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工资理事会每年都根据上一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建议加薪。我知道工人一旦习惯了有较多的工资到手，他们就会反对提高雇员的公积金缴交率，因为公积金缴交率提高了，他们到手的工资就会减少。于是几乎每年我都提高公积金缴交率，却使工人拿到手的工资仍然有所增加而不是减少。这样做，工人并不觉得痛苦，这也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我们这条道路之所以走得如此顺利，是因为经济年复一年地高增长。由于政府兑现了诺言，通过让工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公平分享成果，因此劳资关系继续保持和谐。
从1955到1968年，公积金缴交率都保持不变。我逐步提高缴交率，从最初的5％直到1984年高达25％，这意味着总储蓄率相当于工资的5％，后来减到4％。对增加工人拿到手的工资，劳工部长通常最为热心，他因而促请我别把那么多钱归人公积金，我总是否决他的建议。我决心不让下一代人负担上一代人的福利开支。
1961年，河水山一场大火，使占地47英亩的非法木屋区化为废墟，大约16户人家顿时无家可归。过后我立即提出土地征用修正法案，规定任何非法木屋区发生火患后，即使木屋还在，政府也有权以无须包空的价格征购有关土地。在当时，这意味着政府所须付的仅相当于包空价格的三分之一。法案提出的时候，我说：
“让任何人从这场大火中得益，真是罪大恶极。让人们从中获利，实际上是引诱拥有非法木屋的土地的人放火。”
过后，我进一步修订法令，授权政府为公共用途征用土地。I 征用土地的赔偿标准以1973年11月3日的地价为依据。在政府利用公共资金兴建基础设施，促使经济发展和土地价值上升时，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让私人地主从土地的增值中获益。
随着新加坡发展得更加繁荣，我们不断更改赔偿标准根据的年份，从1986年1月、1992年1月到1995年1月，使它更接近市价。
购买新组屋的人数迅速增加，从1967年的大约3人增加到1996年的7万人。
在90年代，等待购屋的人当中超过半数已经拥有建屋局组屋，他们想换更大的组屋。
到IWe0年，在总共72.5万间组屋当中，只有9％是租赁单位，其余的都卖出去了，市价从最小三房式的15万元到公寓式的45万元不等。
我不时为改变建屋局政策的方向而直接进行干预。比如在1974年5月，我要求局长改善组屋的质量和设计，使新的组屋区不至于千篇一律。不久，建屋局推介了建筑上的变化，并充分利用地势、池塘等等与众不同的地形特点，以增加特色来加强新镇的独特性。
从1969年开始的头十年，新的组屋区坐落在市中心的边缘地带，包括中巴鲁、女皇镇、大巴窑和麦波申。1975年以后，我们开始在远离市区的乡村或农业地区建造新组屋。同经济发展局官员讨论后，我指示建屋局在这些组屋区内保留士地兴建工厂，以发展无污染的工业，这样一来，这些工厂便可以雇用大批住在附近的年轻妇女或孩子已经上学的家庭主妇。1971年，飞利浦在大巴窑开设第一家工厂，证明了这个概念是行得通的。现在大多数新镇都有工作环境清洁并装上冷气机的跨国公司工厂，像惠普、康柏、德州仪器、苹果电脑、摩托罗拉、希捷、日立、三菱、爱华和西门子，制造电脑外围产品和电子产品。这些工厂提供了15万多个职位，女雇员比男雇员多，她们多数住在组屋区，家庭收人因而增加一两倍。
把30年的演变压缩成几页的叙述，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简单直接。实际上，碰到的困难无数，特别是早期要把农民和其他人从无需租金，没有水电供应或现代卫生设施的木屋区，迁徙到设备齐全却需要每月付费的高楼单位。对这些人来说，不论是在个人、社交或经济方面都是痛苦的。
费劲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产生的结果不但滑稽甚至很荒谬。一些猪农因难以舍弃他们的猪只而把它们养在高楼组屋里。有的人还得哄猪上楼梯。一对育有12个孩子的夫妇，从甘榜小屋搬进旧机场路的一间全新组屋，就在厨房里养了12只鸡鸭。做母亲的还在厨房门口安装了木栅，防止鸡鸭走进客厅。12个小孩会在傍晚时分到组屋楼下的青草地寻找蚯蚓和昆虫I 来喂鸡鸭。他们就这样过了十年，直到再次搬家才不再这么做。马来人喜欢住得越靠近地面越好。他们在高楼周围种满蔬I 菜，如同从前在甘榜那样。有好长一段时间，许多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情愿爬楼梯也不搭电梯，他们并非为了做运动，而是对电梯怀有恐惧感。不用电灯而继续点煤油灯的大有人在。另一些则继续在他们地面单位的前房经营过去的生意，例如售卖香烟、糖果和日用品。大家都受到文化上的震荡。
成功也带来新的问题。眼看随着劳工成本、人口材料和土地价格的上升，组屋价格也逐年提高，等候新组屋的人开始焦急起来，希望能尽早拿到房子的钥匙。但是，再好也是有限度的。我们在1982年到1984年间犯了一个较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把兴建的组屋增加一倍。我刚在1979年委任建屋发展局局长郑章远为国家发展部长。
他向我保证可以满足更多住房的需求。结果他办到了，但是承包商对增加的工作量却穷于应付。由于施工质量较差，几年后组屋开始出现各种问题，导致居民极度不满。结果建屋局必须付出相当一笔钱来弥补，这也给住户造成不便。
我早该知道，超出能力所及的范围却仍一味迎合群众的要求，终究要付出代价。
可是在叨年代初期，我和同僚们却又犯下类似的错误。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人人都想卖掉旧组屋从中套利，然后换一间买得起的、更大的新组屋。我没有通过利用抽税减少他们的盈利来抑制需求，反而同意迎合选民增加建屋量。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因此越来越大，使得货币危机在1997年来袭时带来更大的痛苦。要是我们早些时候比如在1995年就抑制需求，情况会好得多。
为了避免在跟新镇比较之下，老旧组屋区看起来像个贫民区，1989年我向国家发展部长建议，是动用公款翻新旧组屋，使它们更接近新组屋的时候了。他同意并派遣代表团出国，考察如何在住户无须搬迁的情况下改善住房的质量。代表团在德国、法国和日本找到了可以借鉴的例子。建屋局于是推行了一个为旧组屋进行翻新的计划。在示范阶段，政府为每个单位付出5.8万元，屋主只付45元。组屋面积扩大了，例如多了一间杂用室、浴室或扩大厨房。组屋的外观和周围环境也获得改善，可以跟新一代的组屋比美。每个邻里增加的设施和私人共管公寓相近，组屋之间都有通道相连，有公共的场所让人们晚上举行集会，环境I 也美化了。翻新后的组屋价值大幅度提高。l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医疗保健。当工党政府在1947年推行国民保健服务时，我刚好在英国留学。他们相信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最好的医疗服务。这样的计划虽然合乎理想却不切实际，而且导致成本直线上升。英国的国民保健服务以失败告终。美国式的保健保险计划保费高，而且很昂贵，因为所有既浪费又奢侈的为诊断而进行的化验的费用，都由保险支付。我们必须找出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
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理想和人类的实际行为是互相抵触的，在新加坡肯定如此。
在处理政府诊疗所和医院提供免费抗生素的问题时，我第一次有这种感受。当时医生每次免费配给病人抗生素后，病人服用了两天，觉得病情没好转，就扔掉剩余的抗生素。然后，他们向私人医生求诊，自己花钱买抗生素，吃完整个疗程的药，病就痊愈了。因此，我决定医生每开一次药病人须付5角钱。这项收费，后来随着工资和通货膨胀率上升而逐渐提高。
多年来我一直努力设法防止我们的医药卫生预算失控上涨。我跟几位内阁同僚商讨我所提出的建议：把一部分公积金存款拨进一个特别户头，让病人共同承担医药费。副总理吴庆瑞支持扣除二％的公积金以供支付医药费。他同意这比一般的医药保险制度好，个人得负责自己的医药开支，可以防止人们滥用医疗服务。
杜进才是当时的卫生部长，他认为这个计划应该暂时搁置。他刚到过中国北京考察。
推行保健储蓄计划1984年我们推行保健储蓄计划，当时每个公积金“特别户头”
都已累积了一笔可观的数目。1986年，我们把每个月拨给保健储蓄户头的款额提高到工资的6％，顶额是1.5万元。这个限额定期提高。任何超出这个顶限的款额将转人会员的公积金普通户头，他们可以利用这笔钱来摊还房屋贷款或用做其他投资。
为了加强家庭凝聚力和责任感，保健储蓄户头里的存款可以用来支付会员直系亲属包括祖父母、父母、配偶和孩子的医药费。
让病人分担医药费确实能防止浪费。一个在政府医院接受l 治疗的病人所付的医药费，可以获得高达8％的津贴，看他所选择的病房类别而定。随着收人的增加，越来越少病人选择享有最高津贴的廉价病房，他们转而住进更舒适却享有较少津贴的病房。我们曾考虑实行病人支付能力测验，以断定病人所能选择的病房类别，后来因顾及不易推行而打消这个念头。反之，我们通过明显区分不同类别病房的舒适程度，鼓励人们住进他们负担得起的病房。实际上，这就是由病人来断定自己的支付能力。提高使保健储蓄存款也增加，使人们觉得他们有经济能力选择设备更好的病房。
我们允许人们利用保健储蓄缴付在私人医院就医的费用，并为不同的医疗程序设下不同的限额，这使政府医院感受到竞争的压力，因而致力于达到私人医院的服务水平。不过，病人不能利用保健储蓄来支付门诊或到私人诊疗所看病的费用。我们相信，要是人们可以利用保健储蓄而无须以常月预算款额付账，更多人就会动不动因轻微的病痛而去看医生。
1990年，我们推出一种非强制性的保险计划一e 保双全计划，以应付严重疾病的医疗费用，保险费可以从保健储蓄户头冲扣除。接着我们在1993年设立保健基金，帮助那些保健储蓄和健保双全保险已经用完，又没有其他直系亲属可以依靠的病人。
他们可以申请全免，由保健基金代付医药费。在确保人人都享有必要的医疗照顾的同时，我们并没大量地耗费资源，也没让病人须排长龙等候动手术。
我们还得解决一个普遍性的问题，那就是当一个工人年纪老到不能工作时，可以得到什么样的退休优惠或养老金。欧洲和美国的做法是，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发养老金。我们则决定每个工人都应通过公积金积累储蓄，应付老年所需。1978年起，公积金会员可以利用个人储蓄进行投资。同年早些时候，政府改组了新加坡的巴士服务，成立新加坡巴士服务有限公司并让它上市，同时允许公积金会员利用不超过5元的公积金来购买挂牌时推出的新巴股票。我要让大多数人拥有股权，让利润回流到公共交通的主要使用者，也就是工人手中。人们因此不会执意要求把巴士车费订得低廉和要求政府津贴公共交通。
那次售股计划取得成功后，我们放宽限制，允许会员利用公积金投资住宅、商业与工业房地产、信托股、单位信托和黄金。所赚的钱高于公积金利息的会员，可以从户头取出余额。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制定最低的保障，以防会员投资失败而丧失所有的储蓄。到1997年，已有15万名公积金会员投资购买证券和股票，多数是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第一级股市的“蓝筹股”。
让人民分享盈余政府在1993年让新加坡电信公司上市时。是以比市价低一半的折扣价，把大部分股票售卖给新加坡所有成年公民。过去那些年头，政府因经济稳定增长而累积了不少盈余。因此。计人民以低价购买股票，是为了让他们分享部分盈余。我们也要人民拥有一家主要的新加坡公司的股份。使新加坡人又多了一道跟围家成就息息相关的有形联系。
为了防止英国电信私营化时出现的情形在新加坡重演。也就是人们在公司上市后不久见高卖掉股票套利，我们规定只要持有人不卖出手头的股票，他们都可以在第一、第二、第四和第六年获得红股。结果，拥有新电信股票的新加坡人占劳动力的将近9％，这个比例相信是全球最高的。
当我发现人们在照顾自己拥有的住房和租赁单位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时，就深信一个人的产权感是与生俱来的。5和60年代发生暴乱时，路人也会参加，向汽车的挡风玻璃扔石头，把汽车掀翻，放火烧毁。到60年代中期，当人们拥有住房和其他资产后，发生暴乱时他们的反应大不相同。年轻人把停放在路旁的史古打抬上组屋的楼梯。这种情况加强了我的决心，我要让新加坡每个家庭都有真正的资产让他们去保护，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住房。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想法并没错。
我们选择通过让资产增值来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津贴消费。那些参加自由市场的马拉松赛跑而并未胜出的人，也会因为已经在人生的长跑中尽了力，参加竞争而获得有价值的奖品。他们要增加消费或花钱的话，可以卖掉一些资产。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很少人把自己的资产消耗掉。他们都保住甚至扩充他们的资产，只花费来自资产的收人。他们未雨绸缪，要保住资产，将来留给子孙。
1965年，公积金会员不过42万名。到1998年，会员已超过28万人，公积金存款高达85亿元，这还不包括被提出用来偿还组屋贷款、投资股票和购买私人房地产的8亿元。几乎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养老基金，他们终老后，公积金局会按照他们生前书面表明的意愿分配结余的存款，而无须经过向法庭申请的烦琐程序。
眼看英国和瑞典的福利制度使成本不断上升，我们下定决心避免推行这种消耗国家元气的制度。我们注意到70年代在很多由政府履行家长基本职责的先进社会里，人民追求成就和成功的干劲都被削弱了。福利制度也破坏了人民的自立本能，人们不需要为了家计而工作。施舍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人们的进取心和生产力都在不断下滑。人们缴税缴得太多，因而失去了争取成就的干劲，进而依赖国家照顾他们的基本需要。
我们觉得最好还是加强儒家传统，一个男人应该对家庭、父母、妻子和孩子负责。反对党和西方媒体总是不断地批评和攻击我，尤其是驻新加坡的外国通讯员。
他们抨击政府推行冷酷无情的政策，不愿意津贴消费。在选举期间，要应付反对党提出的福利诱惑是非常困难的。6和7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还不是不言自明的，它的害处需要两代人的时间才会显现，包括个人表现差、增长率停滞不前和预算赤字提高。我们需要时间让人们积累公积金储蓄，让许多人买下住房，只有做到这点，他们才不会想要把个人的储蓄纳入共同的基金，以便人人享有同样福利的“权利”，人人可以买到同样的住房，或是住进同等的病房。我确信他们宁可付出额外的努力，以便能在住房的大小和质量以及住院的舒适程度方面，满足自己的要求。幸而我在历届选举中顶得住这些批评。直到80年代，西方媒体才承认福利社会的失败。
中央公积金使新加坡变成一个不同的社会。人们有了可观的储蓄和资产，对生活的态度也改变了，他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以及对自己和家庭应负的责任。
他们没有受到“自助餐症候”的诱惑，那就是在付了健康保险费后，便千方百计地进行各种医疗消费。
为了确保储蓄足够一个人养老之用，公积金存款或以公积金存款购买的任何资产，是不能在任何抵债或索偿行动中被扣押的。公积金会员用公积金购买的建屋局组屋，债权人不能打它的主意。只有建屋局才有权以没缴清抵押贷款的期款为理由，对屋主采取法律行动。
中央公积金使工人能以自筹资金的方式获得社会保险基金。公积金使他们获得了等于任何养老金或政府津贴计划的社会保障，而同时又没把付款的责任推给下一代的工人，这是比较公平和理想的。每一代人对自己的需求负责，每个人储蓄自己的养老金。公积金和居者有其屋计划确保了政治稳定，使新加坡持续不断地发展了3多年。没有这些计划，新加坡人将像香港、台北、汉城或东京的人民一样。
在这些城市，工人工资高，却须花大钱租小房子，而且这些房子永远不会归他们所有。新加坡的选民如果也是这样，就不可能在每次选举中以大多数票一再投选人民行动党。
像公积金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要行得通，必须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水平，利率则高于通货膨胀率。人们必须有信心，相信自己的储蓄不会因通货膨胀或新元对其他货币贬值而化为乌有。换句话说，财政政策和财政预算政策健全，是中央公积金成功的先决条件。
当初如果我们不重新分配人们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竞争所创造的财富，必然会削弱新加坡社会的团结，也就是人们同舟共济的意识。东方人的阴阳象征，我想最能说明个人竞争和集体团结之间的平衡。阴代表女性，阳代表男性。社会阳性越强，竞争越激烈。以胜者为王为基础，竞争越激烈，集体团结的精神就越I 弱。阴性越强，通过津贴和福利照顾使报酬平等化，社会就越温馨，集体团结的精神就越强，可是整体表现会下跌，因为竞争能力会较差。
在我们这个亚洲社会，父母总希望子女的人生起点比自己好，比自己强。
由于几乎所有新加坡人都是移民，他们渴望自己和子女的生活能有保障。拥有资产而不是给予福利照顾，是让人民有权自行决定自己的钱应该怎么花，并负起这个责任。
当然，社会上总会有一些不负责任或能力不足的人。在新加坡，这些人占人口5％左右。对这5％的人来说，任何资产，无论是房子还是股票，都会化为乌有。
我们尽量设法不让他们最终住进收容所，而是尽可能让他们能够独立生活。更重要的是，设法拯救这些人的子女，使他们不再重复上一代那种什么都不在乎的生活方式。我们做出适当的安排，以确保只有那些十分需要援助的人才获得福利照顾。
西方人的态度却跟我们完全相反。自由主义者积极鼓励人们向政府索取津贴，丝毫不觉得羞愧，这导致国家福利费用过度增加。
新加坡采取的政策促使人民力争上游。币值稳定、预算平衡和税率低，促使投资增加，生产力提高。除了强制把工资的4％存人公积金户头以外，许多人也把钱存进邮政储蓄银行（后改称储蓄银行）。政府利用这些国内储蓄来建立基础设施，如公路、桥梁、机场、集装箱码头、发电厂、蓄水池和一个地铁系统。由于没有不必要的开支，我们得以把通货膨胀维持在低水平，也不需要对外借贷。自60年代以来，除了1985至1987年经济衰退时，财政预算每年都有盈余。政府开支平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七大工业国平均是33％。另一方面，我们的发展开支则始终比七大工业国高。
我们的目标是每年尽可能筹集足够的岁人作为运作和发展开支，同时使税收制度在国际上具备竞争力。1984年，直接税占了新加坡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二。我们一直降低个人和公司的所得税率，到1996年，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只占税收总额的一半，七大工业国是四分之三。我们从征收所得税转向征收消费税。个人的最高所得税率在1965年高达55％，1996年降到28％。4％的公司税在同时期降到26％。新加坡不征收资本收益税。消费税是3％，进口关税是.4％。
起初我们沿用英国人的社会主义哲学，向富有者征收重税而制定惩罚性的遗产税率，不过，富有者有很好的税务律师和会计师协助减轻自己的纳税负担。1984年，新加坡的遗产税从最高的6％锐减到5％至1％，视遗产价值多少而定。当富有者发现他们再也不值得逃缴遗产税之后，我们也因此征收到更多的税金。我们的非税收收人来自多方面的服务收费，目的是要抵消部分或所有由国家提供的货物和服务成本，这能防止过度使用获得津贴的公共服务，也能避免出现资源分配不当的情况。
持续的增长使局面益发稳定，稳定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制造更多的财富。幸好我们在建国初期实行了艰难的决策，才能形成l 现有的良性循环：开支少，储蓄多；福利少，投资多。过去30年因为经济增长强劲，我们累积了许多资产，人口相对年轻。
在20年之内，人口会老化，经济增长会慢下来。随着纳税人的百分比下降，个人储蓄会减少。由于老人越来越多，国家的医疗照顾开支将会大幅度上升。只要提早确保老年人有更多的保健储蓄，就能减轻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过，吸引受高深教育和技术熟练的移旧，扩大我们的人才来源，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和岁人，会是更完善的应付策略。此外，政府必须为更多社区福利团体提供财政和行政支援，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义工来推动和监督这些社区的福利事业。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义工来推动和监督这些社区的福利事业。
8、中流砥柱四十年
我和同僚们建立的政治体制能否多维持一代人，在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继续运作？
我有所怀疑……行动党能否继续主导新加坡的政坛，打着民主旗号的反对党将来会形成多大的挑战，这将取决于行动党领袖今后如何对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民不断改变的需求和意愿做出反应，以及如何在影响民主的决策过程中满足他们享有更大参与权的欲望。
1959年至今，40年来人民行动党连续十次赢得大选，始终没有变得臃肿懈怠。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批评新加坡的人相信行动党能够屹立不倒，是因为我们对付敌对者向来毫不留情。然而这样的解释未免简单化了。如果我l 们违背了同人民缔结的信约，早就被踢出局了。我们在60年代领导人民走出绝望的深渊，进人前所未有的增长与发展的时代。我们利用世界贸易与投资增长作为垫脚石，只用一代人的时间便从第三世界晋升到第一世界的水平。
在最难应付的政敌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的反对党领袖走访选区是为了试探他们在哪一区会有所作为――凭的是人们在小贩中心、咖啡店、食阁、超级市场等场所对他们做出怎样的反应，以及接不接受他们分发的传单等等。我从来不信这一套。我跟政敌之间有过许多次不愉快的交手，从中认识到了选旧的总体情绪固然重要，关键其实在于争取民众支持的机制和组织网络。当年我们到共产党人的地盘访问，结果遭当地的居民冷落。选区里的主要人物，包括工会领袖，以及零售商或小贩公会、宗乡会馆、校友会等等的理事，全被共产党干部拉拢到同一个网络中，使他们感到自己属于一支稳操胜券的队伍。碰上他们，不管我们在竞选期间付出多少心血，仍始终无法取得显著的进展。他们牢牢地控制着基层，惟一对付他们的办法是年复一年地在大选与大选之间，坚持不懈地在同一基层下苦功。
为了同亲共产党工会和协会开办的夜间进修班竞争，我们成立了人民协会，把多个宗乡会馆、商会、消闲俱乐部，以及从事艺术、业余与社交活动的团体收编为团体会员，让它们在我们设立的100多个民众联络所提供咨询与服务。这些联络所主办中英文识字班、缝纫班、烹饪班，还开班教人修理汽车、电器、收音机、电视机等等。我们同共产党一争长短，进而超越他们，借此逐渐夺回部分共产党人培养的基层。
1962至1963年间，走访各个选区时，我召集了全岛各个小村镇的活跃分子。他们是各种社团和俱乐部的地方领袖，各自组成本地区的欢迎委员会来跟我和我的一组官员讨论改善道路。安装街灯和水龙头、疏浚沟渠以消除水患等事务。访问结束后，我们拨出款项让工作小组负起后续的工作，落实这些项目。
1964年，当我们还是马来西亚的成员时，发生了种族暴乱，过后，我们成立了“亲善委员会”，以防再度出现种族关系失控的局面。委员会委员是由同一地方上不同社群的基层领袖组成的。
我以这些“欢迎”和“亲善”委员会为基础，吸收比较活跃和有潜能的委员，为联络所管委会和公民咨询委员会服务。联络所管委会主办消闲、教育和其他活动。
公民咨询委员会则利用我们提供的款项，展开改善地方设施的小规模公共工程。他们也自行筹款，为穷人提供福利金和助学金。
当时的社区领袖不愿意，甚至害怕公开跟某个政党认同，宁可跟政府站在一起。
这是殖民地时期，尤其是宣布“紧急状态”期间留下来的后遗症。当时共产党人非常活跃，谁跟那些同马共敌对竞争的政党认同，都会受到惩罚。通过成立联络所管委会、公民咨询委员会之类的半官方组织，我们动员了多个领域的长者，他们在各自的社区都是德高望重的人物。每次大选过后，他们总会跟我们的议员合作。尽管其中一些长者在大选期间保持中立，不积极助选，他们的支持和影响力却对选民产生作用。
后来，随着越来越多人搬进组屋，我成立了居民委员会，让每个委员会为六到十座组屋服务，基层领袖和居民之间因此有更密切的交流。这样，每个建屋局新镇都有一个网络，把居委会同联络所管委会、公民咨询委员会联系起来，进而同网络的神经中枢――总理公署相联结。因此，反对党领袖走访居民，往往是在获得细心管理和照顾的行动党地盘活动。社区里自然会有游离选民存在，但同时也有一股由地方领袖组成的中坚力量――他们知道行动党议员得到政府的支持，不论大选期间或大选过后，都会照顾居民的需要。
英国宣布从新加坡撤军后不久举行的1968年大选，是一个转换点。我们以压倒性票数赢得了所有议席。到了1972年，也就是四年以后，我们几乎创造了奇迹，令人民放下心头大石，转忧为喜。尽管英军撤退，国内生产总值随之下跌20％，工作岗位也减少了五万个，我们却能取得高增长。并降低失业率。美国跨国公司制造了数以千计的电器与电子厂的工作职位。我在同年9月举行大选时，65个议席当中，反对党候选人同我们竞选57个，结果我们以70％的得票率赢得了这57个席位。
1976年我们再度囊括所有席位，37个无对手，38个竞争席位全胜。行动党领袖的崇高地位，加上我们取得的成就，令反对党难以招架。人民对行动党的领导能力充满信心，不想要反对党。他们一心要经济继续增长，离开陋屋，找份待遇优厚的工作，佣逐渐提高的薪金购买新组屋，把孩子送人我们当时正在兴建的设备较好的学校。大家犹如跟着潮水般不断升涨。我们在1980年第四度席卷大选的所有席位，37个没有竞争对手，38个以77.5％的得票率赢得。我的政敌总是等到大选期间才造谣诬蔑，希望能令我蒙受最大的打击。如果不诉诸法律行动，人们就会相信这些无稽的指控。西方的自由派评论员说，我的名誉无懈可击，没有人会相信冲我而来的一派胡言，因此我应该宽宏大量，不加理睬，不该怀恨在心，提出诉讼。但是人们之所以不相信这些胡言乱语，惟一的原因就在于我总是严加驳斥。如果不提出诉讼，有人就会拿这些做证据，说我心虚。在邓亮洪案件中，我购买两间公寓一事有好一阵子在政坛L 闹得沸沸扬扬。如果在邓亮洪于《亚洲周刊》发表那番谈话之后不控告他，他会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肆无忌惮地进行更多荒谬的指责，到那个时候要反驳他为时已晚，连行动党的支持者也会猜疑我有没有犯错。不过，因为新加坡人民知道我对任何不符事实的诽谤言论必会提出挑战，因此邓亮洪在诋毁我的时候，立刻把资金调离新加坡，为接踵而来的后果做好准备。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使我必定起诉诽谤我的人：自50年代以来，我们建立的政治环境要求政界人士一旦面对有关行为不检或做错事的指控，务必站出来自我辩护。
反对党议员如果遭人中伤，同样会采取诉讼行动。詹时中曾经起诉两名行动党部长，侯永昌和丹那巴南，结果对方给予赔偿，庭外和解。拉贾拉南在1981年起诉当时担任贸工部长的吴作栋，但是败诉。他上诉到枢密院，结果还是一样。在选民心目中，任何有关行为不当或不诚实的指控，都必须对簿公堂，这已成为不争的原则。行动党的部长向来深得人民敬重，就是因为他们随时准备出庭为任何行为不当的指控接受检查和盘问。有人批评我采取诉讼行动是要堵住反对党的嘴巴，使他们吭声不得，但是这些人不明白，在一个贪污、朋党与裙带风仍然猖撅为患的区域，人们会多么轻易相信任何关于不诚实或贪污的指控。
一些评论员声称新加坡的法官对我惟命是从。主审我的案子的都是资深法官，他们有自己的地位和名誉要维护。他们的判决发表在法律报告中，日后将成为其他案件的判例，任由律师界2000多名律师以及国立大学法律系师生如何钻研，都经得起考验。
这类关于我们利用诽谤诉讼使政敌破产的指控，在1994年10月7日达到了沸点。
《国际先驱论坛报》当天发表由新加坡国立大学美籍讲师克里斯托弗。林格尔执笔的一篇文章，对我进行这样的抨击：“本区域一些容不下异己的政权在压制歧见方面，展示了相当精妙的手段……其他比较含蓄：依靠惟命是从的法官替他们把反对党政治人物整到破产。”该报的主编、出版人、作者全被我起诉。尽管有外国媒体全体出动为他们的案件大事宣传，但是该报的主编和出版人却宁可通过律师承认文章所言不实并道歉。法庭判《国际先驱论坛报》支付损失赔偿和诉讼费。至于林格尔，为了避免在法庭上遭盘问，传票一发出，他便逃离新加坡。
反对党或报刊对我的名声做出不公道的抨击，我不但没有压制他们，反而是每一回上法庭当原告都把自己的私人和公家生活一概赤裸裸地摊开，任由审查。要不是记录清白，这可是不必要的冒险。正因为我选择了这么做，而且把赔偿金捐给需要帮助的慈善团体，所以一直有办法维持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要砥柱中流和赢得选举，政治议程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要做到这点，同评论员辩论就绝不能被驳倒。
他们埋怨我过于压制0他们的言论，可是观点有错就必须受到挑战，否则会影响民意，制造麻烦。那些为了一逞聪明而为难政府的人，一旦被我以同样尖锐的言论还击，可怨不得人。0与此同时，行动党也尝试同党外人士建立联系，同教育程度较高，见闻较广，希望参与国家辩论的新一代新加坡人沟通。行动党在国会中占绝大多数议席，加上反对党议员素质低，导致公众产生一种感觉，好像另一类观点在国会中总是得不到充分的l 抒发。我们在1990年修改宪法，让一小批非民选议员进人国会，以反映独立或超党派的观点。这些议员称为官委议员。这个计划很成功，它让非行动党出身的杰出人士进人国会。官委议员一直扮演着建设性的角色，他们对政府的政策经过慎重考虑后，提出认真的批评。政府也同样认真对待他们的意见。
其中一位官委议员温长明还以无公职议员的身分提出一项议案，并获国会通过，成为后来的赡养父母法令。
1984年的大选过后，我们成立了民意处理组，提供管道让公众通过论坛和反馈会议，对一些政策发表意见。议员以同情聆听的态度主持这类会议，目的是收取民意，不是笼络人心。这使得人民大胆地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不是所有相左的意见都会令我们改变或撤销条例，但是这些反馈有助于政府改进政策。继1965年新马分家、1968年英军开始撤退之后，大选便成伪行动党探测支持度的全民表决，不再是输赢的问题。行动党的l 得票率在8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主要原因是人数逐渐增加的年轻选民未曾经历过早期的挣扎，对行动党的忠诚不比上一代人。他们要有一个反对党的声音同行动党抗衡，向政府施压，以获得更多优惠，同时使强硬政策软化。这么做迟早会造成无能之辈当选。这种情形确实发生了。
吴总理在1991年宣布举行大选时，反对党改变策略，不再派出更多能力差的候选人上场，而是在提名当天，故意让行动党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赢得大多数议席。
他们知道，人民希望国会里有一些反对党代表，但是也希望行动党稳操执政大权。
反对党说这是他们的补选策略。这一招果然奏效。南洋大学毕业，本身是潮州人的刘程强，为工人党在潮州人居多的后港选区取得胜利。结果显示他是一个称职的基层领袖。詹时中领导的民主党赢得三个议席，成为国会里最大的反对党，詹时中也正式成为反对党的领袖。新的民主党议员表现平平，有负众望。詹时中有建设性，然而缺乏慧眼，否则他应该有能力建立一个规模可观的政党。1992年，他满怀信心地引荐一个貌似可信的年轻讲师作为他的红牌候选人，推荐他去参加补选。不到两年，这个得意门生却把他驱逐出党，迫使他不得不另起炉灶。
1997年大选，行动党在83个议席当中只输给了刘程强和代表一个新政党的詹时中。行动党获得有效投票率的65％，上升了四个百分点，也扭转了得票率下降的趋势。我们击败了在1991年中选，但之后表现令选民大失所望的两个民主党议员。为了对付反对党的“补选”策略，行动党亮出竞选之饵：在推行公共住房翻新计划时，将根据选民对行动党的支持率来决定某个选区是否享有优先权。美国自由派人士批评这种做法有欠公平，听起来好像政治拨款的把戏在其他地方并不存在似的。
现任行动党领袖正处于同年轻一代新加坡人建立心连心的联系的过程。1997至1999年的区域金融灾难对从没吃过苦的这一代人来说，是个考验。人民、领袖双方面共同克服了困难而变得更加坚强。这场危机以及同马来西亚时而发生的摩擦，使新办坡人高度警觉地认识到，生活在东南亚的现实环境中是怎么一回事。我和同僚们建立的政治体制能否多维持一代人，在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继续运作？我有所怀疑。
科技与环球化趋势正在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新加坡人将有新的工作方法、新的生活方式。在资讯科技时代里，作为知识经济的一个国际枢纽，我们受到外来影响的程度将是史无前例的。行动党能否继续主导新加坡的政坛，打着民主旗号的反对党将来会形成多大的挑战，这将取决于行动党领袖今后如何对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民不断改变的需求和意愿做出反应，以及如何在影响民生的决策过程中满足他们享有更大参与权的欲望。新加坡可走的路不多，所以即使政见不同，在为我们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时，将不至于无法达成共识。
9、婚嫁大辩论
许多舆论的矛头指向政府，责任政府在60年代草率推行“两个就够了”的生育计划。这一步真的走错了吗？其实有利也有弊。没有这个政策，家庭计划抑制人口增长，可能永无成功之日，失业和失学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只可惜我们忽略了本应预见到的。
1983年8月14日晚上，我在常年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出人意料的讲话，通过两个电视波道全部现场直播。那是观众最多的时刻。我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后来，人们称那次的讲话为我的“婚嫁大辩论”。不出我所料，这番讲话引起很大的回响。内人芝事前就警告过我，教育水平只有“O ”水准（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准）的女性人数远超过大学毕业的女性。这件事导致人民行动党在次年l 的选举中得票率下降12％，比我所预料的还多。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悟透再明显不过的道理：人才是新加坡最珍贵的资源。像新加坡这样一个资源稀少，建国初期只有区区200万人口的弹丸小国，人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里的华族移民大部分是中国南方各省农民的后代，大多由劳工承包商通过契约招募而来，干的都是扛货物、拉人力车之类的粗活。早期的印度移民同样是契约劳工，从事割胶、修路、挖掘沟渠等工作，他们多属印度最低种姓。当时也有三五成群的印度商人和文员，最能干的是信德邦商人和印度教婆罗门人士，尤其是他们的僧侣。他们的后代同样不逞多让。马来人一般上则文比理强。
值得庆幸的是，在英国统治下的新加坡是区域教育中心，有优秀的学校和师资训练，以及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和莱佛士学院（有文科和理科）两所高水准学府一它们后来在新加坡合并为马来亚大学。马来亚和婆罗洲等地最聪明的英校生前来这里深造，住在基督教会管理的寄宿学校。最优秀的学生前来受训成为医生、教师和行政人员。他们是马来亚、婆罗洲和荷属东印度群l 岛一也就是后来的印尼一等地600多万个华族与印度族移民当中的精英。同样，我们也有本区域最优秀的华校。这一带的华族成功人士把子女送到这里接受教育，之后再升上当时仍以华文教学的南洋大学。直到日治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独立国政府兴起为止，华人在南洋各国之间自由迁移。有不少人因为新加坡的就业条件比较好而留下来，为新加坡注入了另一批人才。
最聪明的女性没结婚促使我决定发表那次“婚嫁大辩论”演讲的，是我桌上那一份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报告。报告显示，新加坡最聪明的女性没有结婚，下一代缺少她们的传人，这意味着将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最优秀的新加坡女件没有传宗接代，因为学历相等的男性不肯娶他们。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将近三分之二小姑独处。无论是华族、印度族或马来族，亚洲男人都宁可娶个教育程度较低的妻子。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学历相同的男性。
对这种失去平衡的婚姻与生育趋势，我们再也不能不闻不问，不加以干预了。
我决定给新加坡的男件一记当头棒喝，使他们从愚昧、陈腐、具破坏性的偏见中醒悟过来。我引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对好多对双胞胎所做的一项研究的结果：这些孪生兄弟姐妹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即使分别由不同家庭在不同的国度带大，他们在词汇、智商、习惯、对饮食和朋友的好恶以及性格和个人特征等方面，仍有80％左右完全相似。换句话说。一个人性格习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遗传的，大约20\%则取决于后天的栽培。
孩子的能力介于双亲之间，少数会超越或不及他们的父母。因此，大学毕业的男性娶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等于没有充分制造让孩子能够升上大学的条件。我呼吁他们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为妻，也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件生育两个或更多子女。
大学毕业的女性心里不舒服，她们的情况经我一提成了举国注目的焦点。非大学毕业的女性，还有她们的父母亲，怪我劝阻男性大学毕业生跟她们成婚。报章舆论排山倒海般向我袭来，抨击我是精英主义者，因为我相信人的资质是遗传的，不受教育、饮食和培训等后天条件的影响。一对从事专业工作的夫妇对所谓低收入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不那么聪明的假设（其实我没有做过这种假设）提出挑战。“就说小提琴家李斌汉吧，他出身牛车水的平民区，当初如果不给他机会，他根本不可能发展本身的才华。”（从小在牛车水长大的李斌汉当年被耶胡迪。梅纽因发现，赴英国进人梅纽因的学校就读，后来成为曼彻斯特管弦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整件事情抹上精英主义的色彩。”另一个女读者写道：“我是一个未婚的成功专业女性，现年40岁。我保持单身，因为这是我的选择。有人竟然认为区区一点钱财奖励就能让我跟第一个吸引我的男人上床，然后为了新加坡的未来生育出一个天才儿童，这实在是莫大的污辱。”连当时身为人民行动党后座议员的杜进才也对我的想法进行嘲讽。他说，他的母亲从没上过学，父亲是个书记，只受过中学教育，如果必须依赖双亲的教育背景，他根本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为了支持我的论点，我把过去几年以12、16和19岁三个年l 龄层在考试中成绩最好的学生的10％作为调查对象，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分析的统计报告公开。
这些数字说服了大部分的人：父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是决定学业成绩优越与否的关键。我也公开了六七十年代的数据分析报告：大部分获颁奖学金的优秀生，家长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这些家长当中有管仓库的、做小贩的、开的士的，也有当工人的。我把这些数据l 和八九十年代的数据对比，后期数据显示，首100名最杰出的奖学金得主当中，超过50％有个从事专业工作或自雇的父亲或母亲。由此得出明显的结论：六七十年代那些有本事的奖学金得主的双亲，如果迟一个年代出世，身处教育普及，随时有多种奖助学金和贷学金可供优秀学生申请的时代，他们也一定能考上大学。
西方媒体对这场风波大事报道。自由主义派的西方写作人和评论员借此讽刺我无知，认为我满脑子成见。但是有一位学者为我辩护――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赫恩斯坦。他在1989年5月份《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智商与生育率下降》一文中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说过‘智能水平将不断下降，经济将摇摇欲坠，我们的行政管理工作会困难重重，社会将出现滑坡’，原因在于那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不跟教育水平同等的女性成婚，却娶没受过教育的女性，或者索性不娶。但是，李光耀是个例外，因为敢于公开谈论低生育率在素质方面产生影响的现代政治领袖没几个人。”数年后，赫恩斯坦与人合撰了《钟形曲线》一书，把资质来自遗传的证据摆在读者面前。
成立社交发展署为了缓和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的问题，我们成立了社交发展署，推动男女大学毕业生之间的社交活动。我还亲自挑选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医生范官娇来主持大局。当时她年近50，丈夫也是一名医生，两个子女在念大学。
她待人处事温文可亲，总有办法叫年轻人放松绷紧的心情，是挑此大梁的最佳人选。
社交发展署成立初期，大学毕业生不论男女，全对它不屑一顾。国际传媒再一次抓住机会大肆嘲讽我们牵红线的努力和它所组织的有关活动――有专题研讨会、讲座和电脑课程，也有游轮假期和地中海俱乐部的旅行。
实际上，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人数日益增加的现象已开始刚起家长们的恐慌，个个急得四处求助。1985年的一个夜晚，在总统府出席招待会之后，芝告诉我，跟她同一辈的女士们同病相怜地互相谈论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儿未婚的问题。她们感叹女子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在大部分女性没受过正统教育的年代，聪明的和资质较差的女性都有同等机会“出嫁”，因为没有所谓‘O ’水准或大学毕业的分级。如今相亲的做法已经无法被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所接受。
除了怪罪于男性大学毕业生之外，他们的母亲何尝没有责任。非大学毕业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个非大学毕业的媳妇过门，以免媳妇骑到自己头上来。传统的文化偏见总认为男人维护不了一家之主的形象，是可怜又可笑的事，要改变这样的偏见谈何容易。华人如此，印度人更是如此，马来人尤其严重。
同样的问题其实在任何教育层次都有。一大批‘A ’水准（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准，或者高级中学）毕业的女性，找不到学院或同等水平的男性愿意娶她们为妻。‘O ’水准毕业的女性也一样。女性只愿上嫁，男性只想下娶，结果是教育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找不到老婆，因为未婚的女性教育水平都比他们高，谁也不愿意嫁给他们。为了辅助社交发展署的功能，我促请人民协会理事长成立社交促进组，以中学教育程度的男女为服务的对象。社交促进组的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1995年时已增加到9.7万人，通过它所组织的活动而互相认识的会员中，有31％结为夫妻。
教育普及化摧毁了旧有的择偶方式，叫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取代传统红娘扮演的角色。
1980年人口普查得来的数字也显示，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比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生育少，而且少很多，这使我们的问题雪上加霜。完成大专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子女，初中和高中程度1.6，小学程度2.3，没上过学的4.4.为人父母者要生育2.l 个孩子才足以维持人口替代率。新加坡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口正在加倍增长，教育水平较高的一群却连替代水平也达不到。
为了扭转这个生育趋势，我和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瑞，在1984年决定让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大学毕业的母亲，在为所有的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时享有优先权。
这可是每一个家长梦寐以求的一种特权，却也是个敏感而看法不一的课题。内阁中由拉贾拉南率领的平等主义派勃然大怒，拉贾拉南对“聪明父母必出聪明子女”的说法予以驳斥。即使确实如此，他辩驳说，也没有必要去伤害人家的自尊。巴克也表示不满，不因为他同意拉贾拉南的看法，而是因为这种政策将冒犯资质较弱的家长和他们的孩子。年轻一辈的部长面对资深同僚三种全然不同的见解，也意见不一。
凡事求实的吴庆瑞赞成我的看法，我们两人坚持己见，认为非得把那些男性大学毕业生唤醒不可，以使他们摆脱不合时宜的下娶观念。最后，我们以大多数票通过这个决定。
新政策引起非大学毕业母亲的不满原是意料中事，毕竟她们会比较吃亏。但是，令我和吴庆瑞始料不及的是，连大学毕业的母亲也提出抗议，甚至不愿意接受这种优先权。不过，年轻的男士们总算把话给听了进去，有更多人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妻子，只是进度始终快不起来。大选过后，我同意放手让继吴庆瑞接任教育部长的陈庆炎改变原来的决定，撤销大学毕业母亲所享有的特权。我已经唤醒人民，尤其是受大专教育的青年男女，把国家的处境毫不掩饰地摆在他们面前。但是，既然这份特权使女性大学毕业生感到尴尬，我想还是取消比较好。
已婚妇女获税务优惠取而代之，我给予已婚妇女特别所得税优惠――这次以大学、理工学院、‘A ’水准和‘O ’水准毕业生为对象，扩大范围，避免过于强调一小群精英。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这些妇女体人或者她们的丈夫，就能获得可观的特别税金回扣。这个税金优惠果然使更多妇女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许多舆论的矛头指向政府，责怪政府在60年代草率推行“两个就够了”的生育计划。
这一步真的走错了吗？其实有利也有弊。没有这个政策，家庭计划抑制人口增长，可能永无成功之日，佚业和失学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只可惜我们忽略了本应预说到的，那就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只生一两个孩子，教育水平较低者则继续生育四个或更多孩子。谈论家庭计划问题的西方写作人没有向人们指出这一点，因为这么做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要是我们自己早一点发现这个问题，整个运动就可以以不同的手法和对象来展开――在60年代开展家庭计划的时候，一开始就用奖励措施鼓励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生育三个或更多的孩子。只可惜我们被蒙在鼓里，一直到1983年，1980年的人口普查分析结果出来了，我们才看到不同社会和经济组别的人的不同生育趋势。
自从于1983年发表了那一次的演讲之后，我定期公开以全l 国会考成绩最优秀的10％学生为对象的调查结果，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统计分析。新加坡人已经接受一个事实：家长的教育水平和智能越高，子女越有可能达到同等的水平。我发表那一番演讲，旨在唤醒我们的年轻男女和他们的父母，要他们采取行动扭转当时已很严重的情况，随即引发的公开议论也使情况有了改变。吴庆瑞是受过训练的统计师，在我棒喝男性大学毕业生之后的数年内，不断研究有关数字。他告诉我，我们无法及时解决这个问题，以挽救大多数新加坡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命运。数字上虽然有好转的迹象，但是却也显示，要扭转这个趋势得花上好多年的工夫，情况对这些优秀女性不利，连带影响新加坡。到1997年，63％的男性大学毕业生娶了教育程度相同的妻子，比1982年的37％来得高。也有越来越多女性大学毕业生愿意下嫁非大学毕业的男士，不再保持单身。要扭转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偏差，实在并非易事。理性的一面叫我不得不同意吴庆瑞所说的，要改变这个文化差异的过程非常漫长，感性的一面却叫我无法接受我们不能更快一些让男士们觉悟，消除偏见。
当富裕的西方大国改变对亚洲移民的政策时，新加坡人才匾乏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60年代美国在越南打仗，它不希望拒亚洲人于门外的移民政策使它蒙受反亚洲人之嫌，于是决定改变，允许亚洲人移民美国，扭转了一个多世纪来只接受白人移民的政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个地大人稀的国家不久也相继效法。这些国家长久以来禁止亚洲移民入籍。他们改变政策，开始容纳素质和学历较高的亚洲人才，新加坡因此失去一大批来自马来西亚的华族和印度族人才。马来西亚许多中产阶级的华族和印度族专业人才纷纷移居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到新加坡来受教育的外国学生也减少了。各国设立了自己的大学，许多学生也有经济条件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深造。
并非每一个领袖都同意我对这种政策改变所带来的负面影l 响的看法。我在70年代初期告诉马来西亚首相敦拉扎克，马来西亚许多受过高深教育的华人和印度人纷纷移民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使马来西亚蒙受人才外流的损失，他却回答说：
“这不是‘人人才外流’，是‘麻烦外流’，把麻烦都排出马来西亚。”70年代末期以后，人才短缺的问题进一步恶化，约有5％受高等教育的人才开始移民海外。
太多优秀的学生选择从医，他们当中不少人发觉所得成就跟他们的专业资格不相称时，最终选择移居国外。也有一些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深造的学生一发现国内的事业和发展前景不如预期中的快，便移居这些国家。我们的学生和日本人与韩国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受的是英文教育，到海外定居没有太大的语言障碍或文化震荡。
为了确保有足够的人才，以应付日益增长的经济所制造出来的工作，我开始计划引进和留住人才――企业家、专业人士、艺人、技术高度熟练的工人等。1980年，我们成立了两个委员怕，其中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物色人才，另一个负责协助这些外来人才在新加坡安顿下来。我们的官员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招揽人才，在驻各国新加坡使节团的学生咨询员的协助下，他们在大学校园里同有潜质的亚洲学生会面，设法引起他们对前往新加坡工作的兴趣。委员会以亚洲学生为主要招揽的对象，因为新加坡也是一个亚洲社会，但是生活水平和素质较高，亚洲学生可以轻而易举地融入这里的环境。有系统地在世界各地招揽人才，每年为新加坡引进数百个大学毕业生，填补了新加坡受高等教育者每年有5％至10％移居到工业国所留下的空缺。
至于特别聪慧的学生，委员会仿效美国跨国公司的“提早收割”法，根据学生在毕业考试之前的学业表现，招募尚未毕业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工作。进人叨年代，积极招揽引进的人才是流失者的两倍。我们也开始为来自中国、印度等区域国家的亚洲优秀生提供数百份奖学金，希望这些学生会因为这里的就业机会比较好而留下来。选择回国的学生，日后还是可能对到当地去发展的新加坡公司有帮助。
我们也成立两个工作小组，负责吸引来自印度和本区域的人才。招揽印度族人才比招揽马来族人才的行动收效较大。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土著因为家乡给予的优待太多，都不愿意移居新加坡。
一个新现象是，有越来越多男性白人娶新加坡女性，尤其是受过大专教育的女性，因为新加坡男性大学毕业生对她们敬而远之，大学毕业的白人却不介意。新加坡法律规定，男性公民所娶的外国妻子可以人籍新加坡，反之则不然――除非她们的外籍丈夫在新加坡已有一份固定职业。许多女性因此不得不移民海外。1999年1月，我们改变了这项政策。这将为新加坡的国际性特色增添更多新色彩。此外，好些海外的新加坡男性也娶了在大学认识的白人女性或日本与其他亚洲女性为妻，他们的子女充实了新加坡的人才宝库。随着人们经常出国公于或被派驻国外，同当地人频繁交往，不同种族通婚的旧有障碍不再那么明显了。我们必须改变态度，对以往被视为外来者而加以排斥的人才善加利用。陈旧的偏见非得摈弃不可，否则它将成为新加坡朝国际贸易、工业和服务中心发展的道路上的绊脚石。
除了保守的心理障碍，我们还得面对人民担心工作竞争的问题。无论在专业或较低的层次，一般人都抗拒外来人才的拥人。新加坡人明白外来人才越多，就业机会就越多的道理，但是大家都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内。
没有外来人才，我们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我所组织的第一个内阁，十人当中，我是惟一在新加坡出生和接受教育的。吴味瑞、杜进才在马来亚出世，拉贾拉南出生于斯里兰卡。现任大法官杨邦孝和总检察长陈锡强来自马来西亚，其他海外人才不胜枚举。还有成千上万个外来工程师、经理和其他专业人士在推动新加坡的发展。把新加坡比喻成一台电脑，他们就是这台电脑里的额外兆字节。如果不以外来人才填补不足，我们永远无法脐身一等一的行列。
10、一种共同语
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因华文教育的精髓……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推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不过，看来它的确造成我们的学生文化失调，使他们变得冷漠。
我和芝都出身英校。在英国深造期间，我们遇上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意识到自己文化失落的程度，几乎就跟来自加勒比海国家的华族学生一样。以次母语受教育，又没有全盘接受不属于自己文化的价值观，使我们若有所失。我个人感觉到，自己跟讲方言和华语的华族群众有隔阂。课本和教师所讲述的世界，同我生活的现实世界完全扯不上关系。同其他数以百计的莱佛士学院毕业生一样，我们没有学到本身的亚洲文化，又不属于英国文化，结果迷失在两种文化之间。
我和芝决定不让三个孩子吃这个文化亏，于是把他们送进华校，让他们融入生意盎然、充满朝气和自信的华社群众当中，即使英文程度受影响也在所不惜。为了弥补这一点，芝跟他们讲英语，我跟他们讲华语，借此提高自己的华语水平。
这种栽培方法使三个孩子都受益。他们受的是华文教育，潜移默化的价值观使他们成为孝顺的孩子和国家的好公民，他们说起英语来也照样通畅流利。他们在学校成绩突出，频频获奖，校方和华文报章拿他们做宣传，以鼓励其他家长把儿女送人华校。这促使讲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深信，我并不是一个对华文教育赶尽杀绝的人。
那些在单一民族的社会成长的人也许不能够理解，我选择以什么语文源流让孩子受教育，是会引起政治反响的。
新加坡从未有过一种共同语言。在殖民统治时期，它是个多0语种社会。英国政府任由人民选择如何教育他们的下一代，创办了屈指可数的几所英校，专门训练学生日后担任书记、仓库管理员、制图员之类次等的职位。马来人有马来小学，印度人有自己办的泰米尔和其他印度语种学校或课程，华人有本族成功人士出钱兴办华校。各族学生在校学的是本族的语文，因此对母语有l 深厚的感情，情况如同魁北克500万居民，身处有三亿人说英语的大陆，却紧紧抓住法语不放那样。
在1959年成立政府时，我们决定用马来语作为国语，为新马合并做好准备。后来我们认识到在工作场所和人民相互沟通时应该用英语。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社会，如果使用马来语、华语或泰米尔语的话，根本无法谋生。使用英语就没有任何一族会占优势。不过，这个课题太敏感，我们不能立即实行变革。各个族群当时都热切维护各自的母语，要在这种情势下宣布人人都得学习英语，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们的做法是维持原状，让四种官方语言――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共存。
各族之间要有共同语。
各族之间务必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这一点在新加坡武装部队中尤其明显。军队里的方言和语种多得可怕，即使得一起上战场，彼此也不能以任何一种官方语言沟通。许多国民服役人员只会讲方言，军队里不得不特别为他们成立福建话兵团。
在家里，华人说的是新加坡不下七种华族方言当中的一种，在学校里学习的华语和英语都不是在家中使用的语言。
在语言问题上，我不希望再引发另一轮争议。我先为英文源流学校引进华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三大母语教学。这一步受到所有家长的欢迎。我也为华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学校引进英文教学，以平衡整个局面。马来和印度家长欢迎这个措施，但是选择把孩子送人英校的家长依然日益增加。一些死硬派华校生对引进英文教学不表赞同，认为这么做是要把英文定为新加坡的共同工作语文。他们在华文报章上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新马分家后不到8个星期，中华总商会就公开要求政府确保华语作为新加坡官方语言之一的地位。合并前已经积极拥护华文的总商会财政康振福强调，新加坡80％以上的人口使用华语。我不得不防患于未然，防止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因为中华总商会一带头，所有华校董事会和两个华文教师会便会鼓起民众的情绪。10月1日，我重申新加坡四大语言都是官方语言，地位平等。我提醒中华总商会的激进分子如康振福等人说，当初新加坡受马来西亚警方和马来军团管制时，他们对语言和其他重要课题始终三缄其口，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5天后，我召集四个商会的全体委员，在电视摄像机前毫不含糊地告诉华族代表们，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华语的地位问题政治化。他们争取提升华文地位的种种努力，至此终告结束。
尽管如此，华文学府南洋大学和义安学院的学生依旧跟我们作对。1966年10月，200名学生趁我为南洋大学（简称南大）的一个图书馆主持开幕仪式时示威。过了几天，义安学院的学生在我的办公室外面示威，跟警方发生冲突，随后在校园里静坐抗议。在我把参与两次示威活动的马来西亚籍学生领袖递解出境后，学生的骚乱便逐渐平息。
我们耐心等待，年复一年地看着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把孩子送人英校。华文教师总会，华校董事会华文报社的老板、编辑和新闻从业员以及宗乡会馆和中华总商会的领袖们，则继续坚持对抗到底。每年一到家长为孩子报读小学的时候，这些团体就以保存文化和本族认同的号召发起运动，呼吁家长让孩子报读华校，并痛斥那些选择英校的家长见钱眼开，目光短浅。许多讲华语或方言的家长对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有浓得化不开的情意结，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英国人统治下他们的儿女能完全接受华文教育，在自己的民选政府管理下却必须学英文。但是为了儿女日后出路较广，他们多数选择把儿女送进英校。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使群众很容易被煽动。
接近1970年底，华文大报《南洋商报》转向疯狂亲共和亲华族语言与文化的立场。它谴责政府试图压制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把我描绘成“数典忘祖的二毛子”
的政府里的压迫者。我们不得不逮捕该报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全道章和高级社论委员李星可，因为他们宣扬共产主义，利用华族语言和文化课题挑起民众的沙文主义情绪。同一份报章的马来西亚版没有刊载支持这股运动的文章，证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仅仅针对新加坡。
南大毕业生是另一股反对势力。他们在1972和1976年两届大选中都提出了华族语言和文化的课题。当我尝试把南大的教学语言从华语改为英语时，南大学生会会长何元泰唆使同学不要使用英文而改以华文在考卷上作答，结果被校方革除了会长的职位。毕业后，他以工人党候选人的身分参加1976年大选，指责政府扼杀华文教育，号召讲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反对政府，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文化。他知道我们不会在竞选期间对他采取行动。结果他只获得31％选票，一落败就逃往伦敦。
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留华文教育的精髓。我在50年代为华文中学的学生领袖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时，为他们富有朝气活力、守纪律以及具有献身社会和政治的精神所折服。与此相反，受英文教育的学生一副冷漠、自私自利和缺乏自信的模样，我看在眼里感到失望。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惟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不过，看来它的确造成我们的学生文化失调，使他们变得冷漠。
然而在英校体制下受教育给了我一种政治优势――无论跟受英文教育还是受马来文教育的群众接触，我都感到很自在，没有被局限在讲华语或方言的社群当中。
国人比较容易接受我作为华族和其他所有种族的领袖，因为马来人和印度人把我视为马来亚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又视为新加坡的民族主义者，不是华族沙文主义者。
加上我后来学了华语，能跟受华文教育的人沟通，使他们接受我作为他们的领袖。
我煞费苦心学习华语和福建话是他们有目共睹的，结果令人满意。
50年代中国和华文复兴使华校生的自豪感膨胀起来。中华总商会的商人因为朝鲜战争刺激了橡胶的销量而发了大财。1953年，总商会提议在新加坡兴建一所华文大学，招收东南亚一带的华族子弟。他们深信，由于华文中学毕业生不能到中国去深造，在新加坡设立这么一所大专学府必能吸引许多学生。这个建议获得新加坡、马来亚和婆罗洲地区华商的支持，主要倡议人是橡胶富商陈六使，他个人捐出o000万元。南大创办工程涉及整个华社，在民间激起一股极大的热忱，的士司机、小贩、三轮车夫等等全把一天中所赚的钱捐献出来。1956年3月英国总督为南大主持开幕礼，当天车辆从市区一路紧挨着排成长龙，直到西北部20英里外的裕廊校园。南大成了华族语言、文化和教育的象征。
可是南大碰到了问题，它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随着学生逐渐转进英校，越来越多人报读以英文教学的新加坡大学（简称新大），成绩较好的华校生以私人考生的身分参加英文剑桥会考，以便考上新大或考取政府奖学金留学海外。为了挽救颓势，南大降低人学和及格标准，也进一步降低了它的学术声誉和学生的市场价值。
人民协会的汇报使我决定采取行动。汇报显示，南大生在求职时，宁可出示中学毕业证书而不出示南大的学位文凭。
教学语言改换成英语我决定把南大的教学语言改换成英语。1975年，在南大理事会一致同意下，我委派当时的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出任南大校长。李博士受过华文教育，在伦敦大学考取工程系博士学位。他的任务是把南大办成一所英文大学。
事实证明要实现这个目标太难了。讲师无法适应，难以用英语教学。他们虽然是华校出身，到美国大学考取博士学位，却因为多年来恢复以华语教学，以致英语变得生硬不流利。
局势发展到1978年已经恶劣不堪，南大毕业的议员吁请我在他们母校水平跌至谷底乃至于最终垮掉之前插手干预。经过哆年的接触，有一个人的判断是我所信赖的，他就是当时担任政务部长的庄日昆。庄日昆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很有一手，跟我又密切合作多年。包括协助我照顾选区。他使我深信，要让南大保持原状继续下去问题会更多，许多学生的事业前途将因此葬送，到时候。讲华语或方言的人定会责备政府袖手旁观，听任南大消亡。庄日昆的看法获得何家良、钱翰琼和李玉胜三位都是南大毕业的政务次长的大力支持。
内阁同僚多数认为政治代价太高，反对我插手，态度最坚决的是杜进才和巴克。
连向来立场坚定又有主见的吴庆瑞和务实的林金山也意兴索然。我要坚持干预，他们会支持我，但是河舌l 去捅马蜂窝自找麻烦？60年代华校和南大发生的风波，他们记忆犹新。连毕业自吉隆坡尊孔中学的华校生王邦文，也表示有所顾虑。这使我大感意外。他和南大毕业的议员同样认为事态严重，却也担心新马两地的南大捐款人和支持者会做出强烈的政治反应。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每年有好几百个学生的前途自由被糟蹋。既然南大无法把教学语言改为英语，我于是说服南大理事和评议会成员，把整所大学连同师生一起迁入新大校园。当年在武吉知马的新大校园，说英语的教师和学生人数众多，南大师生全面融人这样的环境，自然会被迫使用英语。
不管他们有多忧虑不安，1978年的新学年一开始，南大师生还是全面融入了一个讲英语的环境。大部分说华语的家长和学生接受了南大从华文转为英文大学是势所难免的事实。最情绪化的反应来自南大校友。在新加坡的校友纵使没有公开支持，也能够了解这种改变是大势所趋。在马来西亚的校友却依然愤愤不平，把它看做一种背叛行为，痛心疾首地猛加谴责。个人方面，我却为不能更早一点采取行动而难过，否则数千名南大毕业生就不至于为英文不精所累而在经济上屈居下风。
这是个惨痛的调整，学生比教师更难适应。在南大教师流利地使用英语的能力恢复之前，新大教师接过大部分的教学工作。我在两个不同的场合跟学生谈话，对他们的困境表示同情，鼓励他们坚持到底。最终约有70％南大生在两校的联合毕业考试中过关。我展开调查，以便了解毕业生想要获颁新大学位、南大学位还是两所大学联合颁发的学位。绝大部分的人选择了新大学位。我决定把两所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简称国大），这批毕业生都获颁国大学位。南大校园成了附属国大的南洋理工学院的院址。1991年它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一些南大校友要求复名南洋大学。这已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课题了。要是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毕业生都有相同的意愿，恢复旧名绝对不成问题。雇主们都知道，目前的南洋理工大学毕业生，不管所读学府起用什么名字，他们的素质依然维持在高水平。
我之所以拥有去改变南大局面所需的政治力量，是因为我跟许多宣称捍卫华文却把孩子送进英校的人不同。我的三个孩子从小在华校受教育。60年代末，我在南大校园向全体师生发表讲话时，能够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从来没有为了政治目的而牺牲子女的教育。我深信华校能让他们受益，因为他们能够在家里学好英文。但是，谈到大学教育，我表示不会把他们送人一所华文大学。他们的将来取决于他们能否掌握最新课本的用语，也就是英语。做家长的不管是受华文或英文教育，人人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我在南大发表了这一番讲话，报章加以报道，因而能影响家长和华校生进人大学的抉择。
问题全在于“面子”
要是我的子女没有在华校考取优异的成绩，我说起话来就不会那么有分量。多年以后，我问他们三个可曾后悔就读华校而非英校，他们一致认为上华校使他们获益更大。
南大总共培养了12000名毕业生。他们当初要是都接受英文教育，事业发展就会更称心，对新马两地的贡献也会更大。问题全在于“面子”。当初创办南大，人人对它充满憧憬，寄予厚望。只可惜历史潮流不从人愿。没有一个东南亚国家愿意看到一所华文大学冒起。相反地，各国纷纷逐步关闭境内的华校。华校出身的中学和大学毕业生就业机会迅速减少，就连华族银行为了生存也舍弃华语，改用英语。
两所大学合并后，我把全国华文中小学改成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华文作为第二语文。受华文教育的人，包括行动党议员因此开始反思。他们都同意学生必须掌握一定水平的英语，才用不着多花一年的时间恶补英文，以便升上理工学院和大学继续学业。但是要为此减少学校里的华文教学时间，任谁也不愿意接受。我同情他们面对的窘境。这是他们接受以英文作为我们的工作语文之后必须承受的后果。
随着这些改变的逐渐落实，我却开始担心我们在逐渐失去华校的一些可贵的东西。我希望能保留华校的优点：秉承中华传统、价值观和文化，向学生灌输纪律观念、自信心、道德和社会价值观。我们必须把这些美德传给新的双语学校的学生，否则最终会导致学生丧失自己的文化。在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学校里，学生在家中秉承的儒家价值观并未得到巩固，因为教师和学生来自不同的种族，所用课本的语文不是华文。
除此之外，国人和西方媒体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跟那些到本地旅行的外国游客也有交流，加上自己有机会出国，这一切都使新加坡学生的传统道德观不断受到侵蚀。由于我们推行英文教育，所以美国消费社会的价值观在新加坡社会弥漫的速度，比在本区域其他国家都来得快。
年轻教师的态度和价值观有所改变使问题更加复杂。上一代教师吃过苦，了解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得来不易。诚如我在1979年给接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瑞写信时指出：“它们教的是人生观，给学生灌输自强不息的信念和责任感，它们的教师比多数英文媒介教师有更大的热忱和干劲。”年轻一代的教师都是以华文为第二语文的英校生，本身受传统价值观潜移默化影响的程度已不如前人。
我们要保留新加坡不同文化的传统价值观。日本人虽受美国的影响，却能保持基本的民族特色。他们的年轻一代生活富裕，对自己所服务的公司似乎少了父辈那种鞠躬尽瘁的精神，但是在本质和精神上仍然是日本人，比欧美人民勤劳，更愿意为社会的整体利益做出贡献。我相信，日本人做得到的，我们也做得到。
我决定推出“特选中学计划”，保留九所最优秀的华文中学，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特选中学”。这些学校录取全国小学离校考试中成绩最佳的10％学生。它们教导第一语文水平的华文，但是同全国其他学校一样，仍以英语为教学媒介。我们为特选中学提供额外的师资，通过语言特别课程协助学生掌握华、英两种语言。
特选中学成功地保留了传统华校尊师重道、守纪律、讲礼貌的优点。无论是过去或现在，这些学校的校风，是纪律和礼仪等比较散漫的英校远远比不上的。今天，大部分特选中学，包括一度受共产分子控制的华侨中学，是顶尖名校，既拥有现代0化的设备，也有骄人的历史和传统。
南大在1978年迁入新大校园进行联合教学之后，我认为鼓励华族人民放弃方言，改说华语的时机成熟了。我相信学生若能免除在家中用方言沟通的负担，他们在学校里将会更易于掌握0英语和华语。在家中讲华语对学生在学校学习华语将有所帮助。于是，我发起“推广华语运动”，每年为期一个月。
为强调推广华语的重要性，我不再以福建话发表演讲。我们也取消了电视台和电台所有的方言节目，不过，为老一辈着想，仍然有使用方言播报的新闻。可惜到了选举的时候，为了不让反l 对党候选人占优势，我们还是必须讲方言。直到1997年1月的大选之前举行的群众大会，引起选民最热烈反应的一些演讲仍然是用福建话发表的。对老一辈的人来说，方言才是他们真正的母语。
要改变华族家庭的用语习惯谈何容易。到70年代为止，八成左右的华人在家中依然说方言。华族方言和华语不同，它对人们学习和使用华语造成干扰。我在电视上发现年轻工人在受访时，说起华语来并不流利，因为他们一回到家中和工作场所就使用方言。我以自己对人民的影响力规劝他们改变沟通的语言。人们知道我的三个孩子兼通华、英、巫三种语言，对我的教子之方总有几分敬意。我和芝到公园散步时，通常注意到家长总是用方言跟孩子交谈，直到他们发现我们在场，才一脸难为情地改用华语。他们心里明白，让子女使用方言并非正确的做法，他们为不理会我的劝告而觉得不好意思。这种改变尤其难为了祖父母一辈，但是大多数人应付得不错，他们用方言跟孙子谈话，却也听得懂孙子用华语的回答。我们倘若不积极推广使用华语，双语政策就不能在华族学生身上奏效。讲华语的家庭从1980年的26％增加到1990年的60％，数字还在不断上升。然而与此同时，讲英语的家庭也从1988年的20％上升到1998年的40％。
使华族人士改变学习华语的态度，关键因素是中国的逐渐对外开放。不管是专业人士或督工，兼通中英双语的人都占有优势。再也没有人抱怨使用华语而非方言了。1965年独立之初，我们决定推行华文为第二语文的政策是正确的。新加坡华族讲七种中国南方的主要方言，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说服大家一起改用华语。要像香港，有95％的人说广东话，别说是棘手，简直办不到。对许多新加坡华人来说，方言是真正的母语，华语不过是次母语。不过，再过两代人，华语就会成为新加坡华人的母语了。
对我们的子女来说，要兼通英语和母语（马来语、华语或泰米尔语）是吃力的事。这三种母语跟英语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如果只通晓自己的母语，新加坡就无法生存。只懂英语的后果则是倒退，我们会丧失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失去那份内心的自信――是这种自信，让我们明确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无论如何，我们也绝对没办法说服国人舍弃母语。
因此，推行双语政策是前进的最佳策略――尽管有人批评这种政策导致新加坡人民两种语言都不到岸。以英语为工作语言使新加坡的不同种族避免了因语言问题引起的冲突。掌握英语也使我们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因为英语已经成为国际商业。
外交和科技的语言。没有它，新加坡今天不会有全球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和200多家数一数二的国际银行在这里营业，国人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接受电脑和互联网。
11、铁腕护廉洁
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除非身为领袖者够坚强，能铁面无私，坚决对付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否则要做到事如所愿，可没那么容易。我们必须全力支持贪污调查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
在1959年5月大选之前，我们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突出了我们反对贪污的立场。
我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要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1959年6月，在市政厅大厦会议室宣誓就职的时候，我们一律穿白色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廉明，担任公职也一样。人民期待着我们有这样的表现，我们决心不辜负他们的期望。亲共分子穿皱巴巴的衬衫和裤子，搭巴士和的士，睡在工会会所后面的房间里，受的是华校教育，以此显示自己的工人阶级身分。他们嘲笑我在办公室和家里装冷气机，开大型的美国别克汽车，打高尔夫球，喝啤酒，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在剑桥受教育。但是，我和我的同僚帮助过工人和工会，他们却不能指责我们因此捞了钱。
除了一人之外，我的部长全是大学毕业生。不担任公职的话，我们深信自己能生活下去，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完全有把握，没有必要增加额外的储蓄以防万一。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妻子多数在工作。要是我们坐牢或不在，她们自己也有能力谋生，照顾家庭。这使得我的部长和他们的妻子，具有与别人不同的心理状态。部长获得人民的尊敬与信任，公务员也就能抬起头来，满怀信心地做出决定。
从1959年6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
所以一开始，我们便特别注意过去被人利用便宜行事权中饱私囊的领域，强化了能防止。发现或制止这种枉法行径的手段。
由英国人在1952年成立的贪污调查局，是执行这项任务的主要机构。英国人当年设立这个调查局，是要对付公务员当中出现的越来越猖獗的贪污行径，尤其是中下级的警察、小贩稽查员和土地管理员。这些下级官员必须采取行动，对付在街道上进行非法买卖，或是侵占公地非法建造住房的违法者。许多稽查员要么发出传票，要么在接受了满意的贿赂后假装没看见。
集中力量对付大鱼我们决定集中力量对付职位比较高的大鱼，于是向贪污调查局发出指示。对于小鱼，我们着手简化程序，印就清楚的准则，取消便宜行事权，甚至在比较不重要的领域取消发出准证或给予批准的手续。当检控一个人使之罪名成立遇到困难时，我们分阶段把法律修订得更严密。
1960年，我们修改了1937年殖民地时期通过的已经过时的防止贪污的法律。
“赏钱”的定义扩大了，它包括任何有价值的物品。修正案赋予调查人员更大的权力，包括逮捕、搜查，以及翻查嫌疑犯和他们妻子、儿女和代理人的银行户头和银行存折。当局不必证明受贿者能够给予行贿者所要求的便利。任何人一旦受到调查，所得税局局长就必须提供有关于他的资料。原有的法律本来规定，除非同谋的证据有佐证，否则不能置信。法律修改后，法官有权接受同谋提供的证据。
在1960年修订的最有效的法律条文，是控方一旦证明被告生活阔气，超过他的收人所能承受的程度，或是拥有同收人不相称的财产，法庭就可以以此作为被告已经受贿的佐证。在总理公署工作的贪污调查局局长由于嗅觉灵敏，又有权调查所有官员和部长，逐渐建立了令人闻之丧胆的名声，能把贪污读职的政府工作人员揪出来。
1963年，我们制订法律，规定任何证人若受贪污调查局传召，都必须前往据情实报。1989年，贪污罪的最高罚款从1万元提高到10万元。因提供假情报或误导性情报而被提控者，罪名一旦成立，最高罚款1万元，同时面对监禁的惩罚。法庭有权充公贪污者所获得的利益。
在某些领域，贪污读职一向是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活动。1971年，贪污调查局侦破了一个由250名交警巡逻队队员组成的犯罪集团。罗厘车主每月“孝敬”5到10元给集团的每个成员，这些罗厘两旁都写上地址。不给钱的车主会受到骚扰，不断地接到传票。
关税人员如果放松检查走私违禁品的车辆，让它们容易过关，有“油水”可拿。
中央供应处（政府的采购部门）人员向投标者提供消息，然后收费。出人口部门的官员加速发出准证，就有钱放进口袋。承包商向工场的督工行贿，打桩工程便可以不必达到规定的深度。店主和居民付钱给公共卫生部门的工人，以便清除垃圾。一些华校校长和教师从文具供应商那里收取佣金。人们千方百计利用权力和便宜行事权营私舞弊。
要取缔这些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不太难。但是，要对付“投机性”的贪污活动就很困难，一发现就得取缔。
成为报刊头条新闻的是一些大案子。从60年代到80年代，有几名部长先后涉及贪污，每十年一人。陈家彦担任过国家发展部长，直到1963年在大选中落选。50年代初期，他是马来亚航空公司工程师联合会的领袖，我是这个工会的法律顾问。我们委任他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董事会的董事。1966年8月，在马航的一次董事会议上，陈家彦坚决反对购买波音公司的飞机。几天后一位林先生跟波音的银行第一花旗银行接触，表示愿意提供有代价的服务。他是陈家彦在商界的朋友。银行知道政府对贪污受贿立场严正，报告了这件事情。林先生不肯牵连陈家彦，因为政府控告不了他，可我深信背后的人就是陈家彦。尽管做出决定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甚至会感到痛苦，我发表文告说，作为在马航董事会里的政府代表，陈家彦执行任务未能做到无可指责的地步。我解除了他的董事和其他植物。后来林金山告诉我，由于遭人们唾弃，他潦到落魄，谋生无门。我觉得难过，但是我是不得不采取有关行动的。
1975年。环联发展部政务部长莆循市和家人到印尼旅行，务员提意见。后来，他又接受了对方一座价值50万元的独立式洋房，并且以父亲的名义透支两笔总共30万元的款项，由对方担保，进行股票买卖的投机活动。自50年代开始，他就是我们忠心耿耿的非共工会领袖之一。跟他对质，听他那叫我无法信服的辩白，是痛苦的事。他被控贪污，罪名成立，判监禁四年半。他提出上诉，罪名不变，不过减刑18个月。
1979年12月，我们突然面临另一次挫折。当时的职总主席，同时也是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的彭由国，被控四项总共涉及83000元的失信罪名。他也在职工会法令下被控两项罪名，指他未经部长许可，动用工会的公款，在一家私人超级市场投资1.8万元。他获准依法保释。
当时的职总秘书长德万。奈尔跟彭由国关系非常密切，相信彭由国是无辜的。
德万。奈尔主张贪污调查局检讨这起案子，认为该局平白无故地控告彭由国，把一个人给毁了。我不同意。我看过调查文件，批准让调查继续进行。德万。奈尔深信彭由国是无辜的，并担心他将损失一名有用的职工运动干部。一个星期六，他和我共进午餐，谈话时非常激动。我在他面前打电话给贪污调查局局长，下令局长在我们的午餐结束之后，立即让德万。奈尔在保密的条件下看他手头上有关彭由国的证据。德万。奈。尔看过那些证据之后，没打电话给我。彭由国决定弃保潜逃，两名保人损失了5万元的保金。彭由国始终没有回来。最后听到的消息是，他逃亡到泰国，受到当地移民厅和警察局的敲诈，穷困潦倒。
下场最引人注目的是郑章远。他当时是国家发展部长。1986年11月，他的一个老朋友在贪污调查局盘问下，承认曾经前后l 给过他两笔各40万元的现款。第一次是让一家发展公司保留一块地段。这块地段原已被列为政府将征用土地的一部分；
第二次是协助一名发展商购买政府的土地，供私人发展之用。有关的贿l 赂行为先后发生在1981和1982年。郑章远否认拿了钱，却企图跟贪污调查局高级助理局长讨价还价，要求他不再查下去。内阁0秘书向我报告事态的发展，并告诉我郑章远要见我。我说我必须l 等调查结束后才能见他。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86年12月15日早上，保安官员告诉我郑章远去世了，把一封他写的遗书交给我。他写道：总理：
过去两个星期，我感到非常悲哀沮丧。对于发生这次的不幸事件，我应该负全部责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您的忠实的郑章远我探望了郑章远的遗孀，也看了他躺在床上的遗体。他的遗孀说，他终身为政府服务，希望能保持自己的名誉，问我验尸庭能不能不进行研审。
我告诉她，只有在他的医生能够发出死亡证书，证明他是自然死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验尸庭免不了必须研审，最后判定他服食了过量的安密妥钠自尽。反对党在国会中提出这件事情，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我立即同意了。有关调查的报道使他的妻子和女儿面临更大的痛苦。不久后她们便离开新加坡，从此不再回来。
她们太没面子了。
我们已经建立起舆论的氛围：人们把担任公职贪污受贿的人看成社会公敌。郑章远宁可了结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遭到社会的唾弃。他怎么会拿那80万元，我始终弄不明白。他是个有才华的建筑师，自己执业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赚到数以百万元计的金钱。
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除非身为领袖者够坚强，能铁面无私，坚决对付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否则要做到事如所愿，可没那么容易。我们必须全力支持贪污调查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为世界各国的廉洁水平排名，满分是10分。新加坡被列为最廉洁的亚洲国家，得分9.18，香港地区、日本和台湾地区都落在新加坡后头。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度机构发表的1998年世界最廉洁地区排名，把新加坡列为第七。
诚实政府的先决条件作为一个诚实的民选政府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要赢得选举，不需要大笔金钱。如果候选人需要花大笔钱才能当选，贪污的循环必然会开始。亚洲许多国家的祸根是，选举的费用很高。胜利者在花了一大笔钱竞选而当选之后，必须收回本钱，同时积累资金以供来届选举之用。这种恶性循环就这样周而复始。
叨年代的台湾，要当选成为“立法院议员”，每个国民党代表须花一两千万美元。
当选之后，他们要收回本钱，准备参加下一轮的选举，便利用对政府部长和官员的影响力争取合同，或是把规定作为农业用途的土地暗中改为工业或城市发展用途。
泰国的情形也一样。一位前政府部长形容这是“商业民主制度，以钱买权”。1996年，大约2000名候选人花了大约300亿泰铣（12亿美元）。一位首相以派钱给候选人和选民出名，人们管他叫“自动提款机”先生。他驳斥说他不是惟一的“自动提款机”。
在马来西亚，巫统领袖称之为“金钱政治”。1996年10月，在一次党大会上，首相马哈蒂尔医生指出，他发现好些竞选高职的候选人“贿赂和送礼给党代表们”
以换取选票。马哈蒂尔痛斥“金钱政治”，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促请党代表“别让贿赂摧毁马来种族、宗教和国家”。据马来西亚报刊报道，在1993年巫统代表大会举行前的竞选活动高潮期间，马来西亚国家银行面值1000林吉特和5000林吉特的钞票竟然一张不剩。
印尼的大规模贪污行动众所周知，当地媒体更给它冠以缩略词“KKN ”（即贪污舞弊、官官相护和用人唯亲）。苏哈托总统的子女、朋友和密友“以身作则”，致使“KKN ”成了印尼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媒体报道，在金融风暴削减其价值之前，苏哈托一家拥有420亿美元的资产。哈比比总统在任期间，贪污情况更为严重。新总统上任，部长和官员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充分利用所剩的时间中饱私囊。哈比比的助手累积大量金钱，购买选票以便进人人民协商会议。据报道，每张选票的价值超过25万美元。
在所有选举制度当中，代价最高的是日本的制度。日本部长和国会议员的薪水和津贴数额不算多。一名日本国会议员要照顾东京和选区的支援职员，加上选区选民生日、生孩子、婚嫁和丧葬，他都得有所表示，一年需要100多万美元，选举年则需要500多万美元。国会议员靠派系领袖提供资金。派系领袖权力大小要看本派系有多少名议员，所以必须在选举期间和选举前后筹集大笔金钱，以便资助追随者。
在新加坡，我们避免用金钱来赢得选票。早在1959年，作为反对党领袖，我便说服了首席部长林有福规定投票是强制的，并且禁止用汽车载送选民前往投票站。
掌握政权之后，我们清除了私会党在政治活动中的影响。我们最难应付的对手共产党人，并没有用钱收买选民。我们的选举开支数目很小，比法律规定的限额少得多。
人民行动党没有必要在选举过后补充财库，平时也没有送礼给选民。我们通过提供工作。兴建学校、医院和民众联络所，最重要的是建造让他们拥有的住房，使他们一再投票支持我们。这些是真正的实际利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使他们深信，为了自己和子女的前途。必须支持人民行动党。反对党也不需要金钱。他们若击败我们的候选人，那是因为选民决定要选一个反对党议员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做出更多让步。
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提出过这样的论点：报刊完全不受约束就能暴露贪污，有助于使政府廉洁诚实。然而印度、菲律宾、泰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的电视和报刊是亚洲最无拘无束，可以为所欲为的，它们却杜绝不了猖极和根深蒂固的贪污。关于媒体自由和媒体业主贪污的关系，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意大利。贝卢斯科尼总理拥有一个媒体大网络，然而他本人后来却受到调查，被控在担任总理之前犯下贪污罪行。
另一方面，新加坡证明了一个廉洁、不涉及金钱的选举制度有助于维持政府的诚实。然而只有在诚实能干的人愿意参加选和经济放缓的局面，同时也是要以身作则。1970年新加坡失业情况不怎么严重，大家生活比较宽裕的时候，我把部长的月薪从2500元提高到4500元，自己却照旧拿3500元，以便提醒公职人员仍然必须节制。
每隔几年我就得提高部长的月薪，以缩小部长薪金同私人企业酬劳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
1978年陈庆炎博士是本地一家大银行――华侨银行的总经理，根据薪级，他年人可达95万元。我劝他辞职担任政务部长，薪水不到过去的三分之一，他还失去了各种额外利益，价值最高的是一辆汽车还有司机。交通部长王鼎昌在建筑业蓬勃的时期，不再当建筑师，也做出了牺牲。
出任内阁资政后，我于1994年在国会建议政府制订一个公式，使部长、法官和高级公务员的薪金跟私人企业界的报税额挂钩，自动进行调整。由于新加坡经济20多年来每年增长7到10％，公共部门的薪水始终落后于私人企业界两三年。1995年，吴总理决定订下我提出的一个公式，把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薪水，跟私人企业界高级人员的薪酬挂钩，以便私人企业界高级人员收入提高时，他们自动获得加薪。部长和高级官员的薪水，将改为等于私人企业高级人员在所得税报表上呈报的收人的三分之二。这个改变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是在专业人士当中。他们认为，跟先进国家部长的薪水相比，这种做法太过分了。长期以来，人们惯于让公务员支取低薪。让部长不但行使权力，也根据工作的重要性获得薪酬的主张，他们认为不适当。
我协助总理为这个改变辩护。对那些指部长由于地位高，享有荣誉又掌握大权，因而获得的补偿已经足够有余的论点，我提出了反驳，也反驳了公职人员应该牺牲收人的看法。我认为这种超凡脱俗的看法不切实际，肯定会使部长不愿意长期做下去，而一位部长持续不断地在任以及由此所获的经验，一直是新加坡政府的重要长处和优势。政府做出决定所显示的经验和判断，都是来自部长的贡献。那是他们看得远，能从长计议和策划的结果。
在18个月后举行的选举中，反对党把部长薪水当做选举课题提出来，结果由吴总理领导的政府还是胜利了。人民要的是能拿出成绩的诚实廉洁的好政府，而人民行动党推出的就是这样的政府。从私人企业界招募人才，现在已经不那么困难。薪酬不调整，我们永远无法委任新加坡一些能力最强的执业律师担任法官。薪酬调整之前，最优秀的办案律师一年收人一两百万元，法官薪水则少于30万元。我们也让那些在政府部门服务的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的薪水，跟私人企业界人员的收人挂钩。
这个薪水公式不等于年年加薪，因为私人企业界的收人时高时低。1995年私人企业界收入下降，1997年，所有部长和高级官员的薪水也随之削减。
为防在选举中出现反常情况，以致一群不够诚实和不正直的人当政，我在1984年8月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提议，新加坡应该有个民选总统来看管国家的储备金。如果总理刻意拖延有关对他本人、他的部长或高级官员涉嫌贪污的调查，这时候民选总统的权力就能够凌驾总理。此外，要是民选总统认为一些高职，如大法官、三军总司令或警察总监的人选不恰当，也可以否决委任。如此身负重任的总统，当然需要通过独立的选举，寻求选民的委托。很多人以为我是在为自己卸下总理职务之后的安排铺路。但是事实上，我对这个高位根本没兴趣，它过于被动，并不适合我的个性。1988年，政府提呈一份白皮书，让国会辩论这项建议和有关的问题。1992年，吴作栋总理修改了宪法，为民选总统选举做好准备。在总统的权力和总理及其内阁所拥有的合法决定权之间，我们必须取得平衡。
1997年，韩国、印尼等东亚国家都惨遭金融风暴蹂躏，贪污和朋党主义使它们的困难变本加厉。新加坡没有贪污和朋党主义，所以我们能够比较从容地应付金融危机。其他国家却为此蒙受数以万亿元计的损失。
正因为我们严于律己，促使吴作栋总理在1995年下令调查两处房产的购买过程，一处是由我的妻子代表我买下的，另一处则是我儿子李显龙副总理购买的。两处房产在购买时价格都打了折扣。发展商同样主动地给予它在试探市场的“预售活动”
中大约5到10％的买客5到7％的折扣。成交后由于房地产景气，有关房产价格立即飞涨。没有机会在预售活动中买下房子的人，向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委员会提出申诉（发展商是公共挂牌公司）。交易所进行调查之后，发现发展商的行动并未越权。
由于我的弟弟是公司的非执行董事，人们谣传我和我的儿子购买这两处房产不公平地占了便宜。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进行了调查，向总理报告我们获得折扣没什么不妥。
对于有人指我们不当地获得折扣，芝感到愤愤不平。作为一名具有40年承办产权转让业务经验的律师，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受到指责，因为发展商在售卖房地产时给予折扣早已是惯例。我也同样气恼。为了消除市场上的流言蜚语，我决定公开宣布我们买下房产的价格和对方主动给予的折扣。我们把价值100万元的折扣交给财政部长（也就是政府）。总理认定我们获得折扣没什么不妥，政府无权接受这笔钱，因此下令把100万元还给我们。显龙和我不想让人以为我们是因为我的弟弟担任公司董事而受惠，于是把这100万元捐为慈善用途。
我也要求总理把这件事情提交国会辩论，彻底公开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辩论过程中，反对党议员表示根据他们的经验，给这样的折扣是市场的一般做法，购买房产过程没什么不妥。这些反对党议员包括两名执业律师，其一还是反对党领袖。
我们把有人认为这是不公平地占了便宜的经过，完全公开披露，结果第二年大选，它并未成为竞选课题。诚如我对国会所说，有关当局能调查我并针对我的行为提出报告，证明了我所定下的制度是无私和有效的。这次事件也再次证明没有人可以枉法。
12、城在花园中
派驻新加坡的外国通讯员找不到涉及贪污和其他营私舞弊行径的大丑闻来报道，于是便报道新加坡经常落力推行这类“劝人向善”。的运动，冷嘲热讽，说我们是个“保姆之邦”。他们可以笑我们，可我深信最后开怀大笑的人会是我们……
1976年，我第一次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主人同我们见面的会议室里摆着痰盂，有些中国领袖还用它。于是，1978年邓小平到新加坡访问的时候，我们在会议室内他的座位旁边放了一个明代的蓝白色痰盂，他却没用，也许是他发觉新加坡华人跟中国人不一样，不随地吐痰。1980年我再次访问北京，发觉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痰盂已经拿走了。几年后，我在新加坡设宴招待主管经济的国务委员谷牧，提到人们改变了习惯，不再在人民大会堂里使用痰盂。他笑着说，会议室里的是拿走了，办公室里却还用，老习惯改不了。
从60年代开始，我们便展开反随地吐痰运动。尽管如此，到80年代，还有许多的士司机向窗外吐痰，一些人也仍然在巴刹和熟食中心里照吐不误。我们通过学校和媒体传播信息，肺病等疾病会因随地吐痰而传染。现在很少看到人们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我们都是移民，离乡背井而来，但却准备摈弃陋习，在一个新的国家脱颖而出。这个运动成功了，促使我再接再厉把人民的其他陋习也改掉。
独立后，我千方百计要找出引人注目的办法，以向世人显示新加坡跟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一样。最后，我选定了一个使新加坡成为清洁又葱翠的城市的计划。我的策略之一是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绿洲，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平，使来自发达国家的商人和旅客，把这里当成是到本地区进行商业和旅游活动的基地。改善有形的基础设施要比改变人民的习性容易。他们原本住棚屋，要方便不是在地上挖个洞，就是到放在屋外厕所的木桶去解决。如今搬进装置了现代卫生设备的高楼，他们的习惯却没有改变。我们设法使人民改变乱丢垃圾、喧哗吵闹、粗野无礼等坏习惯，并使他们懂得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讲究礼貌。
我们从很弱的基础做起。60年代，部长和国会议员接见选民，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时段总是大排长龙。妻儿陪伴在旁的失业人士前来找工作，或要求的士或小贩营业执照，或要求在学校食堂售卖食物。这正是失业数据背后的现实情况。数以千计的人在人行道和大街上售卖熟食，完全不理会交通、卫生和其他问题。结果街道垃圾成堆，造成堵塞，腐烂的食物散发出恶臭异味，四处凌乱污秽不堪，市区的许多角落都变成贫民窟。
许多人当上霸王车司机，不但没有执照，也没保险。把破旧汽车租给他们的商人，趁机剥削他们。霸王车的收费较巴士车资高一些，却比有执照的的士收费便宜多了。要在哪里停车让乘客上下车，都由乘客决定，这样却对其他公路使用者构成危险。从最初的数百辆到数千辆，霸王车堵塞街道，也妨碍了巴士服务。
取缔非法小贩和霸王车司机我们无法取缔这些非法小贩和霸王车司机以整顿市容。必须等到1971年以后，当我们能够提供许多工作机会时，法律才得以执行，街道才得以整顿。我们发出熟食小贩执照，把小贩从人行道和马路上移到附近严格建造，备有输水管、阴沟和垃圾处置系统的熟食中心。到80年代初，所有小贩都获得徙置安排。他们当中有好些厨艺一流，游客闻风而至，几个还成了百万富翁，开马赛地，雇用传应生。正因为有这些具有企业精神、冲劲和才干的人民，新加坡才会成功。至于霸王车司机，在我们重组巴士服务，并且提供其他就业机会之后，他们才从公路上销声匿迹。
我们还未脱离马来西亚时，在1964年7月和9月发生了种族暴乱之后，整个市区十分混乱，民众士气低落，纪律松弛。有两件事使我采取了行动。1964年11月的某天早上，我从政府大厦的办公室向窗外眺望，视线扫过大草场，看到几头牛在海滨公园的草地上吃草！几天之后，一名律师驱车经过市区边缘的一条主要公路时，撞到一头牛，不幸身亡。养牛的印度人把牛赶到市区，在路旁放牧，甚至把牛带到海滨公园。我召集公共卫生处的官员开会，订下立即解决这个问题的行动计划。我们给牛羊的主人规l 定了一个到1965年1月31日为止的宽限期。此后，这类走失的牲畜将被送往屠宰场，屠宰后的鲜肉将送给各个收容所。到12l 月，共有53头牛被逮着送往屠宰场。不久，所有牛羊都很快地回到棚里去。
为了在这个第三世界地区凸显我们的第一世界水平，我们着手把新加坡发展成为热带的花园城市，终年清洁翠绿。每逢民众联络所开幕，到各个机构访问参观或在交通圈主持公路竣工仪式时，我都会种树做纪念。所种的树有些长得茂盛，但是多数都枯萎了。要是我再到某个联络所，负责人会在我访问之前补种上一棵。我的结论是，树木种下后必须有个部门来管理，于是便在国家发展部设立了一个署负责这项工作。
取得一些进展之后，我会见了各个部门和法定机构的所有高级官员，要他们大力推动绿化运动。我告诉他们，我到过将近150个国家和地区，也在接近同样数目的政府宾馆里住过，留下好印象的不是建筑物的大小，而是保养的水平。从建筑物无人照顾的情形一一脸盆破裂、水喉漏水、抽水马桶发生故障、建筑全0面失修以及花园荒芜――我就能知道一个国家和它的行政人员士气低落。到新加坡的贵宾同样会做出这种判断。
我们种植了上百万棵树，有棕榈树和灌木，教导人民如何爱护它们，而不是加以摧残和破坏。这个绿化行动提高了人民的士气，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环境产生自豪感。我们没把中产阶级区和工人阶级区划分开来。英国人过去把东陵和总督府一带列为白人区，这个地区的环境比本地人地区整洁、干净和青翠。民选政府这样做可得付出惨重的政治代价。我们也致力于消灭苍蝇和蚊子，疏浚臭气熏天的沟渠和水道。不到一年，人们便觉察到公共场所明显地变得更加整洁了。
人们的坏习惯是长期养成的，如随意践踏植物和草地，破坏花圃，有时又偷窃树苗，或把脚踏车和电单车靠在树身上，把树木压倒。要革除这些陋习，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有这种毛病的不光是穷人。一名医生看上了一棵颇有价值，刚刚种下的南美杉，把它从中央分道堤上移走，想把它移植到自己的花园里，被逮个正着。
为克服一开始人们对绿化所采取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们让孩子们在学校里亲自栽种并照顾树木，辟设小花园，希望他们把绿化的信息带回家让父母也了解。
大自然并不钟爱新加坡。在新加坡生长的青草，不能像在新西兰或爱尔兰的那么青翠茂盛。应我的要求，1978年，一位澳大利亚植物专家和一位新西兰土壤专家，前来研究新加坡的土壤后提呈报告。我读后兴致勃勃，决定召见他们。他们告诉我，新加坡是赤道雨林地带的一部分，一年到头阳光强烈，雨水很多。树木被砍伐之后，大雨把土壤表层冲走，也把养分冲掉。草要长得青翠茂盛，非得经常施肥不可，最好是用不容易被冲走的混合肥料，外加石灰，因为新加坡的土壤酸性太强。管理人员根据这个意见在总统府的草地上进行试验，草果然碧绿起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处理所有学校的操场和其他体育场，结果是蔫黄的草坪和足球门柱旁一块块寸草不生的泥地都变成翠绿一片。整个城市逐渐绿化。在70年代，一位前来参加国庆酒会的法国部长兴高采烈地以法语向我道贺。我不会说法语，却了解“ver ure ”这个词的意思是青翠。美丽的绿化城市把他给迷住了。
当时多数亚洲国家甚少或根本不注意绿化，新加坡却与众不同，而且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走散的牛羊，这成了1969年门月美国《展望》杂志报道的新闻。香港新闻处处长大感兴趣，前来访问之后宣布，他将根据新加坡的经验，建议香港举行为期两年的反乱丢垃圾运动。
共和联邦总理会议定于1971年1月中举行之后，我号召官临们再加把劲，以便使客人对新加坡留下更好的印象。我们为所有的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包括店员、的士司机、旅馆和餐馆工人举行了说明会，要求他们尽量在我们的客人面前表现得有礼和友善。他们对此都有很好的反应，而来访的各国总统、总理和他们的随员的反应也非常好。于是，新加坡旅游促进局展开一个有礼服务的运动，鼓励售货员和其他服务行业的从业员为顾客提供有礼的服务。我决定干涉。如果我们的服务业从业人员只对旅客表现得彬彬有礼，对国人则不然，那是很荒谬的。我召集了国防部、教育部和全国职工总会，通过它们分别向国民服役人员。50万名学生和数十万名工友传达一个信息：我们必须把讲礼貌当做我们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新加坡才会成为一个人人都生活得更加愉快的社会，而不单是为了旅游业。
最大的好处是东盟领袖决定不让新加坡专美而竞相为自己的城市展开绿化计划。
70年代，还没出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蒂尔医生曾经在新加坡总统府别墅住过，他问我为什么总统府的草坪会那么绿油油的。成为首相之后，他把吉隆坡绿化了。70年代末，苏哈托总统在雅加达推行同样的计划，马科斯总统在马尼拉这样做，他宁首相也使曼谷绿化了。我鼓励他们说，他们的国家气候也不错，而且有更多的树木可供选择。
绿化竞争有积极意义对本区域来说，再没有其他作业比绿化的收益来得大。我们同邻居互相竞争，设法使绿化工作做得更好，让花卉长得更茂盛。绿化城市的竞争有积极意义，使大家受惠，对提高人民士气有好处，对旅游业、投资者也有好处。
有好多领域的竞争不但有害，甚至是致命的。所以与其在其他领域竞争，不如争相成为亚洲绿化最好最清洁的城市。
1971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我们开始举行一年一度的植树日，所有国会议员、民众联络所和它们的领袖都参与。自那以后，每年的植树日我们都进行植树活动。
11月种下树苗，雨季在这个时候开始，浇水的工作少之又少。
由于乔木、灌木和匍匐植物的品种不够多，我派研究人员到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植物园和公园考察，挑选亚洲、非洲、加勒比海诸岛和中美洲气候相似的国家的植物新品种，把许多自然开花的植物和树木的新品种带回来，在新加坡的气候和土壤条附下试种。有时我们会大失所望。来自加勒比海诸岛的树木原本会自然地开出美丽的花朵，到新加坡却不开了，因为这里没有它们所需要的凉快的冬天。来自印度和缅甸的树木在新加坡不常开花，因为这里跟它们生长的本土不一样，每年在不同的季候风季节之间没有长期的旱季。新加坡的植物学家到世界各地收集树种，引进了8000个不同的品种，但是只有2000多种能在新加坡繁衍生长。他们在全岛各处种植这些生命力较为坚韧的品种，使我们的绿阴更加多姿多彩。执行我的绿化政策的一个主要人物是能干的官员黄尧。这个造林学出身的马来西亚人，原本打算在马来西亚的橡胶园和油棕园工作。他利用专长，为我们解决了种种问题，包括在路边种植乔木、灌木和其他花草，以及在市区里辟设公园和铺设公园连道。面对我接连不断的便函和永无止境的要求，他勤奋地一一回应，而且还成功地推行了其中的许多计划。他的接班人蔡善英的专业是农学，却成为一名树木专家，表现也一样好。
每逢我出国几个星期后回到机场，驱车沿着东海岸公园大道进入市区，看到苍翠的树木、棕榈、绿油油的青草和繁花似锦的灌木，我就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在我推行过的所有计划之中，绿化计划的成本效益最高。
我们之所以非使新加坡清洁不可，一个不得已的原因是，新加坡必须尽可能收集每年95英寸的雨水。我要求土木工程出身的防止污染组主任李一添制定计划，修筑堤坝把所有小河与溪流的水拦截起来使用。这项计划花了约十年的时间才落实。
他必须使来自住家和工厂的所有污水全部流人阴沟，只允许屋顶、花园和空地的干净水流进明沟，再流进被拦住的河流。到了1980年，每天能收集到6300万加仑的水，约相等于当时新加坡每天用水量的一半。
雄心最大的计划是清理新加坡河和加冷盆地，把鱼儿引回这两条河。1977年2月我最初公开提出这个建议时，许多人，尤其是工业家问道：“干吗要清理？梧槽水道（它注入加冷河）和新加坡河向来都是脏兮兮的，这是新加坡传统的一部分！”
这样的看法我绝不能接受。两条水道发出刺鼻的恶臭。芝的律师楼有个失明的电话接线生，每次乘巴士快要来到新加坡河时，嗅到河水的特有恶臭，便知道到了什么地方。新加坡的水道污染问题一半是由工业废水造成的。我们必须确保每条溪流、阴沟和小河都不0受污染。当时的建屋发展局局长郑章远打趣说：“每星期买鱼放进河里，开支会要比这样做少得多。”李一添并没有因为被泼冷水而退缩，他跟我密切合作过，知道这是做得到的，因为我会支持他排除一切障碍。清理新加坡河和加冷盆地是大规模的工程，这意味着必须为整个新加坡岛铺设地下水道。在市区，由于建筑物成群，这样做尤其困难。我们不得不徙置大约3000户家庭小工业，让它们搬进有控制油污和其l 他废物设备的正式工业区。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以来，驳船和就在新加坡河上川流不息，船上人员生活在河上，在河上烹饪和洗澡。我们必须把他们迁移到西海岸的巴西班让，加冷河两岸的小船厂则搬到大士和裕廊河边。
另外让5000名街边熟食小贩搬进经过精心设计，清洁的熟食中心。小贩惯于在路旁做买卖，不必缴租金，方便顾客。他们抗拒到有盖小贩中心去，因为生0意未必那么好，还要交租金和水电费。我们不温不火地却也丝毫不放松地协助他们搬迁，津贴租金。尽管如此，一些小贩还是经营不下去。
我们逐步淘汰8000个养了90多万头猪的养猪场，因为猪的粪便污染了溪流。除了14个开在农业科技园里的鱼塘以及三几家钓鱼场外，其他鱼塘都关闭了。鲜鱼现在是在柔佛海峡的浅水网箱和南部岛屿的深海浮动网箱养鱼场里生产的。
我们成立了一个徙置署，应付徙置过程中涉及的争论不休和讨价还价的问题。
无论小贩、农民或家庭小工业者，他们永远不喜欢搬迁和转行。这是个有政治风险的任务，非得小心并采取。恫情的态度处理不可，否则在来届选举中会失掉很多选票。我们成立了一个由官员和受影响选区的议员组成的委员会来控制局面，以便减少政治上的不利影响。
徒置农民最为棘手。我们定下了赔偿率，根据的是农场建筑的面积、农场范围内铺上混凝土的空地面积、果园里的果树数目和鱼塘数目。随着国家经济繁荣，我们提高了赔偿额。但是连最慷慨的赔偿也不够好。上了年纪的农民不晓得该怎么办，也不会使用赔款。他们不得不住进组屋，对过去给他们提供了免费粮食的猪、鸭、鸡、果树和莱地怀念不已。甚至在被安排搬迁到建屋局新组屋区15到20年后，许多人依然投票反对行动党。他们认为行动党政府摧毁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1987年11月，我欣然主持加冷盆地和新加坡河的清河纪念仪式。这两条水道一直是新加坡市区的天然下水道。我颁发金牌给执行计划的官员，表扬他们的成就。
之后，我们建了八个新港湾蓄水池，其中一些用做划船和消闲钓鱼的场所。每天能收集到的食水猛增到1.2亿加仑。每一项成功的工程都由一个能干和富有献身精神的官员指挥，他们出身于相关的专业，应付新加坡的独特难题时懂得学以致用。没有李一添，新加坡不可能会变得这么干净和翠绿。我概括说明了概念上的目标，他必须研究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后来他升任公务员首长。
1993年温斯敏到新加坡河钓鱼，真的钓到了一条。河流清洁了，人们的生活素质也有所改变。全岛各地的地价都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在市区与河流和水道附近的地段。我们向印尼买沙，覆盖了加冷盆地沿岸的泥土。如今人们可以在加冷盆地晒太阳和滑水。在河畔，共管式公寓取代了难看的小船厂。新加坡河两岸都铺设了人行道，河边的旧店屋和货仓翻新了，成为餐馆、咖啡座、商店和酒店。人们在河畔饮酒用餐，华族的传统驳船晚上停靠在河边，也成为露天用餐的地点。对那些仍然清楚记得新加坡河作为下水道的人们来说，这一切改变有如一场梦。
从一个城市的植物可以看出它的污染程度。失修的汽车、巴士和柴油罗厘喷出过量废气，灌木蒙上黑色的烟灰粒，就会枯萎凋谢。1970年的秋天，我在波士顿看见车辆沿着前往加油站的方向大排长龙，感到诧异。司机告诉我，当天是让车辆更换下一年执照的最后一天。要更新执照，车辆必须给经授权的加油站进行检查，看看是否适宜在路上行驶。之后，我决定在总理公署设立防止污染组。我们在繁忙公路两旁安装监察仪器，测量车辆排出的尘埃、油烟的浓度和二氧化硫的含量。在其他城市，经济情况较好的人可以搬迁到干净和翠绿的郊区，远离城市受污染的地带，新加坡的土地面积却迫使我们在同一个小地方工作、消闲和居住。所以不论是富人或贫民，我们都必须为他们保护环境，保持清洁和优雅。
1971年我们在裕廊镇的中心开辟了飞禽公园，四周是数以百计的工厂。当初如果不坚持和保持严格的防止污染标准的话，来自世界各地的飞禽就不可能在裕廊繁衍成长。我们也在裕廊工业区内进行绿化，在发出证书允许工厂开工以前，要求它们美化厂区并植树。
尽管新加坡已经解决了国内主要的空气污染问题，可是，在1994年和1997年，苏门答腊和婆罗洲发生森林大火，烟雾笼罩了整个新加坡和它的周围地区。大火是因为种植园公司在砍伐宝贵的木材之后，放火烧掉其他树木，以便清理土地来种植油棕和其他农作物而造成的。在干燥的季节里，大火能连续烧上几个l 月。1997年年中，浓厚和有毒的烟雾笼罩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导致机场关闭，数以千计的人病倒。
旧时的新加坡也遭受车辆和诸如建筑工地打桩，以及露天娱乐活动的扬声器、电视机和收音机传出的噪音污染。我们按部就班地慢慢实施新条例，促使人们把音量放低。最危险最吵闹的是华人的习俗，在农历新年期间放鞭炮。人们受到严重的灼伤和其他伤害，尤其是儿童。木屋经常失火，甚至整个非法木屋村化为灰烬。1970年华人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发生了一场规模极大的火灾，五个人丧生，许多人受伤。我决定明文规定放鞭炮是犯法行为，禁止了这个长期延续下来的华人喜庆传统习俗。两年后，两个没有武装的警察试图拦阻一群人放鞭炮，却遭到残酷殴打。于是我完全禁止鞭炮进口。当我们住在10层20层高的楼房时，各种不适合高楼生活方式的传统习俗都必须停止。
60年代，城市重建的步伐加快。我们致力于重建陈旧的市中心，历史不断地被抹掉。到了1970年底，我们对这样的做法深感不安，于是在第二年设立古迹保存局，负责确认和保存在历史、传统、考古、建筑设计和艺术性等方面，对新加坡历史来说具有意义的建筑物，其中也包括行政、文化和商业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包括老旧的华人庙、印度庙、伊斯兰教堂、圣公会和天主教堂、犹太教堂、19世纪传统华族建筑物以及在旧行政中心的前殖民地政府办公楼。过去殖民地时期英国总督办公的总督府，是目前总统和总理办公的地方，已改称为总统府。
我们设法保留新加坡独有的特色，使得新加坡人能够饮水思源。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有拆除牛车水、小印度和甘榜格南的历史区，后者是前苏丹皇宫所在地。新加坡河畔的旧建筑物也保留下来。
早自70年代，新加坡就开始禁止一切香烟广告，主要目的是防止年轻人染上危险和令人讨厌的烟瘾。我们逐步禁止在所有公共场所吸烟――电梯、巴士、地铁车厢和地铁站，最后是所有冷气办公室和餐馆。加拿大人有什么行动我就跟，因为他们是这方面的开路先锋。美国人远远落在后面，因为他们的香烟制造业力量太大了。
我们每年也举行“无烟周”。“无烟周”开展的时候，我在电视上追述了个人的经历。我原来每天大约抽20支烟，1957年参加三个星期的市议会竞选活动，声音哑了，选举结果宣布时，我连憾谢选民的话也说不出来。既然控制不住烟瘾，我决定非戒掉不可。起初的两个星期很不好受。进入60年代，我对烟高度敏感，禁止人们在我的冷气办公室和内阁会议室吸烟。几年下来，多数部长都不再吸烟。拉贾拉南和巴克始终烟不离手，内阁开会，他们总会溜开10分钟左右，到户外走廊过烟瘾。
我们锲而不舍地跟香烟斗争。美国烟草公司的财力和打广告的资金雄厚，成了禁烟运动的强大阻力。尽管老一辈烟客已经减少，但是年轻人，包括少女，仍然沉溺于吸烟的恶习。这场斗争我们输不起。
受到美国大肆嘲笑的一项禁令，是禁止香口胶。早在1983年，国家发展部长便建议禁止香口胶，因为人们把吃过的香口胶塞进大门和信箱的钥匙孔，或粘在电梯按钮上，也有人把它随意吐在地上和走廊上，打扫的开支因此增加，也损坏清洁设备。起初我认为禁止未免太严。然而接着便发生了破坏分子把香口胶塞进地铁车门的传感器，地铁服务受到干扰的事件。那时我已经不再担任总理，吴总理和其他同僚在1992年1月决定禁止。多位上过美国大学的内阁部长说，有人吃过香口胶之后，随手把它粘在大学讲堂座位底下，粘上就清除不了，使座位脏得不得了。香口胶被禁止后，情况大大改善。在商店里的存货都搬清后，地0铁站和地铁车厢的香口胶问题已微不足道。
派驻新加坡的外国通讯员找不到涉及贪污和其他营私舞弊行径的大丑闻来报道，于是便报道新加坡经常落力推行这类“劝人向善”的运动，冷嘲热讽，说我们是个“保姆之邦”。他们可以笑我们，可我深信最后开怀大笑的人会是我们。要是没有做出这些努力，劝人民改变陋习，新加坡的社会就会更不文明、更粗野、更没有教养。新加坡过去算不上是个有教养的文明社会。我们准备在最短的时间内争取实现这个目标，对此并不感到惭愧。我们先教育和规劝人民，待多数人都接受了，我们就通过立法惩罚叛逆的少数人。新加坡有了一个更加信人的居住环境。如果这就是所谓“保姆之邦”，我倒要为促使它的形成而感到自豪。
13、政府和媒体
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再尊敬我们……我们必须想办法确保新加坡政府的声音不会在众说纷纭中被淹没。新加坡人一定要知道政府在大事上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的。
1959年至今的40年里，新加坡报界已经逐渐脱离殖民地政府所制定的标准。我们通过设定界限做到这一点，这些界限主要是为我们的英文新闻从业员而设的。过去，《海峡时报》集团的新闻从业员深受担任他们上司的英国主编和记者的影响。
多年以后，在80年代人行的年轻一代新闻从业员，才意识到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和西方的标准不同，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不会改变。不过，新加坡的新闻从业员跟美国的报刊有所接触，并受到它们的报道风格和政治态度的影响，美国媒体对当权者总是抱着猜忌和怀疑的态度。华文报和马来文报就没有遵循西方媒体的模式。它们的作风向来是对所认同的政策给予建设性的支持，不认同则有分寸地表示反对。
跨入80年代，不到40岁的新加坡新闻从业员都是从相同的新加坡学校毕业的。
但是英文、华文和马来文报界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三者之间的文化差距并未弥合，从各报的社论标题。对新闻和读者来函的选择，可见一斑。受华文教育的读者和受英文教育的一群，对政治和社会抱着不同的观点，前者把群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英文大报《海峡时报》在英国人当老板的时候，公开为英国人的利益服务。英国商行经常光顾它，给它大量的广告生意，殖民地政府也常常提供新闻和刊登官方通告，让它赚钱。没有一份本地英文报的发行量和影响力及得上它的万分之一。
华文报却必须自力更生。办报的华族富商利用报刊谋求自己的利益。为了吸引读者，他们大肆报道关于中国、华文教育和文化以及在中国爆发的战争之类的新闻。
两大华文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为两个华裔豪门所出版，报刊编辑是右派投机分子，在他们手下办事的年轻华裔记者却以左派人士为主，好些还是共产党的干部。
华文、泰米尔文和其他语文的本地报刊，都是从读者的族群利益出发的，并无新加坡意识。以阿拉伯文（爪威文）出版的马来文报《马来前锋报》，则充当泛马来人和印尼人民族主义的宣传工具。
《海峡》几乎从一开始就非常仇视人民行动党，认定党内非共领导层是口操华语的共产分子的特洛伊木马。《南洋》、《星洲》和好几份华文小报鼎力支持行动党，是因为它推行左派政策，同共产党站在同一战线上。有许多华文报的新闻从业员是亲共分子。《前锋报》不曾因为我们同讲华语的共产分子关系密切而加以排斥，依然友善相待，原因是该报东主，也是总编辑兼董事经理的优素福。伊沙克和我有私交，并委任我为《前锋报》的律师。优素福后来当上新加坡首任总统。报界声称他们是维护真理和言论自由的守卫者，我个人早年在新马两地的经验影响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新闻自由其实是报社业主为谋求个人和阶级利益而鼓吹的自由。
在1959年5月举行的第一届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大选迫近时，《海峡》对行动党的抨击变得益发猛烈，目的是要阻止我们当选成立政府。我们决定迎头反击。拉贾拉南曾经担任《海峡》的主笔，他证实了我们的看法，《海峡》的确是为英国人的利益服务的。该报由一个身材魁梧，长得像个恶棍，但是办事能力强的英籍报人比尔。西蒙斯主管。我公开表示要同该报对抗，并恫言行动党倘若在该报处处作对的情况下仍旧获胜，事后必会跟他们算这笔账。西蒙斯对此不敢掉以轻心。报社开始进行筹备，万一被我言中，行动党获胜，编辑部人员在大选一结束就会迁往吉隆l 坡。我在4月中旬离投票日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开出了第一炮：《海峡时报》编辑部人员将会抱头鼠窜，跑到吉隆坡去，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我逐一列出他们的洋记者的报道，其偏见可谓已经到达明目张胆的地步，同时我也发出警告，他们如此猛轰行动党，我们日后会同样猛烈地予以回敬。
第二天，拉贾拉南紧接着在英文报《新加坡虎报》发动另一轮攻势。该报创办人是以虎标万金油（一种止痛止痒的万应药膏）驰名的华族百万富翁胡氏兄弟。《
虎报》决定改变立场，跟行动党为敌。原本担任该报副总编辑已有五年时间的拉贾拉南，被令改变办报方针或另谋高就。他选择了后者。
我说，我们必须容忍本地人创办的报刊批评我们，我们接受他们善意的批评，因为这些人终究得留下来自食改变办报方针的苦果。“管理《海峡时报》的候鸟之辈”却不然。他们会逃到马来亚，然后从那里大声嚷嚷，要为新加坡的新闻自由赴汤蹈火，死而后已。他们利用《海峡》最资深的本地职员欧亚裔人士莱斯利。霍夫曼反驳我的言论：“我不是什么候鸟。我对这份报纸的办报方针和编辑内容负责，并且准备留在新加坡，即使李先生和人民行动党当政，即使他们利用公安法令对付我……我的家还是在新加坡。”
话倒说得挺勇敢，但是在投票日前夕，霍夫曼已经动身到吉隆坡。在这之前几天，他在国际新闻学会于西柏林召开的常年大会上致词时说，我发出的威胁是“一群被权力冲昏脑袋的政客的大发作”。他扬言《海峡》是由“生于斯、长于斯，真正有民族主义情操和忠于他们国家的马来亚人撰稿、出版和控制的”。他知道这里头没有一句真话。他呼吁国际新闻学会“一劳永逸地制止某个公然表示要管制新闻自由的政党想要争取民众支持的用心”。可这正是我们有权争取的地方――寻求全民表决授权我们去严厉对付报界的外来利益团体，而这里涉及的是殖民主义者的利益。我们公开主张报刊不能由外国人拥有。
西蒙斯前来求和我们在大选中告捷。《海峡》的东主和高级编辑一并迁移到吉隆坡，证实了我们的论点：他们是胆怯之辈，目的是要维护英国的利益，根本不是要捍卫新闻自由或获取资讯的权利。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后，《海峡》迁回这里，它的立场出现180度的转变，不但不反对，反而支持行动党，我却未曾因此而对它稍微敬重。当马来西亚的亲马来人政策迫使《海峡时报》集团把吉隆坡的业务出售给当地执政党巫统时，是行动党政府允许英国股东继续在新加坡出版报纸和保有报章的控制权。西蒙斯前来求和，K 《海峡》的经营方针从此改为纯粹从商业角度出发，不再具有任何政治动机。莱斯利。霍夫曼没有返回新加坡，而是定居澳大利亚。
我希望新加坡报业有所竞争，因此鼓励其他报社成立。有好几家尝试过，但是都以失败收场。英国百多年的统治为《海峡》制造了垄断市场的条件。《虎报》在60年代结束营业。一份称为《东方日报》的报纸在1966年创立，创办人是虎标万金油胡氏兄弟之一的儿子胡蚊。他以花花公子而非报业巨子著称。他和某个设l 在香港的中国机关的高级人员暗地里洽商贷款300万新元，以低得不像话的0.1％年利分五年偿还，因为管理不当，该报损失惨重。1968年，该报又再获得一笔60万新元的资助金。我们在1971年揭发这个外国集团资助办报的“黑色活动”。胡蚊招认了，该报编辑部职员愤愤不平，颜面全失，结果全体辞职，报社终告关闭。
《新加坡先驱报》是另一份从事“黑色活动”的报刊，但是给钱的是非共者。
报刊在1970年由外国股东独资创办，聘请本地人为主编，记者国内外人士都有。一开始我就满腹狐疑，两个有名无实的外籍东主为什么要创办一份英文报，通过社论和新闻报道渲染某些课题来跟政府作对。这些课题包括国民服役、新闻管制和言论自由等。该报当时在赔钱。内部安全局调查的结果是，报刊的最大股东是一家叫做希达公司的香港合伙企业，注册在两个挂名合伙人名下。报刊不久便耗尽230万新元的运作资本，美国大通银行新加坡分行随即提供180万新元无担保贷款。我们要求大通做出解释，结果银行主席戴维。洛克菲勒从纽约打电话给我，竟说银行第二副总裁兼新加坡分行经理不晓得银行本身规定不能贷款给任何报刊！我对这样的解释感到怀疑。
我向该报新上任的总编辑提出质问。他是新加坡人，以香港希达公司的名义为《先驱报》注入新资金。他回答说，他以为我知道投资人是马来西亚驻堪培拉最高专员兼前沙巴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也就是皈依伊斯兰教后的福阿德。史蒂芬。
我反问他是否相信史蒂芬甘冒失去150万元的风险，投资在一份跟新加坡政府作对的报刊上。他也同意事情叫人难以置信。
1971年5月中旬，我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披露了这一段谈话内容。在马来西亚时期就和我相熟的史蒂芬从堪培拉写信给我：“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我在《先驱报》投资的惟一动机是因为自己曾经是报业的一分子，同时也相信新加坡是一个投资能够得到保障的国家……我老大不小了，心想如果不久后退休就可以依靠在《先驱报》的投资过日子。”他没有解释为何不事先通知我有关这项投资以获得我的支持。
一份报纸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60年代中期有一个外国人英国报业巨子罗依。汤普森想在新加坡办报。他事先找我商量，我劝他打消念头，因为我不希望一个根基不在这里的外国人左右我们的施政方针。
就在《先驱报》资金消耗殆尽之际，香港女报人胡仙却出手50万新元相救，叫人猜不透个中原委。她是胡故的姐姐，却跟弟弟不一样，是个真正的女商人，办事精明求实，本身在香港拥有一份华文报。她向我出示了汇款收据，却拿不出任何股票证券。我问她是否打算把更多的钱投资在《先驱报》，她回答说不打算，然后立刻动身回香港。
附属国际新闻学会的亚洲报业基金会发表声明，吁请我们不要吊销《先驱报》的执照，同时邀请我在1971年6月到赫尔辛基向国际新闻学会的常年大会发表演讲。
我在启程前吊销了《先驱报》的印刷执照。
要是不出席大会，他们势必会在我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决议谴责新加坡。对于媒体在一个年轻新兴国家如新加坡所扮演的角色，我在会上声明自己所采取的立场。
我需要媒体“巩固，不是削弱我们的学校和大学所灌输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态度。
大众传媒可以营造一种气氛，鼓励人民发奋学习发达国家的知识、技能和纪律。少了这些，我们根本没有希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追述报刊上的报道和照片如何在新加坡这个不同种族。语言、文化和宗教共存的社会引发暴乱，造成人命伤亡，并举出两个例子。在1950年的玛丽亚暴乱事件（也称森林女郎暴乱事件）中，《虎报》当时头条报道一个由马来保姆抚养，并随保姆倩l 奉伊斯兰教的荷兰籍女孩，跪在圣母玛利亚的塑像前面。1964年7月发生在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的反华人暴乱，导火线则是一份马来文报纸胡乱指责马来少数民族遭受华人多数民族压迫，不停地煽动，日复一日，终于酿成暴乱。
我说，我不接受报刊东主具有可以为所欲为，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的权利。报刊东主和属下的记者不像新加坡的部长，他们不是人民投选出来的。我在会上总结说：“报刊自由和新闻媒体的自由必须服从新加坡的首要需求，也须服从民选政府的首要职责。”由始至终我都坚定有礼地一一回答那些蓄意挑衅的发问。
数年之后，在1977年，我们通过立法禁止任何人或受其任命者持有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权，并且设立了一种称为管理股的特别股票。部长有权决定哪些股东能够获得管理股，并把报刊的管理股分给本地四大银行。因为银行业的商业利益使然，这些银行会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保护国家的稳定和成长。西方制度容许富裕的报业巨子决定选民每天该阅读些什么，我却不吃那一套。
80年代，西方国家拥有的英文报刊在新加坡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随着学校里开始教导英语之后，新加坡的英文读者群也跟着扩大。新加坡向来禁止宣扬共产主义的刊物，却不见哪个西方媒体或传媒机构提出抗议。我们没有禁止过任何西方报刊，他们却经常拒绝让我们对错误的报道进行答复。我们在1986年决定对那些涉及新加坡内政的外国报刊，执行限制销量或发行量的法令。我们检查这些刊物是否“涉及新加坡政治”的方法之二，是看他们在关系新加坡的课题上做了歪曲事实或一面倒的报道之后，愿不愿意刊登我们的答复信。我们没有封禁这些报刊，只是限制它们的销量。买不到刊物的人，他们大可影印或传真里面的文章。这会导致刊物的广告收人减少，却不会防止人们传阅它们的报道。它们不能指责我们担心人们阅读它们的报道。
第一份违反法令的是美国《时代》周刊。它在1986年10月发表一篇文章，报道一名反对党议员被控私自变卖资产，诈骗债权人，以及提供伪证，结果被新加坡法庭判决有罪。我的新闻秘书去信更正报道中三处不符事实的地方。对方拒绝刊登我们的答复信，反而提出另外两个版本的答复内容，而且两者都改变了原有的意思。
我的新闻秘书要求周刊把答复信原文照登，遭到拒l 绝。于是我们把它的销量从18000本减少到9000本，最后限制在12000本。在这之后k 时代》把答复信全文原原本本地刊登出来，峨们便取消限制令。那已经是八个月以后的事情。l 《亚洲华尔街日报》在1986年12月针对新加坡建议设立第二级股市（称为新加坡股票交易所自动报价股市）一事，做出不确实的报道。报道指责新加坡政府设立第二级股市是为了把不中用的政府企业转嫁给人民。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去信驳斥这些虚假的指责。该报不但拒绝刊登更正信，还声称报道公正无误，说这么一家不中用的政府公司的确存在，反指我们的更正信破坏了该报通讯员的名誉。金融管理局再次去信，指出该报复信中的更多错误，同时要求对方指明所谓的不中用的公司到底是哪一家，我方信件又是哪一段文字诬蔑了他们的通讯员。我们要求刊登双方的往来信件，让读者自己判断谁是谁非，结果两个要求都被拒绝。政府于是在1987年2月开始限制该报发行量，从5000份减少到400份，同时公开它和金融管理局之间的书信。本地报章发表了这些书信的内容。我们也表示，如果有关通讯员真的认为名声被诋毁，尽管提出起诉。但是他没这么做。使我们惊讶的是，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竟对该报和《时代》周刊发行量受限制表示遗憾。新加坡外交部要求国务院证实报道所言――如果确有其事，则等于“对新加坡内政进行前所未有的干预”。国务院发言人证实了有关报道，但是坚持美国政府在两起事件中不偏袒任何一方。我们询问国务院是否会同样基于公正无私的原则，对《亚洲华尔街日报》拒绝发表跟新加坡的往来书信表示遗憾。国务院重申它谁也不袒护，只是基于它“一贯秉持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才表示关注，也就是说，在这个原则下，“新闻界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登或不登某则新闻，即使这样做看来有多么不负责任或一面倒”。
新加坡外交部指出，新加坡没有义务遵循美国的新闻法令。新加坡有自己的法律，并坚持有权对错误的报道做出答复。外国报刊原本无权在新加坡销售或发行，是我们给予他们这种特权，但是他们必须遵守我们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答复的权利。国务院没有对此做出答复。
两个星期后，《亚洲华尔街日报》写信给新加坡交通及新闻部，献议免费派发报纸给所有因发行量受限制而无法阅读到该报的原有订户，表示愿意“本着协助那些抱怨想阅读本报却不得其门的新加坡商人的精神，牺牲卖报收人”。交通及新闻部表示同意，条件是报上不能有广告，以证明它要这么做的动机不是为了增加发行量以提高广告费。对方不接受，辩驳说广告是报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么做会造成额外的开支和时间安排的问题。我们表示愿意承担因取消广告而产生的一半的额外开支，该0报却拒绝。我们就此回应：“你们根本不是有心要计商界人士得到资讯。你们只是想要兜售广告赚钱的自由。”《亚洲华尔街日报》没有回应。
在1987年9月，美国人出版的周刊《亚洲新闻》借事讥讽我们。内政部长的新闻秘书去信指出周刊文章的错误。周刊把信件的部分内容刊登出来。写成一篇文章《你说是歪曲事实？》，作者署名内政部长新闻秘书。文内不但删除信件的重要部分，还擅自添加了470多字，把内容拉长一半有余。这一切都未经当事人许可，也没有向读者交代。新闻秘书写信抗议对方窜改他的信件，并要求把原来的信件和第二封抗议信一并全文照登，周刊不肯，于是我们把它的发行量从11000本减少到500本。过了一个月，它把信件内容原原本本地登出来。我们在一年后解除限制。
同年12月，美国人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的一篇文章报道我和新加坡天主教会大主教见面，商讨22个涉及马克思主义阴谋的人士被逮捕一事。报道是根据一个不在场的神父所言撰写的，这个神父本身是一个叛教者。《评论》说我在大主教不知情的情况下召开记者会，诱骗他出席，并阻止报章刊登他的一段评语，还说逮捕事件等于是对天主教会进行攻击。
我的新闻秘书去信质问对方怎么会以一个不在场者的话为凭据，又没有先向大主教或我本人查证就登出这样的文章。《评论》主编德里克。戴维斯发表了这封信，但是没有答复问题。我们去信追问同样的问题，主编也同样发表了我们的信件，同时补上一句：有关神父说的是实话。他宣称在法律上，报章有权发表任何消息――
不管是真是假，只要它能引述确实提供了有关消息的来源。报章没有义务查明事实以确定消息来源的虚实，或向其他目击者查证消息；同样地，它也没有必要对所刊登的任何谎言或诽谤性言论负责。戴维斯摆出不恭的态度。我们下令把《评论》的发行量从9000本减至500本。我也入禀法庭，控告戴维斯和该周刊诽谤。
戴维斯接着发表上述神父的另一封信，就我和大主教的见面过程提出另一个故事。我们去函询问到底哪个版本才算正确。对方刊登了我的新闻秘书的信，但是内容经过修改，有相当大的篇幅被压了下来，说是信内提到的事件还在审理中。然而新加坡政府出钱在周刊上购买广告版位刊登信件，他们却照单全收，什么案件尚在审理中的借口都不管了。
我提出的诽谤诉讼在1989年审结，戴维斯没有出庭供证或接受盘问，我获判胜诉。不久后他就离职了。
同《亚洲华尔街日报》还在争执期间，我受邀在1988年4月赴华盛顿，在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我接受邀请，并在会上引述美国国务院备忘录的一段文字：“在媒体享有自由之处，这种各派思想争鸣的场所将识别不负责任和负责任的论调，并奖励后者。”我也指出美国的模式并非举世通用。菲律宾新闻界是以美国的模式为准的，到头来，自由是享尽了，却没有尽到对人民的责任：“党派分明的新闻界助长菲律宾政客发条莫衷一是的杂沓言论，混淆和愚弄了人民。以致大家无法着清，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里到底什么才是关键性的利益。”我表明我的立场：“新加坡的内部争论是新加坡人自家的事。我们容许美国记者留在新加坡，以便他们向本国同胞报道新加坡的消息。我们允许他们的报刊在新加坡发售，以便了解外国人到底读了关于新加坡的一些什么信息。但是我们不能容许他们在新加坡扮演像美国媒体在美国所扮演的同样角色，对政府诸多监视、反对和质疑。从来没有外国电视台宣称有权在新加坡播映节目。实际上，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明文禁止外国人拥有任何一家电视台或电台超过25％的股权，只有美国人自己才有权控制影响民意的行l 业。因此，鲁珀特。默多克先入籍美国，然后才在1985年收购大都会媒体集团旗下的独立电视台。”
通过这些事件，新加坡人才明白外国报刊不过是要向逐渐0扩大的新加坡英文读者群兜售他们的刊物。他们不顾事实进行有争议性的报道以便达到目的，当然不希望这些立论偏颇的文竟被纠正。当他们发现向我们施加压力，我们也有能力反击时，立论偏颇的报道就减少了。
1993年7月，英国颇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周刊发表文章，批评我们以官方机密法令起诉一名官员和一份报刊的总编辑与记者。我们去信周刊主编更正报道中的错误。周刊把信发表了，宣称内容“几乎没有更动过，简直是全文照登”。但是它却故意漏掉一个关键性的句子：“政府不会默许任何触犯官方机密法令的行为，也不允许任何人蔑视、挑战，进而逐步改变法律，一如在英国发生的克莱夫。庞廷案件和彼得。赖特撰写《捕谍者》那样。”
这正是全信的要点。我们不准备任由本地新闻界引用先例来挑战，进而逐步修改管制官方机密的条例。英国新闻界就是利用了以下两起事件而得逞：公务员克莱夫。庞廷透露有关阿根廷战舰“贝尔格拉诺号”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被击沉的机密资料；军情6处（M 6）官员赖特出书，触犯了保密条例。我们致函《经济学家》主编，要他补登被删除的句子。他含糊其辞避开正题，拒绝补登。我们宣布把它的发行量限制在7500份，并清楚表明会进一步逐渐削减这个数字，同时公开双方的来往书信。《经济学家》这才发表我们的原信，包括上述句子。隔了一段合理的时间，我们便撤销限制令。
除了在媒体对抨击我的文章做出答复，我也随时准备跟批评我的人当面对质。
1990年，伦敦《泰晤士报》的伯纳德。莱文撰文对我进行猛烈的抨击，同时批评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他指责我“治国不当”，“疯狂地决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国里违抗他”。要在英国，一个认识我的人不多又没有我的选民的国家起诉莱文，将是毫无意义的事。我改而写信邀请他针对这些指责，跟我在伦敦来一场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莱文的主编回信说没有电视台会感兴趣。为防这一招，我事先已经致函友人英国广播公司主席马默杜克。赫西，他答应腾出半小时的节目时间和提供一位中立的辩论主席。当我告诉《泰晤士报》英国广播公司有此献议后，该报主编代莱文打了退堂鼓，辩称我应该通过莱文抨击我的同一个媒介，即《泰晤士报》，做出回应。我去信对莱文不肯同我当面对质表示遗憾。《泰晤士报》拒绝刊登这封信，我于是在英国日报《独立报》买下半版的广告版位把它登出来。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节目访问我时，我说：“在我的国家，提出指责的人如果不肯面对他所抨击的对象，就什么都不必说了。”莱文从那个时候起，再也没有写过任何关于我或新加坡的文章。
另一回我一口答应接受评论员威廉。萨菲尔的录音访问。萨菲尔向来敢怒敢言，多年来不断谴责我和萨达姆。侯赛因一样是个独裁者。1999年1月，趁我们俩都在达沃斯，他接连向我发问了一个小时，之后根据这次访问，在《纽约时报》撰写了两篇文章，还把访问内容一字不差地上载到该报网站。本地报刊转载了他的文章。
上网阅读访谈全文的有美国人，也有其他国家的人士，从他们留下的评语记录判断，我在访谈中并未处于下风。
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再尊敬我们。
资讯科技、卫星转播和互联网的日新月异使西方媒体网络有机可趁，能够把他们的报道和观点向本地观众大量灌输。那些尝试阻止人民使用资讯科技的国家必定会吃亏。我们必须学习处理这些排山倒海般无休无止地涌来的资讯，确保新加坡政府的观点不被西方媒体所掩盖。继货币危机之后，1998年爆发的印尼骚乱和马来西亚不靖，就是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外国电子和印刷媒体网络在这些国家的内部争论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必须想办法确保新加坡政府的声音不会在众说纷纭中被淹没。新加坡人一定要知道政府在大事上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的。
14、拿起指挥棒
执掌政府和指挥交响乐团不无相似之处。少了贤能的班子，任何总理都成不了大事。指挥本人未必得是个出色的演奏家，却至少必须对主要乐器。如小提琴、大提琴以至法国号和长笛，有足够的认识，否则无从知道不同的乐器能奏出什么样的旋律来。我的作风是，委任最出色的人选掌管当时最重要的部门。
我和我所领导的内阁部长们维持着朋友兼政治同僚的关系，长达三四十年。当中有好几个人是我在英国留学时就认识的，我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未来，之后大家回国，在工会和行动党里并肩争取群众的支持。对彼此、对共同奋斗的事业，我们信誓旦旦。我们有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否则不可能冒险在同一个时候挑战英国人和共产分子，后来又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我们早期在一起奋斗，常常好像就快被锐不可当的势力所消灭，那时候我们就建立了最强有力的联系，这种联系把我们紧紧扣在一起。政策上有歧见我们从不外扬，只在内阁中讨论，直到分歧化解并达成共识，我们才提出容易为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明确立场。一旦内阁做了决定，我们就努力贯彻到底。
我们知道彼此的优缺点，是一个搭配无间的组合。元老级部长如果对某件事情表示赞同，其余的内阁成员通常不会有异议。我和同僚们关系融洽，能够针对他们职责内的事务提意见而不至于引起不满。他们知道，到头来是我得站在选民面前，说服他们授权内阁连任，而我需要有能够叫选民信服的理由。
执掌政府和指挥交响乐团不无相似之处。少了贤能的班子，任何总理都成不了大事。指挥本人未必得是个出色的演奏家，却至少必须对主要乐器，如小提琴、大提琴以至法国号和长笛，有足够的认识，否则无从知道不同的乐器能奏出什么样的旋律来。我的作风是，委任最出色的人选掌管当时最重要的部门。除了独立初期防务吃紧以外，财政部一直在各个政府部门列居首位，而部长首选非吴庆瑞莫属。居次的人选受委掌管重要性次之的部门。我把我的期望告诉有关部长，然后放手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执行任务，遵循的是目标管理法。只要受委者足智多谋，碰到未能预见的新问题时懂得革新，这种管理法就能收取最大的成效。我只需要在政策问题上插手。
无论如何，我对各个部门的职务必须有足够的了解，碰到认为重要的课题――
刚起步的航空公司、扩建机场、交通堵塞。分散种族聚居地、提高马来同胞的学业表现和法律纲纪等，便不时加以干预。有些干预行动举足轻重，若不是我进行于预，也许兔不了要出乱子。毕竟政府行差踏错，责任最终须由总理承担。
任何企业只要能有增长和提供就业的潜能，我们就得加以扶持。在航空业方面，我怀疑马来西亚有意使新马联营的马新航空公司（MSA ，简称马新航空）分家。
东姑很不高兴1968年9月，东姑告诉报界，新加坡独占了马新航空的所有外汇收人，在吉隆坡又没有设立工程和其他方面的设施，航空公司任用的新加坡籍职员人数，更是远远超过马来西亚籍职员。这一切令他很不高兴。
我通过报界做出答复：双方政府达成的协议指明，航空公司必须“根据有效益的商业原则”来经营。公司赚取的外汇根据所持股份派发了盈利给股东，设施和职员则反映公司的发源地，也就是新加坡。其实真正引起争执的是，新加坡不愿意经营一些不符合经济效益的马来西亚内陆航线――除非马方愿意承担损失。
这场公开争议发生时，正值英国对马来西亚的防务承诺协议即将约满的紧要关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又尚未确定立场。加查利。沙菲为了这场争执写信给我。他是马来西亚外交部常任秘书，办事能力强，但失之浮夸，跟东姑和敦拉扎克关系亲密。当年我跟马方谈判合并问题时，他帮忙解决了不少难题。我回信说，航空公司的问题本身其实没那么重要。不过，双方如果为此争执下去，那将威胁到两国的安全，因为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在12到24个月内决定在1971年之后采取什么样的防务立场。我建议他出手相助，使双方政府能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冷静务实的包容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以便鼓励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三国在1971年之后继续在这里维持一定程度的军力。加查利确实伸出了援助之手，使这场公开争论得以降温。航空公司找来双方都能接受的新主席，照常营业。但是东姑显然要马新航空公司分家，让马方以自己的航空公司经营马来西亚各州首府的航线。于是，我同意协助他们在吉隆坡机场设立修理厂，训练他们的工人维修内陆航线使用的福克友谊型客机。
我特别留意马新航空公司的问题。我知道这家联营航空公司拆伙后，马来西亚必会想尽方法避开新加坡。我们这个弹丸岛国只有巴耶利巴国际机场和樟宜、登加、实里达三个皇家空军基地，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惟有走国际路线。早些时候我已吩咐公司管理层着手建立国际航空目的地。我和公司内的新方人物林振明经常会面。
他当时担任的职位是马新航空行政与顾客服务署署长。为人稳重可靠，对航空业有透彻的了解，1971年获升怕董事经理。他也知道马来西亚想拆伙，使我们在马来西亚境内除了吉隆坡以外，哪里都飞不成。他为新加坡努力争取更多地区的降陆权，以便日后经营有利可图的国际航线。与此同时，他还得维持机师和员工的士气，使他们对新加坡独资经营，以新加坡为基地的航空公司有信心。公司的主席和董事经理无时无刻不l 面对来自新马双方的压力。直到1972年10月，马新航空分裂成新加坡航空公司和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后，这种压力才得以消除。我们双方达成协议，马航将包办所有内陆航线，新航则接过；所有对外航线。1966年，我们取得香港的降陆权，1967年获准在东京和悉尼l 降陆，1968年在雅加达和曼谷。最重要的目的地要数伦敦，但是l 英国不愿意给新加坡降陆权。我在1970年8月后程赴卢萨卡出席不结盟峰会前，向交通部常任秘书严崇涛问起跟英国谈判允许新加坡客机在伦敦降陆的进展如何，他回答说很困难。我于是吩咐他把情况告诉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德万。奈尔。德万。奈尔曾经建议，如果英方谈判代表为难我方，他将发动机场工友职工会对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客机服务实行怠工，向英国施压。我同意他的办法。
全国职工总会在巴耶利巴机场一展开对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客机的怠工行动，英国最高专员阿瑟。德拉马尔就到我的办公室来见我。我要求他说服英国政府做事公道一点，英国航空公司的客机既然可以顺利在新加坡降陆，新加坡的航空公司没有理由不能在伦敦享有同样的权利。不出几个星期，我们，便争取到了在伦敦降陆的权利，正式开通伦敦一新加坡一悉尼这条世界主要航空干线，为新航向国际发展跨出了第一步。也许因为当年爱德华。希思是英国首相，所以事情比较容易解决。
亏了钱就得关门1972年7月，在新航即将开幕前，我在一个晚宴上向所有工会领袖和资方高层领导人明明白白地指出，新加坡的航空公司必须具备竞争和自给自足的能力，否则亏了钱就得关门大吉。我们不能像其他国家，经营航空公司就为了亮出国家的旗帜，我们没有那种本钱。从一开始劳资双方就很清楚，公司存亡取决于它能不能赚钱。双方携手合作协助新航步上成功之路。
摆脱了吵闹不休的日子，新航总算能全心全意投人经营国际航线的业务，而且一年比一年飞得更远。到1996年，它已经成为亚洲国家当中拥有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波音与空中巴士机队的航空公司之一，飞行目的地几乎遍布各洲。它也是亚洲国家当中盈利最高的航空公司。就规模而论，算是全球最赚钱的航空公司之一。
我决定兴建樟宜机场是新航业务蒸蒸日上的关键。1972年2月，内阁接受一家英国航空顾问公司的建议，要在巴耶利巴机场兴建第二条跑道，预定1977年或1978年启用。要建造这条跑道，实龙岗河就得改道腾出地方来。河床下泥土的承受力令人置疑，跑道工程将产生技术性问题。但是采取这个方法的土地成本最低，涉及的重新徙置问题也最少。建议书也提到，如果我们把机场由巴耶利巴搬迁到位于樟宜的前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就不可能在1977年之前让两条跑道同时启用。接着发生了1973年10月的石油危机，燃料价格上涨，机票价格相应攀高，全球经济发展的步伐慢了下来。我要求重新评估机场计划，这一次请来美国的顾问进行这项工作。对方建议我们保留在巴耶利巴建造第二条跑道的原定计划。我不满意这个结论，要求重新考虑把机场0搬迁到樟宜的可行性。
我到过波士顿的洛根机场，对于让飞机升降噪音融入水中的设计概念留下深刻的印象。反观在巴耶利巴建造第二条跑道，；无异于让起起落落的飞机直接穿越新加坡市中心的上空。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研究了第二个做法，就是于1977年以前在樟宜建造两条机场跑道，结论仍然是，在巴耶利巴建造第二条跑道较为妥当。但是跑道一建成，我们就得长期面对噪音的问题。我要有关人员再次彻底评估整个计划，然后才考虑放弃樟宜。于是我委任有“推土机”之称，当时担任新加坡港务局主席的侯永昌，率领一个高层委员会负责这项任务。
1975年4月，我在华盛顿接获代总理吴庆瑞的来信，他说l 委员会相信樟宜第一条跑道可以在1980年完工，第二条跑道在1982年建成。巴耶利巴第二条跑道则最快要到1984年才能竣工，因为实龙岗河需要改道，河床也必须加固。那时候西贡和南越刚沦陷不久，随着共产分子的叛乱行动蔓延到整个区域，东南亚的经济增长步伐很可能放缓。但是如果凡事都往坏处想，反而真的可能应验。我反复斟酌了好几天。在樟宜兴建新机场得耗资10亿元，另外还得拨款4亿元，在1975至1982年间扩大巴耶利旧的搭客和空运处理设施。我给吴庆瑞回话，要他展开樟宜机场兴建计划。
以新机场那样的规模，一般要花上十年才能完成，我们却在六年内就把樟宜机场建好。我们拆除了好几百栋楼房，挖掘了数l 以千计的坟墓，清除沼泽地，往大海填土。1981年7月新机场开幕，成为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机场。我们注销了投资在旧机场的18亿余元，另外投下15亿元建造有两条跑道的樟宜机场。第二条跑道在1984年启用。
樟宜是岛国东端景色迷人的一隅。由东海岸驱车进入市区，走的是一条通行无阻长达20公里填土建成的全新高速公路，一边是美丽的海景，另一边是由鳞次林比的组屋和私人公寓构成的岛国风光。崭新的机场和那一段朝市区行驶20分钟，一路上令人心旷神怡的路程，让游客留下最美好的第一个印象――这是新加坡投资得最有价值的15亿元。樟宜机场使新加坡晋升为区域机场的枢纽。不过，竞争是激烈而没有止境的。更新、更豪华和拥有先进设备的机场相继在吉隆坡和香港落成。樟宜机场必须不断提升和翻新才能保持竞争力。
樟宜机场取得成功，有两个人功劳最大。侯永昌执行政策果敢坚决。他向我保证他的工作人员能及时完成任务，鼓励我把机场从巴耶利巴迁往樟宜。利用新加坡港务局的资源，在港务局首席工程师维吉亚勒南和当时备受看好的公务员林福山协助下，侯永昌说到做到。工程在林福山监督之下展开，他在1980年出任民航局局长。
1981年，我受邀为新机场主持开幕典礼，我请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侯永昌代我赴会，他的名字理应被镌刻在碑文上。
另一个有功的人是沈基文，他是新加坡常任秘书当中最精明的一个。他负责组织起机场的管理制度。许多富有国家通过聘用外国承包商建造了漂亮的机场，可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妥善地管理机场，让搭客能够快速顺利地通过海关和移民检查，领回行李，然后搭车进城去。要转机的话，搭客有休息的地方或消闲、办公的设备。
这一切樟宜机场都有――供休息的、沐浴的，还有一个游泳池，几个商业中心、健身室，以及一个让儿童学习科学知识和游乐的场地。身为新加坡民航局局长，沈基文把樟宜机场推上世界级机场的行列，使它几乎年年登上旅游杂志的评选榜首。
到1975年，市中心在繁忙时间的交通拥挤现象，已经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
我看过一份建议书，要求规定在繁忙时间内驶人中央商业区的车子必须付费，借此缓和市区内的交通流量。我请有关人员研究这个建议，发现的确可行。他们建议在通往中央商业区的不同人口处竖立高架闸门，提醒所有驾车人士，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驶人限制区，就必须在车子的挡风镜上展示有效的执照。我通过媒体鼓励民众广泛讨论这个计划，前后长达几个月。我们不断调整和改善有关建议，例如允许载有四个人的车子无需执照也能驶人限制区，敲定每日执照费为3元，买月票则便宜一些。新措施疏缓了繁忙时段的交通堵塞问题，公众的反应也令人鼓舞。
我知道这只是短暂的缓解。人们的收人正在逐渐提高，每年注册的车辆数目直线上升。我相信真正的对策是限制车辆总数的增长，使这个数字不至于超越公路的负荷量而造成大规模的交通堵塞。再怎么大量兴建地下通道、高架公路、高速公路，它们终究会被不断增加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
我提议规定人民必须先投标申请证件，才有资格购买新车，车子才有权使用公路。每一年发出多少份证件供投标，取决于公路的容量。我们估计当时的公路每年可以承受的车辆增长率为3％。交通部长把有关法案交给国会特选委员会，听取各方的意见。最后，我们决定采用的制度是，人们必须投标购买拥车证才能购买新车，有效期为十年。
措施实行后证实有效，全国车辆的年增长率被限定在3％之内。拥车证的投标价格起初偏低，不久后直线攀上天文数字。1994年，一辆2000CC以上的车子，拥车证价格超过10万元，还不包括其他各项高额入口税。拥车证制度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有意买车的人不断写信在报刊上争辩，指责汽车代理商和投机者操纵投标价格，使它不断攀高。在公众要求下，政府后来禁止汽车代理商以自己的名义投标，再把标到的拥车证转让给客户，同时规定所有拥车证不得转让。但是这些调整收效不大。
经济腾飞之际股市大起，投标价格相对攀高，反之则下跌，正如1997至98年间新加坡在经济危机打击下出现的局面。
经过不断的摸索，我逐渐意识到要使各个层次接受一个重要的计划，就必须先把构想提出来跟所有的部长探讨，让部长们有机会跟常任秘书和各级官员进行讨论。
集思广益后，我们再把建议交给负责落实的人员去讨论。类似交通系统这些对广大群众影响深远的计划，我就会通过媒体让人民公开发表意见。因此在决定兴建地铁之前，我们用一年的时间，让民众针对地铁系统胜过以专用道路实施全巴士系统的论点公开进行辩论。我们也聘请两家美国顾问公司给我们提意见。他们使我们深信，以全巴士系统解决问题将不如地铁来得理想，因为碰上下雨天，巴士行驶速度会放慢，导致整个系统出现堵塞现象，地铁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地铁并未降低人民的拥车欲求。拥车证和限制区执照制度虽然控制了需求量的增幅，却无法阻止这个数字年年攀高。我们在1998年推出电子公路收费制。现在，每辆车子都在挡风镜后面安装阅卡器，车子每次从设于市区要道的闸门下驶过，一定金额的通行费就会自动正确扣除，收费多寡取决于使用的路段和时间。科技让限制区执照制度得以改进并延伸到所有产生堵车现象的公路，该付政府多少费用现在视个人的公路使用量而定。既然如此，我们就能以最大的限度让想买车的人在不堵塞公路的条件下拥有自己的车子。
谨慎处理马来人课题但总还是有些敏感的课题无法提出来公开辩论，其中之一是如何处置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聚居在英国当年指定为“马来人聚落”和其他地区生活条件恶劣的马来居民。新马在1965年8月分家时，东姑表示愿意在柔佛州免费提供土地给那些感觉受遗弃的新加坡的马来人。没几个人接受他的献议。不过，隔离而居致使马来族群众被孤立，并产生不满情绪，因为这类聚落大部分是萧条地带，长年下来变成了贫民窟：简陋的木屋用锌板或亚答叶盖屋顶，屋子之间的小巷没有铺砌砖石，弯曲又泥泞。最令人操心的是聚居在芽笼士乃的马来同胞，加上甘榜乌美和甘榜是万岸的居民，形成规模最大的马来人聚落，总共有六万多人。那里没有自来水供应或卫生设备，生活条件恶劣，居民必须到小巷旁边的公共水龙头取水，自己用桶把水提回家或雇用挑水工人。聚居地区内没有电流供应，但是有一些私营者非法卖电。1965年9月，新马分家一个月后，我告诉那里的居民说，他们的陋屋十年内将全部拆除，芽笼士乃将发展成为另一个女皇镇，环境有过之而无不及。
女皇镇是新加坡当时最现代化的高楼住宅区。
我们没有食言。作为长远的计划，要重建新加坡，给每个人提供新住房，我们决定把华、巫、印和其他种族分散，使各族混杂而居，以免他们像过去受到英国人鼓励那样，重新聚居一处。徙置时，人们必须通过抽签的方式申请组屋。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另一场种族暴乱出现，我决定在芽笼士乃马来人聚居地修筑四条道路，布局就像威化饼格子那样，同时把小巷扩大，给那一带的街道装上街灯。在六七年的时间内，一大片贫民窟变成了九个小块。徒置计划的初步阶段在1970年2月展开，那是最棘手的部分。当我们宣布迁徙计划时，马来居民心理上难免有些惶恐不安。
我们的马来议员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在政府官员和居民之间进行斡旋。报章和电台宣传政府为居民准备的赔偿配套和新住所。《马来前锋报》这时候已经停止在新加坡发行，因而无法在民间制造毫无根据的恐慌，就像它在1964年拿哥罗福徙置区大做文章那样。
在拆除工作中，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小伊斯兰教堂是最具政治敏感度的。每一座伊斯兰教堂，无论有多小，都有一群宗教长老和活跃分子组成委员会，负责收取税捐和捐款，作为维修的费用。就在我们准备拆除小伊斯兰教堂时，全体委员竟然占据伊斯兰教堂，不肯离开。在他们眼里，政府的行动是跟伊斯兰教为敌。1970年9月，我们的马来国会议员安排小伊斯兰教堂的委员和一般成员，在政府大厦我的旧办公室同我们见面，让他们向公共工程局和建屋发展局的高级官员表示他们的立场。
我们在马来议员的协助下，说服他们允许当局把旧的木建筑拆掉，并保证在原址附近兴建一座新的伊斯兰教堂。马来议员第二天连同新加坡伊斯兰教理事会（管理新加坡伊斯兰教社群的团体）的主席，在小伊斯兰教堂的群众进行星期五祷告之后，向其中200人发表演讲。马来议员拉末肯纳再度向群众保证，政府一定会兴建新的伊斯兰教堂来取代现有的。肯纳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前工会领袖，1964年在种族暴乱中被巫统领袖痛斥为“卡菲尔”或异教徒，但是他始终没有动摇。伊斯兰教堂的群众终于答应搬走。这起事件为马来人聚居地区内另外约20座小伊斯兰教堂的拆除和重建工程，铺平了道路。我们拨出地段给他们兴建新的伊斯兰教堂，也想出办法来筹集建造费。我把兴建新伊斯兰教堂的责任交给新加坡伊斯兰教理事会，并设立筹建基金，信奉伊斯兰教的工友每个月通过公积金捐献1元。这使得我们的马来群众感到自豪，因为他们用自己的钱来兴建自己的伊斯兰教堂。
要居民搬迁比较好办。按当初盖房子是否经过政府批准为根据，每户人家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赔偿，加上一笔350元的l “干扰津贴”。在那个年代，350元等于一个工人一个多月的工资。被迫搬迁的居民有搬到新组屋区的优先权，而且可以自由选择新居的地点。尽管有这些特别待遇，40户人家依然拒绝搬离住家，直到闹上法庭为止。
在芽笼士乃的道路终于完工，附近一带灯火通明后，有一晚我驾车经过那里，看到周围的治安和环境有明显的改善，心头总算放下了一块大石。继芽笼士乃之后，要结合其他马来聚落就容易多了。
尽管我们借抽签的方式把各族居民打散，却发现他们又重新聚居在一起。一旦屋主把现有组屋卖掉，能够购买任由自己选择的转售组屋时，同一种族的居民要不了多久便开始重新聚l 居。迫不得已之下，我们在1989年为同座组屋各种族居民的比l 例设限（马来族25％、印度族和其他少数种族13％），一达顶限，少数种族家庭就不能再申请购买同个邻里的组屋单位。
这个种族比例顶限限制了某些转售组屋的买主，导致这些组屋的售价被压低。
当同座组屋达到比例顶限的是华族家庭时，有意转售房子的马来族或印度族屋主就不能把房子卖给华族买主，这一来，组屋的售价必定低于市价，因为人数较少的马来族和印度族买主出价无法像占人口多数的华族买主一样高。虽然0如此，为了达到各族相互交融的大目标，这点小代价微不足道。
当年负责掌管建屋局的印度族部长丹那巴南和同样是印度族的律政部长贾古玛，还有身为阿拉伯裔马来人的环境部长麦马德，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如果任由各族回复同族群居，无异于开倒车，不进反退。其他的马来族和印度族议员也都认同这种看法，因此政策执行起来就顺利多了。
80年代大功告成后，我认定有必要修改选举法律，让几个候选人共同竞选两个或更多选区。内阁商议了很久，最后才把这件事带到国会辩论。三四个单选区合并为一个集选区，由三四个候选人合成一组，其中必须包括一个少数族群的候选人―
―印度人或马来人，大家一起竞选这些集选区的席位。没有这样的安排，作为多数种族，所有选区的华族选民十之八九会一再推选华族候选人为议员。在五六十年代，选民投选的是党的标志，候选人是什么种族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到了80年代，当人民行动党已经奠定主流大党的地位，人们普遍认为它会蝉联执政时，选民开始针对候选人多过针对政党来进行投选。他们宁可选择能够对他们的处境感同身受，跟他们讲同一种方言或语言，并属于同一个种族的议员。这一点，参加过竞选的候选人再清楚不过了。一个马来族或印度族候选人要打败华族候选人，虽说并非不可能，但也不容易。到头来，国会里如果连一个马来族、印度族或其他少数种族的议员也没有，那将是有害无益的。我们必须改变规则。集选区制度的一个好处是，华族候选人不能诉诸华族沙文主义，要是这么做，他们势必丧失占25到30％的非华族选民的票数。他们的集选区竞选组合必须有一个马来族或印度族成员来争取少数民族的选票。
另一个困扰着我的种族敏感课题是，论比例，较多马来学生的数理成绩一直比其他种族的学生差。我认为我们无法长久把不同种族在考试成绩中显现优劣高下的差别保密，让大家以为每个小孩都有相同的学习能力，跟种族没有关连，只要机会均等人人都有条件考上大学。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最终只会造成那些落后的人不满，怀疑政府并未公平对待他们。我在1980年向马来社区领袖剖白实情，以便采取公开而敏感的方式来解决马来人学业表现逊色的问题。我把过去10至15年间的考试成绩交给这些领袖，包括新闻界的编辑过目，特别指出学业表现的差距早在战前英国统治新加坡的时期就已经存在，这并不是如今才出现的新问题。
马来社区和传媒领袖起初感到震惊，等他们回过神来，我们邀请他们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共商对策。我告诉他们，调查显示，只要家长和学生受到激励而付出加倍的努力，学业表现总会l 提升15到20％。他们反应积极。马来领袖在政府保证给予支持的情况下，于1982年成立了伊斯兰教社会发展理事会（简称回理会），由马来社区、文学、文化团体的代表和行动党的马来议员联合组成。我们提供会所，每个月从每个马来员工的公积金户头中扣除5角来资助回理会，情况跟当初成立伊斯兰教堂筹建基金相似。随着入息水平提高，捐款逐渐增加到2元5角，政府则提供1元对1元的资助。
在制定影响马来人的政策之前，我总是先请教我的马来同僚，包括奥斯曼握和拉欣依萨。他们看事情都讲求实际。涉及伊斯兰教课题的时候，我也向耶谷莫哈末讨教。他在吉兰丹当过传道士，是一个有宗教修养的人，备受尊崇。麦马德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也认为这是取得成绩的最佳方法。
这种成立以社群为依归的自助团体的做法，不是所有老一辈的部长都能够坦然接受的。其中以拉贾拉南反对得最激烈。他是个十足的多元种族主义者，不把我的计划看成是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而认为是在开倒车。家长是最能激励子女的人，但他不希望通过同族之间的自然感情联系来推动家长这么做，担心这样会助长同族凝聚的力量。
我虽然和拉贾拉南有同样的理想，希望能推行完全没有种0族之分的政策，但是我必须面对现实并交出成绩。经验告诉我们，马来社区领袖对马来家长和学生的影响，无论华族或印度族政府官员都望尘莫及。这些领袖深得民心，加上本身真心诚意关心落后者的福利，能劝服家长和学生做出努力。受薪官员不可能有同样的献身精神和冲劲来培养起如此融洽亲密的关系，以便成为家长和学生背后的推动力量。
华族社区领袖不可能深人到马来家长和学生当中。凡事一牵涉到家庭和种族自尊等个人感情层次的问题，就只有种族大家庭的领袖才能深人民心，说服家长和他们的子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