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理想是维持现状，但重大的内部改变发生了。尤其，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社会秩序的实际改变。例如，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崛起，以及武士因为无仗可打而弱化（武士实际上变成官吏，但却意外地被理想化）。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市民文化出现，以商人作为中心。此外，儒学的提倡原本旨在支持正统与秩序，却也出人意料地改善了教育水平与批判的思维。借着强调天皇为最高统治者，儒学也提出有关幕府的合法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中国对日本的过度影响、注重过去、以神道与天皇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崛起了，这些发展对苦恼于腐败无能的幕府绝不是有益的。
幕府因这些国内因素可能终会垮台的，但幕府的末日碰巧因西方列强在19世纪中叶返回日本而提早来临。列强要求通商和其他权利，并强迫日本签订屈辱的条约。尽管幕府是日本的军事保护者，但却没有能力防卫国土对抗外国威胁，这使得长久以来反对幕府的外样藩有机会发动有实力的政变，尤其是萨摩藩与长州藩。他们的行动是机会主义与真正民族主义的混合。1868年初，末代将军不得不辞职。在这两藩武士的支持下，少年天皇得以王政复古，开创日本史上的新时代。
本时期的关键发展摘要于表3—1。
表3-1德川时代的主要发展
发展时期
幕府重新建立17世纪起
外国人被驱逐，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被镇压幕府控制政策就绪17世纪早期至中期
至17世纪中期
武士角色转变为官僚从17世纪中期起
新的市民文化发展从17世纪中期起
以神道作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开始发展从18世纪早期起
人口停止增长，经济繁荣从18世纪早期起
教育普及从18世纪中期起
外国人又来“纠缠”从18世纪晚期起
人民对幕府愈来愈不满从19世纪早期起
外国人以压倒之势返回，日本重新开放门户，国家受到屈辱从19世纪50年代起
外样藩武士向幕府挑战从19世纪60年代早期起
幕府被政变推翻，天皇王政复古19世纪60年代晚期
我们也看见了和今日日本相关的价值与做法。有些是必然的结果，有些似乎是选择的结果。这些价值与做法列在表32。
《日本小史》第三部分 本章综述(2)
表3-2德川时代的主要价值与做法
⊙流传广泛的正统主义与顺从主义
⊙普遍的服从权威（至少形式上）与一种“有限度的自由”的理念
⊙接续前代的正式权威与实际权力的区别，与引申而来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实质的区别
⊙继续将“犯错”与捣乱、不服从划上等号，不与邪恶划上等号
⊙对性的道德观念是较宽松的
⊙连坐的集体责任，靠互相监视与无情的惩罚来厉行
⊙对陌生人谨慎与内团体／外团体意识强烈
⊙经济的机敏，即使在许多农民家庭之中也是如此
⊙许多非武士的物质主义感
⊙持续生命相当不值钱的观点
⊙高度重视教育
⊙和风儒学的复兴
⊙武士道的理想化
⊙强化民族主义感，尤其强调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区别
⊙被西方列强压迫的屈辱感
这些要点之中有些与今日日本明显相关，诸如顺从主义与服从，教育与儒学，民族主义与对陌生人的不安。武士道的理想化很重要，不仅理想化本身重要，作为掩饰历史现实的象征也很重要。
某些其他要点有助于解释先前时期的矛盾。例如，严厉执行集体责任有助于压抑明显的自利表达。这暗示了，尽管中世纪有集体责任的法律基准，人们却明显自利，这矛盾是由于当时的当局未能厉行法律所致。
《日本小史》第四部分 第四章(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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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四部分 第四章(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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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四部分 第四章(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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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四部分 第四章(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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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四部分 第一节 维新的强化(1)
恢复统治的睦仁天皇年仅15岁，几乎不可能在无人指引的情形下放手进行其“光明的统治”。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他的顾问是支持其主张的武士领导者。这些人大多来自萨摩藩与长州藩，少数几个来自诸如土佐藩（在四国）与肥前藩（在九州）等其他的藩。在顾问群之中也有诸如岩仓具视等几朝贵族，主要是要增加新政府的合法性。
大久保利通（1830～1878）、西乡隆盛（1827～1877）与松方正义（1835～1924）来自萨摩藩。木户孝允（1833～1877）、井上馨（1835～1915）、伊藤博文（1841～1909）与山县有朋（1838～1922）来自长州藩。他们都年轻，大多30岁出头。他们大多数原先在武士阶级之中阶位也都相当低。
后来成为明治政府显赫人物的伊藤博文，是一个经典的“乞丐变王子”的例子。他出生于贫农之家，十一二岁时连同其父一起被一个低阶武士家庭收养。1863年，他因功绩显耀（包括焚毁英国公使馆）被封为武士。明治时代他四度出任首相并终于获得公爵头衔。
这些年轻人有双重动机：一方面，面对外国威胁，他们在民族主义的驱策下想为国家卖力；另一方面，他们想闯出自己的事业，他们感觉在旧幕府政权下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从未受到献身旧政权的束缚，但他们在思想上也未受到献身完全王政复古的束缚。它只是一个为他们自己与国家尽力的问题。至少暂时，高举权威性的王政复古旗帜似乎是着手行动的好方式。对于他们自己与国家幸运的是，他们拥有超过自己年龄的成熟与智能；对于皇室幸运的是，睦仁照他们说的去做。
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巩固新政权。人们因为动乱的政变事件而大为恐慌，群众的歇斯底里是在他们的长治久安的世界里所发生的创伤性变革的一种反应。民众与其需要王政已复古的保证，毋宁需要社会恢复稳定的保证。
“ぇぇじゃなぃか”（管它的）现象从1867年尾德川幕府即将垮台时展开，并继续了大约二三年。这一现象清楚地显示出快乐与焦虑、兴奋与迷惑的混合。群众的狂乱行为包括街头狂舞、衣着奢侈或丢衣服、公开做爱与纵酒狂欢、捐赠金钱与财物、故意表演猥亵、未经许可进入他人家中并拿走东西，放弃了理性行为的所有禁制与虚饰。社会心理学家MitaMunesuke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一现象。
必须迅速敉平拖延不决的武装抵抗。江户是有约2000兵员抵抗的中心，但至该年7月已被完全平定。幕臣榎本武扬(1836～1908)率领一队军舰逃出江户，驶往北海道，在北海道宣布成立共和国，但翌年6月被击败。
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美国支持榎本。英国和法国都宣称他们支持新复辟的王政，而美国认为幕府比王政更能接受外国人，所以没有公开其官方的偏向。这让榎本以反叛者的形象成为内战的积极参与者。直至1869年初，部分由于英国的压力，美国才最终承认王政。
在其后若干年反抗仍以各种形式出现，但榎本武扬失败后，秩序至少在短期内已获得有效恢复。
天皇本人也必须向人民提出保证，尤其关于日本将如何处理外国威胁的问题。1868年4月，王政复古后仅三个月，他和其顾问公布五条御誓文：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文武一途，下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
⊙破除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从第五条可以看出新政府打算不对抗外国威胁，而是向外国学习，吸收其长处。以前的仇外口号“尊皇攘夷”不久将被较务实与较建设性的诸如“和魂洋才”的口号所取代。这种现代化方式跟古代大和与奈良时代的现代化方式类似，如此的类似出人意料之外但几乎肯定是有意识的。过去对于现代是有用的教训。
日本幸运地被允许以自己的步调、自己的方式向外国学习，因为正如古代的中国或16世纪的欧洲人，19世纪的西方列强对殖民日本不真正感兴趣。他们在其他地方有较好的选择——这次不是新大陆，而是古老的中华世界，因为美国本身现在是西方列强之一。
在御誓文的简短序文中，政府也承诺制定宪法。政体书（宪法）实际上在仅仅三个月后仓促发布，但令人吃惊地以低姿态出现。比起后来发布且远较为人所知的明治宪法，这所谓的1868年宪法相形见绌，但它倒是在理论上提供议会、官吏公选与太政官制。太政官制是当时惟一付诸实施的项目，而其各个部会进一步把合法性授予政府的年轻领导人。
明治政府想要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首都，反对有江户与京都的“双重首都”，这也再度反映了大和奈良政府的做法。江户被选定为首都并改名为东京。1869年，天皇从京都迁移至东京，新的太政官也设在东京。
全国土地收归国有，这是另一个奈良风格的政策。占全国土地约1/4的幕府土地，是最先被国有化的。然后，1869年3月，萨长政府领导人士说服其藩主奉还版籍，以便重组为县；其他大名不久也仿效之。有些大名并非完全心甘情愿放弃领地，但他们不想触怒政府且在这件事上也没多少真正的选择。1871年8月，政府再进一步，合法地废藩置县。在这一阶段有77个县（德川时代结束时有260个藩），但在1889年县的数目被削减至今日的47个县。
政府以丰厚的俸禄并任命为知事（县长），来说服大名接受废藩。大名不仅获得丰厚的俸禄，政府也接收藩债并负责付俸禄给其武士家臣。政府慷慨对待大名与武士（后者获得的待遇不怎么丰厚），其政治意义重大，因为此举有助于减少武装反抗政府的风险。
然而，政府财政从维新前就一直不健全，如此的慷慨对政府财政没有益处。新政府在最初几年实施若干财政改革。政府设立新式铸币厂以及新式银行制度，而以日圆作为基础的标准化十进制货币得以建立。这些改革由诸如大藏大臣（财长）大隈重信（1838～1922，来自肥前藩）与先前被派去美国学习货币制度的他的助手伊藤博文等重要人物监督。
一个特别重要的财政改革是1873年7月实施的固定土地税，根据地价按百分比抽税。这一措施取代了封建时代课税根据收获好坏而定的制度。土地所有权现在被视为是属于传统上依土地收获而付税者（通常是家长）。这项改革有助于诱导人们增加生产。然而，它也产生了较不令人满意的结果，佃农比率增加至高达全国40％，因为较贫穷的农民在凶年不得不抵押土地来纳税。
新政府为现代化铺路的另一项重要改革是废除封建身份制度。这绝对不是奈良时期影响的反映。根据1868年御誓文的承诺，对阶级职业的限制于1869年被废除。阶级从士农工商被重组为华族（贵族，包括大名）、士族（武士后代）与平民，而皇室构成另一不同的阶级——皇族。1870年，政府允许平民称姓的权利。1871年，秽多与非人等贱民阶级在理论上被废除并获得跟平民同等的地位，但实际上差别待遇仍根深蒂固。1872年，政府基于四民平等原则宣布教育机会均等，但这要等到几年后才成为现实。
《日本小史》第四部分 第一节 维新的强化(2)
对旧阶级制度的最大打击或许是分阶段废除武士阶级。实际上，维新的动乱意味着大多数武士没真正的职业，即使是官僚性质的职业。他们逐渐被期待去找新工作自谋生计。有些武士的确继续担任行政人员，这次是为政府工作，有些武士从商成功，或转任警察或农民，但许多人仍依赖逐渐减少的俸禄。但1873年政府实施征兵，意味着各行各业的男子现在都有资格从军。1873年，政府订定“家禄奉还规则”，给华族、士族不领俸禄而接受政府以公债一次付清的选择。1876年，又将所有华族、士族的俸禄一律废除，另发行“金禄公债”以为代偿。同年，不接受政府此种做法的旧武士最终将被剥夺佩剑的权利。
这种种改革内容丰富，而虽然它们象征新政府的自信与权威，改革并非总是得到良好反应。许多农民坚决反对被称为“血税”的征兵与新的土地税。他们几次以暴力示威表达内心的感受。
但最严重的不满表示来自旧武士，而非农民。其高潮是1877年的萨摩或西南事变。出乎意料，乱首是新政府的最杰出人物之一——西乡隆盛。
西乡在1873年10月遭遇了一次政治挫折。当大久保、木户、伊藤与岩仓等政府高官正在海外进行岩仓使节团（1871～1873，这是向西方学习的若干游学团之一。使节团访问了美国与欧洲，也企图修改德川末期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但没成功）活动时，西乡提出征韩论。这将是一个惩罚性入侵，因为有些人认为朝鲜不直接与日本新政府建立关系，是对日本的侮辱。尽管西乡参加新政府，但他是忠实的旧式武士，有学者将其征韩论解释为为旧武士提供目的与价值感的手段。刚好在1873年岩仓使节团返国后，征韩论被政府否决。
但翌年政府派遣远征军3500人去台湾惩罚原住民，因为后者杀害来自琉球群岛的船难渔民。这次远征的主要目标是把被杀害的琉球渔民视为日本国民，主张日本拥有琉球群岛的主权，该主权不属于清廷，远征军在这一方面获得成功。这也是让旧武士感觉价值感的一个机会，但在这方面较不成功。
史实暗示，征韩论只是被延期，并没被断然否决，但西乡很伤心，甚至病倒。他跟若干支持者返回昔日萨摩藩首府鹿儿岛市。不久，他成为不满士族与一般反政府人士反抗的焦点。
其后几年，鹿儿岛紧张形势升高。政府怀疑当地有人谋反，并于1877年1月派遣军舰至鹿儿岛搬走弹药。军舰受到攻击，此后战斗升级。2月底，西乡率领的约4万人在鹿儿岛以北的熊本城和政府军交战。接下来的战斗持续6个星期，但最后由政府靠征兵制征召的新式军队获得胜利。西乡带领约400人（仅以原先兵力的1％）慢慢地边打边退回鹿儿岛。在鹿儿岛，在勇敢的最后冲锋后，9月24日他自杀身亡。
旧武士的不满与暴力行动又持续了几年。其中一项行动是翌年5月大久保被暗杀的事，他被一位把他视为叛徒的萨摩旧武士暗杀。然而，西南事变是“旧式武士”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行动。西乡与那些跟他一起死的人好像一开始就知道，武士时代已经结束了，而他们宁愿和那个时代一起结束。西乡迷恋死亡，他是个反对西化的极端爱国者，同时也是个真正的旧学派武士，反对商业化与工业化。
《日本小史》第四部分 第二节 社会的西化(1)
除了现在已死的西乡之外，新政府视西化为现代化的主要成分。西化将使日本更加强大，比较能跟西方列强竞争，或许甚至能匹敌或超越他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口号之一是“追上，超越”。西化的日本将能被西方国家较认真地看待，而日本很想被西方国家认真看待。新政府不喜欢幕府垂死时期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屈辱，很想修约。新政府希望西方国家平等对待日本，而日本的理想是比西方国家更优秀。
西方制度与做法不仅被引进政治、军事、工业与经济等领域，也将被引进社会。社会的西化有时比政府希望的更繁杂，但它是政治与经济改革的重要背景。
模仿西方所带来的日常生活的变革非常多且往往令人困惑。从1873年1月1日起，日本采用太阳历（公历）取代旧的阴历，这意味着日期向前推进了3～6个星期。例如，1873年1月1日是农历明治五年十二月六日。由于闰月与闰年，这两种月历的相互关系非常复杂。电信局成立于1869年，邮局设立是在1871年。新式报社从19世纪70年代早期起纷纷设立，至1875年已有超过100家报社，这见证了日本的高识字率。但最早的现代报纸是英文报，1861年由外国人在长崎创办。西方服饰在进步主义者之间流行开来，从1872年起政府规定政府官员与诸如邮差等公务员必须穿西方服饰（天皇本人几乎总是穿西服）。西式发型也逐渐流行，成为民众现代作风的象征。留西式发型的男子，比例从1872年的10％上升至1887年的98％。吃牛肉也在进步主义者之间流行开来（传统日本食品的素喜烧被认为是从吃牛肉发展出来的），而牛肉餐馆逐渐出现，以迎合本国顾客与逐渐增多的外国人的需要。
虽然鹿鸣馆仅被少数人使用，但它是最著名的西化的物质象征之一。这所靠近皇居的政府建造的会馆，是由英国一流建筑师约瑟夫·康德（JosephConder）所设计，于1883年完工。该馆被用来作为举办有西方名流参加的舞会或举办其他社交活动，外相井上馨常利用该场地。当时的内阁被昵称为“跳舞内阁”，而日本人创造了新词“舞蹈热”（butonetsu），在几十年后英文才出现“dancefever”的类语。
现代化的最大物质象征可能是铁路。日本的第一条铁路在1872年5月启用，在外国人居住的横滨与品川之间，而同年9月铁轨延伸至东京新桥。在15年内铺设了1000公里的铁道，至世纪末更达到5000公里。
铁路对人员与货品移动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的影响）十分巨大。在德川时代，江户与京都之间的行旅几乎总是靠徒步，一般费时两个星期。甚至花得起钱请轿夫抬轿，也仅能节省大约一天而已。但在连接两地的铁路于19世纪80年代晚期开通后，这段路线的旅行费时不到一天。此外，铁路车费还不到坐轿费用的1/3。
明治时代的其他交通发展包括1869年人力车的发明（英文rickshaw源自日文人力车jinrikisha），以及1868年汽船与公共马车的载客营业（在早期几乎都是由外国人拥有与经营）。人力车并非发明于古代中国，而是1869年8月由秋叶大卫在东京发明，并迅速从这儿传播至全日本（在10年内全国有15万辆左右的人力车），并且传播至亚洲许多地区。
政府重视交通发展，因为政府认识到基础设施对经济与国力的重要性。在1870年与1874年之间，1/3的国家投资被投入铁路建造。社会评论家津田真道（1829～1903）1874年6月撰文指出，他认为交通发展是达成国家昌盛的最重要的优先项目，甚至“应该排在军事系统与建造学校的前面”。
从社会与人口角度来看，城市内与城市之间交通的发展产生了新的都市化形态。车站一带产生人口密集区，而路线的交叉口尤其产生密集人口。当距离不再是障碍时，都市区域也蔓延开来。人们的世界扩大，因为他们现在能相当自由地旅行。他们也不再局限于自己的社区。
交通的扩展也意味着人们住的地方可以和工作的地方分开，这是意义重大的。就是说，乘车通勤（在这方面日本有坏名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在仅仅二三十年内高峰时刻的通勤交通已经成为问题。《二六新报》1910年3月23日号的一篇报道抱怨说：“通常前几站的乘客能设法上车，但其他站的乘客没机会，除非他们像疯子那般硬挤上车。”而如同今日日本，有些男乘客趁车厢内乘客拥挤吃女乘客的豆腐。例如，见田山花袋1907年的短篇小说《窥视女孩的人》。性骚扰在今日日本是严重问题，通勤女子有90％以上在某个时候受过骚扰。
在较不明显的层次，思想类型也在改变。借着译本与阅读英文及其他语言能力的增加，一批西方小说家、哲学家及科学家的著作涌入日本，从歌德至达尔文至卢梭。各式各样彼此矛盾与对立的思想——在当时人们并不这么看——开始涌进日本。
当时的日本文学显得特别的混乱，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分不清，功利主义与逃避主义分不清。但它也显示出西方事物的权威，就像是维新的领导人士需要天皇的权威来合法化其行为，许多作家也寻求西方人物的权威来增加其思想的分量或为他们自己辩护。甚至当代的小说也常常提到这个或那个西方作家或思想家，不光那些积极提倡这种或那种西方模式的作家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模式也被用来描写那些无法适应西化过程的日本人的挫折与失败。俄罗斯文学的“多余的人”（superfluousman）的概念，对那些感觉困惑且跟不上变革步伐的日本人特别有吸引力。
出自屠格涅夫的《罗亭》或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用现代流行术语来说，“多余的人”（superfluousman）很类似查理·布朗的人物。以当代日本文学来说，见二叶亭四迷（1864～1909）写的小说《浮云》的主角。
在日本“多余的人”意指成王败寇的残酷世界中的失败者，这一世界中，人们突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获致成功或失败。德川时代严格规定的正统主义至少意味着，人们有固定的地位，且被告知如何思考与行动。那样的安全感现在消失了，自由成为一把双刃剑。
《日本小史》第四部分 第二节 社会的西化(2)
一点儿也不意外，“适者生存”与“自助”的相关观念很流行。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Smiles）在1859年所发表有关“天助自助”的《自助》一书，在1871年被译成日文并成为畅销书，这是最早被译成日文的英文作品之一。
自助哲学完全呼应明治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与西化提倡者之一福泽谕吉（1835～1901）的心境。
福泽数度跟随官方使节团前往美国与欧洲，他跟西化有密切的关系，在某时期所有有关西方的书，不管作者是谁，都被人们称为“福泽本”。远在1858年当时他才20岁出头，他创办一所学校提倡其观点，这所新学校就是后来的庆应大学。在其早年，他倡导人权，但后来他开始以较具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方式应用其自助观点，倡导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他逐渐变成反西方。从1881年起，他也因提倡“脱亚论”而闻名。
他在1872年发表的《劝学》一书中指出：
贵与贱、富与贫的地位差别不是天生的。只有勤勉向学、精通某技艺或学问的人，才成为富与贵，反之则成为贫与贱。
达尔文的进化与自然淘汰的理论在明治时代的日本很流行，而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很流行。这从那位造“适者生存”一词的英国哲学家贺伯特·史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的吸引力可以看出（“适者生存”这句话常被误为达尔文本人说的。丸善书店在1902年“就什么是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针对78位著名日本人所作的调查显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得23票，史宾塞哲学得15票）。
史宾塞受到如此的敬重，以至于明治政府中期的最高阶层私下就日本应采取什么政策征求其意见。他在1892年8月26日发出的回函，依据其要求直至他死前不予公开，因为他担心这封信函会让他的国人为难（1904年1月18日，即史宾塞去世一个月后，《泰晤士报》最先刊登了这封信。正如他所预测的，这封信函引发了读者的震怒）。他提出忠告说“日本应该采取与美国及欧洲国家保持距离的政策”。应该禁止外国人拥有地产与限制外国商业权利，而日本种族不应与外国人通婚以保持纯种。总之，日本政府至今仍因为他的许多建议受到英国人与其他外国人的批评。
他的提议之中有许多刚好原本已被日本政府实施过。例如，日本政府于1873年通过一项禁止外国人购买土地的法律。史宾塞的忠告因此更像是对日本政府的做法的一种支持。
除了史宾塞之外，日本政府也依靠许多西方专家。他们有许多人被邀请来日本，这些人包括采矿、航海、铸币、运输、银行业、法律、政治学、农业、教育，甚至军队的专家。并非所有的外国顾问（至少在早期）都是西洋人。在1872年，地方政府雇用的160名外国人之中有多达42位华人。由于茶是明治早期的重要输出品，这些中国顾问之中有许多人是烘茶技术的顾问。他们的角色通常局限于技术事务，做重大决策的机会相当少。至1875年，日本政府雇用约520名外国人。外国人的雇用随后逐渐转移至民营部门，至1897年，民营部门雇用约760名外国人。根据某些估计，明治时期政府支出之中有高达5％被用来支付有关雇用外国人的薪资及其他费用。外国人也占日本第一所新式大学——东京大学预算的1/3。东大成立于1877年，是一个以雇用外国专家特别出名的机构。
除了邀请西方人来日讲学之外，日本人还访问西方国家以吸收知识。有若干官方或半官方的使节团前往美国与欧洲，最大且最有名的使节团是1871～1873年的岩仓使节团。该使节团有大约50名政府官员，包括伊藤、大久保、木户以及岩仓本人，且另有人数至少与官员人数相同的非官方随团人员（大多为学生）。在维新才进行几年后就能够派出高官组成的使节团，证明了新政府的自信。跟其他使节团一样，许多赴海外者在回国后发表感想与印象，传播他们获得的知识。他们的游记在这个教育普及、识字率高的国家——热烈的向西方学习，但仍然对它感到困惑的国家——被民众广泛阅读。
《日本小史》第四部分 第三节 人民力量的统制
19世纪70年代崛起的自助哲学，对于新政权是潜在难题。假如个人变得太强大并且独立，他们可能将难以控制，政府的权威可能甚至会受到影响。这将使国家受到削弱，而假如列强考虑殖民日本，日本将难以抵抗列强的侵略。
另一方面，政府不容易把软弱且不效忠的人民组织成强国，而政府又很想领导强国。人民必须被鼓励去变得强大且能够达到目标，但必须在限度内——这是德川式的做法。他们刚得到解放的精力必须加以统制。
民族主义是一个理念上的肇因，它巧妙地与国家认同感的复苏以及因外国威胁的重返而触发的危机相结合，而立基于德川时代的国学之上。靠着诸如标语等方法，它容易在民众之间传播。强大起来，建立强国！使你自己的成功成为国家的成功！强大起来且向西方人显示日本是不可以玩弄的国家！口号不仅是“赶上，超越”，而且是“富国强兵”。当时流行的是“刻苦奋斗”。
民族主义不仅需要口号，也需要象征。对于其权力由天皇予以合法化的那些人，这也十分方便，因为天皇本人能够成为主要象征。对天皇的支持意味着对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是他的拥护者。
在一个这么多不同的意识形态彼此竞争的时代，管制人民的思想不一定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不论动机有多么好，少数几个坚决的诽谤者就可能制造问题。一个主要工具是教化，但有些讽刺的是，这被当时日本少数几个真正的长处之一（高识字率与教育）所妨碍。牺牲这一长处是很可惜的。事实上，这是建立强大的现代国家的基础。
答案是明确的。教育本身必须加以控制，人民的阅读物必须加以管制，更好的是，在写作时就加以监控。控制下的教育将意味着，随着时间人们的整个世界观（人们如何领悟人生）随时可以被控制。
1872年，政府宣布全民教育是追求的一个目标。至1879年，全国将近2/3的男童与1/4的女童正接受至少小学水平的教育。起初，许多学校教材是西方学校教材的译本，因而学生因此有机会接触诸如平等主义与个人权利等理念。
指出这种教育不合需要的正是天皇。1878年他巡视本州时，得到的结论是西化已走过头且牺牲了诸如孝顺等价值观。此后，在御师儒者元田永孚（1818～1891）的指导下，教育将加强重视适当的道德教育，尤其是儒学与民族主义／神道价值。国家在教材的选择上逐渐发挥影响力，到明治结束时，国家在这方面获得了全面的控制。在今日日本，中央政府严格控制学校教科书仍是一个大问题。
学校教材里的西方英雄被儒家道德人物所取代，诸如勤勉的二宫尊德（1757～1856，又名金次郎）。日本国旗开始出现在每一种教材的每一章前面。学校集会开始唱宣扬道德的歌曲。
在某些方面，日本也与英国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在课堂里宣扬民族主义。但日本在教育上更进一步，严厉控制学生的世界观。重要的一项举动是1890年10月发布《教育敕语》，它实际上主要由元田永孚与山县有朋草拟（8年前的1882年，山县曾负责起草《军人敕谕》，这敕谕后来成为1890年《教育敕语》的标准。这一标准是强调效忠天皇的重要性）。《教育敕语》是给整个社会的一项讯息，其对象不限于学校里的学生：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世济厥之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亦实存此。
尔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独朕忠良之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
斯之道，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之俱所遵守，通古今不谬之，施之中外不悖。朕，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庶几一咸其德。
所有学生必须背诵《教育敕语》，而在重要场合，《教育敕语》被大声宣读。并非所有民众都欣然接受，尤其是教师们；而它所代表的国家团结之路也不完全平稳。但它所包含的意识形态逐渐较稳固地被确立。
当代年轻人因此被教导要勤勉，要有礼貌，要献身公益，要服务国家与天皇。《教育敕语》的神道价值将天皇与国家合而为一，把这一结合当成跟生命本身的起源完全一样。其儒家价值把天皇当作仁慈的父辈人物，并且也协助提倡日本以前未常常出现的对家庭的尊敬。和谐始于家中。
宪法规定人民享有宗教自由，而《教育敕语》强调神道，似乎违反了这一规定（儒学不是问题，因为儒学没有神祇，它与其是一种宗教，毋宁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政府对此进行辨护，宣布神道是爱国表现，不是宗教，这就是“国家神道”。
《教育敕语》对于外国威胁并未使用危言耸听的措辞。它倒是给予人民民族主义的目的感，因为甚至于那些在商业上或在任何特定领域未能获得耀眼之成功的人，也能感觉他们因为忠实地服务天皇及其家国而有所成就。《教育敕语》没说这是日本人自从创世以来所做的吗？这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吗？侍奉天皇是真正的日本人。那是没被扩展给外国国民的特权，这暗示他们是次等人种。
在许多方面，这是天皇合法性的加强，令人想起一千多年前的《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教育敕语》与其他类似文件在某种意义上构成日本的“现代神话”。它也使用古文，这绝非巧合，而我们又看见与大和奈良时代相似的一个例子。
明治政府从日本古代领导人那里重新学习教化的价值。
《日本小史》第四部分 第四节 朝向民主的举动(1)
不管自助运动如何为国家利益的目的被利用，它对于新政府仍是潜在问题。它鼓励人权与民主的思想，这些是日本史上未曾听说过的思想。如此的思想可能在政府统合全国事务上造成妨碍。
另一方面，西方列强显然似乎珍惜这些理念。政治上，日本至少跟着做，这将对日本有帮助。西方国家较倾向于认真看待一个信奉他们自己的政治原理的国家。这有助于加速修订不平等条约，这一个目标已成为日本现代化成功与被世界列强所接受的一个象征。显然，如同其伙伴自助运动一样，民主应该提倡，但必须受到控制且在限度内。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也同样是个潜在麻烦。明治政府知道，西方人认为基督教与民主是密切关联的，而他们甚至倾向于从一个国家对基督教所持的态度来评估其文明程度。在某一个阶段，这看起来好像要成为一大问题。约6万名“隐性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在维新前几年已出现，而有些武士甚至改宗信耶稣了。新政府在1868年有点儿恐慌地重申基督教禁令，但西方列强提出抗议，禁令在1873年被解除。津田真道等社会评论家甚至建议官方采纳基督教将可能对日本有帮助，因为它是西方列强的宗教。
但对新政权幸运的是，威胁没出现。基督教没风行起来，从未有超过全国人口1％的日本人被基督教所吸引。即使当它对有潜在影响力的日本人有吸引力时，也往往被大和化了，即被改变成较有弹性且强调诸如责任与努力工作等价值观。
内村鉴三（1861～1930）是一个主要例子。他轻视宗派的理念，而他也是一个坚决的民族主义者，坚持必须建立不受西方影响玷污的日本基督教。今日日本人流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婚礼，占将近全国半数，但这只是特殊化的社会风尚，不可与真正的基督教相混淆。
很快日本能够向西方宣布，日本很高兴欢迎基督教，因为日本知道基督教不会真正成为问题。
较有问题的是在19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早期从事“自由民权运动”的非基督徒。自由主义的中江兆民（1847～1901）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留学法国，深受卢梭与英法自由主义的影响，并通过其诸多著作倡导民权。至1880年，日本已有大约150个民权组织。翌年，自由党成立——这是日本第一个主要政党。而仅仅一年后，第二个主要政党立宪改进党成立，呼吁制定英国式宪法与议会。从这时起直到今日，日本政党将频繁地成立、解散、重新组党以及改名，尤其在19世纪90年代。
民权运动人士也没忘记政府在1868年答应尽早建立国会的承诺。19世纪70年代结束时，“国会期成同盟”声称代表全国约13万会员。不仅从政治主题的小说的风行，也从无数国内产生的要求制定适当的新宪法的建议反映出，当时人们普遍对政治感兴趣。
小说主人公大多是世界史上成功的政治人物，而其主题大多是他们如何获致成功的政治过程。关于“国产”宪法，许多乡村议会提出他们拟定的宪法草案。
民主运动不是一个简单的运动，它无疑包含着真正希望建立较民主形态政府的成分。这一成分之中有些是受到崇高理想与梦想的驱策，同时也包含对政府领导人士不满的成分，因为他们以天皇的名义垄断权力，是一个寡头政权。对比之下，后者之中有些是受到自利与务实主义的驱策。两个主要政党的创立人——板垣退助与大隈重信，曾经是政府成员，但两人都不是来自萨摩藩或长州藩，且两人的动机之中都包含有个人野心与不满。板垣是因为“征韩论”失败而下野的政府官员之一。大隈是伊藤博文的有名的对手，但他的名声被伊藤掩盖。
寡头执政者对这种种讯息不是没听见，就是完全不表同情。他们知道，不管他们喜不喜欢，民主是一种必要的表象。这样做有其政治价值，因为西方列强将因此留下深刻印象，另一方面也能降低反政府情绪。但它必须在控制的步伐下且在某种限度内付诸施行——理想的情况是，外表有这么一回事，但不一定有多少实质，这是自古以来日本人的做法。它必须是符合寡头执政者的条件的民主，一种“威权的民主”。
处理自我矛盾不是容易的工作，而它不是始终顺利地进行的。但在日本人融合冲突成分的能力以及德川时代“限度内的自由”的协助下，某一种平衡最终被达成，这种平衡往往有着压抑与自由主义共存的形态。
1875年，政府提出抑制言论自由的严苛法律。但同一年天皇再度承诺将成立国会，而政府同意成立参议院讨论立法，成立最高法院的前身，并举行地方长官会议。地方长官会议结束几年后，地方议会（町村会、府县会）选举规则得以颁布。地方议会选举权受到限制，地方议会权力也受到限制。但在1879年3月首次开会的这些地方议会，是在西方世界以外成功运作的最早的“民选”政治机构。
1880年，另一项严苛、不民主的法律（《集会结社条例》）被通过。该法律限制公共集会，并明令诸如警察、教员、学生及军人等职业的人未经批准，不得参与政治。但就在该法律发布不久后，政府允许两个主要政党成立。而1881年伊藤再度承诺将成立国会并制定新宪法，这次他特别指出期限——10年内。
尽管民众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提议，但宪法不会由民众制定，这是威权民主的标准表现。伊藤获得天皇授权，由他本人草拟宪法。
假如必须有宪法，伊藤想要德意志／普鲁士式的宪法，不是大隈想要的英国式宪法。普鲁士式的宪法将使天皇（或他的策士）保有大权，并限制政党参加内阁。德国影响力已经在山县有朋控制的军方占优势，也将在法制上占优势。
德国参谋本部制度从1878年起被日本采纳。在指挥事务上，参谋长仅对最高统帅的天皇负责，不对政府或陆军部长负责。法制起先倾向于采用法国模式，但后来逐渐由德国模式取代。1896年公布的法典以德国模式占优势。
政府领导人士普遍是亲德国，而不是一般认为的亲英国。
《日本小史》第四部分 第四节 朝向民主的举动(2)
为了这一目的，伊藤翌年赴欧洲考察各式各样的宪法，证实他对普鲁士模式的偏爱，而在他返回日本后，他跟若干专属的德国顾问草拟宪法。草拟宪法工作相当缓慢，照伊藤选择的步调进行。这样使他有时间设下安全措施，以平衡危险的民主实验。1884年大幅度修正的华族令采取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的世袭制度，而贵族院议员由华族中选任。伊藤本人最后获得最高阶的公爵。1885年，废止太政官制，建立内阁制度，内阁部长大多是那些寡头执政者。伊藤本人出任首相，是日本史上出任这种西式职位的第一人。然后，当宪法草案在1888年4月完成时，伊藤迅速成立超内阁的枢密院，以审议宪法并代表天皇批准宪法。他辞去首相职务，以便他本人能主持枢密院并确保他的宪法草案被批准。
宪法在1889年2月11日公布，是西方世界以外地区采用的第一部完整且正式的宪法。根据《日本书纪》，日本国成立于公元前660年2月11日，而宪法公布这一天是建国周年纪念日。政府故意选这一天公布宪法，这个日期与宪法本身都是创造日本现代神话机制的一环。
对于日本现代神话，尊敬天皇很重要。事实上，不仅宪法第一条强调天皇不变的主权，宪法本身也以天皇赠给人民的礼物的形式被提出。天皇在公布宪法的誓词中强调，宪法的系谱回溯至天照大神本身，而宪法仅仅是以现代形式来重申历来日本天皇始终遵守的训诫。
虽然表面上对天皇表达非常的敬意，细读宪法后发现其地位事实上是矛盾的。他在理论上拥有绝对权力，但实际上权力受到限制。天皇的所有命令照规定必须由一位国务大臣副署。毕竟，政府必须统治，而政府不能冒着受到天皇独断的风险。
宪法规定成立两院制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贵族院由高阶贵族、被选举的低阶贵族以及天皇任命的人士（通常是学者）组成，而众议院仅由民选议员组成。但每年纳税至少15日圆的成年男子才有投票权，大约是成年人口的2％。内阁大臣不对国会负责，而是对天皇负责。在指挥事务方面，军方也仅对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天皇负责。人民享有各种民权，诸如言论、宗教、结社的自由等，但另一方面这些自由一开始就在诸如“在不得危害和平与秩序的限度内”等限制下才能实行。
宪法在某些方面是民主向前迈进一步，但以天皇名义行动的寡头执政者仍占上风。宪法允许政党有发言权，但寡头执政者没有义务倾听。宪法未容许有效的政党政府。
内阁的性质在宪法中并不完全清楚，但首相黑田清隆（1840～1900）加以解释：
政府必须始终坚定地持守超然立场，与政党保持距离，走正义之路。
照黑田的说法，内阁是“超然内阁”，因为内阁超越政党政治的政党利益。
几天之后，伊藤说了大致一样意思的话：
天皇立于人民之上，与各政党分离。因此，政府不能偏袒任一政党。
1890年7月1日举行国会首次选举，而国会在这年11月25日开会。
同年10月，政府发布《教育敕语》，宛如要制衡这些危险的民主措施。自由与权利必须被引导至正确的目的。
《教育敕语》当然是需要的。选举显示，寡头执政者低估了政党政治人物，后者有许多人借着他们在地方议会的经验发展出的选战技巧，在众议院的300席之中，改革后的自由党获130席，而改进党获得41席。对于寡头执政者来说，这是不能轻易容忍的。许多独立候选人与小党候选人也指出，他们绝不会不加批评地接受寡头执政者的任何威权决定。
民选议员在国会公开批评寡头执政者的高压，并利用每一种可能的手段发挥其影响力。例如，首次预算在国会受到抗拒并必须削减10%以上，寡头执政者与支持他们的精英官僚的薪资特别受到影响。
在其后几年，寡头执政者诉诸可疑的甚或完全非法的手段来强行通过其政策。伊藤有时利用策略以争取支持，暗示提案是天皇的个人请求。黑田首相的继承人，山县与接下来的松方，都诉诸贿赂与恐吓。恶名昭彰的1892年2月的选举造成25人丧生，在该选举中松方企图操纵选举而政府露骨且残酷地加以干预。
几个月后松方辞职，而伊藤二度出任首相（直至1896年）。伊藤变得较务实，他这时认为他应该不仅面对敌人并且向敌人学习（这是传统的日本人做法），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跟敌人合作。他几乎立即跟国会展开建设性的合作的谈判，甚至建议组织旨在赢得国会选举的执政党。但山县与其他强硬派寡头执政者对伊藤的软弱作风大为震惊，并制止伊藤想成立执政党的计划。政治圈弥漫着不安且紧张的气氛，独裁与民主不能安逸地同床共眠。
《日本小史》第四部分 第五节 战争与政治(1)
当国内问题发生麻烦时，把注意力转移至国外问题往往有帮助。至19世纪90年代，西方列强企图殖民日本的威胁已大致过去，但并不完全。列强仍积极在亚洲大陆扩张，而有一句流行谚语说朝鲜是“一把对准日本的匕首”——给西方人而非朝鲜人使用的匕首。
日本政府未批准西乡1873年提出的征韩论提议，但日本保持对朝鲜的强烈兴趣。1876年，借着使用列强曾对日本本身使用的“炮艇外交”，日本迫使朝鲜签署《江华条约》——对朝鲜而言是“不平等条约”。该约使日本享有贸易特权与治外法权。此后日本就涉入朝鲜政治，包括1884年的政变企图。日本也将与在朝鲜同样有利权的中国摊牌。
依据自古以来的传统，假如可能的话，日本宁愿避免与比自己强大的国家对抗。但19世纪末叶的清代中国因内忧外患而元气大衰，日本不把这样的国家视为比自己强大。事实上，日本似乎一直准备与中国就朝鲜问题打一仗。
1894年春，朝鲜国王请求清廷出兵协助敉平东学党之乱。清廷应朝鲜之请及时出兵，而日本也出兵。虽然不久乱事即告平定，但双方都拒绝撤兵。日本似乎决心一战，并在7月先发制人击沉中国一艘载运水兵的军舰。日本稍后在8月1日正式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在随后的战斗中，日本在陆上与海上都占优势，但最具决定性的要素是日本在海军战术上的优势，该战术是日本向英国海军战术模仿而来的。9月，中国北洋舰队在鸭绿江口受到重创，11月，北洋舰队基地旅顺港被日军占领，1895年2月，北洋舰队最终在威海卫被摧毁。
1895年4月，两国签署《马关条约》，清廷必须支付巨额赔款，放弃在朝鲜的权利，割让台湾与辽东半岛给日本。
这是日本在亚洲建立帝国的第一大步，而西方列强注意到了。对朝鲜与满洲有野心的俄国，很迅速地采取行动。《马关条约》签署不到一周后，俄国联合德国与法国建议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以免引起这地区不稳定。急于与西方列强亲善的日本政府接受了建议，但引起国内民众的不悦。
仅仅几年后在1898年，同样的这三国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日本民众的不悦转变成愤怒。日本人尤其怨恨俄国，后者获得租借辽东半岛25年的权利，而这辽东半岛正是俄国强迫日本放弃的。
至此阶段，借着政治改革与对清战争的胜利，日本已成功获得西方国家的尊敬。日本也成功地获得不平等条约的局部修正。在甲午战争爆发仅几周前，英国已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并让日本局部恢复关税自主权。在1897年之前，其他主要国家跟着这样做，但完全恢复关税自主则要等到1911年。
然而，甲午战争的胜利与修约成功并未给日本政治形势带来原先期待的稳定。领导人士因辽东半岛事件受到严厉的批评，政治形势在某些方面恶化了。
政治舞台退化为旋转木马。政党成立、解散、改组、改名，重新采用原来的名称，或者使用他党名称但党名前面加上“真”字。政治人物定期换党派或改变效忠对象。辞职与复职很普遍。在1896年中期与1901年中期之间，首相换七次，三次是因为伊藤博文辞去首相职位。
一项重要的发展是伊藤设法在1900年成立他的新政党，这执政党叫“立宪政友会”。但他仍引起山县等强硬保守派人士的不悦，他在1901年5月第四次辞去首相职位是他最后一次辞去这职位。他厌倦政治，但仍担任政友会主席直到1903年。他的政党作为一股有实力的力量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
1901年伊藤辞职后，山县再度受邀出任首相，但他已经不止一次担任首相，而他也厌倦了。这职位改由其党羽桂太郎（1847～1913）接任。虽然出生在一个长州武士家庭且只比伊藤和山县小几岁，桂太郎通常被视为“第二代”人物。元老时代行将逝去。桂太郎有时被称为元老，但实际上他被较年长的元老视为晚辈。
桂太郎在任四年半，也为政治带来相对的稳定，是明治时代在任最久的首相。原因之一是国外事件压倒国内问题，即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
自从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以来，日本与俄国之间一直酝酿着麻烦。俄国继续其在东北亚的由广泛的铁道所象征的扩张政策。1900年，华北爆发仇外的义和团事变，由包括日本与俄国在内的八国联军所敉平。但在乱事平定后俄国拒绝撤军，其他七国大多对俄国的这一举动表示惊愕，尤以日本为甚。
务实的伊藤希望日本与俄国来个交易：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权利，以换取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权利。但俄国反对。山县与桂太郎也反对，两人都深信日本与俄国难免一战。他们宁愿获取英国的支持，这一支持由1902年1月的日英同盟所达成。这是一项划时代的结盟，是一个西方国家与一个非西方国家之间以平等条件首次缔结的军事条约。
这一结盟未承认日本控制朝鲜，但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权利”。这一结盟也不意味着，假如日本与俄国发生战争，英国将与日本并肩对抗俄国。但它让日本相信，在这样的战争中其他西方国家不太可能采取不利日本的行动。
战争决定在1904年1月下达。日本军力现在相当可观，自从1897年以来，国家预算有一半以上用于军事支出。但在日本包括军方在内有许多人，仍不确定与俄国这样的大国发生战争会产生什么结果。不少人希望，初步交战的胜利将使其他国家作有利于日本的干预。
1904年2月6日，日本跟俄国断交，2月8日攻击旅顺港的俄国军舰，然后在2月10日宣战。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日军登陆朝鲜，向北方前进并在5月越过鸭绿江进入满洲。同时，海军登陆辽东半岛并占领南山与大连。8月，日军包围旅顺港，但直到1905年1月才攻陷。1905年3月，在激烈战斗造成大约7万日军死伤与相当数目的俄军死伤后，日军占领沈阳，但它不是决定性的胜利。
《日本小史》第四部分 第五节 战争与政治(2)
双方现在都觉得难以支撑下去。俄国因国内发生革命而尤其处于不利地位（这是1905年革命，不要与较出名的1917年革命混淆），并必须调动波罗的海舰队前来。英国不让该舰队通过苏伊士运河，这意味着该舰队必须绕远道。5月底，当该舰队在马拉松式航程最后一段企图突进前往海参崴时，它在对马海峡被东乡平八郎司令(1838～1934)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拦截并摧毁。当日本秘密要求美国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总统调停时，这决定性的胜利使日本处于优势地位（日本在前一个月已寻求调停，但胜利当然有助于讨价还价）。
罗斯福确实出面调停并调停成功。对于日本，这是一场有实力的胜利。根据1905年9月签署的《朴茨茅斯条约》（PortsmouthTreaty），中国恢复满洲主权（虽然实际上大多只是名义上而已），日本在朝鲜的权利获得承认，俄国将旅顺、大连租借权与南满铁路的大部分权利让给日本。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耗费巨资，必须向英美两国大量借贷。日本因此急于向俄国索取赔款，但赔款索取不得，让日本民众十分气愤。日本反而从俄国那儿获得萨哈林岛（库页岛）的南半部。
这场战争使日本在人员与财政上损失惨重，但因此在国际上获得尊敬。俄国绝非西方列强之中最强的，但它是最大的，而日本战胜俄国是一个非西方国家首次战胜一个西方国家。
译注：日本战胜俄国是产业革命后一个非西方国家首次战胜一个西方国家。产业革命前非西方国家打败西方国家并不稀奇。例如17世纪中叶郑成功把荷兰人逐出台湾。当时郑来自大明帝国，而荷兰本土是台湾那么大的小国。
日本现在达成了赶上列强并被列强认真看待的目标。不像几十年前所担心的，现在一点儿也没有被列强殖民的威胁，日本现在准备加入列强行列。日本已经拥有台湾，而现在它在满洲、萨哈林岛南部获得领土，并确立对朝鲜的支配权。诸如新西兰等西方边陲国家现在甚至开始担心被日本殖民。到此为止，日本已学会如何玩一个成为列强的游戏。
日本随即建立对朝鲜的控制。1905年11月，朝鲜政府被“说服”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兵士占领王宫的事实，促使朝鲜政府做出此决定。伊藤博文本人出任朝鲜总监。朝鲜官员被日本国民所取代。朝鲜军队被解散，强迫接受日本的“保护”。西方世界不理会朝鲜人的抗议。1908年与1910年之间日军武装镇压1450起朝鲜人暴动的事，也被西方国家忽视。朝鲜人企图在1909年暗杀伊藤，但在1910年8月日本更进一步把朝鲜并吞，并未遭遇国际反对。
在日本，日俄战争的余波在某些方面与中日甲午战争类似。胜利本身是荣耀的，但政府因没获得俄国赔款的屈辱受到严厉批评。全国各地有民众示威，仅在东京就造成高达1000人死伤，而政府必须发布戒严令。桂太郎在1906年1月被迫辞职。
他被伊藤的党羽之一的朝廷贵族西园寺公望（1849～1940）所取代，后者也出任政友会主席。与后期的伊藤一样，西园寺也赞成政党政治。在他担任首相期间，日本政治进入另一个相当稳定的阶段。在某一阶段，较强硬路线的桂太郎甚至再度出任首相。超然的内阁与国会之间的关系没发生多少麻烦，政党政治人物感觉他们正获得缓慢但稳定的进展。
然而，特别在1908年中期至1911年中期桂太郎再度出任首相期间，某些事件标志着日本的民主仍有威权气味。
1910年发生“大逆事件”，数百名左翼人士涉嫌阴谋谋杀天皇受到审问，26人被秘密审判。对5名主嫌的证据似乎相当充分，但对其他人的证据则可疑。虽然如此，仍有24人被判死刑；其中12人获得减刑，剩下的12人在1911年1月被处死。
此后明治时代的最后10年，当局展开一系列对左翼活动的镇压。政党政治是一回事，社会主义是另一回事。如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社会主义似乎从未在日本生根，虽然我们可以说当局从未给社会主义机会。无论如何，社会主义者在日本必须保持极低姿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由于大逆事件，警视厅在1911年设立特别高等警察，这是恶名昭彰的“思想警察”。虽然民主可能在表面结构与制度上有所进展，但内部实质则不一定如此。这种双重性仅是一个长期传统的延续，真正民主的缺乏也是如此。
《日本小史》第四部分 第六节 指导下的经济发展
日本的经济发展是让西洋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该国现代化的另一项目。明治时代开始时，日本已经拥有若干主要的生产要素，而日本充分利用这些要素并发展其他要素。日本拥有：
⊙大量的劳动人口
⊙受过教育的劳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