得的许多成就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没有她，我不可能挺过阿肯色州的政治“战乱”，成为美国总统。
8月初，布什总统宣布他将邀请全国的州长们参加下个月举行的教育峰会。9月27日和28日，我们在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开会。许多民主党州长对会议抱着怀疑的态度，因为总统和他的教育部长劳罗·卡瓦佐斯已经声明，这次会议不是联邦将大量增加教育投入的前奏。我也持怀疑态度，但对会议的前景还是感到兴奋：峰会可以为教育改革接下来的步骤制定一个路线图，正如1983年《危机中的国家》所做的那样。我相信总统对教育改革的关注是真诚的，我也赞同他的看法：即便没有联邦追加的经费，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布什政府支持给予父母和学生挑选非指定的公立学校的权利。继明尼苏达州之后，阿肯色州成为第二个批准这项提案的州，我希望其他48个州也能批准。我也相信，如果峰会能形成适当的报告，州长们可以借此提高民众对增加教育投入的支持度。如果民众了解带来的好处，他们对增加税收的反感就会降低。我和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卡罗尔，坎贝尔共同担任州长教育特别工作组的组长，希望能促使民主党内达成共识，与共和党人一起就峰会的成果拟订一份声明。
布什总统在峰会开幕式上的发言简洁有力。随后，我们沿着中心草坪漫步，让记者拍摄刊登在晚报和晨报上的照片，然后开始工作。总统和夫人举办晚宴招待我们。希拉里坐在总统那一桌，和总统就美国婴儿死亡率有多高争论起来。她说有18个国家两岁以前的婴儿存活率比美国高，总统不信。她提出愿意为他找证据，总统说他自己来。他说到做到，第二天他递给我一张写给希拉里的短笺，上面说希拉里是对的。这个得体的举动使我记起了六年前在肯纳邦克波特，他亲自领着三岁的切尔西去洗手间。
卡罗尔·坎贝尔被叫回州里处理一件紧急事务，剩下我和全国州长协会主席，艾奥瓦州的共和党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一起拟订峰会声明的细节，另外还有协会分管教育的工作人员迈克·科恩和我的助手格洛丽亚·凯布众议员。忙到午夜过后，我们几个人才仔细推敲出一个声明，表明各州州长和白宫将努力在2000年之前实现一系列具体的教育目标。与过去十年的教育标准运动不同，这些目标将注重产出，而不是投入，使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取得一定的成果。我认为，除非我们大胆表明推行教育改革新举措的决心，否则我们离开夏洛茨维尔的时候，会显得愚蠢可笑。
从一开始，大多数州长都赞成这次峰会的目标，都认为峰会应该成为某一项大事业的开端，总统的一些手下却不那么确信。他们担心总统不得不全力以赴实行某一重大举措，有可能导致对新的联邦资金的期望值升高，从而惹上麻烦。鉴于赤字和总统“不增加税收”的许诺，这样的牌是不会出的。最后，多亏了当时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总统的人终于回心转意。苏努努对白宫的同事说，州长们是不可能空手而归的，我也许诺说服州长们减轻公众要求联邦增加投入的压力。峰会最后的宣言是这样说的：“时机已到，我们应该树立明确的全国性教育质量目标，加强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头一遭。”
峰会结束之际，布什总统亲笔写了一封非常友好的短笺交给我，感谢我能够与他的下属在峰会上通力合作，并说在1990年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之际，他希望教育改革能得到“各方的一致认可”。我也希望如此。州长教育委员会立即开始制定目标，合作者是白宫国内政策顾问罗杰·波特，他比我晚一年作为罗兹学者前往牛津大学学习。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赶在总统发布国情咨文之前与白宫达成协议。
1990年1月底，我们一致同意2000年应该达到六大目标：
到2000年，美国所有孩子开始上学时，都将做好学习的准备。
到2000年，高中毕业率将提高到至少90％。
到2000年，美国学生结束四年级、八年级和十二年级的学业时，将在英语、数学、科学、历史和地理这些挑战性的课程中积累一定的知识；美国每一所学校都将确保所有学生学会正确的思维方式，以便为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继续学习乃至在现代经济中成为创造价值的员工做好准备。
到2000年，美国学生在科学和数学方面领先于全世界其他国家。
到2000年，美国的成年人都具有读写能力，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参与全球经济竞争，行使公民权利，履行公民责任。
到2000年，美国每一所学校将消除毒品与暴力，形成一个遵纪守法的、有利于学习的环境。
1月31日，我坐在众议院的楼座上，听布什总统宣布上述目标，他说这些是白宫和州长教育特别工作组共同努力的成果，并将作为一份更详细的目标宣言的一部分，下个月提交给州长大会冬季会议。
2月底，州长们通过的此项议案堪称《危机中的国家》的姊妹篇。这里边有我的一份功劳，我感到自豪，我的州长同仁表现出的学识和献身精神令我印象深刻，同时我也感激总统、约翰·苏努努和罗杰·波特。在接下来的11年里，我作为州长和总统，想尽办法努力实现这些全国性的教育目标。我们把标杆定得高。如果标杆定得高，你要努力去够的话，即便够不着，你伸手可及的地方也远远高于你的出发点。
1989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一直思考未来的打算。我有充足的理由不再寻求第四次连任州长。我对自己无力筹集改善教育、儿童早期教育和医疗保健所需的资金感到失望。十年了，我可以停下脚步，回顾十年来克服困难取得的成就，至于1992年是否竞选总统则暂且未定。还有，如果我再竞选州长的话，也未必能赢。我当州长的时间仅次于奥瓦尔·福伯斯。而且民意测验显示，许多人希望有一个新州长。
另一方面，我热衷于政治和政策。我不愿意卸任时嘴里仍然残留着1989年筹资失败的苦涩。我还拥有一个能干、有活力、非常正直的团队。担任州长的这些年里，只有两次有人企图对我行贿，希望我做出某一特定的决策。一家公司想赢得给监狱系统提供医疗服务的竞标，便托第三方提出送给我相当多的一笔钱。我把这家公司从投标名单里删除了。一个县的法官请我接见一位老人，后者希望自己的侄子能获得赦免。老人已经数十年没有与州政府打交道了，当他提出送给我一万美元时，显然以为这是他必须做的事情。我对老人说，他很幸运，因为我耳背，不然的话他可能涉嫌犯罪。我建议他回家把钱捐给教堂或慈善机构，并答应我将仔细察看他侄子的案子。
大多数日子里，我依旧盼望着去履行州长的职责，如果有一天卸任了，天知道我会做什么。10月底，我和往年一样出席州博览会。那一年，我在一个售货棚里坐了好几个小时，与前来看我的人交谈。快下班时，一个穿工装裤、65岁左右的男人过来看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给我很大的启发。“比尔，你会再竞选州长吗？”他问。“我不知道。”我答道，“如果会的话，你愿意投我的票吗？”“我想会的。我一直都投你的票。”他答道。“这么多年了，你对我感到庆烦吗？”我又问。他微笑着说：“没有，我没有，但我认识的其他人都烦你了。”我轻声笑着说：“他们不认为我的工作很出色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们当然认为你干得很出色，但是你每两周拿一次薪金，不是吗？”这是克林顿又一政治法则的一个典型事例：所有的选举关注的是未来。我理所当然地应该干好工作，正如所有靠工作维持生活的人一样。良好的政绩是很有用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再次当选的话，它们可以作为证据，证明你能够说到做到。
11月，柏林墙，冷战的象征，倒了。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看到德国青年扒倒柏林墙，并把厚重的砖块带回家留作纪念，我为他们的行为喝彩。反共产主义扩张的努力长期以来一直陷入僵局，现在却以自由的胜利而告终，这必须感谢处于前线、团结一致的北约国家，也要感谢自哈里·杜鲁门到乔治·布什的美国领导人的坚持不懈。我回想起大概20年前，我曾到过莫斯科，俄罗斯青年对来自西方的信息和音乐如此喜爱，对西方代表的自由如此渴望。之后不久，我收到了老朋友戴维·伊弗希恩送的两块柏林墙的砖头，在11月9日那个重大的夜晚，他就在柏林，和德国人一起凿开柏林墙的砖头。戴维过去是越南战争的激烈反对者，他的言行曾被公众看在眼里。柏林墙倒下的时刻，他的欢欣鼓舞象征着所有美国人在后冷战时代所看到的希望。
12月，我相交多年的牧师和精神导师W．0．沃特最终没能战胜癌症。几年前，他从以马内利浸礼会退休，接替他的是布赖恩·哈伯博士，一位非常优秀的牧师，代表着越来越少的崇尚进步的南方浸礼会教友厂-我是他们中的一员。退休后，沃特博士仍然发挥余热，直到病魔令他身体越来越弱，无法旅行和演讲。几年前，他到州长官邸来看我。他说想告诉我三件事。第一，他说他知道我虽然一直支持施行死刑，但很关注死刑的道德问题。他说，《圣经》上“不可杀人”的戒律与合法的执行死刑并不相悖，因为这个词的希腊语词根并不包括所有的杀人行为。他说，这条戒律的字面意思是“不可谋杀”。第二，他说我因支持人工流产而受到基要主义者的攻击，他很关注。他希望我了解，虽然他认为堕胎一般来说是错误的，但《圣经》并没有加以谴责，也没有规定生命始于受孕，而是始于生命的“气息注入”婴儿，始于它从母体取出后屁股上挨了轻轻的一巴掌。我问他，如何理解《圣经》上关于我们尚在母亲子宫时上帝就已了解我们这样的话。他回答说，这句话仅仅讲的是上帝无所不知；不妨这样说，早在母亲受孕之前，早在我们家族有人降生之前，上帝就已经了解我们了。
沃特说的最后一件事吓了我一跳。他说：“比尔，我觉得有一天你会当上总统。我觉得你会干得很出色的，但是你必须记住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不支持以色列的话，上帝是不会宽恕你的。”他认为按上帝的意愿，犹太人应该回到圣地巴勒斯坦。他也同意巴勒斯坦人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看法，但他说要解决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必须给予以色列人和平和安宁。
12月中旬，我去拜访沃特博士。他很消瘦，身体虚弱，连卧室都不能出。他请我把他的圣诞树搬到他的卧室里，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仍然能够欣赏它。沃特博士在一个非常合适的日子——圣诞节——去世。他是耶稣最忠诚的信徒。他也是我最忠诚的牧师和顾问。现在，我必须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探索他为我预测的道路，探索我灵魂深处的危险沟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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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就是否参选犹豫不决的时候，州长竞选开始呈现出一场大混战的架势，无论我是否参选，情形都是如此。多年来积聚的野心如今暴露无疑。在民主党方面，吉姆·盖伊·塔克、州检察长史蒂夫·克拉克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祖父曾当过州长的汤姆·麦克霄都宜布参选。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有着很好的理念和支持改革与进步的履历。共和党方面的竞争更为有趣。参与其中的有两位实力强大的前民主党人：不喜欢华盛顿的托米，罗宾逊众议员，声称民主党过于左倾而改换门庭的阿肯色一路易斯安那联合天然气公司前任董事长谢菲尔德·纳尔逊。南方白人退出民主党的话，一般都给出他所说的理由，但是发生在他身上更觉有趣，因为1980年的大选中，他曾支持特德·肯尼迪参议员，反对卡特总统。
罗宾逊、纳尔逊以及他们的支持者过去都是朋友，在这次的竞选中却不遗余力地相互攻击，争相谩骂中伤、揭发隐私，罗宾逊指责纳尔逊和同为两人老朋友，部分拥有为阿克拉供气的天然气田的杰里·琼斯是巧取豪夺的商人，榨取阿克拉地方纳税人的钱财中饱私囊，纳尔逊则攻击罗宾逊性情多变，不适合做州长。他们惟一达成共识的是我增税太多，在教育质量改善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太少。
在民主党方面，史蒂夫·克拉克退出了竞选，剩下吉姆·盖伊·塔克和汤姆·麦克雷，他们各自采取不同的、比共和党人高明的伎俩阻止我参选。他们说我的政绩斐然，却已经黔驴技穷，不合时宜。当州长十年，时间够长的了。我不可能再让议会通过新的议案，续任四年的话，会使我对州政府方方面面的控制走向极权。麦克雷会见了选民代表中的“核心群体”，他们说希望按我制定的经济发展道路走下去，对新领导人的新理念也表示欢迎。我觉得两位候选人各有道理，但我不相信他们比我更能撼动那些保守的反税收的议员们。
我最终还是无法确定自己的打算，便把3月1日作为宜布决定的最后期限。希拉里和我仔细讨论了十多次。一些媒体也揣测如果我放弃的话她将参加竞选。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时，我回答说她将成为一个杰出的州长，但我尚不知道她是否参选。我和她商量的时候，希拉里说如果我决定不参选的话，她会愿意出马，但我做决定时不必考虑她的因素。她比我更早知道，我尚未做好收手的准备。
最终，一想到自己要离开为之奋斗十年的工作岗位，而且最后一年是连续的筹款失败和无力进一步改善教育，我觉得难以承受。我从来不是轻言放弃的人，而且一旦有了这个念头，总会有某种因素重新鼓起我的士气。80年代中期，经济处于低谷阶段，我正着手把一种新产业引进一个失业率高达25％的县。最后时刻，内布拉斯加州提出给该公司追加100万美元的投入，抢走了这个项目。我备受打击，感觉自己辜负了整个县的民众。我的秘书琳达·迪克逊看到我瘫坐在椅子里，双手捂着头，她从自己桌上放着的祷告词日历上撕下一页。上面是《加拉太书》6：9中的句子：“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又投入了工作。
2月11日，我见证了一个事件，是对恒心之力量的最好证明。那个星期天的清晨，希拉里和我把切尔西叫起床，带她到州长官邸厨房，我们告诉她，在那里将见证她这一辈子能看到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随后我们打开电视机，观看纳尔逊·曼德拉在争取自由的漫漫长路中最后要走的几步。承受了27年的监狱生活和虐待之后，曼德拉最终获得了胜利，他终结了种族隔离制度，让自己的思维和情感摆脱了仇恨的控制，鼓舞了全世界的人民。
3月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宣布“尽管我的内心不再有竞选的激情在燃烧”，但我将争取第五次当选，因为我希望再有一次机会，能够完成改善教育和使经济现代化的工作，因为我认为我将比其他候选人更胜任这个工作。我还许诺让更多的新面孔加入州政府，尽最大力量避免权力的滥用。现在回头想想，我能够看出我的矛盾心理和些许的傲慢在这个声明中有所流露，但它是我内心感受的真实表达，这是自1982年以来我有可能输掉的第一场选举。之后不久我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因为吉姆·盖伊·塔克决定退出竞选，转而竞选副州长，他说初选中民主党阵营分裂的话，无论赢家是谁，只会提高共和党在秋天的获胜几率。吉姆·盖伊断定，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赢得副州长的竞选，四年后顺理成章当选州长。他几乎是完全正确的，我如释重负。
不过，我仍然不能对初选掉以轻心。麦克雷在竞选中干劲十足，而由于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多年的出色工作，他在全州上下拥有众多的朋友和崇拜者。他发表正式的参选声明时，手里握着一把笤帚，说他要对州政府进行大清扫，把陈旧的理念和职业政治家赶出去。1974年我的邻居戴维·博伦竞选俄克拉何马州州长时，笤帚战术非常有效。我下定决心让这个战术这次无用武之地。格洛丽亚·凯布答应担任竞选经理，组织了一个效率极高的班子。莫里斯·史密斯筹集竞选资金。我则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战略：在工作上胜过我的对手，履行我的使命，继续推行新的理念，包括向成绩为B及B以上的高中生提供大学奖学金，提出“为未来植树”的计划，十年内每年再种植一千万棵树，为减少温室效应产生的气体和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贡献我们的力量。
麦克雷被迫加大对我的批评，我想这可能让他有些难堪，但效果还是有的。所有候选人都批评我参与全国性的政治活动。3月底，我去新奥尔良接受民主党领袖委员会主席的任职。我坚信，委员会在福利改革、刑事司法、教育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理念对民主党和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所持政见在阿肯色州很受欢迎，但是我的高曝光率可能会构成竞选中的不利因素，所以我尽快赶回阿肯色州。
4月，劳联一产联头一次拒绝支持我。主席比尔·贝克尔从来就没有真正喜欢过我。他认为销售税的提高对工人不公平，反对我所支持的以税收鼓励政策来为阿肯色州增加就业机会的做法，指责我一手导致了1988年税收改革公民复决的失败。另外，我支持向一家有劳工纠纷的企业提供30万美元的贷款担保，这令他非常恼火。我在劳工大会上发表演说，为增加税收用于教育的政策辩护，并对贝克尔把税收改革的失败归咎于我而表示惊异，因为我支持税收改革，是广大民众否决了它。在贷款担保的问题上，我仍然坚持我的做法，因为这样可以拯救410个人的就业机会：那家公司把产品卖给福特汽车公司，有了这笔贷款，它可以建立起两个月的库存，不然福特公司将取消合同，使其破产。两个星期之内，18个地方劳工组织不顾贝克尔的反对，对我表示支持。他们没有落人自由派人士的经典陷阱：为求完美，舍弃良好。2000年，要不是投票支持拉尔夫·纳德的人犯了同样的错误，艾尔·戈尔就当选为美国总统了。
初选惟一的戏剧性事件发生在我又离开阿肯色州期间。当时我正在华盛顿代表三角洲发展委员会向国会做报告，麦克雷在州议会大厦召开记者招待会，对我的从政经历大加批评。他以为阿肯色州的媒体都不得不听他的一面之词。希拉里可不这么想。头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她，她说她可能会出席记者招待会。麦克雷在他的身边放了一个我的纸板全身像。他攻击我不在阿肯色州，暗示说我已经拒绝与他辩论，并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开始批评我的从政履历。
麦克雷演讲到一半，希拉里从人群中走出来，打断了他的话。她说汤姆知道我在华盛顿宣传三角洲委员会的提案，这些提案将给阿肯色州带来好处。她随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材料，里面收集了几年来洛克菲勒基金会报告中对我任州长期间所作所为的赞许。她说麦克雷的报告说得对，阿肯色州应该感到骄傲，因为“除了南卡罗来纳州，我们的进步快于其他任何一个州，而且我们即将迎头赶上南卡罗来纳州”。
从未听说过哪一位候选人的妻子，更不要说州第一夫人，如此对抗一个竞选对手。一些人因此对希拉里进行批评，但大多数人都知道，她有权为我们共同奋斗多年取得的成就辩护，麦克雷的势头被遏制住了。我回州之后，对麦克雷的攻击进行猛烈还击，揪出他的经济发展战略，说他想建立“围墙”，把阿肯色州困在里面。我获得了55％的选票，击败了麦克雷和其他几个候选人，不过汤姆在控制竞选的预算方面做得非常聪明，也极大地鼓舞了共和党人，使他看好秋天选举的前景。
在共和党的初选中，谢菲尔德·纳尔逊战胜了托米·罗宾逊，他许诺要针对我的“收税投资”政策提出新举措。这个战略是有瑕疵的。纳尔逊本该以共和党温和派的立场竞选，称赞我在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指出十年时间已经足够长了——我应该被赠予一块金表，光荣退休。他最初支持教育标准改革，也支持为此而提高销售税，改变立场之后，却使我得以摆脱任期过长招人厌烦的负担，成为惟一一个可以促使阿肯色州发生积极变化的候选人。
纳尔逊反对教育计划和税收的竞选战略还会带给我额外的好处：如果我获胜，我可以对议员们说，民众投票选我，也就是赞成更多的进步。随着选举日的临近，劳联一产联最终表示支持我。鉴于我致力于提高教师薪水，而纳尔逊许诺四年内不会提高税收，阿肯色州教育协会主席锡德·约翰逊想与我言归于好，继续推行教育改革，所以协会“推举”我。
与此同时，纳尔逊更加右倾，主张降低非婚生子的福利标准，批评我否决了议会已经通过的全国来复枪协会提交的议案。这项议案禁止地方政府对轻武器或弹药采取任何限制措施。全国来复枪协会提出这项议案，足显其精明，因为与市议会比起来，州议员几乎都有乡村背景，对枪支持肯定态度，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政策不可行。如果小石城议会打算禁止使用可以穿透防弹衣的子弹，以应对越来越猖獗的黑帮活动，我认为他们有权这样做。
州长办公室的工作并没有因为竞选而受到影响。6月，我签字同意执行19酗年以来阿肯色州的第一批死刑。约翰，斯温德勒因杀害阿肯色州的一名警察和南卡罗来纳州的两名十来岁的年轻人而被判有罪。罗纳德·吉恩·西蒙斯杀害自己的妻子、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一个女婿、一个儿媳、四个孙子女和外孙子女，还有他记恨的两个人。西蒙斯想死。斯温德勒却不想。他们都在6月被处决。我对他们的处决没有任何疑虑，但我知道更挠头的案件还在等着我们。
我还批准为几个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囚犯减刑，以便他们有条件获得假释。正如我对选民所说的那样，有了第一任期内的惨痛经验，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批准减刑，但是监狱管委会和假释与赦免管委会都请求我继续批准为一些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囚犯减刑。在大多数州，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囚犯在服刑几年之后有资格获得假释。而在阿肯色州，减刑必须经过州长的批准。这样的决策既不容易，也不受欢迎，但对保持阿肯色州监狱系统的和平与秩序却很有必要，因为这里10％的囚犯都被判处终身监禁。幸运的是，许多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囚犯不太可能再次犯罪，回归社会之后不会殃及他人。这一次，我们与受害者的家属广泛展开联系，征求他们的意见。令人惊奇的是，他们许多人都没有反对。另外，大多数获准减刑的囚犯年纪都很大，或者在犯罪时年龄偏小。
9月中旬，经济发展局一个心怀不满的前雇员首先提出了针对我的“性问题”。拉里·尼科尔斯在办公室向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保守派人士打了120多个电话，全国的共和党人都非常支持这个武装。尼科尔斯的理由是：他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支持者打电话，目的是想请他们游说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支持有利于他所在机构的法案。没有人接受他的借口，电话的事被揭穿之后，他被解雇了。尼科尔斯在州议会大厦台阶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指控我挪用经济发展局的资金以与五个女人保持婚外情。新闻发布会结束没多久，我在议会大厦停车场里泊车时，美联社政治部的资深成员，优秀记者比尔·西蒙斯迎面扔来这枚“炸弹”，震得我目瞪口呆。西蒙斯请我解释，我只是建议他打电话给这些女人。他这样做了，她们都否认，这个指控基本上就此澄清。没有一家电视台或报纸进行报道。只有支持纳尔逊的一名保守派电台播音员谈及此事，还点了其中一个女人珍妮弗·弗劳尔斯的名字。她警告说，如果他不停止的话将被告上法庭。纳尔逊竞选班子想给这些谣言煽风点火，可惜没有人附和，也没有任何证据。
竞选快结束之际，纳尔逊在电视上播放了一则广告，虽有误导性，却也非常有效。播音员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问我将如何处理。而我自己的声音则回答说：“先筹款再开支。”纳尔逊的竞选班子从我州情咨文的一段话中抽出这六个字，在那段话里，我比较了阿肯色州的预算与联邦政府的预算。尽管华盛顿采取赤字开支政策，但当我们缺少资金的时候，我们必须“先筹款再开支，或者索性停止开支”。我也在电视上播放了一则广告作为回应，把我本来的话与纳尔逊广告中的话做比较，并对选民说，如果他们无法相信纳尔逊在竞选中不对他们进行误导，那他们同样无法相信他能担任州长。一两天之后，我1257％对43％的选票再次当选。
从很多方面来讲，胜利的滋味是甜蜜的。民众已经决定让我担任14年州长，比历史上任何一位阿肯色州州长在任时间都要长。这也是头一次我在锡巴斯琴县获得大多数选票，那时候它仍是全州最铁杆的支持共和党的大县。在史密斯堡进行竞选活动时，我许诺说，如果我在这里获胜的话，希拉里和我将沿着这个镇的主干道加里森大道跳舞。选举过后几天的夜里，我们与几百名支持者一起，兑现了我们的诺言。天很冷，还下着雨，不过我们不断地跳着舞，每一分钟都觉得很快乐。为了在这里取得大选的胜利，我们已经等了16年了。
大选中惟一阴暗的时刻纯粹属于个人生活。8月，母亲的医生在她右边的乳房里发现了一个肿块。48小时之后，迪克、罗杰和我守在医院里，母亲乳房的肿块被切除了。手术之后，她恢复了往日的活力，立即投入了竞选活动，尽管等待她的还有几个月的化疗。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她胳膊上的27处硬结肿，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我。事实上，直到1993年她才告诉我病情有多严重。
12月，我继续履行我在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职责，在奥斯汀成立了得克萨斯州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总部。在演说中，我指出，与自由派批评者所说的相反，我们是优秀的民主党人。我们主张让每个美国人都切切实实感受到美国梦的存在。。我们笃信政府的功能，虽然对现状并不满意。我们认为政府在关乎“昨天和今天”的事务方面——债务利息、国防、卫生保健上的重复投资——投人太多，对关乎“明天”的问题——教育、环保、研究与发展、基础设施——投人太少。我强调，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坚持推行现代化的、主流的纲领：机会而非官僚机构的扩展；公立学校和儿童护理中的选择权；对穷人负责并帮助他们自立自强；彻底改造政府，摒除工业化时期自上而下的官僚政治，创造一个更精干、更富弹性、更具创造力的政府模式，符合现代全球经济的需要。
我试图为民主党打造一个面向全国的纲领性文件，一些人因此揣测我可能会参加1992年的总统竞选。在刚刚结束的阿肯色州大选牛，我在不止一个场合说过，如果当选的话，我将干完整个任期。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对即将到来的议会例会非常期待。尽管我强烈反对布什总统的一些决策，比如否决布雷迪法案和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我仍旧很喜欢他，和白宫的关系很融洽。另外，想在竞选中击败他谈何容易。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美国正在为海湾战争大肆做舆论宣传，两个月内，布什总统的声望将达到顶点。
1991年1月15日上午，十岁的切尔西为我举着《圣经》，我在小石城举行了最后一次宣誓就职仪式。按照惯例，我在州众议院拥挤的议事厅里发表了非正式的演说，然后中午时分，又在公众仪式上做了更加正式的演讲，由于天气恶劣，公众仪式在州议会大厦的圆形大厅里举行。新的议会里有着比以往更多的妇女和黑人。众议院议长约翰·利普顿和参议院临时议长杰里·布考特都是进步主义者，是我的热忱支持者。吉姆·盖伊·塔克是副州长，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有能力的副州长，多年来头一次，我们为着共同的目标一起奋斗，而不是背道而驰、冲突不断。
我把就职演说献给在波斯湾服役的阿肯色籍男男女女，强调在小马丁·路德，金的生日这天，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为“我们必须手挽手共同走向未来，否则，我们能够取得的成就十分有限”。随后我概要描述了至今我所提过的最为宏伟的计划，涉及教育、医疗保健、公路建设和环保。
教育方面，我主张大量增加以下项目：成人读写教育和培训项目，面向不上大学的青年人的学徒项目，面向学过必修课程、平均得分为B、不吸毒的中产阶级和低收人家庭孩子的大学奖学金，面向贫困孩子的学前教育项目，为数学和科学专业学生成立的寄宿制高中，把14所年代很久的技校改成两年制学院，在两年内为教师加薪4000美元。为此我要求议会将销售税提高5美分，将公司收入税提半个百分点。
我的一揽子计划中还有几项改革措施，包括为怀孕妇女和孩子购买健康保险，把25万纳税人（超过总纳税人数的25％）从州所得税清单中去掉，对75％的纳税人实行所得税抵免以补偿销售税的提高。
在接下来的68天里，我开始做工作确保这项计划能顺利通过，采取的方式多种多样：把议员们请到我的办公室；参加他们的委员会听证会，从私人的立场为法案辩护；夜间活动时或清晨在议会大厦自助餐厅里把他们堵住不放；与他们一起在议事厅外或衣帽间里闲聊；很晚给他们打电话；把反对方的议员和他们的游说人士叫到一起仔细研究折中方案。议会例会结束之时，我的全部计划都获得通过。税收提案在参众两院获得了介于76％和100％之间的票，其中包括占多数的共和党议员的投票。
阿肯色州最有声望、最机敏的专栏作家欧内斯特·杜马说：“就教育而言，这是阿肯色州历史上最有收获的议会例会之一，也不妨说是最有收获的。”杜马着重提到，我们还通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公路项目，极大地扩展了针对贫困家庭的医疗保健服务，通过了督促回收利用和减少固体废物的提案，“削弱污染工业对州污染治理机构的控制”，使环境得到改善，拒斥一些宗教狂热者的压力，为贫困社区的学校开设医疗诊所。
议会在学校诊所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最为激烈。我赞成如果当地学校理事会同意的话，允许诊所派发保险套。参议院也持这个立场。保守一点的众议院坚决反对使用保险套。最后议会接受了戴维·普赖尔众议员的折中方案，2002年，普赖尔成为来自阿肯色州的国会新参议员。他的折中方案是这样的：不允许从州财政支出购买保险套的费用，但是如果有其他资金来源的话，可以派发保险套。《阿肯色报》诙谐的专栏作家鲍勃·兰开斯特写了一篇极其可笑的文章，记叙了“保险套议会”的斗争过程。他怀着对荷马的歉意，把这个过程称为“特洛伊战争”。
议会还通过了全国来复枪协会的提案，禁止城市和县颁布枪支控制法令，与我在1989年否决的议案一模一样。南方没有哪一个州的议会能对全国来复枪协会说“不”。即便在自由派居多的参议院，这个法案也以26票对7票获得通过。最起码我使得参议院很晚才通过这个法案，这样我可以等议员回家之后再否决，不给他们推翻这项否决的机会。这个提案送到我办公室之后，我与全国来复枪协会的一个年轻说客有一场精彩的交锋，他专程从华盛顿赶来谋求通过法案。他个子很高，穿戴讲究，说话带着清晰的新英格兰口音。一天，我正穿过圆形大厅从议会大厦的众议院走到参议院去，他拦住了我。“州长，州长，您为何不让这个法案无需您的签名直接变成法律呢？”我第无数次开始解释不支持这项法案的原因。他脱口而出：“听着，州长，明年您将竞选总统，如果您否决这项法案的话，一旦竞选总统，我们将在得克萨斯州让您一败涂地。”我没有猛烈还击，我意识到我已经变得成熟稳重，更加老练。我反倒微笑着，对他说：“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不喜欢这个法案。你知道枪支控制在阿肯色州永远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你只需在华盛顿花哨的办公室墙上挂一张表，最上方是这个法案，所有的州都列在下方。你根本不在乎这个法案的价值。你只想在表上阿肯色州旁打个勾。所以你只管拿好你的枪，我也会拥有我的枪。我们都备好马，得克萨斯见。”议会散会之后，我立即否决了法案。之后不久，全国来复枪协会开始在电视上播放攻击我的广告。直到我开始把这件事写成文字，我才意识到在与全国来复枪协会说客的唇枪舌剑中，我已经承认正考虑竞选总统。当时，我并不认为我有任何机会竞选总统。我只是不喜欢受人威胁。
议会散会之后，亨利·奥利弗告诉我说他必须离职了。我不愿意失去他，不过他有着数十年令他自豪的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在联邦调查局、地方和州政府里工作的经历，完全有资格退休回家。卡罗尔·拉斯科和格洛丽亚·凯布暂时接管他的工作。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尽力确保我们庞大的议会法案得到贯彻执行，并代表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到全国各地考察。因为我试图证明我们如何能重新赢得“20年前成群结队离开民主党”的“主流中产阶级”选民，媒体不停地揣测我将参加1992年的总统大选。在4月的一次采访中，我就此开起了玩笑，说：“只要还没有人竞选，任何人都可以，这也是好事。这会让我母亲感到高兴，她可以在报纸上读到我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