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 7 月，参政会在汉口举行第一次会议。梁实秋偷偷地离开北京， 在天津乘船转道香港，又由香港飞赴汉口，总算如期到会。在会上，他以一
介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发言，阐述自己的立场和对时局的看法。在参政 会内部因多种力量相互角逐折冲而形成的复杂情势下，不管自己的意见是否
能真正发挥作用，但梁实秋对自己能独立不倚，按照自己的意志“条陈国是， 抨击权贵”的表现还是满意的：“虽然书生之见未必有当，但是已经代表舆
论，略尽言责。”
正是在汉口期间，梁实秋遇上了早年的老朋友、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 次长的张道藩。张道藩告诉他“政府不久就要迁到重庆，参政会除了开会没
有多少事做”，邀请他参加教育部“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的工作。 委员会共分四组：总务组、中小学教科书组、青年读物组、民众读物组。张
道藩特地恳请梁实秋担任任务最繁重的教科书组主任，任务是编印一套中小 学教科书，以“供应战时后方急需”。梁实秋缺乏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本不
适宜担任这项任务，但他考虑到“既到后方，理宜积极参加与抗战有关之工 作”，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下来。但他预先声明：因为在国民参政会可领取
一份津贴，因而主持编印教科书的工作属义务性质，不再接受薪水。
至此，一心愿意为抗战救亡尽一匹夫之责的梁实秋，辛苦辗转了一年之 后，总算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个发挥才智、为国效力的相宜位置。
三、“与杭战无关论”
为梁实秋万万始料所不及的是，正当他安下心来，准备踏踏实实做点有 益于抗战事业的实际工作时，一场声势颇大的论战又以他为中心而展开了。
梁实秋早就厌倦了文坛上许多无谓的争论。自从到青岛以后，对于一切 以创作或学术为名而实际往往是远远偏离创作或学术的文坛纠纷，他一直是
避之唯恐不速，不愿以任何形式介入其间。至抗战军兴，在他看来，更应该 是消泯一切个人或党派团体恩怨、举国一致共同对敌的时刻，为此，他不避
风波艰险，间关万里，来到抗战的大后方；又不辞零屑细碎，甘愿放开往日
的事业，转而从事编印中小学教科书这类“抗战急需”的工作。 然而，他还是趟响了地雷。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没有办法！
事情是从他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并在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引
起的。 在此之前，梁实秋主持编辑过许多刊物和报纸的文艺副刊。除学生时期
和《新月》月刊之外，1927 年，由张禹九介绍，他在上海编过《时事新报》 的文艺副刊《青光》，自己还在上面开了个专栏，专写“以讽刺现实生活为
主”的千字以内小品，后来结集为《骂人的艺术》由新月书店出版。到青岛 后，他又遥领了《益世报》上《文学周刊》的编辑工作。从 1935 年到抗战揭
发前，他还在北京先后主持了《世界日报·学文周刊》和《北平晨报·文艺》 两个副刊的编务。如果连同他在清华学校读书时的工作算起，梁实秋倒算得
上是一个资深的报人。
1938 年下半年，梁实秋辗转来到抗战的大后方重庆市，偶然中遇见了主 持国民党《中央日报》的程沧波，程当即邀请他为报纸办一个副刊。梁实秋
考虑到自己刚刚入川，教科书的编印工作一时难以开展，国民参政会内又很 清闲，“除了开会无所事事多）能主办一个报纸副刊，也未尝于大局毫无补
益。于是，便一口答应下来。自然，无庸讳言，梁实秋乐于接受这项事务， 多少怀有知遇之感也是一个原因。他说：“我非党员（按指国民党），肯以
编务畀我，盛情难却。”
梁实秋主持的《平明》副刊，在这年的 12 月 1 日正式发刊。但副刊的发 刊之日，便是他陷入重重矛盾纠缠之时。
问题出在梁实秋为副刊写的一篇《编者的话》。正是这不足千字的一篇 短文，造成了梁实秋日后无可挽回的“宣扬与抗战无关论”的名声。若事情
属实，梁实秋倒真是罪不可道的；在抗战中而又主张宣传“与抗战无关”， 虽不就等同于汉奸，但二者的区别也就相去一间了。不过，事情真相究竟如
何呢？为存历史本真，我们现把这篇《编者的话》全文引录于下：
报馆当局看见我现在还有一点空闲，教我来编副刊。照例应该说两句话。 副刊，一个人编是一种样子，各人的手法眼光不同。我编副刊不只一次，总
觉得若编得使自己满意是很困难的。要别人满意就更不必说。主要的困难是 好的稿子太少。没有好稿子，编者是没有办法的。编者自己不能天天动笔写
文字，写出来也未必就好。当然所谓好与不好，这标准只好凭编者的眼光来 定。这一对眼睛也许是明察秋毫，也许干脆是瞎的，但也只好如此。报馆的
人请副刊编辑是用什么眼光，我不知道，我揣测报馆请人编副刊总不免是以 为某某人有“拉稿”的能力。编而至于要“拉”，则好稿之来，其难可知。
这个“拉”即是“拉夫”之“拉”，其费手脚，其不讨好而且招怨，亦可想
而知。拉稿能力较大者即是平夙交游较广的人。我老实承认，我的交游不广， 所谓“文坛”我根本不知其坐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
我更是茫然。所以要想拉名家的稿子来给我撑场面，我未尝无此想，而实无 此能力。我的朋友中也有能写点文章的，我当然要特别的请他们供给一点稿
子，但不是“拉”，我不“拉”。
自己既不能写，又不能“拉”，然则此后副刊的稿件将靠谁呢？靠诸位 读者。
读者诸君，你们花钱看报，看到我们这一栏，若是认为不好，你们有权 利表示不满。但是我想，广大的读者是散布在各地方各阶层里的，各有各的
专长，各有各的经验，各有各的作风，假如你们用一些工夫写点文章惠寄我 们，那岂不是充实本刊内容最有效的方法么？选择编排是我的事。稿件的主
要来源却不能不靠读者的赞助。我们希望读者不要永远做读者，让这小篇幅 做为读者公共发表文字的场所。
文字的性质并不拘定。不过我也有几点意见。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 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
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 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此其一。
长篇的文章，在日报的副刊里是不很相宜的，所以希望大家多寄一些短的文 字，不过两千字最好。并且我有一个信念，以为文章宁简短，勿冗长，我想
在提倡“节约”运动的时候，大家一定也赞成。此其二。稿子寄来，我准细 心看；若不登，附有邮票者准寄还；若登得慢，别催。此其显而易见，这篇
文字通篇谈的都是编稿、拉稿与约稿。当然也发了一通感触，但都是泛泛而 论，不足为奇。唯一似有不平之处，是关于“文坛”“盟主”“大将”的议
论，但细读之下即可了然，也并非针对什么具体人而发。说到底，不过是发 发牢骚，文人做文章的惯伎而已。
但即刻引起了左翼文化人士的警觉。五天之后，重庆《大公报》刊出了 罗苏的一篇文章。题目极其醒目，是《“与抗战无关”》，简括而且有力。
文章锻炼周纳的功夫也极可观。全文如次：
“标新立异”虽说是表示“与众不同”，其实也还是属于“投入所好” 的一类的。因为人大抵是喜爱新鲜的，看惯了红颜色的人，就喜欢看点白的，
吃惯了荤菜的，就想去吃一顿“菜根香”，也正如睹场上的压冷门。
自从抗战以来，（抗战八股之第一股）编副刊的朋友们，在投稿简例上， 第一条大抵是：“凡有关抗战的各种作品??”这实在并非仅仅由于大家关
心抗战这一点上，乃是这次的战争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主要枢纽， 它波及到的地方，已不仅限于通都大邑，它已扩大到达于中国底每一个纤微，
影响之广，可以说是历史所无。在这种情况之下，想令人紧闭了眼睛，装做 看不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也有例外。 譬如说：“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
见稍微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杭战无关的材料， 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
某先生希望写文章的人，不必一定“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尽可以找
“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但又要求“要真实”。是的，一个忠实于现实的写 作者，他是不应该也不能忘掉“真实”的，但在今日的中国，要使一个作者
既忠于真实，又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依我笨拙的想法也实在还不 容易，除非他把“真实”丢开，硬关在自己的客厅里去幻想吧，然而假使此
公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硬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 建筑物里面，我想，他也不能不想到，即使是住房子，也还是与抗战有关的。
闭了眼睛装瞎子，其实也非易事。这个冷门怕是压空了的。在今日的中国， 想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纵然不是奇迹，也真是超等天才了。
本来，梁实秋以为写文章与抗战有关最好，但如与抗战无关，只要写得 好也同样欢迎；罗荪则主张要“真实”只有写抗战。这还是正常的观点分歧，
如若以求实认真的态度进行讨论，未尝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或许能推动抗战 时期文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但罗荪文章的独特逻辑推理模式和强烈的战斗
姿态（如文末关于“住房”的议论），大大激怒了梁实秋，他按捺不住，第 二天就在《平明》上推出了一篇与罗苏文章同样题目的“答辩”。
梁实秋的“答辩”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重申自己上一篇文章的观点： 我已经明白的说“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欢迎”，听以罗荪先生所
挑剔的不过是说“一个作者既忠于真实而又找寻与抗战元关的材料”是“不 容易”而已。其实谁说“容易”来的！与抗战有夫的材料，若要写得好，也
是“不容易”的，据我看，只有两种文字写起来容易，那就是只知依附于某 一种风气而摭拾一些名词敷凑成篇的“抗战八股”，以及不负责任的攻击别
人的说几句自以为俏皮的杂感文。
我可以再敬告读者： 一、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 二、于扰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
第二，梁实秋在“答辩”中，还专门对罗荪文章里提及的“住房”问题 专门作了说明，言词中流露出浓重的愤慨情绪：
讲到我自己原来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现在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是 我个人的私事。不过也很有趣，不日我要写一篇文章专写这一件事。但是我
现在要声明，罗苏先生的幻想是与事实不符的。他说我（即“此公”）原来 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
事实恰好相反。什么是“德国式建筑？”重庆还有“古老的建筑”吗？我都 不敢回答。有一点我要说穿：罗荪先生硬说我原来是住在“德国式建筑”里
面，这是要证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这种笔法我领教过多次，十 年前就有一位自命为左翼作家的在一个《萌芽月刊》里说梁实秋到学校去授
课是坐一辆自用的黑色的内有丝绒靠垫的汽车。其实是活见鬼！“罗苏先生 的这一笔，不高明。
鉴于以往的经验，梁实秋在文章末尾还特地声明：“在理论上辩驳是有 益的事，我也乐于参加，若涉及私人的无聊的攻击或恶意的挑拨，我不愿常 常奉陪。”
梁买秋的文章发表后，罗苏应声而起，随即在 12 月 11 日的《国民公报》 上发表了题为《再论“与抗战无关”》的文章。罗苏坚持认为：既在抗战时
期，则一切必与抗战有关。他说：
“我以为，如果硬要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就必须先抹杀了‘抗战’ 躲到与抗战无关的地方去。然而可惜的是这‘地方’在中国是没有的（我想
梁先生也应该读过蒋委员长的告国民书中有：‘地无分东南西北，人无分男 女老少’的话吧！）。我再肯定的说一遍：中国是没有与抗战无关的地方的！”
应该说，截止到月前，尽管在争论中多少存有曲解本意，攻讦个人的地 方，但总的看来，双方的分歧仍不失为一种思想认识的分歧。恐怕梁实秋也
不能不承认，即使罗苏的后一篇文章，也基本上没有逸出“理论上辩驳”范 围的。
然而，这种争论很快就失控了。继罗荪之后，有更多的人们站了出来， 在不断升级的态势中集中向梁实秋开了火。不幸的是，这时争论已经完全失
去了最初的意义，而完全演变为一场进行严厉口诛笔伐的大规模批判和声 讨。
宋之的是较早参与声讨的一位，他在《谈“抗战八股”》一文中说：“什 么叫‘与抗战无关’呢？在‘微雨’里，‘谈梦’怕是‘与抗战无关’的吧！
但假如那个‘谈梦’的人是个兵，他大概会梦到打死日本人或被日本人打死 的！假如是别种人，只要他曾身历着目前抗战的种种艰辛，只要抗战是影响
着整个的社会生活，他怕也不能做出‘与抗战无关’的梦来。自然，一定要 做，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不过那却成了‘刘别谦式’的作品，不仅荒唐，而
且滑稽，没有半点‘真实’，只剩下‘流畅’了！”
以写讽刺小说著名的张天翼，这时写了一篇篇幅较长的通信体文章，其 中也不乏激烈之词，如：“那些躲在象牙之塔里的无关抗战论者，老实说，
他们对抗战当然有某种影响，起了某种作用的。所以我们应该把他们的高论 提出来谈谈，提醒我们自己，一方面也希望他们不要再摆出那副雅面孔，而
毅然决然走出象牙之塔。”“这么一个绝对的例外（按指虚拟的一个“与抗 战无关”的人物）——那简直叫人无法想象。好罢，我们就退一万步，姑且
承认有这样的怪物罢。那么我也要劝你，这样绝对的例外——你不要去写它， 因为太没有意义了。”
把大批判的调子推向顶点的，大概是巴人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叫 做《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上纲极高。从这儿看，在左翼作家
心目中，似乎事态已十分严重了。文章的火药味也浓极，读后不禁使人为之 悚然而惊。如“活在抗战时代，要叫人作无关抗战的文字，除非他不是中国
人，然而他终于提出要求来了。他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他要我们的作者， 从战壕、从前线，从农村，从游击区，拖回到研究室去。”这种富有鼓动性
的文字真足以使很多读者生出无限愤慨，不由要问一问梁实秋到底胸膛里安 着一副什么心肝。其它诸如“明白的说吧，他们要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
而是‘抗战’”，“那意义必须打在政治的阴谋这算盘上的”，“白璧德的 徒子徒孙梁实秋”、“??毒素??更多！更毒！而且手法也更阴险了。”
等等议论，更是令人咋舌。
面对左翼作家的愤怒批判，曾声明过只要属于“理论上的辩驳”就“乐 于参加”的梁实秋，现在只能三缄其口了。他沉默着，压抑下在内心深处滚
滚蒸腾的激烈感情。他深知自己又捅了大漏子，虽没什么懊悔可言，却也难 免感到烦恼。直到 1939 年 4 月 1 日，也即他接编副刊整整五个月之后，他结
束了与报馆的关系，临离开副刊之际，才在上面刊出一则简明的《梁实秋告 辞》。旧话重提，犹不免感伤参半：
我不说话，不是我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没有说错话。四个月的“平 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八九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于抗战有关的
材料”，十之一二是我认为“也是好的”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 材料”。
??所有误会，无须解释，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须答辩， 自然明朗。所有的谩骂与诬蔑，并没有伤害着了我什么。
但是，看来梁实秋过低地估计了事情的严重性。他以为结束了的事情并 没有真的结束，他以为该有定论的公案事实上也完全和他的预想正好截然相
反。他大概无论如何也不会预料到，从那时至今的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许多 权威论著里，在绝大多数大学文科《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里，他一直因
为“卖力的宣扬‘与抗战无关’”而受到无情的审判。甚至到了八十年代中 期，很多教科书仍观点鲜明地告诉我们：“正是在这时候，一贯宣传并坚持
‘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梁实秋， 在他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又提出了一个十分新奇而又异常
荒谬的所谓‘与抗战无关’的反动观点”。“梁实秋提出的‘与抗战无关’ 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其用心是企图抵制和取消抗战文艺”、“梁实
秋打着反对‘抗战八股’的旗号，实际上透露了他对抗战文艺的敌意和不满 情绪”、“梁实秋一伙鼓吹‘与抗战无关’的谬论，其目的在于诱使文艺脱
离为抗战服务的正确方向”。
较早对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并且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是也积极从事过抗战 文艺创作的老作家柯灵。1986 年 10 月 13 日，柯灵在《文汇报》发表题为《现
代散文放谈》的文章，指出：“这一席话（按指梁实秋的《编者的话》）之 所以爆发为一场轩然大波，原因不难理解。梁实秋一直是左翼文坛的论敌，
虽然到了应该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看来彼此都没有消除宿怨，说这番话的 场合又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但如果撇开这些政治、历史和心理因素，
完整地理解前面引述的那段文字，却无论怎么推敲，也不能说它有什么原则 性错误。把这段文字中的一句话孤立起来，演绎为‘抗战无关论’或‘要求
无关抗战的文字’，要不是只眼见事，不免有曲解的嫌疑。”文章还说“抗 战期间，一切服从抗战需要是天经地义，但写作只能全部与抗战有关，而不
容少许与抗战无关，这样死板的规定和强求，却只能把巨大复杂、生机活泼 的文化功能缩小简化为单一的宣传鼓动??我一直怀疑这种偏狭和机械的办
法是否真正有利于抗战。”
柯灵的文章引起了海内外广泛注意，以至台湾有人视之为给梁实秋“平 反”。1989 年国内重要刊物《新文学史料》刊载的《梁实秋传略》对柯灵的
文章也表示赞同，认为该文“澄清”了当年的那场“笔墨官司”。此外，还 有更多的人都对柯文表示同感。
尽管这样，也还不能说事情已然全部解决。直到现在，围绕梁实秋在抗 战时期发表的那篇文字，依然有着不尽一致的观点，有的甚至是完全截然相
反的观点。不妨这样认为：所谓“与抗战无关”的争论，在历史的运演中， 其实际意义早已超越了事件本身而被赋予更加丰富、复杂得多的社会历史内
涵；它甚至可以被当作一个历史的“窗口”，进而去探讨、揭示特定历史时 期的独特现象、特征及本质规律；也就是说，它将会被作为某种“历史现象”
而受到关心社会历史发展的人们的重视。
只不过要对这“历史现象”作出令人心服的完整解释，看来还为时尚早， 也许它还需要再“沉淀”一下！
四、劳军行
告别了报刊编辑岗位，在梁实秋，仿佛卸去了一副沉重的负担，浑身顿 感轻松起来。他决心暂时与这类工作拉开一点距离，尽其可能地做一点与抗
战不但“有关”而且有益的实际事业。
1940 年 1 月，国民参政会组织了一个精悍的华北慰劳观察团、到前线各 战区慰问抗敌将士。梁实秋积极参加了这次行动。
梁实秋一行六人自重庆出发，先后到过成都、凤翔、西安、洛阳、郑州、 襄樊、宜昌，然后循水路折返重庆，行程数千里，历时两个月有余，先后访
问了七个集团军。梁实秋对此行深感满意，觉得获益匪浅。他说：两个多月 的战地生活，“增长了我的经验和见识。我看到了敌人的残酷，士兵的辛劳，
同时也看到了平民尤其是华北乡下的平民的贫困与愚暗。”又说：“回到重 庆，大家争来问讯，问我在前方有何见闻。平时足不出户，哪里知道前方的
实况？真是一言难尽。军民疾苦，惨不忍言。”
这次行程是漫长而又十分艰苦的。出发时正值隆冬，是北方的苦寒季节。 一路之上，梁实秋他们乘坐的一辆破汽车不断抛锚，其狼狈窘困之状不可胜
数。在黄河渡口茅津渡，梁实秋深切地领略到了“奇特”的北国风光：黄土， 黄水，黄天，一片黄色；没有树，没有草，有的只是呼啸而过的一阵阵的大
风；大风过处，黄沙弥漫。横亘眼前的黄河，如一条巨大的泥龙，汹涌澎湃， 惊涛拍岸，其声凄厉，站在岸上，四顾阒无一人，加入蛮荒境地。梁实秋说，
这时他想到了一首古诗：“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 觉得诗中所描绘的那种“悲剧的背景大概就是这样的了”。
旅途充满艰难险阻固然不假，却也十分有趣、刺激，是梁实秋半生来所 未曾经历过的。
团员中有卢冀野其人者，是一个风趣横生的妙人儿。梁实秋是这么刻画 此人的：“卢冀野先生，南京人，东南大学毕业，为吴瞿安（梅）先生弟子，
对于元曲致力甚深，而且才思敏捷，下笔成章，有江南才子之称。体胖过人， 人皆呼为卢胖，先生亦恬然受之。滑稽诙谐，一肚子的笑话，常令人联想到
莎士比亚中之孚斯塔夫。复不修边幅，长袍一袭，破袜布鞋，十足的名士作 风。雄于酒，饕餮恣肆，旁若无人。川中少鲜鱼，饮宴时偶得大鱼一尾，尝
肃立拱手曰：‘久违了！’取鱼头而大嚼。”卢冀野爱讲笑话，所讲“荤素 兼备”。行旅中得此良伴，正好解劳顿、破寂寞。
那是登中条山时，军中给慰劳团的人每人送来一匹马。卢冀野身躯肥胖， 跨上马后，“上重下轻，摇摇欲坠，经两个人扶持着才算坐稳”。但卢冀野
意气甚豪，坐在马上，摆出各种姿势，让人照相。合照，分照，单照，不一 而足，事后在自己最得意的一张个人单照上还题上“卢冀野马上之雄姿”数 字，分赠友朋。
不过这位“骑士”的骑术实在不算高明。在路过一片枣树林时，林里有 一片一片的水沼，马须要趟水过去，随行护送的士兵只好绕道而行。马一见
到水，便垂下脖颈要饮水。骑在马背上的卢冀野不知就里，沉重的身子随着 马一低头也向前倒栽过来。惊恐之下，他抱紧马颈放声狂叫起来，“其声尖、
锐、急、促，是马所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于是马受惊后，立即撒开四蹄狂 奔起来。不一会儿，卢冀野从马上嗒然坠地，蜷屈着身体，半天爬不起来。
在这一次小事故中，梁实秋表现得也不高明。一马受惊，所有的马皆惊。
继卢冀野的马之后，梁实秋的马也跟着狂奔起来。梁实秋当时的感受是“只 听见无数的马蹄声，耳边呼呼的风声。”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心一横，任
凭命运安排。在跨越一道大沟时，马纵身一跃，轻轻跨了过去。但马背上的 梁实秋，却被抛到了半空中，就象“做了一次撑竿跳”一样。落地后，便什
么都不知道了。醒来时，才发现自己已被抬到了附近的一个师司令部。
尽管如此，梁实秋他们的这次中条山之行还是很有收获的。挨摔后的第 二天，他又不顾浑身的骨节酸痛，挣扎着爬了起来，并且再次勇敢地跃上了
战马。唯有卢冀野，虽分得一匹温驯的大骡子，但是因为心有余悸，还是吓 得“两腿发抖，汗如雨下，一步一叫，面色如土”。
登上中条山后，放眼四望，但见“九沟十八波”，形势天成，十分险峻。 望左方下望，日寇盘踞的运城飞机场如隔咫尺，历历可见。念及山河破碎，
惨遭外敌蹂躏，一腔敌忾之心在梁实秋胸中油然而生。他卧倒在地上，以一 种类似审美的眼光审视身边那颜色焦黄的枯草，心中生出了一个奇异的念
头：“大风吹过，草根稍微有些摇动，发出尖锐的呼啸声。所谓‘疾风劲草’ 于今见之。”
当晚，月色皎洁，梁实秋他们在设立在望原的集团军司令部过夜。他不 顾旅途劳累，与前敌将士彻夜长谈。战地之夜，想必另有一番风光。梁实秋
归去后，每忆及此情此景，辄兴会淋漓，说：“??渡黄河深入中条山。我 自告奋勇渡河，上山下山骑马四天，亲身体验了最前线将士抗战之艰苦。”
这次劳军，梁实秋印象最为深刻的，还要数在襄樊快活铺与张自忠将军
的会晤。 张自忠将军是山东临清人，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在国民党军人中，堪称
佼佼者。抗战爆发以来，他率军转战南北，屡建奇功，成为日军侵略者望风 生畏的抗日名将。其时，他率所部正驻扎在湖北襄樊的襄河南岸。河对岸，
就有日本的重兵驻守。
梁实秋一行到达快活铺，是在二月中旬，冰霰纷飞，气候还非常寒冷。 一走进张自忠将军的司令部，梁实秋便止不住暗暗称奇：“这司令部是一栋
民房，真正的茅茨上屋，一明一暗，外间放着一张长方形木桌，环列木头板 凳，象是会议室，别无长物，里间是寝室，内有一架大木板床，床上放着薄
薄的一条棉被，床前一张木桌，桌上放着一架电话和两三迭镇尺压着的公文， 四壁萧然，简单到令人不能相信其中有人居住的程度。但是整洁干净，一尘
不染”。在此之前，梁实秋已访问过好几个战区司令部，其中不乏正直廉洁 的将领，象中条山的孙蔚如，唐河的孙仿鲁，也都以清正廉洁为人称道。但
说起“简单朴素”，仍要推张自忠将军第一。作为高级将领，而风范凛冽若 是，这不能不使梁实秋万分感佩。
由张自忠将军出面在司令部招待慰劳团的一席餐会，也是梁实秋“永不 能忘”的。事后他回忆说：饭桌上共有“四碗菜，一只火锅。四碗菜是以青
菜豆腐为主，一只火锅是以豆腐青菜为主。其中也有肉片肉丸之类点缀其间。 每人还加一只鸡蛋放在锅子里煮。虽然他直说简慢抱歉的话，我看得出这是
他在司令部里最大的排场。”梁实秋补充说：“这一顿饭吃得我们满头冒汗， 宾主尽欢，自从我们出发视察以来，至此己将近尾声，名为慰劳将士，实则
受将士慰劳，到处大嚼，直到了快活铺这才心安理得地享受了一餐在战地里 应该享受的伙食。珍馐非我之所不欲，设非其时非其地，则顺着脊骨咽下去， 不是滋味。”
亲炙张将军的风范，梁实秋也复雅有所感。他以素描式的文字记录道：
“他有一个高高大大的身躯，不愧为北方之强，微胖，推光头，脸上刮得光 净，颜色略带苍白，穿普通的灰布棉军服，没有任何官阶标识。他不健谈，
更不善应酬，可是眉宇之间自有一股沉着坚毅之气，不是英才勃发，而是温 恭蕴藉的那一类型。他见了我们只是闲道家常，对于政治军事一字不提”。
总而言之，在梁实秋眼里，张自忠虽系一代名将，但应接之际，实不异于一 普通平民。可梁实秋又深知，古往今来，只有那些“自奉俭仆的人方能成大
事，讷涩寡言笑的人方能立大功。”巧言令色，冠冕堂皇，天天涂一脸雪花 膏，浑身上下散发着或珠宝气、或脂粉气而能成就大事业者，古来无有。
在张自忠将军的军营里，梁实秋又渡过了一个难忘的战地之夜：“我被 引到附近一栋民房，一盏油灯照耀之下看不清楚什么，只见屋角有一大堆稻
草，我知道那是我的睡铺。在前方，稻草堆是最舒适的卧处，我是早有过经 验的，既暖和又松软。我把随身带的铺盖打开，放在稻草堆上倒头便睡。一
路辛劳，头一沾枕便呼呼入梦。俄而轰隆轰隆之声盈耳，惊慌中起来凭窗外 视，月明星稀，一片死寂，上刺刀的卫兵在门外踱来踱去，态度很是安详，
于是我又回到被窝里，但是断断续续的炮声使我无法再睡了。第二天早晨起 来，参谋人员告诉我，这炮声是天天夜里都有的，敌人和我军只隔着一条河，
到了黑夜敌人怕我们过河偷袭，所以不时地放炮吓吓我们，表示他们有备， 他们没有胆量开过河来”。
不幸的是，就在梁实秋一行访问过张自忠三个月之后，将军率军渡河援 助友军，陷入重围后壮烈殉国。大将陨殂，举国震悼。梁实秋在重庆闻凶耗
后不由涕泗滂沱、悲痛不已。万里劳军，梁实秋精神震奋，深受教益。但是， 其间也遭受过一次严重的精神挫伤，以至日后引为终生的憾事。那是他们由
凤翔抵达西安后。按照原定计划，要由西安出发直到延安，要到共产党领导 的八路军战区内慰劳视察。对于延安，往日梁实秋只能从截然不同的两种宣
传中加以揣测，到延安作一番实地考察早是埋藏在他胸中的夙愿。所以听说 慰劳团的计划内有延安之行，他格外兴奋，不禁跃跃欲试。但正当他们束装
待发时，一封从延安寄到国民参政会、由毛泽东亲自签发的电报给梁实秋迎 头浇了一瓢冷水。电报的内容略谓：慰劳团中有余家菊、梁实秋二人，本处
不表欢迎，余家菊为国家主义派，梁实秋则拥汪主和与本党参政员发生激烈 冲突，如必欲前来，当飨以高粱酒玉米面。参政会接获此电后，当即通知慰
劳团取消了延安之行。
丧失了唯一的一次赴延安考察的机会，梁实秋怅然若失，快快不乐者累 日。他一方面为错过机会而懊丧，一方面又为电报指责他“拥汪主和”而大
惑不解，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他抒发自己的苦闷说：“汪之叛国出走，事出 突然，出走之前并无主和之说，更没有任何人拥汪之可能。但是我因此而没
有去瞻仰延安的机会，当时倒是觉得很可惜的。”
两个多月的战地军旅生涯，应该是梁实秋平生的得意之笔。他在教科书 编委会有同事李清悚其人者，工诗善画，才华内蕴，曾在梁实秋生日那天赋 诗祝贺，其中道：
累卯中原系一匏， 南船入蜀共西郊， 三年接席酬青眼，
四座推君解白嘲。 奉使长安问斗鼠， 再生新月照函崤， 归来十万平民策， 莫使先生卧峡坳。
诗中的“奉使长安”及“平边策”等赞颂语，想来当与他前线劳军及在 国民参政会的工作有关。
他的另一个“国学邃深”而又善诗的朋友也有一诗，意义与此相近。道 是：
戍火相逢三峡区， 霜天腊八寿清壶。 黑头参政曾书策， 为问苍生苏息无？
五、北碚岁月
梁实秋于 1938 年夏到重庆，经过几番周折后，最后在北碚定居下来。 虽然是在后方，他可也算得是经历了火与血的“洗礼”。
1939 年 5 月 3 日，日军空袭重庆市，炸死炸伤无数寓居于重庆的平民百 姓。梁实秋惦念他的一位好朋友的安危；第二天冒险从北碚乘船来到市内，
在临江门夫子庙一带亲眼目睹了遭空袭后的惨象：大街上一长列盖着草席的 死尸，草席短，每个死尸的两只光脚都露在外面。在戴家巷二号朋友的客厅
里，他正在为死难者嗟叹不已，忽然防空警报又急骤的响了起来，其声呜呜， 令人惊心动魄。其时只有梁实秋和两个女眷。紧急中不知该如何躲避，只好
聚在客厅里屏息待变。忽然一声巨响，房檐一角坍下，灰尘迷漫，炸弹爆炸 声接连而至。抬头观看，四处起火。他们先是不约而同地钻到一张大硬木桌
底下，随后恍然若悟，又一齐夺路逃出门外。这时，大街上已是一片混乱。 有宪兵大声吼叫道：“到江边去，到江边去！”组织人群疏散。直至黑天，
梁实秋他们才随着人流，摸索着爬下陡坡，到达海棠溪的沙洲上。坐在沙洲 上，仰视重庆市，已是一片火海。直到午夜过后，火势渐杀，才相率挣扎着
爬上陡坡回去。这就是有名的“五四大轰炸”。
还有一次，敌人的飞机到北碚偷袭，疯狂地进行轰炸。这次梁实秋正呆 在新村中国银行的宿舍楼上。一开始，他没有忙着躲避，还隔着窗子遥望天
空，心里暗数敌机的架数。忽然一阵啸声震耳，炸弹在眼前纷纷落下，房屋 为之动摇，才匆匆从楼上跑下来。
在那些危险、紧急的日子里，梁实秋没有受到伤害，但他亲见或耳闻的 许多血案，是他永远难以忘记的。一次敌机偷袭北碚，他的一位同事被炸伤，
隔江黄桷树复旦大学的孙寒冰教授则被飞起的巨石砸死。他的老朋友吴景超 告诉他，重庆大隧道惨案过后：“督邮街上数十辆大货车运尸，全裸的与半
裸的尸身堆满车上，如同新宰的猪羊，有时从车上滑落一二具，一时也无人 照管。”
正是由于这种亲身经历，梁实秋对扩张性极强的日本民族印象是很坏 的。甚至很多年以后，谈起中华民族同日本人之间的“血海深仇”，他犹然 愤慨不已、义形于色。
但是，日寇的暴行适足以引起中华民族的同仇敌忾。正是在这种情绪的 激励下，梁实秋带领他的同事开始了编写教科书的紧张工作。在大家共同努
力下，全套几十本书全都如期完稿付印，然后源源不断的供应到后方各地学 校使用。谈起这一工作，梁实秋是有些感到骄傲的：“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
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就贡献 而论，他无法与咤叱风云、率领着千军万马的将军相比，但尽其所能的为抗
战做一些切切实实的实际工作，也算无愧于这个时代和民族了。
本着这种信念，此后，梁实秋一直默默地从事着这类工作。他不求闻达， 不慕虚荣，但求能为抗战尽上一份力量。比起编副刊，写文章那档子事，现
在，他反而感到了更大的充实和满足。一位朋友说他：“一身傲骨，仕途无 望”，他也怡然受之，并引为知言。
1940 年以后，梁实秋领导的教科书编委会被编入国立编译馆，他被委任 为社会组主任兼翻译委员会主任。他兢兢业业，辛勤工作，不久，便因工作
成绩斐然而为人所称道。
社会组主管的是战时民众读物及剧本的制作。民众读物的范围较广泛， 包括小说、鼓词、歌谣、相声等各种门类，以“宣扬中国文化及鼓励爱国打
击日寇为主旨”，“宣传价值大于文艺价值，”率皆属于与抗战“有关”的
“抗战文艺”。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梁实秋和笔名老向的作家王向辰主持 下，便编出了二百多种。
梁实秋主持的另一部门翻译委员会，工作性质似离时局稍远一些，但综 览其各项成果，也大都是有益于民族文化建设的事业。如李味农译的毛姆孙
的《罗马史》，皇皇巨著、体大思精；孙培良译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功力深湛，精彩粉呈；李长之译的康德的《三批判书》，学殖富厚，内功扎
实。就中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汉译英的《资治通鉴》尤为工程庞大，引人注 目。这是梁实秋与编译馆馆长认真研究后确定翻译的一部书，目的是向世界
介绍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他是在读了杨宪益的一部《离骚》英译稿，发现 杨宪益实乃“译界不可多得之人才”之后，确定聘请后者膺任《资治通鉴》
译事的。梁实秋谈到这部书的翻译时说：“其文字固不少困难，但所牵涉到 的典章文物有时亦甚难理解，而译者非理解透彻即不能下笔。杨先生夫妇黾
勉从事，到胜利时约成三分之一，实在是一大盛举。”
公务而外，梁实秋个人的事业也并非毫无可观。自离开报馆，脱离了不 必要的争论纠缠后，他得以更好地安下心来辛勤著述。“抗战八年之中我究
竟做了些什么事？”他曾这样自问。而后，又自我回答说：“对于‘抗战文 艺’，我愧无贡献，我既不会写，也不需要我写。就是与抗战无关的文学作
品，我也没有什么成绩可言。本来我在致力于莎士比亚的翻译，一年译两出， 入川后没有任何参考书籍可得，仅完成《亨利四世下篇》一种??在偶然的
情形之下，我泽了《咆哮山庄》小说一册，又译了伊利奥特的一个中篇《吉 尔菲先生的情史》。此外便是给刘英士先生主编的《星期评论》写了一些短
文，以后辑成《雅舍小品》。如是而已”。
砥砺牖下，穷年而未已；生逢乱世，一士愈谔谔。梁实秋与人交接间虚 怀若谷，但内心深处则怀有一种高尚感、优越感。为此，他特别喜爱一位老
朋友送他的一首诗，以为道出了自己的平生怀抱：
蓟门梁实秋，并世能有几？ 谈笑绝冠缨，大义微言里。 举杯空回筵，落笔惊龙虺， 玉尺悬胸中，斧斤存腕底。 讲学酌古今，文坛权生死。
写实浪漫篇，汇绳严律纪。 新月飞天角，朗朗耀青史。 潇洒布春风，一卷存知己， 杜陵落落人，白也不随喜， 千山劫火来，豺虎藉乡里，
才难不尽然，蒲轮征君起， 文章与政事，理一而已矣。 庭梅寒作花，暗风吹窗纸， 兀兀鸡声号，谔谔此一士。
诗中以“杜陵落落人，白也不随喜”作比，虽难免溢美之嫌，却也不是 没有根据之词。梁实秋平生以胸怀磊落自许，在道德操行上自律甚严。他最
为讨厌的是蝇营狗苟、投机钻营、虚诈巧笑、长袖善舞之辈。比如答应张道 藩出任编委会主任之初，他因自己在参政会支领一份补贴，拒绝再接受薪俸，
以至六年后，妻子程季淑拖着几个孩子千辛万苦来到北碚团聚，全家生活立 即陷于困境，有人暗地耻笑他“迂”，他丝毫不为所动，道：“人笑我迂，
我行我素。”再如他有一位同学，历据要津，战时曾扬言于众：“你们在后 方受难，何苦来哉？一旦胜利来临，奉命接受失土坐享其成的是我们，不是
你们。”梁实秋闻之勃然变色，“不寒而粟”。又有善于观风使舵、巴结逢 迎者流公开宣称：“一个人在抗战时期不能发财，便一辈子不能发财了。”
梁实秋亦视之若寇仇。
这里还有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琐事。 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梁实秋所在的编译馆同后方许多公共机构一
样，也设立了一个消费合作社，为大家谋取福利，共同渡过难关。梁实秋被 公推为合作社理事会的主席。事虽涓细烦琐，但他却全力以赴，以狮子博免
的力量去对待。他带领五个人“通力合作，抱定涓滴归公的宗旨为三百左右 社员谋福利”。他讲的“分米”故事特别有趣：“米最重要，每口每月二斗。
米由船运到北碚江边，要我们自己去领取运到馆址分发，其间颇有耗损。运 到之后，一袋袋的米堆在场上成一小丘，由请来的一位师傅高高的蹲坐在丘
巅之上，以他的特殊技巧为大家分米。尽管他的技术再高，分配下来总还差 一点，后来者就要向隅。为避免这现象，我决定每人于应领之分取出一小碗，
以备不足。有时因为分配完毕之后又多出一些，我便把剩余部分卖掉，以所 得之钱分给大家。如此大家都没有异议。每次看到大家领米，有持洗脸盆的、
有拿铁桶的，有用枕头套的，分别负米而去，景象非常热闹。为五斗米折腰， 不得不尔。”其余分食油以至分布料，衣装、糖等生活用品率皆如此。因为
董其事者能够秉公办事，自己又以吃亏在先为原则，所以得到了广大社员的 充分信任。即令有时盘货清账，出现亏空，收支无法平衡，梁实秋以董事长
身份在帐簿上大书“本月亏空若干元”作结，也绝对没有人产生怀疑。一次 合作事业管理局派员前来查帐，发现这一情况后，还因其实事求是，“不做
假帐”特予褒扬。
以上的事实，很容易令人想起我们中国人的一句传统古训：勿因恶小而 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能做到这一点，诚然算不得是多么了不起的“高风
亮节”，不过，却也需要有较高的道德水准。梁实秋在抗战中的行为，大概 是斯足以当之的了。
梁实秋毕竟又是个知识分子，这就意味着，较之一般人，他有对更高层 次精神生活的追求。在这方面，他同样表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
交友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极其重视的一环，“五伦”之中忝居其末。交 友之名虽一，但交的方式、交的对象则有很大的差别。抗战中的梁实秋与当
时一般新文学家不一样，他和旧日的老朋友离散后，没有在新型知识分子中 接交另外更多的新朋友。他完全掉进了一个氛围大不相同的小圈子里面，来
往的尽管仍然都是层次很高的知识分子，但充斥其间的却分明是另一种气
质、禀赋、追求、作风、趣味。 编教科书时代，他有两位知交，一位叫许心武，另一位叫尹石公。他认
为他们“都不是平凡的人”。他是这样描述许、尹两位风采的：“许公是专
攻水利的学者，担任过水利方面的行政职务，但是文章之事亦甚高明。他长 年穿一套破旧的蓝哗叽的学生装（不是中山装），口袋里插两支笔。石老则
长年一袭布袍，头顶濯濯，稀疏的髭须如戟，雅善词章，不愧为名士。许公 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生活之俭朴到了惊人的地步，据石老告诉我，许公一
餐常是白饭一盂，一小碟盐巴，上面洒几滴麻汕，用筷头蘸盐下饭。石老不 堪其苦，实行分爨。有一天石老欣然走告，谓读笠翁偶寄，有‘面在汤中不
如汤在面内’之说，乃市蹄膀一个煮烂，取其汤煨面，至汤尽入面为止。试 烹成功，与我分尝。许公态度严肃，道貌岸然，和我们言不及私，石老则颇
为风趣”。梁实秋三十九岁生日时，夜里发现尹石公在苦吟诗章，直到“半 夜醒来还听到他在隔壁咿唔朗诵”。梁实秋开始还不知道“他是在作诗贻我”，
诗成后才知道是为他贺寿的。诗题为《赠梁实秋参政兼简醇士仲子清悚锦 江》，是一首五古，煌煌七十句三百言，其中有云：
梁候磊落人，功名非所骛： 卅六跻参知，飞腾未为暮。 遭时实累卵，士气成党锢， 四郊况多垒，中仍费调护。 邂逅两大间，左右苦无具。
后生杂老革，张口坐云雾， 从容出一言，四座诧如铸。 世方掉清谈，艰梗孰云谕， 司空城旦书，视若刘兰塑。
诗题里涉及到的彭醇士、陈仲子、李清悚和朱锦江等人，也是梁实秋这 一时期的好友。这些人大都不仅“雅善词章”，而且皆长于书画。其中李清
悚是梁实秋的得力助手，任编委会的副主任。其人“诗书画俱佳，尹石老批 评他，说他诗胜于书，书胜于画。我尝推崇他，琴棋书画无一不长，他则自
嘲曰：‘你说琴棋书画么？琴弹得奇（棋），棋总是输（书），书有如画（涂 鸦），画只是勤（琴）而已矣！”他在梁实秋一次患阑尾炎，经动手术转危
为安后赠送的一首诗中说：
十年事变看应老， 底事秋郎独断肠？ 岂为莎翁扮肉券， 几教多士学心丧。 不妨肺腑洗千下， 算是人生又一场。 莫笑黄雏供齿颊， 鸡虫得失固茫茫。
诗句恢谐戏谑，而又蕴藉深厚，别有风韵。 在编译馆时期，梁实秋的交游范围有所扩大，但风流才调则一如旧贯。
象已如前述的卢前卢冀野，便是活脱脱的一个大名士。再如张北海，也是为 梁实秋所十分器重的：“北大哲学系出身，师事熊十力黄晦闻诸宿儒，故国
学根柢非常深厚。身裁高大，南人北相，而性情磊落，一似燕赵慷慨悲歌之 士。嗜酒，酒酣耳热则议论激昂。好棋，能连对数局以消永昼。”还有蒋子
奇、汪绍修两位，俱都学有专长，身怀长技，而又为人风趣多端，嗜棋如命， 一日两人对弈，忽然“空袭警报来，大家都避入洞中，这两位在室内布棋如
故，弹轰然下，棋子在盘上跳荡，二人力按棋盘不使乱。第二颗弹下，瓦砾 粉飞，子奇欲走避，绍修一把将他拉住：‘你走？你须先要认输’！”
那是一个艰苦的岁月，但梁实秋日后回忆起来总对之充满了感情。他十 分怀念那一班后来遭遇各不相同的朋友。他说那时在他那简陋的住处“常常
胜友如云”。客人到来无物款待，有时便“打个通宵麻将”以消永夜。后来 他干脆置了一幅围棋。常来下棋的有个绥远人，人皆呼之为“蒙古人”，梁
实秋说他“不事修饰，而饶有见识，迥异庸流。”一日，张北海指着棋盘大 声叱喝：“这是大汉文物，蒙古人，你见过么？”“蒙古人”默不作答，双
眼凝视棋枰，良久，以其浓厚的乡音微吟道：“翁章枪古似，得失葱兴知”
（按即“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北碚岁月，匆匆如逝，北碚旧游，良可怀也！
六、雅舍和《雅舍小品》
彭侯落落丹青手， 写却青山荦确姿， 茅屋数楹梯山路， 只今兵火好栖迟。
上面的一首七绝，是梁实秋的一位善画的好朋友彭醇士在一次雅舍宴集 中，乘着酒兴画了一幅酣畅淋漓的《雅舍图》，一加笔墨渲染，“土坡变成
了冈峦，疏木变成了茂林，几榴茅舍高踞山巅，浮云掩映，俨然仙境”。而 后，他的另一位善诗的好朋友陈仲子在击节叹赏之余，兴致勃发，立吟一绝，
题于画上。可谓诗画俱佳，若珠联璧合。
所谓“雅舍”，是梁实秋在北碚定居后选择居住的一所茅屋。屋在一座 向阳的山坡上，一共六间，分作三个单位，各有房门出入。窗户要糊纸，墙
是竹蔑糊泥刷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是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 茅舍。六间屋中梁实秋居其二，另外几间，住着他的朋友龚业雅和两个孩子。
再早，他在教科书编委会的两位同事许心武、尹石公也在此住过。房子没有 门牌，为便于和外界邮递交往方便，有必要给住所起个名字。梁实秋在大家
协商时建议用龚业雅的名字，叫“雅舍”。定名后，他们找来一块木牌，由 梁实秋亲笔题写“雅舍”二字，坚在土坡下面，使往来行人一眼即可望到。
孰料时间不长，木牌被人偷走当劈柴烧了火。不过，“雅舍”的名字已不胫 而走，广为人知。
以雅舍为名，其实过当。房子建在半山腰上，距下边的马路约有七八十 层的土阶，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处可以望见几株葱绿的远山。旁边
有成片的竹林，也有高粱地：有清清的水池，也有秽臭逼人的粪坑。雅舍后 面背靠着棒莽未除的土山坡，荒僻凄凉，不堪入眼。
雅舍的居处环境如此，再看屋内，也好不到哪里去：进屋先要爬坡，因 为屋内地板依山势而铺，故而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吃饭时由书房到
伙房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又要下坡。屋内一应为生活所必备的条件简直谈 不上，梁实秋自己刻划其中诸般景象道：“蓖墙不固，门窗不严，故我与邻
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邻人轰饮作乐，咿唔诗章，喁喁细语，以及鼾声，喷 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窗户壁的隙处荡漾而来，破
我岑寂。入夜则鼠子瞰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或搬核桃在地板上 顺坡而下，或吸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脚上磨牙，
使得人不得安枕??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风之盛，是我前 所未见的。‘聚蚊成雷’真有其事！每当黄昏时候，满屋里磕头碰脑的全是
蚊子，又黑又大，骨胳都象是硬的。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雅舍’ 则格外猖獗，来客偶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玉蜀黍”。
但尽管如此，梁实秋仍然打心坎里喜爱他的雅舍。这儿有着人生最难得 的清静安宁，可以容你沉下心来，俯瞰仰视那滚滚万丈的世界红尘，细细咀
嚼品味人生的喜怒悲欢等各种滋味。月明之夕，风雨之日，或默坐，或读书， 或写作，绝少干扰，一切请便。陈设简单，只有一几一椅一榻。但食睡写读，
均己有着，便可足矣，更复何求！
何况雅舍环境虽不美，但却也自有其动人之处。最好的是皎洁的月夜：
“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 犬吠”，那是一种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好境界！这时节，如有两三好友在
坐，则情致倍佳：主人设坐于舍前两株梨树之下，“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 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烂，此时尤为幽绝”，主客品茗谈心，放怀无忌，
又是何等乐事！
所以，天地自然设景，其妙处并不单在外在的色相如何，端在生活于其 间的人有无会心而已。梁实秋即每每在人所不堪的地方，能寻觅到独特的乐
趣。如他说：“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夏有趣。推窗展望，伊然米氏章 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当然，这时的雨要以不及于害为度，如若大雨
滂沱，危及生存，则又得另当别论了。因为雅舍实在过于简陋，一下起大雨，
“屋顶湿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继则滴水乃不绝，终乃 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绽，砉然一声而泥水下注，此刻满室狼藉，抢
救无及”。不用说，这个时候的雅舍主人，那种良好的审美心情早已不复存 在，剩下的就只有一幅可笑的狼狈相了。
雅舍最难得的，还是梁实秋所谓的“胜友如云”。白天朋友来了，舍前 有一丈见方的平地一块，搬几把藤椅，沏一壶清茶，于是便可“放言高论无
所不谈”。放眼望去，前面稻田中有时会有一行白鸳飞上青天，有时又会看 到远处半山腰运煤的小火车喷吐出阵阵白烟，有时会听到下面报童的呼卖
声：“今天的报，今天的报！”有一次，竟然看到对面山顶上房屋起火被烧， 竹竿爆裂声犹如清脆的鞭炮声不绝于耳。所有这一切，都会大大增加梁实秋
和他的朋友们的谈兴。如是夜晚，情形也极可人。一次梁实秋与卢冀野、龚 业雅，外加一个医生朋友，打了一个通霄的麻将：“两盏油灯，十几根灯草，
熊熊燃加火炬，战到酣处，业雅仰天大笑，椅仰人翻，灯倒牌乱”，不知东 方之即白。还有一次，文静娴雅的冰心来访，梁实秋没有敢飨以麻将牌，而
是坐下来促膝长谈。时正值寒冬，他们围着炭盆一直谈到夜深。梁实秋说：
“冰心那一天兴致特高，自动的用闽语唱了一段福建戏词，词旨颇雅。她和 业雅挤在一个小榻上过了一夜。”
南宋词人刘克庄道：“客里似家家似寄。”抗战八年，梁实秋万里羁旅， 在雅舍生活了倒有六、七年之久，虽然艰难困苦不可名状，但俯仰岁月，却
也觉得其间有许多“足以快意生平”之处。抚念今昔，他不胜感喟：“‘雅 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
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 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苦辣酸甜，我实躬受亲尝。”人于自己
的经历能作如此想，可算既多情，又明达了。他同时说的另一句话：雅舍“似 家似寄，我亦分辨不清”，更简直有一种哲人的意味了！
要记录下梁实秋在雅舍的业绩，恐怕第一重要的要推给他带来无限声名 的《雅舍小品》的诞生了。
他在雅舍定居不久，正在重庆主办《星期评论》的新月时期的老朋友刘 英士，约他为刊物支撑起一个专栏，言明每期一篇，每篇二千字。写过几篇
后，社会上开始有了反应；梁实秋也为适合自己特点的一种新的艺术样式的 发现暗自狂喜。同住雅舍的朋友龚业雅更是“特感兴趣”。每有新作出，她
总是第一个读者，读后“往往笑得前仰后合”。在她经常不断的催促之下， 梁实秋的创作热情在已到中年时再度勃发。几十篇美如珠玑的散文散发着浓
郁的醇香，在报刊上陆续刊出。作品先是如约在刘英士的《星期评论》上发
表，该刊停刊后，又先后刊发于重庆《时与潮副刊》、南京《世纪评论》以 及天津《益世报·星期小品》等报刊。抗战胜利后，梁实秋返回故乡北京，
《雅舍小品》的创作遂告结束。 无论是对梁实秋本人还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雅舍 261 小品》
出现的意义都是难以估量的。这是一种当时使人耳目一新、后世也有长久魅 力的艺术创新。自新文学肇始以来，散文艺术即一路领先，获得极度繁荣，
散文大家与名作在在皆是，形成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局面。但繁荣往往就是危 机。因为它使高度发展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几乎成为不可能。正是在难乎为继
的情况下，梁实秋在散文创作中突破流俗、自制新格，创造出一种区另于任 何一家的新路数、新风格。论及散文艺术的发展，梁实秋可谓厥功至伟。这
一点，有高度审美能力的朱光潜看得很清楚。还在梁实秋的作品在报刊上逐 篇揭载的时候，他即在成都写信来表示祝贺，并预言家似的说：“大作《雅
舍小品》对于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之上。”
那时，还有这么一件事：因为梁实秋用的是“子佳”笔名，遂引起许多 人猜测这“子佳”到底是谁。刘英士告诉梁实秋，有一天他在沙坪坝的一家
餐馆里吃饭，听到邻桌有几位大学教授在热烈地议论《雅舍小品》及其作者， 有一位名叫徐仲年的大声说：“你们说子佳是梁实秋，这如何可能？看他译
的莎士比亚，‘文字总嫌有点别扭，他怎能写得出《雅舍小品》那样的文章？”
《雅舍小品》究竟有哪些超出流俗之处呢？ 这是一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 不过，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大概还是能够做到“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的。 梁实秋平生衡文，始终咬定了一条：文学应反映最基本的人性。
似乎可以说，《雅舍小品》所反映的，便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性”。 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篇，他以《雅舍》为题，写出了自己在一种特定环境
下的人生体验。——按：本篇也是对当初罗荪《与抗战无关》文中关于“住 房”问题的回答，梁实秋说过：“讲到我自己原来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
不日我要写一篇文字专写这一件事”。“一篇文字”云云，即本文。——在 这篇《雅舍》里，他写自己的一俯一仰、一饮一啄，都是琐细之至、不足为
外人道的生活点滴。但他所爱的，也就是这琐细的“生活点滴”。他有最具 概括性的一句话：纵然有千般缺点、万种不足，“‘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
性。有个性就可爱”。不管为人为物，他都强调了一个“个性”。而“个性”，
也就是最具体可感的“人性”。 在妙趣横生的《谦让》一文里，梁实秋抉剔出了隐伏在交际场合人们相
互让座的某种“人性”。他绘声绘色的描绘人们于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一种场 面：一群客人挤在客厅里，谁也不肯先坐，谁也不肯坐首座。于是你推我让，
人声鼎沸。辈份小的、官职低的，垂着手远远立在屋角，静观待变。自以为 有占首座或次座资格的人，却又拉拉扯扯，相互推让，不肯痛痛快快的就座。
事实上是让座，但看那飞溅的唾沫星子和震耳欲聋的吵嚷声又象是争夺什 么。一场纷扰，直要到大家的兴致均告低落，该说的话差不多都已说完，形
势才会急转而下。本该坐哪个座位的径去就座，于是乎纷争平息，天下太平。 在这种人人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普通生活场面里，梁实秋“考”出了支
配着外在行为的内在人性。他的叙事调子让人忍俊不禁，但他所阐发的幽微 事理可又发人深思。他说：“让座之风之所以如此地盛行，其故有二。第一，
让来让去，每人总有一个位置，所以一面谦让，一面稳有把握。假如主人宣 布，位置只有十二个，客人却有十四位，那便没有让座之事了。第二，所让
者是个虚荣，本来无关宏旨，凡是半径都是一般长，所以坐在任何位置（假 如是圆桌）都可以享受同样的利益。假如明文规定，凡坐过首席若干次者，
在铨叙上特别有利，我想让座的事情也就少了。我从不曾看见，在长途公共 汽车车站售票的地方，如果没有木制的长栅栏，而还能够保留一点谦让之风！
因此我发现了一般人处世的一条道理，那便是：可以无需让的时候，则无妨 谦让一番，于人无利，’于己无损；在该让的时候，则不谦让，以免损己；
在应该不让的时候，则必定谦让，于己有利，于人无损”。后面的几句话， 说得好象“损”了点，但是，谁能说自己在日常生活里不曾或有意或无意地
表现过一点这种“性”？
在《女人》、《男人》、《中年》以至《狗》、《猪》、《鸟》等作品 里，梁实秋都概莫例外地把“普通人性”当作自己的抒写对象，穷形尽相地
刻划出了大千世界的人生百态。这儿没有耸人视听的重大“题材”，也没有 一点惊心动魄的故事，更没有叱咤风云、使人望而生畏的人物；有的只是普
普通通、淡而有味的世情事理。梁实秋的文字雅驯简洁，或许不会人人皆能 得而赏之，但他表达出的那一缕缕、一点点事理，相信就是目不识丁的人，
也都会产生“深获我心”的感觉。象“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 认识自己，从而作自己所能作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一个男
人在吃一顿好饭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硬是在感谢上天待人不薄；他饭后衔 着一根牙签，红光满面，硬是觉得可以骄人”等语，多普通，多平淡，可又
是多美，多隽永！
也不是平滑得没有一根刺。有时候，梁实秋也会发一点不平之鸣。象“养 狗的目的就要他咬人，至少作吃人状。这就是等于养鸡是为要它生蛋一样，
假如一只狗象一只猫一样，整天晒太阳睡觉，客人来便咪咪叫两声，然后逡 巡而去，我想不但主人惭愧，客人也要惊讶”。显而易见，这样的议论就是
有感而发的。不过，也还没越过“人性”的范围。
梁实秋写作讲究“应该是春蚕吐丝，秋叶飘落那样自然”。就是说，无 论是写什么或怎么写，所遵奉的都应该是作家一已的良知，而不是外在于自
身的别种力量；是因为有了不得不尔的内在写作要求，才产生了实践上的写 作行为。因此，梁实秋把“自然”奉为创作的极则。这里的“自然”，既有
作品的审美意义，更有作家的创作论意义。
梁实秋攫住了这一创作原则，对于作为作家的他，真是一个极大的幸福。 因为，这样一来，他便进入了自由自在的创作境界。他以一己的心灵、一己
的眼睛，去观察、体验复杂的社会与人生，象林间枝头的一只鸟，管自沐阳 光、栉风雨、捉小虫，管自展开歌喉，婉转鸣唱。他放开一支笔，任其自然
的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感、所欲、所求。象苏东坡似的，作文“如行云流水， 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这
是一个多么让人钦羡的自由境界，古往今来，又有几多人能够真正达到这种 境界！
读一读梁实秋谈音乐的一段话，或许会心人会肩所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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