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国人民谋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中国人 民谋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简要而详实，全面而深刻，发刊词的最后还对
自身行为作了严格规范：“我们所最要提倡的一件事，便是气节。我们所谓 的气节是为主义而死，为国家而死，为正义而死的那种精神。”
据说，《大江》季刊在国内发行后，梁实秋主笔的这篇发刊词“大有影 响”。“友人亲见北大校役抄写，问之则曰‘好极！好极！’又有人粘贴壁
间奉为科桌者。民国大学学生课艺中竟有全段剽袭者。”
与此同时，梁实秋又与闻一多策划创办另一文化刊物《河图》。这又是 由国家主义派生出来的。按照他们的理解，国家主义是一个包容极富极广的
概念，其中有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内容，同时也该有文化的内容，“我 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
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出于这层考虑，他们拟定了一个 计划，在《大江》季刊中倡导全面的国家主义；而在《河图》中，则集中地
宣扬“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河图》者何？“河马负图，伏羲得之演为 八卦，作为文字，更进而为绘画等等，所以代表中华文化之所由始也。”此
前，他们尚考虑过以“雕虫”作刊名，但终因“嫌其偏”而放弃。那时，他 们两个人都极其努力，自己积极创作外，还到处组织稿件。到 1925 年春，至
少已把四期的稿子全都集齐编定。极为可惜的是，这份内容洋洋洒洒、集中
了各方面精苹的文化刊物却因多种原因未能问世。
1926 年之后，随着大江会不少重要成员在美学习期满相继回国，活动中 心也由国外转移到了国内。
这正是中国社会政治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的时期。现实向他们提出的问题 是严峻的。如果说，从前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停留于或文字或口头的宣传倡导；
那么，现在社会现实便要逼迫他们涉足于实际的斗争了。而这种完全迥异于 既往的新的形势要求，显然是这般基本只具有一副擅长形象或逻辑思维大脑
的书生所难以胜任的。
比如，在国内诸种政治力量的纵横捭閤间，要求得一线生存之地，对于 他们来说，就是极为艰难的。大江会一批同人回国之初，仅是在粗知皮毛的
情况下，就轻率地选择了李璜、左舜生等为主要成员的醒狮社作为自己的盟 友。这样，就非常自然地己摆到了与共产主义思潮为敌的可悲地位上。而李
璜等人全系书生之辈，其实际能力甚至连大江会中的罗隆基等人都比不上。 大江会同人很快发现，他们在北京实际处于左右支绌、十分窘迫的境地里。
闻一多回国后写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口气虽仍如以住一样坚定，但那种惶 剧矛盾心态殆暴露无遗：
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团难。国 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我不但希望你赶快回
来，并且希望多数同志赶快回来。我辈已与醒狮诸团体携手组织了一个北京 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声势一天浩大一天。若没有大批生力军回来作实际的
活动，恐怕要使民众失望。醒狮杜的人如李璜乃一书生，只能鼓吹主义，恐 怕国家主义的实践还待大江。
大约一个多月后，闻一多又写信给梁实秋，报告了一次与共产主义者发 生对抗的“趣闻”：
“前者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发起反日俄进兵东省大会，开会时有多数赤 魔涵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件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伪
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之对垒然。骂至夜深，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 有女同志者排众高呼，痛口大骂，有如项王之叱咤一声商万众皆暗。于是兵
荒马乱之际，一椅飞来，运斤成风，仅 鼻端而已??此亦趣闻，不能不与 同志言之浮一大白也。”
前一信中，闻一多嘲笑李璜“乃一书生”，他大概没有想到，他和梁实 秋同样不过一介书生，恐怕还要更不中用些。后一信里，一场尖锐的冲突，
在他的眼睛里也只显得有趣，他那“书生”的眼光根本不可能对冲突作出更 深刻的洞察。因之，大江会的活动转移到国内之日，也就是大江事业由兴盛
转趋衰落消亡之时。在闻一多发出这封信几个月后，梁实秋倒是从美国回来 了。但区区梁实秋，又有何能耐，能够挽大江事业于不坠。事实上，没有用
多久，他们自己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了事情的真实形态，懂得了弱水三千只可 取饮一飘的道理，一个个都放弃了从事社会政治实践的奢望，本本分分地转
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擅长的领域里去了。
五、“白璧德的门徒”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梁实秋在同鲁迅等左翼作家之间进行的激烈论 战中，曾屡次被讥嘲为“白璧德的门徒”。其意若曰，梁实秋不过是挟洋人
以自重，以“洋偶象”“洋权威”装点门面而已。
梁实秋自己对这顶“帽子”是怎么看待的呢？ 首先，他绝对不承认“门徒”之说。他经常以能保持人格独立自诩：“别
人说的话，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心目中不存有偶象”。他衷心佩服胡 适说过的一句话：“上帝尚且可以批评，什么人什么事不可批评？”即使对
于他极其尊重的老师白璧德，他以为也是坚持了这一原则的。因之，对于左 翼作家的讥评，他一概视之为人身攻击，以非常高做的态度反讽说：“左倾
仁兄们鲁迅及其他溢我为‘白璧德的门徒’，虽只是一顶帽子，实也当之有 愧，因为白璧德的书并不容易读，他的理想很高也很难身体力行，称为门徒
谈何容易！”与此同时，他还象鲁迅在历史小说《起死》中塑造的倡扬无是 非观而又亟亟于是非之辩的晓舌的庄周老先生一样，再三洗白自己从不曾迷
信盲从过白璧德，说是除了辑合《学衡》上的几篇文字为一册印行，名为《白 璧德与人文主义》外，从“不曾大规模的宣扬他的作品”，“我并未大力宣
扬他的主张，也不曾援引他的文字视为权威；”“有人说我‘奉白璧德为现 代圣人’，这是没有的事，我就人论人就事论事，我反对‘个人崇拜’，我
不喜欢‘权威’，我在批评文字里不愿假任何人的名义以自重。”在这个问 题上，他成见尤深的是鲁迅，有一次指名道姓的辩白说：“鲁迅从来没有正
面和我辩论过，他总是旁敲侧击，枝枝节节的作文章，并且时而称人为‘正 人君子’，时而称人为‘白璧德的门徒’，好象是帽子一经戴上便休想摘去，
只好静待游街示众，这种作风大概也是属于绍兴师爷的刀笔一类。”要之， 梁实秋的态度很干脆，对“门徒”一说坚决予以否认。
其次，他又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确实在思想和做人上深受白壁德的“影 响”：“我受他的影响不小，他使我踏上平实稳健的道路，”“我读了他的
书，上了他的课，突然感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在学生 时代写的第一篇批评文字《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文学的纪律》、
《文人有行》，以至于较后对于辛克莱《拜金艺术》的评论，都可以说是受 了白璧德的影响。”直到八十年代，他犹不能忘情于半个多世纪前结识的这
位老师。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影响我的几部书”的问题时，把白璧德著《卢 梭与浪漫主义》一书，列为自己受影响最大的八部书之一。梁实秋以上所说
的话非常明确，不仅坦然承认受白璧德“影响”，而且概括地道出了所受影 响的内容：平实稳健、平正通达。这八个字，可以说是此后梁实秋终生服膺 的人生格言。
现在，有必要对白璧德其人及其影响于梁实秋的具体情况作一较为详细 的说明了。
白璧德是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他的父亲生长于中国的浙江宁波，这使 他有可能较之一般外国学者对中国有更多的感性认识。事实上，他也的确“对
中国有一份偏爱。”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并有着深厚的感情和 浓厚的兴趣。据梁实秋说，“他对东方思想颇有渊源，他通晓梵文经典及儒
家与老庄的著作。”单就学识而言，在哈佛学者群中，不能不说他是极出色 的一位。
他的不少著作在美国思想文化界有很大影响，其中较重要的有《文学与 美国大学》、《新拉奥孔》、《卢梭与浪漫主义》、《法国近代文学批评大
师》、《民主与领袖》、《论创作精神》等。他是一个典型的学院派，不写 则已，一写就尽是高头讲章，“引经据典，脚注甚多，文笔虽然刚劲，读来
却很吃力。”严肃有余，活泼不足。
在思想上，他是“一位与时代潮流不合的保守主义学者”。毕生宣扬并 奉行所谓的“新人文主义”。在文学上则以“新古典主义”为旗帜。梁实秋
说“他的主张可以一言以蔽之，察人物之别，严人禽之辨。他强调西哲理性 自制的精神，孔氏克己复礼的教训，释氏内照反省的妙谛，”“他强调人生
三境界，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内心的理性控制，不令感情横决。这就是 他念念不忘的人性二元论。《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
之谓教，’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正是白璧德所乐于引证的道理。”但 从梁实秋对他业师思想学说的这些阐发里，实在不能不令人产生一个绝大的
疑问：难道所谓的“新人文主义”就“新”在这些地方吗？又是孔子的“克 己复礼”，又是释家的“内照反省”，还有《中庸》的命、性之论，此外再
掺和一点“西哲”的“理性自制”，于是便做成了一味名叫“新人文主义” 的高汤，也未免太滑稽了。难怪白璧德的思想在美国文化界影响尽有，但却
终其一生恓恓惶惶无论怎样卖力气推销却总也找不到一点市场，徒落个“保 守”的结论告终。
然而，使这位“新人文主义者”大可告慰的是，他在西方落落寡合，在 东方古国却觅到了知音。不愿被人称为“白璧德的门徒”的梁实秋，成为他
思想学说的忠实继承者，成为“白璧德学说中国学派”的“掌门人”。
梁实秋正式同白璧德结识是在 1924 年进入哈佛大学读书后。 他所功读的课程中，有白璧德主讲的“十六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一科。
中国留学生中，给白璧德做过学生的，还有此后成为“学衡派”主将的吴宓， 梅光迪以及张欣海等。梁实秋自谦他与白璧德“只从游一年，实在是未窥堂 奥”。
但是，就在这短短的一年里，梁实秋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 这之前，同那个时代的一切觉醒青年一样，他所拥有的，也主要只是一颗炽
热的心灵和无尽的热情。他怀抱着天真纯洁的憧憬与追求，积极奋发地投身 于伟大的五四青年运动，意气风发地参与了新文化运动。他曾象饥饿的人扑
向面包一样，热烈地向“德先生”和“赛先生”欢呼致意；他也曾努力创作 过充满着无限情热的新文学作品。在那个永远难以忘却、永远值得后人珍视
向往的时代里，他也留下了虽然不算突出却也相当鲜明的风姿。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梁实秋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切活动， 又始终是在他独特的家庭教养和个性气质的具体背景下展开的。这使他在社
会一旦出现转折时便立即回到自己固有的生活逻辑中来。
我们常说五四时代精神，不错，那个时代确实表现出一种旷古未有的精 神特征。不过，正如我们已从后来历史发展看到的那样，这种时代精神的爆
发只是一个极短的历史瞬间。一时间，历史似乎集中起了无数人的意志和信 念，象电光石火一般，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辉。一待这“一瞬间”消失，那体
现了时代精神的集中意志也不复存在；当历史再度恢复到常态的时候，那曾 经非常统一、曾经振臂高呼过同一口号的“无数人”，也都纷纷如大梦初醒
一般，逐渐回复到自己的生活轨道，开始了方向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人生追
求了。这以后，整个社会分化成无数集团和单位更小的“实体”，很多人以 集团的意志为意志，自觉地将自己统一于集团的利益之中；还有些人，始终
坚持以自己的意志为意志，同样认真地思索着、探求着、行进着。
梁实秋在五四时代之后的一切行为，正是按照这个历史逻辑演进的。 他极其珍重独立人格，因而，他没有参加任何政治集团，所以他后来同
五四精神发生疏离也就不是社会政治的原因。在他的天性中，似乎有一种对
“秩序”“理性”“稳健”的天然偏爱。他当然更喜欢尽善尽美的“合理” 和“美满”，但当“尽善尽美”不会成为可能时，就宁愿退而求其次：可以
不那么“尽善尽美”，却绝对不能彻底的破坏殆尽。本书前面谈到的一个细 节，对认识梁实秋的这种性格是不可忽略的：五四中，一部分学生冲进他的
宿舍，要和同宿舍的章宗祥的儿子算帐，毫不讲理的捣毁了章宗祥儿子的床 铺。对此他说“我回来看到很有反感，觉得不该这样做。”以后不久，他讲
到自己的另几句话同样值得注意：“那时候学力未充，鉴别无力，自己并无 坚定的见地??幸而，由于我的天生的性格，由于我的家庭的管教，我尚能
分辨出什么是稳健的康庄大道，什么是行险徼辛的邪恶小径。”
可以说，几乎就在五四高潮过后；梁实秋就开始了对五四运动、对自己 思想行为的反思。自然，反思并不等于否定，而是用一种新的价值尺度重新
加以评估和衡量。就在这种新的价值尺度的最后确立过程中，白璧德的思想 学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由于听了白璧德的讲课，并进而读了他的主要著作后，粱实秋对自 己以前的信念发生了彻底的动摇。对此，他直言不讳地说过：“自从听过白
璧德的演讲，对于整个的近代文学批评的大势约略有了一点了解，就不再对 于过度浪漫以至于颓废的主张象从前那样心悦诚服了，”“觉得他很有见解，
不但有我们前所未闻的见解，而且是和我自己的见解背道而驰”。
139 他把怀疑的触角伸延到了刚刚经历过的新文化运动，说：“我平夙 心中蕴结的一些浪漫情操几为之一扫而空。我开始省悟，五四以来的文艺思
潮应该根据历史的透视而加以重估。”综合地看，梁实秋从白壁德学说中受 用最大的不外两点。首先，在人生观上，梁实秋最感兴趣的，是那种以自我
克制为特征的理性人生，也就是所谓的“新人文主义。”他倡扬白壁德的主 张说：“他重视的不是 elamrital（柏格森所谓的‘创造力’）而是
elanfrein
（克制力）。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做了多少事，而是在于有多少事他 没有做。白壁德并不说教，他没有教条，他只是坚持一个态度——健康与尊
严的态度。”品评一个人，不看他做了什么，做了多少；而主要是看他没做 什么，粱实秋的这个说法真是新鲜之至！由此可以看出他把“理性”和“克
制”推到了多么尊崇的地位。其实，他的理想说穿了也简单，不过就是中国 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那种法规严明、秩序健全的民主社会。在这
种社会里，人人享有自由，人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同时又人人都有文明教 养，文质彬彬，行为合度。于是，社会发展进步，个人自由幸福，皆大圆满， 两蒙共休。
其次，在文艺观上，梁实秋公开申明不赞同“浪漫”，主张智慧、理念、 典雅，也就是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由于反对文艺上的浪漫主义，所以势
必触及浪漫主义的祖师卢梭。在美国，据说白壁德反对卢梭是出了名的。他 不管针贬批评什么思想，最后总是偏颇的记到卢梭的账上，似乎卢梭成了世
间一切罪恶的总根似的。美国有家报纸曾据此专门刊登过一幅漫画，画面上
是自壁德匍匐在地，揭开床单朝床底下惊恐地窥探，看是否卢梭藏在下面。 在这一点上，梁实秋正好与白壁德同调，同样是一个狂热的卢梭反对者。
一般地讲，他写文章是挺平和、挺理智的，就是一讲到卢梭，便不免立即尖 酸刻薄起来，幽默、俏皮、挖苦，讽刺??应有尽有。譬如，他甚至说过这
样有失理智的话：“一个最无行的文人说过：‘我不一定比别人好，但是我 和别人不同’
（按这两句话出自卢梭《忏悔录》）。简单说，这就是立异。处心积虑 的要和别人不同，只有倒行逆施的一个方法：别人用两腿行走，我用两手来
爬；别人要美德，我要的是缺德；别人的头发一月剪一次，我三年也不剪一 次；别人终身娶一次，我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娶一个；别人生了孩子，自
己养育，我生了孩子送进孤儿院去；别人做事有所忌惮，我做事无法无 天??”
白壁德反对浪漫主义，止于卢梭；梁实秋反对浪漫主义，又大大地有所 发挥，创造社的郁达夫便不幸成为他批判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时的祭品。1926
年初，梁实秋写了一篇文章（请注意，此时他与创造社尚无丝毫抵牾，至少 表面的友谊关系尚未破裂），不待明眼人也会知道，他文中来势不善的一段
话便是针对郁达夫的：“近来小说之用第一位代名词——我——的，几成惯 例。浪漫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生活往往要不必要的伤感，愈把自己的过去的生
活说得悲惨，自己心里愈觉得痛快舒畅。离家不到百里，便可描写自己如何 如何的流浪；割破一块手指，便可叙述自己如何如何的自刹未遂；晚饭迟到
半小时，便可记录自己如何如何的绝粒??。”不久之后，这种含沙射影的 含含混混索性也不要了，变成了直接了当的公开攻讦：“譬如郁达夫先生一
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 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的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
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就事论事，并没招惹梁实秋的郁达夫遭此非议， 其曲在梁。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一向宽厚温和待人的梁实秋确也不是“人
身攻击”，他是从自己的价值尺度出发，揭示一种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而 且从或一角度看，他所描述的郁达夫种种，也真的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1926 年 7 月间，在美国学习了整整三年的梁实秋，正是以这种迥异于去 国时的新的精神状态回到中国的。当他乘坐的“麦金莱总统号”徐徐抵达上
海吴淞口时，不禁感慨万千。同三年前相比，眼前的祖国固已物是人非；再 想想自己，也迥非往日之我。身当此际，他想到的应该是古人这样的诗句吧：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 对此可以酣高楼。
第四章“新月”云烟
（1926—1930）
一、“吾爱吾庐”
梁实秋从海外归来了。 他首先自上海赶到南京，手持学友梅光迪写的一封介绍信，找到了南京
国立东南大学的胡先 先生。信很灵，他立即取得了东南大学的一纸聘书。 随后，他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故土北京，回到了他幼年生长的地方——
内务部街 20 号。 老父亲无恙。虽然三年不见略显苍老，但仍步履轻健、身体健壮。 老母亲无恙。贤惠善良的母亲盼回了日夜想念的心爱的儿子，心花怒放，
倍加神采奕奕。 兄弟姊妹俱都无恙。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个个都长高了许多，初见
面之际，彼此间都感觉对方增添了些陌生的因素。 经过无数变乱，夙称殷实的梁家，这时逐渐中落下来，虽不至如下层普
通人民常怀衣食之虞，但经济上左右支绌的情形却也日渐显明起来。梁实秋 永远也难以忘记初回到家给父亲请安时，老人家哽咽着说的一句话：“若我
们是富有人家，我一定让你关在家里再读十年书，然后再出去做事。”读书、 读书，在老人家心目中，一个人一生的问世立身之道该都从这里寻求吧！“知
子莫若父，知己也莫若自己。父母的训导与身教，使我??终身不敢逾”。 这是梁实秋听了父亲的话后心头涌起的感想。
尤使梁实秋心喜的是，他心爱的恋人无恙。 比起三年前离别时，程季淑更丰满、更光彩照人了。三年之中，他们远
离重洋，经历了无限的相思之苦。一旦重逢，那份喜悦与激动，真非言语可 以形容。由于“名分未定，行为不可不检。”他们不敢热烈地拥抱亲吻，但
两只手却不由自主地紧紧握到了一起。梁实秋说，这时节他记起了邓约翰的 一首诗《出神》，诗中有两节说：
我们的手牢牢的握着， 手心里冒出粘粘的汗， 我们的视线交缠， 拧成双股线穿入我们的眼； 而手交接是我们当时， 唯一途径使我们融为一体， 眼中倩影是我们
所有的产生出来的成绩。
活见鬼！这肯定不是真的。情人相见，正是人生最激切动情的时刻，哪 里还会有闲心思去想一个外国佬做的什么诗啊！他们在一起，有着说不完的
话。程季淑心疼地说：“华，你好象瘦了一些。”梁实秋微笑着点点头，好 象是说：“当然，怎能不瘦？”他们谈三年离别的苦思苦恋，谈程季淑在家
庭里同她的顽固叔叔们的周旋对抗，谈对以后生活的设计安排，自然，也会 谈一些青年恋人都谈而永远不会为外人所知的内容。他们还怀着浓厚的兴
趣，重温了梁实秋去国前写的一篇小说。那篇小说名叫《凄风苦雨》，发表 在 1923 年的《创造周报》上。那是一篇记实作品，写的是姑娘陈淑送她的恋
人到美国留学时两人难分难舍的情景。他们最喜欢其中的这么一节：
雨住了。园里的景象异常清新，玳瑁的树枝缀着翡翠的树叶，荷池的水 象油似的静止，雪氅黄喙的鸭子成群的叫。我们缓步走出水榭，一阵土湿的
香气扑鼻；沿着池边小径走上两旁的甬道。园里还是冷清清的，天上的乌云 还在互相追逐着。
“我们到影剧院去吧，天雨人稀，必定还有趣??”她这样的提议。我 们便走进影戏院。里面观众果似晨星般稀少，我们便在僻处紧靠着坐下。铃
声一响，屋里昏黑起来，影片象逸马一般在我眼前飞游过去，我的情思也跟 着象机轮旋转起来。我们紧紧的握着手，没有一句话说。影片忽的一卷演讫，
屋里光线放亮了一些，我看见她的乌黑眼珠正在不瞬的注视着我。
“你看影戏了没有？” 她摇摇头说：“我一点也没有看进去，不知是些什么东西在我眼前飞
过??你呢？” 我笑着说，“和你一样。”
我们便这样的在黑暗的影戏院里度过两个小时。 我们从影戏院出来的时候，蒙蒙细雨又在落着，园里的电灯全亮起来了，
照得雨湿的地上闪闪发光。远远的听到钟楼的当当的声音，似断似续的波送 过来，只觉得凄凉黯淡??。我扶着她缓缓的步入餐馆。疏细的雨点，——
是天公的泪滴，洒在我们身上。
她平时是不饮酒的，这天晚上却斟满一盏红葡萄酒，举 起杯来低声的说：
“祝你一帆风顺，请尽这一杯！” 我已经泪珠盈睫了，无言的举起我的一杯，相对一饮而尽。餐馆的侍者
捧着盘子在旁边诧异的望着我们。 这极象电影镜头一般的往事已过去整整三年了。如今，他们重读昔日的
作品，宛如又回到了当年那似梦似幻的情景中。程季淑夸奖这节描写出神入 化，既真实确切，又饶有诗意；梁实秋也自以为是神来之笔，击节叹赏。可
以说，他们是这篇小说的两个最热情的读者。
情人在一起时，时间总是显得过得那么快。一次，他们去游玉泉山，一 进园门，被一群穷孩子包围了起来，争着为他们当向导，嘴里还不住的高声
嚷嚷着：“你们要喝泉水，我有干净杯子；你们要登玉峰塔，我给你们领取 钥匙??。”他们本来不需要导游，但到了这分寸，只好拣了一个老实孩子，
并且共饮了人家舀来的一杯清洌的泉水。登玉峰塔时，他们嘱咐孩子在下面 等候。在塔顶上，他们惬意的极目远眺，携手乘凉，好象一对优游自在的活
神仙。可是，“好象不大的工夫”，那孩子忽然“通通通的蹿上来了”，问 他为什么不在下面等，答以“等了好久好久不见人下来，所以上来看看。”
梁实秋顿然醒悟，笑对季淑说：“你不记得我们描过的红模子么？‘王子去 求仙，丹成上九天，洞中方七日，人世几千年’。塔上面和塔下面时间过得
快慢原不相同。”亏他吃得透这层道理，懂得幸福的恋人和焦燥的小向导之 间心理世界的差异。
梁实秋这次在家里没有住多久，他和程季淑商定了婚期之后，就匆匆赶 往南京，到东南大学报到上课去了。他在学校对面一条叫做 巷的小巷子里
找到一栋出租的房屋，与新婚的戏剧家余上沅、陈衡粹夫妇及另一对新婚夫 妇合租了下来。他的心情很好，利用课余时间，花费了很大精力购置家俱，
布置房间，搞得美仑美焕十分整洁。“足足忙了几个月”，他才心满意足地 写信告诉程季淑：“新房布置一切俱全，只欠新娘。”
1927 年 2 月 11 日，是梁实秋同程季淑举行婚礼的吉日。他们选择了北 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做为行礼的地点。那天来了许多庆贺的亲友，整个气氛
隆重而热烈。婚礼仪程不折不扣的是中西合壁式。一般地说，只要关涉到女 家，即一切悉按旧规。比如，事前，梁家依照传统习俗送去不少礼品，一般
人都称之为“过礼”，又叫“放定”。送去的礼物中，有一具玉如意、本是 梁家的传家之宝，“平常高高的放在上房条案上的中央，左金钟、右玉磐，
永远没人碰的。”“过礼”那天，梁实秋见不少人瞅着这具玉如意神色诡秘 的发笑，中间还夹杂着一些窃窃私语。留神一打听，才知道这玉如意在我们
传统文化中，还含有深意，“有人说象灵芝，取其吉祥之意”，而有人则说 得“很难听”，把它和男女之事联系了起来。
到新娘被接来后，礼仪就变得“洋”起来了。象西方人在教堂里举行婚 礼一般，有主婚人，还有证婚人，新娘缓缓步入礼堂时，后面还专门有两个 小女孩牵纱。
就在新娘迈步进入礼堂时，前来贺喜的朋友张禹九用胳膊肘捣了一下梁 实秋，趴在耳边小声说：“实秋，嘿嘿，娇小玲珑。”
叫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时的梁实秋飞快地瞄了新娘一眼后，居然又想起 什么外国诗人做的诗歌来了。他说：“我觉得好象有人在我耳边吟唱着彭士
（RobtrtBurns）的几行诗”： 她是一个媚人的小东西， 她是一个漂亮的小东西， 她是一个可爱的小东西， 我这亲爱的小娇妻。
婚礼很顺利。但到了晚间，梁实秋忽然发觉手指上的订婚戒指不知什么 时候被挤掉了。当他沮丧地告诉爱人时，季淑温存地劝慰他说：“没关系， 我们不需要这个。”
婚后梁实秋的蜜月也就是刚刚开了个头，忽然时局大变，一路势如破竹 的国民革命军这时已逼近南京，引起了全国政局的震动。饱受战乱之苦的中
国人从经验中知道，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战争，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只要是 战争，遭罪最大的，就只能是与战争最不相干、相距最远的平民百姓。老百
姓最大的奢望，是安安稳稳的过太平日子，但一场战争，能把他们从精神到 物质一切赖以存活的基础摧毁。
同那个时代的一切人们一样，战乱逼近的消息传来后，梁家也陷入一片 恐惧之中。尤其在东南大学服务的梁实秋，应该何去何从，更是一个十分现
实的问题。他们谁也吃不透时局将会如何发展，又会如何了结。在这种情况 下，他们也就难以做出稳妥的决断，以应付愈益紧急的形势。胆小的母亲关
心儿子的安危，坚持要梁实秋留在家里，“暂且观望不要急急南下。”老人 家的意思很清楚，无非是一家人生死都在一起。
在关键时刻，还是父亲眼光更为远大，他经过深思熟虑，断然为儿子做 出了抉择。有一天，他把梁实秋叫到自己的书房，温和而又认真地说：“你
现在已经结了婚，赶快带着季淑走，机会放过，以后再想离开这个家庭就不 容易了。不要糊涂，别误解我的意思。立刻动身，不可迟疑。如果遭遇困难，
随时可以回来。我观察这几天，季淑很贤慧而能干，她必定会成为你的贤内
助，你运气好，能娶到这样一个女子。男儿志在四方，你去吧！”梁实秋诧 异地发现，父亲在说这些话时，“眼圈红了”。
应该说，直到好多年后，对父亲在书房里说的这番话，梁实秋都没完全 弄明白。父亲的有些话若即若离，若含深意，究系何所指呢？他曾经认真地
思考过、揣度过，但最终还是难以准确的猜测到。不过，父亲说这些话的心 情，他在当时就立即完全领会了，而且，他也从中分明感受到了一种一个睿
智老人特有的那种智慧。
因此，他没有犹疑，和父亲谈过话后，他就同妻子整装南下了。在兵荒 马乱之中，继续度他们别有风味的“蜜月”。
战乱中的南京已是风声鹤唳，“散兵游勇满街跑，遇到马车就征用。” 梁实秋与爱人缩在 巷的小房间里，整天提心吊胆，支着耳朵听城外日渐逼
近的炮声。可笑的是，熬到第五天头上，这个苦心经营了数月之久的小小“安 乐窝”，就实在住不下去了。于是，和朋友商量了一下，只好同余上沅夫妇
共雇了一辆马车去上海逃难。路上，还遇上两个持枪的丘八，非要搭上他们 的车。结果倒是亏了这两个大兵，在车上一边一个象是“卫兵”，一路顺畅 直抵下关。
到达上海后，梁实秋在爱文义路找到了一个住所。随后，在光华大学和 中国公学两处找到了一个教书匠的位置；与之同时，经朋友介绍，还当了《时
事新报》副刊《青光》的主编。工作是辛苦的，每天要坐野鸡汽车和四等火 车连赶真茹、徐家汇、吴淞三个地方。但生活有了着落，人生的最基本条件
得到了满足，对于要求不高、适应性又很强的梁实秋来说，也就感到很不错 了。从此，可以心安理得、有滋有味的居家过日子了。特别是直到如今，他
才有可能细细地体味新婚后的愉悦与甜蜜，这愈发使他在平凡灰暗的生活中 寻觅到了无限乐趣。
程季淑很快就以她的实际行动证实父亲的眼光的确不错。她温存、贤良、 能干，教养好，有容人的雅量，心地灵透，又善于理家，很快就博得了亲友 的喜爱。
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充满温馨和厚爱的小家庭。每天一大早，梁实秋要 赶车。厨工虽早已为主人预备好可口的早点，但程季淑还是不放心，她要亲
自“起来监督”。梁实秋饶有深情地说：她每天都坚持“陪我坐着用早点， 要我吃得饱饱的，然后伴我走到巷口看我搭上电车才肯回去。”晚间，梁实
秋要到报馆去上班，直到发完稿后才能回来。不管天多晚，妻子总要耐心地 等丈夫回来才肯休息。梁实秋不久从家庭生活得到一个结论：“世界上没有
一个地方比自己的家更舒适。”
或许是他把“家”看得太重了，终于有一天妻子含笑问他：
“你上楼的时候，是不是一步跨上两级楼梯？”
“是的，你怎么知道？”
“我听着你的通通响的脚步声，我数着那响声的次数，和楼梯的级数不 相符。”
对此，梁实秋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在别人看来，他也许有点过分地 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了吧，可他却坦然宣称：“我根本不想离开我的房屋。 吾爱吾庐。”
有那么一件事，对于说明这对夫妻关系也是很有意思的。那是他们又搬 到爱多亚路一○一四弄，同罗隆基、丁西林、时昭涵等结邻而居的时候。有
一天，一位朋友风风火火地跑来，对梁实秋附耳说：“胡大哥请吃花酒，要 我邀你去捧捧场。你能不能去，先去和尊夫人商量一下，若不准你去就算了。”
梁实秋猛一听这事，心里还真地有些犯难。他自然十分了解自己的妻子，但 干这种事毕竟有些不同一般。当他吞吞吐吐、忐忑不安地向季淑表明意思后，
意外的是，妻子竟“笑嘻嘻的一口答应”。程季淑的原话是：“你去嘛，见 识见识。”
那天，因为梁实秋在买笑场中是个十足的雏，别人都有自己相好的姑娘， 唯独他付之阙如，所以“大窘”。只好由主人胡适先生代约了一位站在身后。
吃了一顿饭，连姑娘是什么模样都没敢看一眼，梁实秋就赶快逃之夭夭了。 回家后，妻子笑问他个中滋味如何？他答曰：“买笑是痛苦的经验，因为侮
辱女性，亦即是侮辱人性，亦即是侮辱自己。男女之事若没有真的情感在内， 是丑恶的。”
请注意，他在文章中卖力地倡扬并在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的“人性”二 字，现在在他的生活里、口头上经常出现了。
二、海上生“新月”（上）
截止到目前，有一个人，我们一直有意识地小心的回避开了。梁实秋的 朋辈中，除了闻一多，恐怕就要数这个人重要了；而且在此之前很久，这个
人事实上已经进入了梁实秋的生活范围。然而现在我们就要谈起梁实秋在新 月社里的活动，无论如何这个人是再也不能回避的了。在新月社中，他的作
用比起包括胡适、闻一多在内的任何人都更重要。
我们要说的这个人，是现代著名的抒情诗人徐志摩。 在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虽说享寿不永，仅活了三十五岁，可也算得上
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自他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关于他，人们见仁见智，
发表了许多纷纭歧异甚至完全对立的相反看法。 不过，一谈起他的个人禀性，那些与他相熟的朋友就会众口一辞，表现
出空前的统一性。 胡适说他“为人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他的人生观
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 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 仰。”
叶公超说：“他对于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没有 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
与鲁迅进行过大战的“闲话”作家陈西滢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 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粘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
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但 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
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 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
以写作小品文著称的林语堂也以他独特的“幽默”文体写道：“志摩， 情才，亦一奇才也，以诗著，更以散文著，吾于白话诗念不下去，独于志摩
念得下去。其散文尤奇，运句描辞，得力于传奇，而参任西洋语句，了无痕 迹。然知之者皆谓其人尤奇。志摩与余善，亦与人无不善，其说话爽，多出
于狂叫暴跳之间，乍愁乍喜，愁则天崩地裂，喜则叱咤风云，自为天地自如。 不但目之所痛，且耳之所过，皆非真物之状，而志摩心中之所幻想之状而已。
故此人尚游、疑神、疑鬼，尝闻黄莺惊跳起来，曰：‘此雪莱之夜莺也’。” 一向以观察准确细密著称的梁实秋，更能从具体的琐屑现象里察见真
谛。他对人物的品评极得时人折服：“胡先生也是一个生龙活虎一般的人， 但于和蔼中寓有严肃，真正一团和气使四座并欢的是志摩。他有时迟到，举
座奄奄无生气，他一赶到，象一阵旋风卷来，横扫四座，又象是一团火炬把 每个人的心都点燃，他有说，有笑，有表现，有动作，至不济也要在这个的
肩上拍一下，那一个的脸上摸一把，不是腋下夹着一卷有趣的书报，便是袋 里藏着一札有趣的信札，传示四座，弄得大家都欢喜不置??志摩有六朝人
的潇洒，而无其怪诞。”梁实秋的结论是：“我数十年来奔走四方，遇见的 人也不算少，但是还没见到一个人比徐志摩更讨人欢喜。讨人欢喜不是一件
容易事，须要出之自然，不是勉强造作出来的。必其人本身充实，有丰富的 情感，有活泼的头脑，有敏锐的机智，有广泛的兴趣，有洋溢的生气，然后
才能容光焕发，脚步矫健，然后才能引起别人的一团高兴。志摩在这一方面
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为了加强自己论点的说服力，梁实秋还举了他亲自见到的两件事做徐志
摩天性活泼、风趣横生的例证。一是有一次夜晚十一点多，徐志摩乘兴去看 望梁实秋，见门外的百叶长窗虚掩着，灯光自隙间外露。他想吓梁实秋一跳，
突然把门打开。但眼前的景象吓得他大叫一声，拔腿便跑。原来看到一对不 认识的青年男女正赤裸着惊惶地从沙发上跃起。他受惊后，信步走到另一位
单身朋友家，一看屋里黑黝黝，心想这家伙睡了，来吓他一下，便顺手把门 框上的电灯开关打开，不觉又是一声大叫，原来床上睡的也是男女两个人。
他一口气踉跄下楼，跑回自己屋乖乖地睡了。只在事后对梁实秋说：“以后 我再也不敢在黑夜闯进人家去了。”
二是有一次在胡适家里集会，徐志摩迟到，一进门他就从袖里掏出一件 东西给别人看，“原来是一具小小的木制的棺材，长约四五寸，红漆烁然”。
打开棺盖，里面装有香烟数十枝，乃拿出来一一举以敬客。由此举动，梁实 秋说大家马上想到了“浪漫诗人拜伦还有一个人头骷髅制造的酒杯，真乃无
独有偶，也算是一种‘死的提醒物’。”
我们以上不厌其烦地引录了那么多人的言论，目的很简单，旨在使我们 的读者由此可以对在新文学史上产生过极大影响的“新月派”一班人有一个
初步印象。实际上，他们的情况远不象我们从前所估计的那样奥妙复杂。所 谓“新月派”，只不过是一帮自由知识分子的自愿结合，既无思想纲领，也
没有奋斗目标。大家聚在一起，无非是凭着兴趣写点文章，谈笑作乐而已。 在中国，说他们不识相、不合时宜则可；要说他们有什么鸿猷远图、想实现
什么理想或目标，则实在是对他们的过份抬举。
梁实秋同徐志摩的交游可以追溯到 1922 年在清华学校读书时代。那时， 徐志摩刚从欧洲游学回来，诗名满京都。有一次清华文学社想请他来做讲演。
由于徐志摩与梁启超有师生之谊，梁实秋就委托同班好友、梁启超的大儿子 梁思成代邀徐志摩。那时正当秋令，正是水木清华风物灿然的绝好时光，梁
实秋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当世才子，留下了再好不过的印象：“??飘然而至， 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加上一
件小背心，缀着几颗闪闪发光的纽扣，足登一双黑缎皂鞋，风神潇散，旁若 无人，”活脱就是一个六朝中人。
此后，梁实秋去了美国，徐志摩则在北京热心于“新月社”俱乐部活动， 并且由于同陆小曼的恋爱闹得沸沸扬扬。彼此再没发生直接交谊。但有一件
事给梁实秋留下了极大好感。其时，他受白璧德影响，一连写了好几篇抨击 浪漫主义的论文，他虽明知“和志摩的文学作风不是同调”，但还是都直接
投寄给了他所主编的《晨报副刊》，而徐志摩不以为忤，居然一一都给刊登 了出来。对比当时另一些人的文风，梁实秋深有感慨，说：“志摩及其一伙
究竟是自由主义者，胸襟相当开廓，有相当容忍的器量，主张归主张，友谊 归友谊。”所以，1926 年梁实秋归国后，忽于某一日接到邀他于旧历 7 月 7
日参加徐志摩与陆小曼婚礼的请柬，一点不以为奇。那次在北海公园举行的 婚礼实际气氛很紧张，带有强烈的火药味，证婚人学界耆宿梁启超使酒骂座，
指着新郎新娘的鼻子严厉斥责，使举座惊诧。但梁实秋因为自己的心情特好， 所以对那场别致的婚礼也看得轻松裕如，以为十分美满。虽然席间对徐志摩、
陆小曼的婚事有不少“窃窃私语”，但他一概置之耳后，慨然宣称：“结婚 离婚都仅是当事男女双方之事，与第三者何干？”
1927 年，在梁实秋、余上沅逃难到上海定居之后，象胡适、徐志摩、闻 一多、潘光旦、丁西林、饶孟侃、刘英士、张禹九等一于人，由于同样的原
因，也都先后来到了上海。此时的徐志摩与陆小曼有情人终成眷属，兴致正 高，浑身有使不完的精力。他重新鼓起了振兴一度中落的“新月”事业的劲 头。
提起新月社，说来话长。
人所周知，新月社最初成立是在 1923 年。当时，刚从英国回来的徐志摩 串联起一班朋友，模仿欧洲文艺沙龙，由他父亲徐申如和黄子美出资，在北
京石虎胡同七号办起了一个名为“新月社”的团体。就徐志摩个人而言，他 当初事业心很强烈，一心要把新月社办成纯文艺社团。他说：“我们当初想
望的是什么呢？当然只是书呆子们的梦想！我们想做戏，我们想集合几个人 的力量，自编戏自演，要得的请人来看，要不得的反正自己好玩。”他坚信
自己的事业会成功：“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 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当初罗刹蒂一家几
个兄妹合起莫利思朋琼司几个朋友在艺术界里就打开了一条新路，肖伯纳卫 伯夫妇合在一起在政治思想界里也就开辟了一条新道。新月新月，难道我们
这新月便是用纸版剪的不成？”
从后来的实际发展看，说文艺界这初上的一弯新月是纸板剪的固然不 妥，不过，与其创办人的原始初衷确也大相迳庭。徐志摩视为名山事业的新
戏剧没能如他预期的那般有声有色的开展起来不说，更要命的，是团体本身 的文艺色彩日渐消褪，而俱乐部的性质却大为加强突出出来。到 1925 年年初
时，已有些灰心丧气的徐志摩在一封信里抱怨说：“??有舒服的沙发躺， 有可口的饭菜吃，有相当的书报看，也就不坏；但这躺沙发决不是我们结社
的宗旨，吃好菜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不错，我们曾经开过会来，新年有年会， 元宵有灯会，还有什么古琴会书画会读书会，但这许多会也只能算是时令的
点缀，社友偶而的兴致，决不是真正新月的清光，决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棱角。 假如我们的设备只是书画琴棋外加茶酒，假如我们举措的目标，是有产有业
阶级的先生太太们的娱乐消遣，那我们新月社岂不变了一个古式的新世界或 是新式的旧世界了吗？这 PettyBourgeois（小资产阶级）的味儿我第一个就
受不了。”
然而，还有比这令人更为难堪的。新月社开办之初，由于大重朋友义气， 文艺家可以进，文艺家之外的社会三教九流也全都来者不拒。比如，象官僚
政客林长民、丁文江、银行家、企业家张君励、黄子美就都是新月社的发起 人，真正从事新文艺的不过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淑华等区区可数的几
个人。这种奇怪现象难免招致物议，连徐志摩本人后来也未免心虚，不得不 出来辩解：“因为我们社友里有在银行里做事的就有人说我们是资本家的机
关。因为我们社友有一两位出名的政客就有人说我们是某党某系的机关。因 为我们社友里有不少北大的同事就有人说我们是北大学阀的机关。因为我们
社友里有男有女就有人说我们是过激派。这类的闲话多着哩；但这类的脑筋 正仿佛那位躺在床上喊救命的先生，他睡梦中见一只车轮大的怪物张着血盆
大的口要来吃他，其实只是他夫人那里的一个跳蚤爬上了他的腹部！”
诚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徐志摩把别人的议论一律斥之为“闲话”。但 那种种所谓“闲话”，不都是最基本的事实吗？既是事实，那么悠悠之口， 又如何防堵！
正是因为存有这种先天性的不可克服的弊端，随着 1925 年徐志摩的再度 游欧，早期新月社实际上即不可避免的武微了。
1927 年国内局势的动荡，使得闻一多、梁实秋、潘光旦等这些新知旧友 难得的会聚到了上海。现在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条件无不俱备。
生性好动的徐志摩不由又技痒起来，倡议大家联络起来，继续早期新月社的 未竟事业。
按照梁实秋的说法，新月社的重新开张是比较顺利的。这是因为它反映 了大家共同的要求：“与其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倒不如大家拼拼凑凑来办一
个刊物。”所以这才能一呼百应，计日程功。
这次出力最多的，除徐志摩外，还有戏剧家余上沅。他们两人不仅负担 联络朋友互通声气的组织任务，还具体负责寻找地点筹办刊物的工作。他们
在法租界环龙路环龙别墅四号租了一幢小小房屋，做为开办书店与刊物的办 公地方。徐志摩倾心热爱印度诗圣泰戈尔，创办早期新月社时，即以泰翁的
一部诗集为名。如今，他犹不能忘情于此，提议仍沿用“新月”旧名。对此 大家均无异议，唯有闻一多稍有不同的想法，以为“绅士趣味”太重一些。
事情更深一步进展的时候，出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那是有一天梁实秋、 闻一多、饶孟侃等人正在潘公旦家里聚会，忽由余上沅传来了消息，说是拟
议由胡适之任未来新月社的社长，徐志摩担任《新月》月刊的主编。梁、闻、 潘、饶等人立即提出了异议，认为“事情不应该这样的由一二人独断独行，
应该更民主化。”这个意见获得了同人们广泛赞同。徐志摩“何等明达”， 马上接受了大家的建议，主张“改为集体编辑”，而实际发挥领袖作用的“胡
大哥”，则根本不再“列名其间”。
至少就梁实秋个人说来，对新月社进行的情况是非常满意的。他最为欣 赏团体内部的那种互不干预、互相独立的宽容气氛，虽为一体，但又“各有
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 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
兴之所至。”那时及以后，他最乐于引用胡适的一句隐有所指的自负语：“狮 子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他以此律己，同时，
也以此为骄傲。
对于新月社新组成的阵容，梁实秋也非常自负，他对其中的主要人物一 一品评说：“胡先生声名蚤立，而且在我们这一辈中齿德俱隆，不奉他为魁
首，也自然是领袖。志摩风流蕴藉，才华冠世；一多热烈衷肠，学养深厚； 光旦见识卓绝，外圆内方；其他各人亦无不凤骨凛然，都是所谓特立独行之
士，”说到他自己，虽自谦为“忝附骥尾，最少建树”，但也以“于当世纷 纭左右夹攻之间，亦未敢不勉”自期。言语之间，隐隐流露出些微的骄傲与 自豪。
正是中国的一个多事之秋，在上海的黄浦江畔，一轮新月冉冉升起了。 它存在了不过短短的三四年时间，然而，围绕着它，在以后的岁月里却发生
了许多复杂而有趣的文坛纠纷，成为新文学史上最热闹也最引人注目的篇页 之一。其间的是是非非、曲直恩怨，迄今仍为人们聚讼不休，仍是现代文学
史家们最感头疼的问题之一。
三、海上生“新月”（下）
1928 年 3 月 10 日，装帧设计十分别致的《新月》月刊在上海由新月书 店出版发行了，这意味着后期新月社的正式开始。刊物的设计出自闻一多的
匠心，“版型是方方的，蓝面贴黄签，签上横书古宋体‘新月’二字。面上 浮贴一张白纸条，上面印着要目。”梁实秋说这是参考了英国十九世纪著名 文艺杂志
YellowBook（按意为《黄皮书》）的外观形式。《黄皮书》者乃是 一种季刊，主要收诗、小说、散文及美术作品，作者多为当时文坛著名人士，
在英国甚至整个欧洲都大大有名。
梁实秋认为，不说别的，单是《新月》的版式形式，在当时就足以使人 耳目一新。他甚至说“国内很少人看到过这《黄皮书》。假使左派仁兄们也
知道有所谓《黄皮书》者，恐怕他们绝不会放过这一个可以大肆抨击的题目。” 后期新月社确实是极一时人才之盛，所以刊物的内容也足以同新颖醒目
的形式相副。在创作上，他们很努力，也很执着，扎扎实实地致力于文艺事 业自身的发展。在他们看来，“谈文学，一切主义俱属空谈。重 要的是作品。”
梁实秋说过的一段话，可以代表他们共同的思想倾向：“就文艺而论，《新 月》走的是正常的文艺发展的道路??利用文艺为工具也未尝不可，不过不
能认为那就是文艺的唯一的正当用途，更不能喧宾夺主的排斥正常文艺的作 用。不要误信什么‘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两分法，这是晚近
的硬制造出的一种衡量的标准。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原是指十九世纪末的 颓废派的主张而言；所谓‘为人生而艺术’则文学史上根本没有这么一个说
法。凡是文学都与人生有关。没有人生还谈什么文学？不过人生范围很广， 除了政治经济等要素之外还有别的美好的境界。《新月》没有偏执，没有‘为
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同时也不赞同以文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说法。” 后来，梁实秋在攻击左翼文学运动时，也总是由此立论：“普罗文学运
动，象其他的许多运动一样，只是空嚷嚷一阵，既未开花，亦未结果，因为 根本没有生根??没有货色，嚷嚷什么运动？而货色又绝不是嚷嚷就出得来 的。”
许多年后，胡适之在谈到自己的文化活动时，引用了佛典中的一句话， 叫做“功不唐捐”，意思是说“努力必不白费，有耕耘即有收获”。如果单
就后期新月社而言，应该说，胡适的这后是反映了某些基本事实的。《新月》 月刊自 1928 年创刊，到 1933 年 6
月停刊，其间始终未曾间断，共出了四卷 四十三期。这四十多大本刊物中，主要收载了诗、小说、散文、戏剧、评论
等各体创作，可谓洋洋大观。与此同时，新月书店的生意也堪称红火，胡适 出版了畅销一时的《白话文学史》上卷，闻一多出版了同样畅销的诗集《死
水》；徐志摩出书最多、也拥有更多的读者，象诗集《翡冷翠的一夜》、《猛 虎集》、《云游》、散文集《巴黎的鳞爪》、《自剖》等，都是一纸风行使
洛阳纸贵的著名作品。优生学家潘光旦出版了《冯小青》、《家庭问题论丛》、
《人文主物学论丛》，陈西滢出版了《西滢闲话》，凌淑华出版有《花之寺》， 陈衡哲出版有《小雨点》，沈从文出版有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及短
篇小说集《密柑》与《好管闲事的人》等。另外，丁西林的《西林独幕剧》、 陈梦家的《梦家诗集》、《新月诗选》，曹葆华的诗集《落日颂》、余上沅
的《国剧运动》、以及徐志摩、沈性仁译《玛丽玛丽》、伍光建译《造谣学 校》、《诡因缘》、顾中彝译《威尼斯商人》、刘英士译《欧洲的向外发展》、
陈西滢译《少年歌德之创造》等，都在新月书店先后出版。 至于梁实秋，也不肯后人，他在新月书店出版的著作有《浪漫的与古典
的》、《文学的纪律》、翻译有《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潘彼得》、
《织工马南传》及《白璧德与人文主义》等多种。 据近人统计，新月书店开办的几年间，共出版各类图书近百种。
新月书店后来迁往望平街，是“黑黝黝的一间屋子”，可是货架上内容
充实，光怪陆离。正如梁实秋所说：“生意不恶”。他们之所以敢于有恃无 恐地向左翼作家伸出手掌大叫：拿出货色来！大概其所“恃”就在这里吧。
后期新月社在文艺上的努力是很全面的，但若论实际成就与发生影响之
大，还要推诗歌与评论。 谁都承认，徐志摩与闻一多是新月社诗歌创作的两巨擘。梁实秋对这两
位浪漫气质浓厚的诗人都推崇有加，但就诗论诗，他又似乎略有轩轾，他好 象更倾心于徐志摩一些。他评徐志摩，主要是攫住了一个情字，以为徐志摩
的一生是“唯情”的一生。论及徐志摩其人，他是有保留的，认为诗人终生 都生活在一种对“爱、自由与美”的不切实际的幻梦憧憬之中，因为“人生
是现实的，现实的人生还需要现实的方法去处理。偶然作个白昼梦，想入非 非，任想象去驰骋，获得一时的慰安，当然亦无不可”，“但是这究竟只是
一时有效的镇定剂，可以暂时止痛，但不根本治疗。人生的路途，多少年来 就这样地践踏出来了，人人都循着这路途走，你说它是蔷薇之路也好，你说
它是荆棘之路也好，反正你得乖乖地把它走完。所以想飞的念头尽管有，可 是认真不得。照他看来，精神长久地沉醉于幻梦之中，逍遥于昊天之上，其
结果一定会“飞得越高，跌得越重”。
梁实秋的观点，鲜明地划分开了理性人生和浪漫人生的界限。但从一个 高明的文艺家的角度出发，他又十分确切地意识到，正是徐志摩这种迥异于
其他人的浪漫人生，才造就了他那风采灿然的卓异浪漫艺术。知人论世，梁 实秋于徐志摩这个人有所保留，但对他的诗歌艺术却是十二万分的肯定：“志
摩的诗之异于他人者，在于他的丰富的情感之中带着一股不可抵拒的
‘媚’。这妩媚，不可形容，你不会觉不到，它直诉诸你的灵府??志 摩的诗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他把全副精神都注入了一行行的诗句里，所以
我们觉得在他诗的字里行间有一个生龙活虎的人在跳动，他的音容、声调、 呼吸，都历历如在目前。他的诗不是冷冰冰的雕凿过的大理石，是有情感的
热烘烘的曼妙的音乐。”
斯人往矣，但我们后人可否从徐志摩身上获得这样一种启示呢：世间最 动人的艺术，当推那些与其创造主体的生命律动保持了最为内在谐调统一性 的艺术！
梁实秋论诗，主张“凡是艺术没有不重形式的”。他具体地阐述这一主 张说：“如何能使新诗更象样，不是官方的文艺政策所能奏效，亦不是文学
批评家的意见所能左右，完全要靠诗人们自己的努力创作。旧诗做不下去， 要做新诗，但新诗仍然要使用旧诗的若干技巧，这才是一条正确发展的路
线。”他为新诗规定的最高标准是：“讲究文学修饰之美，追求境界之高超， 以及情感表现之深邃。”
基于这种认识，梁实秋对老朋友闻一多的新诗创作也大力推崇。闻一多 因过分追求诗歌外形上的排列组合，被时人讥为“豆腐干体”。梁实秋对此
独表赞同，认为中国传统的绝句律诗便是“豆腐干休”，而其优秀之作，历
数千年犹为人所乐读，“新诗印成豆腐干形，又有何妨？” 梁实秋常把闻一多同徐志摩放到一块比较来谈，说他们两人都是“浪漫
派”，其区别在于：“闻一多沉郁，而徐志摩轻灵；闻一多以功力取胜，而 徐志摩以灵感见长；闻一多受西方伯朗宁、济慈的影响较大，而徐志摩更明
显地表现出得力于哈代的痕迹。应该说，这都是知人之论。
梁实秋毫不讳言，他的诗歌理论和审美情趣同闻一多又有着相当大的区 别，譬如与新月派同时，诗坛上崛起了以李金发为代表的一批“象征派”诗
人，专以做“晦涩”“朦胧”的诗歌为务，其流风余韵甚至波及新月派中一 些年轻诗人。胡适径称这类诗为“笨谜”，尽管他本着“但开风气不为师”
的主张，对这种诗风”从来不加批评”，只是“静静的旁观”，但实在看不 下去时也会“摇头叹息”。梁实秋不象胡适那样，非得把“明白清楚”作为
诗的第一要务，说“诗就是近于谜，不过不应该笨而已”，但也大不以李金 发等人的诗为然，公开表示：“他的诗大概是受法国的象征派诗人的影响，
我不大看得懂。”在这一点上，梁实秋与闻一多就表现出绝大的不同。讲究 形式却不免为形式所累的闻一多有一次当面对梁实秋说：“你自管不懂，他
的诗里有东西。”梁实秋反问有“什么东西”，闻一多没有说出来。——公 正他说，象李金发诗歌的奥妙，不仅闻一多说不出未，恐怕任何人都难以说
出来；“东西”或许有，其奈过于荒诞、晦涩何！
谈到这一时期梁实秋的交游，在后期新月社内，胡适具有不容忽视的位 置。不同于闻一多、徐志摩的是，梁实秋与胡适的关系，在于师友之间，他
对胡适更多的是敬仰、尊重。他后来多次表示：“我从未说过‘我的朋友胡 适之’。”
梁实秋最敬佩胡适的地方，主要在于他认为胡适是最完整集中地体现了 传统知识分子极看重的“学问道德”的现代学人。
讲道德，梁实秋认为胡适平生大节无亏，在任何情况下都绝无依傍，决 不借助身外的力量以自重，始终保持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胡适不迂阔，懂得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他也喜欢谈政治。但梁 实秋又很佩服他“无意仕进”“最多不过提倡人权”。甚至后来蒋介石推荐
他做第一任总统，他都不肯答应。抗战中，胡适激于民主大义，不得已做了 一任驻美国大使，也保持了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风操，“数年任内，仆仆风
尘，作了几百次讲演，心力交瘁。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须报销的。胡先 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
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在政治活动方面，梁实秋认为胡适 本人说过的一句话最为耐人寻味：“我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
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梁实秋曾做过猜测：“是否 指自己胆小，不够心狠手辣？”
“大凡真有才学的人，对于高官厚禄可以无动于衷，而对于后起才俊则 无不奖爱有加。”这是梁实秋讲到胡适另一面时说过的话，接下去他还说胡
适的家庭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交场所，“每逢星期日，‘家庭开放’，来者不 拒，经常是高朋满座，包括许多慕名而来的后生。”“他与人为善，有教无
类的精神是尽人皆知的。我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的时候，亲见他在校长办公 室不时的被学生包围，大部分是托着墨海（砚池）拿着宣纸请求先生的墨宝。
先生是来者不拒，谈笑风生，顾而乐之，但是也常累得满头大汗。一口气写 二三十副对联是常事。先生自知并不以书法见长，他就是不肖拂青年之意。
在北京大学的时候，他的宾客太多，无法应付，乃订于每星期六上午公开接 见来宾，亲朋故旧，以及慕名来访的，还有青年学子来执经问难的，把米粮
库四号先生的寓所挤得爆满。??乐于与青年学子和一般人士接触的学者， 以我所知，只有梁任公先生差可比拟，然尚不及胡先生之平易近人。”胡适
有一笔钱，专门用于资助一些青年出国留学，言明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 他人。胡适自己对此有说明：“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你想，以有限的
一点点的钱，帮个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进修，一旦所学有成， 其贡献无法计量，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当年有个贫苦学生出国求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