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对里根政府感到不安，我来到缅因州，打定主意要对它采取些行动。里根政府刚刚大幅提高了享受联邦伤残补助的条件。如同10年前的煤肺案，伤残补助项目也存在滥用的现象，但里根政府采取的措施比滥用本身更严重。控制如此严格，以致到了滑稽的地步。在阿肯色州，一个读过九年级的卡车司机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胳膊。他的伤残补助申请被拒绝，理由是他可以找一个办公室里的文书工作。
众议院的几位民主党人，包括阿肯色州的议员贝丽尔·安东尼，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否决伤残补助规定。贝丽尔请我促成州长们呼吁撤销这些规定。州长们对此事很感兴趣，因为我们很多的伤残选民都被拒绝享受补助，而且认为我们负有部分责任。尽管项目的资金来源是联邦政府，但具体却是由各州来执行的。
由于此事不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我不得不想办法让有关的委员会投票以2／3多数否决伤残补助规定，再想办法请75％的在场州长支持委员会的决议。白宫感到了事态的严重，里根政府派来了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两位助理部长，试图抵抗我的努力。共和党的州长们左右为难。他们中的大多数赞同修改规定，自然不愿意公开维护这些规定，但他们想忠于他们的总统。共和党的计划就是让我们的提议止步于委员会。算一算人头，我们在委员会里的胜算只有一票，但条件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到场。其中之一便是乔治·华莱士州长。自从一个刺杀未遂者的子弹把他困在轮椅里之后，每天早晨他都必须花几个小时才能准备停当，开始一天的工作。这天上午，乔治·华莱士不得不提前两小时起床进行艰难的准备工作。他来到会议室，向委员会讲述了亚拉巴马州有多少工人，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受到了伤残补助新规定的伤害，然后投下了极有分量的一票。决议在委员会获得通过，被送交到全国州长协会后也获得通过。紧接着，国会否决了伤残补助规定，许多应当享受权益的人获得了他们需要的救助。要不是在缅因州的一个清晨，乔治·华莱士州长重拾青年时代的平民主义信仰，挺直腰板矗立在他的轮椅里大声呼吁，我们的努力也许不可能成功。
年底，菲尔和琳达·拉德向我们发出邀请，参加他们在南卡罗来纳州希尔顿海德的新年周末聚会，也被称为“复兴周末”。到那时这个活动刚刚举办了两三年。三天时间里，不到100个家庭聚集在一起，谈天说地，从政治和经济到宗教和个人生活，无所不包。参加者年龄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种族不同，背景不同，是对严肃讨论和家庭乐趣的偏好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胜过把周末的时间都用来看橄榄球赛和彻夜狂欢。这种纽带的形成是令人难忘的体验。我们向他人袒露心扉，了解到他人在正常情形下不可能吐露的情况。我们三个人结交了很多的新朋友，他们中许多人在1992年大选中帮助过我，并在我的政府中任职。从那以后，我们每年都去参加“复兴周末”，直到千禧年到来的那个周末，林肯纪念堂的国家庆典需要我们留在华盛顿。我当上总统之后，这个活动的参加者猛增到1500人，之前那种亲密无间的氛围有所淡化，但我还是很喜欢参加。
1984年初，又到改选的时候了。尽管里根总统在阿肯色州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胜过1980年，我仍然信心十足。全州上下都为教育标准的施行激动不已，经济有所好转。我主要的初选对手是罗尼。特纳，来自欧扎克的律师，1975年在煤肺案审理过程中，他的合伙人杰克，叶芝去世之后，曾和我合作过。罗尼认为教育标准将导致乡村学校的关闭，对此非常恼火。我很难过，因为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我以为他应该看得更深远些。5月，我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初选，几年之后我们和好如初。
7月，阿肯色州警察局长汤米·古德温上校要求见我。他告诉我说，我的弟弟卖可卡因给便衣警官的情景已经被录了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警官被雇用是因为我要加强全州的反毒品力度，并要求议会提供财政支持。我和贝琪·赖特坐在那里，目瞪口呆，一言不发。汤米问我希望他怎么做。我反问他，州警察局对这种案件一般如何处理。他说罗杰不是一个大毒贩，他只是一个卖毒品以筹集毒资的瘾君子。一般说来，像他这样的情况，警察局会对他多录几次像，确保手头有充分的证据，然后以很长的刑期威胁他，迫使他与毒品提供者划清界限。我叫汤米照规矩办理罗杰的案子。然后我让贝琪去找希拉里。她在市中心的一家餐厅。我开车去接她，告诉她发生的一切。
接下来备受煎熬的六个星期里，州警察局外面没有人知道这件事，除了贝琪和希拉里，我想还有完全可以信任的新闻秘书琼·罗伯茨。还有我。每次看到母亲或与母亲聊天，我都闷闷不乐。每次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我都觉得厌恶。我只顾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奔忙，忽略了所有的迹象。1974年罗杰上大学后不久，他组织了一个很有水准的摇滚乐队，靠在温泉城和小石城的俱乐部里演出，完全可以维持生计。我去听过几次，认为凭罗杰独特的嗓音和乐队的音乐水准，发展前途是很大的。他打心眼里喜欢唱摇滚，尽管有好几次回亨德里克斯学院去上学，但很快又退学回到乐队。工作的时候，他通宵熬夜，睡得很迟。赛马季到了，他拼命赌马。他还赌橄榄球赛。我不知道他赢过或输过多少，但我从未问过。逢年过节我们全家聚会的时候，他无一例外地来得很晚，看上去有点紧张不安，吃饭时还会起身一两次去打电话。这些都是应该引起警觉的迹象。我却无暇顾及。
罗杰最终被捕时，在阿肯色州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我向媒体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说我爱弟弟，但期待依法审理，请求民众为我的家人祈祷，也不要过度关注我家人的生活。然后我告诉弟弟和母亲真相：我知之已久。母亲惊呆了，我不能确定她是否明白发生的一切。罗杰很恼火，不过后来他控制了自己的毒瘾，也不再和我计较。我们全家都去咨询医生。我了解到，罗杰每天4克的可卡因吸人量后果很严重，如果他并非体壮如牛的话，可能会导致死亡；另外，他的毒瘾部分原因在于孩提时代的伤痛，也许从父亲那里遗传了有上瘾倾向的基因。
被捕之后，几乎直到庭审那一天，罗杰都不愿承认自己是瘾君子。最终有一天，我们都坐在早餐桌边，我对他说，如果他不是瘾君子的话，我会让他蹲很长时间的监狱，因为他一直为了钱把毒品卖给别人。就这样，罗杰听了我的话。他承认了自己的问题，开始了浪子回头的历程。
这个案件由联邦检察官阿萨·哈钦森接手。罗杰与他的毒品提供者断绝了联系，那个人是移民，比他岁数还小，从故国的家人或朋友那里获得可卡因。罗杰向奥伦·哈里斯法官承认触犯了两项联邦法律。在做法官之前，哈里斯是众议院商业委员会主席。哈里斯法官80岁出头，但仍然思维敏捷、智慧过人。他判处罗杰为一项罪行服刑三年，为另一项罪行服刑两年，由于罗杰比较合作，三年服刑暂缓执行。罗杰人狱14个月，大部分时间待在非暴力罪犯监狱里，他觉得很苦，却有可能使他避免了生命危险。罗杰被判刑的时候，希拉里和我陪着母亲出庭旁听。哈里斯法官和联邦检察官对整个过程的控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阿萨·哈钦森专业、公正，敏感地意识到我们一家人内心承受的煎熬。当他从第三选区被选人国会时，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
那年夏天，我率领阿肯色州代表团去旧金山参加民主党全国大会，见让了沃尔特·蒙代尔和杰拉尔丁·费拉罗的提名，并用五分钟的时间向哈里·杜鲁门献词表达敬意。一开始我们就陷入了麻烦，不过蒙代尔说他将提议大幅度增加税收，以降低预算赤字。他的直言不讳令人惊异，不过他不妨也提议联邦收取汽车牌照费。这个城市举办了一次非常好的大会。旧金山的会议中心四周有很多舒适宜人的小旅馆，走路就可以到，交通也很有秩序，所以我们避免了许多会议期间常常发生的恐怖交通拥堵。来自阿肯色州的东道主理查德·桑切斯博士，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用于防治正在肆虐全城甲二种新近出现的疾病——艾滋病。我问理查德关于艾滋病的情况和对付的办法。这是我第一次真正面对这场战斗，它将占据我在白宫期间及之后的很多精力。我必须早点离开旧金山，赶回阿肯色州招募一家高科技公司。招募最终没有成功，不过即使我待在加州，也不会有什么好处。我们正走向失败。经济正开始反弹，总统对我们说：“曙光又普照美国。”他的代理人们则讥笑作为对手的我们是“旧金山民主人士”，并不加掩饰地影射我们与该市许多同性恋者的联系。连布什副总统也颇有些气概，放话说他要“踢一踢屁股”。11月的大选中，里根赢得了59％的选票，击败了获得41％选票的蒙代尔。里根总统在阿肯色州得到了62％的选票。在与来自琼斯伯勒的很有魅力的青年商人伍迪·弗里曼的竞争中，我赢得了63％的选票。
我们一家人快乐地度过切尔西的第五个圣诞节和我们的第二个“复兴周末”后，迎来了新的议会会期，这次的议题是经济现代化。
尽管经济整体上在增长，但在阿肯色这种依赖农业和传统工业的州，失业率仍然很高。80年代美国增加的大多数就业机会都来自高科技和服务行业，集中在城市及周边地区，主要是东部和西海岸各州或靠近这两个区域的各州。工农业的中心地带情况仍是一团糟。格局非常明显，人们都开始说美国拥有“双海岸”经济。
显然，要想加速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增长，我们必须对经济进行重组。我向议会提交的一揽子发展计划包括一些在其他州已经施行、对阿肯色人来说却很陌生的金融举措。我提议把州住房管理局扩充成发展与金融管理局，发行债券为工业、农业和小型经济项目筹集资金。我建议州公共养老基金确立把至少5％的资产投资在阿肯色州的目标。我们是一个资本匮乏的州，如果州内有良好的投资机会，我们就无须输出公共养老基金。我建议允许州立银行更长时间地保留取消赎回权的资产，主要是防止把农田倾销到已经萧条的市场上，这对农民来讲将是雪上加霜。我还要求议会允许州立银行不仅要贷款，而且可以向无权再贷款的农场和企业提供适度的股份投资，规定农场主或小企业主有权在三年内收购该银行拥有的股份。其他农业州的州长对这个法案尤其感兴趣，其中南达科他州的比尔·詹克洛州长在该州议会也通过了一项相似的法案。
这些经济提案很有创意，但太复杂，无法完全被人理解或得到支持。然而，在我多次出席委员会听证会回答问题并逐个展开游说之后，议会通过了所有提案。
联邦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生效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我们的议会才立法禁止在妊娠最后三个月做人工流产。提出这个法案的是拉塞尔维尔的卢·哈丁参议员，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基督徒，以及比尔·亨利参议员，天主教徒，苏珊·麦克道戈尔的兄弟。法案毫不费力地获得通过，我签署之后正式成为法律。10年之后，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无视怀孕妇女的健康，要求立法禁止所谓的部分分娩流产术——通常用于降低怀孕妇女所受伤害——我劝说他们不如通过一项联邦法律，禁止妊娠末期堕胎，除非怀孕妇女的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由于几个州至今没有通过类似我在1985年签署的法案，与部分分娩流产术禁令相比，我提出的法案将导致更多的流产手术被视为非法。老大党领导层拒绝了我的提议。
除了经济一揽子计划和流产法案，议会还采纳了我的一些提案，比如设立用于补偿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基金，加强我们减少和处理虐待儿童事件的努力，设立基金为联邦医疗补助制度照顾不到的穷人——大多数是穷困的怀孕妇女——提供医疗保健，把小马丁·路德·金的生日定为阿肯色州的节日，制订计划为学校校长提供更好的培训。我认为学校的教育质量仰仗校长的领导才能，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单一因素。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的这一看法进一步加深。
这次议会的主题本来是致力于建设一个称职的政府，上演一些无害的立法小事件，但阿肯色州教育协会强力要求废除教师考试法案，引发了会议期间的惟一一次激烈碰撞，此时离第一次教师考试只差几个星期。教师们采取了巧妙的战术，请出众议员奥德·马多克斯支持废除法案。奥德在他所在的奥登镇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前督学。他还是忠诚的民主党党员，在学校礼堂里悬挂着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巨幅老照片，直到80年代才摘下来。他也是我的朋友。尽管我的支持者尽了全力，废除考试的提案还是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我立即通过电台播放广告，告诉人们发生的一切，呼吁他们给参议院打电话表示抗议。总机几乎被打爆了，这项议案被否决。议会通过了另一项我赞同的议案，要求所有获得资格证书的教育工作者——不只是那些1985年正在教师岗位上的人——都要参加并在1987年前通过考试，以继续保持执教资格。
阿肯色州教育协会说教师们抵制这次考试。考试前一周，4000名教师在议会大厦外示威，聆听一位全国教育协会的代表控诉我“污辱公立学校和学生的尊严”。一周后，全州2．76万名教师中超过90％的人参加了考试。
议会散会之前，我们最后遭遇了一个火爆场面。阿肯色州公路部跑遍全州，游说推行一项公路建设新计划，通过增加汽油税和柴油机税来筹集资金。公路部说服了各地企业界领袖和农场主，该项目轻而易举地获得通过，却给我造成了麻烦。我喜欢这个项目，认为它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在竞选时我已经许诺不会支持大的增税计划。所以我否决了这个议案，但告诉提出该议案的议员，如果他们试图推翻我的否决，我不会阻拦。议会很快就推翻了我的否决，12年中这是惟一一次我的否决被推翻。
1985年，我也参加了一些全国性的政治活动。2月，我宣读了民主党对里根总统国情咨文的回复。国情咨文是里根总统展现他口才的极佳讲坛，宣读回复的人不论是谁，都很难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这一年，我们民主党采用了一种不同的策略，重点突出我党几个州长和市长的全新理念和经济成就。我还被选人新的民主党领袖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致力于为民主党打造可以赢得人心的咨文回复，回复着眼于财政责任、社会政策的创新理念以及建设强大国防的主张。
这个在爱达荷举行的夏季州长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事情莫过于由里根总统签署的共和党州长募捐信引发了不同寻常的党派之争。这封信猛烈攻击民主党的州长们在制定税收投资政策上过于自由，这违反了州长大会两党合作的不成文规矩。民主党的州长们气愤之极，威胁说要抵制田纳西州的共和党州长拉马尔·亚历山大当选为全国州长协会主席，一般情况下他的当选只需走走过场，因为他是副主席，而每年主席的职位由两党轮流担任。我喜欢拉马尔，怀疑他并非真心想攻击民主党的同仁，毕竟他也曾提高税收为改善高中教育筹集资金。我帮助促成了一个解决冲突的办法：共和党的州长们就这封信道歉，表示下不为例，而我们也将投票支持拉马尔做主席。我被选为副主席。70和肋年代，我们在州长大会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90年代，共和党的州长占了多数，越来越维护他们的政党，合作精神渐不如前。这也许称得上是好的政治，但却不利于制定好的政策。
在去爱达荷州的路上，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在蒙大拿州度过了快乐的几天时间，这主要得感谢特德·施温登州长的盛情款待。我们在他家里度过一晚之后，特德一大早让我们乘一架直升飞机，沿着密苏里河观看野生动植物如何从睡梦中苏醒。随后我们乘一辆四轮驱动的轨道车，沿着北伯灵顿铁路开了两百来英里，其间还体验了跨越300英尺深峡谷的戏剧性感受。接着我们驾驶一辆租借的车沿着“公路开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观看绒猴沿着雪线爬行，随后在斯旺莱克的库特内国家林地住了几天。在我到过的所有地方中，我始终认为蒙大拿西部是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1985年的议会会期结束之后，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外出参加的政治活动只是分散了些许的精力，我的主要使命是建设阿肯色州的经济。我喜欢这个挑战，后来变得对经济非常在行。首先，我必须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当国际纸业公司宣布要关闭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设在卡姆登的一家制造厂时，我飞到纽约拜访了该公司董事长约翰·乔治，问他需要什么条件才能避免关闭工厂。他给我列出了五六件他所期望的事情。除了一件，我兑现了所有其他的条件，他没有关闭工厂。当我的朋友特纳·惠特森打电话告诉我说克拉克斯维尔的鞋厂即将关闭时，我向唐·芒罗请求帮助，在80年代经济不景气的时期，他曾设法使阿肯色州的六家制鞋厂继续运行。我向他提供了100万美元的资助，他接管了这家鞋厂。工人们在一次帮助他们申请失业和再培训补助的会议上，发现他们的工作保住了。
三洋公司告诉我它准备关闭设在福里斯特城的电视机厂，戴夫·哈林顿和我飞到日本大阪，拜访三洋公司董事长井上觉，三洋公司规模宏大，在全球拥有10多万员工。过去这些年来，我和井上先生成了朋友。1980年竞选州长失败后，他送给我一幅精美的日文书法作品，上面写着：“道路虽改，信仰不移。”我将它裱糊装框，1982年我重新当选州长，把它挂在卧室的人口处，每天都能看见。我告诉井上先生，我们无法解决阿肯色州东部三洋工厂关闭而造成的员工失业问题，因为三角洲各县的失业率普遍高于10％。我问他如果沃尔玛公司愿意出售三洋公司的电视，他是否可以不关闭电视机厂。他表示同意之后，我飞回阿肯色州，请求沃尔玛公司的帮助。2003年9月，井上觉来我在查帕奎的住所共进午餐。到那时，沃尔玛已经从三洋公司购进了超过2000万台电视机。
并非所有的措施都是补救性的。我们也主动实行全新的举措：为高科技公司提供资金，让大学参与创建新企业，派贸易和投资团到欧洲和亚洲考察；支持成功的企业扩大规模，这样的企业有派恩布拉夫的大和钢管工业株式会社和琼斯伯勒的达纳公司，后者借助熟练工人和了不得的机器人制造传动装置。
我们最大的成功莫过于使纽克尔钢铁公司落户阿肯色州东北部。纽克尔公司是一家效益非常好的公司，靠熔化锻好的金属来制造钢铁，并不是自行锻造。纽克尔公司给每位工人提供适度的周薪，还可以分到基于利润的红利——常常占工人收入的一半以上。1992年，阿肯色州纽克尔公司工人的平均收入大约为5万美元。另外，纽克尔公司为员工上大学的子女每人每年发放1500美元。有一个员工通过公司的帮助让11个子女接受了教育。纽克尔公司没有喷气式公务飞机，总公司的规模很小，在北卡罗来纳州一个租用的地方办公。公司创始人肯·艾弗森通过传统的方式赢得了员工的忠诚：付出必有回报。在80年代纽克尔公司利润下降的惟一一年里，艾弗森给员工写了一封信，为减薪道歉，董事会的全部成员同样也被减薪，因为纽克尔公司严格遵守不裁员的老规矩。大家平等分担利润和负担，但老板分担更多。艾弗森说市场不景气不是工人的错，但是他应该事先想出对付的办法。他对工人们说，他将减薪60％，三倍于他们；在过去的20年里，通常的做法是不管公司是否赢利，管理层的薪水涨幅远远超过其他的员工，艾弗森的做法显然是反其道而行之。不用说，纽克尔公司的人没有谁愿意离开。
当威希信衬衫公司准备关闭在布林克利的工厂时，与工人及社区合作多年的法里斯与玛丽莲·伯勒斯公司表示愿意收购，但是需要更多的衬衫客户。我问沃尔玛的董事长戴维·格拉斯是否愿意采购这家工厂的衬衫。沃尔玛又帮了忙。之后不久，我主持午宴，款待沃尔玛管理层和主管阿肯色州经济发展的人员，鼓励沃尔玛公司采购更多的美国产品，并把这一做法广而告之，促进销售。沃尔玛公司的“购买美国”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廉价大超市因挤垮小城镇商人而引发的憎恨情绪从而获得缓解。希拉里非常喜欢这个计划，几年之后她进入沃尔玛董事会，强力支持这一计划。最高的时候，沃尔玛公司中美国制造的商品占到大约55％，比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多出10％以上。不幸的是，几年之后，沃尔玛公司为了实现成为最低价位零售商的市场目标，放弃了“购买美国”计划，但在这个计划实行之时，我们阿肯色州把它用到了极致。
我在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使我确信，要想在全球经济中维持我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领导地位，阿肯色州和美利坚合众国必须做一些重大的改变。坦率地说，我们教育水平不够，生产效率不高。自1973年以来，我们在人均收入方面渐渐失去了优势，到80年代，十个工人中有四个人的收入下降。形势无法让人容忍，我下定决心尽我所能改变这一切。
我的努力帮助扩展了我的政治根基，赢得了以前从未给我投票的共和党人和保守的无党派人土的支持。即便在阿肯色州过去的三年中，有两年的新增就业人数与总就业人数之比居于全美前10位，我仍然不可能促使所有的人都支持我。埃尔多拉多的炼油厂即将关闭之际，眼看300多名工人要失去很好的联邦工作，我帮助说服密西西比州的一些商人收购并管理这家炼油厂。我知道这对那些工人的家人和当地的经济来说非常重要，我期待着下次竞选时在工厂大门口与他们握手。我可以说是击出了一个“本垒打”，直到有一天我碰到一个人，他愤怒地说无论如何都不会投我的票。我说：“你不知道我保住了你的工作吗？”他答：“知道，我知道是你做的，但是你根本不关心我。你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一个向你缴税的笨蛋。所以你希望我工作，就是为了向我收税。即便全世界的钱都归我，我也不会选你。”。你不可能争取所有的人都支持你。
1986年初，我开始竞选连任，这次的任期是四年。1984年，选民通过了一项修正案，把州长任期从两年改为四年，这是1874年实行“重建时期宪法”以来的第一次。如果我赢得选举，我将成为奥瓦尔·福伯斯之后任期第二长的州长。他因为小石城中心中学的事件而获得了最长的州长任期。我也想赢得选举，做任期最长的州长，靠的是我在教育和就业机会方面取得的成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在初选中的主要对手正是福伯斯。他对我仍很恼火，因为在第一任期里，我拒绝购买他在亨茨维尔漂亮的费伊·琼斯住所，纳入州公园系统用作疗养所。我知道他极需要现金，州政府同样如此，我无法证明这项花费的正当性。福伯斯打算对新的教育标准提出指责，说它们导致了乡村地区学校的合并和高税收，而这些地区并没有得到我所吹嘘的新就业机会。
对付完福伯斯之后，等待我的是弗兰克”怀特。他正努力想把两个强大的对手挤出去。我知道他们两个之间肯定有不少的相互谩骂。我相信，贝琪·赖特、迪克·莫里斯、戴维·沃特金斯和我都有能力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但是我担心切尔西对别人说爸爸坏话的反应。她六岁了，已经开始看电视新闻，甚至阅读报纸。希拉里和我试图让她了解怀特和福伯斯可能会说什么，而我将怎么答复。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将轮流扮演一个州长候选人。一天，希拉里扮演弗兰克·怀特，我扮演福伯斯，切尔西扮演我。我指责切尔西采纳错误的教育理念，毁掉了规模小的学校。她反唇相讥：“不过，最起码我没有像你那样，指使州警察局刺探政治对手的情况。”在小石城中心中学危机之后，福伯斯的确做过这样的事。对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的表现可不算差。
我以超过60％的选票赢得了初选，不过福伯斯还是夺走了1／3的选票。即便他已经76岁了，在乡村地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福伯斯没有顾及到的地方让弗兰克·怀特插了一脚。虽然弗兰克·怀特在任期内曾说要求涨工资的教师“贪婪”，但当他改变立场，从最初支持教师考试变为反对之后，他在共和党的初选中获得了阿肯色州教育协会的支持。随后他把矛头对准了希拉里和我。
怀特开始说新的教育标准太繁重，需要做些修改。我顺着他的话猛烈反击说，如果他当选的话，“到死也会拖着不修改”。随后他钉上了希拉里，硬说她有利益冲突，因为罗斯律师事务所正代表阿肯色州与大海湾核电站打官司。对此我们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首先，罗斯律师事务所正致力于让阿肯色人民摆脱大海湾核电站这个负担，节省财政支出，而怀特作为中南公用事业公司一家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三次投票赞成继续建设这个核电站。其次，阿肯色州公共服务委员会找罗斯律师事务所做代理，纯粹是因为其他的大律师事务所都代表公用事业公司或与这起诉讼案有关的各方。第三，在计算希拉里的合伙人分红之前，阿肯色州付给罗斯律师事务所的报酬就已经从该事务所的收人中扣除了，所以希拉里没有从中赚到一分钱。怀特似乎更感兴趣的是为公用事业公司敲地方纳税人竹杠的行为辩护，而不是在利益冲突中保护他们。我问他，他攻击希拉里是否意味着想竞选第一夫人而不是州长。我们的阵营甚至在保险杠胶贴和小徽章上印上“弗兰克竞选第一夫人”的字样。
怀特对我的最后一个指控彻底毁了他自己。他一直为华尔街之外最大的债券公司史蒂芬斯公司工作。我第一次竞选州长的时候，杰克·史蒂芬斯曾支持我，后来他开始右倾，1984年总统大选时他是带头支持里根的民主党人，1986年干脆加入了共和党。他的哥哥韦特仍民主党党员，仍然支持我，但管理那家债券公司的是杰克。而弗兰克·怀特是他的人。过去很多年来，史蒂芬斯控制着阿肯色州的公债生意。当我显著扩大公债的发行量时，我主张开放所有发行渠道，让国家银行加入竞争行列，并让更多的阿肯色州银行得到出售公债的机会。史蒂芬斯公司占有适当的份额，但不像过去那样控制所有公债，如果怀特当选的话，恐怕它又要垄断了。参与公债生意的阿肯色州银行中，有一家的董事长是丹·拉萨特，在吸毒成瘾之前，他在小石城建立了一家成功的债券公司。拉萨特是我的支持者，也是我弟弟的朋友。80年代，太多的年轻人都是瘾君子，拉萨特和我弟弟因此经常在一起聚会吸毒。
贝琪·赖特和我一起准备与怀特的电视辩论时，听说怀特将逼我和他一起做毒品测试。堂而皇之的理由是树立一个好榜样，但我知道怀特其实希望我不敢接受测试。拉萨特的身败名裂引发了暴风雪般谣言，其中就有传言说我是丹聚会上的常客。这不是事实。贝琪和我决定在辩论之前做毒品测试。在电视辩论中，怀特把挑衅的矛头掷向了我，我微笑着说贝琪和我已经做了测试，他和他的竞选经理达雷尔，格拉斯科克应该仿效我们的做法。格拉斯科克一直被类似的谣言攻击。结果他们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怀特借助一条我所见过的最恶毒的广告，使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广告先是播放拉萨特办公室的镜头，接着是一盘可卡因，解说员则说我接受了一个吸毒重罪犯的竞选捐助，然后就把州里的公债生意给了他。含义很明显：我给了拉萨特优先待遇，至少在我这样做的时候已经知道他有吸毒的习惯。我邀请《阿肯色报》仔细查看了阿肯色州发展与金融管理局的记录，这份报纸后来在头版发了一篇报道，说明自我从怀特州长手里接掌权力以来，参与州公债生意的债券公司增加了多少家。数量从4家增加到了15家，史蒂芬斯仍然掌握着超过7亿美元的公债生意，是州里其他任何一家债券公司的两倍还多。我还制作了一个广告进行反击，先是询问选民是否看过怀特的广告，并播放了其中的一小段。然后我的广告切人史蒂芬斯公司的镜头，解说员则说怀特在那里工作，他之所以攻击我，是因为无论史蒂芬斯公司抑或其他任何公司，都不再能够垄断州里的公债市场，但是一旦怀特上台，垄断的现象又会出现。这是我用过的最有效的广告之一，因为它是对卑劣勾当的有力反击，也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怀特重提罗杰的吸毒问题之后，罗杰和母亲都没有让自己受到太多的伤害，这令我感到高兴。罗杰出狱之后，在得克萨斯州的一家过渡教习所待了六个月，随后到阿肯色州北部，在朋友开的一家中途加油站工作。他准备移居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身心均健康，不会被过去的事情压垮。母亲与迪克·凯利在一起很开心，此时也已经明白政治是粗暴的游戏，对付卑劣勾当的惟一方式就是取得胜利。
11月，我以64％的选票赢得选举，在小石城还令人惊异地获得了75％的选票。我很满意，当选使我有机会将我滥用州长职权而且与毒品有关的暗示击得粉碎。尽管竞选过程很艰难，但我很难心怀怨恨。这些年来，我逐渐喜欢上了弗兰克，怀特和他的妻子盖伊，和他合作的一些项目令人愉快。他具有特别出众的幽默感，热爱阿肯色州，2003年他去世时，我非常难过。有唪的是，我与杰克·史蒂芬斯也达成了和解。
就我而言，与福伯斯和怀特的竞选是一场战斗，敌人是阿肯色州的过去，是渐渐兴起的对个人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政治。我为教育改革辩护，大力宣传经济提案，希望把选民的注意力集中到阿肯色州的问题和未来上。《孟菲斯商业呼声报》报道说：“克林顿有关这个领域的政治演说听上去既像经济研讨会，又像吸引选票的借口，大多数政治分析人士都认为这个策略取得了成效。”
我经常给别人讲我到阿肯色州独立县伊斯特曼化-tV参观的故事。途中，东道主不停地说所有防污染的设备都由电脑控制，他希望我见一见控制电脑的人。经过他的描述和渲染，我到电脑控制室的时候，还以为见到的将是介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绿野仙踪》里的魔法师奥茨之间的人物。然而，那个控制电脑的人却穿着牛仔靴和系着银制大搭扣皮带的牛仔裤，戴着一顶棒球帽。他正在听乡村音乐，嘴里嚼着烟草。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老婆和我将投你的票，因为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工作。”这个人养牛养马——他是地道的阿肯色人——但是他知道自己要发家致富，靠的是知识，而不是他的双手和脊背。他看到了未来，想朝那里奔。
8月，全国州长协会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希尔顿海德岛开会，我当选为协会主席，并庆祝了我的40岁生日。我本已答应担任美国教育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致力于收集最好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并推广到美国各地。拉马尔·亚历山大还指派我担任福利改革州长特别行动小组民主党一方的主席，与白宫和国会一道提出一个两党合作的议案，改善福利体系，以推动工作，加强家庭关系，满足儿童的基本需要。尽管我在1985年成功地提高了阿肯色州每月极低的救济金，但我还是希望福利能成为通向独立道路上的小站。
这些新的责任令我倍感激动。我是一个政治动物，也是一个热衷于政策的人，总渴望会见陌生人，探索新的理念。我觉得这些工作有助于我更好地履行州长的职责，强化我在全国各地的人际关系网，更深入地了解新兴的全球经济和美国应该如何应付其挑战的问题。
1986年快结束时，我对台湾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在台湾和美国领导人第10届年会上发表演说，探讨未来关系。台湾人从阿肯色州采购了大量的大豆和工业产品，从电动摩托车到停车计费器，种类各异。但是美国的贸易赤字数额巨大，而且一直在增长，在过去的五年里，十个美国工人中有四个收入下降。我代表所有州长，承认美国有责任减少赤字以降低利息和提高国内需求，调整并减少拉丁美洲邻邦的债务，放松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控制，提高我们劳动者的教育程度和生产效率。然后，我督促台湾人减少贸易壁垒，把他们庞大的现金储备更多地用于到美国投资。这是我第一次在一群外国听众面前就全球经济问题发表演说。为了这个演说，我不得不事先把我认为应该做什么和由谁做的问题梳理清楚。
1986年年底，我对现代世界的本质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的观点，后来发展成为所谓的“新民主党人”哲学，这是我1992年参加总统竞选的主要理念。在年末甘尼特公司——这家报纸连锁企业刚刚买下了《阿肯色报》——管理层会议上的演讲中，我简要概括了我的理念。
我认为，以下的新规则应该为我们今天制定政策提供框架：
（1）变化也许是当今美国经济惟一不变的特点。大约三个月前，我在阿肯色州一座老式的乡村教堂里庆祝它落成150周年。大约有75个人挤在小小的木结构教堂里。宗教仪式结束之后，我们走出教堂，在松树下吃便饭，我不知不觉地与一位一眼看上去非常有智慧的老人闲聊了起来。最后我问他：“先生，你多大岁数了？”他答道：“82岁。”“什么时候加入这个教堂的？”“1916年。”他说。“如果你只能说一句话，如何描述1916年的阿肯色州与今天的阿肯色州有何不同？”他沉默了一会，然后说：“州长，很简单。1916年我早晨起床的时候，心里很清楚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现在我起床时，却根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让莱斯特·瑟罗用一句话解释美国发生的变化，应该差不多……
（2）如今，人力资本恐怕比实物资本更重要……
（3）企业与政府任何一方与其独霸天下，不如形成更具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4）随着美国生活的国际化和人口组成发生的变化，我们必须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各个领域内的合作比冲突更重要……我们必须分担责任，分享机会——我们正在共进退。
（5）浪费将受到惩罚……在我看来，我们正花费几十亿美元的投资资本，结果只是增加了企业的债务，却没有提高它们的生产力。债务越多，应该意味着生产力、增长率和利润率的提高。如今，债务越多，却常常意味着更少的就业机会、更少的用于研究和发展的投资，以及强制性重组以偿付非生产性债务……
（6）强大的美国需要一种生机勃勃的公众意识，一种强烈的相互责任意识，以及一种我们不能不顾其他公民的需要单独谋求个人利益的信念……
如果我们想让美国梦在我们的人民心中永远鲜活，如果我们想保持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我们必须接受创造成功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新规则。而且，我们必须按照这些新规则行事。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我将修改完善我对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关系的分析，提出更多的针对这两者的计划，尽我所能实现我想做个好州长和对国家政策产生积极影响的愿望。
1987年，我向州议会提出的“好开端、好学校、好工作”的纲领正好与我在全国州长协会开展的“让美国运转”活动相一致。除了此前我们在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我还要求议会帮助我让越来越多贫困家庭的孩子有一个好的人生开端，方式便是让更多的贫困母亲和孩子享受医疗保健，从妊娠期开始便着力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减少可以避免的对新生儿的伤害；同时还要对处境危险孩子的母亲增加育儿教育，对有学习障碍的儿童提供更多的早期特殊教育，对有能力支付儿童看护的家庭提供更多的途径，加强儿童资助计划的施行力度。
关于儿童的早期发展以及对今后生活的影响，我的大部分知识都来自希拉里。自打认识她起，她就对此很感兴趣，在耶鲁法学院读到第四年，她专门去耶鲁儿童研究中心和耶鲁一纽黑文医院研究儿童问题。她想尽办法，把以色列一种全新的名为HIPPY的学前教育引进到阿肯色州，所谓HIPPY，是“学前儿童家庭教育项目”的缩写，可以帮助增加父母的育儿知识，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希拉里在全州各地都开设了“学前儿童家庭教育项目”班。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出席这些班的毕业活动，观看孩子们展示他们的成果，父母的脸上掩饰不住对孩子和自己的自豪之情。多亏了希拉里，阿肯色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此类项目，服务对象涉及2400位母亲，她们的孩子都表现出了显著的进步。
在经济发展方面，我的着重点是增加针对贫困人群和地区的投资和机会，他们多集中在阿肯色州的乡村地区。最重要的提案是为一些特定的人提供更多的资金，他们有经营赢利性小型企业的潜力，却借不到启动资金。芝加哥的南岸发展银行帮助失业的木匠和电工在南城开设作坊，对本来要拆除的废弃楼房进行翻新。结果整个区域的经济都复苏了。
我对这家银行的了解源于它的一位员工简·皮尔西，她曾是希拉里在韦尔斯利学院最好的朋友之一。简告诉我们，南岸发展银行对技能出众但按常规没有信贷资格的工匠提供贷款，这个创意来自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这家银行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曾在范德比尔特大学学习经济学，后来回国帮助本国人民。我安排与他一起在华盛顿共进早餐，他解释了他的“微型贷款”计划是如何奏效的。有技能、有诚实的好名声但没有资产的村妇被组织成小组。第一位借贷者还清了她的小宗贷款之后，排在她后面的人将得到贷款，如此继续下去。我第一次见到尤努斯时，乡村银行已经批准了成千上万笔此类贷款，还贷率高于孟加拉国的商业银行。2002年，乡村银行对超过240万人发放了贷款，95％的人是贫困妇女。
如果这个创意在芝加哥很奏效，我觉得它也会适用于贫困的阿肯色州乡村地区。尤努斯在一次采访中谈到：“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人被银行系统拒绝贷款，乡村银行的贷款模式就可以在那里推广。”·我们在阿卡德尔菲亚成立了南方发展银行公司。发展与金融管理局提供了部分启动资金，但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响应希拉里和我的呼吁而投资的公司。
我当上总统后，获得国会的批准仿照乡村银行的模式设立了一个全国贷款项目，并在白宫的一次活动中隆重推出一些成功的范例。美国国际开发署每年也为非洲、拉丁美洲和东亚的一些贫困山村提供200万美元微型贷款。1999年，我访问南亚，会见了穆罕默德，尤努斯和一些经他帮助做起生意的人，其中包括用这些贷款购买移动电话的妇女，村里的人用她们的移动电话给美国和欧洲的亲戚打电话，她们则收取一定的费用。穆罕默德·尤努斯应该在几年以前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的另一项主要兴趣是福利改革。我要求州议会订立条件，有三岁或三岁以上孩子的福利获得者必须签署合约，通过提高文化水平、参加工作培训和工作等方式，全力以赴获得经济上的独立。2月，我和其他几位州长一起去华盛顿，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就福利防范和改革问题作证。我们要求国会给予我们各种途径，以“鼓励工作，而非福利，提倡独立，而非依赖”。我们主张首先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使得人们没有必要申请福利，方式可以是降低成年人文盲率、少年妊娠率、学校退学率和滥用酒及毒品的比率。至于福利改革，我们提倡福利接受者和政府之间签署一份有约束力的合约，对双方的权利和责任做出详细规定。享受福利的人必须努力回报，争取早日达到经济上的独立；而政府必须致力于帮助他们，给他们提供教育和培训、医疗保健、儿童看护和工作安排等服务。我们还呼吁有三岁或三岁以上孩子的福利接受者必须参加各州提供的一个工作计划；每一个福利接受者都配备一名福’利机构调研员，帮助他们向自足自立成功过渡；募集儿童资助款项的工作要加强；根据各州的生活费用水平制定新的现金资助方案。联邦法律允许各州自行选定标准确定每月救济金，条件是救济金的数额不低于70年代早期的水平，并且救济金的发放范围要遍及各地。
我花了足够的时间同阿肯色州的福利接受者和福利机构调研员交流，清楚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工作赚钱养家。但是除了技能低下、缺乏工作经验和无力支付儿童看护费等显而易见的问题，他们还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我见到的很多人都没有汽车，也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果他们做一份低收人工作，他们将失去政府发放的食品券，也不再能够享受医疗补助。最后，许多人其实不敢相信他们能在工作中获得成功，茫然不知从何开始。
一次在华盛顿举行的州长大会上，我和另一位主管福利改革的主席，特拉华州的迈克·卡斯尔州长，共同发起组织了福利改革州长会议。我从阿肯色州请来了两位停止拿福利、开始工作的妇女作证。其中一位来自派恩布拉夫，之前从未坐过飞机或电梯。她比较拘谨，但她说穷人有赚钱养活自己和孩子的潜力，还是很令人信服的。另一位妇女的年纪大概处于35岁到40岁之间。她的名字是莉莉·哈丁，刚刚找到了一份做厨师的工作。我问她，是否应该强迫四肢健全但拿救济金的人在情况允许的时候工作？“我当然赞成。”她答道，“不然的话，我们只会一天到晚躺着看肥皂剧。”然后我问莉莉停止拿救济金之后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她毫不犹豫地说：“我的儿子去上学，有人间他：‘你妈妈做什么工作？’他可以回答了。”这是我所听到的赞成福利改革的最好理由。听证会之后，州长们像对待摇滚歌星一样对待她。
当我作为总统处理福利改革问题的时候，听到一些媒体朋友说福利改革是共和党关注的问题，似乎只有保守主义者才看重工作的价值，我总感到有些好笑。到1996年，当国会通过了一项我愿意签署的法案时，距我开始从事福利改革工作已经超过15年了。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只是民主党关注的问题，或者只是州长们关注的问题。福利改革的主角是莉莉·哈丁和她的儿子。
目录页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
版权声明：本电子书所有权益都归原书作者所有，电子书纯属网络交流学习使用，谢绝它用，否则一切法律后果自负。上一页 下一页
目录页《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上一页 下一页
24
多亏是四年任期，多亏了我手下工作人员和内阁成员的敬业精神和出众能力，多亏了与州议会的良好工作关系，多亏了我所在政治组织的实力和活力，我也有了挺进全国政治舞台的空间。
由于我在教育、经济和福利改革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也由于我担任全国州长协会和美国教育委员会的主席，我在1987年收到了很多到州外做演讲的邀请。我接受了到15个州做超过24场演讲的邀请。尽管其中由民主党主办的活动只有4场，它们对扩大我的人际关系网络很有好处，人们纷纷揣测我可能会竞选总统。
1987年春，尽管当时我才40岁，我对竞选总统很感兴趣，原因有三。第一，从历史的角度看，民主党失利后重新掌管白宫的机会非常大。很明显，布什副总统将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而到那时为止，只有马丁·范·布伦成功地从副总统的位置直接坐到总统宝座上，那是1836年，他接替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当时民主党没有遇到强劲的对手。第二，我强烈地感觉到，美国必须改变国策。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国防经费的大幅增加，还有税收的大幅降低，结果只是过度保护了最富有阶层的利益，抬高了财政赤字。巨额的赤字导致利息升高，因为政府必须与私人借款者争夺存款，结果又致使美元升值，进口物资价格下降，而美国的出口产品价格上扬。在这个时期，美国正着手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但我们仍然在失去制造业的许多就业机会和农场。另外，由于预算赤字，我们在教育、培训和科研等方面的投入很不够，而要在全球经济中保持高薪水和低失业率，这些方面的投入至关重要。这就是自70年代中期以来，40％的美国人实际收入下降的原因。
我考虑竞选总统的第三个原因是，我觉得我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并能够向美国人民解释清楚。另外，因为我在治理犯罪、福利改革、教育工作核定、财政责任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我不认为共和党人可以把我描绘成民主党中的极端自由分子，不接受主流价值观，认为政府可以拿出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摆脱自1968年以来共和党一直扣在我们头上的“异己”标签——1976年卡特总统的成功除外——我们便可以重新人主白宫。
这是一个高得离谱的目标，因为要让人民改变他们的政治准则很不容易，但是我认为我也许能够做到。我的一些州长同仁也这样认为。春天，当我去参加印第安纳波利斯500赛马会时，遇到内布拉斯加州的鲍勃·克里州长。我非常喜欢鲍勃，觉得他也是很合适的总统候选人。他在越南战争中获得了荣誉勋章，和我一样，是财政保守主义者和社会进步主义者，在一个远比阿肯色更具有共和党倾向的州当选为州长。让我惊讶的是，鲍勃鼓励我竞选，并说如果我竞选的话，他愿意担任中西部选区的主席。
在阿肯色州还存在一个影响我竞选的障碍：戴尔·邦珀斯正在认真考虑参选的问题。从1974年底以来，我一直鼓励他竞选总统。1984年他差点参选了，而这一次他赢的把握很大。他二战时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做过非常出色的州长，在参议院也是最好的发言人。我知道戴尔会成为一位称职的总统，他赢得大选的几率比我大。我很愿意支持他。我希望我们民主党能赢得大选，改变国家前进的方向。
3月20日，我正沿着小石城的大街慢跑，当地的一个记者追着我说邦珀斯参议员刚刚发表声明，不会竞选总统。他只是不愿意竞选而已。几个星期前，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做出过同样的决定。我对希拉里和贝琪说，我要严肃地想一想参选的问题。
我们为初始阶段的工作募集了一些资金，贝琪派人去艾奥瓦州、新罕布什尔州和南方其他一些州做准备工作，这些州将在第二年新罕布什尔州初选过后不久的“超级星期二”作为同一个选区进行投票。5月7日，我在初选获胜的可能性更大了，因为此时加里·哈特参议员与唐娜·赖斯的绯闻被揭露出来，曾在1984年差点击败蒙代尔副总统的哈特不得不退出了竞选。我觉得加里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挑动媒体尾随他，看他们能否发现他的任何不良行径，不过我还是为他感到难过。他是一位非常优秀、极有创新精神的政治家，总是考虑美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如何应对的问题。哈特事件之后，我们中一些私生活并不完美的人根本无从知晓媒体曝料的标准。最后，我做出决定，任何相信自己能够做出贡献的人应该参选，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指控，信任全美国的人民。毕竟，跨不过一道高的痛苦门槛，你就做不成一位成功的总统。
我确定7月14日为下决心的最后期限。过去在政治角逐中结识的一些老朋友来到了小石城，有米基·坎特、卡尔·瓦格纳、史蒂夫，科恩、约翰·霍勒姆和桑迪·伯杰。他们都认为我应该参选；似乎机会好得不容错过，不过我仍然在犹豫。我知道我已经做好准备，成为一个优秀的总统候选人，但是我不敢确定自己生活的年头是否足够长，是否获得了一位称职总统必备的智慧和判断力。如果当选，我将是42岁，麦金利总统遇刺之后西奥多·罗斯福宣誓就任总统，差不多就是这个年纪，约翰·肯尼迪当选时比我大一岁。但是他们都来自富有的政治世家，从小就在权力圈子里长大，早就习惯成自然了。我最喜欢的两个总统，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是51岁才当上总统的，非常成熟稳重，对自己和自己的责任驾轻就熟。十年之后，在我51岁生日那天，艾尔·戈尔给我讲述了切罗基印第安部族对成熟过程的看法。切罗基人认为不到51岁，人是不可能完全成熟的。
让我烦恼的第二件事是竞选活动将给我履行州长职责造成困难。1987年是全面施行学校教育标准的最后期限。我已经召开了一次议会特别会议，为学校和过分拥挤的监狱募集资金。那是一场混战，导致我和一些议员的关系非常紧张，要不是最后时刻我们艰难凑齐足够的选票，我们几乎就以失败告终，无法去做必须做的事情。我知道，十有八九我得在1988年初召开另一次议会特别会议。我下定决心将学校标准贯彻到底，在此基础上再图发展；这是阿肯色州大多数穷人孩子能够创造一个更好未来的惟一机会。切尔西所在的小学里有。60％的学生是黑人，超过一半的学生来自低收人家庭。我记得她邀请一个小男孩来州长官邸参加自己的生日晚会，而那个孩子只因为买不起生日礼物，差点没来。我决心给那个男孩一次机会，他的父母不曾享有的好机会。
《阿肯色报》在过去每一次竞选活动中都支持我，这次却刊登了一篇社论，认为我不应该参选，原因与我自己想的不谋而合。这份报纸承认我有担任全国领导人的巨大潜力，但还说：“比尔·克林顿尚未做好当总统的准备”“阿肯色州需要克林顿州长”。
雄心壮志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想当总统的雄心壮志使得许多总统候选人忘记了自己的缺点和局限，忘记了当前的职责。我总以为自己能够抓住任何时机，承受最严酷的考验，同时完成两件或三件工作。1987年，我本来可能基于自信和雄心壮志而做出一个决定，但是我没有。最终使我下定决心的是我生活中与政治无关的部分：切尔西。卡尔·瓦格纳也是一个独生女儿的父亲，他对我说，我必须能够忍受在接下来的16个月里，无法与切尔西待在一起。米基·坎特正在和我深谈的时候，切尔西问我暑假去哪里玩。我说如果竞选总统的话，我可能哪儿也去不了；切尔西回答：“那么妈妈和我自己去玩，不带你。”这真是一锤定音。
我走进州长官邸，朋友们正在吃午餐，我告诉他们说不打算竞选总统了，对把他们邀请过来感到抱歉。随后我来到怡东酒店，向几百名我的支持者宣布我的决定。我尽力解释清楚我几乎已经下定决心，但又放弃的经过：我需要时间和我的家人待在一起；我需要一些私人的时间。政治家也是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忘了这一点，但他们的确是普通人。我，或者其他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惟一可以贡献的东西都深藏在内心。是它点燃人们的热情之火，赢得他们的信心和选票，无论他们住在威斯康星州、蒙大拿州，还是纽约州。我生命的这一部分需要更新。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竞选活动可能对我女儿产生的影响。我起步这么晚，其他的候选人都已经准备差不多两年了，要想获胜，惟一的办法就是从现在开始出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路上拉选票，而且还让希拉里也跟着我这样做……我见过很多孩子在这样的压力下长大，很长很长时间以前，我对自己发誓说，如果我有幸生儿育女，我决不让他/她在长大的过程中对自己的父亲一无所知。
尽管希拉里说无论我做何选择，她都会支持我，但她还是松了一口气。她认为我应该完成我在阿肯色州开始的事业，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支持我的根基。她也知道这不是我离开家人的合适时机。母亲在麻醉工作上出了点问题，罗杰刚刚出狱两三年，希拉里的父母正准备搬到小石城。1983年1月，我在向议会宣誓就职的时候，休·罗德姆突然跌坐在椅子里。他突发心脏病，被紧急送到了大学医疗中心，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他苏醒过来的时候我就在他的身边。当发现他头脑清楚的时候，我说：“休，我的演讲还不够好，没有让所有的人都犯心脏病！”1987年，他经受过一次小小的中风。休和多萝西不必独自待在帕克里奇。我们希望他们待在我们身边，他们也盼望着搬过来，主要是为了离惟一的外孙女近一些。不过，搬家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次大的调整过程。
我放弃竞选，希拉里感到高兴，因为她不同意一般人的看法，认为民主党不大可能赢得1988年的大选。她觉得“里根革命”的时代还没有结束，虽然发生了伊朗门事件，但她仍相信乔治，布什将以温和版的里根形象赢得选举。四年之后，布什总统的支持率超过70％，民主党获胜的前景比四年前要黯淡得多，希拉里却鼓励我参选。不出所料，两次她都是对的。我宣布放弃竞选的决定之后，感觉仿佛从肩上卸下了全世界的重担。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做父亲、丈夫和州长，自由自在地为解决全国性的问题而呼吁和努力，无须考虑迫在眉睫的抱负。
7月，希拉里、切尔西和我一起去密歇根州特拉弗斯城参加全国州长夏季会议，完成我为期一年的主席使命。我的继任者是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约翰·苏努努，他许诺要继续进行福利改革，我和他的关系也很好。会议休会之后，民主党的州长们去了麦基诺岛，在那里，吉姆·布兰查德州长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与所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见面，包括艾尔，戈尔参议员、保罗·西蒙参议员、乔·拜登参议员、迪克·格普哈特众议员、杰西·杰克逊牧师、亚利桑那州前州长布鲁斯，巴比特和迈克·杜卡基斯州长。我觉得我们的候选人都很出色，但我最看好杜卡基斯。马萨诸塞州在他的管理下，拥有成功的高科技经济和平衡的预算，在教育和福利改革方面也取得了进步。他是作为一个“新民主党人”在管理他的州，他也有过因遭受负面攻击输掉选举随后又成功当选的经历。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马萨诸塞州有自由主义倾向，但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推举他，因为他是一位成功的州长，能够避免前几次大选中对我们造成致命打击的错误。何况，我们也是朋友。迈克听说我不参选时，舒了一口气，他提前送我一份生日礼物，是一件T恤衫，上面印着“快乐的41岁。克林顿1996年当选。那时你才49岁！”
见面结束之后，吉姆·布兰查德州长组织了一场精彩的摇滚音乐会，汇聚了汽车城底特律60年代出名的一些艺术家，包括“四尖子”乐队、玛莎·里夫斯和范德拉兄弟乐队，还有小沃克，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次中音萨克斯管演奏家，能吹出我们大多数人吹不出的高八度音。演出快结束之际，一个女青年走到我跟前，邀请我和所有乐队成员一起演奏他们的保留曲目《在街上跳舞》。我已经三年没有摸过萨克斯管了。“有乐谱吗？”我问。“没有。”她答。“什么调？”她答：“我不知道。”“我可以练习几分钟吗？”回答又是：“不行。”我的回答只能是：“好吧，我来吹。”我上了舞台。他们递给我一个萨克斯管，马上在喇叭口加了一个麦克风，演奏开始了。刚开始我尽可能地吹得轻一点，直到我调好音，找着调。随后我融人了演奏，表现很不错，我仍然留着和小沃克一起即兴演奏爵士乐的照片。
9月非常忙碌。新学年即将开始，我和接替特雷尔·贝尔出任里根内阁教育部长的比尔·贝内特一同出现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会见新闻界”节目里。我和贝内特相处得不错，他赞同我对教育工作核定和教授在校学生基本价值观的支持，当我说各州需要联邦政府为孩子的早期教育提供更多的帮助时，他也没有表示反对。当贝内特批评全国教育协会阻挠教育工作核定时，我说，我认为全国教育协会在这方面的工作越做越好，并提醒他说，另一大教师组织美国教师联盟的领导人艾尔·尚克尔既支持教育成绩责任制，也支持价值观教育。
不幸的是，我当上总统后，与比尔·贝内特的关系趋于紧张，他开始致力于提倡德行，这成了他的工作。尽管他曾送我一本书，上面写着“赠比尔·克林顿，明白事理的民主党人”，但是很显然，他逐渐认为要么是他看走了眼，要么与他赠书时相比，我已经变得完全不明事理了。
大约在我接受“会见新闻界”节目访谈前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乔·拜登参议员要我作证反对被里根总统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罗伯特·博克法官。我知道乔要我作证是因为我是来自南方的白人州长；我曾经跟着博克学过宪法，这更是一个有利因素。在我答应之前，我阅读了博克的大多数文章、重要的司法主张和发表的演说文本。我得出结论，博克法官不适合在最高法院任职。在长达八页的声明中，我说博克是我的老师，我喜欢他，奠敬他，也承认里根总统在任命官员时应该享有相当的自由度，但是我仍然认为参议院应该否决这项提名。我指出，博克自己的言论表明他是一个极端保守派，并非主流的保守主义者。除了“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他批评了最高法院几乎所有扩展了民权范围的主要判决。事实上，19a年，博克和威廉·伦奎斯特是仅有的建议巴里·戈德华特否决民权法案的两名律师。作为南方人，我十分明白不要让这些判决再生枝节、再次撕开种族伤疤的重要性。几十年来，被提名为最高法院法官的人选当中，博克对最高法院如何保护个人权利有着最褊狭的看法，他认为“十多起”最高法院的判决应该被推翻。比如，他说已婚夫妇使用避孕用品不应被当成隐私而不受政府干涉，如同公用事业公司无权污染空气一般。事实上，他认为公用事业公司和其他企业有权得到更多的保护，比个体公民更应远离他所反对的政府干涉行为，他在大海湾案件中判决阿肯色州败诉便是一个例子。然而，具体到对企业利益的保护，他却把司法限制扔到一边，主张采取激进行动。他甚至说联邦法院不应该实施反托拉斯法，因为这种法律的根基是有缺陷的经济理论。我要求参议院不要冒险，以为博克法官不会按他一贯的信仰行事，不要以为他在批准程序中做出的更加温和的保证似乎从此便会成为他的执法原则。
我不得不提交我的证词，而不是亲自到场作证，因为听证会推迟了，而我必须去欧洲参加一个贸易洽谈会。10月底，参议院以58票对42票否决了博克的提名。我怀疑我的证词根本没有产生影响。里根总统随后提名安托宁·斯卡利亚法官，他和博克同样保守，只不过没有同样多的口头和书面材料来证明这一点。他轻松过关。2000年12月，在“布什诉戈尔案”中，他签署了最高法院的周六判决，史无前例地颁布禁令，要求停止佛罗里达州的计票。三天后，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判决乔治·B．布什选举获胜，理由是基于待处理的争议选票无法按佛罗里达州的法律要求在当天午夜前计算完毕。理由当然不是这个：最高法院三天前终止了对合法选票的计票。这样的司法激进案例恐怕连鲍勃·博克都会脸红。
贸易洽谈结束之后，希拉里与我和约翰·苏努努、罗得岛的埃德·迪普雷特州长一起到佛罗伦萨，会见我们的意大利同仁。这是希拉里和我第一次去意大利，我们爱上了佛罗伦萨、锡耶纳、比萨、圣吉米亚诺和威尼斯。我对意大利北部的经济成功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那里的人均国民收入比德国还高。这个地区的经济如此繁荣，原因之一是小本生意人合作无间，互相分担设备、管理和市场营销费用，自中世纪成立行会以来，意大利北部的-rl／~几个世纪一直遵循这一传统。我又一次找到了可能适用于阿肯色州的经济发展理念。回国之后，我们帮助一群失业的铁皮工人创办作坊，相互之间分担成本和市场营销花费，就像我见到的意大利皮匠和家具-r'l~所做的那样。
10月，美国股市在一天之内暴跌500多点，这是自1929年以来一天中的最大跌幅，美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巧的是，股市收盘的时候，美国最富有的人萨姆·沃尔顿正好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萨姆是阿肯’色州商会的会长，该商会会员都是非常成功的商人，他们还有一个委婉的称呼：“豪服俱乐部”。他们致力于提高阿肯色州的教育和经济水平。萨姆暂时告辞去看看沃尔玛股票的情况。他全部的财富都与这家公司息息相关。几十年来，他一直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开一辆老式的轻型货车。萨姆回来之后，我问他损失了多少。“大约10亿美元。”他答道。在1987年，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钱，即便对萨姆·沃尔顿也是如此。我问他是否担心，他说：“明天我将飞到田纳西看看刚刚开张的沃尔玛超市。如果停车场里有很多车，我就不担心。我的公司之所以上市，只是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开设更多的超市，也给我们的员工提供一个人股的机会。”几乎所有为沃尔玛工作的人都拥有它的股份。沃尔顿与新型的企业管理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即便公司的效益不好，工人的效率不高，他们仍然坚持大幅增长薪水，坚持在公司倒闭时能够享受“金降落伞”的待遇。新千年的头几年，许多股票的崩盘暴露出新一拨管理层的贪婪和腐败，我不禁回想起1987年萨姆·沃尔顿损失了10亿美元的财富。萨姆是共和党人。我怀疑他可能从未投过我的票。我并不赞成沃尔玛公司那时候的所有做法，也不赞成萨姆去世后该公司一些越来越常见的做法。我说过，沃尔玛公司“购买美国”的计划执行得不如以前好。它也被指控雇用大量的非法移民。还有就是；这家公司是反工会组织的。不过，如果我们的公司管理者都富有献身精神，都把个人财富的涨落与员工、股民的利益绑在一起，美国的经济将会更加繁荣。
1987年即将结束之际，我在佛罗里达州召开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做了这个十年里的第三次演讲，重申我一贯的主张：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并且带动全美国的人民与我们一起认清现实。里根总统已经许诺，要降低税收，提高国防开支，平衡预算。前两项承诺他都履行了，但第三项却做不到，因为通过减税而刺激生产和投资的经济是很难达到收支平衡的。结果导致我们的国债激增，用于长远发展的资金短缺，而国民收入减少了40％。我知道共和党人对他们的成绩感到骄傲，但我看这个问题的角度却如同两只观看青少年跳霹雳舞的老狗。一只老狗对另一只说：“你知道，如果我们也那样跳的话，他会把我们赶走。”
我对来佛罗里达州参加全国大会的民主党人说：“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创建一个世界经济新秩序，并确保美国人民在这个新秩序中的位置。”我最主要的观点就是：“为了拥有明天，今天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我们谁都无法置身事外”。
回头再看，我觉得我在肋年代末发表的演说很有意思，因为它们与我在1992年说的话、当上总统之后努力去做的事是如此一致。
1988年，我到过哥伦比亚特区和13个州发表演说，主题基本上一半与政治有关，一半与政策有关。大部分关于政策的演讲都围绕着教育和福利改革立法的必要性，我们希望年底国会能通过福利改革法。不过就我的未来而言，最重要的关于政治的演讲题为“民主资本主义”。2月29日我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向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做了这个演讲。从那时起，我越来越热衷于参加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活动，因为在我看来，它是惟一致力于提出和阐明民主党人赢得大选和正确领导国家所需新理念的团体。在威廉斯堡，我谈到全球经济参与途径“民主化”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所有的公民和社团都可以参与。我已经接受了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在《真正的弱者》一书中阐述的观点：不可能按种族划分找到各自解决积重难返的失业和贫困问题的方法。惟一的解决途径是教育、成人教育和培训以及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在阿肯色州，我继续着力解决学校和监狱面临的预算问题，推动我的“好开端、好学校、好工作”计划，争取通过立法促进税收改革和游说制度改革。最终，由于州议会不愿通过这两项提案，我便将它们留给下次选举时投票表决。利益集团大肆采用广告反对这两项提案。游说制度改革获得通过，税收改革被否决了。
杜卡基斯州长正采取行动确保自己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在亚特兰大召开民主党全国大会之前两星期，迈克请我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他和他的竞选负责人告诉我，虽然在民意调查中他领先于副总统布什，但美国人民对他并不十分了解。他们认为，提名演讲是一个机会，可以让人们认识他，他的个人品质、政绩和创见都决定他是总统的适合人选。因为我是他的同事和朋友，也是南方人，他们希望我能做提名发言，用掉规定的全部时间，大约25分钟。这不同于常规的做法：三个代表民主党内不同派系的人分别做五分钟的提名发言。没有人仔细听这些发言，但发言的人和他们的选民会感到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