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运动象怒潮般不可遏止地开展起来，并立即汇入了北京城群众运动的大 潮中。
半个多世纪后，梁实秋讲起当年清华学校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还十分 自豪、向往；对那时的学潮的组织领导者表示由衷的敬佩：
清华学生的领导者是陈长桐。他的领导才能（Charisma）是天生的，他 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
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 尽的责任，虽然以后没有人以“五四健将”而闻名于世。自五月十九日以后，
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 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
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 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
作为历史已逝去的一页，五四运动一去不复返；但作为中国历史最光辉 的一页，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是永在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短暂性和永恒
性，从来都是同在并存的。对于我们后人来说，挖掘五四精神的内涵，理解 五四精神的真谛，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按照梁实秋的理解，五四运动最根本的意义在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 年人某种自觉意识的苏醒，在重新认识自身价值、重建人性方面，迈出了艰
难而又关键的第一步。他对此有着确切表述：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 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
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象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 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
梁实秋谈到“情绪”与“生活力”等等，意思非常显豁。他此处是就个 体生命和个体的价值着眼，以为五四运动实乃中国有史以来对倍受压抑和摧
残的个性的大解放。在这一点上，梁实秋表现出向当时整个进步思潮认同的 趋向。因为正是在对待个体与群体关系上，或者说，在是否承认个体地位的
问题上，才能真正把传统价值观念和新型价值观念最后区别开来。特别标举 出这个标准，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因为不论什么事物，其表现形态是可以
随时调整变化的。比如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可以以旧时传统的面目出现， 也可以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形态的变态出现，能够变得看起未比进步更进
步、比革命更革命，并且一旦逼得它以变态出现时，其封建性也必将更趋于 极端化。这时，判断它究竟属何性质，最好的试金石便是看它在人的价值观
念上持何态度，看它对待个体地位、个体价值、个体权利是重视还是蔑视、 是肯定还是否定、比传统封建主义是有所改进还是完全相同甚或更加变本加
厉。 在另一点上，即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上，梁实秋关于五四运动的观点，
也表现出向当时整个进步思潮认同的趋向。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对中国的固 有秩序、固有体系、固有观念是一次强烈的冲击，而换回的，是社会的迅速
发展和进步。他说：“五四运动实乃一大变局。新一代的人要造反，不再忍 了。有人要‘整理国故”，管他什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都要揪出来重新交
付审判。礼教被控吃人，孔家店遭受捣毁的威胁，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沟要彻 底翻腾一下，这下子可把旧一代的人吓坏了。有人提倡读经，有人竭力卫道，
但是不是远水不救近火，便是只手难挽狂澜。代沟总崩溃，新一代的人如脱 缰之马，一直旁出斜逸奔放驰骤到如今。旧一代的人则按照自然法则一批一
批的凋谢，填入时代的沟壑。”
梁实秋这儿提到了“代沟”的概念。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看来，代 沟现象显然是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任何社会都会有“代沟”，封建社会
有，最发达的文明社会也有。但梁实秋这里显然有特定意义、特定内容。他 无法忘掉亲眼见过的一个惨痛现象：有一对大家庭中的小夫妻，十分恩爱，
后来丈夫忽然暴病死亡，妻子失去了生活信心，亦服毒以殉。殡殓后，追悼 之日竟由地方政府颁匾褒扬，道是“彤管扬芬”；女家致送的白布横披写的
是“看我门楣”！事情很平常，但梁实秋每想起这一幕，总戚戚于心：“我 们可以听得见代沟的冤魂哭泣，虽然代沟另一边的人还在逞强。”五四运动
没有冲垮代沟，代沟依然存在，但从梁实秋以上所描绘的情形看，代沟两边 人的地位显然发生了很大变化，饱受压抑之苦的年青一代“如脱缰之马”，
扬眉吐气；而不肯遵守“自然法则”、总要包揽一切的那一代，现在只能回 到“自然法则”的运行规律中“一批一批的凋谢”，最后“填入时代的沟壑”。
打碎违犯本性的强制和残暴，使一切都服从于自然规律，让自然规律的杠杆 去调节、支配运行于社会内部各种关系的复杂组合，对于不正常的社会结构
来说，这意味着向健全社会结构的转化；对于落后残暴的社会制度来说，这 意味着向合理社会制度的迈进；对于蒙昧野蛮的社会意识形态来说，这意味
着向先进社会思想文明的皈依。在梁实秋的眼睛里，五四运动的进步意义于 是而显现。
或许正是由于对现代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有着如许清醒的理性认识，梁 实秋个人才能一反平日的思想作风，以积极而稳健的态度投入了运动的洪
流，成为清华学校学运中的骨干分子之一。因为无论从家教还是从梁实秋平 时的处世原则看，他原本可能采取与此完全相反的态度的。
公正的说，梁实秋对“五四”运动的热情和他所实际发挥的作用，确乎 不但不能同具有领导天才的学运领袖陈长桐相比，而且也不及他的学友、继
陈长桐之后成为第二代领袖、“思恕敏捷，辩才无碍，而且善于纵横捭阖” 的罗隆基，甚而也赶不上他的另一位学友、“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
制标语”甘于做文书工作的闻一多。但这丝毫不等于说，梁实秋在清华学校 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不，勿宁说，在当时他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学运
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积极活跃分子，积极参加游行，积极向街头讲演；罗 隆基所自诩的“九年清华，三赶校长”，都有梁实秋的份。运动高潮过后，
清华学校的学生大搞自治活动，不仅自治，还要“过问学校的事”，建立了
“评议会”和“干事会”两个组织，作为学生参与学校工作的决议和执行机 关。从成立起到毕业离开清华止，染实秋一直被推举为评论会的评议员。
梁实秋后来特别感到自豪的，是他亲身参与的一场驱赶“小锣会”，与 校长张煜全面对面交锋的斗争。
那正是五四运动发展到高潮之际，一天晚上学生们集合开会，校长张煜 全采取高压手段，切断电源，企图以此迫使学生就范；但被激怒了的学生，
不理会那一套，点起蜡烛继续开会，以示对学校当局的反抗。开会期间，忽 然发现有一些行踪诡秘的“乡巴佬”，提着纸灯笼绕会场转来转去，机警的
学生们没费多大事，就盘问出那些人都属当地乡间的“小锣会”，是学校当 局专门请来弹压学生的。所谓小锣会，是乡里农民组织的自卫团体，遇有盗
警之类的事变即敲锣为号，群起抵抗，以维持地方治安。想不到今天竟被用 来对付学生。学校当局的这种乖张举措，无异于火上浇油，愤怒的学生们当
即停止了开会。把小锣会象包子馅一样紧紧围在核心，把那些一向侠气十足 的小锣会员们吓得脸色煞白，又是打拱，又是作揖，结结巴巴的向着学生们
告罪求饶。冤有头，债有主，学生们也不同他们理论，让他们在一张纸上画 押具结赶出学校了事。回过头来，他们就对着张煜全宣了战，没用多长时间，
就把这位威风凛凛、颟顸糊涂的校长驱逐出了清华。
“在这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梁实秋追 忆当年的情景时这样说。然而，五四运动象天外吹来的一阵罡风，一夜之间，
给古老中国差不多已经麻痹坏死的庞大肌体猛然注入一股强大的活力，于 是，这个肌体的神经系统——知识界先驱者与青年学生阶层——首先恢复了
机能，变得生气勃勃起来。他们那被“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象寻找 到突破口的火山岩浆一样，猛然间以不可阻遏之势，激烈迸发了，并且从此
“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梁实秋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对自 己亲身体验到的时代运会，作出了如上基本准确的表述。
同样，由于梁实秋具有较之同龄青年人更强的理性分析能力，由于他毕 竟来自一个相当标准的士大夫家庭，由于他从小时候起就已表现出的热情固
有、但毕竟更明显向温柔敦厚、平和中正一路发展的个性禀赋和性格特征， 在积极参与并高度肯定五四运动的同时，对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现象、对发
展过程中的变动和转化、对其可能会发生的未来趋向及效果，他也时刻注意 地观察着、谛听着、思考着。梁实秋这个人，天生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更
讲究实际的务实主义者，这使他在看问题时，往往会与流行的时尚相悖。因 为他总是喜欢当别人如痴如狂地席卷进某一集体行动时，自己则站到一旁冷
冷地指出这种行动的毛病和弊端。似乎别人都发了疯，唯独他一个人最清醒。 对于五四运动，他是有微词的。至少，当不便讲它的坏话时，他有过腹
诽。 几乎就在五四高潮中，他的眼睛就注意到了“群众运动”的破坏性与盲
目性。前面我们谈到过他同同学上街演讲、捣毁了一辆冲群众鸣喇叭的汽车 的事。对那件事，他基本是理解的，也还能容忍，说“那部被打的汽车是冤
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 究竟为数不多。”但对群众运动本身，他的心头却从此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
的阴影：“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 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
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紧接着发生的另一件事，与梁实秋关系更为切己，因而，对他的精神刺 激也就更大些。和他住同一宿舍的学生中，有一个是章宗祥的儿子，而章宗
祥在那时被作为“卖国贼”正被当作众矢之的。清华的学生起来后，章宗祥 的儿子识趣地避开了，但是不行，“许多人不依不饶地涌进了我的寝室，把
他的床铺捣烂了，衣箱里的东西狼藉满地”，梁实秋说，“我回来看到很有 反感，觉得不该这样作。”特别是这位同学随后不久害病死去，更使梁实秋
耿耿于怀，一想起这事就心有余痛。
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更严厉的“微词”，是在几十年以后，但他后来进行 反思和批评的感性基础还是属于清华时代，所以他日后的批评大体上仍能表
明他当时的思想状态。
下面一段话，是他批评五四运动的言词中，最系统也最有理论色彩的： 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很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
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 罗忠治，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
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 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
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
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1922 年 3 月间罗隆基写了一篇《彻底翻腾的清华革 命》，发表在北京晨报，翌年三月间由学生会印成小册子，并有梁任公先生
及凌冰先生的序言，一致赞成清华应有一健全的董事会，可见清华革命之说 确是合乎当时各方的要求。
关于当时群众运动在青年学生中造成的“浮躁”心理，梁实秋也以清华 学校为例，说过一段话：“学生自治也未始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过罢课次
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罢课，有人讥笑我们是怕考试，然乎否乎根本不值 一辩，不过罢课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确是事实。”
梁实秋在五四运动中的全面表现，实际是对他日后所走生活道路的一个 预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他以及他那个圈子中的朋友们，构成了我们过去
研究甚少但实际不容忽视的一种知识分子类型。很显然，在新与旧的对抗中， 他们属于新派人物，甚或可以说，较之同时代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吸
吮的新文明、新思潮都更充分些，他们的思想观念更富有现代色彩，更接近 世界意义的进步文明。但是单是有了这一点，还不能保证他们在行动上也是
最前卫、最先进的。他们不同于陈独秀们，不同于鲁迅们，甚至也不同于周 作人们。周作人有时还对自己身上的“流氓鬼”自鸣得意，欣赏之态谥于言
表。而梁实秋，更衷心向往的是一种“贵族文明”，如他所说：“我向往民 主，可是不喜欢群众暴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欢专制独裁；我酷爱自由，
可是不喜欢违法乱纪。”即是说，他希望中国社会变革，希望中国向先进国 家、先进文明认同，走真正的现代化之路；但他又认为实现这种变革和理想
的道路，应该是有秩序的、文明的。他十分警惕在变革过程中会有新的更加 邪恶的东西出现，取代旧的邪恶，造成新的更沉重的民族灾难，他懂得，在
中国，担心发生这种情况并非庸人自扰，而是具有极大的现实性、可能性的。 正是基于这种心态，梁实秋欢呼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全副热情欢呼一个
新时代在中国的到来。但与此同时，他又忧心忡忡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担
忧在一个良好的开端后，会以坏的结果而告终。
四、最初的发言
五四运动对那一代青年人心灵的影响，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会是过伤的， 它甚至可以说是用一种新的范型对中国人（首先是中国知识青年）重新进行 了塑造。
经过五四洗礼的梁实秋与他的学友们，已明确预感到，他们此后的人生 道路将是迥异于前代人的一种新的人生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将会出现什么情
况尚不可预期，尚须要他们自身进行艰苦的探索和实践。
比起古老中国的人们，他们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最根本的一点 是，他们以那么强烈的好斗姿态，表现出对社会的积极参与意识。即是说，
他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向整个社会发言。对着比他们尊贵得多的大 人物，对着比他们年长得多的前代人，对着比他们深奥得多的权威们，他们
要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而且，他们还不满足于自己的意见仅仅成为无数 意见中的一种，还要力图使其成为未来社会中最有影响、最有力量的一种意 见。
梁实秋正是在这种心理冲动的驱使下，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首先是文 学批评的生涯。
在清华园内，五四的风潮甫告平息，忽而出现了一个叫做“小说研究社” 的小团体，它就是由梁实秋与顾一樵、翟毅夫、齐学启、李涤静、吴锦铨共
六个在校学生发起成立的。在校园里，他们设法弄到一间没人住的学生宿舍 作会址，公然堂而皇之地开展起了各种活动。最后的实际成绩是出版了一本
《短篇小说作法》。 其实，组织团体从事各项活动，梁实秋早有此打算。在这之前，他就同
吴卓、张嘉铸等几个喜欢书法的同学组织过一个小团体，专门以练习书法相 号召。一直在暗中注视着儿子成长的梁咸熙先生，在关键时刻出资帮助，还
亲为他们的团体命名为“清华戏墨社”。梁实秋那时分外勤奋：“七点打起 床钟，我六点就盥洗先毕，天蒙蒙亮我和几位同学就走进自修社，正襟危坐，
磨墨伸纸，如是者二年，不分寒暑，从未间断。”象《张迁碑》、《白石神 君碑》、《孔宙碑》、《曹全碑》等，全都经过细心的临摹揣摸，包世臣的
《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也都被他读成了断烂残编。 由“清华戏墨社”而“小说研究社”，不但反映出这班青年人在事业上
的兴趣转变，同时更表明他们对与人生联系更密切的问题开始关切起来。应 该说，在这一点上，他们同当年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社团成员们，是完
全一致的。而“小说研究杜”在成立时间上，还要大大早于新文学运动中这 两个著名社团。
随后不久，比梁实秋早两年进入清华的闻一多的加入，更给“小说研究 社”增添了活力。团体进一步扩大了，又增加了朱湘、孙大雨，谢文炳、饶
孟侃、时昭瀛、杨世恩、吴景超等。从这个班底也可看出，文学成了他们致 力的核心事业。所以后来，干脆接受了闻一多的建议，将社名改为“清华文
学社”。此后梁实秋与闻一多保持了终生的友谊，正是由这种共同志趣、共 同追求奠定了基础。
在热切的“参与意识”驱使下，梁实秋首先对新诗创作发了言。那也是 他同闻一多的第一次成功的合作。对于诞生于新文学运动中的新诗，梁实秋
与闻一多看法相同而且坚定。他们无条件地拥护诗歌革命，对新诗的诞生表
现出无比热情。但他们又同时都十分重视诗之为诗的基本条件：美。他们认 为，既然是诗，就得有“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在诗歌王国中，
宁可多一点贵族精神，也万不可提倡什么“平民风格”。根据这种标准，他 们激赏、推崇的是郭沫若的《女神》，而对与《女神》几乎同时产生的几部
诗集表示不满，其中包括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
《冬夜》等。他们认为，象胡适“人力车夫，人力车夫，车来如飞??”， 俞平伯“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康白情“旗呀，旗呀，红、黄、蓝、
白、黑的旗呀”“如厕是早起后第一件大事”之类的诗句太“俗恶不堪”， 是根本不可入诗的。
基于如上的认识，梁实秋和闻一多决心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他们各自择 定了一个靶子，相继写出了《草儿评论》和《冬夜评论》两篇长文。闻一多
的《冬夜评论》写出后，曾寄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但稿子寄出很久 不见答复，请求退稿也没有回音。这使他们敏感的心灵如受到重大刺激，愈
发感到有公开发言的必要。在这时刻，又是梁实秋的父亲梁咸熙先生伸出了 援助之手。他慷慨解囊，拿出一百元送给两位年轻人，使他们得以顺利地把
自己洋洋四万字、合称为《冬夜草儿评论》的著作出版发行。后来，这本书 即成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
在这部著作中，他们尽情阐发了自己对新诗创作的意见，热切地倾诉说：
“不幸的诗神啊！他们争道替你解放，‘把从前一切束缚你的自由的枷锁镣 铐打破’，谁知在打破枷锁镣铐时他们竟连你的灵魂也一齐打破了呢！”从
这情感充溢的话中，约略预示了诗坛上将有一种新的诗歌理论和创作风格的 出现，只不过现在还处于萌芽时期。至于其完全成熟期的到来，那要等到新
月派活动的全盛时代了。
与开展“清华文学社”活动的同时，梁实秋还担负起了《清华周刊》的 编辑撰稿的任务。他这项工作的合作者是吴景超。那时，他们必须每周编起
一期篇幅达一百八十页的稿子，还得自撰社论，间隔不久，还要加出《文艺 增刊》。任务相当繁巨，但他们干得得心应手、胜任愉快。对这份刊物，梁
实秋怀有相当浑厚的感情，曾以自豪的口吻说过：“我不知哪一个学校可以 维持出版一种一百八十页的周刊，历久而不停。”从下面的一段记述可以看
出，当年的梁实秋，在清华园内不失为一位锋头甚健的人物——
我们写社论常常批评校政，有一次我写了一段短评鼓吹男女同校，当然 不是为私人谋，不过措词激烈了一点，对校长之庸弱无能大肆攻击，那时的
校长是曹云祥先生（好象是作过丹麦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学问道德如何 则我不大清楚），大为不悦，召吴景超去谈话，表示要给我记大过一次，景
超告诉他：“你要处分是可以的，请同时处分我们两个，因为我们负共同责 任。”结果是采官僚作风，不了了之。我喜欢文学，清华文艺社的社员经常
有作品产生，不知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有那样大的胆量，单凭一点点热情， 就能振笔直书从事创作，这些作品经由我的安排，便大量的在周刊上发表了，
每期有篇幅甚多的文艺一栏自不待言，每逢节日还有特刊副刊之类，一时文 风甚盛。这却激怒了一位同学（梅汝敖），他投来一篇文章《辟文风》，我
当然给他登出来，然后再辞而辟之。我之喜欢和人辨驳问难，盖自此时始。
“喜欢和人辨驳问难”，这确乎是当时年轻的梁实秋的真实写照。他以 青年人特有的浪漫，特有的热情，到处和人争论，一点不象他中年之后表现 的那般温和敦厚。从
1922 年夏到 1923 年夏的短短一年间，他至少参与了当
时文坛上的三次论争。论争的对手，有的是同辈青年，有的则是前辈的权威。
1922 年 6 月 25 日，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读仲密先生的（丑的 字句）》一文，就新诗创作向当时的批评大家周作人提出了异议。他一本在
《冬夜草儿评论》早就阐明的宗旨，热情地维护着缪斯女神的尊严和美。在 他看来，美，应该成为诗歌创作所应遵循的最高原则，不美无以谈诗。所以
他反对周作人“瓜皮艇子茅屋尺素书”可以入诗、“小火轮洋楼电报”等也 可以入诗的观点。他坚持以为“丑”的字句象“小便”“如厕”之类决不可
写进诗中，那样会把诗美破坏净尽。他举出湖畔诗人中的一句“一只母鸡被 一只雄鸡强奸了”，认为不仅“俗浅”，而且“丑不堪言”。讨论扩大后，
梁实秋的思路也随之加深，而且更系统化。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的两段 理论色彩很强的话颇为引人深思。因为三十年代他同鲁迅及左翼诸公所争辩
的问题，其基本思想都已在这里初具雏型。
其一讲的是“情感”问题： 我们不要把“情感看得太不值一文钱。诗自然是“止于表现情感而已”，
但是人的情感不是都可以在诗里表现的，要经过一番刷洗涵养的工夫，要经 过选择删裁的手续，然后才有在诗里表现的价值。??丘八爷口里的“他娘
的??”、洋车夫口里的“??”，未尝不是情感，??亦未尝不真，然而 诗人采取这类材料时，不能不“计较字句的丑不丑”了！即以现在所谓诗人
的诗而论，除一本《女神》以外，所表现大半是些情操（Sentiment），不是 情感。
很明显，他在这里极力维护的是情感的纯洁、高尚。 其二所涉及的是最易引起歧议的问题，梁实秋正因为日后始终坚持并发
挥了此处所阐发的思想，而赢得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之谥： 东峦先生说：“无论谁们尽有作诗人的资格，”我想资格二字还待解释。
诗人必备的资格是什么，且不必讲；假如人人都成为诗人，那么也就不成为 诗人了。诗人是一种特殊的称号，以别于非诗人的，我以为人人皆有作诗人
的可能（Posgibility），但人人不能皆有作诗人的必能（Proba-hillity）。
诗境即是“仙人境界”，因为都是超脱现实世界以外的——想象的。所
以学诗无异于求仙。离开现实世界愈远愈好，工部称青莲曰：
“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这是诗人特备的资格。放翁有 一绝：
“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 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 可怜现在的一般“诗人”无仙骨而“妄学诗”啊！
我要首先向无仙骨而妄学诗的人说：“不要作诗罢！”
——不敢说“不准作诗”。 假如我们能够镇定下来细细体会梁实秋的这番话，至少不能不说，他有
一片热爱艺术、忠诚于艺术的痴心，同时也是真正懂得艺术的知音者。 翌年的六月份，梁实秋与朱大枬等就小说创作中的“新某生体”展开的
争论，情形更形激烈。 论争由朱大枬一种不太负责任的说法引起。他把当时一些新小说家喜欢
在作品中以外国字母代替人名和地名的作法讥诮为“新某生体”。比附既不 恰当，且其文中“天赋中国人以两种特质——仿效和懒惰”的说法，与新文
学创作呈现的积极进取气象也正相违背。梁实秋大概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一连写了四篇文章与对手反复驳正。 在这次论争中，梁实秋是以新文学的护卫者姿态出现的。以外国字母代
替小说中的人名地名是否妥当，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新小说与旧式的
“某生体”相提并论，实际上暗含了混淆新、旧文学界限，并进而抹杀新文 学的危险。因此缘故，比起同周作人的讨论，梁实秋在这次争论中就义正词 严得多：
用罗马字母的办法，本来未必一定是好，尽有商量的余地，我们若有反 对的意思，大可明白的说，不必深文罗织，硬派做新的“某生体”。这种举
动，就如北京的官宪乱拿过激派的头衔给人戴，一样的可笑。
尽管真的动了肝火，梁实秋在论辩时依然保持了良好风度，他坚决拒绝 使用对手使用的那种“武断”手法，而坚持以理服人。他从文学理论和文学
创作的实践阐述了小说中可以以外国字母代替人名、地名的理由：
小说作者的任务是随着小说的性质而异的??现在姑且退一步说，假定
“小说作者的任务”只在“极明确极活现的告诉读者小说里面他是怎样的一 个人，”那么这种功效也决不是“用心思去构”“人名地名的命取”所能奏
的。要想描绘一个军人，只是给他取一个“赵得胜”或“李振標”的名字， 要想描写一个商埠，只是取名上海天津，恐怕也不能“极灵活地表现在纸上” 罢？我以为
PSmt 是没有什么“根本是不好”的所在。人 名地名的命取值不得 多大的注意，文艺作品的好坏不在这些小地方。
“文艺作品的好坏不在这些小地方”，这句话很精采。就论题本身看， 正该得到这样的概括评价。可梁实秋事实上这次并没轻忽“这些小地方”，
因为此处问题现象的“小”，实则反映了问题性质的“大”，表明了对诞生 不久的新文学持什么态度的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梁实秋还开辟了另一条战线，对手则是大名鼎鼎的国民 党元老吴稚晖。
那年的二月间，梁实秋曾代表《清华周刊》编辑部，邀请他最尊重的梁 启超拟写了一份《国学入门书要目》，刊登于五月份的周刊，其主旨是“指
示青年以研究国学的初步方法。”同时应邀撰拟类似书目的还有胡适之。
惯写“嬉弄谐谑”体文章的吴稚晖，随后对梁启超开列的书目作出了反 应。但这位老先生的文笔太缺乏检束，谑浪笑傲是其所长，而严肃认真则为
其所短。他发表在《晨报副刊》的一篇文章看文采倒是风趣横生，但要命的 是，却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论点”，简直让人弄不懂是他不对还是梁任
公不对。攻击性的话俯拾皆是，又是“箴洋八股化之理学”、“灾梨祸枣”
“可发一笑”，又是“于人大不利，于学无所明”，又是留学生出国只应该 学习“用机关枪对打”。大概是为了强化效果，以致于弄得文章文理不通、
语序颠倒，使人哭笑皆非。
对于这样的对手，梁实秋的表现是：不客气。尽管对方德望俱隆，梁实 秋还是丝毫不留情面，他在题为《灰色的书目》一文中，针对吴稚晖称梁启
超的书目为“灰色的书目”的说法，反唇相讥，简截了当地指出：
我觉得吴先生的文章倒真是有一点“灰色”！又长又冗的一大篇，简直 令人捉不到他的思想的线索和辩驳的论点。里面文法错误欠妥的地方，不可
计数；然而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最高等之名流”写文章的时候往往是不 计较其文章之通不通的。我最为吴先生惋惜的，便是他似乎不曾知道梁先生
拟的书目的动机和内容，以致所下的断语只是糊涂、
误解、孟浪！ 除掉相互的辩难不谈，梁实秋这篇文章真正值得注意之处，是他对“国
学”的看法。他在文章里一则说：“整理国故原不必尽人而能，因为那是需 要专门的人材，无须乎‘大批的造’，”再则曰“外国的学问不必勉强附会，
认为我国古代早有，而我国古代确是早有的学问，也正不必秘而不宣。自夸 与自卑的思想都是该至少‘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的！”从表面看，他不偏不
倚，持论似较吴稚晖全面，公允得多，但究其本意，他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免 掉为“国学”“国粹”辩护之嫌的。他这一次实际是充当了一个十分尴尬的
角色。无怪乎吴稚晖转而较为认真地对待此事的时候，所说的一番话就使梁 实秋难乎为词了。吴稚晖这样说：“梁卓如先生在二十年前，对了张之洞的
书目，虽不曾做有刚刚反对的文章，却有着不言而喻反对的精神。这是现面 盎背，当时自命新人物者，个个把那精神呼之欲出，自命旧国粹派者，个个
把那精神衔之刺背，骂他‘捉不到他的思想的线路和辨驳的论点’的，所在 皆是。”
从这话看，这位吴稚老确乎是个辣手，他只不过重复了一点历史现象， 就把一个内涵极端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提纲挚领的撕掠得一清二楚。想来
梁实秋读了这段话，一定汗颜到无地自容吧！
在这几次论争和讨论中，有一点很值得注意，那便是梁实秋对论战本身 所采取的态度。虽然年青人肝火旺盛，难免有时会感情用事，出现意气之争。
但大体而言，他是始终注意保持了一种“君子风度”。论难之际，从内容上 注意充分说理，以理服人；从形式上则尽量做到温穆、平和，问题一经辩明，
便“得放手处便放手”，坚持“穷寇勿追”的原则。从而形成了他此后坚持 一生的“绅士风格”的文风。
正是这一时期，对于在文章辩难时进行人身攻击或避而不谈论题只旁敲 侧击的做法，他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态度。比如，在那次关于“新某生体”的
论争中，同朱大枬的正面交手进行得心平气和，但蹇先艾的一点“杂感”却 使他大为光火。蹇先艾的文章中写道：“我正想收场，章彬如来了??向我
说：‘上海创造社的人，惯用 mpst 代小说的地名人名，梁实秋先生正在与创 造社联络，所以他不能不有这种反响’。我笑得口都合不拢来。如果真是这
样，实秋君！可惜你白费工夫了。”
就是这看似不足道的一段小小传闻，却使梁实秋生了真气，他以一向很 少见的激愤口吻提出了强烈抗议：“章彬如是何许人，我完全不知。不知菱
君根据什么敢以‘章彬如之心度梁实秋之腹’！”他从正面公开宣称自己在 文字之争中的立场和态度时说的一段话，中气充足，极有挑战性：
我梁实秋是把文学当做献身的事业的，凡是以正当的态度研究文学的都 引为同志。文艺里有主义的不同，没有偏辟的党见。梁实秋生就的一身硬骨
头，不怕嘲骂，不避嫌疑，不惜费纸费笔费精神！我和创造社是有联络，（虽 然不是“正在联络”），然而这没有什么可耻。文学研究会若和我·主张相
近态度相合，我也要联络；??曦社若是分子优秀头脑清楚的，我也要联 络：??我不是把文学当做饭吃的，不想凭借会社的势力欺凌别人的。我和
创造社同人只是文字之交，道义之交，彼此互相监督不稍假借；我没有做过 与创造社同人狼狈为奸的行为，我没有用过创造社的半个铜子。一切猜疑我
的人们，息了你们的卑鄙的念头罢！
以上的一段话，今天读来，仍然觉得虎虎有生气。它不异是梁实秋个人
的一份“宣言”，是他为自己做人做事业确定的一个原则。此后，他将努力 鞭策自己在漫漫人生旅途中履行诺言、实践原则。
五、《荷花池畔》
“归家以后??便不由得不联想及于二千里外之诗人。 此时纵犹惮烦不肯作一纸寒暄语以慰远怀，独不欲借此以钩来一二首久
久渴念之《荷花池畔》之新作乎？别来数旬，向者‘三三丙丙的在池边聚着’
的荷钱，如今当蔚成‘莲叶何田田’矣！田田的莲叶寝假而蔚成‘花开十丈 藕如船’矣！实秋，吾读足下作品，真能摄取‘红荷’二字之神，故号你为
‘红荷之神’可也。宋人评王右丞曰：‘秋水芙蓉，倚风自笑’，你真当之 矣。红荷之神呀！愿你佑诸荷钱之速长也。”
以上情词并茂的一段话，出自 1922 年 6 月 19 日在湖北浠水老家度暑假 的闻一多写给北京梁实秋的信。信中提到的《荷花池畔》是梁实秋未出版的
一部新诗集。从未尾的几句，可以看出闻一多对自己这位老朋友文学才华的 高度推崇。
多谢伟大的五四运动！正是在这场爱国群众运动中，闻一多与梁实秋结 下了纯洁坚固的友谊。他们志趣投合，心心相印，对政治、人生、艺术的认
识达到了高度的谐和一致。在清华园里，两个年青人走着共同的现实之路， 也做着共同的未来之梦。诚如闻一多日后反复热烈表白的那样：“实秋啊！
我的唯一的光明的希望是退居到唐宋时代。同你结邻而居，西窗剪烛，杯酒 论文——我们将想象自身为李杜，为韩孟，为元白，为皮陆，为苏黄，皆无
不可。只有这样，或者我可以勉强撑住过了这一生。朋友啊！我现在同你订 了约，你能允许吗？”“现拟往科泉与实秋同居??然与实秋同居讨论文学，
酬唱之乐，当远胜于拘守艺城也。”“有友如实秋，月为三四书来，真情胜 于手足矣。”这些话听起来，诚不免让人觉得更多地表现了青年人的单纯、
天真，似乎友谊的桥樑还缺乏更为坚实的基石，也还有待风雨岁月的侵洗磨 炼，但那份绝对的真诚、滚荡的热情，还是非常动人的。也正是伟大的五四
运动，唤醒了两颗年轻的诗魂。梁实秋在同闻一多缔结了友谊后，兴趣一致 转向了文学艺术。他们共同从事文学批评，共同切磋书法、绘画、篆刻艺术，
更进而共同走上了新诗创作道路。他们都正青春勃发，处于写诗的最佳年龄； 他们从主观上也确实都无比执着地忠诚于诗歌艺术，视诗歌创作为自己的第
二生命。写诗，成为他们人生的最重要内容，成为他们生命存在的证明。他 们几乎到了无日不诗的地步。他们经常这样的互相激励劝勉：“我正等着听
你的诗歌，好得点神经质的刺激。我要你唱出血泪来，我将倾耳旁听，拍手 叫绝。”
世间人大都知道闻一多年轻时代写出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抒情诗篇，却很 少有人了解梁实秋也是足以与之相颉颃的优秀诗人。现在，我们必须矫正这
种对历史基本事实认识上的严重失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郭沫若、闻一多 等人之外，梁实秋也是五四之后一位热情迸发的新诗人。他的文学活动并不
局限于新月时期同鲁迅等左派作家的文学论争，事实上，在清华园里，他的 文学生命即已在诗歌王国里一度迸发。
忆及个人的诗歌创作，梁实秋大概永远不会忘记清华园中那美丽的荷花 池，正是在荷花池畔留连、倘徉的那无数晨昏，潜藏于他身心深处的诗歌才
能被蓦然唤起。碧绿的池水，青翠的荷叶，娇艳的荷花，成为他倾吐积愫、 诉说自己对人世生存复杂感受的最初对象：
灿烂的夕阳，一缕一缕的刺我的心， 已经薄弱的可怜了??。 我蹑着足，忍着呼吸。 轻轻的踱到池边， 早“忒楞??”的一声惊走了几条游
鱼，空剩下一个恓恓惶惶的我， 望着水面上漾着的几圈波汶??。 默想：那天披开密丛的青草儿， 爬上那暂别了的弯曲小径， 再没想到惊动了一群息着的山雀，
叶哧哧的飞去?? 吓得深草里的虫儿住了鸣声， 松树上的松子落了满地。
两般的遭遇，引起人一样的心情： 是无聊的心境，还是寂静的自然， 这样的冷淡??冷淡？
闻一多后来论自己的诗，承认受两个人影响最大。一是梁实秋：“从前 受实秋的影响，专求秀丽”，一是郭沫若：“现在则渐趋雄浑、沉劲，有些
象沫若。”他的基本自我估价是“界乎此二人之间”。并且以自己的《忆菊》 一诗为例说：“前半形容各种菊花，是秀丽，后半赞叹，是沉雄。”闻一多
许梁实秋的诗为“秀丽”，是很有见地的，以上所引那首作于 1921 年 10 月 份题为《冷淡》的诗，便正可为此说之一证。
但梁实秋的新诗绝不仅止于“秀丽”。他有才情，同时也有思想，有对 生活的独到感受。他从事诗歌创作，所仰仗的更多的便是那种“感受”。这
使他写起诗来，所追求的不会是仅以词采取胜，而是一切好诗都具有的一种 对读者心灵的巨大穿透力。下面一首发表在《创造季刊》上的《答一多》，
就曾使闻一多读后为之激动万分：
烛火都要息了， 又何有于流萤呢？ 自从我底开路的神灯。 退出了我底眼界， 便在我想象底官里大放光明， 照得各个黑角都亮了， 象一座莹彻的水晶宫！
我是人间逼迫走的逃囚，
我把荷花池做了逋薮，那里准我恣情的唱了， 却只是听着自己的歌声，—— 无归宿的孤声啊！
栽无力抗拒人间底拒捕， 借了 Copid 底小弩； 怎奈那持满待发的箭啊， 又雕着罪人的名字，
反将宣示了我底藏处， 愿你闲敲儿朵灯花，朋友啊！ 愿你漫折几枝笔花， 缀在我底神思底襟上， 做了辟邪底符录罢！ 我更要跨上亘天的彩虹，──
象一条绝壁飞升的神尤， 飞到海洋的彼岸，—— 扇着诗人的火啊， 坐看着你底烛影摇红！ 但是烛火都要息了， 又何有于流萤呢？
这首诗，倾诉了诗人对闻一多的诚挚友情，但它又决不是单纯的怀人之 作。勿宁说，诗歌所展示的，是那一代觉醒青年共有的精神风貌。因而，这
就使作品显示出一种深连凝厚的情思。闻一多谈及这首诗时，敏锐地注意到 了这一点，他不再评为“秀丽”，而是称为“浓丽”，并把梁实秋方之于中
国的李商隐与英国的济慈：“我想我们主张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者定不能不崇 拜“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慈了。”
到 1922 年夏，梁实秋共创作了《荷花池畔》、《红荷之魂》、《题梦笔 生花图》、《落英》、《春天底图画》、《冷淡》、《绿珠之死》等三十多
首新诗。他自己分外看重这份精神产品，细心地编定为一集，即题名为《荷 花池畔》。此后，又陆续创作了《送一多游美》、《答一多》、《小河》、
《幸而》、《秋月》、《旧居》、《对情》等，亦全都充实在集子里。 最早对《荷花池畔》作出反应的便是闻一多。
其时，他的第一部诗集《红烛》也正好编定。热诚坦荡的诗人自期很高，
写出《忆菊》一诗后，曾得意地对人说：“我于病中作《忆菊》一首，请同 俞平伯底《菊》比比看。”的确，除《女神》外，对当时诗坛上的另外几部
新诗集，他全部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气。
但对《荷花池畔》，他却表现出空前的热忱。在他看来，只有这部诗集， 才足以同他自己的《红烛》旗鼓相当。1922 年的暑假中，他在浠水老家写的
一首《红荷之魂》，可以看作是他对知心朋友的最高赞美。在这首诗里，闻 一多衷心地推崇梁实秋的才华，把这位朋友的形象艺术化为一个美丽的诗歌
意象——红荷之魂。诗前有一段诗情浓郁的小序，道是：“盆莲饮雨初放， 折了几枝，供在案头，又听侄辈读周茂叔《爱莲说》，便不由得不联想及于
三千里外《荷花池畔》底诗人。赋此寄呈实秋，兼上景超及寓西山诸友。” 诗歌本身更是热情洋溢、浓丽瑰美，充分表现出标准的“闻一多风格”：
太华玉井底神裔啊！ 不必在淤泥里久恋了。 这玉胆瓶里底寒浆有些冽骨吗？ 那原是没有堕世的山泉哪！ 高贤的文章啊！雏风的律吕啊！
往古来今竞携了手来谀媚着你。
来罢！听听这蜜甜的赞美诗！ 抱霞摇玉的仙花呀！ 我怎不想到你的灵魂？ 灵魂啊！到底又是谁呢？ 是千叶宝座上底如来吗？ 还是丈余红瓣中底太乙呢？
是五老峰前底诗人吗？ 还是洞庭湖畔的骚客呢？
“红荷”底魂啊！ 爱美的诗人啊！ 便稍许艳一点， 还不失为“君子”。 看那颗颗坦张的荷钱啊！ 可敬的——向上底虔诚， 可爱的——圆满底个性，
花魂啊！佑他们充分地发育罢！ 花魂啊！ 不要让菱芡藻荇底势力， 蚕食了泽国底版图。
花魂啊！ 要将崎岖的动底烟波， 织成灿烂的静底锦绣。 然后，高蹈的鸬鹚啊！ 水国烟乡底顾客们啊！ 只欢迎你们来逍遥着，偃卧着，
因为你们知道了你们的义务。
象这样以诗的形式，直抒胸臆、毫无保留的热情赞美，在当时的新诗人 中恐怕还是很罕见的。特别须要注意的是，诗中除对朋友的人格与才情给予
高度肯定外，还具体表明了他们共同的艺术追求：“花魂啊/要将崎岖的动底 烟波/织成灿烂的静底锦绣。”而对新诗创作中为他们所大大不满的一种倾
向，则毫不客气的予以否定：“花魂啊/不要让菱芡藻荇底势力/蚕食了泽国 底版图。”
对一方誉之为“红荷之神”“花魂”“爱美的诗人”，对另一方直斥之 为“菱芡藻荇”，闻一多从自己的艺术标准出发，对当时的诗人作出了如此 清楚的区分。
这一点如果用日常用语来表达，就会越发直截了当，不会产生任何歧议 了。1929 年 3 月，闻一多在致闻家泗的一封信中说：“蕙的风”实秋曾寄我
一本。这本诗不是诗。描写恋爱是合法的，只看艺术手腕如何。有了实秋的 艺术，才有《创造》第四期中载的那样令人沉醉的情诗。汪静之本不配作诗，
他偏要妄动手，所以弄出那样粗劣的玩艺儿来了。”又是两相比较，从比较 中做出取舍。闻一多以诗人特有的直率告诉人们：梁实秋即令写起情诗，也
要高出时下流俗许多。他的主观好恶，可谓情见乎词。
基于自己独有的审美判断，在梁实秋把《荷花池畔》诗集编好后，他自
己还倒沉得住气，但闻一多却表现得格外情急。闻一多急切地希望扭转当时 新诗创作中的不景气局面，树立起美在诗歌艺术中的绝对权威。而在他看来，
当时诗人中能担负起此大任的合格人选，则非梁实秋和他自己莫属。这时， 闻一多已起程到了美国留学，诗集《红烛》也正好编定。于是，他从大洋彼
岸不断驰函北京，催促梁实秋迅速安排《荷花池畔》的出版事宜。
他在 1922 年 10 月 30 日的信中说：
“实秋的 Productivity 既那么好，《荷花池畔》可以伴着《红烛》一起 出世吗？??实秋，让他出世了吧！况且这种玩艺儿在质不在量。《荷花池
畔》照我看来都是 Matuye 的作品，全无删削的余地。”
不到一个月，在 11 月 26 日的信中，他又再次促驾：
“我们两人的作品定要同时出世，我想这定能作到。”由于梁实秋积极 性不够高，远在海外的闻一多急得不得了，此后又不断频频写信敦劝：“《荷
花池畔》定当出版，请勿犹疑??”“我请你赶快将《荷花池畔》寄到上海 去”。
但当闻一多连《荷花池畔》的封面和序言全都设计写作一毕寄回国内时， 梁实秋却最终决定取消了出版诗集的计划。究竟为何出此一举，梁实秋个人
始终未曾道及此中缘由。是不愿为还是不屑为？抑惑是志趣改变？今天已很 难解释。但毫无疑问，这个举动给新诗创作界留下了一个莫大的遗憾。当初，
闻一多与梁实秋雄心勃勃，以振兴诗坛自期，决心要和为他们衷心佩服的创 造社诸君子决一高低：而现在，其中的一位半途撒手，这怎能不使闻一多心
灰意冷，倍感寂寞。他是充分相信梁实秋的诗歌才华的，他明白，梁实秋最 终放弃《荷花池畔》，将使中国的新诗坛失去一位风格别具的优秀诗人。眼
看一切己都不可挽回，他只能发出凄切的哀鸣：“《荷花池畔》千呼万唤还 不肯出来，我也没有法子。但《红烛》恐怕要叹着‘唇亡齿寒，之苦罢！”
失去的往往会让人弥觉珍贵。日后，文坛上有那么多人凭着发表过几十 首诗歌、出版过一西部诗集，从此便一辈子顶上了“著名诗人”的帽子。而
在新诗的拓荒期，同样写出过几十首新诗（在闻一多看来又都是最清新脱俗 最富于艺术创造性的诗）的梁实秋，却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这顶桂冠。而今，
不管罗列多少诗集，都不会有《荷花池畔》；不管罗列多少诗人，都不会有
梁实秋。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多少令人抱憾的事。 正是有感于此，我们拟将《荷花池畔》中一首最有代表性的同题诗作移
录在这儿，作为本节的结束。 宇宙底一切，裹在昏茫茫的夜幕里， 在黑暗底深逮里氤氲着他底秘密。 人间落伍的我啊，乘大众睡眠的时候。
独在荷花池腋下的一座亭里，运思游意。 对岸伞形的孤松——被人间逼迫 到艺术家底山水画里去的孤松—— 耸入天际；虽在黑暗里失了他底轮廓，
但也尽够树丛顶线的参差错落。 我底心，檀香似的焚着，越焚越炽了； 我从了理智底指导，覆上了一层木屑—— 心火烧得要爆了，也没有一个人知道，
只腾冒着浓馥的烟，在空中袅袅。 不过是一株树罢了，可是立在地上， 便伸臂张手的忘形发育了； 不过是一条小溪啊，他自由的奔放，
尽性的在谷峡里舞跃，垣途上飞跑； 为什么我的心啊，终久这样的郁着， 不能象火球似的烘烘烈烈的燃烧—— 却只冒着浓馥的烟在空中旋绕？
为什么又有点烬火，温着我底心窝？ 我底心情底翅，生满了丰美的翎毛， 看着明媚的浮光啊，我心怎能不动摇？ 我要是振翅飞进吴天底穹窿里去呢，
我怎知道，天上可有树，树上可有我底巢？ 她本是无意的触着我底心扉，—— 象疾驰的飞燕，尾端拂着清冷的水面： 但只这一点的激动，引起了水面上的波圈。
不停的荡漾，直漾到了无涯的彼岸： 久郁着的心情都是些深藏的蓓蕾， 要在春里展放他们底拘扼的肢体； 但是薄情的春啊！瞟了一眼就去了！
撇下仿徨的心灵，流落在悲哀的雾里。 被她敲开了的心扉，闸不住高潮的春水， 水上泛着些幻想的舟儿，欲归也无归处； 舟子匍伏祷祝着海上的明珠啊：
在情流里给他照出一条享通的航路。 她说她是无意，误来拂拭了我底心扉。 象天真的小孩践踏了才萌的春草—— 但是为什么引动我底悲哀的琴弦，
直到而今啊，奏出那恼人伤魄的音调？ 荷花池水依旧的汪着，澄清彻底， 红甲纱裙的金鱼几番的群来游戏； 今朝啊，却似昏澄澄的幽涧深坑，
隐着无数汶珠的鲛人，放声的哀恸！ 紫丁香花初次感着可怕的寂寞， 也怨恨自己的身躯，牢牢在枝上绊着—— 摧残一切的风啊！请先把我底身躯吹散，
好片片的飞呀，追随那蝴蝶儿作伴！ 我底心情就这样疯狂的驰骤， 理智的缰失了他的统驭的力； 我不知道是要驶进云幔霞宫， 还是要坠到人寰底尘埃万文里去。
六、与创造社的一段情
何谓宇宙？在本书作者看来，宇宙即是外在于我们的无数疑问的排列组 合；同样，何谓人类历史？人类历史也是人类关系中无数已生方生未生疑问
的排列组合。我们常常喋喋不休地从各方面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以掌握了“规 律”自诩。但我们所抓到的是真正的“规律”吗？究其实，人类社会关系中
最根本最深邃的东西是无由掌握的，凡我们可以解释得通的地方，其实都不 过是表层的东西罢了。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人事上的纷争、聚合，就不是我们用现成理论 解释得清的，其间的复杂奥妙处，有许多连当事人自己事后想想，都会觉得 十分费解。
梁实秋同闻一多后来与胡适之等，一块组成新月派，视胡适为团体中的 老大哥，对他尊崇有加，小圈子年有“胡圣潘仙”（“潘”指优生学家潘光
旦）之说。尤其是梁实秋，终生视胡为师长，执弟子礼甚恭。反过来，对创 造社中的郭沫若、郁达夫等，三十年代以后，梁实秋啧有烦言，表现出了完
全不同的态度。他曾不客气地攻击郁达大为“无行”云：“无行的文人中之 最无行者，就是自家做下了无数桩的缺德事，然后据傲的赤裸的招供出来，
名之日忏悔。忏悔云云，并不是悔过的表示，只是在侮慢社会的公认的德行， 不以可耻的事为可耻，一五一十的倾倒出来，意若曰：‘我做下这等事了，
你们来表同情与我，你们快来赞叹我！我敢做敢当，你们平庸的人敢做这等 事吗？做了敢于承当么？’??这样的论调时常就可以震慑住一般的人，于
是在一片忏悔声中无行的文人就变为真诚的英雄了。”对于郭沫若，梁实秋 的态度更坚决，干脆直统统他说是“道不同不相与谋。”
然而，谁会想到，梁实秋三十年代以后对胡适与创造社诸君子的这种鲜 明的不同态度，在五四前后不长的那段时间里，情况恰好与之完全相反，正
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呢！对于胡适，梁实秋与他的朋友闻一多经常心怀不 满，以至公开指责：而与创造社诸君子则度过了一段情意绵长的“蜜月”生
活。这，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吧！
当胡适的《尝试集》诗集问世，后又在诗歌批评中竭力宣传他的“话怎 么说，便怎么说”主张的时候，性情激烈的闻一多义愤填膺地说：“感谢实
秋报告我中国诗坛底现况。我看了那，几乎气得话都说不出。‘始作俑者’ 的胡先生啊！你在创作界还没有作够吗？又要在批评界作俑？唉！左道日昌，
吾曹没有立足之地了！”《冬夜草儿评论》一书出版后，胡适主持的《努力》 周报载文予以反批评，闻一多不避锋芒，公然对朋友说：“北京胡适之主持
的《努力周刊》同上海《时事新报》附张《文学旬刊》上都有反对的言论。 这我并不奇怪，因这正是我们所攻击的一派人，我如何能望他们来赞成我们 呢？”
温和方正如梁实秋，在对待胡适的问题上，话虽说得委婉蕴藉，而态度 同他的朋友一样鲜明：“我们以为诗可以用白话写，但白话并不等于诗，诗
还是要有诗意才行。象胡适先生的‘人力车夫，人力车夫，车来如飞??’ 那样的白话诗，我们就不大欣赏。象俞平伯先生的‘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
的，怎能不想起人儿远呢？??’，或康白情先生的‘早起，如厕是第一件 大事??’，这一类的句子更不象是诗。”
正是为了“抵抗”胡适之为代表的新诗创作中的，‘横流”，梁实秋与
他的朋友感到了有“非同别人协力不可”的必要。而依照当时他们的眼光， 可以结为朋友致力于共同事业的，“当然只有《创造》诸人了。”正是在这
种背景下，梁实秋与闻一多同创造社诸君子缔结了一段短暂然而却密切的友 谊关系。
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正是那本《冬夜草儿评论》一书。此书出版 后，从胡适那里反馈回的信息令梁实秋和闻一多十分恼火，但远在日本的郭
沫若写给他们的一封信，却令他们大为兴奋、激动。郭沫若在信中以诗人特 有的激情引梁、闻为同调、为知音，真诚又有些夸张的表示：读了那本书后，
“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在海外 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跫然”。
在这之前，梁实秋与闻一多早对郭沫若的《女神》佩服得五体投地，许 为“现代第一诗人”：而今，他们更有受宠若惊之感，有如琴师俞伯牙终于
遇到了知音的钟子期：“我们应该满意了。郭沫若来函之消息，使我喜如发 狂。我们素日赞扬此人不遗余力，于今竟证实了他确是与我们同调者。”那
时，适逢一个外国刊物正在评选“中国现代十二大人物，”天真烂漫的闻一 多告诉梁实秋说：“昨见田汉曾得一票，使我惊喜??我立即剪下了一张票
格替郭君投了一票。”
从此之后，梁实秋、闻一多同创造社诸君子的友谊，迅速地朝纵深处发 展。他们经常互通信息，交流切磋诗艺，共同遵奉“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
信条。在《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上，梁实秋的诗、散文、小说占据了 引人注目的突出位置，俨然同创造社结成了并肩作战的友军。他们推心置腹，
同心同德，以能做一个“纯艺术主义”的信徒而自豪。
这一期间，梁实秋与闻一多对创造社主要成员们的赞美也不断升级，表 明他们的关系似乎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你信中提到沫若所讲关于艺术与
人生之关系的话，很有见地，”“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 我就心满意足了。”一次闻一多与梁实秋谈起郭沫若，随即将谈话内容写信
报告给家人道：“昨与友人梁实秋谈，得知郭沫若在沪卖文为生??以郭沫 若之才学，在当今新文学界应首屈一指，而穷困至此。世间岂有公理哉！”
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但其中所谓在“新文学界应首屈一指，”则不知何所据 而云然。
到了 1923 年初秋季节，梁实秋在清华毕业，打点起行装远赴美国留学， 在上海盘桓期间，他们同创造社的友谊算是达到了顶点。大约一周中，梁实
秋与创造社诸君子朝夕过从，彼此坦诚相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令梁实秋 十分激动的一幕情景是，一天他找到郁达夫一同去到民厚南里拜访郭沫若，
陪客者中还有与郭同住的成仿吾。谈话间，他说起自己患甲状腺肿，学医出 身的郭沫若立即热情的说：“我是医生，我来给你看看。”随后又是翻书查
资料，又是诊察，详细的解释病源病状，力劝梁实秋到美后抓紧治疗。那天， 他们谈了很久，到中午时，又坚留午饭，内容是“一巨钵辣椒炒黄豆芽由其
日籍夫人安娜捧置桌上，”虽然不免清苦，但梁实秋吃得很尽兴，深为朋友 能以诚相待而激动万分。到了晚上，郭、郁、成坚邀梁实秋到会宾楼会饮，
由于这次有书店老板的儿子跟着会账，他们几个人也就乐得大大慷慨一番。 梁实秋记得，那天晚上他放开酒量痛饮，结果喝得酪酊大醉。
更为重要的是，在梁实秋滞留于上海时，创造社同人还提出了一个至关 重要的动议，要把他们视同生命的《创造》季刊的编务委托梁实秋与已在美
国的闻一多代为主持。到此，单从表面看，梁、闻二人同创造社同人的关系， 好象已发展到了鱼水难分的地步。闻一多说：“实秋已被邀入创造社。”不
管这个说法是否十分确切，至少从创造社这方面看，他们的确是把梁实秋、 闻一多完全当作同道看待的。
然而，友谊归友谊，从更深层次看问题，梁实秋、闻一多与创造社诸君 子毕竟有着不容轻忽的区别。梁、闻二人衷心敬佩创造社二三子的才华不假，
在艺术追求上有着共同的倾向也是事实，为此他们可以不断他说些“当今诗 人郭沫若、田汉、徐志摩颇可观，此外无人也”之类的赞美话，但要他们脱
掉自己的特色，完全溶化于创造社的那种色彩里，又是万万不可能的事。他 们同创造社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的“同”，远远不能掩盖在更带根本性质问题
上的“异”。说到底，不管在人生价值观念上，还是在艺术价值观念上，他 们同创造社的追求都是根本不同的，因而最终也是不可能合二为一的。
梁实秋回忆最初同创造社同人订交的一段话，即含而不露地透露了一点 端倪：“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
到郭、郁、成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 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
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而后，郁达夫北上到了北京，找到梁实秋，当面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访圆明
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更使梁实秋不胜骇然。他说：“前者我欣 然承诺，后者则清华学生夙无此等经验，未敢奉陪（后来他找到他的哥哥的
洋车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为满意云）”。
很可能是因为内心早筑起了一道防线，当创造社方面主动地邀请梁实秋 主持《创造》季刊编务（应该说，这是创造社卖给梁、闻的一个大面子）时，
他却断然拒绝了。推源溯始，不能不说，就是在双方关系最热乎的时候，梁 实秋其实也都在内心深处保持着一种界限的。
在艺术追求方面，如上所述，梁实秋和闻一多都十分器重创造社成员的 才华及其实际成就，但这也不等于说毫无保留。他们的确看重创造社，但他
们更看重自己。自与郭沫若等订交后，创造社的大门就始终朝他们敞开着， 他们二人的作品可以随时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就在此时，他们却决定要
另起炉灶，决心在新文学界另树一个旗杆。梁实秋那时最大的心愿，就是一 手办起一个纯文学刊物，先是要筹办月刊，刊名拟为《红荷》，后又拟改为
半年刊，创刊号的稿件都已基本集齐。后未，办刊物的计划归于失败，但闻 一多的一段话却透露了他们一心另办刊物的目的所在：“我看倒不如??将
其材料并入杂志而扩充杂志为季刊，以与《创造》并峙称雄，好不好？”一 语泄尽天机。原来，他们雄心勃勃，一心要按照自己的美学观念，在艺术王
国里开辟一条新的艺术创造道路。他们自有目标和追求，自有审美价值观， 又怎会甘心放弃自我去为别人做影子呢？
出于多种原因，最终在新文学史上造成的一个现象是耐人寻味的。当梁 实秋们同创造社的友谊发展到高潮时，实际也即意味着这种关系的终结。一
九二三年秋，梁实秋远赴美国，郭沫若怀抱幼子亲临相送，亲切握别之际， 他们大概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他们最后的一个美好瞬间了。一九二六年，
梁实秋从美国学成归来，在他重新登上上海码头，来到与郭沫若握别的地方 时，一定会感慨万端。他这时已不复当年清华园中浪漫诗人的风彩，成了一
个坚定的新人文主义者；而昔日的友人郭沫若等，则走上了他连想都未曾想
到过的另一条道路。回首前尘，在他轻轻吟哦着“前度刘郎今又来”诗句的 同时，一定会有一个念头渐次明晰的浮现于脑际，触发起他无限人世沧桑之 感：
“道不同不相为谋”。
七、春之曲
梁实秋十四岁到清华学校读书，转眼间到了 1922 年，进入“怪黄莺儿作 对，怨粉蝶儿成双”的年纪。由五四运动直接造成的追求自由恋爱、个人幸
福的时代风尚，更给年轻人带来无限美好的向往与憧憬。同那时的所有知识 青年一样，梁实秋也开始做起“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
缟衣綦巾，聊乐我员”的美梦。
不能不说，梁实秋在这方面也是个幸运儿。正当他昼思夜想、神魂颠倒 之际，一个“缟衣綦巾”的女郎真的走进了他的现实生活之中，并且此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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