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理会步上轨道之后数年，经过马来社区领袖孜孜不倦的耕耘，加上开办夜间课外补习班，总算有了成果。马来学生考试及格的人数逐渐增加，数学成绩的进步尤其显著。1991年，一群年轻的伊斯兰教大学毕业生成立了伊斯兰教专业人士协会，宗旨同回理会相似，但是运作独立，不依赖政府。吴作栋总理以财务资助给予他们鼓励。有了更多本族群领袖帮助成绩较差的伊斯兰教青年，马来族群的成绩有了进步。
在1995年进行的第三次国际数学与科学调查中，新加坡的马来学生取得比国际平均水平更好的成绩。在1987年，只有7％的马来学生考上理工学院或大学，到1999年增加了三倍，达到28％，而全国的百分比只不过提高了一倍。1996年，一名获得奖学金的马来女生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大学英文系。1999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的一名马来学生，考取毕业班第一名，赢得一面金牌。另一名在同一年获得政府奖学金到剑桥大学深造的马来学生，考获物理系一等荣誉学位，进而攻读博士学位。19981999年度，南洋理工大学学生理事会选出一名马来学生担任主席。现在，我们的中产阶级中有越来越多马来族成为跨国公司董事经理、资讯科技顾问、科技起步公司企业家、外汇交易员、银行经理、工程师、律师、医生或商人，他们从事旅游业、饮食业、承包业、家具业或服装贸易等行业。
回理会取得成功，使印度社群在1991年成立印度人发展协会。第二年，华族社群成立了华社自助理事会，帮助成绩较差的华族学生。这些学生论百分比少于成绩差的马来学生，但是总人数比他们多。欧亚裔人士协会不久之后也效法。
以法治国法律纲纪提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架构。我是律师出身，服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才能正常运作的原则。但是，我在新加坡经历了日治时期，之后又有英军政府尝试恢复法治初期局势动乱的经验，因此对犯罪和惩罚问题采取务实而不是空谈理想的态度。
1951年，在新加坡取得律师资格后，我承办的第一起案子是为四个暴民辩护。
他们涉嫌在1950年12月穆斯林针对白人发动的“森林女郎”暴乱事件中，谋杀皇家空军部队的一个中士。我给四人洗脱了罪名，心里却对陪审制度给新加坡的实际价值留下很大的疑问。一组七人的陪审团，以多数票做出判决，罪犯很容易获得无罪释放。印度也尝试过推行陪审制度，结果不成功而废除。1959年，我出任总理之后不久，即废除谋杀案以外一切刑事案的陪审制度。保留谋杀案的陪审制度是为了配合马来亚当年的司法制度。到1969年新马分家以后，我请律政部长埃迪‘巴克在国会提出动议，把谋杀案审讯的陪审制度也废除了。当年在新加坡名声最响亮的刑事诉讼律师马绍尔，在国会特选委员会听证会上宣称，由他进行辩护的每100起谋杀案当中，最终宣判无罪的多达99起。我问他是否相信那99个无罪释放的当事人被错误提控，他回答说自己的职责是替他们抗辩，不是去裁判他们。
《海峡时报》一名法庭记者观察过多次陪审制度的审讯，他也向同一个特选委员会供证说，迷信的观点，加上一般人都不愿意对重罚判决，尤其是死刑负责，结果造成亚洲陪审员很不愿意给罪犯定罪，反而选择让罪犯无罪释放或只判以比较轻微的罪名。这名记者说，只要陪审团里有怀孕的妇女，他猜得出谋杀罪名绝对定不了――否则孩子出世会受到诅咒。法案通过，陪审制度废除了，陪审员的情绪捉摸不定导致案子误判的事件从此减少了。
亲眼看过了日治时期人们在艰苦严酷的环境里的所作所为，我无法接受说罪犯是社会体制下的受害者的这种论调。那时候的刑罚严厉之至，即使是在1944至1945年那种吃不饱的年代里，白天不上锁，夜间不闭户，也没有窃案发生。那种阻吓作用非常有效。英国人过去在新加坡也以九尾鞭或藤条为刑具。战后，他们废除鞭刑，（以藤条执行的）答刑则保留下来。我们发现处以答刑比处以长期徒刑，更能发挥威慑的作用，于是规定凡与毒品有关，或走私军火、强奸、非法人境或破坏公物等罪行，一律处以鞭答。
1993年，一个15岁的美国学生迈克菲和他的一班朋友，肆无忌惮地破坏公路交通指示牌，在20多辆轿车上喷漆涂鸦。被提控后，他在庭上认罪，辩护律师代他请求法官从轻发落。法官宣判鞭打6下、监禁4个月。这起案子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美国媒体对自家男孩将在新加坡被残酷的亚洲人剥下裤子鞭打勃然大怒，闹得满城风雨，还劳动了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出面，恳请王鼎昌总统赦免这个少年。新加坡陷人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只因为犯错的是美国少年，这一鞭就打不下去，那么对违法的国人，我们又怎能施以鞭刑呢？
在内阁讨论之后，吴总理最终劝请总统把鞭刑减至4下。
美国媒体还不甘心。但是并非所有美国人都不赞同新加坡严惩破坏公物的人。
迈克菲事件成为新闻焦点期间，小女诗玲在新罕布什尔州超速驾驶，碰上警察，对方向她大闪蓝色警灯，她没停车，结果被捕。就在警员把她送往警局扣留的途中，她在问话时回答说自己来自新加坡，还认定对方必会为了迈克菲事件而对新加坡不满。对方却说，这个男孩活该挨鞭，然后就把她载回去领车子，还祝她一路顺风。
迈克菲挨了4鞭后返回美国。据美国报章几个月后报道，这个少年一晚醉酒夜归，把父亲推倒在地，两人扭打成一团。一个月后，朋友在他嗅吸丁烷时点燃火柴，结果他被严重烧伤。他承认自己早在新加坡的时候，就已经是个丁烷嗅吸者。
这种种措施使新加坡治安良好。新加坡被世界经济论坛的〈199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书》列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并被形容为“团伙犯罪不会严重损害公司营业”的国家。同样在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新加坡也被推选为最安全的国家。在这里，“人民都信心十足，认为个人的生命和财产有所保障”。
向资讯科技逐步迈进数码革命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互联网的出现以及由它衍生出来许许多多的产品，使所有要成为主流中的一分子的人，非得通晓电脑和互联网不可。
我是早期对电脑用途充满热忱的人之一，当时电脑已逐渐成为提高生产力的重要因素。1973年，长子显龙在剑桥大学完成数学荣誉学位二级课程，我建议他在第三年改修电脑科学的研究生课程。我的看法是，这门课程在计算和储存数据方面非常管用。我也要求公共服务委员会为成绩出众的学生，提供修读电脑研究生课程的机会。张志贤是受益者之一，他在1997年以教育部长的身分推展了一个大规模的计划，让教师用电脑作为教学工具，每两个学生合用一台电脑。
我在1984年决定让政府部门通过“财路”转账系统支付所有雇员的工资。许多文员和工人宁可领取现款，说是不希望让他们的妻子知道他们赚多少钱。面对这些反对的理由，我给这些雇员在邮政储蓄银行开设了储蓄户头，让他们利用自动提款机提取现款。因此，每月两次的发薪日到来时，不必再劳动警员护送要发给雇员的现款。私人企业界随后效法，我们于是进一步鼓励人们通过“财路”支付税款和执照费。
虽然我率先推动早期的电脑化运作和电子转账付款制度，我自己却没有使用电脑的习惯，尽管电脑已经普遍使用开来。叨年代中期，年纪较轻的部长以电子邮件互相通信，我却把电邮打印出来，然后用传真方式回应。
感觉被“冷落”后，我在72岁时决定学用电脑。这对年老一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花了好多个月的时间才能独立使用“微软文书”软件和电邮，不必经常麻烦秘书。即使过了好些时候，我还是会因为按错了图标而弄丢了整个文件，又或者被电脑指责“进行非法操作”，面对电脑关机的威胁。在办公室里有秘书帮我，在家里出了问题，我就拨电话向显龙诉苦，然后由他一步步在电话上指引我找回花了好长时间准备，却被弄丢了的心血之作。再不成功，就得等到星期日才能找显龙来帮我搜寻电脑硬盘里的资料，找寻失踪的文稿，或帮忙解开其他谜底。一年多后，我才算步上轨道，获益的地方包括在撰写这部著作的过程中，能在个人电脑上轻易修改或重组句子和段落。现在出远门，没有膝上型电脑来阅读电邮，对我来说已是万万不能的了。
大法官和总综为宪制要职如大法官和总统挑出合适的人选，是至关重要的事，选择错误有可能会使国家蒙羞多年，带来没完没了的问题。要断定谁的本事最大，比预测谁的人格能不负所托来得容易。我跟大法官和总统都是多年深交，早在两人接受任命之前，我们就已经相识。结果，一个成了无懈可击的成功例子，另一个则是不幸的意外――一个原可避免的差错。
大法官是司法规范的确立者。1963年8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前夕，最后一位英籍大法官艾伦。罗斯爵士荣休，好让我推选第一位新加坡籍的大法官。为此我四处物色，要找一个社会观不至于跟我抵触的人。最重要的是大法官处理事情所依据的没有说明的大前提，以及他对一个好政府的目标的了解。
我和艾伦爵士有过一次难忘的交谈。60年代初，几个参与暴乱的共产党人即将在新加坡法庭受审之际，我担心审案的英籍法官可能对当时的政治情绪欠缺敏感，于是要求同大法官会面，并向他解释，要是真的出现这种情形，政府恐怕会被指控为英国政府的走狗。大法官椰榆地看着我说：“总理，我在锡兰当大法官的时候，必须代锡兰总督管理政府，当时局势动荡不安，他又不在。你大可不必担心会陷人尴尬的境地。”他完全了解具备政治敏感的必要性。
经过相当谨慎的考虑，我推举黄宗仁出任大法官。他当时是英国总督所委任的高等法院法官，出身中产阶级，跟我一样毕业旧剑桥。他信仰天主教，反共，重法治。艾伦爵士推荐他，说他够坚定，有办法维持法庭的纪律，能使全体司法人员服从他所制定的规范。
一直到1990年，黄宗仁才以72岁的高龄卸下大法官的职务。我延长他的任期，让他在历岁的退休年龄之后继续担任大法官，因为合适的接班人还没有着落。黄宗仁对法律了如指掌，在法庭里威严十足地审理新案和上诉案件。他属于英国殖民地时代的典型大法官，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审判工作和最高法院的运作上，对初级法庭或整个司法制度的运作不太在意。由于诉讼案激增，高庭。初庭都堆满案子。高庭的司法轮子缓慢转动，工作越积越多，案件往往要花上四到六年的时间才受理。大部分案件由初庭处理，运转几乎一样缓慢。
早在1988年，我就决定在1990年底卸下总理的职务。我知道接班的吴作栋跟法律界没有什么关系，要他决定合适的大法官人选恐怕会有困难。于是我在卸任前着手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挑大梁。我分别跟每一位法官会面，要求他们按功绩依次列出他们心目中的三个人选，但不包括自己。然后我又跟每位法官一起逐个评点法律界的人物。我们也考虑来自马来西亚的杰出律师。四位法官――AP拉惹、古玛拉三美、邓立平和陈锡强推荐杨邦孝为首选，给予他最高的评价。
杨邦孝当时在新加坡规模最大的银行华侨银行担任主席。1969年的吉隆坡种族暴乱过后，他放弃律师楼资深合伙人的地位，离开业务蒸蒸日上的律师楼，跟家人一起迁居新加坡，在这里一家新开业的商业银行担任主席。
我们在剑桥法学院同窗三年，他的功课怎么样，我很清楚。1946年第一个学期的课程我没上，于是向他借了听讲的笔记。那些笔记完整而井井有条，为我提供了清楚的课程概要。六个月后，1947年6月，我在第一年的法律考试中名列前茅，邦孝也一样。我们俩回国后仍保持联络。60年代末，他受新马两地政府委任为新马合资联营的马新航空公司的主席。华侨银行在1981年让他借调到负责管理和投资新加坡储备金的政府投资公司，在那里当董事经理。我在那个时候跟他恢复过去的密切来往。讲解某项投资的不同选择方案时，虽然他会表明个人的偏好，但是对每个方案的介绍却都同样透彻周详，一丝不苟，谨严公正。这是担任司法人员的重要品质。
我在1976年向他献议，请他出任最高法院法官。他当时是华侨银行的副主席，婉拒了这个献议。1989年，趁着同他共进午餐时，我请他考虑出任大法官。我向他游说，指出他已经登上新加坡最大银行的最高职位，在那里付出心血只能让数千名雇员和更多股东受益。出任大法官的话，他却能使执法工作追上时代，造福整个社会和新加坡的经济。如果他答应的话，就必须先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一年，重新融人法律界，然后才能出任大法官。他要我给他时间考虑。要是答应了，他的生活方式就会发生变化，还要蒙受金钱上的损失。他在银行支取200多万元的年薪，当法官的年薪却少于30万元，等于银行薪水的七分之一。考虑了一个月之后，他接受我的献议――是责任心驱使他这么做。新加坡给了他第二个家。
1989年7月1日，我委任他为最高法院法官。1990年9月，黄宗仁大法官退休后，我正式任命杨邦孝为大法官。他在日治时期和马来西亚种族暴乱期间吃过苦头，对通过司法维持社会秩序有强烈的看法。他对多元种族社会的看法，对于应该怎样去培养和治理这种社会，对处于这个区域的这样一个社会应该以什么态度对待法治的问题，跟我的见解没什么不同。
他明白要挑起新的工作重担，从最初级的法庭到最高法院，那些过时的办事方法必须废除，重新制定新程序，才能迅速处理一切案件。我建议他亲自到初庭走一趟，并同推事、地方法官一起坐下来，听他们汇报工作情况，以便掌握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评估他们的能力，抓紧制度的运作，并招揽更多人才。司法界必须重建工作纪律。有些律师向我投诉说，一些推事和地方法官把车子停放在限制区外围地带，以避免支付繁忙时间收取的小额收费。等限制时段一过，他们就休庭把车子开入市中心。司法制度的纪律不严，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证明杨邦孝是个出色的大法官。他为全体法官提供领导，为法律界开创了高尚的新风气。“不消几年，他改革了法庭和司法程序，使制度赶上时代，搁置待理的工作和案件因此减少，候审案件也更快得到处理。他修改条规和惯例，防止律师利用这类条例拖延案件的审理工作或使得审讯展期。为了应付日益增加的诉讼案，他建议委任更多的最高法院法官，同时根据工作量聘用更多的司法委员（执行法官职务的资深律师）。他挑选人手的方式公正而有系统：先同被视为法律界佼佼者的人会面，从中初选20个，然后请教当时在司法界服务的每一位法官和司法委员，参考他们对这20个人的看法――整体上的正直感、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和”司法方面的脾性“等等，接着才向总理推荐。
至于上诉庭法官的人选，他要求每一位法官和司法委员，从同行当中推荐两个他认为最适合的人，但是不包括自己。杨邦孝最终推荐的两个人选是他们同辈所一致认同的。所有法官和资深律师都清楚他挑选人手的方式，这种方式促使全体法官和司法委员的地位和声誉得以提高。
他把资讯科技引人法庭，以便工作加速完成。律师现在大可以利用电脑把诉讼文件提交法庭并寻找资料。到1999年，新加坡的法庭闻名遐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法官和律师，都慕名前来考察杨邦孝的改组成果。世界银行向其他国家推荐这里的初庭和高庭制度，作为它们学习的典范。
世界评级机构也给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打了高分。在90年代，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出版的《世界竞争力年报》，年年在“社会人士对司法公正的信心”这一栏，把新加坡列为亚洲国l 家之首。1997至1998年，新加坡名列同一栏目的全球十大排名榜，领先美国、英国、日本和大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1995年，香港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机构开始评价亚洲国家的司法制度，就这方面它一直把新加坡排在亚洲榜首。
在挑选总统的人选方面我就没有那么幸运。我从1954年起就和德万。奈尔共事，并于1981年在国会提议推选德万。奈尔怕任总统。1985年3月15日下午，有人告诉我德万。奈尔出访东马沙捞越州的古晋时行为怪诞，令我十分惊愕。沙捞越的州政l 府医生在3月14日拨电通知德万。奈尔的私人医生JA淡比雅，要他把行止有异的总统接回国。德万。奈尔对每个女人都显得情不自禁，包括在车里陪同他的一位副部长的夫人、宴会上的女士和照顾他的护士等。他对她们不规矩，向她们提出猥亵下流的要求，抚摸和非礼她们。淡比雅医生通知了新加坡医药总监之后，立刻飞往古晋，结果在那里发现德万。奈尔已经崩溃了，不l 能自已。他在3月15日陪同总统一起回国。
当天晚上九点左右，我在总统府的寓所会见德万。奈尔夫人。我带着内人芝一起去，因为她和德万。奈尔夫人相熟，由她帮我向德万。奈尔夫人披露这个不愉快的消息。第二天我通知内阁，文件说：“德万。奈尔夫人听说德万。奈尔在古晋行为不检而且精神崩溃后，态度镇定，勉强压抑住心中的厌恶和愤怒。她告诉我和内人，德万。奈尔已经变了，说他时不时狂饮，而且过去几个月来，每天晚上都灌下一瓶威士忌。她每晚提早把佣人打发回去，就是为了不让佣人知道他喝得烂醉如泥，并经常在这种情况下殴打她。她早料到这样的事情会在沙捞越发生，所以拒绝同行。
“在出访沙捞越之前的几个星期，德万。奈尔常常一个人驾车离开总统府。他戴上假发乔装改扮，在没有保安人员或司机的陪同下，独自前往会见一个德国女郎。
有一天早晨，德万。奈尔夫人在他彻夜未归之后，到樟宜别墅去查看，结果发现了空酒瓶、沾上唇膏痕迹的酒杯和一些香烟。德万。奈尔也曾带那个德国女郎到总统府的寓所共进晚餐。当德万。奈尔夫人进行规劝时，两人大吵起来，他还出手打她。
他狂饮起来就控制不了自己，无法抑制自己的脾气。”
新加坡七位最杰出的专科医生给德万。奈尔进行检查和治疗，最资深的一位是心理医生R 纳古连德兰，他在3月23日的一l 份报告中写道：“他（德万。奈尔）酒精中毒，特点是：喝酒多年，间。歇性地不断狂饮，对酒产生心理上的依赖，时不时丧失记忆力，间歇性地产生幻觉，性无能，性格改变，以及婚姻和谐受到破坏。”
宪法规定总统不能被控以任何罪名。万一总统在受酒精影响下驾车撞死人，肯定要引起公愤。内阁几次开会讨论事态的发展，最终决定非要他在出院和恢复活动前辞职不可，否则国会将不得不废黜他。元老级部长，尤其是拉贾拉南、巴克和我，为必须把高居如此显赫地位的老同僚罢免而苦恼。对德万。奈尔家人的处境，我们感同身受，但最后还是觉得别无选择。让他继续留5任只会带来更多害处。
待德万。奈尔情况稳定下来，能够明白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时，我和拉贾拉南在3月27日到新加坡中央医院去看他。他犹豫了一阵子，然后答应自动辞职。
第二天，也就是28日，德万。奈尔写信告诉我：“大约一年前，我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积重难返的酗酒者。从那个时候起我才开始隐瞒真情。偶尔想向你吐露真情，但总是临阵退缩。最后一次几乎就要向你告自，是大约两个星期前在我的办公室同你见面时，当时我尚未启程到古晋。我错过最后一次吐露真相的机会，结果毁了自己。”
两个星期后，德万。奈尔在另一封写于4月11日的信中说：“此外我还记得其他一些事情，包括启程到古晋之前两个星期在新加坡发生的一些怪诞行为。不过令我感到可怕的是，我无论如何都记不起大部分关于我在古晋如何行为不检的报道的内容。然而它们必定是真实的，因为有几个目击者出面证明我做过那些事、说过那些话。令我更加感觉混淆的是，至少有两个场合我记得很清楚，而报道所言跟我的记忆有出人。我不是一个爱说谎的人，可当时又有目击者。或许其中一些目击者在撒谎，我是倾向于这种看法的，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撒谎。以前人们总爱说某某人中邪，难道我是鬼上身了？又或者是‘化身博士’在作怪？
“也许是脑袋受创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我的脑功能一定是损坏了，损坏到什么程度尚待分晓。损坏的部分有多少能够治愈或恢复，同样要日后才能知道。”
我有两个角色得扮演：第一、身为总理，我有责任保护总统职位的尊严和新加坡的声誉；第二、作为他的私交，我希望能挽救他。他在医院住了几天，过后我们把他送到樟宜别墅，协助他戒酒。他坚持要到印度“静修”打坐，以印度教的方式治好自己。我不认为那种方法会使他复原，于是敦促他接受治疗。经过拉贾拉南、巴克和另外几个老朋友，包括当年在职总便和他交情甚笃的SR纳丹（后来出任新加坡总统）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告之后，他总算答应到美国的卡伦基金会接受治疗，一个月后似乎痊愈了。
德万。奈尔坚持要我们发给他养老金。根据宪法，总统无权享受任何养老金。
内阁决定基于人情拨出一笔养老金给他，条件是他必须不时接受政府医药小组的复诊。巴克同德万。奈尔谈妥条件，并在国会提出有关决议。待国会通过之后，德万。
奈尔又回绝，并否认曾答应接受有关条件。政府始终没有收回条件，德万。奈尔因此老羞成怒。
一年半以后，他在《远东经济评论》1987年1月29日刊发表的一封信件中，说自己从来都不是个酗酒者。卫生部常任秘书把一封写于1987年2月14日的信寄给德万。奈尔和《评论》，上面有七名在1985年三四月负责处理德万。奈尔病情个案的医生的签名，他们证实对德万。奈尔的诊断结果是酒精中毒。从未有医生对这个诊断结果提出相左的意见。
1988年5月，德万。奈尔插手前副总检察长萧添寿被调查一案。后者承认获得美国国务院官员保证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予庇护。德万。奈尔抨击我说，这跟我在马来西亚对抗马来极端分子时，争取国际支持的做法无异，言下之意是，当年如果遇上麻烦，我也会逃离马来西亚。德万。奈尔拒绝撤销他的指控，我于是提出诉讼，并向国会提呈报告，包括德万。奈尔酒精中毒的有关文件。
这些文件发表后，德万。奈尔离开新加坡，至今不曾回来。过了11年，他在加拿大接受访问时说，医生对他诊断错误，并指责我吩咐医生给他服用迷幻药，使他看起来像个酗酒者。诚如纳古连德兰医生所警告的，他会出现“性格改变”的现象。
在委任德万。奈尔担任总统方面，我错在没有调查清楚就想当然地以为他一切妥当。待他崩溃了，我向在职总跟他关系最亲密的友人之一何思明询问。也是议员的何思明证实德万。奈尔在国会委任他出任总统以前就有狂饮的现象。我问他为什么从来没有提醒我，他回答说德万。奈尔从来没有因此昏迷过。要不是因为何思明愚忠而没有提醒我注意存在这样的风险，我们大家就不必经受那么多的痛苦和难堪。
不过总的来说，德万。奈尔在现代化的新加坡的建国历程中功不可没。60年代共产党人抨击行动党，他挺身为我们辩护；也是他倡导现代化的劳工运动，使职总成为举足轻重的新加坡经济建设的伙伴。
15、新马关系风云变幻
1966年3月20日，新马分家八个月后，马来西亚首相东姑来到新加坡访问。我到靠近植物园的联邦大厦同他见面，在那三个小时里，我们交谈，吃了顿中式晚餐，看电视，然后继续交谈。在场的还有他的夫人和马来西亚最高专员扎马阿都拉迪夫。
这限东姑谈公事的一贯作风。除了他最挂心的事，他也谈了好多其他的事情。东姑打算在最高元首登基后休假，因此建议新加坡的部长和他的部长在4月间一起到金马仑高原去打高尔夫球。到时双方就可加深彼此的了解，所有的难题也自然能随之解决。他希望我们能回复过去那种轻松自如的关系，以缓和非马来族和马来族之间的紧张气氛。我告诉他4月不太方便，我得到伦敦和斯德哥尔摩走一趟。6月也许较理想。用晚餐时，他婉转地发出威胁，轻描淡写地在话语中提醒我，新加坡的命运操纵在马来西亚手里，新加坡必须跟马来西亚密切合作。他质问我为什么阻止失业的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找工作。我解释说，我们不可能大开门户，毫无节制地让外国人拥到新加坡来讨生活。然而吉隆坡也面对同样的情况，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会对新加坡的经济造成那么大的压力。他已经指示联邦工业发展局在吉隆坡、恰保、按城和新山发展新兴工业。新加坡既是个大城市，这么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只能耐心地跟他解释，让他知道新加坡没有责任照顾失业的马来西亚人，我们也有自己的失业人民等着我们帮忙找工作。
他向我抱怨杜进才和拉贾拉南，指责他们发表批评马来西亚的演讲。我告诉他，我那些来自马来亚的部长们，对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仍然怀有感情，他们难免会表现出马来亚人似的反应。他们需要时间来接受自己如今已是新加坡人，是属于另一个分隔独立国家的人民。东姑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和不耐烦，他老实不客气地说：“他们最好快点认清这一点，这是我不能够容忍的。这些人别有居心。拉贾拉南效忠的对象还可能是印度呢。”东姑错了，虽然拉贾拉南出生于锡兰（如今的斯里兰卡）的贾夫纳，但他却是全心全意地效忠马来西亚的。
离开之前，我在大门停下脚步说，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工作关系，为谋求双方的利益而合作。这是极其婉转地暗示他，新马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快乐的日子了，在那个时候，新加坡为了寻求合并总是低声下气。
跟东姑在分家后的第一次接触叫我百感交集。他依然认为我应该听命于他。不过，令我放心的是，看来他仍大权在握。我知道他希望能平静地过日子，不喜欢看到关系长期紧张或危机长期存在。
马来西亚领袖照旧以60年代初期我们寻求同马来西亚合并时的那种态度对待我们。他们觉得我们碍手碍脚，因而把我们挤出他们的国会和政坛。现在虽然新加坡已经独立了，并享有了自主权，东姑却依然深信，他在新加坡的一营兵力，加之能随时切断我们的水供，关闭长堤，停止所有贸易和交通，便足以迫使我们就范。如果他能纯粹以过去那种贵族魅力要我们服从，那恐怕会更理想。
1966年，我从4月起离开新加坡两个月。在这期间，东姑。敦拉扎克、加查利群起攻击当时的副总理杜进才和我，因为我们看似准备在马来西亚之前同印尼重建邦交。东姑恫言要采取报复行动。当时担任代总理的杜进才已对印尼决定承认新加坡表示欢迎。马来西亚政府却对此十分不高兴，还发出声明：“新加坡决定欢迎印尼承认它，清楚显示新加坡将会跟印尼有某种联系或交往，因此将会有印尼人到新加坡去。显然地，这么一来，我们的安全将受到威胁，因为印尼一再重申要加紧同马来西亚对抗。因此，马来西亚不得不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它的利益和安全。”
紧接着在4月18日，马来西亚内政部长伊斯迈医生宣布限制持新加坡身分证的人通过长堤入境，新措施立即生效。
从英国和东欧访问回来，我同东姑见面。他埋怨我到这些共产党国家访问，认为一旦这些国家在新加坡开设大使馆，就会对冯来西亚构成威胁。他质问我怎么可以表示要跟中国和印尼成为好朋友。我的答复是，尽管我的处事方式跟他不大一样，却也队不打算让共产党人给吃掉。我忆述曾经有一艘中国轮船要在新加坡码头靠岸时，我们怎么因为船长拒绝签字保证不分发文化大革命的宣传资料而坚决不让船员上岸。北京电台就此抨击我们的移民厅。我解释说，除了罗马尼亚，东欧国家走的是跟中国作对的苏联路线。当时英国军队仍在新加坡驻扎，这是不结盟国家所无法容忍的，所以东欧国家对新加坡采取中立或支持的态度，可防止我们被孤立。
巫统领袖也继续利用在两国发行的爪威文报纸《马来前锋报》煽动马来人的情绪，反对新加坡的“华人”政府。《马来前锋报》报道，新加坡的一名巫统领袖、联邦上议院的两名新加坡前议员之一阿末。哈芝。塔夫，要求我们成立的宪法委员会把马来人的特权列人新加坡的宪法。这些在马来西亚宪法里的特权从来不适用于新加坡。
我们的新闻处把《马来前锋报》具煽动性和种族主义的言论翻译成英文、华文和泰米尔文，通过电台、电视和报章广泛报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非马来人对巫统领袖的印象因而大打折扣。伊斯迈和加查利提出投诉。伊斯迈说，这是在阴谋破坏马来西亚，除非把政治分开，否则两国之间不可能建立经济合作关系。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不应该于涉他们的内部事务。加查利更进一步说，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关系特殊。对于新加坡跟苏联以及其他共产国家签订贸易协议却没通知他们，他感到失望（马来西亚没有跟任何共产党国家签署这类协议）。他认为，这些事项都应在经济合作和防务协议的范围内，而根据这一协议，任何一方都不应缔结任何危及对方防务的条约或协定。我指出，礼尚往来，他不能指望我们这么做而自己却不这么做。
加查利也要我们等到他们跟印尼重修旧好后才跟印尼恢复物物交换的贸易。他以国家安全为由，坚持要我们只让超过200吨的大船进人我们的主要港口，所有较小的船只，尤其是帆船都一概不许入港。可是，我们的政治部现在改名为内部安全局，却通报说，马来西亚本身公开在马来半岛西岸进行物物交换贸易，来自苏门答腊的小帆船可以驶入柔佛和马六甲的港口。于是，吴庆瑞要求召开联合防务理事会会议讨论这件事。这个理事会是在新加坡独立后设立的。他们定了一个开会日期，但后来吴庆瑞惊觉会议已经取消，因为马来西亚声称我们已接受他们的建议。我们决定按照计划行事，指定新加坡一个最南端的岛屿――安乐岛，作为我们跟印尼商人进行物物交换贸易的中心。这些印尼商人从远至苏拉威西岛（西里伯斯岛）乘着帆船到这个岛屿来做生意。敦拉扎克强烈反对。他们单方面做出决定并提出过分要求的行为迫使我们退出联合防务理事会。不计其数的一队队小船，有些船尾装着马达，其他的都是帆船，运来天然橡胶、椰干、木炭及其他货品。在离开时，它们都满载了半导体收音机、衬衫、长裤、拖鞋、鞋子、短上衣和帽子。有些还买了一箱箱的面包回去。对抗正式于1966年6月结束后，我们在8月取消所有关于物物交换贸易的限制。印尼的小船再次在新加坡历史最久的港口之―――直落亚逸盆地出现。
两国各自发行货币新马分家后，我们面对持续不断的压力。我们跟马来西亚的关系可以说没有一刻是平静的。尽管已做出最大的努力，双方始终无法就保留共同货币达成协议。1966年8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宣布，从1967年6月起，两国将发行自己的货币。文莱也会这么做。文莱原本也因为英国统治遗留下来的做法而同新马使用共同货币。由于不能确定分开发行货币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代表英国公司的新加坡国际商会、马来西亚银行协会理事会以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都向两国政府请愿，希望两个政府能再次协商讨论是否能继续使用相同的货币。
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表示，分开发行货币不代表世界末日的到来。他辩称，为照顾新加坡而做出的让步，已严重损害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主权，最终也将损害了马来西亚政府的主权。他说，新加坡担心马来西亚可能不会兑现承诺，即把中央银行的账本上所显示的所有新加坡资产和负债转移给新加坡，但这纯粹是两国分开发行货币的一个技术性因素，并不是根本的原因。他的意思是，我们对他们的廉正缺乏信任。事实的确是如此。我们不能单靠一份信任来保护新加坡的储备金。
我们决定不要推行中央银行制，而是继续保留货币局，发行的每1元都有百分之百的外汇储备金做后盾。财政部长林金山表示对新加坡货币的实力和稳定有十足的信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少不了最严谨的经济和社会纪律。后来，林金山在国会中解释：“对一位喜欢在财政预算出现赤字时玩弄数字的财长来说，有个中央银行就等于是开了道方便之门。我想，我们没理由让新加坡的财政部长面对这样的诱惑。”陈修信回应说：“如果中央银行制度真的那么差劲，那很显然地，西方世界的每一个工业国和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犯了相同的错误……世界上每个独立的国家都设有或正在设立中央银行。”过后，陈修信在国会又说，和过去不同，现在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是财长在制定货币和财政政策时的有力武器，让货币分开发行才是最理想的做法。
两位财长都宣布，把货币定在1元对2先令4便士，或是0.24299克黄金。他们也达成协议，两种货币可“交互使用”：视彼此的货币为习惯货币，同时将货币汇回，以便转换成相同数目的可兑换货币。从1967年起，两国货币就能交替使用，这种货币互换的情况直到1973年5月应马来西亚的要求才停止。1975年1月，马币林吉特稍跌。到了1980年，林吉特兑新元锐减了5分，到1997年，林吉特的价值还不到0.50新元。马来西亚历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所推行的各种财政和货币政策，比新加坡松散。新加坡的每一个财政部长都坚持一大基本原则：除了经济衰退时期，支出都不超过收人。
自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后，由巫统控制的联邦政府通过改变教育政策，竭力促使马来文成为推一的国家和官方语文。非马来人对这些政策改变的不满越来越高涨。巫统领袖充满种族意味的叫嚣更无助于平息群众的愤怒情绪。1968年，马来西亚政府发表的一份白皮书说，共产党人在华文独立中学里搞颠覆活动，更是闹得人心惶惶，担心独中迟早面对关闭的命运。在1969年四五月马来西亚大选竞选期间，联盟领袖对新加坡领袖做出无稽的指责，妄说新加坡领袖干预他们的政治。也是马来西亚财政部长的马华公会会长陈修信说，他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前身是马来西亚人民行动党的民主行动党（民行党），若不是拿新加坡政府的钱，就是拿人民行动党的钱。我们的外交部长拉贾拉南向马来西亚最高专员表达了新加坡对此事的关注，最高专员也同意这些言论产生了反效果。然而两天后，他阳来报告说，东姑支持陈修信发表的谈话，声称他们掌握的证据显示所做出的指责属实。东姑自己过后还在一个竞选群众大会上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领袖企图争夺马来西亚政府的政权，“由于深知不可能赢得华人的选票，所以行动党别无选择，惟有分裂马来人。因此，他们利用泛马伊斯兰教党作为他们的代理人”。他表示提供资金给伊斯兰教党的那个人已被禁止再进人马来西亚，却拒绝透露此人的身分。
他们做出这些毫无根据的指责时，我人在伦敦，当下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国防部长林金山：“对于东姑和陈修信的荒唐指责，说我们介入了他们的选举，我有点给搞糊涂了。我也在想，这些言论什么时候会引发种族冲突和游击战争。我们最好尽快建立军队。我敢肯定，麻烦会蔓延到新加坡来。一旦数以千计的人准备就绪在吉隆坡公开示威抗议，加人送葬行列当街游行，那未来就真的不堪设想了。”几天前，一名华族青年跟一组人在涂写反政府选举标语时，被警察开枪打死。我指的就是这个青年的葬礼。
5月10日是马来西亚选举投票日，巫统输掉原有59个议席中的8个席位。民行党赢得包括吉隆坡在内的14个城市选区议席，在其中13个选区击败巫统盟党马华公会。民行党和民政党（另一个非种族主义政党）在吉隆坡举行胜利游行――这两个政党赢得了雪兰茨州议会的半数席位。巫统马来极端分子马上做出回应，雪兰茨州务大臣哈仑组织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游行。紧接着，5月13日，种族暴乱发生了。吉隆坡的伤亡情况跟1964年新加坡的种族暴乱情况如出一辙（新加坡在1964年时还受吉隆坡管制）。吉隆坡和新加坡在当时都是以华人为主的城市，马来人只占少数。
但是，让只占少数的马来人杀死的华人，远比在报复行动中被杀死的马来人来得多。
吉隆坡的官方数字显示，被杀的有143个华人、25个马来人、13个印度人和15个他族人，另有439人受了伤。如果警察和军方公正不阿，结果不可能是这样的。一名亲眼目睹暴乱的外国通讯社记者估计有800人被杀。
东姑大权旁落第二天，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宣布紧急状态，中止国会。政府成立了一个以敦拉扎克为主席的国家行动理事会，根据政令来管理以恢复治安。东姑已大权旁落。理事会成立，标志着东站时代的结束。这些暴乱改变了马来西亚社会的本质。从那个时候起，马来西亚成了一个公开由马来族支配的社会。
吉隆坡的暴乱在新加坡的华人和马来人社群中引起广泛的不安，两个族群都担心邻国的种族纷争终会无可避兔地蔓延到新加坡。逃到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华人追述他们的亲戚是怎么地在马来西亚遭受残暴的对待。有关马来西亚马来人的凶残行为，以及当地武装部队在处理问题时明显偏袒的消息传开来后，人们惊愤交加。我当时身在美国，要向耶鲁大学学生演讲，在那里看到有关暴乱的报道。吉隆坡暴乱发生的那几天里，新加坡也发生了华人攻击马来人的事件。警方展开强有力的压制行动，军队也出动了，检举了几个被捕的闹事者，及时制止了这种向无辜马来同胞采取报复行动的毫无理性的行为。那些被检举的人都被控上法庭并判刑。
暴乱发生的4个月后，我到驻新加坡的马来西亚最高专员0官邸拜访东姑。他看起来很沮丧，那段惨痛经历所造成的影响流露无遗。马哈蒂尔医生（当时是巫统最高理事会成员，后来成为首相）通过一封广为流传的公开信，攻击他把国家出卖给华人。我感觉到，他希望新加坡态度友善，希望我们能影响马来西亚的华人，使他们别对巫统领袖怀有敌意。我写了张便条给我的同僚：“我担心的，不是我们支持东姑会使我们失去国内非马来族群的支持，而是这样做的话，反倒可能会使东姑失去马来人的支持，迫使他必须提早退休。”
一个星期后，林金山在吉隆坡跟敦拉扎克会面，他回来汇报说这次“再也看不到以往那种老大哥的姿态。如果巧妙地提出意见，不让对方觉得我们是占了上风，他们是会接受的……我们尽可能再多支持他们一阵子，这是值得的”。我们担心的是，东姑和他的所有温和派成员会被真正的极端分子取代。马来西亚的国际声望猛降，敦拉扎克采取守势。然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却改善了，这真是一大讽刺。
他需要我们协助马来西亚华人消除疑虑，安抚情绪。我们在新马仍属一家时所发挥的影响力，至今依然存在。分家后，由同一组编辑人员出版一份报章，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发行的做法，依然持续。但在1969年5月吉隆坡发生种族暴乱之后，《马来前锋报》更加亲马来人，对新加坡政府采取公开敌视的态度，把我们帮助国内马来人的各种努力贬得一文不值。为了制止《马来前锋报》继续在新加坡煽动种族情绪，我们于是修改条例，规定所有报纸必须在新加坡出版、在新加坡设立编辑部，才有资格申请在本地印刷和销售的准证。《马来前锋报》关闭了它在新加坡的办事处，也停止在本地发行。不久后，所有在本国出版的报纸，都不能在对方境内销售。这个条例沿用至今。两国政府都认识到，双方的种族、语言和文化政策，都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在新加坡被当做正统的做法，对马来西亚来说却具煽动性，反之亦然。
到了197年8月31日――马来西亚的国庆日，东姑大势已去，他宣布准备让出首相的位子。我替他感到难过。他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下台。15年来，他先担任首席部长，然后担任首相，期间付出很大的心血，把马来西亚各种族人民团结起来，并领导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上取得进展。他应更光荣地退休＊年的种族暴乱事件，粉碎了他竭力争取快乐的马来西亚的梦想。我本身对他有好感。他是位绅士，一位有自己的道义标准的旧时代绅士。他从来不会让挚友失望。尽管他没把我当做挚友，每当他来新加坡观看赛马，或是我到他养老的摈城去，我总会抽空探望他。最后一次见他，是1989年在摈城，他去世的前一年。当时，他看起来已经很虚弱，可是在我离开的时候，他还亲自送到前门廊，送别时吃力地撑起身子，让媒体为我们拍照。
1970年9月，敦拉扎克继任首相，他跟东姑是截然不同的领袖。他没有东姑的和蔼可亲与威严气度，也比较优柔寡断。1940年到1942年，我跟敦拉扎克同在莱佛士学院就读。他是彭亨州一位酋长的儿子。在他们的阶级社会里，他深受马来学生的尊敬。敦拉扎克身材中等，白皙的圆脸，平服的头发，看起来寡言、严肃。他头脑灵活，勤奋，也是一名曲棍球好手，在人前总觉得不自在，除非是熟人。未分家之前，由于我们争取的是同一批选票，他对我始终感到怀疑和不自在，大概觉得我会对马来人的支配权和最高政治地位构成威胁。他比较喜欢跟吴庆瑞打交道，觉得自在些，因为他不把吴庆瑞当成竞争选票的对手。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之后，墩拉扎克对我的态度有了改善，我不再是他在选票上的竞争对手。
敦拉扎克和其他巫统的马来领导人摒弃了东姑对待华族商人的方式，认为他的做法已经过时。尝过了掌握全权的滋味，包括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他们现在毫不掩饰他们的经济政策，在每个领域都是偏祖土著（他们视为“土地之子”的马来原住民）的。他们推行了新经济政策，以“根除贫困”，使“财富拥有权更平均”。
目标是在1990年，根据条规和行政，让马来人拥有所有私人资产的30％，华族和印度族人口40％，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则减到30％。敦拉扎克也宣布一套“国家思想”：所有人民不论种族应信奉神明，效忠最高元首和国家，维护宪法和法治，提倡道德修养，容忍和互相敬重，从而共同迈向一个公正进步的社会。1970年8月，种族暴乱发生一年多后，他们取消所有尚未解除的宵禁，允许恢复政治活动。然而他们也扩大煽动叛乱的定义，包括反抗国家思想和马来人的支配。敦拉扎克全神贯注地要把经历暴乱创伤的国家纳人正轨，并设法使他的新经济政策充实完善。所以，我们过了几个风平浪静的年头。然而我们仍时不时在大小事务上遇到问题。1971年，因为不想年轻人学嬉皮士的榜样，新加坡推行反对留长发运动。凡是蓄长发的男性，在政府部门柜台和所有入境处（机场、港口和新柔长堤），我们都会轮后服务。三名青年在乌节路停车场被当做私会党嫌疑犯而遭逮捕，接受警方盘问，其中两个是马来人，一个是华人。他们被扣留了16小时，由警方理发师把他们的一头长发剪短，然后释放。巧的是，他们都是马来西亚人。《马来前锋报》用显著版位报道了这次事件，引起了小轰动。政府为这事件公开道歉。与此同时，在有关我们的海港以及两国的联合货币局和航空公司分资产的课题上，两国的纠纷开始酝酿。
分家后不久，有报道说陈修信威胁要让船只绕过新加坡，着重发展马来西亚的瑞天咸港（后来改称巴生港口）和按城。当时，马来西亚有40％的贸易通过新加坡转口，他形容这种做法“是过去殖民统治时代的陈迹”。之后，马来西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少通过新加坡进出口的货物。1972年8月柔佛州马来商会呼吁他们的政府，在新山附近的巴西古当港口一旦启用后，便取消前来新加坡的火车服务。同年10月马来西亚宣布，从T3年开始，所有从马来西亚境内运到国内另一个地点的货物必须在本国港口托运，到货时才能免抽进口税。换句话说，货物通过新加坡转运的话，就必须缴进口税。他们也禁止木材出口到新加坡，使新加坡的三合板厂和锯木厂受到严重的打击。中断了一些时日后，我们总算在印尼找到木材供应。
当时的财政部长韩瑞生是我手下最有耐心，也最讲理的部长。他写道：“马来西亚对经济合作的态度是既妒忌又瞧不起。他们相信，新加坡没有马来西亚就生存不了，新加坡的繁荣完全要依靠他们。尽管如此，他们却感到十分懊恼，因为新加坡虽然幅员小又脆弱，进步程度却出乎他们意料。”
成立委员会60年代末，新加坡发现马来西亚成立了一个“S ”（指新加坡）委员会，就一切同新加坡引起纠纷的问题协调处理马来西亚的相关政策。主席是马来西亚公共服务首长，其他成员有国防部、外交部和内政部的秘书长。我们也获知，他们不时起用前行动党亲共被拘留人士如兀哈尔和詹姆斯。普都遮里，以帮助他们了解新加坡的政策背后的想法。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觉得“S ”委员会带有邪恶色彩。他们的动机何在其实不难揣测，在有办法左右的经济领域里，他们总要设法遏制我们的经济成长。后来，到了胡先翁首相掌权时，新马关系缓和些，我建议成立一个政府之间的委员会负责解决双边课题。1980年5月13日，他的外交部长利道丁在斯里淡马锡官邸跟我会面时说，他们早已有个“S ”委员会来研究跟新加坡有关的问题。1986年10月，‘它“委陨会再扩大范围，同时研究跟印尼、泰国和文莱的双边关系，并改名为外交关系委员会。之后，马来西亚公开地跟我们的官员谈论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及它在处理双边关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停止了’它”
委员会阴谋诡计式的做法。
惟一对新加坡没有偏见的马来西亚部长是副首相伊斯迈。1971年4月，他以考察新加坡的建屋计划为借口，访问了新加坡。我们谈得很融洽。他要求彼此进一步合作。他告诉报界，意见分歧不应妨碍两国进一步合作。在他的促请下，新加坡的国营贸易机构国际贸易公司于1971年签署协议，要跟马来西亚的国营贸易机构国家企业机构合作，进行第三国贸易。结果却没什么建树。他处境孤立。在其他巫统领袖当中占不了上风。
19722年3月，我在韩瑞生的陪同下，在分家后第一次访问马来西亚，以显示双边关系改善。双方讨论并解决了处理货币局的剩余基金和剩余资产的问题。我们以公事公办的方式进行谈判。惟一的问题是，敦拉扎克会不时改变主意，已经谈妥的事得从头再来。
敦拉扎克在1973年回访新加坡。他表示不想再让双方的货币可以交替使用。我同意他的决定。1973年5月，马新证券交易所也分家，由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和吉隆坡证券交易所取代。双方各自保持当时的挂牌公司。敦拉扎克对两国关系的现状感到满意。在公开场合，两国关系不是那么密切，所以不会使他难以面对马来基层；
又不是有诸多恩怨，所以也不会使他的华人基层不高兴。敦拉扎克说，他预见泰国和中南半岛局势动荡，会给新马两国带来麻烦，因此双方不应再制造问题，使局面难上加难。我同意他的看法。他担心在下届大选中可能得不到马来西亚的华人基层支持，也担心马华公会得不到民众的支持，问我能不能协助。我无言以对。原产品全面涨价，使他信心增强，也减少了他对新加坡表现比他们好而产生的妒忌心。
敦拉扎克邀我回访。双方关系还不错，而且一直保持了3年。双方静静合作，没什么严重歧见。后来我接到消息说，敦拉扎克患上白血病，多次飞往伦敦接受治疗。从报章上的照片和电视上看到他一个月比一个月消瘦。他在1976年1月去世，我到他在吉隆坡的住家，向他致最后的敬意。
继承敦拉扎克的是副首相胡先翁。1968年胡先翁当执业律师期间，敦拉扎克拉他进人政界。两人是襟兄弟。
胡先翁的长相有别于典型的马来人。他的祖母是土耳其人。他嗓音雄厚，以马来人的标准来说，皮肤异常地白皙。他戴眼镜，头发卷曲，身材比敦拉扎克更高大健硕。他处事认真，在正式会议上，总会把汇报资料放在面前，重要段落都以颜色笔整齐地画上了底线。他认为不能单靠记忆，总会细读汇报资料。跟我交涉时，他表现得坦诚和直率，能迅速地进人重点，这和敦拉扎克不同。我对他有好感。他跟我和敦拉扎克的年龄相同。他的父亲拿督翁加化曾担任柔佛州务大臣，是巫统的首位领袖；巫统是在1945年英国重回马来亚及宣扬马来亚联盟概念后不久成立的。
胡先翁着手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掀开新的一页。敦拉扎克葬礼举行后几个星期，他访问了新加坡，表示要跟我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以便能讨论与解决双边问题。
我们单独进行会谈。我告诉他，我担心马来族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渗透马来西亚的大众传播媒体、激进的马来学生会和工会领导层。我们坦率而毫不拘束地谈论了马来族共产党人怎么渗人马来西亚媒体，沙末。伊斯迈及其集团的活动就是一例。此人早在50年代已是新加坡的马共党员。在敦拉扎克掌权时期，沙末加人了巫统，成了《新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的重要人物，拉拢了一批支持者。胡先翁同意这是个危险，不过认为贸然逮捕马来族共产党人和激进学生，必然会引起马来基层的不满。后来在1976年6月，内部安全局逮捕了沙末在新加坡的一个追随者胡先。查希丁，他是新加坡《每日新闻》的总编辑。查希丁供认沙末和在吉隆坡的其他数名马来新闻工作者是亲共分子。马来西亚政治部逮捕了沙末和他在吉隆坡培植的集团。
尽管会失去一些人的支持湖先翁却有勇气采取行动，对付一伙亲共的马来知识分子。
胡先翁对新加坡有不少美好的回忆。1933年到1934年他在值落古楼英校上学，这期间我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初上台时，他显得信心不足，看到我尊重他，稍感宽心。他为人诚挚，心地善良。同年，也就是1976年12月，我接受他的邀请，到马来西亚访问。胡先翁向我讲解了马来西亚的内部安全问题和泰马边境问题。我们也讨论了经济合作计划。
两国的关系起初不错，遗憾的是，他不久后就受到柔佛州巫统领袖反新加坡情绪的影响。尤其是柔佛州务大臣奥斯曼。萨阿特，这个人是胡先翁所属的州巫统的最重要领袖，他发自内心地讨厌新加坡，并把这种情绪加在胡先翁身上。胡先翁向我转达了奥斯曼的抱怨：我们以更高的薪酬吸引州内工人到新加坡工作，导致当地工厂员工短缺；在长堤新加坡这边的兀兰新镇跟新山竟争，影响了他们的生意。
（到了90年代，当马来西亚的货币跌至二林吉特兑1新元，新加坡人拥到他们那里去购物时，他们又投诉我们导致物价飙升，影响当地人民的生活。）
胡先翁提到的州务大臣的指责中，最离谱的莫过于怪罪新加坡的养猪场排出废物，污染了新柔海峡。新加坡在北部海岸的填土计划则使他们郑盾港地区南部海岸的马来乡村泛滥。我小心翼翼地解释，在新加坡北部海岸进行填土，从水文学角度来看，根本不可能导致柔佛泛滥。污染海峡的猪的排泄物也不可能源自新加坡，因为所有的废物，都被导人我们的河流，我们又已在河口筑起堤坝形成蓄水池，具有严格的防污染措施，确保水适合饮用。胡先翁接受了我的解释。
在经济合作方面，我说，新加坡正在放弃简单的制造业，发展使用更多机器生产增值更高的产品的工业，也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如修理飞机、工作电脑化等等。
我们会乐于让一些在新加坡劳工短缺的工厂搬到柔佛州。我们也无意阻挠巴西古当港口的发展。
尽管我和胡先翁的关系融洽，他们依然采取一系列他们认为能拖慢新加坡经济增长的行动。首先是柔佛州政府禁止输出沙和草皮到新加坡，后来马来西亚政府也规定从1977年开始，柔佛州运到东马的所有出口货必须通过巴西古当，不能通过新加坡的港口。他们接着宣布从1980年开始，马来西亚港口之间的国内货物运输必须由本国船只运载。尽管这些政策增加了马来西亚消费者的成本，他们仍一意孤行。
柔佛州领袖让胡先翁相信，新加坡有意伤害柔佛州，阻碍柔佛州的经济发展。他们甚至说服胡先翁在1979年1月告诉报界，为了把巴西古当发展成为港口，他正在考虑让火车只开到柔佛州，不到新加坡来。
大选后1976年12月新加坡大选后发生的一件事，加深了两地的夙怨。内部安全局官员发现，人民阵线秘书长、反对党候选人梁文0贵拿了马来西亚政治部的钱，在同一个月的选举中诽谤我。我们要他在电视上公开承认这一点。他的刑事诽谤罪名成立，被判入狱18个月。梁文贵告诉内部安全局官员，担任过文化、青年及体0育部长的巫统领袖西努，亲自要他设法破坏我的名声。
尽管胡先翁受到柔佛州的巫统领袖影响，要他对新加坡抱着怀疑态度，我觉得他还是公道的。他要公平对待自己的国家和跟他打交道的人。他的头脑不如敦拉扎克敏锐，做事却谨慎细致，决定了的事不会三心两意。他对自己的言论也很谨慎。
1981年，胡先翁飞到伦敦检查身体，医生诊断他的心脏有问题，不久他就辞去公职恢复当律师，1990年去世。
我尊重他为人正直。身在以金钱政治为基础的巫统机器的顶层，他却刚直不阿，试图肃清贪污，特别是各个州府。1975年11月，他批准起诉雪兰茨州务大臣哈仑。
哈仑罪名成立，判处4年监禁。可是由于遭到其他巫统州领袖的抗拒，胡先翁的肃清行动没法进一步推展。
马哈蒂尔痛斥人民行动党1965他年5月，吉打州哥打士打南区议员马哈蒂尔医生在吉隆坡国会发言，警告我挑战马来人统治的种种后果。他痛斥人民行动党“亲华人，有共产主义倾向，肯定是反对马来人……在一些警署里，华语是官方语言，记录是用华文写的……工业方面，人民行动党的政策是仅仅鼓励马来人当劳工，而不让他们有投资的便利……自然也必须强调，华人有两类：一类同意应该让每个社群都同等富裕，这类华人数代以来都跟马来人和其他原住民共同生活和工作，马华公会的支持者就属于这一类；另一类则心胸偏狭，自私自大，李先生就是个好例子。
这后一类是住在纯华族的环境里，在这样的环境里，马来人只存在于车夫阶层……
他们对马来人统治一无所知，自然无法忍受长久以来受他们支配的人，现在处于统治他们的地位”。
在巫统要求政府扣留我并焚烧我的肖像的时候，这番话显得格外不祥。我尖锐地反驳说，我们当初所同意的，是一个为马来西亚人统治，而不是为马来人统治所制定的马来西亚宪法。这已不是一场普通的争论。他的意思是Z 我根本不清楚自己在马来西亚的定位。
马哈蒂尔的自传于1995年在《日本经济新闻》连载。他在自传中说，“父亲的血缘可追溯到印度的喀拉拉邦”。他的母亲是在吉打出生的马来人。然而他完全与马来人认同，坚决维护马来人的利益。
当胡先翁委任他为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时，我决定不计较过去深刻的分歧，为将来的合作向他伸出友谊之手。1978年，我通过德万。奈尔邀请他到新加坡访问。德万。奈尔以前在马来西亚国会的时候跟他相当熟识。我预料马哈蒂尔会继承胡先翁成为首相，所以希望化解我们过去的敌对关系。我知道他是一个凶猛顽强的斗士，当年就见证过他怎么在东姑权势的巅峰期同东姑斗争。他被逐出巫统，可是并没有因此放弃。当我们还属于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不介意同他起冲突，但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争执却是截然两回事。所以我主动请他来对话，好消除过去的芥蒂。
他接受邀请，过后又来了几次。我们举行长时间会谈，坦诚交换意见，消除彼此间的猜疑。
马哈蒂尔单刀直入，问起新加坡是基于什么原因要建立新加坡武装部队的。我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新加坡担心将来可能发生像切断新加坡水供那样恣意妄为的事情。每逢两国之间出现歧见时，便有人公开扬言要这么做。我们当初并不想分家，份家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同马来西亚签署的分家协议是我们同意分家的部分条件，这份协议如今已存放在联合国组织里头。根据协议，马来西亚政府保证供水给新加坡，对方如果违反胁议，我们会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一旦缺水情况紧迫，使我们陷入紧急状态，新加坡就只好进人马来西亚境内，在必要时强行进人，修复遭到破坏的水管和机器，以恢复水供。我把手中的牌全摊到桌面上。他不以为会出现这类鲁莽轻率的行动。我说我也相信他不会这么做，然而却不得不防患未然。
马哈蒂尔对新加坡有强烈的反感，他直言不讳。他追述当年在新加坡念医科的时候，请一名华族的士司机载他到一位女性朋友的家，司机却把他送到这户人家的佣人宿舍去。他忘不了这次侮辱。他说，新加坡华人看不起马来人。
他要我切断跟马来西亚华人领袖，尤其是民主行动党领袖的联系。他答应不干预新加坡马来人的事务。我说，我们会井水不犯河水，我并没跟民主行动党领袖保持接触。他清楚表明：他接受独立的新加坡，不想危害新加坡。我说，在这个基础上，双方可以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只要新加坡还认为他们想陷害我们，就永远会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在一切可疑的行动里看到不良的动机。
他跟几位马来西亚前首相不一样。东姑、敦拉扎克和胡先翁全出身于贵族或跟苏丹有联系的传统统治家族。马哈蒂尔跟我一样是平民出身。他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也是靠自己奋斗成功的政治人物。我相信自己让他看清楚了，我对跟他斗智毫无兴趣，要的是建立起实事求是的关系。我采取主动进行这次对话，并建立彼此间的工作关系，这对谁都好。如果让过去的夙怨延续到未来，对两国来说都没有好处。
1981年12月，马哈蒂尔以首相身分访问新加坡。他已经把半岛马来西亚的时间调快了半小时，使东西马都属于同一个时区。我告诉他，为了大家方便，新加坡也会照做。马哈蒂尔心情大好。他说，他不得不教育马来西亚官员，促使他们不再反对新航开辟摈城航线。随后按城的酒店住满了人，两家航空公司都从合作中得益，载客量有利可图。他也要求部长和官员向新加坡学习。马来西亚从未有任何其他首相或部长，公开说过新加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马哈蒂尔可没有这重心理障碍。
他跟所有前任首相显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愿意以开放的态度向任何人学习，让其他国家的成就也能在马来西亚落实。
在两人单独会谈中，他说柔佛州人民妒忌新加坡，劝我在官员层次上跟他们来往，协助缓和这种炉忌心。我说，他的外交部不会同意这样的交往。他表示，会让官员们知道这是他的建议。这是政策上的一次重大改变。马哈蒂尔就事论事地说，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对新加坡作为一个繁荣兴盛的华人城市感到不满，正如他们对马来西亚城市里的华人感到不满一样。吉隆坡高层何尝不了解问题所在。
我强调希望建立起健全稳定的关系，使两国的问题不至于被夸大。他要的是公开坦诚的关系，既公正又平等。他已经下令取消不准出口建筑材料到新加坡的禁令。
尽管未公开宣布，他已知会了柔佛州当局，这是联邦事务，他们不能过问。
接着，我们同官员和部长一起进行讨论。在白礁主权问题上，新加坡百多年来拥有和管理这个小礁岛，还在岛上建立了霍士堡灯塔，马来西亚则声称白礁主权归他们所有。马哈蒂尔说，这是双方应当坐下来好好处理的问题。他说，我们可以互换文件，寻求解决方案。我同意他的看法。针对柔佛海峡，他要把水道分界线根据谷底线固定下来，而不是随着海峡水道的改变而改变。我也同意了。新加坡方面，我要求马来西亚归还他们所占据的一个军营，希望收购马来亚铁道局在丹戎巴葛火车站的部分土地，以便扩建高速公路。这些要求他都同意了。晚宴结束后，他称心如意地再三说道：“几乎所有双边问题都解决了。”我说：“就让我们维持这样的局面吧。”这第一次会谈感觉很好，双方建立了联系。
不久后，据新加坡驻吉隆坡最高专员公署报告，马来西亚部长、国会议员和公务员对新加坡的态度明显地改善了。他们态度更开放，更愿意向新加坡学习，并且赞扬樟宜机场，希望梳邦机场会有樟宜机场一半那么好。他们到新加坡访问的次数也增加了，为的是考察新加坡的生产力、城市规划和其他事务。
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我到吉隆坡拜会马哈蒂尔。跟他单独举行的两小时会议中，双方从单纯解决双边问题进一步磋商哈作的新领域。针对五国联防和空防系统一体化，马哈蒂尔说，这能抗衡在越南的苏联基地。我告诉他，新加坡将购买四架美国EZC 鹰眼空中警报机，以预先获得空袭新加坡的警报。会议结束后，我们一起向各自的部长和官员简要说明所达成的协议，包括马来西亚重申会遵守1962年水供协议，每天供应2.5亿加仑的水给新加坡。这次会议肯定比上一次融洽。马哈蒂尔对新加坡的态度比较实事求是。我在记者会上说，双方意见一致，想法一样。关系好转的情况扩大到武装部队，两国军官也开始建立友好的个人联系。在这之前，两国军队几乎完全没有接触。
可惜缓和期没能持久。对新加坡的反感和忌妒情绪不减，往往诱使马来领袖通过抨击新加坡哗众取宠，争取马来基层的好感。更糟的是，马来西亚政府重施故技，再次采取行动损害新加坡的利益。1984年1月，他们规定，所有离开马来西亚进入新加坡的载货车辆，一律必须缴付100林吉特的关税。
两个月后，我在新加坡问马来西亚副首相慕沙希淡，为何他们要采取行动，力阻日本和美国跨国公司把工厂从新加坡迁移到马来西亚。这些跨国公司已在柔佛州设立电子装配厂，好把产品送来新加坡进行比较精细的加工。100林吉特的关税是个信号，说明马来西亚并不鼓励它们迁厂。慕沙回答说，这其实是一种学习过程。
他相信有人提出这个建议，认为这是个增加税收的好方法，不过他们终会发现这个做法还有更广泛的影响。但是慕沙无力左右马哈蒂尔的政策。后来，他们非但不取消这条关税，还为了阻止人们使用新加坡港口而把收费提高到200林吉特。
同年10月，马来西亚降低好些食品的进口税，这些食品大部分来自中国，凡是从原产国直接输人马来西亚的，就可以享有这项优惠。我们通知他们的财政部长达因，这个行动违反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条例，新加坡必须向关贸协定反映。他过后修改了政策，豁免通过海运和空运人口货品的进口税，对于通过陆路，比如从长堤进人的货品，则照抽不误。这个措施显然把矛头指向新加坡。
1986年，新加坡外交部宣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应新加坡总统的邀请，将在门月到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马来西亚立即传出强烈的反对呼声，人群拥到新加坡驻吉隆坡最高专员公署外头、各州府，甚至拥到新柔长堤举行集会示威抗议。马来西亚正式提出抗议。马哈蒂尔的亲信达因财长告诉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邀请以色列总统访新对马来西亚和穆斯林而言是种莫大的侮辱。他说，尽管马哈蒂尔在国会中表明不干涉他国内政，他私下却非常不高兴。
我要我们的最高专员向他们解释，有关访问的消息已经宣布了，取消的话必会使新加坡受损。马哈蒂尔在赫尔佐克总统访阳期间再次召回马来西亚驻新加坡最高专员说，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么好，不过，尚算不上紧张。
每当马来西亚在任何事情上执意一意孤行，即使有关事务0完全属于我们国内的权利范围，新马关系就出现紧张。他们要的是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小弟弟总得向老大哥做出让步。如果事情并非至关重要，我们愿意让“老大哥”高兴高兴。
然而，若是牵涉到“小弟弟”须捍卫的合法权利，就如下面要谈的课题――新加坡武装部队中的马来人，我们就无法妥协。
1987年2月，当时担任贸工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的显龙在一个选区集会上，回答了一个有关新加坡武装部队中的马来人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的国会议员面对马来同胞的质问，为什么武装部队中如空军或装甲部队等敏感要职，总不见马来族国民服役人员的踪影。内阁决定将内情公开。显龙说，万一发生冲突，新加坡武装部队不想让任何军人因为对国家的忠诚也许同感情和宗教情结相排斥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不希望任响军人觉得自己不是为正义而战，更糟的是，觉得自己不站在正义的一方。假以时日，当我们的国家认同感逐渐成熟，这个问题就相对地不那么严重了。马来西亚媒体认为这种说法暗示马来西亚是新加坡的敌人，接着便没完没了地发表文章加以抨击。
马来西亚外长莱士雅了就显龙的演说跟新加坡外长交涉。他说，在这件事情上，马来西亚原本就是间“玻璃房子”，因为在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和民事服务高层，华人只占很少数。他指出马华公会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也同意这个做法，因为马来西亚政策的基础就是由马来人支配。在这个问题上，马来西亚批评不了新加坡。然而公开谈论这些问题，却使巫统领袖面对国内很大的压力，不得不对新加坡做出反应，因为马来青的马来西亚人很难不跟马来裔的新加坡人站在一起。但是，新加坡却从未对马来西亚武装部队以马来人为主导的政策提出批评。
不久后，在1987年10月，我在温哥华共和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遇见马哈蒂尔。
他说，他打算跟我合作进行的一切事项都出了问题，从赫尔佐克访新时开始，接着出现了新加坡武装部队中的马来人问题。然后是1987年4月，两艘载着4名新加坡武装部队人员的突击艇，误入柔佛海峡的马来西亚水域，闯进新加坡对岸一条称为马来河的小河，徘徊了20分钟。马来西亚提出了口头抗议，怀疑他们在刺探军情。
我为他们所犯的错误道歉，但同时也指出这组人身穿制服，不可能在执行谍报任务。
马哈蒂尔说，由于气氛变得不利，他不能到新加坡来见我。他建议我们培训几个马来飞行员，向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显示我们绝对信任新加坡的马来人，而且并未把马来西亚视为敌人。他说，哪个政府不曾言不由衷呢？马来西亚不就经常公开否认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歧视华人吗？他认为新加坡也应该公开否认在武装部队里对马来人有另一套政策。为了使新马关系良好，他劝我说，新加坡在处理事情时，应该避免使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对新加坡马来人的情况感到不满。；无论如何，这次会谈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恢复双方的融洽关系。马哈蒂尔希望把吉打海岸外的浮罗交信岛发展成为旅游胜地，也为此向我求助，要求新航载送搭客飞人浮罗交怕。新航在日本和澳大利亚推出一个三天旅游配套，却并不成功。我告诉他，浮罗交信没有基础设施，根本无法同摈城或者附近的泰国普吉岛竞争。他要求我跟达因详加讨论这些问题。
达因是马哈蒂尔的亲信，也是他在故乡吉打州的多年老友。达因头脑灵活，善于处理数字，办事果断，在出任财政部长之前，是个成功的商人。担任财长期间，他倡导了多项政策，使马来西亚经济从国营企业转型到以利润挂帅的私人企业。没有达因的积极推动，马来西亚转向自由市场政策的过程恐怕不会那么广泛而成功。
达因是个精明的谈判者，而且遵守协议。
替接班人清除障碍1990年卸下总理职务之前，我设法替接班人清除障碍。过去，贩毒分子从新山乘火车到新加坡，沿途把毒品扔出窗外抛给在指定地点等候的同谋。
因此，我在1989年就告诉过马哈蒂尔，我们准备把关税和移民办事处从南部的丹戎巴葛火车站迁移到兀兰长堤新加坡这一头，在入境处检查乘客。我可以预见到这个行动一完成，乘客必会在兀兰下车，乘坐新加坡的地铁、巴士或的士进入市区。马来西亚人心里一定不会高兴，因为根据法律，铁路经过的土地不再使用的话，就必须交还给新加坡。因此我向马哈蒂尔建议，联合重新发展有关的土地。马哈蒂尔授权达国跟我谈条件。几个月后，双方终于同意，丹戎巴葛、克兰芝和兀兰的三大块主要地段将联合发展，马来西亚占60％，新加坡40％。协议要点在1990年11月27日签署，就在我卸任前的一天。可惜的是，后来的事态发展显示，我无法做到在解决所有问题之后，才把总理职位移交给吴作栋。
签署协议三年后，达因写信给我，说马哈蒂尔认为有关协议不公平，因为它并未把武吉知马一块铁道局地段包括在双方共同发展的计划内。我答复说，协议是公平的，我给了马来西亚三块地段的60％而不是50％份额。那是我跟他之间谈妥的协议，难以要求吴总理重新谈判。
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期间和之后，马来西亚一再采取步骤，限制新加坡进人马来西亚市场。他们规定征税与通过制定法律，减少或禁止马来西亚人使用新加坡的港口、机场和其他服务，尤其是金融服务。他们指示本国银行和其他借款人避免向在新加坡的外国银行借钱，而是利用在吉隆坡或纳闽（他们在沙巴州岸外一个小岛上建立的避税场所）设有分行的外国银行。他们这么做，反而促使新加坡加强了竞争能力。
1990年后，我避免参与跟所有东盟国家政府包括马来西亚的官方交往，以免介人吴总理的工作范围。不幸的是，1997年1月，我在一场诽谤诉讼的宣誓书中，提到新山是“众所周知经常发生枪击、抢劫和拦截车辆洗劫”的地方。后来答辩人潜逃到柔佛并公开发表这些话，立即引起马来西亚的抗议浪潮。
马来西亚政府愤怒地要求我收回那一番话并致歉。我毫无保留地表示道歉。他们却不满意，要我从法庭文件中删除那段文字。我觉得没必要拒绝这么做。我确实出言不慎，越了界。在一份签了名的声明中，我重复毫无保留的道歉，并表明已指示律师“把冒犯字眼从记录中删除”。马来西亚内阁开会后宣布接受我的道歉。可是，我们却发现他们切断了所有的双边联系，实际上冻结了双边关系。马哈蒂尔也说新加坡一直要节外生枝。他以铁道地段纷争为例，指新加坡总是为难马来西亚。
一连串的抗议和谴责持续了好几个月，就跟以往一样，他们在抗议高潮时又威胁切断我们的水供。
自1992年起，我们的海关与移民厅就一再跟马来亚铁道公司和马来西亚移民厅协商，讨论怎么调整铁道路线，以配合我们在兀兰设置的海关、移民与检疫站的事宜。马哈蒂尔首相在1992年4月写给吴总理的信上也确认了这一点。他说：“实际上，我们觉得两国的检查站都设在兀兰，对双方都更加便利。”然而到了1997年，马来西亚却来信说他们要继续留在丹戎巴葛。
马来西亚政府在1997年6月正式致函表明，他们改变了主意，决定把海关、移民与检疫站全留在丹戎巴葛。新加坡在1997年7月回复说，马来西亚的海关、移民与检疫站不能留在丹戎巴葛，因为这将对两国构成运作上的严重问题：这么一来，乘客会在未离开新加坡国境之前，就先通过他们的检查站进人马来西亚。更甚的是，马来西亚官员等于是在没有新加坡官员在场授权的情况下在新加坡境内工作，他们其实并没有执行任务的权力。
在1998年7月最后一刻的谈判中，马来西亚外交部官员第一次声称，马来西亚拥有在丹戎巴葛执行海关、移民和检疫工作的法律权利。我们要他们在三个月内出示法律文件作为论据。期限到来时，他们要求展延一个半月到1998年12月。
马哈蒂尔首相在纳米比亚所公开发表的言论，使事件更为棘手。当马来西亚媒体向他展示较早的报道，显示他的官员已写信和提交文件给我们的官员，同意将马来西亚的检查站搬迁到兀兰时，他说：“从我们的观点来说，只是由两个官员签署的国际协议书（指协议要点）是不够分量的。这样的协定必须得到政府首长的同意，并获得内阁和国会的认可。”（根据马来西亚报章1998年7月28日的报道）他对法律的观点很不寻常。马哈蒂尔还补充说，马来西亚不会把海关、移民与检疫站搬到兀兰，“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会坚持这个立场”。纠纷公开后，新加坡外交部长贾古玛在1998年7月国会复会时发表声明，详细叙述两国政府的交锋过程。
老一辈的巫统领袖不会忘记1965年年中，他们对我发动的那一场极尽辱骂恐吓的炮轰行动。当时，他们因为我提倡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焚烧我的肖像，恫言要逮捕我。那个时候警察和军队都在他们的掌控中。但是我不曾屈服。后来，他们决定把新加坡赶出马来西亚。如今，这一连串的炮火自然已不再是为了教训我了。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的年轻同僚都知道这些争论的矛头针对的是他们。但是，他们知道如果犹豫不决，他们的政治地位将动摇。当议员在国会提出询问时，吴总理和外长贾古玛阐明了有关铁道地段的事实，包括我和达因之间的协议以及之后的往来信件的内容。吴总理透露他已告诉马哈蒂尔，协议要点是份正式文件，他不能修改其中的条款。然而在更大的合作框架下，包括长期水供，他可以修改协议要点。在接下来的热烈辩论中，年轻一代的议员纷纷挺身发言阐明立场。社区领袖也清楚表明，对马来西亚这种交友和左右邻居的做法，他们都不以为然。在交锋期间，我在1998年9月16日，我75岁生日那天为《李光耀回忆录》上册主持了首发仪式。仪式举行前两个星期的星期日，新加坡报章开始刊载我叙述导致新马分家事件的摘要，这又触怒了马来西亚的领袖。这些领袖和当地媒体猛烈地展开一连串的批评和攻击，说我对他们的经济困境“不敏感”，选择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出版回忆录。我也伤害了在60年代叱咤政坛的几位主要人物的后代，尤其是其中两位，敦拉扎克的儿子――教育部长纳吉，以及赛加化阿巴的儿子――国防部长赛哈密。他们否认我叙述的事件属实。我在一个记者会上回答询问时说，我所列举的事实都经过查证，所用的字句都经过斟酌，我以我的名义保证所写的全是事实。两天后，9月18日，他们的国防部长赛哈密禁止新加坡空军战机飞过他们的领空，禁令即时生效。马来西亚也决定为难从新加坡空军基地起飞的新加坡军机，使它们更难飞抵南中国海的训练区。自1965年8月9日分家以来，新马关系反反复复，从没出现根本上的变化。马来西亚要我们分家，只因为我们主张建设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他们要的却是由马来人支配的马来西亚。一个人人平等的多元种族社会，在1965年无法让巫统领袖接受，到了1999年，他们还是不愿接受这样一个社会。那一年5月，马来西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重提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个概念。马哈蒂尔的反应很强烈，认为这种想法威胁到他们（马来人）的种族意识，因为马来西亚过去本来就被称为“马来人的土地”。两个月后（0999年7月30日《
海峡时报》报道），马哈蒂尔表示，要是马来西亚被迫实行西方所提倡的任人唯贤制度，政府为缩小各种族间贫富差距而推行的进程，就得无疾而终。政府通过新经济政策，在经商和教育方面为马来人提供援助，如今，很多马来人都担任要职，当上教授或大学校长。他说：“如果废除新经济政策，我敢肯定，马来人和土著会成为劳工，无法像现在那样，身居高职……许多土著将失去工作，他们的子女将无法考上大学，没机会成为教授和讲师。”此外，对于马来族学生总爱选修马来文和宗教学科，避开数理课程，马哈蒂尔也表示遗憾。
马哈蒂尔决意要调整各族之间的经济均衡状况。然而受金融危机袭击时，许多马来族企业家却身受重创，因为他们都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蓬勃时期过度借贷，“只有马哈蒂尔有勇气告诉他的马来公民（1999年8月6日《海峡时报》）：”过去，国家浪费了很多资源为不合格的人提供培训，却没考虑到获得机会的人的能力，或让他们吸取足够的经验。正因为如此，我们所付出的许多努力，都白费了。尽管也有成功的例子，可是跟投下去的本钱不成正比……我们过去推行的两个政策――
国家经济理事会的政策和新发展政策，主要是为了帮助地方土著商人，拉他们一把。
现在，我们要培育的是世界级的企业家。“
1999年10月，马哈蒂尔呼吁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协助那些在金融风暴过后身负巨债的土著公司，重建他们在国家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土著商人因为对这一行不熟悉，需要承担巨额贷款，所以损失惨重，迫使其中一些人在绝望之际把公司卖了给华商……（1999年10月13日《星报》）我们不仅要帮助这些商家，也要培养一批新的土著企业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阿请中华工商联合会给予合作。”
（1999年10月13日《海峡时报》）会长林源德回应道：“我认为这是公平的，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国家的公民，强者应该帮助较弱者。”（1999年10月13日《海峡时报》）分家的时候，东姑没料到我们会取得成功，他甚至利用三种施压手段要我们听命于他：军事、经济和水供。我们建立了新加坡武装部队，抗衡了军事压力。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超越了马来西亚和本区域，同工业国建立了联系。在水供方面，我们有了其他办法。我们的蓄水池能供应40％的家庭用水，再加上好好利用现代科技，如海水淡化、反渗透法、污水再循环，我们应付得了。把新马问题形容为“历史包袱”，其实是忽略了问题的本质。如果只是“历史包袱”，那两国独立了30多年，彼此的关系早该稳定下来了。然而新马关系的老问题却一再反复出现，追根究底是双方对解决多元种族社会的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作风。
新加坡一开始就要建立一个多元种族和平等的社会，人人机会均等，论功行赏，不分种族、语言、文化或宗教。尽管天然资；源有限，我们却取得成功。我们的政策也让全体公民受惠，包括马来同胞。我们的中产阶级阵容越来越强大，其中有专业人士。执行人员和商人等，他们当中包括马来同胞，都培养了顽强的竞争精神，对自己靠本事取得的成就引以为荣。每当我们被评为亚洲最佳航空公司、世界第一机场、全球第一集装箱海港，这种成就便会一再提醒国人，和谐和唯才是用的多元种族社会，要比由华族支配却缺乏凝聚力的社会更成功。马来西亚领袖在1965年要我们脱离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发展结果。
当巫统的党内人士使用“特殊关系”、“历史联系”或“不敏感”等惯用的暗语时，其实是在暗示新加坡，好歹得对他们毕恭毕敬、千依百顺，不要坚持自己的合法权利。马来西亚的华族和印度族部长对新加坡的部长们说，我们不懂得如何应付巫统领袖，应该像他们一样圆滑，信任他们的马来族领袖。马来族领袖在心情大好时，会特别慷慨大方。这种看法忽略了双方对各自的选民所承担的责任有所不同。
新加坡人要求他们的政府代表他们的利益，在平等、独立的基础上，同他国建立伙伴关系。新马关系仍有起落。
因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仍会有起有落。新加坡人必须对这些波动处之泰然，关系好时无须格外欢喜，关系变僵也无须沮丧。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镇定，有毅力、有耐心，沉着坚持自己的立场。
马来西亚尝试通过替代进口实行工业化，却并不成功。他们已经看到我们如何从跨国公司的投资中取得成功。达国鼓励马哈蒂尔把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吸引外国投资，他改变了政策，取得成果。马哈蒂尔要使马来西亚拥有更优越的机场和集装箱港口，更大的金融中心，一个“多媒体超级走廊”，在巴生港兴建最先进的集装箱码头，也在离吉隆坡以南75公里的地方兴建了一座全新的特大机场。
马来西亚的努力，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估我们的竞争力，改善基础设施，以更精明的方式运作来提高生产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却突然袭击本区域所有的国家，货币、股市和房地产的价值一时间灰飞烟灭。但是，危机最终会消退，经济也将恢复增长。
尽管跟马哈蒂尔有过纠纷，从1981到1990年，在他担任首相期间直至我卸任的那9年里，我跟他在解决双边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要比敦拉扎克和胡先翁在位的12年还多。马哈蒂尔坚定果断，政治上又得到充分支持，这让他足以超越基层的偏见，以国家利益为先。马来人在他的推动下，告别蒙昧，走上了科技之路。他公开表明，女医生用笔检查男病人（伊斯兰教宗教领袖说应该这么做），不是检验病人的正确方法，这就显示了他过人的勇气。即使安瓦尔事件引发的暴乱把他的不受欢迎程度推向最高点，然而人民，尤其是华族和印度族在马哈蒂尔所领导的巫统和国阵之外，始终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他教育了年轻一代的马来人，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以科技为基础的将来，特别是电脑和互联网，他的多媒体超级走廊正是科技时代的一大象征。这也旧马来西亚大多数马来人和全体华族与印度族所向往的未来，他们不要有极端的伊斯兰教做法。
我的这种看法却似乎同马来西亚在1999年11月的大选结果背道而驰。马哈蒂尔领导的国阵在大选中赢得三分之二议席，却让伊斯兰教党夺得吉兰丹和丁加奴州，20多名巫统议员也失去议席。我不能肯定这是否因为马来西亚已变为一个更奉行伊斯兰教主义的社会造成的。马哈蒂尔之所以在这些地方败下阵来，跟1998年9月他开除其副首相和跟随了他17年的门徒安瓦尔有关。当局在三个星期后在内部安全法令下逮捕安瓦尔，过了两个星期，一只眼睛瘀肿的安瓦尔被控上法庭，他被判贪污罪名成立，坐牢六年。他还因鸡奸罪名成立，另外被判坐牢九年。两个备受尊敬的人物反目成仇，令人一时之间难以接受。随着丑陋的呐情―一被揭露，许多马来人疏离了，年轻一代尤其如此。安瓦尔的妻子参选，角逐安瓦尔原来的国会议席，果然胜出。
马哈蒂尔在公布新内阁名单时透露，这将是他的最后一个任期。如今他有时间培养合适的接班人，实现他要马来西亚在2020年成为现代化高科技国家的宏愿。
分家30年后，亲友之间的亲密交往仍然把两地人民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双方哪怕有再大的分歧，彼此都很清楚如果毫无节制地相互抨击，两地的多元种族社会赖以维持的种族和谐，将难逃崩溃瓦解的危险。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一样，都需要各族相互包容和体谅。再过不久，新马两国都将交由一批更年轻的领导人接班。没有了过去的领袖之间的私怨夙仇的纠缠，他们当能建立起更务实的工作关系。
16、同印尼化敌为友
瓦希德当选后不久，召集了东盟各国大使。瓦希德告诉他们，他将到所有的东盟国家访问，第一站是新加坡。他直截了当地向新加坡驻印尼大使李广富表示：
“印尼要和新加坡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新加坡能在印尼复苏之际给予支持。”他进一步解释对未来的构想：中国、印度和印尼三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能携手合作；日本和新加坡则提供经济和科技支援。到了那个时候，亚洲将能减少对西方的依赖。
1957年印尼分离主义分子搞叛乱，西方军火商随即前来新加坡，向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的叛乱分子兜售武器。印尼总领事亚蒂库索莫中将在1958年同我会面，当时我是在野党领袖。对方是一位聪明有礼又活跃的爪哇贵族，总是衣冠楚楚的。我向他保证，要是我们当政，一定把这些军火商驱逐出境。人民行动党赢得1959年的大选后，我遵守诺言。亚蒂库索莫于是建议我正式访问雅加达，以巩固新、印关系。
我同意了。
1960年8月，我和我所率领的代表团被带到印尼总统府独立宫，会见苏加诺总统。这里一度是荷兰总督府。苏加诺一身笔挺的米色军服，胸襟上缀满勋章，手持一根陆军元帅节杖或者说是轻便的手杖。那是雅加达的一个闷热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早晨，但是总统府里既不放风扇，也不装冷气机，因为苏加诺不喜欢这些东西。
我看到汗水渗过苏加诺的衬衫湿透了他的上装。我和一起到访的同僚们都穿着西装，同样汗流浃背。
苏加诺极具领袖魅力，是一个了不起的演说家，号召民众的本事叫人五体投地。
1959年2月的某一天，我从新加坡驾车到福隆港，全程7个小时。我在上午8点30分扭开收音机，听他向爪哇中部数十万名印尼人发表演讲，其间因为车子在行驶，收音效果时好时坏，因而有大段时间听不到他的讲话。3个小时后抵达马六甲，他竟然还在滔滔不绝地演说着――声音悦耳，充满感情，能令群众和他一起高呼狂叫。
由于这个缘故，我一直渴望亲身和这位伟大的人物见面。西方民主不适合印尼约有20分钟的时间，主要是苏加诺在讲话，他用的是类似马来语的印尼语。他问：“你们有多少人口？”我回答：“150万。”他有一亿人口。“你们有多少车子？”我说：“大约1万。”单单雅加达就有5万辆车子。我感到费解，但不假思索地表示赞同：论面积，他所领导的国家在东南亚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接着，他把他的那一套“受指导的民主”政治体制搬出来，详细加以阐述。他说印尼人什么都要革新，包括经济和文化。但是西方民主制度对他们“不是很适合”。他早在无数次演讲中提过这一点，我对这次谈话空洞无物感到失望。荷兰人没有留下多少训练有素的印尼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士，能带动国家向前迈进的机构也寥寥无几。日本占领印尼三年半，也把印尼仅剩的治国机制都摧毁了。接着是印尼民族主义人士和荷兰人之间的战斗，从1945年至1949年断断续续地发生，旧到荷兰最终同意让印尼独立为止。
这个过程进一步破坏和削弱了印尼的经济与基础设施。苏加诺执政时期，推行民族主义经济政策，外国公司都成了国有企业，以致外贸与投资萎缩，这个土地广袤的共和国因此陷入困境。我们下榻雅加达的德因德斯酒店，按照当地标准，它相当于新加坡的莱佛士酒店。可是天啊，一碰上下雨，酒店屋顶就漏水，酒店员工则立即搬出洗脸盆、水桶，若无其事地去盛滴答的雨水。我一时疏忽，没发现房门是闩在墙壁上的，结果一拉，没把门给关上，倒把插锁连带灰泥一起拉了下来。当天下午回到酒店，旧经修好了――把一张纸贴在破损的墙上，刷上灰水了事。我托当时任文化部政务次长的李炯才，帮我买几本印尼语――英语和英语――印尼语词典，每本售价不到2元。跟我同行的新加坡访问团成员把多家书店的词典几乎扫购一空，买来送给学习马来语的朋友。通货膨胀导致印尼盾发发可危。一支车队把我们从雅加达载送到昔日的荷兰总督避暑胜地茂物，一路上由电单车开路，接着续程到万隆。
从万隆，我们乘总统的双螺旋桨私人专机到爪哇中部古都日惹。专机是苏联政府赠送的礼物，比我乘搭前往印尼的商用C3型客机还大。机舱通道上方的时钟早已停在那里，动摇了我对苏联科技和印尼保养工作的信心。连总统专机上的时钟都能发生这种事，引擎零件又会是如何呢？
在离开前，我和未安达总理就贸易与文化事项发表了联合声明。从他在雅加达机场迎接我一直到我离开之前，我们俩进行过几次会谈。他是一个优秀的人才，能于，受过高深教育，脚踏实地，但对国家面对的难题却感到无能为力。每次会谈都同他谈了很久，有时是用印尼语。有一次吃晚餐的时候，我指出，印尼很幸运，有极其肥沃的土地、良好的气候和丰富的资源。他哀伤地看着我说：“真主是保佑我们的，但我们却跟自己作对。”我觉得像他这么坦白又有诚意的人，跟他交往应该不成问题。离开印尼的时候，感觉上我们已经成为朋友。我会讲马来语，对他来说比较像个印尼“土生华人”，而不是移民当地不久，尚未完全融人当地社会，满口华族语言的华侨。
然而随着经济每况愈下，苏加诺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更多的冒险行动。为了维持他和亚非国家的外交关系，他委任头脑精明但有机会主义思想的苏班德里约博士为外交部长。1963年，苏班德里约经常趁过境之便在新加坡和我会晤。马来西亚即将诞生之际，他开始口吐狂言。有一天早晨，他和我并排坐在政府大厦办公室的沙发上，轻拍我的膝盖，然后把手伸向窗口挥了挥说：“看看新加坡所有的高楼大厦，全是用印尼的钱盖的――通过走私从印尼人那里偷来的钱。不过无所谓，总有一天印尼会回来照顾这个国家，纠正这个问题。”所谓“走私”，苏班德里约是指印尼商人从新加坡出口货物，从而逃税和避开外汇条例的管制。
我明白他的感受，因为我亲眼见过雅加达居民穷困潦倒的生活状况。那里的人无论冲凉、洗衣、淘米或大小便，一概公开地在河里解决。对于他立志要接管新加坡，我不敢掉以轻心。
1965年我们独立时，正处于印尼跟新马“对抗”的时期。苏加诺总统和苏班德里约以立即承认新加坡为饵，开出会使新加坡冒犯和触怒马来西亚的交换条件，企图利用新马之间的矛盾，兴风作浪。数周后爆发了9月30日的“九三零”事件，指挥特种部队的苏哈托将军，控制了全国的局面，局势就此出现转机。苏哈托在海陆空三军和警察部队里都有效忠于他的将领，在这些司令率领的部队支持下，他向占据总统府和一座无线电与通讯中心的叛军部队发出警告，要他们乖乖弃械投降。这股武装力量所显示的威力，把叛军都吓跑了，政变就这样结束。苏加诺言活权力被剥夺当时我们并未觉察，一场以失败告终的政变会有那么深远的影响，因为数名印尼高级将领被人以残酷的手段杀害，随后又发生成千上万个（估计有50万人）所谓共产党支持者遭屠杀的事件。死者包括一些华人，这些已经吸引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苏哈托慢慢地、含蓄地搬演这出戏，就像在演出印尼皮影戏一样。这是一种把木偶的轮廓以影子的形式呈现在银幕上的表演。这出幕后戏编排得那么谨慎周详，苏加诺的权力被剥夺，犹如抽丝剥茧，以致我们好一阵子都看不出苏加诺的权力已经逐渐转移到苏哈托身上。这样过了半年多，苏哈托没有立即把总统轰下台，而是以总统的名义行事来维持门面，暗地里却逐步把大权揽到自己手里，清除苏加诺身边的亲信，削弱他的地位。从新上任的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那里，看不出政策有什么转变。1966年3月，苏加诺签下一纸总统政令，授权苏哈托将军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保障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我到这个时候还不敢肯定苏加诺已经出局，他那股足以左右臣民的魅力太大了。直到一年后，即1967年2月，苏哈托才由人民协商会议正式推选为代总统。
1966年6月，苏哈托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足以同时结束印尼跟新马之间的对抗状态，双边关系则还要一段时日才恢复正常。印尼随即在We年6月和7月间，派经济代表团到新加坡考察，然而这个动作主要在于宣传，没有多少实质意义。8月间我们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回访。直至有了所谓的“1.5亿元和解”，新印两国才算在心理上靠近一步。我们答应初步提供这笔私人商业信贷给印尼贸易商，并允许印尼国营银行“印尼银行”重新在新加坡开业。我们同意在平等基础上恢复双边贸易，对方则重新开放所有港口，供新加坡船只使用。印尼也答应在修订国内法律后，允许新加坡银行在当地设立分行，但是这个承诺迟至叨年代才真正落实。（那些在印尼成功开业的新加坡银行却倒霉了。进入1997年，还不到6年时间，它们就被印尼金融危机拖累，贷款能否收得回来还是个未知数。）
迷宫般的政体基本的障碍使新、印关系不容易恢复：政治、安全和经济课题上的误解，还有领海分界、海上航道和双边贸易管制上的分歧。印尼称为“走私”的活动，在新加坡奉行的自由港政策下却完全合法，我们不可能当他们的海关人员。
我们无法完全认清他们，结果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如何应付这样一个迷宫般的政体。
有好几年时间，新、印外交关系的进展非常缓慢，丝毫谈不上融洽。印尼老爱摆出一副老大哥的姿态。1968年3月，马利克向新加坡的印尼侨民发表演讲时透露，他已向我做出保证，1971年英国撤军后，印尼会随时准备保护新加坡不受共产党入侵害。他说：“我们将保护他们（东盟区域的2亿人口），即使来袭者是成吉思汗。”
马利克在结束访问时所发表的联合公报，遣词用字就比较委婉含蓄：“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加强现有联系。”数月后，在1968年10月中旬，我们吊死两名印尼海军陆战队队员，新、印关系急转直下。这两人于1964年在乌节路汇丰银行分行门前引爆炸弹，导致3人丧命，因而被判处死刑。印尼的反应比我们所预料的激烈。400名身穿制服的学生，闯入新加坡驻雅加达大使馆和大使官邸，掠夺洗劫一番。使馆外面站岗的印尼军队偏在这个时候自动消失，不知去向。外长马利克吁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声言不想向新加坡进行报复！要求全面抵制船运和贸易活动，重新检讨双边关系的呼声此起彼落。对新加坡的电信服务也中断了5分钟。
新加坡另两个外交官邸，也遭学生暴徒洗劫。愤怒的情绪一发不可收拾，在中爪哇的泅水和苏门答腊的占碑，演变成反华暴乱，连累了当地华裔。可是到了10月底，事态发展似乎渐趋平息。马利克公开警告，切断同新加坡的贸易联系对印尼有害无益。他针对印尼海港设施条件恶劣的情况说：“我们应该考虑自己的有限能力。”
接着又表示不希望这场争执损及东南亚国家联盟内部的和谐，担心印尼的国际形象会受到打击。此后，印尼局部解除了航运禁令。到11月初，所有限制全部撤销。11月底，印尼国会一个3人代表团奉命到新加坡访问，务必使两国“冰释前嫌，既往不咎”。
两国关系解冻得非常缓慢。1970年7月，我们委派李炯才出任驻雅加达大使。
朋友之间称他为KC的李炯才，语言能力很强，印尼话说得很流利，对印尼文化艺术也有浓厚兴趣。他下足苦功，成功地同多名与苏哈托最接近的印尼高级将领打交道。
他们都想多了解新加坡，并发现李炯才是个友善而交游广阔的中介人。慢慢地，他和这些将领建立了个人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同年9月，我跟苏哈托在卢萨卡不结盟高峰会议上初次碰面。过后我到他下榻的别墅拜访，双方谈了半个小时，先说些轻松打趣的话，然后讨论就柬埔寨局势和越南问题所该采取的立场。他征求我对美国介人越南事务的看法，耐心聆听我的分析。我说，美国一旦撤军，对本区域稳定的冲击非同小可。共产势力一旦在越南和柬埔寨获得胜利，很可能使泰国改变态度。调整和适应新崛起的强权是泰国一贯奉行的政策。苏哈托总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发现彼此对本区域的危机和发展，有一些不谋而合的见解。作为开端，这半小时的短暂会晤还算不错。
1971年4月，苏位诺。胡马丹尼少将来新加坡同我会面，这可是一大进展。他相信超自然现象，是苏哈托在精神和神灵事务方面的心腹。据李炯才报告，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苏哈托总会在胡马丹尼陪同下，到一个特别的山洞冥想一番，然后才做出决定。我和胡马丹尼用印尼语交谈了一个小时，虽未涉及什么重要课题，但是替将军做笔记的助手告诉李炯才，将军对这次会晤十分满意。他原以为我为人“强悍、势利又傲慢”，结果发现我其实是个“友善、直率而善良”的人。
1972年3月，就在胡马丹尼访新一年后，印尼国家安全局局长苏米特罗中将，也在李炯才的安排下，静悄悄地前来进行私下访问，印尼驻新大使完全不知情。他不希望印尼外交部获悉自己为总统执行这项秘密的任务。苏米特罗开门见山地用英语和我交谈，表明苏哈托希望确切知道新加坡在某些课题上的立场，0而且要听我亲口说出来。
他阐明印尼对马六甲海峡的立场，认为其控制权应该归沿岸国家所有。我说，几个世纪来它都属于国际水域，也是新加坡赖以生存的基础。新加坡愿意跟随印尼和马来西亚，实施国际组织所建议的安全措施。但是任何企图掌管海峡或实施通行费的行动，都可能导致同苏联、日本或其他海运大国产生摩擦，这样的情况，新加坡绝不愿卷人。苏米特罗回答说，印尼将采取措施维护对马六甲海峡的主权，苏联如果来硬的，印尼将毫不犹豫地以正面对抗。想必是因为我流露了无法被说服的表情，他再以认真的语气补充说，苏联人大可尝试强占印尼，但他们绝不可能得逞。
一个月后，苏哈托派遣印尼内阁最资深的部长，也是负责国防与治安事务的将领庞加贝安将军来见我。他是苏门答腊的巴达克族人，说话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举止跟苏哈托总统那种沉默低调的中爪哇人的特色截然不同。他认为印尼浪费了许多本该用来致力发展经济的宝贵时间，武装部队的建设如今必须排在国家经济发展之后。他希望经济上发展较先进的新加坡，可以辅助印尼的需要。我向他保证，印尼的经济发展符合新加坡的既得利益。印尼在1972年10月邀请吴庆瑞前去访问，因为他们知道吴庆瑞是我最亲近的同僚。据吴庆瑞观察，我和印尼军方3名最高将领会晤后，印尼不再像过去那样疑心重重，加之新加坡情报首长SR纳丹同印尼国家谍报机构主任苏图波。尤沃诺中将经常接触，印尼发现，对重大课题的看法，新加坡跟他们一致。一切准备就绪，为我在1973年5月到印尼访问铺平了道路。整个过程经过精心筹划。李炯才引述3名印尼将领的话指出，“真挚的友谊还得逾越一道严重的心理障碍”。要和苏哈托总统建立真挚的交情，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被处以绞刑正法一事，非得通过某种外交姿态，解决“爪哇人对灵魂，对清白良心的信仰”这个症结，从而圆满地画上休止符不可。他们建议我到嘉里巴达印尼国家英雄墓地出席官方安排的献花圈仪式时，向1965年在政变中遭杀害的将军致悼后，也到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墓前撒花瓣。李炯才视这个举动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关键，因为印尼的将领们非常重视这样一种表示。我接受了这个建议。
新印关系掀新页我在5月25日一早抵达，海陆空三军和警察部队全体仪仗队列队迎接，接受检阅，礼炮鸣放19响，标志着新印关系就此掀开全新的一页。印尼一家报章这么评论：“新加坡和雅加达之间区区一小时的飞行航程竞如此漫长，李光耀要在遍访英国、美国、欧洲、日本、台湾，在全球各地绕了一圈之后，才抵达印尼进行正式访问。”报章社论说得一点也没错。我必须先证明新加坡完全可以在不依靠印尼和马来西亚经济的情况下生存，我们不是只会依赖邻国的寄生虫。
双方的经济合作必须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公平基础上，同印尼领袖与当地华裔“主公”（这些“买办”为了获取特许经营权或执照以致富，一味迎合靠山的需求）的关系不能相提并论。我告诉他，新、印关系的症结在于彼此能不能就长远意向取得相互的信任。
苏哈托明确地表示，印尼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没有任何主权要求，希望争取的只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领土。他决意专心推动印尼的发展，而非对外扩张。最重要的是，他信不过共产党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我告诉他，我不会让中国势力伸入东南亚的。这是我们双方取得的关键性共识，他对我的立场深信不疑。
根据我的观察，苏哈托同苏加诺总统恰恰相反，是个谨慎细心、思想缜密的人。
他性格内敛，纵有滔滔辩才，勋章无数，也从未以此哗众取宠，四处炫耀。虽然态度谦卑友善，他却有顽强不屈的意志，决定要做的事，就不容任何人反对。我欣赏他，相信彼此可以愉快相处。
一年后，苏哈托在1974年8月回访。他一抵达机场，我礼尚往来，鸣礼炮21响，由海陆空三军和警察部队400人组成仪仗队列队欢迎，以回应他在雅加达给予我的隆重礼遇。他这次访新的焦点是，两国将就划定领海海域的协约交换协定书。我跟他之间的“四眼会谈”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没带任何文件，以印尼语即兴畅谈，一心要道尽心中的想法，还两次因为接待员奉上茶水蛋糕干扰了会议而面露温色。
“群岛概念”是他最关注的课题。同其他一些岛国一样，印尼把它岛屿之间的水域都视为领海。对于这点，他认为东盟成员国非得团结一致地给予支持不可。（东盟即东南亚国家联盟，1967年8月成立于曼谷，成员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就印尼的经济前景和困境，他也做了一番评析。
有关群岛概念，我回应说新加坡最关心的还是航行自由的问题。我们是东南亚的一员，被逐出马来西亚之后，必须为自己创造新的经济基础以继续生存。通往美国、日本、西欧各地的海上命脉航线非维系不可，任何企图阻挠航行自由的障碍，会把我们彻底摧毁。因此我们愿意支持群岛概念，条件是印尼必须公开声明不违反关于航行自由的惯例。至于石油或海床上的其他矿物资源，新加坡不会提出任何要求。
他征求我对越战的看法，我说自一年前会面至今，局势发展越来越不乐观。尼克松总统辞职了，无论福特总统意愿如何，美国国会势在必行，决意把对越南和柬埔寨的援助削减一半，这两个政体恐怕难以长久维持。这一番看来前景暗淡无望的评析，使苏哈托忧心忡忡。
我担心泰国局势继南越和柬埔寨成为共产国家之后，会变得不稳定，新马将因此四面楚歌。新加坡纵然有超过75％人口是华人，却始终是东南亚的一员，我绝不容许岛国成为中国或苏联利用的对象。看得出这一番话令他释然。
第二天，他在印尼驻新大使馆向1000多名印尼侨民发表演讲，在传媒面前，毫不讳言印尼鉴于专业知识的局限，正积极到处寻求技术援助和资金，其中包括新加坡。他公开接受新加坡为平等的独立国，承认我们能为印尼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标志着印尼对新加坡的态度有了重大改变。金边和西贡相继沦陷后，我于1975年9 月在巴厘岛与苏哈托重逢。当时共产势力正如日中天，来势汹汹，转眼就要吞没整个东南亚似的。敦拉扎克先于1974年5月访问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接着在金边失守后，马上承认当地的红色高棉政权。苏哈托语带失望地说，他早已向敦拉扎克清楚说明印尼和中国交往的不愉快经验，他也曾经在雅加达向泰国首相克立。巴莫做出同样的表示，结果克立在1975年6月西贡沦陷两个月后，到北京访问时，还是同中国建交。在苏哈托看来，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局势正不断恶化，东盟如果继续这种各自为政的做法，径自迫不及待地承认越南的新共产政府和红色高棉，那么，我们坚持对抗共产势力的意志迟早要崩溃。他意识到独新、印看法相近，在情绪上也不谋而合――不做过度的反应以讨好中南半岛的共产国家，也不像马科斯总统不久前访问北京时，发表华丽浮夸的演讲那样，口口声声歌颂共产党政权。
虽然我们最关切的是东盟的安全局势，却同意东盟应该公开强调政经合作，低调处理安全问题。安全问题可以私下进行合作，尤其是交换情报。印尼和新加坡应该巩固各自的优势，等待更适当的时机，同其他东盟成员国一起进行经济合作。苏哈托没有谈到东帝汶，印尼在两个星期后占领这个地方。这次会谈很顺利。每逢区域局势急转直下，新、印总会做出相似的反应。
但是，三个月后，在联合国就印尼占领东帝汶的行动进行表决时，因为新加坡弃权，致使新、印关系第二次出现冷淡期。其他东盟国家都投票支持印尼。我们在雅加达举行的军人节和国庆日庆祝会，都遭印尼军方领袖抵制。新加坡驻雅加达参赞向我汇报说，一些印尼将军透露，比起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被处以绞刑正法一事，苏哈托这回的怒气更盛。
迟至一年后，1976年11月29日，苏哈托到新加坡进行非正式访问，我们俩的私人交情才重新修好。我告诉他，新加坡实际上并不愿意给印尼和东帝汶之间的日常关系设置障碍。我们接受东帝汶作为印尼领土的事实，但是绝不能公开认可印尼的人侵和占领行动。他接受我的立场。如果我们当初投票支持印尼，等于是在我们本身的安全问题上，向全世界发出错误的信息。
令他开心的倒是另一件不相干的事。我同意非正式地为他提供新加坡的贸易统计数字，协助印尼抑制新、印两国之间的“走私”活动，条件是这些数字不能公开，谁知他却要公开这些数字。我解释说，两国使用的统计归类法不尽相同，公开发表这些数据，只会引起传媒和公众的更大误解。苏哈托表示有把握能让印尼媒体服服帖帖，但他最后总算答应先仔细研究公开发表数据可能造成的长远影响，才决定要不要这么做。我们接着同意新加坡和雅加达之间设立海底电信联系，技术细节交由两国官员进一步研究。尽管会议进展顺利，新加坡驻雅加达大使拉欣依萨仍不忘提出警告说，在印尼领袖和人民心目中，新加坡始终是个华族国家，他们对新加坡的态度难免跟他们对国内华裔人民的态度纠缠不清。他警告说，印尼国内一旦萌生什么不满情绪，新加坡会成为最方便的代罪羔羊。当印尼在1998年至1999年间陷入危机时，这话证实应验了。
苏哈托总统的个性、脾气和宗旨使我个人能跟他建立友好的关系，这是我们的福气。他是一个沉默有礼的人，只是比较拘泥于仪式和礼节。我访问雅加达之前，他如此谨慎地预先试探我的立场，这与他的性格吻合。经过两次会谈，我们相互信任。这些年的相处使我发现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不轻易做出承诺，但是说过的话一定履行。言行一致，贯彻始终是他最大的长处。他比我年长3岁，脸阔鼻宽，总是一脸沉默寡言严肃的表情，但是且熟识，他就会时时挂着笑容。他十分享受吃的乐趣，尤其喜欢甜品，但也努力通过散步和打高尔夫球控制体重。低声细语，从容不迫是他说话的一贯姿态，但是一谈起重要课题他也会活泼生动起来。
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却懂得任用能干的经济学家和行政人员当部长。他选择了威佐约。尼蒂萨斯特罗教授、阿里。瓦达纳等毕业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组成班底，在他们手中，印尼向外来贸易与投资敞开大门，逐渐成为一个成功的新兴经济体。
我和苏哈托的交情，克服了印尼人和新加坡华人之间的无数偏见。70年代至80年代这个时期，我们几乎每年都要见一次面，保持联系，交换意见，讨论种种新出现的课题。例如，我向苏哈托解释，语言和文化是非常棘手的情绪问题，不得不敏感地谨慎处理。英文纵使是每一个新加坡人的共同语言，“推广华语运动”还是不得不推行，因为新加坡华人至少说7种不同的方言。原籍马来西亚或印尼的新加坡马来族人民，同样放弃爪哇语、布央语和?他语，转而一律使用马来语。至于新加坡华族观众在印尼与中国的羽毛球赛中为中国队喝彩一事，不过是一些大声喧嚷的亲中国群体的愚蠢行为。他们甚至在新加坡乒乓选手与世界冠军中国选手比赛时，也向自己的选手喝倒彩。我说久而久之新加坡华人在思想意识上将会变成新加坡人，这样的看法他接受了。
发展巴淡岛苏哈托要把巴淡岛发展成为第二个新加坡。那是新加坡以南20公里外的一个岛屿，面积是新加坡的三分之二。1976年，他建议我协助印尼发展巴淡岛。
当时岛上缺少基础设施，只住了一小批渔民。他把发展巴淡岛的重任交由刚受委的科技顾问哈比比博士处理，委派他来新同我会面。我鼓励哈比比利用新加坡推动巴淡岛的发展，不过向他解释先得把岛上的公路、水电和电信等基础设施都发展起来，并消除行政瓶颈。如果他能争取印尼经济部长和贸易部长拨款资助这项工程，我答应免去新加坡和巴淡岛之间人们和货物往来的一切繁文，方便巴淡岛接驳新加坡的经济动力网络。但是，真正在巴淡岛进行投资的，必须是商人本身，他们得自行判断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有利可图的。印尼新闻界花了好几年时间才了解这个道理，因为印尼的主要计划，无论是钢铁厂、石油化学厂或水泥厂，向来都是政府的投资成果。我必须再三解释，新加坡政府只能推动新加坡和巴淡之间资金、材料和人临的流通，我们可以鼓励企业家进行投资，但是无法指示他们应该怎么做。我尝试说服苏哈托让所有只生产出口产品的投资商在巴淡享有100的外资股权。1989年10月我们重逢，苏哈托表示愿意让纯粹生产出口产品的公司，在首5年内享有100％的股权，5年后则须把部分股权拨给印尼。这一优惠虽不比新加坡所提供0的条件吸引人，却足以吸引一些渐感新加坡营业成本增加的工厂，把基地转移到巴淡岛去。
其中一家政联公司新加坡科技工业有限公司。同印尼集团合资，在巴淡岛开发一个占地500公顷的工业园，积极争取跨国公司和本地工业家进场。这项工程果然取得成功。到1999年11月，工业园吸引的投资额已达15亿美元，所雇用的印尼员工超过7.4万名，即使金融危机在1997年降临印尼，它依然不断壮大。继巴淡岛发展成功之后，邻近的民丹岛和吉里岛随后也展开合作计划。苏哈托总统这时建议我们把每年到新加坡游玩的700万名旅客也引介到印尼去。新加坡于是全面参与印尼的旅游业发展，新加坡航空公司因此有权直飞新、印联合开发的各个旅游景点。当然。凡事总有其负面影响。我们的合作伙伴都以印尼华裔居多，不满的情绪也因此暗流汹涌。我们也想寻找土生土长的印尼人一起合作，但是谈何容易，印尼的成功企业家都是华裔。不过最后总算也跟几个地道的印尼商人合作发展了联营企业。
每一次碰面，我和苏哈托总会尽量抽时间进行“四眼会谈”。两人在这个时候总能畅所欲言，无所不谈，我能提出任何主意试探他的反应，他也能当场拒绝而不会觉得尴尬。友好关系和信任就这样建立起来。我曾向他保证，新加坡不会赶在印尼之前同中国建交。所以当初决定同中国互设商务代表办事处，我事先亲自向他解释，这不过是为了促进贸易，不等同于外交层次上的代表性。他接受了我的解释。
到了80年代中期，印尼对新加坡的看法彻底改变：新加坡不只远非中国的支持者，实际上还坚持维护东南亚大家庭的利益。新、印的经济关系也逐渐改善。印尼对一切船只开放所有港口，放宽出人口条例，有关印尼产品被私运到新加坡的疑虑也烟消云散。当然，紧接着又出现新问题；如今是投诉印尼商人把电器和其他耐用消费品从新加坡走私到印尼去，逃缴税率高的进口税。只不过这是印尼海关方面的问题，怨不得我们。同样地，新加坡扮演中、印贸易中间人所引起的纷争，也随着印尼打开与中国直接进行贸易的大门而终结。
我和苏哈托之间的高层友好关系，促使80年代担任印尼国防与安全部长的本尼。
穆尔达尼提呈建议，并进一步落实在苏门答腊北干鲁镇附近联合开发锡亚布空军武器试射场，供两国空军使用的计划。1989年，这个武器试射场由两国国防部队总长共同主持开幕仪式，标志着新印在防务联系上迈进了一大步。
1989年2月，我在裕仁天皇的葬礼上见到苏哈托，他告诉我一个可能促使印尼同中国复交的局势新发展：中国愿意明确而公开地表明，无论在党与党或政府与政府的层次上，都绝不干预印尼内政。印尼在1990年8月与中国恢复邦交，同年10月，我到北京，新加坡也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90年11月，在卸下总理职务前几天，我到东京出席明仁天皇的登基典礼时，又跟苏哈托碰头。苏哈托夫人想不通为什么我在身体仍然健壮，年纪还比她丈夫小三岁的情况下，愿意退位让贤。我解释说，新加坡自建国以来未曾更换过总理，能在条件最理想的时候选择适当的时机退位，应该是较妥当的做法。从1965年开始，这些年来新、印双边关系由一开始彼此试探和了解，到学会怎么和平共处，其间总有新问题有待解决，而总能解决、回避或搁置，以后再谈。如今回首，换了个性格脾气跟苏加诺较相近的人当印尼总统的话，要同他们建立密切的关系并进行合作，必定有困难；对印尼，甚至整个东南亚区域来说，这段历史恐怕也要改写了。
苏哈托的儿女们苏哈托夫人在1996年4月逝世。同年11月我和内人前往探访，见到的是一个孤寂凄苦的苏哈托。1997年6月，我们又在雅加达重逢，苏哈托虽然已经恢复平静，身边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儿女们变得更亲近他。1996年8月18日，我们到文莱出席皇室婚宴见到了苏哈托的女儿，个个浑身珠光宝气。芝向新加坡驻文莱大使的夫人提起印象中从没见过她们这般打扮。大使之前派驻雅加达多年，大使夫人跟随丈夫在那里待久了，跟苏哈托的女儿相当熟识。她说，苏哈托夫人在世时管住她们，母亲死后没了约束，她们就开始炫耀自己的珠宝首饰。
印尼盾爆发危机，是大家都始料不及的。泰国中央银行在1997年7月2日停止扶持泰币后，基金经理个个惊慌失措，拼命抛售区域货币和股票，导致金融危机一发不可收拾，区域国家的货币无一幸免。印尼财政部长采取明智的措施，促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面帮忙。他在同年10月底跟基金组织谈妥条件之前，苏哈托派特使来向吴总理寻求支持，以加强印尼的谈判筹码。吴总理先找我和财长胡赐道商量，然后把这事提交内阁讨论。我们相当有把握，印尼的经济状况比泰国强：经常性项目和预算都没有出现巨额赤字，所呈报的外债不算高，通货膨胀率也偏低。于是我们答应贷款高达50亿美元以表支持，但是要等到印尼用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总计200亿美元的贷款和印尼自己的储备金之后，贷款协议才生效。新加坡也答应，一旦印尼和基金组织达成协议，便进入外汇市场扶持印尼盾。
基金组织给予印尼的援助配套最终达到400亿美元，日本也答应贷款最多50亿美元。
印尼同基金组织的协议一签定，印日新三国央行在彼此协商配合的情况下，立即进场扶持印尼盾，把它从1美元兑3600盾推高到3200盾的水平。危机爆发前，2500印尼盾足以兑换1美元。
眼见局势好转，苏哈托总统却在这个时候恢复基金组织协议下取消的部分大型基础设施工程，结果削弱了各方的努力。取消的工程共有14个，复工的包括苏哈托长女哈尔迪扬蒂。鲁克马娜（杜杜）持有股份的发电厂。另外，16家被迫清盘的银行当中，有一家（为总统的儿子所拥有）在不同的名下获准恢复营业。市场对此的反应是大量抛售印尼盾。这16家银行不过是冰山一角：印尼有200多家银行，其中多家规模小，经营无方，监管也欠妥当。更糟的是，印尼违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协议，开始放宽货币政策。印尼工商会主席宣布苏哈托总统同意利用新加坡给予的50亿美元，为那些受信贷紧缩影响的印尼本土公司提供低息贷款，进一步打击市场信心。苏哈托偏又在1997年12月，因为出国操劳过度病倒，导致问题更加严重。
印尼盾币值直线下泻使我大为震惊，我委托驻雅加达大使邀请杜杜来新一趟，替我向她的父亲转达一些看法。我最后一次卜到她是在1997年6月到雅加达拜访苏哈托的时候。同年圣诞节，我和吴总理在新加坡总统府别墅同她会晤。我们向她解释，如果无法恢复人们对以下两个要素的信心，即苏哈托的健康状0况和他履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件的意愿，那么印尼局势将非常棘手。我竭力奉劝她和她的弟妹们尝试了解眼前的局势：在雅加达的国际投资基金管理人都把焦点放在总统儿女所享有的经济特权上；在这个危机时期，他们最好完全退出市场，不要再涉及任何新工程。我直截了当地问她能否使弟妹们听从劝告。她同样坦率地回答说无能为力。
为了确保她明白市场分析员天天撰写这类报道有多大的影响，我通过驻雅加达大使把一份每日要闻选录送交给她。从苏哈托儿女们的所作所为判断，他们根本无动于衷。1998年1月6日，苏哈托总统发表了印尼预算案。预算案内容既未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商量过，也未达到印尼早先在拯救配套下承诺落实的目标。此后两天当中，印尼盾兑美元汇率从7500盾下泻到回万盾，因为基金组织副执行总裁费希尔和美国副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双双批评预算案内容同基金组织开出的条件不符＊月8日晚上9点，我由电台新闻获悉，雅加达群众惶恐地疯狂抢购物资，把所有商店和超级市场的货品一扫而空，尽量花掉迅速贬值的印尼盾，换来食物和用品加以囤积。我拨电话给驻雅加达大使，对方证实了这个消息，还说一家超级市场被烧毁，而印尼盾在市面上更创下1美元兑11500盾的新低点。我赶紧提醒吴总理。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发信给美国国务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它们发表文告，抚平市场的紧张情绪，否则第二天恐怕会爆发动乱。过了数小时，在新加坡时间早晨7点，克林顿总统拨电话同吴总理商讨事态的最新发展，然后又同苏哈托总统通话。克林顿宣布将派遣萨默斯协助解决问题。与此同时，费希尔发表文告劝请人们不要反应过敏。
这样忙碌了一场，总算让人产生一丝希望，觉得可望找到一条出路，以免最终以暴动和骚乱收场。1月15日，苏哈托总统本人签署了基金组织给予的第二个贷款配套，承诺履行更多改革措施。
在签署第二份协议之前几天，即1998年二月9日，苏哈托的次女、印尼特种部队司令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少将的妻子海迪阿蒂。哈里亚蒂。普拉博沃（蒂蒂）来新加坡见我。苏哈托知道她来新加坡，她希望我们帮助印尼在这里发售美元债券。
一名国际银行家曾指出，通过这个方法筹集美元，将有助于稳定印尼盾。我却认为，眼下的世道充满危机感，市场对印尼盾根本没什么信心，要在这种环境下发售债券，万一失败，市场人士的信心将进一步滑落。海迪阿蒂接着抱怨新加坡传出某些谣言消u 弱了印尼盾，还说新加坡银行界人士鼓励印尼人把钱暂时存放在这里，问我们能不能出面阻止。我向她解释，即使政府出面干涉，也无济于事，因为印尼人民只要在电脑键盘上一按，照样能把钱从印尼转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更何况，真金不怕火炼，如果基础稳固，谣言根本动摇不了印尼盾。要恢复市场信心，她的父亲就必须让世人看到他落实基金组织配套的改革措施。若觉得某些条件不切实际或太苛刻，大可邀请像美国前联邦储备局主席保罗。沃尔克这样的一位人物担任顾问，由他提出理由，基金组织会认真听取的。这话总算对方还听得进去――一个银行家后来告诉我，沃尔克确实去过雅加达会见苏哈托，但是没有当成顾问就离开。
由于子女们对每一个有利可图的合约和垄断行业都插上一脚，而且介人的程度有增无减，苏哈托面对的问题雪上加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向他的儿女涉及的一些合约和行业开刀，终止这种垄断局面，包括丁香业、儿子胡托莫负责的国产车计划、女儿杜杜掌握的发电厂合约、其他儿子获得的银行执照等等。苏哈托不明白基金组织为什么要干涉印尼内政。实际上，这陛垄断行业和优惠待遇，已成了投资基金管理人最关注的大课题。另外，苏哈托班子里的高级技术专家官员，把印尼金融危机看成一个可以借以铲除一些削弱经济并引发不满情绪的不良作讽的机会。最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清楚，这类不良风汽一日不除，美国国会绝不会表决支持拨出更多资金填补基金组织的财库。美国的观点是关键美国的观点是影响整个事态发展的关键因素。萨默斯在1998年1月11日赴印尼途中路经新加坡时，告诉我和吴总理，怕前最需要的是“中断”苏哈托的执政手法，总统的亲朋戚友必须停止享有各种特权，大家得平等竞争。我却指出，苏哈托继续执政才是上策，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继承苏哈托的总统有那种能耐推行基金组织开出的严格条件。因此，我们应该协助苏哈托落实这些条件，朝最理想的结局努力，即促使苏哈托委任副总统，将来由这名副总统在后苏哈托时代，负责恢复市场人士的信心。克林顿政府对这个观点无法认同，坚持务必推行民主，根绝贪污和侵犯人权的事件。反正冷战已经成为过去，没必要再“纵容”（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时使用的字眼）苏哈托了。两个月后。在1998年3月，美国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带来克林顿给苏哈托的口信，然后在回程中到新加坡同我和吴总理会面。双方就苏哈托对改革方案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交换意见，然后蒙代尔冷不防向我提问：“你是认识马科斯的。他是英雄还是奸雄？苏哈托和他比较有什么不同？苏哈托是爱国之士还是恶人一个？”我觉察到蒙代尔准备先摸清苏哈托的动机，然后才向美国总统提呈建议。我回答他，马科斯或许一开始是个英雄，结果却变成好雄。苏哈托则不同。他心目中的英雄不是华盛顿，也不是杰弗逊或麦迪逊，他崇拜的是爪哇中部的梭罗苏丹。苏哈托夫人生前是这个皇室家族的小公主。在苏哈托心里，作为堂堂的印尼总统，他是一个泱泱大国的苏丹中之苏丹，膝下子女自然应该享有和梭罗苏丹的王子、公主们一样的特权。
给予他们这些特权，他一点也不觉得愧疚，因为这是他当苏丹霸主的权利。他视自己为爱国之士，我也不会把他列为奸雄。
吴总理分别在1997年10月和1998年1月与2月三度造访苏哈托，向他解释印尼经济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必须认真对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否则市场将抛售印尼货币与股票，导致当地经济崩溃。吴总理最后一次在1998年2月见过苏哈托后回来告诉我，对方的一举一动好像是自己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深信西方国家要把他踢出局。吴总理向苏哈托表示关注，万一经济情况恶化，就会出现粮食短缺、社会动荡、人们对印尼信心全失的局面。要真是这样，总统就会处于非常严峻的困境，因此非得借助基金组织的支持，稳住经济不可。苏哈托信心十足地回答说他有军方鼎力支持。吴总理向他暗示，印尼人民可能已到达饥饿之至，连军人也不愿开枪的地步。苏哈托根本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可怜他完全和现实脱节。
当时已有一名印尼将军这么说（这是美国大使3月间告诉我们的大使的）：“如果有1000名学生，他们会遭到镇压；如果有一万名学生，印尼武装部队会设法控制群众；但是如果学生有10万名，武装部队人员会反过来加入学生的行列。”
苏哈托一生最大的错误1998年二三月间，苏哈托最后一次委任军方和内阁要员人选，这是他一生贻害最大的错误判断。他委任哈比比为副总统，因为正如他在辞职前48小时所说的，没有人会支持哈比比出任总统。苏哈托以为只要众人知道下一个总统人选是哈比比，无论国内或国外，就不会有人串谋逼他下台了。陪他打高尔夫球的木材大王郑建盛当上贸工部长，女儿杜杜成了社会事务部长。几乎所有其他出任内阁成员的人士，不是效忠于他，就是他的子女们的亲信。他一方面委任维兰托上将为武装部队总司令，另一方面提升女婿普拉博沃为中将，由后者出任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企图以此平衡大局，这么做却大错特错。他明知普拉博沃脑子精，野心大，但是做事冲动鲁莽。
我于1996年和1997年在雅加达同普拉博沃共进过午餐。他很机智，但是直率得很不得体。1998年2月7日，他到新加坡访问，分别同我和吴总理会面，传达了奇怪的信息：印尼华人的处境危险，一旦发生什么问题，即暴动，作为少数民族的他们将受到伤害；活跃于政坛的印尼著名成功华裔商人林绵坤尤其发炭可危，因为他具备“双重少数派”的身分，既是华人又是天主教徒。林绵坤曾对他和数名将军说，苏哈托非下台不可。当我表示怀疑时，他坚持林绵坤确实说过这些话，还说印尼的华裔天主教徒令自己陷入险境。我和总理都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相告关于林绵坤的这席话――显然任何一个印尼人都不可能告诉总统的女婿应该把总统撵下台。我们猜想这是不是林绵坤和其他印尼华裔商人即将出事的前奏，他要让我们有心理准备。
1998年5月9日，刚退休不久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威廉。欧文斯在新加坡同我碰面。他告诉我，前一天在雅加达的印尼扭转过来，崛起成为虎虎生威的新兴经济体；是他为印尼人民提供教育，兴建基础设施，为印尼的继续发展铺路。
对这样一个领袖来说，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真是个人极大的悲哀。在这种非常时刻，向来在判断和任用手下方面特具慧眼的他，却选错对象出任要职。他犯下的错误对自己、对国家都贻害无穷。
苏哈托从来没有考虑要流亡他国。他和家人的财富都投资在印尼。那名在《资本家》杂志上报道苏哈托家族累积资产达420亿美元的美国记者，1998年10月在纽约向我透露，这笔财产大部分留在印尼。当地爆发经济灾难后，据他估计，财产价值只剩40亿美元了。苏哈托不像菲律宾的马科斯，他没有把财富偷偷带出国外，以防必要时能迅速脱身。他依然留在雅加达的住家。当了32年总统的他没打算逃跑。
我不明白他的子女为什么需要那么多财富。若不是因为他们行为过分，苏哈托在印尼史上将能占有不同的地位。
深受他信任，对他忠心耿耿，曾长期担任武装部队情报局局长，后来升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穆达尼将军，曾在80年代末对我说，他曾劝告苏哈托制止子女们对商业特权的无止境的要求。如果听取穆达尼的劝告，苏哈托就不会有如此的悲剧收场。
我观看了他宣布辞职的电视广播，为他无法更体面地引退而叹息。苏哈托穷一生精力，稳定印尼局势和振兴国家经济。他所推行的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让所有的东盟国家经济能在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欣欣向荣。那是东南亚的黄金时代。
虽然哈比比是误打误撞坐上总统的位子，他却相信命中注定他会统治印尼。他有很高的智力，却性情善变，而且口没遮拦。在《亚洲华尔街日报》）1998年8月4日）的一篇报道中，他形容自己的工作方式是“并行处理一二十个课题”，把自己跟电脑相提并论。他也抱怨在1998年5月21日就任的时候，许多国家第二天就纷纷传来贺词，新加坡却迟迟没有道贺，一直到“将近6月份，非常退。我是无所谓，但是这里（印尼）有2.11亿人。看看地图，绿色的（地区）全是印尼，那个小红点是新加坡。你看看。”
（新加坡已在5月25日发了贺电）吴总理几天后在国庆群众大会的演讲中回应说，新加坡只有区区300万人口的资源，像新加坡这种“小红点”能为邻国做出的贡献有限。
我们很清楚哈比比的为人，因为他曾经负责巴淡岛同新加坡合作的项目。他对印尼华裔有敌意，而人口多数为华人的新加坡因此也遭池鱼之殃。他企图以对待印尼华裔“主公”的态度对待我们，想向我们压榨而自肥。这会改变我和苏哈托向来以平等独立国的姿态合作的基础，使之变成兄长和弟弟的关系。可是私门里，哈比比派人再三向吴总理传话，邀请他到雅加达访问，也邀请显龙（副总理）和太太一起共进晚餐。他要给外界留下新加坡领袖是支持他的印象。有人告诉我们，他以为这样就能挽回印尼华裔商界领袖的信心而进行投资。我们看不出这类访问何以能产生这样的效果。
哈比比指责张志贤哈比比指责新加坡一事见报两天后，他对新加坡教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张志贤训话训了80分钟。张志贤当时是到雅加达去，把援助物资送交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将军的。这里引述一段张志贤的话：“哈比比手舞足蹈，他挥动着双臂，与此同时脸上的表情和语气迅速转变。他几乎无法坐定，声音很激动，样子很烦躁。哈比比的谈话不是强调他自己的成就和特性，就是近乎赤裸裸地向新加坡进行威吓。他忆述自己从18岁起就住在欧洲，前后25年，并吸收了‘
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
“哈比比要新加坡认清自己的地位和脆弱性。于是他进一步指出‘新加坡在（印尼）里边’，整个人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面，展开双臂强调印尼的大片绿色地区把‘小红点’新加坡包围其中。”
后来，我在1999年1月27日晚上启程赴达沃斯之际，在电台新闻中听到哈比比决定给予东帝汶选择全面自治或独立权利的消息，整个人呆了。这等于突然扭转印尼坚持的政策，也就是，东帝汶并入印尼是不可逆转的。
在达沃斯，我见到陆士达――那位精明机警，常年奔波不懈，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我们俩都同意，哈比比的献议一经提出，便使局势产生了永久性的变化，东帝汶走向独立将是意料中事。陆士达冷淡地说，一些总理不应该贸贸然写信，尤其是写给像哈比比这样的总统。（我们都阅读了有关报道，它指出哈比比做出这个决定是受到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一封信的影响，信中建议让东帝汶人民通过全民投票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
让东帝汶自决前途的消息在宣布后不久，新加坡交通部长马宝山在1999年2月4日会见哈比比时，对方向他追述了澳大利亚大使相告有关“新喀里多尼亚”解决方案的经过：安排全民投票自决，并且要有所准备在15年筹备期过后，给予独立。
哈比比告诉澳大利亚大使，印尼不准备采纳这个方法。印尼并没有从东帝汶得到天然资源、人力资源或黄金，而澳大利亚也无权坚持要印尼给予东帝汶位自治或自决的选择。
哈比比对马宝山说：“全世界都不了解我们，经常对我们进行人身攻击。”对此，他感到“气愤和厌倦”。他吩咐内阁研究让东帝汉脱离的可行性――让他们选择要自治或独立。如果东帝汶拒绝自治方案，却又要印尼协助他们为独立铺路的话，他就得说声“抱歉”，他不准备当东帝汶的“有钱叔伯”。他请大使向霍华德转达这一番话。为此，霍华德在1999年1月写信给哈比比，信中有哈比比对东帝汶的这个看法。哈比比收到信后，马上在有关段落的旁边作注，向内阁推荐这样的主意。
这一系列在印尼历史上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的事件，就这样给启动了。
让东帝汶自决的消息公布后的同一晚上，我在新加坡飞往苏黎世的班机上，见到能干的印尼经济事务统筹部长吉南加尔。卡塔萨斯米塔，从他那里证实了哈比比决定这个课题的方式。我们都准备到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由于座位只隔着走道，我们于是谈论起印尼的经济和政治局势的发展，一谈就是一小时。不过，吉南加尔最关心的还是东帝汶。他回忆起当天下午有人根据哈比比的备忘录，在内阁第一次提出东帝汶课题。随后全体部长，包括国防部长维兰托将军，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就做出决定。大家同意采纳总统的建议。他略带焦虑地问我，这样会不会给印尼带来其他影响。我委婉地回答说不敢确定，但是这次政策上的转变所带来的影响，确实非同小可。哈比比的军师以为让东帝汶选择自治或独立，就能使哈比比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助，让他在美国和欧盟能以民主之士和改革者自居，对他重新当选总统有帮助。事实上，他惹恼了印尼的将领，其中有好几位多年来一直尝试安抚东帝汶。吉南加尔于1999年8月在奥克兰出席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会议时告诉吴总理，他们在同年2月把民兵武装起来，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们的用意是要“劝服”东帝汶人避免投独立票。东帝汶人却选择独立，投票率达99％，独立票高达80％。投票结果一宣布，民兵便公然放火焚烧破坏东帝汶。哈比比作为印尼民族主义者的名声因此大坏，印尼武装部队和政府的声誉也因此扫地。
为了协助哈比比连任总统，他的智囊团为他塑造改革者的形象，凸显他决心和过去一刀两断。他释放政治犯，容许50多个政党注册成立，而不再是苏哈托时代的3个政党。他也经常和媒体会面，并畅所欲言――甚至口不择言。幕后的编导者便得把他“拉回来，不让他信口开河。他需要金钱来换取支持。印尼官员预料在选举后会出现大变动，惟恐被调派去担任油水较少的职位，便趁此过渡时期大捞特捞。
这个时期各个层面的贪污活动，比苏哈托时代情况最严重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
受贿的机会无所不在，因为许多银行和大公司没有能力清偿债务，必须依赖政府的抢救计划，这使它们面临压力。其中一家是巴厘银行，同哈比比关系最密切的一些亲信，抽取了该行7000万美元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拒绝在巴厘银行彻底接受查账并惩治违法者之前发放援助金。哈比比却以发表审计报告有违印尼银行保密条例为理由，阻止公开该行账目的审查结果。据印尼媒体报道，有关贿款牵连到他的家族成员。
尽管如此，在争取连任时哈比比还是凭借自己在伊斯兰教界的名声和总统的头衔，动员所有他所能号召的支持者。他的表现摇摆不定，不时得由助手替他稳住阵脚。虽然媒体、反对党领袖以至他自己的政党专业集团党都向他施压，他却始终不肯放弃。他说他不是一个懦夫，除非人协（人民协商会议）否决他，不然他不会退出竞赛。结果他确实遭到否决。人协在10月20日上午以355票对322票，驳回他的施政报告。熟悉印尼政坛纵横之道的人士告诉我，他们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交到那么多人协代表的手中。哈比比放弃了角逐。哈比比退出竞选，促使最后关头出现戏剧性的结盟变化，影响了两大总统候选人阿。杜拉赫曼。瓦希德和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的命运。被追随者称为古斯杜（杜大哥）的瓦希德，是伊斯兰教教士联合会的领袖，这个以乡村地区为根据地的传统伊斯兰教组织，拥有3000万个成员。瓦希德的民族复兴党在6大选中赢得12.6％的选票。苏加诺总统的千金梅加瓦蒂领导的斗争派民主党，在一片喧哗的群众大会竟选活动中，成为赢得最多票数的单一政党。得票率达34％。远远超过哈比比（专业集团党）。但是，由695人组成的人民协商会议（其中200个席位不是民选的）在10月20日下午四点却宣布瓦希德当选总统，他以373票击败获得313票的梅加瓦。政治布局的疯狂操纵行动由此展开，直到翌日下午三点人协开始投选副总统才告结束。三名候选人―
―专业集团党的阿巴丹戎、印尼国军总司令维兰托将军和伊斯兰教政党联盟的哈姆扎。哈兹参加角逐，梅加瓦蒂却不肯参赛，惟恐再次蒙羞。瓦希德费尽唇舌劝她参选，最后向她保证。一定有足够的政党支持能使她获胜。他需要她扮演副总统的角色来为他出任总统正名。与此同时，在好几个选票几乎由她一人囊括的爪哇和巴厘的几个城市，纷纷传出暴力和纵火事陆士达恰巧在这个时候来到新加坡，准备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说。他于晚上八点在瓦希德当选总统后数小时同我和吴总理会晤。
我们跟他一样，深信如果有人在人协耍弄政治手段，导致梅加瓦蒂在发生舞弊的情况下落选副总统，印尼将难免发生一场流血事件和更多的动乱。我们双方决定尽自己所能，让印尼的主要人物了解这种情形要是发生，对国际投资者的信心将会产生的后果。
《雅加达邮报》10月22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当时在南非）在前一天上午致电瓦希德，“传达华盛顿的意见”，即梅加瓦蒂应该当选副总统。结果梅加瓦蒂以396票对284票获得胜利，战绩叫人折服，也使印尼幸免于另一轮动乱。
就客观形势而论，最后出来的结果是最合乎理想的。瓦希德这位新当选的总统眼睛失明。他在1998年两次中风，但是对周遭的事情还是很机警敏锐，他能在10月20日迅速行动，使自己获选的机会提升到最高。人协驳回哈比比的施政报告之后，瓦希德获得大部分原本该由哈比比得到的亲伊斯兰教选票。在当选后一星期内，他迅速委任各大政党和军方的代表组成内阁，为全国上下展开和解过程。由于分权太广，这或许算不上是最有效率的政府，但是它或许能协助印尼治愈在门个月的流血冲突中所造成的创伤：土著对抗华裔，穆斯林对抗基督教徒，达雅克人和马来人对抗马都拉人，亚齐分离主义者对抗印尼军人。瓦希德和梅加瓦蒂有两项任务叫人望而却步：修复满目疮痍的印尼社会结构，重新推动经济起步。
在苏哈托时代，为了免得跟他或他的助手之间产生误会，我们从不会晤印尼的在野党领袖，也不像美国或西欧那样，同苏哈托的政敌梅加瓦蒂、阿敏。拉伊斯，甚至是瓦希德来往。同我们有密切关系的是苏哈托的部长和印尼国军。这些人，尤其是外交部长阿里。阿拉塔斯和国防部长兼三军总司令维兰托将军，在哈比比执政时期协助稳定新印两国的双边关系。不过，从1999阵1月到4月，当时担任国防与战略研究院院长，而后在同年9阴出任新加坡总统的纳丹邀请印尼各政党领袖，在海内外媒体全面报道的情况下，向研究院发表演讲。新加坡的部长们在这些演讲者来访期间，同他们共进午餐或晚餐，借此了解他们的立场，并建立和睦的关系。我们就这样认识了瓦希德（后来当选总统）、梅加瓦蒂（后来出任副总统）、拉伊斯（后来担任人协议长），以及专业集团党的马祖基。达鲁斯曼（后来出任瓦希德内阁的总检察长）。这可触怒了哈比比和他的手下，他们公开表示不满我们干预印尼内政。国防与战略研究院指出，它也曾邀请专业集团党的代表前来演讲；马祖基便曾应邀前来。研究院也三番四次诚邀专业集团党主席阿巴丹戎，只是对方无法赴会。
这还无法让哈比比的外交顾问德薇。福尔图纳。安瓦尔博士息怒，她硬指新加坡顺向梅加瓦蒂。我于1997年在雅加达见过瓦希德。当时他在一个私人会议上致词，解释伊斯兰教在印尼所扮演的角色，并向投资者保证，印尼的伊斯兰教跟中东的派别不同。他是个演讲高手，英语流利。阿拉伯文修养高，头脑很聪明。当时我万万没想到，此人有一天会当上总统，在哈比比执政过渡之后，治理苏哈托留下来的印尼。
我和吴总理在瓦希德就职当晚，立刻发出贺电，我们不希望我们对他们的新总统的支持受到任何质疑。
瓦希德当选后不久，召集了东盟各国大使。瓦希德告诉他们，他将到所有的东盟国家访问，第一站是新加坡。他直截了当地向新加坡驻印尼大使李广富表示：
“印尼要和新加坡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新加坡能在印尼复苏之际给予支持。”他进一步解释对未来的构想：中国、印度和印尼三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能携手合作；日本和新加坡则提供经济和科技支援。到了那个时候，亚洲将能减少对西方的依赖。
瓦希德来访之前，他的外长阿尔维。希哈布博士到新加坡大使馆拜访李广富，以显示印尼不是以兄长的态度对待新加坡，而是诚心要跟我们合作。阿尔维。希哈布是一个有本事而务实的人，出身商界，也是一家美国大学的神学客座教授。李广富向他保证，新加坡会帮助他们，但是我们人口仅有300万，无论是经济或科技能力，都有其局限性。新加坡没有美国或日本那样的资源来协助印尼重新启动经济。
阿尔维。希哈布告诉他，新加坡可以发挥催化作用，协助印尼挽回投资者的信心。
因此，我第一次同当上印尼总统后的瓦希德会面，气氛是融洽而有建设性的。
吴总理在1999年11月6日亲临机场迎接瓦希德，在午餐前和共进午餐时同对方聊得很投入。接着，瓦希德当着济济一堂的500名商人和外交人员面前，表现了他对政治的把握，也施展了人们在更加讲求开放和责任归属的时代对印尼新总统所预期的技巧，叫人佩服。他在我前往拜访的时候，邀请我加人他筹组的国际顾问团，协助印尼复苏经济。这样的殊荣我无法推辞。他谈到道德标准和清廉的政府。我说，他要部长们当清官，就得确保他们获得足够的报酬，不必贪污也能过得合乎身分地位。在场的印尼财经工业统筹部长郭建义，告诉陪同晤谈的新加坡部长杨荣文，他刚刚跟瓦希德讨论过这个敏感的课题。说是敏感，因为他们的能力只够涵盖最高层的官员，无法全体一视同仁。
同瓦希德“四眼会谈”
我和瓦希德也无所约束地进行了“四眼会谈”。尽管上了年纪，又曾经两度中风，上午还四处奔波，瓦希德却依然显得精力充沛，让人心头安稳不少。而且他的幽默感不断流露，一举手，一投足，浑然一副完全掌控大局的总统的架势。投票给他的伊斯兰教政党必须解决它们所面对的问题，同时会跟瓦希德不断进行交流互动，这将使它们变得更实际，5年后必会呈现不同的面貌。瓦希德希望我和总理同印尼副总统梅加瓦蒂会面，尽可能帮助她吸取经验。他说，他跟维兰托将军关系良好，很清楚军方的角色应该如何演进。他知道内阁有很多不称职的人物，尤其是在金融和经济领域。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他下定决心要使政府的运作步伐一致，贯彻始终。
他不只幽默感十足，对自己也有非常实在的评价。他戏虐0说：“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为女人疯狂；第二任总统（苏哈托）为金钱疯狂；第三任总统（哈比比）纯粹就是疯狂。”陪伴在他身边的女儿问他：“第四任总统呢？”他想也不想就回答：“做戏。”一言概括了他在印尼所充当的角色。他有信心自己能在这个讲求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要开诚布公的新时代，扮演好印尼总统的角色，满足两者所提出的改革和民主要求。
不过，印尼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动，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个以强大无比的印尼武装部队做后盾的总统手中。选举促使许多小伊斯兰教政党崛起，但是它们加起来都无法凑成多数。梅加瓦蒂领导的政党赢得34％选票，是得票最多的单一集团。领导伊斯兰教政党赢得7％选票的拉伊斯，以高明的手腕把好几个伊斯匕教政党七拼八凑，凑成一个联合组织‘中间轴心派系“，由这个组织同其他组织达成协议而使拉伊斯击败梅加瓦蒂派出的候选人，赢得人协议长之席位。中间轴心派系也投票支持瓦希德，从而挡住梅加瓦蒂的总统之路。瓦希德是爪哇中部和东部的传统伊斯兰教领袖，身为伊斯兰教教士却为民族主义所接受，因为他向来主张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和国家应该径渭分明。但是他之所以能当选，全靠中间轴心派系的穆斯林投他一票。苏哈托一直约束着伊斯兰教的势力，直到80年代末，为了抗衡武装部队的影响力，才开始拉拢穆斯林。哈比比当总统后更是积极地把他们扶持上来，帮忙他们动员支持者支持自己连任。伊斯兰教政治力量已经进人印尼的权力中心，眼下是印尼的一股强大势力，今后也是。印尼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维持一个平衡点，使其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子民能依照印尼建国之父苏加诺总统提出的、铭刻在印尼国徽上的建国原则”存异求同“团结起来。
17、泰菲与文莱
新马分家后，奥玛爵士有一次来到新加坡访问。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容，小胡子抽动着，眼珠子闪烁着，他对我说：“你们现在跟文莱没两样，对你们来说可是件好事。”说得没错，新文确实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同是弹丸小国，四周却都围绕着大国。我并不贪图苏丹的财富，也从未向他借过钱，只在他问起的时候提供意见和看法，因此深得他的信任。
对泰国人的最初印象，是50年代往来伦敦在曼谷过境时，点点滴滴得来的。之后于1962年和1963年随东姑到海外访问时，泰国外交事务官员的素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泰国外交部招揽全国最精明杰出的人才，他们都是留学英国、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学生。外交服务在泰国是一种光荣而高尚的职业，不但收入高，而且能频频周游列国，在旅游机会稀有的年代，它益发叫人向往。相比之下，主管国内事务的行政人员，在素质上就远远不如外交官员。泰国也确实需要最杰出的人才担任外交官，才足以抵御在缅甸的英国人和在中南半岛的法国人的两面夹攻。泰国是东南亚惟一不曾受过殖民主义强权统治的国家。
1966年，我在曼谷同泰国首相他依。吉滴卡宗陆军元帅见面。他非常支持美国介入越南。可是到了1973年1月，他却对我说，相信长久下去，美国全面撤出中南半岛将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结局。他希望看到本区域能够团结起来，把南北越、老挝和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国家以及缅甸，全吸收到东盟当中――但是北越必须真正停火才行。
他依不是一个复杂的人，对朋友对盟国都忠心耿耿。他把我当做朋友，彼此可以自由坦诚地交换意见。由于泰国曾大力支持美国，甚至提供庞大的空军基地供美国部队使用，让美军能够轰炸北越，因此他忧心忡忡――北越所采取的敌对和报复的态度。是不容掉以轻心的。他感叹说，美国人把一只手缚在背后，用单手作战；
他们只是一味向北越进行空袭。在南越则打防御战，这根本是个赢不了的战术。他们只求不吃败仗就算了。由此可见泰国人正在根据全新的现实情况进行调整。
同年10月，曼谷爆发大规模示威，要求制定更民主的宪法，结果迫使他依投奔美国。他们夫妇俩住在波士顿一座公寓里。生活一点也不愉快。家乡的热带气候、亲友。尤其是辛辣的泰国美食，都叫他们思乡心切。
1974年12月，他依在没有通知当局的情况下悄悄飞回曼谷。泰国政府要把他送回美国，但他拒绝离开，除非政府准许他带着年迈病危的父亲，到一个距离泰国要比美国近的地方。我答应泰国政府的要求，让他依到新加坡居留，条件是在居留期间他不得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我的想法是，如果新加坡也能像欧洲的瑞士那样，变成一个中立的庇护所，那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一天晚上，我邀请他依夫妇和跟随他们一起到波士顿生活的女儿女婿共进晚餐。
他忆述了那一段被放逐到陌生寒冷的新英格兰的痛苦日于，怎么深感孤立无助，又怎么因为泰国咖哩散发刺鼻辛辣的气味而惹得左邻右舍怨声四起。在新加坡，探访他的亲戚朋友络绎不绝，他对这里的生活方式也感到比较熟悉亲切。只不过泰国政府仍然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以防他跟来访的泰国客人趁机策划政治活动。
两年后他依披着一身袈裟返回曼谷，他公开宣布自己将遁入空门潜修，并受到一些泰国皇室成员的迎接。时过境迁，时代不同了，他依始终没有重返政坛，但总算说服泰国政府，把大部分已经冻结或没收的财产归还给他。这就是泰国人的处事方武。只要还有妥协的余地，就绝不赶尽杀绝。得饶人处且饶人是佛教的精义。
在这之前，泰国在1975年举行了大选，传统的君主主义者克立。巴莫当选首相。
在他领导的联合政府里，他所属的社会行动党只占了议会140个议席中的18个。泰国需要他去应付北越即将战胜南越的局面。我觉得他精明，达观，善滤，不过有时候却显得轻浮。他能言善道，动作和表情丰富，可从来没有让我感觉到他真的有志于政治。他曾经在好莱坞电影《沉默的美国人》里扮演首相的角色。离了婚，住在曼谷市中心一栋富丽堂皇、样式古老的泰式袖木大房子里。我曾受邀到他府上享用露天晚餐。
但是身为一名决策领导者，克立却使我忐忑不安。红色高棉攻下金边一个星期后，1975年4月17日，也就是西贡陷落的两个星期前，我到曼谷去见他。对泰国的立场他说得不多。新加坡驻泰国大使在泰国长大，对当地的领袖和文化都有深人的了解，他认为泰国仍在探索新的外交政策。我这一次的访问正值泰国最紧张的时刻。
克立说美国基地应该会在一年内撤走。他对美国不再有信心，他们的存在起不了阻吓作用，反倒像个“靶子”成了众矢之的，这使泰国的处境更危险更尴尬。我说我们不该就此认定美国已不成气候，美国国会必定将因形势使然而改变态度。新加坡的看法是，只要美国第七舰队还留驻本区域，我们同中国和苏联的交往就自在得多。
否则，苏联的影响力必定席卷整个区域。当苏联要求新加坡准许他们在一个外岛储存燃油，以供苏联渔船使用时，我们请对方向设在新加坡的美国石油公司买油。如果第七舰队撤走的话，我们不可能这么回答。
克立在7月初访问北京后两个星期到新加坡来。之前他曾经在曼谷见过北越代表团。他指出“骨牌理论”在法属中南半岛得到印证，如今北越要进一步成为整个中南半岛的统治者。我问他为什么河内广播电台在越南政府准备向泰国表示友善之际，反而对泰国充满敌意。克立回答说越南想以胁迫恐吓的手段迫使泰国建交，他们要叫世界看到泰国已经恐慌了。克立描述了在曼谷同到访的北越代表团领袖会面的情形：这名北越领袖看起来并不傲慢，口口声声说“不计前嫌”，还在会面时热情地拥抱他。克立说自己“在拥抱中不寒而栗”。他们的笑容透着寒意，人齐坐在小房间里时，气氛骤然变得冷淡。代表团首领显得轻松自在其他4人就只是直挺挺地坐着。他们坚决要求泰国归还西贡陷落前夕，由越南飞人泰国的南越军机。
克立认为，我们（东盟）必须坚定不屈，充当“中南半岛国家的老大哥”，不时给予援助，使他们不致挨饿。东盟必须显示它富裕、有力量和团结一致，偶尔邀请中南半岛国家一起参加歌舞节日。克立对北越的看法，在他于曼谷跟北越代表团会晤，特别是到北京访问之后更加强烈。泰国人在国家主权受到威胁时，总能迅速机灵地设法捍卫自己。
克立接着叙述周恩来告诉他的一番话，是关于我本人的：“我对他（指我）感到惊奇。他和我可是同一个血统，为什么总是担心中国会侵占新加坡？他更大的问题是阻止中国的华侨返回新加坡。”我请克立转告周恩来，对中国华侨返回新加坡或新加坡华人希望返回中国，甚至是中国占领新加坡的问题，我从不感到担心。新加坡对中国来说，不过是个弹丸之地，侵占它可能引起的麻烦会是得不偿失的。我所关注的是，中国在马来亚和印尼哄产党成立纪念日发给他们的贺词。这些贺词在吉隆坡和雅加达激起强烈的反感和憎恶，我不希望因自己和周恩来有同样的血统，而使这种情绪转而针对我。我甚至反问，万一新加坡同印尼发生冲突，难道中国会介入帮助新加坡？事后克立一时兴起，竟向曼谷报刊披露了这段插曲。
对付共产党新泰关系是在1978年12月越南进攻柬埔寨之后才更加密切的。当年出任首相的克良萨将军对外交事务毫无经验。他的外交部长乌巴迪。巴乍里央恭博士精明能干，才智出众，到德国留过学，但是要应付来势汹汹的越南，同样经验不足。当越南主动开出条件，声称只要泰国对越南进攻柬埔寨一事保持中立，不做任何抨击，越南就誓不进人距离泰国边界20公里以内的范围，泰国此时面临关键的抉择。我通过外交部长拉贾拉南致函克良萨，吁请他切勿接受越南的条件。否则，一旦越南违背诺言，泰国再要对越南进行任何谴责，在国际上将站不住脚。与其如此，倒不如先让国际社会对越南给东南亚造成的威胁有所警惕。最后，想必是得到中国承诺在泰国受攻击时会全力给予支援，克良萨站稳了立场，同声抗议越南的侵略行动，还为战败撤退的柬埔寨军队和成千上万的难民提供庇护。
克良萨处事不如克立机智。他之所以掌权，只因他曾是泰国陆军总司令。他顾虑太多，尤其担心会受到柬埔寨冲突的波及。他孤注一掷，把筹码一股脑儿全押在中国身上。1978年11月越南进攻柬埔寨之前，邓小平先后到曼谷、吉隆坡和新加坡访问，克良萨对邓的欢迎最为隆重热烈。正如我在新加坡结束跟邓的会谈之后，乘车前往机场途中告诉邓的那样，克良萨立场已定，他决定豁出去，站在最前线，把泰国的生死托付中国。中国如果容许越南在柬埔寨为所欲为，必会陷克良萨和泰国于重重危机之中。万一泰国转而相信苏联会在东南亚崛起而改变立场，后果将不堪设想。邓听完我的描述后神色凝重。
克良萨的接班人是布勒姆。廷素拉暖将军。布勒姆是个单旧汉。格外清正廉明，所领导的政府几乎肃清贪污之风。在他出任首相的8年间（1980至1988年），尽管柬埔寨战火纷飞，泰国却繁荣兴盛，经济开始起飞。他是一位稳重可靠的领袖，推行政策贯彻始终，虽然沉默寡言，算不上博学多才，却十分务实。泰王对他完全信任。布勒姆将军的英语水平虽然不及克立，策略感却强得多。一身整齐的衣着和言行举止，都反映了他那种自律节俭乃至质朴无华的生活方式。我们俩很合得来。他不时会严肃地端详着我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你是泰国的好朋友。”
布勒姆的外交部长西迪。沙卫西拉是泰国空军元帅，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
（泰国空军领袖一般教育程度非常高）西迪不但才智过人，而且能干，意志坚定，性格刚烈，认定目标后不屈不挠。他是泰欧裔混血儿，肤色白皙。尽管外貌五官是欧亚人的特征，却让人民完全相信他是个忠诚的泰国人。少了布勒姆这位首相和担任外长的西迪，新泰不可能如此密切合作，成功地在柬埔寨牵制住越南。他们两人是理想的搭档，保障了泰国的长治久安和经济发展。要不是有这两位领袖，越南还真有可能操纵泰国政府。
差猜。春哈旺将军在1988年8月接任首相后，谈的尽是如何把中南半岛由战场变成市场。西迪蝉联外长一职，但是地位很快开始动摇。差猜不断公开反对西迪，直至他辞官引退。就因为差猜太急于让泰国商家能在越南的重建工作中分一杯羹，越南政府才拒绝放弃柬埔寨，并拖延巴黎和会的谈判直至1991年，长达3年。
差猜在担任克立政府的外长期间曾对我说，每次到东北乡村地区的选区访问时，他非得驾驶马力强大的名贵保时捷轿车不可。我问为什么，他说如果乘坐的是普通汽车，农民不会相信他有能力帮助他们改善生活。驾驶保时捷就不一样，农民马上知道这是个有钱人，总有办法通过各种途径提供援助。对我从报章报道中所了解的，关于候选人往往收买村长以争取村民选票的现象，他则没有进一步说明。
差猜的个性也有可爱的地方。60年代参与政变之后，他曾经被遣送到阿根廷，后来到了瑞士，在那里购置了一栋别墅。在欧洲那几年，他飙车四处旅游，尽情享受生活。出任首相期间，他所领导的政府，众所周知是泰国历史上最腐败的一个。
当地人对政坛的这股贿赂歪风习以为常。一直到90年代中期，教育水平较高的中产阶级逐渐扩大，民间才开始对猖极的贪污现象感到担忧。想当选就要准备大笔钱，党领袖还得自掏腰包资助党内候选人竞选。选举一过，党领袖和议员们便得想法子弥补他们的开销。这就是泰国版本的金钱政治。在日本，选举开支由建筑合同承担。
在泰国，每份合同都要有回报，否则下一届大选的竞选基金将没有着落。
1998年1月我再度访问泰国，首相川。立派和他的副首相与财政部长在讨论的过程中显示，他们明白泰国必须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才能恢复人们对这个国家的信心。到1999年，他们已经成功地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投资者，改变了对泰国的评价。
我发现马科斯急于推动东盟的经济合作，但是新菲不能走在其他国家前头。为了确定发展的步伐，我和马科斯同意为新菲彼此进口的所有产品，全面降低10％关税，同时推动东盟的内部贸易。我们也同意铺设新菲海底电缆。后来我才意识到对他来说，发表联合公报本身就是一种成就，该怎么具体落实反而是其次，它是个额外步骤，大可留待下一轮会议再讨论。
我们每隔两三年总会见一次面。一回他带我到马拉康南宫的私人图书馆参观。
书架上摆满了他自参选以来多年政治活动的经过装帧的剪报资料，以及一部部厚似百科全书的菲律宾历史和文化丛书，书上注明由他编撰。还有他担任抗日游击队领袖期间的活动徽章，都―一展示在玻璃柜里。他毫无争议地是所有菲律宾人的首领。
他的夫人伊梅尔达崇尚豪华阔绰的生活。巴厘峰会举行前夕，马科斯伉俪曾经到新加坡访问，两人各乘一架CS型专机抵步，派头十足。
马科斯不认为中国会在短期内构成威胁，不像日本，一旦局势有变，侵略野心有可能死灰复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皇军给马尼拉留下的恐怖阴影，至今他还没忘记。对越南侵占柬埔寨一事，我们的看法却存在严重的分歧。他虽然在形式上谴责越南的侵占行动，却并不担心它会危及菲律宾，反正菲越之间隔着一大片南中国海，又有美国海军随时保护菲律宾的安全。因此，在柬埔寨问题上，菲律宾并不积极。其后，他更因国内安全问题每况愈下而无暇他顾。
马科斯实行的是军法统治，曾经扣押过反对党领袖贝尼尼奥。阿基诺。这个反对党强人同样是出了名的沙场老将，政治魅力和魄力绝不在马科斯之下。马科斯后来释放阿基诺，允许他赴美。当菲律宾经济形势开始恶化时，阿基诺宣布决定回国。
伊梅尔达几次发出隐含的警告，他还是在1983年8月乘坐专机由台北飞抵马尼拉机场，结果在下机时中弹身亡。有大批随行的外国通讯员和电视摄像队簇拥，也保不住他的性命。
暗杀行动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导致外国银行霎时终止一切贷款。菲律宾的债务共达250亿美元以上，连利息都穷于应附。马科斯被逼入死胡同，惟有委派贸工部长博比。王彬向我求助，希望我拨出3到5亿美元贷款，帮助菲律宾偿还利息。
我直视对方的眼睛说：“这笔钱我们永远拿不回来。”更何况谁不知道仅科斯病重，身体日益衰弱，必须不断接受治疗。菲律宾需要的是一位身强体壮的领袖，不是更多的贷款。不久后，1984年2月，马科斯在文莱苏丹王国独立纪念日的庆祝会上同我会面。他看上去跟以往简直判若两人。虽然不似上镜时那么臃肿，但是肤色深得惊人，像是经过阳光曝晒一样。他说话的时候呼吸沉重，有气无力，双眼无神，头发稀薄，看起来非常虚弱。一辆配备一切必要医疗仪器的救护车、一组菲律宾籍医生，全在他下榻的贵宾洋楼外守候。马科斯花了大部分时间告诉我阿基诺遭暗杀的过程，内容有如天方夜谭。
当所有助手一离场，我便开门见山向他指出，任何一家银行都不会再借他半分钱。大家只想知道万一他有什么三长两短，总统一职究竟将由谁来继承。所有银行家都看得出他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菲律宾拖欠的250亿美元当中，有80亿美元是由新加坡的银行借出的，这笔贷款很可能20年后还拿不回来。他反驳说只要给他8年时间。我说银行家希望看到菲律宾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以重新稳住政局，美国尤其期待5月的大选能推举出这样一个人物。可是问他会提名哪位候选人上阵时，他竟回答说是塞萨尔。比拉塔总理。这下子我可沉不住气了。比拉塔是无望成功的人选，只能做一级行政官，当不成政治领导者。不但如此，马科斯身边最有政治头脑的同僚，国防部长胡安。恩里莱已失去他的欢心。对此马科斯沉默不语，接着他承认接班人难寻是问题的症结。如果找到继承人，就有办法找到出路。离别之前他对我说：“你是我真诚的朋友。”这话叫我莫名其妙。那是一次很别扭的会谈。
马科斯在医药治疗中撑了下去。塞萨尔。比拉塔第二年1月到新加坡同我会面。
他非常忠厚老实，政治上并非老手。据他透露，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很可能获提名参加总统选举。我不敢相信，因为菲律宾不乏其他更有分量的候选人，比如恩里莱和劳工部长布拉斯。奥普莱。比拉塔回答说这跟“滚滚财源”有关。伊梅尔达比其他候选人更有本钱收买选票，以获得党的提名和赢得选举。他还说如果伊梅尔达参选，反对派必定推举阿基诺夫人科拉松为候选人，希望借此激起人民的情绪。他说，政局动荡，经济也每况愈下。
局势的发展终于在1986年2月有了结局。马科斯举行大选，并宣称自己获胜。
反对派候选人科拉松。阿基诺对选举结果质疑，并发动了非暴力的反抗运动。国防部长恩里莱倒戈，承认选举出现舞弊，当时的菲律宾警察部队总长菲德尔。拉莫斯中将也跟着他叛离马科斯。“人民力量”以狂风扫落叶之势席卷马尼拉街头，这是有史以来街头示威推翻了独裁政权最轰轰烈烈‘的一次。马科斯夫妇经历的这一连串不光彩事件，终于在1986年二月25日上演完结篇。夫妇俩乘坐美国空军直升机仓皇辞庙，逃离马拉康南宫到克拉克空军基地，再飞往夏威夷。如此一幕好莱坞式的传奇剧，恐怕只有在菲律宾才可能上演。
科拉松在举国欢腾的气氛中宣誓出任总统。我对这名诚实。虔诚的妇女寄予厚望，相信她能帮助菲律宾重拾信心，步上正轨。科拉松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为国家尽心尽力，一心要完成丈夫生前的遗愿，也就是为菲律宾重建民主。她深信有了民主，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在晚宴上，科拉松安排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兼大法官塞西莉亚。穆尼奥斯。帕尔马坐在我身边。我向这名学识渊博的女士请教，菲律宾自1946年独立以来的40年经验，究竟给予她的委员会哪些有助于她草拟宪法的启示。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们将义无反顾、毫无保留地推行民主，不容许任何独裁者冒起推翻宪法。”难道美式分权概念和菲0律宾人民的文化习俗之间就真的没有相互矛盾之处，并曾给马科斯之前的历届总统制造过麻烦吗？显然没有。
政变图谋此起彼落，使科拉松雪上加霜。军队和警队都被政治化了。1987年12月的东盟峰会举行前夕，另一次政变又在酝0酿。要不是有苏哈托总统的鼎力支持为后盾，那次峰会多半得延期举行，而打击各国对科拉松政府的信心。当时，菲律宾政府同意让其他东盟政府，尤其是印尼政府，协助分担维护安全的责任。总指挥是深获苏哈托信任的助手班尼。穆尔达尼将军。他在旧尼拉湾正中央部署了一艘印尼战舰，舰上的直升机和突击队随时候命，峰会期间一发生状况，便出动拯救东盟各国首脑。我也是拯救对象之一。这样的拯救行动行不行得通我有所保留，不问还是决定按计划行事，希望各国展示的军力对政变领袖能起阻吓作用。我们全住在面向马尼拉湾滨海的菲律宾广场酒店，能清楚看到停泊在马尼拉湾的印尼战舰。酒店全面封锁，守卫森严。峰会顺利结束，没有发生事故。我们都希望在科拉松政府四面楚歌，风声鹤呖之际，展示对她的政府的全力支持，借此使局面安定下来。各国显示了对菲律宾有信心也无济于事。政变企图变本加厉，影响外资的流入，也严重打击了就业机会，叫人惋惜。菲律宾拥有许多在国内和美国受教育的人才，他们的员工都能说英语，至少在马尼拉是如此。菲律宾没有理由无法成为东盟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在五六十年代，因为美国慷慨资助菲律宾战后的重建工作，菲律宾曾是本区域最发达的国家。但它总是缺了些什么――一种能把社会凝聚起来的胶体。属于精英阶层的混血儿，对待菲律宾的土著，就如同拉丁美洲大庄园的西班牙混血儿对待他们的奴隶一样，高高在上。他们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居高位者极其骄奢淫逸，农民生活却捉襟见肘。在菲律宾生活尤其不好过。他们没有土地，只能在甘蔗园和椰园里工作。教会不鼓励节育，他们生了许多孩子，结果贫穷加剧。
谁都看得出来，没有美国大力给予援助，菲律宾不可能起飞。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同情菲律宾的处境，想拉他们一把，但是他清楚地向我表示，如果东盟也肯做出贡献以示支持菲律宾，美国会更好办事。美国不愿意把菲律宾这个不是自家的问题独揽上身。舒尔茨希望东盟扮演更显著的角色，好让美国总统在国会中较容易拉票。我说服舒尔茨在1988年里根总统第二个任期结束前展开援助计划，他做到了。有关各方为这项多边援助计划（菲律宾援助计划）进行了两次会谈：第一次于1989年在东京召开，捐助国答应捐出援助金35亿美元；第M 次于1991年布什执政期间，在香港召开，各国承诺的援助金达140亿美元。尽管如此，菲律宾的局面动荡却始终没有平息，造成捐助国踌躇不前，拖延落实援助计划。
科拉松的继承人是她所支持的拉莫斯。拉莫斯总统做事比较实际，也使国家在较大程度上恢复稳定。我在1992年11月拜会拉莫斯，并在第18届菲律宾商业研讨会上发表演讲说：“我不相信民主就必定带来发展。一个国家对纪律建设的需要远比民主建设更为迫切。”拉莫斯总统私下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英国式国会的宪法制度，其实更能有效地运作，因为议会中的多数党也是政府。但对外他却必须唱反调。
拉莫斯明知以纯美国式分权制度治国，终究要面对很多困难。菲律宾上议院已经推翻科拉松要保留美国基地的建议。菲律宾有肆无忌惮的新闻媒体，却无力抑制国内的贪污歪风。个别新闻记者可以被收买，许多法官同样可以被收买。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出了严重的乱子。数以百万计的菲籍男女被迫离乡背井，去干远低于自己教育程度的工作。受聘到新加坡工作的菲籍专业人士绝不比我们的本土人才逊色。
他们的建筑师、艺术家、音乐家比新加坡人才更有艺术修养和创意。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选择到夏威夷或美国大陆去谋生。这肯定是个问题，但是采用菲律宾版本的美国式宪法，并未使问题的解决方法变得更容易。两者的差别在于菲律宾人的文化。
那是一种宽恕待人的温和文化。像马科斯这种敛财窃国超过20年的领袖，死后还会有人考虑给他举行国葬，这种事情只有在菲律宾才会发生。至今起回的不义之财微不足道，他的遗孀和孩子却能获准回国参政。凭着厚实的资产，他们给胜券在握的总统和国会候选人撑腰。1998年大选，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当选总统之后，他们再度成为政治舞台和社交场合的焦点人物。阿基诺遭暗杀时负责保安事务的武装部队总司令费维安。弗尔上将，1986年随马科斯逃离菲律宾，后来在曼谷去世，埃斯特拉达政府为他举行了军队葬礼。菲律宾报纸《今日》在1998年11月22日发表一篇文章写道：“弗尔、马科斯和其他官员欺骗、折磨和掠夺百姓，使国家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长达20年。未来十年，马科斯的朋党和直系亲属将静悄悄地一个接一个回到这个国家――每次总会引起公众的憎恶和愤慨，但是他们证明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厚脸皮则像铜墙铁壁。”有一些菲律宾人的言论笔锋充满澎湃的感情。如果他们能在思想感情上引起国内精英的共鸣并付诸行动，还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他们？
同文莱苏丹多年深交50年代中期当执业律师期间到文莱出庭办案时，我看到的是一个气氛祥和，以丰富的石油资源致富的苏丹王国。
1960年8月，文莱苏丹奥玛。阿里。赛义夫丁爵士邀请我以总理的身分，跟新加坡自治邦元首尤索夫一同出席他的生日庆祝会。他沉默寡言，说话声音很轻，脸上总露出友善、吸引人的微笑。他朋友不多认识他的人几乎都只想染指他的财富。
1962年和1963年间，我在伦敦谈判建立马来西亚的条件时，曾经和他见过好几次面。
对文莱加入马来西亚的前景他总是感到不自在。原有的石油收入，大部分将归联邦政府所有，东姑向来对他特别关照，这种情形在文莱加入马来西亚之后还会不会持续，他可没有信心，毕竟他将只是马来西亚众多苏丹当中的一位而已。我向他阐明新加坡愿意加入马来西亚的原因，但是留待他自己做出最后的决定。尽管身边的法律顾问不少，他最终还是做了政治上的决定，置身事外。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个明智的决定。1963年以后，英军继续留驻，直至1984年2月让文莱独立为止。
新马分家后，奥玛爵士有一次来到新加坡访问，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容，小胡子抽动着，眼珠子闪烁着，他对我说：“你们现在跟文莱没两样，对你们来说可是件好事。”说得没错，新加坡和文莱确实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同是弹丸小国，四周却都围绕着大国。我并不贪图苏丹的财富，也从未向他借过钱，只在他问起的时候提供意见和看法，因此深得他的信任。
1967年，马来西亚解散共有的货币局后，货币局原班成员马、新、文都同意，三地新货币可按票面币值对等互换。这项协议后来在1973年取消，而文莱老苏丹却决定继续维持同新元之间的协议――按票面币值对等互换。他和本区域其他苏丹完全不一样，他最节俭。他为文莱建立了严格理财的概念，开始累积大笔资产，并交由设于伦敦的皇室代理局管理。
英国政府频频施压，要他推行宪制改革，落实民主。对此他采取了缓兵之计。
1967年，他传位给当时正在英国桑赫斯特陆车军官学校受训的长子哈桑纳尔。波基亚。自己则花很多时间暗出谋划如何延长英国对文莱的保护期。他拒绝同马印有任何牵连。他不信任印尼，因为印尼支持文莱人民党主席阿扎哈里，这仅反对党领袖曾在1962年12月策动群众造反。他对马来西亚存有戒心，是由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暂时调派到文莱工作的马来西亚官员，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视当地的官员为乡下佬。基于这点我非常谨慎，避免借调新加坡官员到文莱。即使迫不得已必须这么做时，也得确保有关人员上任前接受清楚的指示，要客气有礼地对待当地官员。
1979年3月，在一次私人会议上，我吁请前苏丹奥玛爵士，也就是退位后的斯里巴加湾，在文莱正式于19M 年独立自主以前靠拢东盟。我告诉他印尼总统苏哈托和马来西亚首相胡先翁，对文莱都很友善，不会排斥。他同意考虑让文莱以观察员的身分加入东盟，却一直未有实际行动。我向他解释，世界早已变了样。奥玛爵士一直死心塌地相信英国始终会在文莱背后给予支持，不愿意承认英国的情况已今非昔比，如今英国根本没有什么海军或空军特种部队能随时出动拯救文莱。
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期间，到新加坡访问的英国部长总爱向我提起文莱的课题。
撒切尔夫人领导的政府希望说服文莱苏丹举行选举，建立更现代化的君主政权，进而独立自主，好结束英国保护的制度。我尽所能敦促斯里巴加湾奥玛爵士和苏丹跟着时代前进，但是两人不为所动。英国政府终于做出决定，无论文莱能不能建立代议制政府，它都必须为自己的将来负起责任。英国仍会提供支援，协助文莱抵御外来的威胁。他们保留一营辜加兵驻守当地，不过军队开支由文莱自行承担。我也在1叨9年吁请刚担任撒切尔夫人政府外长的卡林顿勋爵坚持立场，即使驻文莱的英国官员要求延长逗留期也不能软化。他们留着不走的话，只会使几乎都是在英国受过教育的文莱官员，继续被剥夺吸取经验自行管理国家的机会。在那次会谈后，政策有了显著的改变。到19M 年文莱正式独立时，几乎所有高级职位都由土生土长的文莱人担任了。
1980年，我曾向苏哈托总统提及让文莱在独立后加入东盟。的可能性。苏哈托表示如果文莱愿意加入，他一定欢迎。我接着劝请苏丹除了考虑他父亲的看法，还要考虑其他观点，不要小看东盟的重要性，并敦促他多拜访苏哈托总统和其他东盟成员国的领袖。他终于在1981年4月做到这点。他在雅加达受到苏哈托的热情欢迎，接着还访问了马来西亚和泰国。1984年，文莱加入东盟时，东盟不但为它提供类似安全保护伞的保障，同时也使波基亚苏丹更容易同周遭的邻国相处。
文莱自独立以来国家太平，人民生活安定。苏丹逐渐建立自信心，莫哈末亲王成为一位见多识广的外长，掌要职的文莱官员参加的国际会议多了，增长了见识，对工作也更能胜任。斯里巴加湾在1986年与世长辞。他如果能活着看到这项成果，必定会老怀大慰。
苏丹的父亲同我之间的深厚友谊，在现任苏丹、他的兄弟和部长们跟吴作栋总理和同僚们之间继续增进。这是一种完全基于诚信的关系。
18、中南半岛的沧桑
柬埔寨的人民是输家。国家衰败了，经济一败涂地。因为洪森的政变，柬埔寨加入东盟的计划挪后了。它最终在1999年4月加入东盟……柬埔寨历经27年的战争，灾难深重。
1977年10月29日，一架越南的C3型旧达科他飞机，在内陆航线飞行时被劫持，被迫飞到新加坡，劫机者要在实里达空军基地强行降落，我们阻止不了。在给飞机添油和检修过后，我们允许越南派遣新的机组人员前来把飞机驾回越南，将原来的机组人员和其他乘客也一并送回去。劫机者最后被控上法庭定罪，判处14年监禁。
对这种种供应和服务，越南非但不付钱，还反过来接连向我们发出警告，要么把劫机者遣送回越南，要么对一切后果负责。我们坚持立场不受威胁，不然必定后患无穷。我们同1975年重归统一的越南之间的关系，就是从这一僵持不下的事件开始的。越南人看准一些东盟成员国既惶恐不安又希望同他们交好的心理，希望从中牟利。他们在电台和报纸上措辞强硬。越南领导人更是叫人受不了，以东南亚普鲁士人自居。的确，他们是吃过苦，受过美国科技施予的所有惩罚，然后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再巧妙地利用美国媒体进行反宣传，一举把美国人击退的。他们有信心击败世界上的任何强国。对我们这些东南亚的弱小国家来说，越南只有蔑视。他们宣称将单独同东盟成员国建立外交关系，拒绝同作为一个组织的东盟交往。他们的报纸对菲律宾和泰国的美国军事基地提出批评，把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说成是“互相勾结”。
但是到了1976年，越南跟中国的歧见日深，不得不派遣外交使节团到东盟。副部长潘贤在访问本区域国家时，带来了和平的信息。他起初把新加坡从访问行程中删去，过后又改变计划，在1976年7月访新。他说，越南不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
他巧妙地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区别开来。越南人民支持东南亚各民族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正义之战，而越南政府则要同这些东南亚国家建立双边关系。我指出，这种外交诡辩术并不能排除我们脑子里存在的疑问，这个双轨政策，其实也就是干预。谈到苏联对越南的支持，我说强国都知道彼此直接硬碰是危险的，因此利用第三国家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在东盟，我们自行解决彼此间的任何歧见，所以美国也好，苏联也罢，想要乘机挑拨离间都无从下手。
范文同终于来了同样地，范文同总理一年后到本区域进行访问，起初也并未把新加坡列人拟议的行程之中，也许是想借此使我们不安。我们无动于衷，越南威胁不了我们。他最终还是在1978年10月16日来了。先是潘贤来展示共产越南的盈盈笑脸，现在范文同这位高龄72的老人家来了，让我们看他的强悍和铁石心肠。在两个半小时的讨论中，什么礼仪婉言全省了。其实从机场出发的途中，我们就已经在车内开门见山地对话我的开场白是：欢迎越南愿意同我们合作，谋求和平、稳定和繁荣，但是听了河内电台的广播，读过他们的《人民报》的报道，我却抱持保留的态度。这些广播和报道并不友善，甚至言带威胁。范文同宣称越南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他自己是个共产党人，信奉的是马列主义。他到新加坡来，是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的身分讲话。越南必须为东南亚和世界的革命与和平事业贡献力量，新加坡不该为此而有所顾虑。越南是个拥有5000万人口的国家，它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人民勇敢、聪明。美国和日本都告诉过越南人，他们的国家将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美日都需要同它建立经济与贸易联系。
发表了充满信心的开场白之后，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宣称北京鼓动越南北部14至15万的华人越过边境回到中国。他们不明白其中的原由。
我问他，中国如果在新加坡也有大使馆，是否也会采取相同的政策。他认为不会，因为中国并不希望所有海外华侨都回去。让他们留在侨居国，也许更好。他直瞪着我说，华人无论身在何处永远心向中国，就好像在海外的越南人总会支持越南一样。
接着，他转而谈起经济关系，并出人意料地说新加坡可以为越南的重建贡献力量。当我温和地表明我们必须从所提供的货品与服务中得到一些回报时，他直截了当地说，越南的经济尚未开发，贸易的机会非常有限。当晚，我和他走去用晚餐时，他又说越南不能进行贸易，但是需要帮助，而新加坡既然曾在越战时期出售战争物资给美国从中得利，自然有义务帮助他们。如此表白，着实让我目瞪口呆。
第二天，当我们的车子驶过滨海地区时，他看到海港内停着许多船，又再次指责我们从越战中捞到无法估量的好处，认为这是以越南为代价来发展新加坡，如今要新加坡协助越南，不过是应尽的义务而已。这真是不可思议。就因为一场战争使他们贫困潦倒，我们既不是发动战争的一方，也不曾在整个战事过程中扮演任何角色，就一口咬定我们有义务帮助越南重建，这是哪门子道理，我当真想不通。我说，我们为在越南的美军所供应的主要战争物资，无非是美国和英国的公司所生产的汽油、石油和润滑油，所得利润对新加坡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他流露出一脸的狐疑。
我说我们愿意同越南贸易，但不打算给予援助。他显然不高兴。我们分别时保持风度，但是态度冷淡。
12年后，1990年，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越南第一副总理武文杰要求同我会面。他希望我们抛开歧见，进行合作。我对他们12月侵占柬埔寨以来所浪费的时间表示遗憾。除非纷争得以解决，否则我们不可能建立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武文杰说，越南有许多投资机会，他已经批准发出100多张投资许可证给外国公司。我回答说，不论投资许可证有100张还是1000张，除非美国指示世界银行给越南提供无条件的低息贷款，让它进行重建，同时美国的大银行认为在越南投资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否则越南经济起飞不了。不过，一旦越南撤出柬埔寨，我们就会恢复中断的关系。
1991年10月，越南和其他有关各方在巴黎签订了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
一个星期后，已经成为总理的武文杰到新加坡访问。虽然我已不再担任总理，我们仍在我的接班人吴作栋总理款待他的晚宴上见了面。宴席将散，他起身向我走来，像共产党人惯常所做的那样半拥抱着我，问我愿不愿意帮助越南。我说，怎么帮？
做他们的经济顾问。一时之间我哑口无言。从他们侵占柬埔寨以来，我一直是他们猛烈抨击的对象。回过神来后，我告诉他，我只有管理一个城市国家的经验，从未管理过像越南这样拥有6000万人口，多年来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而且实行的是必须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共产主义制度。他楔而不舍，并且过后还送来两封信。
在互相通信后，我同意访问越南，不以顾问的身份，而是同他们一起讨论，集思广益，研究如何转向自由市场经济。我在1992年4月访问河内时，我们的关系完全改变了。在装饰华丽。正中央摆放着胡志明半身像的会议室里，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同武文杰和他的内阁部长、高级官员进行讨论。他们准备了5个问题，先是问越南在推行现代化时应该着重于什么商品、什么市场，以及同怎样的伙伴合作。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暴露了他们长期经历中央规划所形成的思想倾向，因为他们事先假定会有特定的商品、市场或者伙伴，能协助他们转型。我建议他们研究台湾和韩国从农业社会转型成为新兴工业社会的过程。
我说，利用越南南方，尤其是胡志明市（也就是过去的西贡）作为全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上策。共产主义在北越推行血年，在越南南方则只有16年。南方人民熟悉自由市场经济，要回复旧的制度并不困难。他们最好的催化剂是那些流亡海外的人，即在1975年后离开，在美国、西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商界闯出一番天地的越南难民。他们一定愿意协助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应该把他们找回来，为启动南方的经济尽力。
武文杰似乎被这个建议吸引了。他本身是南方人，但是其他资历更老的领导人要的是南北均衡发展。他们内心都有个隐忧：这些散居海外的人会带回颠覆思想，或者同像美国中央情报局那样的外国机构有联系。经过数十年捉迷藏式的游击战争后，他们总是怀疑每个人都图谋不轨。
武文杰在我临走前从河内飞到胡志明市同我会晤。他请我每年去一趟，说我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因为虽然有些话听来刺耳，我给他们提出的却是诚实和诚恳的建议。我答应两年内再访越南。在这段期间，我会派一个工作团前去研究他们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之处，并且对他们的海港、机场、公路、桥梁、电信和电力的建设发展提出建议。
我们决定抛弃前夕嫌我们的官员相信他们之所以要同我交往，是希望接近东盟，在面对中国时更有安全感。新加坡在柬埔寨问题上，曾经是反越声音中最响亮的一个。他们能同我们恢复正常关系的话，将会加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我们决定抛弃前嫌，尽力协助他们适应市场经济，以便彼此成为和谐共处的东盟伙伴。
在河内的时候，我要求会见范文同。尽管已经退位，他还是在他们的官邸同我会面。那是一座20年代建成的旧式石砌的建筑物，过去曾经是法国总督的办公室。
范文同在大门楼梯口跟我见面，身体明显虚弱了，但仍费劲地直立着，再脚步蹒跚地走到有段距离的椅子旁。因为他怕冷，他们把冷气机关掉了。他虽然体弱，说起话来却依然十分坚定有力。他忆述我们在新加坡的那次会谈，说过去的已成过去，越南历史正掀开新的一页。他对我前去帮助他们的情谊表示感谢。
越南领导人是很特出的一群。武文杰虽然说话温文，但是作为共产党地下斗争者，他的背景显然同表面的温文背道而驰。他们是让人畏惧的对手，意志坚定，斗志高昂。
在写给内阁的短笺中2我形容越南在改革开放了6年后的惨状。虽然如此，越南人还是精力充沛、资质聪颖的民族，基层基本上都是尊崇儒家思想的。我相信再过二三十年，他们将会振兴起来。每一个会议都准时开始、准时结束。他们都是非常认真的人。
同我在胡志明市见过面的总理武文杰和前总书记阮文灵都说过，他们必须针对市场经济这个课题对于部们进行再教育。一位在胡志明市的外国银行家告诉我，因为人才外流情况严重，越南面对受训人才短缺的困境。
他们的许多行为和做法依然是非常共产式的。我们第一大经过上下午两轮讨论过后，武文杰仍然不置可否。在这两个会议之后，他们带我去见总书记杜梅。从我跟总理分手到同杜梅见面的20分钟里，相信杜梅已经听了这两轮讨论的汇报。武文杰必定是在我同杜梅见面后得到杜梅点头批准。所以在当晚的宴会0演讲中，重提我谈到的一点。早些时候，他对此还不置可否，那就是越南不应该有太多国际机场和海港，而应该集中建造一个大型的国际机场和一个大型的国际海港，以便纳入世界机场与海港的网络。我们讨论了他们不断亏损的国营企业。他们要把这些国营企业私有化，或者转卖给员工或其他人。我解释说，这个方法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有效的管理。新加坡航空公司也是百分之百由政府经营，但是它效率高，利润也高，原因在于它同样必须面对其他国际航空公司的竞争。我们政府不给予津贴。赚不到钱的话，它同样得关门。我建议他们在把国营公司私营化的过程中引进海外机构，以注入管理的专门技巧，为新科技提供外来资金。管理制度上的改变是必要的。他们需要同外国人合作，从实践中学习。单在国家内部进行私营化，只把企业卖给自旧人，并不能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的基础设施工作团在1992年9月访问越南。他们向越南政府提出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后来被采纳了。我们设立了一个援助中南半岛的1000万美元基金，为他们的官员提供技术训杜梅在1993年10月访问新加坡，对新加坡高水准的建筑与基础设施感到惊讶。他参观职总平价合作社时，对我们的工人拥有丰富多样的消费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1990年俄罗斯总理雷日科夫来访时一样。
一个月后我进行回访时，从他的官员那儿发现他曾经指示政府机关向新加坡学习，并且尽可能优先考虑新加坡投资者所提出的项目。但是，我们的投资者却发现，尽管签署了多项协定，却无一真正落实。实际情况是越南低级官员利用这些投资计划向其他商人榨取更多好处。
杜梅曾是越南最重要的人物。他体型高大，阔脸大鼻，肤色黝黑，笔直的头发从旁边直梳到两侧，看起来整齐干净。他穿的是越南式的毛装，而不是像武文杰那样穿西装。他不像武文杰那样满脑子改革，却也不如国家主席黎德英将军那般保守。
他是党内两派的平衡力量，也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言论集译成越南文他说在新加坡时，有人送了我的两本书给他。他找人把我的言论集从华文翻译成越南文，并且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在有关经济课题的关键段落底下画线，然后把它分发给所有重要的干部和部长阅读。他睡得很少，从半夜到凌晨三点，做半小时运动，然后阅读到上午7点30分，才开始工作。我们的大使馆职员告诉我，我的言论集译成越南文后已在书店里出售。越南似乎还没听说过版权这回事。
他问起我该怎么吸引更多投资，我建议他们改掉游击战中养成的习惯。获胡志明市当局批准的南方发展计划，还得再经过不熟悉情况的北方河内官员的批准，这根本是在浪费时间。此外，河内中央政府所批准的工程项目又经常在地方政府那一层受阻，因为地方当局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杜梅哀伤地谈起越南的悲情历史。其中1000年同中国交战，另100年同法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抗，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为独立而战。他们得和日本人、法国人、美国人，还有后来的波尔布特集团作战。在140年的岁月中，越南同其他国家作战取得胜利，终于解放了自己。战争留下的创伤很深，工业薄弱，科技落伍，基础设施很差。我同情地对他说，越战对越南对美国都是个悲剧。他叹息一声说，要不是这一场战争。越南也许已0发展成像新加坡一样的现代化国家了。
我一再向他保证，越南终有一天会发展得比新加坡更好。我看不出目前的和平与稳定为什么不能长久持续下去。东亚已经从过去40年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战争根本不会带来什么好处。朝鲜和越南两场大战、柬埔寨的游击战，没有人是胜利者，大家都是受害人。杜梅难过地表示同意。
实际上，越南人已经在进步了。部长和官员都因为同外国人0有更多接触，得到更多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资讯，所以较能了解旧由市场的运作方式。市面更加活跃，商店、外商、酒店比以前更多，这一切都反映了胡志明市和河内的繁荣景象。
1995年3月间，我另一次访问越南时。第一副总理潘文凯主持了关于经济改革问题的讨论。他素以希望加速改革步伐见称。我们的投资者正面对错综复杂的问题。
我告诉潘文凯。真要吸引投资者，他就必须让这些最先前来的投资者感到受欢迎。
他们既已把资产固定在越南的领土上，理应获得必要的援助使投资成功。要是把在越南有固定资产的投资者都当成俘虏一样看待，肯定会把其他投资者都吓跑。他们的官员对付投资者，就像对付美国兵一样。把他们看做随时准备突袭并予以消灭的敌人。我的意见是。应该把投资者当成值得珍惜的朋友。需要有人引导他们走出迷宫似的官僚体制，避免遇到地雷和陷阱。
我举了一些我们的投资者面临困难的例子。新加坡的一位房地产发展商，当时正在河内建造一座旅馆。居住在工地附近的约30户人家对噪音和恼人的震动提出投诉。他答应每个月给每户赔偿48美元。在大家达成协议后，另外200户人家也来要求赔偿。发展商决定用不同的方法打桩，以免产生噪音和地面震动，但是他们不允许他这么做，因为他所持的是只适用于旧机器的许可证。
另外，新加坡电信与胡志明市邮电部门签订过一个联合投资无线电传呼服务的协定。在这个协定下，经过一年的试验，他们可以申请一张十年的执照。新加坡电信在投下100万美元让这个系统投人服务后，胡志明市邮电部门却建议从他们手中收购拥有权。我告诉武文杰总理，100万元事小，但是原则事大。如果他们背信弃义，不遵守合同，新加坡商人将对他们失去信心。后来可能是武文杰总理进行干预，让计划顺利进行，只是原来的协定还是做了一些更动，几个重要的问题也依然悬而未决。
从外国投资者那里得到的反馈，显示我的意见起了作用，越南官员如今比较肯帮助人了。一家德国大公司的总裁从越南续程到新加坡时，告诉我他们还为他提供了一位向导。我满意地微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