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1946年4月的一份报告指出，日本的共产党党员人数只有6800人，而野坂参三在1947年3月发表报告说有6万人。即使数字或有出入，快速增长的倾向是明显的，而当局的关注也很明显。俄国在1917年4月革命爆发前夕布尔什维克党员人数不到5万人，而俄国人口是日本的两倍。
而这句话也适用于民众对共产主义的支持。共产党机关报《赤旗》在1945年12月的发行量是9万份，但至1946年2月已增加至25万份。共产党人自己异常地活跃。他们公开蔑视天皇并批评政府。他们在许多工会占据重要职位，且似乎出于政治目的蓄意煽动及利用罢工与其他争端。不久在日本国内与海外，人们担心日本正“淹没在赤旗海中”（套用吉田茂的话）。吉田茂也煽动形势，称共产党人的工会领导人是“土匪”。
计划中的那次大罢工将有将近300万公务员与好几百万人的民营公司员工参加。麦帅不愿干预，但他感觉不能容许如此大规模的破坏与挑战。在与伊井及其他人的谈判失败后，他在罢工发动前几小时下令禁止该罢工。
麦帅立即以一项民主举动来平衡这一权威举动，这种作风再度令人想起明治的寡头执政者。他要求举行大选，让民众表达他们的内心感受。大选在4月举行，而让他松一口气的是，一直预期席次从5席增加至至少20席的共产党事实上失去选民的支持。他们仅获得4席。
共产党不是惟一的输家。民众对吉田茂也不完全满意，他被普遍视为跟战前引导日本至灾难的人物有太多共通之处。他领导的内阁垮台，由社会党（主席是基督徒片山哲）领导的政党联盟取代之。社会党是战前被禁的另一政党，虽然当局对待社会党没像对待共产党那么无情。联盟的其他政党包括新成立属于民政党世系的民主党在内。麦帅也并非总是对吉田茂感到满意，而他大力支持片山内阁。他尤其公开表达他乐于看见日本出现基督徒首相。
至1947年中期，占领当局解除日本军备与日本民主化的大多数计划已经在正式或非正式地实施了。这过程比许多人预期的要平稳，虽然不幸遭遇共产党的活动且必须禁止大罢工。民众内心不是很平和，而经济仍然疲软。乌托邦梦想似乎仍然可以实现，而地平线上似乎也出现一些阴霾。
《日本小史》第六部分 第二节 冷战现实形塑梦想(1)
对于政府与民众，美国人与日本人，大罢工的被禁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事情。自从占领开始以来，日本政府对民主改革的步伐与强度一直感到不安。吉田茂提到“民主的过度”。在第一波改革中如醉如痴的民众，现在也开始这样想。当然，他们宁愿自由不要压迫，但自由与控制之间必须有一个平衡。自由被滥用就会陷入混乱。民主是一头有力量的、危险的野兽。它能带来祝福，但必须小心操纵，保持在控制之下。
美国政府挂念，美国民众也一样。在1947年这一年，美国媒体公开批评占领政策，批评占领当局把事情搞糟，批评过度民主而经济复苏不够。那些未曾参与罗斯福新政的人尤其急于批评，包括盟军总部内的人。如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Willoughby）将军，他本来是德国贵族，那时主管盟军总部情报部。
1947年也是“冷战”一词出现的一年，这个词意指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意识形态、经济及政治的歧见。美国对日本与全球的政策改变大多与担心跟共产主义世界大对抗有关。朝鲜半岛已经分割为共产对非共区域，而柏林即将如此。在中国，蒋介石的军队很快将被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赶至台湾。东欧逐渐落入共产党控制下。日本必须维持为自由世界的堡垒。
但自由世界不能仅作为理念存在，它需要力量与实质。在战后的世界，当两强尽量避免全面军事对抗以免爆发核战时，这主要意味着经济势力的对抗。1947年的日本不是一股经济势力，生产甚至还不到战前水平的一半，而通货膨胀每年高达200%以上。它需要修补，而麦帅可能不是适合这一特别工作的人。
1948年初，华盛顿派遣国务院的乔治·肯楠（GeorgeKennan）来日本调查。肯楠有一段时期一直强调必须围堵共产主义的扩张。他总结占领当局迄今为止的改革“是在为共产党接管铺路”。他反而建议，“盟军总部对日本政府的控制应该放松……重点应该从改革转变至经济复苏”。诸如陆军次长威廉·崔波（WilliamDraper，一名投资银行家）等专家的建议也与之类似。结果，美国对日政策从1948年起转变为强调经济复苏。这意味着停止某些现有政策并推行某些新政策。这些政策被通称为“反向”，但这种说法过度简化。1947年之前与之后的占领政策有许多连续性。“方向改变”是较适当的术语。
对企业界领导人士的整肃停止了，因为把能干的人排除掉似乎是愚蠢的。在占领期间被整肃的20万人之中，只有3000人来自企业界，而甚至这些人也仅被局部或暂时整肃。
财阀的解散停止了，因为他们的经济有效性被承认。反托拉斯法之中的“过度集中”的定义，被微妙地但意义深长地从“防止来自市场的新来者有效竞争的集中”更改为“不利于有效率生产的集中”。战后财阀被称之为“系列企业”。
对受害国的赔偿也停止了。
在若干亚洲国家抗议后，日本事实上后来支付了非常有限的赔偿给这些国家，主要是以日本用这些国家提供的原料在日本制成资本财物的形式赔偿。事实上，日本可以被视为赔偿负担很轻——这是亚洲国家对日本持续不满的另一根源。
鉴于日本挣扎中的经济，赔偿大多以工业机械支付的形式行使，而不是用现钞。因为这一目的而被占领军没收的机械（大多向财阀没收的），现在大多还给日本工业。但不是还给财阀，财阀正投资于新式装备。那些机械反而被送给中小企业，后者通常永远无法获得这类装备，即使这类装备已过时。
劳工法也被强化以防止破坏工业。1948年的新立法否定公共部门的劳工有权罢工，并限制劳工团体的直接政治行动。
麦克阿瑟本人拟议这些措施之中的一些措施。他个人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对企业界进行整肃，不愿意日本支付赔偿。他在占领初期故意在这些事上拖延，这使得新政策较为有效。但他被认为需要经济建言。1949年初，杜鲁门总统派遣财经专家约瑟夫·道奇（JosephDodge）为盟军总部经济顾问，他担任这一职位直到占领期结束。
至此阶段，吉田茂再度出任首相。片山已于1948年2月辞职，他就任首相还不到一年，原因是由于社会党内部不和——这问题从社会党成立就一直困扰该党至今。继任首相的是民主党主席芦田均，但该内阁在职仅几个月就垮台，主要因为贪污案。吉田在10月出马竞选，而他的新近成立的保守的民主自由党在1949年1月举行的大选中获得大胜。
他的新政党是在1948年由日本自由党与民主党异议分子合并而成，将战前两大党政友会与民政党的系统联结在一起。这个政党是保守的，而尽管民众对吉田的战前风格有所保留，其稳定的旗帜显然是不安的民众想要的。保守派将统治持续至今（除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极短暂的中断之外）。与盟军占领日本关系最密切的吉田本人，持续担任首相至1954年。这个不喜欢“过度民主”的人，显然获得民众的认同。
宛如要证实冷战时期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日本的共产党人在1947年的挫折后开始恢复活动。他们正开始重新获得影响力与声望。在给予吉田茂的保守政府信任投票的同样的1949年大选中，共产党在国会的席次从4席大增至35席。当局必须采取措施。从1949年底至1950年一整年，在所谓的红色整肃中约12000名共产党人被免职，但他们的国会席次比率至今通常都维持在5％。
吉田政府奉命稳定经济与平衡预算，由道奇监督。在道奇的指导下，通货膨胀大幅下降，汇率稳定下来，而政府津贴则被削减。他的严峻方法生效了，日本在1949年已能提出平衡的预算。至1950年6月，实质工资比1936年水平高出约30％。但他的措施也在许多雇主与劳工之间引起困境与反感。企业破产与劳工失业增加。
但对日本经济的最大推动来自另一个海外因素。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吉田茂称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最大的经济利益是来自在朝鲜半岛作战的美国陆军的“特别采购”。在战争三年期间，这些采购的价值达大约20亿～4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日本对外贸易收入的大约1/3。事实上，它使日本的可支配收入加倍，因而允许进口数量加倍；它也使得依赖进口原料的主要工业生产规模加倍。至朝鲜战争结束时，日本已恢复到太平洋战争前的生产水平。
朝鲜战争有若干其他的重大影响。首先是日本的重新武装。占领军大部分在朝鲜半岛值勤，因此为了维持日本的安全，麦帅在1950年7月下令成立75000人的警察预备队。为了不违反宪法第九条，警察预备队被指定为自卫性质，但重新武装引起很大争议。为了澄清其防卫性质，警察预备队在1952年被重新命名为保安队，最后并在1954年改为目前的自卫队的名称。在那时，自卫队有大约165000人。
朝鲜战争的另一重大影响是麦帅被免职。他负责指挥朝鲜半岛的美军，而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似乎在仅仅几个月内就可以获得战争胜利。他在9月底夺回汉城，10月底攻陷平壤，他认为平壤的陷落象征北方败北。他无法理解华盛顿对他的胜利没有后续动作，也无法理解华盛顿反而限制他进一步行动。当中共援军在不预警情况下进入北方时，华盛顿不允许他对中共军队采取行动。华盛顿现在正发动一种新型战争——所谓的“有限战”。麦帅无法理解“赤裸裸的力量与姑息的融合”也无法理解华盛顿未能保持“战胜的意志”。他公开批评华府与杜鲁门。最后他们思维方式的差距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杜鲁门在1951年4月11日解除麦帅在韩国与日本的职务。他在日本受到英雄式的送别，回到美国时受到英雄式的欢迎。
《日本小史》第六部分 第二节 冷战现实形塑梦想(2)
随着麦帅被免职，一个短暂但热烈的时代结束了。接替他的马太·李奇微（MatthewRidgway）缺乏他的领导力与梦想，他被任命似乎只是看守性质的。李奇微在职期间当然没有什么重大的事，人们甚至于几乎不记得他的名字。他在任职盟军最高指挥官期间甚至没跟裕仁见过面（他们首次见面是在1952年5月，那时占领时期已正式结束了）。当然在日本人心目中，占领时期永远跟麦克阿瑟伟大的名字联结在一起。正如许多人评论的，麦帅这样的大人物被免职或许是占领期间日本人被教导的所有民主功课之中最伟大的一课。
朝鲜战争另一重大影响是必须加速与日本签署和约以及占领日本的正式终止。这尤其将使美国正式摆脱继续对日本负正式责任的担子。有关和约的模糊的讨论持续进行已有若干年，至少自从1947年初就已经开始了，但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讨论并未有真正的进展。讨论复杂且费时。和会终于在1951年9月初于旧金山举行，而日本与48国在9月8日签订和约。
苏联、捷克、南斯拉夫、波兰及印度没在公约上签字。若干国家仅在美国答应跟他们签署特别安全条约后才签字，诸如《澳新美条约》。由于外交原因，中国未被邀参加会议。
麦克阿瑟曾与国务卿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共同推敲和约，但他没被邀请参加和会。
《旧金山和约》证实日本失去其殖民地，包括台湾地区、朝鲜。萨哈林岛南半部及其附近的千岛群岛诸岛屿划给苏联，虽然双方对于到底什么岛屿构成千岛群岛有激烈争论，而这争论至今仍持续着。在日本的另一端，琉球群岛被置于美国无限期托管之下，但最后在1972年被正式还给日本。位于太平洋、距离东京1000公里的小笠原群岛，也于1968年还给日本。根据和约，日本同意支付赔偿，但因为附加条款规定这要看日本经济情况而定而被打折扣。尽管后来日本经济高度增长，但最后日本支付得很少。大体而言，和约对日本很有利。和约从1952年4月28日起生效，占领时期因而告终。
但美军驻日并未因此告终。美国可能很想放下对日本的完全与正式的责任，但美国当然不愿意让共产党有机可乘。日本许多领导人士也不愿意。和约签署仅几个小时后，日本与美国签署安保条约，无限期保障美国在日本维持美军基地，大多是在冲绳。这不仅在军事安全方面帮助日本，它也带来重大经济利益，尤其日本不必像大多数国家那样在国防上花大笔经费。从这时起至今日，日本的国防支出仅仅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而对于大多数国家，和平时期的军事支出大约是6％～7％。
一般民众对美军继续驻日不大热心，而这后来将引发若干政治与社会问题。但其经济利益是无可置疑的，这是使日本走上成为经济超强之路的重大因素。
盟军占领日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盟军总部从一开始就面对许多困难。它必须有权威而又不可太威权。它必须保存某些日本方式同时去除某些方式，以维持日本人的士气。它必须培养民主，但不让人觉得美国“不民主地”将民主强行加在日本人身上。它甚至于必须中途改变方向。而且它必须在有限知识的基础上做这些事。占领一个外国以便将它建造为新国家不是小工作，尤其是面临所有这些困难。但整体来说，这工作似乎大致成功了。这有一大部分是由于日本人愿意学习与愿意将国家再度建造为受人尊敬的国家。这也受到下列事实的帮助：美国政府的占领政策意味着，它主要不是要惩罚，让日本陷入瘫痪。这是日本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建设阶段，让日本处于健全的地位，继续沿着恢复大国地位的道路行走。
《日本小史》第六部分 第三节 日本第一(1)
日本没有浪费美国给予的经济机会。自从明治时代以来政府在经济上扮演指导角色，而它继续如此。经济增长太重要了，不能任由市场力量与私人利益去操纵。
1949年由商工省发展而成的通商产业省（经济部），扮演尤其重要的角色，其主要功能之一是“行政指导”。通产省官员与工业领导人士定期开会，拟定政府、官僚及大企业都同意的广泛政策。这些政策涉及投资与发展有成长前景的部门、保护主要工业以及理顺不再有投资价值的部门。
虽然通产省角色的实际技术有效性被夸大（一个出名的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索尼公司初创时期通产省未能支持该公司），但它有重要的象征作用。这一角色指出政府与工业之间的亲密关系，工业领导人士愿意倾听政府意见与考虑国家利益。这很像明治时代的形势。虽然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多少规划其经济并希望指导经济发展，日本经济尤其有规划比纯粹市场力量占优势的特色。以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它与其是市场理性的，毋宁是规划理性的，与其是自由放任的，毋宁是被控制的。
20世纪50年代优先的是发展重工业，尤其钢铁且包括诸如船只与重机械等产品，标语是“重、厚、长、大”。60年代的新焦点是知识与科技较密集的轻工业，诸如电气产品与照相机，标语变成“轻、薄、短、小”。当然，这不意味着重工业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绝非如此，造船业尤其继续增长。结合钢铁与科技的车辆生产，在20世纪60年代也加速进行。
以劳工雇用来说，第二产业（大多是制造业但也包括建筑业）从1950年的22％增加至1970年的35％。对比之下，基础产业，尤其农业，从1950年的48％减少至1970年的约18％。显然焦点放在制造业生产增加，但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不应忽视。第三产业在日本经济中一直很重要，而事实上在本时期它雇用的劳工比第二产业多，从1950年的30％增至1970年的48％。
消费类型也有其标志性词语。20世纪50年代有“三宝”——收音机、摩托车及缝纫机。60年代初期，“三宝”变成电冰箱、电视及洗衣机。60年代晚期是“三C”的时代——汽车（car）、彩色电视机（colorTV）及冷气机（cooler）。日本消费者能够获得更多物品，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与1973年之间实际工资增加了两倍。
以国民生产总值来度量，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增长相当平均，每年增长约9％。这在20世纪60年代初略微增加至10％左右，然后在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初增加至超过13％。这就是说，在占领期结束与1973年全球石油危机之间，日本经济每年平均增长超过10％。至石油危机发生时，日本已经是经济强权。日本是全球第三经济大国（次于美国与苏联）、第一大船只生产国、第三大钢铁生产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国（至20世纪70年代结束时成为最大生产国）、第一大收音机与电视机生产国等等。
日本令人注目的战后经济增长，常常被称为“经济奇迹”（有些人指称它是“第二次奇迹”，第一次奇迹是明治时代的经济增长）。但它是有原因可辨的——事实上有几十个原因，虽然这些原因都集中在一起可能也是奇迹。这些原因有的已经讨论过，有的值得进一步讨论，而有些原因无法在此详细讨论。美国也在好几项原因中占显著地位。一般而言，主要原因包括（未按任何优先顺序排列）：
⊙美国／占领当局建设性的政策，诸如恢复财阀与放弃赔偿支付（以及将没收来的机械交给中小企业）；
⊙美国／占领当局的财经建言，例如顾问约瑟夫·道奇的建言；
⊙美国／占领当局的财经援助（占领期间共提供20亿美元）；
⊙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采购；
⊙美国对日本提供的安全保护，使日本的军事支出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远比大多数国家低；
⊙美国的善意（至少直至20世纪70年代）；
⊙政府与官僚对企业的支持与指导；
⊙政商人士普遍认为，与其纯粹依赖市场力量，毋宁重视规划，与其仅仅考虑公司利益，毋宁重视国家利益；
⊙时常使用非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工业以防止外国企业的竞争；
⊙由于现有的装备与设施在战时被摧毁，大企业有机会大规模使用最新式科技（而在某些情况下因为装备被没收作为赔偿之用）；
⊙政府与官僚相当稳定；
⊙焦点放在生存与市场占有率的长期定向，而不是以利润为主的短期定向（受到日本股东低要求的帮助）；
⊙在这广泛的长期架构之内，必要时有为短期目的转变焦点与多元化的务实能力；
⊙政府在相对非生产性的“社会经常费用”上的支出低，诸如住宅与福利；
⊙个人储蓄率高，因而能累积巨额资本。储蓄率高是因为个人想补偿政府提供福利的不足，加上政府提供纳税优惠及其他类似诱因；
⊙受到日本银行的政策支持的高债务─剩余财产比率（意味着以小额担保能够获得高贷款）；
⊙公司税优惠与激励措施；
⊙购买专利的政策，而不是根据执照获得专利；
⊙为了实际商业考虑，委托企业进行大部分的研究与发展，不交由中立的学术机构或类似的机构来做；
⊙有利的国际贸易形势允许日本进口便宜原料并对外国输出成品；
⊙大量劳工从相对没有生产性的基础产业（尤其农业），转移至较有生产性的第二产业（制造业）与第三产业（服务业）；
⊙奖励消费；
⊙日本劳工勤勉（勤勉作为永久的日本民族性是值得怀疑的，但它当然是战后时期的一项特色）；
⊙整体来说，日本人普遍决心重建国家并重新获得强国地位；
⊙借着大企业采用的所谓的“终身雇用制”，有经验且忠诚的人在同一家大企业工作至退休的比率相当高（虽然这被夸大了）；
⊙劳工借着行业行动破坏生产的事件少（虽然这也被夸大，尤其战后至1960年）。
包括一些日本人自己在内的许多人，会把强调出口加到上述这张表中。事实上，日本出口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通常比大多数国家低。只是因为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至如此巨大，以至于从绝对数字来看其出口似乎支配了全球。人们倾向于仅仅把日本跟美国相比，美国的出口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很低而且也对日本有巨额贸易逆差，这使得误解加深。
《日本小史》第六部分 第三节 日本第一(2)
政府的稳定对经济增长提供了有益的环境。1948年后，尽管首相频繁换人且有幕后操纵，日本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由基本上相同哲学的保守派统治。尤其日本从1955年至1993年由自由民主党统治。自民党在1955年的成立基本上是现有政党的再结盟，并且实际上继续了战前的政友会与民政党系统的合并。因此，战后与战前之间保守派的成分是连续的。
这一连续性在政府─官僚─企业三者的组合中也可看见。在整肃停止后，许多有势力的战前人物（甚至于一些因为战时所扮演的角色坐牢的人）恢复权力。这些人之中最出名的可能是岸信介，是必须为1936年把福特公司逐出日本的法案负责的官员，他后来还参加东条的战时内阁。他因战时参加的活动入狱服刑，1948年获释。他在1953年以自由党党员身份当选众议员，是导致自民党在1955年透过再结盟而成立的主要设计者，并在1957年出任首相直至1960年。
岸信介和其弟佐藤荣作（岸信介出生在佐藤家，但被一位叔叔收养）只是战后出任首相的六位战前官僚的其中两人。佐藤从1964年至1972年担任首相。其他四位是吉田茂（1946～1947，然后1948～1954）、池田勇人（1960～1964）、福田纠夫（1976～1978）以及大平正芳（1978～1980）。这就是说，战后重要的几十年大多由战前官僚统治。
这些战前官僚及其同僚尽力重新执行若干战前的做法，通常微妙且分阶段做，不足以引起华府的强烈反应，但足以让华府感到舒服。他们的主要关切点之一是教育，这是经过尝试的灌输适当思想的好工具。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政府重新主张对教育的中央控制，故意取消占领当局的地方分权教育政策。1956年，地方学校董事会的董事选举被废除，由县市长的任命人选取代。董事会受制于文部省（教育部）。两年后，各级学校必须遵循文部省规定的课程，以此来取代占领当局提倡的选择自由。这将为更加严密的中央控制铺路，导致严格的教科书检查，这种检查一直持续至今日。
民众对这种连续性的感觉是爱恨交加。一般来说，跟过去的关系令人安心，但同时许多人对正被重新建立的关系的类型感觉担心。吉田茂谈到战争败北但赢得和平，而许多人支持他决心把日本再度建造为强国的意愿并受到他的启发。这次将以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职场很容易看到拼命型的人，献身于重建国家。这跟明治时代的民族主义的成就导向很类似，但没有军国主义的寓意，虽然有些人将它视为战争侵略性的延续，他们往往抱持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军事失败并不算是真正的失败，因为美国使用原子弹。许多拼命型的人把自己当作现代武士、真正的企业战士并以此自豪。
另一方面，为国家的利益工作是一回事，但人们现在愿意做的个人牺牲是有限度的。他们被暴露于美国式民主与人权之下，虽然他们不一定想要过度的民主，因为他们从1946～1947年共产党的骚乱中获得教训，他们也不想完全拒绝它。他们不再是被当作神明崇拜的天皇的愚蠢臣民，那些人人生的目标就是成为为天皇牺牲的臣民。
对于许多人，不安的一个特别根源是，他们创造财富但他们分配到的财富不够。在工资的增加开始让普通人感觉他们的工资实际上只相当于增加之前的20世纪50年代，这种不安尤其严重。许多工作场所仍然存在低劣的工作条件与低工资的现象。争端很普遍，时常引发暴力对抗且有时甚至造成人员死亡。
1953年发生在日产公司的罢工，是严重争端的例子。它持续了6个月，但以日本全国汽车工业工会人员的败北收场。该工会分裂为以公司为单位的工会。这是目前仍为日本工会的特色的所谓“企业工会”的开端，跟西方的较普遍的工会形成对比。企业工会基本上由一个企业（公司）上层管理阶层以下的所有劳工组成，不管劳工从事的职业为何。对比之下，真正的工会是在职业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包括所有的公司的这类劳工。一些研究日本式管理的观察家认为，企业工会是劳资和谐的一个象征，但我认为它显然是以传统的分化策略削弱工会与劳工权利的一个手段。虽然有较广泛的工会的中央管理机构，但假如问题无法在公司内部解决，劳工实际上通常无法在其他地方找到支持。
最激烈与历史性的劳工抗争之一，1960年发生于三井公司拥有的九州三池煤矿场。由于劳工要求加薪被拒与公司打算裁员，这儿的劳工骚动已经酝酿一些时候了。其背景是政府─官僚─企业三者的组合想要以（进口）石油代替煤矿作为日本的主要能源之来源的政策。他们对此举将对矿工产生的严重后果并未表示多少关切。
三池争端很快上升为劳工运动与政府支持的大企业之间的大对抗。雇主公开雇用破坏罢工的凶手，而一名凶手持刀刺死一名矿工，以显示他们是认真的。政府也出动全国10%的警力，与其说是要对付凶手，毋宁是要对抗矿工。当然，政府似乎很偏袒雇主，未确实表达中立的印象。最后，在9个月后，罢工群众输了，虽然他们获得了一些名义上的让步。
工会很少能再借着罢工行动构成严重威胁，尤其当它们逐渐被转变成无害的“企业工会”后。幸运的是工资与工作条件很快地获得改善，这有助于缓和劳工的骚动情绪。牢骚大多以其他方式得以发泄，而罢工被象征化为在劳资双方同意的每年某个时候的短暂罢工，有时仅1个小时。因此，因罢工浪费掉的生产日数比起其他工业国仅是少量，通常不到1/10。这对于经济表现将是一大助力。
劳工，至少大企业的男性白领员工，受到“终身雇用制”的安全保障的进一步安抚。这一制度在规模及其历史方面受到过度夸大。虽然对明治时代与德川时代的选择性审查能发现一些先例，这一制度主要是战后流行的。此外，它最多仅仅曾被应用于1/4的劳工，但它成为社会的理想。努力读书，获得好成绩，被顶尖公司雇用，受到终身雇用的保障——且不提大公司员工薪资通常比小公司高1/3，因为工业的双重结构继续至今日。
民众不安的另一根源是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虽然宪法对此有限制。一些日本人不反对日本恢复军事活动，
支持日本恢复军事活动的人士包括古怪的文学天才三岛由纪夫在内。三岛有战前风格的军国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他甚至献身服务天皇的私人卫队。几年后，在1970年，在非常公开的情形下，他按照武士自杀方式切腹自杀。这似乎是因为他厌恶日本软弱与文化遗产缺乏完整性。这一事件在日本国内使人们很困窘，且在海外引起关注。
但大多数日本人反对，并且对美军驻日与日本可能被拖进美国与苏联的战争中表示忧虑。1960年当《美日安保条约》要续约时，事态发展至高潮。政府当时在三池争端中显示的权威，对缓和紧张形势没有帮助。冷战在世界各地逐渐升高的紧张局势以及未来将出任总统的尼克松几年前所说“日本宪法的反战条款是一个错误”的评论，对缓和美日安保续约的紧张局势也都没有帮助。
岸信介与美国谈判时，认为他获得美国的一项让步。美国这时要使用驻日美军时必须先跟日本协商。许多人认为这更增加日本卷入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因为它现在实际上使得日本似乎愿意参与美国的任何行动。反对安保续约的声势很大，包括一系列的暴乱与议员在国会的肢体冲突。在5月某一天的半夜会议中，岸信介成功地获得国会批准续约，反对党没有来得及防备执政党会来这一招。甚至于引起更大规模的骚动，包括群众在6月中旬占领国会大楼的一部分。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原计划那个月稍后访问日本，但因为骚动被取消。几天后，岸信介辞职，由池田勇人接任。池田答应永不重复岸信介欺负国会的伎俩，他也尝试安抚民众，答应在20世纪60年代结束前使国民收入加倍。
反对续约的群众包括许多左翼人士，而这引发右翼的反应。受害者之一是日本社会党主席浅沼稻次郎。浅沼发表过若干次反美言论，而他在这年10月举行的一次电视转播演说中被一名狂热的右翼青年用刀刺死。日本与全世界的许多电视观众眼睁睁地看着凶手拿着45公分长的刀刺杀浅沼致死。
《日本小史》第六部分 第三节 日本第一(3)
这一事件象征了动乱的一年。这一年本身是骚动与西式民主脆弱的一个象征，很像半个世纪前大正时代的脆弱。职场的骚动终于被平息了，但其后一段时期民众继续感觉不安。在其后几年，学生进而发动愈来愈暴力的示威活动。左翼的全国学生联盟（简称全学联）的极端分子故意采取暴力对抗的策略，包括使用燃烧弹等武器，并导致许多大学停课。他们的怒气有一部分是继续针对安保续约，因为美国在1961年进入越战使得日本卷入战争的威胁甚至更大了。教育费用增加、教育逐渐受到政府控制以及大学官员的贪污，也使他们感到气愤。20世纪60年代后期，学生之中的最极端分子协助成立恶名昭彰的恐怖组织赤军旅。
日本新干线
但也像大正时代那样，20世纪60年代有黑暗也有光明。在所有的骚动与权威之中，也有日本重新被世界承认的明确的里程碑。1961年，新干线开始营运，当时是全球科技最先进的火车。跟凶刀的黑暗象征形成对比，新干线是繁荣与科技的新时代的光明象征，是日本人自豪的一大资本。他们能够向来日本参加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许多外国人夸示。1956年日本进入联合国，标志着日本正式进入国际社会，但日本主办奥运则是日本真正重新进入国际社会。同样在1964年，旅行限制被大幅放宽，而日本人开始大批出国旅行。旅行限制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就已非正式实施，一方面是因为外汇因素，另一方面是顾虑到海外的反日风潮。然后，在60年代结束时，1970年，世界博览会在大阪举行，日本再度能够自豪地向世人展示其繁荣与大国地位。
但日本被国际社会接受的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是其经济发展。池田在1960年所作的国民收入在10年内加倍的承诺，在期限前完成了。至1967年，国民收入已加倍。翌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使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自由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日本重新崛起为强国明显地在海外受到注目。世界各地开始出现分析其成功之路的书，不仅从经济的角度，也从国家管理、教育及其他较广泛的角度来分析。日本在国际事务智囊专家的著作中也非常醒目。早期著名的例子是极力夸奖日本的赫曼·坎恩（HermanKahn）1971年的《崛起中的日本超级国家》（EmergingJapaneseSuperstate）。如此的作品倾向于淡化过度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诸如大规模污染问题。
日本人也自豪地写书尝试向本国人与世人解释日本何以成功。他们通常采纳一种论证方法，认为日本是独特的，而他们认为日本人有诸如忠诚、和谐及团队精神等民族性。这些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写作体裁，被称为日本人论。两个很著名的例子是中根千枝1967年发表的《垂直型社会的人际关系：同质社会的理论》，英文本出现于1970年，书名为“JapaneseSociety”，以及土居健郎1971年发表的《依赖性的剖析》，该书英文本出现于1973年。两位作者在书中都声称，日本人的人际关系是独特的，且比其他民族的社会强烈。通常用含蓄的方式但有时也用明白的方式，一些日本人论作品更进一步再度提出纯种与优越性的幽灵，尤其在亚洲国家之间引起惊慌。
在世人尊崇日本为经济超强的风潮达到高点的20世纪70年代，国内外对日本的推崇继续着。推崇并不是无限制的，因为有许多明显的问题，但推崇胜过批评。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傅高义（EzraVogel）的《日本第一》（JapanAsNumberOne）在1979年问世，这是对日本的赞赏的高峰。傅高义尤其赞赏日本的经济表现及其在国家管理与全国协调方面的技巧。一点儿也不令人吃惊，此书在日本立即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书之一。
虽然西方学者显然也买了《日本第一》这本书，他们对这书的看法大有保留，因为它包含许多可质疑的主张。这些主张包括声称日本学生满意、工会满意及有极好的福利制度。这本书现在时常被看成是西方的日本人论的一个例子，有随之而来的所有负面含义。
这本书的副题“给美国的教训”（LessonsforAmerica）尤其令日本人满意，因为这显示徒弟学得这么出色，现在能够教师父了。
在许多方面，这是事实。在一个现在由商业支配的世界，热心学习日本成功秘密的西方人尤其注意其管理方法。有关该主题的书大量出现，但内容大多肤浅。并非所有赶时髦的作者都了解诸如终身雇用制等做法是战后才风行起来的，甚至更少的人了解跟日本式管理有关的做法之中有些事实上是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的，只是日本人使这些做法更有效而已。这些做法包括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工程师爱德华·迪明（WEdwardsDeming）引进日本的质量控制，以及早在19世纪90年代由诸如美国柯达（EastmanKodak）等公司实施的旨在鼓励员工参与的意见箱的使用。甚至从终身雇用以及公司像大家长似的照顾员工的个人与专业生活的做法，也多少可看出西方的影响。
虽然这些做法主要是战后实施的并且因为日本人强调安全与家庭而真正受到重视，但有迹象显示它们曾受到西方的影响。在明治末期，日本人的海外研究使节团认定诸如德国的克鲁伯（Krupp）与美国国家收款机公司（NationalCashRegister）等公司的“从摇篮至坟墓”的家庭式人事政策值得模仿。
在缺点方面，日本继续忽视其低度开发的基础设施，宁愿将财富再投资于进一步经济增长，而不用来改善住宅与道路。当日本要建设时，日本往往不是在适当的规划的基础上运作，而是更多地考虑到提供利益给地主或建设公司。其幕后是大企业、黑社会及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的网络。政府与大企业之中的腐败长久以来在日本一直存在，而建设省有特别坏的纪录。
讽刺的是，当一项广泛的基础设施发展的国家计划终于被提议时，它来自一个永远与贪污扯在一块的人——田中角荣。1972年7月，当田中出任首相时，他提倡他的“改造日本列岛”总体规划。他尤其设想消除区域间的不均衡发展，方法是从工业集中的太平洋沿海地带迁移工业至内陆与日本海海岸地带。这一计划受到某些人的讥讽，因为他的新澙县选区刚好是被选定为要开发的日本海地区之一，而田中有长期的政策性拨款政治的纪录，但至少它是一项计划。
这一计划从未成为现实。不仅田中在仅仅两年后因为一些特别严重的贪污案不得不辞职，
一家大众期刊揭露田中的若干受贿案后,他于1974年12月不得不辞职。他的名字跟洛克希德案扯在一起，在该案中他利用职权让洛克希德公司获得采购飞机的订单，他因此获得巨额回扣。事实上，虽然他跟洛克希德公司的交易发生在1972~1973年，这事直至1976年才曝光，而这并不是他辞职的原因。
《日本小史》第六部分 第三节 日本第一(4)
而且1973年发生世界性石油危机。阿拉伯产油国突然提高石油价格5倍。大多数国家受到严重打击，并在其后几年经历两位数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减慢。日本的主要能源之中有3/4以上依赖石油，且几乎100%依赖进口石油，进口石油90％来自中东（中东石油取代美国石油）。由于在比例上如此依赖阿拉伯石油，日本受到特别严重的打击。1974年，日本经历战后以来首次的负增长。这一年，批发价指数暴涨31％，而消费价格指数暴涨24％。
在通产省的指导下，日本立即采取措施减少对石油的依赖。通产省改善效率，尤其是节省能源的技术。它把工业合理化，把一些工业转移至海外，并且极力强调低能源消费工业的发展，尤其是服务业与“高科技”工业。在其后大约10年，日本减少对石油的依赖约1/4，而且因为分散供给来源，日本再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约1/5。
尽管有这个弱点，或者也许因为有这个弱点，日本比其他大多数国家复原得快。1975年，日本创下4％增长的纪录。除了1979年发生第二次但规模较小的石油震撼后的小萧条之外，日本保持这个纪录直至进入80年代好几年后。这种迅速复苏是获得西方国家尊敬的另一原因，且似乎暗示日本这个经济强权是无敌的。
其他有关日本效率的证据从20世纪70年代污染如何被成功地处理可以看出，正如傅高义所指出的。与污染有关的疾病的受害者接连提出法律诉讼，当污染问题使全国人民困窘时，政府与企业才开始认真处理这个问题。但一旦他们认真去做，结果总是快速且有效的。成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死鸟不仅从灰烬中升起，它还高飞，并且一直在高处飞翔。
大约在石油震撼的同一时候，美国也给日本一两个震撼。这些震撼被称为尼克松震撼。1971年7月，在事先未与日本协商的情况下，尼克松宣布他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计划。这是美中和解的开端，日本自己的外交政策因此非常为难。日本追随美国路线，并且到那时为止支持台湾。日本现在必须做出迅速且有时令人困窘的调整。然后，仅仅一个月之后，也是未事先与日本协商，尼克松宣布他的新经济计划。这包括对日本输入美国的许多货品征收10％的附加费（日本的出口之中约有1/3输往美国）。这也意味着放弃金本位，实际上迫使日圆放弃战后以来实施的固定汇率。日圆大幅升值，使日本的出口货品价格较贵。但尼克松仍未结束对日本发送冷酷讯息。1973年夏天，担心国内市场缺乏大豆，他突然禁止大豆出口。由于美国大豆在日本是一项重要商品，这一举措对日本造成严重打击。
尼克松震撼不像石油震撼那么有破坏力，但也足够让日本人感到不安。这些震撼清楚地传达出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与亲善正冷却的信号。但日本克服了这一切，而至20世纪70年代结束时，许多日本人开始怀疑他们是否真需要美国的善意。毕竟，日本现在是师父，而假如美国不理会日本，那将是美国的损失，不是日本的损失。哈佛某教授不是这样跟他们说的吗？
《日本小史》第六部分 第四节 经济强权的差错(1)
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继续以4％左右的数字增长。从70年代末开始发展的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变成巨大数目，通常在400亿～500亿美元。日本产品随处可见。
在20世纪70年代有些人批评日本将焦点放在经济增长这小范围内，但一般来说赞赏占优势。天平现在向另一端倾斜，负性反应开始严重起来，不仅只是来自美国。日本人逐渐被批评是除了赚钱之外缺乏任何其他价值的“经济动物”。在反日示威中日本产品被示威者用大锤打坏，书刊公开批评日本某些贸易做法不合乎伦理。
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日本人有时犯倾销（对某市场目标以低于成本价出售）或树立非关税障碍（以注入费时的检查等非经济的做法使进口产品处于不利地位）的错。但批评者以逐渐感情用事的用语来表达其批评，这几乎是像战争在酝酿之中——有失控之虞的一场经济战。
为了尝试改善形势，一场会议于1985年在纽约市广场酒店举行，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及日本的金融界领袖们参加。在所谓的“广场协议”中，他们实际上同意相对于日元将美元予以贬值。日元适当升值，日文称之为“圆高”（endaka）。一个结果是更多日商转移企业至海外以利用海外较便宜的劳工。但跟美国的期待相反，美国货并未因此大幅增加对日本的输出。如今往往在海外制造的日本货，继续在美国市场中大卖特卖。
日本人现在尝试以让与便宜资本的方式刺激国内需求并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银行提供利率极低的贷款。地价（土地被用来作为贷款的担保）被允许上涨至可笑的水平。1988年，皇居附近的土地理论上和整个加州的土地同价。当时的日本的土地总资产相当于地球土地总资产的60％——这比率是日本占地球面积03％的200倍。股市价格也过度膨胀，有些公司的价格理论上比许多国家的整个国民生产总值还高。这是声名狼藉的泡沫经济。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成为自由世界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但从平均国民收入来看，日本人正式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民（至少在理论上），这是在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期间。
钱不可避免地流向海外，日本似乎正在收购全世界。至此阶段，日本是全球最大的净海外投资国。日本控制美国经济的4％，而日本的公司甚至收购美国的堡垒，诸如洛克菲勒中心与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同样不可避免，这甚至更加激发排日情绪，日本人称这为“日本たたき”（痛打日本）并且感觉这样对待日本不公平。按他们的思考方式来说，他们只是在玩西方的资本主义游戏，而他们赢了。西方人只是输不起，在自己的游戏中被较好的一支团队打败。
20世纪80年代期间日本与西方之间的逐渐上升的紧张形势，有两项相关的原因：原因之一是来自西方的批评，西方的批评有部分是有道理的，但正如日本人声称的，另一部分只是被日本胜过后的冲动的挫折感的表现；
当索尼公司收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时，该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对排日反应的强烈程度大吃一惊。他表明极重要的一点：交易是双方的事。不单是索尼公司收购，也是可口可乐公司出售。他觉得奇怪为何不批评卖方，只批评买方。答案明显是人们宁愿如此看待这事，这是情感的而非理智的事。这事也再度证明不幸的种族歧视思维的可能性。当美国人发现日本控制4%的美国经济时，美国人就会有类似的极端反应，但英国也有一些时候控制美国经济之中的类似比率，并没引起反应。
另一项原因是日本民族自尊越界进入民族主义的傲慢，然后甚至于更进一步成为民族主义的沙文主义。
态度激烈化的一个早期显示是在1982年，当时文部省在它检定的教科书中试图以“进入”（shinshutsu）来取代“侵入”(shinnyu)，以描写日本战前在亚洲大陆的行动。日本也试图删除或淡化日本的战时残暴行为。此举引起亚洲国家以及不少日本人的愤怒（日本人之中反对政府歪曲史实与干预教科书最出名的是历史学者家永三郎）。
日本人的新民族主义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关切点，尤其因为它似乎受到政府领导人物的支持。1985年8月，以其旧式民族主义观点（包括他希望修改宪法第九条）出名的退役军官——当时的首相中曾根康弘，打破战后传统，不像历代首相那样以个人身份私下参拜收容战争阵亡者亡灵的靖国神社，而是以首相的身份去参拜。此举清楚地提示政教合一（受到宪法禁止）的恢复且使人们担心国家神道的复活。大约同一时期，他也发表若干评论，说纯种国家的日本比多种族国家成功。他发表这一观点最著名的是1986年他在自民党年轻领导人的集会中所作的演说。他在该演说中声称日本人比美国人聪明，因为美国的知识水平被黑人与拉丁美洲裔拉低了。
由于西方国家强烈反应，中曾根不得不为他的演说道歉，但他这个演说是在国际社会的批评迫使他将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免职仅几周后发表的。藤尾受到国际批评是因为他公开淡化南京大屠杀暴行，并且说朝鲜必须为日本在1910年吞并朝鲜负起部分责任，因为朝鲜同意两国合并。这似乎说明藤尾的命运没有给中曾根（以及其他发表类似评论的人）任何教训。
但国会议员同时也是小说家的石原慎太郎公开批评中曾根软弱且对美国里根总统唯唯诺诺。石原在1989年与人合著的一本引起争论的名叫《日本可以说不》的书。
《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为石原和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合著。盛田因为担心他在美国的利益受到伤害，而坚持1991年出版的该书英文版不列出他的名字。盛田认为西方人不会真正去注意用日文
写的东西，这有如中曾根康弘以为西方人不会注意他在1986年用日语就黑人与拉丁美洲裔所发表的评论。他们两人都用实例来说明日本人的普遍的想法：日本跟世界其他国家是不同的，而且是仅仅保留给日本人的一块圣地。
这本书的作者对二流的美国的抱怨与要求（要求技术合作）表示强烈怨恨，而且也清楚地显示对日本的优越感的强烈的民族主义信仰。作者在书中宣布，日本是未来的关键，而美国应该了解这一点并停止期待日本屈居下风。日本应该对美国采取较强硬路线，停止随美国的音乐起舞。
这本书是一种煽动性的作品，很像1937年的《国体之本义》，诉诸感情而非理智，作为对西方痛打日本的一个反应。尤其他覆诵人们时而听到的一项指控：美国因为种族歧视的原因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不对德国使用。这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原子弹直到1945年7月才试爆成功，那时德国已经投降两个月了。事实上，该书作者视美国人的种族歧视为所有问题的根源。然后，很显然作者沉醉在强烈民族主义之中，认为东亚、东南亚国家近年来在经济上的成就和这些国家曾一度（不管有多么短暂）被日本占领的事实有些关系（而这些国家从前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时并没有获致这样的成就）。
另一方面，虽然有石原等人挑战西方的批评，政府里的人则尝试采取较怀柔与建设性的方式。他们提倡日本的国际化，作为20世纪90年代的标语。这多少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日本尝试使其国际关系多元化，不过分依赖跟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因为更多国民赴海外旅行。政府采取若干积极的举动，诸如设立外国学生奖学金与年轻人的交流计划。但人们很快批评日本滥用国际化的精神，不但没有使日本与世界交流，日本似乎利用国际化作为向世人解释日本的工具——或更确切地说，为什么日本跟其他国家不同（而且较好）。举例来说，新成立且由政府支持的京都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像是在出版那些强调日本的独特性且在某种程度对日本有利的日本人论作品。
《日本小史》第六部分 第四节 经济强权的差错(2)
西方对日本的批评有些在日本民众之间引起共鸣。在1979年傅高义赞赏日本第一的同一年，欧洲共同体（EuropeanCommunity）某委员会的一项报告提到日本人是住在“兔小屋”里的“工作狂”。这两种轻蔑的措辞都对日本人的自尊造成极深的伤害，特别因为它们似乎包含一些事实。日本人确实每年比典型的西方工人多工作大约400小时，而他们确实住在小房子里，大约90平方米，比起典型的美国住宅只有一半大而已。
这些不是奉承的话加上其他诸如“富国穷民”等话，也令人注意到有关日本人生活质量的较广泛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期间逐渐被提出的问题。日本人不仅工时长，住在狭窄的屋子里，而且他们往往花费一小时坐拥挤的火车去上班，然后下班后坐一小时的火车回家。住在东京地区的人每人享有的公园绿地空间仅及伦敦居民的1/12。至少东京的大多数房子有排水设备，因为排水设备（抽水马桶）的全国比率仍然是半数以下。而当地价在泡沫年代上涨时，即使“兔小屋”都变得如此昂贵，连续几代的抵押是大多数人能够设法买房子的惟一方式。在80年代结束时的1990年，长期批评日本的琼恩·沃罗洛夫（JonWoronoff）出版《日本绝非第一》（JapanAs—AnythingBut—NumberOne），继续抨击日本颂赞最高峰的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他在这本书中特别批评日本人的差劲儿的生活水准。
所有这些都大大地伤害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但反过来批评诸如沃罗洛夫等西方人并无意义，因为他们是对的。问题在于日本自身。所有的牺牲与辛勤工作为的是什么？日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也有对于生活质量与财富分配的类似怨言，但日本人因工资增加与消费物质的获得而受到安抚。用社会评论家日高六郎的著名的话来说，他们变成了“被控制的社会”。在这社会中，他们温顺地接受政府的政策，因为他们被物质的丰盛收买了。但从古奇手提包或卡蒂尔手表或时尚服饰到底能获得多少真正的满足呢？政府在70年代初向民众承诺改善基础设施，但因为诸如石油震撼等问题而一直无法实施。80年代结束时没有借口了吧！那是日本人民从国家的财富里获得一些真正的利益的时候了。
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日本民众被一件特别严重的弊案（瑞克鲁特弊案，RecruitScandal）进一步激怒。初成立时是征募代理商而后来从事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各种活动的瑞克鲁特公司，利用泡沫时期容易获得的资金，捐献巨额政治献金，获得政治利益。超过150名位居有影响力职位的官员、政治人物及其他人收受捐款、便宜贷款，尤其是该公司上市前的股票。这些股票公开上市后价格涨五倍，使得股票持有者获得迅速且丰厚的利润。至1989年年中，约20名大多是自民党籍的国会议员因为涉及本案辞职，包括6名内阁大臣。辞职者包括当时的首相竹下登及其前任首相中曾根康弘。
社会党在那一年的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多数席次。这更多是由于民众对现任保守政府不满的反映而不是真正支持社会党。但拥有真正权力的是众议院，而不是参议院，因此自民党仍继续控制政局，但它受到了严厉警告。
当日本进入20世纪90年代时，外国更加对日本不满，同时在日本国内民众也更加对政府不满。危机正隐隐迫近。
《日本小史》第六部分 第五节 前途未卜的超级强权——平成时代(1)
一个时代也在1989这一年告终，因为裕仁在这年1月去世。人们希望其子明仁继任后方向可能有些改变，如此可能最终对民众有利。新时代的年号叫“平成”，意思是“达成完全的和平”（官方的翻译是“和平与和谐”，这未必不正确，但似乎强调语调悦耳而不重视准确性）。这有正面的含义，暗示战后以来拖延的问题（有人会说裕仁本人是一个问题）有些现在将被克服。重建战火蹂躏的国家的困难工作或许已经结束了，而民众能够享受他们劳动的果实了。不幸的是，新时代因为瑞克鲁特弊案的发生与石原慎太郎挑衅的著作而出现了一个不好的开端。
对于日本或许幸运的是（至少对国际关系而言），在那时泡沫破裂而经济崩溃了。
价格上涨变成如此失控，以至于从1989年末起日本银行被迫提高利率，决定使泡沫破裂而不是等候泡沫自己破裂。日本在1990年与1991年猛然陷入景气衰退，并且在稳定下来后整个90年代将仍然处于景气衰退之中。地价迅速下跌超过1/3。股市价格从1989年12月高点暴跌超过60％。很多公司破产，银行有很多呆账。劳工失业增加。整体来说，经济增长下降，保持萧条状态且很少超过1％。政府与商界偶尔将这个与那个事件解释为即将复苏的征候，但经济复苏并未实现。在1997年的某一季，经济萎缩甚至高达11％。20世纪90年代晚期通货膨胀来袭，公司利润减缩，债务更加难以偿还，工资下降。消费价格指数从1998年开始连续四年呈下降趋势，2003年恢复持平。2003年，季度增长指数略有上升，这给经济复苏带来了些许希望——尽管这至多也就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或2%（2003年末政府公布2003财政年度的乐观目标是21%，本财政年度至2004年3月31日止）。2004年失业率仍高达5%以上。
景气衰退正在造成巨大的损失。日本警视厅2003年末发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全国的自杀事件连续五年超过3万起——经济原因引起的案件所占比例高达25％——这个记录是人们所不愿见到的（自杀的主要原因仍与身体健康相关）。与此经济因素相吻合的是，中年男性人群当中的自杀事件增长最快，中年男性一向是家庭收入的主要经济支柱。
2003年末发布的法务省白皮书显示，犯罪率不断攀升。除了交通肇事案件，报案数在前20年中几乎翻番，从1983年的154万起上升至2002年的285万起。在这些增长的案件中，一部分属于青少年犯罪，在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盗窃案件大幅增加，根据法务省所述，这也是对经济形势的一种反映。
景气衰退带来的另一项影响是，被夸大的终身雇用制（依赖持续的高度增长）实际上崩溃了。在1992～1993年的仅仅两年间，总共6万名经理（应该是最稳当的职位）被解雇。在其后几年，十个经理之中有一个以上不是被解雇就是被降级。忧心忡忡的经理们成群加入现在迅速增长但从前几乎不被人注意的独立工会。例如，在不到两年内，原本鲜为人知的东京企业经理工会会员人数增加20倍。不少被解雇或降级的人提出法律诉讼。1996年，为了起死回生，一家日本大企业必须请一名西方人接管出任总公司总经理——苏格兰人亨利·华利士（以前由福特公司雇用）出任马自达公司总经理。其他公司也陆续仿效，如1999年尼桑公司聘请了法国的卡洛斯·戈恩。
终身雇用一直是有关日本人“特有”的日本家族关系、集团忠诚及和谐等日本人论思维方式的堡垒。终身雇用的崩溃对这样的思维方式大大地造成伤害。很多大公司终止了这项制度，如1999年丰田公司就正式终止了终身雇用制。从管理上来说，终身雇用制并没有被全盘否定：人们的共识是尽管它不再是个绝对目标，但仍然是个有用的目标。如戈恩在2003年末指出的：“我认识到了终身雇用的价值，尼桑并不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实力。终身雇用制度是一个目标，但并不是一条需要不惜代价必须遵守的规则。”然而，终身雇用地位的改变已经显示出“日本模式”并不总是正确的，这让日本管理阶层更加现实了，也让世界了解到了这一点。
这一变化必然带来雇员预期的变化。例如，根据2000年发布的一份关于劳动状况的政府白皮书，20世纪90年代在年轻的成年人口中出现了“自由打工族”（freeters）。freeter这个词是由英文词free（自由）和德语词arbeiter（劳工）组合而成，指即使有可能也不会终身为某个公司工作的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自由打工族”的数量已经增长了三倍，目前大约200万日本年轻人属于这个人群。
从国际上看，泡沫的破裂迅速减轻了日本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曾认为泡沫不可避免地会破裂，虽然泡沫比预期的要持久并已经开始使人对他们的预测产生怀疑。泡沫的破裂使世人安心，经济法则毕竟行得通，不能被一个真正的日本“经济奇迹”所愚弄。它也意味着不必再担心日本会把全世界都买下来了，或许甚至更重要的是，从较广泛意义来说，它使自负的日本人泄气。太平洋战争从军事角度打击日本人的优越感，而泡沫及随之而来的景气衰退现在从经济角度发挥了同样的功能。它对日本未必是败北，因为日本仍旧是很强大的经济强权，但它确实显示了日本不是无敌的。
日本民众较不安心。事实上，他们非常震惊。他们对于日本的财富未被用于改善一般人的生活质量已经很气愤了。经济的崩溃现在意味着真正的改善将再度延期了。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为国家所付出的辛劳与牺牲有白白浪费之虞。
同时，涉及政治人物的更多弊案被曝光。1992年，另一件大弊案曝光——佐川急便案。再度有大批政治人物与官员涉嫌收受大笔金钱，贿赂者这次是佐川急便公司（包裹递送服务）。再度有重要人物涉案，如竹下登与中曾根康弘。黑社会涉案也很明显。
民众对经济崩溃、生活质量仍旧差劲及政府仍旧腐败是如此气愤，以至于这一年的10月一名自卫队少校柳井晋作公开讨论军事政变的理念。他声称，当全国人民受苦时，政治人物中饱私囊，而腐败必须加以阻止。他的说法获得许多人的同情，但人们比较不认同他主张的由军方接管的理念。大多数日本人很想避免这样的事，因为日本以前曾走过这条路并为此付出代价。柳井被免职。
柳井不是惟一被免职的人，自民党也在翌年7月失去政权。1993年6月，国会通过对1991年11月以来担任首相的宫泽喜一的不信任投票。1989年，宫泽担任大藏大臣（财长）时曾因瑞克鲁特案辞职。在他返回政界时，他承诺要把日本建造成“生活方式的超强”，试图以此安抚民众。这承诺显然未实现。国会通过不信任投票后，翌月仓促举行大选。自民党在该大选中未能在极重要的众议院获得过半数席次，在511席中只获得223席（众议院议员人数有增加，战争刚结束时，众议员人数是466人）。
民众受够了，而38年未间断的自民党政权就此结束。更换天皇没有带来任何大的改变，或许换政府会带来大改变。
但更换政府事实上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保守派人士仍然在统治。接替宫泽出任首相的细川护熙，以前曾经是自民党党员，他是战前首相近卫亲王的孙子。细川领导大约七个政党的联盟，这些政党有许多是在选前仓促组成的。他设法创制大幅修改选举制度的法案，
众议院原本有511席，由129个选区的每个选区各产生1个以上的议员（最多高达6人）所构成。改组后的众议院剩下500席，由300个选区的每1个选区各产生1名议员加上基于比率代表制分配的200席所组成。单席选区制度旨在减少腐败机会，理由是选民较容易基于候选人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决定投票给谁，而如果是每个选区产生1个以上的议员的话，候选人对选区承诺的物质利益较可能成为选民选择的因素。按照这一制度的选举在1996年10月举行。实际上似乎没多少改变。
《日本小史》第六部分 第五节 前途未卜的超级强权——平成时代(2)
但他不久也因涉及弊案不得不辞职。
其后几年，政党组成、解散，政治人物转变效忠的政党对象，阴谋四起，令人想起19世纪90年代的政局。从1987年底至1996年初的九年间，先后担任首相的总共有九人。至2001年春，又有另外三人担任首相，从那时起，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首相更替趋于稳定。一个不变的因素是保守派继续控制政局。甚至在1994年6月与1996年1月之间担任首相、领导一个新的政党联盟的社会党的村山富市，很显然地受到保守派的控制。
假如社会党主席村山富市答应社会党跟自民党以及其他政党结成一度不可能的联盟，自民党主席河野洋平答应让村山出任首相。村山在整个任期中常发表评语，暗示他的任期仅仅是借来的，而他的良心在挣扎。自民党在人数上控制这个联盟。
在1991年改名为日本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党，放弃其大部分政策，和宿敌自民党结盟，失去其大半的可信度，在此期间失去的地盘比它在80年代末获得的还要大。事实上，它将在每次选举中失去席次，而在另一次改名（去掉日本二字）后，至90年代末它几乎消失了。它在2000年6月的选举中获得19个众议院席位，在2003年11月的选举中，仅获得6个众议院席位，甚至比共产党赢得的席位还少。共产党在2000年和2003年获得的席位分别为20个和9个。到了1996年底，自民党再度正式掌权，甚至不需要联盟伙伴。
中曾根康弘在1991年曾说，民众只有自民党可以投靠。他的评语在90年代末似乎更合适。自民党在2000年6月的众议院选举中重新掌权，尽管首相森喜郎并不受欢迎，他以国内国际场合的失态表现而闻名（2000年4月，森喜郎在小渊惠三死后担任首相，小渊惠三从1998年7月开始主持内阁）。自民党在众议院480个席位（原来是500个席位）当中赢得了233个席位，那时自民党需要新公明党（31个席位）的支持，于是二者与新成立的小党派新保守党（7个席位）组成联盟。通过吸收其他议员，在2003年11月小泉领导下的众议院选举之前（这是小泉第二次出任自民党主席以及首相），其席位增加至247个，在选举当天3名独立议员和4名新保守党议员加入自民党，于是最终赢得244个席位。其联盟伙伴新公明党获得34个席位。
最大的对手是由另一个著名人物菅直人领导的日本民主党（不要与日本社会民主党相混淆）。民主党在2000年6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赢得了127个席位，在2003年11月选举之前，民主党吸收了小泽一郎领导的自由党，最终赢得了177个席位。参议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在2003年末参议院的247个席位（计划缩减为242个席位）当中，自民党拥有116个席位，新公明党拥有23个席位，日本民主党拥有69个席位。
令许多观察家吃惊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日本民众陷入一种政治自满的状态。他们曾在1989年参议院选举与1993年众议院选举中表达他们的愤怒。在1995年的地方选举中，他们也选两位喜剧演员（这两人分别是青岛幸男与横山勇）分别出任东京都与大阪府知事（县市长），这似乎是一种政治声明。1995年1月造成5000多人丧生的神户大地震，也是民众就建筑陋规（三菱液化瓦斯公司在神户市建造的143座瓦斯槽之中，有114座被发现质量低于官方标准）与对灾难没有迅速且有效的反应等事，向政府与商界进一步发泄怒气的机会。但自从那时以来，冷淡态度已占优势。使自民党重新掌权的1996年10月的众议院选举，也是投票率创下破纪录低点（59％）的选举。2000年选举的投票率略有升高，为62％。但2003年又降至59％。尽管声明更加明晰，但日本民主党势力渐强，有望取代自民党。2003年11月，众议院选举前两周的琦玉参议院补缺选举，投票率仅为27％。
宛如幻灭的民众接受（宿命论在日本史上并不陌生）了不会改变的现实，至少没有重大外来刺激的话是不会改变的。尽管景气衰退，生活质量仍有公认的改善，如居住空间的稳步增加，如今东京的住宅已经可以和欧洲各国相提并论了，其价格也迅速跌至西方国家的水平，也许实际上是景气衰退的原因。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严重弊案继续频繁发生，几乎每个月都有。例如，2003年11月众议院选举后，两名议员各自由于贿选被捕。事实上，弊案变糟了，因为腐败一度被认为仅在政府与商界中才被发现，在官僚中不被发现，这种想法现在被认为太天真。此外，最近的弊案不仅涉及当权者中饱私囊，也有民众受害。人们现在知道，日本艾滋病受害者之中有1/3的人是因为有关当局故意允许使用未经处理过的血液而感染这疾病的。人们现在知道，小投资者被迫蒙受较大的损失，以便将重要投资人及客户的损失减至最低。而且性别也不是什么障碍了，因为女性也成为一系列弊案的主犯。例如，2003年11月琦玉县知事之女市川桃子因使用政治资金不当被判有罪，之前市川桃子为其父运营政治资金。2003年“透明国际”对133个国家就其公共部门清廉情况的国际形象所进行的调查中，日本排在第21位，而通常日本在收入、健康和教育水平的世界性调查中的排名都位居前5位或前10位。
关于清廉情况的调查，日本的得分为7分（总分10分）。居于首位的芬兰得分为9.7分，最后一位是孟加拉，只得了1.3分。在其他方面，可以参见2003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该报告对185个国家居民的平均寿命、教育程度和实际收入进行了评估。日本在评估中位居第九，这个位置与近几年日本的情况相符，但在过去日本曾位居前三甲。
这并非灾难，但是对于日本民族的声誉并不是什么好事。
隐藏在政治冷漠的背后，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日本民众焦急不安，这不安似乎取代了90年代初的愤怒。有因为景气衰退引起的普遍焦虑，景气衰退超出人们的预期，继续在90年代末期产生诸如大金融机构破产等新的震撼。例如，2003年末，足利银行被政府以暂时国有化的方式接管。焦虑的其他重要原因包括1995年神户大地震的震撼与稍后由奥姆真理教集团犯下的东京地铁神经毒气攻击案。这些事件揭示了日本人潜在的岌岌可危的感觉。学者们已经注意到日本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基础的持续衰弱，同时家庭关系和道德观念也逐渐薄弱，这导致了价值和稳定在某种程度上的丧失，也伴随着焦虑和迷茫，以及重商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自我衰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后结构主义时代和后现代的世界性现象，这个时代目睹了众多“宏大叙事”的解体，建立了世界观和对自我的认知。但是对日本而言，如日本近年来的文学作品中所显示的，这看起来并不是特别严肃，也许是因为日本一贯强烈的（也许有所夸张）集体主义、统一和社会秩序观念。
广受好评的村上春树的作品正体现了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变化和焦虑。例如，在1997年的小说《地下》（Underground）人数中，他评论了奥姆教通过传达一种让人们从“面对新情况的焦虑”中解脱出来的世界观吸引教徒，他想知道日本社会对这些个体能够给出什么样“更能让人接受的说法”。
事实上，近年来社交恐惧症患病率的增加，其中包括长期逃避社会者（hikikomori）人数的增加，既是焦虑的表象也是焦虑的诱因。长期逃避社会者在年轻人中间尤其突出，约2/3的长期逃避社会者的年龄都是30多岁。人数一直在变化，但是保守估计至少也有100万。
媒体报道一再显示出民众对犯罪率升高、家庭分裂、金融不安全、社会老龄化（包括老龄化对退休金的影响）、年轻人伦理与道德恶化、教育性质以及性别不平等等问题的关注。
《日本小史》第六部分 第五节 前途未卜的超级强权——平成时代(3)
家庭分列造成日本单身家庭在所有家庭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1960年为16％，1990年为23％，2000年为28％。
社会老龄化现象日益突出。1960年，在日本，1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02％，65岁以上的人口占57％。1997年，老年人的比例首次超过年轻人的比例，2002年年轻人的比例和老年人的比例分别为142％和185％。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之一是健康状况的改善延长了人们的寿命：日本在这方面居于世界之首，2002年的数字显示日本的女性平均年龄为8523岁，男性平均年龄为7832岁。另一个因素是持续降低的出生率，1947年出生率为每名妇女45个，而现在已经降至每名妇女13个，该数字只要降倒21以下，就会造成人口数量下降。出生率降低的一个因素是结婚年龄不断推后：1970年，男性的初次结婚年龄为269岁，女性为242岁；而2002年，男性的初次结婚年龄为291岁，女性为274岁。因此首次生育的年龄也相应地从1970年的256岁上升至283岁。
“银发社会”带来的系列严重后果之一是相对于资助人群（受雇劳动力）来说，被资助（非劳动者）人群的比例迅速升高，导致人们需要缴纳更高的赋税和退休保险金，也导致国家整体经济的下滑，这也是很多其他经济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另外，老年人带来很高的医疗费用。日本担心其退休保险金可能最终会提高到工资的1/3。
年轻人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一个最令人担心的现象是“援助交际”，十几岁的年轻女孩子自愿同比自己大的男性交往——通常包含性关系，从中获得报酬。儿童卖淫这个问题就够让人担心的了，更不要说成年人的道德问题了，另一方面让人担心的是这些女孩子为了获得即时的物质享受，比如购买名牌提包，自愿出卖自己的身体。一项调查显示，4％以上的初、高中学生曾经涉入援助交际。其他让人关注的问题还包括缺乏承诺和服务意识、由于过分沉迷虚拟的电子游戏世界而降低对“真实世界”的认知、不断高涨的物质主义和追求时髦的风气，最严重的问题是滥用药物和酒精。
人们对日本教育的评价毁誉参半。国际上，日本在为雇员市场有效提供有知识的青年人方面受到赞誉。例如，2002年联合国报告对24个国家的14～15岁人群在阅读、算术、科学认知方面的能力调查显示，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在教育系统效率方面位居第二（仅次于韩国）。但同时日本的教育实践长期被指责为过分僵化，学生们缺乏创造力，问题包括固定的教学大纲、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极端的课业负担和考试（特别是多选题）等。尽管近年来上述问题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危机，西方媒体对此大肆报道。另外还有“学级崩坏”的问题，这个词是指一部分学生完全不遵守课堂秩序的现象。
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在前面提到过，日本女性境况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但是，很清楚的是职业女性一直无法身居高位，人们认为她们不必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对待。例如，女性在众议院所占的席位仅为71%，而最近的一项国际性调查显示在181个国家中在这方面日本的排名为135位。女性在大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比例连1％都不到，而这些女性中的大多数人是由于其作为公司创始人的家族成员而成为首席执行官的。除教育事业外，女性在职业中一直无法身居高位，如法律和医疗事业。1986年通过的《平等就业机会法》苍白无力，女性仍然无法与男性同工同酬，而且在具有相同资质和经验的时候，女性无法获得和男性一样的提升机会。一个问题是，很多公司招聘时，新职员会从两种“条款”中选择一种，一种可以有担任经理职务的机会，另一种仅仅针对普通办事员。女性通常被迫选择后者。例如在2003年11月的一个案例中，法官认为这种行为是歧视性的，但是否决了原告的要求，法官认为“只有在歧视行为是非理性的且违反了公共秩序的情况下才属于违法行为”。
通过政府白皮书可以看出政府也关切这些事，并且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例如，政府提出有关老人疗养保险的新法案，考虑进行多种退休金计划的改革。政府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比如，从2002年起，将绝对的成绩标准改为相对的标准，将每周上学的天数改为5天（对非私立学校）。备受争议的是，日本还通过了关于国立大学合并的立法，该法案从2004年4月起生效。后者同时是更大范围内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的一部分，该政策旨在恢复经济的健康发展。作为小泉一揽子改革计划的一部分，针对经济目标的其他主要举措包括邮政私有化，以及向地方政府分权，让其负担更多的财政责任。
2003年设立结构改革特区也反映了分权和金融自由化，该项措施允许有条件地取消某些法律规定，以进行特定的开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核心思想是建立在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基础上的，日本又一次转向学习它从前的典范，但是日本的特区是由各个地区推行的，而不是由中央推行的。而且从性质上看，它们并非都是经济特区，通常它们得以建立的基础是社会的实际需求。
例如神奈川县的大和市有约8000名有行动障碍的残疾人，其中的很多人认为公共交通不适合他们使用，但是又没有家庭成员可以开车载他们去医院和其他地方。当地的出租车没有安装轮椅升降装置和坡道。因此，当地有车的志愿者开始搭载这些残疾人，仅收取很少的费用作为油费。但是这个行动最终被终止，因为国家法律禁止进行私车（除了注册的出租车）收费运营。大和市进行了努力，并得到了豁免，因此在该市可以继续进行这项服务（这将成为很多其他中心城市的先例）。
近年来日本政治、法律方面获得进一步发展，1999年5月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法》，该法于2001年4月实施，2003年5月通过五部关于隐私的法律，并在两年内生效。这些举措表明一种更进一步地向西化的开放式民主的转变，尊重个人及其权利。但是，在平成时代民主和独裁主义互相角力的同时，政府于2002年8月实施了具有争议的国民户籍登记制度，每个人都被赋予一个11位数字的身份号码，全国的政府部门均可获得个人的信息。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或多或少地反对这一制度，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害怕个人信息泄露，一些市政当局则拒绝采取该项制度，因为这会造成信息的滥用。仅在横滨，就有80万居民（居民总数为350万）拒绝在被称为“BigBrother”的户籍系统中登记。这种反对的举动以及对人权和可能泄露个人信息的关注表明，日本公众作为一个整体在对待这类事务的态度上确实变得更加西化了。
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怒气可能已被化解，但负面感觉仍就没消失。亚洲国家尤其对日本未能抓住适当机会处理其战前与战时行为而感到失望与不安。1989年裕仁逝世与1995年终战50周年，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但这些机会被错过了。在出访韩国和中国的时候，明仁天皇表示强烈的遗憾，也声称日本是造成苦难的根源，但是这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道歉。国会提出一份有关战争的正式声明，表达往常的遗憾之意，但没有做适当的道歉，尽管首相村山个人表达了诚挚的歉意；接着首相小渊惠三在1998年10月与韩国总统金大中签署的联合声明中致歉，声明他“承认日本的殖民统治对韩国人民造成了无法承受的痛苦和伤害这一历史事实”，而且表达了“对此苦难的悔恨之情和衷心的歉意”。
但是日本对待“慰安妇”索赔的处理方式招致的反感，使这些和其他的道歉赢得的好感被打得烟消云散。“慰安妇”是被强迫给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的妇女，其大部分是韩国妇女。她们的索赔被交付给了私人基金，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一直没有做出真正的道歉并给出定论。一些索赔人是从她们自己的政府而不是从日本政府那里获得赔偿的。战俘问题上也出现同样的状况，其中也包括英国战俘。
让亚洲各国愤怒的是，1996年首相桥本龙太郎步中曾根康弘的后尘，以官方身份参办靖国神社。接着首相小泉也数次参拜靖国神社，其中包括2004年1月1日的参拜活动。
《日本小史》第六部分 第五节 前途未卜的超级强权——平成时代(4)
在一些角落，淡化甚至否认日本暴行或错误行为的事件仍在发生。例如，2000年1月，纠正战争资料偏向展示会社团在大阪组织召开了备受争议的集会，目的是想要证明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集会发言人，包括历史学家东中野修道，他评论说，南京大屠杀缺乏相关的资料证据，并且直言“在南京没有屠杀市民”。2003年10月，上文提到过的石原慎太郎（1999年当选东京都知事，2003年9月再次高票当选东京都知事）重复表达了他的观点，即日本是应朝鲜人的要求占领朝鲜的。
另外，近年来，令人担心的民族主义又再次抬头，也许并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高调和傲慢，但是和其他事情一同出现在日本的教科书中。这项运动的主要推动力来自“Tsukurukai”，这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的简称。该委员会于1996年成立，目的是通过编纂教科书，给出日本历史的正确叙述（从他们的角度而言），而非基于胜利者的叙述，从而重建日本过去的荣耀。该团体认为日本受到过多的指责，应该停止道歉和支付索赔。该团体还非常支持裕仁天皇。其主要成员包括一些著名的教授，如西尾干二、藤冈信胜和秦郁彦。最受争议的是该教科书确实编纂完成，而且最终文部省通过了该教科书，但是自2001年发行后，仅有少数私立学校使用了该教科书。书中的其他问题也广受批评，包括为日本侵占朝鲜正名，指责中国挑衅日本，强调日本的目标是将亚洲从西方国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以及淡化日本的暴行。
建立民族自豪感并没有错，小泉宣称这是他的目标之一。但是，必须以国际上认可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受到争议的教科书事件和其他的无法让人接受的民族主义的各类表现，对于日本重新被亚洲国家接受毫无帮助，从较广泛的角度来说，这对日本与世界的关系也造成危害。许多亚洲国家因为日本的经济成就而尊敬日本，甚至以日本为模范，但他们对日本不愿面对其过去的恶行一事当然不能表示尊敬。他们对日本的经济领导地位的信心已经因为日本经济崩溃（以及近年来他们自己的经济困难）而受到挫折，但他们没有失去对日本的信心。但尊敬与不敬之间的天平正在改变中，如果日本不尽快面对现实，天平将倒向不敬的一方。
积极的一面是，日本和韩国联合举办了2002年的世界杯足球赛，这是实质性的合作。
在这次世界杯中，两国的足球队都表现甚佳，特别是韩国队，这让很多日本人很沮丧，因为他们将韩国队视为他们最主要的对手。不少学者忽略了体育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但它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因为体育是很多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足球是地球上最全球化的运动。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不是联合国，而是国际足球联合会。在很多国家，足球是联系世界的重要纽带，在这个赛场上，他们获得了另类的尊重，比如很多非洲小国可以击败欧洲强国。
成千上万的海外球迷来到日本观看世界杯。在日本足球的国际化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日本新成立的足球联盟（JLeague）从巴西、德国、英国和其他地方聘请国际球星参加比赛，推动了国际化的发展——这些球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平成时代受雇于现代日本的外国人的境况。
足球对日本有着更多的贡献。它不仅仅推动了国际化的发展，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还是一种积极的全球化发展，近年来一些“本土”的职业球员开始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足球俱乐部中——中田英寿在意大利，稻本润一在英国，等等。他们的“日本特色”已经融入足球运动的国际舞台。这是个别的、人性化的、自由的全球化，跟日本在全球经营与日本有着经济关联的大社团的全球化是完全不同的。在国内，足球与棒球不同，足球不是由社团经营支配的，而是在地区团体的基础上建立俱乐部，在过去几年中，尤其改变了日渐沉闷的社团主义，鼓励地方团体的复兴，推行分权——这代表着在全球化框架当中国家和地方健康地相互融合。
可以说体育是战争健康的替代品，但是让人遗憾的是，战争仍然大行其道。由于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实施“支票外交”政策，日本受到来自国内外的诸多批评。在国内，意见分歧强烈，一些人认为日本应该做出如派遣人员之类的更加实质性的工作，一些人认为甚至都不应该提供财政支持。当然，宪法第九条限制日本参与战争，也限制日本拥有武装部队。自卫队实际上是一支武装力量——甚至是世界上的第七大武装力量——其实已经违背了第九条，但是这已经被人们接受，并没有引起特别争议。受到特别争议的是自卫队在战争中的实际运用，虽然只是间接的运用。而且，作为一个大国，日本在近期派遣部队到战争区域的行为招致国际对其施加压力。1992年修改的法律允许日本向非战斗地区（或邻近地区）派遣自卫队，仅供运营支援和停火后的维和工作。而且，日本派兵必须作为联合国行动的一部分，要得到联合国的批准。自卫队人员在若干“适当”的问题地区为联合国提供支援，比如阿富汗，尽管这些地区实际上在潜在的战斗区域之外。
但是，2003年3～4月的伊拉克战争有所不同，美国领导的军事行动并没有获得联合国的批准。美国从日本得到财政和政治支持，但是，接着在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中，美国也要求日本派遣人员进入占领区。7月，一项特别法令获得通过，允许派遣自卫队人员参与这项未经联合国批准的行动，人员将于2003年末和2004年初派出。这造成了公众的不安，而且再一次在公众当中引发分歧，特别是伊拉克的战斗仍然在进行当中，而且由于日本对美国的支持，基地组织点名将日本列为恐怖袭击的目标。11月末，两名日本外交人员在乘车前往伊拉克北部参加会议的途中遭遇袭击，被杀身亡，这显示出将产生更多伤亡的实实在在的风险。派遣自卫队的行动也再次将宪法第九条的问题突显出来。小泉曾在他的声明中含混地表示应该对宪法进行修订，而且的确很有可能宪法改革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亟需解决的大问题——无论以何种方式。
无论如何，日本借助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巩固了与美国之间重中之重的关系。这一点对日本帮助很大，面对近邻朝鲜的威胁，日本十分欢迎来自美国的支持，朝鲜在近几年中已经向日本发射了不少导弹，对外公开的说法是为了进行测试。
朝日两国关系最近的一个例证是，朝鲜的官方新闻机构朝鲜中央通讯社称，日本于2003年3月发射了首枚间谍卫星，证明其军国主义的复兴，而且还评论说日本想利用伊拉克战争作为“再次入侵亚洲的机会”。
日本与朝鲜的关系在2002年左右有稍许改善，9月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平壤宣言》，旨在推进邦交正常化，另外有部分被绑架者返回日本，但是很快朝日关系再度紧张，朝鲜目前保持对日本的密切关注。
当日本面对新世纪时，日本在国内与国外持续遭遇问题。从平成时代开始，一直到最近小泉和他的改革举措，日本似乎没有处理国内问题的真正的总体规划，而日本似乎不知道或不想知道，如何做世界的一分子。没有梦想，没有方向感，没有目的感。日本的形象已经改变，高飞的长生鸟或上升的太阳已经变成没有舵的船，宛如国家这艘船的舵已经不起作用了。有些人说，这是因为日本已经没有模范可以模仿了，日本不再有可以去“追上并超越”的某一个特定目标。全国人民没有发泄精力的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