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集》4卷《胡适文存》3集,第114页。
[41]《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3卷，第12页。
[42]《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1卷,第67页、第68页。
[43]《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1卷，第286页、第285页。
[44]《通讯》,《鲁迅全集》3卷,第25页。
[45] 1919年6月29日胡适曾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过一篇《研究室与监狱》的文章，引用陈 独秀的说法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出来监狱就人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 高尚优美的生活。”见《胡适文集》11卷《胡适时论集》,第17页。但这一说法似与鲁迅 概括的“进研究室”主义无关。
[46]《读书杂谈》,《鲁迅全集》3卷，第443页。
[47]《春末闲谈》,《鲁迅全集》1卷，第204页、第205页、第206页。
[48]胡适：《普及和提高》，《胡适文集》12卷《胡适演讲集》，第436页、第437页。
[49]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会上的讲话》，《胡适文集》12卷《胡适演讲集》，第438页、第 439 页。
[50]胡适：《在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胡适文集；H2卷,《胡适演讲集》，第 447一448 页。
[51]胡适：《学术救国》,《胡适文集》12卷《胡适演讲集》，第454页。
[52]《北京通信》,《鲁迅全集》3卷，第51页。
[53]《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1卷,第159、第161、第164页。
[54]《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卷，第166、第169页。
[55]《华盖集.后记》,《鲁迅全集》3卷,第177—178页。
[56]《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1卷，第163页。
[57]《忽然想到（五）》,《鲁迅全集M卷，第43页。
[58]《北京通信h《鲁迅全集》3卷，第52—53页。
[59]《灯下漫笔》,《鲁迅全集》1卷，第213页。
[60]《补白》,《鲁迅全集》3卷，第106页。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里，鲁迅也同样强调了 ‘‘韧性”精神，参见《鲁迅全集》1卷，第162页。
[61]《杂忆》,《鲁迅全集》1卷，第225页。
[62]胡适：《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胡适文集》11 卷《胡适时论集》，第504、第509—510页。
[63]《通讯》，《鲁迅全集》3卷，第22页。
[64]《中山大学开学致语》，《鲁迅全集》8卷，第159 — ISO页。
[65]鲁迅曾经说过革命，这两个字”有人觉得很可怕，其实“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 就很平和了。”参见《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4卷,第13页。
322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66]这里是借用鲁迅《论睁了眼看》里的说法，参看《鲁迅全集》1卷,第238页。
[67]《碎话》,《鲁迅全集》3卷，第161页。
[68]《春末闲谈》,《鲁迅全集》1卷,第206页。
[69]《我观北大》,《鲁迅全集》3卷，第158页。
[70]胡适等：《这回为本校脱离教育部事抗议的始末》，《胡适文集》1〗卷《胡适时论集》,第 123 页。
[71][72]见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73][78][95]《好政府主义》，《胡适文集》12卷《胡适演讲集》,第716、第191页。
[74]《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胡适文集》3卷《胡适文存集，第308—310页。
[75][79]《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文集》3卷《胡适文存》2集,第328、第329页。
[76]《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集》4卷《胡适文存》3集，第42—43、第47页。胡适晚年对此 有一个反省，提出“一切计划经济都是与自由不两立的，都是反自由的”，《从〈到奴役之 路>说起》，《胡适文集》12卷《胡适演讲集》，第831—832页。
[77]《通讯》，《鲁迅全集》3卷，第21—22页。
[80]《学术救国》，《胡适文集》12卷《胡适演讲集》，第454页。
[81][83]《知难，行也不易》,《胡适文集》5卷《人权论集》，第598、第600页。
[82]《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文集》1]卷《胡适时论集》,第376页。
[84]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政治乎？》，原载《东方杂志》31卷第1号。
[85][88][93]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文集》11卷《胡适时论集》，第374—378页。
[86]胡适：《一年来关于民治和独裁的讨论》,《胡适文集》11卷《胡适时论集》，第509页。
[87][89]胡适：《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胡适文集》11卷《胡适时论集》，第506、第 504—505 页。
[90]胡适：《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胡适文集》11卷《胡适时论集》，第530页。
[91]参看刘治熙：《〈爱国运动与求学>》及胡适“附言”，栽《现代评论》2卷42期（1925年9 月26日出版）。胡适的“附言”收《胡适文集》11卷《胡适时论集》，题为《刘（漏一“治” 字)熙关于〈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来信附言》。
[92]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第206、 第249页。
[94]胡适：《民权的保障》,《胡适文集》11卷《胡适时论集》，第295页。
[96]胡适：《这一周 63解嘲》，《胡适文集》3卷《胡适文存》2集，第456页。
[97]胡适：《这一周 55蔡元培：〈不合作主义>》，《胡适文集》3卷《胡适文存集，第
455 页。
[98]胡适：《政论家与政党》，《胡适文集》11卷《胡适时论集》，第70—71页。
[99]胡适：《与一涵等四位的信》,《胡适文集》3卷《胡适文存》2集，第397—398页。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以鲁迅与胡适为中心 / 323
[100]在1935年所写的《为学生运动进一言》中，胡适明确地提出，“我们这个国家今日所缺 少的，不是顺民，而是有力量的浄臣义士”。见《胡适文集》11卷《胡适时论集》，第 660 页。
[101][104]《导师》,《鲁迅全集》3卷，第55、第56页。
[102]《可笑与可惨》,《鲁迅全集》3卷，第270页；《北京通信》，《鲁迅全集》3卷，第52页。
[103]《咬皭之余》,《鲁迅全集》7卷，第60页。
[105]《碎语)),《鲁迅全集》3卷，第160—I6!页。
[106]《王道诗话》,《鲁迅全集》5卷，第47页。
[107]《知难行难《鲁迅全集》4卷，第339—3)页。
[108]《渡河与引路》,《鲁迅全集》7卷，第36页。
[109]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集》3卷《胡适文存》2集，第363—366页。
[110][111]《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7卷，第113、第114、第119页。
[112]《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8卷，第189页。
[113]参看孙郁：《鲁迅与胡适》,第25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14]《〈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3卷，第4页。
[115]参看《聊答“……鲁迅全集》7卷，第248页。
[116] <鲁迅年谱》(增订本）2卷第173页、第1幻页、第232—2抑、第242页，人民文学出版 社2000年版。
文学界的出现
李欧梵
1917年2月1日，陈独秀在他的《新青年》杂志中，首次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 随之发生的，已成今日广为人知的历史。早期由陈独秀、胡适及钱玄同组成的“文学 革命军”，成功地把论战的矛头指向一个不太难对付的敌人(文言文）。白话文逐渐得 到全国性的应用，文学杂志纷纷涌现，而所谓的“新文学”也正式形成。「1]
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以前，上海的出版业至少持续发展了二十年。要为“文 学革命”这一部精彩剧目（也许可以算是“五四运动”最辉煌的一面以及最重要的遗产 之一）找到合适的背景，就必须首先了解上海的出版市场，还有它的前驱——报业。
-通商口岸的文学报刊
自唐代以来，就有一种形式不一的官方报纸，在京师范围传布皇令和朝政。[2]晚 清期间，特别是19世纪的最后十年，在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傅兰雅（John Fryer)及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传教士的建议下，还出版了一些非官方和半官方的 报纸。[3]这些在北京的刊物,通常为有志改革的政府官员和文人学士提供了发表政 见和议论的现成渠道，因此偶尔会遭到朝廷取缔。[4]
而在发展中国的非官方报纸方面，西方传教士也担任了开拓者的角色。1815 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Da,7：y),开创了出版民报的先河。此后，19世纪后期，通商口岸的外语报章和杂志数 量激增；1850年创办，广受欢迎的《北华捷报》（iVort/i China Herald)，标志着这一发 展的巔峰。为此，上海成为首批目睹中国报业在西方传教士及新闻从业员指导下起 步的城市之一。19世纪70年代，王韬在香港成功开拓了中文报业。在上海，《申报》 (1872年创立）和《新闻报》（1893年创立）是世纪转折之际最著名的两份报纸，而两者 在初期都是由外国资金所支持的。[5]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由此设下先例，把报纸作为逐步灌输新
文学界的出现/ 325
思想及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媒介。[他在这方面并不是孤军作战的。 1904年，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狄楚青创办了《时报》。1905年，当美国国会通过一项 对华工待遇不平等的法案时，《时报》在发起抵制美货的运动中担当了重要的角 色。[7]在辛亥革命蓄势待发之际，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加人梁启超和狄楚靑的队伍。 章炳麟在上海主编了著名的《苏报》。1903年，当他和别的编辑被捕人狱后，其他成 员创办了《国民日报h苏曼殊就曾为这份报纸撰稿。另一位革命者于右任则先后发 行了四份报纸，包括寿命很短的《神州日报》。[8]随着民国成立，更多报纸加人这一行 列，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平洋报》。
这些通商口岸的报章并不仅仅是政治武器；它们也为世纪转折后逐渐产生的一 种新的大众文学，提供了繁殖的温床。自民报的起步阶段，在新闻中加插诗歌或者对 当地风俗及戏剧的闲论以增添趣味，已成为办报的一个常用手段。1897年，上海一 份报纸创办了一份特别的附刊，名为《消闲报》，自此引入文学副刊，并且迅速成为所 有主要报章的固定栏目。随着市场对文学副刊的需求增大，一些较富创业精神的新 闻工作者开始出版独立的杂志，而这些杂志实际上就是从报纸中脱离出来，并增加了 内容的文学副刊。1897年，李宝嘉（伯元 > 创办《游戏报》，随后出现更多同类的 杂志。[9]
新的“大众文学”就是在这些文学副刊与“小报”中成长、兴旺的。担任编辑的是 一群可以被称为“记者文人”的人，他们对西方文学和外语略有认识，但却有着更为坚 实的传统中国文化背景。这些刊物的特色是充斥着过量的假翻译和诗歌，还有那些 宣称要唤醒民众的社会和政治意识，但同时也以提供娱乐为目的的文章。
大众文学杂志的构思以及其意识形态上的幌子，无疑都来自梁启超。梁氏在 1903年创办了深具影响力的《新小说》，并以发刊词的形式刊登了他的名文：《论小说 与群治之关系K借着援引西方的事例，他坚称小说在更新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宗 教及道德状况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新小说》的内容是一个有趣的混合体，包 括带有政治及社会信息的小说、剧本、诗歌、歌曲，以及一些质量参差的西方科幻小说 和侦探故事的译本。杂志以托尔斯泰、雨果、拜伦、雪莱、歌德、席勒、梅脱灵，还有波 兰浪漫派作家亨利克显克微支（1846—1916)的肖像做封面，但是却从未翻译过他 们的作品。⑴〕
林纾后来就是在这本重要的杂志上发表他所翻译的哈葛特小说的，而一些才华 横溢的通商口岸“记者文人”也在这里初试啼声。吴沃尧(趼人)也许是其中最著名的 一位，他写了一部出色的社会政治讽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而双周刊《绣 像小说》的主编李宝嘉，不但凭着《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及《活地狱》等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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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载小说，把传统讽刺故事推向完美，同时还涉足翻译工作和介绍西方通俗历史， 如他的《泰西历史演义》(“演义”是在传统侠义或历史小说题目中常见的用词）。还有 一位是周桂笙，他与吴沃尧合作主编了《月月小说》，同时也是一位翻译界的先驱，译 作包括：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案：K《天方夜谭》以及《伊索寓言》。[12〕
这些作家为了如期交稿和嫌钱，不惜粗制滥造。假如发现一本杂志的编辑同时 也是某一期内某一篇作品的作者，是完全不足为奇的。他们的作品拥有广大的读者 群，包括城市人口中识字与半识字的部分。
“记者文人”以及他们创新独特的通商口岸文学报刊的流行，代表了一个具有重 大历史意义的现象，就是：早在现代白话文文学随着“文学革命”出现之前,一种半现 代化的大众文学已经取道报业的后门，偷偷潜人通商口岸的文学界。随报附送的或 是独立的文学副刊数量大幅上升，读者群不断扩大，为“五四”时期从事新文学的人开 拓了一个市场。而且，这些通商口岸的“记者文人”在他们艰苦的谋生过程中，同时也 建立了一个新的行业。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了 ：把从事文学作为一项职业，不 但可行，而且能够获利。至于进一步确立：作为文人不但有利可图，而且享有崇高社 会地位的传统，则有待他们的“五四”承继者了。
二 "五四”时期的报业与文学
当陈独秀说服一位上海出版商赞助他的新杂志时，大部分的文学副刊仍然为“记 者文人”所搡控。民国建立后的头十年，他们所写的那一类最流行的大众文学，已经 从社会政治的改良主义，退化为一种后来被称为“鸳鸯蝴蝶一礼拜六派”的小说。[13] 上海的三份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和《时报》，它们的文学副刊都由鸳鸯蝴蝶派 文人主编，如周瘦鹃、张恨水、严独鹤、徐枕亚和包天笑等。他们那些“才子会佳人”的 故事，要和侦探小说、假翻译，以及出自其他“记者文人”笔下的哀情小说竞夺公众注 意和流行度，刊登这类哀情小说的还有《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世界》、《绣像小 说》和《小说时报》等大量半文学杂志。它们的发行量都很大，要和这些地位稳固的刊 物竞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随着《新青年》发出对“新文学”的响亮号召，作者们需要更多渠道宣扬他们的理 想，并且试笔。他们很幸运地在三份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上找到肥沃的土壤。在上海， 国民党的《民国日报》通过其文学副刊《觉悟》向他们提供了支持。其中一位刚刚成名 的中国现代诗人刘大白，就是在这份副刊上首次试验他的半白话爱情诗。[15]其他著 名的投稿者还包括：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鲁迅、郭沫若、杜威(John Dewey)和罗素 (Bertrand RussetDj16]同时，新文学在《学灯》上找到另一个发表的途径。《学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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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于1918年，作为《时事新报》的文学副刊，以及由梁启超的弟子所组成的“研究系” 的喉舌。它的首任编辑宗白华，借通信成了郭沫若的好朋友，并且刊登了郭沫若寄来 的每一首诗，使他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郁达夫的早期作品：《银灰色的死》，最初也 是在《学灯》上连载的。1921年，《时事新报》再发行一份附刊——另一本文学杂志： 《文学旬刊》。主编是郑振铎，投稿来自新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会员。
因此可以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个2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组织，其早期精 英都是由梁启超建立的这个强大的出版机构所“寄生”哺育的。
新文学的第三位斗士是北京的《晨报》。它的文学副刊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和巨大 影响，都要归功于一位热忱的文人的努力，他就是曾经戏称自己为“没有作品的作家” 的孙伏园。[17]他抱着一种传教式的热情，推介北京的新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周氏兄 弟——鲁迅（周树人）和周作人。鲁迅的《阿Q正传》最初就是在这份副刊上连载的。 1923年，因为鲁迅的一首讽刺诗《我的失恋》在未经孙伏园同意的情况下，在付印前 被另一位编辑抽起,孙伏园愤而辞职。[18]但是这本备受推崇的杂志的声誉并没有因 此而下跌，而且在1925年徐志摩当主编的时候达至新的髙峰。而孙伏园离开《晨报》 以后，接掌了北京《京报》的文学副刊，继而把它变为另一个新文学的堡垒。
有这三份报章的开路，其他报刊很快便效法。以宣扬新文学为目的，数以百计的 “文学副刊”和杂志创刊。至于其他已经面世的刊物，则从星期六派文人手中被夺 过来，转而为新文学服务。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原本是鸳鸯蝴蝶派小说 的一个稳固地盘，1921年被文学研究会接管，并且成为其中一份最流行的新文学杂 志。《申报》的文学副刊《自由谈》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于是，“记者文人”所建立的 旧舞台被粉饰一新，继而上演新的剧目。
三京派
随着文学刊物的蓬勃发展，文学团体的数量也大幅上升。茅盾估计，1922年至 1925年期间，在主要城市中有超过一百个文学团体。它们以“星星”、“婴孩”、“玫 瑰”、“浅草”、“绿波”、“微笑”、“嫩芽”、“春风”、“晨_”、“火焰”、“彩虹”、“晓光”、“卿 云”、“澎湃”等年轻而生气勃勃的词汇命名。1>]它们大部分都是由大学生和中学生组 织的，至于领头的，当然是在北京的教授和学生。1918年1月以后的《新青年》编辑 委员会，起初包括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刘复和沈尹默，全都是国立北京大学 的教授。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月评论》。11月，一群北大学 生——著名的有傅斯年和罗家伦——在陈独秀、李大钊及胡适的协助下创办了新潮 社，并且发行一本同名月刊。[21]新潮社的其他成员包括诗人及散文家朱自淸、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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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绍钧、出版商及北新书店店主李小峰,还有孙伏园。在孙伏园接手《展报》的文学副 刊前，它的第一任编辑正是李大钊。这份副刊对于推广那些后来闻名遐迩的作家的 作品——如周氏兄弟、康白情、叶绍钧、徐志摩及沈从文——起了很大作用。
在北京的杂志编辑和投稿者，组成了一个松散的新文化拥护者的群体,可以称之 为“京派”。一位文学史家把他们标示为学院派，因为他们大部分与北京的大学有直 接关系。[22]20年代的前期，这个群体虽然在组织上不定形，但是，作为新文化和新文 学的领导者，表现了一种明确的团体精神。不过渐渐地，当中的不同阶级之间开始出 现摩擦。随着1925年冬，徐志摩出任《晨报》文学副刊的主编，形成了一个主要由那 些有英美教育背景的人组成的新阵营，其中包括：徐志摩、陈源、赵元任、闻一多以及 他们的亲密弟子或伙伴，例如凌叔华（陈源夫人）和沈从文。1921年，胡适与陈独秀 及他的《新青年》同事闹豳后也加入了这个阵营，他们随后成为了新月社的核心。余 下的那些，围绕着鲁迅、周作人和孙伏园的杂志，成为原先的“京派”的骨干。
几乎是毫无例外地，两个派别都以一种学术性的城市化为特征。英美派在政治 和文学观点上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而核心派则对经典中国学说更感兴趣，并且逐渐采 纳了传统学者的特色——不是诗意的或小说的创造，而是博学、在品味上的老练、在 政治上的节制，还有偏好研究和注释。其中的一些人，如俞平伯和顾颉刚，完全撤出 文学前线，投人到“国粹”的重整，为此提供了这一派与胡适之间唯一剩余的联系。胡 适也承认自己有“历史癖好”。
“京派”的核心：周氏兄弟、孙氏兄弟（伏园和伏熙）、李小峰、刘复、钱玄同，还有 别的一些人，是后来的语丝社和《语丝周刊》(1924—1930)的创办人。在声称“自由思 想，独立判断”的同时[23]，他们也喜欢对时人的态度、道德和品格略加挑剔和稍作攻 击，同时尽力避免激烈的口号或者有建设性的提议。这种著名的语丝风格令人想起 过去中国文人的清谈传统。当然，鲁迅是一个例外。尽管他尝试淡化意识形态的内 涵意义[24]，他和这一组织的联系仍然是他性格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之一。而由于鲁迅 的参与，语丝社得到左翼及左派历史学家不合理的温和对待。[25〕
“京派”并没有垄断北京的文学界，也并非没有人挑战他们的主导地位。根据鲁 迅所说,1925年，出于对孙伏园的《京报》副刊的不满，少数新晋作家和学生创办了一 个小型的文学团体“莽原” J26]鲁迅被邀请担任他们的周刊主编，这本周刊也是随《京 报》附送的。但是内部斗争很快便接踵而来。其中一位自负的领导者髙长虹，在上海 组织了另一个昙花一现的团体,冠以“狂飙”这一堂皇浪漫的词汇。鲁迅也和另一个 由韦素园、李霁野等人领导的小组织“未名社”相联系。它似乎是“莽原”的一个延续， 但却因为和高长虹的个人冲突而坚称其独立性。[27]类似的乍现即逝的文学团体充斥
文学界的出现/ 329
着北京和上海，但是，随着“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势力日增，起初混乱和无定形 的局面，渐渐让位于两个强大的文学组织在表面上的对峙。
四文学研究会
1920年11月，几个对新文学感兴趣的人在北大聚会，商讨组织一个文学团体。 当茅盾（沈雁冰)被任命为《小说月报》主编，并且为他在北京的朋友们提供机会，彻底 翻新这本鸳鸯蝴蝶派小说杂志时，他们的设想变为现实。1921年1月4日，文学研 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共有21个人;12个创会会员及9个新会员出席了在中山公园 举行的创会会议。[28]—个星期后，第一期革新了的《小说月报:K十二卷一号）在上海 出版,刊登了一则简章和一份宣言列出三项指导成立文学研究会的基本原则：
联络感情。研讨会的创办人看到了新旧文学拥护者之间的意见分歧，而这分歧 甚至也存在于不同的新文学支持者之间。“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大家时常聚会， 交换意见，可以互相理解，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
增进知识。要获得的知识是从外国来的。“整理旧文学的人也须应用新的方法， 研究新文学的更是专靠外国的资料。”因此，研究会希望“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 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
建立著作公会的基础。“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 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 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29]
这份宣言应该被视为一个里程碑。第一项原则宜告了现代中国作家的正式出 现，他们要为新文学而团结一致。第二项原则响应了《新青年》的主张，就是：旧的中 国文学传统是不足够的，现代文人应该向西方借鉴。第三项原则提出了一个真正前 所未有的新立场：文学应该被视为一个严肃的、独立的及光荣的行业。他们那些通 商口岸的报刊前辈铺下了基石，文学研究会——如其创办者所设想的——则是去巩 固这个基础，并且借组织一个萌芽的联合，扩大作者的兴趣。
文学研究会的12位创办人包括，作家：周作人、茅盾、许地山、王统照、叶绍钧； 编辑和翻译家：孙伏园、耿济之;学者：郑振铎、朱希祖、翟世英、郭绍虞；甚至还有一 个军人：蒋百里。他们全都身在北京。因此,在开始的时候，文学研究会的组成反映 了和“京派”的一些重叠。不过，随着会员人数的增加以及各分会在广东和其他城市 的设立，其架构变得十分开阔，以至看来非常模糊。[3<)]再者，虽然研究会的正式地址 在北京，它的期刊：《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和《诗》,要么在上海发行， 要么合并人上海的《时事新报》。结果，北京的影响被进一步淡化。因此，文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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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扩大了文学活动场所的范围。
文学研究会的第二个贡献则在巩固和普及新文学从事者的新角色。其出版物， 特别是《小说月报》，在青年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发行量也更广，以至在研究会的其中 一本刊物上发表作品，就相当于得到许可，进入文人的精英圈。相比创造社的刊物， 文学研究会的出版物对圈外有天分的人，是较为开放的。
第三个贡献是文学研究会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翮译，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值得 怀疑。研爽会的其中一个最有野心的设想，就是计划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在公 布的将会出版的101种书目中，有71种会是翻译作品J31〕但是这在最后的结果里没 有完整的数据。[32]总的来说，苏俄和东欧的作品占了主导地位，不过也没有忽视法国 作家。《小说月报》出版了托尔斯泰、泰戈尔、拜伦、安徒生、罗曼罗兰以及被压迫民 族文学、非战文学、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的专号。介绍了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斯妥耶 夫斯基、果戈尔、莫泊桑、左拉、法朗士、布莱克、叶芝、罗逖、梅里美、Johan Bojei、罗伦 斯，甚至但丁和维吉尔。长长的作家名单，清楚指出文学研究会没有单独拥护某一作 家、某一类型或是某一国家的文学作品。广泛的覆盖也揭示了这个团体缺乏自身的 集中性和深度。1925年，文学研究会到达了活动的巔峰，随后稳步下滑，直到1930 年无声消失。
五创造社
创造社是由一群亲密的朋友组成的，最初包括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和张资平。 当他们还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时，在经过一轮非正式的讨论后，他们决定要出版一 本杂志，以散布他们自己的新文学。他们回到中国后，一间小型上海印刷厂泰东的经 理，是第一个利用他们的天分谋利的人。1921年夏天，泰东图书局发行了第一辑创 造社系列，共四部作品。郭沫若追糊，创造社正式成立的日期是1921年7月，上述的 四位创办者，还有何畏和徐祖正,在郁达夫位于上海的寓所开了一个会，决定出版一 本季刊，并根据郭沫若的提议，命名为《创造》。[33]创造社持续了十年，直到1929年2 月7日被政府关闭。
创造社社员最初的重点确实在创造。在六期《创造季刊》（1922年至1924年） 上，原创诗歌和小说大大超越批评和评论。而且也只是刊登了很少量的翻译,其中有 一期（一卷四号)是专写雪莱的。随着两本新期刊：《创造周报》(1923年5月至1924 年5月）和《创造日》（1923年7月21日至10月31日，随《中华日报》附送）的出现，翻 译和对西方文学、哲学的介绍，开始占同等的重要性。两本杂志所介绍的西方文学和 哲学的主要人物包括：尼采、罗曼罗兰、麦克斯施蒂纳、亚历山大赫尔岑、泰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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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裴德、罗塞蒂、《黄面志》同人、梅脱灵、海涅、歌德、雪莱、华斯华兹、拉马丁、雨果、 莫泊桑及斯托姆。名单反映出一种明显的浪漫观点，而且有一部分与新月社所编纂 的介绍西方重要作家的名单重叠。因此，创造社的第一个阶段，从1922年到1925 年，通常被称为它的“浪漫时期”。[34]创造社的其中一位成员在后来忆述，当有人质问 创造社的方向时,郭沫若明确地回答新浪漫主义。”[35]
随着郭沫若在1924年归附马克思主义，创造社在它的第二个阶段（1925年5月 至1928年6月）和第三个阶段（1928年6月至1M9年2月），被认为作出了其著名的 左移——“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36]其中涉及的事项不单是意识形态上的，也是 组织性的。
1924年，一群较为年轻的创造社社员，包括周全平、敬隐渔和倪贻德，创办了一 份新的双周刊《洪水》，部分原因是为了发表《创造周刊》剩下来的文章。这份刊物在 几期后就停刊了。一年后，1925年9月，同一群年轻人恢复出版这本双周刊，以作为 一个“为年青人而设的公开论坛”，攻击“无论在思想上，生活上，政治上，经济上，凡有 阻碍青年人的心性发展的”。[37]因此，这本杂志为日后年轻创造社社员从旧的创办者 手中“篡夺”权力，奠下了基础。在《洪水》复刊半年后，上升的销量鼓励了周全平把杂 志转为独立出版。周全平也掌管着创造社的出版部，部门是在1926年4月1日开始 营业的。[38]3月初，郭沫若、郁达夫和刚从法国回来的王独清去了广州。成仿吾正在 那里等着他们。郑伯奇和穆木天也在几个月后加人。这样一来，创造社的大部分创 会社员都聚集在广州，把他们在上海的旧总部留给了他们的“小伙计”。一条日渐变 宽的裂痕开始在新旧创造社社员之间伸延。三份较早期的创造社刊物被停刊，旧社 员在1926年创办了一份新的《创造月刊》，持续到1929年1月。但是，新社员严格控 制了出版部。周全平带来了他的朋友潘汉年，他在没有得到创会社员的同意下，自己 做决定，翻印了一些“无聊的书籍”。[39]师傅们被他们不负责任的徒弟激怒了，因而派 郁达夫到上海去“清理门户”。然而由于酗酒，郁达夫只是令自己被驱逐出创 造社
1928年，年轻创造社社员的阶层因为一群从日本回国的青年激进分子而进一步 加强，这群人包括李初黎、朱镜我、冯乃超和李铁生。李铁生曾经劝成仿吾利用创造 社的刊物作为“思想战的基地……从事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推阐工作”。[41] 再者，旧社员之间的相互误会和意见分歧，破坏了创造社的基础，使它更利于年轻社 员巩固他们的势力。1928年后，他们出版了一系列昙花一现的刊物：《文化批评》、 《幻洲》、《日出》及《All》。他们的意识形态架构绝对是马克思主义的。
创造社在20年代后期的左侧主义，有助于带来一个转变的气候。有关“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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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文学”的口号最初便来自年轻的创造社社员和他们的伙伴。不过，也是在同一时 间，随着创造社的势力和影响逐渐变小，傲慢、刚愎自用的创造社社员遇到了“可怕” 的挑战者。鲁迅在1928年至1929年间所写的针对年轻创造社社员的批评杂文，其 语调近乎纯粹的恶意。[42]语丝派在鲁迅的厌恶里加入了蔑视。但是一个正面的挑战 者就是在1928年成立的所谓新月社,它提供了在年轻的创造社社员的激进左翼主义 之外的另一种姿态。
六新月社
1924年，一个私人俱乐部在北京成立。它的名字“新月”是借用了泰戈尔一辑诗 歌集的题目。新月社主要由英美留学生组成，最初是一个饮宴和娱乐的俱乐部。[] 它的灵魂人物是刚从英国回来的徐志摩。1925年，徐志摩成为《晨报》文学副刊的主 编，大概一些社员也因而被卷人文学创作。徐志摩也和北大教授及《现代评论》的编 辑陈源（西滢）交上了朋友。虽然这本周刊不是文学性的，但是为文学提供了足够的 空间，而且大力推介燕京大学一位学生的作品，这位学生——凌叔华——后来成为了 陈源的妻子J⑷当陈源因为在女子师范大学的一件学生示威事件，而卷入和鲁迅的 私人冲突中时，徐志摩并不是太情愿刊登他的朋友批评鲁迅的信件。[45]就是这两个 私人团体，组成了新月社的主力。
1927年，北伐军的势力抵达长江。恐慌的军阀政府在混乱状态中，无法支付薪 金给在北京的国立大学的教授。混乱的局面迫使新月俱乐部的许多会员随着别的一 些教授离去。他们都到上海寻求保护，在那里又加人了两位从南京来的年轻教授： 文学批评家梁实秋和戏剧家余上沅。一个讨论小组在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寓所里成 立，目的在于出版一本文学刊物。小组成员包括徐志摩、梁实秋、余上沅、胡适、诗人 闻一多、戏剧家丁西林、翻译家饶孟侃，还有叶公超。徐志摩再次充当出谋划策的人 和经费筹募者。他成功地从朋友中榨取了足够的金钱，在1928年初开设了新月书 店。[]1928年3月10日，第一期《新月》出版。这本杂志一直持续到I933年，出版了 共四卷四十三期，数量可观。
大部分新月社社员都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他们的杂志反映了一个明确的 英美取向，而英国因素则是徐志摩的个人印鉴。杂志的形式本来打算仿效著名的英 国杂志《黄面志》BooA)，这本杂志从1894年到1897年出版，投稿人包括亨 利詹姆士、戈斯、比尔博姆、W. H.戴维斯及道森等人。[47]在《新月》出版的六年间， 介绍了莎士比亚、拜伦、雪莱、济慈、罗塞蒂和先拉斐尔派、彭斯、布莱克、勃朗宁夫人、 曼殊斐尔、斯温伯恩、哈代、W. H.戴维斯、斯特雷奇、高尔斯华绥、萧伯纳、梅斯斐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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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A. E.豪斯曼、奥尼尔、爱伦坡、欧.亨利、泰戈尔、易卜生、波特莱尔以及莫洛 亚，他们主要来自英美。在20年代后期的热烈气氛里，当左翼分子呐喊着“无产阶级 文学”，马克思主义的口号铺天盖地之际，《新月》只能传达了一种非常“象牙塔”的素 质。那些英美作家所传授的，诗歌多于散文，幻想多于现实。在诗歌方面，徐志摩和 闻一多关注押韵和格律多于主题内容。他们的信徒，如陈梦家和方玮德，则紧随他们 的步伐。小说方面，两个最经常投稿的人是凌叔华和沈从文。凌叔华和陈西滢的罗 曼史难以解释地使人联想到曼殊斐尔和麦雷(John Middleton Murry)，凌叔华下意识 地跟从这位英国女作家去塑造自己的风格。而且，和曼殊斐尔一样，她对细致地揭露 女性的心理十分感兴趣。而沈从文是一个穷学生，在北京得到徐志摩和陈西滢的资 助，为杂志写了大约十五篇短篇小说和一篇长篇小说。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描写了 他心爱的中国南方乡村的爱情故事和生活风俗。
1929年终，当《新月》最终在环境的压力下转向政治时，它的政治意见仍然是英 美式的。胡适请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颁布宪法，而罗隆基根据美国公务员制度的模式 所解释的“专家的政治”，清楚揭示了美式的实用自由主义。但是他们对于政府的完 全保守派的温和批评和建议，在左翼作家的眼中是徒劳无功的》[48]
1931年11月，徐志摩在一次空难中突然去世。在它的“灵魂”消失后，新月社迅 速退化，但仍然出版了一本有五期的诗歌杂志（名为《诗刊》，但要和《晨报》出版的一 份同名的诗歌副刊区分开）和大约一百份诗歌、小说、文学批评、各种主题的散文以及 翻译，主要是18和19世纪的英国小说和戏剧。
七论战和个性
随着这四大文学团体的组成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20年代的新文学界不时被 一连串大大小小、意识形态又属个人的冲突打断。古典传统及文学风格（文言）的维 护者的殿后作战——如章士钊和他的《甲寅》，还有围绕着《学衡》的一派——轻易就 被联合起来的新文学力量压脤。但是，更刺激的“戏剧”来自新文学圈内，其中两个最 有力和对立的阵营，自然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巳经有许多人写过这两个团体之间在文学理论上的二分法：“为人生而艺术”相 对“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在这段时期的原始文件里，这种理论上的对立似乎表面多 于实际。文学研究会的文件可以作为例证。例如研究会其中一位主要设计师茅盾， 在一篇写于1924年的坦诚的回忆录里，有以下关于研究会的“意识形态”的陈述：
有过一个时候，文学研究会被目为提倡着“为人生的艺术特别是在 创造社成立以后，许多人把创造社看作“艺术派”和“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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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一九二六年春间，我到广州去了 一趟，那边的青年尚以此事为询， 并且说现在文学研究会为什么不提倡人生派艺术？现在文学研究会主张 什么？’’我记得当时我的回话是这么几句文学研究会这团体并未主张过什 么，但文学研究会会员个人却主张过很多，如果你要问我个人对于文学的意 见，我是愿意说的。” []
研究会的另一位领袖和理论家周作人，是“为人生而艺术”理论的代表。早在 1918年，他已经在《新青年》发表了一篇名为《人的文学》的文章。在一段混淆不淸和 自我标榜的分析之后，他总结这人道主义的文学，我们前面称他为人生的文学…… 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 [5在另一篇文章《新 文学的要求》里，他详细说明同一个观点（人生派）正当的解说，是仍以文艺为究极 的目的；但这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与人生的接触。换一句话说，便是著者应 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 解释。，’[51]
周作人这“正当的解说”，在阐明“为人生而艺术”的天经地义上，起了重要的作 用。在20世纪初期的趋势里，在文学研究会正当活跃的时候，周作人的观点充分反 映了一种普遍的态度。假如不是在他的生活里，那么一个作家该在哪里表达他自己 的感觉和思想，也就是说他的个性？假如他不写生活，特别是他自己的生活，那么一 个新作家怎样才能写出真实的主旨而没有作假？因此，“现实主义”——这个被陈独 秀放在他的文学革命的旗帜上，而被许多当时的人和后来的学者归功于文学研究会 的陈腔滥调——看来只是一个常识。〔52]这个共同主题的可能变化也许来自茅盾的 “自然主义”：他有意要写一些关于其他人的生活，而大多数他的同事写关于他们自 己的。[53]叶绍钧、冰心、王统照、黄庐隐和许地山这些研究会会员，他们的“现实”作品 都和他们自己或他们熟悉的经验有关。在创作中，得失攸关的，大体上是作者“对于 人生的情思”，远多于“人生”。在《小说月报》第十五卷二号的一篇简短的序言中，另 一位研究会的重要人物郑振铎说我们分别那好的文艺的作品，与那够不上称为文 艺的作品，不能用理智的道德的标准，只要看他所表现的情绪是否真挚、恳切，他的表 现的技术是否精密、美丽。”[54]
和“为人生而艺术”相反的，是通常与早期的创造社社员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为 艺术而艺术”。就像文学研究会的领袖一样，尽管创造社的创办者喜爱王尔德和法国 象征主义派，他们从不曾完全承认这是创造社的正式格言。郭沫若已经说明这一点， 成仿吾则加以重申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 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扰来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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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艺的活动罢了。”[55]
在另一篇地位比得上周作人的文章，名为《新文学之使命》的文章里，成仿吾作出 进一步的澄清所谓艺术的艺术派便是这般。他们以为文学自有它内在的意义，不 能长把它打在功利主义的算盘里……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 ‘全’与‘美’，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种美的文学，纵或它没有 什么可以教我们，而它所给我们美的快感与安慰，这些美的快感与安慰对于我们日常 生活的更新的效果，我们是不能不承认的。而且文学也不是对于我们没有一点积极 的利益的。我们的时代对于我们的智与意的作用賦税太重了。我们的生活已经到了 干燥的尽处。我们渴望着有美的文学来培养我们的优美的感情，把我们的生活洗刷 了。文学是我们的精神生活的食粮，我们由文学可以感到多少生的欢喜！可以感到 多少生的跳跃! ”[56]
无需引用其他类似的出自郭沫若和郁达夫的声明，去弄淸楚这“为艺术而艺术” 论点的中心。法国象征主义派的观点是：艺术不但重建生活，而且建构一个新的宏 伟的建筑物，可供艺术家逃离生活，但成仿吾的论据其实和这相去甚远，可以说是指 向另一端：他的审美是建立在生活的坚固基础上的。对“完美”和“美”的追求——成 仿吾所定义的艺术——最终是为了滋养生活，提供周作人所说的“艺术的享乐”。但 是，“生活”在成仿吾的纲要里的定义并非就一般而言，而是指透过我们的“情思”所认 知的“我们日常生活”，也就是说，通过“经验”。成仿吾和周作人的不同，是视角和注 意的不同。“个人的感情”对于周作人来说或者是基于一个更为理智和现实的基础来 构想的，而创造社社员在他们的前马克思时期，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更人迷的看 法。他们也许把创造的过程当为偶像来崇拜，但是他们的审美仍然基于他们自己的 生活经验。简单来说，成仿吾的论点可以这样理解：艺术，虽然有它自身的内在含义 和价值，最初是以生活为基础来创造的，而最终也借提供快乐而为生活服务。提到两 个“生活”，成仿吾想的都是他自己的生活。
郭沫若不无嘲弄地总结两个团体的成员所提出的理论辩解的整个范畴广文学研 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 子。”[57]两个组织之间的对抗，真正问题在于性格上的抵触。现代中国名人之间迷宫 似的个人关系网——特别是政治家和作家——对于一个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 也许是一项最难适当处理的工作。但是，即使是一个粗略的梗概，也揭示了它极度的 纠葛。郭沫若在他关于创造社的回忆录里叙述：起初文学研究会的创办人，特别是 郑振铎，确实邀请过创造社社员加人。他寄了一封邀请信给在东京的田汉，而这封 信，出于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田汉既没有回复，也没有对其他创造社社员提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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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郑振铎和茅盾请郭沫若吃饭，并且再次力劝他加人。在得知有这样一封信的情 况下，郭沫若推测田汉拒绝了邀请，因此他为了不伤害他的好友的感情，也婉拒了他 们的邀请。[58]从此播下了两群人不和的种子。
但是，两个组织之间最初的关系还是友好的。1922年，为了庆祝郭沫若的《女 神》发表的周年纪念，郁达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晚宴，而一些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包括 茅盾、郑振铎和黄庐隐，也被邀请出席。茅盾发表了一篇振奋人心的演说并且拍了 照。真正的裂痕是在郁达夫为即将出版的《创造季刊》刊登了一篇广告时出现的。在 广告中，他提到一个组织“垄断文坛”，文学研究会的一些会员自然觉得愤怒。把郁达 夫称为“肉欲描写者”，以及指郭沫若和田汉为“盲目的翻译者”的言论，开始在文学研 究会的刊物上出现。[59]创造社社员对此加以反击。郁达夫写了一篇讽刺性的文章， 滑稽地模仿茅盾、郑振铎和他们那一类的“血泪文学”。郭沫若和成仿吾则在翻译上 吹毛求疵。施托姆宁静的《茵梦湖》，为两个阵营的成员提供了一块意想不到的战场， 以炫耀他们各自的德文知识。一个文学研究会的翻译者不小心把“无神主义（atheism)”看错为“atheninaism”，便被成仿吾讽刺地放大为一个翻译的“主义”——“雅典 主义”。[6°〕创造社社员从批评翻译，转移到贬低他们的对手的创作。成仿吾自己从来 不是一个一流的诗人，但他写了一篇尖刻的评述，名为《诗之防御战》，中伤如周作人、 俞平伯、康白情、徐玉诺，甚至是胡适这样的名人。[61]从进取的勇气这方面来说，创造 社社员似乎贏了第一回合。不过他们的年轻鲁莽，也为他们招来了更多的敌人，而不 是朋友。
创造社社员与新月派的“绅士”的抵触，也是循着一个相似的模式。新月派的领 导——胡适、徐志摩和梁实秋——起初都是和创造社社员友好的。徐志摩和梁实秋 的通信在《创造周报》上刊登;梁实秋甚至从美国投稿了一个故事。[62]当胡适指出郁 达夫的德文有错误时，令郁达夫很沮丧也很愤怒，甚至想要自杀；自此，两派的混战开 始。虽然郁达夫不能鼓起勇气跳进黄浦江，但却真的写了反驳。胡适加以回击，随 后，郭沫若和成仿吾也加人争论。胡适的朋友张东荪、陈源和徐志摩纷纷增援。陈源 据《茵梦湖》的翻译攻击郭沫若。而徐志摩则略带轻蔑地提及郭沫若的“泪浪滔 滔”,[63]惹来郭沫若的朋友成仿吾的盛怒。他曾在《创造周报》上发表了一封致徐志 摩的公开信，哀悼自己幻想破灭志摩兄！我不想人之虚伪，一至于此！……你既攻 击我们是假人……你才配当‘假人，的称号。我所最恨的是假人……”被称为“假”，对 于一个为了自己的真诚和坦白而感到自豪的人来说，必然不仅仅是无意中的 刺伤。[64]
除了郁达夫,创造社的社员——无论新旧——从不喜欢鲁迅。虽然两人都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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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郭沫若和鲁迅似乎故意避开对方。[S5]在鲁迅的长文《上海文艺之一瞥》里,创造 社社员获得无与伦比的“才子加流氓”的头衔，成仿吾则被谴责为“摆着一种极左倾的 凶恶的面貌”。[6在另一篇充斥着鲁迅典型的粗俗的文章里，年轻的激进分子也不能 避开这位老人报复性的欢闹：“我在‘革命文学’战场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 的情况，不得而知，但向他们屁股那面望过去，则有成仿吾司令的《创造月刊》，《文化 批评》，《流沙》，蒋光X(恕我还不知道现在巳经改了那一字）挂帅的《太阳》，王独 清……青年革命艺术家叶灵凤……青年革命艺术家潘汉年……”[67]
藏在这位老宗师尖牙里的毒液是无人可及的。鲁迅所打的许多场仗，淸楚显示 文学团体及个人的复杂构造之间的混乱关系，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被卷人无尽的不 和之中。
这个复杂的模式背后的背景因素，和这个模式的本身同样复杂。其中一个角度 是透过教育和地理两轴去看。新月社是一个英美式的组织。在辩论的时候，它的成 员依旧反映“绅士”辩论员的态度。相反，除了少数例外，创造社的社员都是在日本受 教育的学生，对英美一派既妒忌又蔑视。至于其他从未出国的人，像文学研究会的一 些会员，对两者都怀有相似的感觉。在相同的日本“传统”里,情况因为年龄和等级而 变得更为复杂：早期的“退学者”，如鲁迅和周作人，几乎不能容忍东京大学楼上那一 群人的狂妄自大。在欧洲“传统”里，问题似乎是文化方面的。也许因为自明治维新 起，日本向欧陆、特别是德国借鉴的传统，创造社社员似乎还接受欧陆传统，但是受法 国教育的王统照并不会尊重受英国教育的徐志摩。就地理上而言结构反映了一个全 然“中国化”的特点。在京剧里，长期有一种“京派”和“海派”的二元对立。这两个概 括的词同样可以应用到文人身上。一个行家曾把京派称为“拟古派”，而海派则可看 成“浪漫派” ;[68]京派“传统”，海派“现代”。京派更为博学，因此他们以有修养的品位 为荣，时常看不起那些肤浅、庸俗的“上海滩上的诗人”。[69]鲁迅、周作人和京派的其 他较早期的成员，可被视为京派最好的代表。在他们眼中，创造社社员连同他们的 “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他们的酒和女人，特别是他们对名利的追求>，是典型的买办式 的“海派”。[7f>]为此，文学研究会通常能和京派的重要成员，如语丝派，和平共处；而创 造社社员则常常发现自己要和两者对抗。新月社呈现和文学研究会相似的模式，假 如他们没有根据他们所受的英美教育把自己加以区别的话，或者能够和京派的学者 们找到一定的共识。
说到底，辩争和组合都是由于个人性格。那些较为文雅和宽容的，如徐志摩和胡 适，为这点而黏合于一起，多于他们相似的教育背景。创造社社员，每一个都有自己 不同的风格，是被一种共有的热情和自我英雄主义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是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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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夫的“沉沧”，也是一种自我保存的英雄形象。一个行家对珍贵书籍和稀有风景点 的欣赏，是周作人和孙氏兄弟的文章和生活作风的特征，他们都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 散文家和游记作家。最后，鲁迅在他们当中是最受折磨、最不被信任、也是最孤独的 一个，他是一位蔑视所有同盟和特性的孤立的巨人。虽然他很受尊重，但是很少人能 估计他的心理忧困的深度。他留为一个谜，独一无二，也不能被归类。
鲁迅1881年生于一个迅速衰败的绅士家庭，他是在中国传统的黄昏华丽中成长 的。当他借着在日本学西医而逐渐吸收西方学说时，他反对那些他开始认识到的在 他童年环境中的迷信和愚昧。在看了一辑描述日本军人在满洲处斩中国人的新闻幻 灯片后，鲁迅在1906年骤然从仙台医学院退学。他选择文学作为医治他的同胞的 “灵魂”的媒介。1909年回中国，他成为辛亥革命的一个忧伤的旁观者。当《新青年》 在1917年高举文学革命的旗号时，也把鲁迅从他长期的沮丧中拉了出来。由于发表 了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有点不情愿地,鲁迅加入了新文人的行列。他的其他小 说和杂文接踵而来，把他扔到新文化运动的前沿。
不过，当鲁迅下意识地和传统及传统主义的力量对抗时,他被周期性的精神虚无 主义的袭击所支配。他似乎不能摆脱持续缠扰他的传统的心魔。在北京任教和写作 了十四年之后，1926年，他南行至福建。1927年，他又从福建移到广州，最后在上海 安定下来，并且在那里成为文学界的一个老前辈。虽然被年轻一代推崇为他们的老 师，他却为自己和那些向他寻求指引的年轻作家的矛盾关系所苦。在乐意帮助他们 的同时，他不情愿又或是不能够指出一条为将来发展的道路。他提携新作者的努力. 是慷慨和细心的，但是当他的学生提出他不同意的理论时，他常常显得怨愤和暴躁。 因此，20年代末期，鲁迅发现自己四面楚歌。1928年，他和年轻的创造社社员因为无 产阶级文学而开始的论战，驱使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一些文学批 评作品，因此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把他固定于左边。在1930年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 宣称他是领袖，然而他和这个组织的关系并不和谐。1936年去世时，他是一个绝望 和受尽折磨的人;*远离那些后来把他奉为神明的人。
(李慧娆译）
(原栽李欧梵：《李欧梵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注释：
[1]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60，第11章。
[2]林语堂：《中国新闻及舆论史》，上海，1936,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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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昶超：《中国报业小史》,香港，1957,第13页。
[4]袁昶超,第14页。
[5]同上，第26页。
[6]见赖光临：《梁启趄与近代报业》，台北，1968。关于梁氏的生平和思想，见张灝：《梁启 超与中国的知识变迁》，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71;以及黄宗智：《梁启超及现代中国 自由主义》，西雅图，1972。
[7]包天笑：《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新闻界》，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卷4,第8页。
[8][9]袁昶超，第43页。
[10]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北京，1954—1957，《附录》,第106页。
[11]阿英：《晚淸文艺报刊述略》,上海，1958,第14—16页。
[12]杨世骥：《文苑谈往》，重庆，1945,第11页。
[13]这个名称取自一本杂志的题目：《礼拜六》，由周瘦鹃创办。杂志以“轻松的小说和没有 重要性的文章”为号召（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284页），而且刊载剧院和电影的著 名女演员、社交名媛以及时装模特儿的照片，以吸引读者。它的爱情小说的主題，通常 以一双多愁善感的恋人的考验与苦难为中心——苍白的、身染肺病的才子无助地爱上 一个迷人的但却饱受摧残的歌女或者落难佳人。胡适讽刺地提出这些故事的一条典 型公式一天，一位朝气蓬勃的青年到一个游乐场远足。他看到一个女孩子，凝望她， 继而发现她十分美丽。这个女孩故意把手帕掉到地上，然后青年把它带回家。对女孩 日思夜想，他于是病倒了。”来自新文学阵营的评论家，为这种以文言或半白话文写成 的小说，加上“鸳鸯蝴蝶派”的标签。尽管他们的批评，《礼拜六》在20世纪的最初30 年,拥有最大的发行量。其他属于同一派别的杂志包括：《紫罗兰》、《红杂志》、《半月》、 《红玫瑰》，以及许多随报纸附送的文艺副刊，全都在上海出版。“鸳鸯蝴蝶派”的书目 指引，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1962。
[14]细节见阿英：《晚淸文艺报章述略》，以及他的另一部作品，《晚淸小说史》，香港，重印， 1966，第 2 页。
[15]例子可见曹聚仁：《文坛三忆》,香港，1954,第25页3
[16]周策纵：《五四运动研究指引》，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I963,第页。
[17]方青：《现代文坛百象》，香港，1953,第95页。
[18]孙伏园：《从展报副刊到京报副刊》，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卷1,第223—229页。
[19]周策纵编纂了一个目录，包括1915至1犯3年间的587份期刊，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是文 学或半文学的刊物。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研究指引》，第26—124页。另一个目录列 出了 641个在1919一 1927年间出版的期刊名称，其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在本 质上是文学刊物。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卷1,第8S—102页。第三个纯文学期刊的 目录——约从1927年至1927年——记录了共284种期刊。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卷
340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10，第381—站8页。一个较后期的1935年编纂的目录，显示出单单在上海就有超过 70种文学期刊，见胡道静：《上海的定期刊物》，上海，1935，第41—48页。最后，一个由 另一份研究指南所编纂的，1919至1927年间的文学期刊的目录，记录了 104种，包括 出版的详细资料;见《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上海，1961,卷1，第6—14页。
[20]茅盾：《导言》,《小说一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卷3，第5—7页。
[21]周策纵： <(五四运动史》，第44一45页。
[22]王平陵：《三十年文坛沧桑录》，台北，1965,第88页。
[23]《语丝发刊词》，《中国新文学大系》，卷10，第112页。
[24]鲁迅：《我与语丝的始终》,见《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北京，1959,卷1，第172— 178页。“五卅”事件后，周氏兄弟之间产生明显的意见分歧，鲁迅想要抗议日本人的 暴行，然而周作人则希望避免政治争议。见Amitendranath Tagore:《现代中国的文学 论争，1918—1937》,东京，1967,第61页。
[25]例如可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1951，卷1,第46—47页。
[26]鲁迅：《导言》，《小说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卷4，第12页。
[27]李霁野：《记未名社》，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卷1,第171页。详细可见Tagore,第 64—66 页。
[28] 威廉艾尔：《文学研究会，1921—1930》，见《论中国KPa/wrscm C/^na)第7期（I953年 2月），第39—40页。
[29]艾尔，第41页;《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卷1,第173—174页。
[30]据赵景深所说,文学研究会有172个注册会员。但是一份印制的会员名单，列出了共 131人。《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卷1,第1打页。
[31]艾尔，第43页。
[32] —个初步的1919至1923年间的出版目录记录了属于“文学研究会丛书”的六种小说， 三种诗歌,一种文集，一种西方文学史研究，以及十七种翻译作品。在十七种翻译中， 泰戈尔占了三种，安德烈耶夫和梅脱灵各占两种，托尔斯泰、王尔徳、奠泊喿、斯托姆、 萧伯纳、髙斯华绥、莫里哀及显尼志勒各占一种。《中国新文学大系》，卷1,第107—
120 页。
[33]郭沫若：《创造十年》，收人《革命春秋》，上海，1951，第113—1U页。
[34] Clarence Moy：《郭沫若与创造社》,《论中国》四期（1950年4月），第132页。
[35]陶晶孙：《记创造社》，见杨之华编：《文坛史料》，上海，1944,第408页。
[36] Moy, pp. 135—138.
[37]《编辑部》,《洪水》2.10: 491(1926年2月5日）。
[38]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上海，1928，第188—189页。
[39]王独淸：《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它底总帐》，见黄人影编：《创造社论》,第二版，
文学界的出现/ 341
上海，1936，第17页。
[40]见第五章。
[41]《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卷1,第190页，
[42]鲁迅及其他人所写的论战文聿，可见李何林：《中国文艺论战》，上海，1929。
[43]梁实秋：《忆新月》，见他的《文学因缘》，台北，1964,第294页。
[44]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香港，1965,第68页。
[45]整批陈源写给徐志摩和周作人的私人信件，以及徐志摩的不情愿的、自我解释的介绍， 原本在《晨报副镌》刊载，可见阮无名：《中国新文坛秘录》，上海，1933,第110 —140页。
[46]梁实秋：《忆新月》,第292、299页。
[47]同上，第294页。
[48]强有力的证据，可见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上海，1945，第5章。
[49]茅盾：《关于文学研究会》,《中国新文学大系》，卷10，第89—％页。
[50]《新青年》五期（1918年12月15日），第6页；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引用，卷2，第 144 页。
[51]在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引用，见第89页。
[52]陈独秀的横额上的第二大主义是这样说的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 的立诚的写实文学。”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276页。
[53]见他的重要的对“自然主义”的解释，《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3. 7 (1922 年 7 月 10 日）。
[54]《小说月报》15. 2(1924年2月10日），头版。
[55]郭沫若：《编辑余谈》，《创造季刊》1.2: 21(1922年冬）；成仿吾：《创造社与文学研究 会》,《创造季刊》1. 4: 13(1924年2月28日）。
[56]在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引用，见第98—99页。
[57]郭沫若：《创造十年》，第133页。
[58]同上，第92—93页。
[59]同上，第 133—136 页。
[60]王哲甫，第62页。
[61]成仿吾：《诗之防御战》,《创造周报》1: 1(1923年5月13日）。
[62]见《创造周报》，Nos. 4，13 and 15.
[63]郭沫若：《创造十年》，第156页。
[64]《创造周报》4: 15(1923年6月3日）。
[65]曹聚仁说,鲁迅和郭沫若从未见过对方;见他的《文坛五十年》，香港，1955，第166页。
[66]鲁迅：《鲁迅全集》，北京，1957,卷4，第229,234页。
[67]同上，卷4,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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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曹聚仁：《山水，思想，人物》，香港，1956,第136页。
[69]这个词组是刘复（半农)创出来的，特指郭沫若：“上海滩上的诗人，自称歌德。”明显地, 这个名衔伤害了郭沫若的感情。见郭沫若：《创造十年》,第73—74页。
[70]这些评价和用语出自沈从文，另一位京派作家，曹聚仁在其《山水，思想，人物》中引用,
第 136—137 页。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
钱理群
在前一讲中我们说到，鲁迅在《野草》中对现存的社会秩序、思想秩序和语言秩序 提出整体性的怀疑、否定与拒绝以后，宣布他只服从一个绝对的、根本的指令，就是 “走”。这或许正决定了他下一步向“行动”方面的发展。而在《野草题辞》里，他在 宣布《野草》时代的结束的同时又表示了一种期待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 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其实，在此之前，即在写于1926年的《马上日记之 二》中，鲁迅巳经表达了他对能够掀起“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的“革命时代”的期 待J1]这样,我们在关注1926—1927年这一段时间内鲁迅思想的发展时，首先注意 到的就是在他的著作中新的词语的出现革命”之外，还有“大众（民众/工农大众)”。 在《革命时代的文学》里，鲁迅这样谈到“革命”——
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
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2]
这里所说的“革命”是可以理解为“变革”、“革新”的。在几乎同时写的《无声的中 国》里，谈到五四“文学革命”时，鲁迅就这样说——
“革命”这两个字，……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 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 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3]
鲁迅自己说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 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 的。”[4]这说明，鲁迅对“革命”(“改革”、“革新”）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人道 主义的色彩，他后来与太阳社、创造社的论争,绝不是偶然的。另一方面，经历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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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惨案与广东四一五大屠杀这样的统治者对要求和平改革的年轻的革命者的暴 力镇压以后，鲁迅对于平和的文学革命（革新）的作用又有着深刻的怀疑，他在前述 《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里，就一再谈到“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 的”，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 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对“革命战争”寄以了希望。[5]他因此支持孙中 山领导的北伐战争，以及后来同情与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反抗，都是从他的这 一思想逻辑出发的。鲁迅因此也为被压迫者的暴力反抗辩护，他认为“俄皇的皮鞭和 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6]
鲁迅这一时期对于革命的理解，还有几点很值得注意。
他在谈到“大革命成功以后”的“社会底状态”时特别强调，不仅有“对于旧社会的 破坏”，更有“新社会的建设”，并导致社会的“改变”与“向前走”——鲁迅这里将“革 命”与“建设”相联系的思考，对“大革命”之后的“建设”的期待，和他在1925年对于 “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的“寇盗式的破坏”与“奴才式的破坏”的瞀惕与批 判，是一脉相承的，鲁迅理解的革命者正是他所说的“内心有理想的光”的“革新的破 坏者，,。[7〕
在写于1926年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里，鲁迅提出了一个“永远的革命者” 的概念。这是他对“创造民国的战士”和“第一人”的孙中山的精神遗产的一个总结与 概括——
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
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
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
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C8]
这里强调的是一种“革命精神”：不“满足”于现状，不追求个人生活的“安逸”，坚 持“近于完全的革命”的理想，不断地推动社会、思想、文化的变革。而对“革命者”，鲁 迅则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永远”——在鲁迅的理解里，所谓“近于完全的革命”目 标是一个彼岸的终极目标，是可以不断趋近而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因而为趋近这一理 想所进行的革命(革新，改革），就是一个永远不会、也不能停息、凝固的生生不息的运 动过程；因此，“革命”永远处于“尚未成功”的状态，“同志”也就永远“仍需努力”[9]， 置身于不断向前“走”的状态之中：人们自然会联想起鲁迅笔下的“过客”。同时，这 样的革命精神是应该出自于内在生命的深处，并且贯穿于生命的“全体”的：那些人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 345
格的分裂者、“表演革命”者，绝不是真正的革命者。鲁迅后来（1927年3月〉在《中山 大学开学致语》中提出大学“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ic]，讲的是同样 的意思。这与我们在第六讲中谈到的鲁迅在1925年强调“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运 动的先锋”D1]，以及第七讲谈到的1927年《关于知识阶级》里以“对于社会永不会满 意”的作为“真的知识阶级”的最基本的特质这都是有着一以贯之的发展线索的。
而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1927年6月）里提出的这一 论断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在同一篇演讲里，鲁迅还强调“必待工人农民得 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13]在写于同一时期的《老调子已经唱完》 (1927年2月）里，鲁迅又提出了“以民众为主体”的思想。[14]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鲁 迅在写于1926年11月的《写在〈坟〉后面》里曾提出“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 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的命题[15]，这自然是鲁迅五四时期对“下等人” 的肯定与关注的一个发展；而到了 1927年，鲁迅如此明确地强调“民众”的“主体”地 位，并第一次提到了“工人农民”的“真正的解放”,则显然受到了大革命根据地广州浓 厚的工农革命气氛的感染(鲁迅是1927年1月18日来到广州的），并且也不难看到 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在写于1927年4月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里曾引 述过列宁的话，至少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某些关注）。这无疑是鲁迅思想中 的新的因素。这里也自有一条发展的线索：从20世纪初“立人”思想的提出，到五四 时期坚持“下者，弱者，幼者本位”，对“现在大多数中国人生存、发展”的关注，到现在 明确“以民众为主体”，关注“工人、农民的真正解放”，到了 1930年代，如本书第一讲 所说，鲁迅更自觉地以“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作为自己的理想 与追求[16]，这都自有一以贯之的内在线索，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运动过程。但鲁迅 仍然坚持了他固有的淸醒的怀疑精神。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里，就发出了这 样的隐忧——
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
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这样的
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
的危机。[173
危机感来自革命变质的危险，鲁迅因此一再提醒人们要区分真、假：真假革命、 真假革命文学与真假革命文学家。他说——
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
346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
血”的。[18]
前者如鲁迅所说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不过是以 “革命”的名义剪除弱者;而后者，鲁迅一语道破：“不过是一面鼓做戏而巳。人 们所面对的，依然是“伪士”,依旧是“做戏的虚无党”。
但中国的土壤恰恰适合于这样的假革命者的生长，于是,鲁迅对他所看见的历史 与现实就作了如下严峻的概括——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
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
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2]
这正是一个在“革命”大旗下滥杀异己的历史循环，或许是血腥气太重，谁也不敢 正视，因此被重重遮蔽，现在由鲁迅一人无情地撕破了。
对于“民众”，鲁迅也保持着清醒，在1927年10月所写的《答有恒先生》里，他谈 到看不见收场的“血的游戏”，又说了这样一句话——
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21]
在鲁迅这里，是没有任何不可质疑的东西的，对于“革命”与“民众”都是如此。他 从不将其理想化与神圣化。
这样，在1926、1927年间，鲁迅一面向往、追求他所说的“大革命时代”，一面又不 免忧心忡忡。
尽管有着许多疑虑，明知要付出代价，但只要认定了，鲁迅仍然要做。于是，在 1926年11月7日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里，传递出了这样的信息——
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
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 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22]
鲁迅为什么要选择创造社作为未来的联合伙伴呢？因为创造社这时也正经历着 向革命的转化。1927年4月，鲁迅和成仿吾、王独清等创造社作家联名发表《中国文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 347
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的宣言》；同年12月3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 《创造周刊》复刊广告，并列出了“特约撰述员”名单，第一为鲁迅，第二为麦克昂（郭沫 若的化名），第三为蒋光慈。但很快创造社那边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最初提出和鲁 迅合作的是郑伯奇(代表创造社前期的“老人”）；创造社后期的“新兴力量”（李初梨、 阳翰笙等人，他们加人创造社据说是受周恩来的指示，目的是为加强党的领导）此时 却表示不能与鲁迅合作，不但不能合作，相反还要将鲁迅作为打倒的对象。这样创造 社内部就发生了分歧，最后由成仿吾和郭沫若作出决定：为了维护创造社内部的团 结，不惜与鲁迅分裂。等着合作的鲁迅不仅未等到合作的消息，反而在1928年1月 等来了创造社、太阳社异乎寻常的集团式的猛烈攻击。有研究者统计，“从1928年初 到1929年底，发表有关革命文学论争的文章有270篇，而直接与鲁迅既‘论’且‘战’ 亦过百篇之多”，“其‘围剿’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手段之强，上纲之高，令他（鲁迅）震 惊”。[2在《三闲集》序言里，鲁迅这样写道——
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但我到了上海，却 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
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 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24]
应该说，在这场围剿中，新月社的攻击是鲁迅意料之中的，而他准备与之合作的 伙伴创造社、太阳社的突然袭击，却出乎意料。早在“三 一八惨案”发生以后，鲁迅 就发出感慨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许多事情仍在“不 料”之中，是做“梦”也想不到的。[25]现在，鲁迅又要为自己的善良（“恶意”不够）付出 代价了。
创造社、太阳社为什么要突然拿鲁迅作为靶子呢？这要从后期创造社所办的刊 物《文化批判H兑起：成仿吾在创刊《祝词》中宣布要负起“伟大的启蒙”的“历史任 务”，“它将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批判，它将描绘出近代帝国主义的行乐图，它将 解答我们‘干什么’的问题，指导我们从哪里干起”。[26〕在另一篇点名批判鲁迅的文章 《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里，成仿吾也是口口声声“我们应当阐明真理”，动辄质问：“这 是文艺的正轨吗？”“这是在中国文学进化的过程上应该如是的吗? ”“我们现在所需要 的是不是这样的文学？”[27] —篇题为《“除掉”鲁迅的“除掉”！》的文章里，批判者也是 大谈“历史的使命是必然的，历史的进展会导致最后的胜利”》[28]——这样的气势汹 汹的“革命话语”，看似颇新：开口闭口“历史使命”、历史“必然”性这类时髦词语，但 骨子里却是旧的：那以“真理”的垄断者、道德的化身自居，自认能够“解答”一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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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一切的救世主姿态，那以建立和维护“应该如是”的“正轨”秩序为己任，对异己者 作苛刻的政治、道德判决的奴隶总管的架势，正是中国传统中道学家的幽灵复活，与 鲁迅刚刚领教过自称“特殊知识阶级”的“正人君子”其实是如出一辙。而鲁迅这样的 精神界的战士却恰恰是新旧道学家的天敌：他可以说是倾其全力地反对以“指导者” 自居，反对对真理的垄断,反对建立与维护所谓“正轨”秩序。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的 异类，鲁迅遭到从“特殊知识阶级”到“革命知识阶级”的合力围期，借用创造社、太阳 社诸君子的批判话语，恐怕也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革命知识阶级”定下的目标，一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是对帝国主 义的批判；而当他们高举“反资本主义”的旗帜时，就必然导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否 定。因为在他们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一个欧化 的运动，是“资本与封建之争”，“赛德二先生，是资本主义意识的代表”[29]，因此，五四 仅仅是一个“对于旧思想的否定不完全，而对新思想的介绍更不负责任”的“浅薄的启 蒙”。他们以为这样一种启蒙时至今日应该“寿终正寝”了，因此必然要从“文学革命” 发展到“革命文学”[3°]，用无产阶级启蒙运动代替五四时期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用 后来II秋白的话说，就是要发动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运动”。这就必然要拿“资产阶 级五四”的代表人物开刀，对他们逐一进行“阶级分析”。
首先被“分析”的就是胡适。在这些“革命的知识阶级”看来，胡适等人代表了“官 僚化的新兴资本”，并且已与封建势力合流，“占领了各官僚大学、各文化机构”。[31]在 他们眼里，大学教授全部都是资产阶级。他们同样追问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 他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32]分析的结果给了两种“定位”：第一种认为鲁迅反 映了“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着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 说话”[33]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鲁迅的定位不是从鲁迅本人出发，而是从周作人 出发，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年周作人的影响是更大的；郭沫若则干脆称之为“封 建余孽”。第二种依然将鲁迅纳入“以语丝为中心的周作人一派”，“标语是趣味”，“所 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后来鲁迅命名《三闲集》即冲此而来），但却贴上 另一种阶级标签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34]郭沫若更以 他诗人的浪漫想象来了一个“三级跳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既 然‘‘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那么“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就是二重的反革 命”。从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两顶吓人的大帽子：鲁迅是一个“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一 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35]在太阳社、创造社的“革命知识阶级”看来，“资本主义已 经到了他的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余毒法西斯蒂的孤 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 349
那边去”。[3S]这些“革命知识阶级”是以“农工大众”（而且是“世界农工大众”）的代表 自居的，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就变成了“到这边来”——支持自己的主 张的就是革命的，“到那边去”——持有异议就是反革命或法西斯，而且要求每个人必 须做出一个非此即彼(拥护或反对）的选择，并以此站队，画线，划分敌我；而此后的中 国社会则一直面对这个逻辑。
独立的鲁迅当然不会听命于这样的“命令”，他毫不犹豫地投人了和创造社、太阳 社的“革命知识阶级”的论战。这场论战的最大特点是，正在鲁迅关注“革命”和“民 众”，准备和实际社会运动发生联系的时候，创造社、太阳社诸君子却打着这两面旗子 来反对他，这就逼着鲁迅对“革命”和“民众”进行更深人的二度思考，同时在这思考中 与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知识阶级”划清界限。这两个问题就成为双方论战的焦点。
关于“革命”，主要有三个问题。
首先，革命是干什么的？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在总结论战的文章《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指出，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的知 识分子”的致命问题在于——
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
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
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37]
“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看似一个常识，实际却非常深刻：既包含 着鲁迅在20世纪初提出的“立人”，又包含着他在五四时提出的要让人“幸福的度曰， 合理的做人”，五四后提出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直至1926年提出的 “工人农民的解放”——这一命题其实是前面一系列命题的自然发展，是对它们的一 个总的包蕴。也就是说,人的健全的生存和发展，才是革命的目的；反过来说，革命绝 不能以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被剥夺作为代价。此处的“人”又和“立人”中的“人”一样 是非常具体的人：革命的核心应该是个体的生命，促成全社会每一个生命个体从形 形色色的压迫与奴役中解放出来，得到自由而健全的发展。几十年来鲁迅可以说苦 口婆心地一再强调一个常识：要重视人的生命，而且是人的个体生命——“三 一 八”惨案后他提出“会觉得死尸的沉重”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38];在经历了“四 一五 大屠杀”以后，他为“(对〉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的残忍，感到极度 的悲哀[39];现在又提出“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提醒。因为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为了革命的目的而杀人是天经地义的。这里 不仅包含一种整体性思维，即所谓“为了整体的利益可以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生命”,
350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同时“革命的目的”本身就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所谓“为革命牺牲”最容易调包为“为自 称代表革命的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而牺牲”，而所谓“为革命而杀反革命”,其实就 是鲁迅所说的“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的逻辑，如前文所分析,也常常成 为滥杀异己和无辜的说辞。“革命是让人活而不是让人死”的命题里所内含的“革命 应建立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的意义，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題革命和人道 主义的关系，也即革命者应不应该是人道主义者”，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几乎是争论了 大半个世纪的。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知识阶级”对鲁迅所加的最严重的“罪名”之 一就是“跟(着)他弟弟”(还有托尔斯泰)“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鲁迅则揭 露说——
惟有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了，而对于中 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 力的支配”,连他（按：指托尔斯泰）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軎剧的 假面”的男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 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4°]
这又是一语道破：以“彻底”革命的名义否认人道主义，不过是掩饰自己没有勇 气面对现实黑暗的怯弱，甚至（至少在客观上）是为“杀人如草不闻声”的血腥屠杀作 掩护的。对于某些“革命知识分子”，所谓“彻底”革命不过是一种姿态，一种自欺欺人 的表演。而鲁迅则宁愿承认自己“天生的不是革命家”，因为最害怕要别人去牺牲，而 “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41]
面对这样的“革命”姿态，多疑的鲁迅不能不产生一个疑问：你们参加革命的目 的是什么？于是，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的一段话，被鲁迅死死抓住 了 ：“不要再落在后面，自觉地参加这社会变革的历史的过程”，“把你的背对向着那将 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 ”并且“获得大众，不断地给他们以 勇气，维持他们的自信”，“这样，你可以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将建立殊勋，你将不愧为 一个战士”。[42]鲁迅敏锐地从“获得大众”与“保障最后的胜利’’这两个关键词语的背 后，看到了这些“革命知识阶级”内心深处的某些连他们自己也未必自觉的意识，而他 正是从中发现了某种新的社会典型。就像当年对陈源那些“特殊的知识阶级”一样， 鲁迅开始穷追不舍。针对“保障最后的胜利”一语，鲁迅如此发问——
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43]
这是一个令对方颇为难堪的问题，却是抓住要害的。鲁迅的批判则更 为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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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 “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 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
而鲁迅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是十分沉重的——
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
潜入。[45]
这确实关乎革命的性质与前途革命”究竟是一场反抗黑暗、争取大众的解放的社会 运动，还是一种投机事业，为了将来的获利而投资的买卖，为了达到自己目的的“敲门 砖”。这又是一个“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问题：真革命者是不计后果，不问“保障 最后的胜利”的；假革命即投机革命者，或者看不到最后胜利的前景中途落荒而逃，即 使“坚持”到最后胜利，也必然要垄断革命成果，从革命中获取最大的利益。这正是鲁 迅在前述《学界的三魂》、《〈阿Q正传〉的成因》里，一再表示的隐忧记得在日本留 学的时候，有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46]这本是中 国历史上农民造反的逻辑造反”是为了“彼可取而代之”，即所谓“打天下者坐天 下”，“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等等。在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后，鲁迅又发现了中国的 近代革命不过是“阿Q革命”，所奉行的依然是这样的农民造反的#辑。现在，鲁迅 却在这些自称“走向龌龊的农工大众”的“革命知识阶级”的滔滔宣言中，发现了农民 造反、阿Q革命的逻辑，但又增添了几分商业社会的投机家的气息（这对他们的“反 资本主义”旗帜恰成反讽），他的“革命”在“投机家的潜人”中“完结”的担忧，正产生于 此。正是在这场论战中，鲁迅再一次发出瞀告——
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 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 这“旧的”一气。……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 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47]
鲁迅又看到了“一个统治者代替另一个统治者”的可怕的历史循环，不能不陷人 更深刻的忧虑之中。当鲁迅发现在中国最可能发生的革命，或者是屠杀异己者的“革 命”,或者是投机的、“彼可取而代之”的“争夺一把旧椅子”的“革命”时,他就不能不反 身于己：在这样的“革命”胜利以后，像自己这样的“永远不满足于现状”因而“永远革 命”的知识分子将会有怎样的命运？——仍然像与现代评论派的“特殊知识阶级”的 论战一样，所有对外在黑暗的批判都会转化为自己内心的黑暗，而鲁迅也同样保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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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淸醒。正是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这场论战中，鲁迅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作出了如
下预言——
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其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按：今译“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列宁”）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 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 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48]
可见鲁迅是明知“革命”胜利以后可能给自己带来灾难，仍要支持“革命”的。和 那些“一定要讲最后的胜利，付多少钱终得多少利，像人寿保险公司一般”的“革命 家”[49]不同，鲁迅的逻辑是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M]他支持革命，仅仅是为 了和黑暗捣乱，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几乎是193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中惟一的公开 反抗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力量，其中也确实有真正的車命者；至于反抗的后果，“将来” 如何，他是并不抱希望的，这里确实有鲁迅的矛盾.他不过是又一次地尝试着“反抗 绝望”。
于是，最善于从实际经验中提升自己的思考的鲁迅，对于“革命”也因此有了更深 入的体认——
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 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 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 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 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 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 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 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51]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 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 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
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 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52]
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革命，无所谓战斗。大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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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成了革命人，于是振臂一呼，万众响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而成革命天 下，那是和古人的宣扬礼教，使兆民全化为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变了 “中华文物之邦”的一样是乌托邦思想。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
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 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离超完善之极 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J53]
这里提出的命题：关于革命的“终极目的”，关于革命队伍的分化，关于革命中的 “污秽”和“婴孩”的关系，关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对所谓“革命浪澡主义，革命乌托邦 主义”的批判……都有着极大的理论与实践的意义；而对绝对的“完满”、“完全”、“完 善”的质疑，更是对我们前面已经论及的鲁迅的“历史中间物”观念的一个新的发展。 鲁迅曾经说过，他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 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现在，这几个关于“革命”的命题，同样也 可以视为中国革命的血的经验的结晶，是万万轻视不得的。
我们再来看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知识阶级”第二个争论焦点：如何看 待中国的“民众”，或者说“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的问题。
鲁迅抓住了成仿吾“获得大众”这个关键词，挖掘它背后的情感与心理——那是 一种居髙临下、施与大众的贵族态度；同时也暗含着投机：既然有恩于大众，革命胜 利后必然要求大众回报自己。鲁迅称这种想法是“做梦”;他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 意见》的著名演讲里，一针见血地指出——
以为诗人和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责，也是不正 确的观念。
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 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 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
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 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55]
这里对“为劳动大众革命”的“革命知识分子”的“革命观”和对知识分子与劳动者 关系的预设的批判，也同样抓住了要害。
而创造社、太阳社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乃是他们对劳动者的美化。阿英在论战 中写了很多文章大谈“失掉了的阿Q时代' 据说鲁迅所批判的有着病态的国民性 的“阿Q”“早已死去了”，“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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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严密的组织”;“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绝没有阿Q 那样屆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智识已不像阿Q时代农民的单弱”， “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结论是：应该 写革命的农民，“早就该把阿Q埋葬起来”[56]——这样一个“革命化”的农民想象或 许有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根据（因此，阿英的文章很容易使人们联想起毛泽东 《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但显然是被理想化、浪漫化了的，而且蕴含着一种转 折：农民由五四时期的启蒙对象变为30年代的歌颂对象，以后~直发展到知识分子 必须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等等,也自成现代思想史上的一条线索。
可以说在这种理想化、浪漫化倾向刚露头的时候，鲁迅就和太阳社、创造社展开 了激烈的论战，批判他们“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回避黑暗、回避民众的不觉悟状态。 鲁迅引述报刊上关于湖南长沙万民空巷“观望”共产党人的尸体，“交通为之断绝”的 报道，提醒那些“闭了眼睛”的“革命知识阶级”——
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 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举匪之乱，清末党狱，…… 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巳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57]
阿英们眼中的历史的飞跃，在鲁迅看来却只是历史的循环：二十年来，杀的对象 不一样，但民众的“看”却始终不变：还是鲁迅说的那句话群众，——尤其是中国 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58]
在《太平歌诀》里，鲁迅尖锐地指出：“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这十个字，“包括 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必须长期面对民众的不觉悟，在几乎 孤立无援的状态下坚持革命，并独自承担一切苦难：这本是真正的中国革命者的真 实生存困境;这些“革命文学家”却不敢正视,偏偏“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检一点吉 祥之兆来麻醉自己”,还自称“超出了时代”。鲁迅嘲讽说——
恭軎的英雄，你前去罢，被遗弃了的现实的现代，在后面恭送你的行旌。
但其实还是同在。你不过闭了眼晴。不过眼睛一闭，“顶石坟”却可以 不至于了，这就是你的“最后的胜利”。[59]
这里强调对“现实的现代”的中国人和中国革命者真实的生存困境绝不能“闭上 眼睛”，是表现了鲁迅的一贯思路的。
鲁迅并不回避他自身的矛盾。在一封通信里,他这样写道——
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但）我也知道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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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头子差不多了，然而这是在这样
的社会组织之下，势所必至的事
这正是鲁迅心目中的真实的而非理论上的“下等人”，和他与“下等人”之间的真 实关系：一方面，他从生命根柢上感到了自己与这些中国社会等级结构中处于底层 的普通人民血脉的相通，他在感情和价值判断上显然倾向于“下等人”，但又绝不会把 他们理想化、诗意化。他清醒地意识到，“下等人”并非生活在真空，而是身处于现实 的中国“社会组织”结构之中，不可能保持自然生命的形态，在利害关系上，和“上等 人”之间既存在对立也会有着某种合谋，这确实是“势所必至”，是一切中国的改革者 必须面对的生活的真实。
后来鲁迅在1936年的《门外文谈》中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作了更深人的思 考。他强调知识分子是“大众中的一个人”，并非外在于大众的异己力量；通常所说 “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大众中的两个部分的关系，他们是相互平 等和互补的。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既“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 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鲁迅说，“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而知 识分子的启蒙是建立在对大众的信念、也即相信大众是需要而且能够不断吸收新知 识这样一个前提和基础之上的；但同时知识分子也绝不迎合大众，绝不做每件事都要 想想合不合大众的胃口，也绝不多骂几句来博得大众的欢心：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 看重大众力量的革命知识分子，要时刻替惕着成为“‘迎合大众’的新帮闲”[61]——这 自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或许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知识阶级”的真正分 歧正是在这里。应该承认，处在1930年代中国社会背景下，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 作家都根据各自不同的经历，意识到了知识分子与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社会革命运 动相结合的必要，这一点上，他们之间确有共通之处，这是他们后来共同倡导左翼文 艺运动的内在原因；但在对“革命”与“大众”的认识上，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却陷人 了新的盲目性：在将“革命”与“大众”理想化、浪漫化的时候，实际上就为自己树立一 个新的偶像——不只是“革命”与“大众”的偶像，更致命的是“革命代言人”与“大众代 言人”的偶像，从而从根本上放弃了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性;偶像化的另一面，就是将 “革命”与“大众”绝对化与凝固化，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怀疑的基本 品格，其结果就是鲁迅所警告的，陷人了革命（革命代言人）与大众（大众代言人）的 ‘‘新帮闲”的陷阱——在经历了以后的历史的种种曲折，今天重温鲁迅当年的瞀告，自 会有许多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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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讲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时曾经说过，鲁迅最关心的是人的灵魂，所以 他对论战对手，不仅要论其言，观其行，而且还要勾其“魂”。在和创造社、太阳社论战 时，鲁迅就画了这样一幅“革命咖啡店”的图景——
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灼的破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 曰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 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工农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
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
上海咖啡店，似乎是当下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知道研究者是否注意到鲁迅 的这幅“革命咖啡店”图。在我看来，这幅图景为我们讨论1930年代上海都市文化提 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洋楼……阔街……招牌”，构成了一个典型的“现代都 市”背景，而“招牌”(而且“晶光闪灼”)更是一个象征：在这个“现代都市”社会里，一 切都被“招牌”化了。所谓“革命咖啡店”正是这样的“现代都市文化”的产物，或者说， 是一块“新招牌”：这就意味着鲁迅是把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知识阶级”置于“上海 滩”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这本身就具有一种深刻性。而鲁迅关注的重心，是这样一 块“招牌”背后隐蔽着什么，这是他要全力揭示的。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番分析与议 论--
何况既喝咖啡，又领“教益”呢？上海滩上，一举两得的买卖本来就多。
大如弄几个杂志，便算革命；小如买多少钱书籍，即赠送真丝光袜或请吃冰 淇淋——虽然我至今还猜不透那些惠顾的人们，究竟是意在看书呢，还是要 穿丝光袜。至于咖啡店，先前只听说不过可以兼看舞女，使女，“以饱眼福” 罢了。谁料这回竟是“名人”，给人“教益”，还演“高谈”“沉思”种种好玩的把 戏，那简直是现实的乐园了。[63]
请注意这两个判断性的关键词语买卖”与“把戏”。这真是一针见血：这些自 称“革命知识阶级”的“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他们的“革命”不过是一种“买卖”—— 我们很容易就联想起鲁迅那句“中国最大有利的买卖就是造反”的名言；不过这回有 “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既有象征西(方)式现代文明的“咖啡”，又有“无产阶级” 的革命标签，如鲁迅所说，“既喝咖啡”，充分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又领‘教益’”，在革 命的空谈中达到精神的满足，这样的“一举两得”，在上海滩的交易中也算得上是一笔 “好买卖”。而躲在“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背后，远离“龌龊的农工大众”，高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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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大众”，且故作“沉思”状，“指导”状……不过是“好玩的把戏”——又是一个 “做戏的虚无党”！鲁迅由此而发现这些“革命的知识阶级”与他的老对手现代评论派 的“特殊的知识阶级”内在的一致性：都同属于中国的“伪士”传统，不过这回是“躲在 咖啡杯后面骗人”，略具现代色彩而已。鲁迅还由此发现了这些“革命的知识阶级”的 一个本质性的特征，这就是他后来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里所概括的，他们是 一群“Salon(沙龙）的社会主义者”，“坐在客厅里”，这回又有“革命的咖啡店”，“谈谈 社会主义，髙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正是他们的致命之处：如 鲁迅所说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甚至是“晶光闪灼的玻 璃招牌”下——引者注）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 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 最容易‘右倾”’。[64]
后来，鲁迅对这些具有“沙龙社会主义”特征的“革命知识阶级”又作了进一步的 剖析，给予了新的命名，称之为“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的“个人主义论客”。鲁迅这样
写道——
我在这里要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 个人主义的论客来，……
其一是頹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无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 乐》—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利害，
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餮者餍足了肥 甘，味厌了，冑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 半碗饭去一般。他于革命文艺，就要彻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艺，一有时代的 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皱眉，以为不值一哂。和事实离开是不妨的，只要一个 爽快。……
其一，我还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无定见因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 对，自己没有一件不对，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他现为批评家而 说话的时候，就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要驳互助说时用争 存说，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反对和平论时用阶级争斗说，反对斗争时就主 张人类之爱。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到和唯物论者相辩 难，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了八65]
这里的三个判断性关键词语颇耐琢磨急进革命论”，“非革命”与“个人主义的 论客”。这可以说是鲁迅对“中国式的革命”和中国的“革命知识阶级”的三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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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三个层次的发现：人们最容易注意到的，是这些“革命知识阶级”的“急进革命 论”与相应姿态。所谓“急进”，一是前面所说的“摆着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鼓吹并 奉行“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的所谓革命逻辑；二是要求“彻底，完全，并无 缺陷”的革命，沉湎于“革命的乌托邦”的幻觉之中。其三是摆出一副“唯我独革”的架 势，凡不同意自己者皆不革命或反革命。由此而形成了中国革命中难以摆脱的“左倾 痼疾”：这已经是为鲁迅生活的时代和鲁迅之后的中国历史与现实所一再证明了的。 而鲁迅由此而发出的忠告则永远足以瞀示后人——
大约满口激烈之谈者，其人便须留意
这似乎是很平常的话，却是“死了许多性命”之后才明白的道理,鲁迅说得好许 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67]
这样的“急进革命论”者之所以危险，就在于他们“没有一定的理想”,不过是到革 命中来寻求“刺戟”，也没有一定的理论与信念，是可以随时变换主张与口号的，因而 也就无特操，“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 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阴阳脸”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 照”。[6他们的“急进”是带有极大的虚伪性与表演性的，是所谓“革命姿态”。因此， 如鲁迅所形容，“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时刻作出凶恶状的“狼”本是“狗的祖宗”， “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是就要变而为狗的”。[69]对于这些“革命的知识阶级”，由最 “急进的革命”的“左”的极端，跳到背叛、捕杀革命的“右”的极端，是几乎不需要过渡 的。其实他们的“彻底、完全”的革命论，既不可能实现，他们自己也不准备实行，骨子 里的真意却是“现状最好”，主张“毫不动弹”的。[]经过这层层剖析，鲁迅终于揭示 出：这些“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71]
这些“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既无理想、信念，也无特操;那么，是什么支配着他 们的言论与行动呢？鲁迅指出，他们不过是“个人主义的论客”，在最急进，似乎也最 无私、最崇高的言词背后，隐藏着的是私利与私欲。这样，鲁迅就又发现所谓“革命的 知识阶级”就其实质，乃是“伪士”家族的一个新成员，在此之前，鲁迅早巳揭示了 20 世纪初维新派的“辁才小慧之徒”“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72];1920年代的 “正人君子”也是善于“假借大义，窃取美名”的“自私”之人。[73]如前面第一讲所说，鲁 迅后来又揭示了那些“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的革命的“奴隶总管”也是“借革命以营 私”的。[74]看来，这些总是能够假借每个时代最时爾的“大义”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的 “伪士”,在中国是永远不会断子绝孙的。
鲁迅还揭示了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知识阶级”精神气质上的“才子+流氓”气，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 359
这或许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发现。
这里我要慎重地向大家介绍一篇文章：《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有两次非常重 要的学术演讲：一次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再一次就是《上海文艺之 一瞥》;前者巳经为学术界所注目，后者则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在这篇演讲里， 鲁迅把创造社、太阳社放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中来考察，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眼 光，本身也有很大的学术价值。晚清以降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是近年学术界 研究的热门，鲁迅此次演讲在这方面也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如果将现在的研 究与鲁迅的分析作一个比较，这也很有意思。
鲁迅的演讲从近代报刊《申报》的作者群说起，说“在那里做文章的，则多是从别 处跑来的‘才子’”。由此说到了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以 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文，非常规矩的。而才 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之类。”重要的 是，在“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时叫‘洋场’，也叫‘夷场’，后来有怕犯讳的，便往往写 作<彝场，——”以后，“君子对于外国人的东西总有点厌恶，而且正想求正路的功名， 所以决不轻易的乱跑”，“旷达”的才子们却纷纷跑到上海这十里“洋场”来，不仅成为 《申报》的作者，也“帮申报馆印行些明清的小品书出售”，自己也写些“才子佳人的 书”,所谓近代小说也就这么产生了，而且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书的主人公开始是“才 子+呆子”，后来就变成“才子+流氓”。“才子”自然是从中国传统中发展而来的，“流 氓”则是上海洋场上的新“英雄”。鲁迅说，当时颇有影响的果友如主笔的《点石斋画 报》画外国事情总有些隔，画“流氓拆梢”之类，却实在画得很好，“这是他看得太多了 的缘故”，其实就反映了当时的上海社会充斥着流氓的现实。后来就有了“新的才子 +佳人的小说”,这就是鸾鸯蝴蝶派的文学。鲁迅接着又说这后来，就有新才子派 创造社的出现”——乍一看，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线索的清理是有些特别的：因为创造 社是以彻底反叛姿态出现的，自认为与在它们之前的历史有一个断裂的关系，但鲁迅 却从和上海洋场文化与市民阶层的关系上，发现了创造社与晚清以来的上海市民文 学的内在联系，并发现了“才子+流氓”的精神气质的相通。当年瞿秋白在分析创造 社和鲁迅的论战时曾有一个说法，说他们代表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鲁迅这样的知 识分子“和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受尽了欺骗压榨束缚愚弄的农民群众”有着深刻的联 系；而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则多是积聚在“中国都市”里的“‘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智识青年”，他们和农村的联系稀薄，而有着深刻的 “都市化和摩登化”的倾向。[75]鲁迅这里所强调的也正是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知识 阶级”所创造的“革命文化”与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现代市民(都市流浪汉）之间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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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这可能是我们进一步把握创造社、太阳社的创作以 及革命文学、革命文化的重要切人点。
鲁迅关注的重心显然在“才子+流氓”气。鲁迅自云最怕创造社人的“创造脸” (据说只有郁达夫是惟一的例外，所以鲁迅和郁达夫是好朋友），“总是神气十足，好像 连出汗打嚏，也全是‘创造’似的”[76]，这自然是一种典型的才子气。也许更值得注意 的是所谓“流氓气”。鲁迅指出，当成仿吾们“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 “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 的毒”。而前述没有任何理想与信念，随意变换主张与口号，鲁迅则指明为一种“流氓 气”，并作了如下精辟的分析——
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 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
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 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
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捉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 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
这里所说的上海滩上的流氓，任意地运用“中国法”与“外国法”，而实际上是“无 所谓法不法”，只要“敲几个钱就都完事”，这是有上海租界的特点的：它的半殖民地 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它的文化也必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殖民文化、商业文此的混 杂，流氓文化则是这几种文化的恶性嫁接才子+流氓”气正是封建传统文人气息与 洋场流氓气息的杂揉。但他们却是上海都市文化的“英雄”：要在上海滩混下去的 人，必得有这两个条件：没有“才气”不行，没有“流氓气”更不行，“书生气”十足是绝 对站不住脚的。或者还应该加上一“气”，即所谓“帝王气”，有了这三“气才气”、 “流氓气”与“帝王气”便可以不仅在上海，更在整个中国社会横行无阻——这也是为 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所一再证明了的。这样，鲁迅的发现与概括，就具有了一种超越的 意义：不仅仅是针对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知识分子”而已。
(原栽钱理群：《与鲁迅相遥》第九讲，三联书店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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