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顺从的劳工
⊙农业人口多，可以把一大部分人口转移至工业部门
⊙民营部门（大多是商人）累积的资本
⊙商业手法的确立
⊙尽管自然资源缺乏，基本能源诸如木材、水并不缺乏，煤矿有一些，甚至也有铁（铁砂）
日本缺乏的是科技与企业家。
科技方面的缺陷，包括装备与专门技术，被相当迅速地弥补过来。这大多是以进口外国装备、雇用许多西方技术顾问及派遣日本人到海外学习等方式达成。日本没赶上工业革命，但另一方面却因晚发展工业而受益。日本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昂贵的试行错误后才发展出来的最新科技。
至于企业家人才，这显然不能留给外国人，建立与拥有主要现代工业的至少应该是日本人自己。来自德川时代的商社通常不太愿意接受建立现代工业的挑战，因为他们认为太冒险。三井与住友事实上是惟一这样做的大商社。在大多数情况下，开创企业反而是由政府本身或构成政府的那些低阶武士阶级（往往是农民出身）所发起的。
明治日本的两个最出名的企业家，三菱创立人岩崎弥太郎（1835～1885）与大阪纺织厂及几十家其他公司创立人涩泽荣一（1840～1931），都有这种农民─武士背景。两人都是实现自助创办企业的代表。涩泽尤其受到政府的照顾，因为他常说商业成功的目的是为了国家以及个人的利益——这正是政府想听的。他建立学校与养老院等慈善行为，也使他在民众之间受欢迎。赚钱获利在德川时代往往被人们认为是羞耻的事，而涩泽对这一观念的改正做出很大的贡献；政府也为这事再度感谢他，因为这一观念可能对日本成功的经济发展造成妨碍。
然而，至少在明治早期，政府对缺少民间企业家感到失望。结果，政府必须自己建立许多企业。政府希望这些企业的成功将成为民间企业跟着做的模范，但实际上结果往往不佳。铁路是一个成功例子，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铁路建设都是由政府为之，至1890年则大约75％的铁路建设是由民间企业承造的。另一方面，政府在纺织工业上的赌注则是有目共睹地不成功。幸运的是，涩泽个人创立并拥有的大阪纺织厂则是成功的模范。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也建立弹药、砖头、水泥及玻璃等方面的工厂，并接管若干矿场与造船厂。
尽管政府期待且努力，明治早期经济情况并不太好，而国家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面临金融危机。原因不仅包括有些官营企业表现拙劣，也因为庞大的外国顾问支出、支付给旧大名与武士的俸禄、平定“西南事变”支出的经费以及缺乏硬通货来支撑纸币。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了。例如，米价在1877年至1880年之间涨了一倍。
1880年，政府宣布出售非战略性的官营工业的对策。买主很少，政府最终必须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来处理官营工业，有些甚至低于成本价格的10％。一个极端的例子是釜石制铁所。政府投资约220万日圆在该厂，但以仅仅12600日圆（仅为成本的05%）的价格卖给当地一名商人。官营工业往往以非正式方式销售，没有投标，卖给与政府已经有来往且被视为可靠的人。这些人显然感觉对政府有义务，而这义务对政府与大企业之间已经正在增长的利益关系有帮助。该销售也有助于将大部分工业集中于少数逐渐膨胀的大公司（后来被称为“财阀，zaibatsu”）手中。
其他对策包括建立央行（日本银行，1882年）与预算结余。这些紧缩措施尤其对农业部门造成困难，但另一方面，这一情况有助于将劳工转移至较现代的工业部门。至1886年，日本已有稳定的金融体系，利率低，而经济进入上升期。此后直到明治时代结束，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稳定增长超过3％。政府积极促进的出口也稳定增长，从19世纪80年代晚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6％～7％左右涨至明治末期的20％左右。
尽管工业化有所进展，明治经济整体来说还是农业占优势，在整个明治时代占劳动力量的半数以上。但农业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之中所占的比例稳定下跌，从1885年的42％跌至明治结束时的31%。对比之下，同一时期制造业所占的比例上涨超过一倍，从7%涨至16%。
在制造业之中，轻工业中的纺织尤其重要。政府促进国内纺织生产作为削减进口的一个手段，往往以提供廉价设备的方式鼓励业者。纺织厂老板也可以利用工资极低的女工，并且可以在农村设立的工业区设厂。这意味着建厂费用便宜且容易获得当地提供的农村劳工。纺织生产从1880年占制造业总生产的25%左右，在其后20年涨至40%。1884年进行的一项对非官营工厂的调查显示，61％是纺织厂。
在明治的最后10年左右，电器产品迅速发展成为另一重要制造工业。虽然政府阻止西方人在日本设立企业，日本公司往往跟西方企业合作以获得西方科技。今日著名的NEC（日本电器公司）在1899年成立时是美国西方电器公司及其日本代理商的合作企业。东芝公司在20世纪初成立时是美国通用电器公司与两家日本企业的合作企业，即东京电器与芝浦电器（三菱集团的企业）。
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工业成品的进口是压倒性的（成品占所有进口货物的91％，大多是纺织品），同时也是农产品的出口国（包括生丝，占所有出口货物的42%）。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即明治时代结束不久后，这形势得以扭转。至此阶段，超过半数以上的进口货物是农产品，而90％左右的出口货物是工业成品（纺织品占约半数）。日本促进棉纺织业来取代进口纺织品的手段非常成功，至明治时代结束时日本已能够出口棉纺织品，即使日本生产的棉花品质差且棉花原料必须进口。日本已成为一个工业加工国家。
明治时代末期，重工业也蓬勃发展，原因之一是为了配合日本的军事。战略上重要的造船业在明治最后约15年获得大力的提升。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政府提供高额津贴，鼓励购买日本制钢铁船。在这15年期间，航运业与造船业获得的政府津贴占所有政府津贴的75％。跟纺织业一样十分依赖进口原料的钢铁工业，因政府1901年在北九州设立八幡制铁所而被大力提升。直至20世纪30年代，该工厂的生产量占全国钢铁总产量的半数以上。
政府在整个明治时期在经济上扮演重要的指导角色，发展并维持与企业界的关系，提供协助给政府支持的领域与政府支持的公司。明治时代如同今日日本一样，政府指导角色的确切性质都是激辩的主题。
较流行的模式之一是查摩斯·强生（ChalmersJohnson）所描述的“发展国家“模式。他特别将此模式适用于昭和日本，但认为其起源是在明治时代。这“计划-理性”的模式把国家视为建设性地干涉经济，不让经济听任市场力量的支配，以便以适合于国家利益的方式指导与发展经济。对比之下，PenelopeFrancks对政府不想单单依赖市场力量表示认同，但她感觉国家参与的建设性被夸大了，而经济发展未如“发展国家”模式所提出的那样有计划。她认为，政府的干预并非事先计划的，而是遭遇情况的临时反应。
政府的指导不总是特别有帮助，因为政府当然会犯错且不总是首尾一贯的。虽然政府有目标，达到目标之路往往一点儿也不平稳。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政府不愿把经济发展完全交给市场力量。今日的日本政府也仍然如此。
《日本小史》第四部分 第七节 一个时代的结束
1912年7月30日，睦仁天皇死于糖尿病。日本的“现代神话”让天皇在国家的兴隆上扮演核心角色，但他个人实际参与了多少这一时代的伟业是令人怀疑的。
从大约1890年之后睦仁天皇很少公开旅行，即使从这时起新的以天皇为中心的思想受到特别强有力的提倡。他退出公众生活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其有点儿平民化且令人困窘的个人习惯所致。
但全国民众把他当作一个时代的象征来哀悼他的逝世。9月13日，他的葬礼那天，乃木希典将军（1849～1912）甚至依照被理想化的武士殉死传统切腹自杀，其妻静子（1858～1912）也追随她的主人自杀，殉死被禁止已有一些时候，有些人批评乃木的行为是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但一般民众为他表现的武士精神而受到感动。如小说家田山花袋（1872～1930）在其回忆录中所评论的，那是与那些在战斗中牺牲以协助日本成为国际大国的人所表现的精神是一样的精神。
明治天皇或明治时代的伟业都不无保留地受到所有人称赞。批评天皇是叛国罪，最高可判死刑，因此批评天皇个人很罕见，但偶尔发生。1904年日俄战争时，女诗人与谢野晶子（1878～1942）发表了一首著名的诗《你不要死去》，批评天皇怯懦，不亲自上前线。
大多数批评不是针对天皇个人，但对在其名义下所完成的事情表示保留。明治时代最有名的小说家夏目漱石（1867～1916）觉得西化产生一种冷酷的自我主义类型，并制造出寂寞的个人。他也认为变革速度太快，无法适当地加以吸收消化。在1909年当日本处于国际声望的顶峰状态时，他发表《以后》（それから）一书指出：
看看日本……她试图挤进列强行列之中……她像一只想长成跟母牛一样大的青蛙。当然，不久她会破裂。这斗争影响你我以及每一个人。由于跟西方国家竞争的压力，日本人没时间放轻松……难怪他们都是神经病患……他们只想到自己与他们的眼前的需要。看看日本全国，你不会找到充满希望的地方。到处都是黑暗。
一个较不出名的人物可能发现他自己为了表达这些观点而站在当局面前。较了解日本本身漫长自利历史的人，可能不会形成这样的观点。
一个如此巨变的时代所造成的某种程度的不确定、迷惑、焦虑，以及因卷入个人无法控制的事情中而产生的无助感是能够被理解的。日本人自己就日本的西式现代化撰写讽刺诗文是很常见的。当代若干流行歌曲也含有负面情绪。而民众显然几乎随时准备动怒，抗议政府未能为战争胜利获得适当的奖赏或者在解除不平等条约方面没有足够的进展。这样的准备发怒的状态暗示紧张与挫折，但同时也强化了民族自尊。
当这个时代结束时，尽管人们显然持有消极悲观的情绪，但是民族尊严和乐观精神仍占上风。当天皇逝世时，田山花袋以充满民族主义自傲的心情回顾明治时代的伟业：
尽管在逆境中成长却克服各种障碍与危险，领导日本成为今日国际上的了不起的国家，谁不被明治天皇陛下、“睦仁大帝”、维新之主的如此辉煌的一生感动得落泪？
……我曾经以摄影单位士兵的身份参加对俄战争。我看见天皇的道德力量远播，令人敬畏地展现出来。当我看见日之丸旗在锦州与南山据点飘扬时，我跳起来欢呼，并意识到我的血管里的血液是日本人的血液。思想上我是自由思想者，但我的精神是日本民族主义者的精神……
而现在……我们的亲爱的、仁慈的明治天皇，我们的力量与支持，死了！
虽然天皇可能是神，但是连他们也会死。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国家会变得怎样？日本会满足于其成就并进入巩固的阶段吗？或者如夏目的寓言里的青蛙继续增长，然后终于破裂？
《日本小史》第四部分 本章综述
日本在相当不确定的状态下进入明治时代。王政复古是否会成功，外国是否会接管日本，这些都不确定。幸运的是，外国似乎对入侵日本不感兴趣，至少暂时是如此，而男孩天皇不惹事。以天皇的名义领导政变的年轻武士们，能够在变革之际巩固政府并为国家带来某种程度的稳定。
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匹敌、甚至最后能超越西方的强大国家。首先必须让西方列强认真看待日本，至少认真到吓阻他们殖民日本的念头，且要他们废除德川末期签署的令人屈辱的条约。这意味着现代化，而现代化意味着大幅西化，这个过程不仅将协助日本获得西方的认可，且假如做得好的话，将使日本能采纳西方的长处以便让日本更强大、更有竞争力。
但这不仅是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因为在某些状况下这些现代国家建造者似乎也留心日本过去的有用的政策。
新政府早期从事的改革，包括为了中央集权而迁都，以及为同样目的废藩置县。封建阶级制度被废除，包括政府领导人士自己出身的武士阶级。推行这些政策引起某些人的不满，而以1877年的西南事变达到顶点。同时，由于叛乱结果是武士传统主义者被消灭，使得政府较容易沿着西方路线进行现代化。
为了获得西方列强的认可，日本尤其必须走若干可能有风险的路线。这些包括允许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活动，采纳西方经济与政治制度，并展示军事力量。后来事实证明，开放基督教没什么风险，因为基督教对大多数日本人没吸引力，即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它。在经济方面，在西方顾问与科技的协助以及“日本式”政府的指导与支持下，日本利用现有的长处且在极短期内成为重要的经济强国。本时代结束时，日本已建设成一个重工业处于发展之中的加工国家。
政治西化显得较为困难，必须很谨慎去做。表面上看起来，民主改革使人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新宪法的制定与国会的成立，但这些都必定受到掣肘。寡头执政者的内阁仍然是“超然”内阁，它本身就是法律，而自由是相当限度内的自由。受到西方的自助与适者生存的理念鼓舞的个人，鼓励以自己的能力去追求成就，同时也为国家昌盛这更伟大的目标去这样做。借着体现在《教育敕语》与学校教科书中以天皇与国家为中心的教化，自助成为民族主义者的成功主义，这刚获得解放但有点儿迷惑的人民力量被统制并朝向国家目的前进。
在军事方面，日本很快地学会如何以现代武器与征兵制来打西式的战争。在“西南事变”中借机对不满的旧武士练习作战后，日本击败了衰弱的大清帝国，然后击败国内爆发革命的俄国。因这些胜利而获得的领土，尤其朝鲜，是帝国建造之路的里程碑。
表4-1明治时代的主要发展
发展时期
理论上天皇恢复统治，实际上寡头执政者掌权19世纪60年代晚期起
早期主要的改革被制定，诸如土地国有与废除封建阶级19世纪60年代晚期
至70年代中期
在西方顾问的协助下，社会与经济开始西化19世纪70年代早期起
自助思想风行19世纪70～80年代
“自由与人权”思想19世纪70～80年代
政府出售企业给民间企业家19世纪80年代早期
政党成立19世纪80年代早期起
个人成就被引导至国家目的上，尤其借着教育媒介且以天皇作为中心
19世纪80年代早期起
宪法公布，国会开议1889～1890年
《教育敕语》公布1890年
重工业发展，日本成为加工国家19世纪90年代起
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获胜1894～1895年
不平等条约获得大幅修改，日本被西方列强认可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
英日同盟1902年
日俄战争，日本获胜1904～1905年
日本吞并朝鲜1910年
社会主义在大逆事件中被镇压1910～1911年
日本的现代化并非总是平稳的。有较多计划外的发展，较多试行错误，机运也扮演了较大的角色，这些都不是政府意料得到的。他们尽力借贷、临时而作、学习及计划，起到作用的还有好运与成功的决心。并非全国人民都是快乐或自豪的，但大多数人是如此，而假如成功能以拥有一两个殖民地的强大西式国家的方式来界定，那么日本是成功了。
日本朝向成功的主要发展摘要于表41。
明治时代也显示出与今日日本非常相关的价值观与做法，这通常是对日本过去的继承。这些摘要列表于表4-2。
表4-2明治时代的主要价值与做法
⊙吸收潜在敌人的长处
⊙混合旧与新、本国与外国文化的能力
⊙许多外国成分的“和化”
⊙务实主义
⊙限度内的自由
⊙正式权威与实际权力的区别
⊙外在形式与内在实体的区别
⊙愿意学习
⊙决心成功
⊙专心
⊙儒学（和式）
⊙家庭价值的理想化
⊙强化民族主义
⊙尊敬天皇的恢复
⊙不喜欢基督教式的宗教僵化思想
⊙经济的机敏
⊙被权威指导的普遍倾向，甚至于追求个人目标时也是如此
⊙不相信社会主义
⊙借着宣传与教育控制人民的世界观
在仅仅半个世纪内，日本从一个被西方国家斥之为偏僻落后的国家到被认可为列强。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有此成就，这可能对世界史上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最不平常的。
《日本小史》第五部分 第五章(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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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五部分 第五章(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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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五部分 第五章(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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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五部分 第五章(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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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五部分 第一节 脆弱的大正民主
（1912~1926）
1912年当明治天皇的儿子嘉仁（1879～1926）登基时，国内形势一片大好。意味“伟大的正义”的吉利的名字“大正”，被选择作为新时代的年号，它暗示作为列强的自信并应许智能与正义。
但对嘉仁个人来说，前途看起来没有这么有希望。人们逐渐怀疑他身心是否健康，这大都是由于他出生后的脑膜炎，但他这时已经30多岁了，而疾病的影响应该早已稳定下来。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现在困扰他的是令人困窘的病痛。医生们判断他可以继承皇位，但他的病情很快显著恶化。在3年内，他走路或说话都不正常。这种困难的处境持续了几年，直到1921年11月其子裕仁（1901～1989）出任摄政。
嘉仁不确定的统治以一场政治危机展开。1912年底，西园寺内阁拒绝同意让意图扩军的陆军增编几个师。陆军大臣辞职，而陆军拒绝换人，导致内阁垮台。在山县与其他元老的游说下，桂太郎同意组织他的第三次内阁。但他是不受民众与各政党欢迎的人选，他们把他视为是元老继续独裁的象征。主要政党现在不仅包括（立宪）政友会，也包括新近成立的（立宪）国民党。这两个政党发起“拥护宪政运动”，并受到好几万民众的支持。
这两个政党也对桂太郎提出不信任动议，桂太郎以说服新天皇下令撤回动议作为反应。天皇的命令被忽视——这是他受到极低度尊重的证据。不久，在1913年2月，几万愤怒的示威群众包围国会大楼，迫使仅在职不到两个月的桂太郎辞职。这是日本史上人民力量首次促成政府垮台。
在桂太郎之后出任首相的是海军上将山本权兵卫（1852～1933），是政治中立派且对政党政治怀有好意。政党逐渐强化他们在内阁的代表，但还不能说政党政治确立了。1914年接替山本出任首相的老迈的大隈重信，过去可能是个政党人物，但至此阶段他受到元老们的严重影响。1916年接替大隈出任首相的是寺内正毅（1852～1919），他坚决反对政党政治且是一位不受欢迎的首相。
第一个真正的政党控制的内阁是1918年接替寺内的政友会的原敬（1856～1921）领导的内阁。但他不一定是理想的民主的代表。虽然他以平民政治人物闻名，但事实上他是高阶武士的后裔且有很好的人脉关系。他在元老们的细查与认可后才成为首相，是政策性拨款政治（porkbarrelpolitics）的早期典型，他也诉诸诸如雇用职业打手恐吓对手的非民主手段。1921年他被暗杀后，接下来的几个内阁都是非政党内阁。
这是大正时期政治的模式。就像明治时期，民主与自由有进展，但仍然受到威权与压抑的制衡。
一方面，有影响力的东京大学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1873～1948）提倡民主宪政。他也提倡天皇作为国家机构的观点，与明治时代政府所提倡的天皇权威的绝对性相对立。另一方面，东大另一位法学教授上杉慎吉（1878～1929）主张天皇是绝对的。
至少这是一场辩论。但一项压制性的治安维持法在1925年被通过，实际上把倡导根本改变国家政治体制视为犯罪行为。但也在同一年，投票权被扩充至所有25岁以上的男性。这好像是光与暗的互相作用。
1923年9月发生日本历来最大的自然灾害——关东大地震，这是大正日本的最黑暗时刻之一。这次地震造成10万多人丧生，另有更多人受伤。300多万人无家可归，失去家屋的人大多是因为地震后的火灾，而不是地震本身。谣言很快蔓延开来，说有些火灾是朝鲜人纵火所致。也谣传朝鲜人借机抢劫并以在井里下毒等方式对日本人施加进一步的伤害。有些日本人甚至认为，地震本身是因为朝鲜人居住在日本土地上使神明心烦意乱而引起的。在地震发生后几天之内相对缺乏法律秩序的状态中（当局事实上发布了戒严令），估计有多达6000名朝鲜人被义警谋杀。
由于神户居民冈本嘉夫的帮助，我对这个迫害朝鲜人事件有深刻了解。他的父亲虽然是日本人，却被误认为是朝鲜人，受到迫害，仅免于一死。
民众之中的反朝鲜分子不是惟一利用这种缺乏法律秩序状态的人：宪兵杀害若干激进分子及其相关人员，包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1885～1923）及其妻与6岁的侄儿。
在国际舞台，大正日本也要经历光明与黑暗。政府对军事支出与增长施加预算限制，政府与其相信军事力量毋宁相信外交。在本时期最后几年当币原喜重郎(1872～1951)担任外相时，尤其如此。但由军力支持的侵略扩张主义的理念是不会停止的。欧洲列强的注意力显然集中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日本名义上以英国的盟国身份参战，但实际上几乎没参加战斗。日本迅速利用机会，出兵占领德国在山东的租界以及在太平洋的岛屿属地。
日本占领的这些太平洋岛屿属于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包括马绍尔群岛、卡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不包括关岛）。日本认可英国占领太平洋地区赤道以南原来属于德国的“属地”；作为回报，英国同意日本占领太平洋地区赤道以北原来属于德国的“属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联盟授权日本正式托管这些岛屿（“二战”结束时日本丧失了托管权），与后来对亚洲大陆国家的占领相比，日本对这些地区的占领算是有建设性的。
但日本的最极端的行动是在1915年初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这些要求不仅寻求中国承认日本的据点，诸如新近获得的在山东的租界，并寻求中国给日本在蒙古、满洲的进一步权利。日本也要求中国政府、军队及警察任用日本顾问。这些要求将有效地将中国置于日本的控制下。中国震怒了并向西方列强求援，但列强无法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最后中国被迫签署二十一条要求的修订版，但任用日本顾问的条款被删除。
不仅中国，西方列强也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动机表示极度关切。美国尤其有负面反应，且从此以非常怀疑的眼光看待日本。
虽然如此，日本作为胜利的盟国，在1919年凡尔赛（巴黎）和会中有重要地位，和其他胜利国享有同等的一票。同样，日本在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中也占有一席。这一会议旨在把焦点置于多边而非双边协议，以创造一个新的、较稳定的国际秩序。根据该会议的一项限制海军的决议，日本的主力舰限制为3艘，而美国与英国都是5艘。这比起法国与意大利分别为175艘远较有利，但日本国内许多人为此愤愤不平，他们认为日本与美英两国应该享有同等的海军地位。
不平等待遇感在大战期间经常刺激日本，这往往是有几分理由的。日本在1920年是国际联盟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在这特别的国际主义方面，日本领先美国，后者一直不是国际联盟的正式会员国。不久后，日本因为所提出的把种族平等条款加入国际联盟宪章之中的提议未被采纳，而感到非常不安与幻灭。这大多是因为澳洲的反对，当时澳洲已经实施白澳政策几十年了。
日本人不安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美国国会通过的一系列排华、排日的种族歧视法案。1924年移民法案尤其有效地禁止日本人移民美国。自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移民大量进入美国，尤其在美国于1897年并吞夏威夷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仅加州一地就有超过10万日本移民，而由于大量移民，在加州造成极度排日的风潮。自发的限制没有成功，导致1924年法案的制订，国会故意紧缩移民配额，对日本移民产生特别影响。日本人民为此愤愤不平，并大大削弱那些倡导在基于《华盛顿条约》建立的新国际秩序中跟美国合作的人的论点。
谈到种族态度，如他们对待朝鲜人所特别显示的，日本人本身根本不是道德模范。只有当他们自己是种族歧视实际或潜在的受害者时，他们才谈到种族平等。但日本获得一项讯息，日本人到底不被看成是对等的。日本因为其成就受到尊敬，并在国际社会中被视为列强，但日本将永不被视为真正的对等，只因为其人民不是白人。日本可以永久或偶尔地以西方方式行事，但日本永远不是真正的白人国家（日本在后来的年代被诸如南非等国视为“名誉”白人国家，但这种基于经济权宜的奖励并不是真正的接受）。因此，为什么要去烦心？在西方国家支配的世界中，一些西方的东西仍然有助于日本成为强国并继续让日本保持强国的地位。但这个叫做民主的讨厌东西是否有用，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日本小史》第五部分 第二节 昭和时代一开始就遭遇麻烦
裕仁在其父于1926年12月25日去世时成为天皇。虽然年仅25岁，他作为摄政已经获得宝贵的经验，而且他也去许多国家旅行过。一方面借着他对英国君主制的仰慕，另一方面由于美浓部达吉的影响，他很愿意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君主。当前的问题是宪法有关君主的角色非常暧昧。
但立宪制度不是对裕仁的惟一影响。小时候他在军人的强烈影响下成长，首先是乃木希典将军，接着是东乡平八郎舰长。他的家庭教师也包括民族主义者杉浦重刚（1855～1924）。作为一个个人，裕仁孤高，远离民众。他在名义上是神明，而实际上是一个对普通百姓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的精英。
裕仁的年号是“昭和”，意味着“百姓昭照万邦协和”。事实上，昭和时代的特色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来自国内与国外的危机与戏剧性的事件。
在国内，经济并非处于良好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日本有好处，使日本能填补西方列强因战争在亚洲留下来的市场缺口。在战争年代，工业生产增长四倍，出口增长超过两倍，而经济整体而言增长50%。由于需求如此高，日本也能够实验新科技与产业多元化。财阀尤其能从战争之中获利。但战后物价崩溃，而持久的经济不景气来临了。当大财阀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时，所谓的“双重经济”变得更糟。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重建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复苏，但接下来在1927年发生金融危机，全国有1/4的银行破产。丝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出口项目，但物价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暴跌超过一半以上。农业部门在1930年受到米价暴跌的进一步打击，而当日本承受当时全球性经济大恐慌时，首当其冲的是农业部门。在1926年与1931年之间，农村现金收入的指数从100暴跌至33，是城市收入跌幅的两倍以上。
都市人口快速增长，这本身是社会问题的一个根源。1895年，在当时日本人口4200万人之中只有12%的人住在人口超过1万人的城镇，但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的7000万人口之中居住在人口超过1万人的城镇的居民增加至45%。当然，并非所有的都市居民都富有且享受高生活水平，但一般而言，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差别很大。乡村的特色是生活水准较低、过传统生活方式，而都市生活的特色是至少有致富的希望以及摩登生活和西方事物，其象征是日文“モガ，モボ”（摩登女郎，摩登绅士）。这在乡村社会引起更大的不满。这对军方有利，因为军方兵员有很大部分来自乡村，且军方跟乡村居民一样共享基本上保守与较不具国际观的生活。
军方与许多民众逐渐对经济与政治发展感到愤愤不平。人们普遍认为，大企业对政治有太大的影响力，大到腐败的地步，甚至于政治人物自己也这样想。1927～1929年的政友会政府被最大反对党的立宪民政党称为“三井内阁”。1929～1930年的民政党政府，反过来被政友会称呼为“三菱内阁”。
许多人把腐败的真正根源指向西方的影响，他们把议会制度、大企业、个人主义及相当自由的都市生活方式等事物统统视为西方的邪恶。日本采纳西方经济与政治制度，但到底达成了什么？人们逐渐对此表示不满，尤其是这些制度显然未能阻止西方的经济大恐慌。对比之下，纳粹在德国与法西斯在意大利的兴起是一个信号，或许较不民主的制度将比较有效，而甚至于某些西方国家本身也开始这么想。
当人们对民主逐渐感到不满与不容忍时，来自军方有较多呼声要求追求领土扩张政策以解决日本的灾难。眼光转向中国。当政治人物犹豫不定时，军方放手一搏。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极端分子蓄意在中国沈阳附近炸毁一列火车，军阀张作霖（1873～1928）被炸死。爆炸案的策划人声称这是中国土匪干的，他们希望利用这个作为在本地区发动军事行动的理由。日本军方温和派阻止形势升高，但爆炸案阴谋者仅受到象征性的惩罚。裕仁责备田中义一首相未能采取坚定的行动，田中因而辞职，但裕仁本人也没对爆炸案阴谋者采取行动。
接替田中出任首相的是滨口雄幸（1871～1931），他也很快面临危机。在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中，他未能获致对日本主力舰比率的重大改善。伦敦会议旨在检讨华盛顿会议有关海军限制的协议。这事在日本国内引发民众的愤怒。滨口被一名狂热的右翼青年枪杀，终因伤重不治而死。几年后，日本退出所有有关海军限制的条约。
1931年9月发生“沈阳事变”。这几乎是1928年关东军炸死张作霖使用的战术的重演。靠近沈阳的一条铁路又被日军炸毁，且他们再度声称是中国人干的，他们希望这将引发危机，进而强化日本的军事立场。事变是由石原莞尔（1889～1949）领导的一群中阶军官执行的，但这次它受到军事指挥部高阶人物的默许。
这次温和派没占上风。与1928年的事件不同，这次日本军事干预在爆炸案发生后迅速随之而来，事实上在几小时内就采取了干预。政府没有能力阻止。由滨口的继承人若规礼次郎（1866～1949）领导的民政党内阁，因无力解决危机而在几个月后辞职。在若规之后出任首相的是年迈的犬养毅（1855～1932），他尝试控制军方，但在就职仅几个月后就被极右翼海军军官暗杀。犬养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位代表政党的首相。
裕仁据说对军方在满洲的行动大为震惊，其弟秩父宫亲王劝他干预，但他拒绝这样做。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定他实际赞成或不赞成军方的行动到什么程度，但他不采取行动与他的沉默使一般民众认为他支持军方在满洲的行动。
日本在满洲的军事干预不久导致关东军在1932年3月成立“满洲共和国”。这个陆军建立的国家在同年9月被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并在1934年3月改名为“满洲帝国”。皇帝是著名的清朝末代皇帝——傀儡统治者溥仪（1906～1967）。
沈阳事变引起国际联盟的反应。由英国李顿爵士（LordLytton）率领的调查团在1932年初来满洲调查。根据其报告，国际联盟大会在1933年2月谴责日本的行动。日本迅速退出国际联盟。
在野党受到恐吓，军方现在几乎不受抑制。“思想警察”活跃，有错误思想的人被暗杀是很平常的。天皇本人似乎对军方的扩张计划不构成障碍。军方毅然保护他，以免受到有错误思想的“邪恶顾问”的左右，那些顾问见解太过于西方与自由主义。美浓部达吉是许多受害者之一，他的有关宪政的见解使他被控叛国。他的著作有很多被收回。
复兴日本的运动往往被称为“昭和维新”，但这运动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味。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与中期，为了促成这维新运动甚至发生过若干暗杀事件。
最有名的政变“二二六事件”发生于1936年2月26日凌晨。由下级军官率领的1400名士兵突袭若干政府大楼，杀死或刺伤若干主要政治人物与皇室顾问。他们的目标是要成立一个比较同情其极端民族主义理念的军政府。但他们并未获得全面支持，而军方高层对他们的行动看法分歧。令许多人吃惊的是，影响最后结果的决定性因素是裕仁。叛军宣称他们绝对效忠天皇，而当裕仁因为叛军攻击其顾问而震怒，并拒绝跟他们扯上任何关系且坚持把他们当作叛徒审判时，叛军运动受到严重削弱。裕仁也拒绝给他们切腹自杀的权利。叛军领导人士希望审判能提供给他们一个表达意见的场所，但当局甚至连这个也不答应，因为审判是秘密进行的。19人最后被处死，而其他70人被关进监狱。但公开表示同情的高阶军官没人被判刑。
“二二六事件”是裕仁坚决干预与军方受到抑制的一个罕有的个案。大体上，军方在裕仁的昭和头10年以牺牲议会、政府的代价，获得对全国的控制。他们具有侵略性的反西方、反自由主义的情绪（许多民众也如此），没有使“百姓昭照万邦协和”（昭和）的时代有一个好的开始。
《日本小史》第五部分 第三节 扩张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
在“二二六事件”中因为共谋被处死的人之中有一位激进民族主义者北一辉（1883～1937），他是昭和维新运动的重要思想家。他想发动军事政变，除掉无能的政府领导人士，以恢复天皇跟人民的直接关系。他视天皇为绝对的，但有趣的是，他不把天皇视为神，这可能是他毁灭的原因。无论如何，北一辉认为天皇应暂停实施宪法并排除政治人物与企业家的败坏影响，以便指导全国土地与资产的公平的重新分配。他也视日本有一个特殊的宿命，要解放在西方帝国主义桎梏下的亚洲国家。一旦日本恢复元气与活力，日本就能领导团结的、自由的亚洲。
北一辉的信念只是当时用来为日本扩张主义辩护的一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尤其普遍的是，天皇是绝对神的概念与日本占领并控制亚洲以便解放亚洲的理念——日本特有的反帝国主义之帝国主义的理念。
天皇是绝对的神的概念有很大部分归因于1890年的《教育敕语》的意识形态基础。这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被大大地强化。其顶点是《国体之本义》（国家的基本原则）——天皇制的经典。这份有如书本一般的文件是由文部省（教育部）于1937年3月出版的。它使用非常类似《教育敕语》的术语，而且同样为学校教师与其他有权力的人使用，以便对学生灌输他们认为正确的观念。在1937年，全国人口至少有36%的人是在义务教育的年龄层，因此是一个很好的教化标的。
它是一份诉诸感情而非理智的文件，内容充斥着矛盾，其刻意矫揉造作的用语使文件的详细分析超过大多数读者的阅读能力。同时，这样的用语使它有古代与权威的气味。其要点是强调天皇的神祇起源及完全自我牺牲服从其意志的重要性，以至于效忠天皇与他的国家变成与其说是责任，不如说是人生的目标。
《国体之本义》为日本国作下列的定义：
天皇接受建国者的神谕，其不间断的家系永远统治日本帝国。这是我们的永远不改变的国体。因此，基于这个大原则，全国人民团结成为一个大家国并服从天皇的旨意，加强忠孝美德。这是我们的国体的荣耀。
天皇是“现人神”（神的化身），“天照大神的直接后裔”，而服侍他“不是责任，也不是服从权威，而是内心的自然表现”。跟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的公民是“不同的个人的集合，统治者与公民之间没有深厚的基础来团结他们”，而“天皇及其臣民来自同样的源泉”。“天皇与臣民的关系是父子关系，这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关系”，不是像西方统治者与公民之间的仅仅契约式的关系。日本真正信奉“天人合一”的天道。和谐也是这关系的特色，因为“和谐是我国建国伟大成就的一个产品”。最终的和谐是天皇与臣民之间的和谐，说得更确切一点，“和谐的极致是臣民为天皇牺牲生命”。在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与理性主义带来腐败”，而“我们必须扫除精神的腐败与由于沉迷于自我而产生的知识的蒙蔽，回到纯净的心灵状态”。这不仅是为了日本或亚洲的缘故，而是为了整个世界的缘故。“我们应该这样做，不仅为了我国的缘故，也是为了正挣扎着跳出个人主义僵局的全人类。”
在《国体之本义》发布后的10年左右期间遇见日本人的西方人，他们之中许多人很惊讶地发现，不仅平民而且许多高层且很有才能的日本人似乎也相信这宣传——甚至那些协助策划的人之中有些人也相信。至20世纪30年代末期，确实所有小于50岁的日本人曾经或正在一个受到控制的教育环境中受教育，这教育依据1890年《教育敕语》，灌输以天皇为中心的世界观。这包括许多位居高职的人，他们之中有些人可能真的搞不清神话与现实的区别，而无疑许多民众真正如此被教化。同时，怀疑天皇制就是让自己冒生命的危险。恐惧也扮演了一个角色。
天皇在战前意识形态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时使得《国体之本义》的其他要点被忽视。这些要点之一是提倡下列理念：日本人“与自然合一”且比受到个人主义污染的西方国家享受较纯净、较自然的生活。对环境决定论有特别兴趣的著名哲学家和辻哲郎（1889～1960）是起草《国体之本义》的委员之一，他几乎肯定会在该文件中给日本人特别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如此重要的地位。虽然那可能不是他的真正意向，它被用来作为日本在亚洲大陆扩张的另一个理由。日本人能够声称，他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不仅旨在挣脱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枷锁，并且在较深的层次要恢复天人之间的和谐。
这天人合一被称为“结”（结び，musubi），是一个复杂的术语。它结合了“结合”、“和谐”及“联结”的意义。它有“生殖”的含意，以及“生命力”的引申之意，还有跟新生命有关的“原始纯粹”的含义。
对“结”的最清楚的英文解释，可以在河合达夫1938年发表的《日本扩张的目标》（TheGoalofJapaneseExpansion）一书中找到：
在他们的作为一个独特的种族的进化过程中，在他们的自然环境与他们的各式各样令人振奋的气候的影响下，日本人获得了对美丽与纯净的爱好。他们靠近自然居住……作为神明的子女，我们的祖先过着与自然和谐的生活，获得自由的社会观，而这社会观发展成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想。同时，他们察觉在自然的力量中有神秘力量的运作后，他们有系统地陈述“结”的哲学……我们的祖先观察不间断的四季循环与快乐的生物繁衍，他们察觉到在自然运行里有一个力量或原则的存在，这力量或原则创造、滋养以及繁衍各类事物。他们称呼这力量为“结”……日本历史就是他们对自然的信仰（大和民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与天人合一）的发展的纪录……保存自然与重新发现自己！——“结”的哲学如此传授。
河合继续解释日本人如何试图使退化中的中国恢复“结”的精神，这样做是为中国本身以及全亚洲的利益：
遵从“结”的指令，日本连同复兴的中国将与那创造与滋养生命的宇宙力量合一，并协助促进那美化与净化亚洲生活的无止尽的过程。这是日本的中国政策的基础。
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使用如此冗长华丽的哲学词藻，来为日本的对华政策辩护。许多人只是像纳粹那样提到生存空间的需要，忽视了仍低度开发的北海道地方。生存空间观往往跟一个显然经过选择的论证连接在一起：只有移民、向国际市场进军及领土扩张三种方式来减轻过剩的人口压力。日本大概除了第三种选择外没有其他选择，因为西方国家的排日移民法与贸易关税已有效地阻碍了前两个选择。似乎没人准备考虑诸如在德川时代曾经很有效的人口控制等选择。
另一个较简单的辩解是因“沈阳事变”出名的石原莞尔的辩解。他希望日军占领并重新组织亚洲，使日本能利用亚洲的资源，为获得世界控制的最终决战做准备。这战争将是日本与美国之间的战争。石原的这一想法是受到中世僧侣日莲的影响，日莲认为将会有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最后大战。石原也采取哲学立场，认为战争带来毁灭，将为重建铺路，因此是文明进展的一部分。但尽管有哲学的虚饰，在其人生观里所有的事物都从属于军事考虑——一种单纯的军国主义。
石原本人并没有特别受到喜爱，且从未受到同僚们的十分信任。这些因素使他的个人影响力受到限制。石原认为日本必须获得亚洲资源，为将来与美国对决做准备，他的这一观点逐渐受到支持。当20世纪30年代进展之际，他主张的利用军事行动控制亚洲的理念胜过较不具侵略性的泛亚洲主义观点。
一个“较软性的”观点是汉学家橘朴（1881～1945）的观点。他认为，作为最有资格的国家，日本应该在亚洲建立的不是军事领导地位而是文化与政治领导地位。这将创造一个文化政治的亚洲实体，这个亚洲实体能够制衡已经存在的西方文化政治实体的支配。遗憾的是，除了提出儒学与皇道作为这个亚洲实体的普遍指导原则外，橘朴未提议任何组织这个亚洲实体的具体手段。他在这些事情上的沉默使得军国主义者较容易占优势。
《日本小史》第五部分 第四节 战争准备(1)
确实，日本能够从大陆的资源中大大地获利，尤其是日本本身十分缺乏的自然资源。但当日本对大陆资源的欲望呈现逐渐具侵略性的军事气氛时，有点儿讽刺的是，日本经济正进入复苏阶段。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日本已经采取果敢且史无前例的“凯恩斯”措施，利用政府赤字支出来刺激经济在通货紧缩后复苏并阻止景气衰退。日本也使日圆脱离国际金本位，导致日圆贬值约50%，而如今价格远较便宜的日本产品出口增加。至1936年，日本已成为棉花布匹的最大出口国。日本是最先从世界经济大恐慌之中脱困的重要国家之一。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剩下的几年中，日本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5%，而在1929年与1937年之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50%（对比之下，同期的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0%）。
这一经济好转显示出，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有军事扩张以外的其他选择，问题是日本是否想追求其他选择。作为一种选择，依据明治口号“富国强兵”的精神，日本可以利用较强劲的经济来建立较强大的军队。
一个问题是，虽然经济在全国层次上似乎健全，但并没有足够的人获得利益。大多数人仍是被雇用于农业的农村居民，但农民收入是恢复最慢的。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的收入仍然只有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大约半数。尽管生产力改善，农业就是没有制造业那么有效率，因为其劳动力比率是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之中所占的比率的两倍以上。在制造业方面，尽管棉花布匹出口成功，纺织业正稳定地让位给诸如机械等较重型的制造业。
在1929年与1937年之间，化学品、金属、机械在国内生产总值之中所占的比率从30%上升至50%。在1920年与1940年之间，钢铁生产量增加11倍，机械增加6倍，化学品也增加6倍。
纺织厂往往设在地方城镇的事实，为农村增添了苦恼。
由于工业的逐渐托拉斯化，都市工人境遇往往没好多少。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起，政府故意推行一种工业合理化政策，授权重要工业的企业联合。这大大地帮助原已富有且有势力的财阀变得更富有且更有势力。至1937年，单单三井与三菱两大财阀就持有全国工商业所有资本的几乎1/7。大财阀企业（工人人数超过5000人）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小企业（工人人数不到30人）工人工资的两倍以上。
政府与财阀的关系并非总是无限的信任。政府里有许多人感觉财阀影响力太大、腐败、颓废且难以控制。他们宁愿不要合理化至如此程度，以至于只有少数财阀在控制，把所有其他大企业都排除在外。这是何以政府奖励诸如日产与丰田等“新财阀”的一大理由，这两家公司在诸如汽车制造等领域尤其活跃。
受到德国的启发，政府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制定一连串的法律，对这些主要工业的公司予以帮助。这些法律依靠外汇限制与企业必须被日本人经理控制才能发执照的要求，把外国竞争者挤出去。福特公司是一个特别的威胁，而1936年汽车制造工业法的条款的生效日期被追溯既往，所以福特公司1935年在横滨建造的工厂实际上变成非法。这项法律也给生产军车的公司诸如免税等援助，由此把那些公司置于政府控制下。在石油、钢铁、机器工具、造船及飞机等工业方面，类似的法律也获得通过。
当政府加紧对工业的控制之际，军方也加紧对政府的控制。“二二六事变”后，广田弘毅（1878～1948）领导的新内阁成立。广田在职仅几个月，但很同情军方的目标。他大幅增加军事预算，奖励重工业朝军需工业方向发展，并重新制定只有现役海军上将与陆军上将才能出任陆军与海军大臣的原则。
同年11月，再度对苏联意向感到不安的日本与德国签署反共公约，意大利不久后加入。这个公约基本上是以交换情报的方式，彼此协助对抗共同敌国苏联的协议。
翌年，日本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正式和中国开战。合法派驻的日军在北平（北京）附近演习时声称受到中国士兵开枪射击，这一事变就这样展开了，双方进行了局部地区的武装冲突。事件很可能是日军故意挑衅的。
日军进一步声称，有一名日军丧生，但他们从未发表这人的姓名。对比之下，有些评论家认为这一事件是真正的意外事件。日军和敌人交战的纪录至少暗示，一旦他们感觉这样的交战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有挑衅的强烈可能性。
在一个月内，冲突进一步升级至全面战争，尽管日本从未正式宣战。
即使起初的冲突是偶发的，日本政府或天皇都没尝试阻止冲突升级。不仅不阻止，新任首相近卫文麿（1891～1945）积极主张对中国战争。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也无心退让。
8月战斗蔓延至上海，11月上海沦陷。日军然后转进首都南京，12月南京在几天的战斗后陷落。南京陷落后，日军肆行屠杀、强奸、刑求、抢掠。中方死伤确切人数将永远无法得知，中方估计的数目高达34万人，而日方提出的数字低至3万人。能够确定的是，好几万人被杀，其中有许多人是平民。
日军在南京的残暴行为有些被拍摄下来。有些亲身参加屠杀的日本士兵受良心责备，公开发表见证。当时派驻南京的天皇的弟弟三笠宫亲王（1915年出生），许多年后接受一家大众报纸访问时，承认大屠杀发生了。但即使在今日，仍然有些日本人否认曾发生过南京大屠杀，包括位居高职者。而有些日本人也否认日本从事的战争是侵略战争。
南京大屠杀
令日本人吃惊的是，中国人在南京事件后没投降。双方陷入僵持状态，日本有少许斩获但没什么实质进展。日本领导人士开始担心，中国战役可能长期拖延并削弱日本，并暴露自己于苏联的攻击下。这样的担心并非全无根据。苏联曾公开表达对中国的支持。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苏联与日本之间也有逐渐严重的军事冲突。最大的事件是1939年5月苏军协助在满洲边界诺门罕和日军发生边界战的蒙古人。日军损失将近2万人，是明显的败仗。当德国违反德日反共公约的精神，在1939年8月与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时，日本更加惊慌。
日本感觉被德国背叛了。无论如何，当希特勒公开宣告亚利安人的优越性并形容日本人是“二等人种”时，日本对这位昔日偶像的信心已经受到挫折。不少日本人担心德国可能把日本视为“黄祸”而与之敌对，而甚至诸如美国等的其他西方国家可能与德国联手对付日本。他们从未能去除这样的疑虑。
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爆发）早期阶段的成功向日本暗示，采取亲轴心国（德国与意大利）政策将是有益的。结果，日本在1940年9月签署三国同盟条约。这一条约的要点包括，假如任何缔约国受到目前未在欧洲参战或未参加中日战争的国家攻击时，缔约国承诺彼此协助。当然，这意指美国。
日本在亚洲的利益也被承认。这利益集中于日本领导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这是一个欠缺明确界定的梦想，但这一梦想的较理想化的版本甚至包括诸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
三国同盟给日本在亚洲大陆扩大活动的信心。几乎在条约于柏林签署的同时，日军移动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法国殖民当局没什么抵抗。美国以限制对日出口航空燃料、钢铁及废铁等物资作为反应，但避免诉诸军事行动。正如对德国在欧洲的行动与三国同盟条约的签署那样，美国民众对日本在亚洲的行动很气愤，但一般而言，美国人民支持政府的不干预政策。
《日本小史》第五部分 第四节 战争准备(2)
翌年（1941年）6月，德国撕毁互不侵犯条约，入侵苏联。至少当这时苏联与德国交战时，日本感觉它在满洲的领土将是安全的。日本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南方。尤其日本想获得一个据点，从这一据点日军可移动进入资源丰富的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群岛。1941年7月22日，日军进一步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移动，即使日本了解这可能会激起美国的反应。
美国政府的反应是冻结在美国的日本资产并全面禁止美国产品向日本输出。这些物资包括必需品石油。日本的石油90%以上依赖进口，而其进口石油之中有3/4来自美国。
罗斯福总统（FranklinRoosevelt）非正式地立即同意一项假想的暗中轰炸日本的计划。该计划是约7个月前由驻在中国的美国飞行员志愿团体飞虎队队长陈纳德（ClaireChennault）所提议的。飞虎队被从事抗日战争的中国政府雇用为佣兵。陈纳德热衷对日本发动先发制人的战略轰炸。他曾接近美国政府寻求暗中支持，并获得对飞虎队的一些金钱支持，但他的计划未被批准。然后在1941年5月，罗斯福的顾问卡利（LauchlinCurrie）访问中国并在回国后重新提出该计划。罗斯福与他的一些高级参谋以及英国，对此计划表示热心但觉得它不够实际。然而，7月23日，即日军在法属印度支那向南推进的翌日，罗斯福与海军上将哈特（Hart）与特纳（Turner）等高级军事官员签署题为“中国政府的飞机需要”的JB355文件（编号691）。
JB355文件1970年解密，但似乎存放在华府的国家档案室直至1991年才被人发现。但卡利（LauchlinCurrie）与一些飞行员已证实这一高度机密计划。例如，美国广播公司在1991年11月22日播出的新闻录像“先发制人”（BeatentothePunch）节目将该计划透露给更多观众观看。录像显示这个文件本身完备，有罗斯福与高阶军方人物的签名，并包含对卡利与其他人的专访。这个文件的可信性不仅被卡利，也被诸如耶鲁大学盖迪斯·史密斯（GaddisSmith）等专家证实。
该文件授权使用66架洛克希德哈德逊轰炸机与道格拉斯DB7轰炸机（后来又加上其他类型的飞机），从事下列清楚陈述的目的：
摧毁日本的工厂，以瘫痪弹药生产及维持日本经济结构所需的主要物品。
由于在获得飞机方面有耽搁，并且受到其他事件影响，该计划没有得以执行。
如此可能反而最好，因为JB355在作战行动上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距离它们在中国的基地约2000公里，这些缓慢的轰炸机将在其护航的战斗机的保护射程之外，几乎肯定会被最新式的三菱零式战斗机迅速摧毁。有经验的军人与政治领导人士同意如此不切实际的计划，我们只能把这一愚蠢行为归因于他们对日本的行为所感受的挫折感。当然，根据纪录，诸如哈尔国务卿（CordellHull）与罗斯福本人不止一次表达他们对日本的愤怒与他们想教训日本的意愿。
丘吉尔本人提及罗斯福在1941年8月的一句评语。罗斯福说，国会可能阻止他宣战，但阻止不了他参战。这清楚暗示，如果必要的话，罗斯福准备暗中行动。
石油禁运比JB355远较有效，它使日本剩下很有限的石油贮存量。显然，对于日本这是一个无法维持的情况。早在1941年9月3日，日本领导人士就已决定，如果有关石油的形势在10月初以前仍无法解决，日本将对美国发动战争（截止期限后来延至11月30日）。
同时，同年1月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1884～1943，山本五十六是在其父56岁时出生的，因此取名“五十六”，读音是isoroku）提议的攻击珍珠港计划，终于被批准并在南九州鹿儿岛湾演练。在日本，有些人仍希望外交能奏效，诸如近卫首相（尽管他对中国抱持好战态度），但哈尔国务卿尤其坚持日本必须彻底改变其政策，如此美国才会作让步。他要日本不仅撤出法属印度支那，并且也撤出中国。近卫在10月辞职，由陆军大臣东条英机（1884～1948）继任首相。
日本在11月底做出最后让步，同意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出，但不撤出中国。哈尔不接受，日本并不期待他接受。在南云忠一舰长（1887～1944）的指挥下，他的舰队已经正在从千岛群岛起航前往夏威夷。那是一支从事致命使命的大舰队，由总共载运超过400架飞机的6艘航空母舰、2艘战舰、3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以及20多艘潜水艇所组成。
裕仁天皇在12月1日正式批准战争，而战后他声称：“作为君主立宪的君主，我没有选择余地，只有认可东条内阁开战的决定。”但更重要的，他也说：“假如当时我能预见未来，我可能会尝试否决开战决定。”那就是说，并不是他感觉完全无法干预，而是他不愿意尝试，因为当时他认为战争结果将对日本有利。
裕仁有一段时期认为，日本可以给美国一个决定性的打击，然后和谈。在这方面，他跟大多数人意见相同。在日本只有最狂热的人才会认为日本能够完全击败美国。而直接对抗较强大的敌人且冒着屈辱失败的风险，这并非日本人传统的做法。但人们普遍宿命地认定跟美国的某种形态的对决是必要的，而大多数人认为日本有很好的机会赢得光荣的平手，就像对俄国战争那样。那就是说，他们能够跟一个较强大的敌国作战至对方感觉厌烦并准备讨论和平条件，这和平条件将使日本在1941年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或者他们是如此认为的。当时日本人普遍认为西方人柔弱，因为自私而缺乏献身主义，无法忍受持久且艰辛的斗争。
《日本小史》第五部分 第五节 太平洋战争(1)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首次攻击并不是对美国珍珠港，而是对英属马来亚。“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大约90分钟，约5000日军攻击吉兰丹苏丹国（KelantanSultanate）新城（KotaBharu）一支英军部队并获胜。
日本了解，无论如何，对美战争几乎也肯定意味着对英战争。为了战争需要，他们尽早需要马来亚资源，而他们知道英国没什么好怕的。几个月前，德国一艘潜水艇的指挥官把他们截获的英国参谋长对战争内阁的机密报告传送给日本，这是德国罕见的协助日本的表现。该报告说，新加坡与英国在东南亚的其他领土无法抵抗日军的攻击，而如果有援军的话，也仅是少量。这一情报不仅使日本安心攻击英军阵地，也使日本不再顾虑投入这么多资源攻击珍珠港与美国阵地。
偷袭珍珠港在当地时间12月7日早晨快8点时发生。第一波攻击是由183架轰炸机组成。约一小时后，由167架轰炸机组成的第二波来袭。那儿的美军完全没准备，造成4500人死伤，其中有3/4丧生或失踪被认定可能丧生了。美国也损失了4艘战舰、约180架飞机及3艘驱逐舰。此外，另外4艘战舰、约80架飞机及3艘轻型巡洋舰严重受损。日本方面的损失只有5艘潜水艇、29架飞机及大约60名士兵。
虽然美军损失惨重，日军其实能够且应该对珍珠港施加更重的攻击。南云舰长被若干同事批评只发动两波空袭，且未能摧毁大油库、机器工厂与其他修理设施、飞机库及许多未受损或仅局部受损的舰艇与飞机。军事上，这次攻击并不那么真正成功。这好像是日军不相信他们能够对珍珠港施加巨大损害，因此过早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