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开放后接踵而来的社会弊病，使越南的高层领导人依然为它担心，惟恐在政治上失去控制，因而放慢了开放的步伐。他们不像中国那样，中国大多数省市长都年轻得多，受过大专教精。负责治理越南城市与省份的高层人士，都是过去的游击队指挥官。他们让苏联和莫斯科所发生的事吓坏了，也不能苟同蔓延到中国沿海城市的社会罪恶。这不是他们所要争取的。1993年我向武文杰总理和他的班子建议，他们应该把游击队中的这些老战士提升到重要的顾问位置上，而让年纪较轻的官员，尤其是那些接触过西方的官员，负责日常事务。他们需要更了解市场经济，更能使外国投资者认同的人。问题是老将们打过仗、报过捷，是掌权说话的人，要以他们的方式建国。我相信年轻一代接班后，越南的经济会发展得更快。1997年9月，领导层出现了一次重要变动，副总理潘文凯升任总理，取代武文杰，而副总理陈德良取代黎德英将军为国家主席。这些都是使领导层年轻化的重要步骤。这一代人到过更多国家，看过真正的世界，清楚地知道越南同周边国家比起来，远远地落在后头。
1997年11月，我访问了胡志明市，同一位刚冒起的市长兼胡志明市市委书记张晋创会面。这个国家当时正处在“停滞不动”的状态。我同我们在胡志明市的投资者和外国银行家见面，他们被最近的种种禁令吓得目瞪口呆：不能把越南盾兑换为外0国货币汇出去。那他们要怎样偿还对外的债务、银行的透支，以及他们为了在越南投资而向外国银行贷款的利息呢？他们的生意怎么经营得下去呢？负责投资事务的计划投资部极力反对这么做，知道这项措施只会打击投资者的士气，却爱莫能助。越南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则对袭击整个区域的货币危机感到惶恐，担心外汇储备不足。
我在河内向潘文凯总理解释为什么这样突然改变做法具有破坏性。很多别的事情也都出了乱子。新电信解决了传呼的业务，却又面对移动电话业务的问题。越南邮电承诺发出许可证，过后却没兑现。越南人要自己经营。我指出，新加坡必须依循发达国家让电信业私有化的趋势，以应付国际竞争。而惟一能够面对这个最激烈竞争的方法，就是同引人最新科技的外国伙伴联营私人企业。他明白，国家主席陈德良在我向他解释时也表示明白。
他们又一次带我去见杜梅。就像过去一样，我们交谈甚欢，但是我担心影响力同样会非常有限。他们在战争时使用苏联武器所展示的技巧，他们随机应变克服物资严重短缺问题的本事，以及很多越南难民在美国和法国所取得的成就，所有这些都提醒人们，他们具有令人敬畏的素质。
缅甸自我孤立我在1962年4月第一次访问仰光。缅甸总理吴努要求奈温将军在1958年接管政权，因为他的民选政府面对频频发生的少数种族叛乱和造反，束手无策。经过18个月的军人统治后，大选举行了，吴努领导的政党重新当选，从奈温手中再次接管政权。但是没过多久吴努又陷入困境，让奈温在1962年3月重掌大权，这正好是我去访问前不久。
仰光不像我曾在1956年访问过的科伦坡。仰光显得破落。它被日本占领过，虽然在英军从孟加拉一路杀回来时，还不至于被夷为平地，破坏还是相当大的。奈温在他的家里热情地接待我和芝。我看到别墅周围停放着坦克和高射炮时，有些不自在。显然地，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我访问缅甸的目的，是要对印尼总统苏加诺展开的政治宣传进行反击，他口口声声说马来西亚是新殖民主义的密谋。用午餐时，奈温听了我的解释，但不是很留心。他心里想的尽是怎么维护法纪、控制叛乱，使缅甸不至于分崩离析。
他住在坐落于近郊区的一座中型别墅里。他和夫人钦梅登一样待人友善。夫人钦梅登曾当过护士，是位活泼健谈的女士。他们俩都讲英语，而且是聪明人。缅甸是东南亚地区先天富足的国家之一，在战前出口大米和食品。但是民主政府的制度在他们那里行不通。它的人民不是讲同一种语言的单一民族。英国人硬把一群群占据不同山区的不同的种族，放在同一国界里。
奈温成立了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张推行“缅甸式的社会主义”。他的政策简单，争取自足自立，把那些随英国人一起到缅甸来的印度人和华人赶走。缅甸华人其实早在吴努执政的时候就已经纷纷离开，好多人迁徙到泰国和新加坡定居。
人数较多的是由英国人带去当公务员的印度人。他们逐渐被排挤出去。
1965年5月，我在孟买参加了亚洲社会主义者的会议后，续程再访仰光。奈温喜欢我演讲中所说的：“如果我们以西方欧洲社会主义者的乐观态度，处理亚洲的贫穷与落后的问题，我们肯定会失败。”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多么坚决地要自给自足，尽可能减少同外界的接触，回到缅甸过去那种富庶、自足。浪漫而充满诗意的旧景象。
那次访问，同斯特兰德酒店内接待我的司膳总管的一席话，令人难忘。一个年近6O，须发灰白的印度人，在我到达的第二天端来早餐，愁眉苦脸，用英语说：
“先生，这是我最后一天为你服务，明天起我不会再来了。”他不清楚他的缅甸助手能不能给我送来同样的英国式早餐，有茶、奶、糖、烘面包和炒蛋。我问他为什么要走，他回答说：“我不能不走。我在这里出生，一辈子都在这里生活，但是政府却要所有的印度人离开。我能够带走的只是一小笔钱和个人的随身物品。”他要上哪里去？“印度。”他在那里可有亲人？“没有。”他的曾祖父和曾祖母跟随英国人来到缅甸，现在政府却要把他遣送回去。至于我第二天的早餐，他说得没错，托盘既不如原来那么整齐，烘面包也没那么香跪了。
那天下午，我和奈温在前英国仰光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这场球可真不寻常。
每一条平坦球道的两旁。围绕在我们4个球员周围的，全是提着枪向外看的军人。
不挥杆时，奈温戴着钢盔。我犹豫该不该问原因。其中一个球员是奈温的部长。他低声说是跟什么行刺威胁有关。
1968年奈温访问新加坡，在打高尔夫球时，一点也不在意安全的问题，也没有戴钢盔。1974年他再次来访时，我建议我们应该协调彼此的政策，促使美国、中国和苏联继续留在本区域，以取得势力均衡。他一点兴趣也没有，宁可让超级强国自己做决我在1986年1月最后一次访问仰光。奈温的新夫人是个医生，比他过世的发妻钦梅登年轻得多，受过良好教育。当时，他对于15至30年前发生的事记忆犹新。
用晚餐时，我发现尽管经历了20年的经济停滞，他对外国势力仍旧是一贯的不信任。
他谈到如何为了应付缅甸以外的势力而受困在一场“斗智之战”里，指责外国势力一直都在觊觎他的国家。
看到仰光的情况比我在1965年去访问时更糟，真让人不胜呼嘘。那里没有新的道路或建筑，处处百废待兴。主要公路路面上尽是窟窿，路上仅有的几辆汽车。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老爷车，破旧不堪。在奈温的政策下，任凭哪一位部长都难有作为。
他们的英文报只是四开小报那样的一张薄纸。缅甸文的报纸则稍微体面一点。前往著名的仰光大金塔的人们，看起来都穷困潦倒，衣衫槛楼。从车里望去，商店似乎都空无一人。
同年9月，他的总理貌貌卡到新加坡访问，我告诉貌貌卡我在《新加坡与美国人》（一份美国侨民出版的期刊）里读过的一篇文章的内容，设法引起他对旅游业的兴趣。在文章里，两名来自美国人学校的教师叙述了他们到仰光、曼德勒和蒲甘旅行的经验。他们的大半路程都是沿途搭免费顺风车的，这种旅游方式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愉快的探险经验。我向貌貌卡建议让缅甸开放，建造酒店，在仰光到曼德勒和蒲甘之间，安排安全的飞机。这将能吸引很多旅客，可以赚取可观的收入。貌貌卡静静地听着，却没说什么。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奈温还是不想让外国人到缅甸去。
直至1993年，缅甸的一位主要领导人钦纽中将在新加坡同我会面时，我才算是碰到一个反应比较积极的缅甸领袖。也或许是奈温改变了态度吧。奈温一定告诉过钦纽我是老朋友了，所以他一直静静地听我讲话，听我说明缅甸应该重新调整自己来适应后冷战的世界，开发经济，发展整个国家。我以中国和越南等为例说，这些过去封闭的国家，现在都在发展旅游业，邀请外国投资者去制造就业机会与财富。
钦纽负责的是情报工作，也是当时军人集团或“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中的强人。我请他重新检讨对缅甸国父和首任总理昂山的女儿昂山素季的政策。昂山素季嫁给了英国人，却回到缅甸领导反军人政府的运动。他们不可能永远把她关起来，这么做只会使她继续让这个政权受窘。
缅甸如今必须改善人民的生活，把有对外经验的人引进政府。军人政府永远搞不好经济。我建议他应该让新加坡有机会同缅甸接触，在经济上帮助缅甸。如果这样的交往接触是为了帮助缅甸恢复正常状态，而不是维持现有制度，那新加坡将能够在国际上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我的记录员是外交部负责缅甸事务的官员，他担心钦纽会有强烈的反应，结果意外发现钦纽在讨论结束时，还感谢我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丹瑞将军（总理兼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主席）在1995年6月到新加坡访问时，我建议他到印尼走一趟，看看印尼如何从苏哈托将军刚接管时的军人掌政制度过渡到民选总统制。在“双重职能”的制度下，印尼宪法让军队直接参与政府，在议会中有代表权。印尼军人在宪法上有它的地位，那就是保障国家安全与统一。
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每五年举行一次。缅甸要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就非得朝那个方向发展不可。
奈温曾在1994年到新加坡求医时，跟我见过一面。他谈到自己怎么通过静坐得到心灵的平静与安宁。1988年退出政坛后，有两年的时间，他为了国内所发生的事而心力交瘁。自1990年起，他开始阅读关于静坐方面的书。现在，他每天上午、下午、晚上，花好几个小时静坐。比起1986年我们在仰光会面时的满面病容，他如今的气色果然好多了。
1997年他再次到新加坡求医。以86岁的高龄，气色看来比上次来访时更好。这次他只谈静坐，教我一些改善静坐之道。我问他是否会因亲近的人，如孩子和孙子生病而操心？会的，他会操心，但是通过静坐，他可以控制、减少，甚至忘却这些痛苦。当他的老将军们征询他的意见时，他难道不担忧吗？不，他回答道。他们这么做时，他总会请他们别向他提起工作，因为他早已退出世俗尘嚣。不过，据一些外交官说，他在军中仍然德高望重，享有权威，影响力仍在。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相信经济制裁能够迫使缅甸政府放弃政权，把它交给199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昂山素季。我不认为这是可能的。自1962年奈温取得政权以来，军队一直是当政者的惟一工具。可以尝试说服这个军人政府分享权力，逐步使政府平民化。但是除非美国或者联合国准备像在波斯尼亚那样，派出武装部队维持这个国家的完整，否则缅甸根本少不了军队以保持国家的完整。西方对东盟建设性的接触方式感到不耐烦，对东盟领袖在1997年7月接受缅甸加入成为会员尤其困惑不解。但是有什么办法比让这个国家开放、发展，然后逐渐改变更好呢？看看柬埔寨好了，就连监督选举的联合国部队也无法把选举中的胜利者捧上台，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仍然由洪森领导的有实权的政府牢牢控制着。
缅甸的将军们迟早必须调整和改变，以同他们的东盟邻国阳似的方式治国。他们同世界的接触多了，自然能更早实现这个目标。在60年代战火纷飞的中南半岛，柬埔寨是一片和平繁荣的绿洲，我真希望能留住对柬埔寨的这个美好记忆。我和芝在1962阵第一次到它的首都金边去。西哈努克亲王亲自在机场接待我们，在我检阅了仪仗队后，我们走向轿车，一路上身穿传统服装的舞娘不停地将花瓣撒向红地毯。
金边像个法国的省镇，安静祥和。那里有宽敞的林阴大道，让人想起巴黎的香榭丽舍，整排的树木，左右两侧的支路也都有树阴。在一个主要十字路口中间矗立着一座高棉族样板的凯旋门――独立纪念碑。我们住在媚公河边的前法国总督府。西哈努克自己住在旧王宫，在那里以豪华的方式设晚宴款待我们。他过后用自己的苏联飞机送我们到吴哥窟去。西哈努克具有与众不同的性格，非常聪明，精力充沛，深深懂得生活情趣。他的气质和风度就像一位有教养的法国绅士一样，说起话来姿态语气都风度翩翩，说的是法国式的英语。他个子不高，有些矮胖，阔脸，鼻孔形状就像吴哥窟周围庙堂里的石刻一样。他是个一流的主人，无论什么时候拜访他，我都很喜欢他待客的热情。每一次的访问他都叫人难忘。他在宴会上款待的是法国传统的高级佳肴，配以法国美酒和精致的餐具。我记得到他在马德望的省城的王宫时，车道就像在法国庄园里的一样，一路开到高起的人口处。我们抵达时，个子矮小的柬埔寨卫兵穿着把他们衬托得更加矮小、长及臀部的闪闪发亮的拿破仑式靴子，戴着头盔，以闪亮的长剑敬礼。接待处和宴会厅都布置得非常堂皇，而且装有冷气。
那里还有一支西洋管弦乐队和一支柬埔寨乐队。外国外交使节都在，场面盛大。
这位亲王非常活泼，对批评异常敏感。他会对报章上任何批评他的文章做出答复。政治对他来说，就是报章与宣传。他在1970年的政变中被推翻时，他说为了顾全性命而不回国，到北京寻求庇护。我相信即使他当时回到柬埔寨，抵达机场时也不会有哪个士兵敢射杀他。他是他们神化的国王。在中南半岛烽火四起时，他在共产党和西方之间维持了发发可危的平衡，使柬埔寨保持为一片和平与富饶的绿洲。
他在寻求中国的友谊和庇护的同时，也通过法国维系了同西方的联系。当他留在北京而不是回到柬埔寨反抗发动政变者时，原来的柬埔寨被摧毁了。
变了样的西哈努克我再次会见西哈努克是在1981年9月，他当时到新加坡来，针对同红色高棉组织成立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一事进行讨论。那是个变了样的西哈努克。他已经回到金边，并且做了红色高棉的俘虏。他历尽沧桑，几个儿孙在金边被波尔布特杀害，他在为自己的性命担忧。那个原本意气风发的西哈努克已经被摧毁了。他的笑声，在激动时高亢的声音，他的动作，都已大为逊色。他是个活生生的悲剧人物，象征着他的国家和民族所经历的遭遇。中国人在1979年初越南攻陷金边前把他救了出去。他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谴责越南的侵略，并成为柬埔寨抗越的国际标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一直坚决反对同红色高棉组织联合政府。
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后，柬埔寨人在本区域并不活跃。一位资深的部长英萨利在1977年3月拜访我。他说话温文，圆圆的脸蛋，有些丰满。他看起来像是心肠最软、最善良的人，一个会很温柔地照顾婴儿的人。他是波尔布特的连襟，也是他的亲信。
英萨利相当实际，他要贸易，物物交换。他需要工厂的配件、灌溉农田的水泵，以及渔船用的马达。他准备用柬埔寨著名的内陆湖洞里萨湖的鱼来交换，那里每年都会涨水，出产最好的鱼。不过，这个物物交换的贸易最后没有落实，他们在后勤方面有困难。因此，我们和他们很少有什么贸易或其他来往。
越南和柬埔寨的关系越来越糟，频频发生边境冲突。越南在1叨8年进攻柬埔寨，并且在1979年1月攻陷它。之后，只有通过我们进出联合国争取支持票，防止越南傀儡政府接替柬埔寨在联合国原有的席位，以及通过我们支持抵抗部队在泰柬边境作战，柬埔寨在我的意识里才存在。
1981至1991年之间，我同西哈努克的儿子拉那烈亲王见过几次面。他父亲安排他掌管在柬泰边境的亲王族部队。拉那烈的声音、姿势、表情、身势语言跟父亲相似，不过比较瘦小、黝黑，情绪稳定得多，比较不会凭一时冲动行事，其他方面大致是出自一个模子。他像父亲那样法语说得很流利，在接管王族军队前，曾在里昂大学教过法律。
我在80年代到他们在泰国东北的训练营视察时，发现那里的组织不好，而且士气低落。那已是拉那烈所能够做到的最好情况了，因为就像他一样，他的将领和军官花在曼谷的时间比花在军营里的时间多。由于当时我们正为他们提供武器和无线电器材，看到这种情况，我不免感到失望。1991年的和解过后，富有的捐献者接手。
1993年，拉那烈的政党在联合国监督的大选中获胜，他成为第一首相（洪森则成为第二首相）。那年8月我们在新加坡会面时，我警告他联合政府是个不稳妥的安排。
军队、警察和行政部门都效忠洪森。拉那烈要生存下去的话，就非得把洪森的部分军队、警察和一些省长争取过来不可。否则，让军官和军队都忠于洪森，而仅仅是自己被称为第一首相，让自己信任的人担任国防部长，都无济于事。他大概没有认真听取我的意见。他或许以为自己的王族血统能确保人民支持他，确保他是无可替代的。1993年12月，我在新加坡同洪森会面。他的性格完全不同，是个强硬的红色高棉生存者，80年代由越南人委任为总理。但是够机灵，懂得跟越南人保持距离，让自己为美国人和西欧人所接受。他给我的印象是强悍而冷酷。他了解也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当红色高棉一式微，而拉那烈再也无法跟他们合作并向他挑战时，洪森便在1997年把拉那烈撵走，完全掌握了控制权，在名义上保留作为第二首相。
西哈努克在1993年大选后再度成为国王，但是他的身体衰弱，经常为了到北京治疗癌症而无法长期留在柬埔寨，很快地就被淘汰出局，退出现由洪森和他的军队占据着的权力斗争舞台。
柬埔寨就像个被砸成无数块碎片的瓷花瓶，要把它们再粘补起来将是漫长而费力的工作。就像其他打碎的瓷器一样，它承担不了太大的压力。它现在缺乏的是一个井然有序的政府。人民长久以来习惯于不受法律约束，以致现在也不再奉公守法。
只有枪杆子才让人害怕。
柬埔寨的人民是输家。国家衰败了，经济一败涂地。因为洪森的政变，柬埔寨加入东盟的计划挪后了。它最终在1999年4月加入东盟，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再花20亿美元，供联合国再次行动，举行公正的选举。自1970年朗诺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以来，柬埔寨历经27年的战争，兵战不断灰难深重。
19、东盟的未来
到了80年代中期，东盟作为理性的第三世界组织的声誉日隆，逐渐成为发展中世界最有活力的区域组织……东盟定期对话的对象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始，接着是日本、美国和西欧国家。东盟逐渐发展成一个深具凝聚力又能贯彻始终的组织。
对主要课题也采取一致的立场。越来越多国家要求成为东盟常年会议的对话伙伴，讨论政治和经济课题。但是成员国都知道在经济合作方面的进展将会非常缓慢。我们之所以联合起来，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就是为了寻求稳定与安全。东盟的成立固然成功地加强了区域的安全与稳定的意识，实质的有形的进展却一如先前所料，没有多大作为。1972年4月，我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五届东盟外长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提醒大家，东盟拟议的合作项目之多，同最后真正落实的寥寥几个项目，在数量上根本不成正比。我们每年总会提出约一两百个建议，最终付诸实行的往往只有区区十几二十个。
1975年4月底，西贡沦陷。东盟必须更有效地发展经济，以减少国内的不满情绪。1975年9月，在巴厘岛同苏哈托进行双边会谈时，我尝试说服他在印尼主持的第一届东盟峰会上为东盟制订经济目标，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从每个成员国在一些选定的项目上减少10％关税做起，最终把东盟发展成自由贸易区。我以为他支持这个意见。为了让这次峰会取得成功，我们同意集中讨论一些能够凸显区域团结的课题，“而把可能引起分歧的争论点搁置一边。
苏哈托的亲信莫托波后来告诉我们的大使李炯才，苏哈托同我见过面后，受到技术官僚力阻，劝他不要接受自由贸易。自由贸易让人联想起一个谁都可以参与的自由竞争，印尼将在这场竞争中成为其他东盟国家货品的倾销市场，反而不利于自己的工业化进程。
不过，从政治上说，1976年2月在巴厘岛举行的峰会却是成功的，东盟在一个极度不安定的时刻展示了团结精神。对印尼这个东道国来说，这次峰会还有个额外收获。峰会是在印尼占领东帝汉而引发危机后紧接着举行的，它有助于改善苏哈托的国际地位。只是苏哈托在这些正式的峰会上往往深感不自在。他只会说印尼语，无法用英语流畅自如地同别人交流。他比较喜欢双边会谈，这么一来他就能够用印尼语侃侃而谈，眉飞色舞。到80年代末期，他已能用一些英语词汇和短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第二次峰会于1977年在吉隆坡举行，我再次看出他的不自在。所以下一届峰会要在隔了10年之后，才于1987年在马尼拉召开。轮到新加坡主办峰会时，那已是1992年了，当时我已不是总理，所以没有参加。
虽然我们没能成功降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税，但是，东盟各国部长和官员之间定期而频繁的会议，使得个人和合作关系更加密切。这种良好关系，有助于使双边问题在演变成外交部之间正式照会以前，就先通过非正式途径解决。官员和部长们建立起某种工作方式，使争端即使没能获得解决，也不会公开加以宣扬，大家都逐渐养成一种合作的态度。他们总会在见面协商时打高尔夫球，在挥杆间互探对方的观点和建议，即使意见被推翻也不在正式会谈时出现争执冲突的情况。他们也会在晚宴后一起唱歌，每个部长都有义务引吭高歌一曲家乡歌谣。新加坡的部长们在国内没有公开演唱的习惯，总是觉得难为情。菲律宾人。泰国人和印尼人则都是天生的表演家，唱歌原本就是他们竞选活动中少不了的一环。外国使节恐怕要觉得这种活动毫无意义可言。事实上，这种活动对消除隔阂是必要的。我们这些在地缘上靠得这么近的邻居，实则形同陌生人，毕竟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殖民统治的不同势力范围把我们隔离开来，互不来往。正是通过这些定期的会晤协商，通过这些在议程中同等重要的商务和消闲活动，才养成相互合作、彼此妥协的习惯。东盟官员总会设法避免发生冲突，以寻求共识为目标。即使无法达成共识，也必会寻求妥协原诺相互合作。
东盟成员国在面对发达国家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齐心协力。同美国人、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欧洲人以及日本人协商时，我们认识到政治合作的重要性。对这些工业国来说，他们比较喜欢以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同东盟的关系。他们鼓励东盟在一些国际论坛上采取理性而温和的立场，争取实际的成果。他们也希望其他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集团能效仿东盟的务实做法。
一个例子可以反映出东盟组织对成员国的重要性。叨8年10月，澳大利亚尝试改变民航条例，宣布了新的澳大利亚国际民航政策，在新政策下，只有昆达上航空公司和英国航空公司的客机能够在澳英之间往来载客直航终点，而且机票格外便宜。
中间站如新加坡和其他东盟国家的首都，则被排除在外。因为直达机票以特价销售，乘客不能途中停留。澳大利亚人也打算减少作为中间站的东盟国家的航空公司的载客量，并且削减新加坡航空公司来往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的班次。他们也不准泰国航空公司。
印尼人因为对澳大利亚官员的傲慢态度感到愤怒，恫言如果澳大利亚人坚持实行新国际民航政策，印尼将不允许澳大利亚飞机飞人印尼领空。澳大利亚外长皮科克为了缓和情况，专程访问新加坡。澳大利亚后来同意让新航维持原来飞往澳大利亚的载客量和航班，也允许其他东盟航空公司增加载客量。团结就是力量，在这次事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1978到1991年之间，越南占领柬埔寨，使东盟的团结面临严峻考验。越南人在1978年12月25日攻入柬埔寨后，拉贾拉南身为新加坡外长，主动提出于1979年1月12日在曼谷召开东盟外长特别会议。在一份联合声明中，东盟外长同声谴责越南的侵略行为，呼吁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而后，当越南继续向柬埔寨挺进直逼泰国边界时，形势益发危急，直至于1979年2月中国自卫反击战打响，才稳住了局势。
但是在这之后，问题却在于如何制止由越南人在金边一手扶植的韩桑林政权，强行把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政府逐出联合国。红色高棉灭绝自己族人的行为引起了全世界的深恶痛绝，但是要想不让越南人的傀儡政权受到国际承认的话，除了支持红色高棉政府，我们别无选择。
拉贾拉南是个天生的社会改革运动斗士。越南侵人柬埔寨，给了他一个很好的理由发挥他的理想主义。他写了强而有力的备忘录，传送给不结盟国家，详细说明越南这个东南亚的普鲁士怎么欺人太甚，对国土面积还不及越南十分之一、柔弱温和的柬埔寨人怎么地极尽蹂躏和欺压。拉贾拉南的性格讨人喜欢，既不傲也不畏缩，总是友善热情、诚意十足。他所做的努力，使身在纽约的许通美，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大使和官员，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会议上更理直气壮地争取支持，反对越南。
最难得的是，拉贾拉南还能同时做到不让印尼外长莫达感到难堪。莫达奉了总统之命，不孤立越南，因为苏哈托希望有个强大的越南，足以抵御中国向南扩张势力。
拉贾拉南和马来西亚外长利道了双双劝服莫达，至少不反对泰国的政策，避免影响东盟的凝聚力。孤立越南的政策持续了整整10年，拉贾拉南在这段期间可说是功不可没。
一年后，1979年12月24日，苏联突然人侵阿富汗，震惊全世界。这是个重要的转换点，诚如卡特总统所说，总算让他擦亮了眼睛。美国政府开始更强烈地采取反苏反越的立场，对我们的两个伊斯兰教邻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在态度上也有了改变。
苏哈托总统和马哈蒂尔首相在反对苏联的立场上，态度强硬。他们开始怀疑苏联的动机，认为苏联是在利用越南达到目的。印度则是惟一承认韩桑林政权的亚洲国家，结果处于孤立状态。
我们收集到的情报显示，17万越南占领军控制了柬埔寨的所有人口中心和多数乡村地带，而韩桑林政权，约3万人的军队则士气低落，甚至溃不成军。这份情报获得泰国的证实。也有报告指出，柬埔寨民间的抗越部队力量高涨，让我们大受鼓舞。红色高棉部队已经退至西边靠近泰柬边界的深山里。在朗诺旧政府部队的指挥下，一直同红色高棉对抗的多个非共抵抗组织，如今联合抵抗越南。我们的官员千方百计地想拉拢西哈努克和前首相宋双，跟红色高棉一同组成联合政府，但是西哈努克和宋双两人对红色高棉却是又惧又恨。
宋双同西哈努克的关系其实就好比平民与王子一般。1981年，宋双同支持者在新加坡会面时，接到我们一名官员的通知，说西哈努克要立刻接见他们。整团人突然之间紧张起来，惊惶失措，不敢违抗指示，尽管当时西哈努克已大权旁落。
要到一年后，西哈努克和宋双才在中国、泰国和新加坡的劝服下，同意在吉隆坡会面，签署成立“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正式协议。泰国和中国说服三方，新的联合政府将由西哈努克亲王担任总统，乔森潘担任副总统，宋双出任总理。我吁请三方在吉隆坡而非北京签署协议，避免造成民柬联合政府有中国在背后撑腰的印象，影响了联合国的支持。我认为重要的是让越南人看到，成立民柬联合政府不是泰新一手促成的结果，整个东盟支持民柬联合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马来西亚外长加查利能干而积极，想让马来西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更大的角色。我成功说服马哈蒂尔首相支持这个计划。成立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协议一旦在吉隆坡签署，印尼要想不承认，就得面对被东盟孤立的风险。果然，印尼外长莫达终于同意，东盟必须支持非共的第三力量。
西哈努克擅长搞政治宣传和外交手段。真正拥有实权的是红色高棉领袖。因为同西哈努克和宋双在民柬联合政府中攀上关系，红色高棉突破了受国际排挤的困境，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实力。柬泰边境一带红色高棉所控制的宝石厂和伐木业，也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之一。
民柬联合政府的成立对越南人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他们恶言中伤，形容这是“中国势力扩张和美帝国主义一手制造出来的恶魔”。越南外长一再声称，柬埔寨局势已无可逆转，根本毫无回旋的余地。中国挑战这种说法，美国跟着帮腔提出反对。正如我们所希望的，国际对民柬联合政府的支持呼声越来越大，相对地，越南的韩桑林傀儡政权受承认的机会，几乎荡然无存。
越南于1975年力挫美国攻下西贡后，被第三世界国家当做英雄一样崇拜。如今，他们公然违抗国际舆论，欺压弱小邻国，成了世界恶霸。他们卷入了一场游击战，命运就同美国在越南一样，受困于根本赢不了的混局中，无法脱身。他们在柬埔寨泥足深陷了足足7年，直到1989年9月才撤离，不过，在1991年10.获胜的是韩桑林，那么无论美国或中国都不会接受这个结果。1982年8月，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官员告诉我们的代表团，美国决定为柬埔寨的非共抗越部队，提供总额400万美元的粮食药品等无杀伤力支援，以补充东盟的供应量。美国的这个起步不算大，却是个重要的突破。里根政府正走出在越战中颓然失败的阴影，准备扮演辅助性角色，支持非共抗越部队。马来西亚受到美国的鼓舞，决定提供训练和供应军装。新加坡则提供首几批约数百支AK―47型自动来复枪、手榴弹、弹药以及通讯器材。
在英国的援助下，我们聘请了英国技术人员和广播人员前来新加坡，指导高棉民族解放阵线的14名柬埔寨人，如何从新加坡以短波进行电台广播，并在不久后在柬泰边界附近设立了中波广播电台。柬埔寨人学习怎么操作25千瓦的日本移动发射机。新加坡也连同泰国和马来西亚为游击队战士提供训练。由红色高棉领导的抗越部队在1983年和1984年间第一次在旱季不撤退到泰国，反而成功地反守为攻1984年7月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新加坡会面时，我吁请美国重新检讨只提供限量援助的政策，因为美国现行的政策只会让中国渔翁得利，从中捞取最大的好处。我们在政治上为红色高棉和中国提供了他们无法自行争取到的国际支持。中国的军事援助让红色高棉得以维持最强大的战斗力。美国应该增加对非共部队的援助，协助他们发挥最大的潜能，特别因为如今他们证实了自己能打，而且比红色高棉更受柬埔寨人民的支持。舒尔茨同意值得一试，但是指出，美国的援助必须能长期维持下去。援助额太高的话，要每年争取国会通过就不那么容易了。他非常了解美国国会的情绪。
舒尔茨说得对，美国国会不会支持一项庞大的援助计划。泰、马、新、美联合小组定期在曼谷会晤协调工作计划，据新加坡代表估计，美国以公开或秘密方式发放给非共组织的援助，约达1.5亿美元，新加坡5500万美元，马来西亚1000万美元，泰国则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训练、军火、粮食和战争费用。不过比起中国的援助，上述援助额都相形失色。中国为支援宋双和西哈努克的啡共抗越部队耗费1亿美元，给红色高棉的援助比这个数目要大十倍。
事态发展显示，苏联因阿富汗一役以及对越南、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古巴的巨额援助而元气大伤。到了80年代末期，苏联停止了对越南的援助，使越南陷入经济困境，1988年的通胀率甚至超出1000％，还出现缺粮的危机。越南最终不得不撤离柬埔寨。越南的元老们只得让步，任由新一代领导人同中国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开放市场，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1988年7月，越南单方面宣布将五万大军撤出柬埔寨。
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负责处理亚太事务的国会议员索拉兹，前来新加坡见我，他建议由一支联合国部队填补权力真空，举行大选。我鼓励他落实这个想法。
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斯后来正式提出了这个建议，获得新加坡和其他东盟成员国的支持。最后协议于1991年10月23日在巴黎正式签订之后，联合国先派遣一支维和先遣部队，再成立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机构。西哈努克在1991年11月由北京返回金边，由接替韩桑林的洪森护联合国驻柬临时机构可说是联合国开支最大的一次维持和平任务，派了为数共二万人的工作人员和士兵，耗费至少20亿美元。联合国成功地在哪年5月举行自由选举，由西哈努克的儿子拉那烈亲王领导的政党赢得最多议席，以58席压倒洪森的51席。美国却在那个时候改变了对越南傀儡政府的立场，想必是对洪森有意摆脱越南感到满意，因此准备赋他以实权。联合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要让拉那烈掌权，真要这么做，就等于是要洪森部队解除武装，要拉那烈政府同红色高棉对抗。最终，联合国从中调解，促使各方达成协议，由拉那烈出任挂名的第一首相，把实权交给第二首相洪森，由他掌管军队、警察部队和行政。
联合国驻柬临时机构在尽量避免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成功地举行了选举，算是完成了有限的任务使命，因此在19933年11月间开始撤出柬埔寨。此后，新加坡退为柬埔寨这出戏的旁观者。
越南撤离柬埔寨之后，反而削弱了东盟的合作团结。泰国首相差猜一心希望通过贸易和投资，充分利用越南重建所提供的经济机会，因此尽管外长西迪认为向越南提供优惠的时候还未到，差猜仍一意孤行。随着泰国首相改变立场，印尼也跟着开始动摇。泰印如今希望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强大，好组成联合阵营，制止中国向南扩张势力。
新加坡当初曾派遣一队警察声援联合国驻柬临时机构。在冲突的时刻，没几个国家愿意给予非共部队援助。我们却做到了，在军火和军备器材上有所贡献，并代表他们在政治和外交上做出努力，对促成最后结果发挥了作用。不过我们自知新加坡的影响力毕竟有限，所以决定配合联合国提出的方案，协助柬埔寨成立临时政府，举行公平选举。这两个目标算是达到了。洪森和他属下的军警政三方，牢牢控制了局势。拉那烈亲王以及民族团结阵线党的部长则为洪森和前亲越南共产势力争取到国际认可，借此换来洪森政府迫切需要的国际援助。红色高棉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全军覆没，国际对波尔布特的种族灭绝行为深恶痛绝，同声谴责。而越南白白在柬埔寨付出了整整13年的惨重代价，攻下柬埔寨建立越南附庸国的目标彻底失败。
我向吴作栋总理建议，鼓励阿南带头推动东盟成为自由贸易区。阿南成功地这么做了，而第四届东盟峰会也同意从2008年开始成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后来东盟经济部长又把这个预期目标提前到200年。
东盟自由贸易区标志着东盟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过去，由于各成员国仍然极力维护本身的主权，因此东盟的目标是处理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在政治问题演变成冲突以前协助化解纠纷。今后，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促使东南亚各个经济体更进一步相互融合。
1992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上，东盟各国领袖决定常年部长级会议的扩大会议，应该成为政治与安全课题的论坛。有了这个决定之后，东盟区域论坛随之诞生，对话伙伴国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韩国和欧盟，再加上中国、俄罗斯和印度。
东盟区域论坛的成立，为可能敌对的各方提供了机会，好在没有戾气的气氛中讨论南沙群岛主权纠纷之类的敏感纷争。东盟区域论坛也标志着东盟在政策上的改变，由排除列强到接受主要强国为对话伙伴，就区域内的安全课题进行讨论。
在这同时，东盟也必须对不断增加的成员国数目做出相应的调整。越南在1995年加入东盟，1997年是缅甸和老挝，最后是1999年的柬埔寨。这4个成员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才能赶上老成员国的发展水平，为美国和欧盟所接受，成为对等的对话伙伴国。
20、东亚货币危机
西方评论员把这次崩溃归咎于他们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朋党主义、讲关系、搞贪污、走后门或私下交易。这些陋习的确对危机有所影响，加剧了危机所带来的损害。可是，这真的是根本的导因吗？当然不是……好几个新兴国家是到了近几年因为过度地以外币借贷，不能自拔，才种下祸根。
东盟经济体在1997年突遭摧毁，使这个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地位受到了挫折。一手把印尼建立起来，取得成就并获公认的苏哈托总统，给人民轰下了台。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因为公开谴责货币投机客和以索罗斯为首的犹太人，被西方媒体在封面头条新闻中加以贬抑。泰国首相川。立派需要时间重新建立起他在国际上的地位。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97年3月，我们的财政部长胡赐道通知内阁，泰国因为泰铁受到狙击，要求新加坡插手协助捍卫。我们一致认为这并不可行。但是泰国仍然要求胡赐道利用泰国本身的资金捍卫泰殊。泰国并不想让市场以为，当时只有泰国中央银行在买进泰殊。于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照着做了，不过我们还是提醒泰国这一招不会奏效。
起初狙击者退场，泰国以为这证实我们的判断错误，我们却警告说狙击者必定会卷土重来。果然，他们5月又再次进场。到了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已经花掉了230多亿美元的储备金，行长终于决定放弃，让泰殊自由浮动，却导致汇率下降15％。
泰国的负债人竞相抢购美元，导致泰铁一跌再跌。我们当时不曾觉察到，一场东亚金融危机就此引发。
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货币都跟美元紧密挂钩。美元利率比当地利率低得多。美元趋软时问题不大，因为这些国家的出口相对来说价格就比较便宜，出口量也跟着增加。可是，美元自1995年中期开始转强，导致泰国出口价格更高，出口额相对减少。泰国公司以美元借贷，原以为偿还期限到来时，汇率应该没有多大变动。如果泰殊汇率自由浮动的话，它们在借贷时就会既权衡低息的好处，也考虑泰殊可能贬值的风险。同样地，外国放贷者也不至于完全不担心汇率会出现突变而对借贷者的还债能力那么有信心。
其实，几位以新加坡为基地的美国银行家曾在1996年间跟我提起过，他们曾经提醒泰国和其他东盟国家的央行行长，既然已不再给资金流动设限，却还要控制汇率和利率，这么做就得冒一定的风险。美国银行家建议推行较具伸缩性的汇率政策。
可惜各国央行行长不曾正视这个警告，使经常账目赤字不断增加。1995年之后的好几年里，泰国经常账目的赤字日益庞大，进口额高于出口额。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他们不可能有足够的外汇来偿还外债。外汇交易商预见到泰国央行将难以在泰铁对美元汇率偏高的情况下捍卫泰殊，因此开始大量抛售泰铁。当投机者开始占上风时，有声望的基金经理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卖空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以及泰国货币。结果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一宣布让货币和美元脱钩，各国币值立刻全面下跌。
惟有新元并未同美元挂钩，我们是根据主要贸易伙伴的一揽子货币来管理新元。
到90年代中期为止，新元对美元的汇率一直都稳中升高。新元利率则比美元利率低得多。以美元借贷对新加坡公司没有吸引力，所以新加坡公司的美元债务并不多。
泰国首相查瓦利是我的老朋友，早在他担任泰国军队的高级将领时我们就相识了。他向吴总理借贷10亿美元。吴作栋跟内阁商量后决定，如果泰国肯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我们愿意借出这笔款项。查瓦利同意了。
货币危机蔓延开来，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在7月点名抨击索罗斯为投机者，指他是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接着，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宣布限制马来西亚货币兑换外国货币的数额。为制止股票下跌，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也修改条例，指定卖家在出售股票的一天内交出股票证书。他们也给用来计算交易所指数的100只主要蓝筹股设下交易限额。各国基金经理的即时反应是，抛售马来西亚和其他东盟国家的货币和股票。
1997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香港召开国际银行家大会。马哈蒂尔在会上说：“货币交易是没有必要、不具生产力和完全不道德的活动，应该加以制止，使之成为不合法的活动。”结果东盟货币和股票又经受另一轮的抛售。
泰国和印尼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带条件的援助配套。尽管泰国在1997年8月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它却没有采取双方都同意的行动，紧缩货币供应、提高利率和整顿它的银行体系，包括关闭58家无偿债能力的金融公司。查瓦利的多党联合政府没有足够的魄力去推行吃力不讨好的改革措施。泰国所有政党的政治领袖，不论执政或者在野党，都跟银行家和商人有密切的联系，他们需要这些商界人士的政治献金。11月间，查瓦利在国会里无法赢得信任动议，被迫辞职。翌年1月他在曼谷告诉我，泰国好多位银行家都促请他捍卫泰殊，他自知是军人出身，不是金融专家，所以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他的银行家朋友想必没有告诉他，他们借贷超过400亿美元，不愿意以更多的泰殊来偿还美元贷款。
究竟做错了什么？
如今回想起来，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90年代初期，泰国、印尼和韩国的经济已经达到饱和状态，许多新投人的资金都被转移到价值无法确定的项目上。在市场一片大好声中，人人却忽略了这些经济体在制度和结构上的弱点和缺陷。
如果这些国家能逐步地而非一下子放宽资金流动管制，情况就会好得多。这么一来，各国就能有更充裕的时间设立一个制度，监督、查核和管制非外国直接投资资金的流动，确保资金流向效益更高的投资项目。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大量资金投放到股票和房地产、办公楼和共管公寓上，而这些股票和房地产又被人们用来抵押取得贷款，使得资产泡沫进一步膨胀。借贷人其实很清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监管松散，却把这种现象视为新兴市场惯有的经商方式而不当一回事。有些甚至认为，跟有政治联系的伙伴做生意，等于是有政府为贷款做不言明的担保，所以就跟着玩这场游戏。
七大工业国的财政部长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要它们开放金融市场，允许资金更自由地流动。但是他们却不曾尝试让发展中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了解现今金融市场环球化所隐藏的危机，单靠轻触电脑上的一个键钮，大笔款项就能即刻流人或流出。任何开放措施应该根据各国金融体系的能力和精细程度格外谨慎地推行，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些国家应该装置断路器――有完善的管制措施以应付资金突然流人或流出。
尽管各国的经济情况不一，外国投资者信心崩溃却影响了整个区域。东亚奇迹由典型的市场狂热开始，资金如泉水般涌进东亚，最终却演变成典型的市场恐慌，投资者惊惶失措地把资金全数撤出。
1997年1月，韩国大财团韩宝宣告破产，总统金泳三的儿子也牵连在这起重大的贿赂丑闻中。其他好几家银行和“财团”相信也面对类似困境，导致韩元币值下滑。韩国中央银行先是捍卫他们的货币汇率，直到11月储备金用尽，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在那之后的几个星期内，全东亚包括香港、新加坡和台湾都难逃被这场金融风暴席卷的厄运。
港元自1983年起就跟美元挂钩。危机使人们对港元的信心大跌，香港不得不把利率提高到比美元利率为高的水平，才能吸引投资者继续持有港元。高利率却沉重地打击了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币值比周围邻国都高，香港竞争力大失，旅游业大受影响，酒店客房无人问津。但是，香港在这场危机中坚持捍卫同美元挂钩的做法是正确的，在特区刚回归中国主权之际，这有助于稳住市场信心。只是后来危机继续拖下去，导致问题日益尖锐。
东亚的经济危机跟拉丁美洲的不同之处，凸显了两种社会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东亚国家的政府并没像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那样超支。并非所有国家都肆意推展过于奢侈、庞大的项目，或暗中抽取贷款资金，在纽约或伦敦的股票市场进行投资。这些政府财政预算平衡，通货膨胀率低，享有好几十年稳定的高增长。反倒是它们的私人公司，因为轻率地在房地产和过剩工业厂房方面进行长期投资，以致过去几年短期借贷过高。
西方评论员把这次崩溃归咎于他们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朋党主义、讲关系、搞贪污、走后门或私下交易。这些陋习的确对危机有所影响，加剧了危机所带来的损害。可是，这真的是根本的导因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几乎可说是社会病态的现象已经是老问题了，早在30多年前，也就是60年代“亚洲奇迹‘”一开始时就已经存在。好几个新兴国家是到了近几年。因为过度地以外师借贷，不能自拔。才种下祸根。说穿了，过度借贷其实也不至于引发这么一场灾难，问题症结在于这些国家的体系不够完善，银陌脆弱，监管不严，推行了错误的货币汇率政策。文化上的陋习加剧了损害。又因为制度不透明，任何违法行为就益发难以觉察西方评论员大肆抨击亚洲的贪污、裙带风和朋党主义，并以之证明亚洲价值观的基础何其薄弱。
这些领袖显然觉察不到金融市场环球化所牵连的许多问题。现在，纽约、伦敦和东京等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在东亚各国的首都都有代表。它们之间能随时互通声息。工业国的资金流入，一方面带来高增长，却也同时带来资金突然外流的风险。
每个首都城市，曼谷、雅加达、吉隆坡、汉城，都住着上百名国际银行家，以及同当地社群有密切联系的当地工作人员。一国政府每一次犯错，他们都会即时分析情况，向全球客户汇报详情。然而苏哈托的做法却像是还生活在年代似的，以为金融市场全都分开运作，没什么联系，市场反应缓慢。
亚洲奇迹难道真是座海市蜃楼吗？多年以前，在本区域的公司还没有向国际银行贷款时，这些国家都享有高增长率、低通胀率，都有审慎的预算。这些当时还很落后的农业社会，维持了社会稳定，成功累积储蓄，吸引发达国家前来投资。人民克勤克俭，储蓄率高达30％至40％。它们投资于基础设施，专注于教育和培训，商人都具有创业的精神和勇气，政府务实而且支持商业发展。它们的经济基础一直处于良好状态。到了1999年，在危机持续了两年之后，复苏似乎在望。高储蓄使利率维持在低水平，为经济提早回弹创造了条件。海外基金管理人员重拾信心，纷纷重回股市，推高汇率。这很可能反而促使某些国家延缓银行和企业重组，将来再要碰上一次经济衰退，恐怕就得付出惨重的代价。
货币、股市和房地产价格暴跌，对东南亚领袖来说有如患上战斗疲劳症般使他们心力交瘁，各国要恢复元气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却终究会有复原的一天。在这个过程中，东南亚国家在同中、日、美等大国谈判时，需要重新团结起来加强谈判的分量，这就有助于使东南亚各国在东盟的旗帜下更紧密地站在一起。欧美领袖自然会继续对东盟表示同情和愿意帮助，只是他们过去对本区域领袖办事能力的尊重，恐怕难以在短期内恢复过来。
东南亚领袖将从这次的挫折中吸取教训，建设更稳固的金融和银行体系，进行健全的管理和有效监督。投资者必定去而复还，因为推动高增长的因素还会持续十几二十年。朋党主义和贪污的陋习很难完全杜绝，但是可以通过完善的法律和管制来抑制越轨行为。只要牢记这次危机所带来的痛苦和不幸，我们将不会面临另一场灾难。今后十年内，原有的五个东盟国家会相继恢复增长，新领袖将在一个更结实的基础上冒起，逐渐树立威望。
这次危机还有个更深刻的教训。在一个环球化的经济体系里，运作规则由欧美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多边组织制定，像阳本和韩国那样不管市场力量滥用资本，根本是浪费资源。为了支持大财团扩展业务以在海外市场争一杯羹，日韩政府不惜从人民的储蓄中尽量汲取资本，指示银行把储蓄转移给某些特定的大财团，供它们为指定的货品争取市场的份额。这就造成某些工业失去竞争力。日韩还紧跟在发达国家后头的时候，要看准哪些是值得投资的工业并不困难。如今日韩既已赶上西方的步伐，想从中选出胜利者，就没那么容易了。同其他国家一样，它们将须针对市场所发出的信号重新分配资源。如果以为日本人和韩国人会从此一蹶不振，失去天生的斗志，那就看错了。日韩过去的记录显示，他们终究会重组各自的经济体系，学习根据利润原则和资本回报率行事。
21、共和联邦俱乐部
我在1962年出席的第一个会议是处于截然不同的年代，有着一群截然不同的领袖。同当时的其他国际组织比较，共和联邦是一个小规模的俱乐部……早在1989年，当共和联邦成员增加到40多个时，彼此间就已经少了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感觉。俱乐部里的成员随着变幻莫测的选举或政变而变动，来去叫人始料不及，连道别的时间都没有……出席这些会议是有其价值的。但我参加过太多次，该是往前走的时候了。
独立后，我以为新加坡成为共和联邦的一员是理所当然的。英国政府支持我们加入，东姑也乐意给我们做担保，却不晓得巴基斯坦原先反对新加坡加入。它认为马来西亚在印巴两国的克什米尔纠纷事件上，过于站在印度一边。共和联邦秘书长阿诺德。史密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巴基斯坦对马来西亚的敌意，殃及曾经对印度流露出同情的新加坡政府。不过，史密斯说服了巴基斯坦，把反对票改为弃权票。
1965年10月，新加坡正式成为共和联邦的第22个成员。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分子是弥足珍贵的。对一个刚刚独立不久的国家来说，它为新加坡提供了渠道，让它去结交一些体制相似、领袖和官员有着共同背景的政府。这些政府都使用英语，它们所推行的行政、法律、司法和教育制度都是英式的。
加入共和联邦后不久，尼日利亚总理阿布巴卡尔。塔法瓦。巴勒瓦爵士宣布于1966年1月11日，在拉各斯召开共和联邦总理会议，讨论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的问题。当时的罗得西亚是一个自治邦，白人有22.5万，占人口少数，却控制着400万非洲黑人。我决定赴会。在从伦敦飞往拉各斯的7个小时行程中，跟我同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客机的，还有另外几位共和联邦小国的总理和总统。大家闲聊一番。
同机的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令我至今难忘。他身穿代表希腊正教会的黑色丝质长袍，头戴一顶黑高帽。他一上机就脱下长袍，摘下帽子，看上去完全变了个模样：个子偏小，脑袋光秃，嘴上蓄着胡子和一把浓密的长须。他的座呛和我同排，不过是在走道的另一端，因此他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当客机滑行到机场大厦时，他整装梳理的一幕又吸引了我的视线：他不厌其烦、小心翼翼地梳理着胡子和长须，接着站起来把黑色长袍披在白色的衣服上，然后戴上挂着大圆章的金项链，再小心翼翼地把帽子戴上。一名助手用刷子把他身上的松垂长袍刷得一尘不染，把大主教的手杖交到他手里。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法座这才完成准备工作，以合乎身分的姿态步下舷梯，在等候着的摄影员的面前亮相。没有一个政界人物比他更注重公关功夫。其他国家的总理都留步，让他先下飞机――他不只是总统，还是大主教。
当地的官员上前来迎接我们，让我们轮流检阅仪仗队伍，然后就像一阵风似的把大家都载往拉各斯。我们好像进人一个围城。前往联邦宫酒店，沿途我们看到的尽是警察和军人，酒店周围也布满铁钉和军队。前后两天的会议，没有一个领袖离开过酒店。
不同的游戏规则会议召开前夕，阿布巴卡尔在酒店为我们洗尘。我在两年前和他有过一面之缘。我和拉贾拉南坐在一名粗壮的尼日利亚男子对面。他是费斯图斯酋长，尼日利亚的财政部长。同他的谈话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他说他即将退休，还说自己为国家付出的已经够多的了，现在得打理自己的鞋厂生意。他以财长的身分向人口鞋子征税，这样尼日利亚才能生产自己的鞋子。我和拉贾拉南对此感到难以置信。费斯图斯酋长的胃口很好，从他圆鼓鼓的身材可见一斑，不过，色彩缤纷的尼日利亚长袍，配上一身金饰和一顶灿烂夺目的帽子，倒是高雅地掩饰了他的身材。那晚临睡之前，我已经认定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根据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游戏规则。
会议在1月11日开幕，由阿布巴卡尔总理致开幕词。穿着一身尼日利亚北方豪萨族松垂长袍的阿布巴卡尔身材高瘦，气宇轩昂，讲起话来慢条斯理，字斟句酌，俨然一副酋长至尊的模样一不绝重地流露出威严。他紧急召开这一次会议一县为了讨论罗得西亚非法宣布独立的问题。众成员国要求英国对此采取行动n 第二位演讲者是赞比亚副总统鲁本。卡曼加。然后是哈罗德。威尔逊。威尔逊显然不能、也不打算用武力对付伊恩。史密。
我在第二天发言。我事先并没有准备讲稿，手上只有趁阿布巴卡尔总理和其他人在演讲时写下的提纲。我以宏观的哲学观点发表讲话。300年前，英国人踏上占领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在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开拓殖民地的征途。他们以征服者和主子的姿态。在亚洲和非洲一些比较理想的地区安顿下来。然而到1966年，前殖民地政府首长却间一位英国首相平起平坐进行对话。这是一种一直在演变的关系。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理艾伯特。马尔盖爵士说。只有非洲人才会对罗得西亚的问题感同身受并且关心。我不敢苟同只有非洲人才关心这个问题的加坡和英国在防务上关系密切，如果英国被扣上支持史密斯非我也不同意乌干达总理米尔顿。奥波特博士的说法。他说，英国不愿意降伏罗得西亚的欧洲人或让联合国采取制裁行动，那是英国的恶毒阴谋。我跟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人民一样，郡是移民。
如果把所有移民都打成种族主义分于，天下定大乱在非洲，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罗得西亚，而在于南非的种族关系。
我不相信英国不愿意结束史密斯政权，因为该政权的存在将会削弱西方国家在所有非欧洲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威尔逊所面对的问题是，如果他动武对付弱小的少数白人，他将违背国内的民意。我相信英国政府是有诚意的。它不肯把问题带到联合国去解决，是为了不想见到史密斯被轰下台后，罗得西亚的命运落人130个联合国成员的手中。英国必须争取更多时间来保护它在南非和罗得西亚的经济利益。为了非洲和欧洲人民的利益，英国也必须保全罗得西亚的经济。纵使南非问题解决了，更大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科技的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的距离缩小，不同种族在这种环境下应如何学习和睦共处。
我同情非洲人民，但是我也明白，罗得西亚的英籍移民自1923年起，全面自治已经数十载，如果英国首相必须派兵镇压英籍移民的造反行动，那将是非常棘手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进方法，并且落实推进多数民族统治罗得西亚的日程。
共和联邦首脑会议有一个好处：国家无论大小，一旦你插手某个问题，别人将根据是非黑白来评断你。许多人照本宣科，我则靠笔记来回应刚才所发表的言论。
我以真诚的态度发言，不带现成讲稿的委婉辞令，直率地表达了我的看法。这是我在共和联邦总理会议上发表的处女演讲，我感受得到，围绕着会议桌的同僚反应良好。
威尔逊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个接一个，每个非洲领袖都想证明自己比邻居更有非洲精神，内容听起来振振有词，但未免重复。从亚洲到塞浦路斯到加勒比海诸岛，谴责的言辞大同小异。然后，新加坡的李光耀讲话了――没有预备，即席发挥，历时大约40分钟的演讲精湛之至，在我所出席的共和联邦会议上，甚少有演讲能达到那种水准。”
出席拉各斯会议让我和威尔逊的友谊得到巩固。我助了非洲人民一臂之力，又无损于英国。威尔逊在会议室外向我道贺时说，希望看到我出席其他共和联邦会议。
他需要一个人来对付那些性格刁钻，讲话又冗长又尖刻的领袖。两天后，会议在委任了两个委员会后休会。两个委员会将负责检讨制裁效用，以及研究赞比亚需要共和联邦给予什么样的特别帮助。
我们启程到下一站加纳首都阿克拉时，机场沿途的保安更加森严。自四天前抵达此地以来，拉各斯的紧张气氛已进一步升温。抵达阿克拉三天后，东道主告诉我们，拉各斯发生了血腥政变。阿布巴卡尔总理遭暗杀，费斯图斯酋长也难逃劫数。
带头发动兵变的是尼日利亚东部伊博族的一名陆军少校。尼日利亚东部当时正在勘探石油。许多来自北方的豪萨族穆斯林在政变中丧命。发动兵变的少校说，他“要铲除腐败和贪污的部长和政党”。阿吉伊。伊龙西少将在这次政变中当权，但是在这之后还发生了另外多起政变。
加纳总统夸梅。恩克鲁玛听到消息后没有雀跃欢呼。他自己在两年前也几乎丧命，那是我在1964年1月访问他之前不久发生的事情。到1966年，有“奥萨盖福”
（“救星”之意）之称的恩克鲁玛元气已经完全恢复，他设晚宴招待我，出席者有他的一些高级部长，还有在恩克鲁玛完成学业的大学里担任校长的一名年轻人。这个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叫做亚伯拉罕，年龄不过30岁上下，是牛津大学古典文学系的一等毕业生，也是全灵学院的研究生。恩克鲁玛非常以他为荣，我也惊叹于他的才气。但是我觉得奇怪，一个那么依赖农业为生的国家，为何把它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送去攻读古典语文研究――拉丁语和古希腊语。
抵达阿克拉后，上机来迎接我的是总统事务部长克罗博。埃杜塞。他是个臭名远扬的贪官，曾经给自己购置一个黄金打造的床架而让国际报章大事报道。恩克鲁玛把他的职务局限于政府款待事务，借以平息丑闻。我抵达阿克拉的第二晚，他带我到当地一家夜总会，并骄傲地表示自己是老板，所有到过这里的贵宾都尽兴而归。
我们乘车到上沃尔特水库，用了大约3个小时，车队一路上由一辆安装了扬声器的车子带头。扬声器播出带有非洲强劲节拍的歌曲：以英文演唱的歌词一再重复“工作真美妙”。走路摇摇晃晃在学步的孩童总会从路旁的小屋子里冒出来，他们一面自然地随着节奏摇摆，一面朝马路边走来向我们招手。他们如此轻巧柔软，令我赞叹不已。
加纳政府有一艘完全从迈阿密组装进口的漂亮游艇，我是第二个在游艇上受到招待的客人。他们告诉我，游艇由铁路运到湖畔下水。在艇上陪同我们的有克罗博和加纳外交部长亚历克斯。奎森。萨基。后者受过高深教育，谈吐文雅。我们畅游湖上，在甲板上享用着鸡尾酒和开胃小点。这时，拉贾拉南问克罗博他那一身漂亮的非洲狩猎装是谁缝制的。克罗博回答：“我在库马西的裁缝店为我缝制的。找一天你非得去看看，我替你做一套跟我一模一样的套装。”然后，他谈到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活动。他原来是一个每周赚取30先令（4美元）的邮政书记，现在，他有两个儿子在瑞士日内瓦留学。他说，男儿要有鸿图大志。奎森。萨基是个有内涵的人，曾经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他看起来很不开心，很不自在。他很努力地尝试把话题从克罗博身上引开去，但克罗博并不准备罢休。他讲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把我们逗得合不拢嘴。我在想，这两个国家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它们当时是非洲最明亮的曙光，两个最早争取到独立的国家――加纳在1957年，尼日利亚紧跟着。
一个月后，2月24日，正当恩克鲁玛在中国北京受到Z 响礼炮迎接之际，阿克拉发生军人政变。军人领袖逮捕恩克鲁玛的政府要员，与此同时，人们在街上欣然起舞。奎森。萨基和克罗博当时和恩克鲁玛一起在北京。他们回到阿克拉后受到保护性拘留。我为加纳人民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尽管他们有收获甚丰的可可园和金矿，还有能够发出巨大能量的上沃尔特水库，加纳经济却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至今仍恢复不了早在1957年独立时所呈现的那一片光明景象。
入眼的新闻报道挑起我的愁绪。我再也没去过加纳。20年后，进入80年代，奎森。萨基在新加坡看到我。在无数政变中，他有一次被捕，后来获释。他想以信贷方式代表尼日利亚政府向新加坡购买棕油。他们保证在大选结束后付款。我说，那是私人交易，他必须以私人身分取得协议。他利用自己和非洲邻国领袖伯联系谋生。
他说，加纳的局势乱七八糟。我问起那个精明的年轻大学校长亚伯拉罕。奎森。萨基告诉我，他已经进入加利福尼亚一所修道院。我觉得难过。如果连他们最精明、最优秀的人才都放弃斗争，选择逃避到修道院里，而且是在加州，并不是在非洲，他们重建家园的道路将是漫长而且崎岖的。
对于非洲前景不乐观我对非洲的前景不感乐观。1957年独立后，不到十年光景，尼日利亚已发生过政变，加纳则政变失败。我觉得他们对部落的忠诚比他们的国民认同感更强烈。特别是尼日利亚，北方的豪萨族穆斯林和南方的基督教徒和异教徒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歧见。同马来西亚的情况一样，英国人把权力交给了穆斯林，尤其是军队和警队的权力。加纳没有这种南北分裂的局面，问题没那么尖锐，但部落分歧仍然很明显。加纳不像印度，他们没有机会接受多年的训练和指导，学习现代政府的施政方法和纪律。
下一次开会在伦敦，日期是1966年9月。我在会上认识了许多没有参加拉各斯特别会议的总理。在伦敦的两个星期，我巩固了新加坡在英国民众当中的地位，以及维持我同威尔逊及其主要部长之间本来就不错的关系，同时也和保守党领袖保持联系。
罗得西亚再度成为整个会议的中心课题（每次会议都不例外，直到1979年在卢萨卡会议上得到解决为止）。非洲领袖们对罗得西亚的非洲同胞感情很深，与此同时也希望在自己人民当中建立起非洲人的威信。何况，把焦点集中在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的问题上，能使他们的人民暂时忘却自己国内急如燃眉的经济和社会难题。到那时为止，加拿大的莱斯特。皮尔逊是白人领袖里思想最开明的一个，对非洲人民的奋斗事业和不幸人士皆有恻隐之心。
我谈到东南亚的问题。我说越南的问题是两个不同思想体系的冲突，双方谁也不肯让步，深知哪一方屈服就会丧失整个地区。我指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到南越去，并不是纯粹为了捍卫民主和越南的自由：他们也在保护自己的战略利益。
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这时表现得不太自在，但是很快就恢复常态。我补充说，他们的利益包含了我的生存，霍尔特便接受了我的论点。我采取独立的立场，这样才能建立我自己的信誉，不被别人当成是英国、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傀儡。新加坡当时还在英澳新军的保卫下。我毫不讳言地说，如果美国撤军，对本区域所有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将是一场灾难。尽管非洲领袖一般反对美国的干预行动，但是我的遣词造句使大家都容易接受我。
威尔逊曾提议在伦敦和一个共和联邦成员国轮流举办两年一届的会议。他极力主张下一届会议在新加坡召开，其他领袖都赞成，我也乐意充当会议的东道主。有机会让新加坡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对我们的国家有益。以两年的时间筹备，我们可借助这场盛会赢得世人对新加坡的认可――承认新加坡是第三世界里的一个绿洲，它的办事效率高，而且行事理智。
我们的共和联邦客人在1971年1月抵达苍翠整洁的新加坡，得到友善、热情、高效率和彬彬有礼的服务。酒店、商店、的士、餐馆等等都表现出最好的一面，一切显得有条不紊。被拘留的亲共政治人士的家属，在会议地点职工总会大会堂外面举行反政府示威。警方以低调方式把他们驱散，英国报界却隐约传来不赞许的批评声音。他们认为应该让示威活动继续下去，负责代表团安全的警官却不以为然。
希思出任首相不久，便宣布恢复被工党政府冻结的英国同南非的军火交易。这件事引起非洲黑人领袖的激烈反应，有许多人恫言，如果英国坚持，他们将分裂共和联邦。希思抵达新加坡之后没多久，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宣布英国乐意把南非军火交易课题当做独立的议程项目处理。经过两轮只限于国家首长参与的讨论，我们同意成立研究小组，让小组检讨海军武器的供应问题，然后把研究结果提交秘书长。
置身于多元种族的第三世界国家领袖当中，希思感到不舒服。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类集会，非洲领袖又冲着他而来，要他怕尝被孤立的滋味。他个性有点腼腆，不轻易表态，跟抽烟斗，外表一副和蔼的威尔逊不一样。希思看起来很拘谨，浑身不自在，说起话来满口牛津腔，而且容易被激怒。幸好他清楚我的为人，对我有信心，知道我一定给他机会辩驳。
我首先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塞雷茨。卡马爵士发言。我所认识的塞雷茨爵士是一个态度温和，头脑冷静，考虑周到的领袖。他是博茨瓦纳酋长的儿子，在牛津念书时娶了一个英国太太。由于他和白人异族通婚，使南非实施的黑白异族性交禁令沦为笑柄，南非政府向英国政府施压成功，使他多年来无法继承酋长的地位。英国该怎么做才符合国家利益，这必须由它自己判断，但是英国如果决定出售军火，对共和联邦只会造成伤害。那是一场温和而有说服力的演讲。
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的演说，从道德的高层次出发。他说南非跟共和联邦脱离，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同具有多元民族特色的共和联邦相抵触。他“恳切”请求英国不要协助南非，不要逼非洲国家还击。他的演讲短得出乎意料。他分析过希思的为人，决定还是不要向他说教的好。尼雷尔是我最尊敬的非洲领袖，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廉洁而诚恳。他遵照宪法的规定，把权力移交给接棒人，坦桑尼亚因此没有陷人像乌干达那样的乱局。
马拉维总统黑斯廷斯。班达说，没有非洲领袖会脱离或破坏共和联邦，动武不会有结果。自由战士自1964年开始就尝试使用这种方法，结果一事无成。他呼吁黑人和白人进行接触与对话，以此取代武力、孤立和抵制行动。其他非洲领袖公开对他嗤之以鼻，他却看似一点也不在乎。我尝试制止他把话说过头，但是一说得起劲，谁也别想阻止他。他倒是挺有个性的，即使在室内和夜里也不摘下太阳眼镜，身边还带着一个健美丰满的年轻非洲女伴。他的样子苍老，说起话来却虎虎有生气，手中的拂尘不停挥动，借以强调自己的论点；但是，他还不如向发怒的公牛群挥动红旗帜的好。我不晓得希思是感到尴尬还是开心。
希思给予说理的答复。售卖海军武器给南非基本上关系防务政策，跟种族隔离政策没有一点瓜葛。英国有一半的石油运输和四分之一的贸易须利用开普敦岸外水域进行，英国的经济有赖于货品的自由流动和水域的自由航行。苏联在海上构成一股威胁势力。（1月16日，希思就售卖军火给南非发表讲话前四天，两艘苏联战舰――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在下午两点左右从南中国海嚣张地航经新加坡水域，朝印度洋驶去。）
赞比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插进了戏剧性的一脚。他警告说，不单南非或印度洋关系到英国的国家利益，非洲多个地区也有关联。卡翁达追述非洲人民在白人殖民者手中惨受折磨的残酷遭遇，中间突然哭泣起来，手指抓住白色手帕的一角按着双眼擦泪。第一次见到他流泪的人总会受到感动。但是，频频重复，几乎在每一次共和联邦会议上，只要提到白人主宰非洲人民的时候就上演，久而久之便成了习以为常的一幕。
乌干达总统米尔顿。奥波特有别于卡翁达或尼雷尔。当他谈到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南非时，他会咬牙切齿，语气里充满深刻的仇恨。我觉得他的神情和眼光有一股邪气。有一回会议暂停休息时，奥波特获悉伊迪。阿明将军已在政变中成功夺权，他露出一脸的沮丧。他的遭遇凸显了许许多多非洲政府那种朝不保夕的命运。
最后一位就南非发言的是斐济总理卡米塞塞。马拉爵士。他的身材魁梧，相貌英俊，身高6英尺6英寸，不愧为一名橄榄球健将。他认为期望英国首相表明英国政府现在不出售军火给南非是不切实际的。停止军火交易有如剥掉洋葱皮，下一层将是法国出售军火给南非，然后轮到意大利。在他提出这个合情合理的论点后，我们在凌晨四点休会。
共和联邦领袖在会议上坐的是舒服的扶手椅，但是温度自动调节器却失灵了，到清晨时分，冷气就变得太冷。如果体会的话，大家就会重新养足精神，有更多精力发表更长的演说。我决定继续，大家都留了下来。每个来自非洲的演讲者都有机会发言，没有人被阻止发表以本国人民为对象的演讲。
数小时后复会，非洲领袖全部缺席，“印度洋安全事务”的讨论会很快就完成。
除了寥寥几段简短冷清的时间我找其他总理主持大局外，从1月14日至22日，全部13段讨论会我都得从头听到尾。除了聆听一段又一段答非所问的老调以外，别无选择，简直是活受罪。从此以后，我一直很同情国际会议的主席。在这类会议上，代表们把讲稿带来，打定主意把要说的话说完，完全不管别人说过什么。
虽然会议的确讨论了议程中的每一个项目，但是大部分的新闻报道只集中在南非军火交易的争论上。
我们几个人私下喝酒聊天的时候，希思对政府首长之间的多项机密或秘密交谈被拿出来公开谈论，表示失望。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也有同感，非洲领袖偏向使用联合国式的外交术语令他觉得遗憾。我说，第三世界领袖在那么多高谈阔论属家常便饭的国际会议上互相影响，难免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还说，第一代独立运动的领袖都是富有个人魅力的演说家，但是他们的政府很少采取后续行动，加以落实。
身为主席，我看到共和联邦会场外进行的幕后工作。正是这类主要领袖之间进行的非正式、双边和小组会议，决定了大会的结果。史密斯在共和联邦已经当了五年多的秘书长，对每个与会领袖的性格和立场都了如指掌。他在1962年出任加拿大大使期间，曾在莫斯科设晚宴招待我。我们俩私下一起向非洲领袖们阐明，希思不可能公开让步。我们召开两个讨论会，仅限于领导人出席，以核准经由史密斯调解而达致的折中协议。全体会议的正式决议都是在这类小型会议上定夺的。会议闭幕，装腔作势完了，秘书长让第三世界领袖了解到，共和联邦的本质在于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这类合作需要资助，而大部分资金来自发展先进的共和联邦老成员――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如果这些捐款国觉得这种合作对它们弊多于利，他们将撒手不干。凭其圆通和技巧，史密斯成功说服亚非领袖们不要把课题推向决裂的边缘。在1975年继承史密斯的圭亚那外长桑尼。兰法尔展示更高超的技巧，他一方面让第三世界领袖尽情抒发豪言壮语，另一方面却能让捐献国在衡量时都觉得还是值得继续这么做，而使这个巡回演出能搞下去。
每一次会议有大半时间都在讨论罗得西亚和种族隔离政策。有大部分内容除非翻查会议记录，否则根本记不起当时有什么大课题曾经引起各国领袖的争论。不过每届会议都留给我一些难忘的讨论会小插曲或谈话片段。我还记得1973年在渥太华主持会议的杜鲁道总理。他是加拿大籍的法国后裔，不但精通双语，连表情也能在两语交替使用之间转变自如。他告诉我，他的母亲是爱尔兰人，父亲是法国人。特鲁多头脑敏锐，口才也一流。我在他的记者会上留意到他如何从英语转用法语时，一举手，一投足，还有脸上的表情都变得那么富有法国韵味，我心里实在钦佩。他是名副其实的双语与双元文化的加拿大人。他相当怜悯不幸的人，总愿意帮他们一把，不过，当他认为我们有能力负担学费而决定削减给予新加坡学生的加拿大奖学金时，倒是相当无情的。
渥太华会议上另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人，是领导东巴基斯坦反抗巴基斯坦，从而建立起孟加拉独立国的英雄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总理。他搭乘私人客机，气派非凡地抵达握太华。我在握太华机场降落时，看到一架波音707客机停放在那里，上面印着孟加拉的字眼。当我离开时，客机还留在原地，空置了八天，白白浪费，没有一点收入。我们离开酒店到机场的时候，工作人员把大包小包的行李装人两辆大货车，准备送上这架孟加拉客机。穆吉布。拉赫曼在会上呼吁各国向他的国家伸出援助之手。任何公关公司都会劝他不要把专机停放在握太华机场0的停机坪上整整八天。那时候流行第三世界较大国家的领袖用旧己的专机旅行。在会议桌上，每个领袖都是平等的，但是重量0级国家的领袖乘大型私人专机来，将显示他们高人一等。英国人乘坐的是VC10型和彗星型飞机，加拿大人则乘坐波音客机。澳大利亚在1979年马尔科姆。弗雷泽政府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添购一架波音707客机后，也加入了这个特选行列。当时经济情况较好的非洲国家，如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他们的总统也有专机。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以贫困的一面打动世人的心，让大家看到他们迫切需要援助。新加坡驻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常任代表解释说，国家越穷，它的代表团给他们的领导人租用的卡迪拉克轿车越大。因此我安于乘坐普通的商用客机，借此为新加坡保住多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条件。不过，到叨年代中期，我们请求世界银行不要把新加坡改列为“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结果被回绝。我旅行省吃俭用也徒然，新加坡丧失了一切发展中国家所享有的优惠待遇。
1975年4月，牙买加总理迈克尔。曼利在金斯敦神气地担任起会议主席。他是一个肤色较浅的西印度群岛岛民，讲话语惊四座，但是我觉得他的想法不切实际。
他主张“重新分配世界财富”。他的国家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岛国，面积达2000平方英里，中央地带有几座山种满咖啡和其他亚热带作物。这里有美国人兴建用来避寒的漂亮度假屋。他们有悠闲生活的文化，人民很爱唱歌跳舞，说起话来头头是道，跳起舞来浑身是劲，喝起酒来个个海量，但是刻苦耐劳的精神早已随着奴隶制度一起被淘汰。
有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和芝走出用来开会的酒店和四周用铁栏杆圈起的范围，徒步游览这个城市。一辆车子经过，停了下来，驾车的男子喊道：“李先生，李先生，等等我。”一个口操加勒比海英语的当地华人上前来对我说：“你可不能忘记我们。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很苦。”他递上名片，原来是个房地产经纪人。有许多专业人士和商人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把房子和办公室交给他变卖。他在当地的电视节目上见过我并急于跟我谈话。当地华族、印度族，甚至是黑人专业人士都觉得在迈克尔。曼利领导的左翼社会主义政府统治下没有前途，政府推行的政策是在毁灭国家。我问他打算怎么办。他不是专业人士，不能离开，否则他会离乡背井。不过，等这些大房子都卖掉，房地产生意所剩无几，到时他或许还是得走的。我祝他好运，并中断我们的谈话。我发现几个负责盯着我的牙买加黑人保安人员的身势语言开始变得不友善。从此以后，我阅读牙买加的新闻时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1977年7月，为了纪念英女王登基25周年，共和联邦在伦敦召开会议。各国同英国的关系今非昔比。英国经济再也不像从前那么强盛，甚至，丹尼斯。希利在1976年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手解救英国。我和芝在唐宁街10号排队等候在访客名册上签名，准备接着从后花园前往观赏女王的生日游行庆典。我记得我排在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后头。一名英国准尉递上笔来，法座大人他不用，反掏出自己的笔来签名，然后离去。我一面签名一面对那名准尉说：“大主教是用红色笔签名的。”对方回答：“跟他血腥的双手一样红。”那名准尉曾在英军被迫镇压塞浦路斯民族主义分子的那段流血日子里，在当地执行任务。塞国民族主义分子当时决心把英国人赶出去，同希腊进行统一。
我在1979年第三次踏上卢萨卡的土地。第一次是在1964年巡回访问非洲17个首都的时候；第二次在1970年，当时是为了出席不结盟运动峰会。赞比亚的经济自1970年起便一步步衰退。当局在政府大厦招待我们。1964年我在这里住过，当时是英国最后一任总督的宾客。大厦已失去昔日的光彩，周围的鹿和奇异飞禽都少了，主楼本身少了英国殖民地政府建筑的整洁外表。我们住在散布于会议厅四周的度假屋，是1970年出席不结盟峰会时下榻的同一批建筑。会议厅是南斯拉夫替同为不结盟运动成员的赞比亚建造的。会议厅和度假屋自1970年以来便不常用，这一点显露无遗。
不过当地政府刚刚大手笔把它们重新粉刷过，用西班牙空运来的家具加以布置。
度假屋的饮食糟透了。他们训练年纪轻轻的学生掌厨。我们厨子的全部菜单如下：早餐是腌肉和鸡蛋，或只有半生熟鸡蛋；午餐煮牛扒；晚餐也是牛扒。烈酒和葡萄酒倒是很多，供过于求。
当地什么东西都缺乏，商店里空空荡荡。他们没有进口的厕所用品，本国货也不多。芝看到一些妇女排队买必需品。她惟一买到的纪念品是一颗孔雀石蛋，这提醒了我们：赞比亚是单一商品的经济体，只生产铜，而铜价跟不上石油和其他进口产品的价格。他们没有外汇，本国货币正迅速贬值。卡翁达总统最关心的是政治―
―黑人对白人的政治，不是赞比亚取得增长的经济因素。卡翁达的总统宝座一直维持到90年代，然后他举行了一场公平的选举――这一点倒值得赞扬，最后以失败告终。卡翁达下台后，赞比亚人民的命运不见得有所改善。
1981年10月的墨尔本会议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回忆，是在咖啡室里同一个印度人相遇的经过。当时只有我们两个在找饮料喝。我问他是不是印度代表团的一分子，他说不是，他是乌干达代表团的团长，代表无法出席的奥波特总统赴会。我感到惊讶（印度人遭受伊迪。阿明迫害长达十年，他们都已经逃离乌干达），问他有没有回过乌干达。没有，他的家人在伦敦安顿下来，他曾经是乌干达驻伦敦最高专员。
他在伊迪。阿明当权时离开。我问起乌干达国会议长的近况，他曾于1964年1月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国会大厦，为我和我所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过招待会。他是个裹着头巾的锡克教徒，对他那栋石砌的国会大厦引以为荣。恰巧这位前议长准备第二天到墨尔本，同我面前的这位驻伦敦最高专员会面。前者被迫离开乌干达，后来在达尔文落户，成为一名推事。整个事件让我觉得心酸。乌干达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才，不仅担任议长，也给乌干达的经济恢复或增添生气，就像锡克教徒在其他多个经济体，包括新加坡所做出的贡献一样。他是1971年那场政变的牺牲品。伊迪。阿明当时趁奥波特逗留新加坡期间，把他推翻。
两年后在德里，我在女王的晚宴上坐在奥波特夫人旁边。奥波特夫人追述她在1971年如何带着三个孩子，在政变中从坎帕拉逃到内罗毕，为我描绘了乌干达悲剧的另一个层面。他们被送回国，后来又再逃跑，在达累斯萨拉姆流亡数年。她在1980年，即伊迪。阿明遭废黜后一年，才返回乌干达。重掌总统大权的奥波特比以前更忧郁，锐气也大减。同奥波特夫人一席话让我窥见玛干达所经历的浩劫到底有多大的破坏力。她发现国人都变了，他们再也不愿意付出劳力去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
在伊迪。阿明的统治下过了9年惨无人道、无法无天、道德沦丧的日子，人们变得要什么就抢什么，完全丧失创造文明生活的一切习性。后来新加坡派往协助联合国部队的警察分遣部队，在汇报他们于1991年至1993年间在柬埔寨执行任务的经验时，我想起了乌于达。经过20年的动乱，柬埔寨的残局比乌干达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1983年11月，撒切尔夫人同我讨论香港问题。邓小平对香港回归的态度坚定不移。她曾经尝试说服邓小平把租期延长。邓小平清楚地表明，那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要求；中国非得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不可。我的看法如何？她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港督告诉她，英国在新界的租期就快届满了。我问她愿意为自己的立场争取到什么地步，因为英国治理下的香港的存亡取决于中国对它的态度。她没有马上给我答复。我认为中国不大可能同意延长租期，因为其中涉及太多的国家尊严。
至于澳门，葡萄牙人连向北京提都不提就干脆继续治理下去。她说，港督告诉她，他没有合法的权力把租期延长到1997年之后，所以她才提出这个问题。
我在离开德里之前告诉撒切尔夫人，她手上的牌很少。最理想的做法是等候中方做出反应，并告诉邓小平，只有在中国允许怕情况下，香港才能生存并繁荣发展。
由香港本岛和九龙半岛组成的英属殖民地，没了租借的新界是无法生存的。因此采取法律立场，让英国除了新界以外，抓紧殖民地不放是不实际的。与其这样，不如和中方谈判有利于香港的条件，让它在回归之后能像当时一样继续繁荣发展下去，只不过换上了中国的国旗。
我一直盼望出席1985年10月的巴哈马拿骚会议。那是有钱的美国人寻欢作乐的园地。后来，我从英国报章的报道中得知巴哈马上上下下毒品充斥，暴力罪案猖獗。
据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巴哈马总理林登。平德林爵士涉及贩毒勾当。当事人没有提出诽谤诉讼。女王的晚宴在皇家游艇不列颠号上举行。平德林建议用小船把全体领袖从我们下榻的酒店接送到不列颠号。我决定由陆路赴宴。我们在皇家游艇停泊的码头不远处经过，看到一群高举谴责平德林标语的示威者。有些标语这么写着：“老大是盗贼”。这位老大和其他客人乘船到不列颠号，比我们坐车要久得多。或许风浪大，或许小船开得慢，总之他们让女王等了一个多小时。女王通常待人宽厚，说话也有保留，但是她不习惯等人。她对我说，晚餐可要煮得过熟了；
主菜的确是，但是甜品的味道美极了。
有一天，我和斯里兰卡总统朱尼厄斯。杰耶华德纳和巴哈马大法官共进午餐。
大法官谈到巴哈马举国普遍嗜吸可卡因，毒贩因此大捞油水。毒贩乘小型飞机从南美洲飞人巴哈马，在海关人员和其他官员的纵容下，由海空两路把毒品运人美国大陆。在。转运的过程中，一些毒品落到当地百姓手中，足以造成许许多多的人家破人亡。高居要职的政府部长也有一手。当我离开拿骚时，我对世界上可能存在世外桃源的最后一点憧憬也幻灭了。
我最后一次参加共和联邦会议是在1989年10月，地点是吉隆坡。一如上一届，1987年0月在温哥华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冲淡无奇，缺乏“热门”课题。在浮罗交信“闭关”期间（与会者到某个度假村进行非正式的聚会），有一天晚上，我同巴基斯坦总理贝娜齐尔和她的夫婿阿锡夫。阿里。扎达里促膝长谈，向他了解巴基斯坦的政治和文化。贝娜齐尔容貌姣美，皮肤白皙，五官端正秀气，非常上镜。阿锡夫是一个性格奔放外向，从事多种生意的商人。他一点也不忌讳让我知道他在从事什么行业，什么交易他都愿意考虑――对他来说，人生就是关乎做成一笔好交易。
他从事水果和其他出口生意，还有房地产生意等等。我答应介绍一些水果人口商向他买芒果。1995年，他陪妻子到新加坡出席会议时，我遵守了我的诺言。虽然他做事并不循规蹈矩，但还算讨人喜欢。可是我无法想像他下得了手杀死自己的妻舅。
在贝娜齐尔被总统罢免后，巴基斯坦政府是这么指控他的。
最后一次出席回忆那是我最后一次出席共和联邦会议，因为当时我正准备于1990年卸下总理的职位。我在他年出席的第一个会议是处于截然不同的年代，有着一群截然不同的领袖。同当时的其他国际组织比较，共和联邦是一个小规模的俱乐部；
英国和旧自治领有着深厚的历史与血缘关系。它们和新的独立国仍有密切的经济与政治联系。各国仍旧享有共和联邦的关税优惠待遇，英国依然是它们的主要贸易伙伴。麦克米伦首相是属于帝国时代，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方前线打过仗的那一代人。当他倡议让英国加入欧洲，旧白人自治领受到极大的震撼。它们曾在两次大战中和英国并肩作战，现在却有种被抛弃的感觉。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爵士插话，一语道破麦克米伦给予的保证，即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它仍旧会同共和联邦保持密切联系，这根本站不住脚。
他说：“我治理的是一个联邦，知道联邦怎么运作。”各邦要么倾向统一，越挨越近，像澳大利亚的情形；要么倾向分裂，越离越远，直到最后彼此脱钩。它们总是不断地在演变，没有停顿的卜刻。这种组织容不下另一股动力并存。如果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它同共和联邦的联系将渐渐削弱，日益消失。过去40年来，每逢回首，都叫我想起孟席斯这番预言有多灵验。
英国跟欧洲各国已经变得越来越亲近。连上一代的共和联邦成员国，尽管同英国血脉相连，彼此在60年代共同拥有的深厚感情联系也荡然无存。大家在不同的大陆上各奔前程。到了25年后，英国还在为了是否采纳统一货币欧元，以及（许步入所担忧并且不愿意见到落实的）成为欧洲超国家联邦政府的一分子而闹分歧。
早在1989年，当共和联邦成员增加到40多个时，彼此间就已经少了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感觉。俱乐部里的成员随着变幻莫测的选举或政变而变动，来去叫人始料不及，连道别的时间都没有。当年的热门话题大部分都昙花一现：国际经济新秩序、南北对南南合作、罗得西亚、种族隔离政策等，这一切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尽管如此，每一次的会议依然有其目的。一位领袖可以开门见山向另一位领袖指出某些问题，使理亏的一方不得不进行辩解，如印度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一事。在面对面的情况下，甘地夫人无法为印度的立场辩护，她也没有那样做，这一点值得赞扬。
这一切触动了其他领袖的心弦，影响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出席这些会议是有其价值的。但我参加过太多次，该是往前走的时候了。
共和联邦召开会议期间，每个政府首长都获共和联邦之首――英女王的接见。
唯一例外的一次是1971年在新加坡举行的0会议，当时希思政府因故决定英女王不到新加坡来。我是在1966年9月第一次拜会她的。她若无其事却能让客人感觉到宾至如归的本领，叫人喷喷称奇，那种社交技巧是经过训练和多年实践才那么炉火纯青的。她和蔼可亲，友善，也真的关心新加坡，因为她的叔父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曾经告诉她有关他在新加坡担任东南亚联军总司令时的点点滴滴。
1969年五月，我在伦敦拜会女王，她为英国决定撤离新加坡表示歉意，并为英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如此结束而显得难过。她于1972年到新加坡来访问，以弥补1971年未能成行的缺憾。我尽力安排她参观访问蒙巴顿勋爵曾经向她介绍过的地方，包括蒙巴顿勋爵接受日军投降的地点――政府大厦、他曾经住过的总统府，以及克兰芝共和联邦阵亡战士公墓。聚集在路旁等待她经过的群众，比我预料的还多。
每当她从车子里出来，他们就蜂拥而上围着她。女王的私人助理秘书菲利普。穆尔，也就是50年代驻新加坡的英国副最高专员，要求我别安排保安人员阻挡群众，因为他们都显得友善。女王表现得非常从容、开心和轻松。
为了纪念那次访问，女王封我为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的爵士。早些时候，由威尔逊首相提名，我在1970年已获颁荣誉勋章。把一枚享有如此崇高荣誉的勋章，颁给一个跟其他受封者相比之下显得年轻（47岁）的人，是非比寻常的。我未到50岁就获得由英国颁发的两枚勋章，它们都是在旧大英帝国哺育下成长的人所渴望获得的。同英国多年来的交往，使我产生了某些价值观念。我曾获得好些国家领袖颁予的勋章，包括埃及总统纳塞尔、日本天皇裕仁。印尼总统苏哈托、韩国总统朴正熙以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但是，这些勋章却无法像英国勋章那样激起我的情感。获颁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者被尊称为爵士，我觉得这个头衔对我并不合适，但能获得这两枚令人向往的勋章，却能产生一定的满足感，虽然它们已不能发挥如同在大英帝国时代那样开启英国方便之门的作用。
22、英国的首相们
在所有首相当中，我认为撒切尔夫人是最有希望领导英国出头的领袖。她的强处在于她热爱英国，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信心，并且对于要扭转的局势具有铁一般的意志……在阶级观念分明的英国。她因为有着“杂货店老板女儿”的背景而吃亏。
真可惜，英国的社会体制还在这些偏见所形成的框框里苦苦挣扎。
1975年9月24日，在英格兰戈登高原鼓乐和风笛队奏起的最后一段歌声中，英国皇家海军护航舰人鱼号撤离了三巴旺海军基地。那不过是艘排水量2500吨的护航舰――是曾经驻扎在那里的皇家海军战舰和航空母舰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不久，最后一支英军部队也撤走了。部队撤离象征着英国在本区域150年的政治和军事影响画上句号。
美国、日本、德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成为本区域的主要经济势力。这表示我们必须从头开始，跟其他强国建立联系。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一个艰苦的调整过程。
一辈子的密切交往使我对英国社会和它们的领袖非常熟悉，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国际新闻广播和阅读英国报章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我在工党和保守党内都有旧雨新知，很容易联络上他们，也很容易达成一致的意见。英军撤离后，我必须去熟悉和认识美国领袖和美国媒体的不同运作方式与标准，尝试了解这个比英国大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社会。要同样跟日本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交往更加困难，因为我们既不懂得他们的语言，也不了解他们的习俗。
我们在跟这些重要的新的财力和权力中心扩大联系，建立新的关系的同时，我们依然保持同英国原有的联系。虽然如此，看到英国的经济地位逐渐被日本、德国和法国取代，仍不免叫人黯然神伤。工会一再发动工潮拖慢了英国经济复苏的脚步，驱动工会的是阶级仇恨，不单只是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我相信英国适应后帝国环境的一大障碍是社会阶级意识强，它迟迟不肯摆脱阶级差别的观念。失掉了帝国，英国需要的是一个唯才是用的制度，以便保持它的欧洲主导国的地位，而不是一个通过不同腔调、社会礼仪和习惯、校友网络、俱乐部和学校联系来把自己同工人阶级区分开来的统治阶层。盛田昭夫在1991年担任新力公司主席的时候告诉我，新力很难说服在英国工厂工作的工程师到生产线上去。日本的工程师都是从最底层做起，为的是跟下属打成一片，对他们有所了解。他说，英国工程师宁愿拥有自己的私人房间。撒切尔夫人知道英国人有这些缺点，于是在出任首相期间降低对阶级的重视，提倡唯才是用的制度。她的继承人约翰。梅杰主张建立一个“无阶级”之分的英国。
托尼。布莱尔要英国摈弃阶级观念。
更糟的是，在40年代由工党提出，而后通过两党协议由保守党保留下来的福利制度，削弱了人民力争上游的干劲，牺牲了经济。两大政党的多数领袖，甚至是自由党的成员，都知道福利制度折损国家的元气，但是始终没有人敢出手，直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出任首相。随着英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缩小，它的年轻国会议员和部长们的世界观也跟着收缩。一些老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把老一辈英国领袖比喻为根深叶茂的橡树。这些老朋友都是经历过上二次世界大战，并曾在苏加诺对抗时期保卫新加坡的英国将领。他们形容英国的年轻领袖为“盆栽橡树”，橡树的样子犹在，体积却缩小了，因为它们扎根的范围已经收缩。
要适应不同的国势对英国来说是困难的。然而是撒切尔夫人，而后由梅杰所领导的保守党扭转了滑坡的趋势。英国企业界因此信心增强，率先在东南亚，包括新加坡，重振雄风。工党在1997年的大选后重新掌权，所坚持的同样是自由市场的经济原侧。该党定下的目标包括降低政府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刺激外销，以及拓展对外贸易和投资，以便为英国制造就业机会。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的胜利在于改变了英国人的态度，迫使工党从旧工党蜕变为新工党。
长时间养成的习惯和建立已久的联系不会轻易有所改变。惭加坡学生继续到英国深造。随着新加坡中产阶级的扩大，他们把孩子送到英国接受大专教育。到了90年代，约有5000名新加坡学生在英国攻读大学和理工学院。牛津、剑桥两所大学的毕业生继续在新加坡精英分子当中占多数。历史因素的影响造成这种文化上的滞后现象。环境改变了，人们却未能及时做出反应。英国军队撤走后，美国就成为驻扎在东亚的惟一强国。我们有必要把新加坡一些最优秀的学生送到美国受教育，去了解美国人，在对方的人才苔革之地结交未来的领袖。即使到90年代，留学美国的新加坡学生人数也只是留学英国学生的三分之二。
历史使新加坡和英国的教育制度紧密相连，新加坡各种专业也都规随英国的专业：医生、律师、会计师、建筑师和工程师等等都是。专业联系存在于新加坡社会的每一个层面。然而在一些领域如医药，由于美国的医疗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左右，比英国多了一倍有余，美国医生和医院因此出类拔革。我们已逐渐跟美国的机构建立联系，但是所采用的医药基本训练仍然以英国模式为准，其他专业也是这样。“
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80年代，新英贸易取得显著的增长。在她允许资金更自由地流动后，英国在新加坡的投资增加了，但是性质和过去不同，现在的投资着重在高增值产品如药品、电子产品和航空产品上。进入90年代，英国再度成为新加坡的主要投资国之一，排名第四，在美国、日本和荷兰之后。新加坡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不过有不少私人企业家投资在英国，特别是旅游业。新加坡一家大公司在英国购买了连锁旅馆，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也买人另一个拥有超过100家酒店的集团公司。尽管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攻击制造了许多问题，我们对英国的旅游市场依然充满信心。新加坡和欧洲的主要联系仍然是伦敦，每天从新加坡飞往伦敦的航班比飞往欧洲其他首都的班次多。
1968年当英国宣布将撤走它的军队时，悲观的文章不少。其中《伦敦新闻画报》月刊把这种情形同古罗马军团撤离英国，黑暗时代降临欧洲相提并论。但是这样的比喻并不正确。同殖民地时期比较，现代通讯和交通设施把更多英国人带来新加坡。目前居住在新加坡的英国人社群仅次于美国人和日本人。现在也有更多的英国学校，为一万多个在这里落户的英国家庭的孩子提供教育。数以百计的英国人自发到新加坡来工作，当工程师、建筑师和技术人员――享有的不再是外客的工作条件，住的不再是高尚住宅区，而是跟本地人一样，住同一类房子。新加坡的薪酬已经达到英国的水平。随着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许多英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纷纷到新加坡来开设分行。整个经济和政治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1982年，伦敦市封我为“伦敦市荣誉自由市民”。曾经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子民，我对这份殊荣心存感激。他们列出的宾客名单，该请的都少不了，做得非常仔细，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邀请了所有曾经为新加坡面跟我打过交道的英国部长和总督出席，我也受邀列出我所希望能出席观礼的私交。这一来，我开开心心地同前首相、前部长、前总司令、新加坡的最后一任总督以及许多英国朋友在市政厅一起分享了那一刻，其中包括哈罗德。麦克米伦、吉姆。卡拉汉、哈罗德。威尔逊、亚历克。道格拉斯一休姆、艾伦。伦诺克斯――波雷、邓肯。桑迪斯等等。这样的场面使人缅怀过去。在致答词的时候，我说：“50年前我在新加坡念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们都认为伦敦是世界的中心，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它是高层次金融交易和银行业的中心，也是艺术、戏剧、文学、音乐和文化之都。它是全世界的重心…
…而1939年9月的情况确实如此。当时英国政府决定履行对波兰的义务，一年前它才敷衍了事地处理了对捷克许下的承诺。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全世界也踏上变革的不归路……”
仪式的一部分是从威斯敏斯特乘坐马车到市政厅，但是因为发生铁道工人罢工，造成交通堵塞，结果不得不取消这项安排。工潮问题继续困扰着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煤矿雇员工会的冲突还在后头。
当了多年的总理，加上新英两国的历史渊源，我有机会认识英国的各任首相，从麦克米伦开始，一直到布莱尔。
麦克米伦属于父辈，相貌举止全然是爱德华时代显要人物的派头，看起来懒洋洋的，却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对待年轻的殖民地臣民如我，他态度高高在上。休姆爵士是他们当中最友善的――一个真正的君子。从他在电视上的模样根本看不出他是个多么敏锐的地缘政治思想家。他或许不够精明――他自己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不过却比两党中许多有头脑的部长有更精辟的见解。
各任首相当中，政治手段最高明的要数威尔逊。幸好在他当上首相之前我们已经交上了朋友。我说服他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多待几年。那几年的影响甚大，因为余下的英军继续驻扎在新加坡，直到1975年年中为止。这让我们有时间厘清跟印尼的关系，而不至于仓促采取日后可能叫我们噬脐莫及的行动。我个人非常感激威尔逊在新马一家的时期和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我，这一点我在前一册回忆录里已经详述。他在英国面对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教育和技能训练水准降低，工会不跟资方合作造成生产力下降。六七十年代的工党受职工会支配，无法着手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因此，外界认为威尔逊总是采取应急的措施。为了得到党的支持，他必须不时地左门右躲，这使他显得狡猾和奸诈。
同威尔逊形成强烈对比的希思倒让我觉得是个坚定而可靠的人。我最初认识他时，他是麦克米伦的部长，负责谈判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事宜，我当时还游说他，要他协助保护新加坡的地位。威尔逊赢得1964年的大选后，希思成了反对党领袖，我们就在那个时期成为朋友。通常我在伦敦的话，他会邀请我到他在奥尔巴尼的住所共进午餐，一起谈论英国、欧洲、美国和共和联邦的事务。就英国的未来而言，希思把欧洲的影响力排在比美国与共和联邦更重要的位置上。他一旦对某项政策做了决定，就不轻易改变主意。即使是在当上首相以前，他已经对欧洲充满信心。要我从我所认识的英国首相和部长当中挑选一人陪同我执行危险任务的话，我会选择希思。他是那种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人。可惜他缺乏振奋人心和感染群众的能力。同别人单独相处，他活力充沛，表情十足，可是一上电视他就显得木衲。
处在电子媒体的时代，这对他非常不利。我们一直保持好朋友的关系，偶尔在伦敦、新加坡以及达沃斯等地的国际会议上见面。
卡拉汉1948年向剑桥大学的工党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我坐在学生听众席上。司仪介绍说他是皇家海军的前上士，不久前刚出任初级部长。他说话时显得信心十足，大方得体。我在50年代中期到伦敦参加宪制会谈时认识他，多年来一直都跟他保持联系。由于他是威尔逊在1976年3月辞职后意外当上首相的，年纪也相当大了，因此没有自己的政治大计。实际上，英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已经恶劣到必须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的地步了，所以他已经身不由己。
当卡拉汉还是首相的时候，我曾要求他让文莱准许新加坡武装部队在他们的森林里受训。当时，文莱的外交事务还在英国的管辖范围内。英国外交和共和联邦事务部搁置这项决定，以免卷人新马之间敏感的防卫问题。我争辩说，文莱不久就要脱离英国的管辖了，到时我们同样能够得到这个森林训练学校，何不在英国仍然有权做主的时候答应下来似便在文莱独立时，这项协议成为当地政治现实的一部分。
卡拉汉答应了，于是我们在1976年末设立了我们的森林训练学校。
卡拉汉的工党政府面对旷日持久的经济问题，包括高失业率，最后选择了保护主义的立场。1977年4月，已经受封为终身贵族，不再担任部长的乔治。汤姆森，以卡拉汉个人特使的身分前来问我，是不是要在6月的共和联邦会议上向英国领袖提出双边课题。我说，双边纠纷不宜在英女王加冕的银禧纪念庆典上提出，不过，我抗议英国说服德国促使欧洲经济共同体阻止由新加坡制造的袖珍型计算机和黑白电视机进口，而且事前没有跟我们商量。我指出，我们的袖珍型计算机是利用了美国高科技制造的精密产品，远胜英国技术。停止从新加坡进口这些产品意味着英国必须以更高的价格向美国购买同样的货品。至于设在新加坡的日本公司所制造的黑白电视机，情况也一样。后来，英国撤销了贸易壁垒，因为事实证明，保护主义保不了英国人的饭碗。
卡拉汉曾经问我：“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像蚂蚁般地工作，拼命增加出口量，却从不进口产品。”他对日本人抱有西方人的成见，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不人道行为加深了这种看法。他不了解他们。跟后来的撒切尔夫人不同，他不以为引进日本投资能使英国重振工业。他对非洲、印度和共和联邦的其他成员更憾兴趣。他的世界观局限于君王和帝国。在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举行期间，他给足机会让非洲领袖畅所欲言，特别是针对罗得西亚和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发表意见。他是个典型的英国工党领袖，有工人阶级的背景，本能使然地总是为那些受到欺压剥削的百姓出头。然而在面对艰难的决定时，他也有冷静的头脑，例如他要所领导的工党政府严格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苛刻条件，以便换取拯救英镑危机的援助配套。
卡拉汉的强处是处理问题采取稳扎稳打的手法，解决问题从不多搞花样。他对工会忠心耿耿，却被工会搞垮了他的政府。
1970年10月，在唐宁街10号举行的一个晚宴上，撒切尔夫人坐在我旁边。那时候希思还是首相，她是教育部长。我们谈论了以教导混合技能的“综合中学”取代语法学校后英国所蒙受的损失：聪明的学生固然吃亏，其他学生也不见得因而得益。
撒切尔夫人成为反对党领袖时，我问当时的下议院议长乔治。托马斯对她有什么看法。托马斯以抑扬顿挫的威尔斯口音回答：“她非常热爱英国，能为英国效力。
她要扭转整个国家的局势，我相信她是推一有毅力办到的人。”当我问当时的首相卡拉汉对她有什么看法时，他的答复是：“她是前座议员中推一的男儿大丈夫。”
从一个工党议长和一个工党首相口中得到这样的意见，加强了我自己的看法：她的确是个“有信念的政治家”。
撒切尔夫人满怀理想在撒切尔夫人赢得1979年5月的大选时，我为她欢呼。她主张推行自由市场，进行自由竞争。在她担任反对党领袖期间，在伦敦以及还有几次在她途经新加坡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时候，我们曾经见面。1979年6月，她出任首相一个月后，我在唐宁街10号跟她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餐前会谈。她当时满怀理想。1980年7月，撒切尔夫人以保守党领袖的身分，写信邀请我当演讲嘉宾，于同年10月在布赖顿召开的党大会上发表演讲――特别邀请的演讲者来自共和联邦，这对保守党大会而言还是第一次。我回信说，因为我跟工党之间有一段可以追溯到40年代我在英国求学时期的渊源，所以无法接受这份殊荣。
她是个十足认真的人，充满毅力和干劲，对自己能够落实国内的经济政策有充分的把握，但是从来不曾低估工会所将给她带来的问题。因此，当煤矿工人在1980年3月开始罢工时，我认为她一定能够苦斗到底，却没料到罢工工人和警察之间的激烈冲突会持续整整一年。换成在她之前的首相，恐怕就无法坚持到底了。
1985年4月，撒切尔夫人来新进行官方访问。我在晚宴上恭贺她减轻了英国福利制度的诸多牵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近40年，历任英国政府似乎都想当然地认为财富会自然地创造出来，需要政府注意和巧妙安排的只是重新分配财富的问题。因此政府想出妙方，把成功人士的人息转移给不太成功的人。在这种情形下，国家需要一个胆识过人的首相把实情告诉选民：制造财富的人是社会中的宝贵分子，他们值得我们尊敬，并且应当有权保有他们大部分的耕耘成果……英国留下来的种种哦们善加利用：英语、司法制度、议会政府和公正的行政管理。然而我们却竭尽所能地避免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如何降低水平而变得平庸。”撒切尔夫人很有风度地以相似的口吻回应：“我宁可这么想：你们曾经向英国看齐，现在我们要倒过来向你们学习……你们的才干、进取心、勇于接受挑战、努力、冒险精神、自信、活力已经使得新加坡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成功榜样――你们的成功发出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
第二天。数份亲工党的英国报章刊登了工党影子内阁卫生部长弗兰克。多布森的强烈反应：“李先生应该闭上他那张笨嘴。”一名工党议员艾伦。亚当斯补充说：“如果我们把他的国家当模范，我们的国家就要回到1870年人们在血汗工厂夜以继日工作却什么也得不到的时代。”
旧工党的心态这就是典型的旧工党思想未能跟上潮流发展的心态。1985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6500美元，英国则是8200美元。到了1995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2.6万美元，早旧超越英国的1.97万美元了。我们的工人赚钱比英国工人多，还有自己的房子，储蓄（在公积金和储蓄银行户头）也比英国工人多。
撒切尔夫人在1990年11月辞职时，寄了一封道别信给我：“生命多么变幻莫测：谁会料到合作了那么多年以后，我们竟然会在几乎同一天辞去在自己国家的最高领导的职位。不过，在离职之际，我只想说，我从我们的交往中获益良多，并钦佩你所坚持的信念。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少了你我出席，肯定会逊色不少！”
我跟撒切尔夫人打交道的机会比跟其他英国首相接触的机会多，因为她两度蝉联。在所有首相当中，我认为撒切尔夫人是最有希望领导英国出头的领袖。她的强处在于她热爱英国，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信心，并且对于要扭转局势具有铁一般的意志。她坚信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将能带来自由的社会。她的基本政治触觉相当敏锐，但是往往显得过于自信和自以为是。在阶级观念分明的英国，她因为有着“杂货店老板女儿”的背景而吃亏。真可惜，英国的社会体制还在这些偏见所形成的框框里苦苦挣扎。等到她下台时，英国人已经卸下一部分的阶级包袱了。
然而撒切尔夫人的作风，却往往引起旧白人统治国家总理们的强烈反感。1985年，在巴哈马举行的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上，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和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不断跟她纠缠，向她施压，要她同意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
会上除了她以外，所有发表开幕词的领袖都攻击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撒切尔夫人独排众议，反对进一步制裁比勒陀利亚，反而建议进行对话。我敬佩她有那样孤军作战的勇气，拒绝在威逼和恫吓之下屈服。只可惜她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梅杰在1989年10月陪同撒切尔夫人到吉隆坡参加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时，职位是英国财政部长。1996年5月，我在唐宁街10号和他重逢。当时他肩负艰难的任务。撒切尔夫人全力支持他竞选保守党党魁和首相，并指望他沿袭对欧洲的政策。
她在党内的影响力使他日子不好过，媒体也不见得给他宽限，不消几个月就认定他成不了气候。因此，虽然英国经济当时表现强劲，却对他在1997年5月对垒新工党的挑战一点作用也没有。
1995年5月，我在伦敦同当时领导反对党的布莱尔初次见面，对他的年轻和朝气蓬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比显龙小一岁。他的参谋乔纳森。鲍威尔在一旁做记录并负责后续工作。他想知道是什么因素促成东亚持续出现巨幅增长，英国和欧洲却成长比较缓慢，两种局面相异。我建议他在大选前到东亚访问，看看它巨大的转变，否则一当上首相，他将会受到外交礼仪的诸多约束。
第二年1月，他访问日本和澳大利亚之后到新加坡。他在这里会见了我们的工会领袖，考察了他们为工会会员所争取到的利益。他对公积金――我们的个人老年退休金户头，也是拥有住房和医药服务资金来源的户头感兴趣。他不隐瞒自己笃信基督教并因此推崇社会主义。面对我不以为然的反应时，他补上一句：或者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坦率地重复自己“或者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旧工党一派可是鄙视这类主义的。他的“新工党”并非虚有其表。他问我工党政府成功的机会有步大，我说一旦工党当政，他要说服旧工党接受他的政策，必定会碰到很多钉子。工党的年岁比他要大得多，不会那么轻易接受改变。
一个认真的政治家布莱尔来访几天之后，影子内阁社会福利部长克里斯。史密斯便前来研究新加坡的制度。几个月后，布莱尔的亲信彼得。曼德尔逊也来考察我们的保健储蓄、保健保险和新加坡公积金的其他功能。布莱尔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认真的政治家，他希望了解东亚的发展和这些国家成功的秘诀。那年秋天我们在伦敦再次见面。共进晚餐时，他向我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在1997年5月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后，他和他的政党特意表现谦逊，这要归功于他本人有自律精神。我在电视上观察他发表胜利演讲和步行到唐宁街10号的情形，整个情况说明他领导的是一个素质良好的班子。我在他获胜的一个月后到伦敦。我们谈论了一个小时，同样没有浪费时间嘘寒问暖。他一心一意想着在大选中答应选民政府所要做的工作。他是开足了马力直往前冲，却没因为这么年轻就被推上掌权的地位而冲昏了头脑。我们谈到中国和即将在6月底移交政权的香港。他对这件事采取了务实的态度，不想把因为港督彭定康而产生的纠纷闹大，反而着眼于中英比较长远的关系。不出我所料，他出席了政权移交仪式，并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了会谈。
一年后，1998年5月我们在唐宁街10号重逢。这时候的他正在全神贯注处理急如燃眉的课题，特别是北爱尔兰的和平谈判。他抽出时间跟我谈论一系列其他方面的课题，但是没有提到双边问题，因为也没有那样的问题可谈。我们的环境已经改变：在防务和安全课题上，新加坡同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联系已经超越同英国的联系。我属于以英国为中心的一代，我的儿子这一代比较注重美国。显龙以及跟他年龄相仿的人必须了解美国。他们在美国军校受过训练，在哈佛、斯坦福等大学完成研究生课程。我活在英国强权之下的时代，显龙这一代人则必须在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中求存。
23、相知说澳新
亚欧悼会政府首脑会议于1996年在曼谷召开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想要加入亚洲阵容，马哈蒂尔首相提出反对，说它们不是亚洲的一分子。那是马哈蒂尔发自内心深处的想法，但是大部分领袖都无法认同。我相信，要不了太久，地理位置和经济上的常理将凌驾旧有的成见，到时澳新两国将成为亚欧峰会成员。
日本在1941年12月突然入侵，骤然改变了新加坡留给澳大利亚人的回忆。大约18000名毫无战斗经验的澳大利亚军人，连同七万名英国和印度士兵，必须在空中掩护不足的情况下，同身经百战的日本皇军交锋。到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的时候，已有大约2000名澳军战死沙场，1000多人受伤，约15000人沦为战俘。
超过三分之一的战俘由于营养不良、患病或遭受折磨而死亡；恶名昭著的缅泰死亡铁路沿线，情况更惨。在新加坡的克兰芝共和联邦阵亡战士公墓，许多墓碑默默地见证了烈士们为英王和国家捐躯的英勇行为。成千上万名澳军在新加坡被日本皇军俘虏将永远印在澳大利亚全体人民的记忆中，这场浩劫的惨烈仅次于加利波利半岛事件。不过新加坡比较靠近澳大利亚，对澳大利亚来说有较密切的战略关系。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澳大利亚保持同英国的旧日联系，澳军也重返新加坡。
澳军一支分遣部队驻守在马来亚，直到英国宣布撤离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我敦促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戈顿把部队继续留在马来亚。1969年1月，趁着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共和联邦总理会议，戈顿同我和英国国防部长丹尼斯。希利、新西兰总理基思。霍利约克与东姑等人举行初步会谈，讨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防务新协议。
戈顿当时如坐针毡――忐忑不安的神情和说话的声音都说明他不愿意挑起这副重担。
他知道，重担大部分将落在澳大利亚肩上，因为英国正逐步淡出本区域。
我们同意延期到同年6月在堪培拉举行另一次会谈时再做决定。但是那年5月，吉隆坡发生了种族暴乱，威胁到澳大利亚继续参与新马防务协议的安排。前此我已经交代了这件事后来如何获得解决。尽管戈顿有所顾虑，我们还是在1971年12月通过书信往还，达成五国联防协议。性格比较坚毅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科姆。弗雷泽不赞成国吉隆坡发生种族暴乱而打退堂鼓。最后戈顿还是决定在1971年以前把澳军撤出马来亚，并调到新加坡来。澳大利亚担心没有能力担当这个责任。他们知道，只有一小分队的新西兰军会留下来，和澳军一起驻扎在新加坡。一旦发生危机，他们只能凭着澳、新、美三国共同签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与美国条约》，向美国求助。
一开始我们和澳新两国政府就有良好的默契，因为彼此对区域安全的看法不谋而合；大家都同意越战的局势越来越棘手。我同哈罗德。霍尔特、他的接班人戈顿，还有威廉。麦克马洪的关系也都不错。1972年，工党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掌握了执政大权。诺曼。柯克总理对安全问题的态度坚决，因此没有改变新西兰的防务立场。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兰却对澳大利亚向越南和马来亚/新加坡做出的防卫承诺感到不安。他在1972年大选获胜后不久，便决定让驻守新加坡的澳军退出五国联防协议。最初在70年代，我们要求利用澳大利亚的训练基地进行军事演习，对方并不乐意帮忙；新西兰则一口答应。澳大利亚政府在1980年改变政策，准许我们在澳大利亚举行陆地演习；1981年又让我们在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一个基地训练空军。
保罗。基廷在叨年代初出任工党政府总理期间，进一步允许新加坡武装部队扩大在澳大利亚受训的规模。约翰。霍华德领导的自由国民联合政府一直遵循这个政策。
澳大利亚同新加坡的地缘战略目标相似，双方都认为美国在本区域保留部分军力，是亚太地区保持势力均衡必不可缺的因素，对这一带的安全和稳定有益。没有这个安稳的力量，亚太经济当初不可能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个大前提下，彼此在贸易和其他方面的歧见都显得微不足道。
要求澳大利亚开放经济我尝试游说弗雷泽多年，要他开放国家经济，让澳大利亚加入竞争，成为本区域的一分子。我向他和他的外长安德鲁。皮科克解释过，通过积极参与防务和安全事务以及援助他国的计划，他们将使澳大利亚成为本区域的重量级国家。但是，经济保护主义政策却使他们同这些成长中的经济体绝缘，因为澳大利亚的限额制和高关税导致这些国家无法向它出口简单的制成品。按照常理，他们接受我的论点，可是在政治上弗雷泽却没有那样的胆识去跟澳大利亚工会或制造商对抗，因为工会或制造商都要求政府给予保护。
1980年，在新德里召开的共和联邦首脑亚太区域会议上，弗雷泽企图发动反欧洲经济共同体保护主义政策的运动。这类政策使澳大利亚农产品在出口时被拒于门外。我提醒他，发展中国家不会给予多少支持，因为在它们看来，澳大利亚也以相同的政策保护那些失去了相对优势的国内工业。更何况对东盟的成员国来说，澳大利亚跟它们越来越扯不上关系，因为在它们必须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澳大利亚并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下来的历届澳大利亚政府拉近了澳大利亚同亚洲的距离。继承鲍勃。霍克出任总理的保罗。基廷深信澳大利亚在经济上有必要借重亚洲，他也亲自推动亲亚政策。
基廷的头脑清晰，对经济有充分的认识，地缘政治触觉又强，在霍克的班子里当过财政部长多年。不过，作为工党出身的总理，澳大利亚工会对工党的强大影响力局限了他的作为。埃文斯用心接近亚洲还有另一位部长特别用心去接近亚洲，那就是加雷思。埃文斯。他的头脑机灵，受到挑战时更是牙尖嘴利，但是他的心地好。在霍克和基廷的班子里，担任外长的埃文斯彻头彻尾地改变阿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
他以促使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发展，共博亚洲经济增长的成果作为目标。他不愿意看到当日本人以日本的科技在澳大利亚生产汽车和电子产品时，澳大利亚还停留在只是向日本出口原料的阶段。埃文斯同东盟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们建立起密切的关系，那一定费了不少苦功，因为大家的习性大相径庭。在东盟，大家往往不是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的，而是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消除重大的歧见，所以他也跟着大家一起追球。
在霍克领导的工党政府执政初期，我以为他的亚洲政策照例又是表面功夫。基廷上台后沿袭这项政策，我这才断定，澳大利亚政策正经历大转变。澳大利亚人重新检讨了自己的假设和评估。澳大利亚固然脱胎于英国和欧洲，但是他们的前途更加紧系于亚洲。他们发现，跟澳大利亚经济最能相辅相成的其实是东0亚经济体。
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中国、中国的台湾地区和东盟等，需要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和矿物。对它们来说，澳大利亚广袤的空间、高尔夫球场、度假村和沙滩都是再理想不过0的度假胜地。美国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上虽然是澳大利亚强有力的盟友。但是在农产品出口方面却会同澳大利亚竞争。
1994年4月。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周刊于悉尼召开的会议上，外长埃文斯邀请我开诚布公地谈论澳大利亚。我把他的话当真，于是我说，澳大利亚是“一个财富多得叫人不知从何选择的幸运之国”。澳大利亚的消费高，储蓄低，竞争力弱，经常性账目赤字大，债务多，出口以矿物和农产品为主。如果澳大利亚要使经济完满改组，同其他国家竞争，我相信更多改革是在所难免的。
邀请我赴会的几位《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编辑大篇幅报道了我这番坦率的讲话。
不过，当地小报却愤愤不平。这些小报是澳大利亚问题的祸根之一。澳大利亚大众媒体，包括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1991年摄制的一套电视片集，把东亚的经济成就描绘成“第三世界的人间炼狱，那里尽是血汗工厂、性旅游业和压制人民的政权”。
它们完全漠视现实：越来越多台湾人在美国留学和就业之后，把美国的科技和知识带回台湾，建立自己的硅谷。
我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全国报业俱乐部对澳大利亚媒体给予回应：它们没有尽到职责以让澳大利亚人民了解，一个人口将近20亿的区域，正从落后的农耕社会演进为工业化和高科技的社会。这些国家，包括中国，正培育出数以百万计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日本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已经让日本人有能力把卫星送上太空，并且也能探索基因工程的奥秘。这些事态的发展，澳大利亚媒体连一个字也没提。反观美国媒体，它们对东亚的工业化过程和高增长都做了报道。澳大利亚学术界虽然消息灵通，一般民众却不然。由于这种无知，任何一届澳大利亚政府都难以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以改变经济方针和移民政策。
随着东帝汉爆发危机，澳大利亚的命运是否同亚洲息息相关顿时成为焦点。1999年1月27日，印尼外长阿里。阿拉达斯在总统哈比比担任主席的内阁会议结束后戏剧性地宣布，当局将同东帝让人进行“人民协商”，以决定要接受特别自治方案或独立。这个声明改变了东帝汉的命运，也给印尼和澳大利亚带来了长远的影响。澳大利亚外长亚历山大。唐纳和总理霍华德同哈比比交情好是众所周知的。哈比比有别于苏哈托，他会说英语，而且乐意听取他人的劝告，特别是在东帝泣的课题上。
澳大利亚想拔掉东帝汉这根困扰着澳印双方关系的刺。他们建议哈比比实施“新喀里多尼亚解决方案”。（法国经过15年的准备，在1998年才让当地人举行全民投票，表决要保留法属关系或独立。）哈比比向马宝山忆述（详见第16章）澳大利亚大使约翰。麦卡锡跟他讨论新喀里多尼亚解决方案的经过。哈比比告诉麦卡锡他不会答应让东帝法在印尼的经济支援下利用15年时间过渡到独立。东帝仅如果拒绝自治方案，便得自生自灭，印尼不会充当他们的“有钱叔伯”。哈比比说，霍华德后来写信给他，信里提到的建议是哈比比的主张。哈比比于是在1999年1月21日匆匆写了备忘录给内阁要员，要他们研究，由人民协商会议决定该不该让东帝坟堂堂正正地脱离印尼共和国，这样的做法是否明智。他附上霍华德的来信，信上强调东帝汉舆论坚持要自决前途。哈比比要不了一个星期就已经决定好要让东帝位自治或独立。印尼、葡萄牙和联合国5月间在纽约签署协议，准备在同年8月8日举行全民投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6月通过议案，成立了联合国东帝汉监督团。
但是阿拉达斯做出惊人的宣布后不久，印尼就在2月开始武装东帝法的亲统一民兵。亲独立的人士被屠杀、恐吓的事件日日上演。尽管困难重重，监督团还是在8月30日成功地举行了投票，投票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结果将近80％东帝汉选民支持独立，但是投票结果在9月4日揭晓之后，当地顿时变成人间地狱。整个东帝坟受到有组织的摧毁，居民都被赶离家园：25万人被赶到西帝汉，其余人口逃到山里。
在国际施加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哈比比一星期后终于开口要求国际维持和平部队协助恢复当地的秩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议案，授权派遣一支多国部队到东帝汉。领导多国部队的必然是澳大利亚，达尔文是最靠近东帝沈最能充当多国部队基地的地方。澳大利亚人再次领教了邻国印尼人民的情绪化。
印尼对外声明宁可接受东盟部队的帮助，但是私下里，印尼国军基层并不赞成，同时暗示可能会发生伤亡事件。美国国防部长宣布只派遣通讯与后勤支援小组参加而不出动战斗部队。澳大利亚必须负起率领多国部队的重任。澳大利亚担心东帝汉人把他们当成一支白人部队，因它由4000个澳大利亚白人士兵，外加1000个以新西兰白人为主的后援组成。澳大利亚于是转向亚洲国家寻求支援，并且以东盟国家为主。9月份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在奥克兰召开会议时，霍华德总理在会上要求新加坡加入维和工作，吴总理答应了。新加坡承诺提供一组医药人员、军事观察员和联络军官，外加后勤支援和两艘坦克登陆舰。它从300万人口中派出270人参与这项工作。
安理会授权派遣多国部队到东帝汉次日，新加坡武装部队小组抵达达尔文。新加坡武装部队任务指挥官梁建鸿上校同多国部队指挥官彼得。科斯格罗夫少将一起飞到东帝汉首府帝力，会见印尼恢复秩序行动指挥部人员。第一批多国部队人员在9月20日抵达帝力的时候，科斯格罗夫的队伍里有一张新加坡人的脸孔。
1999年9月28日刊行的《公报》（澳大利亚一份周刊）报道：“按照‘霍华德主义’――总理本人欣然采用这个名称――澳大利亚以类似‘副手’的身分，相对于美国扮演的环球警察角色，在本区域进行维持和平的工作。”这篇报道立刻招致马来西亚副首相阿都拉。巴达威的驳斥。他说：“当前局势并不需要任何国家扮演领导、指挥或副手的角色。他们（澳大利亚人）不顾我们的感受。”泰国外交部官员的遣词造句比较客气，说澳大利亚人自封美国的副手头衔负责维护本区域的安全，这样做不得体。直到霍华德在澳大利亚国会里表示，澳大利亚并非充当美国或任何国家副手的角色，“副手”是《公报》通讯员自己杜撰的字眼，这场风波才逐渐平息下来。
不过，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批评澳大利亚士兵把枪对准可疑民兵的头部是“相当粗暴”的做法，给原本就议论纷纷的局面火上添油。马哈蒂尔还说：“印尼一直不断往东帝法注入大笔资金，国际社会应该给印尼机会推行民主，向东帝汉人证明他们跟印尼统一是有利可图的。”同卡洛斯。贝洛主教共同赢得诺贝尔奖的东帝汉领袖若泽。拉莫斯一奥尔塔就马哈蒂尔的谈话回应说，马来西亚“在维护东帝汉人权方面的记录糟透了，没有人会同马来西亚的指挥官合作，甚至可能出现平民全体抗命的局面”。
拉莫斯一奥尔塔一心想改变较早时联合国秘书长建议由马来西亚人指挥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计划。维和部队定在2000年回月取代多国部队。他补充道：“东帝泣不想成为东盟的一部分。我们要成为南太平洋论坛的一分子。”东帝坟领袖已经断定澳大利亚是最值得信赖的邻国。
澳大利亚是被迫卷人东帝坟的纠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澳大利亚部队在东帝汉同日军交战时，得到当地人的协助，后者却因此遭受日军残暴的惩罚。加上惠特兰总理几次同苏哈托会谈都默然认同后者占领东帝汉的企图，使澳大利亚更加感到内疚（印尼的说法是惠特兰鼓励苏哈托这么做）。在1976年的联合国会议上，澳大利亚更就东帝议决议案投票支持印尼。新加坡旧时选择弃权。东帝汉在1975年被占领之后，压迫接题而来，东帝汉抗争战士继而在澳大利亚设立大本营，问题就这样酝酿了24年。
基廷在1999年9月同我会面时，他预测澳大利亚会被卷入同印尼之间的一场长期纠纷。他还说，霍华德写给哈比比的信，将会使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澳印友好关系付诸东流，包括两国关系达到巅峰时同苏哈托签署的1995年安全协议。如他所料，印尼在1999年9月16日联合国安理会批准成立多国部队次日，把协议撕毁。
东帝泣的局势发展是由澳大利亚媒体和大众情绪、美国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国会助手、葡萄牙政府的关系，以及欧盟在每次国际聚会上都向印尼施压这些方面加起来推动演变而成的。他们对印尼不断苦苦纠缠，咄咄逼人，使印尼在每个国际论坛上都摆脱不了这个问题。哈比比以为自己的建议能帮忙解除这个包袱，问题就在于无论是澳大利亚、欧盟或美国，大家都不曾要求或希望东帝汉独立。哈比比根本没有想到，他亲手把只会引向独立的投票方案送上门，就这一点，印尼民族主义派人士将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姑且不论提出东帝仅自决方案是否明智，澳大利亚率领多国部队进入东帝坟以阻止惨绝人寰的罪行却是正确的做法。虽然没有一个亚洲领袖在澳大利亚率领多国部队进入东帝汉的时候加以声援，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澳大利亚是在挽救凶险的局势，使它不致进一步恶化。这次的行动使澳大利亚付出重大的政治和经济代价，这是一个本区域国家都不敢担当的任务。但是，东帝法会走上投票成立独立国的道路，澳大利亚是有责任的，如果它不采取行动，必会招致邻国的鄙视。事实证明，科斯格罗夫少将指挥多国部队的手法沉着而坚定，使本区域多名领袖暗自起敬。正如所料，印尼群众天天在澳大利亚驻雅加达大使馆外示威抗议。在印尼大小城镇工作的澳大利亚公民不得不疏散。
看着东帝仅危机一步步在演变，我被深深地吸引住。霍华德和唐纳是根据哈比比的反应而制定政策的。哈比比为了要说服印尼人民重新推选他当总统，采用的办法就是向众人证明：国际领袖如霍华德在民主和改革方面给予他高度的评价。澳大利亚领袖忽略了哈比比必须应付的强大压力，那是埋葬在东帝汉的5000多个印尼士兵的坟墓；由印尼国军退役军官瓜分的大片咖啡园和其他农作物园丘；军方高级将领对东帝汉独立可能激发亚齐等省份的分离主义运动进一步加剧的忧虑。哈比比没能力做到放弃东帝汉而不招引严重的后果。我早料到民兵会不择手段地去影响投票结果。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在全民投票结果揭晓后到多国部队抵达的两个星期内，有组织地将整个国家摧毁了。印尼国军不应该任怕他们胡来，不过话说回来，在这之前已经发生过许多同样有违常理的事情，因此新加坡同其他东盟国家一样，对东帝坟课题采取了避之则吉的对策。
10月13日当他的身分还是总统候选人时，阿都拉曼。瓦希德说，澳大利亚一直在“羞辱我们”，并且建议冻结印澳关系。但是在当选总统十天后，瓦希德却说：
“如果澳大利亚需要一个拥有2.亿人口的国家接受它，我们会敞开胸怀相迎。他们要分道扬镳的话，也没有关系。”可见澳大利亚大使在这期间下了不少苦功，所以印尼当局的谈话还算客气，不过两国关系要恢复到像这场危机之前的一样，恐怕还要一段时间。
澳大利亚在这场亚洲危机中经历了火的洗礼。霍华德总理或许不了解跟一个过渡总统如哈比比打交道的危险，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他的表现不失澳大利亚总理的身分。在澳大利亚媒体和公众的大力支持下，尽管东帝汉民兵恫言要使澳大利亚人员0蒙受死伤，他还是派遣澳大利亚部队率领联合国多国部队进入东帝坟。这些事件进一步确定了很明显的一件事：澳大利亚的命运同亚洲联系得更加紧密，更甚于它跟英国或欧洲的联系。
惠特兰当上总理之后，我和他头一次碰面是于1973年在握太华举行的共和联邦首脑会议上。惠特兰长得相貌堂堂，这一点他很清楚，也很在意。他能机敏地和别人对答如流，但是容易冲动急躁。他得意地向济济一堂的各国领袖宣称，他已改变了诸多约束的澳大利亚移民政策。他指出在澳大利亚完成大学教育的学生，毕业之后不需要离开澳大利亚。我就这个“新视野政策”把他奚落了一番，指出他只接受有一技之长和从事专业工作的亚洲移民；这将给新加坡和其他贫苦的亚洲邻国带来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这下子把他给气得七窍生烟。
惠特兰也突然宣布将改变施政方针，他要使澳大利亚成为本区域的“好邻居”，成为亚非国家的“好朋友”。我举出澳大利亚限制外国人口衬衫的数额和新加坡航空公司班机通航权等例子，对他所言提出挑战。他以为我故意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说话时变得很尖刻。但他毕竟是一个新手，会议桌周围有我多位老友――英国的希思、加拿大的特鲁多、新西兰的柯克、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巴巴多斯的埃罗尔。巴罗等，他们都为我的论点辩护。结果，在西萨摩亚、汤加和斐济的支持下，新西兰总理柯克的讲话在南太平洋各国当中变成最具代表性。
接着惠特兰公开抨击我，他说新加坡人口有一大群是华族，所以苏联船只不会到新加坡来。结果苏联立刻调遣4艘苏联供应舰到新加坡进行修理，试探我们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新加坡人。我回应惠特兰说，这种刺激苏联的做法不容有第二次，否则下回他们派来的将会是一艘导弹驱逐舰或核子潜水艇。
从东京返回新加坡后获悉，澳大利亚驻联合国代表促请联合国难民事务最高专员，以人道理由要求新加坡让大约8000名乘坐多艘小船前来的越南难民上岸。我在次日，即1973年5月24日，召见澳大利亚最高专员。我告诉他这么做太不友善了。
难民一上了岸就休想要他们离开。对方解释说，澳大利亚准备从8000个船民中，收留大约65个在澳大利亚受过教育的难民，惟有让他们上岸，他才能分辨那65到100个澳大利亚准备收留的对象。我质问他，剩余的那些已经上岸却绝不肯回到船上的难民过后应该怎么处理。他含含糊糊地答复。我坦言他的行径显示了当时的澳大利亚政府对新加坡并不友善。澳大利亚总理惠特兰为了这个难民问题，在堪培拉的一个接待会上，有欠公道地教训了新加坡驻澳大利亚最高专员公署的第二号人物。惠特兰根本没受什么委屈，我准备揭穿他的所作所为，让世人看到自称亚非旧人的惠特兰有多虚伪。澳大利亚最高专员当场尴尬得直冒汗。我们始终不允许难民潮涌上岸来，最后收留了150个渔民和他们的家属，让其他难民继续漂流到印尼，有些漂到了澳大利亚。
那个时候，新澳双方都承受相当大的压力，所以才会发生友国之间针锋相对的局面。美国撤离越南和越南船民集体流亡两起事件的震撼力太大了。澳大利亚总督在1975年11月以违反宪法之类的理由将惠特兰革职，让人松了一口气。弗雷泽受委组织看守政府筹备大选，结果他在选举中大胜。
即使以澳大利亚人的尺度来衡量，弗雷泽也是高大魁梧的。我在他担任戈顿的国防部长时认识他。1976年1月中旬，趁在吉隆坡出席敦拉扎克葬礼见面的机会，我同他讨论澳大利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部署军队的问题。他表示没有考虑过要完全撤军，最后决定把几个中队的幻影型战斗轰炸机中队和猎户座型侦察机留在北海。
对于安全和稳定，弗雷泽态度求实，加上他那种不轻易放弃的坚毅性格，让我更加放心。
在我的鼓励下，弗雷泽在1982年同马哈蒂尔首相会面。马哈蒂尔说，越南外长阮基石公开表明，若有需要，他准备为苏联军队提供越南基地；马来西亚要是拆除供外国部队使用的基地，那将是愚蠢的。如果澳军愿意留下来，马来西亚绝对没有异议，他们要离开的话，马来西亚也没有办法。弗雷泽这下子满意了，并把战机留在北海。
弗雷泽思想保守，却始终无法弥补惠特兰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因贸然引进福利制度而使澳大利亚预算从此背上这个包袱欲罢不能而造成的破坏。虽然我不赞同弗雷泽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我们却成了朋友，并且一直保持这份友谊。他不愿意把呵护工人却损害了消费人利益的澳大利亚经济加以开放。最后，工党政府必须在80年代末期到叨年代期间接手这个困难的任务，逐步向进口产品开放国内市场，淘汰不赚钱的工业。
当澳大利亚工党在1983年3月赢得大选时，我担心在惠特兰执政时期碰到的问题会重现。不过霍克和惠特兰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何况工党领导层已从惠特兰执政期间行事过火招致的后果中得到教训。霍克处事的出发点总是好的，他也希望自己做得对，但是每回从一个领域取走工人的某些利益后，他必定在另一个领域通过津贴把这些利益悉数奉还。他当总理任期之长在澳大利亚史上排第二。无论在个人仪表或提出论点方面，霍克的表现都很出色，对自己在电视上的形象也总是非常注意。
他把两个幻影型战斗机中队的其中一个撤出本区域，另一个推迟定夺。1984年3月，他决定从1986年开始逐步裁减剩余的中队力量，直到1988年完全撤离。我说服他派遣澳大利亚对一18型战机从达尔文轮流前来本区域，每年为时16个星期，这样的安排依然保持到今天。澳军在北海留驻到1988年，为新马两地提供了更多安全保障，这种太平局势让我们享有30多年的稳定和发展。新加坡和吉隆坡分别在1964年和1969年爆发种族暴乱之后，澳大利亚一直担心卷人新马的冲突，或者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任何一国同印尼之间的纠纷。到了1988年，澳大利亚人却已重新评估他们的防务决策。现在他们认为发生这类灾难性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也看到通过五国联防协议跟本区域保持联系，在战略上和政治上的价值。
回想起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澳大利亚总理是鲍勃。孟席斯，也许是当时年纪较轻，比较容易受影响。1962年9月在伦敦召开的共和联邦总理会议上，我看着他发表精湛的演说。他有一股慑人的威严，个子大，脑袋大，声如洪钟，头发花白，眉毛又粗又翘，面色红润，表情丰富。他流露出效忠英王和大英帝国的那一代人所特有的自信与权威。当他竭尽所能却仍旧改变不了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决定时，他知道世界已经改变，往昔的时光不再，人情和血缘关系在后帝国纪元，已经不能取代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当头的事实了。没存有那么重的戒心。他们同样收留了一些越南难民，对于船民纷纷拥上新西兰的海岸，他们比较处之泰然。进入90年代，新西兰经历了亚洲移民增加的情况后，这种态度有了改变。
我在1965年4月第一次访问新西兰，看到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举止那么英国式而觉得很意外。我下榻于小酒店，那里的女服务员依然系围裙，就像战争刚结束时期的英国女仆，她们在早餐前总会送来“早茶”。新西兰人的口音比较接近英国人，态度客气些谨慎些，比较缺乏澳大利亚人那种拍背搭肩哥儿们似的亲密感。新西兰到处绿油油，同澳大利亚黄褐褐，尘土满天飞的环境形成对比。多年来，英国中上阶级的非长子在英国没有继承父亲的庄园，他们于是来到新西兰，在那里拥有了大片牧园农场。他们养牛牧羊，种植小麦以供应祖国。那是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让他们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新西兰发展了一套先进的福利制度，这使新西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生活水平与素质都堪称世界一流。战后物资短缺导致粮食价格高涨，新西兰人因此发了财。
他们保留了这种在农耕社会里写意度日的优雅生活方式。但却久久停滞不前，这是不智的。当澳大利亚在寻求工业发展时，新西兰却没有。结果，有头脑而胸怀大志的新西兰青年。一大批一大批地离开，往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发展。新西兰在80年代改变方针，致力发展经济，为有才华的人提供机会。使他们无须移民他乡，同时引进受过高深教育的亚洲移民。他们也开始向0外宣传新西兰乡间的大自然景色迷人。大规模推动旅游业，尝试赶上竞争对手，却未免嫌晚。
任期较长的新西兰总理之一是基思。霍利约克。1964年，在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期间，我第一次在新加坡机场见到他。他身体结实，胸膛宽大，声音深沉有力。
霍利约克做人脚踏实地，从不惺惺作态。他是一个农民，并为此感到自豪。他从不装腔作势扮演知识分子，但是在民众当中有一股亲和力。这应是他从1960至1972年三度蝉联总理的原因之一。我喜欢他，也敬佩他的为人正直。我发现他在面对压力时，行事稳重，临危不乱。
英国共和联邦事务部长乔治。汤姆森1967年在新加坡同我见面，告诉我威尔逊首相决定撤军。过后，我打电话给霍利约克。当时是11月份，正值新西兰的夏季。
他说，他已尝试劝过英国人，他认为英国人不会改变主意。他祝我好运，希望我能成功争取到更多的时间。他在结束谈话之前说：“我在陶波湖畔的度假屋里。这里天气晴朗，周围的一切明媚又平静。你一定要来这隍度假，放下工作松弛一下。”
他生活在南太平洋地区，什么才算危险他自有一套见解。多年后我应邀到陶波湖，附近的度假屋确实宁静怡人。
柯克当上新西兰的工党政府总理之后，我们于1973年在握太华共和联邦会议上碰面。他最突出的地方是待人诚恳，说话直率，不过不爱说笑。1973年12月，他在返回新西兰途中顺道来怕。一天黄昏，我们坐在斯里淡马锡官邸正门外的草坪上谈论着彼此对未来的想法。越战看来即将有个不愉快的收场。我问他从一个非本区域人士的角度，他怎么看待新加坡，怎么看待它的稳定与增长前景，还有它的危机来自何处。他答得直接又简洁有力：新西兰显得“格格不入”――富裕，白人主导，讲求民主；新加坡却“水乳交融”――一个完全西化的民主城市，位于东南亚的心脏区，却独树一帜，它的成功也是它的危机所在；新加坡容易受到攻击。
我们的交往相当融洽。他在几个月后，1974年8月去世，我感到很难过。在他说了以上那一番话之后20多年，亚欧峰会政府首脑会议于1996年在曼谷召开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想要加入亚洲阵容，马哈蒂尔首相提出反对，说它们不是亚洲的一分子。那是马哈蒂尔发自内心深处的想法，但是大部分领袖都无法认同。我相信，要不了太久，地理位置和经济上的常理将凌驾旧有的成见，到时澳新两国将成为亚欧峰会成员。
1975年12月，罗伯特。马尔登当选总理，一直到1984年才卸任。他长得粗壮，脑袋大而光秃，一脸爱斗嘴的模样，同他那种好斗的脾气相称得很。他敢于迎击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和霍克，跟他们唇枪舌剑时绝无保留。马尔登要提醒他们，新西兰是不容澳大利亚忽视的。
马尔登主张体育和政治不能混为一谈，并且为新西兰“全黑”橄揽球队到南非参赛，以及在新西兰接待一支南非橄榄球队这两件事情进行激烈的辩护。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新西兰人民竟也激动地展开抗议行动。往后几年，我看着他如何在共和联邦会议上逐渐开窍：如果他继续推行这项政策，新西兰将被孤立。因此他费尽唇舌为自己的立场辩解之后，在1977年的伦敦共和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还是同意发表宣言，针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在体坛上抵制南非；时不我待，不值得他争下去。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感受，在1979年的卢萨卡共和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他是少数就罗得西亚和南非问题对撒切尔夫人的立场表示同情的人。不过，他比撒切尔夫人更早看出历史的狂澜不容白人称霸非洲。马尔登不像惠特兰，他从来没有摆出亚非白人的姿态，反而把时间和资源集中于南太平洋诸岛。他是皇家特许会计师，精打细算对他来说易如反掌。听他分析经济问题，似乎是出自坚毅而讲求实际的人口中，但是谈到真正落实政策，他却很心软。农产品价格下降时，他坚持为农民提供价格津贴；制造业陷入困境时，他给予更多保护。
隆依很有幽默感他把责任留给了接班人――工党的戴维。隆依，由隆依启动削减津贴的艰难过程。所有原先备受呵护的人因此怨声载道。隆依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身高中等，但是腰身相当粗大。他的性情随和，思维敏捷，记忆力强。隆依在1984年当选后不久，到新加坡来会见我，他当时正准备到非洲访问，希望增加同非洲的贸易往来。我对这个可能性质疑，他怪我太多疑，但是后来也承认我的看法是对的。隆依很有幽默感，笑声更是极具感染力。
1972年当澳大利亚宣布翌年要从马来西亚撤军时，新西兰决定把军队留下来，一圈就是17年，直到1989年才离开。新西兰军人生性刚毅，获得“南太平洋辜加兵”
的外号。然而新西兰人在1984年7月推选隆依和他所属的工党执政后，经历了一场变革。工党决定缔造一个无核太平洋区，因此采取强烈的反核立场。他们甚至甘冒损害同美国签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与美国条约》之险，就是不让任何核动力或载核船在新西兰的水域航行，或者在它的港口停泊。这么做等于把美国海军拒于门外，跟他们以往的立场背道而驰，令人始料不及。同年10月，我在新加坡跟隆依会面时告诉他，核战舰经常穿梭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我们也知道发生核意外的风险，但另一方面，美国在本区域驻军也让我们享有了30年的稳定。他依然不为所动。对他和他的政党来说，无核世界是通往安全和稳定的未来的不二法门。
1986年我到堪培拉访问，霍克要我说服隆依，《澳大利亚、新西兰与美国条约》最能够促进澳新的长期利益。之后走访惠灵顿，我再次跟隆依辩论，指出他的反核政策过度谨慎。但是我始终无法改变他的主意。当时身为反对党领袖的吉姆。博尔杰却同意我的看法，他认为惟有在美国继续维持世界均势的条件下，小国如新加坡和新西兰才有调整定位、取得进步的空间。他还说：“新西兰的反核立场只会加速国家的分裂。”不过，他在1990年11月出任总理后，民意使他无法扭转这项政策。
新西兰人决定暂时置身于世界的是是非非之外。
作为一位工党总理，隆依自然觉得自己有义务维护比较不幸的人。但是在经济改革和开放市场方面，他是可以商量的，那是因为他的财政部长罗杰。道格拉斯是十足的自由市场主义者，在第一个任期内深获总理支持。然而隆依在蝉联总理后，因为内阁和党内同僚施压，以致对较不受欢迎的改革加以回避。这么一耽误，新西兰农民、制造商和消费者受苦更久。
1984年12月，隆依在事先完全没跟我们磋商的情况下，就宣布撤销给予新加坡出口的普遍优惠待遇。这么做等于为美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开了先例。新加坡外交部长向他解释说，新加坡丧失新西兰给予的普遍优惠待遇，损失固然不大，但是如果美国和欧共体效仿，我们将损失惨重。隆依接受了我们的论点，恢复了新加坡的普遍优惠国地位。
新西兰没有丰富的黄金、钻石、煤、铀蕴藏，或者那些让澳大利亚人能够享受舒适生活的其他任何矿藏，新西兰人就没有产生“幸运之国”人民的心态。80年代新西兰的出口粮食价格下跌，隆依和道格拉斯削减了给予农民的价格津贴，使新西兰变得更有竞争力。1990年，国民党重新掌权时，多亏了出任总理的博尔杰，这些开放政策才能够持续一段日子。我跟新西兰的领袖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即使是辩论起来面红耳赤，态度相当咄咄逼人的马尔登也不例外。就我的经验，新西兰人是守信用的君子，值得信赖。
24、南亚传奇
英迪拉。甘地夫人是我所见过的最强硬的女总理。她具有女人味，却一点也不柔弱。作为一名政治领袖，她比撒切尔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或贝娜齐尔。布托都还坚毅冷酷……在社交谈话中，她装出一些女性的举止，向男士卖悄地微笑；可一进入辩论，她那种钢铁般足以同任何克里姆林宫领袖较量的个性，就会表露无遗。
学生时代我敬仰尼赫鲁和他定下的目标：建设一个世俗的多元种族社会。像大部分英属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分子，我拜读过尼赫鲁在英国人的监狱里度过漫长岁月写下的著作，特别是他写给女儿的书信。这些信写得非常优美，他的观点和思绪拨动了我的心弦，激起回响。我同其他50年代的年轻民主社会主义分子一样，总猜想到底会是中国还是印度成为发展的模范国。我希望民主的印度，而非共产的中国获胜。印度虽曾有所建树，比如推行绿色革命，但是人口增长抑制了生活水平和素质的提高。
1962年4月，我首次以总理的身分访问德里。有人接我到潘迪特。贾瓦哈拉尔。
尼赫鲁的官邸同他会晤。那里曾经是英军司令官的住所――两层楼的建筑，有宽阔的阳台，空旷的园林0设计令人赏心悦目。我们交谈了半个小时。
午餐的时候，我们围坐在料想是英国时代留下来的长桌四周，每个宾客有一个大托盘式的银色器皿做“餐盘”。大家在侍应生端来的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饭、北印度烙饼、咖喱、蔬菜、肉、鱼、酸菜和辛辣调味品当中，挑选自己爱吃的食物。
不寻常的是大家都用手指抓东西吃。芝和我从来没试过这种用餐法。他们灵0巧而文雅地用指尖抓起食物，我们则在食物里胡搅一通，肉汁都流到指节上，搞得??遢遢，感觉狼狈得很。吃甜品前――那甜0品很可口，侍应生端上银色的洗手碗让宾客在放着酸柑片的水里洗净油腻的手指，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坐在我们对面的尼赫鲁发现我们无所适从。我解释说，除了筷子，我们通常使用叉和汤匙。幸好此后在德里用餐都有刀叉供我们使用。
对于我相告的事情，尼赫鲁相当感兴趣，他邀请我第二天再见面。这次，他给了我90分钟的时间。我向他解释了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人口结构，并解释说共产党在新马华人当中很有影响力，因为他们非常成功地把中国从一个腐败又颓废的社会转化为一个有纪律、廉洁而有活力的社会。不过，我告诉他，共产主义根本不适合东南亚，更何况，如果新加坡宣布独立，那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它必会遭邻国敌视，包括马来亚的马来人，以及印尼的爪哇人和其他马来族群。既然东姑不要新加坡单独同马来亚合并，因为这会使华人的票选势力跟马来人相等，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新马同婆罗洲地区合并。他感到惊讶，但是很高兴，竟然有个华人决心不让新加坡落人共产党手中，或者受北京影响。
1964年，我结束对非洲的访问后，归途中再度前往德里拜访尼赫鲁。他怄接着身躯瘫坐在椅子里，消瘦得不成人形，说话的声音和姿势都流露出倦弱的样子，精神恍惚。中国在喜马拉雅山脉边境发动攻势，打击了他对亚非人民团结的憧憬。我最终带着满腔的哀伤离开。几个月后，尼赫鲁在同年5月与世长辞。
我和尼赫鲁在60年代数次见面，让我有机会认识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新加坡宣布独立时，我们请印度政府协助新加坡成为亚非组织的成员。印度外交使节团不遗余力地相助。一年后，我到印度向甘地夫人道谢，并尝试引起她的政府对东南亚的兴趣。年轻、乐观、活力充沛的英迪拉。甘地和一支仪仗队在机场迎接我，然后她同我一起乘车到前总督府――现在的印度总统府。
1966年的访问为时三天，接近尾声的时候，甘地夫人对我坦白又友善。她说，面对一个并非她亲手挑选的内阁，要支撑下去委实不易。部长们各自为政。国大党的头头儿们不认为她能胜任，却想借助尼赫鲁的形象作为来届大选的号召，因此把她推出来。尽管如此，我心里认为，如果她赢得压倒性的票数，她必定会凭自己的意愿去治理国家。
一件叫人心酸的事看着这个国家逐渐没落，连总统府也显露这种迹象，不免叫人心酸。总统府里的陶器和餐具糟透了――晚餐的时候。我用的0餐刀竟然断成两截，几乎弹到我的脸上。冷气机发出吵闹的噪音，一点功效也没有，而印度生产冷气机已经好多年了。男仆身上的红白制服已经退色，他们把我们房间里放在墙边桌上招待客人的烈酒拿走。德里大部分时间禁酒。有一次出席了新加坡驻印度最高专员公署的招待会后返回总统府，两名衣冠楚楚的印度官背着双手随我进入电梯。踏出电梯时，我发现他们手里拿着几个瓶子。我向秘书问起这件事。他解释说。他们拿的是苏格兰威士忌。新加坡驻印度最高专员公署在外交招待会上，向来都赠送尊尼沃克牌的苏格兰威士忌给需要应酬的来宾，副官们一人获赠两瓶。印度市面上买不到这种酒，因为当地禁止进口。政治领袖穿着手工纺织布匹缝制的衣裳，在公共场合虚伪地装出平等的样子，企图借此跟穷苦的民众认同。暗地里却拼命敛财。这打击了印度的精英分子，包括政府和军中官员的士气。
我下榻总统府那几天，以及在招待会上和其他场合同印度领袖的会面，让我看清了真相。1959和1962年尼赫鲁当政期间访问印度，我以为印度具备成为一个繁荣社会和强国的潜能。70年代末期，我认为它会变成军事强国，因为在国土面积上它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令人窒息的官僚制度却使它在经济上繁荣不起来。
印度官员对于能够完成一份联合公报比较在意――要新加坡给予承诺，跟印度一起，“对越南纠纷一再拖延威胁到全世界，尤其是东南亚表示极大的关注”。印度遵循的不结盟政策倾向苏联，这是保障定期获得武器和军事技术供应的代价。
两年后，1968年5月，甘地夫人到新加坡来访问。我们就广泛课题交换了意见，从中我得出结论：印度缺乏向东南亚扩展影响力所需的资源。虽然如此，我在197O年访问印度时直接问她，印度是否打算向东南亚扩张海军势力。在场的印度外长斯瓦兰星插话说，印度有意加强经济联系，不过更感兴趣的是保持印度西部海上航道的自由通行。我察觉印度在国防方面的主要顾虑是巴基斯坦，他们担心美中巴会结成同一阵线。
冷面笑匠想法古怪莫拉尔吉。德赛在1977年当选总理不久，我就同他建立了融洽的关系。早在1969年，他担任印度副总理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他。1977年6月，伦敦共和联邦会议召开期间，我在印度驻英国最高专员的官邸跟他共进午餐。当时他80多岁。他是一个笃实的素食者，吃的尽是生果仁、生果、生菜，没有半点煮过的食物。他那天的午餐是葡萄干和果仁，堆在他面前的巧克力原封不动。最高专员并不知道他有严格的饮食规矩，连他喝的牛奶都必须直接从牛身上挤出来，瓶装的都不行。真的，共和联邦区域会议翌年在悉尼召开时，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弄来了一头乳牛。德赛向我保证，他的饮食的营养成分比一般饮食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素食者都很长寿。他活到“岁，证实了自己的理论。德赛是个冷面笑匠，记忆力惊人，但有一些古怪的想法。grs 年12月，从德里机场乘车到总统府途中，他说，印度人几千阵前就已经到过太空，邀游了各个星球一美国当时正在进行这些活动。我一定是满脸狐疑，所以他强调说：”是，是真的，是通过轮回转世。《福者之歌》有这段记载。“甘地夫人在叨年的选举中败北，但于1980年重新掌权。我于1980年9月在德里共和联邦政府首脑区域会议上见到她时，她已失去些许干劲。
印度的基本政策上不了轨道，同苏联结盟更堵住一切跟欧美紧密合作的切人点。加上效率低的国有企业支配整个体系，私人企业又不多，外来投资也很少，印度的经济因此停滞不前。纵然有任何成就，增加速度比中国还快的印度的庞大人口也会把它消耗殆尽。
1980年，印度承认越南在柬埔寨扶植的政权，纵容越南占领柬埔寨，从此以后新印两国在国际会议上成了对头。在这个对东南亚和平与稳定举足轻重的课题上，我们立场相左。同年9月，在新德里共和联邦政府首脑区域会议上，甘地夫人以主席身分在致开幕词时，否定了对跨国界武装干预加以谴责的作用，认为这样做无济于事。我从容地提出相反的看法：越南和苏联分别占领柬埔寨和阿富汗，这是在联合国宪章的架构以外制订合理干预的新原则，为公开武装干预开了先例。新印两国官员为草拟公报争辩得没完没了，最终达成协议的草稿避免提到苏联或越南是侵略者，但总算发出了以政治方案捍卫阿富汗和柬埔寨的独立与主权的呼吁。甘地夫人在闭幕词中答应，印度将尽自己的本分规劝莫斯科人撤离阿富汗。至于柬埔寨，印度承认当地的政权，因为它控制了柬埔寨所有主要地区――这是“承认（政权）所普遍根据的准则之一”。
甘地夫人致函邀请我出席第七届不结盟运动峰会，预定1983年3月在德里举行，我回拒了，并写道：“在争取真正的团结之际，不结盟运动不能漠视近来所发生的违背国家独立、完整和自主的基本原则的事件，尤其是涉及它的成员国的事件……”
不过，稍后于同年＊月，我还是出席了在德里召开的共和联邦政府首脑会议―
―是全体会议，不是区域会议。我们两人再度为柬埔寨事件发生争论。虽然争执了几口，但是由于我们交往已久，私人交情又好，因而彼此不怀敌意。
英迪拉。甘地夫人是我所见过的最强硬的女总理。她具有女人味，却一点也不柔弱。作为一名政治领袖，她比撒切尔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或贝娜齐尔。布托都还坚毅冷酷。她有一张俊俏的脸，一个鹰钩型鼻子和一头整齐帅气的发型，额头上一大络白发跟乌亮的黑发往后梳理。她总是穿着莎丽，打扮高雅。在社交谈话中，她装出一些女性的举止，向男士卖俏地微笑；可一进入辩论，她那种钢铁般足以同任何克里姆林宫领袖较量的个性，就会表露无遗。她不像她的父亲。尼赫鲁有满脑子的构思，经过反复琢磨的构思――宗教和国家职能分离论、多元文化论、效法苏联的重型工业带动国家快速工业化论等等。不论正确与否，他是一位思想家。
甘地夫人被暗杀甘地夫人是一个讲求实际和实干的人，基本上只关心权力的机制――如何掌权和用权。她多年的执政生涯夹着悲哀的一章，也就是乖离了政教分离的做法，并在试图赢得讲印地语的印度教徒的选票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之间使印度教沙文主义浮现，让它变成印度政治的一股合法势力。这种做法后来导致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暴动再度爆发，古老的阿约提亚伊斯兰教堂被烧毁，印度沙文主义印度人民党在1996年冒起，成为国会中惟一的多数党。1998年，印度人民党再度称霸国会。甘地夫人在印度统一受到威胁时表现得最为强硬。她下令印度军队开进阿姆利恻的锡克圣庙，结果引起锡克教徒的公愤。看到新加坡锡克教徒那种怒火中烧的程度，我心里想，这简直是政治上的大灾难：她亵读了锡克教最深处的圣所，却无动于衷，心里只关心国家的权柄，并决心保全这一权柄。为此她赔上了性命，在1984年被自己的锡克教徒保镖暗杀。
新印两国在柬埔寨政策上的分歧使我一直避开印度，直到1988年3月，我才尝试跟甘地夫人的儿子，已经当上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建立联系。他的副外长纳特瓦尔星陪着他一一个头脑敏锐，善于阐明印度的微妙立场的人。拉吉夫提到美国应该同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停止经济制裁行动，因为他相信越南有意撤出柬埔寨，转而致力于经济建设。跟我们一样，他知道越南当时已经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我回答说，越南必须为占领柬埔寨付出代价，但是我希望十年后将出现一个不同的越南―
―一个可以跟新加坡合作并受欢迎的经济伙伴。一旦柬埔寨的麻烦解决阿，印度和新加坡将重新站在同一立场上。这两件事情都发生了。
拉吉夫身不由己会谈结束后，拉吉夫。甘地和他的夫人苏妮亚私下招待我和芝到他们家里吃午餐。拉吉夫是个政治新手，却被卷人危机四。伏的政治旋涡。由于他母亲是在自己家中被暗杀的，因此，他周遭保安森严，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他说，他心情非常压抑，但已学会适应。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航空公司机师的影子，有着直接的世界观。在我们的讨论中，他频频依赖纳特瓦尔星从旁指引。我在想，是谁在印度的政治道路上给他指引？但是可以肯定会有许多人想牵住他的手往自己的方向走。
只有用心良苦的总理才会派遣军队到斯里兰卡镇压贾夫纳泰米尔人的叛乱。他们是1000多年前离开印度的泰米尔人的后裔，同印度的泰米尔人不一样。印军血洒斯里兰卡，而后撤退，战事却没有停止。1991年，一名贾夫纳泰米尔少女在马德拉斯附近的选举集会上挨身靠近拉吉夫，假装要给他戴上花串，结果引爆炸弹跟他同归于尽。这对他太不公平了，他的用意自始至终都是好的。
1992年，纳拉辛哈。劳巫的少数国大党政府被迫彻底改变印度的经济政策，以符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换取援助的条件。在1992年的雅加达不结盟运动会议上，劳巫认识了我们的总理吴作栋之后，跟吴作栋相处愉快，并说服吴作栋带领一个新加坡商人代表团到印度访问。他的财政部长曼莫汉星和商业部长奇丹巴拉姆，来新加坡向我简述印度政策上的改变，并尝试吸引新加坡人前往印度投资。两位部长对于如何改善印度经济增长的问题非常清楚，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问题是，反对党对自由企业、自由市场、外来贸易和投资采取排斥的态度。面对这样的反对势力，怎样把事情办好呢？
1994年9月，劳巫到新加坡来访问。他跟我讨论印度开放的问题。我说，最大的障碍是印度的公务员一直认为外国人旨在剥削印度，所以理应加以阻止。如果他要外资源源流人印度，就像中国那样，他们必须改变心态，接受这样的观点：他们的工作是促进，不是管制投资者的活动。他邀请我到印度跟他的同僚和高级公务员一起举行各抒己见的献策会。
1996年1月，我访问德里，在印度国际中心就阻碍印度攀上经济增长更高峰的课题，向劳巫的公务员和当地三大总商会怕商人发表谈话。在另一次单独会谈中，劳巫承认，印度人自古以来就担心经济改革会导致财富分配不均，这使他难以推行进一步的改革。他注人大笔资金造福人民，却被反对党指为出卖国家，典当国家的资产。他特别指出两个社会问题：印度的公共住房因为资金缺乏而供应缓慢，生育率却居高不下。他要吴作栋总理在住房计划上协助他。我必须向他泼冷水，让他不要寄望过高，不要因为我们的房屋计划成功，就认定我们能够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
新加坡可以为印度策划，但是他们必须自己筹集资源来落实计划。我在80年代见到劳巫的时候，他在甘地夫人的政府班子里担任外长。他属于独立斗争的一代，年近80，即将退休。拉吉夫。甘地在1991年竞选期间遇害后，国大党同意推选他为群龙之首。同情票让他的政党获得最多议席一一尽管还是达不到绝大多数。劳巫成了总理，并在五年任期的头两年，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但他已经不是精力旺盛，追求着自己理想的年轻小伙子了。开放印度经济的推动力来自他的财长曼莫汉星。
使人感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财长是搞中央计划经济起家的。劳巫没有那种说服印度人民支持这些改革，不要理会反对党种种阻挠的信念。
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增长却快速的印度近期内不可能成为富国。它必须先解决自己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然后才能在东南亚扮演重要的角色。印度若变得富强些，并协助维持东南亚在印度洋一带的和平与稳定，那将对东盟有利。
印度在各个学术领域有那么多杰出的人才，但是基于种种因素，它让英国遗留下来的高水平降低了。他们现在不那么坚持于精英制度或规定通过考试来决定谁进入名校或顶尖大学，谁被录取担任专业职位，谁又将加入印度公务员的行列。学生考试作弊肆无忌惮。大学把固定的学额分配给它们的州议员，议员再把学额分给或卖给他们的选民。
英国时代的印度公务部门官员，是从印度举国精英中精挑细选的。一个印度平民必须才华出众，才能加入这个顶尖的英国服务行列。我在60年代访问印度时，有一回下榻印度总统府。一天早晨，两名曾经属于原来的印度公务部门而非印度行政服务部门的官员，在我打高尔夫球之前前来同我共进早餐。印度文官制度这个时候已经变成印度行政官制度。这两个人叫我佩服。其中一人向我解释，数百名印度文官如何在英属印度时代管理4.5亿印度人，而且治理得井井有条。他以怀旧的口吻追述获选的印度文官素质优越，并感叹曾经只以英文进行的录用考试，现在却以英文或印地文两种语文进行。民粹主义者施加的压力降低了录用标准，同时导致公务员之间的沟通水平下降。
一个曾经出类拔革的公共服务部门就这样水准逐渐下滑，现在又处于社会和经济革命的动荡时期，生活水平因此下降。英国统治印度的时代，他们的生活具有一定的优雅水平，海陆空三军的将领级人物，还有印度公务部门的高级人员都打高尔夫球。在60和70年代的印度，他们买不到好的高尔夫球，因为禁止进口。我记得有一回出游到德里高尔夫球俱乐部，新加坡驻印度最高专员公署事先提议，让我带几盒高尔夫球去分给俱乐部的委员。当地的高级将领和高级公务员拆开盒子，一人抓一把高尔夫球塞进自己的高尔夫球袋的那种情景，叫人看了丧气。
高尔夫球委实十分珍贵，足以让球童冲人任何一栋房子、任何一片深草区去把它找出来。1965年，有一回我在前孟买皇家高尔夫球场把球打进了贫民窟，球掉落在锌板屋顶上的响声清楚可闻。我的球童冲了过去，我以为他是去查看谁受了伤。
但不是那么回事――一个小男孩拿着球走出来，并非要投诉我们害他受伤，而是要跟我们讲价钱卖球。看到球童们把断裂的塑料或木制球座收集起来，削尖座底后重新用来垫起其他球员的球同样让我觉得难过。在更衣室里，男仆给客人穿脱鞋袜。
人浮于事的情况太严重了。
或许一切错在制度。印度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实行国家计划和管制，换来的却是拖累国家发展的官僚作风和贪污风气。当初若推行下放制度，更多像班加罗尔和孟买那样的中心，就有机会崛起并繁荣发展。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他们的等级制度，这是唯才是用制度的宿敌――每个等级都要求在每一个机构里占有一院的位置，不管是印度行政官的录用或是大学的学额。第三个原旧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永无休止的冲突和战争，使双方都更咖穷困。
60年代，我走访的德里是一个宽敞的大城市，四处空旷，没有污染也没有比比皆是的贫民窟。90年代的德里环境一团糟。那是1月份，空气中弥漫着发电厂和住家烧煤散发出来的烟雾，臭气熏天。贫民窟比比皆是。保安方面他们安排一整连的军队守在我下榻的喜来登酒店前面。街道堵塞，水泄不通，德里再也不是昔日那个令人感觉宽敞的首都了。在1996年选举中劳巫的国大党败下阵来。13个政党，包括几个共产党已经联合起来组成政府，以便把印度教徒民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踢出局。
印度的民主已经脱离世俗的基础，经济开放难以进一步推行。但是更深一层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因德尔。库马尔。古杰拉尔总理有一回发表公开讲话，引述一项调查结果，指出印度是亚洲排名第二的贪污之国。1997年，他对印度工业联合会说：“有时候，当别人向我提起印度是世界十大贪污腐败国之一时，我觉得羞愧，无地自容而垂下头来。”印度是一个沉睡着的强国，潜能尚未发掘。
从锡兰到斯里兰卡1956年4月，在赴伦敦途中，我首次访问斯里兰卡。我住在滨海的加勒法斯酒店，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英国统治时代的酒店。我在科伦坡市内四处闲逛，周围的公共建筑物叫我赞叹，有许多是用石头砌成的，战火不曾在这些建筑上留下痕迹。由于蒙巴顿把他在东南亚的指挥总部设在康提，因此比起新加坡来，锡兰有较多的资源和更完善的基础设施。
同一年，索罗门。韦斯特。里奇韦。迪亚斯。班达拉奈克以新成立的斯里兰卡自由党党魁的身分竞选获胜，当上总理。他答应以僧林罗语为官方语言，立佛教为国教。他是一位揭种绅士，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徒家庭，受的是英文教育。他后来决定拥护土生居民保护主义，改信佛教，并成为僧伽罗语的捍卫者。这是锡兰四分五裂的开端。
当时的新加坡首席部长林有福，邀请我同班达拉奈克共进晚餐。班达拉奈克是一个矮小机灵的人，衣冠楚楚，谈话对答如流。他对自己获得占多数的僧枷罗族选民授权，要使锡兰成为更加拥护土生居民保护主义的社会，表现得雀跃万分。这是对“褐皮肤老爷”社会的反动。所谓“褐皮肤老爷”社会，指的是当地政治精英继承执政权后，效法英国人的一切，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被班达拉奈克取代的前任总理约翰。科特拉瓦拉爵士每天早晨都骑马取乐。以僧枷罗语为官方语言，使贾夫纳泰米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处于不利的地位。把佛教提升为国教导致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以及信奉基督教的荷兰殖民者的后裔（荷兰人和当地人通婚的后裔），惴惴不安。这一切他似乎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和历史上的好运让锡兰享有太平，因而仅有2.5％的预算是花在防务上。到了80年代末，为了镇压贾夫纳泰米尔人的叛乱，锡兰把超过一半的预算花费在军火和防卫部队上，不知道他对此又有什么话说。
锡兰曾经是英国的共和联邦模范国，独立道路经过精心的铺设。它的战后人口不到1000万，属于人口中等的理想国家。相比之下，锡兰的教育水平比较高，在科伦坡和康提有两所以英文教学的杰出大学，公务员以当地人为主。代议政体方面，它早在30年代就有市政会选举。锡兰在1948年独立，成了渐进式的独立的典型例子。
然而天啊，结果却事与愿违。我在历年的访问中，看着一个原本前途无量的国家逐渐走向没落。一人一票制没有解决基本的问题，占人口多数的大约800万名僧伽罗人，随时可以轻而易举地以多数票击败200万名贾夫纳泰米尔人。官方语言从英语转为僧伽罗语使泰米尔人吃亏。它原本是个没有官方宗教的国家，僧伽罗人现在却把佛教奉为国教。身为印度教徒，泰米尔人感到被剥夺得一无所有。
1996年10月，我参加了一个在伦敦召开的总理会议，归途中到科伦坡访问并会见了达德利。森纳那亚克总理。他是一位性情温和，甚至可以说是个逆来顺受，带有点宿命论思想的年长者。我们在前皇家科伦坡高尔夫球场打球时，他为平坦的球道被贫民的住房和牛羊侵占道歉。他说，有了民主和选举，这种情况在所难免；他无法提出充足的理由以便在城市中央保留这些青葱的空地。他安排我乘火车前往曾经景色怡人的山间避暑胜地努沃勒埃利耶。我上了很有启发性的一课，洞悉独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火车上（特别车厢）的食物足以把人毒死。那些螃蟹严重腐烂，发出阵阵恶臭，我立刻跑到厕所去把它吐个精光。
他曾经担任牛津大学俱乐部的会长，说话一字一句似乎还停留在俱乐部辩论学会中那段辩论的日子。三年后，他被一个佛教僧侣暗杀，我并不感到惊讶，只是觉得事情非常具有讽刺性：暗杀他的竟是一个佛教僧侣，原因是政府在立佛教为国教方面进度缓慢，那个僧侣因此感到不满。
在接下来的选举中，他的遗孀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凭同情票当上总理。结果证明，她口才虽然没那么流利，作风却强硬得多。1970年8月，我在锡兰见到的班达拉奈克夫人，是个坚毅并且信奉了不结盟思想的女性。锡兰主张美军全部撤离南越、老挝和柬埔寨，主张印度洋地区成为一个无核武、无强国纷争的地区。我年纪较轻，耐心地向她解释自己跟她不太相同的外交政策目标。我解释说，南越如果落人共产党手里，不但柬埔寨、老挝、泰国三国，新加坡也将受到严重的威胁。叛乱活动将蔓延到马来西亚，给新加坡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我们无法接受锡兰主张的那种高尚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会对我们的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本区域其他强国―
―中国和日本来日将加强它们的海军实力。因此，新加坡觉得有必要继续维持五国联防协议，这将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
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侄儿费利克斯。班达拉奈克是她在国际事务上的后台人物。
此人聪明有余而功力不足。在努沃勒埃利耶，我下榻坐落在山中的前英国总督官邸。
总督官邸已荒废失修，它以前一定保养得很好，花园里种满玫瑰（还有一些残留着），就像一片英式林地。在海拔5000英尺高处的总督官邸非常凉爽。我在曾经非常漂亮的高尔夫球场打球。跟科伦坡的高尔夫球场一样，这个球场也被贫民的住房和牛羊侵占了。
用晚餐时，一位学识渊博却愁容满面的僧伽罗长者向我解释说，在推行民选制度的情况下，锡兰国内所发生的一切是无可避免的。僧伽罗人要成为老大，他们要从英国人手里接过茶园和椰园的管理权，要从泰米尔人手中夺过高级公务员的控制权。他们不得不上演推崇僧伽罗语为官方语言的悲剧，并为此付出沉0重的代价。
他们把一切从英语翻译成僧林罗语和泰米尔语，过程又慢又累赘。大学里用三种语言教学：僧伽罗语用来教多数学生，泰米尔语教贾夫纳泰米尔学生，英语教荷兰人的后裔。我问过康提大学的校长，三个接受三种不同语文源流教育的工程师要怎么合作建造一座桥梁。对方是荷兰人的后裔，系了一条剑桥的领带，好让我看清楚他是一位真正的博士。他回答说：“先生，那是一个政治问题，有待部长们来回答。”
我问起书本的问题，他回答说，基本的教科书从英语翻译成僧林罗语和泰米尔语，书本印好的时候，总是迟了三四个版次。茶园的状况看了令人心寒。被提升挑起茶园管理大梁的当地人无法跟从前的英籍经理比美。少了严格的纪律，采茶工人采0的不只是幼嫩的茶叶，连沏不出好茶的老茶叶也照采不误。他们的椰园也不能幸免。
那位僧伽罗老先生说，这是人民学习如何治理国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过后多年，我不曾再访问锡兰，一直到1978年，在悉尼召开的共和联邦政府首脑区域会议上，我同他们新上任的总理朱尼厄斯。理查德。杰耶华德纳见面为止。前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已经于1972年，把国家的名字从锡兰改为斯里兰卡，建立了共和国。这些变化没有改善锡兰的际遇。当地茶叶依然打着锡兰茶的招牌出售。
同班达拉奈克一样，杰耶华德纳是基督教徒出身，后来皈依佛教，并拥护土生居民保护主义，以便跟人民认同。在对多年的岁月中，他经历过无数次政治生涯的起起落落，不如意的日子比得意的时候多，渐渐地，对无法达到目标而被迫降低要求也就等闲视之了。他要脱离导致国家破产的社会主义政策。他在悉尼同我见过面之后，到新加坡来，说要让我们参与斯里兰卡的发展。他对政治那种讲求实际的办事手法使我对他另眼相看。他说服我于1978年4月到斯里兰卡访问。他说，他将给予贾夫纳的泰米尔人自治权。但是我却不知道，他对僧伽罗人凌驾于泰米尔人之上这个课题是绝不可能让步的。僧泰两族的纠纷在1983年引发内战，摧毁了斯里兰卡走向繁荣的希望，多年以后，甚至是几代以后它都将无法振作。
杰耶华德纳有一些弱点。他想创立航空公司，因为他相信这是进步的象征。新加坡航空公司雇用了一名能干的斯里兰卡机长，我能割爱吗？当然可以，但是一名航空公司的机师如何去管理一家航空公司呢？他要新航帮忙，我们照办。我劝他，他的当前急务不是开办航空公司，因为这类企业需要很多有才能和卓越的行政人员，才能使业务步上轨道。他需要这些人才来从事水利、农业、建屋、工业促进与发展，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项目。成立航空公司是一种骄人的工程，对斯里兰卡的发展没有多大意义。但是他坚持己见。于是，我们协助他在六个月内把航空公司办起来，调派80名新航职员到新的航空公司帮忙三个月到两年，并利用我们的全球营业网络协助他们，还帮他们设立海外办事处，训练职员，创办培训中心等等。但是新公司没有健全的高层管理。当前面提到的那个机师――现已当上新公司的主席――不听我们的劝告，坚持购买两架二手客机时，我们决定抽身俪退。运载能力扩大五倍，现金周转不灵，缺乏训练有素的职员，服务不可靠，乘客不足――新公司注定要失败。结果确实以失败斯里兰卡以新加坡为仿效模式，是看得起我们。他们宣布将睬纳新加坡式的限制区执照计划以减少进入市区的交通流量，结果行不通。他们以新加坡的建屋计划为模式，在1982年开展住房计划，却没有充足的资金。他们建立了一个范围比新加坡面积稍小的自由贸易区，要不是“泰米尔之虎”，这个贸易区倒有希望成气候。“泰米尔之虎”的恐怖策略把投资者都吓跑了。
杰耶画德纳铸大错杰耶华德纳铸成的最大错误莫过于在分配干旱地区填土地段的问题上。他利用外来援助恢复一个古老的水利计划，靠水库储存山间湿地引来的水。不幸的是，他把土地全给了僧伽罗人，有史以来就在这片干旱地区耕耘的泰米尔人，什么也没有分到。受到这样的剥削和排挤之后，泰米尔人组成泰米尔之虎发动攻势。杰耶华德纳的私人秘书告诉我，那是主要的错误。这个秘书是贾夫纳泰米尔人。对杰耶华德纳忠心耿耿。随后爆发的战争导致五万人死亡，更多人受伤，还有许多领袖被暗杀。打了超过15年，战事还看不到缓和的迹象。
杰耶华德纳在1988年退休，这时他已经筋疲力尽，无计可施。他的继承者拉纳辛哈。帕雷玛达沙是个僧伽罗沙文主义分子。帕雷玛达沙要驱逐印度军队，这是不明智的做法。印度军队是在香斯里兰卡执行不讨好的任务。印度军队走了，帕雷玛达沙的处境更糟。他尝试同泰米尔之虎谈判，但是失败，因为他不愿意做出足够的妥协。
他当上总统以后，我在新加坡同他有数面之缘。我力图说服他：这个纠纷不是靠武力就能解决的。惟有政治对策――一个贾夫纳泰米尔人和世界各国认为公平的政治对策，才能奏效。这一来，泰米尔自治运动的温和拥宪派系泰米尔统一解放阵线就没有理由拒绝。我说，他的目标必须是通过选举给泰米尔人以自治权，使恐怖分子丧失广大群众的支持。他却深信自己有能力歼灭他们。1991和1992年，他派遣斯里兰卡军队同泰米尔之虎拼个你死我活，结果无功而返。1993年，一个身怀炸弹的敢死分子在五一劳动节游行大会找上他肥他和许多人一起炸死。他的接班人，也就是班达拉奈克夫人之女钱德里卡。古玛拉堂伽总统，尝试采取谈判和战争二者兼施的策略。她收复了贾夫纳半岛，但是没有歼灭泰米尔之虎，战事依然不断。这个国家的古老名称“seen p”是英文字“Seehp ty”（有意外发现奇珍异宝的本领之意）的词源，现在却成了纠纷、悲痛、哀伤和绝望的代名词，真是可悲。
新加坡和巴基斯坦两国在1968年建交，但是多年来在贸易或其他方面甚少往来。
在国际事务上，我们没有共同的立场可言。一直到80年代，阿富汗和柬埔寨纠纷―
―两国都由苏联提供援助――才把新巴两国拉在一起。
齐亚。哈克总统在1982年到东南亚巡回访问时，访问了新加坡。他告诉我，他访问新加坡的惟一目的是同我见面。他推崇我为新加坡现代化的功臣，我以自己一贯的答复告诉他，现代化的新加坡是整体合作的成果。我们谈论了印巴关系。新印双方当时因为对柬埔寨问题存有歧见而发生摩擦。我同意齐亚的看法，就是苏联的战略和意图造成了阿富汗和柬埔寨的战争。
他邀请我到巴基斯坦访问。我在1988年3月成行，他隆重地欢迎我，就跟马科斯总统在1974年迎接我的情形一样。我们乘搭的商用客机一飞越拉合尔附近的印巴边界，六架F －16型战斗机就一路护送我们到伊斯兰堡。我检阅了阵容强大的仪仗队，礼炮鸣放19响，数百名挥舞彩旗的儿童、身穿传统服装的舞蹈员在机场迎接我。
伊斯兰堡的环境显然比德里干净，打理得整齐多了，不像德里那么?遢，市中心也没有贫民窟和人潮汹涌的街道，令人刮目相看。他们的宾馆和酒店水平也比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