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认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学有优劣之分。文章如仅做到这一层，应该说问题也 算弄明白了。但梁实秋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会停留于问题的表层上，他还要
向更纵深处挺进，把“中国文学优于外国文学”论调的荒谬本质也全都刨出 来。这时，他转而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是不是比外国特别的尊敬文学？”
他就此作出的回答是精彩的，在理论与现实意义上都使原先那个论题得以大 大深化：
我以为我们中国素来只是利用文学，并不曾尊敬文学，至少不曾象外国 人那样尊敬文学。中国民族是很注重实际生活的，与实际生活的关系稍疏远
的一切事物，都是比较的被忽视。儒家的哲学，讲究的是如何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始终就没有文学理论。儒家的文学观念完全是建设在实用主义上面
的，并且亦薄弱得很。传统的儒家思想是以为文学作品乃“雕虫小技，壮夫 不为”的，吟诗填词乃是“名士”的勾当，而名士是另成一阶级的，社会对
于名士阶级只有冷淡嘲笑，并无半点尊敬。诚然，中国不是没有好的文学作 品，班、马、庄、骚、李、杜、韩、柳，的确是美不胜收，为人传诵。但是
我们要认清，中国的文学家和外国文学家的遭遇是不可同年而语的。外国文 学家先受贵族君王的荫庇，后又有广大的读书社会所拥护，所以文学天才都
有表现天才的闲暇与机会。而在中国，虽历代帝王亦偶有延揽人才的举功， 而我们可以断言，大部分的第一流中国文学作者都是遭受朝廷贬谪或受生活
逼迫而不得已以文学自遣罢了。中国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并不曾享受社会上普 遍的尊敬与赏识。中国文学特别的富于消极出世的思想，特别的富于怨艾悲
伤，特别的缺乏鸿文巨制，正足以表示出文学在中国的遭遇是如何的坎坷！ 就在一问一答之间，在作者引导下，读者的思路暗暗发生了转移，透过
表层，突入到了问题更深层次：原来，优劣之分还是有的。问题在于，究竟
是孰优孰劣！ 在每个人神经都显得特别敏锐的三十年代，梁实秋预料到，他的《偏见
集》的出版定会招来一些反响。事实正是这样。书出后的两个月，陈望道主 编的《太白》创刊号上，刊出了周木斋《对于梁实秋<偏见集>的偏见》一文。
周文道：《偏见集》的书名，“似乎在表明书的内容原是些偏的意见”，这 些“偏见”都“不值得一驳”。
既云“不值得一驳”，而又认真著文反驳，无怪梁实秋读后大不服气。 日后他向人倾诉道：“我记得这位陈望道先生（按：梁实秋此处记忆有误）
说我根本没有见，谈不到偏与不偏。这真是干净利落的手法。不过果无所见， 又何劳评论呢？对于这位先生之不惮烦我还是很感谢的，后来有人告诉我这
位先生有他的政治背景，那么也就不足怪了。”鉴于争论系由书名为引线， 梁实秋特别对“偏见”二字加以解释道：“名为偏见，以别于那些奉外国的
‘文艺政策’而宏宣正法者流的大作。” 又过了两个多月，天津的《国闻周报》上发表了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李长
之的一篇文章：《梁实秋著<偏见集>》。文章对梁实秋的一些观点，虽同样 不客气地予以否定，但梁实秋这次非但不动怒，反而对作者表示敬意。因为
他认为，李长之的批评是真正的文艺批评，而且也是实事求是，充分说理的。 他衷心的欢迎这种批评说：“第一篇对《偏见集》下严正批评的是李长之先
生，那时候他还是一位大学的学生，他的文章登在天津的某一期《国闻周报》 上??他批评我的主要论点是：我的批评文字缺乏哲学系统。他是治西洋哲
学的，尤其是康德的哲学，所以特别注意哲学系统。他批评得对，我确是缺 乏哲学系统。我开始反省”。因为有了这段文字姻缘，后来又经闻一多介绍，
梁实秋与李长之还成了“知交”。
梁实秋为《太白》攻击他的“偏见”耿耿于怀，满心不舒服。平心而论， 他的有些文章，特别是那些政治色彩更强些的杂感，确实存有严重的“偏见”。
比如在《主与奴》一文中，他摘引了一个外国人的文字，显而易见地表现出 了个人的社会立场。那段文字说：
一个社会主义者，手持红旗，大踏步走进天堂之门。
“打倒贵族！”他大喊。“人人平等。” 这时节已故的马克思忽然走出来了，拈着胡须，若有所思。这个社会主
义者便立刻双膝落地，额角着土。
“啊，主人啊！”他叫。“啊主人啊，主人！”在讲述完这个小故事后， 梁实秋在末尾画龙点睛地加上了一笔：“这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若是肯劳玉
趾，到我们中国来走一遭，尤其是上海，恐怕也有人喊他做主人。”
梁实秋做人讲究恕道，不为己甚，但此处则锋芒毕露，表现出一种杀伐 气象，恐怕又不止于“偏见”问题了。
三、“酒中八仙”与其它
一个真正热爱工作、热爱事业的人，必定同时也热爱生命，热爱生活。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生活，这里的区别在于，不管什么时候，较之一
般人，真懂得生活、热爱生活者总善于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因而也就能获 得更多远非所有人都能获得的享受。
在青岛，梁实秋的工作是出色的，同时，他的生活也是高质量的。 梁实秋极重友情，他以为，朋友间不管是谑浪笑傲，或是静室晤对，只
要确乎是心心相印的良朋佳侣，都可以从中体味出沁人心脾的情致，从而大 大增加生活的乐趣。
他在青岛来往最多、关系也最亲密的，自然还要首推闻一多。那时候， 闻一多正醉心于中国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梁实秋常去找他聊大。在闻一多的
宿舍，梁实秋看到的活脱是一副诗意盎然的图画：“他的书房中参考图书不 能用‘琳琅满目’四字来形容，也不能说是‘獭祭鱼’，因为那凌乱的情形
使人有如入废墟之感。他屋里最好的一把椅子，是一把老树根雕刻成的太师 椅，我去了之后，他要把这椅上的书搬开，我才能有一个位子。”
正是在这么一堆“废墟”中，梁实秋坐着那把“老树根雕刻成的太师椅”， 与老朋友平静的谈道论文。他们友情笃厚、经历相似，水平相埒，相信一定
有说不完、扯不断的话题；丰富的大千世界的人事诸相，丰富的精神世界的 曲折波澜，一定会是他们永远谈不尽、参不厌的公案。
离开了新月社的老朋友，独处于荒陬海岛，他们有时会感到孤寂，免不 了要追忆往昔的岁月。这时，他们就会停止谈话，整个身心都沉没于那如浓
酒、如暗夜般的寂静中。
其实，朋友们并没有忘记他们。 就在他们刚到青岛不久，徐志摩即给梁实秋一封信，要他帮着“挤”闻
一多写诗。信是很动感情的： 一多非得帮忙近年新诗多公影响最著且尽有佳者多公不当过于韬晦《诗
刊》始业焉可无多即四行一首亦在必得乞为转白多诗不到刊即不发多公奈何 以一人而失众望兄在左右并希持鞭以策之况本非驽特懒惫耳稍一振蹶行见长
空万里也催稿的结果是闻一多写出了那首内容十分扑朔迷离的《奇迹》。这 可能是闻一多集中最难解读的作品了。诗的开头就让人感到突兀：
我要的本不是火齐的红，或半夜里桃花潭水的黑，也不是琵琶的幽怨， 蔷薇的香，我不曾真心爱过文豹的矜严，我 要的婉变也不是任何白鸽所有的。
我要的本不是这些，而是这些的结晶，比这一切更更神奇得万倍的一个奇边！ 中间的一段也很费猜——
可也不妨明说，只要你—— 只要奇迹露一面，我马上就抛弃平凡 我再不瞅着一张霜叶梦想春花的艳，再不浪费这灵魂的 膂力，剥开顽石
来诛求白玉的温润，给我一个奇迹，我也不再去鞭挞着
“丑”，逼他要 那份背面的意义；实在我早厌恶了 这些勾当，这附会也委实太费解了。 诗的结尾更奇特，纯是一片痴情的想象——
??愿这蜕壳化成灰烬， 不碍事，因为那，那便是我的一刹那一刹那的永恒—— 一阵异香，最神秘的肃静（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律早
被喝住，时间也止步了），最浑圆的和平?? 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 传来一片衣裙的綷縩——那便是奇迹—— 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
机敏如徐志摩，接读此诗后，尽管兴高采烈的说：“一多竟然也出了‘奇
迹”，这一半是我的神通所致，因为我自发心要印《诗刊》以来，常常自己 想一多尤其非得挤他点儿出来，近来睡梦中常常攥紧拳头，大概是在帮着挤
多公的奇迹！”但究其实，他对此诗也并不真正理解，对诗中一再吟叹的“奇 迹”究何所指，更是茫然如坠烟雾中。
唯有梁实秋，才是闻一多的真正知音。可以说，他们的相互了解，已经 深入到了彼此的心灵世界。比如，梁实秋注意到了闻一多到青岛不到一年，
就把妻室儿女送回了老家，一个人独居。他虽然声称“不知道”个中原因， 但实际他是知道的。闻一多的封笔之作《奇迹》写出来后，他立即明白了所
有的一切。那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 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
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话尽管说得温和含混， 但真实情况还是基本清楚的。
回顾与闻一多的友情，梁实秋内心异常复杂。他神往于在水木清华园中 的学侣岁月，怀恋共同留学美国的游子生涯，珍惜在青岛大学的密切交往。
算起来，他八十多个春秋的漫长生涯中，倒有五分之一的时光，而且是人生 最美好的时光，是同闻一多共同度过的。这种不寻常的经历，使他对这位老
友终生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或许正因为这种原因，抗战以后，他对两人分 别走了不同道路倍感惆怅。谈及闻一多在“学者”“诗人”之外又成了一位
“斗士”时，他说过这么几句话：“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 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话语中许多不易明辨
的复杂感受显而易见。
在朋友中间，梁实秋有时会显得非常恢谐有趣。当谈“人”谈到无可再 谈的时候，他就会谈鬼。如有人怕鬼，他就会豪爽地声言鬼不足畏：“如果
人死为鬼，我早晚也是一鬼，吾何畏彼哉？”他告诉友人，还在清华读书时 他就专门和鬼作对，尽管不敢说自己有“雄者吾有利剑，雌者纳之”的豪情，
但要之是两个字：不怕。一次冬夜与两个同学出校门买白薯，竟特意“就近 觅一所坟园，席地环坐，分食白薯。”在“白杨萧萧，荒草没径”的坟墓中
坐了半夜，结果是鬼被吓退。
梁实秋不信鬼而又喜谈鬼，于是便有好事者登门求教。青岛大学的一位 朋友有一次找到他，说李太白曾经降坛，题诗一首而去。梁实秋要过那首诗
看了看，不禁失笑，认为“词句肤浅”“平仄不调”，断定那个诗鬼是冒牌 货。朋友不服，两人遂生争议。梁实秋表示愿意去会晤那位鬼诗人，朋友同
意。梁实秋记述那次经历说：“那一天月明风清，我到了他住的第八宿舍， 那地方相当荒僻，隔着一条马路便是一片乱葬岗。他取出沙盘，焚香默祷，
我们两人扶着乩笔，俄而乩笔动了。二人扶着乩笔，难得平衡，乩笔触沙， 焉有不动之理？可是画来画去，只见一团乱圈，没有文字可循。朋友说：‘诗
仙很忙，怕是一时不得分身。现在我们且到马路那边的乱葬岗，去请一位闲 鬼前来一叙。’我想也好，只要是鬼就行。我们走到一座墓前，他先焚一点
纸钱，对于鬼也要表示一点小意思。然后他又念念有词，要我掀起我的长袍 底摆，作兜鬼状，把鬼兜着走回宿舍。我们再扶乩，乩笔依然是鬼画符，看
不出一个字。我说这位鬼大概不识字。朋友说有些可能。但是他坚持，‘诚 则灵’的道理，他怪我不诚。我说我不是不诚，只是没有诚到盲信的地步。
他有一点愠意，最后说出这样的一句：‘神鬼怕恶人’”。
梁实秋不是大智者、大通人，可以达到与天地精神通往来的地步。但是 他情趣脱俗、思致细密，善于介入生活，把个人的主观情致完全渗透化合于
客观的平凡生活中，并从这种平凡的生活中领悟、解透包蕴于其中的事理。 应该说，这不仅是一种个性特征，而且也是一种才华和智慧。与朋友谈鬼和
访鬼，不过是日常生活中聊资快意的琐细小事一端，然而他却从中获得一种 重要的启示：“我不承认我是恶人。我无法活见鬼而已。”即使有鬼，鬼也
“还是在活人的心里”。 唐朝时候，都城长安出过八位有名的酒徒，经常轰饮作乐。酒醉后，睥
睨天地，顿觉人生有限，宇宙不广。杜甫曾作《饮中八仙歌》以记之，其中 分咏贺知章，李白和草圣张旭的最为传神，道是：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
挥毫落纸如云烟。
诗以轻松徘谐的语调，极妍尽致地写出了古代文人的豪迈脱俗。 一千多年以后，在山明水秀的青岛，又出现了新一代的“酒中八仙”，
足以和长安街头的“八仙”相颉颃。更加令人刺激的是，“新八仙”中不仅 有七名酒徒，还有一位“女史”。七酒徒是梁实秋和杨振声、赵太侔、闻一
多、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一女史则是新月社著名女诗人方令孺。
自结八仙善缘后，他们的生活骤然增添了无限风光。每到周六，开完校 务会议，就互相吆喝着一齐来到距学校不远的一家顺兴楼，当场打开三十斤
一坛的绍兴老酒，“品尝之后，不甜不酸，然后开怀畅饮。”一直喝到夜深 人静，玉山倾颓，兴尽乃止。其中校长杨振声禀性豪爽，不但酒量如海，而
且擅长拇战。每喝到兴起时，即挽袖挥拳，呼五喝六的划起拳来。
更有趣的是，“酒中八仙”在青岛嫌地方偏狭，有时还结队远征，近则 济南，远则南京、北京，放出来的话是“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
“高自期许，俨然豪气干云的样子”。有一次，胡适路过青岛，应邀赴宴，
“看到八仙过海的盛况大吃一惊，急忙取出他太太给他的一个金戒指，上面 镌有‘戒’字，戴在手上，表示免战。”
梁实秋年轻时就嗜酒如命，现在正好有了英雄用武之地。在青岛，他“三 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算是充分领略到了酒的妙处。他说：“酒能消弱
人的自制力，所以有人酒后狂笑不置，也有人痛哭不已，更有人口吐洋语滔 滔不绝，也许会把平夙不敢告人之事吐露一二，甚至把别人的阴私也当众抖
露出来。最令人难堪的是强人饮酒，或单挑，或围剿，或投下井之石，千方
百计要把别人灌醉，有人诉诸武力，捏着人家的鼻子灌酒，这也许是人类长 久压抑下的一部分兽性之发泄，企图获取胜利的满足，比拿起石棒给人迎头
一击要文明一些而已。那咄咄逼人的声嘶力竭的豁拳，在赢拳的时候，那一 声拖长了的绝叫，也是表示内心的一种满足。在别处得不到满足，就让他们
在聚饮的时候如愿以偿吧！”尽管他再三强调喝酒应以“花着半开，酒饮微 醺”为最佳，但仍以为以上描述的种种状态亦自有令人低徊的情趣在。因为
只有在那种情况下，人才可以真的脱略形迹，表现出平日难得一见的真诚。 至于文人名士艳称的水边修禊、爬山登高，以为持蟹把酒，便足了一生等等，
全是些忸怩作态的风流自赏，根本体会不到“无息无虑，其乐陶陶”的绝妙 况味。
“酒中八仙”的旖旎往事，给梁实秋留下了多少美好的回忆！晚年时他 写《喝茶》一文，结尾处恝然自伤道：“喝茶，喝好茶，往事如烟。提起喝
茶的艺术，现在好象谈不到了，不提也罢。”这种无限惆怅的沧桑之感，该 也正是他对当年青岛酒徒生涯所怀抱的感情。
梁实秋珍视友情，更爱惜自己的家。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他的生活和心 灵获得高度的丰富和深化；在与家人的居家生活里，他更深也更多地体验到 生命的愉悦与欢腾。
还在上海时，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天徐志摩给梁实秋打来电话， 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干得好事，现在惹出祸事来了！”接着他告诉梁实秋
说，刚刚收到一位叫做黄警顽的来信，略谓应某君之托，为其妹作伐，问梁 实秋同不同意。接下去两个人在电话上有一通对话：
梁：“你在做白日梦，你胡扯些什么？” 徐：“我且问你，你有没有一个女生叫×××？” 梁：“有。”
徐：“那就对了。现在黄警顽先生来信，要给你做媒。并且要我先探听 你的口气。”
梁：“这简直是胡闹。这个学生在我班上是不错的，我知道她的名字， 她的身材面貌我也记得，只是我从来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我在上海几处兼
课，来去匆匆，从来没有机会和任何男生女生谈话。”
徐：“好啦，我把黄警顽先生的信送给你看，不是我造谣。你现在告诉 我，要我怎样回复黄先生的信？”
梁：“请你转告对方，在下现有一妻三子。” 瞧，梁实秋多干脆！一句话就解决了一桩极其复杂离奇的案子。他爱他
的家，不容许任何力量破坏他家庭生活的和谐与恬宁。 不过，这件事并没算完，却又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徐志摩在尔后不
久写给梁实秋一封信，报告事情的结局说： 秋郎：
危险甚多须要小心原件具在送奉察阅非我澜言我复函说淑女枉自多情使 君既已有妇相逢不早千古同嗟敬仰“交博”婉措回言这是仰承你电话中的训
示不是咱家来煞风景然而郎乎其如娟向微闻彼妹既已涉想成病乃兄廉得其情 乃为周转问询私冀乞灵于月老藉回枕上之离魂然而郎乎郎乎其如娟何。
如果是个中人，则这封信一读就会明白，不过是说那个女学生遭拒绝后
“涉想成病”。信中“文博”指大媒黄警顽，因其在沪上素有“交际博士” 之称。但由于信没有标点，又带有浓厚的谐谚调侃意味，所以局外人看了很
容易发生误会。事实确也如此，信后来流传到世上后，遂有人疑心到徐志摩 的头上，斥他为人“儇薄轻佻”。背了几十年的黑锅，直到梁实秋觉察后，
才写了一篇文章为他辨诬。
到青岛后，梁实秋依然满足于那种朴素，安宁的家室生活。从祥和、恬 淡、静谧的气氛中，他似乎体味到一种难得的快感，可以把心头的一切躁动、
不安全都熨得平平贴贴。那时有一种时尚，一些新型知识分子往往把发妻安 置在老家，自己一个人跑到外面混，图一个自由自在。青岛大学的杨振声、
赵太侔、黄任初等俱未能免俗。闻一多带眷属住了一段时间后，也又送回了 老家。杨振声为此还几次善意的劝告梁实秋：“不要永远守在家里，暑期不
妨一个人到外面海阔天空的跑跑，换换空气。”但均遭到了梁实秋的拒绝。 他回答说：“和谐的家室，空气不需要换。如果需要的话，镇日价育儿持家
的妻子比我更有需要。”
他们的日常居家生活一般是这样安排的：如果不去上课，梁实秋就呆在 家里专心致志地翻译莎士比亚剧本，而妻子程季淑则料理家务，为一家大小
做好各种供应补给工作。有朋友和学生来家作客，“张罗茶房招待客人都是 季淑的事。”她殷勤周到，又擅长烹调，总能使来客“皆大欢喜”。夏日，
他们全家经常到距离很近的汇泉海滩去游泳。游到意趣阑珊时，一家人相偕 爬上海滩，孩子们用小铲掘沙土，夫与妻“就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玩到夕阳
下山还舍不得回家。”
程季淑爱花，在鱼山路七号住下后，随即在院子里栽下六棵樱花，四棵 苹果，两棵西府海棠。“第二年即开始着花，樱花都是双瓣的，满院子的蜜
蜂嗡嗡声，苹果第二年也结实不少??西府海棠是季淑特别欣赏的，胭脂色 的花苞，粉红的花瓣，衬上翠绿的嫩叶，真是娇艳欲滴。”徘徊留连于树间
花丛，梁实秋心神怡荡，不由从心底生出一种绝俗超尘之想。
回顾在青岛时小家庭中的种种乐趣，梁实秋总是充满了对妻子的感激之 情：“青岛四年之中我们的家庭是很快乐的。我的莎士比亚翻译在这时候开
始，若不是季淑的决断与支持，我是不敢轻易接受这一份工作。她怕我过劳， 一年只许我译两本，我们的如意算盘是一年两本，二十年即可完成??季淑
主持家务，辛苦而愉快，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
四、再见吧，青岛
青岛的梦是那么甜、那么美，但决不是圆满无缺的。生活于三十年代的 梁实秋，头脑十分清醒，知道在风诡云谲、变幻莫测、各种政治力量相互激
荡角逐的中国大地上，青岛也不会是世外桃源。他在尽量享受美好生活的同 时，也忧心忡忡地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政局的变化发展，随时准备迎接可能到 来的意外事端。
后来的事实表明，梁实秋绝非杞忧。在青岛大学，不愉快以至令人愤慨 的事接踵发生了。
梁实秋经历的第一次“不愉快”，与时任山东省府“主席”的韩复矩有 关。韩复矩号称“韩青天”，公平而论，在旧式武人中称得上是不可多得的
人物。梁实秋说他“颇有揽辔澄清之心，喜欢出巡，勤求民隐，平反折狱， 不拘常法，在旧军人中不失为心地善良者”。
事情出在韩复矩的一次去青岛大学的巡视中。那天，校长杨振声先生“邀 集同人在教员休息室中和主席见面”。陪“主席”同来者有青岛市长沈鸿烈。
“主席”落座之后，“马弁送上旱烟袋，吧哒吧哒的抽了几口。。嘴唇上稀 稀的两撇小胡子微微颤动，嘴角上还隐隐约约的露出那么一丝笑意。”随后
是沈鸿烈先开口：“主席，这是我们自己的学校，你不必客气，有什么指示， 尽管吩咐。”
沈鸿烈的一句话，使梁实秋顿时象吞下一只苍蝇。他是一贯主张人性论 的，懂得人性有善与恶之分，但象这样下劣的“人性”，他在此前见的还不
够多。他也一贯信服“肉食者鄙”的道理，但也还不相信堂堂青岛市长，竟 会卑鄙下作到如此程度。中国官场的情形，于此他算是有了一个初步见识。
“好一个‘我们自己的学校’！”当时，梁实秋对卑鄙龌龊者流立即作出了 一个无声的抗议。
所幸韩复矩尚略识大体：“他只嘿嘿了两声之后慢条斯理的说：‘我没 有什么话说，各位老师都教得很好，很好，很好。’随后大家就走到礼堂，
由主席向全体师生‘训话’。”但沈鸿烈不经意间说出的那句“这是我们自 己的学校”，却使梁实秋如同蒙受了奇耻大辱一般，从此之后再也难以忘却。
1931 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在全国引起巨大震动，整个时局为之 一变。抗日救国活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但由于抗战本来就是在中
国极其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开始的，因而运动进行中的变幻和演化就更加纷纭 莫测。人人都把抗日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但究竟是真抗还是假抗？抗的真正
对象是谁？抗的内容如何？用什么手段去抗？等等，则又是各有见地、算盘 不同、非局外人所得而知的了。
“九·一八”事变的影响迅速蔓延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引起了一场轩然 大波，使梁实秋和他的朋友们再一次遇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无论就冲突之
尖锐、还是后果之严重来看，这一次又都远非韩复矩视察那次引起的事端可 比。
事情起始于北方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南下，到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 府迅速发动抗日斗争。对于绝大部分学生的爱国热情，梁实秋与他的朋友们
都是理解的，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在‘五四’时代都多多少少参加过爱国 运动，年轻人的想法我们当然是明了的。”但他同时认为：“当前的形势和
五四时代不同。”不同之处何在呢？最主要的，是他以为在学生运动的背后，
实则是由国民党“区党部”的左倾分子在操纵着一切。当 1932 年青岛大学的 学生也全体罢课，强占火车、纷纷南下之际，梁实秋是这样分析当时形势的：
“学生由一些左派分子把持，他们的集合地点便是校内的所谓‘区党部’， 在学生宿舍楼下一间房里。学校里面附设党的组织，在国内是很平常的
事，??区党部和学校当局分庭抗礼，公然行文。青岛大学的区党部情形就 更进一步了，左倾分子以党部为庇护所，制造风潮，反抗学校当局。”
梁实秋和他的朋友们都认为“造成乱糟糟的局势”实际大不利于抗日运 动的组织领导，因而对“学生纷纷罢课结队南下赴京请愿”的行为都“期期
以为不可”。为了迅速恢复校园秩序，真正积极有效地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在校长杨振声先生主持下，青岛大学召开了一次校务会议。据说，在会上“除
两人作梗外”，其余一致同意“开除学生暴动首要分子数名。”尤其是闻一 多更加慷慨激昂，在发言中说，在此非常情况下，必须“挥泪斩马谡”。因
为事关重大，“不得不尔”。
但这样一来，双方的矛盾也就迅速激化了。南下归来的学生怒不可遏， 当即撕毁了布告，而且“包围校长公馆”，演出了“贴标语，呼口号，全套 的示威把戏。”
在形势最危急的时候，杨振声、赵太侔等只好偷偷渭出家门，潜逃至一 偏僻的旅舍暂避锋锐。杨振声还设法通知同样处在危险中的梁实秋与闻一
多，要他们也尽快潜藏起来，以防遭遇不测。一时间，风声鹤唳，闹得人心 惶惶不安。
关键时刻，时任青岛大学教务长的张道藩站了出来。他走到学生宿舍前， 声色俱厉地高喊：“我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我要你们走出来，一切责任我负
担。”张道藩学美术出身，也热衷于戏剧事业，性格沉毅，梁实秋对他一向 就很赞佩，通过这个事件，更加深了对他的好感，说：“如果没有他明辨是
非坚韧不挠的精神，那场风波不容易那样平复下去。”
还在风潮处于高潮的时候，在青岛大学旁边的一块山石上，贴出了一条 醒目的大标语：“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不学无术’四个字可以加
在一多身上，真是不可思议，”梁实秋对此大惑不解、感触良多，“这大概 就是所谓‘标语’的妙用吧。”
闻一多平时给学生讲课，习惯发出“呵呵”的声音。学潮中，梁实秋有 一次与闻一多路经一座教室，无意中在黑板上发现一首打油诗：
闻一多，闻一多， 你一个月拿四百多， 一堂课五十分钟， 禁得住你呵几呵？
闻一多读罢，不禁为之嗒然若丧。 又有一次，梁实秋和闻一多在一座教室的黑板上看到一幅漫画，画的是
一个乌龟和一只兔子。旁边注了一行字：闻一多与梁实秋。
“哪一个是我？”闻一多严肃地问梁实秋。
“任你选择。”梁实秋同样严肃地回答。 他们切切实实地领教到了“思想前进的青年们的伎俩。”
风波是平息了，但后果是严重的。热情诚恳的杨振声先生引咎辞职，闻
一多等一批教师难消隐痛，也相率离开了青岛大学。杨振声在写给梁实秋的 一封信中，犹殷殷以“青大前途”为念：
弟久病不愈，精神体力皆不能再行继续。当即请辞职。与此函同时有致 太侔、之椿一信，劝太侔为校长，之椿为教务长，再输以吾兄之机智，青大
前途，定有可为，望兄运用神技，促成此事，弟不胜感激叩头之至。
故人相继风流云散，逸兴遄飞的“酒中八仙”顿成往迹。偌大的青岛大 学之内，只剩下了梁实秋、赵太侔等少数朋友，孤独和怅惘之感悄悄袭上了
心头，打乱了梁实秋来青岛后良好的心理平衡。
正在梁实秋彷徨无地的时候，从北京两个方面传来了同样热切的召唤， 要他迅即结束在青岛的工作，到古都北京重新开辟新的事业。
一个召唤来自老朋友胡适之。胡适之此时正主持北大文学院的工作，他 急切希望把梁实秋、闻一多、杨振声等一班老友聚集在北京，共同“养成一
个健全的文学中心”，以继承光大为之奋斗大半生的文化教育事业。
胡适的动议实际在 1930 年就已提了出来，为此，他曾多次向北京大学校 长蒋梦麟提出建议。他在 30 年 2 月 25
日的信中，首先向梁实秋透露了这个 信息：
我是极主张金甫（按即杨振声）来办北大文科，把你们俩都请来。但梦 麟先生稍有点迟疑，我看只是时间问题，大致无大问题。
不到一个月，胡适再次给梁实秋写信重申前议，不过从语气上看，似乎 依然没有定局：
北大请你来英文学系，那是不会有困难的事。我当初的原意是要拖一多 也来北大。而一多应该在中国文学系，于该系及一多都有益。但中国文学系
是不容易打进去的，我又在忧谗畏忌之中，不愿连累北大及梦麟先生，故我 当初即想请金甫来办文科，由他把你和一多拉来。现在金甫的问题，梦麟尚
未敢正式决定。故一多来中国文学系的事，我不能进行。
尽管胡适大力担保“不会有困难”，但从他前后几封信中透露出的信息 看，这件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似乎中间出现了什么意料之外的波折。因而
从这之后，事情即被搁置起来，从此没有了下文。
整整三年之后，也就是青岛大学的“酒中八仙”星散了两年之后，胡适 经过再度斡旋，事情有了转机。他立即喜不自胜于 34 年 4 月 26 日给梁实秋
写去一封热情的信促驾：
我有一个要紧问题想请你答我。 北大文学院现在又要我回去，我也想费一年工夫来整顿一番，最苦的是
一时不容易寻得相当的帮忙的人。我常想到你，但我不愿拆山大的台，不愿 叫太侔为难。现在山大已入安定状态了，你能不能离开山大，来北大做一个
外国文学系的研究教授？研究教授月薪五百元，教课六点钟，待遇方面总算 过得去，但我所希望者是希望你和朱光潜君一班兼通中西文学的人能在北大
养成一个健全的文学中心。最好是你们都要在中国文学系担任一点功课。
北大旧人中，如周岂明先生和我，这几年都有点放弃文学运动的事业了， 若能有你来做一个生力军的中心，逐渐为中国计划文学的改进，逐渐吸收一
些人才，我想我们这一些老朽也许还有可以返老还童的希望，也许还可以跟 着你们做一点摇旗呐喊的“新生活”。
从这番情词恳切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忠诚于事业且又知人善任的胡适 之先生，对梁实秋寄予了极高的期望。迫不及待地希望梁实秋一脚踏进北京。
因此，当梁实秋回信表示因顾虑到青岛大学（后改称山东大学）方面而暂不 能应命的时候，胡适心急如焚，于六月七日的信中大动感情地说：
实秋吾兄： 你的信使我们大失望。我已与蒋校长商量三次，终不能得妥善办法。因
为我们今年急需你来帮忙，所以得你同意后即不曾作任何准备。倘此时你不 能来，我们本年非另寻一个相当的人不可，而此时在国内那儿去寻一个比得
上你的人来救我们之急！（这不是灌米汤！！）你能否向山大告假一年，先 来北大？如一年之后山大还非你回去不可，你再回去。如一年之后，山大已
得人，可以不需你回去，你就可以继续留下去。如此办法能得太侔兄允许否？ 金甫今天也来说此事，我更为难。我曾对他说：“此时的大困难是这样
的：今年我们需要一个顶好的人；如实秋不来，我们也得寻一个能勉强比得 上他的人。此人如是好的，一年之后就不便辞他。此人若是不好的，我们今
年就要有大麻烦。这边（北大）辞退一个教授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所以我们
不愿轻易聘教授来替代实秋。” 我想了两天，只有上文说的一个办法，就是请你向山大告假一年，不拿
薪俸，不取销你的留学（按疑应为“留校”）一年的资格，遇山大有急需你 的地方，你可以回去帮太侔料理了再回来。如此办法，等于北大向山大借你
一年。甚盼太侔兄能允许我这个请求。
又是“研究教授”，又可以来去自由，看来北大当局给予梁实秋的待遇 可说是相当优厚了。由于难却盛情，经与青岛大学反复磋商，梁实秋最后答 应了胡适的要求。
从北京向梁实秋发出的另一个呼唤，来自他的父亲。还在这之前很早的 一个时间，父亲慕青岛名胜，曾来青岛小住。有一天夜晚父亲约了梁实秋，
关起房门，进行过一番长谈。父亲很严肃，把梁家的历史“原原本本”地讲 了一遍，还说：“有些事不足为外人道，不必对任何人提起，但不妨告诉季
淑知道。”谈话中父亲一再感叹自己“垂垂老矣”，言下大有希望梁实秋回 北京定居的意思。梁实秋后来把父亲的意思转告程季淑，程季淑说：“父亲
开口要我们回去，我们还能有什么话说。”
但说归说，事过境迁，日久之后，由于工作事务繁忙，这事也就逐渐淡 忘了。
又是两年过去了，父亲寄来一封家信，措辞温和而又含蓄，大意是说“北 京家里人少，荒凉得院子里跑黄鼠狼。”捧读之下，梁实秋蓦然记起了父亲
那一夜晚的谈话。孝心特重的梁实秋不禁汗颜，愧作得无地自容。这时，他 再也没有任何犹豫，和妻子商量了一下，决定尽早结束在青岛大学的工作，
回到北京故家父母的身边。
1934 年 7 月份，梁实秋一家离开了青岛。 他们在青岛生活了整整四年。 四年之中，梁实秋总的说来心情是舒畅愉快的。他的工作取得了令人满
意的成就，他有一班识情重义的好友，他有一个温馨可爱的家庭。青岛生活 难忘，他把对一生经历中最美好的回忆留给了青岛。
他极其喜爱青岛的海滩，常常带领一家人在那儿嬉戏玩耍。他迈着轻快 的步子走过海滩时，敏感的大女儿梁文茜说他在海滩上“留下一条长长的人 生的脚印。”
五十多年后，梁文茜受远在海峡另一边的爸爸的委托，重到青岛寻梦，
希望能拣回儿时的记忆，特别是能希望重新寻找到爸爸在海滩上留下的那长 长的“脚印”。
但是，当她一个人伫立海滩，远眺大海时，不禁心情迷惘，沉重了，眼 睛也湿润起来。爸爸的“脚印”在那儿？过去的岁月何处寻？
一切皆空。 她只好“在海滩上留下一张照片，寄给了爸爸”。
她同时寄去的，还有苦思苦恋了四十多年不能见面的爸爸的一颗几乎破 碎了的女儿心。
第六章大地干戈
（1934—1949）
一、“自由主义者”爱“自由”
胡适果然不食前言。梁实秋来到北京大学后，立即被聘请为研究教授兼 外文系主任。按北大成例，一般的普通教授之外，另外还有“名誉教授”与
“研究教授”。顾名思义，名誉教授是对一些名望素著、成就巨大的资深教 授的礼遇，也可以说是一种称号。而研究教授则是“实职”，一般授予那些
已取得突出学术成就而又有取得更大成就可能的学者。研究教授的待遇高出 普通教授的四分之一，授课时数也相应减少。原其本意，乃是鼓励那些水平
高出侪辈的学者投身学术研究的热情。梁实秋这一年三十岁刚刚露头，即被 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即非绝无仅有，总也算是凤毛麟角的了，难免会引
起一些人的不服气。他记得很清楚，就在那一年共同批阅入学试卷的时候， 有一位和他年龄相当的教授故意的当着许多人的而大声说：“我这个教授是
既不名誉也不研究！”言下“大有愤愤不平之意。”
深抱知遇之感而又年富力强的梁实秋，这个时候格外的奋发努力。在课 堂上，他以其独特的风采和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广大学子的热烈拥戴，成为校
园里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的儿子梁文骐描述他登坛讲学时的情景是：
教书数十年，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迭裆裤子，还 要绑上腿带子。很土。初次上课，时髦的男女学生往往匿笑，父亲也不在乎。
好在外观上的不调和，并不妨碍授课。在北京师大，有一次讲 Burns 的一首 诗，情思悱恻，一女生泪下如雨，讲到惨怛处，这女学生素性伏案大哭起来。
我问父亲：“你是否觉得很抱歉？”父亲说：“不。Burns 才应该觉得抱歉。” 除学校工作外，梁实秋个人的学术志趣仍然集中于莎剧的翻译。内务部 街 20 号的故家为他提供了一个极其优雅的工作环境：刚刚栽种的四棵西府海 棠生长旺盛，“繁花如簇，如火如荼，春光满院，生气盎然。”种在书房与
卧室之间的四棵紫丁香也是“香气四溢，招引蜂蝶终日攘攘不休。”在花香 鸟语之中，梁实秋每天黎明即起，把大部分时间都安排在莎剧的翻译上。他
心不旁骛，年复一年不知疲倦地辛勤工作，默默地独自从事着这项艰巨浩大
的工程。 在艰苦的精神劳动中，给了他巨大的精神慰藉和物质帮助的，还是他的
妻子程季淑。自来北京后，季淑就从婆母手里接过了全部家政。她日夜操劳， 侍候公婆，同时，为使梁实秋专心工作，还把几个孩子的教育也一手承当起
来。家庭成员复杂，有时难免产生矛盾，当梁实秋为之感到烦恼时，贤良的 季淑总是温语解劝说：“唐张公艺九世同居，得力于百忍，我们只有三世，
何事不可忍？”在家庭内外，程季淑处处表现出高度教养和出自大家的风范。 更为难得的是，程季淑对梁实秋的工作非常理解，真正达到了心心相印
的程度。梁实秋这样记述道：“我在西院南房，每到午后四时，季淑必定给 我送茶一盏，我有时停下笔来拉她小坐，她总是把我推开，说，‘别闹，别
闹，喝完茶赶快继续工作’。然后她就抽身跑了。我隔着窗子看她的背影。 我的翻译工作进行顺利，晚上她常问我这一天写了多少字，我若是告诉她写
了三千多字，她就一声不响的翘起她的大拇指。我译的稿子她不要看，但是
她愿意知道我译的是些什么东西。” 良好的环境，贤惠的内助，大大激发起梁实秋的创造欲望和激情。这是
他一生中莎剧翻译最顺利也最有成效的时期。可以说，正是这一时期的勤奋 工作，使得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这一宏伟事业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北大校园内，除了过去的老朋友们外，梁实秋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其中有曾有一面之雅的周作人，也有未谋一面的朱光潜、梁遇春等。同青岛
时期“酒中八仙”的豪情胜慨不一样，梁实秋与北大旧雨新知的交游主要集 中于探讨学理上。切磋艺文，以学会友，是梁实秋在北京大学最主要的活动 特点。
与周作人，梁实秋在清华学校读书时，曾因对新诗创作持不同观点进行 过争论。现在，他们成了同事，并且进一步成为文友。从周作人寄给梁实秋
的如下两封信里，可以看出他们的兴趣主要在于谈艺论文：
承寄示《周刊》，谢谢！公超论文久已闻知，今始得读为快。令写文章， 殊为惶愧，近来愈写愈沉闷，自知万拿不出去给青年看，只因重速遵命，胡
乱写了一篇寄呈（仍请费心留稿），此乞鉴原。
今天胡乱写了一篇小文，没有什么意思，此外却又写不出，姑且寄呈聊 以塞责。
但从周作人此时期另外一封信看，他们之间的交游似乎又不局限于谈艺 论文：
近来大有闲，却也不知怎的又甚忙，所以至今未能写出文章，甚歉。看 看这“非常时”的四周空气，深感到无话可说，因为这（我的话或文章）是
如此的不合宜的。日前曾想写一篇关于《求己录》的小文，但假如写出来了， 恐怕看了赞成的只有一个——《求己录》的著者陶葆廉吧？等写出来可以用
的文章时，即当送奉，匆匆不尽。
人所共知，周作人一向是自我封闭极其严密的，但在这封信里，却分明 流露出某种不欲明言的隐衷。
聪明的梁实秋，立即感受到了这一点。《求己录》的作者陶葆廉，是清 两广总督陶模的儿子，恃才傲物，“不合时宜”，与陈三立、谭嗣同、沈雁
潭合称“四公子”。梁实秋认为，“冷漠孤傲”的周作人独于《求己录》感 慨遥深，其用意显然是“想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后来，梁实秋根
据自己的观察和了解，把对周作人的认识综合为一句话：“他不是一个热中 仕进的人，也异于鲁迅之偏激孤愤。不过他表面上淡泊，内心里却是冷峭。”
而考察这种“冷峭”性格的形成，他认为，同鲁迅的“偏激孤愤”一样，都 是幼小时候家庭迭遭变故，甚至不得不逃避于亲戚家在“白眼中讨生活”的
经历所致。由此，梁实秋进一步探讨周作人后来“落水”的原因，说了这样 几句话：“鲁迅心头烙痕也正是周作人先生的心头烙痕，再加上抗战开始后
北平爱国志士那一次的枪击，作人先生无法按捺他的激愤，遂失足成千古恨 了。”
梁实秋的这些话，不可谓非知人之言。外在表现“冷峭”者，内在的精 神世界往往是“激愤”的。
北大同人中，另一个对梁实秋产主了影响的人物是美学家朱光潜。说是
“影响”对说明他们的关系或许不太确切，因为梁实秋并不赞成朱光潜的美 学观点，两人为此还曾一度产生过争论。
1937 年 1 月 1 日，梁实秋在《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一号上发表了一 篇题为《文学的美》的文章。”这表明，梁实秋已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
美学领域。文章引起了朱光潜的注意，于二月二十二日在梁实秋主编的《北 平晨报·文艺》上刊出《与梁实秋先生论文学的美》一文，对梁实秋的文章
表示异议。三天后，梁实秋又发表《再论“文学的美”答朱光潜先生》，依
然坚持自己的美学观点，对朱光潜的一些论著颇有微词。 梁实秋的美学思想归纳起来只有一点，那就是他十分强调“文学与人生
密不可分，因此思想和情感是文学的主要内容，纯粹地追求视觉和听觉的美 感只能将文学导入歧途，音乐美和图画美在文学中永远只能充当一个点缀，
而不能成为主角。”由此出发，他极不赞成朱光潜主要从克罗齐学说出发谈 美的做法，尤其不同意克罗齐的“直感说”与“表现论”。后来，他曾系统
的阐述自己的美学观点道：
我也不相信根据美学原理解释文学的那种说法。二十五年我在北大教 书，和朱光潜先生同事，朱先生的学问道德都是我所佩服的，只是他对文学
的看法我未能苟同。他所写的《文艺心理学》、《谈美》等，是采取近代美 学家克罗齐的观点。克罗齐是继承康德、席勒、黑格尔、尼采等一班唯心主
义者的哲学家，他认为艺术是直觉，美既不能在物质的媒介物（如颜色声音 文字之类）里去寻求，更不能与实际生活（尤其是道德问题）发生关系。我
以为文学里有美，但不太重要，因为文学以文字为媒介，而文学本身并没有 太多的音乐的美与图画的美。克罗齐曾说艺术即是表现，我要追问一下表现
什么。文学里所表现的东西才是文学的重要之所在。应该说，梁实秋与朱光 潜不同美学思想的争论，堪称三十年代文坛上各种各样论争的一个典范。他
们都是严肃的学者，所欲辨明者理，所着眼者事实，往复辨难是严肃认真、 一丝不苟的，但决不伤及对方的感情。分歧是学术观点的分歧，争论严格地
限定在学理范倒内进行。他们争论的结果，虽然在学术上彼此都不能使对方 折服，但个人私交毫未受到影响。
梁实秋垂暮之年，回顾平生，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自己年轻时喜欢“谈” 政治。他讲了一番大道理：“个人之事曰伦理，众人之事曰政治。人处群中、
焉能不问政治？故人为政治动物。不过政治与做官不同，政治是学问，做官 是职业。对于政治，我有兴趣，喜欢议论。我向往民主，可是不喜欢群众暴
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欢专制独裁；我酷爱自由，可是不喜欢违法乱己。 至于做官，自惭不是那种材料。要我为官，大概用不了一年，我会急死，我
会闷死，我会气死。所以我虽不能忘情政治，也只是偶然写写文章，撰些社 论而已”。
梁实秋的这番自白，再恰切不过地表现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本 色。所谓自由，决不是放弃责任和义务，自外于社会和人群；而是时时警惕
不要陷入到“官”、“党”、“派”的罗网中，始终保持住个人自由思想、 自由批评、自由议论的权利。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间，梁实秋在北京“谈”政治的热情，几乎与他 谈学术的热情一样高涨。
还在 1935 年 11 月，他一手创办了一份周刊，名为《自由评论》。创刊 号的《编者后记》中，揭示了梁实秋的办刊宗旨：
“本刊没有照例的‘发刊辞’，因为‘自由评论’四个字本身就是一个 明白的解释。本刊同人并没有任何全体一致的意见，不过我们都是爱自由的
人，对于思想言论的自由我们是绝对拥护的。”
这帮“爱自由的人”说到做到。编入创刊号的文章如张东荪的《结束训 政与开放党禁》、罗隆基的《我们要什么样的宪攻？》等等，就都“对国民
党的现行政策作了或激烈或温和的批评。”
梁实秋本人在这一期上发表的《算旧帐与开新帐》一文，总体基调是属
于“激烈”类型的。他直言不讳地说：“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 分子感觉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对于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谛干涉，且其设计之
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文章大力呼吁 政府当局开放党禁，还政于民，实行法冶。后人评论梁实秋的这篇文章说：
“虽然他的理想仍是建设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但对国民党的批评却是切 中要弊的。”
调子更尖锐而又同样“切中要弊”的，还有梁实秋在二十七期上发表的 一篇《我们要公道！》。文气慷慨激昂，作者剀切陈词道：一切革命或变乱，
大抵都由社会腐败所致，“从历史上看，没有一次革命与变乱没有它的政治 或经济的背景，绝非仅仅是‘好乱成性’的少数人所能煽惑掀动的。”文章
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上最不公道的是一党专政”，“经济上不公道的情 形则是更明显的。少数资本家以及官僚（官僚资本家是中国的特产！）过着
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大多数民众过的却是非人的生活，贫富悬殊，实在太不 公道。”
内忧如此，而外患又复日趋 危。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华意向已是昭然若揭，但国民党政府当局文恬武嬉、举措失当。“自由主
义者”的梁实秋激于爱国大义，著文痛斥说：“假如一个政府对外只知道在 睦邻的美名之下屈服，而对内则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义下实行统治，我敢断
言这个政府是不会长久的。”比起此前的文章，这篇文章的言词不仅还是那 么尖锐激切，而且读来尤觉沉痛。
谁说空言无补？梁实秋的这些文章在当时就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据 说，“北平当局曾派熟人进行游说，企图用金钱封住他的笔。”但为梁实秋
“断然拒绝了”。 从以上的事实，人们难道不是还会从梁实秋身上发现“自由主义知识分
子”们的另一个方面，而且还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吗？
二、漂泊万里行
1937 年，愈益逼近的民族灾难把中华民族推向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六月份，国民党政府为表示其抗日救亡的诚意，在树木蓊郁的庐山牯拎
召开了一次有二百多名各界社会名流参加的会议。梁实秋也收到了由蒋介石 和汪精卫联合签名的会议请柬。二十三日，他心情沉重地如期参加了会议。
就在会议进行期间，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形势严峻， 与会代表更加情绪激昂，誓死抗敌的信念激荡起每个人的满腔热血。主持会
议的蒋介石慷慨陈词道：“如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 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
应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城失陷。面对江山易帜， 梁实秋痛哭失声。他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
是亡国奴的烧饼。”这句话象刀刻一般，从此永远留在了梁文茜的心中。 北京陷落后，梁实秋个人也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一天，北大的一位同
事张忠绂到梁家匆匆走告：“有熟人在侦辑队里，据称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单 中。走为上策。”
为了躲避日宠通缉，同时也是为了为抗战效力。闻讯的第二天，梁实秋 约集张忠绂、叶公超等朋友踏上了逃难的路程。离家前夕，梁实秋写了一份
遗嘱。念及前程渺茫，莫测吉凶，他不由百感交集，说：“戎火连天，割离 父母妻子远走高飞，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这时候我联想到‘出家’真非易
事，确是将相所不能为。然而我毕竟这样做了。”梁文茜从一个“不太懂事” 的孩子的角度记述的这次生离死别情形，则别有一番意味：“七七事变，芦
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开始，爸爸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一介书生竟 想投笔从戎。深夜和妈妈长谈计议，如何安排好我们三个孩子的生活，爸爸
打算到后方参加抗日工作，我记得那是一个不眠之夜，我缩在被窝里，偷偷 听爸爸和妈妈说话，那时我将十岁，不太懂事，但看他们那副严肃的神情和
低声滔滔不绝的商量事情，我心里也预感将要有什么大事发生。是的，果然 不久爸爸就一个人毅然决然地走了。妈妈没有哭，但很紧张，我问妈妈：‘爸
爸干吗去？’妈妈小声告诉我说‘打日本’。”
梁实秋出逃的第一站是天津。抵津后，他暂寓在任《益世报》总编辑的 罗隆基家中。他们关心时局，更时刻关注着战场上的情况变化。梁实秋日后
回忆两个“书呆子”在那些日子里的表现说：“努生（按即罗隆基）有一幅 详细的大地图，他用大头针和纸片制作好多面小旗，白的代表日寇，红的代
表我军，我们每天晚上一面听无线电广播，一面按照当时战况将红旗白旗插 在地图上面。令人丧气的是津浦线上白旗咄咄逼人，红旗步步后退。我们紧
张极了，干着急。”
更糟糕的是，《益世报》总经理生保堂先生不久在赴义租界途中遇害。 这表明，连天津租界也成了危险地带。于是，梁实秋与罗隆基只好相偕乘船
到青岛，再由济南中转去南京。在济南车站上，梁实秋遇见了他从前的一个 女学生，两人间的一番对话，活画出处于乱离时代的人们的惶剧情态：
“老师到哪里去？”
“到南京去。”
“去做什么？”
“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师母呢？”
“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 虽然是一段小小的插曲，但梁实秋却独对之记忆深刻，历久弥新。他并
且记得那个学生说了那些话后，还跑出站买了一瓶白兰地，一罐饼干送给他。 梁实秋极简练地记下了当时的感受：“汽笛一声，挥手而别，我们都滴下了 泪。”
辗转抵达南京后，情况不象梁实秋预期的那样。他的总体印象是：经过 敌机的几次轰炸后，“各方面的情形很乱。”他和罗隆基都油然产生出“报
国有心投效无门之感。”通过仔细探询，才从别人口中得知，要到“中研院” 的一个招待所，才有可能找到要见的人。
他们两人辛辛苦苦赶到那个招待所时，一幕滑稽可笑的场面正好被他们 碰上：“努生和我去到那里，屋里挤满了人，忽警报之声大作，大家面面相
觑，要躲也无处躲，我记得傅孟真（按即傅斯年）先生独自搬了一把椅子放 在东楼梯底下，面色凝重的坐在那里??”。
在南京周旋了两天，终于有了结果。梁实秋接到的命令是要他“急速离 开南京，在长沙待命。”教育部还发给他二百元钱旅费与“岳阳丸”头等船 票一张。
由南京出发，三天之后，舟泊岳阳城下。大江日夜奔流，洞庭湖水烟波 浩渺，岳阳楼巍然高耸。在这江山人文胜境，梁实秋不禁感慨万端。他想到
了一千多年前那位一辈子穷愁潦倒的诗圣的遭遇——
大历三年，杜甫由四川买舟东下，曾在岳阳城暂住。老迈的诗人虽饱受 丧乱之苦，而报效国家的一腔忠忱未曾稍息。他登临岳阳楼，泛舟洞庭洞，
顾念漂泊一生，历尽艰辛，直到暮年，依然是宇内胡尘万丈，有家难归，不 由悲从中来，泣涕太息，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诗《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旷代诗人少怀大志，但彷徨一生落魄潦倒，甚到连个安身立命之处都没 有，在《陪裴使君登岳阳楼》一诗里，他抒发内心深处的隐衷道：
湖阔兼云雾，楼孤属晚晴。 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 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 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
古代论诗者谓此诗“落句深有意于裴，言已不异屈原之放逐，渔父倘肯 见问，岂敢违之而更南征乎。”短短两句，写尽了诗人的凄苦遭遇和无限悲 哀。
但此时此际，梁实秋更感兴趣的不是老杜的以上两首名诗，而是名气或 许不及上两首但情致却倍加沉郁顿挫、苍劲悲凉的《泊岳阳城下》：
江国逾千里，山城近百层， 岸风翻夕浪，舟雪洒寒灯。 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 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鹍鹏。
古人早注意到此诗中“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两句，以 为是老杜“盖 因舟行向南，有激于鹍鹏之变化而云然耳。”梁实秋于老杜咏岳阳诸作中独
钟情于这一首，想来也是因为此际他胸中正勃涌着一腔报国壮志，故而虽孑 然一身万里漂零，但仍象杜甫一样以“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鹍鹏”暗自朗许。
抚今思昔，他一再感叹“乱世羁旅，千古同嗟，”恐怕也主要是这个意思， 而不光是为四顾苍茫漂泊无依而惄然自伤吧！
顺利到达长沙后，梁实秋与叶公超等北京友人暂时下榻于青年会。人数 渐增后，他们在韭菜园赁屋作北大办事处，梁实秋也移居其中。
抗战初期的混乱情形是令人吃惊的。梁实秋等奉命来到长沙，住了一个 多月，却一直没有人过问。他们徘徊留连于岳麓山下，桔子洲头，身在南国，
魂系故都，不由悲伤地吟哦起“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诗句。 天涯羁旅，满目狼烟，何时才能高唱着“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歌子归返故乡妮？他们人人心里都充 满了无以言说的惆怅与凄楚。
大概是实在耐不住思乡之苦吧，几个来自北京的大学教授集合在一起， 商议了一下，决定由大家筹措旅费，推举一个人北上接取数家的眷属。最后，
这个任务落在了梁实秋身上。
这是一次艰难的旅程。 梁实秋日后记述这次旅程，犹心有余悸：“我衔着使命，间道抵达青岛，
搭顺天轮赴津，不幸到烟台时船上发现虎烈拉，船泊大沽口外，日军不许进 口，每日检疫一次，海上拘禁二十余日，食少衣单，狼狈不堪。登岸后投宿
皇宫饭店，立即通电话给季淑，翌日她携带一包袱冬衣到津与我相会。乱离 重逢，相拥而泣。”
然而，梁寒秋此行并没有达到他和朋友们的目的。看来，他们的头脑还 是太简单了。在那烽火连天的年月里，一个人拖带着老小数十口人，”真是
谈何容易！就连他自己的眷属，由于“季淑与其老母相依为命，不可能弃置 不顾”，也没能一起逃离北京。
梁实秋这次在家一共住了几个月，在一片惨淡的气氛中，和家人一块度 过了 1938 年的春节。春初，由民社党主席张君劢推荐，他被膺选为国民党参
政会的参议员。
国民参政会是由各社会团体、各界名流组成的一个督理咨询机构，主旨 是协同政府促进抗日，虽无实权，但却是“战时全国团结一致对外的象征。”
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秦邦宪、陈绍禹等都 是其中的成员。议长最早是汪精卫，汪投敌叛国后由蒋介石继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