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布林克利朋友的好意，我充满了感激之情，但是我有好几个月没有在阿肯色发表演讲。弗兰克，怀特这个时候开始出错了，在与议会的斗争中也频频失手，但我不想碍他的事。他信守了在竞选时许下的诺言，通过了一个法案，将经济发展部的名称重新改为阿肯色州工业发展委员会，撤销了能源部。但是当他试图取消我和希拉里建立的乡村诊所的时候，大批依赖这些诊所的民众出来表示抗议。他的议案没有通过，他最后只好满足于阻止人们为满足更多人的需要而建立更多的诊所。
州长还提出了一个议案，打算把汽车牌照费降到最初的水平上，但是公路部的部长亨利·格雷、公路的承包商、道路的建设者们进行了强烈的抵制。他们正在修建马路，而且已经开始赚钱了。很多议员都听他们的，因为他们的选民们很喜欢这些道路工程，尽管当初不愿意为此付钱。最后，怀特把汽车牌照费稍微降低了一些，但大部分钱都留在了公路计划上。
最为滑稽的是，州长最大的立法问题起源于他通过的一个提案。那个所谓的创世科学提案规定，每一所教授进化论的阿肯色学校，必须花同样多的时间讲解与《圣经》一致的创世学说：人类不是10万年以前从其他物种发展进化而来的，相反，人类是几千年以前由上帝创造出来的一个独立的物种。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基要主义者都反对进化论的思想，因为进化论的思想与（圣经》中关于人类创造的说法不一致。在20世纪初，有好几个州，其中包括阿肯色，都把教授进化论的思想定为非法。甚至在最高法院取消了这样的禁令之后，大多数科学课本里都不讨论进化论，直到60年代才有所改变。到了印年代末期，新一代的基要主义者再次提起这个问题，这一次他们说，他们有科学的证据可以验证《圣经）中的创世故事，这些证据也给进化论蒙上了一层疑云。最后，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讲授进化论的学校必须同样重视“创世科学”。
由于像“上帝统治下的家庭、生活和美国”这样一些基要主义团体大搞游说活动，再加上州长的支持，阿肯色是第一个在法律上支持所谓“创世科学”的州。提案很顺利地得到了通过：我们在议会没有什么科学家，而很多政治家又害怕得罪保守的基督教团体，因为保守的基督教团体选出了新的总统和州长之后，势力正盛。怀特州长签署了这个提案之后，教育者们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他们不愿意把宗教当做科学向学生讲解；宗教领袖们也表示抗议，因为他们要维护宪法上规定的政教分离；就连普通公民也表示抗议，他们不希望阿肯色州成为全国人的笑柄。
弗兰克·怀特作为创世科学法案的倡导者而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乔治·费希尔，就是那个把我画在三轮自行车上的（阿肯色报）的漫画家，也展示了州长的形象：他的手里拿着一根剥了一半的香蕉，暗示他还没有完成进化的过程，或许正处于人类和大猩猩之间那个“缺失的环节”。当怀特州长感觉到人们的愤怒情绪时，他也表示抗议，他说他签字之前没有看那个提案，结果给自己挖了一个更大的陷阱，最后，创世科学提案被比尔·奥弗顿法官宣布为违宪。奥弗顿法官在审理过程中把问题处理得非常老练，他写了一个表述清晰、论证有力的法律意见书，他说这项提案要求向学生们传授宗教而非科学，因而违背了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州检察长史蒂夫·克拉克也拒绝上诉。
除了立法方面的问题，弗兰克·怀特还面临着其他问题。他最糟糕的一个举动是，派即将上任的公共服务委员会的官员与阿肯色州电力公司会谈，因为阿肯色州电力公司过去几年来一直在寻求大幅度提高公用事业的税金。消息传出来之后，报界就此事对州长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居民的电费在涨幅上大大超过了汽车牌照费的上涨。现在他们的州长想在没有得到民众的许司之前，允许阿肯色州电力公司把公用事业的费用进一步提高，而事实上只召民众才有权做出决定。
接着发生的事情是，州长说话失言。州长宣布他要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到台湾和日本，他告诉新闻界他是多么高兴去中东啊。这件事激发了乔治·费希尔的灵感，他画出了最滑稽的一幅漫画：州长和他的代表团在沙漠中走下飞机，周围到处是棕榈树、金字塔和穿着长袍的阿拉伯人，此外，还有一头骆驼。州长的手里拿着香蕉，环顾四周，然后说道：“太好了！快吹声口哨，叫辆黄包车过来！”
就在发生这一切的同时，我做了几次去州外的政治旅行。在我选举失败之前，约翰·埃文斯州长曾经邀请我到爱达荷州的“杰弗逊一杰克逊纪念日”晚餐会上发表演讲。我落选之后，他还是邀请了我。
我还第寻次去了艾奥瓦州的得梅因，在那里，州里和当地的官员举行了一个民主党研讨会，我发表了演讲。我的朋友桑迪·伯杰邀请我到华盛顿与著名的民主党政治家埃夫里尔·哈里曼的夫人帕梅拉·哈里曼共进午餐。埃夫里尔·哈里曼曾经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派到丘吉尔和斯大林那里的特使，后来做过纽约州的州长，他还是与北越举行的巴黎和谈的谈判代表。埃夫里尔在二战期间遇到了帕梅拉，当时帕梅拉已经嫁给了丘吉尔的儿子，住在唐宁街10号。30年后，埃夫里尔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两个人结了婚。帕梅拉那时已60出头，但仍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要我加入80年代民主党人的委员会，这是一个新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她建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筹集资金和推广一些有助于民主党重新掌权的思想。午餐之后，我陪同帕梅拉去参加她的第一次电视专访。她很紧张，让我给她一些建议。我告诉她放松，用午餐时说话的腔调就行了。我加入了她的委员会，在随后的几年中，我在乔治敦哈里曼的家里度过了很多难忘的夜晚，他们家里有很多政治纪念品，还有一些印象派艺术的珍宝。我当上总统之后，任命帕梅拉为驻法国大使，因为二战以后，她在第一次婚姻解体后就搬到了巴黎。她非常受欢迎，在法国人当中非常引人瞩目。她在那里过得非常开心，直到1凹7年去世，而去世时她还没有退休。
到了春天，州长看上去已经无力赢得他的下一次竞选，我于是开始考虑再次参加竞选。有一天，我开车离开小石城，到温泉城去看望母亲。开到一半路程的时候，我把车开进了朗斯代尔加油站和商店的停车场。加油站和商店的老板是一个在当地政界非常活跃的人物。我想知道，在他看来，我取胜的机会到底有多大。他态度非常友好，但没有做出承诺。当我朝我的汽车走去的时候，我遇见一个上了年纪、着一身工作服的人。他说：“你不是比尔·克林顿吗？”当我告诉他我就是克林顿并且跟他握手时，他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他曾经投票反对过我。“你的失败我是起了作用的。我让你丢了11张选票——我、我老婆、我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另外还有五个朋友。我们打倒了你。”我问他为什么，结果不出我所料。“我也是不得已。你涨了我的汽车牌照费。”我用手指着附近公路上的一个地方说：“还记得我就任时的那场冰风暴吗？那个路段坍塌了，汽车掉进了沟里。我只好让国民警卫队的人来把车拖出来。报纸上也登了照片。那些马路必须整修。”他回答说：“我才不管呢。我就是不想出修路的钱。”出于某种原因，听他说完之后，我忍不住脱口问道：“我来问你一件事。如果我再次竞选州长，你会考虑选我吗？”他笑了，说道：“当然，我会选你的。咱们现在扯平了。”我直接朝电话亭走去，拨通了希拉里的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她，我说我觉得这次我们能赢。
1981年余下的时间里，我去了很多地方，给州里的各个地方打电话。民主党人都想击败弗兰克·怀特。我从前的大多数支持者都说，如果我参加竞选，他们会支持我。有两个对这个州有着深切感情、对政治情有独钟的人很有兴趣帮助我。莫里斯·史密斯在他家乡的小镇伯兹艾拥有一个1．2万公顷的农场，还开了银行。他大约60岁，又瘦又矮，脸上布满皱纹，声音低沉，少言寡语，但要说起话来就特别引人注意。莫里斯非常聪明，为人也特别好。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活跃在阿肯色的政治活动中，而且是一个真正的进步民主党人，这一点是他们全家人共有的特征。在他的身体里，没有一根种族主义或精英主义的骨头，他对我的公路计划和教育计划也都非常支持。他希望我再次参加竞选，他准备带头帮我筹集获胜需要的资金，并在那些以前没有参与投票但非常令人尊敬的人当中寻求支持。他最成功的举动是争取了乔治·凯尔的支持。乔治，凯尔因为曾经代表底特律老虎队参加棒球比赛而跻身名人堂，此时是底特律老虎队的广播解说员。在他的棒球明星生涯中，他一直住在阿肯色东北部的小镇斯维夫登，因为那里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在那里他简直就是个神话，在全州范围内也有很多的崇拜者。我们认识之后，他同意做我的竞选财务主管。
莫里斯的支持立刻为我的竞选赢得了可靠性，而这种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还没有哪一位阿肯色的州长有过当选、下台、再选的经历，尽管其他州某些下了台的州长有过这样的尝试。但是他给予我的还远远不止这些。他成了我的朋友、我的知己、我的顾问。我完全信任他。在我看来，他既像父亲又像兄长，扮演着介于二者之间的角色。从此以后，我在阿肯色的所有竞选活动乃至后来的州长工作，他都参与其中。在议会中，莫里斯由于喜欢采用公平交易的原则，使我的各项计划都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推动。他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斗争，什么时候需要交易，为我省掉了许多在第一任期中遇到的麻烦。我当上总统的时候，英里斯的身体已经很差了。我们在白宫的三楼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夜晚，我们一同回顾了一起度过的时光。
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喜欢或不尊重莫里斯的人。就在莫里斯去世的几个星期之前，希拉里回到阿肯色，到医院里看望了他。她回到白宫的时候，看着我说道：“我爱他这个人。”在他生前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我们之间通了两次电话。他告诉我，他这次可能再也不能出院了，他只想让我知道，“我为我们共同成就的一切感到骄傲，我爱你”。这是他头一次跟我说这样的话。
莫里斯于1998年年底去世，我回家乡参加他的葬礼，并且在葬礼上致悼词——作为总统，这样的事情我做过很多。在去阿肯色的途中，我想起了他为我所做的一切。他在我的多次竞选中担任财务主管，在我每一次就职演说中都担任仪式负责人，他还做过我的办公室主任、大学董事会的成员、公路部的部长、残疾人立法的主要游说者——因为这是他的夫人简最热衷的事业。但最重要的是，我想起了1980年竞选失败时，我们一家三口站在州长官邸草坪上的情景。就在我马上要被失败压垮的时候，一个个头矮小的人把手放在我的肩头上，直视着我的眼睛，用他粗哑但动听的声音说道：“没关系。我们还会回来的。”直到现在，我还思念着莫里斯，史密斯。
另外那个鼎力支持我的人是L．W．“比尔”·克拉克。真正认识他是在1981年，他来找我，跟我讨论要想重新竞选州长，我具体需要做哪些事情。比尔是个身体健壮的人，喜欢政治斗争，对人类的本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来自阿肯色东南部的福代斯，拥有一个木料加工厂，能够把白橡木加工成做酒桶的木板，酒桶可以盛雪利酒和威士忌。他在西班牙卖掉了很多这样的酒桶。他还拥有好几家“汉堡王”餐馆。初春的一天，他邀请我到温泉城的奥克朗公园去看赛马。我当时卸任才几个月，比尔吃惊地发现，没有几个人到我们的包厢来打招呼。这没有让他心灰意冷，相反，我遭受的冷遇反而更激发了他喜欢竞争的本能。他决心让我回到州长的宝座上，千难万险都在所不辞。我在1981年间曾经好几次到他那所位于温泉湖边的房子去，跟他谈论政治话题，与他争取过来的支持者见面。在那几次小范围的聚餐和晚会中，我遇见了好几个人，他们都愿意在阿肯色南部的选举活动中挑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以前从来没有支持过我，但是比尔·克拉克把他们拉了过来。在随后的11年当中，比尔为我做了很多事情，我欠他太多了。他帮我赢得了选举，还想方设法让我的提案在议会中得到通过。但最让我心存感激的是，在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他却能够完全相信我。
我外出发表演讲的时候，贝琪·赖特一直辛勤工作，安排了竞选的所有技术性细节。在1981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她、希拉里和我跟迪克·莫里斯讨论如何发起竞选，我们还根据迪克的建议，飞到纽约去见托尼·施瓦茨。施瓦茨是一位政治媒体专家，很少离开他在曼哈顿的套房。我发现施瓦茨是个很有性格魅力的人，关于如何影响投票者的想法和情绪，他讲得非常有吸引力。很显然，在被迫下台两年之后，如果我想取得1982年选举的胜利，我就必须在阿肯色人面前采取正确的路线。我不能对他们说，他们把我赶下台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如果我过分地谴责和折磨自己，恳求选民们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的日子也会非常难过。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虑，我和贝琪还一起绞尽脑汁罗列出初选和普选的日程，并制定出相应的策略。
与此同时，1981年即将接近尾声，我做了两次截然不同的旅行，为我未来的竞选做准备。我接受了鲍勃·格雷厄姆州长的邀请，到佛罗里达去，在该州的民主党大会上发表讲话。他们的民主党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于12月在迈阿密地区召开。我慷慨激昂地呼吁民主党人要对共和党人的攻击性广告发起有力的回击。我说，我们容忍他们首先向我们发动攻击，这也就罢了，但如果他们拼命攻打我们的要害部位，我们就应该“拿起一把剁肉的斧头，将他们的手砍断”。这似乎有点耸人听闻，但是右翼势力已经掌管了共和党的大权，他们已经改变了政治斗争的规则。与此同时，他们的英雄，里根总统，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似乎超脱于这一切之上。共和党人以为，他们动用诽谤这一口头攻击武器，就可以无限期地赢得选举的胜利。也许他们可以做到，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绝不会再次单方面放下武器。
我的另一次旅行是跟希拉里一起去了圣地。领我们去的是以马内利浸礼会教堂的牧师W．O．沃特。1980年，在希拉里的鼓动下，我加入了以马内利浸礼会，开始在唱诗班中唱歌。自从1964年离家去乔治敦以来，我一直没有定期到教堂去做礼拜，在那之前好几年，就停止了在唱诗班中的演唱。希拉里知道我很想去教堂，而且我对W．O．沃特非常崇拜，因为他已经放弃了早年传教中宜传地狱之火之类的做法，更愿意向信徒细心地讲解（圣经）。他相信（圣经）一字不错是上帝的话，只是没有几个人能够理解《圣经》的真正意思。他专心致志地研究了可以找到的最早的（圣经）版本，常常根据一本（圣经）做一系列的布道，或者讨论一个源于《圣经》．的重要话题，然后才继续进行其他内容的讲解。我总是盼望星期天唱诗班的活动，眼睛盯着沃特博士那光秃秃的后脑勺，从头到尾地跟随着他学习（旧约）和《新约》。
沃特博士从1938年开始就经常到圣地去，第一次去那里的时间比以色列立国还要早10年。希拉里的父母从帕克里奇来看切尔西，我们因此能够参加1981年由他带领的一个朝圣团队。我们在耶路撒冷待了很长时间，追寻耶稣曾经留下的足迹，见到了当地的一些基督徒。我们看到了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基督徒们对此都深信不疑。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小洞，据信那里是埋葬基督以及基督复活的地方。我们还去了犹太人心目中神圣的西墙，穆斯林的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圆顶寺——穆罕默德从那里升人天堂，同时那里也是他朝觐安拉的地方。我们此外还去了圣墓教堂，到了耶稣在水上行走的地方——加利利海；去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耶利哥；到了马撒达堡——在那里，马加比家族的一队犹太战士曾经抵挡过罗马人长久而疯狂的进攻，直到最后被打败，进入殉教者的万神殿。在马撒达堡的顶上，我们俯视下面的峡谷，沃特博士提醒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军队，包括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的军队，都曾经从这个峡谷穿过，《启示录》上面说过，当时间终止的时候，山谷里流动的将是鲜血。
这次旅行在我的身上留下了长久的印记。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对以色列人产生了深深的敬仰，同时，第一次对巴勒斯坦人的抱负和委屈有了一些理解。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逐渐为一种想法所缠绕，我希望看到所有亚伯拉罕的孩子能够彼此妥协和让步，因为我们的三种信仰都是在这同一块圣地上诞生的。
我回家后不久，母亲嫁给了迪克·凯利。迪克是一个食品代理商，母亲认识他好多年了，两个人彼此也约会了很长时间。母亲单身一人已经有七年之久，现在结婚我真为她感到高兴。迪克是个身材高大、富有魅力的人，他和母亲一样非常喜欢看赛马。他还非常喜欢旅行，去过很多地方。他要带母亲去周游世界。·母亲经常去拉斯韦加斯，去非洲的时间比我还早，这都要感谢迪克。约翰·迈尔斯为他们举行丁一个甜蜜的结婚仪式，婚礼是在汉密尔顿湖边比尔和玛琪·米切尔夫妇的家里举行的。仪式在罗杰演唱的比利·乔尔的歌曲《你的样子》中结束。我后来逐渐喜欢上了迪克，凯利，我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他给我的母亲和我都带来了快乐。他后来还成了我最喜欢的高尔夫球友。他已经印多岁了，但是在比赛中他会为我设置障碍，而我也为他设置障碍，结果呢，多半都是他把我打败。
1982年1月，高尔夫球在我的脑子里变得不再重要，因为竞选就要开始了。贝琪·赖特在阿肯色已经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她干得非常出色，建立了一个竞选组织，成员是我以前的支持者以及对怀特州长不满的人。我们要做的第一个重要决定是我们该如何开始。迪克·莫里斯建议，我正式宣布参加竞选之前，要首先在电视上承认导致我上次失败的那些错误，请求选民们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是一个很冒险的主意，但是落败两年之后再次参选本身就是一种很冒险的行为。如果我再次失败，就不可能再回来了，至少很长时间之内都不能再回来。
我们在纽约托尼·施瓦茨的工作室里剪辑了我们的宣传片。我认为，要想让这个片子奏效，就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第二，让选民看到一个正面的领导者形象，即在第一个任期里最能赢得选民支持的那种形象。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宣传片在2月8日播放了。我的脸占据了整个屏幕，我告诉选民们，自从我落败以后，我走遍了全州，与成千上万的阿肯色人进行了交谈，他们告诉我，我做了很多好事，但也犯过严重的错误，包括提高汽车牌照费；我们的道路确实需要那笔钱，但是我征收那笔费用的方式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我接着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父亲“从来没有为了同样的原因抽过我两次”；阿肯色州在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需要领导人，我曾经干得不错，如果他们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成为一个接受失败教训的州长，我已经懂得了这样的道理：“不倾听民众的声音就不能做个好领导。”
宣传片引发了人们的讨论，看上去至少已经让不少选民愿意考虑给我一次机会。2月27日，切尔西的生日那天，我正式宣布了我参加竞选。希拉里给了我一张我们三个人在那个场合的照片，上面题写着这样一句话：“切尔西的第二个生日，比尔的第二次机会。”
我保证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认为对我们州的未来最为重要的三个问题上：改善教育、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公用事业的税率。这三个问题正是最让怀特州长不堪一击的地方。他削减了16印万美元的汽车牌照费，但与此同时，他手下的公共服务委员会却同意阿肯色州电力公司增加2．22亿美元的公共事业税，既伤害了消费者，也伤害了各个企业。不景气的经济已经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就业机会，而州里的税收收入很少，不允许我们对教育有所改善。
我的演讲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是那天最重大的新闻却是希拉里发表的一个声明，她准备采用我的姓。从这以后，她就成了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这件事我们讨论了几个星期。希拉里之所以这么做是听信了很多朋友的说法。他们说，尽管在民意调查中，这件事似乎并不是一个有负面影响的问题，但还是有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自在。几个月之前弗农·乔丹来小石城看我们的时候，居然也向她提起了这个问题。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交往，弗农已经成了我们非常亲近的朋友。他是全国民权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之一，还是一个在朋友们看来值得信赖的人。他是个南方人，比我们年长，因而懂得为什么姓氏问题这么重要。最滑稽的是，我们的圈子外惟一向我提到此事的人是一位有进步倾向的年轻律师，他来自派恩布拉夫，是我的一个支持者。他问我希拉里保留父姓是否让我感到不安。我告诉他我没有感到不安，我说要不是有人提到了这件事，我根本就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他不相信地看着我说：“好啦，我了解你。你是个真正的男人。这肯定让你感到不自在。”我大为吃惊，别人很在乎的事情在我眼里根本不值一提，这种情况，于我而言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我明白无误地对希拉里说，这个决定·是她自己独自做出的，我不认为选举要对她的姓产生影响。在我们开始约会之后不久，她就告诉我，她在少女时期就决定要保留她的父姓，后来又过了很长时间，保留父姓才成为男女平等的标志。她为她的家族传统感到自豪，因而希望保留这个姓氏。因为我想紧紧地抓住她，所以让她保留父姓就成为我献给她的一份礼物。实际上，这正是她招我喜欢的原因之一。
最后，希拉里从实际的角度出发——注重实际是她的一个典型特征——认为如果保留父姓会让一些在这方面很计较的人不高兴，那实在是个得不偿失的做法。她告诉了我这个想法之后，我惟一的建议是，告诉公众她这么做的真实原因。我的宣传片传达了我为我确实犯过的错误所做的真诚道歉。但这件事不同，我觉得如果我们以她使用这个新名字来表明我们内心的转变，那么我们两个人都会给人非常虚伪的感觉。在声明中，希拉里显得很郑重其事，她告诉公众，她是为了他们才这么做的。
初选刚刚开始，我们就在民意测验中占据了领先的地位，但是我们仍然面对着激烈的反对。开始的时候，实力最强的候选人是吉姆·盖伊·塔克，在四年前的参议员竞选中，他输给了戴维·普赖尔。打那以后，他利用有线电视赚了很多钱。他和我一样也将改革作为施政的出发点，而且他治愈失败伤痕的时间比我多两年。在乡村各县，我的竞选组织比他更有优势，但是对我不满的乡下选民也更多。在那里，选民们还有第三个人选：乔·珀塞尔。乔·珀塞尔是一个体面且低调的人，曾经当过州检察长和副州长，在两个岗位上都干得非常出色。跟我和吉姆·盖伊两个人不同，他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乔很早就有了竞选州长想法，尽管身体状况欠佳，但他认为，如果他能够把自己装扮成所有人的朋友，而且不像年纪较轻的竞争者那么咄咄逼人的话，他是可以获胜的。此外还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州参议员金·亨德伦，他足来自阿肯色西北部的保守人士；另一个是我的老对手蒙罗·施瓦茨洛泽。参选州长让他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负面电视广告的影响是很大的，要不是我吸取了1980年的教训，我的竞选在第一个月就已经夭折了。吉姆·盖伊·塔克搞了一个广告宜传片，批评我在第一任期内为一级杀人犯减刑。他突出介绍了一个案例，一个男子被减刑出狱，但是几个星期内就把他的一个朋友给杀害了。由于选民们对这件事一直一无所知，所以我的道歉没能在起到免疫作用，我在民意调查中马上落到了塔克的后面。
是赦免与假释委员会建议给那个人减刑的，理由有两个：第一，该委员会和负责管理监狱的人认为，如果让那些被判了“无期徒刑的人”觉得自己无论表现多好都不能出狱的话，那么监狱秩序的维持以及暴力行为的控制都是很难做到的。第二，很多年纪较大的服刑者有严重的健康问题，耗费了州里很多金钱。如果放他们出狱，他们的医疗费用就会由医疗补助计划来负担，这个计划由联邦政府出资的。
电视宣传中介绍的这个案例的确很糟糕。那个由于我的签字而得到假释的人已经72岁，因为谋杀罪已经在监狱服了16年刑。当时，他是一个模范犯人，只有一次违反纪律的记录。他得了动脉硬化，医生说他只能再活一年，很可能在六个月之内就会完全失去行为能力，为了给他治病，监狱已经花了一笔不小的费用。他在阿肯色的东南部有一个妹妹愿意收留他。获得假释大约六个星期之后，他跟一个朋友在那人的轻型货车里喝啤酒，后面的车厢里有一个枪架。两个人打了起来，他一把抓起枪，把那人打死了，然后抢走丁那人的社会保险支票。从他被捕到他接受审讯的那段时间里，法官把这个看上去非常无助的老头交给他的妹妹监管。几天之后，他坐在一个30岁男子的摩托车后座上，一路向北开到拉塞尔维尔附近的小镇波茨维尔。他们把摩托车直接开进了银行的前门，准备实施抢劫。那个老家伙的确有病，但不像监狱里的医生说的那么严重。
这之后不久，我来到了派恩布拉夫县接待员办公室，我跟一个妇女握手时，她告诉我那个在轻型货车里遭到杀害的人是她的叔叔。她非常善意地对我说：“我觉得责任不在你，世界这么大，你怎么会知道那个人会这么干。”但大多数选民都不像她那么宽容。我向人们保证，再也不为任何一个一级杀人犯减刑，我还说要让受害者的家属更多地参与赦免与假释委员会的裁定。
接着，我对塔克进行了回击。我遵照自己的告诫，遭到攻击之后，要使出全身力量进行反击。在当地一个来自霍普镇的广告经理戴维·沃特金斯的帮助下，我也制作了一个宣传广告，批评吉姆·盖伊在国会中的投票记录。他的投票记录很糟糕，因为他当上众议员之后不久就开始竞选参议员，因而他在众议院里没投过多少票。其中一个收视率很高的广告宣传片上表现的是两个坐在餐桌旁的人，他们说如果上班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不霹面，就得不到工资。在后面的竞选活动中，我们就进行了这样一场广告宣传战。与此同时，乔·珀塞尔乘着一辆大篷车，在全州进行巡回宣传，不停地跟选民握手，没有加入到这场广告宜传大战中。
除了“空中战争”外，我们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地面战”。在贝琪·赖特的运作下，我们的竞选活动达到了完美的状态。她驱使人们拼命地工作，经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但是大家都知道，她聪明、尽职，是整个班子早最拼命的人。我和她非常协调，她常常知道我在考虑什么，反过来也是一样，彼此之间无须说一个字。这能节省很多时间。
我带着希拉里和切尔西坐在一辆车上，在全州范围内进行巡回宣传，开始了我的竞选。开车的是我的朋友、竞选活动主席吉米·“雷德”，琼斯。他在州里当了20多年的审计长，在小镇的领导中间仍然很有人缘。我们的战略是要赢得普拉斯基以及其他几个大县的支持，在得到广泛支持的阿肯色南部门，个县取得多数选票，争取获得绝大多数黑人的选票，扭转阿肯色东北邵11个县的形势——1980年这些地方放弃了对我的支持，转而支持弗兰克，怀特。．我是带着1974年赢得第三选区乡村各县的热情去争取那11个县的支持的。我确保自己走遍这个地区的每一个小镇，常常在新的支持者家里过夜。这一战略还使我在大城市里赢得了选票，当他们在报纸上看到在竞选者罕至的地方我和选民握手的照片时，他们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和贝琪·赖特还签约雇用了三名年轻黑人领袖，结果证明他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罗德尼·斯莱特离开了州检察长史蒂夫·克拉克的班子，到我这里来帮忙。即使在那个时候，他也算得上一个强有力的演讲者，他引经据典，为我们的事业进行强有力的论战。卡罗尔·威利斯在费耶特维尔上法学院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老式政治家，对乡村地区所有的政客都了如指掌。鲍勃·纳什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济发展部门工作，他在晚上和周末的时候都来帮忙。
在后来的19年当中，罗德尼·斯莱特、卡罗尔·威利斯和鲍勃·纳什一直跟着我。我当州长期间，他们一直为我工作。我当上总统的时候，罗德尼是联邦公路管理局长和交通部部长。卡罗尔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负责修复与黑人的关系。鲍勃开始的时候做农业部的副部长，后来到白宫担任人事和任命办公室主任。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他们我会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况。
也许初选最关键的时刻是随着三角洲80名黑人领袖的会议的召开而到来的。他们来听我和塔克发表演讲，以便决定到底该支持我们中的哪一方。塔克已经赢得了阿肯色州教育协会的支持，因为他许诺要给教师们大幅度提高工资，而且不提高他们的税金。我对此进行了反击，好几个教师和从事教育管理的人都站在我这一边反对他，因为他们知道当前州里糟糕的经济根本无法让塔克兑现他的承诺，另外他们对于我在第一任期内在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仍然记忆犹新。如果在教育工作者当中存在着立场分歧的话，我仍然能赢，但是如果在三角洲的黑人中还存在着立场分歧的话，我就没有机会了。我必须赢得差不多所有的黑人选票才行。
会议在福雷斯特城杰克·克拉姆布利的烧烤餐馆里举行，福雷斯特城在小石城向东大约90英里。我到那里的时候，吉姆·盖伊已经讲过走了，给人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那时已经有些晚了，我感觉有些疲倦，但是我做了最大的努力，我强调如果我当选，我会任用一些黑人，我还说我要努力为长久以来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些乡村黑人社区争取建设自来水和污水排放系统的资金。
我说完之后，一位来自莱克维尤的年轻黑人律师吉米·威尔森站起来发言。他是塔克在三角洲的主要支持者。吉米说我是个好人，也曾经是个好州长，但是没有一个落选的阿肯色州长第二次当选。他说弗兰克·怀特在黑人看来是个糟糕的州长，因而应该被击败。他提醒人们，吉姆·盖伊在国会中有着很好的民权记录，而且曾经雇用过好几个年轻的黑人为其工作。他说吉姆·盖伊会像我一样对黑人很好，他能够取胜。“我喜欢克林顿州长，”他说，“但他是一个失败者，我们不能再失败了。”他的发言非常具有说服力，我就坐在那里，而他居然有如此的胆量，这就使他的发言更加显得有说服力。我可以感觉到人群中开始有人悄悄地离开。
经过了几秒钟的沉默，一个坐在后面的人站了起来，他说他想说几句让大家听听。约翰·李·威尔森是那个大约有150人的海恩斯小镇的镇长。他中等个头，身材粗壮，穿一条牛仔裤和一件白色的T恤衫。T恤衫绷得紧紧的，因为他的胳膊粗壮，脖子粗粗的，肚子也是鼓鼓的。我对他不是很了解，因而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但是我永远忘不了他说的话。
“威尔森讲得很好，”他开口说道，“或许他是对的。也许州长的确是个失败者。但我就知道一件事：比尔·克林顿刚刚上任的时候，我们镇里马路上的粪便池是露天的，我们的孩子因为没有下水道而生病，但没有人理睬我们。不过等到他下台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下水道，我们的孩子也不再生病了。他为很多人做了这件好事。我来问你们，如果我们不忠实于忠实我们的人，谁还会尊重我们呢？他或许是个失败者，但是如果他失败了，我准备跟他共同承担，你们也应该这样才对。”俗话说得好，一语定胜负。有时候一个人的话可以改变人们的想法，甚至可以改变人们的心。这种情形真是难得。
不幸的是，约翰，李·威尔森在我当总统之前就去世了。在我的第二任期即将结束时，我带着思乡的情怀回到阿肯色东部地区，在厄尔高级中学发表演讲。学校的校长是杰克，克拉姆布利，大约20年前，就是他主持了那次命运攸关的黑人会议。我在讲话当中第一次在公开的场合讲了约翰·李·威尔森的故事。这次演讲在整个阿肯色东部地区都播放了。在海恩斯，约翰·李·威尔森的遗孀坐在小房子里观看了这场演讲。她写来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她说总统这样赞扬他，他要是知道的话该是多么自豪啊。我当然要赞扬他，要不是约翰·李，我可能此时正在为别人起草遗书或是离婚协议，而不是写这样一本书了。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我的支持率忽上忽下，因为有一些选民没有决定到底要不要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对此一直忧心忡忡，直到有一天下午我在阿肯色东北部纽瓦克的咖啡厅里遇见了一个人，才不再感到担心。我向他争取选票，他说：“上一次我投票反对你，但这一次我准备投票支持你。”虽然我心中有数，但还是问他上次为什么反对我。“因为你提高了我的汽车牌照费。”接着我问他为什么这次支持我，他说：“因为你提高了我的汽车牌照费。”我告诉他我能得到的每一张选票对我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也不想惹他生气，但是他反对我、支持我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实在没有道理。他笑了一下，说道：“啊，这个道理在全世界都讲得通。说你什么都可以，但是比尔，你不是个傻瓜，现在看来，你是最不可能再提高汽车牌照费的人，所以我投你的票。”在剩下的巡回演说中，我把这个无懈可击的逻辑加了进去。
5月25日，我以42％的选票赢得了初选的胜利。由于我们的广告反击攻势，再加上我们组织得力，吉姆·盖伊·塔克的得票率下降到23％。乔·珀塞尔以他没有问题、没有争议竞选作风赢得了29％的选票，取得了参加两周之后第二轮初选的资格。形势非常严峻。我和塔克由于攻击性的广告宣传已经两败俱伤，对两个人的负面影响都有所上升。乔·珀塞尔则在那些仍然对汽车牌照费耿耿于怀的人当中寻求支持。单凭他没有克林顿的弱点，他就很有取胜的可能。我用了10天的时间打算把他击败，但是他非常狡猾，他就待在他的大篷车上，与人们握手。在选举前那个星期四晚上，我做了个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竞争持平，这意味着我很可能会输掉，因为那些摇摆不定的选民往往在最后会放弃对本届州长的支持，就我们两个人而言，我显然处于这样的境况。我刚刚制作了一个宣传广告，突出介绍我们两个人在一个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负责规定电力税的公共服务委员会成员到底应该由选举产生还是任命，我支持进行这样的改革，而乔则持反对意见。我希望这个宣传广告会起作用，但我也没有把握。
就在第二天，我遭到了一记重拳般的打击，还过这倒让我最终赢得选举。弗兰克·怀特非常希望乔·珀塞尔能够在第二轮初选取胜。州长在民意测验中的反对率比我高，而且我在具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上占据优势，竞选的组织工作也很严密。怀特确信乔·珀塞尔如果进入普选，他的身体状况必然会成为一个致命的障碍，因而可以确保他自己二度当选。在星期五的晚上，弗兰克·怀特开始在电视上播放一个宣传片，指责我提高了汽车牌照费，告诉人们不要忘了这件事。他说服支持他的企业把商业广告撤下来，让他反复播放他这个宣传片。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机会在电视宣传方面对他发起反攻。我看到了他制作的宣传片，意识到这场竞争必将难分难解。我必须等到星期一才能在电视上进行回应，可到了那个时候就为时已晚了。他占据的这个有利条件是很不公平的，后来联邦政府作出规定，对此种做法进行禁止，要求电视台在周末播出对最后时刻播出的攻击性宣传片进行回应的广告，但是我当时却无法受益于这样的规定。
我和贝琪·赖特给戴维·沃特金斯打电话，请他开放他的工作室，让我制作一个电台宣传节目。我们先是准备了文字材料，然后在午夜前大约一个小时去见戴维。这时，贝琪·赖特已经组织了几个年轻的志愿者，让他们开着车及时把这个宣传节目送到全州的各个电台，让它们在星期六一大早就播放。在这个广播节目中，我进行了回应。我问人们是否看到了怀特制作的攻击我的宜传片，我提醒他们想一想，他为什么要插手民主党的初选。只有一个答案：他希望在普选中遇到的竞争的对手是乔·珀塞尔，而不是我，因为我能够打败他，而乔不能。我知道初选中大多数民主党的投票者都极力反对州长，一想到被他操纵肯定会感到生气。戴维·沃特金斯忙了一个通宵，他复制出来的宣传节目足够覆盖全州。小伙子们在凌晨大约4点钟的时候开始出发，开车把节目送到各个电台。他们去电台的时候，还随身携带着竞选委员会的支票，准备买下大量的播放时间。在电台播放的这个节目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到了星期六的晚上，怀特的电视宣传片反而对我有利了。星期一，我们也开始在电视上播放我们的宣传片，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赢得了这场战斗。第二天，也就是6月8日，我以54％对46％的选票优势获得了初选的胜利。结果非常接近。我在大多数大县以及黑人聚集的地方取得了胜利，但是在民主党占统治地位的乡村各县，我还是勉强挣扎，因为汽车牌照费的事情仍然没有让他们释怀。后来又过了两年，这种损失才彻底得到修复。
对抗弗兰克·怀特的秋季竞选既艰难又滑稽。这一次，经济问题对他而不是对我不利，而他的施政记录正是我可以在选举中加以攻击的。我对他跟各个公用事业公司的关系以及就业机会的减少进行了攻击，同时播放宣传片正面介绍我对各个重大问题的看法。他也制作了一个攻击性的宣传片，片子上有一个人想把豹子身上的斑纹刮掉。片予中还说，我就像一头豹子，永远也别想把身上的污点刮掉。迪克·莫里斯制作了一个宣传片，对弗兰克，怀特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弗兰克·怀特提高了公用事业的税率，与此同时却把老年人从医疗补助计划中每月可以获得的四次配药减少为三次。迪克·莫里斯就利用这件事将弗兰克·怀特变成了众矢之的。宣传片的主题句是这样的：“弗兰克·怀特——对公用事业公司温柔，对老年人强硬。”我们制作的最滑稽可笑的广播宜传片是对一些子虚乌有的罪名进行还击。我们的节目讲解员问，是不是应该有一只警卫狗，每当政客说一句假话，警卫狗就叫上一声。
一只狗马上就“汪汪”地叫了起来。讲解员每重复一遍攻击我的罪名，那只狗就抢在他做出回答之前“汪汪”叫一次。我记得那只狗一共“汪汪”地叫了四次。这个宣传片播放了几天之后，我在换班时间到工厂门口和工人们握手的时候，工人们已经开玩笑地对着我“汪汪”地叫了起来。怀特说，即使是一只鸭子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选举，黑人们也会把选票投给它，他的这种说法结果更加稳固了黑人选民对我的支持。不久之后，基督上帝教会的lT．沃克主教告诉他的信徒，他们必须将那个“老猪头”从州长的位置上赶下来。
在每一次竞选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你从骨子里知道你到底会输还是会赢。1982年，在阿肯色北部的伊扎尔德县的政府所在地墨尔本，我迎来了这样一个时刻o1980年，我因为提高汽车牌照费而失去了这个县的支持，但是当地的议员约翰·米勒却曾经投票支持提高汽车牌照费。约翰是州议会中资历最深的议员之一，对于州政府的方方面面，他可能比阿肯色的任何人都更加了解。他辛苦地为我奔忙，他还安排我到麦道公司在当地的那个生产飞机部件的工厂转了转。
尽管工人们都属于汽车工人联合会，但我仍然感到紧张，因为就在两年之前，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投我的票。在前门迎接我的是在联合会办公室工作的尤纳·西顿，他是一个忠诚的民主党人。尤纳握着我的手说：“比尔，我觉得你会很喜欢你将看到的一切。”当我打开工厂大门的时候，威利·纳尔逊演唱史蒂夫·古德曼的歌曲（新奥尔良市》的歌声差点将我震倒，那是我最喜欢的歌曲，我伴着这首歌开头的一句走了进去。“早晨好，美国，你好吗？难道你不认识我？我是你土生土长的儿子。”工人们都欢呼起来，除了一个人之外，他们都佩戴着我的竞选徽章。我走过每一条过道，随着音乐的节奏和他们一一握手，同时拼命地忍住眼里的泪水。我知道竞选已经结束了，我的人民在欢迎他们土生土长的儿子回来。
差不多在每一次竞选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我都在费耶特维尔坎贝尔汤料厂早班开始的时候赶到那里，工人们在那里准备煲汤用的火鸡和肉鸡。早晨5点钟，这在阿肯色是最早的班了。1982年，在一个寒冷的雨天早晨，我在黑暗中开始跟工人握手。一个人开起了玩笑，他说他本来想把选票投给我，可是想了一下之后又准备把选票投给一个更明智的人，因为我居然在这个寒冷下雨、漆黑一片的时候做竞选宣传。
在那些漆黑的早晨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看见一个人让妻子下车时的情景。当他们的轻型货车的车门打开时，我看到他们之间还坐着三个孩子。那人告诉我，他们每天都不得不在4点差一刻的时候就把孩子们叫醒。他送妻子上班之后，再把孩子们放到一个看孩子的人那里，由她送孩子们去学校。我已经下定决心，如果这些人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决不会忘记他们。在11月2日，他们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我赢得了55％的选票，在75个县中的56个县取得了多数选票，输掉了阿肯色西部共和党人控制的18个县以及阿肯色南部的一个县。大部分白人聚居乡村地区又回心转意了，尽管在这几个县里的优势非常小。但是在最大的普拉斯基县，我领先的优势则非常明显。在我们付出辛勤努力的阿肯色东北部地区，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黑人的投票率之高是令人吃惊的。
我尤其对一位黑人领袖抱有好感，她叫艾米丽·鲍恩斯，阿肯色东南部一个小镇米切尔维尔的镇长。我在第一任期内曾经帮助过她，她这次彻底地回报了我：在与珀塞尔的竞争中，我以196票对8票赢得了第二轮的初选。我给她打电话表示感谢，因为在她的帮助下我获得了96％的选票。但是她却为失去的8张选票表示道歉。“州长，我会找到那8个人，在11月之前把他们摘定。”她向我保证。在11月2日，我在米切尔维尔以256票获得了全票胜利。艾米丽将那8张选票争取了过来，还另外登记了52个投票人。
选举结束之后，我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祝贺。特德·肯尼迪和沃尔特·蒙代尔像1980年一样打来了电话。另外我还收到了很多感人的来信。有一位寄信者真是出人意料：詹姆斯·德拉蒙德将军，就是两年前在查菲堡的古巴难民危机中指挥军队的那个人。他说他为我取胜感到高兴，因为“在查菲堡的时候，我们的行动节奏有所不同，但是你的领导能力、你遵循的原则、你站出来的勇气以及为阿肯色人民着想的意愿令我欣赏，让我敬仰”。我也很敬仰德拉蒙德，他的来信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想像。
民主党人在全国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尤其是在南方，36个州长职位中，大多数都被民主党赢得。在众议院也获得了一些席位，这些席位之所以能够比较轻易地获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经济动荡。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两位老州长重新上任，一位是亚拉巴马州的乔治·华莱士，他坐在轮椅上为自己过去的种族主义做法向黑人投票者道歉；另一位是马萨诸塞州的迈克尔·杜卡基斯，他和我一样，在第一任期结束后被人打败，而这次又将打败他的人打败。
我的支持者个个欣喜若狂。经过了漫长的、创造历史的竞选活动，他们完全有权利举行他们热闹的庆祝仪式。相反，非常奇怪的是，我却觉得非常平静。我感到很开心，但是我并不想因为胜利而洋洋自得。我不怪弗兰克·怀特在上一次竞选中击败了我，也并不因为他还想连任而责怪他。失败是我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在选举日的晚上，甚至在随后的几天中，我感受最深的是，我对我深爱的阿肯色人民充满了深深的、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又给了我一次机会。我下定决心，要用我的行动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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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月11日，在一大群人面前，我第二次宣誓就职，在我们阿肯色州，有这么多人参加州长的就职典礼，还是头一回。这些庆贺的人已经让我的政治前途起死回生，他们的支持还将使我在州长的位置上待10年，这是我迄今做过的时间最长的工作。
我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兑现我的承诺，对民众的需求做出迅疾反应，与此同时毫不松懈地致力于推动阿肯色州的发展。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经济的低迷更加剧了它的重要性。阿肯色州的失业率是10．6％。12月，作为当选州长，我去了阿肯色州东北部的特鲁曼，与辛格工厂的600名员工一一握手，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下班，过去几十年里这家工厂一直生产缝纫机木箱。它的关闭是过去两年来我们经历的许多类似事件之一，对波因塞特县的经济造成沉重的打击，对整个阿肯色州也产生了令人沮丧的影响。如此多辛格员工脸上的绝望神情至今仍历历在目。他们知道自己工作努力，他们也清楚自己的生计正被无法掌控的力量掠走。
经济低迷的另一个后果是州财政收入下降，能够用于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的钱少得可怜。我清楚，要想摆脱这个困境，全州上下，还有我，都必须把精力集中在教育和就业问题上。这就是我在接下来10年里的所作所为。我率领的政府在医疗保健、环境保护、监狱改革和其他领域采取了重要的措施，也任命了更多的少数族裔成员和妇女担当重要的职位，即便如此，我也从未让关注的焦点过远地偏离学校和就业机会。它们是为民众带来机会和力量的关键因素，对我获得继续推动阿肯色州发生积极变化所需的政治支持也至关重要。在第一任期我学到了一点经验：如果在所有事情上平均分配时间，极有可能使民众对你的任何作为都不了解，对你的任何重要成就都不会有清楚的印象。我多年的朋友，来自霍普的乔治，弗雷泽，有一次对采访者说：“如果他有不足的话，其实我们都有不足，我觉得比尔的不足在于，他看到太多需要去做的事情。”我没有弥补这个不足，继续努力做大堆的事情，但是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教育和就业中，我在公共场合的讲话也大多集中在这两个主题上。
贝琪·赖特在辅助我竞选的过程中表现非常出色，我相信她有能力掌管州长办公室。刚开始我还请莫里斯·史密斯担任行政秘书，增加这个团队的稳重和成熟度，确保和资深议员、游说团体成员和政治掮客保持融洽的关系。我有一个过硬的教育团队，成员有我以前的世界历史老师保罗·鲁特和唐·恩斯特。我的法律顾问是我当检察长时曾在办公室任职的萨姆，布拉顿，他是教育法律方面的专家。
卡罗尔·拉斯科成了我的卫生与公共服务助手。她的资格源于她的亲身经历：她的大儿子汉普天生患有脑瘫。她努力争取汉普的受教育权利和其他权利，在这个过程中非常细致地了解到阿肯色州和国家针对残疾人的各种资助项目。
我说服来自阿肯色州东南部城市阿肯色城的多萝西·莫尔在接待处接待来访者和接电话。多萝西小姐开始工作时已经70多岁了，直到我离职她才离开。最后，我找到一个新秘书。芭芭拉·克恩斯对政治感到厌烦，留在赖特事务所。1983年初，我雇了琳达·迪克逊，她照顾了我10年，在我当上总统之后，仍留在我的阿肯色州办公室工作。
最引人注意的是我任命马伦·马丁为财政与管理部部长，虽有争议，但一般人都认为这是州政府中仅次于州长的二号人物。在此之前，马伦是小石城的市政执行官，干得很出色。他是黑人，地地道道的阿肯色人——他总是在猎鹿季的第一天请假。在困难时期，他能创造性地找到解决预算问题的途径，但他总是对财政采取负责任的态度。80年代，在一个两年一度的预算周期中，为了达到收支平衡，他不得不六次削减开支。
我担任总统之后不久，马伦开始与癌症进行长期的、无望的搏斗。1995年6月，我回到小石城，为面向低收入阶层的“马伦，马丁公寓”举行落成仪式。两个月后，马伦去世了。他是与我合作过的最有天分的公务员。
贝琪确保我的日程安排不同于上个任期。那时候，我被认为是一个无法接近的人，部分是因为白天我接受很多邀请，到全州各地发表演说。现在我花更多的时间在办公室里，议会开会期间，我也会花更多时间与议员们私下交往，包括散会后的牌局，我非常喜欢。实在要去外地出席活动的话，通常也是因为我的支持者邀请我。参加这样的活动对帮助过我的人是一种报答，可以稳固他们在各自领域里的地位，有助于增强我们组织的凝聚力。
不管活动地点有多远，时间有多长，我总是连夜赶回来，为的是让切尔西在睡醒的时候看到我。那样的话，我能够与她和希拉里共进早餐，当她足够大的时候，再送她去上学。我一直坚持这样做，直到我开始竞选总统。我还在州长办公室里摆了一张小桌子，切尔西可以趴在上面写字、读书或画画。我喜欢我们在各自的桌子旁忙个不停的情景。如果希拉里的律师工作需要她在夜里外出或在外过夜的话，我会尽量待在家里。切尔西上幼儿园的时候，她和班里的同学都被问到父母的职业。她回答说妈妈是律师，爸爸“拿着电话筒聊天，喝咖啡，演讲”。就寝时间到了，希拉里、切尔西和我会在切尔西的床边念念祈祷词，然后希拉里或我读书给切尔西听。当我困得在读书的过程中睡着了时——我经常如此——她会吻我，把我吻醒。我特别喜欢切尔西的吻，所以常常假装睡着了。
新任期开始第一周，我向州议会做了州情咨文演说，提出解决严重预算危机的办法，请他们做四件我认为有助于经济的事情：扩大阿肯色州住房发展局的权力，发行财政债券以增加住房和创造就业机会；在失业率高的地区设立企业园区，目的是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对创造新就业机会的雇主实行减税；部分仿照纽约新泽西港务局的模式，设立阿肯色州科技局，发展本州的科技潜力。这些措施都被制定成法律，我任总统期间遭遇了另一场经济低迷，通过了一些相似的计划，这些措施算得上是前身。
我极力主张公用事业改革，包括由民众选举产生公共服务委员会的成员，但我知道大多数改革措施都不能得到通过，因为阿肯色州电力公司和其他公用事业机构在议会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只得满足于任命一些我认为可以保护人民和全州经济同时又不会使公用事业破产的人来担任委员会主席。
我递交提案并通过了一些适度改革教育的措施，包括要求所有学区都开设幼儿园，并立法允许学生在家庭居住地学区没有开设类似课程酌情况下，到附近学区学习多达一半数目的课程。这项立法很重要，因为许多小的学区没有开设化学、物理、高级算术和外语。我还要求议员们提高香烟、啤酒和白酒税，把一半以上的预估财政收入下拨给学校。鉴于我们的财政状况，以及州学校资助制度被控资金分配不均而违宪，我们正等待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我们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如果像我希望的那样，法院判决原告胜诉，我必须召开议会特别会议商量对策。事实上，议会被要求每两年只开60天会。尽管议员们一般会多待几天，但经常在他们回家之后就有很大的事发生，我不得不把他们召回来。最高法院的判决便是如此。召开议会特别会议有很大难度，但它也许是一个为教育做点大事的机会，因为议会、公众和传媒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件事上，这在例会上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时候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要关注。
4月，全国优质教育委员会受联邦教育部长特雷尔·贝尔的委托，发布了一份令人吃惊的报告（危机中的国家）。报告称在19次不同的国际竞赛中，美国学生从未得过第一或第二，有7次是最后一名；2300万美国成年人、13％的17岁青少年和多达40％的少数族裔民众事实上与文盲差不多；高中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的平均成绩低于26年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升空的时候；自1962年以来，最重要的大学入学考试“学术能力倾向测验”的分数一直在下降；所有大学的数学课有1／4的任务是补课——也就是说，讲授在高中或更早的时候就应该学过的知识；企业和军队领导人介绍说必须花越来越多的钱在补习教育上；最后，教育质量下滑的同时，对熟练工人的需求正好显著增加。
五年前，克思·亚历山大博士曾说，孩子在任何其他州的学校学习，都比在阿肯色州强。既然我们整个国家都处于危机之中，就必须使用生命维持番。1983年，阿肯色州有265所高中没有高等生物课，217所没有物理课，177所没有外语课，164所没有高等算术课，·126所没有化学课。在1983年的议会例会上，我要求议会授权一个由15位成员组成的教育标准委员会，对新的课程标准提出具体建议。我组建了一个能力强、很有代表性的委员会，并请希拉里做主席。在我的第一任期里，她担任乡村保健委员会和全国法律服野社团董事会的主席，工作非常出色。她对委员会的工作很在行，她关心孩宁，通过任命她，我发出了一个很强的信号：我是多么地看重教育！我的理田很充分，但这一步冒的风险也很大，因为我们提议的每一个显著变化一定会触及到一些利益集团。
5月，州最高法院判决我们的教育资助制度违宪。我们必须撰写一份新的资助方案，然后再拨款。只有两种选择：把给最富裕、最小的学区的资金转移到最贫穷、发展最快的学区，或者重新筹措足够的费用，在不伤及拨款过多学区利益的同时使其他学区与之持平。由于没有一个学区愿意看到资金从辖区学校抽走，法院的判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以支持教育的名义征税。7月，希拉里的委员会在全州每一个县举行听证会，听取教育工作者和公众的意见。9月，她把委员会的报告交给了我，我随即宣布召集所有议员在10月4日讨论教育问题。
9月19日，我通过电视讲话解释教育改革计划的内容，号召增加一分钱的销售税并提高天然气开采税以筹集资金，呼吁民众的支持。尽管我们的计划已经累积了一定的人气，全州上下仍有一股强烈的反征税情绪，经济的低迷更加重了这种情绪。上次竞选中，一个来自阿肯色州纳什维尔的人请我当选后只做一件事情：花他缴纳的税钱时，设想我在过着他的生活，每周只有150美元。另一个帮助修建了小石城新的怡东酒店的人要我记住：尽管州财政需要更多的税收，这却是他最后一天的工作，而且并没有另一份工作在等着他。我必须获得这些人对这项事业的支持。
在我的讲话里，我力图证明如果不提高教育质量，我们就不可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把招揽高科技公司的努力作为事例。接着我又指出，如果“我们每个孩子的花费、教师的工资、州税和地方税总额的人均水平都处于末尾的话”，我们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进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提高销售税，同时批准希拉里的委员会推荐的标准，“一旦实行，它们将会是全国最好的标准之一”。
标准包括：必须提供幼儿园教育；一到三年级的班级人数最多20人；每所小学都必须有辅导员；三年级、六年级和八年级必须有统考，没有通过八年级统考的学生必须强制留级；如果超过15％的学生制定不出提高学习成绩的计划，且两年内学生的成绩没有提高，这样的学校必须实行管理改革；开设更多的数学、科学和外语课；高中课程必须包括四年英语教育和三年数学、科学和历史或社会学科教育；每个教学日在学术工作上花更多时间，每学年从175天延长到180天；给天资出众的学生提供特殊机会；未满16岁的学生不得辍学。那时，学生上完八年级就可以辍学，许多学生的确这样做了。阿肯色州的辍学率超过30％。
我最有争议的提案是要求全体教师和管理人员“依照目前刚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参加考试的标准”参加并且通过1984年的全国教师资格考试。我建议没有通过考试的教师免费修学规定的课程，1987年之前想参加几次考试都可以，1987年学校标准将全面施行。
我还建议改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增加两倍的成人教育项目以帮助想获得高中文凭的辍学者。
在讲话的结尾，我呼吁民众与希拉里和我一起，佩戴蓝丝带对这个改革计划表示支持，也表明我们坚信阿肯色有能力成为一个“蓝丝带”州，跃人优质教育的前列。我们播放电视和电台广告寻求支持，散发了成千上万的明信片让民众寄给他们的议员，还分发了数以万计的蓝丝带。在议会开会的日子里，许多人天天佩戴蓝丝带。公众开始相信我们有能力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项目：当时只有少数几个州对基础课程提出我这样的高要求。没有一个州要求学生在上高中之前必须通过八年级的考试。有一些州要求学生在十一或十二年级时通过考试获得文凭，但在我看来，那等于是在奶牛已经跑出去了再关上牛圈的门。我希望给予学生迎头赶上的时间。没有一个州要求小学设立辅导员，尽管越来越多来自问题家庭的孩子存在妨碍他们学习的情感问题。没有一个州允许其教育部强制教学质量差的学校实行管理改革。我们的提案远远超过《危机中的国家》所提的各种建议。
最猛烈的风暴是由教师考试计划引发的。阿肯色州教育协会向我发射了“导弹”，指责我侮辱教师，把他们当替罪羊。我这辈子头一次被攻击有种族歧视倾向，因为人们想当然地以为不能通过考试的黑人教师比率更大。好说风凉话的人骂希拉里和我哗众取宠，为的就是提高本来反对加税的民众对我们的支持率。尽管对许多人来说，教师考试的确是校外机构对学校进行教育工作核定的一个显著标志，但提出它的理由却来自教育标准委员会在全州各地举行的听证会。许多人抱怨说一些老师对所教的科目一无所知，或者缺乏起码的读写技巧。一位妇女递给我一张教师托孩子带回家的便条。22个单词里面有3个拼错了。大多数教师都是敬业的、有能力的，这一点我坚信不疑，我也知道，大部分有问题的教师本人接受的可能就是质量低下的教育；他们将有机会提高技能，重新参加考试。但是，如果我们打算提高税收来增加教师工资，如果教育标准要对孩子们产生效果，教师就必须有能力给他们传授知识。
议会特别会议开了38天，对我提出的52项议案和议员们提出的相关议案进行斟酌讨论。希拉里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全体议员前做了一场非常出色的陈述，促使耶尔县的众议员劳埃德·乔治说出以下的话：“看上去我们可能选错了克林顿。”我们面临来自三个方面的反对：反征税的人群；担心因不合标准而被合并的乡村学区；向每个赞同教师考试的议员发出威胁的阿肯色州教育协会。
对于考试是侮辱教师的指控，我们引用全州公认最好的小石城中心中学几位教师的话进行了反驳。他们说他们很愿意参加考试，目的是增强公众对教师的信心。对于考试是种族歧视行为的指控，我说服一批德高望重的黑人牧师表达对我的支持。他们辩护说黑人孩子是最需要好老师的，不能通过考试的教师还有重考的机会。我还从劳埃德·哈克利博士那里获得了宝贵的支持，他是阿肯色大学派恩布拉夫分校的非洲裔校长，这所大学主要招收黑人学生。哈克利在这所大学的工作极为出色，是希拉里的教育标准委员会的成员。1980年，大学毕业生被要求参加考试才能得到教师资格，阿肯色大学派恩布拉夫分校42％的毕业生没有通过考试。到了1986年，通过率激增。这个时期里，哈克利博士培养的护理专业毕业生进步最大。他指出，与种族歧视比起来，低标准和低期望使黑人学生受到的歧视更严重。结果证明他是对的。他相信自己的学生，使他们发挥出了很大的潜能。我们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像他这样的教育家。
议会会议临近尾声之际，阿肯色州教育协会似乎有可能阻止教师考试议案的通过。我来回穿梭于参议院和众议院，为了拉票而施加压力和达成协议。最后，我不得不威胁说，如果教师考试议案不能与我提出的销售税议案一起通过的话，我将否决后者。
这是很冒险的一着棋：税收议案和考试议案可能都无法通过。劳工组织反对提高销售税，他们说这对工薪家庭不公平，因为我没有减少个人收入所得税，作为对增加食品销售税的补偿。劳工组织的反对使得一些自由派转而反对加税，但是他们构不成大多数。从一开始，对这项计划的支持率就很高，到对加税议案进行投票的时候，我们已经通过了一个新方案，教育标准获得批准。依照新方案，如果不增加销售税的话，许多学区将失去州政府的支持，必须大幅度提高当地的财产税，才能达到标准。会议最后一天，我们的议案都通过了：教育标准、教师考试法和销售税的增加。
我欣喜若狂、筋疲力尽，随即钻进车里，向北开了60英里出席在费尔菲尔德海湾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州长之夜，这是一个非常宁静的村庄，住满丁从北方赶来阿肯色州的中产阶级，因为这里气候温暖一些，但仍然有着四季的更替和相当低的税收。他们大多数人，包括退休的教育工作者，都支持教育改革计划。一个业余木匠造了一所顶上有匾额的红色小校舍，以纪念我所付出的努力。
议会的硝烟散尽之后，全国的新闻媒体对阿肯色州的教育改革进行了正面的报道，连教育部长贝尔也大为赞扬。但是阿肯色州教育协会仍然不依不饶，对考试法案提出了诉讼。在参加菲尔·多纳休访谈节目时，阿肯色州教育协会会长佩吉·内伯斯和我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是我们在全国性的媒体上进行的辩论之一。主持全国教师资格考试的公司拒绝让我们通过该公司来考核现有的教师，声称如果要决定谁能获得执教资格的话，这是一种很好的考试，但并不适用于决定一名考不及格的教师是否有能力继续执教。所以我们必须设计一种全新的考试。1984年，教师和管理人员第一次参加考试，10％的人不合格。在接下来的几次考试里，不合格的比率基本不变。最后，1215名教师，大致相当于总数的3．5％，不得不因为没有通过考试而离开讲台。另有1600名教师因为没有参加考试而失去了教师证书。1984年的州长选举中，因为考试法案的关系，阿肯色州教育协会拒绝支持我和议会中许多赞成教育改革的好朋友。他们的阻挠仅使一位议员落选，那就是来自芒廷霍姆的我的老朋友瓦达·舍伊德参议员，1974年我·第一次见到她，她为我的衬衣缝了一颗纽扣。教师们为了支持她的对手史蒂夫·卢埃夫而走街串巷，卢埃夫是从加利福尼亚州移居阿肯色州的共和党人兼律师。他们没有提到教师考试。可惜的是，瓦达也没有提。她犯了一个错误，立场被无组织的大多数支持但被有组织、有活力的少数人反对的候选人一般都犯这个错误。要想不受这种猛烈炮火的伤害，惟一的办法就是让投票站里与你立场相同的人意识到，这一问题对于他们的重要性不亚于对于那些反对它的人。瓦达只希望整个事件早点结束。对于她为帮助孩子们而付出的代价，我始终感到难过。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教师的工资涨了4400美元，这在全国都是最快的增长幅度。尽管我们仍然排在第46位，我们最终超过了教师工资占州人均收入百分比的全国平均水平，几乎达到了每个小学生花费占州人均收入百分比的全国平均水平。1987年，我们的学区下降到329个，85％的学区提高了财产税以达到教育标准，而这样做都必须通过公民投票。
所有学区里，学生的考试成绩稳步提高。1986年，南方地区教育委员会对南方五州的十一年级学生进行考试。阿肯色州是成绩超过全国平均分的惟一一个州。五年前，也就是1981年，同样是十一年级的考试，我们的学生得分低于全国平均分。我们的改革初见成效了。
在州长的剩余任期里，我继续推动教育改革，但新的标准、资助和教育工作核定措施为以后的所有进步都奠定了基石。几年来，随着与阿肯色州教育协会携手致力于改善我们的学校和孩子们的未来，我最终与协会及其领导人达成了和解。回首我的政治生涯，1983年的议会特别会议是我最引以为豪的事件之一。
1983年夏天，各州州长们聚集在缅因州的波特兰。希拉里、切尔西和我玩得非常开心，我们见到了我的老朋友鲍勃·赖克及其家人，并和其他州长一起到布什副总统位于美丽的海边小镇肯纳邦克波特的住处举行野餐会。三岁的切尔西走到副总统跟前说，她需要去洗手间。他拉着她的手，领着她到了洗手间。切尔西很感激，希拉里和我对乔治·布什的慈祥印象深刻。以后还有类似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