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攻击不是军事行动效率的模范，但它当然足够把美国立即拖进战争之中报复日本。美国人民对日本的卑鄙偷袭公开表示愤慨，不干预主义因此被拋弃。
日军未经宣战就攻击，这一事实对于许多人乃是行为卑鄙的清楚证据。日本声称，这不是他们故意疏忽，而是在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人员在外交上搞糟了，结果在攻击发生一小时后通知才到达，而不是攻击前半小时通知到达。这已成为有争论的问题，但事实上这整个问题因被忽视的吉兰丹攻击而成为学术问题。即使通知在攻击珍珠港前半小时准时到达，这个通知也仍然是在攻击吉兰丹一小时后抵达，而后者也同样未经宣战。换言之，尽管日本官方否认，“珍珠港事件”无疑是一件未事先正式通知的蓄意攻击——这事被日本高阶军人视为耻辱，包括一流的战斗机飞行员井三郎。另一方面，鉴于日本在日清、日俄战争中所使用的战术，这次“偷袭”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应该是令人吃惊的。
尽管日本未能事先正式宣战，美国领导人士是否真的未防日本会出这一招的问题，是更加引人争论的。一个极端的说法，有人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罗斯福及其同僚的阴谋，他们知道所有有关日本即将攻击珍珠港的事，但允许或甚至鼓励这事发生，牺牲美国人生命，以便把美国拖进对日本盟国德国的战争。另一个极端的说法，有人只是感觉日本在美国自鸣得意时出其不意。支持与反驳这两种意见的证据都有，而事实真相可能永远查不出。
有关“珍珠港事件”的著作非常丰富，而对事件的解释也各式各样。大抵修正论的观点倾向于“阴谋论”或“隐瞒论”，且倾向在战后几年达到顶点，他们包括约翰·福林（JohnFlynn）、乔治·摩根斯坦（GeorgeMorgenstern）、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Beard）、劳勃·席欧巴德（RobertTheobald）、哈斯本·金莫（HusbandKimmel）。有关后来的修正论例子，见英国广播公司第二台1992年4月5日“观察时代”（Timewatch）节目录像“珍珠港的牺牲”。反对修正论者的人包括撒母耳·摩里森（SamuelMorison）、劳勃塔·沃尔史泰特（RobertaWohlstetter）、哥登·普朗治（GordonPrange）、亨利·克洛森与布鲁斯·李（HenryClausenandBruceLee）。
当然，关于这次偷袭事先无疑有许多警告征候，包括密码拦截、雷达信号、目击以及不仅美国情报员获得的情报，也有诸如荷兰等其他国家给美国的情报。主要问题是，这些警告当时是否被认真看待。当时，可能被预期多少能认识日本及其军事能力的驻东京美国大使馆的一名海军武官，正谈论“在24小时内打垮日本”。海军里有许多人正谈论要在参加大西洋战役前“打倒这个黄皮肤的小弟”。这样的态度不足以认真看待日本的军事威胁以至密切注意所有的征兆。无疑，美国人的确骄矜自满。
另一方面，有另一件可确定的事：确实渴望一战的人（包括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因“珍珠港事件”而得以让他们的愿望获得实现。日本可能给予美国比人们想象的还要重的一击，但至少战斗已开始了。不管背景如何，事实仍然是“珍珠港事件”有效地克服了不干预主义，并把美国拖进对德战争中，因而帮助了英国，这正是丘吉尔非常想要的。罗斯福本人后来告诉丘吉尔与斯大林，倘若不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他将很难把美国人带入战争中。但这是对目标完成的满意表达还是仅仅是事实陈述？这是有关“珍珠港事件”的无止境的、错综复杂的争论的暧昧性质的典型范例。虽然这一争论对于那些对日本有兴趣的人是迷人的、有意义的，而对于专攻美国政策的史家仍然是一个主要关切点。
从日本观点来看，事实是他们现在正与美国交战。尽管在日本有人批评仅出动两波攻击是不够的，人们仍热烈庆祝，包括皇宫里的人。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早期阶段获得一连串胜利，欢乐气氛也随之而来。
“珍珠港事件”发生仅几小时后，美国在菲律宾的空军受到日军攻击而严重受损。在一星期内，泰国在外交上屈服而被日军占领。马来亚外海的英国小舰队受到重创而瘫痪，使日军能在这一地区推进。关岛在12月11日沦陷，若干其他太平洋岛屿在其后两个月沦陷。香港在12月25日被占领。婆罗洲在翌年1月19日投降。2月15日，日军出人意料地从陆地攻击新加坡后，新加坡无条件投降，这是英国军事史上最糟且士气最低落的时刻之一。新加坡被大多数英国人视为难以攻陷并且拥有约7万战斗人员，是攻击新加坡的日军人数的两倍以上。到2月底，苏门答腊、帝汶与峇里也陷落了。巴塔维亚（雅加达）在3月6日投降。3月8日，仰光陷落。3月9日，爪哇陷落。在菲律宾，马尼拉于1942年1月2日陷落，但巴坦岛支撑至4月初，而哥瑞吉多岛（CorregidorIsland）支撑至5月7日。3月，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MacArthur，1880～1964）奉华盛顿方面命令，离开在菲律宾的基地前往澳大利亚。他的名言“我会回来”（Ishallreturn）成为太平洋地区盟军的激励口号。
日军的初期成功，部分是因为盟国在欧洲被占领，但一大部分也因为日军攻击的强度。这是出乎盟军意料之外的。丘吉尔评论新加坡的沦陷说：“日军的猛烈、技巧与力量远超过我们所预期的。”很多人同意他的看法。西方人严重低估日本，这包括日本的西方盟国。希特勒尤其因为劣等人种（德文，Untermenschen）日本人部队在新加坡轻易打败白人部队而感到不安。
在日本人自己看来，日本人的强度是强在他们的精神。他们感觉他们的力量比受到物质主义与利己主义削弱的西方人还要大。这精神力量包括战斗至死的决心。例如，在1943年5月盟军反攻阿留申群岛成功的战役中，日军有2351人丧生，仅有28人投降。这84∶1的死亡对投降的比率，对于日军来说很常见。它甚至于被某些个案所超越，例如北缅甸战役的死亡对投降比率是120∶1，并且被俘虏的日军不是受伤就是昏迷或失去战斗能力。这跟盟军一死四投降的比率形成强烈对比——几百倍的差别，盟军的这一比例被集体投降的事例大幅拉高，诸如在新加坡的英军。
但是如后来的口述故事所显示，并非所有日本人都准备战斗至死。有些人确实投降了，尤其是在战争的后期阶段，虽然到那时许多人感觉难以这样做，因为任何一方都仅捕获很少的俘虏。
日军“有计划且纪律良好”的投降的一个例子是，42名日军（是俘虏他们的澳大利亚部队人数的两倍以上）1945年5月3日在新几内亚沃姆格勒投降。据作为审问员兼译员的Thompson指出，这批人的投降是例外情况。
《日本小史》第五部分 第五节 太平洋战争(2)
但整体来说，大多数日军宁愿战死不愿投降。当然，许多人被教导去相信为国牺牲个人生命是对天皇─神的终极服务，个人存在的目的与终极净化。口述故事再度显示这种死亡愿望的程度，而死亡愿望有时使那些企图为此牺牲但未能如愿的人感到极度痛苦。
例如由横田宽口述的题为“志愿者”的故事。横田是自杀飞行员，但因诸如机械故障等问题而壮志未酬。他说：“俗话说：‘武士道是找地方死。’那是我们的热望，我们怀抱多年的梦想。一个为国牺牲的地方。我很高兴生为男人，一个日本男人。”他是众多高估死亡在传统武士道之中的角色的人之一。他也提到羡慕那些被挑选从事自杀飞行使命的人，提到那些像他这样
中途返航而受到鞭笞的人，即使中途返航是因为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他的痛苦持续至战争结束很多年后。
一直到最后，盟军从未确定日本民族不会“一亿玉碎”（有如宝石的一亿人自我毁灭）毁灭自己而不愿投降。大多数日本人认为，战斗至死符合光荣的武士传统，但很少人了解那传统的观点是如何被理想化了。
从一个较不光彩的角度，许多日本人也十分相信，假如被俘，他们将被敌人残酷地折磨，而死亡将比较不痛苦。甚至于那些没受到教化或折磨威胁所左右的人，仍宁愿死亡，因为他们认为投降将为他们自己与他们的家属带来羞耻与烦恼。那些在战争结束时仍活着但被俘的人，宁愿家人以为他们阵亡了，这跟盟军战俘形成强烈对比，后者必定要求通知他们的家属他们仍活着的事实。
真正且完美的战士战斗至死的信念被理想化，使日军残酷对待那些未能如此的盟军战俘。日军虐待盟军战俘是出名的。日本战俘营的盟军战俘死亡率是30%左右，而德国与意大利战俘营的战俘死亡率不到5%。但假如日本人被认为玷污名誉或不纯净，日本人也用几乎同样的残酷对待他们自己人。
不名誉的理念也跟不完美与不纯净有关。对纯净的关切有时也使日本人残酷无情地对待他们认为不纯净的任何人，不管是不是日本人。这可能是一个罪犯，或一个生病或受伤的士兵。
那些被分配至战俘营工作的人，通常属于这一类，因为真正的战士跟诸如俘虏等“不适合的人”不相往来。他们苦恼、厌恶自己被分派这样的工作，这可能也是他们对待战俘偏激的一个原因。
对盟军战俘的残酷因过去几十年日本人对西方的愤怒与不信任而恶化。对于视自己为优秀、不承认与日本人对等、但现在在战斗中显得较软弱的西方人，日本人也愈来愈蔑视他们。日本人为事物分等级的习性也应用于种族，而许多人不需要《国体之本义》等的教化来说服他们自己日本人是优秀的民族。作为种族，他们是纯净的，他们是完美的。次级与不纯粹的人不值得尊敬——即使他们不是俘虏，正如被日本占领的亚洲国家之中许多国家所发现的。
当然，也总是有虐待狂，他们积极地沉溺于屠杀、折磨的战争机会，并证明他们的男子气概。所有的交战国都有虐待狂，日本当然不例外。有时日本似乎甚至鼓励如此行为，作为磨炼部队的一种手段。例如由宇野信太郎口述的题为“间谍与土匪”的故事。自认是砍头艺术行家的宇野，以屠杀与折磨的能力自豪。他和他的一些上司视这为教育其部队的一个重要的项目。
有点儿讽刺的是，日军战斗强度与初期胜利的轻易获得反而对他们不利。轻易获胜给他们一种虚假的无敌感，并因此打消先前计划的快速打击然后和谈的构想。他们的残酷激起盟军的战斗精神，也使盟军不太可能以有利于日本的条件接受停火要求。
早在1942年4月18日杜利特空袭（DoolittleRaid）时，日本的不败战绩已受到打击。这是从远离日本海岸的航空母舰起飞并由詹姆士·杜利特（JamesDoolittle）上校指挥的16架美国B25轰炸机的空袭东京行动。这次日本冷不防被袭。日本还没有人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B25轰炸机就开始进行轰炸了，而令日本人关切与困窘的是，这些轰炸机没有一架被防空炮火击中。所有飞机都飞至中国降落，在中国降落时有8名飞行员被日军逮捕。其中3人被视为恐怖分子处死，导致德国向盟国日本抗议处死这些人而立下令人不快的先例。其他人在日本的生化战实验中作为实验人体被活体解剖。
生化实验大多在满洲平房地方进行，由石井四郎少校（后来晋升将军，1892～1959）领导的七三一部队主其事。早自1932年起，战俘与包括妇孺在内的敌国平民被使用为活的实验对象，叫做“丸太”（原木）。有时整个村落被感染瘟疫细菌或类似的东西。从事实验的人包括日本平民，他们似乎已习惯于这工作。
尽管有各种计划与尝试，生化武器似乎都没有实际被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使用来对付盟军，但日军广泛使用生化武器对付中国人。日本正规军本身似乎对这些战术或实验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而至少有1万日军成为自己国家的细菌战的意外受害者。
不到一个月后的1942年5月7～8日的珊瑚海战役，是对日军士气的一次较严重的打击。这一行动粉碎了日军入侵新几内亚莫瑞斯比港的计划。日军也失去了一艘航空母舰，还有一艘航空母舰严重受损。美方实际上受到较大的损害，但这次战役是日军攻势在太平洋首次受阻。
6月4～6日的中途岛海战，对日军是一大打击——事实上是太平洋战争的决定性转折点。日本一直计划要占领夏威夷西方约1500公里的中途岛，作为战略基地。但其计划被盟军情报当局发现。跟珍珠港的情况不同，这次情报被有效使用。再度由南云指挥的日本舰队损失4艘航空母舰。日军同时还损失2000多名船员与1艘重型巡洋舰。
此后，尽管在亚洲大陆有若干次胜仗与进攻，从太平洋开始，日军的运气每况愈下。占领新卡勒多尼亚、裴济与萨摩亚的计划被放弃，占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构想也被放弃。至1943年初，日军被逐出新几内亚与瓜达卡纳尔（Guadalcanal）。日军在瓜达卡纳尔之役损失25000人，美军只损失1500人。
在1943这一年，日本为缺乏资源所苦，而对若干亚洲国家，日本必须以较间接的控制取代直接控制。日本给其占领下的缅甸与菲律宾等国名义上的独立。日本强调其自西方帝国主义手中解放亚洲的解放者的角色，企图维持占领国之间的团结并以日本作为领袖。结果是“满洲国”、中国、泰国、缅甸、菲律宾及“自由印度”的傀儡统治者于1943年11月6日在东京发表《大东亚宣言》。这个宣言抨击西方帝国主义并重申亚洲合作。这些国家的人民之中有许多人可能起先把日军当作解放者而表示欢迎。但事实上，至此阶段他们已因日军的残暴而感到极端幻灭。日军占领往往使当地居民的食物与其他资源被剥夺，而人员被强迫征召服劳役，有时甚至被船运至日本本土。
日本人本身也受制于资源限制与严厉的劳工动员法律。从1943年9月起，所有25岁以下的未婚女子被动员从事农业或工业劳动。同年，国内食物缺乏也变得严重，而至年底食物配给每天只有1405卡路里，仅仅是标准热量的一半。
在1944年这一年里，日本加紧努力备战，准备作孤注一掷的冒险。国内的战争机械生产有显著增加。这一年生产了28000多架飞机，而1941年只有5000架。但这仍然远远低于美国或许多其他盟国的产量。在1941年至1944年期间，日本生产58822架飞机，而同一时期英国生产96400架飞机，美国生产261826架飞机。不论日本飞机可能在技术上多么先进，数量就是赶不上。
《日本小史》第五部分 第五节 太平洋战争(3)
同年，日本在中国战场有若干次胜利。然而，日本无法摧毁美国在四川的空军基地，这意味着美国能够利用这一基地以远程B29轰炸机轰炸日本。美国飞机轰炸日本愈来愈频繁，而且没遭遇到多少抵抗，同年7月日本在极为激烈的战斗后失去了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这对日本是特别严重的打击。美国现在也可以利用塞班岛作为轰炸东京的基地。本土防卫现在因此变成紧急的优先工作。
失去塞班岛对于东条本人是一个惊人的打击，因为他在仅仅几个月前还表示塞班岛是无法攻陷的。他因此不但辞去了首相职位，也辞去了陆军参谋长职位，而首相由小矶国昭（1880～1950）接任。对东条与日本战争努力的信心受到严重影响。许多高阶军方人物也注意到德国运势的衰退，而恢复到战前的认知：日本胜利是完全不可能的。不少人认为应该尝试以日本能获得的最好条件和谈。这样的条件当然比不上1941年所希望的条件，但至少能结束战争。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苏联可以在和谈的事上为日本办事。事实上，前一年在1943年，苏联答应一旦德国被打败后，苏联将加入盟国对抗日本。但小矶内阁心中盘算着苏联可能帮忙，因此决定继续作战。日本也抱一点儿希望双方可能达成妥协：假如日本本土严防死守至造成盟军大量死伤的话，盟军可能同意和平条件而不愿人员继续死伤。
这一年稍后采取的一项偏执的防卫措施是有系统地使用自杀神风飞行员，正式名称是“神风特别攻击队”。神风意指13世纪元寇入侵日本时保护日本的神风（飓风）。虽然正规飞机有时被使用，“自杀飞机”通常只是备置机翼与粗糙的驾驶机械装置的炸弹。它们无法偏离其原定的目标，并且没有回程燃料。盟军使用日文管它们叫“马鹿炸弹”（白痴炸弹），而它们的飞行员通常是只受过几个星期训练的少年。
神风特攻队
神风特攻队在1944年10月25日的菲律宾雷特战役（TheBattleofLeyte）中首次被使用。麦克阿瑟履行他会回来的承诺，于是月20日登陆雷特岛。接着，10月23日至26日的雷特战役据信是世界史上最大的海战，结果日本海军被有效地摧毁。虽然日军仍然在群岛的各地区直至战争结束，有些日军在战争结束几年后仍躲藏在森林里，他们对当地的控制缓慢地但确定地被腐蚀了。1945年2月，盟军夺回哥瑞吉多岛（Corregidor），3月中旬光复马尼拉。
马尼拉的收复对当地居民是一出特别的悲剧。2万名被困的日军几乎都决心战斗至死，而当美军猛烈进攻时，这些日军都狂暴起来。虽然这是相对少为人知的暴行，类似南京大屠杀的强奸、抢劫与谋杀的场面发生了。在马尼拉光复之前的一个月期间，估计10万居民被杀。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在菲律宾的日本平民也在日军手下受苦。1945年5月，撤退的日军谋杀随军日本平民的大约20个小孩，以免小孩的哭声让敌人探知他们的位置。
美国陆军战罪部门后来获得关于此事件的报告，并判定其为“所有文明国家嫌恶的极恶行为”。但它被交付给日本当局，因为当时有关战罪审判的法律未规定对自己国家国民的残酷行为是战罪。结果如何并不清楚。类似行为发生在冲绳保卫战，而无疑地也发生在其他地方。
英军于1945年3月夺回缅甸古都曼德勒（Mandalay）后，也在5月光复仰光。此时，恶名昭彰的日军使用当地人与战俘建造缅甸铁路的残酷行径才被人发现，盟军的抗日决心因而更加提高。这是日军在1942年10月与1943年11月之间执行的一项计划，目的是要从泰国获得补给。建造工作造成约6万工人丧生，包括当地劳工与大约15000名英国与澳大利亚战俘。
在1945年的前几个月，美军使用远程B-29轰炸机加强轰炸日本，大多是低空飞行的夜间出击。美军在3月初攻占小笠原群岛的硫黄岛后，美军轰炸日本更加方便了，因为硫黄岛提供一个介于塞班岛与日本之间的方便的中途基地。日本人实际上没对这些空袭进行报复。在1944年6月与1945年8月战争结束之间的总共31387次出击之中，美军只损失74架B-29轰炸机，损失率不到025%。最大规模的一次对东京的空袭是3月10日，造成了约10万人丧生。除了据说因“文化遗迹”而不被列入轰炸对象的京都与奈良等外，日本大都市的设施大多受到40%～50%的损害。
根据史家吉田守夫最近的研究，关于京都与奈良是否如美国政府所声称的那般因为文化原因（日本政府也接受这种说法）或是否它们只是战略上不重要而没被轰炸，现在仍有争论。
至5月底，估计至少1300万日本人无家可归。
4月1日美军开始攻击冲绳，这是日本本土的一部分。4天后，小矶首相辞职，由年迈的海军上将铃木贯太郎（1867～1948）接任。5月8日，德国投降，盟国能够将兵力朝日本集中。对于日本，形势看起来很糟。
经过将近3个月的激烈战斗后，冲绳在6月21日陷落，日军11万人死亡，而日本平民估计有15万人死亡。美军方面，约13000人丧生，4万人受伤。这是在整个战争中最高的美军死伤数字，暗示了日本防卫确实很顽固。在冲绳战役中，日本也动用约2000名神风飞行员，并且有大量惊慌的平民集体自杀，因为当局告诉他们，美国入侵者是无人道的怪物。他们宁愿跳崖自杀，也不愿被这样的敌人羞辱。
这类自杀的沉痛故事显示出日军如何被教导去憎恨、害怕美国人。但一旦美军抵达，事实证明这是没有根据的。正如幸存者自己指出的，许多美国“魔鬼”对待冲绳人比本土日本人对待冲绳人要好。这使得许多冲绳人感觉被本土日本人背叛，这种感觉至今仍未完全消失。
战败即将到来。虽然铃木本人不特别坚持继续作战，但军方（尤其陆军）的主流意见仍是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人们觉得，投降就是不尊敬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人。对这些事他们抱持强烈的宿命论。
7月17日，杜鲁门总统（罗斯福已于这年4月去世）在德国波茨坦会晤斯大林与丘吉尔，讨论战争形势，会期两周。蒋介石以电话方式参加会议。那一个月，美国试爆一枚原子弹成功，而杜鲁门得知试爆结果才决定了对日本发表的宣言。这就是7月26日发表的《波茨坦宣言》。斯大林的名字在这一阶段还未出现，因为苏联还未对日宣战，但苏联稍后正式支持这一宣言。这一宣言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面对“迅速且完全的毁灭”。这一宣言也提到占领日本、整肃军方领导人士、建立一个新的民主政治秩序以及承认日本主权，但仅限于明治时代开始时建立的国境。宣言没特别提到天皇。
日本不接受这一宣言。
对于宣言铃木内阁使用“默杀”字眼。该词基本上意味“蔑视”，但日本声称他们使用该词来意味“此时无可奉告”，即日本只是希望有更充裕的时间考虑这一宣言，并不真正拒绝它。但这样的观点未能考虑到铃木较清楚显示日本拒绝这一宣言的其他评语。
《日本小史》第五部分 第五节 太平洋战争(4)
盟国想要避免攻击日本本土四大岛所必定带来的人员惨重伤亡。这项攻击日本本土计划叫做“奥林匹克行动”。美国很可能也希望迅速结束战争，以减少即将对日作战的苏联得利。美国可能甚至于想让苏联对美国的新的原子科技留下深刻印象，或只是想对真实的目标试爆。也有一点点可能是美国高估了日本的原子武器发展，而想要确保先发制人。日本发展原子科技至什么地步的问题，是非常引人争论的事。大多数西方人至今仍不了解日本当时在此专业领域的进展程度。两名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与朝永振一郎后来因为战前在核物理学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奖，而若干日本人与顶尖西方科学家一起工作。日本有不下5座核分子加速器，是美国以外惟一拥有核分子加速器的国家。摧毁这些加速器是战后占领军的优先工作之一。有一段时候史家们讨论日本当时可能对盟国施加核子攻击的事，而劳勃·威考克斯（RobertWilcox）的研究尤其使这问题醒目。大多数专家感觉他的说法过度夸大，并辩称，尽管日本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日本仍缺乏足够的相关知识来实际制造原子弹，缺乏协调，也缺乏铀矿。另一方面，人们知道德国提供铀矿给日本。此外，最近解密的文件显示，日本事实上有足够的铀化合物来制造至少一枚原子弹。例如，日本在山口县德山市一个海军补给站有500多公斤的硝酸铀酰。无论如何，虽然日本在1945年不太可能有核子能力，但美国害怕受到日本的核子攻击，这至少在美国决定对日本投掷原子弹一事上扮演了某种角色。1945年7月美国的一份官方报告说：“我们大多确信日本无法有效地发展并使用核武器。”但有些人并非如此确信。无论如何，美国决定对日本投掷新发明的原子弹。
8月6日，一架美国飞机在广岛上空投掷一枚原子弹。这是世界史上这样的武器首次被使用于战争，它造成9万人立即死亡或不久后死亡。
确切的死亡人数难以确定。一般的数字是14万，但广岛市当局在1945年指出，截至1945年结束为止被证实死亡的人数是87833人。有关原子弹爆炸（尤其广岛）及其对受害者的影响的著作非常多，最出名的英文著作之一是1966年出版的《黑雨》，作者是小说家井伏鳟二（1898年出生）。
此后，可能有大约同样数目的人因原子弹爆炸效应而死亡。广岛市的建筑物有80%以上被摧毁。日本未能迅速地正面反应，美国因此在8月9日投掷第二枚原子弹，这次投在长崎。它造成5万人立即或不久后死亡，而此后3万多人因原子弹爆炸效应死亡。
美军在长崎投掷原子弹的前一天，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并几乎立即攻击满洲。这对日本是另一个显示坏兆头的打击。
除非日本准备看见日本民族完全毁灭，日本现在没有其他现实的选择，只有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条件。高层会议在9日晚间召开。与会者中有些人的确宁愿毁灭也不投降，有些人想继续作战一些时候，以获得较好的和谈条件，有些人则准备屈服。裕仁准备接受《波茨坦宣言》，条件是要维持天皇制。透过瑞士与瑞典的中介获悉这事的美国，拒绝做出完全的保证，但倒是容许天皇在盟国最高指挥官与日本人民的意志的制约下统治。
在14日召开的旨在讨论美国的反应的另一场会议中，与会人士再度无法做出决定。在铃木首相的要求下，裕仁投下决定性的一票，他说日本将必须“容忍无法容忍的”。
当消息传出后，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接受他的决定。若干低阶军官尝试阻止他录制翌日将向全国广播的“投降演说”。约500名军事人员选择自杀，不愿公开反抗天皇。这些人包括几位高阶军方领导人士，诸如构想出神风飞行员理念的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1891～1945）。他是想顽固地防卫日本本土以获得较佳投降条件的若干人之一。
8月15日，天皇的录音演说透过无线电向他的臣民们广播，把不幸的形势告诉他们。这是天皇首次利用无线电广播，也是他的大多数臣民首次听见他说话。他的优雅的、古色古香的宫廷语言跟日常用语相差很大，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必须依靠他人的解释。甚至那些了解宫廷语言的人也不完全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他的用语模糊，未明确提到“战败”与“投降”。他反而提到“战争形势发展至不一定对日本有利”，其口气宛如日本决定停战以便拯救人类免于被西方国家消灭，而不是因为日本战败。
但这一讯息最后还是传达了——日本战败了。几周后在9月2日，正式投降文件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当天签署前，天皇发表敕令，授权签署投降书并命令日本臣民遵守降约。
在从1931年“沈阳事变”开始的14年战争中，日本有将近300万军人伤亡，超过50万平民伤亡。大多数伤亡发生于太平洋战争的4年间。对于首次在战争中战败而现在将是大和国家历史上首次被外国占领的日本来说，所有的牺牲都是徒然的。在日本与其他地方有人声称，由于美国使用原子弹，日本战败是不公平的，但这样的观点只是蒙蔽了即使从传统战争的角度日本也被彻底打败的事实。
在1945年9月9日致其子明仁的一封信函中，裕仁将战败归因于低估英美两国、过度依靠精神而不依赖科学以及只知如何前进的傲慢的军方领导人士。
日本成为列强，但其野心膨胀太大。夏目漱石说对了，青蛙膨胀自己直至破裂。骄傲的明治日本现在在裕仁领导下处于屈辱的立场。就某种意义来说，还有立场可立乃是幸运的，因为盟国之中有不少国家希望日本完全毁灭。根据1944年11月进行的一项调查，13%（超过1/8）的美国人希望日本人完全被消灭。这样的观点不限于一般民众，在国家领导人士之间也可发现。甚至人道主义的罗斯福似乎也有消灭日本民族的念头。
裕仁将日本战败归咎于过度依赖精神，他可能说对了。但这时日本需要依靠巨大的精神力量，以再度崛起为被人尊敬的国家。
《日本小史》第五部分 本章综述
明治末期开始出现的脆弱的民主在大正时代有短暂的全盛期。但这民主很快被时时存在的权威主义所取代，一种逐渐带侵略性的军事性质的权威主义。日本在明治时代获得成功后就相当自信，因为日本如此迅速地获得列强地位，甚至借着军事力量获得自己的殖民地。日本持续以如此的野心强度走同样的路，以至于造成日本与西方盟国对立的结果，虽然日本传统上不愿与较强大的敌人对抗。
无疑地有某些外部因素促成日本的行为，一个特别的刺激是西方国家以种族理由拒绝把日本视为真正的平等对手。西方国家本身的帝国主义政策也给予日本这样的讯息：夺取领土是列强的行为方式。
但他们的扩张主义行动路线的主要动机，是日本人彻底相信他们自己作为优秀种族的命运。这一动机被教化所加强，而且反映在《国体之本义》的理念之中，即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中解放亚洲的泛亚洲主义、“结”等。
军方愈来愈急于要证明日本的优秀。在海外，他们故意尝试挑衅事件，而取得了一些成功。在国内，他们干预政治，必要的话会诉诸暗杀。他们也协助将正改善中的日本经济转变成准备战争的经济。而他们操纵天皇，通常以天皇不公开反对他们的行为的方式获得天皇的“授权”。
由于不满意在亚洲的斩获，日本准备挑战列强之中最强大的美国与英国。日本希望这两国将忙于欧洲的战争，让日本能趁机有更大的斩获，然后提议和谈。一个迅速、决定性的打击也将能教训傲慢的国家。
但开始的成功后来却对日本不利。战争初期轻易获得成功，而日本将成功归因于日本精神的优越性，使得日本想继续战争，不愿照原来的计划提议和谈。轻易获得胜利也使日本将对西方人的挫折感转变为轻视，这种轻视加上日本人的自认优秀使得日军对盟军变得残暴，而西方人也因此更加决心抗拒日本。这使得早日和谈更加困难。
表5-1从明治结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主要发展
发展时期
脆弱的“大正民主”与军国主义权威并存1912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
经济灾难20世纪20年代
西方国家对日本种族歧视20世纪20年代早期至中期
新天皇软弱20世纪20年代中期
军方在国内外出风头，制造事端从20世纪20年代晚期起
日本陆军建立满洲殖民地20世纪30年代早期
日本蔑视西方大多数国家20世纪30年代早期
政党政治结束，军方几乎不受抑制，暗杀事件很平常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起
经济改善，但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大，因此问题仍存在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起
经济朝准备战争的方向调整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至中期
扩张主义意识形态占优势，包括藉由“天皇制”的教化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
对中国的非正式侵略战争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晚期
日本进入与德国之间的不安定的结盟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晚期
日本持续扩张引起美国的报复1940~1941年
日本对盟国作战，希望在亚洲迅速有所斩获，然后撤退1941年年尾
早期胜利促使日本继续战争1941年年尾至1942年年初
战局转变成对日本不利，但叫停已经太迟了从1942年中期起
野心缩小至本土防卫从1944年中期起
日本在被投掷原子弹后无条件投降1945年中期
日本现在几乎注定被锁在战争之中，形势不久转变成对日本不利。过度膨胀的野心迅速消退，最后缩小至这样的希望：顽固防卫日本本土以说服盟国给它一个适度慷慨的投降条件。盟国不会如此作为。美国已开发了原子弹，使用原子弹将比攻打日本要牺牲少得多的盟国士兵的生命。日本被警告，但日本犹豫未决。当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个核子受害国时，日本了解继续抵抗没有意义，所以无条件投降了。日本的野心现在粉碎了。
日本这一重要时期的主要发展摘要于表51。
这一时期的主要价值与做法在许多方面是早期的价值与做法的强化。这一时期的主要价值与做法以表5-2作摘要叙述。
表5-2从明治结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主要价值与做法
⊙对外国人的怀疑与不安
⊙对自由与真正的民主的怀疑与不安
⊙决心成功
⊙强烈的民族自尊与民族主义精神
⊙服从权威（虽然往往是被迫的）
⊙尊敬天皇
⊙人民的世界观受到控制
⊙了解经济的重要性
⊙缺乏邪恶行为的明显概念
⊙正式权威与实际权力的区别，但实际权力仍需要被前者予以合法化
⊙阶层再兴，这次被应用于种族上
⊙纯净概念的强化，尤其被应用于日本本身
⊙日本的武士传统的理想化
⊙情感重于理智的倾向
⊙梦想缩小的倾向
⊙某一种宿命论
假如日本能节制其野心，而且也稍微压抑自尊，容忍西方国家的种族歧视的话，20世纪历史可能改观。后见之明真令人惊叹。
《日本小史》第六部分 第六章(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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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六部分 第六章(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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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六部分 第六章(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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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六部分 第六章(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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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六部分 第一节 美国梦想的新日本(1)
盟军在1945年8月底抵达日本，而于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后盟军的占领遂正式展开。日本人原本担心盟军残酷报复，但因为占领军最高指挥官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受降演说而大大安心。麦克阿瑟强调必须把仇恨摆到一旁并展望和平的未来。他也表达个人对日本人民重建国家与重获尊严的信心。
他的属下没让他失望。不可避免地会有若干残酷对待日本人的事例，但一般来说，占领军对其昔日敌人显示出仁慈。日本人自己也极为合作。结果，占领军的规模很快能够从50万人减少为仅仅15万人。
显然，除了对食宿急迫又严重的实际关切外，
全国每五栋房屋之中约有一栋被毁（以东京与大阪来说，有超过半数房屋被毁），而食物极度缺乏。占领军提供一些食物援助，但要到1946年初才提供大量的食物援助。1945年底，许多日本人耗尽几乎全部精力只为了获得足够的食物来存活。
日本人民处于混乱与焦虑的状态中。日本人被教导去相信他们是神明的后裔，是优秀的、无敌的，现在他们的这种信念受到严重打击。他们对本国政治领导人士，尤其对军方领导人士的信心，也受到严重打击。许多日本人对那些领导人士感觉到愤慨、幻灭与遭到背叛。有些人甚至对裕仁有负面想法，虽然对天皇制本身并没有很负面的想法。
麦克阿瑟不仅以其演说，也以其做法让日本人感到安心。当年65岁的他，自从38岁以来就一直担任将军——当时是美国史上最年轻的将官。他是一位天生的领导者，威严且自信，坚定但仁慈，拥有几乎弥赛亚式的信念，深信上帝给他一个塑造历史的命运。他既民主又权威，他最知道什么是对他统治的人民有利的信念，在某些方面他让人想起明治时代的寡头执政者。对于一个习惯于被领导的民族，他是受欢迎的新领袖。他被日本人推崇为新幕府将军，日本的美国皇帝，甚至于神。他的部属习惯于半开玩笑地说，假如你早晨过早起床的话，你能够看见他在距离盟军总部很近的皇居护城河水面上行走。
西奥多·柯恩（TheodoreCohen）（他本人是占领当局的一个重要人物）一再指出，麦克阿瑟身边的人对他有各式各样的感受，尊敬他,但又对他自负与不承认他人成就而感到生气。
在理论上，占领日本是盟军的事，不仅仅是美国的事，更不是一个人的表演。麦克阿瑟的正式头衔是盟军最高指挥官。在这些盟国中，中国与苏联没派部队来日本。中国为国内问题忙碌。苏联要求划定北海道为该国的占领区，而当这一要求被拒绝时，苏联拒绝派兵来受美国指挥官指挥。英联邦部队倒是扮演明确但有限的角色，大多局限于本州西部的一个区域。四个主要盟国——美国、英国、苏联及中国于1945年12月底在东京成立对日理事会（AlliedCouncil），每两星期开会一次。也有由所有11个战胜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FarEasternCommission)，从1946年2月起在华盛顿开会，以决定一般占领政策，然后通过对日理事会转达。
但实际上占领日本几乎完全是美国的事，而麦帅是司仪。他把对日理事会视为“累赘”，把远东委员会视为“只不过是辩论社”，而不理睬他们。他想继续他的工作，而不管怎样他与华盛顿的构想大多已正在实施中。
华盛顿与麦帅都不仅有把军国主义与极权的日本加以解体的计划，也有重建乌托邦新国家的较宏伟的梦想。华盛顿从1942年中旬就已开始策划，曾参与罗斯福新政的人提供了很多意见。
新政人士是支持新政（罗斯福总统在20世纪30年代为减轻经济大恐慌的影响所推行的社会与经济改革）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特别关注达成较平等的财富分配以及支持工会而非大企业利益的劳工改革。
麦帅的计划似乎较晚成形，但幸运地和政府的计划相当类似。
华盛顿的政策常常由国务院的“幕后”人物拟定，诸如休·波顿（HughBorton）与乔治·布雷克斯里（GeorgeBlakeslee）。波顿是一个因对日本的了解受到赞赏且不喜出风头的人，但他在重建日本所扮演的角色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波顿出版了若干有关战后日本的书，但大大地淡化他自己的重要角色。但从当时的重要指令与文件可以发现他参与了大多数的决策。他似乎参与了大多数有关占领日本的政策。这些政策大多在1945年10月以直接发给麦帅的一项指令传达。这一指令是“日本投降后致占领日本盟军最高指挥官的最初基本指令”，简称为JCS1380/15（JCS是指联合参谋长）。此文件不应跟同年8月公布的较模糊、较简单的指令USInitialPostSurrenderPolicyforJapan（简称SWNCC150/4）相混淆。
JCS1380/15概述用来改造日本的被理想化的美国式民主。假如被保留的话，天皇将扮演作为名义上国家元首的纯粹象征角色。民权与个人自由将受到保障，必要的话由新宪法施行。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成人将有投票权。军队与旧式警察将被废除，财阀将被解散。在军方、政府与商界曾对战争作贡献的所有人将被整肃免职。鼓励成立工会，而工会会员的权利会受到保护。
麦帅大致类似的理念以较夸张的方式表达。他在回忆录中将自己的职位比喻为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及拿破仑：
我必须身兼经济学家、政治学者、工程师、工厂总经理、教员，甚至神学家。我必须重建一个几乎被战火完全摧毁的国家……日本已成为一项实验的全球最大实验室，将一个民族从极权军事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从内部进行政府自由化。显然这实验必须超过盟军的最初目的——摧毁日本再度发动战争的能力与惩罚战犯。
……我感觉我构想中的改革能够使日本跟上现代进步思想与行动的改革。首先摧毁军事力量、惩罚战犯、建立代议政府的结构、制定现代宪法、举行自由选举、允许妇女有选举权、释放政治犯、解放农民、建立自由劳工运动、鼓励自由经济、废止警察的压迫、发展一个自由与负责的新闻业、从事教育自由化改革、打破政治权力的中央集权、政教分离……
为了恢复日本人的尊严与士气，他鼓励他们不要凡是日本的东西就放弃，而是“寻求把他们的最好与我们最好的融合起来”。
麦帅大多只是遵循华盛顿的命令，但并不能否定他的格外强大的作用。JCS1380/15本身虽然给他广泛的命令，有点儿矛盾地也证实其个人权力。这一指令对他作了清楚的陈述：“除了拥有对敌国进行军事占领者的传统权力外，你有权采取你认为适当的任何措施以实行《波茨坦宣言》。”有时他会运用这一个人权力。
解除军备是麦帅与华盛顿建立新日本之雄心勃勃的共同计划的第一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陆军与海军在几个月内被遣散（当时的日本军队编制只有陆海军，但海军里有空军部队）日本被剥夺了以军事手段夺得的领土，这使得日本恢复到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形势。当局采取措施开始遣返分散在亚洲各地的300万日军与相当数目的日本平民。占领当局下令日本支付赔偿给受害国。若干日本舰艇交给盟国，而其他战争装备与武器被摧毁，包括日本的核子加速器，这是优先工作但违反麦帅的愿望。在1946年与1948年之间，约70万人被审查，而被认为是“好战民族主义与侵略的积极拥护者”的约20万人被整肃免职。至少从规模的角度来看，这似乎也与麦帅自己的个人意见相左。
或许所有解除军备措施之中意义最深远的是，将日本著名的“放弃战争”条款加进盟军总部人员于1946年初草拟的新宪法之中。这条款由麦帅亲自插进新宪法之中，但不一定是由他撰写的，因为其确切来源仍不清楚。
《日本小史》第六部分 第一节 美国梦想的新日本(2)
许多西方评论家毫无保留地认定这一条款是麦帅写的，而今日日本许多人宁愿相信这是日本人写的。事实上，这是一个“推诿责任”的经典个案。麦帅写下这一条款并把它交给草拟新宪法的小组，这是无可争议的。小组的一名成员李察·普尔（RichardPoole）证实这一点，他认为这条款是麦帅本人写的。但在麦帅的回忆录中，麦帅否认这是他自己的主意且硬说这是当时的首相币原喜重郎提议的。接替币原出任首相的吉田茂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回忆指出，麦帅向币原提议这一条款，不是麦帅所声称的币原向麦帅提议这一条款。西奥多·麦尼利（TheodoreMcNelly）提出下列可能性：这一条款可能来自币原，但那是对查尔斯·凯兹（CharlesKades）的提议的反应。凯兹是新宪法草拟小组的领导人，他对1928年反战的《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Pact）印象深刻。劳勃·华德使人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的一项有关战后日本的计划。这计划是休·波顿在1945年5月9日草拟的，它提到“现在存在的一项广泛共识：战后的日本不应被允许保留陆军、海军或空军”。虽然华盛顿的这项特别计划提到“战后”时期且不是一个永久的安排，并且可能没有特别传送给麦帅，1945年8月的一份早期文件SWNCC150/2倒是清楚地提到“完全且永久地解除日本的武装”。波顿本人认为“放弃战争的原则”是麦帅的主意，而后来他认为解除军备是他的国务院同事乔治·布雷克斯里（GeorgeBlakeslee）的主意。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我们也不应忘记，半个世纪前日本自己把朝鲜军队予以解散。
这一条款（第九条）全文如下：
日本人民诚挚渴望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战争作为国家的一种主权并放弃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手段。
为了完成前述这一段的目标，日本将永不维持陆、海、空军以及其他战争潜能。国家交战权将不被认可。
惩罚战犯也是解除军备过程的一部分。在从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举行而由新近成立的远东军事法庭（由所有11个战胜国派人员参与）主持的东京大审判中，25人因为诸如策划并引发战争等重罪（A级）受审。所有人都被判定犯下不同程度的罪，这有时被形容为“胜利者的司法”。包括东条英机将军与前首相广田弘毅（惟一非军人）在内的7人被判死刑并在后来被以绞刑处死。若干其他审判在其他地方举行，诸如新加坡、菲律宾及香港。在这些地方举行的审判之中，5000多名日本人被判定犯下诸如残酷对待战俘等较特定的罪（B级与C级），而约900人被处死。
从一开始在日本与海外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受审的人多少是替罪羊。许多可能被视为有过失的人从未被绳之以法。免于受审的人之中有七三一部队人员，他们曾对非军人与战俘进行了许多次生化战争实验。美国人为了获得这些实验的科学资料，答应七三一部队人员不把他们绳之以法，并绝口不谈有关七三一部队的事，因为美国的伦理与法律禁止美国人从事生化战实验。
最引人争议的免予起诉案件是裕仁。这甚至使大多数日本人为难，不管他们因裕仁免于被起诉而多么如释重负。当然在美国、澳大利亚与其他盟国，有许多人认为裕仁应该受审，期待他被判定有罪并处以绞刑。
1945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77％的美国人要裕仁受严厉惩罚，而同年9月18日，参议院提出一项共同决议案，宣布裕仁应以战犯身份受审。其他盟国的许多领导人物，诸如新西兰总理以及澳大利亚、苏联、荷兰、中国领导人，也都认为裕仁应该受审。
美国政府对裕仁的立场基本上是谨慎处理。美国并不真正想废除天皇制，因为天皇制在维持全国团结、维持全国士气以及使占领政策合法化方面都扮演着有用的角色。国务院的日本事务专家不是不知道，对于日本人来说权力的行使必须被高等权威予以合法化才可以被接受。没有这样的合法化，混乱可能随之而来，让共产主义有机可乘。此外，有天皇在的话，国家行政机关较容易维持运作。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因为跟占领熟悉的宿敌德国不同（占领德国的工作远非建设性的，而且是更为破坏性的），在日本的占领军之中很少人有知识或信心去建立适合这些外国人的另一套行政机制。像休·波顿这样的日本事务专家在日本很少。
但关于裕仁本人，在政府圈内同情较少。许多人乐于看见裕仁被除去，以审判处死或逊位由新天皇继任。那可能甚至会使新的开端较容易些。毕竟，新时代传统上都有新天皇。许多日本人甚至认为裕仁至少应该逊位。
认为裕仁应该立即或在占领的早期阶段逊位的同时代人物包括，战前的最后一任首相近卫文麿亲王、战后首任首相东久迩稔彦亲王。赞成如此观点的后来的人物包括小说家三岛由纪夫与小说家兼政治人物的石原慎太郎——两人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
裕仁的伟大救星是麦克阿瑟。他们在9月底私下见面，而裕仁在麦帅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之间似乎彼此有强烈好感，尤其，他们都厌恶共产主义。麦帅感觉保留裕仁本人，而不光只是保留天皇制，将是防范混乱与共产主义的最有效的安全手段。麦帅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感觉裕仁不必亲自为任何过失负责。这可能是对事件的宽大解释，或许是故意这样做。
人们对于裕仁的战争责任有极大争议。如同“珍珠港事件”一样，这是一个不应过度简化的问题。相关作品从批判性的至支持性的均有。现在许多论者抱持类似StevenLarge的观点，基本上是平衡但谨慎地同情的立场，认为裕仁是一个软弱的人，陷于他无法处理的太过强大的形势之中。他未能阻止他人犯罪，犯了不作为罪，不是作为罪。另一方面，HerbertBix的著作尤其提示一个较不同情的观点可能较适当。他特别列举裕仁积极参与事务的例子，诸如战略军事规划、促使在瓜达卡纳尔战役中部署空中军事力量。
但在1946年1月致联席参谋长会议的一份备忘录中，麦帅强烈呼吁保留无辜的裕仁，他警告说，假如不如此，对于占领计划将会有可怕的后果。他的意见被接受了。裕仁幸存了。他不仅免于受审及可能的处死，由于麦帅的努力，他甚至设法免于必须逊位。
这可能是麦帅想要的，但许多人因为这个令人不快的遗留问题而感到怀疑。这种不信任持续至今，尤其在曾于日本统治下受苦的亚洲国家之间，也存在于有进步意识的日本人之间。
裕仁可能保住其生命了，但他无法避免角色与形象的改变。他必须变成人民的象征，以情感的形式获得人民的接受与尊敬，而非对一位活神的愚蠢敬畏。根据华盛顿政策与麦帅本身对天皇是神的危险性认知，裕仁将被视为仅仅是凡人（这一政策似乎是早在1944年5月由休·波顿提出的，认为不应支持裕仁的神格）。这将大大减少在《教育敕语》与《国体之本义》之中所见的天皇制教化复活的危险性。就此意义来说，他的地位的改变是对抗任何军国主义复活可能性的进一步措施。依据相关措施，国家神道将被废除。当局将宣布神道是宗教，而宗教将与国家分开。日本国民将不再有将天皇视为神而加以崇拜的责任。
废除国家神道的神道指令，由盟军总部于1945年12月发布。同一个月，盟军总部也拟定《凡人宣言》，并由裕仁于1946年1月1日广播。根据官方说法，这是裕仁本人的意思，但这是可疑的。事实上，当裕仁看见草稿时，他对于必须放弃他的神明家系感到不安，他设法将这层意思改成放弃其作为活神的地位，这种改变很微妙但意味深长。了解到现在日本被迫接受民主，他确保《凡人宣言》以1868年的五条誓文起头，因而强调明治维新以来君主制与民主之间的连续性。无论如何，1946年元旦广播的《凡人宣言》的最后版本包括重要语句，诸如“天皇是神，而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优秀且注定统治世界，这样的概念是错误的”，麦帅与华盛顿都很满意。
《日本小史》第六部分 第一节 美国梦想的新日本(3)
裕仁的凡人化与他作为人民的象征的角色，也将在几个月后发布的新宪法中被正式加强。新宪法将他的角色从绝对君主转变为“国家与人民团结的象征，其地位源自人民的意志，而主权在民”。
此后，尽管裕仁明显感觉不舒服，这里是人民天皇的他必须到全国各地旅行和民众见面。为了协助他在日本国内与海外被接受，盟军总部将他的个人形象设计为穿着宽松衣服、伯父形象的“无害老人”。通俗书刊与文章很快出现，强调其私生活与凡人性质以及他作为博物学者的学术成就。它们显示他是一个总是和人民在一起、爱好和平、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一个被军方与其他邪恶人物误传的凡人天皇。重点被放在他挺身发言结束战争的勇气上。他没有逊位被当成关乎荣誉的问题，因为他正亲自带领人民渡过他本人决定接受的《波茨坦宣言》所带来的“不堪忍受的”后果。换言之，他受到公关专家的操纵甚至于超过他的祖父明治。
新宪法可能是占领时期的最大成就，不光因为它将裕仁予以凡人化。尽管许多人尤其常常抱怨第九条款，新宪法维持至今仍未改变，已成为日本民主化（至少表面上是如此）的象征。它是在1946年2月初由年轻且缺乏经验的盟军总部人员组成的小组、加上几位非军人所草拟的。他们依据来自华盛顿编号SWNCC228的控制文件工作。在不愿看见日本人自己提出一套适当宪法草案的麦帅的压力下，他们以不到一周的时间完成这一工作。他们在建国方面的年轻与缺乏经验，使他们很像明治的寡头执政者。这个小组之中没人对日本或宪法知道很多，甚至负责执行这一工作的组长查尔斯·凯兹（CharlesKades）承认，他对日本的知识是“零”（见“ReinventingJapan”录像带，这录像带包含对凯兹及若干参与新宪法草拟的盟军总部人员的访问纪录，披露许多真相）。他们缺乏知识意味着，控制文件的主要作者国务院的休·波顿的参与变得更加重要。它也意味着，日本人自己对宪法的最后版本能够作某种程度的非正式参与（正如盟军总部的许多指令那样）。
由于如此的日本人的非正式参与被盟军总部故意夸大，根据官方说法，宪法是由日本人自己拟定的。很少人会被这样愚弄。宪法是由美国人制定的，这事成为引发持续争议的根源。从20世纪80年代起出任首相的著名民族主义者中曾根康弘，不一定反对宪法内容。但他辩称，真正的民主不可以由外国强加在他国身上，而应该由本国内部自发产生。这就是说，不管是好是坏，日本人应该被允许制定自己的宪法。假如必要的话，占领当局愿意对日本人强制施加民主，这是新宪法与占领时期的矛盾之一。但同时这也是方便的，因为它允许日本人声称它是民主国，而实际上这是可疑的——这是外在形式与实质之不同的另一个实例。
新国会将由民主选举产生，但就像明治时代的寡头执政者，麦帅所要的是依其条件的民主。在1946年4月的选举中，依据盟军总部的一项指令，选举根据宪法草案条款举行，即使宪法草案仍有待还未选出的国会批准。这意味着妇女首次投票。
在任首相币原喜重郎落选。他预定由政友会世系的新近成立的日本自由党主席鸠山一郎继任。但鸠山战前涉及若干反民主活动，得不到盟军总部的支持。他在组阁前夕受到整肃免职。吉田茂继任该党主席，并因为是党主席而出任首相。
当新宪法草案呈给国会批准时，有关女权的部分似乎引发特别热烈的辩论。对于盟军总部，这部分已成为新民主的象征，虽然它有不寻常的背景——这部分是由一名俄裔美国女子所拟定，并且在草案指导委员会中未经日本国会议员真正辩论而匆匆过关。
有关女权的提议是由碧特·史洛塔（BeateSirota）起草。这位28岁的女子虽然她的姓听起来像日本人，却是一位俄裔美国人。她是宪法草拟小组中惟一真正有日本经验的人，她是小组之中的少数非军人之一，亦为非随意被挑选的少数人之一。她因为若干理由被挑选：她从5岁至15岁的孩童时期是在日本度过的，她能说流利的日语，而且她是女性。
在所有的令人注目的有关草拟宪法的故事之中，她的故事是很令人注目的。她在“ReinventingJapan”与后来的一次访谈中详细述说，她四处到图书馆搜寻相关资料后写成原稿。原稿太详细，凯兹把它删了很多。当这原稿向日本代表们提出时，日本代表起初不愿接受诸如保证男女平等的重大改变。但在讨论有关天皇的角色的16个小时的连续讨论后，才轮到这一部分的宪法草案的讨论。每个人都很疲劳，希望尽快结束。她本人在讨论中一直为日本人充当译员，结果被他们视为亲切的助手。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所讨论的项目正是由她本人起草的。她引述凯兹告诉他们的话：“史洛塔小姐寄望女权，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通过？”她只补充说：“而他们照做了。”
它受到新选出的39名女议员的支持（当时众议院总共有466席），但受到大多数男议员的反对。在民众之中，不仅男人反对，许多女人也反对，大多但不完全是由于儒学教化的影响（儒学的影响仍将持续好几十年）。
一直要到20世纪90年代，多数日本女性才争论传统性别角色的问题。许多日本女性，甚至于很年轻的女孩，仍然对传统角色表示认同。如Iwao与其他当代女性论者所显示的，日本女性对女性角色的认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儒学是一大因素，但它不是日本女性社会地位的惟一决定因素。尽管宪法保证男女平等，但实际上女性仍缺乏机会，这些也都不是惟一决定因素。许多女性自己仍不相信女性适合某些职业，通常是有关权力行使的职业。例如，在政治上，女性选民通常强烈偏好男性候选人。在1996年10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女性候选人占10%，但尽管女选民投票率比男选民高，女候选人当选的不到5%。显然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无论如何，抗议没用。天皇清楚地表达他的支持。在适当的指导与深思后，包含完整的女性平等权利保障的新宪法终于被批准。它在1946年11月公布，从1947年5月起生效。
新宪法大多只是正式认可占领当局借着各式各样的指令已经实施的政策。宪法其他条款不久后将成为制定法律的依据。宪法要点包括：
⊙天皇是人民的象征；
⊙主权在民；
⊙不维持军队并放弃战争；
⊙男女平等；
⊙人权获得保障，尤其“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
⊙集会、思想、信仰（包括宗教）及言论自由获得保障；
⊙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选举权；
⊙政教分离；
⊙劳工组织工会、集体议价与最低工资标准的权利获得保障；
⊙建立自由与平等的教育；
⊙废除贵族阶级；
⊙建立司法独立；
⊙修宪的规定（国会两院2/3多数与公民投票过半数的支持）。
《日本小史》第六部分 第一节 美国梦想的新日本(4)
宪法公布前的一项特别重要的指令，是1945年10月的《公民自由指令》。该指令下令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包括政府害怕的共产党人。它也包含结社自由的条款，新政党因此纷纷成立。自从1941年当所有政党被合并成为大政翼赞会后，成立政党就被正式禁止，但实际上在此之前有十多年之久政府极力阻止人们成立政党。新政党现在以猛烈之势纷纷设立，成立的新政党多达几百家，但大多数政党只有少数党员。各式各样的政党，无奇不有，有一个政党叫做大日本木炭生产党。较不奇怪的是共产党，共产党战前曾受到严厉压迫，但现在它在《公民自由指令》公布的当天重新成立。
占领当局强行将民主加诸日本人身上的矛盾的一个清楚例证是，虽然当局保障言论自由，盟军总部仍实施相当严厉的新闻检查。盟军总部一方面积极坚持电影应该显示人类自由与尊严，诸如开化的妇女与爱情场面的接吻镜头，同时它也禁止某些书刊与电影。显示美国社会较黑暗面的俄斯金·卡德威尔（ErskineCaldwell）的《香烟路》（TobaccoRoad），是被禁书刊的一个例子，而武士电影被包括在盟军总部谴责为封建与军国主义的236部电影之中，提到盟军总部参与政府改革的书刊与电影也被禁止。
学校教科书也是盟军总部检查的目标，因为麦帅也知道教科书作为教化工具的价值。他下令所有教材内容依民主路线修改。诸如《国体之本义》等教材被盟军总部编纂的诸如《战争史》等美国教材所取代。教育圈的不适任者在1945年10月被免职，这是早期的整肃活动。美国的6-3-3-4制（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被引进。为了避免过度中央集权，地方当局受权以选举方式选出学校董事会董事。为了去除战前的精英主义，四年制大学数量大幅增加并且依循美国模式。
改革也涵盖经济方面。1946年的一项土地改革法案允许农民拥有他们自己能够耕种的土地，通常3公顷左右，并允许在他们居住的乡村出租少量的土地。租金被管控，佃农权利被严格执行，各种监督机制被设立。政府本身对不住在产权所在地的地主收购土地，然后重新分配给农民。由于这种种措施，佃户从将近50％减少至10％左右。
被认为符合解除军备与民主化利益的另一重要经济改革，是解散财阀的举动。战争结束时，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及安田控制日本的全国实际投资资本的25％，而次要的六家财阀控制11％（六家次要财阀是浅野、古河、鲇川、小仓、野村及中岛）。这十家是改革的主要目标。从1945年底起采取的措施包括解散财阀拥有的集团、禁止财阀家人在自己的公司工作、防止财阀就战时采购向政府索赔、移交战时过度利润以及在较广泛的基础上分配财阀股票。1947年4月，《反垄断法》获得通过，而工业界与服务业界之中约有325家公司被锁定作为权力过度集中的潜在目标。
在劳工方面，在1945年12月与1947年4月之间一系列法律获得通过，但附有某些限制，诸如公共福利受到危害时罢工权受到限制。由于这些新权利与自由，工会会员人数从战前（1936年）的大约42万人大幅增加至1948年中期的约700万人。劳工参加工会的比率在1949年达到高峰，达56％。
但占领时期最严重的事件之一也发生在劳工领域。预定1947年2月1日发动的大罢工被麦帅禁止。共产党在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这项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是共产党人伊井弥四郎。麦帅连同诸如吉田茂等许多日本政府领导人士，从一开始就担心有关把共产党人释放出狱的事。被释放者包括有影响力的德田球一。1946年初从中国回来的另一名有力人物野坂参三很快地跟德田会合。战后一两年差劲儿的经济状态已经是骚动的潜在来源，而且在1946年有若干大型示威与罢工发生。共产党人似乎能加以有效运用。他们在正式政治舞台上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就转向在职场发动他们的运动。
虽然共产党党员人数少，但人数在增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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