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祖神的信仰与崇拜是文化类型中的一个极重要构件，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在初民社会中，信仰传说往往是社会文化体系的核心，那时，社会的理想、目标、价值追求、生活态度、审美情趣、以至世界观、人生观等等无不包涵于其间，成为诸多文化要素的载体。因此，信仰与传说往往成为人们行为的指南、生活的航标、价值的标尺。而信仰传说在乞丐文化类型中的作用，一如初民社会，乞丐亚文化类型所特有的生活态度、行为取向、价值追求无不隐含于其间，故此，我们可以将乞丐有关信仰传说的形成视为其文化类型形成的一个标志。
庸劣习性江湖习气与流氓行径 一庸劣习性(1)
乞丐行为的文化透析
乞丐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究竟有何与众不同之处？
习惯上，人们常常以肮脏的、好逸恶劳的、无所作为等蔑视的语气来形容他们。诚然，这些都是乞丐留给我们的角色形象，然而，这并不是乞丐行为的全部内容，也并非其行为的最本质特征。乞丐作为一个亚文化类型的社会群体，他们的行为特征是什么，他们的行为向世人传达了一种怎样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这是一个不易回答却必须回答的问题。
众所周知，行为是文化的最外显形式，行为的样式与特征往往传载着某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有鉴于此，归纳总结进而比较分析乞丐的行为表现，实乃研究乞丐文化之重要一环。
概括地讲，乞丐行为是一种极端现实主义的、庸俗取向的文化表现。其所以这样说，因为乞丐行为以生存——生命的自然延续为根本的也是唯一的目标，生命的延续与发展之作为行为的目标取向，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的说法，这是众所皆然的。然而，与众不同的是，生存的需求在乞丐那里既是根本的，也是惟一的，至于马斯洛所谓的社会需求、政治参与要求、价值实现需求等更高的行为目标，乞丐者流是向所不重的、漠不关心的。交游闻达、追求理想、成就事业，从来不会被他们关心，从来不会成为激励他们奋斗进取的动力。对乞丐而言，食、色、冷、暖是唯一的行为取向，为了满足生存这一根本的惟一的要求，他们可以置颜面、尊严、人格于罔顾，可以一反常态，尽其所能地进行自我暴露、自我嘲弄、自我贬损。他们唯实利是求，唯施舍者马首是瞻，他们堪称最庸俗之辈。常人讲求的生活品位、格调、风雅之类，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种无所价值的奢侈品。充饥、果腹、活命、生存是他们行为的唯一目标，舍此无他。
乞丐的行为还带有明显的流氓痞棍作风。普通型乞丐本不是流氓痞棍之徒，但乞丐作为一种亚文化类型的边缘社会群体，它的“另类”特征与“边缘”状态实为流氓痞棍的为非作歹提供了最佳的庇护，它因此成为人鬼混杂、藏污纳垢之所，社会中各类越轨犯罪分子栖身其间，各种流氓意识、流氓行为、黑道手法随之而至，原本就带有庸劣固习的乞丐因而进一步滑落到反社会、反人道的深渊，流丐伎俩与流氓行径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极端现实取向是乞丐行为的最基本文化品性，它使乞丐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呈现出庸俗、卑劣、自贱自嘲的风貌。这种行为表现遍及乞丐整个群落，并被他们世代传承，庶几成为乞丐活动的一种习惯和心理定势，所以我们说，庸劣自贬乃是乞丐的习性。习性者，行为习惯、心理定势之谓也。换言之，凡属乞丐之徒，皆带有这种行为习惯，皆具备这种心理定势，莫或能外。
索取、求讨是乞丐获得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它不是以社会劳动换取相应报酬，而是一味地单方面索求，因此，乞丐必须以自贬自嘲的姿态，极尽厚颜取悦、巧言逢迎、卑躬屈膝之能事，方能获得生存所需的零星钱物。通常所见的“路讨”、“坐讨”、“苦讨”、“骗讨”等等都具有这一特征。
路讨，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乞讨方式，人称其“伸手大将军”，他们或挨家挨户讨，或站在路口乞讨，或尾随行人乞讨，口中连称“老爷”、“太太”、“行善积德做好事”。其形状多为一手挽破篮，篮内盛一只大土碗，拄杖而行，另一手向前摊伸，一路哀号。这种路讨乞丐在四川他们自称为“寻子”、“找娃娃”。他们于人也不强索，有施舍者招呼使受而谢之。他们不仅厚颜，而且有一套精神胜利法，如四川的乞丐中路讨有一种形式，他们不要锅巴剩饭，只追随路人要钱，他们自称为“撵狗”、“赶鸭子”。把遭遇到的那些高傲的施主们讽刺为狗或鸭子，自身的“求”、“乞”变成了“撵”和“赶”，乞丐们通过这种方式慰藉了那颗早已扭曲的心灵。
广州的“乞儿仔”也属于路讨，这种乞儿，男女都有，专在双门底、西濠口、大东门、小东门、西关、上下九路一带繁盛街道，尾随行人唱着丐歌不停地行乞，歌词如下：“左手俾钱银，右手就发财！好心啦！俾个仙啦！先生！奶奶！大少！亚姑！大事头！”只有用这种巧言逢迎才能取悦于路人，以获得些许钱物。
坐地哀索则是典型的自暴自贬行为，它是通过示人以苦状、自嘲自贬的方式唤起世人的怜悯，借以讨得食物。
这种方式多为残疾丐所用，后来一些身体健全的乞丐也效仿，他们通常坐于街头巷衢，以种种“苦情”，“惨状”引起观者同情，或以哀号哭诉引生人们的怜悯，以乞讨钱物。“告地状”、“脱轴头”、“打单子”、“老磨苦”等等即是其典型手法。行此技者，有时又称之为“诉冤党”、“丧门党”。
所谓“告地状”，又称“告地藏”，即丐者在地上平铺一张破烂纸张，上面请人写上自己的悲惨遭遇，自己则坐于一旁黯然不语作悲哀状，或呜呜咽咽作生不如死状，以乞求人们的施舍，其陈述遭遇的“苦册”是最重要的道具。“苦册”所陈述的惨状种种色色，如“脱轴头”指家乡有难，自己投亲不遇而沦落街头。“打单子”指夫死之女丐或妻死之男丐等等。坐地哀索还有“老磨苦”，即年老无着，作一副病态，僵卧于地。“小磨苦”指辗转于母侧的栖惶幼童。
庸劣习性江湖习气与流氓行径 一庸劣习性(2)
通过自暴自贬的方式强化、夸大自己的弱者形象，从而获得他人更大的同情，这是乞丐的心机所在，“告地状”最能体现这一特点。这个向人展示自己弱点一苦情、惨状、不幸等等的“地状”是精心制作的宣传品。它或者为好心的冬烘先生代笔，或者由粗通文墨的乞头代制，格式严谨、结构完整，由“起段”、“承段”、“合段”组成。
“起段”：由“伏乞”开头，下接一长串“善老爷、太太、先生、小姐”之类称谓。
“承段”：“哀禀者某某某”的家世简介。
“转段”：以“皆因”领起全“状”的主体，以极尽凄凉的文字历诉乞者的不幸遭遇，如兵祸，水火，瘟疫等天灾人祸，或蒙受奇冤惨祸，被弄得家破人亡命、无地容身，饥寒交迫，孤苦零丁，以至举目无亲，流落街头，赧颜行乞云云。
“合段”：“乞求各方善士贤人周济危难”，“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敬乞者今生不能报答，来世愿交牛马，衔环相报”，极尽赞颂之意。
“告地状”：多为老弱病残，当然也不乏一些“装相”的混杂其间。他们一般不多说话，只以呼号、呻吟、哭诉引起路人注意，或者干脆默然不语，以“状”代言，只是可怜兮兮地坐、卧于“地状”后，围观者阅状后若动了恻隐之心，自然会掏几个零钱掷于“状”上，“告地状”者则伏地作揖、磕头，千恩万谢。
“叫街”或“行讨”则是残疾型乞丐更多的乞讨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自暴自嘲自贬的特征更为明显。乞丐通过展现自身的生理缺陷以博取世人的怜悯，残疾乞丐的自我暴露、自我嘲讽往往能够一种强烈感官刺激，进而引起人们心灵的震撼，此时再行讨则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前面我们说到过的残疾型乞丐的种种自暴自嘲行为，如“日照西”、“摸光明”、“独眼龙”、“翻太岁”、“看照壁”、“垫木手”、“解粮草”、“驼石头”等等，即是显例。
比残疾乞丐的自嘲行为为更进一步的是自残自虐行为，乞丐以种种“惨不忍睹”的方式摧残自己、虐待自己以震撼世人的心灵，引发人们的同情，但更多时候是引人生厌，甚至是令人发怵，于是赶紧掏钱打发掉他们，免生麻烦。而在乞丐看来，不管人们作何反映效果都是一样的，能讨得钱物就行。自残自虐的行为被乞丐们称作“苦讨”，它的方式有：“以硬物击打胸脯”、“排刀”、“拉破头”、“脑门上钉钉”、“吞刀”、“耍蛇”、“双鳝钻洞”、“点凤头”等等。
例如，以硬物击打胸脯就是一种典型的自残自虐行为。开封的“叫街丐”即用此技，他们以闹市、通衢要道和庙会、集市为主要乞讨场所。不论春夏秋冬，皆上体*，或仅以破麻袋片复背，袒胸。手拿一半截砖。或坐或跪于地，嘶声拖腔呼讨。每呼喊一句或数句，即以半截砖或旧鞋底当胸一拍，胸部常厚肿而隐现血迹。因其声状极惨，加上闹市人多，光“馍票”一晌就能要到数十斤（每个半斤）。馍票可以兑换成钱，也可换成馍而后卖钱。每要过之后，即洗脸更衣，和常人一样上街吃喝玩耍。河北丐帮的“李家门”一派乞丐也多行此技。他们将此称之为“拍叶子支”，即丐者跪坐在地上，赤胸露怀，用手掌或鞋底使戏拍打自己的胸脯，直到胸脯*结肿，路人给钱，方才罢手。再如“双鳝钻洞”，即乞丐在自己的鼻子附近及喉咙处只有一洞，乞儿手拿一支铁钩行乞，你不给钱，他便将铁钩穿进洞去，直到收钱为止。这种乞丐开初钻洞是十分痛苦的，不过日经天长，这部分皮肉老化了，也并不十分难受。
“点凤头”。这种方式是丐者在眉间印堂上插进一根粗针，针尖上又顶着一只精碗，一边摆头一面唱曲，以引求得路人施舍。
“排刀”。这种方式是乞丐两手各持一把大刀，在人群稠密处袒衣露胸，先高声叫喊“老爷太太”，其声幽怨哀凄，然后挥刀砍向自己的胸膛，刀与皮肤相角之际伴以沉闷的“哼”声。然后再运气鼓腹，进行第二次排刀，如此循环往复，直到胸间被砍得红肿起来，甚至隐隐约约血迹殷红，而“排刀”丐尚是一副不给钱不罢手的无奈相。众人见状，只好慷慨解囊。
“脑门上钉钉子”。行此道者，一手拿根大铁钉，一手握个鹅卵石，向人行乞时，也不言语，只是先把钉子、石头在头上一比，你若会意给钱，他就不刺激你，谢而去；你若不给，或者不懂，他就当着你的面，以石头敲钉子钉脑门，直钉得鲜血满颊，叫你受不了，只得给钱打发走人。无锡丐帮中的“水碗矗”与此小有区别。他们把挂着水碗的长钉铁针插入手臂肉里，“观音矗”则是将香燃着香烛的三叉形铁架插在头顶。“铁头”与“拉破头”在苦讨中比较多见，至今犹有遗绪，不过玩假者多。比如流行的以刀刺腕，其实这刀只有刀柄和刀夹是相连，中间连接部分是一个半圆形铁丝，“表演者”（乞丐）以迅捷的动作仿佛是将刀子插入手腕，以至对穿，其实只是将“刀子”套在手腕而已，且另一手紧紧捏住刀柄与手腕连接处，让人看不出破绽，而且这番造作必定还配以鲜血迸流，其实你一细看，那血并不殷红，原来只是预先设置的颜料与水的混合物而已。
“吞刀”。行此者仰面朝天，从口中插入一柄明晃晃的柳叶刀，其效果同朝脑门上钉钉子一样，叫人受不了刺激而不得不给钱。
庸劣习性江湖习气与流氓行径 一庸劣习性(3)
如果说上述种种自残自虐行为只是以“反常”博得人们的同情，乞丐对观众的反应并不过分追究，给钱当然好，不给也罢了，最多咱白吃一回苦，下次再来。但“拉破头”则不然，咱吃苦，你不给钱，那你就有麻烦了。乞丐恶劣、耍赖、卑鄙的行为特征开始暴露无遗。
且让我们看看“拉破头”的表演吧：
拉破头丐。俗呼为“拉破头的”，行语称“红教行”，因其以刀拉破头溅血而得名。这种乞丐的特征是，头经常剃得净光，不论春夏秋冬，讨要时皆光头赤背，一手拿刀（类旧式剃刀），一手拿把子。把子是长约四五寸的高粱穗的杆（开封方言称“格当”），以绳或牛筋绑缚而成，但高梁穗的杆必须是二十八根，取二十八宿之意。这种乞丐状恶，性粗野，每到处大喝一声：“要饭的来啦”或“傻子来了”，接着就是“给不给？不给可拉啦！”乃一手挟刀置于头顶，一手拿把子照挟刀处，自上而下击之。一阵连击之力。刀非实握，而是以拇指、食指和中指夹紧刃锋微下出，且又以无名指于中指中头皮之间垫托之；刀把则从虎口穿出向上斜翘，把子所击之落点，均着于刀把。最后一下“猛击”仍是虚招，节骨眼在于把子看似猛击的同时，夹刀之手的无名指稍外移，微露之刀刃乃对着头皮，随手一带，已头破血流，顺手一挥洒，则满脸皆血矣。这些动作瞬间完成，且伤深不过半个小米。不过这也非朝夕之功。主人碰上这种乞丐上门，避之唯恐不及，故多是一到即给，所以真正把头拉破的事也很少发生。
无锡丐帮中的“红相矗”也有类似的做法，“红相矗”（两人一档）用剃头刀割去自己头上的老疤，血流如注，以求取他人施舍。
泉州的“破额丐”专携剃刀与小锤，选择几家怕事而有油水的商铺，按力于额举锤欲击，而向店东要挟巨款（2元至5元），如不给则下锤而流血流地，大闹一场，势难收拾。
河北丐帮“李家门”的乞丐把拉破头称为“开口支”，不同于前者的是，他们并不行走于人户，而是跪在道口或街道两旁，用刀在自己头上拉口子，以求得路人的施舍。“拉破头”的庸劣卑鄙之处在于：他拉破了头皮，你不给钱，那就赖上你了，在你家门口店前大闹一番，弄得你百口莫辨，到时还得破费一番，这种旧时称为“强索”的行径实则是痞子、耍赖、诳诈、胡搅蛮缠兼而有之，是一种再典型不过的卑劣的无赖作派。
无赖的行径还包括诓骗，这些乞丐也不自残自虐，那样太苦了，干脆白吃一顿，吃完耍个伎俩逃之夭夭，岂不快哉！民国年间，广州有一丐帮名曰“关帝厅”人马，专事骗事，时人称之为“骗食团”。这个组织最初是专门向一些僻处街道的小馆去骗食，先行几人同在一张台上食，食完一个跟一个陆续先后逃去，最后只留一个人听候处分。这个团设首领一人，隶属于关帝厅的人马，而团员多为一般流浪者，至于新加入的团员先要拜见首领（即乞儿头），要自告奋勇，主要是当面答应充当“买手”二次或三次。什么叫做“买手”呢？这就是一台食饭留下最后听候处分的人，在当时一般饭店为求“杀一儆百”起见，往往将“买手”打个半死，一定要给点残废烙印以作记号，身体稍为稍弱一点的，就挨不起这个苦头，因而毙命的，为数不少，他们骗食的行动，严格规定是不能越界的，各守势力范围，但为了骗食方便曾采用轮换的原则。如甲地的乞丐在乙地骗食了一个相当时期之后，就可和乙地的乞丐换防，再过一个时期，又与丙地的乞丐互换，如此轮换，要经过相当的时期，甲地的乞丐才又返回原地，这样一折腾，饭馆老板就认不出他们的真面目了。
在极端现实取向驱动下，生存活命是第一要义，其他则无所谓，只要能填满肚，不饥不寒，颜面、尊严、羞耻、人格皆可以置之不理，对于残疾女丐而言，甚至贞操都可以抛在一边的。如泉州死猫巷（前魁星楼附近）有不少这种女丐，以卖淫度日，每夜只收费二角，且须为嫖客补破衣，贫男也多往就之。稍高一等的盲女，有老鸨收买养大，而令为盲妓，亦属乞丐一类。前清军驿巷有两三家，白天及上半夜管弦弹唱叫“四锦瓶”，可由人雇出，登台分坐二板凳弹唱，但目皆盲，而穿戴华丽，半夜则为娼。其所唱调亦皆丐调，据云其所用的月琴亦专属乞丐所独有，形似琵琶而柄长，且柄长挂着一串布条，上书曲名，以便主人选曲。
广州旧时的一种残疾型乞丐——“盲妹”也与此相类，她们一般都善弹唱曲戏，白天以唱曲行乞，在夜里做“禾虫”（卖淫），他们年事将老，也就专以唱曲行乞了。（以上所引事例，均载于《近代中国江湖秘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
要之，庸俗卑劣的行为、自暴自虐自贱的行为是乞丐者流最常见的行为表现，它贯穿于乞丐活动的全部过程中，展现了乞丐的基本的最恒定的心理趋向，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这一行为取向经由积累传承而沉积内化，从而成为附著于乞丐灵魂深处的一种习性。
庸劣习性江湖习气与流氓行径 二江湖习气(1)
江湖一词，原来泛指四方，江湖中人则指漂流四方，以行医卖药、占卦看相、卖武耍技等方式谋生的人。而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看，江湖实则是一种社会文化空间，它既是一种较少受到主流社会制度控制的社会空间，又是各种亚文化争奇斗妍、竞相绽放的文化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空间，三教九流、各色流品畅行其间，上下纵横，以各种被主流社会斥为杂技末作、左道旁门的技艺展开活动，演出一幕幕鲜活生动、斑斓绚丽、别具风采的文化悲喜剧。
乞丐者流，四处漂零，风餐露宿，无拘无束，无牵无挂，他们行千里而乞食于百家，枕明月而酌清风，他们擅通杂艺以资身，弃家室而离乡邦，自然应算作江湖中人。江湖人杂耍卖艺、舞刀弄棍、看相算卦、悬壶卖药，乞丐们游荡其中，交往互动既久、耳濡目染，浸润亦深，也怦然“巾”、“皮”行当之高手。江湖行当进而成为乞丐谋生的技艺，江湖习气，即江湖中人那特有的*、豪侠、放浪、诡诈的行为方式浸浸乎也成为乞丐行为的一大特性。
乞丐的活动最初不具有职业化、技能型的特征，他们使用得最多的不过是哀号悲鸣、放歌欢唱，像伍子胥那样吹箫乞于市乃是鲜有之例，大多数乞丐只是身无长技，手持棍棒，拎着破碗，沿街哀叫的花子，他们能否获得世人同情，能否有一碗半盘的收获，那就全靠运气了。
后来，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促使情形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生存的压力，生活的磨炼，江湖文化的浸润，以及他们自身向江湖行业学习模仿的意志与能力，凡此种种，促使乞丐发展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行业技能”，而这些“行业技能”主要就是江湖技能。
中国古代向以医、卜、星、相为江湖行当，视之为“方技”，斥之为左道旁门。近世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城市生活的日益大众化，使江湖诸行业也得以全面发展，呈现出门类庞杂、百业竞争的局面。据唐瑞丰《鹅幻编》卷十二之《江湖通用切口摘要》载：
“江湖诸技，总分四行，曰巾、皮、李、瓜，行此者名曰相夫。凡做相夫者，不曰做而曰当，故自称当相者。算命、相面、拆字等类，总称曰巾行：医病、卖药，膏药等类，总称曰皮行；戏法四类，总称曰李子；打拳头、跑解马，总称曰瓜子。”（转引自曲彦斌《中国乞丐》第182页）
乞丐无疑也是“当相者”，他们涉足江湖行业，“巾”、“皮”、“李”、“瓜”无所不为。例如近世无锡的乞丐分为“流”、“矗”两门，多涉足江湖四行。“流门”包括医、卜、星、相、地理、书、画、棋、说书、弹词、木铎、募化。花鼓、唱莲花等。星、黄藤、铁剑、转碗、硬彩、红相、观音等矗。“矗门”又分东行、西行两类，江湖上有所谓“三十六大矗，七十二小矗”之说，大抵都是一些靠江湖技艺乞食的乞丐所组成。“东行”大多来自外地，每年来本地三四趟，有“当家”带领，互不闹事，这些人在家乡都有家室。“西行”有余香、流子、大开口、闭口功，金刚子、扒头子、古腔照子、罗成、丧门、清靠、哀怜，访窃等矗。（引自《近代中国江湖秘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流门”类大多后来演变成专门职业的行当。他们或凭一技之长，或凭巧言投机钻营混迹社会。如其中的“医”是指没有正式挂牌营业的江湖流医。搭棚帐摆药棚的，称“铁捻子”；手摇串铃四方行医的，称“虎铃子”；推独轮车，撑一顶大布伞的，称“车轮子”；牵骆驼，相面兼行医的，称“顶峰子”；自己手提药包走街串巷的，则称“大小包”。这些人有些医理常识，但他们行医的目的是“识真病，卖假药”。他们和书、画、棋、说书、弹词等行当一样，以一技之长求生存，而星、相、卜、地理等行当，则凭三寸不烂之舌，搬弄一些阴阳八卦之类糊口。不论其所为哪桩，总不改乞食糊口的本色。追溯起来，乞丐涉足江湖诸行，可谓由来已久。即以乞丐涉足卜、相、星、卦之“巾”行而论，大约可以上溯至唐代。
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一《支诺皋上》载：“辛秘五径抉第后，常州赴婚。行至陕，因息于树阴。傍有乞儿箕坐，痂面虮衣，访辛行止。辛不耐而去，乞儿亦随之。辛马劣不能相远，乞儿强言不已。前及一衣绿者，辛揖而与之语，乞儿后应和。行里余，绿衣者忽前马骤去，辛怪之，独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儿曰：‘彼时至，岂自由乎？’辛觉语异，始问之曰：‘君言时至，何也？’乞儿曰：‘少顷当自知之。’将及店，见数十人拥店，问之，乃绿衣者卒矣。辛大惊异，遂卑下之，因褫衣衣之，脱乘乘之，乞儿初无谢意，语言往往有精义。至汴，谓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适何事也？’辛以娶约语之，乞儿笑曰：‘公士人，业不可止。此非君妻，公婚期甚远。’隔一日，乃扛一哭酒，与辛别，指相国寺刹曰：‘及午而焚，可迟此而别。’如期，刹无故火发，坏其相轮。临去以绫帕复赠辛，带有一结，语辛异时有疑，当发视也。积二十余年，辛为渭南尉，始婚姻裴氏，洎裴生日，会亲宾，忽忆乞儿之言，解帕复结，得楮幅大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东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计别乞儿之年，妻尚未生，岂蓬赢籍者谪于人间乎！方之蒙袂辑履，有愤于黔娄，摘植索途，见称于杨子，差不同耳。”故事显具荒诞传奇色彩。而那位丐者精于卜相之术，当无疑义。
庸劣习性江湖习气与流氓行径 二江湖习气(2)
乞丐涉足江湖郎中行业，当起“皮”行营生，也是由来既久的，远可溯至东汉时期。据《后汉书·方伎传》记载：“郭玉者，广汉雒人也。初，有父老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涪翁一面给人看病一面乞食，他可能真是一名乞丐，也可能是化身乞丐的“仙人”，到底为何身份，不得而知，然涪翁的行为无疑为后来的乞丐树立一个榜样，即：我辈乞丐也是可以行医卖药的。所以，汉晋以后，关于乞丐藏有秘方绝活的记载屡屡见于传奇稗记之中，举如唐裴刑《传奇》载：唐代人崔炜，晚年居住南海，因生性豪爽，不爱为生计蝇蝇苟苟，不几年就家财荡尽，只好栖止于佛舍，有一年中元节，当地人在开元寺前表演各种娱乐游戏，崔炜也乘兴前往。忽见一个老丐婆，因一时眼花头晕，打翻了酒店酒瓮，不过是一缗钱之财，酒店老板却将老丐婆殴打起来，崔炜激于义愤，脱下自己的衣服代她偿还，方才使老丐婆免于毒打。这老丐婆为答谢崔炜，将自己秘藏的用艾草炙治敷疣的医术传给了崔炜。
又据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载：有位名叫郑师甫的人，脚上患了伤手疮，进水后肿胀难以行走。一丐者教他用耳屎敷疮，只一晚上水就流也，疮也痊愈了。显然，这是一位以行医为技行乞的乞丐。
明人黄姬水《贫士传》下卷载：贫士王逵，字志道，钱塘人，有一只脚跛，家境极贫，于是以卖药行乞为生。后来药也不能卖了，只好以占卜为计，为人解难质疑，无不信手拈来。王逵也是乞丐中充当“巾”、“皮”两行的高手。
上述数例说明：涪翁、老丐婆、郑师甫、王逵等人都是身通医术的乞丐，而后世的乞丐大多没有他们那种秘藏绝活，他们行走江湖，行医卖药，多系招摇撞骗，医术之于乞丐，不过是谋食骗财的一块招牌而已。《北京民间生活彩图》之第九十六幅，题为《串铃卖药图》，为乞丐者流充作江湖假郎中作了栩栩如生的勾画，其辞云：“此中国串铃卖药之图也。其人系江湖土郎中，微通医数，明点药性，口有佞才，即往各省游艺，一手持串铃摇动，一手持招牌上写药名不等。看病时，目视其色，言能变化，尚带卖药，无非求衣食也。”“无非求衣食”，一语道破郎中的乞丐本色。（以上所引，均可参见：曲彦斌《乞丐史》第169～17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乞丐在发展自己的职业技能时，除“巾”、“皮”、“李”行外，还涉足“瓜”行，他们也成为中国民间武林中的重要成员。中华武术在今日当然是饮誉海外的“国术”，而在古代，民间习武弄拳之人大抵出身卑下，摆摊打拳也被社会目为等而下之的贱作末技，许多民间习武之人实与乞丐无异，而乞丐在流浪行乞，百无一计的情况下，也间或学习一些拳脚套路，摆摊子打把式，借以作为乞食的一种手段，“瓜”行与乞丐遂结合在一起了。
丐帮形成以后，武术作为乞丐的一种乞讨手段也就在这一群体中得以流传繁衍，近世武侠小说中所反映的中华武术，可谓流派众多，著名者如少林派、武当派、峨眉派，此外，丐帮的武术姑且也可称一派。据有的学者研究，丐帮门派众多，各门派之间各自封闭，各门派内的武艺是不轻易传人的，因此难以普及。有的丐帮组织规定：行乞三年以上者，方可吸收入帮，习丐帮武功者，须严守“十不打”的规定。所谓“十不打”，即：凡遇老、弱、妇、孺、僧、道、同门、认识者不能出手打人，同人间打斗时不能攻击对方要害，不打阴掌，等等。
丐帮武术自成一派，授受有自，流传广远，至今余绪犹存。
据称现居香港的郑启明先生是当今丐帮武术的第三代嫡传，他在20年前开门收徒后，于今又下传了三代。郑启明在1984年接受了某家媒体的专访，详细介绍了丐帮武术的情况，根据郑先生之介绍，我们可以窥见丐帮武术之大概。
据郑启明回忆，丐帮习武者须熟悉南北少林拳，以之为基础，后来开派，丐帮武功逐渐融入到南方各派及客家籍功夫，继而独立成系。丐帮拳练前的基本步法有“二字柑羊马”、“八字马”、“子午马”、“双蝴蝶”等，基本拳种有“指条功”、“凤眼”、“鸡心拳”、“恙牙拳”。一般初习者先由“四门打”练起。除“四门打”外，丐帮还有“五形健身法”、“猴拳”、“阿摩搪墙拳”及名闻天下的一百零八变的“打狗杖法”等几种主要套路。“五形健身法”是很奇特的套路。起式像“洪家拳”，接着的手法像“客家支流”和“江东支流”，随即又踢起北派的钉脚、点脚和扫堂腿等架势，收式又像“白鹤派”的大开大合的架势。
“猴拳”又名“猴鹤双栖”，是丐帮惟一的仿生拳术，形肖猴子。全套共三十余式，主要是蹲身翻滚，是一套地堂功夫，难在急骤的动作中保持平衡。
“阿摩搪墙拳”和“打狗杖法”是为丐帮武功之特创，也为其独有。
“阿摩搪墙拳”是一套模仿盲人筑墙的掌法，故又称“阿盲捉棍拳”。同其他丐帮拳术一样，此拳也是重实用，不讲形体的优雅，看上去一招一式相当古怪、笨拙，而力量却异常的狠劲。“阿摩搪墙拳”系有掌招八十八式，没有一定的套路，即没有固定的先后顺序，但它们之间又招招相连，节节相通，可以由头打到尾，也可以从尾侧打回头，甚至可以任意衔接。由于打起来千变万化，故令人防不胜防，在实战博击中威力很大。
庸劣习性江湖习气与流氓行径 二江湖习气(3)
“打狗杖法”，从其名称即可见到乞丐的本色，而其实质，也堪称一朵绽放于武林的奇葩。据载此套杖法，每代只传十人，故流传面很狭，识者寥寥。“打狗杖”杖长三肘，杖招共三十六式，上十八路以守为攻，下十八路以攻为守。以打为消，互相应照，打上取下，打左防右。上十二路为左手，中十二路为右手，下十二路为左右互交，变幻莫测。一招三变，三招九变，三十六招则一百零八变，它和“阿摩搪墙拳”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杖的身形、步法无一定之规，可攻敌之前后左右任何一方，上中下任何一路。
除打狗杖外，丐帮武器还有流水棍，撩阴棍，蜻蜓点水棍、黄龙缠身棍，打虎刀、打虎叉、刺虎大扒，春秋大刀、铁尺、九节鞭、罗汉枪、锄头，等等。（以上所引，参见《近代中国江湖秘闻》）
乞丐还是江湖“艺人”，他们精通各种说唱艺术，在自己独有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发展出了许多说唱艺术门类，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史与乞丐的文化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乞丐实际上是说唱艺术的主体。在乞丐群落内部，能说会唱的乞丐被名之为“响丐”，“响丐”者，就是手持各种打击乐器（响具）走街串巷，以说唱行乞的乞丐。例如旧时京城的丐帮就有许多属“响丐”之列，他们中间又根据所持响具的不同分为不同的门派，他们的打击乐一般都极简陋，与他们实际生活状况相吻合，一般有板子、竹板子、猪牛骨、瓦片，或者更讲究一点就是在上述“器具”上添加一些材料，如板上加钹，安上个龙头，两块牛块上系以铃铛，一块牛骨外加一锯齿板等等。“响具”虽然简陋，名堂却不小，“响丐”中众多门派往往就是所持响具不同而划分。
东北地区的“响丐”中有“说华相的”、“敲手鼓的”、“吃竹林的”、“碰瓷的”、“耍黑条子的”等等，即是由他们分别手持“沙拉鸡”（用粗铁线串着许多铜钱装于竹乐板上，摇击时铜钱碰击发出响声）、“哈拉巴”（猪的一块扇形薄骨，在中间突出处拴两枚铜钱，摇动时铜钱打在两边骨片上）、“呱嗒板”（两片竹板）、烟袋杆或高粱杆等不同响具而定。
“响丐”的说唱艺术门类众多，主要有“莲花落”、“数来宝”、“三棒鼓”、“花鼓”、“渔鼓”、“连宵”、“包打不响”、“金钱板”等等，这方面内容颇多，下文另有专文论及，此不赘述。
以上我们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乞丐的种种江湖营生，囿于篇幅，许多技艺活动尚未论列，仅此就可以看出，乞丐的活动绝大部分是在江湖中进行的，江湖成为他们施展才能的舞台，江湖是他们纵横驰骋的社会空间。于是乎，江湖中人成为他们的“同道”，江湖行当成为他们的“本行”，江湖文化、江湖作风、江湖习气由此深深地感染、影响并融汇于乞丐的行为之中，江湖文化印迹深深地烙在乞丐身上，使乞丐周身散发着浓郁的江湖气习。
乞丐们游荡江湖、四海为家，较少家庭情愫，更无乡邦社区观念；他们无拘无束，无牵无挂，放浪不羁；他们长期接触各色人等，与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多有交往互动，因此他们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他们往往口有佞才，工于取媚逢迎、巧言哄骗；他们注重江湖朋友之谊甚于父子兄弟之义；有时候，在“天下讨饭的是一家”的群体意识下，他们还会显出几分危厄相扶、生死与共的豪气；他们又是诡秘奸诈的，为了蝇头小利不惜人坑人。
总之，江湖行为所具有的放逸散闲之习，自由豪迈之气，群体意识，朋友信义，以及诡秘奸滑作风在乞丐身上处处可见，江湖行为的优长与偏失也在乞丐行为中表露无遗。
乞丐行为与江湖行为既然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江湖习气自然就成为乞丐行为中的一个基本文化属性。
庸劣习性江湖习气与流氓行径 三流氓痞棍行径(1)
乞丐，就其整体而言，原来是贫困聊之辈，但并不是为非作歹之徒。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分层体系中，乞丐瑟瑟然列于“三教九流”之末尾，虽说卑贱之极，却在“良”民之列，有如李笠翁所云，“他们既不属娼优隶卒，也不是强盗穿箭”。证之乞丐早期发展历史，可知笠翁所言不虚。然流转变迁之后，乞丐群体的成员结构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它成为五方杂汇、品类不一的群体。由于它亚文化类型的特质，使其成为流氓痞棍、强盗穿箭的绝好庇护所，以至人鬼混杂，藏污纳垢。社会中各种不法之徒、犯罪分子、痞棍无赖混迹栖身其中，影响所及，致使各类流氓意识、流氓行径风涌而至，污瘴之气荡漾乎其间。久居鲍肆，不闻其臭，乞丐既缺乏文化免疫力，加之固有的庸劣陋习，沾染传习各种流氓意识与流氓行径，实在是情之所在、势之所由了。流丐伎俩与流氓行径遂成为一对亲密无间骈枝胞体，如影随形般地联系在一起了。
乞丐的流氓无赖行径主要表现为蛮横无理、胡搅蛮缠、恶劣丑陋的泼皮无赖作派，坑蒙拐骗、奸诈诡慝的骗子嘴脸，采生折割的反人道行为，以及杀人越货的犯罪行径几个方面。
在乞丐庸劣自虐的习性中已隐含着流氓无赖的行为因子，你看那些往自己头上钉钉子，将自己头皮拉破的“强索”丐，他站在你家门口，强索强讨，你若不理，他就血淋淋地就地一倒，大叫大闹，让你脱不开干系。这种乞丐虽属恶劣，但他们多是以自虐的方式进行，并未给他人构成人身伤害。若再往前发展一步就不同了，他们不仅是自残自虐，而且是胡搅蛮缠、蛮横无理、无事找事、寻衅滋事，乞丐的这种泼皮无赖作派在《今古奇观》之“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一节中有入木三分的描写，一伙乞丐在其头目金癞子的煽动下在老团头女儿婚宴前大闹特闹，看看他们：“开花帽子，打结衫儿。旧席片对着破毡条，短竹根配着糙碗。叫爹叫娘叫财主，门前只见喧哗；弄蛇弄响弄猢狲，口内各呈伎俩。敲板唱杨花，恶声联聒；打砖搽粉脸，丑态逼人。一班泼鬼聚成群，便是钟馗收不得。”这样一批泼皮无赖，他们做起事来不仅不顾脸面，甚而不顾法度，以至为害乡里、作恶多端，这就是道道地地的泼皮无赖作派了。人们有时将乞丐称为“丐棍”，大抵就是指此。
丐棍往往与其他无赖勾结起来，横行乡里，兴风作浪，搅得你鸡犬不宁，除非你送上一份礼，方可讨个平安。官府对他们也没辙，反正老子泼皮一个，光棍一条，小罪又不能判重量刑，最多责打一番，出来依旧我行我素，这帮丐棍与前面所说的强索类乞丐（如拉破头、凤点头、双鳝钻空等）不同，强索类乞丐是以苦讨强迫人家施舍，而丐棍则是明火执仗地强抢明夺。比如，在闹市大街上，他瞧上了你，故意和你相撞，然后脱下破鞋，声称你踩坏了他的鞋，弄脏了他的袜，要赔偿损失，你若不干，他又把身上的破衣服可扯几个大口于，说你扯坏了他的衣服，一副与你拼命的架势，你只好认账。有的则更无赖，他手里捧着一个破罐子，与你擦肩而过，把罐子扔在地上，将其砸碎，再缠住你，说这是他家祖上传下来的宝物，因为生计窘迫要拿去典当换钱，一家老小正等米下锅，说得声泪俱下，几个同伙在一旁帮腔，引得围观者的同情，无辜的“肇事者”在此情形下，明知是被敲了竹杠，也只好掏上一笔数额不小的钱，以求解脱。
还有种种恶讨行径，如在人家婚宴上捣乱，在杂货铺时里放虱子搅乱别人的生意。这里有一则“耗子肉抄手的轶事，就是乞丐流氓无赖行为的典型事例。那是民国初的重庆，在旧会仙桥街（现大阳沟口心心咖啡厅附近）有一家抄手店，三大开门面，十多张餐桌，堂口置直径一米余的大笸箕，特号大缸钵盛肉馅，四五个雇工当众包抄手，大锅一煮几十碗，生意红火。不知因得罪丐帮或者仇人支使，某日，一名乞丐手提一串剥皮耗子，直入店堂，高声叫道：“掌柜的，今天只捉了几只耗子，你将就剁馅吧！明天一定多捉。”闹得食客作呕，老板大倒其霉。送耗子肉的恶丐一天数拨，店子无法营业，言语拿不顺，只好关门大吉。
清代扬州市混迹着一种乞丐无赖，他们大多年少凶悍，破旧的青衣褂往身上一套，脑后的大辫子乱蓬蓬地往脖子上一绕，便晃晃荡荡，气势汹汹地东市、西市乱闯，到处掠物诈财为生。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官府也奈何不得。当地的大财主，富贵们又恨又怕，每逢端午、中秋、春节这三大节迫近，便有破草鞋或破粒头中传到他们府上，这些官员大商们便立即派人送上钱财，丝毫不敢怠慢。
上述这种泼皮无赖行径，其行为远较强索丐为恶劣。苦讨似的强索乞丐虽与流氓无赖颇为相近，但他们的行为还是有一定的规范的，按丐帮规矩，他们只能向店家索要，不得骚扰民户，否则将受到处罚，丐棍则无所顾忌、无所规范、一任其恣意妄为。
重庆旧时丐帮的帮主相传叫“金刀三爷”，也是一个出了名的恶丐，一次去大阳肉案恶讨，与屠户口角，这恶丐操起屠刀自砍自头，刀陷额上，血流如注，他一声不哼，也不倒地耍赖，抢一块十来斤重的猪肉，压在刀上，夺了屠户的秤杆，扬长而去。活脱脱一副泼皮无赖的作派。
庸劣习性江湖习气与流氓行径 三流氓痞棍行径(2)
从庸劣的行为习性中不仅可以衍生出种种泼皮无赖作派，而且还会滋生出种种奸诈诡慝、坑蒙拐骗的行径。乞丐由此成为行骗的行家里手。
“装相”是他们行骗的初始形态，即：身体正常的装成残疾人，扮成哑、瞎、瘸、瘫、拐等，为了装相，乞丐们成为出色的化妆师，他们制作的假发、假残、假疤、假疮惟纱惟肖。据个中人介绍，各种“相”的装法是相当复杂的，乞丐们用猎、牛、羊的内脏，鸡血、油纸、姜油、巴豆、米粉、豆渣等等为原料，按内传的秘方配制、操作，在正常人体上可以塑造出形色、气味非常逼真的断脚残臂，大面积烧伤、血污斑斑的恶疮，痈疽等等，令人真假莫辨。
无锡丐帮“矗门”中多有此类骗讨的乞丐，时人称为“金刚子”、“扒头子”、“古腔照子”、“罗成”、“夹门”、“哀怜”等。他们装成血淋淋粘糊糊的烂手烂漫脚、假瞎子、假哑巴；装出各种病相惑人。还有扮成假孝子、假鳏夫、假寡夫、假孤老等令人同情的角色，以骗讨路人钱物。这些骗讨伎俩系统成套、相习沿用，江湖中有专门切口（隐语）称之。如称戴教行乞为“丧门党”，假称父亡为“失上”，母亡为“失下”，伙同骗讨者称为“打边鼓”，佯言无棺木装尸称为“等外套”，佯言入殓无衣称“等包身”，佯言无力出殡称“等水头”，诡言夫死之女丐或妻丐称“打单子”，借此骗得钱物叫“兜水头”，骗术被人识破称为“走潮”，因骗术被人解破而逃走叫做“退潮”。“装相”只是以假相惑人，目的只是让路人施舍钱物若干，对他人财产性命并不构成伤害，坑骗则不同，它可能让人倾家荡产，也可能使人性命玩儿完，这就是一种恶劣的犯罪行径了。诈骗在乞丐行为中表现形式多样，其动作之诡秘、手法之绝巧，真叫人叹为观止，其中显著者如：“炒卖假人头”、“卖假药”、“仙人跳”、“放白鸽”、“与人帮衬行骗”、“念秧”等等。让我们仔细观赏一下乞丐的骗子嘴脸吧。
所谓“炒卖假人头”，这是最常见的一种骗术。乞丐隐语中将卖假货统称为“卖假人头”。
众所周知，乞丐者流，家无盖藏，当然是无货可卖，但他们却偏要干起兜售的营生，那自然是假货了。假货要当真货甚至是宝货来卖，里面的花样委实不少，有时要深谋远思，即施展种种骗术了。通常是以掉包的形式，即给买主看的是真货，买主看中，掏钱购买时，乞丐运用掉包手法，将假货交付给买主。
这种方式蒙骗外地人往往奏效，若是碰到精明的主儿，付了钱不要他包，坚持自己拿真货，乞丐也有一种解法，即从旁窜出一人，诈称乞丐所卖之物为赃物，而买主是其同伙，要拉着买卖双方去见官。买主怕事，只好尽快脱身，一走了事，乞丐的骗局便无法戳穿。
清末民初北京琉璃石英钟附近卖马褂的乞丐，即是专事“卖假人头”的诈骗勾当的。这里有一则故事颇具代表性，说的是清朝某年，一南方来京科考的举人蒋某独自闲逛琉璃厂被乞丐诓骗。蒋某在闲逛时，有一乞丐前来向他兜售蓝呢马褂，蒋某初并不以为意，以为这乞丐手头能有什么上等货，可经不住乞丐的花言巧语，拿过来仔细一瞧，却是上等好货，而价格却奇低，只需纹银二两，一个便宜三个爱，蒋某随即付钱买马褂，那乞丐转身拿起一张白纸，迅速将马褂包好，这当口已经“掉包”了，待蒋某带回去，兴匆匆打开纸包一看。包内却是一堆烂泥！乞丐的这种骗术是经过精心设计、反复练习的，常人往往看不出什么破绽，倘是买主精明，付了钱不让他包，坚持自己拿走，乞丐们还有另一套应付手段，碰到这样精明的买主，这真货肯定不会卖出去的，这时往往会从旁边窜来一名同伙，口称这马褂是赃物，嚷嚷叫叫，说买主与卖主都是在此销赃，要一并拉去见官，哪还有心意买货，赶紧走人，以求大吉，于是，乞丐就成功地将自己的困境加以化解。（参见《中国丐帮》第61～6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前文讲过，乞丐也有兼皮行的，他们中有些人略知一点医术，或秘藏一二偏方。但后世当街卖药的乞丐却大多不懂医术，他们纯粹是江湖骗子。他们叫卖假药，诈骗路人，其手段也颇绝妙。往往以哄骗、吓唬等手段控制买药者的心理，以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
比如乞丐卖假药，先扮成江湖郎中模样，来到某村口或关津之处，先吆喝亮场，然后吹嘘一番自己的医术如何高明，什么“妙手回春”、“华佗再世”等等自诩之词，甚至挂起一两幅“病人”赠送的感谢信之类作招牌，惹得围观者半信半疑，然后从人群中挑出一个气色不太好的人，说你身上这儿那儿有些毛病，被挑之人一想到也有道理。其实人总会有三病二痛的时候，这便被他钻了空子，你还以为他有望闻问切的本领呢？然后骗子必定会说：“幸亏你遇上我，否则会更加严重，轻则时时犯病，重则性命难保。”这人被他惊了一吓，早已六神无主了，继而骗子又安慰：“放心，我保你一剂药下去，毛病连根消除。”这人一听，不禁转忧为喜，于是就开始任骗子摆布了。
于是这假郎中从红布包里掏出一些“药粉”，其实只是些寻常面粉，反正吃不死人，却一口咬定是祖传秘方，教那冤大头摆在两手，高举过顶，叫他千万不要放松或垂下，于是这冤大头两手失却自由，门户大开。这骗子便在他胸腹之际摸索几下，貌似查病源，其实他已摸清了你身上的多少钱，然后报了个价，恰好是冤大头能支付得起，当即成交。
庸劣习性江湖习气与流氓行径 三流氓痞棍行径(3)
网收渔获，当即送客，否则万一“病人”看出破绽，那就前功尽弃了。乞丐送被骗冤主的手段也绝。他先从话头里套出“病人”的家居方位，然后对他讲：“现在再给你一剂药，你必须向东南方向（即病人家居的方向）快速奔跑，千万不能回头看，否则药就不灵了。跑出去二百步，将药吞下，病就好了。”那冤主信以为真，一个劲地往前跑，边跑边数步数，这边的骗子则口念咒语，又鬼画符般舞弄一番，算作了事。再往下寻找另一个冤大头。
这种卖假药的骗术是一些略知一点医术的乞丐惯用的伎俩，骗子只需一两件像样的衣服，便捷的口才和敏税的观察力，便可大行诈骗之事。
乞丐的特殊身份有时为职业骗子利用，以行诈骗，这种骗局因有乞丐的参与而更具欺骗性，乞丐也乐于帮衬，从中可以分得些许赃物，又不劳体伤神，何乐而为呢！
据《绘图骗术奇谈》载：晚清时，某甲为别人做中间让人（某甲实乃诈骗犯），人家约他一同去公所封贮银两，正秤银时，来了一位跛叫花子，某甲即拈了几颗碎银给他。那跛丐嫌少，某甲又佯地把一锭元宝扔到名丐那只盖着破衣赏的讨饭篮子里，叱之曰：“你想要这个吗？”跛丐显得很惊恐，说：“你这位老板，不多施舍一点也罢，何必大动肝火呢。”于是从篮子里取出元宝，双手放却案上而去。后来事主启封后方知，跛丐带回的元宝竟是假货，真的已被换走了。原来，某甲与那跛丐是串通好了以掉包计施行诈骗的。诈骗之徒有时还利用丐翁、丐婆作帮衬行骗，通常是认丐翁、丐婆为“义父”或“义母”，然后偕同到街市上某一绸缎庄或钱庄，或银楼行骗钱物。
清末民初，泉州曾发生过一起乞丐作帮衬的诈骗案。
有个从沪返泉者，穿着极为华丽堂皇，俨然一个富绅，在街道旁遇到一位乞妇，端详注视，假问姓名之后，突然显出悲喜交集之状，不顾脸面污秽，跪拜于丐妇膝下，连呼阿母，声泪俱下。丐妇不胜骇异，“富绅”乃告以“我乃汝40年前丢失之儿子民，告以小名”，丐婆认为一点不差，遂雇轿迎回“富绅”家（临时租的），沐浴更衣，奉养优渥，丐婆喜出望外。一日绅告母，要为她祝寿，该做大号裙袄，且媳妇即将抵泉亦须裁衣以备寿辰穿用，且告以儿子是“绅士”，母亲要摆出大派头，少和人家讲话，十问九不答，或置之不理。然后往雇一顶轿抬母到一家高级绸缎店，拣出20余匹上好绸缎给母亲过眼，问其是否合意，母不回答，绅乃告店伙，以母老眼花看不清，须持回给其妻细看，并告以我母暂留你店（意即，你可放心，有母作押），便持布乘轿转弯抹角出城走了。店伙见久不来，问其母而不答，最后穷诘乃知是丐妇身世，事先为设局者侦知，然后假装认母，哄骗丐妇，再用丐妇抵押骗走大批绸缎。
与此相类的不定期有乞丐作帮衬骗马、骗银、骗金号银楼的饰品等等，手法虽有变换，但乞丐作帮衬以障人耳目的伎俩则是相同的，凡此种种，《骗术奇闻》中多有所载，此不赘述。为了骗人钱财，乞丐们心机用尽，他们堪称是优秀的社会心理学家，看透了世人的心理，瞅准了人们心理弱点，然后，对着人们的心理弱点，猛、准、狠地下手。“放白鸽”、“仙人跳”、“念秧”大抵都是这一类。
男女乞丐合伙行骗，女丐卖给人家，男丐收钱，然后乘隙溜走，江湖中谓之“放白鸽”。鸽子是识路的，放出去了还会回来的。最常见的莫过一男一女，他俩或是夫妻，或是合谋者，冤主买下女人，男的走开，女人拼着让冤主受用几日，然后瞅准机会一溜了之，大多还顺手牵羊带些值钱的东西走到预前约定好的地方与男的会面，本利全收，只管坐地分赃就是了。
“仙人跳”，乞丐们合作诈骗的一种形式。他们先将某地的盘子踩熟，找准一个行骗讹诈的主子，然而以女丐色相引诱，待其上钩后，同伙便以种种罪名诈讹威胁冤主，最后敲他一笔钱财了事。
“念秧”，也是一种骗术，就是花言巧语设局坑骗人家钱财，这种骗术往往人数众多，内中既有地痞、恶棍、也有乞丐。其手法多种多样，如美女计、美男计、骗赌讹诈等等。念秧与前面所讲骗术都是同一伎俩，譬如当今街头，流氓不法之徒设摆种种骗局，如象棋残局、扑克牌游戏等，叫几个帮和，在一旁鼓噪，敲过鼓，引诱那些心存侥幸者上当。或者摆个小摊子。推销某种商品，二三个媒子围在左右，假装讨价还价，可眼睛总是盯着身旁的行人。念秧与此异曲同工，不过同伙更多，骗局更大，所骗钱财也更多。参入念秧的乞丐完全是智力型犯罪分子，他们作案前精心策划设局，行骗时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然下手极狠，往往将人弄得两手空空，使被骗者毕身所积，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以种种诡秘奸慝的手法骗人钱财固属可恶，然而，更有甚者，即以种种惨无人道的手法致残人的身体、致死人命，乞丐流氓行径中那种残忍、刻毒、凶恶的反人道品性在“采生折割”的罪恶勾当中暴露无遗。
“采生折割”是乞丐中最歹毒凶恶的一种人为了达到骗人钱财的目的，人为地制造一些残废或“怪物”，以此为幌子博取世人的同情，或者以广招徕，借此获得路人施舍的大量钱财。“采”就是采取、搜集；“生”就是生坯、原料，一般是正常发育的幼童；“折割”即刀砍斧削。简单地说，就是抓住正常的活人，特别是幼童，用刀砍斧削及其他方法把他变成形状奇怪残疾或人兽结合的怪物。
庸劣习性江湖习气与流氓行径 三流氓痞棍行径(4)
“采生折割”是有一套方法的，首先得找到原料、生坯。一般说来，青壮年的男子不找，女子也不找，因为男子力大势猛，不易擒获，又不易驯养，而女子在当时是极少在街市上抛头露面的。故而乞丐中的歹徒主要是针对老人和儿童。“采生”时，往往利用种种骗术，像家里人突出恶疾，家中发生急事，或者用物品去引诱小孩。一个行骗，几个人同时放风，得手后立即开溜。“折割”的方式，则是个千奇百怪，手法极其残忍。据《清稗类钞》记载：“乾隆时，长沙市中有二人牵一犬，较常犬稍大，前两足趾较犬趾爪长，后足如熊，有尾而小。眼鼻皆如人，绝不类犬，而遍体则犬毛也。能作人言，唱各种小曲，无不按节。观者如堵，争施钱以求一曲。”这是一典型的“采生折割”而人为制造的残废——“人狗”。后长沙县令荆某遇见，与之交谈片语后，令役夫引至县衙，细加盘问，并以严刑相威，两个牵“狗”的乞丐才说出了他们是怎样“制造”这个“人狗”的经过，手法之凶残，简直令人发指。恶丐供认：此犬乃以三岁幼孩作成。“先用药烂其皮，使尽脱，次用狗毛烧灰和药服之，内眼以药，使创平复，则体行犬毛，而尾出，伊然犬也。此法十不得一活，若成一犬，便可获利终身。所杀小儿无数，乃成此犬。”荆县令又盘问“木人”有何用场？这恶丐回答说：“拐得儿，令自择木人，得跛者，瞎者、断肢者，悉如状为之，令之作丐求钱。”
“采生折割”得钱容易而且多，这就引得不少乞丐纷纷仿效，由于“拆割”时，手法野蛮，生坯的死亡率是极高的，为扩大生坯来源，乞丐四处搜索。明清之际有所谓“拍花的”，即专门拐骗幼童以行采生折割的歹徒，清人李虹若《朝市丛载》说：“拍花扰害遍京城，药术迷人任意行。多少儿童藏户内，可怜散馆众先生。”可见当时此患之烈。乞丐都是拍花中的主要参入者。《红楼梦》中十九回载：“茗烟微微笑道：‘这会子汉人知道，我悄悄地引二爷城外逛去，一会儿再回这里来。’宝玉道：‘不好，看仔细花子拐了去。’”可见花子拐人已成当时习见的一大患。清末民初之际，拐带人口之风日甚，尤其长江流域一带，自成都、重庆而下，直到黄州，屡有被拐之事。这些歹徒成帮结伙，彼此相交，环环相扣。按他们的黑话，妇女被称为“条子”，小孩是“石头”，拐到人后，送上船，一切早就办理妥当，连船夫也掺乎其中，像一条龙服务似的，甚至能金钱贿赂各地捕快。这些拐人的歹徒中不少是乞丐。拐骗到的人专为“采生折割”之用。此风之下，各种“人狗”、“人熊”以及奇形怪状的残疾人频见于世间，成为乞丐以广招徕、骗取钱财的活道具。据《清稗类钞》上记载。“乾隆辛巳（1761），苏州虎丘市上有丐，挈狗熊以俱。狗熊大如川马，箭毛森立，能作字吟诗，而不能言。往观者施一钱，许观之。以素纸求书，则大书唐诗一首，酬以百钱。一日，丐外出，狗熊独居。人又往，与纸求写，熊写云：‘我长沙乡训蒙人，姓金，名汝利，少时被此丐与其伙捉我去，先以哑药灌我，遂不能言。先畜一狗熊在家，将我剥衣捆住，浑身用针刺亡，势血淋漓，趁血热时，即杀狗熊，剥其皮，包于我身，人血狗血相胶粘，永不脱，用铁链锁以骗人，今赚钱数万贯矣，’书毕，指其口，泪下如雨。众大骇，擒丐送有司，照采生折割律，杖杀之。押‘狗熊’至长沙，还其家。”
恶丐们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制造了一幕幕人间悲剧。同书又记载：“光绪丁丑（1877）九月，扬州城中之教场，有山东人张设布围，任人入览以赚钱者。其中有奇形人五，一男子上体如常人，而两腿皆软，右有筋无骨者，有人抱其上体而旋转之，如绞索然。一男子胸间伏一婴儿，皮肉合而为一，五官四体悉具，能运动言语。一男子右臂仅五六寸，右手小如钱，而左臂长过膝，左手大如蒲葵扇。一男子脐大于杯，能吸淡巴菰（即烟草），以管入脐中，则烟入口出。一女子双足纤小，两乳高耸，而颔下虬髯如戟。于是观者甚众。事闻于官，谓是采生折割者流，逐之出境。”
用种种方法，把人变成动物的形状，以此吸此观众，虽然钱来得快而且多，但终究很容易为人识破，风险太大，往往是乞丐中的亡命之徒爱干，这也只是“采生折割”中的一种。在这一行当中的乞丐，更多的是用其他办法，主要手法就是毁坏人的五官四肢，利用人们的同情心去骗钱。这和改相求乞完全不同。改相求乞是自己装成残疾，像献苦肉（手脚装成脓疮烂毒）、来滚（瘫子）、过逢照子（瞎子）、画指（改装）等。在恶乞们眼里，自作自受，未免太辛苦，不如用他人的身躯玩真的，那才会滴水不漏，财源滚滚呢。
他们把拐骗来的人，戮瞎眼睛，或者毁容，砍去一膀一腿，扮作一家人，四处行乞，作出种种可怜状，捞取钱物。当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乞丐用拐来的儿童做成一个畸形的大头人，哄动一时。他的办法又损又绝，令人匪夷所思。这乞丐先买来一个大缸，恰好把孩子装进去，脑袋露在外面，在缸的下敲去一大块，作排泄用。孩子在里面动弹不得，过几年把交缸砸破。孩子只长脑袋不长身子，活脱脱一个大头宝宝，因为四肢不能活动，完全萎缩了，胳膊腿软得像棉花，可以随意摆布。如引怪物，带到哪里，都会引来一大堆好奇的围观者。就是抓住也没招，他一口咬定孩子是他的，人生下来就这模样。“采生折割”是乞丐行为中流氓行径的极端表现，它的残忍凶恶不仅是反社会的，更是反人道的，乞丐在这种罪恶的勾当中泯灭了天良，蔑视了人道，亵渎了文明，他们的角色形象被世人定格为可憎、可恶、可怖的“另类”，大约也与此种罪恶营生脱不开干系。
庸劣习性江湖习气与流氓行径 三流氓痞棍行径(5)
乞丐者流既是五方杂处，人鬼混杂之所，自然就与江湖黑社会，盗贼之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有些丐帮形成以后，乞丐们与各类犯罪分子的联系就更紧，有些丐头、帮主本身就是流氓强盗出身，甚至有时候政府专门委托一些黑社会头目为丐帮首领，他们利用红、黑两道双重身份，在官府与犯罪分子之间充当媒介，成为一种亦官亦盗的特殊社会角色。
庸劣习性江湖习气与流氓行径 四隐士风格(1)
乞丐亚文化类型是一个内涵复杂、属性多元的体系，庸劣自虐的行径固可以为痞棍无赖所资取利用，散漫放逸、逍遥自由的生存方式也被文人隐士所企羡。每值社会*之秋、王朝鼎革之际，乞丐往往成为隐士的托系之所，乞丐生涯遂成为“英雄失足的退步，好汉落魄的后门”。（李笠翁语）
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由于吏治的*、制度的偏失、文网的严酷，致使隐士不断涌现，代代不绝。失势的官僚，落魄的文人、狂生异徒构成隐士的主体，他们寄寓于乞丐中间，使乞丐文化呈现出良莠相杂、雅俗互补的景象。隐士们的所作所为给乞丐文化以重要影响，他们逍遥超然的处世哲学，*不羁、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愤世嫉俗、淡泊名节的人格特征，善良正直的秉性，极大地丰富了乞丐的精神世界，隐士的风格不啻是飘荡在混浊不堪的乞丐世界上空的几缕清风，是闪烁在漆黑一团的乞丐王国中的几道亮点。
隐士行乞活动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们不改故态，绝少乞丐的庸劣之气。他们虽饥寒交迫，却从不强索强讨，更不会厚颜取媚、巧言逢迎，而是不卑不亢，取食有道，取食有度。如《新五代史》载，李蜒本为以文章知名的士人，唐末举进士及第，官至监察御史，一生清廉，家无所积，后遭父母之丧，贫无以葬，只好乞食而后葬。隐士的乞讨不仅是出自有因，而且他们乞食从不贪多，足食充饥而已。如《说邪》上记载：“泉州有贫士行乞，得钱，尽买花麻饼食之”，自己吃一些，余皆分给儿童，以至孩童们呼之为“饼道人”。《清稗类钞》所载“永光寺前之丐”也属此类人物。该书记载：清道光年间，北京海岱门内永光寺前，有一位乞丐，其行为举止也颇奇异。此丐年约40，长杖击善说笑话，每每以俗语随口编成小曲吟娥咏唱，市民争相施舍钱物。此丐也不贪，将钱买一顿酒饭，余钱尽散于他人，一个子儿也不留。据传此丐本是世家贵胄，已经袭了侯爵，尝持戟于清门。后来厌倦寻常生活，弃家出走，混迹于乞丐者流，时而也回家看看，有时则终年浪迹在外，逍遥游乐，他家人多次苦劝他回去，尽以锦衣珍食满足他，但他不以为意，住上三五日，乘家人不备，又换上破衣去游荡，于此终了一生。
隐士的行乞活动往往呈现出放浪不羁之状，以至他们的行为举止，常人难以理喻。此中典型事例就是裴休行乞。裴休是唐代文人，以书法、文章名世，他中年时常常身着袈裟，托钵乞食于妓院，引为人生乐事。苏轼有诗专论其事，其诗曰：
病骨难堪玉带围，钝银仍落箭锋机；
欲教乞食歌妓院，故与云山旧衲衣。
落魄文人虽沦为乞丐，但他们往往不改文人本色，行乞之途，吟诗不辍。据《涌幢小品》记载，明朝成化年间，有一位叫李兴生的乞丐，年67，患有风瘫病，手、口、眼俱惊挛。但颇能作诗。进士董时望喜欢他的才华，想“养丐于官”，但李兴生坚持不肯，董时望只好“礼而厚道遣之”。
又据《清稗类钞·乞丐类》载：
清代福州西市有一奇丐，衣衫褴褛，每日手提一只布口袋行乞于市，布袋里鼓鼓囊囊不知装是何物，边行边吟，路人怪之，有好事者尾随其后，这丐来到一处空地，把口袋摊放地上，从衣中取出纸，铺在地上，纸上书有“四海散人痛苦”六个端楷大字，下面有数行小字，叙其由浙入闽寻亲不遇，流落至此，已经饿了三天，请求各位解囊相助云尔。颇有告地状的味道，观者怜之，纷纷投以铜贝。这位乞丐并不理睬，慢慢从布袋里取出一部书卷，高声朗读，声音嘹响，并含许多隐语。久之，他才俯身从地上拾起别人扔下的铜钱，昂然走进一家书店，把所有的钱都买了书。将书绑在腰间，仍然行乞市中。有人好奇地问他：“你怎么还有闲钱买书？”他却哂然答道：“你等并非鸿鹄，又怎知我之志向！”说罢便拂袖而去。后来，人们再也没见到他。这显然是一位落魄为丐而故态不改的文人。
隐士行乞不仅大多保持着文士的本色，或行吟道上或歌咏市中，而且言谈玄妙、行迹放逸，颇有道骨仙风之态。据传光绪丁西年（1897），北京城中有个乞丐，年逾花甲，满头银发，他的行止与一般乞丐大不相同，如果讨得较多的钱，就随手散给更穷的人，或者就去买爆竹放。无论是酷暑或严冬，他总是只穿件葛布单衣，光头赤足，往来市中，如狂似癫，时人呼之曰“糊涂叟”。
“糊涂叟”常携一葫芦到处游荡，自称“葫芦老儿”。有人认为他是铁拐李之类的仙流，争着向他问道求法，“糊涂叟”却说:“我不是仙人，而且从古至今也根本没有仙人。说仙道神都是自欺欺人的谎言！”有人又说他当年曾长山西某县，因刚直不阿而遭上司嫉恨，差点丢掉性命，他就离家逃难，以至于此。“糊涂叟”听了后喃喃自语道：“丢弃骨肉而谋自保，我干不出这种事！”还有人说他原籍山东某镇，少年即负才名，但科场不利，屡试不售，愤而出走为丐。“糊涂叟”听后，不以为然地说:“我本来无才，即使是怀才不遇，也是平常之事，世间类此者多的是，我有什么好愤恨的！”有人问他为什么总放爆竹，“糊涂叟”答曰：“聊以警醒世人。”又有人问他睡在何处，答曰：“此是个闷葫芦，你等不必知晓！”一些好事者有时特意多给些钱他，他每每辞谢，只取几文钱，余者或退还施主，或尽数散给乞丐及路上的幼童。世人都对“糊涂叟”的举止捉摸不透，对他的身世也打听不出个究竟来。后数年，清廷政局紊乱，内外交困，“糊涂叟”感叹道：“天下看样子要大乱了，此地再不可逗留了。”从此，京城中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了，不久，庚子之役爆发，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糊涂叟”一点也不糊涂，他的行止大有“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味道，这是隐于乞丐行列的文士的典型风格。乞丐中这种似癫似狂，半人半仙的隐士大多行止狂狷、言语怪异，秉性既有侠士之风，又有仙道之气，谯陵张乞儿即是这种类型。据说张乞儿在雍正八年（1703）行乞至鄂省周家口，当地人见他跛足而行、衣衫褴褛，却气度不凡，独自一人在村北坟地里挖个洞，不论酷暑寒冬，枯坐洞内，闭目瞑思，三五天出洞行乞一次。有一次大雪覆地，村民们以为他要冻死了，纷纷跑去观看，扒开雪一看，张乞儿正呼呼大睡。众人大为惊诧，从此以奇人视之，远近村民争相施舍食物，他只是偶尔领受，余皆退还。好心人专门为他在洞上搭个棚子，他旋即将它拆掉，说是天地为屋，大伙不必操心。后三年，张乞儿突然离开了周家口，行前留下一句话：“谢谢众位，此地不可久留。”众皆不以为意，不多久，太平天国战事爆发，周家口成为交战地，霎时间成为一片焦土，劫后余生的村民们这才悟到张乞儿行前留言的用意。（引自《中国丐帮》，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98、199页）
庸劣习性江湖习气与流氓行径 四隐士风格(2)
《清稗类钞》“乞丐类”搜罗许多这类隐士型乞丐，例如该书记载清代吴中洞庭山有一乞丐，不知名姓，行迹狂狷放逸，日间沿途行乞，夜宿庙宇之中，行乞之暇，每有诗作佳构。清代著名的文人汪碗曾收集到他写的数首诗，如“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群。口吐三峡水，脚踏万方云”。“一杖穿云到上方，湖光山色总茫茫。乾坤有无能担担，明月清风底大忙。”其诗气势宏大，寓意深刻，毫无颓废、自报自弃的心理，显示了这位文人乞丐的超群脱俗的思想境界和文学造诣。又据《三借庐笔谈》卷六记载，有一南来之丐，白天行于街市，夜间宿于破寺，不言不笑，人合则取之。一日狂歌于市上，被一文人丁小舟看见，甚奇之。便在夜深人静之时，到破寺去拜访他，不想未见其人，却见其诗，曰：“怕作人间公与侯，风尘落拓试庸流，果然大地无青眼，要去乘槎上头牛。雄心磊磊总难平，匣里龙泉入夜鸣，只有小舟能识我，他年书记要留卿。”后来，小舟又几次前往，终未能相遇，方知此丐是在有意回避他。
在隐逸型乞丐中，除落魂之人、失意士子、专制政治的不合执行者，还有一些家道破落的世家子弟，性情怪异的文人雅士，*不羁的自由主义者，等等，落魄文人、各种类型的隐士组成乞丐群体中一个亚种，应该说，他们的人生态度、行为取向与上面所论及的乞丐行为文化的诸种形态是迥乎有别的。落魄文人、隐士的贫困无聊之状与乞丐无异，但他们绝少普通乞丐所带有的那种庸劣习性、江湖习气，更无流氓痞棍的作派。文人隐士们沦落为丐并甘愿为丐，主要在于他们向慕乞丐生活无拘无束的超然状态，在这种超然放逸的生活中，他们尽情感受着的心灵的自由和人生的洒脱，体味着生命价值的另一种实现方式。
沟通雅俗 整合民俗 一 寓雅于俗的街头演艺(1)
乞丐的文化媒介作用与社会职事
社会，作为一个要素众多、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大系统，其
运行发展与变迁进化乃是结构分化、功能整合的过程。按功能主义和文化学派的观点，社会的每一结构要素分别承担着特定的功能，以满足社会生存发展的需要，社会系统内各要素的结构分化与功能整合实为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
社会的结构要素，诸如制度、规范、组织、设施、风俗、习惯、信仰、传说、阶层、群体、个人等等，在社会系统中各有所能，也各有所需，它们都承担着某种特定的功能，并与其他要素的功能互为关联、互为耦合。社会系统内结构要素的功能往往通过其特定的社会职事(职业、行为、活动)表现出来。人们通常所谓的士农工商各有所职、各有所专即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问题的。它表明：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是一个具体的功能载体，都满足着一定的社会需求，若此，社会才能互相关联，互为补充，才会呈现出协调稳定的运行状态。
对于士、农、工、商以及主流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功能作用，人们知之甚多，且大多予以积极的评价。而对于三教九流这样一类亚文化类型的社会群体之功能作用，人们往往语焉不详。至于厕处九流之末的乞丐，人们大多以赘疣毒瘤视之，社会功能、社会职事者，夫何足言哉!
其实，乞丐作为一种亚文化类型的社会群体，也是社会系统的结构要素，相应地，它也应该承担某种特定的社会职能，当然，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许难登大雅之堂，他们的庸俗卑劣的营生也许令人望而生厌，然而这丝毫不能说明他们是可有可无的、无所职事的多余之物，因为，正是在这些庸俗不堪的活动中潜藏着乞丐群体的某种特殊社会功能，正是在这些看似卑微不足道的营生中蕴含着某种社会需求。
那么，乞丐作为一种亚文化群体在社会体系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功能作用呢?要而言之，不外乎两端。其一是文化媒介作用，这一作用主要通过乞丐的民间艺术活动和民俗表演活动来完成。其二是边缘性社会化服务职能，这主要通过乞丐所从事的各种贱役、苦役等边缘性劳作而展开。
乞丐是一群贫困无聊且庸劣自虐的人们，长期的底层生活和江湖生涯使他们谙悉各地风土人情、民情世态，他们通晓各地岁时节令之风尚、婚丧嫁娶之习俗、市井庆吊禁忌之惯例，丰富的生活阅历把他们造就成了民俗专家。他们把民间的习俗、惯例、风尚、信仰、禁忌等民俗文化内容巧妙地融于自己的行乞活动中，由此发展出了一系列专门化、半专门化的演艺技能，他们成了道地的民间艺人、街头艺人。他们在朴绌的、通俗的、夸张的街头演艺活动中，将雅文化的诸多内容进行通俗化、形象化的处理，并以自己的表演使之传播到千家万户，乞丐们在自己的街头演节活动中不经意地履行了沟通雅俗的文化媒介职能，从而化雅为俗，使雅文化（主流文化）的基本精神以及民俗文化的基本事项在大众社会中得以全面深入的传播。
在希腊伟大诗人眼里，乞丐除了到处游荡，没有任何特长和技能，他们不愿看守田庄、放牧牛羊，只是靠乞讨充实那永远填不满的肚皮。《列子》所载的那位“常乞于城市”的齐国叫花子，也是身无长技，后来乞食市中，一无所获，只好“从马医作役而假食”。没有技能，光凭几句好话、几声哀号是不易讨得食物的。可以想见，乞丐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逐步学习摸索出一套乞讨方法，积累发展出一套经验，久而久之，一种专门化的技能就可能被创造发明出来。
乞丐的最早技艺应是哀号、哭泣的艺术。既然要乞食就需博得他人的同情与怜悯，而引起他人同情与怜悯的莫过于凄厉的哀鸣与悲切的哭泣，以此引得他人一掬同情之泪，食物钱财便会随手施来。这大约就是哀号成为乞丐之最原始伎俩的内在根由吧。
我国古代“绕梁三日”的典故就生动地反映了乞丐技艺的最初形式。据《列子·汤问》载：
“昔韩娥东之齐，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人以其人弗去。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泪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汴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发之。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遗声。”“鬻歌假食”说明韩娥是以街头卖唱的形式进行乞讨的，卖唱已成为乞讨的一种手段。
又据《越绝书》、《吴越春秋》等文献记载，春秋时期的著名谋士伍子胥从楚逃至吴国，也曾吹箫乞食于市。韩蛾的哀哭、伍子胥的吹箫已具有街头演艺的雏形，当然，从雏形发展到后世人们习见的那种卖艺行乞，可能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文化积累过程，其间详情我们已难于确考，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乞丐成为人所熟知的街头流浪艺人，当不迟于唐代。唐段本节《乐府杂录》载，代宗大历年间，有位民间女艺丐名曰张红红，她与父为伴，漂泊流浪一路卖唱乞食，声名颇著，后来路过大将军韦青的官邸，为韦青所喜，遂将张氏纳为姬妾。街头演艺技能既已形成，各色各样的“响丐”便大量涌现，成为乞丐大军中一支数量可观的分支。
沟通雅俗 整合民俗 一 寓雅于俗的街头演艺(2)
宋代城市生活异常丰富，汴州、临安等地有众多街头卖唱的乞儿，南宋时临安的瓦舍勾栏中的妓乐，即属卖唱行乞的一种形式。据宋人吴自牧《梦梁录》载：
“顷者京师甚为士庶*不羁不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座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
又据同书卷二十之《妓乐》载：
“街市有乐人三五之队，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赶趁。元夕放灯，三春园馆赏玩，及游湖看潮之时，或于酒楼，或花衢柳卷妓馆祗应，但犒钱亦不多，谓之荒鼓板。”(转引自曲彦斌《乞丐史》第15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生活因而日益大众化、多样化，市井间各种曲艺说唱大盛，而乞丐——主要是“响丐”则无疑是其中的主力军。各种市井间习见的说唱曲艺，如“莲花落”、“数来宝”、“花鼓”等等始成为乞丐的专业艺术门类。
据有的学者研究，“莲花落”至迟于宋代即已出现。“莲花落”本为“莲花乐”，“乐”与“落”一声之转。佛家语录《续传灯录》第二十三《俞道婆》载：“一日，闻丐者唱《莲花乐》云：‘不因柳毅传书信，何因得到洞庭湖。’忽大悟。”又宋释晓莹《罗湖野录》卷二载：“金陵有俞道婆者，……一日闻丐者唱《莲花乐》于市。”可知宋代确有乞丐以演唱“莲花落”行乞了。由于乞丐到处流动，“莲花落”这种说唱形式也就随之广为流传，南、北之丐都习于此道。它一般由两人搭档，身上各穿花衣，面敷脂粉，头戴花帽，手持一支竹竿，竿上多孔，各孔中贯穿着几枚制钱，竹竿两端缀以彩带。表演时十分熟练地将竹竿依次击打周身关节，配以各种步法，并相伴演唱，若无花衣脂粉，常服亦可。所唱均为通俗小曲，或者根据街市乞讨的具体场景临时编词，词多由三言七言所组成，合辙压韵，琅琅上口。“莲花落”因流传极广，由是形成各地区不同的亚种。如流行云南的“姚安莲花落”、“江西莲花落”、“长沙快板”等等就是其不同的亚种。（曲彦斌：《乞丐史》第15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数来宝”也是乞丐说唱乞讨中最常见的手段之一。它一般由4人组成，其中一人手拿两块牛骨，称为“蛤拉巴”，此人为该组总负责人，调遣一切行动。第二位和第三位是打竹板的，分立左右两边，第四位是耍金钱板的，站立于两位打竹板的中间，而领头打“蛤拉巴”的则站居中央。这是他们唱“数来宝”的基本队形，在具体演唱中还有队形的变化，如一字形、扇形、对称形等等。有时乞丐们在演唱时还配以简单的装束，手舞足蹈，景象煞是好看。他们在各地有多种不同称呼，如“打哈拉巴的”、“说华相的”、“吃竹林的”、“打沙拉鸡的”等等，大抵都是以唱“数来宝”为主要乞讨手段。“数来宝”的唱词格式大体如同“莲花落”，但上下文转韵合辙略有不同。
打鼓行乞也是乞丐街头演艺的主要艺术形式，其中有湖北地区的“三棒鼓”、安徽“凤阳花鼓”、江西瑞昌、九江、武宁等地的“龙船鼓”。据《清稗类钞乞丐类》载：
“沪有湖北之丐，皆妇孺也。无壮男子。辄集三五人，游于市，手持乐器为锣，为鼓，为九连环，背负之囊藏刀叉杂物。一人口唱江淮小曲。如《十八摸》、《十杯酒》、《十送郎》之类，手抛刀叉，一人击鼓而以锣节之。其来也，始于光、宣间，至宣统辛亥而遂多。三班鼓者，亦行乞之具。其演法，用三人，一人陈鼓击之，鼓有竹架，活之，可翕张，一人槌小鼓，一人歌，金者，锣者节而和之。其词亦多鄙，其人之语言率鄂者。”说的是湖北乞丐以表演三棒鼓（即文中所说三班鼓）行乞，明田艺蘅《留青日札》说：“吴越间妇女是三棒上下击鼓，谓之三棒鼓，江北凤阳男子尤善，即唐三杖鼓也。”这种曲艺表演艺术在表演时轮番抛动三根嵌有铜钱的棒子击鼓，边击边唱，因以得名，流行于湖北、湖南一带。
流行于江西一带的“龙船鼓”原系端阳节时湖滨地区竟舟的娱乐游戏节目，以击锣鼓伴奏说唱，在清乾隆时已非常流行，后来渐成当地乞丐流行行乞的一种乞讨方法。
另外，还有“连宵”、“金钱板”、“荷叶”、“车灯”之类。
连宵。北方称为“霸王鞭”，四川又叫做“绺连绺”或“柳连柳”。它与莲花落颇近似，后来发展成一种单独的曲艺品种。它是一边用敲打节奏的乐器伴奏，一边唱词。连宵与莲花落的不同，一是伴奏的乐器不同，二是演唱的节奏不同。连宵通常用一截两三尺长的竹杖，中间镂空，穿上铜钱，两头扎上红红绿绿的布条做成，连宵的音乐性更强，还伴有一些舞蹈动作。随着节拍，说唱者的手心、手肘、肩头、脚的内弓和外侧，脚跟相应舞动，同时挥手、耸肩、踏步、腾跳，看上去动感很强。另外，连宵的唱词是固定的四句连环，有主词与副歌相间，主词随景而唱，副歌则固定不变。
金钱板、荷叶。这是四川乞丐特有的说唱曲艺，所唱大抵川剧小调。
花鼓、车灯。也是一种曲艺品种，此种说唱多为女丐，中间穿插表演一些特技。如花鼓的甩鼓捶和抛刀，即在不中断演唱和打敲锣鼓的过程中把鼓捶一甩一接，一根、二根甚至三根。穿花、高抛更精彩，除了在前面甩还能抬脚从脚下甩，甚至挽“背花”从背后抛起来。
沟通雅俗 整合民俗 一 寓雅于俗的街头演艺(3)
乞丐的说唱曲艺表演以简陋、朴绌、庸俗为特点。它是乞丐社会身份和文化特征的生动体现。譬如，他们用以表演伴奏的“响器”极其简陋，大多是日常生活器物稍加改装而成的，两块牛骨上系以铃铛便成了响丐手中最常见的伴奏乐器，乞丐们呼之曰“哈拉叭”，有的地方则称为“香骨板”。也有用猪骨作成，名曰“哈拉巴”。他如“呱嗒板”，系由两块竹片组成，还有碗、筷子、盘子、瓷瓮、瓦碴，甚至烟袋杆、高粱杆也都成为他们手中的响器。伴奏乐器是如此简陋，服饰装束也是如此。他们没有华彩的服装、艳丽的装扮，表演时依旧是一个个蓬首垢面的形容，依旧是一身褴褛的衣衫。舞台观众更无从说起，街头巷尾就是他们的舞台，市井人家、坊肆铺店就是他们的观众。虽然如此，他们的演艺却是形象生动，有的甚至是精采纷呈的。例如，“数来宝”在乞丐的长期演艺活动中不断丰富完善，发展成一门专业化相当高的说唱艺术。尤其是其中打竹板，堪称一绝。现在人们已很少见到打竹板和金钱板演奏。打竹板是右手手持两块大笔直板，打基本节奏：左手持六块小竹板（又叫碎嘴子），专打花点，打金钱板。是左手持一长一短的笔直条板，板条上竖着串成上三下三的一对铁皮钱：右手持一根两边带锯齿的小竹尺，边敲边划，牛骨、竹板和金钱板配合，敲打起来颇为好听，有板有眼，节奏轻快，音色变化和协，是一组传统的民族打击乐队的精彩演奏。如果是红白喜事赶堂会，在演唱之前先打一通，不但在节奏的打法上有轻重快慢，而且还带“撒手活”的杂技性表演。如笔直板对打，竹板飞空，以及“张飞骗马”、“苏秦背剑”、“手摇风车”等样。打金钱板的，手中的小竹尺也带“撒手活”，边敲边划边在空中上下飞舞而且越打越快，紧凑热烈，打得人们心花怒放，喜笑颜开，非让你鼓掌来叫好不收场。
乞丐的街头曲艺表演具有十分明显的文化传媒性和民俗表演性，这一点集中反映在乞丐街头演艺对时间和空间的精挑选上。乞丐的演出专挑民间庆吊之时，例如结婚、殡葬、寿诞、开业、拜神、祈雨等等，或者是传统的岁时节令，如年关、春节、元宵夜、端午节、中秋节等等。但凡这种时节，乞丐们往来穿梭于市井之中，吹拉弹唱、打鼓击盘、装神扮鬼，均可大展其能，畅行无阻。
乞丐的街头演艺活动形式简陋，内容却异常丰富，举凡传说、信仰、风俗、惯例、百业行情、市井众相、人生悲欢等等无不涉及，所有这些都以通俗朴绌的形式向观众道出，其中，尤以对工商各业的掌故与特征最为谙熟，如此说唱起来，无不生动贴切。如乞丐们来到杂货铺前，便这样唱道：
正行走，
抬头看，
眼前就是杂货店。
杂货店，
杂货行，
走过苏州漂过洋。
海参海带出海外，
陈州出的黄花菜。
黄花菜，
不用刀，
做着离不了花胡椒。
小小胡椒圆又圆，
漂洋过海到河南。
小小花椒麻又麻，
出在东北山旮旯。
不是胡椒卖的贵，
走一道关口报一道税。
不错不错真不错，
掌柜的报税我见过。
长的香，
短的炮，
不长不短是黄表。
大红袍，
小红袍，
初一十五它先到。
大火鞭，
小火鞭，
逢年过节它占先。
黑粮香，
白糖甜，
谁要买糖来找咱。
东街大嫂有了喜，
来买咱的江大米，
生意好，
生意旺，
光卖现钱不赊帐。
生意好，
样样全，掌柜不在乎那几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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