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马上日记之二》,《魯迅全集》3卷,第343页。
[2]《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3卷,第418页。
[3]《无声的中国 >,《鲁迅全集》4卷,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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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31]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文化批判》月刊第2号，1928年2月15日。转引 自《“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161页，第1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2]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文化批判》月刊第2号，1928年2月15日出版。 转引自革命文学”论争选编（上）》,第1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3]冯乃超：《艺术和社会生活K载《文化批判》月刊第1号，1928年1月15日出版。转引 自《“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册）》,第1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4]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载<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出 版。转引自《“文学革命”论争资料选编(上）》,第1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5]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载 《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10日出版。转引自《“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 (上）》,第578页，第5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6]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载《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出 版。转引自《“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136页。
[37]《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3卷,第297页。
[38]《“死地”》,《鲁迅全集》3卷，第267页。
[39]《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卷，第453页。
[40]《“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4卷，第62页。
[41]《通信》,《鲁迅全集:H卷，第98页。
[42]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载《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出 版。转引自《“革命文学”论争选编（上）》，第136—1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3]《“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4卷，第63页。
[44]《铲共大观》，《鲁迅全集》4卷，第106页。
[45]《铲共大观》,《鲁迅全集》4卷，第106页。
[46]《学界的三魂》,《鲁迅全集》3卷，第207页。
[47]《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4卷,第301页，第302页。
[48] “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4卷，第S6页。
[49]《通信》,《鲁迅全集》4卷，第99页。
[50]《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4卷，第83页。
[51]《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鲁迅全集》4卷，第226页。
[52]《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4卷,第233—234页。
[53]《<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鲁迅全集H0卷，第33S页。
[54]《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1卷，第283页。
[55]《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4卷,第2料一2奶页。
[56]阿英：《死去了的阿Q时代》,载《太阳月刊》3月号，1928年3月1日出版。转引自《“革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 / 363
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
[57]《铲共大观》,《鲁迅全集》4卷，第106页。
[58]《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1卷,第163页。
[59]《太平歌诀》,《鲁迅全集>4卷,第103页，第104页。
[60]《通信》,《鲁迅全集》4卷，第97页。
[61]《门外文谈》,《鲁迅全集》6卷，第102页。
[62][63]《革命咖啡店》，《鲁迅全集》4卷，第116页。
[64]《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4卷，第233页。
[65]《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鲁迅全集》4卷，第227页，第228页。
[66]致姚克《书信.340412》,《鲁迅全集》12卷,第385页。
[67]《今春的两种感想》，《鲁迅全集》7卷，第387页。
[68]《文坛的掌故》，《鲁迅全集》4卷，第122—123页。
[69]《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4卷,第297页，第298页。
[70]《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鲁迅全集》4卷,第228页。
[71]《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鲁迅全集》4卷,第227页。
[72]《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1卷,第54页，第56页。
[73]《十四年的“读经”》,《鲁迅全集>3卷，第129页。
[74]《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題》，《鲁迅全集》6卷,第538页，第530页。
[75]翟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局I933年版，第18页，第I9 页。
[76]《〈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5卷,第3页。
[77]《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4卷，第297—298页。
“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 ——《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论及中国知识分子时，语出《左传》这句话,娴熟历史的毛 泽东最乐道之。不管怎样，我们都得承认，“毛”、“皮”之辩证，点出了与知识分子命运 攸关的问题，也当成为思考由“士”向“知识分子”转型的着眼点。1905年废除科举， 是一段历史的终结，实际上从根本上摧毁了“士”这一阶层。但读书人还在，于是如何 确立在现代社会新的角色与身份，不可避免成为走出科举时代的学人思虑的焦点。 1927年6月，当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顾颉刚就有谁害死了王国维的追问。而悼文 结尾所做评断，实可看作当时考量读书人命运的基本视野国家没有专门研究学问 的机关害死了王国维！我们应该建设专门研究的机关。士大夫阶级的架子害死了王 国维！我们应该打倒士大夫阶级！我们不是士大夫！我们都是民众!”W ■
关于“士”与“知识分子”，已是毫不新鲜的话题，然而涉及现代中国读书人对新的 角色与身份的寻求，有关的文字并不多见。[2]在我看来，肇端于20世纪初年对读书 人新的角色与身份的探索，在30年代前后有了初步结果，且部分呈现于知识分子建 构“学术社会”的理想上。“学术社会”来自读书人的自诩，简言之，是要在转型社会重 建知识的庄严，让“学术”构成未来社会的重心，同时重新确立读书人的位置。因此， 分析“学术社会”的建构，或许可以换一个侧面更好认知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 审视由“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当然这样一个涉及面极广的课题，非一篇文章所 能包容。笔者拟以30年代聚集于《独立评论》杂志的一群学人为中心，期望通过分析 他们的学术活动以及介入公众事务所形成的“权势网络”，对这一问题提供一些粗浅 的看法。
-一群读书人与他们的多重身份
《独立评论》创刊于1932年5月22日，1937年7月25日出完第244期后停刊。 不难看出，该刊缘起九一八事变，是国难之际身处北京的知识分子认为还可以为国家
“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 365
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初期社员包括胡适（主编）、丁文江、蒋廷黻（二人助编）、傅 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翁文灝、吴景超，以及负责编务的竹垚生、罗尔纲、章希吕，后又 补充了陈之迈、张奚若、何廉、周炳琳、周诒春等新社员。只是为聚餐谈话方便，社员 人数始终限制在十二三人。[3]与现代中国许多刊物一样,《独立评论》也非敝帚自珍 式的同人刊物，照胡适统计，总计244期共发表文章1 309篇，其中55%以上是社外 来稿。因此，正式社员之外，这里把陶希圣、汪敬熙、萧公权、陈岱孙、顾毓诱、吴宪、张 忠绂、徐炳昶、张佛泉、陈序经、董时进、郑林庄等在该刊撰稿10篇以上者，也列为考 察对象。[4]
选择30年代极有影响的《独立评论》，意在通过聚集于此的知识分子，分析现代 中国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这里列出这些读书人的教育背景、本职工作、学术活 动，以及对公众事务的参与和对实际政治的介人，即是希望这些读书人的角色与身份 得以“呈现”(见附表）。[5]
聚集于《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展现了现代读书人新的角色和身份。这些人 的教育背景、任职情况、学术活动、办刊经历及政治活动，“呈现”的是读书人多姿多 彩的生活。看得出，进入20世纪的中国读书人，其上层人士往往是那些留学欧美 的学者，他们确立了在髙等学府或研究机构的职业身份；其声名之显赫，往往表现 在对为数不多的学术基金会的掌控上。除相聚于学术重镇，他们还通过创办刊物 的形式聚集起来，表达对公共事务的见解。在此过程中，一些人由于种种机缘还直 接进入实际政治。王汎森在一篇文字中曾提到，在现代中国特殊的条件下，成为 “学阀”或“学霸”必须有学术以外的网络，绵密的政府关系，同时与仅有的一些基金 会如中基会及英庚款委员会,保持密切的联系。[6]聚集于《独立评论》的一群读书人 正展示了现代中国的“学阀”所确立的新的角色与身份，这是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 人在20世纪努力的结晶，换言之，正是那一代读书人建构“学术社会’’的结果。
姓名 教育背景 本职工作 学术活动 创办刊物 政治活动
胡适 哥伦比亚大学 哲学博士 北京大学文学 院院长 中基会董事，中研 院评议会评议员、 院士 努力》、《国学季 刊》、《新月》、《独 立时论》 国民参政会参 政员、驻美大使
丁文江 英国格拉斯大 学动物学和地 质学双科学士 北京大学地质 学研究教授 中基会董事，中研 院总干亊、评议 员，中国地质学会 发起人 《努力》
366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縷表
姓名 教育背景 本职工作 学术活动 创办刊物 政治活动
蒋廷黻 哥伦比亚大学 哲学博士 淸华大学历史 系系主任 《中国社会及政治 学评论》、《新经 济》 行政院政务处 处长、驻苏大使
傅斯年 伦敦大学、柏 林大学 北京大学教授 中研院史语所所 长、总干事、评议 员、院士 《新灌》、《努力》、 《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刊》 国民参政会参 政员
任鸿隽 哥伦比亚大学 碩士 中央大学校 长、四川大学 校长 科学社社长，中基 会董亊，中研院总 干事兼化学研究 所所长、评议员 《科学》、《努力》、 《现代评论》 国民参政会参 政员
陈衡哲 芝加哥大学文 学硕士 北京大学、四 川大学教授 努力》、（现代评 论》、《新月》
翁文灝 卢汶大学物理 及地质学博士 淸华大学代 校长 地质调査所所长， 中基会董事，中研 院评议员、院士 《新经济》 行政院秘书长、 经济部部长兼 资源委员会主 任委员
吴景超 芝加哥大学社 会学博士 淸华大学社会 学系系主任 《新月 >、《新经 济》、《独立时论》 行政院秘书、经 济部秘书
何廉 耶鲁大学经济 学博士 南开大学经济 学院院长 中研院评议员 《新经济》 行政院政务处 处长、经济部 次长
周炳琳 哥伦比亚大学 文学硕士 北京大学法学 院院长 教育部常务次 长、国民参政会 参政员
陈之迈 哥伦比亚大学 博士 北京大学、淸 华大学教授 《新经济》 行政院参亊、驻 美大使馆参亊
张奚若 哥伦比亚大学 硕士 淸华大学政治 系系主任 《现代评论》、《独 立时论》 国民参政会参 政员
周诒春 耶鲁大学学 士、威斯康星 大学硕士 燕京大学代理 校长 中基会董亊、美国 洛氏基金中华医 药理事会理事 实业部常务次 长、农林部部 长、卫生部部长
“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 367
续表
姓名 教育背景 本职工作 学术活动 创办刊物 政治活动
陶希圣 北京大学法 律系 北京大学政治 系教授 《食货》、《中央日 报》总主笔 国民参政会参 政员、宣传部副 部长
汪敬熙 霍普金斯大学 博士 北京大学心理 系教授 中研院心理学研 究所所长、院士 《新潮》
萧公权 康奈尔大学哲 学博士 淸华大学政治 系教授 中研院院士 《中国社会及政治 学评论》、《独立时 论》
陈岱孙 哈佛大学博士 淸华大学经济 系教授 《独立时论》
顾毓诱 麻省理工学院 科学博士 淸华大学工学 院院长 教育部政务 次长
吴宪 哈佛大学博士 北京协和医学 院院长 中国生理学会会 长，中研院评议 员、院士
张忠绂 霍普金斯大学 政治学博士 北京大学政治 系教授 《外交月报》总 编辑 军亊委员会参 事、国民参政会 参政员
徐炳昶 巴黎大学 北平师范大学 校长
张佛泉 霍普金斯大学 博士 北京大学政治 系教授 《国闻周报》、《独 立时论》
陈序经 伊利诺斯大学 博士 南开大学社会 学系教授 《独立时论》
董时进 康奈尔大学农 学博士 北京大学教授 国防设计委员 会委员
郑林庄 哥伦比亚大学 经济学硕士 燕京大学经济 系教授
然仅此而言，并不能回答由“士”向“知识分子”转型所涉及的诸多问题，还有必要
368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进一步追问，新的角色与身份是如何形成的，尤其是读书人在并非单一的角色与身份 交织下，又确立了怎样的社会位置。
二 "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
如果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荡漾开来，而且越漾 越远，越漾越大。今天看来，蒋梦麟将蔡元培人掌北京大学喻为“在静水中投下知识 革命之石”，再贴切不过。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蔡元培是这样表示的大学 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他反复告诫学生，大学不同于专门学校，学生须抱定宗旨， 为求学而来。人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如果欲达做官发财之目的， 则另有不少专门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8]很难说一开始蔡元培就能完全把握大学 教育之舵，但他力图将大学由追逐高官厚禄的名利场，转变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殿堂， 无疑是读书人为寻求新的角色与身份迈出的最为重要的一步。而胡适归国后抱定 “二十年不谈政治，要为中国的政治变革奠定思想文化的基础”，不只是其个人看法， 蔡也专心于此，并成为其开启大学教育理想之门的重要动力。在履任北大校长后不 久给汪精卫信中，他就明确表示广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人手，未尝不可使吾 国转危为安……弟进京后，受各政团招待时，竟老实揭出不涉政界之决心。”[9]
蔡元培投下知识革命之石，就会有反响。如何使大学成为髙深学问研究之场所， 成为那一代读书人努力的方向。蔡元培人掌北大后，即将大学定位于“囊括大典网罗 众家之学府”，遂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为北大网罗不少专心向学且 学有所长之士，使北大很快成为中国学术之重镇。然而，对于北大的学术成就在当时 即有保留的看法，王世杰就曾讲过，“用普通教育的眼光，去评量当时的北大，北大的 成就，诚然不算特别优异。从思想的革命方面去评量北大，北大的成就，不是当时任 何学校所能比拟，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学府能比拟的”[1°]。鲁迅1925年撰文评述 蔡元培人攀北大以来的成绩也认为，“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第 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11]。同样是肯定北大在思想革命方面的作用，而不 及于学术。因此,尽管北大作为中国最高学府已是不容置喙，但读书人对于北大学术 水准之堪忧，却有相当的自觉，所虑及的仍是如何使北大有进一步提高。1920年开 学典礼上，胡适就耐人寻味地表示，北京大学这些年总算挂着“新思潮先驱”、“新文化 中心”招牌，但面对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我们应该感到惭愧;北大同人更应该从浅薄 的“传播”事业，向“提高”的研究功夫回归。[12]言下之意，北大应该致力于“提高”而非 “普及”，因为北大的学术水准远没有资格谈“普及”。到下一年开学典礼，胡适发表演 说，中心意旨仍是“提高”。还特别提到，人家骂我们是学阀，其实“学阀”有何妨？ “我
“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 369
们应该努力做学阀！学阀之中还要有一个最髙的学阀!”[1
“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真是一句掷地有声的豪言。这席话放在反对“学术权 霸”硝烟四起的今天，听起来多少有些不那么人耳，但在那个年代，这并非当时还是学 术新锐的胡适口无遮拦，而是代表着知识圈普遍的见解。现代中国教育界另一位风 云人物梅貽琦，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也仿孟子所说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 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留下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 师之谓也。同样强调清华的学术研究应向髙深专精方面去做。事实上，这种力图 通过培育“知识精英”扭转社会风气的意识,不单萌生于五四时期教育界的领衔人物， 通过他们还传递到新一代知识青年。
由北京大学学生发起成立的新潮社及创办的《新潮》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引人瞩 目的一个“亮点”，而这一群体在五四运动后集体“出走”，更构成五四一道独特景观。 正像1919年冬天傅斯年在赴英船上所表达的我这次往欧洲去奢望甚多，一句话 说，澄清思想中的纠缠,炼成一个可以自己信赖的我。”其心路历程也构成《新潮》学生 群走向的一个缩影。身处中国最高学府，老师辈关于大学教育的理想已深植于心， “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而大学之思潮，未必 不可普遍于国中，影响无量' 同时也把学术的建构作为支撑大学理想的重要环节， 冀望其同道**切实的求学”，“毕业后再到外国去”，“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15]傅 斯年本人也正是在其事业如日中天之际，远涉欧洲，先在伦敦大学师从实验心理学大 师斯皮尔曼（Charles E. Spearman),对弗洛伊德学说倾注了大量精力，受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相对论、普朗克（Max Planck)量子论的吸引，1923年又转到柏林大 学。在广泛涉猎西方学术基础上，傅斯年已然“要把金针度于人”，“我们现在必须把 欧洲的历史作我们的历史，欧洲的遗传作我们的遗传，欧洲的心术作我们的心术。这 个叫做‘螟蛉有子，蜾贏负之’，就是说，欧洲人有文明，我们负来。假如我们不这样 干，结果却也是一个‘螟蛉有子，蜾贏负之’，就是说，我们有土地，欧美人负去”。[16]归 国途中这席话，已显出欲创建一流学术，与欧洲汉学争胜的宏愿。
傅斯年1926年底归国，应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正是在这里，迈出了与其毕 生志业密切相关的步伐。1927年8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创立。未几，《中华 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通过，确定中央研究院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 并举蔡元培为院长。嗅觉敏锐的傅斯年捕捉到这一消息，急速赶往上海，说脤蔡元 培借用在广州之语言研究所已成就及将建设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 所”。1928年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同时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从傅斯年所写《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来看，他致力于发掘新问题、搜罗新材
370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料、使用新方法，使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在中国建立起来。“历史学和语言学之发达，自 然于教育上有相当的关系，但这都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 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 之崇髙学术了。”[17]—开始就表明，办史语所是力求专精，以提升中国学+的品质；原 本即是少数人的事，自然也用不着去引诱别人也好这个。而正是傅斯年、陈寅恪、李 济和赵元任这批学术精英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学术团队， 展开了中国新学术的旅程，使史语所成为20世纪中国人文新学术的重镇。[1
傅斯年与史语所，只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催生与培育新学术的缩影。这种理想 已完全植根于那一代读书人，不单是学界的领衔人物以及长期执掌重要学术部门的 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认同于此，纯粹具有学者气象的顾颉刚，也以此为学术之方 向。1926年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他就表达了对尊重学问与方法的“学术社会” 的期许，力图在轻忽学问的中国社会用热情“打出一个学问的地位来”。1929年在 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年报》作序时，则正式点出那一代读书人建构“学术社 会”的理想与用心，“我们这班人受了来自西方传来的科学教育，激起我们对于学问的 认识，再耐不住不用求知的精神，在中国建设一个学术社会了。在这个学术社会中， 不但要创建中国向来极缺乏的自然科学，还要把中国向来号称材料最富研究最深的 社会科学(历史学在内）和语言文字学重新建设过。这是把中国昔日的学术范围和治 学方法根本打破、根本换过的；这是知识上思想上的一种彻底的改革
“我们要努力做学阀”浓缩了那一代读书人对学术的理想，那就是希望中国产生 专心于学问之人，若干年之后，他们逐渐形成社会重心，则不但可以转移社会风尚，中 国在知识上也可与西方相抗衡。事实上自19世纪以来即有许多读书人关切中国失 去社会重心的问题,龚自珍道光年间已指出中国社会重心有自京师向山林转移的趋 向，京师贫且贱，“古先册书，圣智心肝，不留京师”，结果“豪杰轻量京师”，“山中之势 重矣”。[21]章太炎1918年也表示，民国成立以来尚未能建立起作为“中坚主干”的“社 会重心”，近世所谓伟人，不过侥幸而成伟人之名。“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 一时，小成即堕”，“一国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坚主干之位遂虚矣”。[22] 1932 年胡适撰文检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失败，也集中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中国这六七 十年所以一事无成,一切工作都成虚掷而不能永久，只是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 阴抛掷在寻求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帝制时代的重心当在帝室，但经过太平天 国早已失去政治重心的资格。自此以后，无论是“中兴”将相、戊戌维新领袖还是后来 的国民党，都曾努力于造成新的社会重心，然而往往只一两年或三五年，又渐渐失去 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23]研究者也注意到近代中国失去重心的这一现象，并将此纳
“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 371
人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及西潮冲击之下整个近代中国的巨变这一纵横大框架 中，进行了深人探讨,揭示了思想权势转移与社会权势转移的伴生性。1>]
胡适勾画这六七十年追求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的历史，并以此作为中国最突出 的问题,对于理解20世纪中国读书人的工作相当重要。显而易见，胡适试图表明，他 与他的朋友们为之奋斗的，正是努力用人功去创造一个“社会重心”。傅斯年在悼念 丁文江的文字中也写道丁在君是‘近代化中国’的大队中最有才气的前驱。中国若 有这样人二十个，又都在扼要适宜的地位，二十年后，我们庶几可以成第一等的近代 国家了。”[2必须承认，乍看只是少数人的努力，收获却是令人啧啧称奇的，尤其使中 国的学术样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905年科举废止前后，以新学名义散布的现代型 知识，就已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多领域扮演着救世角色，其中我们 也看到最具轰动性的一幕，继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破除诸如“天圆地方”之类的天下 观后，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以往构成中国社会合法性论证重要基石的“黄金三代”观 念，也被根本颠覆而经历这样的扫荡与破坏，学术重建的工作也慢慢长出果实， 这个果实即如钱穆所说的，“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27]所 谓客观标准,不只是突破原来讲究“师门”与“家法”的现代学科得以确立，相关的学术 机构与学科共同体也建立起来。事实上，单是聚集于《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就展现 了中国读书人开拓新的学术疆域的群像：且不说胡适与傅斯年在文史领域的“旧域 维新”，丁文江与翁文灝在中国地质学领地的“开拓方来”，汪敬熙与中国的心理学，吴 宪与中国的生物化学，顾毓诱与中国的工程学，陈岱孙与中国的经济学，以及萧公权、 周炳琳、张奚若、张佛泉等与中国的政治学、法学，亦都有奠基意义。他们中不少人在 中央研究院设立的全国最髙学术评议机关(评议会)任评议员，担纲各研究所负责人， 以后又被举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既是对其学术成就的充分肯定，同时表明他们对于规 划中国学术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三推动学术事业的展开
重建“知识的庄严”,构成了中国读书人寻求新的身份认同的第一步。这是旨在 突破传统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樊笼,也反映出新一代读书人对“士大夫’’角色的轻 视。但是这种着眼于“破，，的信条，并不能完全解决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既确立 学术作为一种职业的新型理念，进一步的，还须考虑在现代社会如何推动学术的发 展。在有关18世纪考据学学术话语的研究中，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巳揭示出 民间资源对形成江南学术共同体、导致清代学术向职业化研究方向转变的突出意 义。[28]那么，推动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资源状况又如何呢？前面的列表注明了周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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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丁文江、胡适、任鸿隽、翁文灝为中基会董事，这是现代中国读书人新的身份的重 要标志。他们在基金会的活动也表明，如何保证基金会的独立运作，成为新时期读书 人虑及的焦点；而掌握了学术资源的读书人，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营造学术的事业， 并驾驭学问之舟于惊涛骇浪之中。
中基会全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成立于1924年9月，其职责是负责接收与管理美国第二次 退还的庚款余额,运用此一款项促进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董事会由15人组成（中 方10人，美方5人），按照章程,最初的董事由中国政府派定，第三届年会时以抽签决 定任期，此后每3年有董事3人任满，由董事会自行选举继任董事。国民政府成立 后，由于初任董事主要由北洋政府官员和教育界人士构成，缺乏与南京方面有密切联 系的成员，如何改组，很快提到议事日程。1928年7月下旬，国府会议通过蔡元培提 出的改组中基会案，决定任命胡适、赵元任、翁文灝、蒋梦麟、蔡元培、汪精卫、伍朝枢、 施肇基、李石曾、孙科、司徒雷登、贝克、贝诺德、孟禄、頋临等为董事，同时修正中基会 章程，主要将“董事由大总统任命，以后缺出由董事会自选继任董事”，改为*事任期 满后“呈请国府另行任命”。这一改变颇为关键，缺额董事是否由董事会自行补选，关 系到基金会人事上的主导权。由此也酿成一场风波，胡适等据理力争，以此作为中基 会能否独立运作的关键。如论者所说，中基会的改组始终是政治干预的结果，只不过 在改组过程中，董事们秉持的学术独立之理想得以坚持。[29]虽然纷争不断，但中基会 大体上能维持经费独立与行政自主，而读书人也因此借这笔每年约100万的款项，做 了许多推动教育发展的事。其中蒋梦麟时期的北大，或许就是最大受益者。
此前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长职务的蒋梦麟1930年正式人攀北大时，是颇为犹疑 的，胡适一席话道出其中缘由他不肯回北大，是因为那个时候北平的高等教育已差 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回去也无法整顿北京大学。” [3°]这个时候，读书人手中 掌握的学术资源就显出意义来。最初是傅斯年与协和医院院长顾临（Roger S. Greene)找胡适商议，希望帮助蒋梦麟改革北大。1931年9月召开的中基会第五次 常会，拟出具体方案，说明“为提倡学术研究起见”，在1931年至1935年五年期间，由 中基会与北大每年各出资20万元，作为合作特别款项,用于设立北京大学研究教授、 扩充图书仪器及其他相应设备。以下是五年间北大所聘请的研究教授：理学院17 人：冯祖荀、王守竞、刘树杞、曾昭抢、许#、汪敬熙、丁文江、李四光、江泽涵、萨本栋、 谢家荣、张景钺、饶毓泰、朱物华、葛利普(A. W. Grabau)、斯柏纳（E.Sperner)、奥斯谷 (A.W. Osgood);文学院8人：汤用彤、陈受頤、周作人、刘复、徐志摩、张颐、梁实秋、 叶公超；法学院4人：赵迺搏、刘志歇、张忠绂、吴定良。这个名单我们不会陌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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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9人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相当于短短5年时间里，为北大 引进近30位“院士”级学者，北大何愁不能中兴！所以后来蒋梦鱗也深有感触地说： “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 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 君和傅孟真，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度曾是革命活动和 学生运动旋涡的北大，又逐渐成为学术中心。
蒋梦麟感叹自己驾驶学问之舟于惊涛骇浪之中，应该说，那个年代远不是收获的 金秋，等待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作为读书人，更是遭逢一个混乱与恐惧的年代。 1928年胡适应邀出席全国教育会议，曾说过这么一番话：政府希望学者们出来做建 设的事业，这个担子我们不敢放弃，但同时我们对于政府也有三个要求第一，给我 们钱;第二，给我们和平;第三，给我们一点点自由。”[32]这已是读书人的苛求，是“黄 金十年”才能给予读书人的奥援。然而透过读书人内心耸立起的“独立之梢神，自由 之思想”丰碑，又令人感受到他们生命中迸发出的执著与勇气。从“学术社会”建构来 说，这该是那个年代读书人最值得书写一笔的。特别是经历一场艰苦的抗战，更意味 着读书人确立的学术理想，可以承受严峻的挑战。
《独立评论》创刊前,蒋梦麟、胡适等正借助中基会资源重整北大。经过9个月的 努力，北大初显中兴曙光，但不日，战争阴云已降临。胡适在1931年9月14日的曰 记特补记一笔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工夫，造成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 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战争惊动了中国社会，更霣毀了中 国苦心经营多年的文教事业。入民国以来，中国教育事业本有地区分布不均衡现象， 大学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的省则根本没有高等学府。不幸的是，这些 学府林立的都市，正是战争首当其冲之地。[34]如何抢救教育事业，立即摆在学人面 前。当时不乏人主张各级学校暂停一年，另授以战时训练，以利备战，而以教育部长 王世杰为代表的则坚持当尽力使学生完成学业，勿使失学，以图百年之计》[35]于是在 中国历史上演出极为悲壮、惨烈的一幕——教育大迁徙员生流离转徙，不遑居处， 而设备欠缺，图书损失，教学与研究之进行，困难孔多，精神上之损失，尤不可计数。 此种学术文化上之浩劫，实为中外空前所未有”[36]。据统计，战前108所专科以上学 校，受战事影响不能在原地开学者达94所之多，未经迁徙者仅I4所。在这一过程 中，聚集于《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推动了北大、淸华、南开三 所学校南迁昆明合组西南联大。约在1937年8月中旬，教育部开始酝酿在内陆城市 设立临时大学。9月10日，教育部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长沙 方面，除北大、淸华、南开三校校长为筹备委员会当然委员外，各校另加一人，北大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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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清华顾毓诱，南开何廉。此外还有傅斯年、皮宗石（湖南大学校长）、朱经农(湖南 教育厅厅长）。王世杰亲任主任委员，次长周炳琳为主任秘书(后由杨振声代）。
教育大迁徙所以能够实现，表明读书人明晓在侵略者刺刀下绝无精神自由的希 望。更值称道的是在战争阴云下读书人对学术理想的捍卫。可以想见，国难之际，有 多少思想控制会借着战争的名义大行其事。1938年4月召集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 表大会讨论抗战建国纲领时，接替王世杰出掌教育部的陈立夫提出了有关教育的纲 领不能怀疑新的教育纲领体现的提高国家动员力的良苦用心，但国民党当局希 望能借机实现对高等教育控制的用意，却也昭然若揭。如同1939年蒋介石在第三次 全国教育会议上所说今天我们再不能附和过去被误解了许久的教育独立的口号， 使教育者自居于国家法令和国家所賦予的责任以外，而成为孤立的一群……应该使 教育和军事、政治、社会、经济一切事业相贯通。”教育界尤其不能“各逞所见，各行其 是”，应当“齐一趋向集中目标，确确实实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38]。如何捍卫学术 理想，严峻地摆在读书人面前。1937年“庐山谈话会”上，胡适就坚持认为，国防教育 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真需要一个中心，“国家高于一切”可以作为共同 行动的目标，并重申了“教育独立”的意义。
今天的人们已很难想象现代中国教育史上一朵奇葩——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是如何孕育的。一提起这所学校，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一批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与学者 如杨振宁、李政道、王浩等，然而，这所学校的意义却非这些闪耀着种种光环的大师尽 可涵盖,将此置于读书人建构“学术社会”的努力来看，当可表明中国读书人走出科举 时代后，重新建立起对于知识的庄严。一位科学家回忆当年的经历，曾写下这样的 话首先战争时期为保存髙等教育而奋斗的主要动机来自于传统对学识的尊重，在 以僑家为主的传统中，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 精神领袖，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 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4e]的确，流离岁月中的弦歌不辍,显示的是“兼容 并包”精神的延续，以及“教授治校”传统的发扬。在西南联大，教授会以及由此选举 产生的校务会议，对大学各种事务都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据当时统计，联大H9 位教授，绝大多数都是留学欧美博士，97位留美,56位留欧，3位留日；5位院长，全为 留美博士;26位系主任，20位留美，5位留欧，只1位未留学。这些深谙自由主义 精神的读书人汇聚于西南边陲，除了各就所长形成异说争鸣、自由讲学的局面，也与 国民党官方“以党治校”的企图适成对照。如闻一多所说，“大学里的课程，甚至教材 都要规定，这是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才有的现象。这些花样引起了教授中普遍的反 感。有一次教育部要重新‘审定，教授们的资格,教授会中讨论到这个问题，许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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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非常愤怒”[43]。在一次全体教授参加的教务会上，就拟定了一封公函，要求教育 部容许变通执行有关训令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 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⑷]哪里是变通，而是公开挑战,教务会议可以决议“三 民主义一科目，一致拟请改为选修，不列人必修”；“伦理学一科目，一致拟请取 消”t]。布置为必读书的《中国之命运》，金岳霖等就拒绝阅读，并带着蔑视和受辱神 情称其为无聊废话，是对著书立说的学术界公然侮辱。[]可以说，“西南联大是自由 主义的大本营，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控制，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
西南联大以其“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书写了中国读书人 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也正因为联大具有为国家保存知识、保存人才的象征意义， 抗战期间，这里不仅汇聚了全国的教授名流，同时也成为青年学子向往之地。当年的 联大学生，后成为卓越数理逻辑学家的王浩，曾以“谁也不怕谁的日子”来形容联大八 年的历程当时联大有‘民主堡垒’之称，身临其境的人最亲切的感受，是在堡垒之内 的民主作风。不论年资权位，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说谁 也不怕谁。”谈到自己，王浩也由衷写道在这段感受力最强的日子，和许多老师及同 学享受了一种人生极难得的平淡亲切而纯洁的人际关系。这样经验不但为以后的做 人和学业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而且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同情一直持续着，成为 崎岖的生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48]
四对公众事务的介入
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一向是充满歧见的问题。当代西方知识界最受争议 的人物之一萨依德(Edward W. Said)就提出，20世纪对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两个描述， 就基本是对立的。一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以自己的生涯示范的角色，集马克 思主义者、新闻从业人员、行动派、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于一身*一是班达（Julien Ben-da)的著名定义，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一国王（Philosopher-kings)。萨氏慨言今之所谓知识分子，已是集编辑、记者、政客及学问中人于一身，往 往身不由己成为各种权力结构中一员。无可否认，不管陚予知识分子怎样的角色定 位，最基本的乃在于，知识分子属于他们的时代，具有一己的语言、传统、历史境况，并 在“普遍’’(universality)与“此地”（the local)之间寻求“有效的沟通方式”。[49]以此而 言，我们也得承认，那个年代賦予中国知识分子的，或许就是这样一种承载：不单是 学术的，还包括政治的；所扮演的角色，既是学者，又是言论家，还是幕僚。而且这些 身份并不隔绝，产生着交互的影响与作用。“学术社会”的建构，也预示着现代中国读 书人在面临种种张力与矛盾时，需努力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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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导致读书人一次次跌人现实政治的旋涡，而且，徘徊于学术与政治间 的身影并不孤单，这是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久弥新的话題。要回答这一问題，除 了通常所说的“时代趋势”，恐怕还得扣紧作为“学阀”的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在 学术上注重的是提高中国学术的品质，在政治上则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胡适和 丁文江即是个中典型。胡适曾自诩“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 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他解释为什么会走上谈政治的“歧路”时说我现在出来 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敗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 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5Q]这话说得很明确，衰朽政治固是原因，主要还 在于舆论界令人失望，缺乏谈政治人才。丁文江便是响当当讲过讲过大学堂，晓得 —点科学，看过几本外国书的，不过八万。我们不是少数的优秀分子，谁是少数的优 秀分子？我们没有责任心，谁有责任心？我们没有负责任的能力，谁有负责任的 能力？，，[51]
有了这样的精英意识，现实政治的衰朽很容易就成为知识分子介人政治的催化 剂。并且，他们还从历史与现实的境况中寻找恰当的辩护理由，为现代读书人的身份 建构起新的历史谱系，1921年五四运动两周年之际，胡适就撰文表示,政府的卑鄙 腐败导致青年学生干预政治的运动，这如同黄梨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过的，学校是 天下公是公非之所在，一切学校都要办成纠弹政治的机关。[52]在别的场合，他又以东 汉、两宋太学生，以及明末东林和复社、几社为例说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 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膊 上。” [5 丁文江对政治的热情也立足于此，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 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 新的准备。”他还坚持认为天下的事业，没有那一件不是少数的人做成功的”，假设 要政治淸明，自然要少数的优秀分子去干政治，“无论那一个时代，那一个社会，少数 优秀的分子，握了政权，政治就会得淸明”。说这话的时候，正是北洋军阀蝇营狗苟的 政治甚嚣尘上之际，所以丁文江表示中国今天弄到了这步田地，明明是做总统的不 会做总统，做总理的不配做总理，当议员的不够当议员。”他甚至有些愤懑地说为什 么受过教育的有爱国心的人，就没有本事弄一个督军做做呢? ”[54]胡适与丁文江阐明 知识分子应该在奄无秩序的社会担纲干预政治与主持正谊的责任，是在为知识分子 因“爱惜羽毛”而游离于政治扫淸“障碍”。
说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公众事务的介人，有个现象值得注意，往往是特殊的历 史时空造就大批知识分子介人到实际政治中。[55]以《独立评论》创办来说，有两个背 景甚为关键，一是国家遭逢九一八事变引发的国难;二是读书人正努力重整已到山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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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尽的北京大学。因此杂志的创办实是形势所通，是那些自视为“治世之能臣，乱世 之饭桶”的读书人，眼看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都要被毁 灭，不得不考虑“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5《独立评论》创刊号上,胡适还将 这个刊物的办刊旨趣和原创精神预先做了说明，强调他们只是将论学中秉持的“学术 独立”原则应用于研究中国当前问埋。后来他又将这种“独立的精神”归纳为敬慎“无 所苟”的态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57]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对于 办刊活动，往往理解为是对“公家”尽责。在给周作人信中，胡适就这样表示说三年 多以来，每星期一晚编撰《独立评论》,往往到早晨三四点钟，妻子每每见怪，我总对她 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是我为公家做工,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 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见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 的吗？’她后来看惯了，也就不怪我了。”
这些年，学术思想界努力在发掘守望学术理想的读书人。平心而论，那个年代确 难找出几个真正与政治无涉的读书人(这是否构成一种评价标准是另一回事），多多 少少都与一些报刊或团体有某些联系。那时候一切也比较简单，几个读书人，只要将 自己月人.5%拿出，就可撑起一份杂志来。而杂志一经出版，往往很快成为一个公众 舞台。《独立评论》正是如此。虽说其社员始终限制在十二三人，但一开始就没有打 算将这个杂志办成同人刊物，“我们自始就希望它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 问题的人的刊物”。[59]蒋廷黻曾自信地对胡适说昨夜翻看《独立》，觉得我们做的文 章至少总可以算是认真想过才做的。只此一点，《独立》当然是今日国内第一个好杂 志!或许，更令人欣慰的是，该刊发行到第四年，发行量已达14 000余份，寄售及 代订处分布全国。所以胡适也不无自豪地说广四年之中，社外的朋友供给了六百篇 文字,——六百篇不取稿费的文字，——这是世界的舆论机关绝对没有的奇亊，这是 我们最足以自豪的一件事，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祝贺的一件事。”[613
分析《独立评论》撰稿人的情况，对当时读书人介人公共舆论的情形可以有大致 了解。对已知职业、简历的203位作者进行分类，可知《独立评论》作者群的职业身 份,大致順序是大学教师、大学生、公务员、研究员、中小学教师、编辑报人。其中大学 教授79位、讲师7位、助教5位、大学生44位、学者专家30位、公务员13位、研究员 9位、中小学教员7位、编辑报人3位。而从地区分布看，对135位确知脤务部门作者 的调査,可以判定作者集中在北方，淸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就有一 百位左右的作者，其余则星散于其他髙校或研究机构。[62]因此,看起来只是由十几位 学者创办的《独立评论》，实际成为北方学人，尤其是淸华、北大、燕京、南开等校师生 议政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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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山要比在山清”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频频通过创办报刊聚集起来，只是介人公众事务的一个方面， 除此而外，直接进入政治圈的，也不乏其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阐述现代 社会的“科层制”以及“政治作为一种职业”时，曾特别揭示在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 中，“现代官员发展成为一种特别通过长年培训，在专业上训练有素的、高品质的脑力 劳动者，他们为了保持其纯洁性还具有髙度发展的等级的荣誉因此充斥于现 代社会官僚系统的也是受过专门职业训练的人（即通常所说的技术型官僚），相应的 读书人与官僚之间本不应产生巨大的鸿沟。然而在普通观念中，主要将知识分子角 色定位于“观念人”，对知识分子超越此一畛域成为“行动人”，一直保持低调。墨子刻 (Thomas A. Metzger)对照中西知识分子不同的境遇，就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以平 情之心评估政府行为。评怙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时，西洋知识分子不但用乌托邦主 义的看法，也会援引保守主义观念。在中国却全然不同，中国知识分子一旦用保守主 义的观念来评估政府，就会被戴上“御用文人”的帽子。
要说知识分子大规模介人实际政治，最突出表现在抗战这段时期。就国民党方 面来说,国难发生后，在党治与训政方面本身即发生了重大修正和调整，乃“知识分子 尽其言责的有利时期”。[65]重要的还在于，民族危亡的情势也表明知识分子无以自居 一侧，因而以专家身份介人实际政治，成为不得已的选择。《独立评论》中人对实际政 治的介人，就非常引人注目。翁文灝1935年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抗战期间出掌经济 部并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蒋廷黻与吴景超1936年随翁文灝入阁，前者任行政院 政务处处长(后任驻苏大使），后者任行政院秘书（后任经济部秘书）。同年周诒春接 受实业部常务次长之职，何廉也出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接替蒋廷黻调任后的空缺 (翁文灝执掌经济部后，又调任经济部常务次长）。傅斯年、任鸿隽、张奚若等继续留 在学术界的社员，抗战期间也进入国民参政会。
对于《独立评论》社员先后入阁，胡适也是感慨万千。1936年1月他写信给人阁 的朋友，提醒他们《孝经》中“天下有浄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一章不可不读，莫 作“伴食”之官。[66]几天后，朱经农送来一篇记丁文江在湘辞世前的文字，胡适由“出 山要比在山清”联想起“在山作得许多声”，又致信说，虽然“绝对相信你们‘出山要比 在山淸，。但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浄臣，故私意总望诸 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行政院的两 处应该变成一个‘幕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通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 之”。〔67]胡适希望入阁的友人保持清誉，也许是无可奈何中的聊以自慰。对于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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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阁，他们一班人早有足够的教训（如20年代的“好人内阁”及丁文江替孙传芳做 事）。但国难之际，胡适却不得不认可朋友们服务于政府的行为，就连他本人也要奔 赴国难，做起“过河小卒”。约在1937年8月，胡适与张忠绂、钱端升即受蒋介石征 派，赴美、英、法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各方面支持。1938年7月30日在给傅斯年信 中，胡适已感到“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他自己已被“逼上梁山”， “万不得已，我只得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68]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 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胡适在给夫人的信中倾吐了不得已为之的苦衷我二十一年 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 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 事一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请你放心，我决不留恋做下去。” 此时胡适不可 能想到，他会在驻美大使任上，一做就是4年；而要7年之后，才能重新回到中国。
知识分子如此大规模介入国家政治生活，是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 问题。应该说，这是特殊历史时空造就的结果，而从普遍情形来看，对于介人政治知 识分子一直保持着低调。甚至可以说，坚持不人政府，是他们守护的底线。抗战结束 后，当蒋介石试图拉傅斯年、胡适进政府做事时，傅、胡二人对此就有所反省。起初， 蒋介石欲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傅坚辞不就，他致信蒋介石，表示自己实一愚嫌书 生，世务非其所能，绝非政府材，因此“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以 为一介之用”。[7<)]1947年初，蒋介石又有拉胡适人政府的举动，此事不单傅斯年力陈 不妥，胡适也明确对蒋说，现在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前几年把翁文灝、张嘉辙、 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人党，又选他们（蒋廷黻除外）为中央委员，这是一大失策。 今日不可再误了。[71]
值得重视的是围绕此事胡适与傅斯年的沟通。在写给胡适报告此事的信中，傅 就直言，自由主义者必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形势已很淸楚，在国共纷争之下，只 有冀望于“政府不倒而改进”。只是“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 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故而，当今之际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人政府即全无 办法。与其人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 永久在野，盖一人政府，无法奋斗也”。[72]另一封信中，傅斯年又坚决表示，他与老蒋 打了八九年交道，知之深矣。一切全为美国的压力，“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因 此我们若欲于政治有所贡献，必须也用压力，即把我们的意见consolidated，articu-lated〔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一人政府，没人再听我们的一句 话!”[73]对傅斯年信中所说的，胡适也算心有灵犀，也说了一些“赤心的话”：“我在 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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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 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 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这个时代，我们做我们的亊 就是为国家，为政府，树立一点力量。”
胡适与傅斯年的对话，反映了历经数十年风风雨雨的知识分子自我的角色定位， 在这一番表白中，那个年代读书人对于国事，以及他们在现代中国纷乱年代里可能扮 演的角色，都有了明确说明。这也意味着，建构“学术社会”时，知识分子并不回避对 公众事务的责任，但又力图保持超然独立的地位，因而主要是通过办刊物的形式聚集 起来，形成一个对政治权势产生压力的集团；而对于知识分子直接介入实际政治，保 持着相当的瞀觉。
六"身份认同”与“权势网络"
自蔡元培在止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现代中国读书人开始了建构“学术社 会”的尝试。他们的学术活动以及对公众事务的介入，通过聚集于《独立评论》的一群 人，已有了较为完整的呈现,借此也可反省知识分子建构“学术社会”的成效与意义。 显而易见，所谓“学术社会”，既立足于学术，又并非仅限于学术。从其主旨来说，是要 挣脱传统中国“学”与“术”的缠绕、“士”与“仕”的纠葛，为现代中国读书人确立区别于 “士大夫”的社会角色与身份。那么，其成效究竟如何呢？进一步审视读书人的“身份 认同”，尤其是从事学术活动和介人公众事务所形成的“权势网络”，或许可以有较为 淸楚的答案。
所谓“权势网络”,是试图从读书人的种种关系网络，发掘其中所具有的权势意 味[75]。这里所关心的是，建构“学术社会”既要重新确立读书人的位置，那么这个位 置究竟是否有牢固的依凭？选择《独立评论》杂志，或许正是因为该杂志提供了解答 这个问题的思想史资源。通常人们关注一个杂志，只是关切这个杂志拓展了怎样的 “论述空间”,然而通过分析《独立评论》可以看出，“舆论”只不过是一个杂志最单纯的 呈现，它自然也构成一种力量，但却远不足说明其中的权势意味。而通过分析该杂志 作者群形成的种种复杂“网络”，可以解读出“舆论”所不能包含的“权势”意义。简单 地说，安身立命的“学术”之外，现代中国读书人（尤其是“学阀”)所确立的社会位置， 还经由与社会沟通的其他渠道呈现出来。这种关系网络，实际是一张“权势网络”。
这样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从单线来说,只是与现代中国读书人的活动场景密切 相关：教育背景一任教学校一学术机构一学术基金会一创办刊物一实际政治。但在 此过程中，各种人物在各环节的交汇，却成就了不断放大的权势网络。聚集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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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的知识分子，正是以这样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建立起他们对学术的关注以及 对公众事务的介人。从教育背景来说，这些教育界、学术界的领衔人物，大多具有留 学背景，留学期间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建立起密切交往的第一层管道，也为归国后共同 创业奠定了基础。这里既有学术的，也有政治的。如胡适、任鸿隽与陈衡哲在留美期 间因为文学因缘以及筹划“科学社”,建立起密切关系；而胡适与宋子文，因为同任《留 美学生季刊》编辑，也为他们未来在政治上的沟通作了重要铺垫。
《独立评论》聚集的主要是归国后从事教育工作的学术精英，其基本身份定位于 北大、淸华、燕京等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在“援西人中”的学术活动中，他们为开拓 中国新的学术疆域“同声相应”，我们是耳熟能详的。醬如胡适在1919.一 1920年短期 代理北京大学教务长期间，就吸纳了赵元任、朱经农、顔任光、张奚若等到北大任教。 其后，商务印书馆请其筹划，朱经农、唐钺等人又在他的力荐下进人商务。再譬如傅 斯年执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最初吸纳的全为留洋的新派学者，包括出身 哈佛大学的赵元任和李济，巴黎大学毕业的刘复，以及游学哈佛与柏林大学的陈寅 恪。与此同时，欧美同学会等组织还提供了这些学者聚集一堂的场所。这往往成为 书生报国的发源地，《独立评论》最初即酝酿于此。
推动学术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官方与民间的各种学术组织以及学术基金会，是现 代中国读书人又一交汇的场所。《独立评论》社员差不多都是各学科学术代言人，这 样，无论是在官方的中央研究院，还是在民间的中国科学社等学术组织中，他们都成 为重要一员。[76]同时，也因为声望硕隆的学术身份，使他们能够聚集于现代中国最重 要的学术基金会——中基会，并借助基金会力量推动学术发展。
创办刊物是读书人介人公共事务最重要的方面，这里所说的只是聚集于《独立评 论》的读书人,其实,单就这些人来说,在此前后还曾经通过其他刊物聚集在一起。如 以胡适五四后介人较深的《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时论》、《自由中国》 等几个杂志来看，丁文江、任鸿隽、陈衡哲、傅斯年、张佛泉、萧公权、吴景趄、陈序经、 陈岱孙等人都分别是这些杂志的重要一员，显示出读书人创办刊物非一时之举，是很 普遍的事。
前已论及《独立评论》社员对现实政治的介人，但仅以此作为知识分子与政治权 势沟通的渠道，也远不能解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形成的“权势网络”。从学术圈分 离出的政治人物，固然建立起学术圈与政治圈直接沟通的渠道（翁文灝、蒋廷黻等之 外,还可以点出蔡元培、蒋梦麟、王世杰、杭立武、朱家骅、罗家伦等出身教育界的重要 官员），实际情形却较之要复杂得多。首先，共同的留学经历产生了学术圈中人与进 人官僚系统的技术官僚之间相沟通的契机。此外，在知识分子展开其活动的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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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也都建立起双方密切沟通的管道(如中国科学社、中基会中不乏汪精卫、孙科等 政府要员）。这实际也成为读书人与政治人物交汇的重要管道,尤其是当学术界本身 成为政治权势试图借助的力量，那些学界领袖相应建立起与最髙当局密切沟通的管 道。先是与国民党内的文治势力频频相交，最后如胡适与傅斯年等，还成了蒋介石的
“座上宾”。
聚集于《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实际只是现代中国读书人扩张其“权势网络”的 缩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张交织而成的“权势网络”并非只是潜在的，彼此之 间还有着非常明确的“横竖是水，可以相通”的“我们”意识。大致而言，这种“我们”意 识发端于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闹分裂的时候，胡适曾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给陈 独秀，将“我们”与“他们”的畛域悉数道出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 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 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77] 胡适颇有些责怪陈独秀不能区分“我们”与“他们”，而这种意识，对他来说，是牢牢树 立的。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能说明这一点。那时《新青年》早已分裂，鲁迅、周作人 与陈源之间发生了一场笔战。为此，先是徐志摩致信周作人，希望不要闹这无谓的口 舌，应该“合力来对付我们真正的敌人”。[78]后来胡适又致信参加笔战的三位,认为这 是朋友中最可惜的事，“‘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 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因为“国内只有这些可以作工的人”，“我们岂可自己相 猜疑，相残害，减损我们自己的光和热”。[79]
书信往来中所揭示的生活史与思想史的汇通，形象揭示出读书人这种“我们”意 识。这方面，胡适的作用可能是知识圈其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胡适留美期间就广 泛交友，单是1916年来往信札，就收到1 210封，寄出1 040封，实属惊人，几乎做到 留美学生“无人不识胡适之”。[8e]《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则收有近千人致胡适的书信 5 400余通，这些人几乎包括了民国时期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重要人 物，显示不少政界、学术界及教育界人士与胡适保持密切的往来。[81]胡适本人也并不 讳言与政治人物的交往，他甚至把政治圈中一些人视为同道。通常将胡适所代表的 学界人物称为自由主义者，但1947年胡适在给傅斯年信中却耐人寻味地表示国民 党内，国民政府内，就有不少自由主义分子，如孙科，如王世杰，如周诒春，如蒋廷黻， 如翁文灝，皆在党，如王云五，则无党籍。此外国民参政会里，立法院里，都有不少自 由主义的分子。” [82]仅仅依据往来书信也许尚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以此审视现代中 国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认同，却并非无稽之谈。关键在于这并非偶然现象，透过傅 斯年来往书信也可看出，与傅氏有函札往来的大多是新知识分子，或与五四有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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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受过教育，大抵是当时中国各门学问的领导人物,其身份与和胡适通信者有极 大的重叠关系，“足见二人之为同一学派，绝非无根之说”。[*3]
因此，透过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以及介入公众事务所形成的这种“我们”意识，确 可说现代中国读书人产生了新的角色与身份认同。只是其中所菹涵的特殊意义在 于，读书人在探求新的角色与身份过程中，作为一种集体力量的呈现，主要是通过办 刊物聚集在一起（即便通过刊物聚集起来，往往很快因工作的需要或观点的分歧各奔 东西）。所谓“君子和而不同”，或可用在现代中国读书人身上。顾颉刚就一针见血指 出，“我们这辈人，理智太强，到处不肯苟同，这原不错；但这只能是在学问上用，不能 在政治上用”。[843梁实秋回忆《新月》时期知识分子的聚集时也谈到，他们这些人各有 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 要标榜，更没有互相的依赖;也不曾组成一个严密的团体，只是在他们看来忍无可忍 之际暂时聚集在一起，通过办刊物表达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形成一股在野的若即若 离、或即或分的政治势力，而过些年便劳燕分飞。[85]既如此，也有必要进一步探问，建 构“学术社会”过程中，中国读书人所寻求的社会位置，究竟依凭于什么？
七"权势网络”与知识分子角色的依附性
对“学术社会”的建构，浓缩了进人20世纪后中国读书人的努力方向，而知识分 子新的角色与身份，由此也定位于“讲学复议政”。在获得这样的角色与身份确证后， 知识分子也有了自己的位置感，并确信其所具有的力量。胡适在晚年的一次演讲中 就明确向聚集在他周围的读书人表白说究竟谁是有权有势的人？还是有兵力、有 政权的人才可以算有权有势呢？或者我们这班穷书生、拿笔杆的人也有一点权，也有 一点势呢？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想一想。我想许多有权有势的人，所以要反对言论 自由，反对思想自由，反对出版自由，他们心里恐怕觉得他们有一点危险。他们心里 也许觉得那一班穷书生拿了笔杆在白纸上写黑字而印出来的话，可以得到社会上一 部分人的好感，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情，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这个就是力置。这个力 量就是使有权人感到危险的原因……我认为我们这种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不要太 看轻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有权势的人。因为我们有权有势，所以才受到种种 我们认为不合理的压迫,甚至于‘围剿’等。人家为什么要‘围期r，还不是对我们的力 量的一种承认吗？ ”[86]这一点胡适所说的并不错，一介书生可不是凭借手中秃笔指点 江山？权势集团之所以要打压、围剿读书人，也确实表明拿笔杆的读书人力量不可小 觑。然而从胡适的话里，我们又分明感受到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仍旧没有真正落实。 这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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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现代中国读书人对“学术社会”的建构以及所形成的“权势网络”，正可以反 省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所具有的意义。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无论从 哪方面说，或都表明知识分子的努力结出了丰硕果实。然而深人剖析“学术社会”又 可清楚看到，无论从事学术活动，还是介人公众事务，读书人都极大地依赖着“权势网 络”所构成的力童。一方面我们不该低估读书人在“权势网络”中所确立的不可轻忽 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检讨知识分子在此过程中滋生的对权势集团的“依附性”。
谈起现代中国读书人在逝去年代的显赫，永远是我们的前辈学者津津乐道的话 题。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许多事例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对公众事务介人之深， 表现出那种“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的气度。在对于抗战具有重大意义 的庐山谈话会上，蒋介石所邀请的各界知名人士中，除蒋梦麟、梅貽琦、张伯苓等著名 大学校长，还包括许多知名教授，单单一个《独立评论》社，就有胡适、傅斯年、陈岱孙、 张奚若、陈之迈等在被邀之列。胡适上山那天，曾和蒋介石谈了一点钟，王世杰后来 对胡适说，他“那天说的话颇有决定性的影响。那天下午，蒋先生见冯玉祥，冯也责备 中央放弃华北。那天晚上，蒋先生在室中独自走路，走来走去，到九点钟，忽下命令， 令孙连仲、庞炳勋的军队开进河北。战局就此决定了”[87]。王所说的，固然不能完全 当真，一场战争当然不可能如此轻易就决定了。但由此也要看到，读书人如此广泛地 被纳人国是会议，无疑呈现出在那个社会里读书人所具有的力量。这也表明，通过重 建“知识的庄严”,读书人又成为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只是，就像庐山谈话会所展现 的那样，知识分子对公众事务的关切，往往有赖于既存的“权势网络”，通过频频的“幕 后”交往来实现。
王汎森从傅斯年档案中，就发掘出许多相关的资料。以中央研究院的发展来说， 曾经一度负责该院日常事务的总干事杨杏佛在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就透露出不少 中央研究院窘迫之状。1930年当蔡元培与蒋介石的关系不谐时，南京政府的要员如 桂崇基等常思压制中央研究院，在紧急时，傅斯年乘火车赶到吴稚晖处，请他出面向 蒋介石缓颊。蒋介石想任命杨杏佛为江西“剿匪”秘书长，杨在给傅斯年的信上便表 示为了中央研究院，不能不随蒋介石前往江西，并明确表示赴赣则要钱较有力，此 亦冒署随征之一原因也”。同时在另一封信上又说虽尽力帮闲，而要钱终不如有实 力者。”〔88]杨杏佛似乎是暗示傅斯年才是真正有实力者，此话也并不虚妄。在现代中 国读书人中，胡适与傅斯年的确是比较特殊的。作为学界代表人物，除了不可撼动的 学术地位，他们所掌控的学术资源以及所建立起的与官方密切沟通的管道，在读书人 中都显得颇为特殊。如所周知，傅斯年曾经在舆论干政上写下颇为风光的一笔，1947 年2月以《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引起举国震动。他在文中直指国民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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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是不可救药的事，“国家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 了，不走一起垮了”。认为国民政府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请走宋子文，并且彻底肃淸 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此文一出，监察院在次日就举行全体监委紧急会议，立 法委员群起质询，宋子文遂于3月1日辞去行政院长之职。要说舆论的力量，那些年 间，恐怕还没有哪篇文章能够激起如此反响。代表自由知识分子立言的《观察周刊》 主编储安平赶紧致信傅斯年，盛赞傅在参政会慷慨陈词，“谠议一出，举国共鸣”,并恳 请傅斯年在拟写的文字中分出一篇用于《观察》。胡适在日记中记载傅斯年攻击孔、 宋之事，也表示说，当日《世界日报》的标题是“傅斯年要革命!”然而，如果将此悉归于 舆论的力量，那也未必见得。傅斯年炮轰两任行政院长，能够有积极的后果，固然不 能否认其说话的分童，但这里还有幕后的铺垫，那就是蒋的态度。傅斯年所存资料 里，留有傅上书蒋介石的两份稿子，都是针对行院院长孔祥熙的，认为其才能物望均 不足膺此重任。而参与倒宋的，也大有人在[89]。
问题也由此产生，那就是读书人的社会位置究竟立足于何方？王汎森认为傅斯 年只是“御史”，而不是“革命者”。诚哉斯言。这一针见血道出了权势集团对于知识 分子独立身份所具有的腐蚀性。都说“最是文人不自由”，说到胡适、傅斯年，恐怕还 得加上一句，“高处不胜寒”。1946年1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傅斯年与陈布雷 对坐一起，留下这样一份笔谈记录。傅对陈言，蒋先生对上海市民所说的明礼仪，知 廉耻，负责任，守纪律，此乃国家元首责其公务员而负责做到者，非对人民之言也。陈 答复说此语我大半同意。”“蒋先生向来总是以‘作之师’的精神讲话，其讲话之对 象,都认为他的学生，不问官民也。亦尝进言，但他看了不感十分兴趣，知之而亦不能 行。譬如他常说‘综核名实’，但只责成考核机关为止，常说‘信赏必罚’，但罚不多而 赏则往往失之滥(他的罚亦只是口头训斥而已，仍是作之师，此乃其个性及早年认识 之故也）。他是做参谋出身的人,所以顾虑多（只是对国家大事是十分有决断的），又 是当过多年校长的人，所以教育家的意味多于政治家。”[%]陈、傅二人在会议中笔谈 讨论蒋介石的性格，也把他们的心理表露无遗。胡适与傅斯年对此是淸楚的，他们所 拓展的事业无法完全绕开官方的襄助而能成；有了与上层的密切沟通，很多事情办起 来更加方便，易收实际之效果。与此同时，他们也努力保持与当道者的距离，坚持不 人政府，或许就是他们守护的底线。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也乐于把对现实政治的关切 作为对国家及公众的尽责。胡适日记中曾记载一件事，颇能说明问题。1933年12 月21日，罗隆基主持社论的天津《益世报》受国民党压迫，被封锁邮电，不能出版。晚 上罗来找胡适谈，自认受国民党压迫，故不能不感觉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 他的同情。胡适听了罗隆基的抱怨之词，却并不寄予同情，反倒觉得“此乃不能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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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91]。
毋庸讳言，知识分子的发言确实有胡适所谓的“公私”立场问题，但公私界限哪是 如此容易划分得清楚的。这里无意否认胡适等人对公众事务的介人不是秉于公心， 但形成那张复杂的“权势网络”后，毕竟会影响到知识分子的发言位置。况且权势集 团所具有的腐蚀性，即便落在以“独立”自诩的知识分子身上，同样不能免除。在丁文 江投到孙传芳门下时，那时还在国外的傅斯年，听到这个消息，曾三度对胡适发出回 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杀了丁文江的愤激之言。但后来许是介人政治深了，傅似乎理解 了丁文江的举动，就为之辩护道，“在君是在孙传芳清誉未扫地前加人他的政治集团 的”，而且“在君是借机会为国家办事的，本不是和孙传芳结党的。批评他的人，要先 评评他所办的事”。[92]傅斯年所说的确不错，但如何把握其中的尺度，却非易事。关 键即在于，“既已加人，意气上亦无一朝竟去之理”。“权势网络”带给读书人的，也是 这样的境遇。既巳加人政府，既已建立与权势集团密切沟通的管道，那么在意气和人 情上，也不好和政府对抗；有话要说，也无须选择公开的舆论。这种权势集团的腐蚀 性，其实是深深烙在胡适等人身上的。这也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发言具有了很强的依 附性。办《新月》时发生了罗隆基被逮捕的事，那时胡适已建立起与宋子文密切沟通 的渠道，因此透过宋使这件事得以化解。到60年代主持《自由中国》杂志的雷震以奠 须有的罪名遭国民党逮捕，胡适同样也寻这样的方式试图化解，但此事乃蒋介石“钦 定”,就没有成功。这两件事，虽不能等而视之，但一成一败，多少说明知识分子所自 诩的力量,很大程度上端赖于权势集团的意志；知识分子本身的“自主性”，其实是大 可怀疑的。
这些例证表明，现代中国读书人建构“学术社会”，其初衷是要摆脱政治的纠缠， 重新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的位置，但最后的定位却仍旧是一个依附性阶层，并没有 真正摆脱传统“士大夫”角色的暧昧性。简言之，通过建构“学术社会”所形成的“权势 网络”，表明中国读书人只是打通了通往上层的管道，而代价却是读书人沟通社会的 桥梁被根本瓦解。
一般而言，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定位于权势集团与社会大众之间，如何在此两者 间通过一定的距离感保持“必要的张力”，构成知识分子寻求其身份与角色最基本的 参照点，甚至知识分子的分野，也端赖这个距离的远近上。因此，分析现代中国读书 人对“学术社会”的建构，在充分肯定其学术意义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在此过程中精 英意识衍生的“知识贵族”习气，促使知识分子把所有的问題都导向“少数人的责任”， 由此也筑起一张公开的与潜在的“权势网络”。简言之，读书人打通了上层的渠道，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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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导致其“人民性”差不多丧失殆尽。论者说得好他们的政治行动计划是至亲好友 傍晚在家中聚会时进行的——而不是在会议厅和群众大会中热烈讨论中进行的。他 们企图*得影响的努力聚集在内阁或政府上，而且，当他们想到力量时，只想到文官 或武将，而想不到民兵组织和下层民众。”[93]
有关这个问题，傅斯年1932年刊于《独立评论》的一篇文字值得重视。文章将中 国的知识界与欧洲的知识界做了一番对比，认为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根本不同处在 于，前者之中坚分子不过是作为统治者贵族阶级工具的士人，而后者之中坚分子是各 种职业中人。欧洲中世纪以来虽然也有一个知识阶级——僧侣（clerical),但它却并 非统治阶级的伺候者，且这个阶级还自成一个最有组织的社会。尤其是在中世纪的 大城市还有不少“自由人”，以其技能自成一社会，于是在贵族之“无常权力’’（temporal power)、僧侣之“精神权力”（spiritual power)之外产生一种“第三权力”。[94]不难 看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获得阶级分析概念以后，试图从阶级立场为读书人定位，而 这也代表着知识分子寻求新的角色与身份的主要趋向。笔者在文章的开头曾提及顾 颉刚对王国维自沉一事的拷问，实际上，顾也得出源自士大夫超然卓绝的态度对王之 死要负大部分责任。而顾颉刚则用心于要让中国造成一种新的风气，使学者和士大 夫彻底分离，并归入“民众”。除此而外，也有学者明确将知识分子定位于“被压迫阶 级”。1926年周予同的一篇文章，就非常同情顾颉刚的自我播述：“颉刚兄，你的苦 痛，你的悲哀,是全阶级的苦痛，是全阶级的悲哀。”“社会不了解他而拉他作不愿意的 工作；生活的不安定；生活的枯燥——更其是现代智识阶级全体的问题。”在周予同那 里，当时的中国社会只有两大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知识分子当然属于 后者。[95]
这里无意表明将知识分子定位于“被压迫阶级”或“民众”之类，就可以解决知 识分子的社会位置。部分知识分子努力将读书人纳人到“老百姓”或“被压迫阶 级”，毋宁说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新的身份时所陷人的困境。要摆脱“士”的纠 缠，似乎就要将自我定位于“民众”中“被压迫阶级”；而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以及 读书人本身的稀少，又意味着纳人“民众”，并不是易于为之的。论者对《新青年》的 研究，就曾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青年》群体是一个与社会分离的团体，由于他们的 理性准则，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同生活于城市的商业社会严重脱离，就如同他们所 受的教育和城市的环境已使他们与乡村的农民群众和绅士阶级分离开来一样，尽 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出身于绅士家庭“96]必须承认，这是现代中国读书人身份认 同上的困境，而“学术社会”的建构，也表明读书人所确立的新身份，主要与学术有 关，成绩也主要在此。当他们走出书斋，表达对公众事务的关切，由于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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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赖于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复杂的“权势网络”，其身份的“依附性”也难以避免。这
样，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探索，仍旧还是一个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津津乐道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谓
一语中的，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飘浮不定的社会位置感。别的且不论，知识分子经历
数十年积累所确立的新的角色与身份，在一场运动中就差不多被根本摧毁,也算是对
此的最好解答。
(原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注释：
[1]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第5卷第1期（1928年）。
[2]美国学者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曾以顾颉刚为例,论及现代中国知识界在寻求 新的角色与身份时产生的种种焦虑。参见施耐德《顾頡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 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K梅寅生译，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本文交替使用 “读书人”、“学人”及“知识分子”等术语，也与笔者倾向于将知识分子视为一个相对的 “未定项”有关。而选择《独立评论》一群人进行讨论，则希望在较少歧异的前提下，对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呈现”的角色与身份，有更好的认知。有关这一问題，可参见余 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自序”第1—11页。此外萧邦奇（R. Keith Schoppa)则通过描述浙江精英沈定一（玄庐）在三个不同场域的活动，剖析其由 此形成的复杂的个人身份和社会网络。参见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 (玄庐）传奇》,周武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何廉、周炳琳、周诒春三人作为《独立评论》社员，以往研究该杂志的论著都没有注意 到，但从胡适的日记可以判明他们这一身份。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远流出版 公司1990年版，第11册，1934年3月2日、5月4日；第12册，1935年12月15日。
[4]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6 —17页.需要 说明的是，在《独立评论》撰稿10篇以上者还有署名“寿生”的一位作者,具体情况不详， 只知其为北京大学旁听生，故不列人。
[5 ]表格根据上述人物的传记资料制作而成，为便于说明问题，各项的时间跨度稍有区别。 “本职工作”是指创办《独立评论》期间的主要工作；“学术活动”与“创办刊物”包括在此 前后的情况;“政治活动”主要是指抗战期间的“出山”。
[6]王汎森：《读傅斯年档案札记》,《当代K台北）第116期（1995年）。
[7 ]蒋梦麟：《西潮》，业强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 —121页。
[8]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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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蔡元培：《致汪兆铭函》1917年3月15日，（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6页。
[10]王世杰：《追忆蔡元培》，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版，第80页。
[11]鲁迅：《我观北大》，《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158页。
[12]胡适：《提高和普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8日。
[13]《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2册，1921年10月11日。
[14]梅贻琦：《就职演说》,《淸华大学校刊》第341号（1931年12月4日）。
[15]傅斯年：《〈新潮〉发刊趣旨书》，《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
[16]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 年版，第85、86页。
[17]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1期（1928 年)。
[18]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杜正胜、王汎森编 《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语 所，1998年，第1—41页。
[19]顯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 一 103
页。
[20]顾潮编：《顾頡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21]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6—88页。
[22]谢任甫：《章太炎先生佚文》，《历史知识》1984年第1期。
[23]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24]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淸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 系》，收人氏著《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149一 192 页。
[25]傅斯年：《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收人胡适等著《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出 版社1969年版,第22页，
[26]参见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 起--个思想史的分析：K台北：允展出版公司1987
年版；章淸：《近代中国留学生发言位置转换的学术意义——兼论近代中国学术样式的 转型》,《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27]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收人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叩4年版， 第15页。
[28]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 出版社1995年版。
[29]参见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1年，第3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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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作品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3集，第
125—126 页。
[31]蒋梦麟：《西潮》，第203—204页。
[32]《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8册，1928年5月19日。
[33]《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0册，1931年9月14日。
[34]参见吕芳上《抗战时期的迁徙运动——以人口、文教事业及工厂内迁为例的探讨》（收 人胡春惠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珠海书院亚洲 研究中心，1996年,第26页）。
[35]《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7年9月4日，台北“中研院”,1990年，
[36]《教育通讯》(重庆)第2卷第5期（1939年）。
[37]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242—243页。
[38]参见《总裁在第三次教育会议之训词》（原刊《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收人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1辑，台北：文海出版公司影印本，第81—84页。）
[39]《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3册，1937年7月20日。
[40]任之恭：《一位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山西高教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41]参见《西南联大教授会组织大纲》，收人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1卷， 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42]参见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版，第160—
161 页。
[43]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八年》，第7页。
[44]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1卷,第17 —18页。
[45]淸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淸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下），淸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254页。
[46]费正清：《费正淸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47] John Israel, Chungking and Kunming： Hsinan Liaent’s Response to Government Educational Policy and Party Control,收人《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1937—1945)》上册，台 北“中研院”近史所，1995年，第343—376页。
[48]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淸华校友通讯》1988年第18期;《从金岳霖先生想到的一 些往事》，《中国哲学》第11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7—493页。
[49]萨依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
[50]胡适：《我的歧路》，《胡适作品集》第9集，第67页。
[51] 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努力周报》第67期（1923年8月26曰）。
[52]胡适：《黄梨洲论学生运动》，《胡适作品集》第9集，第9一 12页。
[53]胡适：《这一周蔡元培以辞职抗议》,《努力周报》第38期（1923年1月21日）。
“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 391
[54] 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努力周报》第67期。
[55]笔者曾考察过“胡适派学人群”如何通过几个杂志聚集起来，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具 有代表性的力量，《努力》、《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杂志的创办分别对应着 现代中国几个关键时刻。参见章淸《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史林》1998 年第】期。
[56]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作品集》第23集,第136页。
[57]胡适：《引言》，《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
[58]胡适：《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 297 页。
[59]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编辑后记》， 《独立评论》第235号（1937年5月23日）。
[60]《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册，1934年1月28日。
[61]胡适：《（独立评论〉四周年》,《独立评论》第201号（1936年5月17日）。
[62]参见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邵铭煌抗战前北方学人与《独立评论》”，台 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79年度硕士论文。
[6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47页。
[64]墨子刻：《政治发展与知识分子》，《中国时报》（台北）1983年3月21日。
[65]蒋永敬：《胡适与国民党》,《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7— 95页。
[66]《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3册，1936年1月21日。
[67]胡适：《致翁文灝、蒋延黻、吴景超》1936年1月26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 集》（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4页。
[68]胡适：《致傅斯年》1938年7月31日，《胡适书信集》（中），第752—巧3页。
[69]胡适：《致江冬秀》1938年9月24日，《胡适书信集》（中），第758页。
[70]傅斯年：《上蒋主席书》，((傅斯年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 149—150 页。
[71]《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1947年3月18日。
[72]傅斯年：《致胡适》1947年2月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70页。
[73]傅斯年：《致胡适》1947年3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90 —191页。
[74]胡适：《致傅斯年》1947年2月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73页。
[75]对有关历史的知识领域中自我衍生的转变原则和结果的考察，乃福柯（Michel Foucau-lt)称之为“知识的考掘”的主要工作，其目的是要揭示知识与权力、知识与话语的种种 关联。这里使用“权势网络”这一术语，受到福柯的启示。参见米歇尔福柯：《知识的 考掘》，王德威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3年版。
392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76]关于中国科学社，参见任鸿隽_《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中华 书局1962年版。实际上，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社原本即有密切的关联，中央研究院 各所筹备委员以及后来的负责人，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成员。参见张剑《中国 科学社组织结构变迁与中国科学组织机构体制化》,收人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7 辑，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
[77]胡适：《致陈独秀》,约1921年初,《胡适书信集》(上），第262页。
[78]徐志摩：《致周作人》1926年1月31日，《徐志摩全集》第9集，上海书店1995年版，第 91页。
[79]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1926年5月2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79页。
[80]胡适：《胡适留学日记：M胡适作品集》第37集，第174页。
[81]参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42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
[82]参见王汎森等整理《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胡适研究丛刊》第3辑，中国青 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
[83]参见王汎森：《读傅斯年档案札记》,《当代》（台北)第116期。
[84]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26—4打页。
[85]梁实秋：《忆新月》,收人氏著《秋室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86]胡适：《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第21卷第11期（1959年12月1日）。
[87]《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8册，1961年9月3日。
[88]《傅斯年档案》,1278杨杏佛，1931年6月16日致傅函；1931年7月21日致傅函，转引 自王汎森《读傅斯年档案札记》,《当代K台北)第116期。
[89]王世杰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在此前后蒋介石身边发生的种种事情，参见《王世杰日记》第 6册。
[90]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26页。
[91]《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册，1933年12月21日。
[92]傅斯年：《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影》，《丁文江这个人》,第109—113页。
[93]傅乐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丁子霖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M7年 版，第142页。
[94]傅斯年：《教育崩溃之原因》,《独立评论》第9号（1932年7月17日）。
[95]周予同：《顾著〈古史辨〉读后感》，《古史辨》第2册，第319—331页。
[96]参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译组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 谢泳
一西南联大的设立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 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从1937年平津沦陷后 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1937年11月1日至1946年7月31 曰），前后共计九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各个
领域。[1]
西南联大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而且也培养了何炳棣、 王浩、部谠等社会及人文科学家，还养育了像殷海光这样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西 南联大的存在，对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有重要意义。正如一位西南联大学
生所言[2]：
西南联大便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 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 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 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 “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的设立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当时中国 知识分子在政府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西南联大设立的动议直接源于胡适等人， 1943年1月2日蒋梦麟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3]：
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
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管联 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
394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邀请了许多国内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当时北大、 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貽琦、张伯岑都应邀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大批教授前 往，如陈岱孙、浦薛凤、庄前鼎等。事变后，北方各校纷纷去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返 校应变。当时留在北平的李书华、陆志韦、查良钊、罗隆基、梅贻宝、郑天挺等21名教 育界著名学者、教授联名致电庐山谈话会，要求守土抗战。同时潘光旦、查良钊等人 致电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就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 疑虑，深恐地方对目决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引者注：原文如此），使地方进退失据。
务请向介公进言，对地方作具体表示，俾祛除此种疑虑。”[4]7月17日梅贻琦电告清 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5]。在这样的情况下，
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此事经三位校长回南京 和教育部进一步磋商后决定实施。8月14日，教育部密电梅贻琦、顾毓诱：“政府拟 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特组织筹备委员会，敦聘先生为委员……。”M8月28日，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致梅贻琦一封公函说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岑、梅委员贻琦、蒋委 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 会秘书主任。”[7]梅贻琦接信后，立即赴长沙进行筹备工作，长沙临时大学即为西南 联大的前身。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后经蒋梦麟亲， 自请示蒋介石，才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省会昆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 以命令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 西南联合大学，7月1日正式启用关防。西南联大在昆明前后约九年时间。1W6年 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当时，国人对西南联大的 成功有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民主传统，宽容精神”的结晶。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 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梢模。
西南联大的成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笔精神财富，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对联大精 神、联大风格进行深人研究，以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 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他的话也算是对西南联大精神的 一种肯定。他说[8]:
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
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 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
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所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主要指在西南联大工作过的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 / 395
教授和学生这两部分人。由于在战争环境下，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学生有较强的流动 性，所以我不以在西南联大的时间长短来界定这个群体，而将所有曾和西南联大发生 过关系的知识分子都算作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所谓关系，是指在西南联大讲过课 和曾被西南联大聘任而未到任的教授。比如胡适，1938年1月20日西南联大聘其 为文学院院长，但他未到任；萧公权被聘为政治学系教授也未到校；还有1945年10 月19日蒋梦麟辞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后，教育部聘任了傅斯年为西南联大常委，但 傅斯年很快就离开了。另外钱穆、罗隆基、熊十力、钱钟书等只在西南联大作过短期 停留，研究院还聘请过丁声树、李方桂为导师，笔者也将其归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需要略作说明的是，这个群体并无组织、纲领，也没有多少联系，用群体来将之概括， 不过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注意到他们价值观的一致性。以往对于西南联大贡献的评 价，往往过于重视西南联大在九年中的成功合作，而忽视三校过去的传统。九年的合 作只是结果，那么它成功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是由于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 大学所致。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的设立到抗战期间，制度性的大 学已存在了近四十年。1904年京师大学堂派出第一批47人留学生，其中31人留 日，16人留西洋[，作为制度性的大学留学制度已初步完成。清华大学的前身游美 学务处成立于1909年，比京师大学堂晚出15年，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淸华学校，完 全是为留美学生而办的，到1925年国立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南开大学从1904年建 立中学到1919年成立大学，时间比北大、清华稍晚，但大体在同一时期。根据以上的 分析,我们可以说,虽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在中国起步较晚，但到抗战前夕， 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内，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与世界著名学府相比的现代意义的大学教 育体制，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个奇迹。[1()]西南联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带 有一定的偶然性，是抗战爆发的特殊历史条件，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汇聚在 一处，形成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我们观察西南联大三位常委的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
西南联大三位常委的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
姓名 生卒年 早年教育背景 留学国家 联大时年龄
蒋梦麟 1886—1964 上海南洋公学 美国 51
梅贻琦 1889—1962 南开学堂 美国 54
张伯岑 1876—1951 北洋水师学堂 考察日本教育 61
从三位校长的年龄上看，他们基本上是19世纪末出生的人，大致比北大、清华、 南开初创的时间早15年左右，这决定了他们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是传统的，而大学教
396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育则是现代的。梅、蒋留美的教育背景大体代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般状况，而他们 前代的知识分子即梁启超那一代的教育背景则以留学日本为基本特征。中国现代意 义上大学的建立，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基本是同步的。如果没有抗战，这个 群体依然会存在，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西南联大那样密切合作而已。指出西南联大知 识分子群的形成是想说明：中国在20世纪初进人现代化起步阶段，本来有一个良好 的开端，然而这个过程太短了，从清华1909年首次制度性派学生赴美国留学到抗战 爆发，这期间有两代知识分子比较活跃，即19世纪末出生的那一代人（以胡适、傅斯 年为代表）和20世纪初出生的那一代人（以钱钟书、费孝通为代表）。20世纪30年 代前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回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尚比较 适合他们生存，这批人除少数在政府做官外，绝大多数成为大学教授。抗战爆发时， 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年长的在50岁左右，更有像钱钟书、华罗庚、陈省身这样刚刚学成 归来的少壮教授，他们的年龄不过30岁。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以出身淸华的较多，这 意味着它的美国化程度。以1909—1929年清华留美学生为例，在这期间几乎每一年 度的留美学生都有成为西南联大教授的。1909年梅貽琦，1910年胡适、赵元任，1914 年金岳霖，1915年袁复礼，1916年吴宓、陈达、燕树棠，1917年査良钊、汤用彤，1918 年刘崇锭、叶企孙，1919年钱端升，1920年曾昭抡、萧公权，1921年浦薛凤、李继侗， 1922年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雷海宗，1923年顾毓诱、施嘉场、吴景超， 1925年汤佩松、李辑祥、庄前鼎、刘晋年，1926年任之恭、陶葆楷、贺麟，1927年柳无 忌、丁佶，1928年陈之迈、赵诏熊，1929年张荫麟、王赣愚、沈有鼎、杨叶治。[11]从这个 统计中可以看出，除初期1911、1912、1913三个年度外，在近二十年的时间内每个年 度都有留美的学生成为西南联大的教授，而且人数越往后越多。通过以上现察，我们 大致可以说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抗战前中国第 一流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学者主要都集中在西南联大。
三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特点
从年龄结构上看，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年龄下限约为1920年，也就是说，1920 年前后出生的人是西南联大的最后一批学生，这个年龄段大致可以将1945年考人大 学的学生包括在内。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由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组成,本文主要分析教授群体，而学 生群体则有另文专述。教授中年龄较大的是梅貽琦、张伯岑、陈寅恪、刘文典那一代 知识分子,年龄较轻的是钱钟书、费孝通、陈省身、华罗庚这一批〗910年前后出生的 人。从教育背景上考察，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多数带有遗民色彩，他们受的是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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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教育，但同时又有留学欧美的经历。钱钟书这一代知识分子多数也受传统教 育，但其深度与前一代有了距离，总体上说，他们可算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后一批受 惠者,加上接受比较完整的现代大学教育，当中许多人都成为中国新的人文学科的创 始人。陈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虽然已经使用西方的方法来治传统的中国学 问，但从学科的角度看，他们多数是在研究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而从钱钟书、李 景汉、潘光旦那一代知识分子之后，中国的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新的学 科才逐步建立和成熟起来，在自然科学方面，新的学科也是在1910年前后出生的那 一代知识分子中成熟起来的。西南联大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她的教授多数留学美国。 1945年西南联大将北上复员时，由西南联大学生编过一本《联大八年》的纪念册，这 本纪念册的第四部分“联大教授”的前言中有一个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 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 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 外，皆为留美这个统计充分说明西南联大带有极强的西方色彩，特别是她的教 育思想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 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我们注意西南联大的贡献，不仅 在于她为战时及后来的中国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更在于她的融会东西文化的优长， 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范例。如果中国社会有较长时间的稳定，西方文化是 可以在中国的大学环境中生根的。1947年马歌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在国共 调停失败后，曾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所应有的地位寄以厚望，在他离华 前发表的声明中曾预言此种问题之解决，自余视之，须使政府中及各小群之自由分 子获得领导权，此种人物颇为优秀，唯无政治权力以运用其控制力量马歇尔的 这种评价直接源于他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接触和了解，他的期望是极富远见的。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也说[14]：
我们在中国培养自由主义已有百年之久。我们的传教士曾带去个人价 值的信息。中国官员曾研究我们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制度。中国教育、新 闻、银行、工业等方面的领袖人物曾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所知的近代中 国，就是由那些借鉴我们经验的人建立起来。
1942年费正淸访问西南联大后，对这里的教授作出如下评价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 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 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15]作为战时美国的外交官，费正淸希望美国政府能对 “美国培养的昆明淸华大学教授”给予援助，因为他们是“美国在华的一种投资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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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16]在昆明时，费正清与陈福田、张奚若、钱端升等12位教授进行了交谈，认为他 们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学术界人士中间的精英” 费正清虽然是从美 国在华的利益来观察西南联大教授的，但他对这批教授的整体评价，符合当时的情 况。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另一个特点是,虽然他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伦 理道德层面却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可以说在专业和政治意识上倾向西方，而在 生活的层面上还是中国化的。这个特征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任 之恭回忆当年的经历时写下了这样的话[18]：
首先，战争时期为保存高等教育而奋斗的主要动机来自于中国传统的 对学识的尊重，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 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精神领袖，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战时大学代表 着保存知识，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是承担了这种责任的。1941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 当时教育部规定，凡担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 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 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 而滋怨。”[19]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从中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深重的中国文化影 响。王浩说我觉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 彼此有一种暗合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2e]
四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生存空间
1949年前，对中国的大学教授而言，曾经有过一个较为宽阔的自由生活空间。 国民政府虽然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做过种种限制，但作为教授生活的几个基本条件 并未丧失。首先教授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其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
所谓自由流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这里主要指当时大学教授的主动选择。 它包括：一、迁徙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二，择业的自由（在国 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受任何限制。从 历史资料看，大学教授的这两种权利是得到基本保障的。我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 北师大在1949年前的一百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平均自由流动三次，多 的则达四五次。
自由流动的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有，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个基本权利对大 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大学教授作为知识分子，在其谋生之外有关怀社会价值的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 399
天然倾向，就是说，他们在谋生过程中同时承担许多道义上的责任。他们通过写文 章、办报纸刊物、自由选择党派、随意批评政府等行为来体现自己的存在，这些特征决 定了大学教授是一个自主性极强的群体，其生存环境也就具有相对的多变性。与其 他阶层相比，他们较难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生活下去，这时候自由流动就成为他 们生存的基本保证。一般人以为大学教授很难合作,但这只是刻板的道德评价，由于 这个群体具有较强的专业特征，他们倾向追求志趣、见识、水平的一致，所以选择性也 就较强,产生的矛盾亦较多。但自由流动的权利使他们能在矛盾激化以前便主动作 出选择、回避。
自由流动本是宪法中迁徙自由的具体化，它的实现与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直接 相关。1949年以前，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是较髙的，我们从清华梅贻琦就任校长后 的一项规定就可看出。当时教授的收人为300—400元，最高可达到500元，而且每 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120—200元，助教为80—140元，一般职 员30—100元，工人9一25元。很显然，教授工资（以最高为限）是工人的20倍，我 们如果不以阶级的观点，而从管理本身来看，这种差距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经济地 位的确立使自由流动成为可能，同时也激发了大学教授钻研学问的热情，它亦使每一 位大学教授能在不断的流动中找到自己最佳的工作环境。在这样的过程中，从精神 到物质，他们总能较长时间地保持最佳状态，多数人自觉固定下来的大学，通常是最 心满意足的。对大学来说，自由流动的结果是将磨擦和矛盾减到最低程度，同时最大 限度地保持教授间的平静与和谐，而自由流动又不断打破这平静与和谐,在流动中始 终保持活力。
在30年代，对大学教授而言，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最终体现在自己的思想和学 术成果能否以出版的形式被传播。西南联大时期，集中体现这种权利的是教授的任 何学术活动都不受政府干涉，在教授中先后办有《当代评论》、《今日评论》、《战国策》 这样政治倾向明显不同的时评周刊。对当时的学生来说，他们享受了结社和出版的 自由，在校园内以各种形式的壁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思想空 间。在整个抗战期间，西南联大作为自由精神的堡垒，自觉地抵制了国民党试图加给 学校的思想控制。这种来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虑响了西南联大的学生，直 到今天,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依然能见到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活动的身影。殷海 光晚年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认为主要“受五四的影响和五四后期的西南联大的熏 育”J22]他在西南联大时，受到金岳霖的赏识，这对他一生的思想具有决定作用。“他 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巳，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 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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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和思想生命。”[23]王浩认为，对当时西南联大自由民主的学风，只有身临其境的 人才有最亲切的感觉，因为那里不论年资权位，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 生之间，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每个成员因为品格和学识不等，会受到别人的尊 重或轻视，也有些人为了个人的复杂心理，作事对人不公正。但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 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24]余英时论钱穆时曾说他承认30 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 实际上在西南联大时期，这个“客观的标准”还是存在的，真正的消失是在1949年 以后。
五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精神状态
《观察》是一个政论周刊，它的编者储安平是复旦大学教授，这一特点，决定了这 个刊物的基本作者队伍。在《观察》上发表主要文章的人，可以说都是当时中国各著 名大学的教授。在《观察》封面上列名的78位“撰稿人”中，有26位是西南联大教授， 约占三分之一。她的实际作者还要超过这个比例。[26]
在当时的中国，教授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我们不能把它视作一个阶层或阶级， 而应当把它视为一个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专业上有固定方向的 群体。这个群体带有西方中产阶级的性质，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一部分。 我在这里强调他们作为大学教授，而没有笼统地以知识分子相称，那是因为在整个知 识分子和各类人群中，大学教授最能独立表达自己的思想，很少受制于党派利益制 约。虽然当时在大学任教的教授有相当一批人分属于民盟、国社党、青年党等政治团 体，但他们在论政的时候，多以个人身份发言。张东荪就多次说过本人向来在政治 上苟有主张，总是独往独来，所以虽隶属于民盟，而所说的话却是不代表民盟，读者千 万不要误会。”[27]张东荪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每次校务会议上都要恭读 总理遗嘱，他对此很不高兴，遂夺门而出，并声言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可见 张东荪的个性。曾经有一段时间，国民党为了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联大的 所有负责人都加入国民党，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了就敢说如果一定要我 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 [29]张奚若有一次参加国民参政会，他发言批评国 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被蒋介石打断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一怒之 下拂袖而去。下次开会时，他接到寄来的通知和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参，路 费退回。”从此再不参加国民参政会了。[30]
我这里着重介绍40年代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是想说明当时的大学教授在骨子 里是有真精神的，这种精神在抗战胜利后曾一度高涨。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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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当时政治上的严酷并没有到不准民间报刊生存的地步;第二，大学教授在经济 上相对有保障>第三，大学教授有迁徙的自由、择业的自由、选择加人任何一个党派 的自由、在政治上有阐述自己观点的自由。抗战八年，大学教授的整个精神状态足以 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西南联大为典型代表。
1946年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淸华、北大、南开大学。《观察》对西 南联大在抗战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一篇很长的通讯中，它将西南联大的精神 概括为民主传统，宽容精神。”作为一个以大学教授为主要作者的刊物，《观察》对校 园生活所表现出的兴趣表明，在中国，大学是一块集中了新思想、有独立精神的地方； 相对中国社会的其他角落，这里有更多的民主传统、宽容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它肩负 了领导青年思想的重任。储安平办《观察》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希望给国家多培养一点 自由思想的种子，这包括两方面：首先是在学识上要有西方的精神；其次在做人做事 上既要有思想的力量，也要有道德和修养。正是出于这样的理想，《观察》对大学教授 和学生的生活从始至终给予关注，从思想活动到生活就业等问题都有及时的反映。 《观察》对西南联大的精神推崇备至,这不仅完全符合储安平一贯信奉的自由主义理 想，更主要的是，大学教授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所表现的吃苦、忍耐品格和理想主 义精神，在西南联大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是自由主义精神结出的美丽花朵。
在整个抗战期间，以“联合”为名的大学为数不少，但大多是联而不合，不到几年 便不欢而散了，只有由北大、淸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能维持九年之久，而三校更 在这九年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奠定了长期合作的基础。《观察》认为，西南联大的 成功“不能不归功于教授先生的高超德行，三校传统上的宽容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 长”。〔31]而这一切都与西南联大教授的整个教育背景有关，他们多数是出于淸华、北 大而留学欧美又扎根于母校之中的，这是自由主义精神的成功典范。《现察》对西南 联大的成功有非常详细的分析，我们不妨叙述如下。
有派系而无派系之争。在一般的学校中，不断地闹派系之争，但这种情形却很少 在西南联大发生。这并不是说西南联大没有派系。在联大，正如在任何学校一样，教 授们因政治、思想、年龄、工作、学科的不同，也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团体，但这些派系 都不在学校行政上有什么争夺。因为联大的教授大都是学有专长，他们的全部精力 放在研究的工作上，自然就没有空闲去管学校行政，因此就更不会有什么派别之争 了。当然，凡是学校行政上发生了什么错误，总会有人作坦白的批评，务必做到错误 被纠正过来。由于他们的学问与人格,彼此的意见虽有不同，但总是为了学术的缘故 而相互合作。
容忍和民主造成和请。他们所以能在一起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北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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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和南开三校的宽容精神，是联大这座被称为“民主堡垒”或“自由堡垒”的“中心”精 神。因为如果没有容忍精神，则少数不肯服从多数，多数不肯尊重少数，那就只有党 争和暴政而不会有民主与自由。北大、清华、南开都以宽容精神见称。例如蔡元培先 生出掌北大期间，教授群中可以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国民党人等革命分子、 也有保皇分子，正因有这种容忍精神才能够“教授治校”。例如清华，重要的问题都由 评议会决定，而评议会则有过半数的评议员是由教授选举出来的。只有实行容忍的 精神，才能使三校联合九年而合作无间。
各党各派,兼收并蓄。联大容忍精神的最佳表现，就是它包容了各党各派的教授 与学生，虽然不能完全指出谁是哪一党哪一派，但在联大校园内，就有共产党、第三 党、民主同盟、民主社会党、中立派、国民党、三青团和国家主义等党派的教授与学生。 教授方面：在属于左派政党的教授中，有闻一多和曾昭抡等先生；属于民主社会党的 有潘光旦和费孝通等先生；没有党派而批评政府的有张奚若和陈序经等先生；比较中 立而对政府常有意见的有陈岱孙和王赣愚等先生；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等 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琳、杨振声等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和雷 海宗等先生；三青团的姚从吾和陈雪屏等先生……。在这许多教授中，有一可喜的 .事，就是没有顽固派分子。不过如果有极“左”或极右的人,联大也必能包容而不加排 斥。正因如此，才可以使许多人在一起而没有纠纷。[32]
此外，考察大学教授对学潮的看法，是了解他们精神状态的另一重要标志。.西南 联大教授对学潮不仅采取同情和理解的态度，而且敢于公开表达对政府镇压学潮的 不满情绪。他们通常是先在校园内劝阻学生;其次是以宣言、文章等形式奉劝政府理 解学生的行为，改善自己的统治。在学潮势不可挡的时候，他们有部分人甚至参与学 生的游行行列。我们如果留意教授在学潮中的表现就会发觉，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没 有什么恐惧感，总是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的。在对学生的态度中，他们从不隐瞒 自己的观点,讲的都是真心话和心里话。他们的整个精神处于一种蓬勃向上的状态。 他们虽然有自己远离政治的专业，但对国家的前途同样抱有强烈的责任感，而且他们 有说话的权利。当时由于有民间报刊这一主要言论渠道，所以教授对时政的所有看 法都能及时传达出去f另外整个大学之间对于教授的评聘有较为严格的学术标准，这 使获得教授资格的学者具有充足的自信来呼吁公正、主持正义。在扣年代，作为一 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他们在公众心目中代表着公正和良知。他们当时最大的特点是 在批评和抗议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整体力量，绝不是个别独立地去抗争，而是团结一 致。那时的大学教授，只要觉得政府作出的决定不合理，马上就可以联名发表宣言表 示抗议。西南联大时期，大学教授联名签署的声明、宣言有四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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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西方的法制为立论的基本前提,第二，一切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原则；第三，一 切为国家走上健康的民主政治之途努力；第四，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决不围绕个人，而 是以公理为尺度。
六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衰落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从1949年后开始衰落。他们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多选择留在大陆，这种选择与他们曾经拥有的价值观念之间出现了巨大差距，这是困 扰许多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者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期，政府对知识分子，特别 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强迫他们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念， 当时几乎所有在高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被送去“革命大学”洗脑筋。如果说初期 的思想改造运动还仅是新政权试图以学习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强迫他们接受马列主 义的话，那么1952年进行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却从结构和体制上将西南联大知识 分子群根本打散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主体是出身清华的留美学生，但在这次 院系调整中，清华受的打击最大。这所有自由精神和独特学术传统的综合大学，被强 行改成工科大学，使原来充满活力的人文环境失去活力，这个群体中的许多知识分子 离开了大学而进人了受政府控制的社科院系统。随着自由流动权利的逐步丧失，几 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固定在单位中。同人报刊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使知识分子 表达思想的基本方式完全被纳人固定的意识形态中。朱光潜本来对自由主义价值观 是很向往的，在1947年《观察》周刊争论“自由主义往何处去”时，他也参加过论战，并 指出自由主义者不属于一个政党，只体现一个中立的超然态度。朱光潜认为，既然为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 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背离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政 党，都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他写道[33]:
我敢说在30年乃至50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
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
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正是这位朱光潜，在1949年后，作为北京大学西语系的主任,很快就发现自己不适于 作领导工作，多次向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辞职。但这也逃不过很快到来的知识分 子改造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朱光潜依然成为北京大学的重点批判对象。后来朱光 潜认真研究过马列，并在1的1年翻译出版了路易哈拉普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艺 术问题的《艺术的社会根源》。[34]按说朱光潜该是一位被改造过的学者，但在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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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朱光潜首次著文为沈从文鸣不平[35]，并对自己在《西方美学史》中不敢提叔本 华和尼采表示强烈自责,认为“这是由于我的顾虑、胆怯、不诚实”。[别由朱光潜的经 历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的心态。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相 当一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都有相似的经历。50年代初，他们都曾努力否定自己的过 去，以适应新的环境，但最终都未能免于被批判的命运，晚年又都对当年的自我否定 表示反省。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 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这个自知之明呢……。”[37]话虽婉转，但不难感到对自我 否定的反省。
由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最终目标指向以胡适为代 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大规模的批判胡适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 义斗争中，试图将西方的影响扫除干净，同时构造知识分子“原罪”论的神话，让知识 分子从灵魂深处否定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1957年反右运动的到来，终于导致西南 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彻底衰落。在这次运动中，中国民主同盟从中央到各地的主要负 责人几乎无一幸免,而民盟又与西南联大有较密切的关系。1942年底，民盟宣传部 长罗隆基到昆明建立地方组织，罗隆基和周新民等人将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如闻一多、 吴晗、潘光旦、费孝通等吸收人民盟。这样到了 1957年,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自然也就 在劫难逃。1957年以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被打成右派的比例很髙，从此作为 20世纪前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缩影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再也未能恢复元气。
(原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6年12月号，总第38期）
注释
[1] 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委员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有118人，占学部委员总数 473人的24.9%。参阅周发勤等：《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贡献》,《科学学研究》，第8 卷，第2期（1990年6月19日），页22。黄志洵：《西南联大与中国自然科学家》,《百科 知识》1986年第7期，页70— 74。
[2]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 1981年版，页13。
[3]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北京：中华书局 1979年版，页55<^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第五册》，台北：联经出版事 业公司1984年版，页1613—14。
[4][5][6]淸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淸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上，北京淸华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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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简讯》,第11期，北 京，1982，页 9。
[8]张申府：《一个呼吁》，载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重庆出版 社1992年版，页515。
[9]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页23。
[10][21]参阅刘克选：《30年代清华大学成功原因初探》，《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3 期，页 26;29。
[11]淸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淸华大学史料选编》（四），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页 636—46。
[12]《联大八年》，昆明，1946。
[13]《大公报》（天津）1947年1月10日3版。
[14]陶文钊选编：《费正清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页311。
[15][16][17]费正淸著，陈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页 223;225;226。
[18]任之恭：《一个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太原：山西髙教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 页 101。
[19]联大档案》转引自淸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版，页314。
[20][24]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清华校友通讯》，复18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页66。
[22][23]殷海光：（(殷海光遗札》，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年版，页310。
[25]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页15。
[26]谢泳：《〈观察〉撰稿人的命运》，《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I"3 年10月号，页52。
[27]张东荪：《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一文附记，《观察》第2卷，第6期，页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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