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沈云龙：《光华大学杂忆》,《传记文学》（台北），第39卷,第3期，页54。
[29]林元：《忆爱国学者陈序经先生》，载北京大学校友联络处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北 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页146。
[30]孙敦恒：《张奚若先生生平事略》，《张奚若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M9年版, 页15。
[31][32]《观察》，第1卷，第6期，页17。
[33]朱光潜：《自由与民主政治》，《观察》,第3卷，第19期，页8。
[34]常风：《回忆朱光潜先生》，《黄河》(太原）1994年第1期，页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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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邵华强编： <(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页379。
[36]《朱光潜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页210
[37]参阅王中江：《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哲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版，页48。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页156—61。宋祖良、范 进编：《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页74—75。
有目的之行动与未预期之后果 ——中国知识分子在50年代的经历探源 黄平
一背景与理论 背景概述
正如本文作者在以前的有关文章中所主张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同于我 国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出现并一直延续到晚淸的士，尽管如余英时先生所说，我国古代 的士与现代知识分子在品质上不无相似之处，即他们都有超越自身的利益而关怀更 具有一般性普遍性问题的特质或品格（余英时，1987: 1—11)，但从社会制度对人的 制约程度或人对社会体制的依赖程度的角度出发，则不应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简单地看成是士的历史延续。如果说在西方，知识分子是在近代二三百年社会变迁 中才出现的，那么在中国，这种新式的知识分子也只是一百多年前中国与西方列强在 经济、军事、社会、文化诸方面碰撞后方才产生并逐渐步入中国的社会舞台的。而且，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是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同质性 的整体登上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舞台的。就他们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 一经济与政治一意识形态的远近亲疏而言，本文作者区分了体制知识分子、非体制知 识分子和反体制知识分子。在操作上，本文将在中国共产党内处于宣传、教育、文化、 科技领导岗位的知识分子划为体制知识分子，在民主党派中居于领导或领袖地位的 人划为中间知识分子，而把以学术或艺术为本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划为非 体制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可能是某一民主党派的普通成员。（详见黄 平，1993b)
1949年以后，新体制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纳人了先后建立起来的以单位为核 心以户口为纽带的制度性网络之中（关于单位，参见路风，1993;李路路等，1994)，并 且，与这种制度性约束相配合，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相继经受了以思想改造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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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批判为标志的话语转换过程。正是由于制度与话语的双重作用，使得中国知识 分子不但在行动范围中而且也在思想天地里受制于体制，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非知 识分子化了。除了在具体工作上仍然主要以科学、教育、文化、艺术、新闻、出版为内 容外，无论是在职业的确定以及居住地的选择上，还是在学术趋向、学派归宿乃至思 想方式和语言表述上，中国知识分子都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或者，不 再是曼海姆所描述的“相对自由漂游”的人。（K. Mannheim, 1979： 136—144)W
理论预设
长期以来，困扰知识分子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知识分子作为频繁地使用抽象 符号去创造并阐释人及其环境的思想的人，究竟有多大的可能具有比其他社会成员 更高的超越自身的社会属性的能力；2]本文认为，作为观念的创造者与阐释者，知识 分子的品质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不只是受制于自己所处的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制 度和规则，他们的确更有可能通过自己所创造、所阐释的思想去表现并且规定自己， 从而使自己具有一定的超越能力，尽管这种超越决不可能离开制度与话语环境而 实现。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其他社会成员，包括被视为外行 的普通人，作为有目的和意识的行动主体，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实践意识的 层面上，是知之甚多的，不论他们在推理意识层面上有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所作所为淸 晰而有条理地表述出来。但是，虽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却并不一 定能预期到自己如此行动的后果，而正是这些要么预期到要么未能预期到的行动后 果，又反过来构成了人们进一步行动要么意识到要么未能意识到的条件。在行动主 体与社会结构（资源与规则)之间是社会的实践，而作为实践的主体，行动者总是能够 有所作为的。资源与规则，无论其初看起来具有多么强的约束力，实际上都不可能让 行动主体完全被动受缚，在本质上，它们既对人具有约束性又能给人以主动性。人类 主体就是这样，虽然不能随心所欲，但的确是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3]
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面对陆陆续续建立 起来的种种制度与话语，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新式的无知之人或外行。这些制度以 及包含在其中的资源与规则，是他们表现自己的行动的环境条件，而他们在这些制度 与话语的约束下的行动和思想，不论是有意的还是违心的，积极的还是被迫的，又反 过来构成了创造或完善这些制度与话语的实践。换句话说，无论这些制度与话语对 于知识分子的非知识分子化是多么关键，正是包括知识分子自己在内的人们的行动 本身,创造并完善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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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不是说，不同地位和身份的社会成员，在建构社会生活的实践中，所起的 作用是一样的。在对意义的交流与阐释、对规则的理解与运用、对资源的支配与使 用、对行动的监督与制裁上，拥有不同的权力——知识的行动主体无论就其合法性而 言还是就其自由度而言都是大不相同的。实际上，反体制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 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集计划经济一一元化政治一文化意识形态霸权于一体的体 制下是不存在的；非体制知识分子，包括那些在新体制下似乎占有一席之地的“民主 人士”，不论其过去受过多高的教育或按过去的标准有多大的学问，并不可能成为具 有合法性的权威阐释者，他们只是在接受权威性的正式语言或官方语言的过程中，参 与了这种语言的再生产^而被賦予了合法阐释者地位的体制知识分子，一方面积极参 与了建构新型话语的实践，另一方面也并没有获得批判或自我批判之豁免权，尽管他 们的自主程度相对说来是最高的。[4]
根据以上结构与主体相互作用的理论，本文将集中讨论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 行动的层次上所参与或被迫参与的建构社会一政治话语的过程，尤其将关注于他们 在50年代几次大的意识形态一政治运动中对他人或自己的批判。
方法与文献依据
本文所主要使用的方法，是文献分析，包括对在历次运动中知识分子自己写的批 判或检讨，尤其是在权威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的文宇。不论这些文字是否是违心 的或在被迫的条件下完成的，作为署有著名知识分子名字的作品，已经是一种实实在 在的符号存在，并且已经在公众心目中产生了特殊的社会影响，这是本文把它们视作 本研究可依据的材料的主要理由。至于说还包含了多少发表以前的精心安排与策 划，则已经不是本文企图探明的目标。而不论有多少幕后的安排，一旦作品文章见诸 报端，就不再是安排者的个人财产，它们的作用与后果也不再是策划者执笔者所能预 期和驾驭的了。在对上述文章及其作者进行分类的时候，一个比较大的难题是如何 区分非体制知识分子与中间知识分子。本文的办法是，凡是不在民主党派中担任常 委以上高级职务的旧式知识分子，不论其是否为民主党派成员，一概视为非体制知识 分子。
二思想改造与自我批评
思想改造运动从1951年开始，到1奶2年底，前后持续了一年多时间。1951年9 月底周恩来对京津两地大专院校的学生、教师和干部的代表作了长篇报告：《关于知 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在这篇报告中，报告人以自己为例，说明出身不好又受过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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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之必要性，说明通过思想改造转变立场和态度的意义。
(周恩来，1984: 158—189)10月23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进一步提出思想改造对于 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必要的。这样，思想改造运动从大专院校延及到文艺、科技、宗 教、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以及各级政府部门中的知识分子。
虽然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先后卷进了思想改造运动，但这次运动所主要针 对的，是非体制知识分子。在毛及其同事们看来，新中国建立之初科学技术人才相 对说来极度短缺W，“旧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技术应该被用于新中国的建设； 而且，由于新体制及其代表人物的巨大感召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能够如 此，这是把他们一概包下来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按照新的意识形态阐释，这些 知识分子不论是由于其出身或所受的旧式教育，都在头脑中有一个资产阶级或小 资产阶级的精神王国，故不能原封不动地被使用，而必须通过思想改造转变立场和 感情。[6]
思想改造运动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了解新式话语规则的阶段， 从著名学者到普通教师，都参加到了逐日逐句的严肃而认真地阅读、领会有关政策文 件和“经典著作”的带有强制性被动性色彩的学习之中，通过学习，这些旧式的非体制 知识分子开始被灌输一整套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全新的思想观念和思维用语。第二阶 段是淸理原有话语的阶段，这些知识分子根据所学文件和著作去发掘自己头脑中的 各种非无产阶级“肮脏思想”，包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进步包袱，名利思想等等，其 中特别是亲美崇美思想。最后一个阶段是意识形态上的自我批评批判阶段，知识分 子将他们所学习、所清理的东西写成书面的自我批评批判文字并在不同规模的场合 宣读或发表，以求完成“洗澡”。（参见T.Chen，1960； R. Lifton, 1961;杨绛， 1988)[7]
从1951年9月30日至1952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主要报 刊发表了大量著名知识分子写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文章。从内容上看，这些文章主要 是自我批评性的，而且大多出自非体制知识分子之手。（见表一，表二，表三）体制知 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发表的，主要是代表权威阐释运动的意义和必要性，例如 胡乔木、周扬、艾思奇、郭沫若、范文澜等,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诸如《学 习》杂志之类的报刊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论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而民主人士则基本 是以著名社会贤达或民主党派领袖的身份呼吁知识分子响应号召投人到思想改造运 动中去，这可以从黄炎培、章乃器、陈叔通、李济深、邓初民、谭平山、周建人等人的文 章中看出来；真正作为改造对象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批判性文字的，是旧式的非体制知 识分子：冯友兰、贺麟、梁漱溟、金岳霖、张东荪、沈从文、钱端升、楼邦彦、钟敬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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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木、周一良、黄药眠、罗常培、周培源、华罗庚、茅以升、梁思成、钱伟长、董渭川、李宗 恩、葛庭燧等。
表一思想改造运动中发表在两报的按内容分类的有关文章
一 般性阐释与号召 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 自我批评 反批评
《人民日报》 28 9 41 0
《光明日报》 44 21 82 2
小计 72 30 123 2
% 31. 72 68.28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光明日报》’1951. 9. 30—1952. 10. 26。
表二 思想改造运动中发表在两报的按知识分子分类的有关文章
体制知识分子 中间知识分子 非体制知识分子
《人民日报》 5 7 66
《光明日报》 16 14 119
小计 21 21 185
% 9. 25 9. 25 81.5
资料来潭：同上。
表三按文章内容与知识分子类型分类的有关文章
一般号召与阐释 批评与自我批评 %
批评 自我批评 反批评
体制知识分子 12 5 4 9. 25
中间知识分子 17 3 1 9.25
非体制知识分子 43 22 118 2 81.50
小计 72 30 123 2
% 31. 72 13.22 54. 18 0.88 100.00
资料来源：同上。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两篇反批评的文章。1950年10月5日梁漱溟在《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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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对自己自参加土改以来的思想转变作了一个 自我批评性的问题。此文发表以后，招来了一些批评，认为梁文自我批评得还不够。 两篇反批评文章皆出自梁漱溟之手，回答对他的责难。
其他非体制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文章，大都是对自己或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 从事的工作的检讨。例如“批判过去协和的一切否定过去从头学起检讨自 己肃清崇美思想”，“批判我的崇美奴化思想”，“批判我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教 育思想”，“检查我追求教授名位的思想”，“清除我的清高思想”，“批判我的剥削思 想”，“斩断与旧协和的一切联系”，“进步包袱是思想的敌人”，“名誉地位给我的毒 害”，“我替美帝作宣传”，“批判我的反动买办思想”，等等。这些出自著名知识分子之 手的自我批判，大多是按照所学文件精神检讨反省自己，自然没有什么文采可言，相 反，却有相当多的从文件上抄来的带有很强政治性色彩的官方正式的政策性用语。 不论自我批判者是否被迫或真的愿意这么公开揭露自己，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 做什么，至于这样做的后果，例如长此以往知识分子将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使用这种 具有浓烈政治色彩的官方语言去应付各种政治运动，去批判别人或批判自己，去参加 日常的政治学习与讨论，并进而去进行日常的思维与交流，去改变自己原来业巳形成 或确立的思维话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当时所无法预期的。
然而，正是这样出自昔日的学界著名人士之口的自我批判，参与了在社会公众中 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勾画。以前被奉为大师的人物在承认自己也有这么多龌龊思想， 也需要当众“脱裤子，割尾巴”的过程中，为自己日后的公众形象涂上了浓重的一笔。 不论思想改造运动与后来的运动比较起来是多么温和，从知识分子的配合程度与运 动的直接结果看是多么成功，从长而论，思想改造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 后经历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观念与话语形式的转换，无论是否出于自愿，当他们在 用新式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正式语言否定自己的过去的时候，也就投身于建构代 表权威与支配的正式语言本身的过程，同时这也是在知识分子自己参与下第一次在 社会公众面前重新塑造知识分子的政治一意识形态形象。
三反右运动与中间知识分子
如果说,非体制知识分子通过思想改造运动至少在行动上比较顺利地接受了新 的文化一意识形态霸权[9]，并因此不再是新体制确立新型话语体系的阻碍性力量的 话，中间知识分子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1957年以前的历次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 运动，包括批判电影《武训传》，思想改造，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梁漱溟，都没有整 体性地将被誉为“民主人士”的中间知识分子作为运动对象。这一方面是因为中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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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由于在历史上的功绩不但参加了新政协以及人大和各级政府的组建，而且也 在政治上具有了一定的保护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于新体制自身来说，一开始中 间知识分子也并不是一个迫切需要认真对待的群体,相反，倒是非体制知识分子，亟 须经过思想改造以后纳人建设新中国的队伍。但是，经过上述一系列意识形态领域 里的批判运动以后，加上以单位制为核心的一整套全新的制度的确立和这套制度对 非体制知识分子的收编，虽然非体制知识分子的确被纳入了新体制下的职工队伍或 者甚至干部队伍，他们的被预期的创造性并没有充分地体现出来。
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之下，新体制对其知识分子政策作了重大调整。1956年1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題的专门会议，周恩来在这次会上所作的长篇讲 话中，第一次十分明确地把知识分子视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尽管他也重申了对知 识分子进行长期改造的一赏主张，但是整个基调却与过去不同，不是强调改造，而是 详细地阐释如何使用知识分子。他甚至提出，“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 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 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周恩来：1984: 158—189)周的讲 话在1956年1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虽然从学理上说，知识分子很难 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过这里的意义在于是否被认作是如此，意味着是否被看作 是异己的力量。在此之前，知识分子始终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在社会定位方面如此重大的变化，对于自1949年以来一直被要求改造头脑中的资产 阶级王国的非体制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一大喜讯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 容自己的心情”(费孝通，1957)，不论他们是否真的同意把自己划人工人阶级的行列。
与此同时，原来的革命者在几年的制度性干部化过程中，却滋生出越来越严重的 官僚主义，这也算是革命的未能预期的结果之一。而正好在这个时候，波匈事件发 生，引起了毛的警觉。不论他是否在内心同意将知识分子归人工人阶级趴伍，至少毛 曾期望借用知识分子的力量整肃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号召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的口号而提出来的。
由于思想改造以来的若干次意识形态批判，也由于刚刚经历了肃反运动，双百口 号提出之初，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响应。直到1956年6月陆定一作为权威的意识形 态阐释者发表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题的长篇报告以后，才陆陆续续有著名知识 分子起而响应。不过这一次，响应得较为积极的，不是非体制知识分子，而是作为中 间知识分子的民主人士。
民主人士一开始并不主要地是作为鸣放者而表现自己的，而是同他们在思想改 造运动中的角色类似，更多地是以民主党派领袖的身份，号召广大知识分子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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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放。例如章伯钧1956年3月6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 性创造性》，罗隆基6月28日在同一报刊上发表的《我对目前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 解和意见》，就是对周的讲话的积极反应。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不是民主党派领袖 的号召对广大非体制知识分子起了什么推动作用，倒是毛本人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 著名讲话以及在那以后他在北京或外地的多次谈话,加上陆定一的权威性阐释,激发 了民主人士。章伯钧于1957年3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充分发挥民主党派 的作用》，罗隆基也于同月23日在同一报纸上发表《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其 他民主人士也要么提笔作文要么即席讲话，其中最为著名也最有文采的，是费孝通的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J1()]这些争鸣导致了现存体制所不容的言论和表达这些言论 的方式。
作为对这种未能预期到的后果的反应，才又有了“引蛇出洞”和反右运动(参见李 维汉，1986)。不过本文更为关注的，倒不在于“阳谋”何时出台，或是否真有所谓“章 一罗联盟”，而是某些未能预期的后果，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其中的问题或关键究竟何 在。在本文作者看来，问题并不只是出在参加鸣放的知识分子本来是一片热心积极 响应号召，却没想到招来误解并酿成悲剧，亦非只是出在民主人士们的确另有一套偏 右的社会一政治设想与主张，其与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相距甚远，而是出在作为中 间知识分子的民主人士，严格说来并没有真正找到自己在新体制中的位置，更没能适 应新体制下的权力一知识格局中的话语规则，而与此同时新体制的权威代表和新话 语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也在鸣放初期并不清楚究竟它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也不明白 在新的权力一知识格局下，到底应将所谓的民主人士置于何处。
更具体地说，中间知识分子不论1949年以后被安放在看上去多么显赫的位置 上，他们并不是新体制的有机分子，因此也并不具有对资源的合法占有权和对意义的 权威阐释权。如果他们懂得这一点，如果他们懂得在新的经济一政治一文化意识形 态体制下不可能有来自体制外的权力一知识，就不会不满于自己“有识无权”的处境， 更不会试图扮演占支配地位的话语之权威阐释者的角色。
如果较为仔细地分析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右派言论”，特别是政治设计院”和 “平反委员会”,就会发现，他们所依据的，正是毛本人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及在那前 后的讲话。在批评周恩来等人反冒进的一系列讲话中，毛多次抱怨国务院总是临到 人大开会才送上长篇报告，而且只给成品，不予论证，毛自己已经多年不看这类东西 了，等等。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提出，对于肃反等运动中的偏差，应由人大 常委会和全国政协以及地方人大和政协负责主持平反。（毛，〗977: 378)严格地说， 问题并不在于章罗的具体言论多么出格，而在于毛能够抱怨、批评或建议的东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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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旁人也能简单重述的，更不是身为中间知识分子的民主人士能够随便发挥的。 这里涉及或体现的，是意识形态的立法权与阐释权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联系到储 安平等人的“党天下”论、外行论、墙沟论等等，即使毛以前确实诚心希望非党民主人 士帮助党整风，现在要改变战略也毫不奇怪了。[11]
毫无疑问，改变后的战略所导致的五十五万人被划人右派行列，并且其中不只是 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还包括大量的普通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 党员作家，这无论对当初发动争鸣的毛还是对参与争鸣的中间知识分子，都是大大出 乎预料的，而这一未能预料到的悲剧性后果，的确又正是由于既包括毛及其同事也包 括民主人士自己在内的人们的有意识的行动所导致的。[12]
表四1957年6月《人民日报》对右派的批判
温和批评 激烈批评 自我批评 申辩反驳 小计 %
中间知识分子 22 17 3 10 52 58.43
非体制知识分子 18 10 3 31 34.83
体制知识分子 1 1 2 2. 25
其他 3 1 4 4. 49
小计 44 29 6 10 89
% 49. 44 32. 58 6. 74 11.24 100.00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57. 6. 8—6. 30。
6月8日毛在《人民日报》撰写《这是为什么？》以后，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等 人一下子成了万众声讨的靶子。然而，进入1月以前，对右派言论的批判基本上还 是就事论事性的，即针对他们在鸣放中的言论加以否定，调子还比较温和，涉及的 对象也主要是著名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且他们还被称为“同志”、“先生”、“朋友”、 “有的人”,被批判者甚至还可以作一些辩解和反驳（见表四）》从7月开始，批判变 得越来越猛烈，涉及的人越来越多，不但民主人士，而且许多知名学者，乃至一些党 员作家、艺术家，也成了批判对象（表五，表六）。各种贬义词诸如“老牌右派”、“反 共专家”、“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卑鄙政客”、“政治野心家”、“洋奴”、“牛鬼蛇神”、 “败类”、“中山狼”、“魍魅魍魉”、“毒蛇”、“狐狸精”、“毒蜂”等等都用在了被批判者 头上。除了他们在鸣放中的言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外，过去的许多东西，包括1949 年以前以及在私下的一些非正式谈话的某些内容，也被列人了声讨之列，甚至一些 个人癖好（例如收藏古董）和私人关系（特别是男女关系）也被揭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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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19S7年6月 <人民日报》点名右*
党团员 民主党派成员 非党人士 总计 %
大学教师 3 10 13 23.21
大学学生 2 2 3.57
中学教师 1 1 1. 79
新闻工作者 1 5 2 8 14. 28
工程师 1 1 1. 79
工商业者 2 1 3 5. 36
作家/艺术家 2 2 3. 57
国家机关人员 3 3 5. 36
民主党派领导 21 21 37. 50
其他 1 1 1. 79
小计 1 35 20 56
% 1. 79 62. 50 35.71 100.00
资料来源：同表四。
表六1957年7月《人民日报》点名右派
党团员 民主党派成员 非党人士 总计 %
大学教师 5 12 8 25 19. 23
大学学生 1 3 4 3.08
中学教师 3 2 5 3.85
中科院研究人员 1 1 1 3 2.31
新闻工作者 9 9 I 19 14.61
工程师 1 1 4 6 4.62
工商业者 2 2 1.54
作家/艺术家 8 5 6 19 14. 61
国家机关人员 6 1 7 14 10. 77
民主党派领导 32 32 24. 61
其他 1 1 0.77
小计 32 66 32 130
% 24.62 50. 70 24. 62 100.00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57. 7. 1 一7.31。
有目的之行动与未预期之后果——中国知识分子在50年代的经历探源/ 417
在被点名的右派中，除了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外，尚有曾昭抡、钱伟长、储安 平、浦熙修、徐铸成、葛佩琦、钱端升、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王造时、沈志远、潘光 旦、萧乾、楼邦彦、李景汉、陈达、彭子刚、江丰、丁玲、冯雪峰、艾青、刘绍棠、王蒙等等。 而参与批判他们的，包括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中的著名人物，其中既有被批判者的 老师、同事、学生，也有被批判者自己。许多右派言论正是被批判的右派们自己相互 检举揭发出来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些人对罗隆基的反戈一击。而章伯钧、罗隆 基等著名民主人士终于也不得不先后在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了以“向人民低头认 罪”、“我的初步交待”为题的检讨。
反右运动的深远影响，大大超出了运动所直接伤害的五十五万人以及他们的家 属、子女。甚至可以说，这些右派及其家属子女自反右以后的经历如何坎坷本身倒不 是最要紧的，更要紧的是在权威性的正式语言话语中知识分子再也不是一种让人羡 慕和尊敬的人了，知识分子整体在公众中的社会一政治形象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贬 损。反右运动以后，知识分子一词便常常同“右”字纠缠在了一起，而与此同时在反映 中国的社会一政治生活的占支配地位的权威性话语体系中，与“人民”对立的“敌人” 的外延，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之后，又加上了右派。从那以后的二十多年的 时间里，“地、富、反、坏、右”成了中国社会妇孺皆知的专政对象。另一方面，“阳谋”的 教训始终是知识分子心中的余悸,而毛和现存体制本身在党外知识分子中曾经有过 的感召力也因此减弱了。非体制知识分子和中间知识分子作为学理型知识的主要占 有者和传播者与执政者以及法理型知识的阐释者之间的张力，成了知识一权力格局 中二十多年一直未能解开的一大矛盾，而缺乏来自学理知识分子默契的配合，政治权 力很难真正建立起文化一意识形态的霸权，这也是为什么每次意识形态分歧最终总 要以政治行政手段加以处理的主要原因。
四胡风事件中的体制知识分子
更严重的是，进人60年代以后，连体制知识分子也都整体性地划到了资产阶级的范 畴之中。鉴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将集中关注50年代胡风事件以及在该事件中的体制知识 分子，由此试图探究，为什么体制知识分子在新型的权力一知识格局中也仍然存在着如 何适应的问题，而且即使是体制知识分子(或者至少，对本文而言更准确地说，准体制知 识分子)也不能向权威立法者争夺意识形态的阐释权;探究他们自己如何在体制及其规 则之约束下的互动实践中，参与了产生未被预期到的后果的活动之中。
体制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前曾经致力于改变现存社会一政治体制的实践，在还 没有来得及成为十足的学者型知识分子的情况下，社会一政治现实中的各种弊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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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弱国贫民在内的历史发展中的不尽人意之处已经使他们很难两耳不闻窗外事 了，尤其是在从“九一八”经华北事变到“七七”事变的过程中，许多曾试图在纯学术或 艺术领域里施展才智的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毅然迈人了革命者的行列。然而,对这类 主动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个思想改造问题。对这部分人实施的洗澡，可以较 为典型地追_到1942年前后的延安整风时期。
延安整风是经过长期精心准备而运作起来的（参见高华，1993),它确立了毛的集 政治一军事领袖和意识形态立法者与阐释者于一身的权威地位。而在整风过程中所 发生的在当时似乎仅仅是附带事件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特别是毛在这次座谈会上的 讲话，事后被证明对于中国整个文学艺术乃至于其他相关领域内权威性正式语言的 确立和与此相应的占支配地位的权力一知识体系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 事件。而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虽然是未能预期到地——引发了这次事件的王实 味、艾青、萧军、丁玲等人，在投奔延安以前，都不同程度地是被毛视作心心相通之人 的鲁迅的追随者。这些人到延安以后，仍然觉得生活里缺少什么，主张还是用鲁迅式 的杂文去揭露阴暗面，由此产生了与周扬等人的分歧[13]。毛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不仅裁决了上述人物同周扬等关于歌颂与暴露的争论，而且更重要 的是规定了投身于革命的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权力一知识格局中的位置。这 样，本来并不是延安整风的主要文献的《延讲》，后来事实上成了确立中国文艺及思想 领域里正式的权威性话语的“圣经”。
随着1949年两大左翼文化主力的“会师”，来自大后方的未能亲身参加延安整风 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也名正言顺地成了现在的体制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但却也遇到 了如何适应新话语新规则的难题（夏衍，1985: 610—642)。而他们当中最不能适应 的，要数曾经极受鲁迅赏识的胡风。由于30年代围绕国防文学展开的争论,胡风一 直就和左翼文艺界的主流不甚融洽，甚至在1949年前夕胡风就巳经受到了汇聚在香 港的左翼知识分子的连续性批评。1949年以后，他甚至很长时间内未能被纳入新体 制“包下来”的框架之中。自视为鲁迅精神的继承者的胡风，一直没能意识到，他也必 须像别人一样，“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懂得他的那套晦涩的文 艺理论，是同《延讲》所制定的话语规则格格不人的。他只看到了自己的遭遇同所谓 的宗派有关，并且把何其芳等人对他的批判视作周扬等人的小宗派在作祟。《三十万 言书》便是在这样的心境下，试图绕过周、何等人直陈意识形态的立法者。当毛震怒 于冯雪峰等忽略小人物对俞平伯的挑战并因此有了《文艺报》整风之时，胡风竟然误 以为是他那《三十万言书》起了作用，于是又有了胡风在《文艺报》整风会上指名道姓 对周扬等的激烈批评。
有目的之行动与未预期之后果——中国知识分子在50年代的经历探* / 419
不论有多少个人恩怨，也不论这些个人恩怨在这里起过多大的促发作用，问题的 实质都远非于此。如果说毛通过延安整风和《延讲》确立了制定正式权威性语言的文 化一意识形态支配地位的话，那么从来没有认真读过《延讲》的胡风则绝对不可能被 赋予合法阐释者的身份；而如果向权威的阐释者或发言者们挑战并以此表明自己对 普罗文艺以及鲁迅精神的本质的理解才算是正宗的话,那么容不得胡风的就一定不 只是站在前台的直接的权威语言的阐释者和发言者。实际上，周扬反击胡风的演说 《我们必须战斗》，就是经毛亲自阅定的。（参见林默涵，1989)
胡风从政治上站在进步方面、一向跟党走、文艺思想亦非全错、对文艺事业也颇 有劳绩(林默涵，1953，1989;周扬，1954)的左翼文艺理论家落到后来的“反党反革命 集团”首领，更是出乎绝大多数前期参与批判胡风者的预料的〔14]，甚至包括主动交出 胡风私人通信的曾经颇受胡风欣赏的人的预料，尽管交出信件这件事本身具有转折 点的意义。不过即使在那以前，不论胡风是否意识到，他的《三十万言书》中的“五把 刀子”论所实际捅向的，已经远远不是何其芳林默涵等人了。这里的问题，甚至也不 在于毛作为个人有什么不可触犯性，相反，作为现行体制的象征和代表，他所体现的， 是集经济一政治一意识形成于一体的总体性权威，这才的确是不容怀疑的，更不容以 任何组织或团体的形式去向这种权威进行挑战。正如周扬曾经告诫胡风而胡风长时 间弄不明白的，即使九十九点都对，只要在关键的一点上错了，那就一切都错了。尽 管三十多年后终于澄清，胡风等人并没有想真向毛的权威直接挑战，更没有什么见不 得人的政治小团体。(胡风，1988;绿原，1989)
从1955年4月，胡风的一些私人信件被他的友人摘抄上报，胡风由此被毛判定 为暗藏的一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首领，而做出如此判定的一个重要依据，不是别 的，正是胡风在他的私人朋友间的通信中所使用的一套颇为特别的用语，在这套用 语中，不仅见不到正式语言的影子，而且正式语言的权威使用者们也常常受到大不 敬。毛就是“从这些信上散发出来的气味”中首先做出他的判定的。对胡风的批判 也由此升级并蔓延开了。在那以前，对胡风的批判还主要限制在文学艺术领域，批 判内容也基本没有超出意识形态范围，但是从5月开始，超乎文学艺术领域的社会 知识各界都卷了进去，并且几乎全是清一色的政治讨伐和人身攻击（见表七，表 八）。5月以前，胡风还被当作“同志”、“先生”、“朋友”，5月以后则成了危险的敌 人、阴谋家、人民的公敌、反革命的灰色蛇、特务匪徒、蛀墙角的白蚁、披着人皮的豺 狼、最凶恶的反革命匪帮，等等。知识各界的批判者，纷纷义愤填膺，要求“严惩胡 风集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应声而起的愤怒批判者们，既包括一年前欢呼 保障公民自由——包括结社与通信自由——的新宪法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有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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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沦为右派的著名民主人士，这些民主人士在反右运动中，也同胡风一样，因为言 论以及言论所不具有的被权威认可的形式，或者言论所不具有的合法阐释者地位， 而落到了自己所未能预料的结局。
表七1955年《人民日报》按内容分类的批判胡风的署名文聿
学术或意识形态批判 政治讨伐或人身攻击 小 计
1月 4 4
2月 3 1 4
3月 5 1 6
4月 3 3
5月 1 83 84
6月 151 151
7月 29 29
8月 6 6
小计 16 271 287
% 5. 57 94. 43 100.00
资料来《人民日报>，1955年1 一8月a
表八按作者分类的《人民日报》批判胡风的署名文章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小计 %
作家/艺术家 1 46 47 2 2 98 35. 90
社会科学家 1 9 12 3 25 9. 16
自然科学家 2 6 2 10 3.66
著名民主人士 4 31 6 41 15.02
青年团领袖 10 10 3. 66
党的理论家 1 2 6 2 11 4.03
军队将领 2 2 0. 73
其他 21 37 14 4 76 27.84
小计 3 84 151 29 6 273 100.00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M955年4一8月。
这些响应式的、具有造声势性质的大规模批判，对于胡风本人的锒铛入狱和判刑 监禁无疑并没有起到什么实质性作用，但是，决不应该由此便忽略它们在社会公众中
有目的之行动与未预期之后果——中国知识分子在50年代的经历探源 / 421
所起到的重造知识分子形象的作用。联系到由于胡风事件而直接引发的全国性肃反 运动，知识分子(包括一直是左翼的进步知识分子或准体制知识分子)及其言论、文章、 通信，在公众乃至知识分子自己当中，都潜在地或直接地成了问题。胡风由左翼、进步 的、具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知识分子变为反党反革命的“集团头子”，在当时不仅 直接牵扯了二千多人(见表九），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震撼了全国，其向全国各界表明，左 翼的准体制知识分子在新型权力一知识构架中并未获得免遭批判之特权，而这一切 “厄运”正是包括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在内的人们有意图的或有意识的行动的未能预期 的结果，它所造成的知识分子未被意识到的进一步行动之环境条件，最M竟使得周扬 这样的体制之意识形态的权威阐释者们也都落得了与胡风类似的下场，连体制知识分 子本身也都在整体上成了缺乏合理合法性的存在^
表九对胡风分子的制栽
1955 1956 1958 1965
受牵连者 2 100
其中：
逮捕 92
隔离 62
停职反省 73
胡风集团分子 78
其中：
共产党员 32
骨干分子 23
撤职劳教 61
判刑12年以上 3
资料来源：李辉，1989: 3,354。
五结 语
从50年代初期对非体制知识分子的温和改造经过对民主人士的激烈批判一直到 对体制知识分子自己的严厉制裁，其中所蕴含的深意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和研究才 有可能逐渐加以领悟。本文所试图做的，仅仅是从主体与结构相互作用的角度，去探 索在权力一知识格局下，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通过自己有目的有意图的行动参与到话语 规则的再生产过程之中，并且这种再生产如何导致了行动者(包括批判者与被批判者) 未能预期的后果，这些后果又如何成了人们进一步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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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地说,50年代以后，中国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进人逐渐在他们自己不同程 度地参与下建构起来的新型体制之后，不仅仅如本文作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所试图说 明的那样，由于单位制度与思想改造而被纳人了双重的非知识分子化的制约性转换 之中，而且，也是同样重要的，他们仍然在这种特定的环境条件下，通过自己的有意图 有目的的互动行为，加人到规则的确立和遵从、话语的主导与认同之中的。当他们在 批判别人或检讨自己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尽管他们 往往不能预期这样做的后果，包括使被批判者锒铛人狱这样的后果，更没能意识到， 他们这样做所产生的并非他们原来所预期的后果，后来却又成了他们自己的活动（包 括在下次运动中自己被批判）的条件。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在历次运动中不断受到 批判，除了新体制本身就内在地包含了对知识分子实行制度与思想的双重改造，从而 使他们成为体制的有机分子（或至少与体制不冲突的成员）之外，被批判的知识分子 自己一直没能意识到自己在新的权力一知识格局中的位置，没能适应新的话语规则， 包括新的权威性正式语言的规则和阐释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规则，也决 不是不重要的。
(原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11月号，总第9期）
注释
[1 ]关于对曼海姆“相对自由漂游”论的批评性讨论，可参见黄平，1993a。单位制度与思想 改造（含政治学习与意识形态批判）在转变知识分子中的作用问題，本文作者受到福科 与吉登斯关于现代监督问题的论述的很大启发。参见M. Foucault, 1979,1980； A. Giddens,1983;1985。
[2]对此类问题的讨论，可见 K, Mannheim, 1979;A. Gouldner, 1979;G. Konrad & I.
Szelenyi，1979;E. Shils，1972; A. Gagnon, 1987 ;Z. Baumann, 1987; A. Gramsci,19710 [3 ]上述理论主要源自 A. Giddens,1976,1979,1984.
[4]关于权威性正式语言的生产及其所体现的政治实体的支配地位，可参见P. Bourdieu, 1991，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第三章。
[5]参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一 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2年版，第964—叩1 页。这种短缺也可以从当时的权威语言将凡是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统统称为“知识 分子”中看出来。
[6]这里所包含的矛盾，可参见M.Goldman, 19H，1981。
[7]实际上，后来的实践表明，决不可能通过一次运动完成思想改造。出身不好又受过旧 式教育的人，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有目的之行动与未预期之后果——中国知识分子在50年代的经历探源/ 423
[8]严格说来，民主人士本来也是于非体制知识分子同源的，但由于他们曾经在抗0战争 前后积极为和平民主奔波，甚至曾试图走出所谓第三条道路，1948年以后他们大都站 到了赞同或同情当时的反体制力量共产党人一边，因此在1949年以后他们大都象征性 地在新体制中享有一席之地，成为介于体制知识分子与非体制知识分子之间的中间知 识分子。
[9] “文化覇权”一词源于A. Gramsci,其在《狱中札记》中对这一概念作过深刻的论述,其中 一个最重要的内涵是民众对统治集团的支配社会一政治生活的合法性的认可与遵从。
[10]费的文章曾经在发表之初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扬，周认为共产党内也有许多知识分 子，却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周恩来，1985:349)
[n]事实上，毛关于知识分子——尤其是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的怀疑或聱惕在百家争鸣之 初也并未放松过，对此，可以参见毛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期间的讲话。（毛： 1977=326,333,338,350,351,355)
[12]李维汉晚年的回忆录对此有很好的说明，参见李维汉：1986。
[13]这些人的文章包括《野百合花》,《论同志之“爱”与“忍”》，《三八节有感》,《了解作家，尊 重作家》和《还是杂文时代》。1957年反右运动把上述文章的作者都划进了右派行列， 1958年文艺报再次将上述文章作为反面教材刊登了出来供批判用，毛亲自写了“奇文 共欣赏”的著名按语。
[14]按照一开始周恩来等人的设想，胡风的问题只需在内部找少数人与他谈上一次两次三 次，再让他作一检讨，便可结束二十年来的不安情况（纳人体制之中）；如果少数人与胡 风谈不成功，再引向读者，发表一二篇批评文章；实在不行则让他到群众中去。林默涵 与何其芳的文章就是上述设想的产物。（见绿原，1S89;林默涵，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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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
许纪霖
近20年来，知识分子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这一热点始于1980年 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第二次“五四”新启蒙运动。在新启蒙运动 中，启蒙知识分子们认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现 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文化转型；必须批判传统的中国文化，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在这 种林毓生所说“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思想模式的主导下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分外 突出。因为思想文化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承担着向大众启蒙的使命，而作为启 蒙者，知识分子自身又同样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伴随着“文化热”，同 时又出现了一波“知识分子热”。
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知识分子研究围绕着两个向度进行：一是 按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划分，分析知识分子在从传统向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其文 化选择以及内在的思想文化冲突；二是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社会角色出发，研究 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所体现的社会身份，重点考察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的政 治命运以及他们是如何丧失和重建独立人格的。十多年来，这两个研究取向，无 论从宏观分析还是个案积累上，都已经拥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虽然不能说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发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层面的研究基本上已经 达到了自身的极限。更重要的是，支撑其研究取向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预设，比如 传统/现代二分模式、“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模式等，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 了普遍的置疑。这表明，如果知识分子研究缺乏新的问题意识，而且继续停留在 原先的论域中，这一热点课题会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无法取得原创性突破。
在新的世纪，知识分子研究必须被纳人重新问题化的框架中，开辟新的研究论 域。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开拓了新的领域，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 展。比如，从学术史的角度更加细致地研究知识分子如何继承中国传统的学术传统， 建构现代知识体系和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或者从社会史的视野研究明清以来
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 / 427
士绅阶级自身的内部变化。可以这样说，199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研究开始呈 现出一种学科化、多元化的趋势。那么，除了上述新的领域之外，还有没有新的知识 分子研究论域值得开掘呢？
我认为，继承198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分子研究的思路，可以继续从两个层 面将知识分子研究推进一步。其一是知识分子研究的内在理路，从启蒙思想的 内在复杂性来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自我冲突。简单地说，就是要 在突破上述传统/现代、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的基础上，重新研究中国 启蒙思想内部的复杂性。它们是由中国和西主哪些思想资源相互结合所形成 的？启蒙思想内部又形成了哪些纠缠在一起、又相互冲突的现代传统？这些思 想传统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乃至当代现实产生了哪些影响？在现代中国思想史 中，中国与西方的思想传统不仅存在着对立和冲突，而且也是相互纠缠和交织在 一起的。同西学一样，中国文化传统也同样参与了启蒙思想的建构，而中国的现 代性又往往通过传统的方式加以显现。考察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是如何形成他们 的现代性思想，在其内部又是怎样形成不同的分化和交叉，从而梳理出近代以来 不同的思想脉络，分析它们与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思想的传承关系，启蒙思想内 部又是如何分化、组合的，如何呈现出不同的思想脉络，彼此之间如何组成一种 相互冲突和渗透的关系格局，从而形成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价值取向和实践 模式。这一研究将从新的领域和视角，继续实现美国著名思想史家史华慈教授 生前所没有完成的研究目标：探索整体上未解决的现代性之复杂性。[2]
而另一种研究知识分子的新的途径是外在理路，即从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 姆开始的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重点考察在思想和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知识分子。研究 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关系网络中如何产生知识分子共同体，如何相互交往， 并影响和建构社会公共空间和关系网络。这其中，都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一 个特别值得重视的课题，因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之一，是他们 从乡村走向了都市，在现代都市空间中聚集，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 背景，展开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和公共影响。因此，本文将着重从都市空间这 一新的视野,来讨论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重要论域。
一都市空间网络
传统社会是一个以时间为脉络的社会，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的根源无不在历史 之中，个人的自我认同是在寻找历史的脉络感中实现的。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则更多 地是一个以空间为核心的社会。于是，考察现代社会的空间关系，特别是都市的空间
428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网络，便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新的问题意识。
我们这里所说的空间概念不同于哲学时空观中的空间范畴，它不仅是一种物质 的客观范畴，而且是一种文化社会关系。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无法脱离具体的物质空 间和文化空间而生存。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知识分子都是生活和活动于一定的具体 的空间关系之中的。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即儒家士绅活动的空间是一个具有自然性质的熟人社会，他 们首先隶属于特定的家族和宗族，在既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中生活。除了血缘和地 缘关系之外，由私塾、科举和书院等空间形态所形成的学统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关系 架构。以自然宗法家族社会为基础的古代士绅，他们所拥有的空间观念具有浓厚的 乡土性和草根性，其共同体交往的方式按照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原则ra, 以自我为中心，以熟人社会为半径，以血缘、地缘和学统关系为经纬。也就是说，他们 活动的空间基本上是自然的、有限的、固定的和非流动的，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物 质的和精神的联系。举一个例子，即使到了晚清，作为一代重臣，曾国藩率领湘军远 征的时候，依然念念不忘自己的乡土之根，忠告自己的子女们要记住“耕读为本”。
不过，到了明清之际，江南地区伴随着商业城市的崛起，一个过去没有过的绅商 阶层（即有商业背景的绅士）出现了。[4]过去的乡绅主要集聚在乡村，但是，到了明淸 时代的江南社会，一批读书人开始往城市聚集。在城市里，发展起书院、会馆和青楼 等一些新的知识人活动的空间，这为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脉 络和前提。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南社会中的青楼。青楼作为一个明淸士大 夫公共交往的重要空间，其功能很有点类似18世纪法国、德国的贵族沙龙。在沙龙 和青楼之中，必定有一个气质高雅的女主人，以她为核心，周围聚集着一批文人墨客， 高谈阔论，引为同道。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这样描写以柳如是(河东君）为中心 的江南士大夫聚会河东君往往于歌筵绮席，议论风生，四座惊叹，故吾人今日犹可 想见是夕杞园之宴，程、唐、李、张诸人，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 死矣。”[5]
现代化的变迁同时也是一个都市化的过程，资本、人口和知识高度向大都市集 中，现代的都市替代传统的乡村，成为社会文化和公共关系的中心。现代知识分子是 现代大都市的产物。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者的转变，就是知识分子不断摆脱自 然的血缘、地缘关系进入都市公共空间的过程。现代都市生活与传统乡村不同，完全 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都市人和都市知识分子来自不同的地域，有着全然不同的社 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就文化的自然性而言，他们全然是陌生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 他们在都市的空间中获得自然的公共基础。正因如此，都市人特别需要公共交往，通
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于研究(429
过各种各样的私人的和公共的交往，建构新的关系网络。都市的公共空间不是自然 的、历史的，它们是人为营造的产物，是一种建构性的存在。像蜘蛛一样，都市人无时 无刻不通过自己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建构各种各样的空间网络,并在这样的空间网络 中实现自我的认同。
福柯认为，在现代都市生活的人们，处于一个同时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 (juxtaposition)的时代，人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是一个点与点之间互相联结、团与 团之间互相缠绕的人工建构的网络空间，而不是传统社会中那种经过长期演化而自 然形成的物质存在。[6]在一个非人格化的陌生的都市空间里，人们的交往已经丧失 了传统社会的地缘与血缘纽带，而按照一种新的规则进行。这种新规则，不再是寻找 共同的历史根源感，而是取决于多元复杂的公共空间，都市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来自 五湖四海的他们，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正是通过具体的都市公共空间实现 相互的交往和自我认同。这些空间主要指的是茶馆、咖啡馆、沙龙、书店、社团、同人 刊物、公共媒体、出版社、大学和广场，等等。正是这些现代都市空间之“点”，编织成 了现代知识分子公共交往的空间网络。
二管理型公共领域与批判性公共领域
上述这些公共空间，在现代中国历史中，很多时候扮演了政治批判的功能，具有 公共领域的性质。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与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是两个有所区 别的概念。后者要比前者宽泛得多，主要是指在社会与国家之间人们实现社会交往 和文化互动的场所；而前者则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带有理想类型（ideal type)性质 的概念,指的是从市民社会中产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这一公共空间 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功能，所生产的是社会公共舆论，并以此成为政治系统合法性的 渊源J7]显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建构和赖以生存的都市空间，正是广义上的公共 空间。
那么，中国究竟有没有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呢？这十年来，关于这一问 题，国内外中国研究学界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在美国，以罗威廉和兰金为代表 的一部分学者，通过对武汉和浙江地区晚清社会和城市的研究，认为近代中国存在着 一种非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即不具有批判性、仅仅涉及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 地方士绅公共领域。[8]而另一批美国学者魏斐德、黄宗智等对此表示置疑，黄宗智提 出了一个“第三领域”的概念，以此区别哈贝马斯具有很强欧洲历史色彩的公共领域 概念。[9]在中国学界，类似的讨论也十分热烈，而且更具有当下的问题意识。[10]
有关公共领域的争论以及哈贝马斯的理论是否可以做跨文化的应用，这些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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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的是一个更为后设的问题，即中国与欧洲在历史上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公 私观念的不同理解。国家与社会、公与私，在欧洲历史中是一个自明性的概念，国家 与公相联系，社会与私相关联，二者从古罗马时代起在法律观念上就有着明确的界 限。到中世纪中期，随着自治城市的产生，出现了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市民社会和 资产阶级，并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出现了麦克弗森分析过的“占有性的个人主 义”。[11]所谓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正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意识基础。而在市民 社会的历史前提下，产生了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资产阶级个人通 过在沙龙、咖啡馆和公共媒体的舆论，以公众的身份参与对国家公共事务的批判性讨 论，从而决定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中，国家与社会、公与私的概念并不是自明的，其界限也十分 模糊。一般而言，以普世王权为核心的帝国政治系统属于国家的范围，而以地方宗法 家族所组成的民间社会属于社会的空间。不过，这二者之间并不构成欧洲那样清晰 的二元空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懦家士大夫扮演了将 国家与社会整合为一的中介功能。儒家士绅通过科举制度进入中央帝国的王权一官 僚管理体系，在朝代表国家，在野代表民间。士绅的身份是双重的，但其集体信念又 以儒家学说为自己的公共认同，通过士大夫集团的中介，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不是 像欧洲那样互相抗衡，而是有一种积极的互动，特别是在地方事务上，常常是相互渗 透交错的。
与此相对应，传统中国的公私观念是一个道德评价性的概念，其法律界限相当模 糊。正如费孝通所说，在中国人伦关系的“差异格局”中，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取决 于个人所代表的相对利益。比如，为家族争利益，对于国家来说他是私，但对于家族 自身来说,又代表着公。[12]虽然在社会关系中公私相当模糊，但在儒家的道德观念 中，公与私就像理与欲一样，代表着两种相反的价值。君子修身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要 克服私欲,实现大公。
也就是在上述国家与社会、公与私的特殊关系基础上，晚清社会所出现的是一种 迥然不同于欧洲的公共领域，即罗威廉和兰金所研究的管理型公共领域。这一管理 型的公共领域，或者用黄宗智提出的概念“第三领域”，是一种在国家权力与宗法社会 之间的组织，以地方士绅特别是城市绅商为主体。他们不议论朝廷国事,所关心和从 事的是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比如，賑灾、慈善、消防、水利等社会经济事务。由于国 家的资源和权力有限，地方绅士对这些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也得到了地方官员的鼓 励和支持。它并不是与国家对峙的公共空间，相反是一种“国家权威的社会性设置”。 它建立在地方性与团体性基础之上，而不是像欧洲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那样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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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个人权利与私人财产的保护上。换言之，在19世纪的中国，虽然有士绅公共领 域，却没有欧洲那样的市民社会。它更多强调的是地方士绅的公益精神，而非捍卫私
人权益。[〗《
关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和讨论的下限基本局限在19世纪，研究的领域也 多集中在浙江一些地区以及武汉、成都这些中小型城市和城镇那么，到了 19世 纪末和20世纪，在上海这样相当现代化的大都市里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哈贝马斯意 义上的批判性公共领域呢？我对晚清以来上海公共领域的研究表明，这种批判性的 公共领域以1986年梁启超在上海主持《时务报》开始，随着各种具有时论功能的报 纸、杂志以及知识分子社团、沙龙的涌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有过一个类似欧洲那 样的生产公共舆论的公共领域。[15]与地方士绅为主体的管理型公共领域不同，它在 中国的历史中自有其渊源可循，即来自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古代士大夫反抗性的清 议传统，这些传统因素在清末公共领域最初的形成和合法性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批判性公共领域的主体不是那些地方性士绅，而是具有现代意识和救世关怀的全国 性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公共媒体、政治集会和全国通电形成了颇为壮观的公 共舆论，对当时的国内政治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尽管如此，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中国 公共领域依然与哈贝马斯所说的以欧洲经验为历史底色的公共领域有众多的不同： 其在发生形态上基本与市民社会无涉，而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的变革这些政 治主题相关。因而，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不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为主体，而是以 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群体为核心，跳过欧洲曾经有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直接 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 会和学校;在风格上缺乏文学式的优雅，带有政论式的急峻。
这样，对知识分子与都市空间关系的研究，可以循着两种不同的路径进行，一种 是近代地方性士绅与城市管理型公共领域的关系，另一种是现代全国性知识分子与 都市批判型公共领域的关系。这两种公共领域所呈现的空间虽然有重合，但显然各 有特色：前者多为茶馆、会馆和士绅团体，后者则为咖啡馆、沙龙、公共媒体、同人刊 物和现代知识人团体。每一个城市空间，都形成了一个或大或小的文化权力关系网 络，知识分子借助这些公共领域，形成了各种相互交错和重叠的共同体，并交织而成 一个巨大的以都市为中心、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逐级辐射的等级性的知识分子网络 空间。无论是知识分子群体还是个体的研究，只有置于这样一个网络空间中，才能找 到研究对象的确切位置。
三都市知识分子的特征
从乡村知识分子到都市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直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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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经历了几次大的过渡形态。最早从乡村知识分子当中分化出来的是明淸时代的 儒商和文人墨客，如钱谦益、郑板桥等。他们的生活基本脱离了乡村，进入了扬州、苏 州、杭州等商业城市，亦官亦文亦商，形成了明清时代江南士大夫城市生活和世俗文 化。第二阶段，到了晚清，随着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的_起和租界的出现，在大都市 里出现了像王韬、郑观应这样的买办型知识分子，他们以租界为活动背景，以洋务为 职业，又带有传统江南文人的文化习性和气质。相对科举知识分子而言，这些洋务知 识分子处于社会的边缘，但随着社会的分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译书、出版、办报、办学 等边缘事业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正业和主流，从中产生出以现代知识生产体系为背 景的现代知识分子。第三阶段，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维新运动催生了以康有 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游离正途、在民间发展的异端士大夫，他们虽身居民间，却占据了 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凭借都市所提供的相对独立的公共空间，掌握了颠覆乾坤的 公共舆论。这些人的身份有自由作家、学堂教习，也有职业报人和职业政治家。到了 这个阶段，知识分子与都市的关系不再是洋务时期那样的边缘性和模糊性关系，而是 具有紧密的关联。他们的活动和舆论参与建构了都市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空间，成为 都市风景中不可缺少的中坚人物。最后，到民国以后，现代知识教育体系和出版媒体 产业逐步完善，以都市为中心的物质化的职业分工和精神化的文化网络形成规模，真 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终于定型了：他们可能是胡适那样的大学教授，充满了布 尔乔亚的髙贵、优雅和矜持，也可能是鲁迅那样的自由作家，愤世嫉俗，与秩序为敌， 洋溢着独立不羁的波希米亚精神。总而言之，到这一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与乡村 斩断了精神上的脐带，成为完完全全的都市人。
传统的乡村知识分子是自然的、草根的、本土的，与土地有着无法割舍的关联，他 们是地方的、封闭的或半封闭的，以血缘和地缘的时间脉络为其历史的根源。但城市 知识分子是流动的，经常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空间自由行走，历史感淡薄，空间感敏 锐。城市知识分子的身份等级和自我认同，与乡村知识分子十分不同，不是像后者那 样建立在对历史的寻根上，而是看其归属于什么样的空间关系。
这里所说的具有归属感意义的空间关系有三层含义。第一是以文凭为中心而形 成的等级性身份关系。布迪厄的分析表明：现代的学校体制以知识中立的方式不断 生产着以名校毕业生为顶尖阶层的知识分子等级体制[16]，为了获得更多的文化资 本，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要拼命挤进名校或出国留学，以获得显贵的教育出身。而名 校或留学海外的毕业生又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交往共同体。这群被布迪厄称为新宰 制阶级的都市上层贵族，与传统封建贵族的惟一区别是,后者是以先天的血统为基础 的，而以高学历和名校为身份徽记的新宰制阶级，则可以通过后天的个人努力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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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管如何，学校的出身在都市公共关系网络中是知识分子实现自我认同、相互肯 认的第一层空间关系。
第二是抽象的书写符号所构成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传统中国社会也有意识形 态，那是被中华帝国所认可的、为科举制度所不断制度化的儒家学说。然而,辛亥革 命以后普世王权的瓦解和乡村宗法制度的衰落，使得作为知识分子公共信仰的僑家 意识形态彻底崩溃。现代资本主义的职业分工、阶级利益的分化和现代多元意识形 态的出现，使得都市知识分子出现了 “有机化”，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 子。[17]知识分子不再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如同古希腊各城邦国家都有自己的神衹一 样，在不同的都市知识分子之间，也有各自所崇拜的意识形态，形成了由抽象的书写 符号所构成的交错复杂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而对这些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构成了 都市知识分子不同的共同体，他们之间的冲突、论战常常充满了语言暴力，一旦意识 形态冲突与军事/政治力量相结合，就会演变为更为残酷的战争暴力。
第三是不同的都市文化空间结构。现代知识分子不停地在各个都市游走，以寻 求一个适合自己生存方式和文化气质的都市空间。在现代中国，不同的都市文化生 态差异很大，以北京和上海为例，北京集中了全国第一流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是 现代中国知识生产和学术生产网络的枢纽，具有适合温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长 的、以国家稳定的知识体制为背景的文化空间；而现代上海拥有国内最发达的报业、 出版社和娱乐业，借助这些加入了全球化过程的文化工业，激进、溧浮的左翼知识分 子可以在上海获得其生存和发展的自由空间，并且形成散状形态的、多元公共舆论。 1927—1930年期间，在短暂的三年多时间，上海一度云集了当时中国最具代表性的 知识分子精英群体：鲁迅为首的语丝派，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为代表的创造社/太 阳社,胡适为首的新月派和张君劢、张东荪、李璜为代表的解放与改造派/国家主义 派。最后，经过一番复杂的争斗，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联合起来，组成了左翼知识分 子同盟，留在了上海，胡适、张君肋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离沪北上，重返北京。在现代 中国历史上，北京和上海分别成为自由主义和左翼知识分子的大本营绝非偶然，与两 个城市的文化空间和都市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这样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被动 的，而是双向的、互动的：一方面是都市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结构制约、影响了知识分 子，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积极能动地参与了都市文化和城市精神的建构。
都市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和团体认同，不仅取决于上述三个都市建构性的空间 关系，即使在现代城市公共网络中，传统的血缘、地缘自然关系虽然不起主导功能,但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发挥着其潜在的影响，宗亲关系、同乡关系深刻地镶嵌在现代 都市的人际交往中，与现代的文凭身份等级、意识形态认同和都市地域文化交织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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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巨大复杂、相互缠绕的交往关系网络。在这个迷营一般的彼此重叠的关系网络中， 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认同、交往空间和身份归属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呈复数状态， 可以按照不同层次的价值和身份取向有多种团体认同和身份归属，这形成了知识分 子个体身份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萧邦齐在对1920年代浙江的左派知识分子沈定一 的个案研究中，通过分析其在大都会的上海、省会城市杭州和作为乡村的衙前三个不 同空间的活动，揭示了“沈在这三个地方的活动不仅展示了三者间的相对结构和价值 维度，也展示了三者的历史角色扮演者、社会网络和时代精神之间的互动维度 如何辨别知识分子个体活动的不同的空间网络，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不同 的网络关系中揭示研究对象复杂的社会身份和内在思想，是知识分子个体研究中值 得发掘的深度所在。
都市知识分子由于其与乡村知识分子不同的性质，他们的社会角色、知识结构和 内心世界相互之间不是和谐的，而是充满着内在的紧张和冲突。根据曼海姆的分析， 这些冲突至少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从都市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是私密性与公共性的冲突。在乡村社 会的熟人世界中，个人没有什么私密性可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也是相 对的、模糊的。但都市的居住方式形成了都市的陌生人社会，“城市家庭与工厂、办公 室之间的分离首先强化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区分。公共官员的工作模式标 志着这一区分强化的另一阶段。其工作中的行为完全暴露给大众而在工作时间之外 才隐退人私密性之中。而知识分子则试图将他所做的几乎所有事都纳人私密性的范 围，因此，他成功地将个体化的城市私密性发展到极致”》[19]现代知识生产的私人性 和个人自主意识使得都市知识分子本质上是孤独的、个人主义的，然而，在都市这样 一个陌生人社会中，他没有现成的、自然的历史关系可以凭借，一切都必须凭自己的 努力去创造和建构公共关系。假如他没有被某一个或若干个关系网络所容纳的话， 就会成为这座城市的弃儿。因此,个人主义的都市知识分子比乡村知识分子更窬要 社会交往,在他抵达城市的第一天起，就需要寻找适合与接纳他的社会空间和关系网 络。但在公共的关系网络中，都市知识分子的私密本质又试图在公共关系之外保持 自己的独立空间。这就产生了私密性与公共性的冲突。
第二，从都市知识分子的知识类型来说是秘传知识与日常知识的紧张。曼海姆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知识：日常经验的知识与秘传知识。前者是 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个体的经验获得，与生活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作为民俗“小 传统”的儒家文化就是一种日常知识，它安排传统宗法社会中的人伦日用，成为曰常 生活的精神指南。不过，还有另一种秘传性知识，它虽然源于日常生活，但逐渐与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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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分离、疏远，成为一种专业的或抽象的知识系统。特别到了现代都市社会，知 识越来越学科化、专业化，如果不经过专业的学术训练，知识分子就无法掌握这些秘 传性知识。曼海姆指出：“在简单文化中，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常常汇聚为一种。由部 落垄断的技艺常常构建了一个秘密的主题，这种技艺本身却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 巫术的来源和基础是秘传的，也常常进入到私人活动的日常循环中去。而日益复杂 的社会却倾向于将日常知识与秘传知识分离开来，同时也拉大了掌握这两种知识的 群体的距离。”[2e]在都市知识分子之中，由于知识类型的不同，形成了两大知识群体： 以媒体为活动背景、与公共生活关系密切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以学院为生存空间、与日 常生活无关的专业知识分子。这两类知识分子共同体之间常常会产生某种紧张。而 且在知识分子个体之中，由于秘传知识与日常知识并不存在绝对的鸿沟，相互之间存 在着转化的关系，因而，究竟是更多地关注于专业知识，发展学术，还是转化为日常知 识，启蒙大众，也构成了他们内心的冲突和紧张。
第三，就都市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来讲是价值符号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的落差。 知识分子按照本性来说，是以创造和传播抽象的价值符号为自我特征的。乡村知识 分子的抽象知识(所谓精英阶级的“大传统”)与他每天所身处的世俗知识（所谓民俗 意义上的“小传统”)有着同构的互生关系，精英符号离日常人伦不远。而都市生活充 满了符号性和象征性，因而，都市知识分子常常沉溺在意识形态抽象世界而浑然不 觉。意识形态常常营造出一种虚幻的体验意识和空间感受，知识分子所创造和传播 的价值文化符号与日常生活仅仅存在着一种象征或隐喻的关系，正如卡尔曼海姆 所尖锐指出的那样学者是在图书馆内了解思想而不是在实际环境中。书本向研究 者展现了他无法直接接触的环境，因此书本就创造了一种错误的参与感，这是一种分 享了他人生活却无需知晓其甘苦的幻觉。”[21]知识分子的符号世界源于现实世界，但 前者并不能等同于后者，但作为符号世界的造物主，知识分子在意识中常常将符号世 界幻想为现实世界。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他们在二者之间的生存状态发生 了断裂和紧张。
四知识分子共同体与公共交往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考察都市知识分子的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是如何实现 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公共交往的关系。在这里，我们要引进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该理论 对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阐释途径。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其反思社会学的重要分析模式。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 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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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22]这些一个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小 世界就是场域。场域理论有三个核心概念：场域、资本和惯习。场域是一种关系网 络，是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之组合。在这些关系网络中，每个场域都有自己动作 的支配性逻辑。作为各种力量活动的场所，它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各种位置的 占有者们争夺和重新分配物质和符号资本。布迪厄这里所说的资本是从马克思的资 本理论发展而来，但内涵和外延更为广泛。资本形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 (指的是不同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货币和劳力）、文化资本（指的是知识能力的资格总 体，由学校和家庭传承下来）和社会资本（指的是“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 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 资源的总和”[23])。这三种资本形成了行动者在特定的场域中赖以凭借的资源。而 所谓的惯习（habitus),与习惯（habit)不同，它是某个共同体成员在长期共同的社会 实践中所形成的高度一致、相当稳定的品味、信仰和习惯的总和，是特定共同体的集 体认同和身份徽记，也是其内部整合和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最重要标志。在布迪厄 看来，场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空间意义上的物理范畴，而是一个充满内在紧张性的社 会范畴。这种紧张性的产生乃是因为活动其间的行动者们通过运用各自所拥有的经 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致力于争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象征资本。象征资本 与前三种资本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它指的是特定的社会空间中公认的知名度、声 誉、成就感、领袖地位。其他三种资本可以在社会空间不断地生产出来，而象征资本 永远是稀缺的，总量有限。布迪厄将场域比做一场游戏，资本的拥有者们遵循共同的 游戏(场域)规则，力图使自己的资本在互动关系中得到别人和社会的承认，转化为宰 制性的象征资本J24]
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研究都市知识分子共同体，我们可以获得若干新的视野 和角度。首先，从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内部关系来考察,每一个知识共同体也是一个具 有自主性的场域，他们是由一群拥有共同惯习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共同的意识形态 或学历出身、知识类型、道德价值、文化趣味、生活品味使得他们物以类聚.。知识分子 对共同体的选择，也就是看哪一种共同体惯习更符合自身的口味。沈从文和丁玲，这 一对一起从湖南内地来到沿海大都会的朋友知己，之所以后来分道扬镰，很大程度 上乃是因为两个所羡慕和追求的文化惯习不同：沈从文希冀的是布尔乔亚的理性、 斯文和唯美主义，而丁玲向往的是波希米亚人的自由、热烈和反抗激情。因此，一个 加人了北平自由主义的文艺沙龙，另一个投身于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
即使在拥有共同惯习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内部,遵循布迪厄的理论框架，也还有许 多饶有兴味的问题需要考察：在共同体内部，共同体成员们是在怎样的都市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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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交往的，咖啡馆、沙龙、聚餐会、书店、同人杂志还是公共媒体？这些内部空间具 有什么样的外部氛围，又如何形成价值共识？共同体内部的领袖和权威是如何产生 的，又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提携新人？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共同体又是通过什么类 型的资本活动以获得象征资本？而其象征资本又具有什么样的特色？
其次，从知识分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考察，我们必须追问的是：具有不同意识形 态信仰、价值目标和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共同体,他们之间的话语和惯习是否是一种 不可通约的关系？如果依然拥有某些交往的公共空间的话，那么，那是一种什么样的 公共空间：公共媒体、大学还是广场？
共同体的内部场域与共同体之间的外部场域交往的游戏规则有什么不同？在相 互论争的共同体之间，争夺的是什么样的话语霸权或象征资本？在互相冲突的话语 深层，是否还有未曾言明的思想预设？
最后，从知识分子的整体关系与其外部的都市空间网络来看，其群体的空间分布 不仅是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比如前述提到的北京和上海知识分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 文化价值取向，而且在同一座城市之中，特别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也会有不 同的空间分布。城市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同质概念，在其文化地理的版图之中，呈现 出一个严格的等级化空间秩序。以旧上海为例，按照文化权力的等级排列，从西南部 的法国城，到中心区的英美公共租界，再到西北方向的虹口日本人居住区，呈现出一 个降调式的文化空间排列。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有其特定的城市活动空间，比如现 代主义派文人必定在法国城的咖啡馆聚会，这是作为都市布尔乔亚阶级的空间象征； 而左翼的波希米亚人常常出没于虹口地形复杂的弄堂、亭子间、小书店和地下咖啡 馆，充满了密谋的氛围。至于公共租界，则成为了不同知识分子彼此交往的公共空 间。凡此种种，都证明了大都会的文化地图所呈现的是一幅都市知识分子交错复杂 的关系网络。
从都市的空间关系入手，可以打开知识分子研究的全新视野。这一研究论域因 为已经拥有了多种理论框架和解释模式，以及丰富的史料基础，正呈现出诱人的前 景。它将为新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增添一道灿烂的风景线，而显得更加多元、广 阔和生机无限。
(原栽《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注释
[1 ]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州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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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9页。
[2]参见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一 14页。
[3]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1—28页。
[4]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与商人精神》,载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7年版,第519—579页。
[5]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5页。
[6]参见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陈志梧译，载包亚明主编：《都市与文化》丛刊 第1辑《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8页。
[7]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8]参见罗威廉：《晚淸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h玛丽兰金：《中国公共领域观察》，载黄 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杨念群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9]参见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h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 民社会”》，载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題讨论》。
[10]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第3章，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11]参见 C. B. 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 Hobbes to Lock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2]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1—28页。
[13]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第3章，第131 —134页。
[14]对19世纪中国管理型共公领域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个案是王笛《晚淸长江上游 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5]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 2003年第2期；方平：《淸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共舆论的表达模式》，香港，《二十一世 纪》2001年2月号。
[16]参见布迪厄、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
[17]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一18页。
[18]萧邦齐：《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I"9年版，第7页。
[19]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225页。
[20]同上，第183页。
[21]同上，第 223—224 页。
[22]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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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同上，第162页。
[24]参见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31—186页；朋尼维兹：《布 迪厄社会学的第一课》，孙智绮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7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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