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资斧，仅凭了梁实秋和另外两人的一纸书信，就取得了胡适自立的这笔 专款。在这类看上去很琐屑的小事上，梁实秋认为能够体现出一个人最大的
“道德”。 在“日记的故事”里，梁实秋也体味出了胡适的过人之处。那是一次他
同徐志摩等人去看望胡适，适值正在会客。胡太太把他们领到了楼上书房内， 等待期间，徐志摩在书架前随意翻览时，忽然大叫一声：“快来看，我发现
了胡大哥的日记！”他们几个人又惊又喜，正看得得意之际，胡适上了楼， 笑着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的说了一番梁实秋认为很有
深意的话：“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 赠，当然是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表。”
讲学问，梁实秋并不以为胡适的头脑就比别人特别聪明，才学在现代学 人中也不算最顶尖，但他衷心景仰胡适一贯坚持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的精
神。他说：“一个人在一生中有限的岁月里，能做的事究竟不多。真富有创 造性或革命性的大事，除了领导者本身才学经验之外，还有时代环境的影响，
交相激荡，乃能触机而发，震烁古今。少数人登高一呼，多数人闻风景从?? 开风气的事，一生能做几次？”从这个观点出发看胡适，新文化运动时代他
提倡白话文、新文学革命，新月社时代提倡思想自由和人权运动，在梁实秋 看来，都是足以传之千秋的不朽功业。
对胡适做学问的具体方式，梁实秋本有不同看法。当年，胡适花费了极 大精力研究《水经注》，有一回还很得意的打开他的书橱让梁实秋参观，指
点着数十个硬纸夹说这是赵一清的说法，那是全祖望的说法，最后的是我个 人的说法等等。梁实秋貌虽恭谨，但实际上一点也听不进去，最后实在忍不
住说：”先生青年时写《庐山游记》，考证一个和尚的墓碑，写了八千多字， 登在《新月》上，还另印成一个小册，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评，他说先生
近于玩物丧志，如今这样的研究《水经注》，是否值得？”“不然”，胡适 正色回答道，“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
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辨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 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作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一席话说得梁实秋肃然
起敬，不由再一次想起了胡适那幅著名对联：大胆的假设，小心的考证；认 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梁实秋佩服胡适，佩服的是他把做学问和做人很好
地谐调到了一起。
照梁实秋看来，胡适是可敬的，同时又是可爱的。他一点也不是那种呆 滞迂腐的冬烘先生，不仅温和、严正，而且活泼、纯洁、富有朝气，甚至保
持了一幅炽热天真的赤子心肠。他不虚假、不矫饰、不做作，对人热诚、直 率。梁实秋记录了他的一则趣事：“有一次他的朋友结婚，请他证婚，这是
他最喜欢做的事，筵席只预备了两桌，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
而壶罄。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 TemperanceLeague（节酒会）的会员。胡先生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
他说：‘不干新郎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高兴，要再喝几杯。赶 快拿酒来。’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另有一次，新月社的几个朋友在
胡适家里聚餐，忽然徐志摩风风火火地冲进来，怀里抱着一本厚厚的精装书， 原来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德文“色情书”。正在大家争相传观时，胡适忽作惊
人之语：“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 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
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此语一出， 大家慢慢回味一番，不禁个个“为之粲然”。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 难，见得思义。”综评胡适其人，梁实秋以为中国的这套古语是最恰切不过 的。
四、新月社的首席批评家
在后期新月社内，梁实秋是以首席文艺批评家的姿态出现的。他简直成 了“理性”精神的化身，青年时代的一切浪漫与激情，似乎在他身上全都荡
然无存。他放弃了曾一度酷爱过的诗歌创作，也不再写小说，凡具有抒情倾 向的东西，他现在一概弃之：蔑如，只是专注于以理性的解剖刀去剖析、分
解、整合，以做一：个高明的文艺批评家为满足。
看一看他这一时期的“成果”，确实也很惊人。在新月书店，他连续出 版了《浪漫的与古典的》和《文学的纪律》两本文艺批评专著；在《新月》
月刊发表的数十篇文艺专论，后来亦辑为《偏见集》出版；鼓吹人权、提倡 思想自由的许多文字，则由胡适编成《人权论集》出版。
不管梁实秋的这些著作在许多人看来存有多么严重的问题，与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相距多么遥远，但有一点总得承认：梁实秋是一位文艺批评大家。
我们尽可对他论著中的某些思想观点提出批评意见，但如真能贯彻实事求是 思想作风的话，我们就须肯定，他的这些论著在反映出一个训练有素、有良
好理论素养和人格涵养、有良好艺术鉴赏能力的人的艺术思维具有极大的合 理性、独创性和系统性。至少，这些论著坚持了从文艺本身出发谈文艺、从
创作规律出发谈创作的原则，坚持了一种在我们看来在当时并不多见因而弥 足珍贵的良好文风。
之所以说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具有系统性，在于他攫住了一个 明确的思想支点。正是由于确立了这个“支点”，他的其它许多理论主
张才赖以成立。这个“支点”不是别的，正是引起了文艺界复杂纠纷并且直 到现在还在热烈争论的“人性论”。
人性，堪称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古老的命题之一，中外古今的许多优秀哲 学家都曾对这个命题进行过深入而严肃的思考。把人性的概念引入文学范
畴，深入地观察、分析其在文学创作这种独特精神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观 察分析其同其它观念的相互关系，应该说，不仅是可以允许的，而且也是十
分必要的。在我们看来，只要是真正的思想探求，对于丰富和深化人类的思 维活动，进而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地发展和进步即是有益的。
今天看来，梁实秋建立于“人性论”基础上的文艺思想体系，同许多严 肃的文艺家们一样，有其独特的成就，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局限与不足。这些
都不是我们要说的。我们在这里只想着重强调一点：作为精神上的探险活动， 梁实秋三十年代以“人性论”为核心所进行的文艺批评，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不加任何虚饰和歪曲的引证梁实秋关于人性论的一些具体主张，对于擦
亮人们的眼睛，以对问题作出公正、合理的判断，可能是有益的。 关于文艺的起源，迄今为止的学说可谓多种多样。梁实秋是主张“模仿
说”的。也就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梁实秋把“人性论”引进了文艺领域：“诗 是人类活动的模仿。诗是以人为中心的，因为宇宙即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
性的表现不在其静止的状态里，而在其活动的状态里。人有动作，所以人才 有品格。诗要模仿人性，所以不能不模仿人类的动作。所谓动作者，可以是
物质的实体的动作，然亦可以是精神的心灵的动作。”
人有“品格”，用理论语言来表述，即人有“人性”，于是，梁实秋找 到了文艺所据以产主的起点：“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
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不同的地
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 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
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 他们都有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共同的“人性”？阶级隶属不同的人之间，是否也有 相通之处？我们过去回答说没有，而梁实秋的回答是；“有。”他认为人性
之所以为人性，就在于他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因之，人性也就成为文学中 的恒久描写对象：“人生是变动：的，但人生亦有其不变动者在，这一点不
变动的便是亚里士多德所谓之‘普遍性’，‘永久性’，亦即‘真’，亦即
“理想”。诗人所模仿的也就是这普遍的永久的真的理想的人生与自然。” 自从获得这个发现之后，梁实秋一直充满了自信。翻开他本时期的论著，
使用频率最高的便是“人性”二字了。他喋喋不休地到处说教：
“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不变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 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
“文学家不接受任谁的命令，除了他自己的内心的命令：文学家没有任 何使命，除了他自己内心对于真善美的要求使命。
“文学所要求的只是真实，忠于人性。 这个现象是耐人寻味的。
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以来，周作人第一个喊出了“人的文学”口号， 犹如石破天惊的一声，震动了当时整个思想文化界。十年以后，梁实秋又一
次把“人性”鲜明地写到了文学的旗帜上，提出把人性作为一切文学创作的 出发点和最后归宿。由于时势各异，周作人“人的文学”和梁实秋的“人性
论”中所包含的内涵可能不尽一致，但他们在一个基本问题上是共同的，即 全把目光一致投向了天地间那个最神圣、也最神秘的字眼：人！
比起周作人，梁实秋的思想在人与人性的命题上停驻得更为长久（事实 上，此后梁实秋终生都坚持了人性论的文学观点），因而，就有可能对这个
问题作更为深入透彻的理论探索，新月时期，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主张值得 我们注意。
一、他十分强调文学的“严重性”。所谓“严重性”，用不够确切的另 一个词来代替的活，就是“严肃性”，也即是说文学作品必须寓有丰富深刻
的“意义”。为什么会这样呢？梁实秋的解释是“有思想做中心的作品，才 是有骨头的有筋络的作品，才能动人。”
但是梁实秋所谓的“思想”，决非说教，而是对复杂奥妙人生的深入挖 掘与剖析：“文学的目的是在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的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
定之人性。”他特别神往于文学家在进入创作过程时的那种神圣感、使命感 和悲壮感，认为“文学家之从事于创作是由于内心的要求，并且自己知道是
别人写不出的，只有自己才能写，才能写得好，有这样的要求与把握，然后 才配称为创作。我们读伟大的文学，也该存着同等程度的虔诚，因为我们将
要在文学里认识人生，领悟人生。”创作者要以深刻地反映人生为务，阅读 者从作品中也应尽力去体悟人生，要“整个的心要钻进作品里面去，才能尝
到这作品的美妙。”
因而，有两种创作倾向是梁实秋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一是“游戏说”， 二是“工具说”。对前者，他以为那实际等于“把文学的标准定在群众的胃
口”，是“对文学缺乏严重性”的表现。对后者，他尤其持强烈否定态度。
在他看来，把“文学当作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实际上是张 扬了“集团的观念”，而扼制了“个人的情绪”，结果同样远远违背了“文
学是属于全人类”的根本宗旨。
“文学是男性的，强健的；不是女性的，轻柔的。”在分析了文学的“严 重性”的种种之后，梁实秋将之一句话归总，作了这样一个高度的概括。
二、文学既是“严重”的，不必说，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力量”必定会 被非常重视。那么，怎样才能尽其可能地使作品具有更大的力量呢？梁实秋
说：“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 正是由此出发，梁实秋又提出了文学的“节制说”。在梁实秋所有的文学主
张中，这大概是最为复杂也最易产生歧议的一项了。
看来，他确实是太过份地迷恋于自璧德的“新古典主义”了，真诚地把 理性和节制奉为创作的圭泉。他所用于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标准的，总是
“相当的分寸”“常态的人生”“健康”“尊严”“合度”一类不能不令人 产主疑惑的概念。何谓节制？他的回答很干脆：“就是以理性（Reason）驾
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他以为“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忱，而 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一种舒适的感觉。”如同第一流
的雄辩家，在演讲过程中，必要“用各种艺术的技能使听者为之动容，为之 情感兴奋”，但到了结尾的地方，“必须慎重的把紧张的空气弛松下来，使
听者复归于心平气和之境。”照梁实秋的说法，这就是合乎“法度”。
这样，疑问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人所共知，人性的复杂正不亚于我们身 外的大宇宙，既是不可穷尽的，又是不会被彻底认知的，要把全面反映如此
复杂人性为追求的文学，纳入到那么一种单一、规整的“法度”之中，难道 是可能的吗？合理的吗？这是其一。其二，人性有复杂性，同时又具有完整
性，至少，感情该是构成人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梁实秋倡扬文学的“节制 说”，不能不极力推崇“理性”，而排斥贬抑“感情”，甚至于说“以理性
与情感比较而言，就是以健康与病态比较而言。”这又是合理的吗？
由此可以看出，梁实秋在这里确实犯了过分“贵族化”的错误。但这个 错误的根源决不在他的“人性论”，恰恰相反，是他由于在执着于某一方面
的追求时不知不觉偏离了人性论的方向所致。
三、梁实秋的审美水平是相当高的。很有意思的是，他考察文学的“形 式”之美时，也很讲究“纪律”“法度”，但由于“形式”不同于“精神”，
只有优劣，没有正误，故而，梁实秋在文学“形式”上的见解还是有特殊贡 献的。
“能有守纪律的精神，文学的形式方面也自然的有相当的顾虑。”这是 梁实秋谈文学“形式”的出发点。也是颇为精彩的一个论断，——他这句话
后面还有一句是“有纪律的形式，正是守纪律的精神之最具体的表现。”但 说法是否成立就得另说了。这里，文学毕竟不同于数学，定理和逆定理同时 都是真理。
有了这个出发点，梁实秋很容易的推导出一个很有美学价值的关于“形 式”的结论：什么是形式？“文学的形式是说文学的内质表示出来有没有一
个范围的意思。”他又说：形式的“意义乃在于使文学的思想，挟着强烈的 情感丰富的想象，使其注入一个严谨的模型，使其成为一有生机的整体。”
梁实秋在这个问题上的头脑是相当明晰的。他深以为由“形式”这种内 在性质所规定，创作者尽力追求的应是“单一，是在免除枝节，是在完整，
是在免除冗繁。”他借用了《红楼梦》中黛玉教香菱学诗的一段话，说明形 式是“自由的”，不固定的，只要辞能达意即为好形式：“词句究竟还是末
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 以词害意??。”“形式”应该随“意趣”的需要，随时创造，“象是一只
新鞋，初穿上去难免有一点拘束，日久也就适舒。”
这又表现出梁实秋是一个真懂文学的高明者。
五、鲁、梁之争
发生在二十年代未的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大的 历史公案之一。这场论争，涉及范围广，影响深远，其间的是是非非又扑朔
迷离，复杂难辨，所以一向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
历史有时喜欢同人类开玩笑，来检验人类社会的文明是否真的象人们自 己自诩的那样，有那么光辉夺目。它往往以一个看上去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
故，位一代以至几代人丢脸，看上去就象那一时期的人们全都没有睁开过眼 睛，连最清楚不过的基本事实都看不到，从而使人们蒙受屈辱。
轰动一时的鲁、梁之争，两家的文字俱在，证据齐全，应该说，本来不 算多么复杂的大问题。把其中的起讫脉络整理清楚，明白了两个人之间曾有
过那么一段纠葛，也就完了。然而，有一个时期，我们好象整体性地头脑运 作逸出常规之外，开始了对这桩小事无休无止的聚讼、演绎，从一字一句间
挖掘微言大义。其结果，事情不是愈搞愈明白，相反，而是愈来愈被蒙上更 多的迷雾，最后终于搞得面目全非。
假如我们能够断然抛弃过去被我们反复使用并被证明完全错误但现在仍 爱不忍释的那种思维方式，那么，就可以说，尽管物换星移，时间已过去六
十多年，论争的主要两个对手都已作古，要想把事情整理清楚，还是不太困 难的。
无可怀疑，鲁迅与梁实秋的分歧，是一种思想的分歧，因而是一种深刻 的分歧。鲁迅，作为近现代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对中国的历史与现状
有着最清醒、最深刻的洞察。他同时是一个热烈的战士，强烈的历史使命意 识使得他的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的亢奋状态中。在中国社会向着现代化方向的
艰难行进中，他投入得最彻底，也最真诚。而梁实秋，远不象鲁迅那样执着 于中国社会的改革事业，他满足于自身的卓越教养，也满足于一种正常合度
的行为方式。他善良、正直、有高尚的人格，但他“贵族化”的精神追求， 使他生怕迸溅上一星变革战场上的血污。因而，他宁可远远离开社会关系的
中心漩涡，做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他认为值得献身的事业中发挥才智， 过一种正常、合理的生活。但谁若因此而以为梁实秋这样的人是阻碍历史发
展的反动力量，又是极大的错误。因为归根结底，就思想观念深处来说，他 们都是当之无愧的新型知识分子。无论怎么说，比起那些毫无特操，只会见
风转舵随波逐流的芸芸者流，比起那些毫无“人性”，失去正常行为准则， 以摧残折磨别人为乐的人，比起借尸还魂的封建思想观念、封建的行为方式
来，梁实秋们显然都处于一个性质根本有别的思想水平上。
弄清楚了这种关系，也就容易弄清楚鲁迅与梁实秋头一个回合交手的性 质了。
那是梁实秋从美国回来之后不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他发表了一 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1927 年 11 月，《复旦旬刊》创刊，编
者向他约稿，他把这篇文章又拿来重新发表了一次。文中，梁实秋再次把伟 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
论。其时，恰值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于景云里。景仰卢梭的鲁迅 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
胃口》的杂文，发表在翌年的《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 幕。
问题是，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 的问题，相隔仅两天，他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文，一个多月后，
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实事求是 的说，这就不仅显得多余，而且有些过分。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不能不
接受这一严重的挑战。应该说，对文坛前辈鲁迅，他过去一直是很敬重的。 而现在，他不得不拿起笔来应战了，尽管他十二分的不情愿。
毫无疑问，如单就卢梭问题看，鲁迅是正确的。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生 命，还是对人类思想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伟大的卢梭都是永远值得后人景仰
的。梁实秋出于一己的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斥责卢梭，终致引起鲁 迅的愤慨，正是理有固然。鲁迅说：“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
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显 然，鲁迅不仅钦佩卢梭，而且表现出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深厚同情。对比之下，
梁实秋把卢梭说得一无是处，显而易见的是难以让人首肯的偏见。
但是，使梁实秋隐隐感到不安并且很不服气的，是鲁迅进行争论时的“态 度”。确实，在上列三篇杂文里，鲁迅的文笔是有些不大客气，其中“对人”
而不是“对事”的“刺”的确过多了些，象“梁实秋教授”“上海的教授”
“美国开演《玉堂春》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决非卢梭所及”一类语言，确 乎会使人感到极大的不舒服。
因此，梁实秋在回敬鲁迅时，不可避免地也带上了意气用事的成份。不 过，我们须得承认，梁实秋的眼力和文笔真也不凡。老辣如鲁迅，似乎也悚
然而惊，予以了高度重视。
梁实秋反击鲁迅时所抓到的问题，正是鲁迅先生相当敏感的一个问题。 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
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 的不满：这一副药太冷，那一副药太热，这一副药太猛，那一副药太慢。把
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象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 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多年以来，鲁迅在文坛上以一支笔横扫千军，所向披靡，一直慨叹碰不 上一个象样的对手，常常为“水战火战，日战夜战敌手都消灭了”而感到孤
寂无聊。现在，凭借直感，他明自终于碰上了一个理想的“敌手”。如同看 到了红布衫的斗牛一般，先生的情绪立即亢奋起来。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
写出了一大批火药味更浓的文章，象集束手榴弹般朝对方掷了过去。
这里面有专门针对梁实秋“不满于现状”之说的。象——
“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 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
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
“梁实秋先生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赞成‘不满于现状’了， 但他以为‘现在有知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
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 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
有针对梁实秋确实存在的精神“贵族化”倾向的，象——
“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 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
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的满足。”
也有并不针对什么具体问题，只是行文中兴之所至顺便捎带上的。譬如，
1928 年 5 月 22 日鲁迅北上省亲时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所作的题为“现今的 新文学的概观”的讲演中，在对文坛进行“全景扫瞄”式的鸟瞰中，即以漫
不经心似的方式把包括梁实秋在内的“新月派”大大挖苦了一下。鲁迅的原 话是：“在文学界也一样，我们知道得太不多，而帮助我们知识的材料也太
少。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一 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
使得鲁迅与梁实秋的矛盾更为深化、几乎具有了对抗性质的另一个分 歧，是由对翻译的不同看法产生的。
为了丰富中国文字的表现能力，进一步与世界文化认同，同时，也是为 了尽量保持原来文字的面貌，鲁迅从在日本留学时代开始，就坚定不移地坚
持了一种他称之为“直译”的翻译原则。但梁实秋从读者接受立场出发，则 认为翻译的第一要着应该是“看得懂”。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
中，他一方面肯定“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感的文笔是何等的简炼流利，没有 人能说鲁迅先生的文笔不济”，另一方面对鲁迅的翻译则予以尖锐的批评：
“曲译诚然要不得，因为对于原文太不忠实，把精华译成了糟粕，但是一部 书断断不会从头至尾的完全曲译，一页上就是发现几处曲译的地方，究竟还
有没有曲译的地方；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死译就不同
了：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况且犯曲 译的毛病的同时决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
所以我以为，曲译固然是我们深恶痛绝的，然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
又是“硬译”，又是“死译”，可以肯定，梁实秋这种毫不留情的冒犯， 一定大大伤害了鲁迅先生的感情，因而，他在予以回击时，也表现出更大的
愤怒。他不仅奋笔写出了那篇题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力作， 围绕翻译问题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一贯主张，是鲁迅杂文中理论色彩很
浓的少见作品；而且，这以后，只要抓住机会，他也准会努力把文章做得很 透很足。有时，为了加强文章的力量，他甚至不惜冒“人身攻击”之嫌。譬
如，他在一篇文章里就这样说过：“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死命攻击‘硬译， 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
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字里行间，切齿之声可闻。直到 1935 年， 早已经事过境迁，鲁迅先生犹耿耿于怀，在《非有复译不可》一文里旧话重
提说：“可怜得很??译了一点文学理论到中国来，但‘批评家’幽默家之 流又出现了，说是‘硬译’，‘死译’，好象看地图??于是乎翻译的脸上
就被他们画上了一条粉。”
如果论争被严格地限定在以上的范围，那么，双方虽然都动了肝火，使 论战意气用事的色彩不免过浓了些，但总的说来，论战还是文艺家在文艺范
畴之内进行的，前者属于个人间事，后者则更象是纯学术之争。但是，由于 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背景下展
开的，随着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 变。最后，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从而变得愈加
复杂难辨。作为个人，鲁迅与梁实秋相互的感情也都受到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使得矛盾更加激化的，是关于文学阶级性的争论。梁实秋从人性论出发，
认定“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而一切外在的社会运动“如革命运
动复辟运动都不能藉用做量衡文学的标准”。对于当时创造社、太阳社等一 班左翼作家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从一开始，他便持强烈的怀
疑态度。一方面，他承认“含有革命思想的文学是文学，因为它本身是文学， 它宣示了一个时期中的苦恼与情思”，但是，另一方面，他更为强调“文学
家的创造并不受着什么外在的拘束，文学家的心目当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 观念，更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文学家永远不失掉他的独立。”
也就是说，他所强调的，仍然是他一贯坚持的知识分子相对于整个社会关系 的独立地位。所以，在如何认识文学的社会效能问题上，他便和左翼作家、
同时也和鲁迅产生了严重的对立。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鲁迅与左翼 作家是极为重视文学在革命运动中的实际作用的。鲁迅曾明确地指出过：“在
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 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由
此出发，他又相当尖刻他说：“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以文 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
的目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虽然他在另外的场合， 说过革命之所以需要文艺，就因为它是文艺，而不是教科书之类的著名论断，
但那是在矫正极左思潮时阐发的思想。在同梁实秋的论争中，鲁迅更着重强 调的，是“凡文艺必有所宣传”的一面。
在这一点上，遭鲁迅痛斥的梁实秋又是如何持论呢？对于基本事实，他 是承认的，“在革命期中，实际的运动也许要把文学当作工具用，当作宣传
的工具以达到他的目的。对于这种的文学的利用，我们没有理由与愿望去表 示反对。没有一样东西不被人利用的，岂但革命家要利用文学，商业中人也
许利用文学做广告，牧师也许利用文学做宣讲。真的革命家用文学的武器以 为达到理想之一助，对于这种手段我们不但是应该不反对，并且我们还要承
认，真的革命家的炽烧的热情渗入于文学里面，往往无意的形成极能感人的 作品。”但是，梁实秋有一个极为执着的信念，即认为文学的根基乃在于“固
定的普遍的人性”，他认为文学作品不应简单地成为某种观念的传声筒，“三 民主义的文学是官方的御用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只是些概念的凑集”。
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学应该拥有远比“革命文学”要广阔得多的空间。
“创作的材料是个人特殊的经验抑是一般人的共同生活，没有关系，只 要你写得深刻，写得是人性，便是文学”。所以，他斩钉截铁地断言：“‘革
命的文学’这个名词根本的就不能成主。在文学上，只有‘革命时期中的文 学’，并无所谓‘革命的文学’。”
梁实秋不愧是新月社中的首席批评家，在论战中，他一方面努力建设自 己的理论系统，一方面还瞅准左翼作家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反复地大叫“拿
货色来”。他的这一着在当时确实有些厉害，从另一方面对许多认真的左翼 作家起到了一个提醒的作用。直到日后，他还很不无得意的说：“空嚷口号，
没有货色，表面上热闹一阵，不久就烟消火灭。连鲁迅都承认，‘拿货色来’ 是合理的要求。”
论战进入最高潮的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 乏走狗”》的发表。在这之前，创造社的冯乃超曾著文称：“然而，梁实秋
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走狗”云云，显然说明论战的性质更加复杂化了。老辣的梁实秋马上回敬 了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
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 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费呢。”话说得俏皮，
而且包含了用心甚深的余意。
据说，鲁迅先生读到此文后的反应是，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 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写下了以上那篇影响深远、多年来被奉为典 范之作的名文。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充分调动起他作为杂文圣手的一切潜能，以形 象化的，又是逻辑推理式时方式，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
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应该说，从纯创作角度考虑，这是 一篇无可挑剔的杰作。
文中的精彩言论几乎能使人过目成诵：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
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 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
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 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但是，话说到这种分寸，就说不上是思想分歧，更谈不上是什么不同文 艺思想的冲突了。因而，高潮实际也即意味着结束。此后，双方你来我往的
交手虽仍然时有发生，但那只能看作是一场激烈大战后的余波了。
和鲁迅的这场论战，给梁实秋的心灵留下了终生难以平复的伤痛。他这 个人，一贯主张宽容，主张中庸；他决没想到，一下子竟卷入如此复杂激烈
的人事纠葛之中去。论战的结局，使梁实秋感到了寒心。
以下是他进入八十多岁高龄后说过的一些话：
“《新月》没有具体组织，没有政治野心，不想对庄何人作战。我挺身 说几句话，主要的是想维护文学的尊严与健康，有人拿文艺当武器，这也未
尝不可，抓起切菜刀杀人也是常有的事，不足为奇，不过一定要说文艺只有 武器的作用，切菜刀只有杀人的效能，那就离谱太远。
“鲁迅从来没有正面和我辨论过，他总是旁敲侧击，枝枝节节的作文章， 并且时而称人为‘正人君子’，时而称人为‘白壁德的门徒’，好象是帽子
一经戴上便休想摘去。
“我与鲁迅的论战，实际上不成为论战，因为论战要有个题目，要有个 范围，鲁迅没有文学的主张，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陈述他的文学思想。
“鲁迅的文章实在是写得好，所谓‘辣手著文章’庶几近之，但是距‘铁 肩担道义’则甚远。讲道理他是不能服人的，他避免正面辩论，他采迂回战
术，绕着圈子旁敲侧击，作人身攻击。不过他文章写得好，遂赢得许多人欣 赏，老实讲，在左派阵营中还很难再找出第二个象他这样的人才。”
1986 年时他讲到的一段话，更带有总结的性质：“回顾数十年来所谓文 坛上的风风雨雨，实际上是以政治企图控制文艺所引起来的骚扰。野心家可
以声势浩大的暄腾于一时，文学终归是文学，空嚷无益。没有文学家肯被长 久的拘囿于一个狭隘的政治性的框框之内。文学家要自由，自由发挥人的基
本人性。”他不仅重申了坚持了终生的文学思想观念，而且可以看出，对于 早成过眼云烟的那段历史纠葛，他始终耿耿在怀，未能忽然置之。
六、关于“人权”官司
梁实秋晚年回顾后期新月社的活动时，常隐隐然以在中国最早倡导了人 权运动而自豪。他历数新月社的功绩，第一项便是“思想自由的提倡”。谈
起他最为尊重的胡适之的功业，他将之概括为两点：一是领导了白话文运动， 二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力的先驱者：是“倡导思想自由、宏扬人权思想”。
胡适之平生以“但开风气不为师”自期，梁实秋认为他的这两点历史贡献便 都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杰出业绩。唐朝诗人杜审言病重时，宋之问等去探视，
杜审言说：“甚为造物小儿相苦。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 恨不见替人！”梁实秋以为，“但恨不见替人”一语出诸杜审言之口，实在
名不副实。而胡适于 1962 年去世后，有人问梁实秋的感触，他脱口而出说：
“死者己矣，但恨不见替人！”他反躬自问说：“胡先生所毕生倡导的民主 自由的精神，科学怀诞的态度，现在是不是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在这一方面
是不是也有一点点贡献？”
为梁实秋所如此看重的“人权”与“思想自由”问题，确是后期新月社 整个活动中的重要一项内容。
触发他们要在中国倡导人权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据梁实 秋回忆，当时有两桩事实使他们受到了刺激。一是某报上报道的“华北唐山
某一老百姓被地方官吏殴辱的故事”。他们明白，在中国，“这不是偶发事 件”，而是“全国到处皆然的”。这种社会现实，极大地激发起他们的社会
使命意识。他们认为，人世间最大的不平等，莫过于人格地位上的不平等， 而检验一个社会是否公正合理，最基本的尺度也应该是是否人人都享有平等
地位，人人都拥有尊严。第二件事则直接牵连到了胡适本人。胡适编了一本
《宋人话本八种》，由亚东书局出版，书里面收有一篇描写昏君宣淫的话本 小说《海陵王无道荒淫》。书出版后被巡捕房以“有伤风化”为由没收。愤
怒的胡适找到一位律师请教，预备提起诉讼。那位律师劝慰他说：“没收是 不合法的，如果刊行此书犯法，先要追究犯法的人，处以应得之罪，然后才
能没收书刊，没收是附带的处分。不过你若是控告巡捕房，恐怕是不得直的。” 至于如何“不得直”，那位律师没有细讲，但这是大家都能心领神会的问题。
可以想见，这件事情对于胡适及新月社中人的“教训”更是深刻的。他们进 一步领教了一个“人治”国家所特有的国情。自五四运动以来，他们就热烈
地呼吁着“民主”与“科学”精神，殊没料到，时至今日，当年倡导民主自 由的先驱者反而栽在了“党国”的网罗里，对于他们（尤其是对于胡适来说）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嘲讽。
正是受现实的直接触发，新月社中这班无拳无勇的知识分子，便热心地 倡导起“人权运动”和“思想自由运动”来。胡适一口气写出了《人权与约
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走那条 路？》以及后来惹出大乱子来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一贯热衷
于政治活动的罗隆基此时刚从海外归来，立即以尖锐泼辣的笔触写出了《论 人权》、《专家政治》、《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
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等文章：不肯后人的梁实秋也暂时抛 开玩熟了的文艺批评，转而在政治思想批评中小试牛刀，他本阶段的著译主
要有《论思想统一》、《孙中山先生论自由》、《罗素论思想自由》、《资 产与法律》等，鲜明地指出：“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一时间，
在《新月》月刊上，“人权”和“思想自由”的呼声犹如滚滚海潮，席卷而 来。其声势之大，使“新月派”一向擅长的“新格律体诗”的创作与文学批
评都一时相形见绌。
虽则新月派中人自称“我们没有政治色彩，我们都是强烈的个人自由主 义者”，但他们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还是立即招致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胡适他们打出的口号是“上帝都可以批评，为什么不可批评一个人”。但手 握重权的当局却不吃这一套，明白地告知对方，“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干脆了当，没一点含糊。这样，结果可想而知。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几 枝“金不换”的秃笔只能从此搁下，或改弹他调。更严重的是，一份千辛万
苦维持至今的《新月》险遭灭顶之灾：刊有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 文的 1930 年第二卷 6、7 期合刊号，由“国民党中宣部”直接下令“没收焚
毁”。
至此，几个崇尚“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可笑角色。 他们明白了一条道理：”人权”“自由”之类是美好的，那是人类文明高度
发达的标志，是先进的思想之花贯彻于社会制度后结出的实践之果。但是， 在一个愚昧专制的国度里谈论“人权”“自由”又无异是一种“憨大”行为，
举世都以荒诞为正常，荒涎就会真的变作正常；谁如果试图恢复正常，反而 会被全社会视为荒诞。
他们虽则有可笑的一面，但同时也十分可爱。可笑的是其不识时务的行 为，可爱的则是其忠诚执着于信念的精神。
其实，对于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人权和思想自由这一点，他们的认识并 不比当时任何哪些人更不足。他们其实深深懂得，以三民主义立党的国民党
当局及其他许多党派，虽在自己的党章党纲上都赫然写着“民主”“自由” 的字样，但都不过说说而已。在现代社会里，他们谁都不会充当公然反对民
主、自由精神的傻爪：同样，在现代的中国社会里，他们又谁都不会充当真 的拥护实行民主、自由精神的傻瓜。在他们手中，民主与自由不过如一片抹
布。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梁实秋等一班人郑重的祷祝人权、祷祝“思想 自由”，不说别的，单是那种虔诚之状可掬的认真精神，就是非常可爱的。
就象那个傻里傻气的堂·吉诃德，其不合时宜的行为十分荒庸，但他那种认 真执着的精神，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从下面的一件事，很能看出他们在
“原则”问题上的认真精神。 讨论人权问题的时候，正轮到梁实秋做《新月》月刊的主编。他一连发
表了胡适好几篇“非常精彩”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言“很多人所欲言而不 敢言”，因而“发表了一篇之后轰动一时。”但这却引起了很多人（包括胡
适的一些老朋友）的“不安”，纷纷登门说项。梁实秋不听这一套，在下一 期《新月》上，又编发了胡适一篇份量更重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风声传出去后，“不安”的人更多起来。胡适的一位朋友，中国公学的秘书 长丁毅音甚而亲自找到梁实秋，要他“撤回已经排好了的胡先生的稿子。”
对这种显然是身后有某种背景的行动，温和敦厚的梁实秋这次却分外的强 项。他的回答很干脆：“除非是胡先生自己要求撤回，我碍难照办。”结果，
稿子照发不误，但随后也就发生了奉旨“没收焚毁”的那件事。胡适个人则 因“批评党义”“污辱总理”，议决由教育部对之加以“警戒”。
此后，事态进一步恶化。胡适不服气，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给胡汉民 表示抗议，不久，对方写来回信，道是：“奉胡委员谕：拟请台端于○月○
日来京到??一谈。特此奉陈，即希查照，此致胡适之先生。胡委员秘书处 谨启。”显然，回函带有严重的威胁口吻。梁实秋说“这一封信，我们都看
到了，都觉得这封信气派很大，相当吓人。”主要当事者胡适付之一笑，坚 决地拒绝了胡汉民的“邀请”。事情最后以不了了之的方式结束。
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桩不大不小的事件，引出了鲁迅先生那篇有感而发的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鲁迅先生在文中讽刺梁实秋等对国民党当局 实际发挥着一种“挥泪以维持治安”的作用，可“现在新月社的批评家这样
尽力地维持了治安，所要的却不过是‘思想自由’，想想而已，决不实现的 思想。而不料遇到了别一种维持治安法，竟连想也不准想了。从此以后，恐
怕要不满于两种现状了罢。”先生一仍旧贯，谐谑嘲讽，俱成文章。但此处 搂之以当时事态的实际状况，却多少有些不够得体。
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这桩往事，最典型不过他说明了梁实秋这班人在现 代甲国的存在价值。他们的双脚过早地踏入了只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
到了相当水平后才会出现的那种社会形态中，加同乞求屠夫不要杀主一样， 他们向着专制暴君乞求思想的自由。梁实秋大声疾呼：“我们反对思想统一，
我们要求思想自由”，他大概没有想到，他们如此珍重的所谓“思想自由”， 在社会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实际连一根拨火棍的价值都不如。
因为不合时宜，同时又使他们在另一部分奋斗图存的知识分子眼睛中也 变得分文不值，成了被奚落、嘲笑的对象。梁实秋他们不理解那一类知识分
子所从事的事业，同样，那一类知识分子也瞧不起梁实秋这一班人。思想的 分歧本应通过思想的论辨求得解决，但不幸的是，现实的中国提供给他们的，
不是进行这种正常论辩的思想讲坛，而是纠结了各种矛盾冲突、复杂万端的 政治：祭坛。这里用以判断取舍的标准，不是真理的是和非、正确和谬误，
而是现实的需要与不需要，事实上的胜利与失败。因而，梁实秋他们这些在 思想观念上并不落后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却总是显得格格
不入，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他们因为无法适应那个千变万化、风诡云插 的时代，而经常使自己处于孤立无助的尴尬境地。
恐怕正是有感于这些，梁实秋晚年时念及当年胡适把他们数人在《新月》 上谈人权的文字编集为《人权论集》一书出版而道人讥笑的事实，大发感慨
说：“当时也有人讥笑我们，以为人权云云乃十八世纪思想，现在还谈这些 陈腐的道理未免落伍。事隔半世纪，国内国外一片呼吁人权之声又复洋洋乎
盈耳，当时讥笑我们的人也还有健在的，不知此际，除了随声呐喊之外还有 什么感想？”
第五章青岛鸿爪
（1930—1934）
一、青岛印象 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轻松，他十分不情愿地被卷入了一场分不清是 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心里总有一种被包围的感觉。
当时，有人对徐志摩说：“有人在围剿《新月》，你们为什么不全力抵抗？”
徐志摩回答：“我们有陈西谨梁实秋两个人来应付，就足够了。”梁实秋对 徐志摩的“掉以轻心”深为不满，抱怨说：“我是独力作战，《新月》的朋
友并没有一个人挺身出来支持我。”
更令他烦恼不堪、无所措手足的是，论争之中和其后，他还经常遭到人 身攻击，比如，“有人写文章说亲眼看见我坐自用汽车到大学去授课，也有
人捏造小说描写我鎯铛入狱向杜某乞援才得开释”（按：前者见署名“刘刺” 的《关于梁实秋自称无产阶级的一点更正》一 文，载 1930 年 5 月 1
日《萌芽》 第一卷第 5 期“社会杂观”栏；后者见一度左倾的叶灵凤小说《梁实秋》， 载 1929 年 12 刀 15 日《现代小说》第 3 卷第 3
期）。更有的”小报（自称为 工人所办的小报）登些不堪入目的狠亵文字来污辱戏。”尤有甚者：“居然
有人半夜三更幻。电话到我寓所，说有急事对我谈话，于问清我的身份之后 便破口大骂一声而把电话挂断。”种种意料所不及的打击和困扰，使梁实秋
心力交瘁，穷于应付。而他把这一切困扰的来源，统统归之于“左翼仁兄”。
梁园虽好，然非久居之地。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退志。从事文 艺活动，他未尝不知以沪上为最佳，然奈其“尘嚣”太甚何！
适于此时，正在受命筹建青岛大学的杨振声先生亲自来到上海劝驾，邀 请梁实秋和闻一多去青大分别主持外文系和国文系的工作。杨先生的话很能
打动他们的心：“上海不是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二 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如果中意，就留在那里执教，如不满意，决不勉强。”
梁实秋十分欣赏“这‘先尝后买’的办法”，于是在 1930 年夏天与闻一 多真的联袂到达青岛进行考察。在青岛，他们所进行的总共就是“半日游览”
和“一席饮宴”，结果是立即“接受了青岛大学的聘书”。 青岛给了他们良好的第一印象—— 青岛大学是新设立的，校址在从前德国的万年兵营。学校处于草创阶段，
所以“人事设备可以自由安排，没有牵制”。学校筹备主任、是德望俱隆的 蔡元培先生。出任第一任校长的杨振声先生是五四时代的健将，以中篇小说
《玉君》驰名文坛。这位山东藉的前辈给予梁实秋和闻一多以极好的印象： 他“身材修长，仪表甚伟，友辈常比之于他所最激尝的名伶武生杨小楼。而
且谈吐风度又温文尔雅，不似山东大汉，”一眼望去就知道是个值得信任、 容易共事阳人。
青岛的自然形胜更是名不虚传。在“半日游览”中，梁实秋和闻一多得 以亲身领略了个甲风光。那天，他们从所下榻的中国旅行社出发，分乘两辆
马车，观光海滨公园、汇泉浴场、炮台湾，还看了湛山、第一公园、总督府。 所到之处，到处整洁宽敞，绿树红瓦、参差掩映。两个好朋友坐在车上，一
路之上不断地相对感叹：“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真是令人赏玩不尽，德国人 在此地的建设也实在是坚实可观，中间虽然经过日本的窃据，以后我们纵然
要糟蹋怕一时也糟蹋不完。”
对“孔孟之邦”的民情世风，梁实秋也再三击节赞赏。他居然发现青岛 的“斗筲之民也能知礼”，不禁惊为平生得未曾见。他津津有味他讲述那天
游览时的亲身经历说：“这一行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那两个车夫，山东大汉， 彬彬有礼，一多来自武汉，武汉的脚行车夫之类的那股气焰他是深知的，我
在上海住了三年，上海的脚行车夫之类的那个风度我也是领教够了的，如今 来到孔孟之邦，居然市井斗宵之民也能知礼，令人惊异。举一个例：车在坡
头行走，山上居民接水的橡皮管横亘路上，四顾无人，马车轧过去是没有问 题的，一但是车夫停车，下车，把水管高高举起，把马车赶过去，再把水管
放下来，一路上如是折腾者有三数次，车夫不以为烦。若在别的都市里，恐 怕一声叱喝，马车直冲过去，说不定还要饶上一声：‘猪猡’！”
半天的游览，梁实秋和闻一多都披刺激得精神震奋、喜不自胜。为纪念 此行，在一家吴服店，他们各选购了一件衣服。梁实秋的是一件和服：“宽
袍大袖，饶有古意”；闻一多则以一件缀满了花蝴蝶的衣服“归遗细君”。 现在，他们的态度都已经十分鲜明：青岛的山光水色大可托付此生！
事后，粱实秋甚至在一篇诗情郁勃、旅旋优美的文章中不无夸张地抒发 他此行的感触说：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天堂我尚未去过。《启示录》所描写的“从 天上上帝那里降下来的圣城耶路撒冷，那城充满着上帝的荣光，闪烁象碧玉
宝石，光洁象水晶。”城墙是碧玉造的，城门是珍珠造的，街道是纯金的。 珠光宝气，未能兔俗。真不想去。新的那路撒冷是这样的，天堂本身如何，
可想而知。至于苏杭，余生也晚，没赶上当年的旖旋风光。我知道苏州有一 个顽石点头的地方，有亭台楼阁之胜，网师鱼隐，拙政灌园，均足令人向往。
可是想到一条河里同时有人淘米洗锅刷马桶，不禁胆寒。杭州是白傅留诗苏 公判牍的地方，荷花十里，桂子三秋，曾经一度被人当作汴州。如今只见红
男绿女游人如织，谁有心情看浓妆淡抹的山色空濛。所以苏杭对我也没有多 少号召力。
我曾梦想，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安然退休，总要找一个比较舒适安逸的 地点去居住。我不是不知道随遇而安的道理。
树下一卷诗， 一壶酒，一条面包—— 荒漠中还有你在我身边歌唱—— 啊，荒漠也就是天堂！
这只是说说罢了。荒漠不可能长久的变成天堂。我不存幻想，只想寻找 一个比较能长久的居之安的所在。我是北平人，从不以北平为理想的地方??
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
瞧！梁实秋对青岛寄予多大的信任！ 反过来说，青岛确也没有辜负多情诗人对她的那满腔热望。暑假过后，
梁实秋如期而至。随同他一起来到的，还有夫人程季淑和两个女儿（梁文茜、
梁文蔷）、一个儿子（梁文骐）。看来，他似乎真有在这美丽的海滨城市终 老此生的意思了。那些时，他兴致勃勃，精神状态极佳。通过更加深入的观
察、体验，他进一步领略到一种新的生活滋味。象天天都能看到的无限辽阔 的大海一样，他的心胸也变得特别廓大、开朗、舒展，明净起来。
青岛美，美在水，梁实秋居住较久之后，深深体验到了这一点。汇泉一 带的海滩，宽广而平缓，梁实秋经常偕同妻子儿女来此游泳。游得稍感疲乏
时，就爬到海滩上，懒洋洋地躺在太阳底下，反正地晒，直晒得两面焦，然 后再“扑通一声下水，冲凉了再晒”，如是反复多次，最为惬意。
如果不忙着自己享受，冷眼打量一下四周，也会看到今人十分感兴趣的 情景：海滩上“一个个一双双的玉体横陈??其中有佳丽，也有老丑。玩得
最尽兴的莫过于夫妻俩携带着小儿女阖第光临。小孩子携带着小铲子小耙子 小水桶，在沙滩上玩沙土，好：象没个够。在这万头攒动的沙滩上玩腻了，
缓步踱到水族馆，水族固有可观，更妙的是下面岩石缝里有潮水冲积的小水 坑，其中小动物很多。如寄生蟹，英文叫 hermitcrab，顶着螺蛳壳乱跑，煞
是好玩。又如小型水母，象一把伞似的一张一阖，全身透明。孩子们利用他 们的小工具可以罗掘一小桶，带回家去倒在玻璃缸里玩，比大人玩热带鱼还
兴致高。”看到这番生趣盎然的景观，相信即使是一个最悲观的厌世主义者， 也会情不自禁地油然生起生活的热情。
闻一多初到青岛时，即赁居于汇泉，大海近在咫尺。推开屋门即可见平 坦广阔的海滩。月白风清之夜，大海涨潮，海水冲上沙滩，又急剧地消退，
轰隆呜咽，往复不已。梁实秋听过几次后，不禁愀然动容，正襟危坐曰“那 就是观音说教的海潮音。”又想到“当年英国诗人阿诺德在多泱海峡听惊涛
拍岸时所引发的感触，此情此景大概仿佛。”可惜闻一多未能领会及此，反 以为这“无穷无尽的波涛撞击的声响，单调得令人心烦。”梁实秋实在不懂
连闻天籁都不动心，那世间还有什么音响足资欣赏呢？闻一多正色回答说：
“要想听人世间最美妙的音乐，莫过于夜阑人静，微闻妻室儿女从榻上传来 的停匀的一波一波的鼾声，那时节我真个领略到‘上帝在天，世上一片宁谧
安详’的意境。”两位诗人虽兴致有别，但不能不说，他们都是自然与生活 的真正会心人。
对有别于全国其它地方的山东民风，梁实秋经过深入的观察，也有了进 一步的了解。他对山东人很有好感，以为“一般山东人的特性是外表倔强豪
迈，内心敦厚温和。”他还反复申论说：“官场中人，大部分肉食者鄙，各 地皆然，固无足论。观风问俗，宜对庶民着眼。青岛民风淳厚，每于细民中
见之。我初到青岛，看到人力车夫从不计较车资，乘客下车一律付与一角， 路程远则付两角，无争论者。这是全国所没有的现象。有人说这是德国人留
下的无形的制度，无论如何这种作风能维持很久这便是难能可贵。青岛市面 上绝少讨价还价的恶习。虽然小事一端，代表意义很大。”
可笑的是，嗜好美食的梁实秋以为饮食人道也是青岛的好。这却不能不 说有些爱屋及乌了。青岛濒海，自然海鲜种类繁多，有品皆备。梁实秋不厌
其烦，一一加以领略，大遂口腹之欲，自谓为平生快意之事。这还可以理解。 令人奇怪的是，他把青岛的牛肉也推为“全国第一”，就不免是个人的一隅
之见了。他有一番描述，读来有声有色，形神俱佳：
说来惭愧，“饮食之人”无论到了什么地方总是不能忘情口腹之欲。青 岛好吃的东西很多。牛肉最好，销行国内外。德国人佛劳塞尔在中山路开一
餐馆，所制牛排我认为是国内第一。厚厚大大的一块牛排，煎得外焦里嫩， 切开之后里面微有血丝。牛排上面覆以一枚嫩嫩的荷包蛋，外加几根炸番薯。
这样的一份牛排，要两元钱，佐以生啤酒一杯，依稀可以领略樊哙饮酒切肉 之豪兴。内行人说，食牛肉要在星亚不是出于自愿，而“研读杜甫则是我自
己的选择”。他曾用两年多的时间苦心搜集到六十多种杜诗版本（按：后来 皆毁灭于大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部仇兆鳌的《杜诗译注》一
直跟了他五十年，都被“翻烂了”。全部一千三百四十九百杜诗，他全部“圈 点了一遍。”举凡仇注、钱注、朱注、九家注，千家注等等，他莫不耳熟能
详，且能洞烛其利弊。
为什么会如此钟情于老杜？梁实秋也有自己的理由；“我想大家都会同 意，喝茶要喝好茶，饮酒要饮好酒，为什么读书不读第一流的作品呢？”他
依据“试金石学说”拟定了一个判断作品优劣的标准：“以五十年为期，经 过五十年时间淘汰而仍不失其阅读价值者斯为佳作。”照他看来，杜诗的“价
值”恐怕就不是“五十年”的问题了。
这一时期，他平生一项最为人所钦仰也是规模最为浩大的“工程”—— 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也正式展开了。这一几乎耗掉了他大半生岁月的纪念
碑似的事业，正是在青岛举行了奠基礼。
还是他到达青岛不到半年，任事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按：即美国 庚款委员会）翻译委员会的胡适，雄心勃勃地制订了一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的计划。胡适物色的人才共五人，他们是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叶公超 和梁实秋。在给梁实秋的信中，可见胡适设想十分美满：“编译事，我现已
正式任事了。公超的单子已大致拟就，因须补注版本，故尚未交来。顷与 Richarol 谈过，在上海时也与志摩谈过，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公
超五人商酌翻译 Shakespeare 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 本，??最要的是决定用何种文体翻译莎翁。我主张先由一多、志摩试译韵
文体，另由你和通伯试译散文体。试验之后，我们才可以决定，或决定全用 散文，或决定用两种文体。”
对这一庞大计划，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就是十分积极的。他不仅明确答 应承担一部分任务，并且热情地拟定了八条具体计划，得到了胡适的首肯。
梁实秋生命史上极其壮丽辉煌的诗章开始了，从此，他的个人命运将注 定和伟大的莎士比亚的英名联系在一起，伴他走完漫长的人生旅途。应该说，
他没有愧对朋友的期望。他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耐性年复一年地工作着。特 别当闻一多、徐志摩等小试身手便都纷纷放弃了翻译计划后，他独任艰巨，
一个人默默地把全部任务承担了起来。 在工作进行中，他曾经轻轻叹喟：“译事中的困难真是一言难尽。”可
是，他挺了过来。对于莎士比亚，他原先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而且三十七部 莎剧也“并非全是杰作，译者需有耐性。”可是，他没有因此而气索、夺志。
当他一个人奋力搏击时，胡适说俟译完莎翁全集亲为他“举行盛大酒会以为 庆祝。”他感谢朋友的鼓励，可是又深知未来的一切未可逆料，庆功宴会之
前的漫漫征程将布满荆棘。由那时起始，过了六、七年，他译出了莎翁的八 部戏剧，其中包括四部悲剧、四部喜剧，又过了近三十年，才终于译完包括
诗集在内的莎士比亚全部作品。可以说，翻译这部全集，成了对梁实秋生命 意志的一种严重考验，结果表明，他经受性了这一考验。
或许由于这项工作在他全部事业中所占地位太重要了，所以他终生都念 兹在兹、始终不能释然于怀。晚年时，他回顾平生，感慨万端，深以能在有
生之年完成这项工作为幸事。对于给予他巨大精神和物质支持的人们深表敬 意。他提到了三个人：“第一是胡适之先生的倡导。他说俟全部译完他将为
我举行盛大酒会以为庆祝。可惜的是译未完而先生遽归道山”。第二是我父 亲的期许。抗战胜利后我回北平，有一天父亲扶着拐杖走到我的书房，问我
莎剧译成多少，我很惭愧这八年中缴了白卷，父亲勉励我说：‘无论如何要
译完它’。我闻命，不敢忘。最后但非最小的支持来自我的故妻程季淑，若 非她四十多年和我安贫守素，我不可能顺利完成此一工作。”
能够展示梁实秋工作实绩的，还有 1934 年南京中正书局出版的两本书。 一是《文艺批评论》，是一本系统介绍西洋文艺批评史的论著；另一本是他
的《偏见集》。
《偏见集》是梁实秋的第三本文论集，共收入《文学与革命》、《文学 是有阶级性的吗？》、《现代文学论》、《文学与科学》、《人性与阶级性》
等三十多篇论文与杂感。一部分写于同鲁迅等左翼作家论争时期，另一部分 则是他 1932 年 11 月后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时写作的。这是一本
全面、系统倡扬“人性论”的著作，对于考察、认识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乃至 社会政治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除掉论辩文字，《偏见集》在文学理论上的正面建树，颇能显示出梁实 秋的水平。集内诸如《科学时代中之文学心理》、《现代文学论》、《诗的
将来》、《文学批评的将来》、《谈十四行诗》等文章，正面立论，深入阐 述，旁征博引，极能反映出梁实秋在文学理论上的深厚造诣。尤其他擅长于
西方文艺史和文艺理论的特点更为突出。譬如，他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 有一处是对中国文学的宏观考察，持论便极为精采。那是他力辟“中国科学
落后，但文学却优于外国”论点的。梁实秋根据“中国的文学自有其特殊的 历史背景及民族心理的根据，故亦自有其特殊的文学形式及精神”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