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被提名者来说，大会是令人陶醉的场合。这次大会尤其如此。过去几个月里，我一直被说成是靠不住的卑鄙小人，现在却被奉为真善美的典范。在新罕布什尔及其后几个州的初选中，我遭受着对我人格的攻击，不得不竭力控制我的脾气和疲劳时不停抱怨的倾向。现在我却必须控制自我感觉，牢记不要因为所有这些赞扬和媒体的肯定性报道而飘飘然。
大会开幕以来，我们在党内团结方面进展顺利。汤姆·哈金早前就支持我了。现在鲍勃·克里、保罗，聪格斯和道格·怀尔德都讲话表示支持。杰西·杰克逊也这样做了。只有杰里·布朗坚持不表态。哈金现在已经成为我最喜欢的政治家之一，他说杰里需要时间给自尊心疗伤。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危机：罗恩·布朗拒绝让鲍勃·凯西州长在大会上发言，不是因为他将表达反对堕胎的立场，而是因为他不同意支持我。我倾向于让凯西发言，因为我喜欢他，尊重反堕胎的民主党人的信仰，认为我们在其他问题上的主张和我要使堕胎“安全、合法和减少”的许诺将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投我的票。但是罗恩很固执。他说，我们可以在一些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但是不致力于在11月获胜的人不应该得到发言的机会。我尊重他以此改造民主党的党纪，同意了他的意见。
大会开幕的夜晚，我党七名联邦参议员女候选人被隆重推出。希拉里和蒂珀也短暂地露了面。随后便是比尔·布拉德利参议员、芭芭拉·乔丹众议员和泽尔·米勒州长的主旨演讲。布拉德利和乔丹名气更大一些，演讲也很出色，但是米勒讲了以下的旧事，把听众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父亲是一名教师，我出生才两个星期，他就去世了，留下一个年轻的寡妇和两个幼小的孩子。但是我妈妈对上帝的信仰——还有罗斯福先生在电台的声音——给了我们生存下去的力量。父亲去世之后，母亲靠双手清理出一小块高低不平的地。每天她都会涉水走进附近的小河里，河水是冰凉的山涧水，她从河中拣出几千块光滑的石头盖房子。我一边长大，一边看着母亲用从小河里拣来的石头和在独轮车里搅和的水泥盖好那座房子——直到今天她的手指印还留在上面。她的手印也印在了儿子的身上。她把她的骄傲、她的希望和她的梦想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里。所以，你们瞧，我理解丹·奎尔说孩子最好有双亲抚养的意思。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他们有信托基金也是很好的事情。我们不可能人人都生而富有、英俊和幸运。所以我们就有了民主党。
然后他颂扬了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卡特的所有民主党总统，说我们相信政府可以改善教育、人权、民权、经济、社会机会和环境。他批评共和党推行向富人和特殊利益集团倾斜的政策，支持我在经济、教育、医疗保健、犯罪和福利改革方面的计划。他的讲话是强有力的民主党宣言，正是我希望全国人民听到的信息。2000年泽尔·米勒当选为参议员之后，佐治亚州变得保守起来，他也是如此。他成了布什总统最坚定的支持者，同意大幅度减税导致赤字猛增，却过分便宜了最富有的人，另外他赞成的预算方案却使贫困孩子无法参加课后计划，失业工人得不到工作培训的机会，警察无法上街巡逻。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泽尔改变了什么对美国最有利的看法，但是我将永远记住他为我、民主党和1992年的美国所做的一切。
第二天的重头戏是政纲的发布和卡特总统、汤姆·哈金和杰西·杰克逊的演讲。杰西一旦决定支持我，便全力以赴，热度简直可以把整座楼房掀翻。不过当晚最慷慨激昂的演讲都是关于医疗保健的。杰伊·洛克菲勒参议员讲的是所有美国人都得到医疗保险的必要性。他的观点在我的新罕布什尔州朋友罗恩·马乔斯和朗达·马乔斯身上找到了很好的例证。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即将降生，而小罗尼的心脏切开手术使他们背上了10万美元的巨额医药费。他们说感觉自己像二等公民，但是他们认识我，而我将成为他们“未来最大的希望”。
重点推出的两个医疗保健发言人都是艾滋病患者：鲍勃·哈托伊和伊丽莎白·格拉泽。我希望把政治家们长期以来忽视的这个问题带进美国人的起居室，成为他们关心的话题。鲍勃是为我工作的同性恋者。他说：“我不想死。但是我也不想生活在一个自己被总统看成敌人的美国。我可以面对因病死去的厄运，却不能承受因政治而死去。”伊丽莎白·格拉泽是一个美丽聪慧的女人，保罗·迈克尔·格拉泽的妻子，丈夫曾在大获成功的电视连续剧《警界双雄》中出任主角。第一个孩子降生时，她因为大出血而接受输血，因此感染了艾滋病毒。她又因为喂奶把病毒传给了女儿，儿子还在子宫里便受到传染。在大会发言之前，伊丽莎白已经创立了一个小儿艾滋病基金会，到处游说以增加对科研和保健的资金投入，她女儿艾里尔已经死于艾滋病。她希望有一个可以对艾滋病采取更多行动的总统。我当选总统之后不久，伊丽莎白也在与艾滋病的搏斗中失败了。希拉里、我和其他无数爱她和以她为榜样的人都非常伤心。谢天谢地，她的儿子杰克活了下来，杰克的父亲和伊丽莎白的朋友将继续她的事业。
大会第三天，一项全国民意调查显示我排在首位，领先布什总统两位数。这天早上我去中央公园慢跑。之后，纳尔逊·曼德拉到我们的套房来看希拉里、切尔西和我，令我们备感荣幸。他是戴维·丁金斯市长请来出席大会的客人。他得体地说，他不想拥护竞选中的任何一方，但他感激民主党长期以来反对种族隔离的立场。曼德拉希望联合国派特使前往南非调查暴力事件的蔓延，我说我将支持他的请求。对我们来说，他的来访是一场美好友情的开端。曼德拉很喜欢希拉里，他对切尔西的关心给我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我在白宫的八年里，他和我谈话时必定会问及切尔西。有一次打电话时，他还要求和她说话。我见过他对南非的孩子——有黑人也有白人——表现出同样的关切。这是他伟大本质的流露。
星期三是大会热闹的一晚，鲍勃·克里和特德·肯尼迪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还有一场纪念罗伯特·肯尼迪的电影，由他的儿子，马萨诸塞州乔·肯尼迪众议员做介绍。随后杰里·布朗和保罗·聪格斯讲话。杰里对布什总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保罗·聪格斯也是如此，但他还替艾尔·戈尔和我讲好话。经历了他所经历的一切之后，能这样做体现了他的勇气和优雅。
然后便是最重要的时刻：马里奥·科莫的提名演说。他仍然是我们党最出色的演说家，他没有让人失望。他用大气的语言、尖锐的指责和严密的逻辑令人信服地证明，时机已到，它属于“聪慧得能够了解、强大得能够行动、自信得能够领导的人：‘卷土重来的孩子’，代表一个新美国的新声音”。我另外两个提名人，众议员麦克辛·沃特斯和俄克拉何马州众议员戴夫·麦柯迪分别发言，然后点名开始了。
亚拉巴马州把第一个投票的权利让给了阿肯色州，我的老家。我们的民主党主席乔治·杰尼根16年前曾是我竞选检察长的对手，这次他把荣耀给了另一个姓克林顿的代表。然后我的母亲简单地说：“阿肯色州自豪地把我们的48张选票投给最受我们喜欢的子弟，我的儿子比尔，克林顿。”我想知道除了溢于言表的自豪，母亲此刻心里的想法和感觉是什么；她是否想起46年前那个赐给我生命的23岁寡妇，想起她以明亮的微笑承受着种种困难，却让我和弟弟尽可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我充满爱意地注视着她，非常感激有人想到让她启动投票的程序。
点名继续进行，希拉里、切尔西和我从我们住的饭店前往麦迪逊广场花园，途中进了梅西商场，聚在那里看电视上投票的画面。俄亥俄州投给我144票时，我跨过了2145票的多数票门槛，成了民主党的正式候选人。在接下来的游行中，我们三个走上了讲台。候选人在做接受提名演讲之前就来到大会现场，之前只有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这样做过。我简洁地说了几句：“32年前一位希望推动国家继续前进的年轻候选人来到大会现场，为的只是对你们说‘谢谢’。”我想继承约翰·肯尼迪的竞选精神，感谢我的提名者和代表们，“对你们说明天夜里我将成为‘卷土重来的孩子”’。
7月16日，星期四，这是大会的最后一天。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会场还是在电视屏幕上，我们度过了激动人心的三天。我们不仅展示了我们国家领导人的风采，还有正在崛起的新星以及普通公民。我们把我们的新理念宣传得家喻户晓。但是这些都无关紧要，除非艾尔·戈尔和我发表深入人心的接受提名演说。那天一开始便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这个疯狂的竞选季节里，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罗斯·佩罗退出了竞选。我打电话给他，为他的竞选祝贺他，还说我同意他所说的进行根本性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他拒绝支持布什总统或者我，我走进大会的最后一天夜里，不敢确定他的退选对我究竟有利还是有害。
艾尔·戈尔在欢呼声中获得了提名，他的演讲激起了热烈的反响。他首先提到，当他还是田纳西慢慢长大的孩子时，他就梦想着有一天能为埃尔维斯——这也是竞选班子给我起的外号——做暖场演出。艾尔随后开始列举布什政府的不足，每说完一项都加上一句：“是让它们滚蛋的时候了。”这句话重复几次之后，代表们便开始附和，大厅里激荡着热烈的“火花”。然后，他大力赞扬我的政绩，概要说明我们面临的挑战，还谈及他的家人；他说我们有义务留给后代一个更强大、更团结的美国。艾尔做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演讲。他尽了力。现在轮到我了。
保罗·贝加拉撰写了演说的第一稿。我们试图传达出很多的信息——个人经历、竞选辞令和政策。我们努力吸引三个不同的群体——铁杆民主党人，对总统不满伯对我不信任的独立人士和共和党人，还有因为觉得投票于事无补而根本不投票的人。保罗一贯都有一些很出彩的词句，这次也不例外。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还记录着初选中效果最好的野外演说。布鲁斯·里德和埃尔·福罗姆帮助润色政策部分。为了帮我打气，我的朋友哈里·布拉德沃斯和琳达·布拉德沃斯制作了一个短片《希望的使者》。观众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我在如雷般的掌声中上了讲台。
演说的节奏刚开始比较缓慢，我先向艾尔·戈尔鞠躬，表达对马里奥·科莫的谢意，又向我的初选对手表示敬意。随后我直接提出我的政纲：“为着那些工作、纳税、抚养孩子和按规则行事的人们，为着那些工作努力却被遗忘的中产阶级，我自豪地接受你们提名我为美国总统候选人。我是那个中产阶级的子弟，如果我担任总统，你们再也不会被遗忘。”
接下来，我谈起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先是我的母亲，从作为抚养一个孩子的寡妇的艰辛谈到现在与乳癌的斗争，我说：“一直以来，一直以来，一直以来她都教我去拼搏。”我谈到我的外祖父，谈到他教我“尊敬那些不被人尊敬的人”。我还称赞希拉里，是她教我“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学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帮助他们这样做”。我希望美国人民知道，我的拼搏精神源自我的母亲，我对种族平等的关注源自我的外祖父，我对孩子未来的关切源自我的妻子。
我也希望美国人民知道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美国大家庭的一员：“今天夜里我想对美国每一个成长过程中没有母亲或父亲的孩子说：我了解你们的感受。你们也很特别。你们对美国很重要。不要听任何人说你们不可能成为你们想成为的人。”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展开了对布什政绩的批评，表达了我想做得更好的愿望。“自从里根和布什担任总统以来，我们的工资已经从世界第一滑落到世界第十三。”……“四年前他许诺说到此时增加1500万个就业机会，还有1400万没有着落。”……“现任总统说经济复苏之前，失业率总会稍有上升，但是真正的复苏开始之际，失业的人只会增加一个。总统先生，那个人就是你。”我指出，我的倡导机会、责任和共同体的“新盟约”将给予我们“一个大学校门重新向速记员和钢铁工人敞开的美国”，“一个中产阶级收入而不是中产阶级税率将上升的美国”，“一个富人不会缴纳重税、中产阶级也不会被税压死的美国”，“一个我们将终结现有福利制度的美国”。
随后我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我看来，这是演说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从孩提时代起就不曾背弃的信仰：
今天夜里，你们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都很清楚这个事实：我们的分裂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我们必须弥合美国的裂痕。
所以我们必须对每个美国人说：突破成见，看到背后的真实。我们彼此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彼此需要。我们不能失去任何一个人。然而大长时间以来，政治家一直对我们大多数做得没错的人说，美国的问题是我们中的其他人引起的。是他们。
他们，少数族群。他们，自由主义者。他们，穷人，他们，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残疾人。他们，同性恋者。
我们已经到了几乎要把自·己“他们”到死地的地步。他们，他们，他们。
但这是美国。没有他们；只有我们。一个统一的民族，在上帝的注视之下，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和公正。
这就是我们对美国的效忠宣誓，这就是“新盟约”的内容……
当我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时，我听到了约翰·肯尼迪对公民职责的召唤。随后，作为乔治敦大学的学生，我听到一位名叫卡罗尔·奎格利的教授进一步澄清这个召唤，他对我们说，美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因为我们的人民一直相信两个伟大的理念：明天可以胜过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和道义的责任让它得以实现。
我们的女儿切尔西降生的那天晚上，我体验到了这样的未来。我站在产房里，内心充溢着这样一个念头：上帝赐给我一个我自己的父亲不曾享有的礼物——把孩子抱在怀里的机会。
就在这一刻，在某个地方，一个孩子降生在美国。让这成为我们的目标：给予这个孩子幸福的家庭、健康的家人和充满希望的未来；让这成为我们的目标：让那个孩子拥有充分发挥上帝赐予的潜能的机会……让这成为我们的目标：给予这个孩予一个团结而不是分裂的国家——一个希望无限、梦想无限的国家，一个再一次振奋它的人民、鼓舞整个世界的国家。让它成为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新盟约”。
同胞们，我将以一句话结束今晚的演说，那是我做一切的出发点：我仍然相信有一个叫“希望”的地方。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美国。
演讲结束，掌声渐渐平息之后，大会在亚瑟·汉密尔顿和我的老朋友及高中音乐伙伴兰迪·古德勒姆专门创作的歌曲《朋友圈子》声中落下帷幕。主唱是百老汇歌星珍尼弗·霍里戴，伴唱是小石城菲兰德·史密斯学院合唱团，还有以一曲《美丽的美国》在星期一夜里大会上造成轰动的10岁的雷吉，以及我的弟弟罗杰。他们邀请我们一起演唱“让我们加入朋友圈子，它已经出现，永不会终结”。
这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演讲，这样的结局堪称完美。演讲的效果非常好。我们的圈子正在扩展。三项不同的民意调查显示，我的政纲在选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我们遥遥领先于对手20多个百分点。但是我明白我们无法一直保持这样的领先差距。原因之一是，具有共和党文化背景、不愿意选任何民主党候选人的选民占总数的45％。另外，共和党尚未召开全国大会。大会肯定会使布什总统的支持率上升。最后，媒体对我的正面评价才六个星期，我也只有一周的时间让全体美国人民直接看到我们的正面形象。要把对我的疑虑推到公众意识的最深处，这已绰绰有余，但我非常清楚这并不足以完全打消他们对我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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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7月17日的早晨，艾尔、蒂珀、希拉里和我坐车去新泽西州，开始了我们几次全国巴士之旅中的第一次。旅行的目的是把我们带到现代总统竞选史上从未被造访过的小城镇和乡村地区，过去的竞选集会大多选在新闻媒体非常活跃的地方。我们希望这次巴士之旅——苏珊·托马西斯和戴维·威廉的创意——能够延续民主党全国大会的兴奋和势头。
这次巴士之旅行程1000）英里，经过新泽西、宾夕法尼亚、西弗吉尼亚、俄亥俄、肯塔基、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诸州。我们到处——安排好的地方和事先未经安排的地方——发表野外竞选演讲，到处与人握手。第一天，我们沿着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和中部前行，在下午2点到达最后一站约克。几千人已经等在那里。艾尔发表了他最精彩的一次下午2点野外竞选演说。我也一样，在接下来一小时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一直与支持者握手，最后累得瘫倒在巴士里，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我们一路穿过宾夕法尼亚州，相互之间交流着，也和成群的选民交流着，心情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激动，赶来参加集会或站在公路两边的选民的热情极大地鼓舞着我们。在卡莱尔的一个卡车停靠站，艾尔和我爬上大卡车，与司机一一握手。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收费高速公路的休息站，我们在停车场里扔橄榄球玩。我们甚至见缝插针，在途中玩了一局迷你高尔夫球。第三天，我们开出了宾夕法尼亚州西部，进入西弗吉尼亚州，参观了韦尔顿钢铁厂，这是一家大型综合生产企业，员工们从老板手中购买了这家工厂，一直坚持生产。那天夜里，我们去了俄亥俄州尤蒂卡附近的基恩·布兰德斯图尔农场，和两三百名农场工人一起野餐，随后到了附近的田野，一万人正在等着我们。两件事情令我目瞪口呆：人群的规模和玉米地的规模。这是我见过的长得最高最密的玉米地，一个好兆头。第四天，我们访问了俄亥俄州的首府哥伦布，随后进入肯塔基州。越过州境线的时候，我认定我们能够在俄亥俄州获胜，就像吉米·卡特在1976年那样。这很重要。内战以来，没有一个共和党候选人能在输掉俄亥俄州之后赢得总统大选。
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在路易斯维尔参加了一个盛大的集会之后，我们沿着印第安纳州南部，进入伊利诺伊州南部。一路上，选民站在地里或公路两旁挥舞着我们的标语牌。我们还看见了一台庞大的联合收割机，上面装饰着美国国旗和克林顿一戈尔的竞选海报。我们到达伊利诺伊州的时候，天色很晚了——天天都是如此，因为我们常常在未经安排的地方停下来。我们不想再停下来了，但是有一小群人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举着一个大标语牌，上面写着：“给我们八分钟，我们给你们八年！”我们停了车。当晚最后一场集会是竞选中最不寻常的一次。我们的车开进万达利亚，几千人举着烛光，把老议会大厦周围的广场围得水泄不通，在州政府办公地点移到斯普林菲尔德之前，亚伯拉罕·林肯曾在这里担任过一届议员。等我们终于到了圣路易斯，准备短暂地休息一夜时，时间已经很晚了。
巴士之旅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我们和全国媒体得以进入美国腹地一些常常被忽视的地方。美国人民看到我们主动接触我们已经承诺在当选之后将会代表的广大民众，共和党想把我们说成文化和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可要难得多了。艾尔、蒂珀、希拉里和我彼此加深了了解，如果没有这次坐巴士长途旅行的经历，这样的相互了解是不可能达到的。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们又乘坐巴士旅行了四次，但时间短一些，只有一两天。在第二次巴士之旅中，我们沿着密西西比河往上开，从圣路易斯到马克·吐温的家乡汉尼拔，到艾奥瓦州的达文波特，经过威斯康星州，一路开到明尼阿波利斯，在那里，沃尔特·蒙代尔率领2000人等了两个小时，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向他们报告一下我们的行程。
第二次巴士之旅中最难忘的是在艾奥瓦州的锡达拉皮兹，在那里，我们出席了一个关于生物科技的会议，参观了桂格公司的装配厂，随后我们在停车场里举行了一场集会。来的人很多，很兴奋，但是有一群吵吵嚷嚷的反对者举着反堕胎的标语牌，在我们的身后大声讥笑。演讲结束之后，我走下讲台，与人群一一握手。我看到一个佩戴反堕胎小徽章的白人妇女手里抱着一个黑皮肤的孩子，十分惊讶。我问她这是谁的孩子，她笑着说：“我的孩子。她的名字叫贾米娅。”这个妇女告诉我说，这个孩子是在佛罗里达出生的，一出生便查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她收养了这个孩子，尽管她离婚了，还得抚养两个亲生孩子。我永远不会忘记抱着贾米娅、骄傲地说“我的孩子”的那个妇女。她反对堕胎，强调保护生命的重要性，她正是我希望能帮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实现美国梦的那种人。
这个月晚些时候，我们花了一天时间去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圣约昆河谷，两天时间走遍得克萨斯州以及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我们没有到过的地方，最后到达纽约州西部。9月，我们乘坐巴士穿过佐治亚州南部。10月我们花了两天在密歇根州，其中一天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一口气访问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十个城镇。
我从未见过像巴士之旅在选民中激起的那种持久热情。当然，原因之一是小城镇的居民对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总统候选人感到新鲜，比如宾夕法尼亚州的科茨维尔、伊利诺伊州的森特勒利亚、威斯康星州的普雷里德欣、加利福尼亚州的沃尔纳特格罗夫、得克萨斯州的泰勒、佐治亚州的瓦尔多斯塔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埃隆。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巴士是联结人民和竞选的纽带。它既代表和人民息息相通、平易近人的态度，又象征着一往无前、创造美好未来的追求。1992年，美国人内心忧虑但仍然充满希望。我们关心他们的忧虑，肯定他们持久的乐观精神。艾尔和我形成了一套很好的做法。每到一站，他将罗列美国所有的问题，说：“应该下降的却升高了，应该升高的却下降了。”然后他将介绍我，我来告诉大家我们会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我喜欢这些巴士之旅。我们乘坐巴士到了16个州，在11月的选举中，我们在其中11个州获胜。
第一次巴士之旅结束后，一项全国民意调查显示，我以2：1领先于布什总统，但是我并没有把这个结果太当回事，因为布什阵营的竞选活动尚未真正开始。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他对我发起了一系列的攻击，正式开始了竞选。他说，我降低国防开支增长率的计划将使100万人失去工作；我的医疗保健计划将是“带有克格勃同情心”的政府计划；我要进行的是“史无前例的税收大增长”；作为总统，他的“道德感召力”肯定超过我。他的助手玛丽·马塔林挤走丹·奎尔，充当起竞选斗牛犬的角色，说我是“假哭的伪君子”。竞选后期，布什的声势越来越弱，他任命的许多政治投机分子纷纷开始向媒体曝料，说错不在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竟然批评起总统。玛丽不是这样的人。她对主人忠心耿耿，直到竞选失败。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玛丽·马塔林和詹姆斯·卡维尔已经订婚，很快就要结婚。尽管他们属于两个敌对的政治阵营，他们都是咄咄逼人的、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们的爱情为生活增添了情趣，他们的政治活动为布什和我的竞选增添了活力。
8月第二个星期，布什总统说服盾姆斯·贝克辞去国务卿的职位，回到白宫统管他的竞选。我认为贝克是个非常称职的国务卿，但在波斯尼亚的问题上，我觉得政府应该更加强硬地反对种族清洗。我也知道他是优秀的政治家，将使布什的竞选班子效率更高。
我们的竞选也应该提高效率。我们围绕初选组织人马，赢得了提名。现在民主党全国大会已经过去，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战略中心，以便更好地协调各部人马的合作关系。詹姆斯·卡维尔担起了这个重任。他需要一个秘书。因为保罗·贝加拉的妻子黛安娜即将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不能全部时间都待在小石城，所以我只好很不情愿地把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从竞选专机调出去。乔治对34小时新闻滚动播出模式有着深入的了解，并且知道我们既可以反击有恶意的新闻，又可以欣赏善意的报道。他是最好的人选。
詹姆斯把竞选班子的所有部门都集中在（阿肯色报）大楼宽阔的老编辑室里。这样一来，屏障被打破了，同志之间的情谊加强了。希拉里说这里就像一个“作战室”，大家都开始用这个称呼。卡维尔在墙上挂了一个标语牌，时时提醒大家竞选的要领。标语牌上只有三行字：
变化对不变
经济，蠢货
不要忘记医疗保健
卡维尔还把他主要的战术浓缩成一句口号，印在T恤衫上：“速度……致布什于死地。”作战室里每天早上7点和晚上7点将评估斯坦·格林伯格的夜间民意调查、弗兰克·格里尔的最新广告片、新闻、布什的攻击性言论，并研究如何应对布什的攻击和即将发生的事件。与此同时，年轻的志愿者24小时不停地工作，从我们的卫星天线接收任何信息，在电脑上跟踪新闻和对方的动向。现在这些都是老一套了，但在那时是很新式的手段，我们对高技术产品的使用至关重要，有了它们，才能达到卡维尔集中快速的目标。
一旦我们想清楚了自己要说什么，就马上发布，不仅对媒体，而且对我们散布在各个州的“快速反应”小组，他们的工作是把我们的信息传播给支持者和当地的新闻媒体。我们给那些愿意每天工作的人佩戴“快速反应小组”的徽章。竞选结束时，佩戴这种徽章的有几千人。
早晨，卡维尔、斯迪法诺普洛斯和那天其他必须随叫随到的人向我汇报工作，他们可以精确地分析出我们的形势和必须采取的措施。如果我不同意的话，我们就会商量。如果在政策或战略上需要做出紧急决定，由我说了算。不过大多数时候，我只是惊奇地聆听。有时候我抱怨做得不太好的事情，比如我觉得辞藻华丽啰嗦却缺乏论点和内容的演讲稿，或者更多的时候由我自己造成的过于辛苦的行程安排。因为过敏和疲劳，早晨我频频感到肠绞痛。幸运的是，卡维尔和我相处得非常融洽，他知道什么时候我是在较真，什么时候我只是发泄情绪。我觉得其他听候差遣的人也逐渐摸透了我的脾气。
8月第三个星期，共和党人在休斯敦举行丁全国大会。一般来说，在某个党派举行全国大会的时候，对手一方的活动转入地下。我虽然会遵守一般的做法，保持低调，但我们的快速反应小组却会大批出动。共和党无计可施，只好使出卑劣的伎俩。他们远远落后于我们，1968年以来的每次选举中，他们刀耕火种的策略都很有效，惟一的例外便是水门事件后卡特总统赢了两个百分点。我们决心借助快速反应小组的力量把共和党的攻击挡回去。
8月17日，共和党全国大会开幕，我仍然领先20个百分点，他们的开幕式遭遇了“阴雨天”，因为18位企业总裁宣布支持我。这是个好消息，但是并没有把共和党人的注意力从他们的竞选策略上移开。他们开始称呼我为“追逐女人的淫棍”和“躲避兵役的胆小鬼”，指责希拉里想毁掉美国家庭，因为她允许不同意父母管束方式的孩子起诉父母。副总统夫人玛丽莲·奎尔尤其猛烈地批评希拉里向“家庭价值观念”的所谓宣战。这些批评根本就是对希拉里在法学院写的一篇文章的严重曲解，在这篇文章里，希拉里主张在被虐待或父母几乎不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未成年人享有独立于父母的法律权利。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会同意希拉里的意见——如果这篇文章得到正确解读的话。但是，很显然，由于没有几个人能读到这篇文章，所以听到这些指控的人也就无法判断它们是真是假。
共和党全国大会开幕之夜，主要的亮点是帕特·布坎南，他对我的攻击引得代表们义愤填膺。他说的话中我最“喜欢的”有：布什总统主导了东欧的解放，而我在外交方面的经验“仅仅局限于有一次在国际煎饼店里吃过早餐”；他把民主党全国大会描绘成“激进分子和自由主义者……在美国政治史上最大的一次换装展览会上装扮成温和派和中间派”。民意调查显示布坎南没有帮上布什的忙，不过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他的任务就是阻止共和党右派的流失，告诉希望变化的保守派党员不能投我的票，他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共和党全国大会期间，对克林顿的践踏和攻击从未停止过，而我们的快速反应小组忙着组织反击。帕特·罗伯逊牧师称我为“狡猾的威利”，说我有一个毁掉美国家庭的激进计划。鉴于早在罗伯逊断定上帝是共和党右翼之前，我就已经支持福利改革了，他的指控听上去很可笑。我们的快速反应小组把它挡了回去。他们在为希拉里申辩，指出她并非反对家庭价值观时，做得尤其出色：他们把共和党对付希拉里的手段比做四年前针对杜卡基斯的威利·霍顿战8月18日，艾尔、蒂珀、希拉里和我与卡特总统及夫人共进晚餐，为的是加强我们的观点：共和党之所以攻击我，是因为他们只想保住权力，而我们想取得权力解决美国存在的问题。第二天也是蒂珀和我的生日，我们与“人类安居”组织的成员一起修建住房。吉米·卡特和罗莎琳·卡特多年来一直资助“人类安居”组织。这个组织是我们“复兴周末”活动的朋友米勒德·富勒的创意，参加的志愿者为穷人或者与穷人一起修建房屋，那时候材料费由穷人自己出。这个组织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家居建筑机构之一，而且还扩大到了其他国家。我们的所作所为与共和党人尖厉的攻击言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布什总统获得提名的当天夜里，他与我一样，事先没有宣布便率领有着典型美国人举止的全家人来到了大会会场。第二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效果很好的演讲，大谈特谈上帝、国家和家庭，还说不幸的是，我不相信这些价值观念。他还说，签署那份致使汽油税飙升的削减赤字议案是一个错误，如果再次当选的话，他将再次减税。我认为他最妙的话是，我将采用“埃尔维斯式的经济政策”，把美国带向“伤心酒店”。他把二战的服役经历与我反对越战的立场做比较，说“我用嘴咬子弹，他用嘴咬指甲”。
现在共和党已经把选择的自由交给了美国人民，尽管一般人认为他们过于消极，过于极端，但民意调查显示他们已经缩小了与我的差距。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差距只有10个百分点，另一项则是5个百分点。我觉得那基本上反映了真实的情况，如果我在辩论中表现尚可，或者不再犯什么错误，最后的得票差距将在这两者之间。
布什总统怀着坐立不安的心情离开了休斯敦，把他的竞选比做1948年哈里，杜鲁门奇迹般东山再起的当选。他到全国各地竞选，做着只有在任者才可能做的事情：花联邦政府的钱拉选票。他许诺给小麦种植者和席卷佛罗里达南部的安德鲁飓风的受害者提供资助，他提出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向沙特阿拉伯出售72架F——15战斗机，目的是稳住关键几个州国防工业制造厂的就业机会。
8月下旬，我们都出席了美国军团在芝加哥举行的大会。布什总统在他的老兵同仁那里比我更受欢迎，但是我对服兵役和反对越战等问题给予了直截了当的回答，效果比预料的要好。我说我仍然认为越南战争是一个错误，但是“如果你们因为23年前发生的事情而不投我的票，那是你们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我尊重你们的权利。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先把眼光投向未来，再投下选票”。我还许诺撤换退伍军人事务部不受退伍军人欢迎的领导人，赢得了他们热烈的掌声。
出席完美国军团的大会之后，我回到改变美国经济和社会政策发展方向的主旨，最新的一项研究证明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越来越穷，这对我的主张是莫大的支持。9月初，我得到了两个重要的环保组织山脉俱乐部和环境保护投票人联盟的支持。布什总统视察佛罗里达州之后几天，我也去了那里，考察安德鲁飓风造成的损失。担任州长期间，我曾处理过不少自然灾害，包括洪水、旱灾和龙卷风，但我从未见过如此惨状。我走在堆满了湿漉漉废墟的街上，惊讶地听到当地官员和居民都抱怨联邦紧急措施署灾后应对不力。按传统习惯，联邦紧急措施署署长的职位都是派给想要一份美差却毫无紧急事务处理经验的总统支持者。我提醒自己一旦当选就要避免这个错误。选民不会因为候选人善于处理灾害而选他当总统，但是灾害一旦降临，那就是他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劳动节是传统的大选开始的第一天，我去了哈里·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州的独立城，发动工人支持我们的竞选。杜鲁门直言不讳的女儿玛格丽特帮了我的忙，她在集会上说我，而不是乔治·布什，是她父亲遗产的合法继承者。9月11日，我去了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对美国最著名的天主教大学圣母大学的师生发表演说。同一天，布什总统在弗吉尼亚州向保守的基督教联盟发表演说。我知道全国各地的天主教徒都将注意这两件事。基督教联盟的领袖赞同布什反堕胎的立场，但是我更接近于天主教徒在经济和社会公正方面的立场。圣母大学的演讲与19印年约翰·肯尼迪对南方浸礼会牧师的演讲有着惊人的相似，只是角色做了转换。保罗·贝加拉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帮我准备了演讲稿，波士顿市长雷·弗林和哈里斯·沃福德参议员来到现场表示精神上的支持。等我能够判断出演讲的效果时，差不多已讲完一半了。当我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尊重依照上帝形象创造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所以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自由，不仅仅是政治自由，还有在家庭、世界观和信仰方面的良心自由”时，听众都站起来热烈欢呼。
圣母大学之行结束后，我继续向西。在盐湖城，我向美国国民警卫队大会宣传我的政见，很受欢迎，因为我领导阿肯色州国民警卫队的名声很好，也因为介绍我的是莱斯·阿斯平众议员，广受尊敬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我们的集会规模惊人。一万多个人站满了市区的街道，更多的人则从办公室窗户里探出头来。演说过程中，支持者向讲台上扔了几百枝玫瑰，在俄勒冈州的“玫瑰之城”这是非常美好的表示。演讲结束后一个多小时，我沿着街道边走边和似乎是成千上万的人握手。
9月15日，西线获得最大的突破，传统上一直是共和党地盘的硅谷有30位高科技领袖对我表示支持。我从去年12月便开始在苹果电脑公司副总裁戴夫·巴拉姆的帮助下在硅谷开展工作。戴夫是我在牛津大学的朋友伊拉·马加齐纳介绍给竞选班子的，伊拉与高科技总裁们共事过，知道巴拉姆是民主党人。巴拉姆的许多共和党合伙人都与他一样，对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感到失望，另外，布什政府也没有看到硅谷企业家爆炸般的潜力。我第一次去硅谷之前，《圣何塞信使新闻报》报道说，布什总统的贸易代表克拉拉·希尔斯赞同这样的看法：“美国出口土豆片还是硅片没什么区别”。高科技总裁们表示反对，我也是。
出面支持我的有德高望重的共和党人，比如惠普公司董事长约翰，扬、苹果公司董事会主席约翰·斯卡利、投资银行家桑迪·罗伯逊，以及当时硅谷不多的几个公开的民主党人之一雷吉斯·麦凯纳。在圣何塞硅谷技术中心举行的会议上，我还发表了一项新的全国技术政策，是戴夫·巴拉姆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为我筹划的。我主张投入更多资金用于科技研发，包括对硅谷具有重要意义的具体项目，因此与布什政府反对政府一产业伙伴关系的立场格格不入。当时，日本和德国在经济上的发展势头强过美国，部分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策致力于支持有增长潜力的领域。与此相反，美国的政策是资助政治上强大的老产、比，比如石油和农业，尽管这些产业很重要，但与技术产业比起来，创造新就业机会和新企业家的潜力要小得多。高科技领袖的声明对我的竞选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印证了我支持商业和劳工的立场，并把我与代表积极变化和增长的经济力量联系起来。
在我为经济和医疗保健改革寻求支持的时候，共和党使出浑身解数诋毁我。布什总统在共和党全国大会演说中指责我在阿肯色州增税128次，每次都心安理得。9月初，布什竞选班子多次重复这项指控，尽管《纽约时报》说它是“假的”，《华盛顿邮报》说它“极度夸张”和“愚蠢”，连《华尔街日报》都说它“易导致误解”。布什开出的单子上包括二手车交易商需认购2．5万美元的债券，选美比赛需缴纳适度的费用，被判有罪的罪犯必须缴纳一美元的庭审费。保守的专栏作家乔治·威尔说，按照总统的标准，“布什在四年里提高税收的频率高过克林顿在十年内的频率”。
在9月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里，布什阵营集中攻击我的服兵役问题。布什总统再三强调我应该“说出真相”。连丹，奎尔都觉得可以随意攻击我，尽管他曾利用家庭关系加入国民警卫队，得以远离越南战场。副总统的主要论点似乎是，媒体对我的审查和批评赶不上四年前针对他的严厉程度。显然，他没有注意新罕布什尔州和纽约州初选期间的新闻报道。为了反击这个指控，我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帮助。9月初，鲍勃·克里参议员，我的初选对手，荣誉勋章获得者，指出服兵役问题不应该被看得如此重要。18日，在阿肯色州州长官邸的后草坪上，我接受了比尔·克罗海军上将的支持，他曾是里根总统时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并在布什上台后继续做过一段时间。克罗淳朴直率的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能冒险支持一个几乎没什么了解却开始信任的人，令我感激涕零。
布什和我的所作所为有何政治影响尚不得而知。他在共和党全国大会期间获得的一些优势已经失去，但整个9月，我在民意调查中的领先一直在9％到20％之间来回变化。竞选的基本动力模式已经确定：布什声称代表家庭价值观念和诚信，而我代表经济和社会变化。他说我不值得信任，还反家庭观念，而我说他分裂美国，阻止我们进步。每一天都有相当多的选民在我们两个谁好谁坏的问题上摇摆不定。
除了重要的问题，9月里我们还围绕辩论事宜争吵不休。两党合作的全国委员会建议举行三场辩论，每一场方式都不同。我立即表示同意，但是布什总统不喜欢委员会提出的辩论方式。我指出，他的反对只是一块遮羞布，掩盖他不想为自己的政绩辩护的意图。这个争议持续了几乎一个月，三场辩论不得不因此取消。事实上，我还去原定的辩论举办地竞选，做到让失望的民众了解，是谁剥夺了他们的城市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焦点的机会。
9月里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可以说是私事，政治意味不浓。保罗·塔利——罗恩·布朗派到小石城来协调民主党与我们工作步调的资深爱尔兰裔组织者——突然倒在宾馆的房间里去世了。塔利才48岁，是一个传统的政治专业工作者，一个非常好的人，我们极其喜欢他，也很倚重他。我们刚刚进入决胜跑道，就失去了一个领导人。
这个月的月末出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发展。“魔术师”埃尔文·约翰逊，洛杉矶湖人队的全明星后卫，艾滋病毒携带者，突然辞去了全国艾滋病毒携带者／艾滋病患者委员会的职务，宣布支持我，他非常反感政府对艾滋病问题缺乏关注和行动的作风。布什总统改变了主意，提议举行四场辩论。最令人惊奇的是，罗斯·佩罗说他正在考虑重新参选，因为他认为总统和我都没有认真提出削减赤字的计划。他批评了布什不征税的承诺，还说我打算用于开支的钱过多。佩罗邀请双方阵营派代表与他会面商谈此事。
因为布什和我的阵营都不清楚佩罗再次参选会对谁的伤害比较大，也因为我们双方都想获得他的支持（如果他不再参选的话），所以我们都派出了高规格的代表团与他会面。我们一方对此颇感不安，因为我们认为他已经决定参选，这只是做秀以提高他的声望，但最后我同意应该主动与他接触和沟通。劳埃德·本特森参议员、米基·坎特和弗农·乔丹代表我前往。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布什方面的代表也是如此。佩罗宣布说他从双方代表那里都学到了很多。两三天后，10月1日，佩罗宜布作为他的志愿者的“仆人”，他必须重新参选。他是在7月退出竞选的，这个举动对他很有帮助。在他退出的十个星期里，公众淡忘了春天他和布什之间可笑的争吵，而总统和我却使得各自的问题难以被公众忘记。现在由于我们两个都如此明显地向佩罗献殷勤，选民和媒体对他更是另眼相看。
佩罗重新出山之际，我们终于与布什阵营就辩论达成了协议。辩论将举行三场，附加一场副总统候选人辩论，全部安排在九天之内，从10月11日持续到19日。在第一场和第三场中，媒体成员将对我们提问。第二场将采用市政会议的形式，由市民提问。起初布什阵营不希望佩罗参加辩论，因为他们担心他会攻击总统，他赢得的选票更有可能来自布什而不是我的支持者。我说我不反对佩罗参加辩论，不是因为我也认为他对布什的伤害更大——我并不相信这种揣测——而是因为我觉得，他最终还是会被包括进来，我不想显得像个胆小鬼。10月4日。双方阵营同意邀请佩罗参加辩论。
第一场辩论前的一个星期，我终于表示支持很有争议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个协定是布什政府和加拿大、墨西哥谈判的结果，但我提了一个附加条件：我将和两国谈判达成附带协定，规定基本的劳工和环境保护标准以约束墨西哥。我的劳工支持者担心被我们的南方邻国抢去低工资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因此强烈反对我的立场，但是我必须接受这个协定，有经济方面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我在内心是一个自由贸易者，我也认为美国必须支持墨西哥的经济发展，以维持我们这个半球的长治久安。两三天后，550位经济学家，包括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对我的经济计划表示支持，认为与总统的提案比起来，我的计划更有可能恢复经济的增长。
在酝酿辩论时期，正当我决心集中关注经济问题时，布什阵营也同样决心要继续诋毁我的人格和诚信。他们正向设在马里兰州休特兰的全国档案中心提出查找要求，以便获得我在1969年和1970年去北欧、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40天旅行的护照信息。显然，他们正在追踪一种虚假的谣言：有人说我去莫斯科的目的是参加反战活动，或者申请另一个国家的国籍以躲避服兵役。10月5日，有新闻报道说这些档案遭到了篡改。这场护照风波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尽管联邦调查局声称档案没有遭到篡改，发生的一切却使布什阵营形象受损。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逼迫收有1亿档案的全国档案中心把对我的查找要求提前，其他人先前提出的2000个请求却被滞后，一般情况下，要处理完这么多请求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布什政府的一千官员还命令驻伦敦和奥斯陆的大使馆对我的服兵役和国籍档案进行“十分彻底”的查阅。有一天，有人告诉我说，我母亲的护照材料都被查了。一个来自阿肯色州的热爱赛马的乡下女孩居然会是颠覆分子，就连最多疑的右翼分子也很难这么想。
后来，又有内幕被揭露出来，布什的手下竟然还请约翰·梅杰政府调查我在英国的活动。据报道，英国保守党人同意了，尽管他们声称是应媒体要求才对移民与归化档案进行“全面”但“毫无所获的”查找。我知道他们还提供了进一步的帮助，因为戴维·爱德华兹的一个朋友告诉他，英国官员就戴维和我多年前在英国的行为对他进行了质询。英国保守党的两个竞选战略专家专程赶到华盛顿，给布什阵营提供建议，像六个月前保守党诋毁工党领导人尼尔·基诺克那样毁掉我。选举结束之后，英国媒体忧虑地指出，因为英国这样不同寻常地介入美国政治，两个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已经受到损害。我决定不让两国关系受到损害，但是我希望让英国保守党人着急一段时间。
媒体对护照风波这样的胡作非为大肆报道，艾尔·戈尔称之为“麦卡锡式的权力滥用”。总统根本不受影响，继续要求我对莫斯科之行做出解释，继续对我是否爱国提出质疑。在有线电视新闻网接受拉里·金采访时，我说我爱自己的祖国，从来不曾想过放弃我的美国国籍。我不认为公众非常关注我的护照问题，整个事件让我觉得很好笑。这当然是滥用权力，但与伊朗门事件比起来，只是小巫见大巫。它只是暴露出布什阵营是多么孤注一掷地想保住权力，而他们能够为美国未来做的事情又是那样少得可怜。如果他们愿意把竞选的最后一个月用来攻击错误的目标，我无所谓。
在第一场辩论之前，我努力使自己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仔细研究简报记录，参加了几次模拟辩论。布什总统由华盛顿律师鲍勃·巴尼特扮演，四年前在杜卡基斯竞选时他扮演的是同样的角色。佩罗的替身是俄克拉何马州的众议员迈克·西纳尔，他把罗斯的口头禅和口音模仿得惟妙惟肖。在每一次正式辩论前，鲍勃和迈克不依不饶的挑战令我疲于应付。每次模拟辩论之后，我都庆幸不必与他们辩论；不然的话大选可能是另一个结果。
10月11日星期天，第一场辩论终于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举行，这一天也是希拉里和我结婚17周年的纪念日。那天早上的《华盛顿邮报}和《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宣布支持我，我备受鼓舞，带着这样的心情参加了辩论。《华盛顿邮报》的社论指出：“这个国家正漫无目的地漂流，疲惫不堪；它需要重新输入能量，需要指明崭新的方向。比尔·克林顿是惟一有机会做到这一点的候选人。”这正是我在辩论中想要传达的信息。但是，尽管我在民意调查中领先，尽管《华盛顿邮报》支持我，我还是紧张不安，因为我知道如果自己表现不好的话，失去的会很多。在最新的盖洛普调查中，4-4％的受访问者都说他们期待我在辩论中能获胜，30％的人说辩论结果将影响他们的投票。布什总统和他的顾问已经认定撼动这30％的惟一办法是拼命灌输我的人格问题，直到他们记牢为止。现在，不仅有服兵役问题、莫斯科之行和国籍谣言，总统还攻击我在伦敦参加了反战、“反美国”的游行，“而我们的子弟当时正在地球的另一端流血牺牲”。
三个记者中的一个问了佩罗第一个问题，记者提问的顺序由“麦克尼尔／莱勒新闻一小时”的主持人吉姆·莱勒安排。他得到了两分钟的时间回答自己与另两位候选人有何不同。罗斯说支持他的是人民，不是党派或特殊利益集团。布什和我各有一分钟的时间回答。我说我代表变化。总统说他经验丰富。我们随后讨论经验问题。然后布什总统终于等来了令他开心的问题：“你和另外两个候选人在人格上有什么不同吗？”他攻击我的服兵役记录。佩罗回应说，总统犯错误时已不是一个青年学生，而是一个掌管白宫的成熟的人。我答复说布什的父亲作为来自康涅狄格州的联邦参议员，批评乔·麦卡锡参议员质疑忠诚的美国人的爱国心，做得很对，但总统攻击我的爱国心是错误的，美国需要的是一个能让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而不是分裂的总统。
我们像这样一来一往辩论了一个半小时，探讨税收、国防、赤字、就业机会和变化中的经济、外交政策、犯罪、波斯尼亚、家庭的定义、大麻使用的合法性、种族不和、艾滋病、保健医疗和医疗保健改革。
我们三个人的表现都可圈可点。辩论结束之后，媒体被三个候选人各自的说客团团围住，他们一个劲地述说自己的人为什么会获胜。我有三个优秀的说客：马里奥·科莫、詹姆斯·卡维尔和比尔·布拉德利参议员。总统的一个说客查尔斯·布莱克邀请媒体观看一个新的电视广告片；攻击我的服兵役记录。说客能够对关于辩论的新闻报道产生一些影响，但收看了现场直播的人早已有了自己的主见。
总的来说，我觉得我在说明细节和提供论据方面表现最好，但佩罗显得更和蔼可亲和轻松自然。布什指出佩罗没有政府工作经验时，佩罗回答说：总统“说到了点子上。我没有欠下4万亿美元债务的经验”。佩罗长着招风大耳，剪得很短的平头使耳朵更加突出。就赤字问题他说：“我们必须征税”消除赤字，但是如果谁有更好的主意，“我将洗耳恭听”。我则刚好相反，显得有些紧张，有时候似乎准备得过于充分了。
好消息是总统没有占到便宜。坏消息是佩罗看上去又值得信任了。刚开始，如果他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上升，那是因为一些尚未决定选谁或者觉得总统和我都合适的选民。但是我非常清楚，如果佩罗的支持率上升到10％以上，他的大多数新选票将来自那些盼望变化但对我仍不放心的选民。辩论后的民意调查显示，观看辩论的人当中，相当多的人对我担任总统的能力更加有信心。另外，60％多的观众对佩罗的看法好过辩论前。还有三个星期就要投票了，而他使大选变得不可预料。
两天之后，10月13日的夜里，在亚特兰大举行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中，艾尔·戈尔明显地打败了丹·奎尔。佩罗的竞选伙伴，退休海军上将詹姆斯·斯托克戴尔讨人喜欢但无足轻重，他的表现稍微减弱了佩罗在圣路易斯辩论之后的势头。奎尔坚持他们的主旨，这点做得很好：克林顿想提高税率，但布什不想；克林顿没有人格，但布什有。他引述了现在回想起来是我最糟糕的公开声明。1991年初，国会授权布什总统攻打伊拉克，我被问到对此持何种立场的问题。我支持这个决议，当时我回答说：“我想，如果差距不大的话，我应该站在多数人的一边。但是我赞同少数派的观点。”在当时，我没有想过要在1992年竞选总统。来自阿肯色州的两个参议员都投了反对票。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只是不想公开说让他们难堪的话。在我竞选总统之后，上面的话听上去软弱无力、狡诈不可信。艾尔的战略就是短暂反击奎尔的攻击之后，一直谈论我们为美国准备的积极计划。他最绝妙的话是针对奎尔主张国会议员有任期限制——保守派最热衷的提案——说的：“我们就是要限制任期。”
两天之后，10月15日的夜里，我们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举行了第二场辩论。这正是我想要的辩论方式——市政议会，当地尚未决定选谁的选民代表将向我们提问。
这次我最大的担心是我的嗓子。第一场辩论前我的嗓子几乎哑了，差不多只能轻声说话。在初选中嗓子哑了之后，我曾到纽约看一个专科医生，找到一个发声教练，他教我做一系列练习使我的咽喉扩张，把声音往上顶出窦道空穴。这些练习包括练习发出哼哼声，连续不断地唱成对的元音，开头的元音都是e，比如e-i-oe-a；重复一些短句帮助寻找把声音顶出受损声带的感觉。我最喜欢的一个短句是“亚伯拉罕·林肯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每次说起这句话，我便想起林肯高亢甚至像是尖叫的嗓音，想起他能使嗓子不变哑，实在聪明。我的嗓子一哑，竞选班子的年轻人就会善意地发出哼哼声，拿我开玩笑。这很有趣，但嗓子哑掉并不有趣。没有声音的政治家没有太多可取之处。如果你的嗓子老是变哑，那就很可怕，因为你总隐隐担心它没法复原。第一次的时候，我以为是过敏引起的。后来我了解到起因是胃酸倒流，这是很多人都会碰到的情况：通常在睡觉的时候，胃酸回流经过食道，烧伤了声带。再后来，我开始接受药物治疗，睡在三角木上抬高我的头和肩膀，嗓子出问题少一些了。第二场辩论的前夜，我还在为嗓子折腾不休。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卡罗尔·辛普森主持了由听众发问的这场辩论。第一个问题是问罗斯·佩罗的，关于如何保证贸易公平的问题。他的回答有反贸易的意味。总统给了一个赞成贸易的回答。我说我支持自由和公平的贸易，我们必须做三件事：确保贸易伙伴的市场像我们的市场一样开放；改变税法，加速国内企业的现代化，而不是使它们移往国外；停止向移往国外的企业提供低利率贷款和就业培训资金，如果国内亟需同类资助的企业享受不到此种待遇的话。
贸易之后我们谈到赤字，随后是负面的竞选策略。布什总统又攻击我越战期间在英国参加反战示威。我回答说：“我对他的人格不感兴趣。我想改变总统这一职务的本质。我感兴趣的是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你们能托付他做什么，你们能托付我做什么，你们又能托付佩罗先生做什么。”
之后我们讨论了一系列的议题——城市、公路、枪支控制、任期限制和医疗保健开支。随后出现了左右这次辩论结果的问题。一位妇女问：“国家债务对你们的个人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如果没有影响的话，你便没有普通百姓的沉痛体验，又如何能够实事求是地找到办法，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佩罗最先回答，说国家债务导致他“不惜打乱个人生活和生意经营参与竞选”。他说他希望让他的孩子和孙子女、外孙子女摆脱这个重负。布什很难回答个人生活受何影响的问题。提问者不断地催促他，说她有一些朋友失业，无法偿还抵押贷款和购买汽车。然后，很奇怪地，布什说他去过一座黑人教堂，看到公告牌上写有关于未成年人怀孕的文字。最后他说，一个人必须亲身经历才有可能了解问题实质的说法是不公平的。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担任一个小州的州长有12年时间。我知道每一个失去工作和企业的人的名字。去年我在全国各地碰到了更多这样的人。我掌管过州政府，目睹过联邦服务削减之后对人们产生的后果。随后我告诉那位提问者，债务是一个大问题，但不是我们经济不增长的惟一原因：“一个失败的经济理论控制着我们。”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布什总统紧张地看了看表，更加恶化了他的尴尬处境。这使他看上去似乎更加远离人民。尽管我们接下来还谈到其他议题，比如社会保险、监狱、医疗保险、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责任、教育和黑人或妇女当选为总统的可能性，在我们回答完那个妇女关于国家债务对我们个人生活影响的问题后，辩论的结果便确定了。
布什总统在结尾陈述时讲得非常好，他请听众想一想如果美国面临一场重大危机的话，他们将选谁当总统。佩罗提到了教育、赤字和他缴纳10亿多美元税收的情况，说“对一个全部家当装在汽车后备箱里的人来说，这不算差了”，效果也不错。我先说我一直试图“具体地有针对性地”回答问题。我强调了阿肯色州的教育和就业机会计划，还有24位退休将军和海军上将以及一些共和党商人对我的支持。随后我说：“你们必须决定是否需要变化。”我鼓动他们帮助我用“投资并增长”的经济学取代“滴人式”经济学。
我喜欢第二场辩论。不管他们对我个人存在什么疑虑，真正的选民最想知道的是影响他们生活的事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在辩论后对1145个选民进行调查，53％的人认为是我获胜，与之相对的是布什的25％和佩罗的21％。美联社采访的五位辩论教练根据我的风格、细节说明和我显而易见的轻松表现——我在竞选过程中乃至早先在阿肯色州一直都采用这种辩论模式——判断我是胜利者。我喜欢与市民直接打交道，我相信他们未经过滤的判断力。
即将举行第三场辩论前，有线电视新闻网和《今日美国报》联手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把我的领先优势又扩大到15个百分点，以47％对布什的32％和佩罗的15％。希拉里和我提前一天与我们的辩论班子来到伊普西兰蒂，为在东兰辛的密歇根州立大学举行的最后一场辩论做准备。鲍勃·巴尼特和迈克·西纳尔照前两次辩论的模式，轮番挑战我的能力极限。我知道这将是最艰难的一场硬仗。布什总统是一个坚强、骄傲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会背水一战。我也清楚，佩罗迟早会把火力对准我。
超过9000万人观看了10月19日最后一场辩论的电视转播，这是观众最多的一次。有一半的时间由吉姆·莱勒提问，另一半的时间由记者团提问。三次辩论中布什总统这一次表现得最好。他指责我是一个征税用于开支的自由派，是吉米·卡特第二，一个举棋不定、闪烁其词的人。就最后这个“头衔”，我的反击很精彩：“我不敢相信他竟然指责我是两面派。他说‘滴人式经济学是巫术经济学’，现在却是这种经济学最重要的实践者。”他攻击阿肯色州的经济时，我回答说阿肯色州一直是一个贫困州，但在去年，我们的新增就业机会排第一，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增长率排第四，个人收入增长率排第四，贫困消减率排第四，州和地方税率为全国第二低。“阿肯色州与联邦的区别在于，我们走的是正确的道路，而联邦走的是错误的道路。”我指出，总统与其为签署附带汽油税增长的赤字削减议案而道歉，不如承认他的错误在于一开始就说“看我的嘴型”。佩罗对我们两个都进行攻击，说自己长大的地方离阿肯色州只有五个街区，我担任这么一个小州州长的经历对作为总统做决策“无足轻重”，他还指责布什传话给萨达姆·侯赛因，如果伊拉克人侵科威特北部，美国不会做出任何反应。我们都把他的攻击狠狠地打了回去。
辩论的第二部分由记者团提问。总体来说，这个环节更有条理，吵吵嚷嚷的场面少，与第一场辩论有点相似。不过也有一些专为迎合电视观众提出的问题。合众国际社驻白宫资深记者海伦·托马斯问我：“如果你有机会可以重来，你会穿上这个国家的军装吗？”我说也许会把服兵役的问题回答得更好，但我仍然认为越战是一个错误。我又说我们有过一些杰出的非军人总统，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威尔逊和林肯，他们都反对墨西哥战争。当我提到布什在第一场辩论中说要让詹姆斯·贝克主管经济政策从而引起轰动，而我的重大新闻便是我要亲自主管经济政策时，布什回了一句很幽默的话：“那正是我所担心的。”我们三个各自发表了精彩的总结陈述，辩论就此结束。我对人们观看辩论、关心国家表示感谢，重申我对人身攻击不感兴趣。我称赞佩罗参选并重点关注赤字的做法。而我针对布什说了这样的话：“我对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表示敬意，我欣赏他的努力，我祝他万事如意。我只是觉得已经到了改变的时候……我知道我们能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