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民决心追求经济现代化，因此，掌权了18年的朴正熙，得以带领团结一心和严守纪律的人民，把经济发展得蓬勃繁荣。在经济策略上，他也紧随日本人的作风，小心翼翼地保护国内市场，同时大力推动出口。朴正熙鼓励甚至强迫韩国人节俭，不许人民享受如彩色电视机这样的奢侈品，而韩国彩色电视机的出口量却与日俱增。
他要韩国成功而展现出的坚定和顽强的意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少了朴正熙，韩国也许永远也不会发展成为工业国。我离开韩国5天后，朴正熙被他最亲近的助手、也就是情报局局长暗杀了。韩国政府说，这起行刺事件是密谋夺权计划的一部分。
据当地报章报道，情报局局长一直很担心会被他人取代，因为朴正熙曾经批评他没有处理好釜山学生和工人同警察殴斗的事件。
那一次的访问肯定了我对韩国人的看法，他们很强悍，能够承受极大的痛苦。
相继而来的人侵者横扫整个中亚大草原，但是来到这个半岛却止步。他们属于蒙古人种，脸型和体型突出，不容易把他们误认为华人或日本人。他们为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主人把我带到庆州，那是他们古老的文化中心，七世纪新罗王朝的国王都葬在那里，从这些陵墓中出土了许多精致的黄金和宝石手工艺术品。
极度憎恨日本人他们十分憎恨日本人。受日本统治的35年里，他们的任何反抗行动都受到无情的压制，这在他们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清楚记得在过去500年中，日本人对他们进行过无数次的侵略，而每一次他们都会击退敌人。即使是那些最日本化的韩国精英，包括崔总理和他的夫人，他们精通日语、日本文学和文化，但是心底里还是厌恶从前的统治者。当年朝鲜人抗拒殖民主义和支配式的统治，因此日本人对他们采取了强硬的手段。他们也抗拒中国人的君权，长达1000年，只不过没有像对日本那样反感。他们采用汉字，因而吸收了儒家思想。美国大学的韩国学生证明了他们不比日本人或华人逊色。然而尽管韩国人身体比较强壮，他们的凝聚力和对公司的奉献精神却不如日本人。实行军法统治时，韩国工人和工会都处于静态。军法统治取消后，工会变得激进，经常怠工静坐和罢工，无视出口市场出现问题，仍然要求加薪和更好的待遇。韩国工会不可能像日本工会那样，跟它们的雇主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不论跟雇主的矛盾有多大，日本工会绝对不会破坏公司的竞争力。韩国人令人生畏。一暴动起来，他们跟镇暴警察一样有组织、有纪律。跟他们对峙的警察，像古罗马的斗士般戴着有塑料面罩的头盔，拿着塑料护盾。当工人和学生跟警察当街冲突时，他们俨然就是在战场上的士兵。罢工者蹲在地上聆听演说的同时，也有节奏地挥动着拳头。他们是相当火暴的一群，不愿妥协。反对当权者时，他们既凶且狠。
80年代，我两度访问韩国，先后同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见过面。1996年，我在新加坡同金泳三总统见面。从朴正熙到金泳三，4位领袖都深切关注由于夹在中、俄、日三大强邻之间，韩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脆弱性。
1986年，我在汉城会见全斗焕。他对朝鲜的专注和忧虑，令我惊讶。我觉得很纳闷。他们的人口比朝鲜多一倍，也富有得多，还获得美国供应更好的军事配备。
虽然朝鲜的经济捉襟见肘，跟我见过面的韩国外交部长，却都流露出对朝鲜军事威力的畏怯。
跟韩国领袖会谈，我们讨论的另一个重点课题是新兴工业经济体（包括韩国和新加坡）跟欧洲的发达国家和美国的贸易与投资关系。1686年，我向全斗焕总统提及在美国和欧洲不断滋长的保护主义情绪。我说，要是我们这些新兴工业国不开放市场，回应美国和欧洲给予我们自由进出市场的权利，久而久之，他们会觉得难以容忍保护主义思想必会蔓延。他同意新兴工业经济体应该开放市场，并强调韩国准备花两年时间，按部就班地实现这个目标。我指出尽管开放了市场，韩国关税仍然高达16％至20％。对此，全斗焕回应说韩国不是一个富有的国家，人均收人仅对2000美元，比新加坡的人均收人还少。除了国防方面的负担，它还负债465亿美元。
1986年，我在汉城的一个午餐会上向韩国的四大商会发表演说，发觉他们非常不愿意开放他们的市场。两年后，我再次跟同样的四大商会的代表共进午餐。我谈到他们需要增加进口，促请他们连同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工业经济体，商讨如何缩小相互贸易上的不平衡。他们也认识到不可能长期守住当时的地位，所以那一次比较能接受我的意见。
在全斗焕担任总统期间，工人经常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暴动，使汉城不时停顿下来。到他即将卸任时，局面已经演变得不可收拾。他的得力助手卢泰愚很巧妙地缓和了紧张的局势，在获得支持之后，卢泰愚参加竞选并当选为下一任总统。
卢泰愚是个温文又严肃的人。我们在1986年7月初次见面时，他是全斗焕内阁中的部长。他当时就对廉洁的新加坡政府给证明，即使在大选前，他仍然能冷静地应付大规模的暴动和骚乱，同时展现了他谦恭的一面。这些资产就是他发展政治事业的基础。
卢泰愚把两大反对党领袖之一的金泳三吸收到他的学旗下，从而促使金泳三在1992年当选为第一位平民总统。他的主要竞选课题是肃清贪污和舞弊行为。由于分别涉及不同的贪污事件，3名刚上任数星期的部长被他拉下了马。他也撤换了好几个高级法官肥一些高级军官开除并监禁起来。军方默许他的规定。韩国几家电视台和报章的记者先后到新加坡来。制作记录片和撰写报道文章，介绍我们的反贪污法律和执法制度。
1996年，金泳三总统访问新加坡。衣冠整齐的他自豪地对我说，他每天早晨都会慢跑好几公里。他还说，我们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比如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建立社会网络对家庭给予支援。我补充说，我们最重要的共同利益是确认美国在亚洲地区保持影响力，这在战略上是极其重要的。
金泳三总统在上任时曾表明他不会旧事重提。然而随着国内压力日益加强，他不得不在1995年底改变初衷，国会通讨了一项特别法令，取消对1979年的政变和任何跟1980年光州大屠杀有关的谋杀、煽动骚乱、贪污和其他罪行讲行调杏的限制。
结果，在他之前的两位总统都被逮捕和定罪n 在电视卜着到他们两人被羞辱，还身穿囚衣被带上法庭。我吓了一跳，感到十分惊讶。全斗焕和卢泰愚因1979年的政变和1980年的光州大屠杀事件，分别被判死刑和坐牢22年半。两人也因在任期间收取贿金而被罚款。上诉后，全斗焕的刑罚改为终身监禁，卢泰愚坐牢17年。
不久后，金泳三总统本身也卷入一桩涉及大笔款项的贪污丑闻。韩国一个大财团韩宝在数家国有银行欠下数十亿元，宣告破产。金泳三的儿子被控收取700万美元，后被判入狱3年，外加罚款150万美元。反对党趁机声称金泳三本人也接受过韩宝的贿赂，在竞选中的花费明显超过法律上的规定。金总统虽然在电视上公开道歉，却拒绝透露详情。多起贪污丑闻经过媒体大事报道，加上经济管理不当，现任总统和执政党的声望已被摧毁。不翻旧账，他们的政治制度所受的损害就不会那么大。在南非，要是人们承认在实行种族隔离体制时干下暴行，调查与和解委员会就会原谅他们。虽然这样做不一定促进和谐，但是至少没使分裂尖锐化。
错误的信息两位前总统所经历的审讯不只摧毁了他们和好些助手，同时也摧毁了协助创造现代韩国的人物。人民变得愤世嫉俗，对所有的官方机构都不再抱任何希望。韩国领袖要重新获得人民的尊重，看来得花上一段时间。他们两人是根据当时韩国的惯例和标准行事，而根据那些准则，他们算不上是十恶不赦之徒。卢泰愚之所以会让权力转移到金泳三手上，主要是受到美国舆论的压力，他们不赞成由另一名军人接班。其他国家军人出身的领袖将从这一连串事件中得到错误的信息，他们会以为把权力移交给争取群众支持的平民政治家是危险的做法。
1999年，我以韩国工业联合会国际咨询团成员的身分到汉城出席会议。咨询团在10月22日的一个论坛上与韩国众财团领袖进行讨论。这些财团是韩国版的日本财阀。日本财问取得成功的所有主要工业，韩国财团会以更低廉的人工和成本进场较量。他们同日本人一样，目的是占有市场，无视现金流动和生意底线。韩国国内经济尤其是工人的高储蓄率，是集团取得低利率资本随之专攻某些工业的基础。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
冷战结束后，外界情况起了变化。韩国也须像日本那样，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他们的财团共借贷了约1500亿美元的外币，在国内和国外――中国、东欧前共产国家、俄罗斯和前苏联的中亚细亚（中亚）共和国，迅速扩充发展工业。
这些投资并不是在预算有多少回报后进行的，它们大举扩张业务，旨在占据市场。
近1997年底，这些财团无法偿还贷款利息，韩元跟着暴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伸出援手，三个星期后，金大中在选举中获胜担任总统。
我告诉财团代表，韩国正处在十字路口。它不应继续采用日本的工业和经济模式，因为就连日本本身也走投无路，不得不放弃旧有的经济模式。韩国和日本现在是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中的一分子，必须遵守美国和欧盟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定下的规则。它们必须使投资更具竞争力，如同任何美国或欧洲公司，着重盈亏。问题在于如果要具有竞争力，它们应如何从当前的状况发展到所必须达到的地步。这些财团已扩展成庞大的联合企业。如今，它们应专注于做得最好的业务，以它作为核心业务，放弃那些无生产效益的业务。接下来，要使业务蒸蒸日上，就需聘请具有企业精神的管理人员。当我表示儒家思想并不是导致它们崩溃的因素时，财团领袖都感到欣慰。他们的弱点是做生意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在意回报和生意底线。他们的制度不够透明、开放、公正，会计法也没根据国际标准，导致雪上加霜。也是儒家社会的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能顺利渡过金融风暴，是因为两地履行英国法制，做生意的方法透明，会计法符合国际标准，公正平等地公开招标和商讨合约，银行贷款简易方便。韩国人必须采纳这些做法。韩国人做生意的手法跟日本人很相近，主要是靠非正式的关系，甚少注重规则和法律。财团领袖们明了重组的重要性，却不愿意放弃家族对过去40年来辛苦建立的大企业的监控。
他们也不舍得把属下的公司交托给管理人员，后者已习惯了让创办人为公司所有企业的策略做决定。出席了国际咨询团会议后，我到青瓦台拜会金大中总统。此时的他已70多岁，身材魁梧，比起他那一代的韩国人算是高大的。他走起路来一拐一拐，据说1971年，韩国中央情报局人员企图谋杀他，他的腿就是在当时弄伤的。他脸部表情严肃而且深沉，偶尔会笑一笑。会谈中，他井然有序地从南北关系开始，谈了一连串的课题，要我评价他的政策。从“阳光政策”说起，这个政策的目的一来是维持强硬的威慑姿态以防战争，二来是要在不破坏或威胁朝鲜的情况下实现统一，最后是要营造适当的环境，让两地的私人企业界能在经济和生意上密切合作。
我说，通过科技、管理和知识转移，并鼓励发展来帮助朝鲜改变，是合理实际的做法。这么一来，朝鲜就能提高本身的生活水平，减轻南方的负担。不过，与此同时，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更应有增无减，智囊团、大学和言论界的相互交流尤其重要，这样，思想看法才会改变。
我认为，把东北亚和东南亚结合成一个区域，指日可待。两个分区的经济体关系越来越紧密。
韩国媒体以为我们会谈到对亚洲（即儒家）价值观的歧见，以及民主和人权课题。我告诉他们，我们快80岁了，不太可能改变自己的看法，所以没触及这些课题。
历史将证明谁对儒家文化有较好的诠释。
从金大中身上，我看到一个人经历重重危机后脾气的转变。为了达到更高层次的目的，他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曾经在日本被韩国中央情报局逮捕，施以酷刑，要不是美国介人，恐怕已被杀害。然而为了赢得1997年的选举，他跟中央情报局前局长金锺泌结盟，选举胜利后肢委任金锺泌为总理。
导致韩国目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困难重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从军法统治到完全自由的民主政治的转变太仓促了。他们没有早已确立的执法传统来控制公众集会，也没有任何条例管制工会，规定它们须在罢工或采取工业行动之前举行秘密投票表决。我们的情况就不同。1959年，我们接手管理新加坡的时候，英国留下了一套轻罪法规，因此在紧急法令终止后，碰上示威事件发生时，我们还能通过其他途径加以约束，以免示威府动超出可以容忍的范围扰乱治安。如果韩国能把民主进程的速度放慢一些，在那期间制定所需的法律来调控示威和抗议，或许人民在示威抗议时，就不会那么肆无忌惮，像愤怒的工人同学生跟警察对峙那样。领袖和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获得更新。他们有必要重建人民的信心，让人民知道不论是成功和较不成功的人、较优秀和受较低教育者，以及管理层人员和工人，都将获得平等的对待。为争取快速增长，各任总统遵循的政策对工业家、经理和工程师非常有利，工人却没得到什么好处。随着国内生产总值上升，贫富悬殊也跟着扩大。不过，我相信一旦制定了新的社会契约，韩国人将再次朝气蓬勃地稳步前进。他们充满活力，勤奋和能干。自强不息的文化，驱使他们努力争取成就。
几次尝试不果之后，朝鲜和韩国领导人终于在2000年6月13日在平壤举行峰会。
韩国人在观看电视现场转播时，大为惊讶。被形容为恶棍的朝鲜领袖金正日，显得热情、幽默和友善。韩国人都为此而兴高采烈。即使是疑心最重的人，对他也留下深刻的印象。
几天之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北京和汉城。在汉城，她表明美军将留驻韩国。但是，如果关系继续解冻，她必定估计得到朝鲜将会施压，要求美军撤走，而韩国人也会鼓动和支持。如果朝鲜停止发展导弹，美国也就没有必要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了。
就在峰会当天下午，我在北京会见了江泽民主席。他当时兴致很高，愉快地向我描述了他在电视上见到两位领袖握手的画面。江泽民有理由感到满意，因为金正日在峰会之前两星期，曾罕有地访问北京，同他讨论了这件事。
33、香港的回归
……商界和专业界精英开始在心理上进行调整，接受香港即将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的事实。香港中文媒体态度变得温和起来，即使是一份桀骜不驯的中文报纸也收敛了许多。
我在1954年乘搭意大利客轮亚洲号首次游览香港。客轮在当地停留了三个晚上，让我和芝有机会在这块殖民地上闲逛。面向海港的香港本岛是个摧班妩媚的城市，跟对岸九龙欣欣向荣的市镇遥相辉映。市中心背靠着海拔大约1000米的太平山，公路和房屋掩映其间，景致迷人。
香港人勤奋，货品价廉物美，服务一流。一天早上，有人带我到一家裁缝店定做两套西装，让裁缝师傅量身。下午回到小店试穿新装，裁好的西装当晚就送到船舱。这是新加坡裁缝师傅所无法做到的。当时我不曾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解放大陆，约有一两百万中国难民潮水般涌入香港，裹挟着大批来自中国最杰出的企业家、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有来自上海的，也有来自浙江、江苏和广东的。
这些大陆精英形成了一个厚实的人才基础，再加上一批较有创业精神和足智多谋的中国工人，他们携手把香港转变成世界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
对全世界来说，香港和新加坡是两个相似的华人城市，规模大小也差不多。对我而言，两地显著的差别不少于彼此的共同点。香港土地面积比新加坡大一倍，挤满香港本岛、九龙半岛和新界地区的人口，也比新加坡多一倍。1949年的香港，无论政治或经济环境都是一片灰暗，纯粹依赖大陆的自我克制作为生存条件。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会开进来。但是，即使变数再大，即使有着朝不保夕的惶恐，香港仍然繁荣兴盛起来。
新加坡当时没有面对如此惨淡的局面。我庆幸我们那时无须像香港那样面对极大的压力，生活朝不保夕。即使1957年马来亚独立了，新加坡在经济、地理上还是同马来半岛一脉相承，人民和商业往来不曾间断。直至1965年被迫脱离马来西亚，我们才真正面临相似的茫无头绪的未来。但是跟香港不同，我们没有大陆源源涌来的150万难民。也许如果能吸引到这一股难民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最出色的企业家和最勤奋耐劳、足智多谋。干劲十足的人才，我们就能拥有同样的额外竞争优势。
事实上，1949年同样来自大陆的难民浪潮何尝不也助台湾一臂之力。若不是有这个浪潮，台湾不可能把1949年以前治理中国多年的顶尖领导人才，都吸纳过去。他们的行政，加上美国的援助，改变了台湾。当这一切在1949年发生时，我还不了解人才的重要性，特别是创业人才，也未曾意识到这些训练有素的人才，正是改变社会、提升社会的酵母。
1962年5月我重游香港，映人眼帘的尽是高楼大厦和百货商店，足见香港在短短8年内已远远超越新加坡，走在前头。1965年独立以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到香港走一趟，看看香港人如何克服困难，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把香港当做获得灵感和启发的源泉，从香港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个刻苦奋斗的社会能有所作为。我也希望吸引香港商人，尤其是制造商，到新加坡设立纺织厂或其他工厂。但是这一番苦心却得不到香港传媒的善意对待，他们写了不少贬抑新加坡的报道，劝阻香港人离开。
1970年2月，香港大学颁发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给我。我在致词时说：“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先驱，香港和新加坡可以充当催化剂，协助周遭的传统农业社会加快蜕变的步伐。”我希望“它们会成为集散地，不光是集散发达国家制造的精细产品，更重要的是也能传播社会价值观、纪律、技术和专门知识”。十年后，两地果然都做到了。那次访问香港之后，我致函经济发展局，说明因为有中国的因素以及99年英租新界合约在1997年期满所引起的政治变数，新加坡可以从香港引进入才和技工。
我们也可以在香港面对缺乏技能和信贷的时候，借出这些资源。香港人在每一次受挫后东山再起的能力，使我十分钦佩他们。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香港跟新加坡一样深受打击，香港人却能更迅速地自我调整。商品削价、员工接受减薪，香港仅有的几个工会组织没有跟市场力量对抗。新加坡的情况则不同。我们必须努力减轻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带来的冲击，保护工友避免受到生活水平骤降的影响，并协助化解劳资之间的问题。
香港人依赖的不是政府，他们自力更生，靠自己靠家人。他们格外勤奋，沿街叫卖兜售，制造一些小巧玲珑的东西，或者买进卖出，做生意不放弃任何运气。香港人谋求成功的意念无比强烈，家庭成员、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分外密切。早在佛利民推崇香港为自由企业经济的模范之前，我已清楚认识到只设少许社会安全网。
甚至完全不设安全网的好处。这样的环境激发香港人力争上游。他们同殖民政府之间没有一纸社会契约。香港人和新加坡人不同，香港人既不能管也不去管防务问题，也不管群体利益。香港不是一个国家。
这就是港新之间的天渊之别。我们非是个国家不可。否则无法生存。教育、医药、住房，样样都得提供津贴，不过我也设法避免社会因福利主义导致衰竭。但是一谈到活力和干劲，新加坡人永远赶不上香港人。在香港，谁要是失败了，只会怨自己，自叹倒霉，然后重新振作，东山再起，希望下一次会转运。新加坡人对政府对生活的态度截然不同。n 他们选择就业保障，喜欢无忧无虎的0生活，若不成功就怪罪政府。因为新加坡人认为政府的责任就是确保他们生活得更舒适。他们期望政府不只提供公平的竞争场所，最好还能在竞赛结束时。对赛绩不佳的人也能提供一些奖品。新加坡人投票选出自己的议员和部长，并认为他们应该把所有的奖品分给自己。
一名移居新加坡的香港企业家向我一语道尽新港之别。他在70年代初到新加坡开设纺织厂和成衣厂，把在香港的几名管理人员带来，另聘几名新加坡籍经理。他的新加坡籍经理在1994情仍为他效劳，而来自香港的几名经理却已各奔前程，自立门户，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他们认为既然自己对这门行业的认识不比老板浅，没理由还得留下来帮他打天下。他们只需一笔小资本，一旦筹足本钱就走，头也不回。
新加坡人欠缺的正是这种肯冒风险争取成功，以成为大亨巨贾的企业家精神。幸好近年来情况有好转的迹象。随着区域经济迅速增长，向外发展的年轻专业人士也多了。他们总是先当个受薪经理，享有奖励性的股份选择权，在认清了风险所在，自信有能力应付之后，才放胆去闯天下。我们成功吸引了一批香港纺织业、成衣业、塑料业和珠宝制造业的企业家，几个玉器和象牙雕刻师傅以及一些家具制造商。六七十年代，香港投资商深受新加坡欢迎，因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为新加坡的商业环境注入了乐观的激素。他们当中最出色的人才仍选择留在香港，怎么说在香港赚钱要比在新加坡来得容易。但是如我们所愿，他们在新加坡开设了分公司，委派自己的孩子前来管理。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香港前途问题尘埃落定，我邀请一组香港商界和专业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在8月新加坡庆祝国庆的那一周前来访问。结果，一群香港商业巨子联合投资了20多亿新元，在新加坡兴建全国规模最大的会议展览中心和办公大楼，称为“新达城”。中心落成一年后，即1996年12月，我们在那里主办了世界贸易组织第一届部长级会议。这个会展中心，也是香港集团在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多个太平洋沿岸城市撒下的“留窝蛋”之一。香港媒体以为新加坡不过想要挖走当地的精英，它们却不曾了解，香港在回归中国之后继续成功，才是真正符合新加坡的利益。要刮尽香港的人才只是一次过的事情，欣欣向荣的香港却能带来源源不断的商业机会和好处。
英国统治者治理香港，摆脱不了大英帝国的古老传统作风――孤傲自大，居高临下，以恩赐态度对待当地人，甚至对我也如此，只因为我是华人。早期的港督人选由英国殖民部升上来，这种现象在1971年以后有了改变。麦理浩原是英国外交部一名资深官员，在走马上任前，他决定先到新加坡访问。香港当时饱受贪污之风的困扰，他想了解我们怎么整肃贪污歪风，同时看看我们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尤其是工艺学院，因为香港当时并没有这类学院，在工艺教育方面几乎从未进行任何投资。
他也想参观这里的公共住房，希望在情况恶化之前，及时改善香港的住房条件。
港英政府尚算清廉诚实，只有麦理浩出任港督前的大约十年例外。在那一段时期，贪污猖撅，迫使他不得不采取以新加坡反贪污法令为基础而制定的严厉措施。
当然，殖民统治的游戏规则，难免对英国商人有利。汇丰和渣打是两大港币发行银行。英资财团“洋行”（大型贸易公司，后来都成了集团企业）都享有特权。只不过进入英国治理香港的最后十年，随着许多“洋行”逐渐由香港华人收购，原有的种种特权才渐渐丧失。
下一任港督卫奕信在1987年走马上任以前，也到新加坡走了一趟，借此了解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如何组织起来和解决问题。卫奕信也是外交官，是中国问题专家。他想了解新加坡争取独立的经验。我告诉他，我们的条件不一样。我们原已并人马来西亚，而后意外地取得独立，以致我们不得不主宰自己的命运。香港特别行政区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任何受委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维护香港利益的同时，还必须了解中国，学会同中国领袖共处。
一直到1992年为止，英国采取的治港政策是在打算进行任何政策性基本改革时，必先寻求中国的意见，彼此磋商，然后才正式宣布。英国希望争取坐上所谓的“直通车”。换言之，确保这趟直通车开到1997年7月1日，届时香港回归中国后，不会更换车头或车厢。1989年天安门事件震撼全世界，待人们定下神来，英国政府深感有必要做一些超越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协议范围的事情，才能自我安慰地说已竭尽全力，为香港人在回归中国议后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保障。天安门事件爆发6个星期后，我们主动提出为香港25000个家庭提供“原则上批准的永久居留权”，允许他们在必要时才移居新加坡。原则上批准的永久居留权有效期是5年；之后还能延长5年。这样的安排使香港不致在极度动荡不安的时期，还要面对人才外流的问题。
消息宣布后，港人在新加坡驻港专员公署门前大排长龙，等着索取申请表格，几乎酿成暴乱。1990年五月我在香港同卫奕信总督会面时向他保证，发出这类居留权绝非有意摧毁香港。香港若欠缺技能和信贷，我们定然惜出这些资源，反之亦然，让双方都能从彼此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中获益。引起如此纷乱激动的反应，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好些申请者因为缺乏必要的教育和技能水平而过不了关。一年后，我们总共发出庄万张原则上批准永久居留权的许可证，比原定的多了一倍。到1997年，仅有8500人移居新加坡。香港很快从天安门事件的震惊中恢复过来，迅速上了轨道。在香港赚钱要比在新加坡或其他地区容易得多。事实上，许多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香港人，后来都回流了，不过多数把家人留在国外。彭定康也跟前任总督卫奕信和麦理浩一样，于1992年7月赴港走马上任途中，先在新加坡停留。经过一个小时的会谈，我感觉到他有意逾越中英协议的范围，于是问他：“你手上有什么牌？有什么新东西？”他没有回答，反而重复了我的问题：“有什么新东西？”对他满脑子尽是抵触中英协议的改革计划，我深感不自在。香港记者专程来新加坡，准备在会谈结束后访问我。然而为了确保传媒不会错误报道我的立场，我没有接受他们的访问，而是发表声明：“我相信，如果他（彭定康）定下来的目标，不逾越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的架构，他能争取到治理香港的强有力的支持，并在既有的基础上发展……对他的治港政绩进行评估的最好标准是，他为香港遗留下来的制度能不能在97之后继续顺利运作。”
1992年10月，在一次访华之行后，我取道香港。当时彭定康刚宣布将扩大工商、专业和其他特殊利益团体等功能组别的选民人数，使功能组别代表的所有雇员都成为合格选民。我在接受媒体的访问时说：“彭定康为深化民主提出一套想像力非常丰富的建议……创意十足。他的建议专定基本法和联合声明的漏洞。”但是我不忘补充：“（彭定康）这份蓝图，与其说是即将卸任离去的殖民政府总督的告别之作，倒不如说像一份民族主义领袖发动人民反对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行动纲领。”后来在总督府同彭定康会面时，我私下提醒他，把原本只包括专业人士或法人的功能组别范围无限制地扩大，把所有受雇于这些专业人士和法人的员工也包括进去，他这么做，是背离“功能组别”的原意的。
12月中，我再次赴港到香港大学发表演讲。彭定康以港大校长的身分担任讲演会主席。有人针对他的政治改革方案向我提问，我当场引述两位前任港督麦理浩和卫奕信在上议院发表演讲的部分内容，以及曾经同中国进行谈判的撒切尔夫人的政治顾问珀西。柯利达爵士的访谈。3份记录清楚显示，彭定康的行动方向，已经违反了英方代表同中国政府商谈后达成的协议。我原以为在他面前清楚表明立场，能给他一个回应的机会，岂料他竟默不作声。彭定康就这样消磨了英殖民政权的最后5年，同中国政府纠缠不清。彭定康的行动激怒了中国。英方若是一意孤行，中方随时准备取消整份协议内容。中方宣布，彭定康的任何政治改革都会在97香港回归后一笔勾销。1993年7月，中方成立筹备委员会的预备工作委员会，为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做好准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994年8月表决通过议案，支持把根据彭定康政改方案产生的香港的立法局、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和区议会全部撤换。彭定康和英国政府不把中方否定这些机关当一回事。彭定康在1995年9月举行立法局选举，包括设立9个新的功能组别议席，并把合格选民的范围扩大，涵盖了全港270万工作人口。中方领导人声明绝不承认选举结果，表明英方一手建立的政治体制完全不符合基本法和联合声明，的年香港回归后必须解散，立法局也要改组。彭定康满以为中国政府最终会默许这些政改，因为不这么做便是违背人民的意愿行事，在国际社会得付出重大的代价。
1993年5月，我同当时担任英国国防部副部长、后来当上外长的马尔科姆。里夫金德进行了一轮详谈，对英国官方的想法有了一点了解。英国人觉得他们有义务确保在97来临时，民主成了香港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我说，要使香港继续繁荣发展，最好的解决办法正是让香港行政人员和有潜质进入领导班子的人士，认识和了解中方领袖，并学习如何保护香港的特殊需求。里夫金德指出，英方不过想在香港奠定更稳固的宪制，使中国不致那么轻易地摧毁香港的民主，实际上就是希望在香港建立起西方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由保障制度，保障香港人免遭逮捕和有出人境之类的自由。如能巩固这样一个制度，中国就更难加以摧毁。我却认为，再怎么费尽心机都徒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不可能不以中国利益凌驾一切的要求，顺应行事。要在仅剩的4年内，在香港鼓吹和注人百年来从未存在的民主价值和文化激素，简直是天方夜谭。这是一场意志之战，英方不可能获胜。
我得出的结论是，英方一直指望美国人抓住人权和民主两个问题对付中国。美国手中有两张王牌，一是由1992年的200亿美元激增到1997年4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另一是每年更新给予中国出口产品的最惠国待遇。但是，中国也能以牙还牙，在禁止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扩散方面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西方媒体想借助香港使中国民主化，或至少通过在香港推行民主政治改革以向中国施压。西方媒体一致站在同一阵线，支持彭定康来迟又一厢情愿的政治改革。
香港一些政界人士因此受到鼓舞，以为他们大可为所欲为，好像香港真有可能独立似的然而比英美和中国各执一词并采取一连串政治动作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局势发生了出人意料的戏剧性发展。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西方投资者对中国退避三舍，港、澳、台三地的华商却在这个时候进军内地，三年内业务发展大好。他们向疑虑重重的世界证明了，要在中国经商，所谓的“关系”――说同一种语言、源自同根文化、不按章行事――能弥补缺少法治的不足。这些华裔的成就锐不可当。
1989年天安门事件引起的惊骇，使香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在人人谈回归色变的情况下，溃不成军。8年后，中国的经济前景有了180度的转变，香港如今殷切期望同一个朝气蓬勃的中国一起成长。随着1997年7月1日的临近，香港房地产和股市反而稳健上升，反映了谁也预见不到的信心。选择留下来的港商，几乎占了全数，他们开始接受现实：自己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良好关系。在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设施尚未建设完善以前，中国内地通过香港进行的商业活动，将是确保香港继续繁荣兴盛的要素。
会见董建华香港回归前一个星期，我身在香港，还会见了董建华。当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半年来，他在候任期间经历了很大的转变，从一个把毕生精力投入家族船务业，生活非常低调的人物，一跃成为传媒注目的焦点，经常要应付刁钻记者抛来的尖锐问题。他同意，要香港成功，中国必得先成功。这是治理香港一个合情合理的原则。我发现商界和专业界的精英开始在心理上进行调整，接受香港将要成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事实。香港中文媒体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即使是一份禁骛不驯的华文报纸也收敛了很多。新闻界开始懂得拿捏分寸。
惟有彭定康继续跟北京纠缠到最后一刻。临时立法会的宣誓就职仪式，英方领导人以不符合联合声明为由，采取抵制行动。中国领袖没有受邀出席英国的告别仪式，其实他们根本不打算出席。中国原想安排军装笔挺的解放军，在江泽民于6月30日午夜抵港主持移交仪式之前进驻香港。英方起初反对，最终同意让500名携带轻型武器的解放军在晚上9点提前进入香港。在移交期限前一天，中方宣布将在7月1日凌晨四点另派4000名解放军到香港，末代港督就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进行谴责。但是一切已经无济于事。香港终究会在6月30日午夜12点整回归中国。
奇怪的是，香港人的情绪是淡漠的。自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以来，香港人有足足13年的时间为这一刻做好准备。无论是在告别检阅仪式上，或者是在皇家游艇不列颠号收起铁锚，载着末代港督徐徐驶离码头的时刻，都没有人为英政府的离去表现出哀伤之情，人群中也不见有人依依不舍地向前殖民主子告别。彭定康在英政府统治的最后五年里经常同中国针锋相对。中方本来同意遵守“直通车”协议，让1995年选出来的立法局于1997年香港回归后继续运作，但是彭定康却把这列“直通车”弄出轨。
1997年7月1日，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和他的领导班子接管香港时，跟东南亚金融危机撞个正着，只是他们要到1998年才真正领略到。泰币在7月2日贬值，颓势一发不可收拾并蔓延到整个区域，继而扩散到俄罗斯，以至巴西。由于港币和美元挂钩，迫使香港不得不提高利率。房地产、股票，一切不动产的价格随之狂跌，导致经济衰退，带来失业。香港爆发由罕见病毒引起的禽流感，老年人和儿童尤其受到生命威胁。当局不得不宰杀上旧万只家禽，鸡农鸭农要求赔偿，结果如愿以偿。
红藻破坏渔民的生计，渔民同样要求赔偿，也同样得偿所愿。接着当地一家投惯公司破产倒闭，把股票存放在公司的投资者，照样得到赔偿。
彭定康企图巩固通过民选途径成立的立法局，结果失败了。香港还在英殖民统治下选出的立法局被解散。受过高等教育的精天之问对如何而进、如何便现有制度发挥功能，有着极大的分歧。过去英国人治港的旧制度被削弱后。根本无法应付新的政局。一方是务实派的商人和专业人士，他们希望同北京政府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强烈反对彭定康的政策：另一方是学者、媒体和另一派专业人士，他们要建立一道宪制防线，越稳固越好。但是没有几个人肯站出来当群龙之首，因为这么做就得面对现实：香港领导人必须调整政策和立场去争取北京的支持，惟有这样才能促进香港的利益。
34、台湾何去何从
在12年内，李登辉公开抒发了一直在台湾潜伏着的分离主义情绪。他低估了中国大陆领导人和人民实现统一的意愿。……他对台湾前途的“贡献”，是促使统一问题成为北京国家议程中受到关注的首要事项。
台湾早年因为孤立而渴望同新加坡建立联系。我们这方面则急于避免在军事训练上完全依赖以色列。初步讨论从1967年开始，台湾委派一位高层代表前来，跟我和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会面。同年12月，他们提交了一个建立空军部队的计K.我们渴望在台湾训练我们的空军机师和海军军官，以色列无法提供这类军事设施。
台湾表示乐于协助新加坡，却不时暗示，他们在防务上帮助我们，必会要求新加坡在外交上给予台湾某种形式的承认作为回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清楚表明我们不能让步。当台湾驻新加坡“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办事处”终于在1969年设立时，双方明确达成协议，进行商务往来不等于彼此承认国家或政府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它是整个中国、包括台湾在内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并不想卷入旋涡。
一个中国立场不变在联合国提出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案时，新加坡投票支持接纳中国，却在驱逐台湾的表决中弃权。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中国”的立场不变，视中国统一为中国内政，必须由海峡两岸双方自行解决。
台湾和新加坡国防部之间建立联系之后，台湾方面借调了一些军机飞行指导员，还有几名技术人员和机工到新加坡，协助我们把军机维修部门建立起来。后来，我接受了台湾相关人士的建议，同意在1973年5月到台北，同蒋经国会面。蒋经国和他的苏联籍夫人到机场迎接我和芝，把我们送往圆山大饭店，亲自引领我们到套房休息。第二天，我们随他乘搭波音707私人贵宾客机，飞往空军基地，观看了由台湾空军部队单位呈献的半小时紧急起飞示范表演，接着再一起驱车前往度假胜地日月潭，共度了两个假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在台北举行的晚宴上，我会见了蒋经国身边的高层亲信。同他的密切交往，除了因为彼此谈得来，还在于双方的反共立场一致。
蒋经国讲英语结结巴巴，一口浓重浙江口音的华语叫人不容易听懂。还好他能理解我说的英语，加上我也会说华语，双方可以在无须通译的情况下交谈。语言相通有助于彼此产生共鸣，进而升华成友好的关系。我谈到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向他解释了新加坡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民族、文化和语言上的一脉相承，由不得我们否认，但是我们对抗马来亚共产党的决心，足以向世人保证，新加坡绝不会成为中共的“特洛伊木马”。
据新加坡驻台北商务代表过后报告说，蒋经国对新加坡、对我，印象都不错，也很高兴能亲自会见我。
双方在1975年4月达成协议，让新加坡武装部队在“星光演习”的代号下到台湾进行军事训练。起初有效期只限一年，我们获准在台湾训练步兵、炮兵、装甲部队和突击连队，受训军人被分配到全台湾各训练同类部队的基地。台湾当局只对我们所消费的物资收费，其他分文不收。
蒋经国有张白皙圆润的脸，戴着副厚厚的角质眼镜，身材圆滚滚的，为人沉默冷静，说话低声细语。他从不摆出思想家的模样，但是想法务实，社会知识丰富，很善于看人。他确保留在身边的都是可靠之士，随时愿意坦诚提出己见，哪怕是逆耳的忠言。在开口前，他必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绝不信口开河。他不方便自由访问各国，我于是成了让他掌握美国和世界整体发展动向的另一个提供消息的人。针对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他总会热切和追根究底地提出问题。80年代中期，蒋经国健康状况转差以前，我每回访台，他总会尽地主之谊，抽三四天陪我四处逛逛。
他通过彼此无拘无束的交流，印证他在阅读和听取汇报后对政治事件所得出的结论和见解是否正确。他深感在国际上孤立无助。
1973年至1990年间，我每年总会访台一两次，几乎每次都在香港停留。台湾每年取得8％到10％的经济增长，在经济、社会方面不断进步，这对我有一定的启发和鼓励。他们由一个仅集中于农业和制造纺织品、成衣和运动鞋，工资低微而劳动密集的经济体，稳健转型，进入高消费市场。起初他们仅懂得盗版珍贵的医药、法律和其他种类的书籍，以低得离谱的价格大平卖。80年代，他们开始自行申请版权，用质量高的纸张和厚皮封套装帧出版。进入90年代，他们投入电脑晶片、主板机、个人电脑、便携电脑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的生产。我注意到香港的经济和生活水平也同样地不断提升的相同趋势，给了我很大的激励。我从港台的经验中得到启示。既然他们做得到，新加坡也一样能做到。台湾工人主动自觉台湾少了样样由“中央”
策划的经济体制，正像奔马一样往前驰骋。台湾如同香港，社会福利微乎其微。直到90年代初期实行直选制，情况才有所改变。反对党向当局施压，要求当局推行医药、养老和其他社会福利保障，结果导致预算出现赤字。面对“立法院”内部动辄起哄的反对党，90年代的台湾当局即使要提高税率来平衡预算，也是困难重重。所幸台湾工人主动自觉，到目前为止依然比西方工人更胜一筹。
最让蒋经国和“部长们”深感自豪的，是台湾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每个学生至少受过9年的中小学教育，90年代有大约30％的学生大学毕业。然而人才大量外流的现象却叫管财政的李国鼎叹息。自60年代起，每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大学毕业生，平均多达4500名，学成后回台的却只有区区500人。随着台湾的世界经济地位节节上升，李国鼎全力出击，希望吸引一些曾经在世界顶尖研究室和大型电子跨国公司服务的台湾优秀人才，回台服务。李国鼎在台北市附近发展科技园，为回流人才提供低息贷款，协助他们开创半导体业务，结果台湾电脑业起飞了。这些回流人才在美国电脑业建立起了联络网，掌握了有关技术和专业知识，这使得他们能随时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有效地促销产品，并得到台湾当地栽培出来的工程师和技工的支援。
当年跟随蒋介石将军的部队，由大陆过海的两三百万大陆人当中，有一层厚实的知识分子、行政人才、学者和企业家，是他们催化台湾蜕变为经济一强的。
但是大陆籍精英阻白，长远来说，他们在台湾处境困难。他们是人口中的少数，只占大约15％。原本由大陆人和大陆人的后代占绝对多数的武装部队官兵，逐渐由台湾本省人取代，这个趋势已是无可逆转的了。本省人在全人口当中占了85％，蒋经国和他的资深亲信何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选用本省人的时候格外谨慎，只用最可靠和信得过的人才――愿意延续他们的政策，坚决同大陆共产党对抗，却绝不主张分裂争取“台独”。对大陆人来说，“台独”是不能容忍的。
到了80年代中期，受过高深教育的年轻一代台湾人在官场中步步高升。新加坡也换了个能说台湾福建方言闽南话的代表驻台北商务办事处，我们的原任代表来自浙江，跟蒋经国还是同乡。大家都看得出台湾正在蜕变。
我们必须结识台湾官场中一些跟国民党有联系的本省人，但又要避免跟主张“台独”的异议分子扯上关系。后者全属非法组织的成员，好几个还因煽动叛逆罪名遭监禁。
80年代中期几次访台，发现蒋经国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他无法再伴随我四处出游了。从交谈中推断，美国媒体和国会必定向他施压，要他进行政治制度民主化。他解除了戒严令并着手推行政治改革。那个时候，他的儿子蒋孝武担任驻新加坡的台湾商务代表，他让我知道了他父亲的想法。我告诉蒋经国，要保障台湾的安全，他就不能只争取里根总统继续站在他那一边，还得争取美国国会和媒体的支持，这是里根背后少不了的两股支撑力量。后来，蒋经国也放手让原本不被当局承认的反对党组织参与选举。
蒋经国在1988年1月与世长辞。他生前在台湾内地建立起德高望重的领导地位，使他有办法驾驭因解除戒严令而发放出来的各种势力。我出席了他的丧礼。前往凭吊的还有美日多位领袖，他们全是历届政府首长和高官，没有一位是在职领导人。
丧礼以中国传统方式进行，蒋经国的遗体送往台北市郊的一个停放处，像他父亲蒋介石一样，以便最终迁葬上海以南的浙江省家乡。
接管政权的是李登辉。蒋经国在1984年指定李登辉为候选人之前，也考虑过国民党另外几个本省籍人选，但是觉得无一比阵登辉更合适。我假设蒋经国事前必定十分肯定他是个可靠的人才，相信他会延续自己的政策，绝不走“台独”路线。最初几年，李登辉坚持国民党既定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主张台湾独立。他成功地在党内争取到一些元老和几个外省籍年轻领袖的支持，牢牢地掌握了国民党的控制权。
所有跟他意见相左，提出逆耳忠言而身居要职的高官，不久后―一被铲除，包括郝柏村和钱复。钱复在1995年劝李登辉不宜访美。李登辉加速推行政制民主改革，委任更多台湾本省人担任要职，巩固了自己对国民党和台湾的控制。国民党元老早些时候告诉过我，这原本是大势所趋，他们都预见得到，也愿意接受。然而叫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李登辉竟会如此迅速地通过民选制度，由“国民代表大会”贯彻到“立法院”，把政治权力重心一下子转移到占全人口85％的台湾本省人手中。他彻底地改变了国民党，最终搞到许多党员群起退党成立“新党”，也因此使国民党元气大伤，权力大为削弱。李登辉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之后，便开始把自己的意愿发乎言辞。他的言谈使北京领导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要把台湾跟中国大陆隔开，而且越久越好。1992年，李登辉为统一开出条附。他把一个中国解释为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一，必须在一个“自由、繁荣而民主的中国”的大前提下才能成立――换言之，共产党中国必须先发展成为跟台湾一样的社会。我当时不曾意识到，他这样做并非作为商谈的起点，而是蓄意地把两岸锁定在一个从此难以衔接的位置上。
1994年4月，李登辉接受日本一位知名记者司马辽太郎的访问，访谈记录刊登在日本的杂志上，受访者从来没有否认过它的内容。李登辉在访谈中口口声声把国民党称为外来政权，大谈台湾人在包括国民党政府的外来政权统治下，吃了极大的苦头，认为“摩西和他的追随者眼前将有洪水横流……‘出埃及’也许会是个最好的结局”。身为台湾“总统”竞大谈摩西带领他的人民到应许之地，这是中国所不能置若罔闻的。
台湾本省人因“二。二八”事件对大陆外省人有满腔仇恨。1947年2月28日前后，台湾本省人抗议国民党接管台湾，指他们非但不像解放者，倒像是霸主，结果数以千计的本省人死于国民党政府军队的枪下。事后，一切有关这场惨剧的公开讨论，一律被强行压制下来，但是台湾本省人的记忆却不曾淡化，等到一个本省人就任总统时，所有的情绪终于爆发出来。
民选制度总是把旧创伤重新揭开。加深了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隔阂。为了争取90％多数选民的支持，政客往往向选民强调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本省人，在竞选活动中以上语闽南话发表演说，讥讽敌对的大陆人不懂得说闽南话。他们有些甚至就大陆人对台湾的忠诚质疑。
由大陆人组成的老领导班于对这类分化民心的攻击，深感心灵受到伤害。当年正是来自大陆的学者协助创办大学，为台湾培育了许多能干的本省人。孙运培、俞国华，以及李国鼎等等杰出的大陆省籍领袖，雕琢了台湾的发展政策，把台湾从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台湾日后能取得相当骄人的成就，正是这些人给它奠下基石。
选举过程引发的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秘密组织（华人黑帮或私会党）插手政治，而且情况越演越烈。国民党同秘密组织的联系可以追溯到战前的上海，那个时候蒋介石将军利用这些人来对付共产党。这些秘密组织跟着蒋介石南下台湾。黑帮在台湾社会已深深扎根。只要选举不是通往实权之道，还是能够控制他们的。
80年代末政治体制开放，选举成了实权的竞争场，黑社会很快便悟出，他们可以自行涉足政坛，掌握权力。到了1996年，有10％的“国民大会”代表和30％的县市“议会议员”是黑社会成员，自成一股政治势力。贪污受贿和收买选票演变成一股根深蒂固的歪风。一旦当选，黑社会就得想方设法弥补开支。
台湾的新闻自由无法有效地监督贪污行为（“黑金”）或者抑制黑社会的势力膨胀，当地报界把黑帮和西西里的黑手党相提并论。黑帮的影响力非同小可。1996年一个臭名昭著的黑社会老大在敌对派系殴斗中被杀，李登辉的“总统府秘书长”
竟然亲自送上一幅传统挽轴，公开表示悼念，希望借此争取死者手下的支持。其他地位显赫的人全都出席了丧礼，有好几个反对党领袖也在场。黑社会渗透建筑业、农业合作社，连棒球队也不放过。他们也在上市公司的常年股东大会上和财源充裕的寺庙委员会内硬插上一脚，甚至开始在学校招募党羽。
1989年，李登辉到新加坡进行访问，我个人尽一切应有的礼仪欢迎他。虽然当时新中尚未建交，但我还是决定省去国家元首级的外交礼遇。没有国旗，没有军事检阅，没有国事访问的仪式礼服。一切官方文告中，我们不说他是“台湾总统”，只称他为“来自台湾的”李“总统”。尽管如此，那次访问还是大大提升了他在本区域的政治形象和地位。
首个历史性会谈海峡两岸以我为通话的渠道，也因此很自然地选择了新加坡为1993年4月两岸首个历史性会谈的地点。会谈名为“汪辜会谈”，是以正式代表双方的“非正式”组织领袖的姓氏为名。我分别会见了汪辜两人，知道两岸领导人交托给他们的会谈议程各异――代表台湾的辜振甫只想解决纯技术性事宜，例如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挂号函件失落查询等；李登辉不希望他和中方讨论开放贸易，更别谈统一了。汪道涵则希望这些初步会谈日后将引向更具实质内容的两岸统一谈判。
不出所料，会谈并未促使两岸关系改善。
李登辉在台湾仍受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台湾的日本学校受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少数获选到日本大学深造的］台湾本省人之一，报读的是京都帝国大学，这所大学在日本的声誉仅次于东京帝国大学。战后他回到台湾，在台北完成大学教育。过后他到美国再考取两个学位，第工个是康奈尔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很自豪地告诉过我，因为个人的偏好。他每天必读日本的四大主要报纸，通过卫星转播收看东京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的节目。即使书籍，也不看英文原著，反爱看日文译本，因为日文译本对他来说更容易阅读。他深深沉浸于日本历史和文化之中。对大陆，无论历史、文化，或者是现有的共产党领袖。他都不放在眼里，并且以日本栽培出来的精英的视角看待中国的一切。他根本瞧不起中共的领导人。公然把他们叫做“木头人”、“笨蛋”、“坏了脑筋的”。中国领袖从不加以回敬，但是我敢肯定北京负责两岸事务的部门，早已有人一字一句地把这些话全记录在案。
在我看来，他充满自信，博学，熟知一切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却因为台湾遭受孤立而无法理解世界领袖为何不能像日本一样同情台湾的处境。他视日本的同情和支持对台湾至为重要。他也深信，只要遵照美国自由主义者和美国国会为民主与人权所开的药方，美国必定会抵御共产中国以保护他。
我摸不透李登辉的立场。他的一位老朋友向我解释说，他所受的日本教育和训练，向他灌输了日本的武士道的精神，同时他以为带领台湾子民前往“应许之地”
是自己的使命。这位友人补充说，李登辉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使他更立志要不惜一切代价，秉着武士道精神，执行上帝的旨意。
1995年6月，李登辉展开一轮攻势猛烈的游说行动后，成功争取美国国会一致通过决议，发出签证让他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那次访问以及他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所造成的冲击的严重性，是美国国会始料不及的。我曾担心中国会有所反应，却没想到中国那么不信任李登辉，也没料到美国总统批准李登辉访美的决定，对中国而言有如此深刻的含义。就在那一年10月，我问李鹏总理，他怎能如此肯定李登辉要的是“台独”。李鹏回答说他们看过李登辉在康大演说的全程录像，李登辉完全不提一个中国，而是强调台湾，并把它称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这根导火线一点燃，终于在1996年3月引爆了两岸自1958年金门炮战以来最严重的对抗。中国调派大军到台湾对岸的福建省展开实弹演习，所发射的导弹落在台湾西岸重要海港附近的海域。为了缓和局势，1996年3月3日我发出这样的呼吁：“中国领袖说我是他们的老朋友，而我和台湾却是更老的朋友。任何一方受到伤害，新加坡都会蒙受损失。如果双方都受到破坏，新加坡的损失就加倍惨重。惟有”中台“双方繁荣富强，相互合作以争取共荣，新加坡才能从中受惠。”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深后来在一次记者会上说，两岸关系纯属中国内政，即使我比多数局外人更了解台湾，这件事也无须外人来插手。中方客气地回绝我劝和的好意，全在意料之中，这符合他们向来主张两岸纷争是“中国人”的家务事，非得由双方领导人直接去解决不可的基本立场。
与此同时，李登辉开始淡化台湾与中国的共同性。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88年蒋经国逝世，台湾学校和大学用国语（华文）教学，学生学习的是中国的历史和地理――台湾不过是其中一个省份。如今，学校教授的多是台湾史地，并已较少教导中国大陆的史地。早在1989年，即蒋经国逝世后不久，我就感觉得到大陆省籍的俞国华处境尴尬：他陪我到日本人旧日的温泉度假胜地台东度假。一天晚餐后一伙人上卡拉K 欢唱，台湾省籍的人唱的全是闽南语歌曲，俞国华却是半句也听不懂。
在12年内，李登辉公开抒发了一直在台湾潜伏着的分离主义情绪。他低估了中国大陆领导人和人民实现统一的意愿。李登辉的政策只有在美国的支持下才行得通。
他的所作所为好像台湾随时都会得到这样的支持，致使台湾民众相信他们不必针对台湾的前途问题认真地同中国领导人谈判。他对台湾前途的“贡献”，是促使统一问题成为北京国家议程中受到关注的首要事项。
2000年3月台湾选举来临时，中国领导人密切留意选情。代表民进党的候选人陈水扁的支持率逐渐高涨，引起了他们的关注。民进党由台湾省籍的民族主义者组成，他们多年来为台湾独立而奋斗，为此曾在蒋氏父子执政时代被国民党政府监禁和惩罚。2000年2月22日，北京媒体发表了中国国务院白皮书，向台湾提出警告，如果对方无限期拒绝讨论重新统一，中国将被迫动武――针对的正是陈水扁。3月15日，距离投票只剩三天，中国总理朱槠基在电视直播的记者会上警告台湾，中国会不惜以鲜血捍卫国土。
陈水扁结果以不到40％的选票击败得票36％的独立候选人宋楚瑜。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则惨败。外界都认为，李登辉为连战站台发表的演讲显得不尽力，摆明已经放弃了连战。何况李登辉的几名亲信也表态支持陈水扁。中国领导人因此对陈水扁更伽不信任。北京说会静观其变，对陈水扁听其言而观其行。正式宣布获胜之后，陈水扁发表了一些缓和局势的讲话，但是没有一句是承诺最终重归统一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说，两岸只有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才能恢复对话。陈水扁却说，一个中国可作为两岸谈判的议题。在5月20日举行的就职仪式上，陈水扁说：“双方的领导人一定有足够的智慧与创意……共同来处理未来‘一个中国’的问题。”他没让中国有立刻采取行动对付台湾的理由，但是所言也不足以改变大陆领袖的想法：
他会延续“没有李登辉的李登辉时代”。
35、交棒的时刻到了
1988年，我决定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以总理的身分领导党参加竞选。大选获胜后，我要年轻的部长们自己决定拥护谁来当总理……年轻的部长们最后决定推举吴作栋作为他们的领袖。
1998年，苏哈托被迫下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政权移交给一位他认为没有足够能力继承他的副总统。每当我想起苏哈托那个时候的窘境，就不免要庆幸自己提前在1990年11月，仍然操控政治局势和蓬勃的经济发展的时候，卸下总理一职。当时，我的身体还很硬朗，但是不毅然退位的话，恐怕就得以每况愈下的体力和敏锐程度不如既往的头脑，疲于应付后来发生的金融危机。相反地，我用过去九年的时间，从旁协助我的接班人吴作栋和他那由较年轻部长组成的班子，顺利地完全接管新加坡政府。吴总理留我在内阁里担任资政。少了日常决策的压力，我更能着眼于较宏观长远的课题，协助政府寻求更完善的解决方案。
因为对亚洲的发展情况有所认识，我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建立好政府，非有优秀人才不可。不论政治体制有多好，差劲的领袖仍会给人民带来伤害。相反，我见过好些社会，尽管缺乏健全的政治体制，却管理得很妥善，正因为有优秀强悍的领袖当政。我也亲眼看着80多个前殖民地，虽有英国法国亲自为它们制定宪法，却多数以失败告终，原因不是宪制出了问题，而纯粹是由于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先决条件并不存在。这些国家无一拥有一个公民社会和受过教育的选民，人民也未曾具有接受在位者的权威的文化传统。这些民主传统要在群众中扎根，还得历经好几代人。在人民仍然以族群领袖为效忠对象的新兴国家里，诚实无私的领导人不可或缺，否则，就算宪法制度提供再多保障，国家终究要失败。就因为这些继承民主宪制的领袖强势不足，终于导致国家走上暴乱、政变和革命之路。
新加坡最关键的发展因素，在于部长能力高强，并拥有一群素质高的公务员做后盾。起用能力不强的人掌管一个部门，我就必须不懈地予以督促，协助检讨问题，扫除障碍，最后总还是达不到理想的目标。反之，只要选对了人，就犹如卸下了肩上的一副重担。把部门交托给能人掌管之后，我只需清楚阐明目标，指定完成目标的时限，对方自有办法如期完成任务。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小国，新加坡人才不算少，这是新加坡的福气，因为我们有幸吸引了许多青年才俊到新加坡来受教育，他们过后留下来工作、投资，为本土原有的人才增添实力。我们努力不懈地在海内外招募人才，以弥补受过良好教育者家庭成员不多的不足。这是新加坡能够保持卓越表现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在于物色最优秀的人才作为政治领袖，接替我和年迈的部长。
60年代，我和同僚们着手发掘年轻人才，以便进行自我更新。我们无法在行动党支部的政治积极分子中找到理想人选，于是四处留意能干，可靠，冲劲十足，精明果断的人才。1968年的大选中，我们推举了好几位有博士学位的才俊之士，包括大学讲师、律师和医生等专业人士，甚至高级行政人员为候选人。1970年和1972年的补选中，又推举了好几位。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除了能够掌握事实数据，写好一篇博士论文或当一名优秀的专业人员之外，他们还需具备一些其他的素质。领袖素质何止才干那么简单。一位人心所向的领袖，必须兼具无畏之勇，有毅力有决心，有献身的精神、崇高的品格和过人的才能，使人们愿意追随他。领袖必须是积极分子，具备敏锐的判断力，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物色接班人的任务随着每一届大选的举行益发显得迫切，因为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身边的同僚行动越来越迟缓，魄力冲劲都已大不如前。
韩瑞生一番话让我吃一惊1974年某一天，当时的财政部长韩瑞生对我说，他希望我允许他在来届大选中退下来。他说，觉得自己老了。这番话让我吃一惊。他才60岁，怎么能让他走？他的工作谁来接替？那次午餐，就我们两个人，他所说的话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震撼。他说，投资者一直深具信心，就因为对我们的部长有信心，尤其对我有信心。但是他们也看出他年事渐高，开始从旁观察，在他之外之后，谁会接班，然而却看不出哪位年轻的部长有潜力升任财政部长。他认为我还能干好多年，却觉得自己撑不了多久了。他遇过不少美国大企业的总裁，他们全得在65岁退休，但是在退休前好几年，他们就必须向董事局推荐至少一名候选人，让董事局选择作为接班人。我决意不在这方面棋差一着，在退下来之前，必定要把新加坡安然交托在可靠的人手中。为此，我必须物色一组人才进入内阁，为新加坡提供一个效率高、有创意的领导层。要是完全听其自然，等着积极分子毛遂自荐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根本不可能成功。我们决心要由最好的人才组成政府。难处在于说服他们进入政坛，当选为议员，并掌握激励和赢取民心的技巧。那是个漫长、艰难而且耗损率高的过程。成功能干的专业人士和执行人员，并不是天生的政治领袖，他们必须善于争辩、诱导，善于在群众大会上、电视上和国会中驳斥反对党的论点。招揽人才这张网该撒多宽多远，看看早期的内阁，最出色的恫僚有多少位并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就能得到答案。我的这班恫僚当中，四分之三来自新加坡以外的地区。
汇集我们那一代领袖的那一张网，原是撒向汪洋大海，由中国南方横越马来西亚，到南印度和斯里兰卡。如今，我们像是在小池塘里捕鱼，人网的大鱼越来越少。这些年来，我们总以为通过一般的政治过程，在大学、职工会和党支部的积极分子当中，会冒出适当的人才，继续展开我们的工作。直到1968年，我们才意识到其实不然。我们原有的班子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和共产党人暴乱等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中冒出头的。那些软弱、胆怯和优柔寡断之士都在这个自然规律中被淘汰了。生存下来的证实他们有能力打倒反对势力而治国。坚定的信念让他们能够先后同英国人、共产党人和马来亚的马来极端分子周旋到底。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我们跟人民建立了深厚和始终不渝的感情。这种联系是经得起考验的。物色优秀的接班人，是我们的最后一项任务。毛泽东为了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把它当做又一次“长征”。我们不可能模拟一次日本侵略占领的行动，以及后来争取独立的斗争。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寻找具备高尚人格、能力强和有干劲的人才，希望将来在遭遇无可避免的危机时，他们经得起考验，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领袖。
1968年的大选是个政治上的里程碑，新候选人在58人当中占了18名。我们囊括所有议席，议员和部长的素质都有所提升。他们之中，40％以上受过华文或英文大学教育，55％受过中学或高中教育。未达到这个教育水平的，多半是职工运动者，因家境贫困提早辍学。从早期最艰辛的时刻开始就一直忠心耿耿地跟着我们的老同志，都得让位给新血。4月大选过后在一次国会议员会议上，我把党比喻成军队，它必须不断地引进新血。多数人担任新兵，有些担任军官。有些也许最高只能升为上士，也并非每个军官必定能成为将军。只要证明自己有能力，无论有无一纸大学文凭，都有机会获得提升。我必须让基层做好准备，以便进行一次内阁的大换血。
我通过国会养老金法令，保障了老忠臣的利益。凡在任至少九年的国会议员、政务次长和内阁部长，都有资格领取养老金。
在所有部长当中，韩瑞生是最善于发掘人才的一位。当初正是他发掘了吴作栋，起用吴作栋管理海皇轮船有限公司（我们的国家轮船公司）。当时海皇公司面对亏损，吴作栋却能够在数年内让它起死回生，转亏为盈。韩瑞生也引进了陈庆炎博士（日后出任副总理）。陈庆炎曾是新加坡大学物理系讲师，后来担任过新加坡规模最大的华侨银行的总经理。韩瑞生也提拔了当时任职于新加坡发展银行的丹那巴南（日后出掌好些重要部门），他们曾在经济发展局共事。我有系统地在新加坡所有领域的精英层次，包括专业界、商界、制造业、职工会，物色三四十岁的青年才俊，不论男女，说服他们挺身而出参加竞选。才干和能力，不难通过学业成绩和事业成就准确评估，品格可就没那么容易衡量了。偶有成功之例，但是失败的情况更多。
我的结论是，确定一个人的人格，比确定才干和能力更重要，也更困难。
1970年，美国宇宙飞船阿波罗13号在离地球将近30万英里的太空发生故障，我看着紧张的场面一幕幕上演。太空船里的3个人，任何一个工作失误，都足以使3个人就此在宇宙中漂浮，再也回不了地球。在整个紧张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保持冷静和镇定，临危不乱，一步步紧跟着地面指挥部的指示行事，把生命全然托付给指挥部的人员。这个实例，反映了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在地面就失重、孤立的环境所展开的心理和其他方式的测验，已经预先淘汰了所有可能在紧急时刻惊惶失措的人选。我决定隧请一位心理学家和一位精神病学家，也为我们的候选人进行类似的测验。他们对有潜质成为部长的行动党未来候选人，进行了某些心理测验，确定候选人的人格、智商、个人背景和价值观。测试结果不一定是决定性的，但是至少有助于淘汰明显不适当的人选，它也比只是通过两个小时的面试进行揣测的原始方式来得有效。我偶尔也不完全同意心理学家的分析，总认为某些候选人比面试官还聪明，懂得如何伪善而不露痕迹。
1987年，伦敦大学的心理学家埃森瑟教授到新加坡访问，加强了我认为评估个人智商和品格修养有用的看法。他指出，一家拥有四万名员工的美国跨国石油公司，就聘请了40名心理学家协助展开招募和提升计划。我们当时仍然缺乏足够的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无从对所有担当要职的人选都进行这方面的测试。那次交谈过后，我要求新加坡国立大学培训更多的行为心理学家，以协助挑选适合担任各种工作的人才。
我也向跨国公司的总裁讨教，了解他们怎么招募和提升高层人员。这当中，我认为英荷石油公司――壳牌――的任人方法最好。他们集中确定所谓“目前评估潜能”。这是由三种要素组合而成的：分析力、想像力和务实感。三种素质兼具，就形成一个人的主要特质，壳牌把它称为一个人的“直升机素质”，既能从宏观的角度鸟瞰事情和问题，又能确认关键细节，调整焦距对症下药。他们有一组评估人员，其中至少两位必须认识所有接受评估的人选，再共同按“直升机素质”给能力不相上下的执行级人员准确排名。我试行这套系统后，发现它是个实际可靠的方法，于是就从1983年起在公共服务部门正式推行，淘汰了原来沿用的那套英国系统。
某些人察言观色、看人用人的本领，与生俱来比别人强，能成为绝佳的人才评估人员。公共服务委员会在1975到1988年间，就有位非常杰出的主席陈德水。从来没有一个被他招募或提升的人才出卖了他的眼光。他智商之高毋庸置疑，这却同他看人用人的能力扯不上关系。这种本领还有赖于人脑中一个截然不同的部位的运作，它能透视掩藏在一个人脸部表情、声音和身势语言后面的品格。另一位有这个本领的人是林金山。他过去参加过内阁的遴选行动党竞选候选人的所有评估团，每一次的遴选工作，我都指定要他参加。他凭直觉多于理性分析，却往往准确无误。吴庆瑞就跟林金山恰恰相反。他非常理性，却少了透视人心的能力。每一回提携了某位官员或者某位得力助手，他总是兴奋难捺地夸赞这个人素质卓越，凭借的却只是对方提呈的辉煌的书面记录。然后不出一年半载，他又得开始找人替代。他就是怎么也看不穿一个人的品格。心理学家把这种能力称为社会智商，或者情绪智商。我要引进新血的计划并非毫无压力。数位老同僚对这种自哦更新的速度表示关注。杜进才要我别再老提老将们年老力衰，因为事实上他们并没老得这么快，一再提起使他们泄气。我不苟同这种看法。我们的干劲已经减退，全都老态毕露，我和杜进才怕不例外。内阁开会时，他总要把一架电子暖气机藏在桌子下，给双腿保暖。我从镜子里看自己，过去那种凡事都要亲自查个究竟，以及使用不尽的热忱和冲劲早已不复存在。我越来越依赖报道、照片和录像。杜进才和另外几名老将，要求新的领导层也必须走我们当年的老路，从党支部的积极分子当中选拔，而不是通过猎人头和直接招募让他们进入政坛。吴庆瑞、拉贾拉南、林金山、韩瑞生则不认为领导班子还有多少机会通过老方法自我更新。1980年12月大选，我决定向所有老将们发出明确的信息，领导层自我更新的过程势在必行，至于速度，就得取决于新议员如何在当选后证明自己的能力。大选过后，我把社进才排除在新内阁名单之外。我担心如果让他留下来，会使好些老一代同僚在他周围汇合成卜股势力，拖慢领导层自我更新的步伐。我能感觉到王邦文也跟杜进才一样感到不快，还有好几位老一辈的政务部长和次长，如李炯才、祁摄治、陈志成、曹焕英也如此。我必须放弃杜进才，以避免任何领导层的分裂。同他们共事了那么多年，这么做确实叫人心痛。我们能有今日的成就，老同僚厥功至伟，但是如何确保新加坡能够继续托付给能干、诚实和愿意献身的人才，是我们眼下共同的责任。老同僚都历经鼎盛时期，可惜岁月不饶人，我们都已步入暮年了。
新议员都受过高深的教育，年轻有为，他们获颁奖学金到本地和海外的知名大学深造，人党三四年就担当要职。老将们对年轻一代在从政道路上平步青云不能认同，他们认为应该让年轻一代多做、多学、多等。但是我深信有才干的年轻人等不了。他们要么就做出一番成绩，要么就另谋高就。
杜进才尤其耿耿于怀。我主动提出委任他为驻伦敦最高专员，他却为女儿的教育不愿离开新加坡。后来他在一家公司觅得一职，并在国会中多留了两个任期，时不时爱跟我和行动党唱反调，称不上对党不忠，却足以造成尴尬的局面。我实在不愿意当众让他下不了台。
淘汰了杜进才，我告诉王邦文，愿意让他担任多一届的部长，但是绝不容许领导层自我更新的进程受到任何的阻挠。他明白我的意思，大家终究没撕破脸皮。1984年12月在他退休时，我写了封信给他，肯定了他从1959到1984年来的贡献。我在信中补充说：“我也感激你鼎力协助党遴选新候选人来接替领导的班子，只是你始终有所保留。你曾经指出，路遥才能知马力，一个人的潜在缺憾也惟有在危机时刻才会凸显。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对领导层迅速自我更新的过程给老议员的士气带来的打击，你跟进才一样深感不安。自我更新以哪一种方法和什么速度来进行，我都必须负起全责，当然，吴庆瑞和拉贾拉南的支持给了我信心。由更年轻的部长和议员组成的班子，如今占了内阁和国会中的绝大多数，我们没有回头路了。我深信年轻领袖们都能胜任愉快，但是万一失败了，我必须承担责任，庆瑞和拉贾拉南也0会共同承担这个责任。”老部长纷纷卸任，最让我深感遗憾的是吴庆瑞。1984年年中，他告诉我他决定在任期结束时退下，不再参加下届大选。他吃个人的原因，觉得自己做够了，是走的时候了。退出内阁之后好几年，他仍继续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担任副主席，做出宝贵的贡献。他也一手成立了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处理国家的积蓄和储备。老将们花了好一段时间才逐渐接受内阁需要新血的事实，却总还有几位不甘心看着新人跃升到自己头上。我能体谅他们的感受。例如邓摄治早在50年代行动党发发可危之际，已是党内的忠诚于部。1963年他当选议员，并于1981到1985年间担任政务部长。但是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不能更上层楼，主观地认为是因为自己少了一纸大学文凭。其他老将如政务部长庄日昆和政务次长何家良则接受和支持新部长，同新部长合作无间，他们两人都是南洋大学毕业生。换班伤感情，但是实属必要。我没有其他选择，不管我个人有怎样的感受。1980年党大会过后，我提升了六名年轻的政务部长为部长，也借这个机会再引进更多新秀。我让具备部长潜质的人选担任政务部长，接受考验。除了“直升机素质”之外，他们也必须具备政治的敏感以及同基层领袖融洽相处的个性。具备这些额外素质的人后来成为内阁部长。
要物色一名适合的内阁人选，我和同僚得面试十多名候选人。要判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政治领袖，其实并不容易，人才耗损率相当高。因为纵有再多的心理测验，我们始终难以准确无误地评估候选人的人格、情绪和动机。要取得成功，候选人、他的伴侣和家庭，都必须准备牺牲个人的隐私，牺牲许多个人的时间来照顾选区，出席官方宴会，接受一份不比外头丰厚的收人。参政当部长其实早已不再是个深具吸引力的机会了。更何况，候选人最终必须具备一个附加条件：能够亲民，并有能力争取人民支持自己推行的政策。
1988年，我决定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以总理的身分领导党参加竞选。大选获胜后，我要年轻的部长们自己决定拥护谁来当总理。我告诉他们，当初我协助挑选他们进入国会，接着委任他们为部长，我要未来的总理接班人选获得同辈同僚们的支持。
年轻的部长们最后决定推举吴作栋作为他们的领袖。不是天生的政治家吴作栋不是个天生的政治家。他身材高大，举动不够灵活，说英语难脱浓浓的福建口音。1976年刚当选议员的时候，他显得腼腆，不善于在公共场合讲话。
他能干，有抱负，有干劲，喜欢接近民众。我把他引进内阁后不久，劝他努力改善自己的英语会话水平。我们请来了一位英国妇女给他和几位年轻部长上课，指导他们说自然流利的英语。我怕己有过学习华语和福建话的经验，知道要改变自小养成的语言习惯并不容易。我跟他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验，告诉他我怎么长年累月地利用工作之间的空档，通过补习老师，提高华语和福健话的流利程度。我那几位比较年长的语文老师给吴作栋介绍了华文教师，他专心致志，锲而不舍。下过一番苦功之后，吴作栋逐渐成为更有效的演说者。
1990年，跟吴作栋合作的内阁同僚包括王鼎昌、丹那巴南、陈庆炎、杨林丰、李玉全、贾古玛、胡赐道、黄根成、李显龙、姚照冻、麦马德以及杨荣文。我把一群品格才干兼具并愿意献身社会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再让他们同老部长合作几年，他们已经准备就绪。我在那年11月辞去总理的职务。
我担任总理31年了。继续连任，除了证明自己老当益壮，还能办事治国之外，丝毫没有意义。反之，如果能在退下来之后的有生之年协助接班人站稳岗位，继续争取成功，这将是我对新加坡的最后一项贡献。我不曾经受任何引退后的官瘾的困扰。吴作栋没要求搬进我在总统府附属楼宇中工作了整20年的旧办公室。那是20年前我搬离政府大厦后的办公室。他给自己选择了一间新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办公室上面。我继续通过参与内阁会议的讨论，以及同总理和其他部长举行的非正式会议，贡献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吴作栋的作风以及他跟同僚合作的方式跟我截然不同。他小心翼翼、按部就班地进行策划，一步步赢取人民对他所要实现的目标的支持。结果证明他成功了。在1997年1月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在有对手角逐的36个议席当中，总得票率由61％提高到65％，并夺回1991年失去的四个议席当中的两个。吴总理和新的领导班子如今全权指挥大局。
1998年年中的那场危机，给了吴作栋和他的班子一次重大的考验。随着邻近国家的经济体―一崩溃，新加坡币值下降，股市和房产价格猛跌了40％。新加坡的跨国企业纷纷裁员，把工厂迁移到商业成本更低的邻国去。这种情况跟1985年的经济萧条时期相似，当时我们就因为工资、费用、赋税以及其他成本比其他国家高，导致新加坡经商成本偏高。那个时候我们实施一系列缩减成本措施作为对策，包括把雇主对员工的公积金缴交率降低15个百分点，同时下调商业费用和税率。吴作栋的班子如今也制定了一套相似的计划，一方面降低税率，另一方面把雇主的公积金缴交率由20％降到10％，借此削减商业成本。裁员情况缓和下来了。到1999年年中，经济开始复苏。吴作栋和他的班子在处理危机时采取了坚定而妥善的政策，成功赢得了国际基金经理和投资者的信心。
36、我的家庭
我的弟妹们跟我特别亲密……直到今日，弟妹们还是把我这个大哥视为一家之主。我们的大家庭每年至少聚会两次。一次是在农历除夕吃团圆饭，另一次是在阳历新年。他们会到我的欧思礼路住家探望我。举几家里有什么大事，比如添了个孙子，我们都会互相通知，保持联系。
共产党人一向很重视未来领导干部的伴侣，这一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了解妻子对一个男人的可靠性和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都能起很大的作用。我的政治秘书易润堂跟他的亲密女友来往，就遭到共产党人的反对。从政治角度来看，他们认为她不适合他。易润堂不理会他们的反对，结果，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把他开除出他们的细胞组织。共产党人的观察是对的，易润堂的女友并不支持他们的事业。
我很幸运。不论后果如何，我的妻子芝，对于我的持续斗争，从来不质疑或有所犹豫。她说她对我的判断绝对有信心。对我而言，她是力量和慰藉的泉源。判断一个人，她有敏锐的直觉，我却是经过选择分析和推理之后才做决定的。凭“感觉”
来下定论的她，具有一种不寻常的本领，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笑容和友善的言语，感受对方的真正想法和立场。在评断谁不能信赖方面，她经常准确无比。不过，她却不太能解释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定论，也许是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脸部表情、微笑的样子、眼神或者是身势语言。无论如何，只要她对别人的看法有所保留，我都会认真对待。早在1962年我跟东姑会谈加入马来西亚的问题时，她就对我们是否能跟东姑、敦拉扎克和其他的巫统和马华公会领袖合作有所保留。她对我说，他们不论在脾气、性格或社交习惯上都很不同，她不以为人民行动党的部长们能跟他们合得来。
我告诉她，我们不管怎样，都得同他们合作，这是客观的需要。要建立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合并，把基础扩大。短短3年内，1965年，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准确无误。
我们跟他们格格不人，结果他们叫我们脱离马来西亚。
在同外国领袖的夫人会面后，她都会告诉我她的看法。通过观察这些夫人的言行举止以及她们跟她说话交流的态度，她可以看出她们的丈夫态度是否友善。虽然我从来都不会把她的看法当做定论，却会重视这些意见。她为我省却了很多时间和烦琐的工作，替我修改我口述的演讲草稿以及我在国会和访问中讲话的文字记录。
由于她很熟悉我的用词，所以速记员抓不到的字眼，她也猜得出。不过，我刻意不跟她讨论制订政策的事情。她对那些具有敏感性的记录或传真文件的态度也是严谨的，避而不看。
她有自己的法律专业，如果有必要的话，她照顾得了自己甚至能够一手把孩子带大。这使我无须挂虑他们的将来。他们让我感到快乐和满足。在她的调教下，孩子们品行端正，虽然是总理的孩子，却从来没有仗势欺人。她的办公室在马六甲街，离我们在欧思礼路的住家只不过是7分钟的车程。她几乎从来不同客户共进“商业午餐”，而是回家跟孩子一起吃午餐，跟他们保持接触。在办公时间里，她有可靠的“黑白”广东老女佣（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她们都穿白衣黑裤）看顾孩子们。
每当孩子们特别顽皮或不听话时，芝会动用藤条。我从不体罚他们，严厉的责备已足以收效。我的父亲喜欢动粗，所以我一直都反对使用暴力。1959年我出任总理时，就决定不要在总统府范围内的斯里淡马锡，也就是我的官邸里生活。孩子们年纪都还小，我们不想让他们在有管家和清洁工人服务的舒适环境中成长，以致对这个世界和他们在社会上的位置产生不实际的想法。看着他们一天一天地成长，我不时提醒自己，必须为我们的孩子营造一个安全和有益身心的生活环境。
他们三个，显龙（1952年出生）、玮玲（1955年出生）和显扬（1957年出生）
都在华校受教育，先是南洋幼稚园，然后在南洋小学读了六年。两个儿子先后在公教中学和国家初级学院求学。玲玲则继续升上南洋女子中学，之后到莱佛士书院读高中。他们的学业成绩很相近，科学和数学成绩优异，华文中等，画画、歌唱、音乐和手工都不好。我们老早就表明立场，他们也晓得必须靠自己争取成功。三人都获颁总统奖学金，这个奖项是颁给每年五到十个表现最佳的水准考生的。两个儿子也获得了新加坡武装部队奖学金。作为这份奖学金的得主，他们在大学放长假时，必须接受军训，毕业后还得为武装部队至少服务八年。我和芝从没鼓励他们念法律，我们让他们自己确定本身的强项和兴趣。显龙喜欢数学，打算在大学修读这一科，却相当肯定不要把它当做事业来发展。于是，他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修读数学，花两年时间（一般需要三年）考获数学一等荣誉学位，之后还考到优等星级电脑科学专业文凭。他在俄克拉何马州西尔堡接受野战炮训练，过后在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的指挥与参谋学院受训一年，再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修读了一年的公共行政。显扬心属工程。在他哥哥远赴英国五年后，他没被哥哥的学业成绩所吓倒，同样进入了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还考获双料工程一等荣誉学位。之后，他到诺克斯堡接受装甲训练，接着在英国坎伯利接受参谋与指挥训练，再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修读一年的商业行政课程。
玮玲很喜欢狗，一直都希望能当兽医。芝向她形容一个在新加坡当兽医的朋友的工作情况：在屠宰场检查将被宰杀和宰杀好的猪，确保它们适合人们食用。讳玲终于改变初衷。当她获颁总统奖学金时，她选择在新加坡大学攻读医科，考获荣誉学位，是同届毕业生当中最优秀的一个。她的专科是儿科神经病学，被委派到马萨诸塞综合医院实习三年，之后在多伦多儿童医院待了一年。显龙一向对政府和国家大事深感兴趣。当他还是11岁的小伴生时，他就陪着我在加入马来西亚之前的几个月到选区访问，争取人民的支持。1964年种族暴乱发生时，他已经12岁了，所以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惊慌和骚乱的情形。有一次紧急戒严，他被困在位于奎因街的公教中学校园内，心中着急，不知道怎么回家。幸好家里的司机够冷静，驾着我父亲的莫里斯牌小汽车，在交通混乱中把他载回家。显龙从5岁起就开始学马来文，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之后，就开始学看爪威文，也就是以阿拉伯字母书写的马来文。
为了练习，他看巫统出版的爪威文报章《马来前锋报》，这份报纸经常毫无根据地指责人民行动党和我是种族主义者。政治是他课外教育的一部分。
自剑桥求学时代开始，他已决定参与建设新加坡的决策过程，也愿意进入政坛。
在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后，三一学院的导师就力劝他重新考虑是否要回国为新加坡武装部队服务。显龙的表现异常出色，导师希望他能够留在剑桥发展数学事业。
新加坡牛津与剑桥学会的会长把1974年最杰出新加坡学生奖颁给显龙时，曾提到三一学院的另一位导师所写的一封信，信中说显龙“比排第二名的一等考生取得多50％的A 等分数”，而“在剑桥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历史上，并不曾有过最特出学生和第二名考生的成绩有这样差距的记录”。后来，我在他的毕业礼上碰到这位导师，他告诉我显龙在1972年8月写了一封最理智、透彻和经过深思熟虑的信给他说，不论在数学方面有多好的表现，自己都不会往这个领域发展。稍后，我要求这位导师把那封信的副本给我。内容如下：“现在，让我说明我不要成为专业数学家的原因。不论以后做什么工作，我留在新加坡是绝对必要的。这不单是因为我的特别身分，如果‘人才外流’，将严重打击新加坡的士气，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属于新加坡，我也要留在新加坡……而且，对于世界变成什么样或者国家往什么方向发展，数学家所能做的实在有和人民行动党助理秘书长吴作栋，邀请他在19M 年12月的大选冲角逐国会议席。显龙当时是新加坡武装部队参谋部的上校。身为他的部长，吴作栋认为他有很大的政治潜能，显龙却担心自己身为鳏夫，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又没再婚，参与政治将使他更少有时间处理家庭的事务。他跟我和芝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告诉他，要是他不参加来届大选，那就得等上四五年才有机会从政。一年年地过去，要适应政治生涯将会越来越难，尤其是学习如何在选区和工会跟人民合作。
最关键之处是，他须能深切了解人民的感受，能向他们表达他的想法，并能使他们支持他。显龙决定离开武装部队，在12月的大选中竞选。当年他32岁。他高票中选，是得票率最高的候选人之一。
政治上一大考验我委任显龙担任贸易与工业部的政务部长。那时是1985年，我们刚陷入经济严重不景气的境况，他的部长立即委任他领导一个由企业界人士组成的经济检讨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建议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减低商业成本和加强竞争力。对显龙和其他部长来说，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考验。1990年11月，我卸下总理的职务，显龙获总理吴作栋委任为副总理。
很多批评我的人说这是任人唯亲，他们说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所以得到过分的器重。这跟事实正好相反。1989年，也就是我辞去总理一职的前一年，我在党大会上说过，要是显龙接替我，这对新加坡或对他本人来说都不是好事。我不要让人们把他看做我的接班人，他应该凭自己的实力坐上那个位子。他还年轻，由另一个人来继承我的职位当总理会更理想。如果将来显龙表现称职当上总理，到时大家都会很清楚他靠的是自己的政绩。
接下来几年，吴作栋一直忍受着外国批评者的嘲笑，他们说他是为显龙暖席。
然而随着1997年吴作栋赢得第二次大选，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那些椰榆都停止了。
在协助吴作栋的时候，显龙也以自己的能力奠定了政治领袖的地位：在处理政府各方面的问题时证明自己是个果断、高效的多面手。不论是什么部门，几乎每一个艰难或棘手的问题他都会注意并加以解决。部长、国会议员和高级公务员们都知道这一点。其实，我大可再留任几年，等他取得成为国家领袖的足够支持时才卸任。
但是我没这么做。
1992年10月，我和芝到约翰内斯堡去。当我在一个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显龙从新加坡给我们打来长途电话。我赶紧回电，担心有坏消息。结果，消息令人震惊。
他的结肠长了息肉，医生化验后证实是癌性淋巴肿瘤。接着传来的消息让我们稍微放心。显龙患的是中期淋巴肿瘤，化疗通常会有很好的效果。于是，显龙接受三个月的密集化疗，癌细胞完全清除了，病情得到缓解。专家说，只要淋巴肿瘤五年内不再复发，那就算完全痊愈。我们焦虑地等着五个年头的流逝。1997年10月来了，又走了，没有不幸的事情发生。显龙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危机。
1985年12月，显龙跟在国防部担任工程师的何晶结婚。她在1972年获颁总统奖学金，随后在新加坡大学考获工程一等荣誉学位。目前她在政联公司新加坡科技担任总裁。这是美满的婚姻，他们生下两个儿子，何品也把显龙的另外两个孩子视如己出。显扬的妻子林学芬是新加坡人，在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念法律，也考获一等荣誉学位。他们育有三个儿子。在武装部队服务15年后，显扬被外调到新加坡电信公司。他的常任秘书曾要求他加入公共服务部门担任行政官，因为他极有可能在不久后升任常任秘书，也有成为公务员首长的潜能。他比较喜欢企业界的挑战，所以选择加入新电信。后来他升任总裁，又有评论指我任人唯亲。如果他升职是因为我的关系，那么对他本人和对我所建立起来的任人唯贤制度而言，真是彻底的失败。他的表现如何，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官员和他的同事会更清楚，基金经理也一样清楚。
新电信的股价并没下跌。几年下来，跟主要国际电信公司的主席和总裁接触过后，一切有关他依靠裙带关系的言论全消失了。
1983年，在我提出大学毕业女生没结婚的课题的许多年前，孩子们还在求学时，我和芝就告诉他们，在他们结婚之后，如能看到孩子的智力同父母“样，那么，他们一定会感到很幸福。后来，他们选择的配偶都跟自己旗鼓相当。
玮玲选择当神经病学科医生，在陈笃生医院全国脑神经学院担任副主管（临床服务），她跟许多同辈的大学毕业女生一样依然未婚。亚洲家庭的未婚子女都跟父母同住，玮玲也不例外。她经常到国外出席神经病学科会议，忙于进行关于癫病症和孩童学习障碍的研究工作。我们始终保持密切的家庭关系。他们星期日回来吃午餐。小男孩们片刻都停不下来，在客厅里喧闹捣乱。多数人都很疼爱他们的孙子，结果也宠坏他们。我们也很喜爱孙儿们，但却觉得他们的父母过于放纵他们。也许我们对孩子的管教是严厉了一些。不过这却对他们有好处。我的三个弟弟金耀、添耀、祥耀，妹妹金满和我本人，有个坚强、足智多谋和意志坚定的母亲而深受其惠。
她尽其所能，确保哦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发挥各自的才能。金耀跟我一样在剑桥大学的菲茨威廉学院修读法律。后来，我们跟芝一起合伙开设李及李律师楼。一年后，莱佛士学院和剑桥的老朋友埃迪。巴克加入哦们的公司。添耀成了股票经纪。
祥耀到菲茨威廉学院去念医科，回国后自设诊所，相当成功。金满早婚。当家中碰到麻烦，比如显龙在1982年失去他的妻子名扬，以及在1992年患上癌症时，弟妹们都会在我们身旁给予多方面的扶持和帮助。我的弟妹们跟我特别亲密。我不但是大哥，也协助母亲做出重要的决定。父亲生性吊儿郎当，早在我还是少年时，母亲就认定我是代替父亲的一家之主。直到今日，弟妹们还是把我这个大哥视为一家之主。
我们的大家庭每年至少聚会两次，一次是在农历除夕吃团圆饭，另一次是在阳历新年。
他们会到我的欧思礼路住家探望我。举凡家里有什么大事，比如添了个孙子，我们都会互相通知，保持联系。如今，我们都六七十岁了。每当有人生病，医生都会通过检查，确定其他人没被类似的病痛折磨，因为我们体内都有父母的基因。我们五人当中，三人已年过七旬，超出了《圣经》所说的人寿之期，我们都感到很欣慰。，也协助母亲做出重要的决定。父亲生性吊儿郎当，早在我还是少年时，母亲就认定我是代替父亲的一家之主。直到今日，弟妹们还是把我这个大哥视为一家之主。我们的大家庭每年至少聚会两次，一次是在农历除夕吃团圆饭，另一次是在阳历新年。他们会到我的欧思礼路住家探望我。举凡家里有什么大事，比如添了个孙子，我们都会互相通知，保持联系。如今，我们都六七十岁了。每当有人生病，医生都会通过检查，确定其他人没被类似的病痛折磨，因为我们体内都有父母的基因。
我们五人当中，三人已年过七旬，超出了《圣经》所说的人寿之期，我们都感到很欣慰。
37、后记
我很幸运，因为我有一组能力很强的部长，而且大家有共同的理想。他们都很能干，决心要实现共同的目标。核心成员在一起工作了20多年，吴庆瑞、拉贾拉南、韩瑞生和林金山都非常杰出。他们都比我年长，而且有话直说，不怕冒犯我，尤其是当我犯错时，他们更是直言不讳。他们帮我保持客观和平衡，使我避免了因长时间担任领导角色而变得妄自尊大。
还记得六岁时，有一次坐着牛车到祖父的橡胶园去。牛车的木轮裹着一层金属皮，没有弹簧或避震器，经过一段黄泥路，一路上颠簸得厉害。50年后，J997年，我从伦敦乘坐超音速客机到纽约只需三个小时。科技改变了我的世界。
过去50年政治动荡剧变，期间我就唱过四首国歌：英国的《天佑吾王》、日本的《君之代》、马来西亚的《我的国家》，最后是《前进吧，新加坡》。外国军队来来去去，包括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还有带着台湾人和朝鲜族辅助部队的日本人。战后，英国人回到新加坡，同叛乱的共产党人斗争。之后新加坡独立了。
接着印尼跟马来西亚展开对抗，我也被卷人政治变革的大洪流中。
如果我和我的同僚在1954年11月成立人民行动党的时候，早料到将面对许多风险，我们还会不会继续上路？要是我们知道前方的路途是如此崎岖不平，困难重重，我们就不会在50年代怀着满腔热忱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政坛。当时我们可以感觉到，新马两地的华人对中国的成功都深以为荣。我们这一小群受英文教育的殖民地资产阶级分子，没有跟占多数的讲方言的华人沟通的能力，却在50年代不顾后果地投入洪流。我们怎么可能跟马来亚共产党较量，争一日之长短？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想到这些。我们一心只想着要赶走英国人。
我们勇往直前，无视眼前的危险。心底的欲望强于理智的压抑，一旦陷入其中，我们就被吸进更深的斗争旋涡里。跟共产党人的斗争比我们所预料的还来得早。我们得应付共产党公开战线的工人、学生和文化团体，地下武装力量是他们的后盾。
1963年，我们跟马来亚合并成马来西亚，解决了共产党人引起的问题，之后却发现，巫统（注：原文如此）马来领导层中的马来极端分子要建立的，是个由马来人支配的社会。种族暴乱和无休止的冲突接踵而来，最终我们只好在1965年分家独立。我们随即面对印尼的对抗。1966年对抗结束后，英国人在1968年宣布要把他们的军队撤走。我们克服了一个困难，紧接着就碰到更叫人心寒的难题。好多时候，前途看来是无望的了。
作为刚掌政的新手，我们就吸取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我们从没停止从实践中学习，因为，时局不断在改变，我们需要根据变化调整我们的政策。对我有利的条件是，我的几位部长吴庆瑞。拉贾拉南、韩瑞生都博览群书，会被新思想所吸引却不被迷惑。我们互相交换自己看过的有趣的书籍和文章。起步时，我们都很无知单纯，幸好我们处事谨慎，经常质疑，并对新概念进行实验后才加以推行，以免惹来麻烦。
命运就在彼此手中我们的同志情谊就是在这种紧张的压力下建立起来的。面对接踵而来的危机，我们的命运就在彼此手中。我们必须互相信任，了解彼此的强处和弱点，并把它们列为考虑的因素。我们办事不采取先试探民意的做法。为了让新加坡成为一个非共、非种族主义而且能够独立生存的社会，我们的做法是实行必要的政策，并争取人民支持这些政策。
我很幸运，因为我有一组能力很强的部长，而且大家有共同的理想。他们都很能干，决心要实现共同的目标。核心成员在一起工作了20多年，吴庆瑞、拉贾拉南、韩瑞生和林金山都非常杰出。他们都比我年长，而且有话直说，不怕冒犯我，尤其是当我犯错时，他们更是直言不讳。他们帮我保持客观和平衡，使我避免了因长时间担任领导角色而变得妄自尊大。我的班子还包括杜进才、王邦文、埃迪。巴克、杨玉粼、肯尼。贝恩和奥斯曼，他们个个都是有才能的正人君子，都献身于同一事业。1959年开始执政时，对于如何管理政府，如何解决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只略知皮毛。我们所有的是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把一个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社会改变得美好。要实现这个理想，我们必须赢得政权，之后，还得确保人民会支持我们，让我们能把未完成的工作做完。我选出有才干的人，安排他们担任领导的职位，如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管理一个廉洁和有效率的制度，并能体恤人民的需要。我们一方面要工人继续支持我们，但是同时也需要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他们投下资本，传授知识和管理技巧以及开拓海外市场，使得我们在没有马来西亚这个传统腹地的情况下仍能活命生存。我们边工作边学习，而且很快就上手。如果说我们的成功有秘诀，那应该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好或做得更好。我一向都不会为理论所困，理性判断和现实情况才是我的照明灯。我测试一个理论或计划的方法是：它是否行得通。这是我执政这些年来一以贯之的原则。要是发现一个理论或计划行不通或者效果不理想，我不会再浪费时间或资源。我几乎不曾重犯同样的错误，也常吸取别人犯错的教训。执政初期，我很快就发觉我的政府所碰到的困难，其实甚少是其他政府未曾碰到过或未曾解决了的。所以，我养成习惯，一定要去找曾经碰到类似问题的政府，了解他们碰到问题是怎么应付和解决的。不论是建造新机场或是改变我们的教学方法，我都会先派遣一组官员到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访问考察。
我总喜欢借鉴和参考别人的经验。
我们的运气相当好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运气相当好，我们采取的一些高风险政策和行动，并没使新加坡受到更大的伤害。首先，我们得跟共产党人组成统一战线，在此期间，我们极可能像战后波兰和捷克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被吞噬。接着，我们天真地以为，单靠选民数目平衡的力量就可以逐步促成一个不那么强调种族主义的马来亚社会。时间证明了共同的经济利益也左右不了种族效忠。后来，由于经济前景暗淡，我批准一家炼油公司在发巴港码头旁边设厂，这等于是在我们主要的经济资产旁边放一条危险的导火线。我们本要在1965年就推行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全国教育政策，但是50年代的华校中学生暴乱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我们迟至1978年才这么做。许多华校生在经济上的出路因此受影响。
我也学会不理那些专家和有几分像但实际上不是专家的人，尤其是那些钻研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者的批评和意见。他们总有一套自己喜欢的理论，认为社会应该根据他们理想中的模式发展，尤其是在消除贫困和扩大福利方面。我总会尝试做到凡事正确，但却不是政治上正确。驻新加坡的外国通讯员代表着西方媒体的观点，他们竭力宣扬自己的看法，批评我的政策，目的在于影响选民和政府。还好我们的人民跟政府一样讲求实际。
如果我继续当律师，没从政，我会不会跟现在截然不同？我想我的工作经验不会比现在丰富，视野肯定会比较狭窄。从政就必须触及整个人类社会的问题。有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新加坡也许很小，可不论是在国内或国际上，我们的需求跟任何其他大国没什么两样。我所负责的工作，让我对人类社会有广泛的认识，也让我懂得放眼世界，这是一名律师所不可能具有的。
我也绝对不容许自己忘记新加坡在东南亚的特殊处境。我们的生存之道是，必须比本区域的其他国家更有条理、更有效率和更具竞争力，否则我们根本没条件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枢纽。凡事在经过全面的分析和争论后，最终我总是以什么在新加坡行得通这样的直觉来下判断。我说服人民把英国人赶走然后加入马来亚，结果却是被赶出马来西亚。从此以后，确保新加坡成功并为人民创造美好的未来，就成了我们的责任。
一组团结和有决心的领袖获得讲求实际而且刻苦的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所以我们成功了。时常有人问我，1965年独立时，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是30亿新元，我可曾预料到以1965年的币值计算，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会增加到460亿新元，相当于1965年的15倍；而且，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7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排名第八？对于这样的问题，我的答案是我从来没想过。我怎么可能预见到科学和科技，特别是在交通、电信和生产方式方面会把世界缩小呢？
新加坡进步的故事反映了工业国的进步、发明、科技、企业精神和进取心。它是人类为增加财富和改善生活而开拓新领域的故事的一部分。1819年，东印度公司的史丹福。莱佛士发现了一个大约只有120个渔民的小岛，之后把它发展成一个从印度走水路到中国必经的商业中心。国际贸易促使这个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商业中心蓬勃发展。随着轮船取代帆船，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交通量增加许多，新加坡的经济也日益增长。
日本占领时期（1942――1945年），战争严重影响航运，航道也被封锁，贸易骤然下降，粮食和医药用品短缺，百万人口中有半数逃到马来半岛和廖内群岛。留下来的人大多数都吃不饱。后来，联军在1945年8月取得胜利，航运恢复正常，粮食、药品和其他日常用品的供应也相应恢复，之前离开的人们也回来了。贸易和投资使经济复苏。
每当一种科技有所突破，新加坡也跟着改进，比如集装箱运、航空和空运、卫星通信和洲际光导纤维。未来50年，科技革新将带来巨大的改变。资讯科技、电脑和通信以及它们的广大用途，微生物学、基因疗法、克隆和器官复制的革命性发展，都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新加坡人必须能够快捷地采撷这些新发明为己所用，这样才有办法在传播它们的用处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
通过跟外国人接触，新加坡人学得很快。我们派比较聪明的学生到发达国家去深造，起初是由这些国家颁发奖学金，后来由新加坡政府颁发。我们也发觉，这些先进社会因为实行没有节制的社会和福利政策而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别人付出了代价，我从中吸取教训。我接触过许多能干的外国领袖，他们成了我的良师益友，让我对这个世界有更深人的了解。
物色一组人来接替我和我的同僚，其困难的程度跟把独立后的新加坡发展起来几乎不相上下。第二代领导人给政府注人一股清新的活力和热忱。这批新领导人的经验和思想跟年轻一代的国人比较接近，能领导新加坡迈入新千年。看着他们逐步建立自信，迈步前进，我感到无限安慰。
新加坡会有怎样的前途？城市国家的生存记录一向都不怎么好。希腊城邦国家已经不存在，它们大多并未消失，而是被腹地吸纳成为更大的实体。雅典城邦也不见了，但是雅典城市作为希腊的一部分仍然存在，帕台农神庙则是过去雅典人成就的见证。其他大国的好些城市都遭到洗劫和破坏，它们的人民不是被灭绝就是被驱散，不过由于国家继续存在，新的市民把城市重建起来并且在那里生活。新加坡这个独立的城市国家是否会消失？新加坡岛本身不会。可是，作为能走自己的路，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的主权国却可能会消失。
莱佛士在180年前建立现代的新加坡，但是，在1965年以前的146年里，这个小岛却只是英国统治者的一个前哨。它因为对世界有用而繁荣兴旺。新加坡是全球大都会网络的一部分，先进国家的成功企业都已在这些城市设立业务。新加坡要维持独立国家的地位，需要一个势力均衡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小国才有生存的空间，不会让较大的国家征服或并吞。
亚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有赖于美国、日本和中国三角关系的稳定。中日两国有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冲突，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为日本侵占过中国的历史所影响。日本人同美国人之间有较多的共同利益。美国跟日本之间以及它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取得平衡，将为东亚其他国家的关系设定一个整体架构。要是整体能有个平衡，本区域的前景将会很不错，新加坡也能继续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
50年代我开始我的政治生涯时，并不知道我们会属于冷战后胜利的一方，也没想到新加坡会因稳定和积极办企业，加上跟西方联系，而能享受到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我们经历了巨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化。从1965年独立到1971年英军撤退，是最艰难的时期。直到英军主要单位都撤走了，却没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时，我才觉得我们没那么脆弱。
未来充满希望，也充满变数。工业社会正在让位给知识社会，新的分野将是有知识或是没知识。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使自己成为知识世界的一员。过去叨年，我们成功，但并不表示今后也会一帆风顺。不过，只要我们坚持那些使我们进步的基本原则，失败的可能性便大大减少。这些原则包括通过分享成果维系社会和谐、人人机会均等、唯才是用。尤其是政府领袖，必须由最能干的男女担任。
李光耀纪事年表
1923年9月16日在新加坡甘榜爪哇路92号家中出生。
1936――1939年佛士书院和莱佛士学院求学。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
1942－1945年日本统治新加坡。
1946－1950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在伦敦获得执业律师资格。
1948年6月马来亚和新加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马来亚共产党转人地下。
1950年8月由英国返回新加坡。
1950年9月同柯玉芝结婚。
1950－1959年执业当律师，出任多个工会的法律顾问。
1952年长子显龙出世。
1954年11月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当选秘书长。
1955年女儿玮玲出世。
1955年4月在根据林德宪制举行的大选中，当选进入新加坡立法议院，成为反对党领袖（人民行动党赢得三个议席）。
1956年5月参加由首席部长马绍尔率领的首个各政党宪制代表团到伦敦进行争取自治的谈判。谈判失败，马绍尔辞职，林有福接任首席部长。
1956年10月劳工阵线政府肃清和拘留共产党统一战线领袖。林清祥、方水双和德万。奈尔等被捕。
1957年次子显扬出世。
1957年3月参加由林有福率领的第二个各政党宪制代表团到伦敦谈判，达成自治协议。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邦独立。
1957年12月人民行动党参加市议会选举，赢得13个议席。
1958年3月同共产党地下组织领袖方壮壁（马共全权代表）进行第一次秘密会谈。
1958年5月参加各政党宪制代表团第三次到伦敦谈判双方对成立新加坡自治邦的宪法达成协议。
1959年5月人民行动党参加在新宪制下举行的第一次自治邦议会大选，在51个议席中赢得43席。
1959年6月4日马共公开战线领袖林清祥、方水双和德万。奈尔获释。
1959年6月5日人民行动党执政。宣誓就任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总理，时年35岁。
1961年5月东姑拉赫曼呼吁马来亚、新加坡和婆罗洲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1961年8月人民行动党分裂，党内的亲共分子在李绍祖医生领导下成立社会主义阵线（社阵）。
1962年9月对是否要同马来西亚合并，进行全民投票。选民支持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
1962年11月开始下乡访问全国51个选区。
1963年2月一批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在“冷藏行动”中被拘捕。
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成员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印尼对马来西亚展开“对抗”行动。
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大选，人民行动党获胜，并在全部三个以马来人为主的选区里击败新加坡巫统。
1964年3月人民行动党派出九名候选人参加马来西亚大选，只赢得一个议席。
它同联邦政府的关系恶化。
1964年7月21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发生种族暴乱。
1964年9月发生更多种族暴乱。
1965年5月人民行动党召开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大会，宣扬“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概念。
1965年1月――7月修订马来西亚宪法的尝试失败。
1965年7月东姑拉赫曼在伦敦决定新加坡必须退出马来西亚。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
1968年领导人民行动党参加独立后第一次大选，夺得国会全部58个议席，总得票率是84.43％。本身以94.3％的得票率，第五度当选丹戎巴葛区议员，继续担任总理。到温哥华和哈佛大学进修三个月，并考察美国的总统选举，同时研究美国的社会与政治制度。
1972年领导人民行动党参加大选，夺得全部65个议席，总得票率是69.2％。本身以82.5％的得票率，第六度当选丹戎巴葛区议员，继续担任总理。
1973年把在国外演讲所得的演讲费悉数捐给教育部，以所得利息设立“总理书籍奖”，每年颁发给双语学习表现特出的学生。
50岁生日，全国职工总会出版论文集《朝向明天》作为献礼。
1976年领导人民行动党参加大选，夺得国会全部议席，总得票率是72.4％。本身以86.9％的得票率，第七度成为丹戎巴葛区议员，并连任总理。
1980年8月母亲蔡认娘女士去世。
1980年12月领导人民行动党参加大选，赢得国会全部75个议席，总得票率是75.55％。本身以76.6％的得票率，第八度当选丹戎巴葛区议员，继续担任总理。
1983年60岁生日，全国公私部门和民间团体举行宴会祝寿。
1984年第一次在大选中无对手当选，第九度担任丹戎巴葛区议员，继续担任总理。
1988年在大选中以79.4％的得票率，第十度当选丹戎巴葛区议员，第八度出任总理。
1990年11月28日吴作栋接任总理。继续留在内阁，担任内阁资政。
自1959年6月起，担任总理长达31年又5个月。
1991年参加大选，在无对手的情况下连任丹戎巴葛区议员。民间举行“全国人民向李光耀先生致敬”的盛大晚宴，有4000人出席。
1992年11月辞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职位。除了1957年一小段时间，先后担任这个职位长达38年。
1993年8月28日举行首次民选总统选举，前副总理、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王鼎昌当选，9月1日履任。
1997年连任丹戎巴葛集选区议员，续任内阁资政至今。
1997年10月父亲李进坤先生去世，享年94岁。
鸣谢
1995年陈国强开始为我的回忆录搜集资料。为了协助我，他从行政服务部被借调到新加坡报业控股。总理吴作栋同意我向政府部门和档案馆索阅有关的资料和文件。总理公署的注册官吕静卿和她的助手张桂玉、瓦伊嘉燕蒂玛拉，不遗余力地―
一找出我所需要的文件和资料。在《海峡时报》工作的方月珠和年轻的政治科学系毕业生张家想从旁协助陈国强，彻底地翻查政府保存的文件、重要会议记录、信件和其他有关的文件。其中最有用的是我在会议和对话后即时口述的记录。
陈国强很能干而且点子多。他负责协调研究人员的工作，组织资料，使我的工作方便很多。方月珠迅速而有效率地从《海峡时报》的资料室和档案馆找出有关的新闻报道和讲稿。1997年，随着工作的扩展，报业控股的华特和林清美，以及新加坡国立大俘的吴爱珍博士也加入了资料搜集小组。外交部官员潘内尔。塞尔万协助找出我跟外国领袖的交往记录。国家档案馆馆长陈罗玲例提供了许多很有用的文件和征得当事人同意让我翻阅的口述历史誊录本。国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及《海峡时报》资料室的职员，也同样热心地给予协助。《每日邮报》前通讯员约翰。迪基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尤其是什么课题会引起英国读者的兴趣。我的好友热拉尔德是新西兰前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后来出任国防部长，他也提了好些不错的建议。
《海峡时报》的新闻工作者――张业成（总编辑）、韩福光、华仁、祖雷达、黄碧云和蔡美芬提出许多修改的建议，使回忆录更加容易阅读，特别是那些对我所叙述的历史事件一无所知的读者。
《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把还未翻译成华文的初稿全部通读过。从前也在《
联合早报》工作，目前在全国职工总会任职的成汉通一遍又一遍地看过不同阶段的初稿，才敲定要译成华文的文稿。
《每日新闻》总编辑贡图尔、社会发展及体育部长阿都拉、高级政务次长再诺以及政务次长麦汀和雅国，针对所有涉及马来民族的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一直设法避免无意中伤害马来同胞的感情。
我的老朋友和旧同僚吴庆瑞、林金山、王邦文、奥斯曼、李炯才、拉欣依萨、莫里斯。贝克、沈基文、纳丹（我们的现任总统）和严崇涛，先后阅读了草稿中的有关部分，帮我确定或纠正我回忆中的事件。
纪梭（常驻联合国代表）、陈庆珠（驻美国大使）、比拉哈里（外交部副秘书）、许通美（巡回大使）和李曹国（政策研有院院长）也阅读过初稿。作为外交官、作家和学者，他们提供的宝贵意见使我更加突出了本书的重点。
时报出版社文字编辑刘诗娃对文字进行了一丝不苟的审阅、定稿。
我的三名私人助理黄莲好、卢福德和许建星勤奋地不停工作，往往到晚上还得继续进行修订、校正。他们已超出了工作的体分。对以上和其他无数无法―一提及的人，我由衷地表示感谢。本书的失误都由我个人负责。跟上册一样，我的妻子芝多次一页页地阅读，直到她认为我的文字清楚易读为止。为了让国内外华文读者也能在第一时间读到我的回忆录，我决定将华文版和英文版同时出版。由成汉通领导的一组《联合早报》的资深新闻工作者，配合俄的撰写进度，及时把英文初稿译成华文，并随时根据我的修订稿修改华文译文。吴俊刚与汪惠迪两位对华文译稿做了大量的修饰工作，务必使译文在忠于原著的同时，能让新加坡和国外的读者，尤其是中国、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等地的读者读来轻松，不致误解。我特别感谢他们。
在执行编辑白士德的协调下，文字编辑莫洁瀛与王美燕，翻译梁文宁、林琬排、陈慧霞与李慧玲，美术编辑李智松，图片编辑尹伯佳，资料研究和索引编辑韩山元与郭品芬，对他们各自所担任的工作充满热忱，力求把它做好。除了他们，我也要感谢《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周清海教授、我的新闻秘书杨云英女士，还有张清江。他们都通读了我的初稿和华文译稿，并提供意见。他们每一位都力求使这部回忆录华文版的文字、版面设计与编排达到理想的水平。
李光耀 新加坡
名人读《李光耀回忆录》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这部著作表达了所有发展中国家要从第三世界步人第一世界的抱负，能真正做得到的却不多。新加坡正是少数成功的例1子。新加坡的开国之父李光耀，亲自记录小岛独立初期的种种历程，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和关注新加坡发展的人，都有很大的启发。回忆录简明清晰，直叙的独特写法让人耳目一新，扣人心弦。”
韩国总统金大中“每一次跟李光耀先生见面。他的智慧、视野。以及对历中和社会的深刻了解，都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你是站在哪种政治立场，你都能从这部回忆录中看到一位深具政治眼光的领袖，怎样在世界政局的汹涌潮流中。把一个弹丸小国发展成繁荣兴盛的现代社会。你也能读到他对亚洲和世界的精辟见解，句句都给人深深的启发。”
泰国首相川。立派“李光耀资政是位眼光独到、才识过人的领袖，新加坡能取得今日的成就，他是厥功至伟的奠基人。身为亚洲最出色的领导人之一，他为促进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联系做了很大的贡献。《李光耀回忆录》下册，条理清晰、内容精彩，为这个区域的历史和政治局势提供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新观点、新诠释。”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李光耀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巨人。
在过去近50年里，李资政带领新加坡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和政治难关。他的远见和理念不仅影响新加坡，也将影响整个亚洲的世世代代。”
台湾“行政院前院长”郝柏村“李光耀为世界级的华人政治家，不仅创建了民主法治、繁荣安和乐利的新加坡共和国，且对亚洲华人社会（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了成功的榜样，为全球华人带来了希望与信心。”
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查事长辜振甫“从新加坡今日的成就，可以看出李光耀资政不仅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位难得的教育家。李资政深知新加坡只有人力资源，因此全力培育人才，并将大部分精英成功引进政府部门和带领他们创造出新加坡这么一个追随理想、机会平等的社会。”
新闻集团主席兼总裁特。默多克“过去四十多年，李光耀把一个贫困衰落的殖民地发展成富裕兴盛、光芒四射的现代大都会――期间充满敌意的列强始终虎视眈眈。他才识过人，聪明敏锐，是世界上一位最能直抒己见又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任何人要研究现代亚洲，都非读此书不阿。”
升阳微系统总裁斯科特。麦克尼利“在他的诸多贡献之中，李光耀最值得肯定的一大功绩就是，激励新加坡迅速引进资讯科技。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的政府机构不再以现款发薪，改用直接存储方式；学校全面电脑化，每两名学生配一台电脑；家家户户也同宽带网络连接起来。最重要的是一一他是个出色的讲故事的人。”
思科系统总裁约翰。钱伯斯“人类生命里有两个平衡要素：互联网和教育。李光耀资政身为世界领导人，深明这个道理，并善于利用互联网的力量，让新加坡在网络经济里重新定位，求存、成功。对新加坡综合同的计划，我也致以最高敬意，这个计划把宽带网络服务带到全岛的每一家每一户，为所有公民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竞赛场。李资政的回忆录扣人心弦，描述了他如何重新塑造新加坡，把资讯科技引进本国的商界、政界和家庭。”
前西德总理施密特“当我在20年前第一次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就对他留下深刻印象。我深为李光耀这个人所吸引，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他是非凡的，因为他对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动态了如指掌。他也是个英明和精细的政治家。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许多领袖都从他的智慧中获益，特别是他对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评价，以及他对自己坚信的亚洲价值观的分析与说明。”
美国前国务对舒尔茨“坦率、灵通、强有力和英明，这些评语都说明了为何全球领袖都要接触李光耀，这些字眼用来形容他美妙的回忆录也很贴切。你可以在这部回忆录中获得许多启示：如何衡量环球权势和政治的演变；如何分析错综复杂的问题以及如何领导人民。这是由一个非凡的人所写的一部震撼力十足的著作。”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李光耀让这一代每位同他交过手的美国领袖都受惠。因为他在国际事务上坚决把自己国家的未来同民主国家的命运放在一起，不是消极地、被动地，而是积极地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斗争，做出了重大的政治贡献。”
印尼前外长莫达“李光耀先生是一位有远见的人物，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作为一个目标明确和具有奉献精神的领袖，他把一个城市国家发展成一个现实中的成功故事。”
泰国前外长西迪将军“如何把危机转变成契机，区别了一个能干的领袖和普通人。《李光耀回忆录》反映了这位伟大领袖的生涯和他的憧憬，它很生动地描述了他如何把多元的移民社会，建设成繁荣昌盛的国家。每个人都可以从这部精彩的回忆录中学习到东西。我一向仰慕李光耀，现在还有他的书。”
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不管你是否同意李光耀的所有看法、判断和分析，这是一部想要了解亚洲人思想倾向的人所必读的书。李光耀本着超过40年的领导经验和卓越思维，为我们提供了精彩的历史阐述。”
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在过去超过半个世纪，李光耀不只为新加坡，也协助所有住在这个区域的人创造了历史。这部著作中的一点一滴所体现的洞察力、严肃性、信念与才智，都是我们可以从它知名的作者那里期望获得的。”
新西兰前总理隆依“李光耀拥有吸取东西方文化精髓的独特能力，客观而不盲从主流，创造了一个反映他的形象的国家，并得到了人们的崇敬。他的文风就如他的为人一般谦虚、诚恳而不夸大。”
美国前总统福特“李光耀是太平洋地区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的回忆录极富魅力与挑战性。无论是他的拥护者或反对者，都会发现这是一部好书。”
新西兰前总理博尔杰“任何想要了解新加坡和亚洲的人，都必须阅读《李光耀回忆录》。他很正确地指出‘没有一本书能教你如何建设一个国家’，但他自己的故事陈述了他如何在新加坡这个小岛上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
英国前首相卡拉汉李光耀作为漫长而多变的时代里一位成功的新加坡领导人，对亚洲和世界事务的独特判断引人深思。他的言论总是博得西方领导人聚精会神，仔细聆听。这部书正说明了这一点。“
英国前外长卡林顿“世界上大概只有李光耀和基辛格博士两位政治家，在卸下领导职务后，仍然继续受到世界各地所有政府和首长的欢迎。这说明了李光耀名声的响亮。
他的回忆录记录了这个成功人物极富戏剧性的人生经历。这是一个富有忘力的人物所经历的一段富有魅力的人生。“
英国前财长希利“李光耀是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他吸收了中华文化和英国传统中最优良的部分，然后凭着过人的才智，把政治实佣主义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这使新加坡得以成为一个值得亚洲，甚至亚洲以外国家学习的模范城市国家。
这部回忆录是一座由智慧和史料堆积而成的矿山，它等待着聪明的政治人物去挖掘。”
英国驻中国前大使、保守党“中国通”柯利达“李光耀是世界上治国者的表率。
他的回忆录讲的不只是他0个人的政治生涯，当中还有许多吸引人的故事。回忆录也记载了一个小而脆弱的岛国，如何转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国家，这些0都是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一种最明确的政治见解的写照。那陛要了解亚洲和全世界的人。
不可不读这部回忆录。”
英国《泰晤士报》前总编辑里斯。莫格“李光耀是位一手创造一个成功国家的治国者。他几乎认识每一个人，也成就了不可能成就的事业。他的回忆录就道出了真相。”
印尼前矿务与能源部长、石油输出国组织前秘书长苏布罗多“简短地说，他的个性可以用坚定、果断、高瞻远瞩来形容。她治理新加坡的方法，可作为治理任何一个社会的模范，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尤其贴切。要把国家治理好，并不代表要受欢迎；要受欢迎反而容易把治理国家的工作搞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