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种革命观符合一切专制主义者的思维逻辑，他们所谓的革命，其目的是攫取国家政权。因为在他们看来，国家政权是可以抢来的，是从枪杆子里面出来的。谁取得了国家政权，谁就取得了实施专制的特权，谁就可以以天下奉一人，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欲。
专制对当权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也造成了革命具有反覆性。从这点上讲，也可以说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更是毫不例外地是用血与火写就的。
通常认为，中国的专制制度是从夏启开始的。夏启之前，尧、舜、禹之间实行的是帝位“禅让制”。由于“禅让”重德，故与德政背道而驰的专制应是不可能存在的。禹也指定了继承人伯益。禹死后，禹子启杀死了伯益，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夏王朝，从此开始了“家天下”，也从而固化了一个社会阶层，使中国社会开始分化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并开始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史。
由于统治者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扩大自己的权利，逃避自己的义务，并将它们转价到平民阶级头上，因而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这两个阶级的对立。由于掠夺是一切专制者的天性，反掠夺也就成了广大人民的天性。
专制发展的最初表现是腐败。越到后来，统治者的掠夺愈加疯狂，人民的生活极度艰难，一切美好的幻想都已破灭；而统治者愈加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玩物丧志，财政入不敷出，国家机构丧失组织性和战斗力，国家政权开始摇摇欲坠。这时候，一场大的社会革命就会接踵而至，旧的专制政权在革命风暴中灰飞烟灭了。
新的政权建立之初，由于新的当权者来自民间，他们往往还能体察民情，认识专制的反动性，还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开国之君往往比较开明，能闻过而喜，从谏如流，全国也在清贫中呈现出一派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但当天下既定，硝烟已远，统治者便开始陶醉在成功的漩涡里，以天之骄子、万民父母自居，放心大胆地发挥自己的权威，丧失了原有的自觉性和警惕，最终又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以至最后又被推翻。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此反覆不已，似乎进入了一种不可逃脱的朝代、政权更迭的循环圈。
专制者牺牲了人民，最终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有多少亡国之君发出了“永世无生帝王家”的悲叹。可惜的是，无论是革命者还是被革命者都没有找到悲剧的根源，革命偏离了它应去的方向，使革命成为以一个专制代替另一个专制的跳板。但只要是专制，不论其是否改头换面，最后仍要被推翻。消灭悲剧的根本途径只有消灭专制，消灭帝王，实行民主，实行共和。
无论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社会矛盾都客观存在，而且形态多样。官民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决定着社会其他矛盾能否顺利解决。但不管是怎样的社会矛盾，我们都主张尽量通过“政治途径”予以解决，而应尽量避免社会革命。因为革命特别是社会革命总是残酷的，它不仅给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同时还伴随着无数的人头落地，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被动调整。
尽管如此，实现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变，社会革命往往不可避免。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我们希望一切当权者都应当警觉，不要执迷不悟，不要坚持专制，以免使自己成为革命的对象，成为这盛大节日的祭品。新的革命者也一定要牢记革命的目的，即打倒强权，打倒专制，还政于民。这样的革命才是最积极、最彻底的革命，这样的革命者才是最具有远见卓识和最富有革命精神的人。其中，最值得人们尊敬的革命者就是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
真正的革命者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国家政权不是抢来的，它的基础是人民主权，是人民根据社会契约将个人权利的一部份转让、认同而形成的一种确定的、统一的权利。而且国家政权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与一定的义务相联系。国家政权的行使者必须承担起保护人民主权，保护民主政体，保护平等，保护自由的职责和接受人民监督的义务。
只有具有真正的革命意识，才能进行真正的革命，才能取得革命的真正成功。
九、论人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认识，其特点是从根本上否认人的物质性和生物性。它认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现实品格，归根到底是由他特有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一切社会环境中，生产方式对人的内在品格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决定意义；人们只有在对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才确证和发展了自己的现实本质。
勿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是其“物质神秘主义综合症”的继续发作。它不仅否认了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而且继续无视人是物质和意识的有机统一体这一事实，把人看成了受物质决定的物质附属物，并在物质面前表现出十足的悲观主义。
由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理解错误，导致它对人性的理解严重偏失。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人性，指的是一切个人在其生活活动中所表现的属于人类特有的种种共同属性和特性的总和。它认为，人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改变或丰富自身的具体内容。在社会发展的阶级分化时期，它又是和阶级性相统一的。然后，马克思主义再运用它的一系列理论，进而由此推导出资产阶级必然是邪恶的化身、无产阶级必然是良知的代表的结论。与资产阶级的贪婪、自私相反，无产阶级天生乐于奉献、无私无欲，并以劳动作为自己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人性发展到光辉的顶点。
我们认为，从善恶两个方面对人性进行考察的方法是正确的，但认为善与恶的属性会泾渭分明地体现在两组不同的人身上，是十足的形而上学的谬论。在我们看来，人性是善与恶的综合，是理性和欲性的统一。
人性首先表现为动物性的欲性。人生离不开对在世界的需求，而且由于人的意识是丰富的，感觉是敏锐的，人的需求也是无限多样的，而人们的需求对像却往往是稀缺的。除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自由交换外，人们一般只能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自己对稀缺资源的原始占有：一是通过改造自然，二是通过索取他人。前者表现出欲性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后者表现出欲性是万恶之源。如何弃恶从善，理性便是慈航。
没有理性不成其为人，没有欲性同样也不是人。欲性第一性，理性第二性，欲性具有两面性。理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但否认人的欲性，认为他们无求无欲，乐善好施，无异于把人推入了神的境界。但适用于由神结成的社会的规则，显然是无法适用于人类社会的。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1943年出版的《激励理论》一书中提出，人的需求具有层次性，从低层次到高层次分别是：一、生理需求，二、安全需求，三、社交需求，四、尊重需求，五、自我实现需求。一般是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递次进入较高层次的需求。随着人的需求层次的逐步提高，也将越来越多地渗入了人理性的成分。
我们不能否定人的欲性，因为一个无求无欲的人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不可能有任何所作所为；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的欲性，因为我们必须关注欲性所带来的侵略性和破坏性。我们只有正视它，才有可能认识它，以抑其恶扬其善。不承认它，甚至有意回避这一问题的存在，恰会让坏人钻了空子，使好人受到打击。
相比之下，西方先贤对人性的把握就十分准确。卢梭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由此出发，卢梭发现，“权利平等及其所产生的正义概念乃是出自每个人对自己的偏私，因而也就是出自人的天性。”从而将人性与权利、平等、正义等概念恰当地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认为，人性是发展的，但也不会发展到纯理性，欲性恶的一面始终会存在，有时还会疯狂发作，仅在五六十年前，日、德、意法西斯主义就制造下了人性劣于兽性的骇人记录，我们又怎能相信将来能完全杜绝某些人兽性的复归呢？！
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确实曾经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正如历史上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那样，他们理应具有反抗和变革精神，但我们无法相信他们具有完美的人性，即使有个别人的品德确实十分高尚，但至少由于能力上原因，其完美的人格也难以终其一生，更无法相信他们完美的人性会代代相传。再看看我国的情况，如果说我们还可以相信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人格还比较高尚的话，且看他们的子孙，他们身居高位，腰缠万贯，人性的灵光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结党营私，垄断党政各重要部门的大权，大肆敛财敛色，成为中国最穷奢极欲的阶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谎言，成为现代专制者以光辉人性欺骗人民的绝好藉口。(
叶宁：中共是二战后威胁人类的最大祸害
谈国际共运之祸源与人类历史之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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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16日讯】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全球举办了二十多场研讨会，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演説，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大纪元会相继刊出研讨会上的精采发言。
12月4日，大纪元时报华府分社及华府论坛联合举办了《九评共产党》研讨会。研讨会在马里兰州蒙郡议会大楼听证厅举行，从下午2点至6点进行了约4个小时。近百位来宾到场。
全侨民主和平联盟第一届总盟理事长、大华府中华会馆前主席巫和怡博士作了「从民主和平及海外华人的角度，也评中国共产党」的演讲。大华府及纽约人权律师、中国问题专家叶甯先生演讲的题目是「国际共産运动之祸源与人类历史之教训」。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网刊《观察》主编陈奎德博士作「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产党」的演讲。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前系主任、乔治华盛顿大学 Fulbright学者明居正博士也作了「大纪元《九评共产党》引起的共鸣与反思」的演讲。
在纽约执业的律师叶宁先生，他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评论员，是一个很敢言真谏的中国问题专家，自己也办过很多研讨会。他在美国国会举办的中国问题等研讨会上的发言，显示出对中国的各种认识非常深刻。叶宁的发言题目是：分析「国际共产运动之祸源与人类历史之教训」。
以下是叶宁律师发言的主要内容，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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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主席聂先生，谢谢巫教授、明教授还有我的老朋友巫和怡先生，我的同事陈奎德先生。特别感谢你们热情的听衆朋友们，你们将和我一起渡过这段因爲你们的到来而显得珍贵的时间，来忍受我的这么枯燥乏味的发言。和《九评》相比，我今天的发言会显得枯燥乏味。
*35年来等待对中共进行理论清算
九评这些文章提供了鲜活的、血淋淋的、活生生的生活经验的事实，而我今天的讲话可能是纯理论的，当然这些个点点滴滴的随想，可能还须要大家用很大的耐心来包容、来忍耐。刚才聂森教授也提到，说我等了三十年等到今天这个机会，其实我要说明的是我等了至少三十五年了，这并不是说我等这个发言机会等了三十五年。而是说三十五年来我一直在等待一个对极权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清算的一天。
这个伟大的日程今天由大纪元时报来开啓，很显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一个里程碑。
三十五年前我参与中国一个较大规模的地下反抗运动的时候，我个时候是看不到一线曙光，今天我们看到自由的太阳已经照遍了大半曾经被极权主义践踏的土地，现在只剩十三亿人口依然生活在极权主义统治下。虽然中国大陆十三亿同胞还在忍受这个极权主主义统制，但世事件变化之快，仍然出乎我这么一个老反共人士的意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谈到这个共产主义制度会不会灭亡的问题时，比较有信心的是少之又少的。
那个时候我在农村生产队监督劳动时，偷偷的和发配到我们村里来劳动的那几个复旦大学教授谈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个让我沮丧，但并不能使我信服的说法：其他的专制主义都会灭亡,惟独极权主义例外。这种说法在曾经被极权主义统治的其他地区今天一概不灵，唯独中国例外。
其他国家的极权主义专政，在其统治的残暴、疯狂、淫贱和狡猾的程度上，可能都无法和中国大陆的极权主义统治匹敌。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统治,今天不仅垂而不死,而且大有越活越好的势头。极权主义的死亡癌细胞，以腐败国际的方式，正在向全人类扩散，自由人类自韩战以来依然生活在中共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之下，我那三十五年眼看著也就白等了。
人类历史的智慧曾经啓示：一个统治制度的凋亡密码，以及它的死亡规律的真相需要昭告天下，它的死亡进程才得以开啓。
这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历史性工程，今天正是由《大纪元时报》来啓动。我的35年没有白等。纵观人类历史，意识形态的工作决非务虚之举，尤其在今天这个资讯革命时代。
*二战后威胁人类的最大祸害
我说我等了三十五年等来的，并非是今天诸位赐我一角讲台,让我有机会发表一些鸡零狗碎的个人随想，我等了三十五年等来的是《九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一个具有如此高度理论理论性、思想性和实践性系列文献；一个对共产集团，对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集团、这样一个极权主义恶性肿瘤当中属于恶性程度最高的这样一个肿瘤文化（确切地说,对人类文明,人类生命文化中的次文化现象,系统性的,全面的理论否定），进行有系统的、全面的、体系性的批判。
没有批判就没有建设。九评这样的批判所反映的批判者的智慧层次，她所反映的批判者的这种历史感与使命感，她所包含的信息量，所显示的批判者的这种历史首创精神，以及她所传递的批判者的历史性的自信，和历史性的自觉的资讯，在实践意义上驳倒了她的批判物件，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所兜售的，一以贯之，屡试不爽的歪理：中国共产党是十二亿中国人民唯一有组织的领导力量，在中国，不存在任何可供人民选择之替代力量。
爲了证明此等歪理的完美无缺，中共，形同任何癌细胞，把任何冒头的民间组织扼杀于萌芽状态。推倒这个歪理可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个可供中国人民选择的有理论有组织的民族复兴希望所托之新生命，一种对抗并且必将战胜邪恶的思想体系邪恶的夕阳政治势力的，扎根于民间的朝阳力量已告形成，正在掘起，并且，这一点特别需要指出，已告成熟。
这难道不是代表著中国，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这难道不也是全人类的希望所在?爲何说“全人类”?虽然历史事实，甚至历史进程，都可能会被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暂时扭曲，但血写的事实是：中共才是二战以后威胁全人类的最大祸害，只要它还继续存在,这个事实大体不会改变。
所以我说我等了三十五年就等到了这样一天，等到了九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文献的面世。也就是说这样一些德才兼备的年轻人，在共同造就一个对我们中华民族、对我们全人类，都有著至关重要的契机。这样一种力量的出现，这才是我的等待。
《九评》非常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实践当中的中国极权主义统治中华民族长达八十多年的这样一个过程，全面回顾并且生动地描述了极权主义统治中国所带来的一场大浩劫的那些经验事实，以及那些经验事实的后面的制度性内容。
九评批判物件本身,不仅仅是一个制度造成的无数灾难的堆切,更重要的是,这些可用直观的事实和统计数位所表述的经验事实后,存在著一个迄今以来未经触动的非常庞大,非常完整的理论和思想体系，那到底是不是怎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呢？那就是说实际上极权主义统治制度和它的全部政治文化,法律文化体系的出处,这个今天依然在祸害著中华民族、威胁著全人类和平自由与安全的,罪大恶极的祸害的祸源。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这股祸水，中国共产党所代表所维护的那个极权主义统治制度及其全部政治文化的源头是什么？他的源头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列宁,史达林、毛泽东,布林布特之流是实践家，他们是那种通过参与操作政治运动这种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变成了一种祸害我们人类的制度性现实.这股祸水,与其祸源,存在著因果关系。一棵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结出毒果遍地。识别并且唾弃那些毒果固然重要,但倘若我们能从这些毒果的成因上找出它们的基因图谱，效果是否更好一些?
极权主义这股祸水的源头叫做马克思主义的庞大的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到今天为止并没有受到自由人类系统的、认真的或者甚至仅仅只是严肃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未经触动的理论体系，到今天为止,在许多西方大学里面，马克思主义依然锯于显学地位,受到极不适当的尊崇。至于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当然更加作爲唯一的，排他性的国教，载之于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做为一种显学，它迄今爲止仍在受到人类的供奉，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1999年年底,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候，英国的泰晤士报和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在评价1000年以来前10名对人类思想产生最重大的影响的思想家和政治人物时，竟然把卡尔?马克思名列其中，名列前矛。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到今天为止在他的发源地。在他的故乡在他就是说形成的地方并没有受到人们认真的、系统的清算、整理、批判和唾弃。
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实实践意义上的整个极权主义，国际极权主义运动，从他形成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这是一种误导人类而且是要摧毁全人类的这样一种人类文明当中的次文化现象，正有如恶性肿瘤是人体生命文化中的次文化现象。马克思主义本身, 是一种误导人类而且要摧毁全人类的这样一种人类文明当中的次文化现象。
包括马克思本人,都在散布一种是是而非的谎言：极权主义不好，但马克思主义是好的。这正有如说：恶性肿瘤不好,但癌基因是好的！在致龙各的信当中,马克思说”我从来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文过饰非地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他这么说，表示他已经对他的学说将要在实践当中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已经感到了真正的不安。他可能已经预见到他的学说将来对于全人类将会带来的灾害。
*建立撒旦式的人间地狱
当我研读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也曾经认为马克思这人可能真是个好东西。但是最后马克思自己的这句话提醒了我，马克思说：我是要研究黑格尔的，我研究黑格尔就是为了要彻底的践踏他、批判他。那么这样一句话提醒了我，我想如果造成共产主义这种实践如此惊人的破坏性的后果，在它的理论的源头一定有个非常罪恶的东西。这样罪恶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理论，黑格尔非常讨厌他的理论，不能轻视马克斯主义对人类的毒害，即便是到今天为止，它还在继续危害。中国曾经有句话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那么现在这句话已经倒著念了：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只有中国能够救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就是要建立一个撒旦式人间地狱的这么一个阴谋家，一个害人的阴谋。马克思少年时代的第一篇千字论文就是维护莱因河边的贫穷人民，他把人类认识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全部编到了一个非常狭隘的、不相容的视野。马克思哲学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反自由和反人类的这样一种思想行为模式上面。它完全否定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当中丰富的多样性和无限可能性的遍布和影响。
*“在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从1848共产党宣言出现的年代，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体系的一个年代，在这样的年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水平受制于当时十九世纪中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当时的认识方法、理论上的思维内容，主要是平面思维。因为社会上的整个物质文明、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跟科学实验，刚刚从化学进入物理的领域。所以人们的认识层次是比较倾向于平面的这样的思维方式。
问题就在这里，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提出来的是一种学说，是以一种上帝的口吻来宣导。他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现以后，欧洲全部的经典哲学就走向了终端，他没有发展空间。他认为他的思想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他不容许有任何挑战学说的权威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我和许多中国的知名学者在电台或其他的场合，经常会谈到中国的三个问题，中国的环境问题、中国整个的自然资源、人口分布的所存在的农业问题。随著现代的基因科学，资讯科学突飞猛进的在发展，我们看到今天的人类，我们看到首先那些农业，已经破除了以前那些平面农业所形成的概念。
蛋白可以用来做为人类健康食品，蛋白质已经可以通过基因的形成，通过蛋细胞的合成，居然能够的在生产线上成批的生产。我们看到随著对水分子的合成的方法和革命，已经完全改变了原来石化能源所能支援人类消耗能源的极限。由科学技术发展所带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早就已经突破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平面思维的状态。
马克思仇恨人类，马克思年轻的时候，他对自己要担任的使命是怎么说？马克思说「面对整个奸诈的世界我会毫不留情的挑战，让世界这个庞然大物倒塌，那我就会像上帝一样，在宇宙的废墟上漫步。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马克思的所有的理论工作，实践了他，从他大学时代就立下的志愿，他就是要来担任这样一个使命，要用他的双手，要用他的弄倒人类的似是而非的庞大的理论体系，把整个正在发展的自由世界，和自由人类变成一个废墟，这个时候他会像上帝一样，在人类的废墟上尽情漫步。
《九评共产党》导正了中华民族的行进方向。
我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物质倾向于改变，但是意识一经打入群众就会变成物质，而理论越有说服力就越能掌握群众。
曾节明：祸害中国的祸根不在“左”、“右”，而在专制独裁
作者：曾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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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6日讯】前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的解体、中共国和越南的“改革”、朝鲜和古巴的困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彻底失败；从巴黎公社开始，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兴起到败亡，跨越了一百三十年，害死了一亿以上的人类，至今，共运分支之一的中共，仍以一种变异的形式把持着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的政权，继续干着祸害人类的勾当。
尽管马克思主义实践造成了本次人类文明有史以来最大的人祸，但是迄今为止人类对马克思主义罪恶的反思却最为苍白肤浅：前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的解体十六年的今天，许多专家学者仍然把眼光停留在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优劣的问题上，他们认为：是公有制经济造成了一切问题。因为这种观点，更大的问题就出现了： “改革开放”后的中共国，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瓦解，一切的新问题又从何而来？面对此更大问题，西方的专家们张口结舌了，他们要么睁着眼睛瞎说：问题是历史遗留的，“中共正在变好”，要么顾左右而言他。
其实，这些专家仍然只看到了表面。中共国一切人祸不是公有制经济造成的、甚至不是共产主义体制造成的，而是专制独裁的政权（政治体制）造成的！因为没有专制独裁的政权（政治体制），公有制经济就算大规模的存在，它的弊端也不可能造成大的危害，更不可能带来人祸，一旦弊端显露，人民可以依照自己的志愿选择退出公社、合作社、集体农庄...并且可以通过体制内的民意表达程序，动用政权的力量拆减公有制经济的比例。在宪政民主的政权保障下，即使有共产主义制度的试验，也不可能造成大的危害，更不可能带来人祸，因为一旦危害显现，人民就可以通过选票终止这种正直试验。印度和法国曾经向社会靠拢，推行过高比例公有制经济、以色列试验过集体农庄、日本也试验过共产主义县，这些尝试都没有像在前苏联和中国那样造成人祸，就是因为印度、法国、以色列、日本的国家政权都不是专制独裁政权，其政府的权力受制于民意，公民有自愿加入/退出机制（个人自由权）。
由此可见，左派们常常以以色列和日本的共产主义实验，来吹嘘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以此为共产党专制政权辩护，实在是一种偷换概念的无耻狡辩。仔细考量共运历史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实践造成的一切人祸都是专制独裁造成：共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强迫共产、强迫走公有制的道路、强迫搞“大跃进”、 强迫搞“人民公社”（或集体农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不准退出公有制）......有专制独裁的权力才能强迫，强迫造成了杀人如麻、强迫造成了饿殍千里。同时，也不难发现，在废除专制独裁权力体制的地方，大规模（制度性）的人祸也就嘎然而止，前苏、东政权解体后，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再有人权迫害和饥荒；越南虽然经济改革比中国晚，但政治民主化改革却远比中共国深入，越南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出现类似于今天中国那样的巨大的社会不公和人权迫害。
对于这个道理，中共国则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例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共国虽然逐步取消了毛时代的共产主义制度，很大程度回归到私有制社会，但是却死硬坚持甚至强化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因此，中国的人祸并没有因去共产化而停止，“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强迫“计生”、“严打”、六四大屠杀、迫害法轮功和 独立宗教信仰、强迫拆迁和征地、对国企强迫 “关停并转”、“改制”、卖厂......只要中国的专制权力体制（专制的政治体制）没有弱化，中国的人权迫害必然层出不穷，甚至愈演愈烈。邓小平把毛泽东时代的人祸归咎于“左”的错误，但在邓小平、江泽民向右转以后，中国仍然出现了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等一系列严重的人权灾难，难道又要把这些归咎于 “右”的错误？其实，中共国无论是毛时代，还是邓、江、胡时代，所有的人祸都出自于同一个原因--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
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实践的罪恶（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党专制国家的罪恶），其根本原因就是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世界各国的共产政权，以实现马克思所提出的一 种美妙的乌托邦空想为理由，把专制权力强化到掌控个人生活资料、生活方式、人身自由和思想意识的地步，各国的共产政权无一例外是本国历史上一切专制独裁统 治的集大成者。左派人士至今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之所以造成灾难，是因为实践的错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正确的，这些人喜欢举以色列和日本的共产主义试验为例 证。这是一种大谬不然的观点，因为：
其一，马克思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暴力打碎旧世界”，而以色列和日本部份地区的共产主义试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是在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进行的试验，因此，以色列和日本的共产主义试验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而是类似于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人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
其二，如果马克思的理论正确，为何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结出的都是恶果？
其三，为何所有马克思主义实践阶段性成功（共产革命胜利）的国家和地区都无一例外地造成了空前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专制独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吗？从马克思的原著中很难找得出这样的依据，相反，马克思甚至主张“革命的独裁是必要的”。马克思的著作中虽然有肯定自由、民主，倡扬“人的解放”的字句，但马克思的理论中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没有自由民主的理论。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见，马克思主义实践所造成的共同问题之源，不能不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共产理论必然导致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
首先，由于马克思完全无视宪政的权力制衡原理，因此马克思所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没有制衡无产者中的大多数意志的机制，而必然演变为大多数人的暴政，即暴民专制；在缺乏权力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大多数人的暴政必然通过如“民主集中制”等诡诈形式，变成党魁寡头独裁，由是形成极端的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
第二，暴力共产只有在一个极端专制独裁的政权下才能有效推行。因为无论是“土改”、“合作化”还是搞“人民公社”，对整个社会财产的的剥夺、再分配、重组，这样巨量的侵犯人权的社会工程非得有无边的、强大的专制权力才能够完成，因此，暴力共产的实践，天然的要求一个权力巨大无边的专制政权。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理论负有人类共产灾难的原罪，这个原罪，罪在专制独裁，而不在共产乌托邦或其他。马克思为了实现共产乌托邦而崇尚暴力；列宁更是为了实现理想的而不择手段...为了一个“正当”的、“崇高”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是造成人类几乎所有惨重人祸原因。
由“改革开放”始，至今中共已基本丢弃共产主义实验。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共坚持专制独裁政治体制毫不放松，并在毛时代之后，继续制造出系列人 祸，至今仍然继续大规模侵犯人权...这更加清楚地表明：祸害中国的祸根，不是所谓的“左”与“右”、公有制与私有制，而是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
今天，在中共白骨精化的宣传欺骗和装扮”民族大义”、千娇百媚的统战下，中外的许多专家学者把政治问题经济化、社会化...混淆化，把单纯的问题复杂化， 中国的问题已经被这些精英们弄得云山雾谷、真幻迷离、莫衷一是，令志士们找不到北，只有牢牢把握中国问题的症结祸根，才能在今天眼花缭乱的迷离景象中更清楚的地看到中国民运的正道。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体制问题，政治问题归根结底要通过政治来解决。今天，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化的观点三十年来已经在中国被证伪，中国人不可再抱着政治问题经济解决的盲目期待心理和侥幸心理，那种非政治化、非暴力的“依法”抗争能够促成中国民主转型的说法，要么是糊涂迂腐、要么是愚弄民众、误导民运 。政治出路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政治化才是中国维权运动的正确方向，维权不上升到政治高度，就不可能消除逼迫老百姓起来维权的贪残的制度，即使有个案的成功，也永远不可能消减侵犯权益的根源--中共的专制体制，少数个案的成功反而为专制制度和独裁者涂脂抹粉、更狡诈地欺骗人民。所以，中国人不能为维权而维权，而要为结束专制暴政而维权，民运志士应该抓住当前中共侵害老百姓经济权益变本加厉的契机，把维权运动引向政治化，重新点燃中国民众对政治的关注热情。
当年共产中国民运的先驱们，在红色恐怖的年代和远比现在贫困得生活环境里，冒着被枪毙的风险创作和传播自由民主理念、八十年代末广大爱国学生、市民们，奋起反抗戒严令，以排山倒海之势堵截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导致中共政权瘫痪一星期之久，直至一批批地在屠杀的弹雨中倒下......他们这样做，不图名、不图利，全凭一腔追求中国政治进步的激情，也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
当今的中国民众，普遍地不愿“搞政治”，政治热情淡漠，即使深受专制暴政侵害也仍然如此，这不仅不是什么明智的心态，而是一种极大的精神误区，中国人特别需追求中国政治进步的激情，特别需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中国知识份子传统优良精神的回归！如果今天中国民众的政治热情能够回归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半的程度，中共专制政权将瞬间灰飞烟灭。
曾节明 星期五 2007年8月3日下午 1:26:36
马虻：五驳马克思主义
作者：马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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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2日讯】一、反动的资本理论
资本是一个通俗的词语，经济学并包容不了它的全部含义。但将资本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却是马克思先生的杰作。他的理论是斗争的理论。要在社会不同群体间挑起仇恨和斗争，将资本意识形态化所能产生的效应是巨大的。
经济学家对资本如是说：资本是财富的产床，是财富的母体，是人们节俭下来用作生产更大财富的财富。但马克思主义否定了这个结论，说一切劳动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都不是资本，只有在这些生产资料用来剥削他人劳动时，才成为资本。这样，劳动者自己单独劳动运用自有的生产资料时，就没有资本这东西，只要他们与别人协作并提供佣金这类工资形式时，资本才露出面来，张开了它血淋淋的口。这种宣传鼓动了成千上万的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只跟剥削连襟，并且只在现代才出现或至少在劳动协作较发达的状态下才出现。可“资本”一词远在此之前就已被人们熟练运用。
在早期劳动刚出现时，劳动所得只归劳动者所有；无论是用于生存消费的，还是有余作为劳动剩余存在的，都归劳动者本人自由支配。这是人类社会依循自然规则形成的第一种资本运用方式。这种方式下，劳动者的劳动剩余完全由劳动者自行占有，生产资本由创造者即所有权者自主运用。可以证明，这种方式开创了人类社会。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石斧、石锄等类工具就是那时的劳动资本。在自由的时代，石斧、石锄也有巨大的创造力，它们创造了人。
随着奴隶社会的形成，资本运用方式也随之改变。这个时候，一切财富，包括奴隶身份的人本身都成为奴隶主的财产，一切劳动剩余都被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本被奴隶主凭他们的喜好和个人贪欲任意运用。这是人类社会资本运用的最黑暗时期。这种资本运用方式的形成是强制的，这一点勿需多言。但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乏这样的人，说什么只有我们团结在一 起，服从我们至高无上的统帅，我们的幸福生活才会有保障，并且他们也会许诺下不比今天的同类专制者们许诺的要少的美好东西；同时他们也不会忘了用种种恐赫的词语，宣染各种各样的威胁，这就使他们有了强制他人服从的藉口。于是奴隶们都统一在一起劳动，在一起用餐，统一由奴隶主发给他们少得可怜的生活用品，什么都不用他们考虑和操心，这就是奴隶的“幸福”生活。奴隶主们总自傲地说是他们养活了这些奴隶，从来的当权者都是这样说的。可想而知，这种状态下，劳动剩余会被奴隶主如何的任意挥霍，生产资本的运用是何等地低效，奴隶们凭何会有劳动热情。这一点，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有过描述。
封建的形成，开创了第三种资本运用方式。封建主以税赋的形式夺走劳动者的一部分剩余产品，并强占着一切生存资源，不再象奴隶主那样强占劳动者全部剩余和人身自由。这个时候，是劳动剩余被封建主强行盘剥占有，生产资本在封建等级制制约下运用的时期。这种方式下，资本的运用依然黑暗，社会延续形成的仁、义、礼、信等交往规则远不足憾动封建王侯的权柄，只能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随着民主、自由思想的成熟，思想家们以自然法权为依据，确立了人的自由、自主权利，重新建立了劳动剩余由创造者占有，生产资本由所有权者自主运用的时代，从而创立了第四种资本运用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劳动剩余和资本运用恢复到早期人类依循自然法则形成的状态下；但它与第一种资本运用方式已有所不同，它们在劳动剩余的占有权和资本的自主运用权上虽完全一样，但新的自主资本方式下，社会生产、劳动已有很大发展。大协作的方式使劳动在规模上，效率上都远比早期高得多，而大协作派生的再分配等类问题特别是国家这样的组织形式使赋税依然存在，政府以各种名誉和藉口插手生产一时还无从摆脱，故应另属于一种新的资本自主运用方式。这个时候，整个生产格局和所有权的确立，为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发展铺平了道路。
资本自主是政治民主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代人类社会相对科学、高效和合理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主义否定了这种资本运用方式，它以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理由，否定了资本自主权，强行将一切生产资料收缴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建立了一切剩余劳动由马克思主义者占有，生产资本由大官僚凭意识形态运用的第五种资本运用方式。这种资本运用方式远比第三种资本运用方式对剩余劳动的占有更霸道，更无所约束，也远比这种方式下对资本的运用更加低效。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毁灭旧世界的基础上用意识形态建立的社会，他们远不及封建主有更明确的产权制度和以伦理道德确立的社会交往规则。
这种资本运用方式强制劳动者成立产业军团，实行义务劳动制，废除继承权，剥夺私人资本；让劳动者统一在一起劳动，一起在食堂用餐。它使劳动者丧失了积累的热情，更丧失了劳动的热情。这种情形跟第二种资本运用方式下是相似的。
这是一次资本运用方式的反复，它使资本运用退回到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之间的状态下；这是一次资本强制运用方式的创新，它使人类社会从此有了第三种资本强制运用方式；剥夺自由，无视人权，劳动效率低下的方式。
民主革命建立的资本自主也是一次反复，它是向第一种资本运用方式的回归。它使人类社会有了第二种资本自主运用方式；民主、自由，权利平等的方式，劳动热情高涨，生产发展迅猛的方式。
二、反科学的商品、价值理论
对商品和价值论述得最多、最精辟的要算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难怪马克思要站在他俩的肩上讨论它们。
斯密和李嘉图在论述价值形成和原始交换率时说道：商品的交换价值……完全取决于各商品上所费的相对劳动量。并说：劳动是第一价格，是支付一切商品的原始购买货币……。他们都从社会一个局部时期定论决定商品交换比例的是劳动，即一日劳动 = 一日劳动。马克思根据这些论述，提出了一个劳动耗费价值论。他首先将商品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割裂开，将商品的交换价值明确为商品价值，将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完全抛弃，认为它是一个与交换无关的东西，是商品二重性的一个陪衬。
从商品的二重性，马克思又导出一个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由此，各种具体劳动都可抽象为相同的“人类劳动”。这就将劳动统一起来，只要付出了劳动，无论何种形态的劳动，无论是裁还是缝，只要能让人看见是在劳动，制作的新衣尽管给皇帝穿上让他实际上光着身子，也一样有权索取回报，一样能换回同量劳动。这就为他的社会分配，包括整个经济交往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他建立的“公”有制下的产品流通确定了一个恒定的公式：等量劳动相交换。
劳动过程自古来就是效用即使用价值的创造过程，因为这种效用的创造，因为使用价值在市场中的认可，才使劳动具有价值。马克思却反过来，认为劳动过程是劳动力的消耗过程，因为劳动力的消耗，使产品具有价值；产品也因它耗费的劳动量大小，具有相应的交换价值量。这种与自然规则和人类劳动、交往秩序相违背的反科学的结论，本来不屑一顾，但它被马克思主义强制于社会中，把它用制度固定下来，造成了劳动生产和交往规则的大混乱，给人类的劳动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使广大劳动者往往在明知是无效劳动也不得不盲目地进行。因为只要他耗费劳动，他就有权索取；他也无权改变这种劳动，更改变不了这种交换秩序。
交换价值就是价值，这是马克思反复强调的。并强调，商品的价值就是该商品耗费掉的劳动量；一件商品耗费的劳动越多，它的价值就越大，反之则越小。他说道：“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凝结在该商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 。如果我们不再认为谋求价值增殖是人类劳动的目的和商品交换的目的，那这种描述将使生产力的提高成为不必要。如果我们认为一件商品的生产总会在竞争中首先在个别劳动者手中使它耗费的劳动量减小，继而使它整体的单件劳动耗费都减小，从而使它的“价值”减小，那这一定是在资本自主生产的自由竞争状态下才可能出现。在资本集权强制下的“公”有制生产中，这种现象会出现吗？如果我们帮马克思撇开这些，能否认为他的论述是正确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商品的价值减小。这符合常识吗？一座钢筋混凝土的万丈高楼和一座土砖瓦的小矮房在不同生产力下会耗费相同的劳动量，那它们的价值量也一样吗？让你付相同的价，你愿意选择那一座房屋住进去。让它们的价值相等，这显然是荒谬的，马克思显然是把价值概念弄颠倒了。
人类劳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享用物，人们从来就是希望用最少的劳动，获取尽可能多的劳动报酬。这个”报酬”当然是劳动的成果即物品的效用或使用价值，而绝不是“劳动”。人类从事商品生产只是希望用交换的方式使自己用少量劳动换取更多的享用物品，这些物品是以它的享用效能即使用价值来体现它的价值的，绝不是以它包含的劳动量在体现它的价值，马克思的理论与现实生活显然大相径庭。商品的交换价值只体现商品交换的比例关系，社会的物质财富是从使用价值上体现的，是通过劳动实现的，而不是用劳动量来体现的。交换实现了使用价值的最大化，它是社会大协作的成果，商品就是社会大协作的媒介。商品交换、流通的全过程都是基于价值增殖这一目的。而“价值”只能是财富价值即使用价值，是使人们获得享乐、愉快、舒适或减轻人们痛苦的东西，而不是令人生厌的劳动。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完全与常人的观点背道而驰，更与现实生活这部政治经济学相对抗。
在《资本论》中，商品和它的价值是马克思开篇的第一个章节。作为一个业余经济学者，他大量照抄了李嘉图和斯密的商品和价值理论，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蛊惑仔，在他的商品观中已完全看不到物质财富的痕迹；他的商品理论抹杀了商品使用价值的意义，抹杀了劳动创造的意义，他只认定劳动耗费是商品交换和社会分配的唯一依据。这个定论与人类从古至今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分配的自然规则大相径庭，完全违背了人类物质生产和财富创造的基本规律，是导致用他的理论建立的国家生产、经营效率低下，永远落后于他国和永不发达的重要原因。
三、反进步的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一个他很以为是的公式： 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 / 可变资本，即 m '=m/v 。
从公式中看到，一个叫“可变资本”的东西出现在这个式子的分母位置上，那么必然地，有一个叫“不变资本”的东西与它相对应。资本有“可变”和“不变”之分，这也是马克思的杰作。象人有凡人和神的区分一样，神是会变化的，能无中生有，本领了得。可变资本在马克思的宣扬下也是变化无穷，本领了得。
资本是人们用于生产更大财富的财富，运用中人们总会将它用在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如厂房、土地、机器、原、材料、辅料、工资等等，它们因此也有了不同名称。但象马克思编出的这一对资本名称，却不是为了生产，为了创造，而是为了“揭露”剥削，为了挑起阶级仇恨和斗争。
资本投入之后，总有一个利润产生。马克思把这个利润，也包括可能的地租、房租，和其他租、税，总之，把除设备等的折旧，原材辅料消耗和本金扣出后的余额，都叫做剩余价值。显然这个部分远大于利润。这些全被资本家占有了。但这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把资本中的一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作用否决掉，把增殖的作用全部加在支付给劳动者工资的这一部分资本上，才能更有力地宣扬剥削。马克思为此说道：“就生产资料来说，被消耗的是它们的使用价值，由于这种使用价值的消费，劳动形成产品，生产资料的价值实际上没有被消费”。马克思就把这一部分资本叫做“不变资本” , 把支付给工人的部分叫做“可变资本”。
不变资本是过去劳动，马克思不承认它的创造力，只认定剩余价值完全是由作为工资的可变资本变化出来。可劳动过程是工具的运用过程，是通过操纵物件使相互作用实现劳动者愿望的过程。没有工具、没有这种操纵，就不能称为劳动。工具是最典型的过去劳动，也是最具体的资本，是具有强大创造力的劳动要素。没有马克思称谓的“不变”资本，就没有实际意义的资本。这种意识形态骗局破坏了资本的运用和形成。
剩余价值既然被资本家剥削占有，“那么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率，就可确定为资本的剥削程度。即如果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全占有时，剥削程度就为 100% ，如果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一半时，剥削程度就为50% ，但这对宣扬剥削，扇动阶级仇恨还不够有力，马克思为此在理论上把从宣传上说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改为对剩余价值的产生；他的剩余价值率就是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率。于是，剥削程度就变为资本对剩余价值的产生率。这种剥削程度的判定方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危害性的后果。”我们且看分析：“如果一个资本的构成是 50c （不变资本）+50v （可变资本） +20m （剩余价值），那么剩余价值率m'=20/50=40% ”，另一个资本的构成是80c +20v+20m ，那么剩余价值率m'=20/20=100% ，如果我们因此得出结论说，前一个资本因为剩余价值率低，它的剥削就少，它就要善良一些，后一个资本因为剩余价值率高，它也就要残酷得多；那我们就真的要误进八阵图了。从前一个资本的构成来看，它的生产资料所占的比例较小，必然代表一个相对陈旧落后的生产设备，其生产条件和生产环境必然较差，它尽管使用了较多的劳动力，但在落后的生产设备和在恶劣的生产环境下，人均创造的价值当然就低；而后一个资本，它的生产资料所占的比例较大，必然代表一个相对先进优良的生产设备，其生产环境必然也较好，它虽然使用了较少的劳动力，工人的劳动强度也较小，但在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在良好的生产条件下，人均创造的价值当然就高。……这种所谓剩余价值率较高的资本，不但不是剥削程度较大，它说明的正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绝对和相对的都是工人劳动强度的降低，工作时间的减少和工作环境、条件的改善，而不是象马克思说的那样，工人们的处境相对更加悲惨。”
我们无论从整个社会生产还是从单个资本来看，按照马克思的计算方法，剩余价值率较高的，生产率也较高，剩余价值率较低的，生产率也较低；马克思实际上是把生产率的高低说成是剩余价值率的高低。也就是说，生产率越高，资本的剥削就越残酷，生产毫无效率的，也就没有剥削存在。这种危害人类，阻碍生产率发展的理论，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灾难。
四、反人类的阶级斗争理论
细胞理论揭示了生命的统一性，进化论又结论了与人动物同根同源，近代科学在揭示自然奥秘时还在不断揭示出人与生物界的统一。人与人之间，大家本是同根生。肤色的差异，跟相貌和性别差异并无二样。民族的差异是习俗、文化、爱好的不同，这些差异不是对抗、斗争的理由。在民族之间挑起种族仇恨，制造种族争端，宣传种族压迫，推行种族主义，是反人类的行为，为爱好和平的人民所不耻。与种族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挑起了新的对抗。他们用阶级斗争理论将人类社会阶级化，人为制造阶级隔阂，挑起阶级仇恨，宣扬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它与种族主义并列，是人类近代史上战乱不断，屠戮和暴力肆虐横行的两大根源。
在马克思主义中，阶级斗争理论贯穿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是他的所谓“科学”的有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精髓。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正是围绕阶级斗争理论展开的，如果离开了这个理论，马克思主义就会变成一具空壳，他的理论也就只是一堆废纸。
人类要寻求和平、公正和民主、自由。向不公平和为社会弱势群体鸣不平，向来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和尊敬。但极端主义者总是利用这种倾向，反而将更大的灾难加在人民头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是以极端的方式将异己置于敌对，公然用阶级理论否定人性和人权的一般准则；这是人类暴力史上最恐怖、最持久、最极端的手法。在这个暴力理论中，人类社会延续的全部历史被阶级斗争化，人类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种类，而是由不同阶级种类所构成。这个不同构成的划分即阶级划分将人类社会描绘成阶级对立 、斗争的角斗场，是一个阶级压迫一个阶级的炼狱。马克思主义宣扬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鼓动无产阶级用暴力永远镇压异阶级。但这种暴力镇压和掠夺的实施也并未给无产者们带来丝毫利益，很快，立稳脚跟的暴力统治者就将权仗指向了广大的下层人民，并远比旧制度更加残暴地压榨他们。因为这个理论否定了人类社会自古建立的一切准则，它以打破旧世界为理由，催毁了人类千万年积累、沉淀的生存和生活法则，毁灭了人性、良知的存在基础，将以往社会中本来很少也还不稳固的合理、公正的基础完全破坏。新的专制者又从中有了阶级专政的理论根据，使得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更加残酷。再加上阶级斗争理论将人性用阶级性取代，它使人的良善和恻隐之心在异阶级间的刻骨仇恨中被冲刷干净，新形成的意识中只有仇恨、暴力、压迫、斗争和肆意虐待异己。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所谓“科学”社会变得比过去的奴役社会更加血腥、恐怖和黑暗。
阶级斗争远比种族主义对人类的危害更大，更邪恶。
五、灭绝思想的马克思主义
“你们不是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可你们却为什么要人的思想，这万物中最绚丽多彩的事物，仅按照一种你们规定的形式存在呢。”这是当年马克思在抨击资产阶级的书报检查令时的慷慨陈词。
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者们，你们站在工、农大众的立场，要求人人有思想表达的权利，更有自由思想的权利。资产阶级以民主、自由的名义，给了你们。可今天，你们靠工农大众夺得了政权，却不容许一切与你们的思想不同的思想，更不容许人们自由表达；用更加严厉的法令，规定人民只准信奉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强制写进国家宪法，把你们集团的意志和维护你们持权的制度用法律固定下来。并以为用盗用法律的名义就可以把你们的专制变成法制，把你们的党法变成宪法，去强制人民遵守，并且只能按你们解释的去遵守。你们的法规大多自相矛盾，让人民无可适从，这便于你们随心所欲地解释，凭你们的喜好制约人民。你们还有大量随意发布的档凌驾于法律之上，弥补你们的疏漏，随时制约人民。
你们的专制制造了一个思想的荒漠，却说这是太平盛世。人民除了奴性，就是服从，除了服从，就是奴性，你们把这叫做安定祥和。你们时刻宣扬稳定压倒一切，为的是把你们的特权永远固定下来，不容变更。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不毛之地；国人从此不思想，不敢思想。撒哈拉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态沙漠，今天的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思想沙漠。在这里，大自然的千变万化已不存在，所有的思想花朵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全被铲除干净。可这儿原本是一片生机昂然，思想家林立的土地，现在她荒凉得只有马虎思想，这丑陋的东西在强制施行。这是一个凭意识偏见而不是凭科学实践臆造的主义，你们把它强加给国民，让国人只能接受马虏主义 , 否则就难以生存，还将被治罪，被你们关押在刑事犯中间，借凶狠的杀人抢劫犯来迫害；这给一个民族造成了何等的苦痛和灾难。
马克思自己有思想，也渴望表达他的思想，对限制思想自由表达的书报检查制度强烈表示不满和为之反抗。人们赞赏他的反抗，却不能接受他唯已为尊的兼性。从他的思想的整个形成过程中，他历来都是怀着恶意否定前人和与他同时代的所有思想家的理论，包括他总是自称是站在他们肩上的思想家。如哲学界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政治经济学界的斯密和李嘉图，社会主义的圣西门、欧文和付立叶；他们都被马克思为表明他的理论高度拉来垫在其脚下 ，又为了显示他的理论的权威和高妙又不遗余力地贬斥他们。他的弟子们承袭了他的兼性，公然狂称，在马克思主义之前，这个世界没有真理，没有一个适合于人类的思想理论，人类的一切认识似乎只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后。这种狂傲的言词本来是一个信号，预示绝对专制的出现。可人们没有警醒，只为他喊出的为工农大众鸣不平的呼声高度亢奋，最终导致了这个主义被用律令强制推行的结果；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共产国际对《资本论》的称谓）念出了驱使工人阶级和贫苦人民走向苦难深渊的魔咒。这是人类近代文明的污点，它标示了直到 21 世纪初期人类社会的黑暗程度。
光明在今天还没有力量，它冲不破这个黑暗。
理性还在这样软弱，它抗不住暴力的扭曲。
(2/1/2006 1:57)
从猴变人到人变猴-- 马克思主义的怪圈
作者：作者： 一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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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9日讯】 实证科学由自然界转到社会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十九世纪细胞学、进化论、能量转化说结合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亚当．斯密与李嘉图，欧文、傅立叶与圣四门所谓西方文化的精粹生产出了以科学代替空想的社会主义。
A、第一个给它以科学面貌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在“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与达尔文推理一脉相承，毫无古生物学实证，他认为制造工具是劳动的标志，是人脱离动物的界限，即人才会劳动；猿转变为人之前不会制造工具不是劳动，结论是劳动在猿转变为人的百万年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逻辑上是悖论。
马克思的名言：“无产阶级以哲学为精神武器，哲学以无产阶级为物质武器。”说白了就是要贫苦劳动力把他的哲学当圣经，而他把劳动力的肉身当作物质武器：手持机关枪、大炮夺取政权，建立专政，作实现他的哲学之炮灰。他把国家理解为镇压机器，认为巴黎公社失败在于没打碎这个机器，所以“物质力量必须用物质力量才能打倒”，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他总结为没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不能无情镇压叛乱。他以资本论自豪地宣称：“社会科学只有以数学形式来表达才算成熟”。这可以简称作马克思主义的数学化阶段。
恩格斯从生物进化的设想出发理论上完成了从兽变人的转变，而马克思以数理科学的形式论证了没有货币，没有交换，没有私产，人类统一模式的公产社会。
这个世界观并没有使他狂妄的自己得到改造，和达尔文一样对自己的学说也没底气，所以他临死前说了实话：“我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他从未身体力行，连他自己都不能实践。
B、列宁夺权成功，实际上是他精研城市巷战术起了决定作用。实践上他主张“具体分析具体问题”，理论上却生吞活剥马克思，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一书，材料不足，与马克思逻辑一脉相承。他实践马克思专政学说，碰了大钉子，由军事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类似邓小平转向)，请来石油大王，学习资本主义。
列宁把马克思崇尚物质力量的唯物主义表达得更确切，他说：“专政的科学涵意是：不受法律约束的直接以暴力为基础的政权。”(见列宁全集) ，“我们从未放弃使用暴力手段，用枪杆子讨论比用写反对文章讨论强得多。”，不仅对反对派，对工农他说：“在每十个犯有怠工罪的工人当中就地枪决一个”；“必须在农民中抓一些人质，如果不把积雪清除乾净，就把他们枪毙掉。”
他说：“工人中不可能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外面灌输”，开共产党洗脑先河，其哲学乌托邦行不通，就用枪杆子，用工农的物质力量建立的物质暴力对付工农和知识分子。他从阶级斗争历史观出发把国家明确定义为“阶级压迫的工具”，“以军队为主要成份的暴力机器”。他建立的契卡(克格勃前身)夺取政权时就处决了100多万反对派。
他承袭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轨迹，姑可称之为物理化阶段，要求作家都要成为党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C、马克思把生产力定义为征服自然力，对自然界杀气腾腾，开了污染地球的理论先河，与古中国人天人合一、和谐宇宙观相对立，但他把生产关系定义为：“生产、流通、交换、消费”，还带有自然的客观性，到了斯大林手中，生产关系变成“生产资料占有制，分配形式及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一下子变成了人可以操作、人为地改变的东西，他的这一化学变化把马克思主义表面的客观性全部化为乌有。如此发展马列，流放一百万中富农，强行农业集体化，肃反中枪毙公民1200万就不足为奇了。林彪得其真髓说：“只有有了政权，百万富翁、亿万富农一夜之间可以打
倒；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斯大林创造性地以血与火实践马克思乌托邦哲学，只能称之为化学化阶段。斯大林的化学，化没了1200多万同志及人民的性命。
D、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秦始皇算什么，我们一次镇反就杀了四十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的宝书压倒希特勒“我的奋斗”，在全世界印刷发行量占第一位，超过诗人普希金，但大部份积压成鼠粮。他把乌托邦包了一层文学的外衣。什么“六亿神州尽舜尧”，“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十五年赶上英国，六十年赶上美国(从一九五八年起)”。一个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一个大文革，没消灭三大差别，先整死了五千万地主、富农及全国武斗中死亡的学生与工农。他承袭斯大林主义，人为地不断提升生产关系，梦想由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县公社、省公社直至全国公社彻底实行公有制(他自己却存了稿费40万)，晚年让全国开展学习马克思货币学说，准备消灭商品生产，认为这是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根源(其医生披露他本人就是这种被他批判的样板)。柬共头子波尔布特实践毛主义，柬埔寨倒了大霉，取消了货币，炸平了商场，单镇压反对荒谬做法的人就杀了200万以上，至今要求中共赔偿。
乌托邦碰壁，也要硬撑，办法是整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致使中国经济面临崩溃。五人帮中张春桥总结成两句话，颇得毛主义神髓：“宁要穷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表面上吹得形势大好、莺哥燕舞，实际上靠粮票、布票、副食票分配的乌托邦，只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化轨迹。这个文学化更残酷，刘少奇要求党员作党的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即使这样，他也因不够驯服而被整死。
E、邓小平的一半黑猫主义或黑猫有限论，客观地引进资本主义，保留四项紧梏咒，冰炭同炉实行焊接，终于梏不住，引发六四民主要求，为捍卫官僚既得利益，又亮出马克思主义赤裸裸的兽性：用列宁的“用枪杆子讨论”，用马克思的“物质力量必须物质力量打倒”，用恩格斯的“机关枪、大炮是革命的最高权威”。姑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碰壁后的强人铁腕之力学化阶段。
F、但邓小平的一半黑猫主义发展了经济，又谈判争回了港澳，却给了江泽民以炫耀的资本，但私相授权的非合法性却使他患上致其一死的神经衰弱多疑症。曹操的疑心病杀了好心招待他的吕伯奢全家，杀了神医华陀，杀了智士杨修，杀了儒生孔融，杀了一切他疑心的人。江泽民正因为平庸，无曹操文武之才而疑心更重，只因为疑心党内高手操纵万人上访，一下判了几百，杀了几百，关了几万，屠夫重奖升官，善良抄家虐毙。失业在他治下三千八百万，每年自杀20万人以上。江家带头，无官不贪，人人向钱看，升官发财第一，官吏包二奶风行，军政走私，偷抢遍地。雷峰臭了，人性、道德管他娘。言必称马列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提了。只剩欺骗，苟延残喘。大批部队转为武警，黑洞洞枪口对准工农“抗议”。病笃乱投医、栽脏、陷害、演戏、说谎、赖帐填充传统武库，马克思主义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连招牌都扔了，改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美名爱国主义，江泽民的消灭萌芽论，戈陪尔铺天盖地谎话主义，搞得全国似乎成了气功场，远远超过北韩人看见金日成就落泪，中国人文革中一想起毛泽东就激动。江泽民可以使全国落泪哭王伟，可以使全民仇恨法轮功，骗得海外华人也咬牙切齿。屠夫弹冠相庆，黑狱暗无人知，还能骗得外国记者为马三家作宣传。中华古称精神文明冠全球，今为江家一己之私道德沦丧全球第一，还要领导世界新潮流，特务大军骗到域外；军警特务、官吏、喉舌，在江泽民奴性驯化下不仅是镇压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蛇般阴险、狼般凶残，娼妓般无耻、妖狐般狡诈。执政党变了流氓党，利用政府机关大耍流氓手段，无人不骗，无话不骗，处处“假作真实真变假”。把天真无邪儿童少年驯化成信息封闭的冲锋队、党卫军、红卫兵，从而认贼作父、率兽食人：中国固有道德，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荡然灭尽。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如今倒过来了，国家至上，消灭了一切民间社会，集权力于一身，百姓只能听喝，哈者升官，违者下狱。
物质力量都在国家手中，权力失衡，它的下场只能应孟子老话：“君视臣民如草芥，臣民视君如冠仇！”，老百姓只有血肉相拼诅咒江泽民，“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了。
马克思主义实践上在消灭人性，异化人类为实践其哲学的工具：从马克思之哲学的物质武器，到列宁的党的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到斯大林的契卡、克格勃，到纳粹搞种族灭绝的党卫军冲锋队，到毛泽东的打死人不眨眼的红卫兵，直到江泽民手中人变猴、变凶兽，全国公安警察都异化成了奉命打死人白打，打死人都算自杀的凶残暴戾的两脚兽。
从生物进化论出发由猴变人，经历了数学模型、物理焊接、化学变化、文学包装、力学操作复归于生物本性。
从列宁的灌输到毛泽东的洗脑，从戈陪尔的谣言公司到江泽民的伪证作坊(公安部)、日帝式的麻醉宣传(中宣部)，以后天人为的宣传变异人类，毒化后代，成为先天地人为克隆人类的前卫与先导。
马克思主义沿著环状轨迹走了一圈，复归于生物。证明了实证科学用于社会变革的荒谬，宣告了其生命的终结。
马克思主义--实质是为杀人抢劫制造理由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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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4日讯】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推崇备至，听说在评选最有影响的人物时，马克思的地位甚至超过了爱因斯坦！也有很多人还在不断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其如何高深，如何有指导意义。甚至包括很多西方人到现在也还是持这种观点。
笔者从小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并细读其许多文章，后来在中共的社会里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多年，也曾佩服过它的严密的逻辑体系，也曾认为它博大精深，也曾认为它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能给人类带来最终的幸福。
可是后来发现，它貌似严密的逻辑原来是漏洞百出的，它的表面严密推理掩盖了它的极端的武断本质。例如，它把世界万物区分为“物质”与“精神”，并以此作为其整个理念的起点，这其实是科学不发达的体现，也是理性不深刻的体现。现代科学越来越表明，物质具有精神性，而精神也具有物质性，无形与有形之间其实没有绝对的界限。凡是有深刻理性的人也能想到，把万物区分为“物质”与“精神”其实是从人的感觉的角度出发的，虽然这种区分很容易得到一般人的认可，可是却没有深度和高度。
又例如，它在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出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区分，简直是强词夺理，其实真正的价值就是它所说的“使用价值”，而它所谓的“价值” （“社会必要劳动”的凝聚）是它编造出来的，它不是商品交换的尺度，其实商品交换的真正尺度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劳动量”与使用价值没有等同的关系。
神造的天地万物，神造的金银铜铁，里面并没有人类的劳动，可是这些都是价值巨大的商品，甚至是无价之宝。即使人类开采时花了一点功夫，那相对于神功而言也是不值一提的劳动。
马克思生硬的提出“劳动价值论”是为了整个理论能自圆其说，而整个理论又另有其目的——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为了给杀人抢劫制造正当的理由！
为什么这么说呢？
自古以来，无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都认为抢劫是不对的，是犯罪，即使是所谓的“劫富济贫”，也不为正统的文化道德观念所认可。
可是自从马克思主义现世以来，杀人成了最光荣的“革命”行动，抢劫成了最“先进”的“共产”举动。马克思主义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也就是说，地主阶级消灭奴隶阶级、资产阶级消灭地主阶级、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动力，那么，地主阶级杀奴隶阶级、资产阶级杀地主阶级、无产阶级杀资产阶级当然就是最光荣的了，因为这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呀。所以杀人在共产党人看来，就是最有功劳的，谁杀得多谁功劳
就最大，即使是杀错了人，那也只不过是为了推动历史发展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已……共产党人就是这样想的。所以共产党人从来就不会觉得杀了多少人是什么罪过，当然也就根本不会认错或改过了。
从马克思主义现世以来，抢劫也成了最理直气壮的举动了。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主义通过它的所谓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把资本家投资取得的回报都说成是“工人阶级劳动”的成果被资本家“剥削”去了的；即使资本家有点原始积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都被资本家“消费”掉了，经过一段时间，资本家的所有财产都是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了。也就是说，整个世界其实都无产阶级创造的了，当然无产阶级要抢回来是绝对正当的了。
在实践中，对于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就没有明确的界定了，有的人有很多地产，但因为靠近共产党，“思想先进”也就成了“无产阶级”，有的本来是自耕农却被当成地主杀掉了，对“资产阶级”也是同样的情况。结果变成了，如果共产党要杀谁，它就有一套理由把其归入到敌对阶级中去。如把六四学生和民主人士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这样杀起来就是有功而无罪的了。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在。
这是一百多年的灾难性的共产主义实践所得出的结论。
要说马克思主义高明，其实就高明在这里：它欺骗了很多人，可是人们都还不知道被欺骗。被欺骗去杀人抢劫的人不知道自己在犯罪，被欺骗后被杀被抢的人（地主和资本家等）也不知道是冤枉的，旁观者也不知道为什么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国度里会发生这样血腥至极的事情，甚至认为是某些人误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其实，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所出现的一切罪恶，从根本上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编造了一套杀人抢劫有理的邪说。
李昌玉：就是要刨马克思主义的祖坟
——读马氓《五驳马克思主义》
作者：李昌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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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13日讯】马氓的文章《五驳马克思主义》，我好像不多几天前在哪里读过，读完之后还回读了一下5个要点：一、反动的资本理论，二、反科学的商品、价值理论，三、反进步的剩余价值理论，四、反人类的阶级斗争理论，五、灭绝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当时觉得言之成理，言之有理，并没有想加以议论，因为题目太大，自觉没有新见。但没有想到作者曲里拐弯地把文章发到我家里来了，卡着脖子要我说说读后感。我是一名语文教师，教学生写读后感是家常便饭，那就再来一碗，应付一下拦路打劫，逼人就范。
二十世纪是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的世纪。法西斯主义因为作恶多端，已经彻底被埋葬。法西斯主义到底有什么政治经济理论做作支撑，我实在不甚了了，所熟悉的只是“排犹、反犹”一项。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说不甚了了。但是我也唯读过《共产党宣言》这么薄薄的几本，《资本论》买了也没有翻过，所以，要高屋建瓴地来谈论马克思主义，在下实在不敏。但是，我毕竟亲身体验了共产主义长达50几年，根据切身的体验、观察和思考，我觉得马氓归纳的5个特点是可以成立的，是抓住了要害的。
对马克思主义绝对不可藐视轻视。它有系统的理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自然科学，几乎涉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至今在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作为一门显学在大学课堂讲授，尤其是它在实践上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走向，虽然苏东解体，但中国至今仍然处在回光反照，夕阳迷离之时。所以，我们确实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而不是感情的分析研究，实事求是地来认识它的理论陷阱与实践谬误。
有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的经是好经，就是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的确，列宁主义、史达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都是一个不同于一个，因为共产国家的领袖首先是教父，同时时代也的确有变化，总不能刻舟求剑，需要“与时俱进”，所以他们都要打出自己的高招，才能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与领袖的权威性，但是他们仍然有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价值观，就是马克思主义。今天不刨掉马克思主义这座祖坟，那就只能谬种流传，贻害无穷。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一本好经。
中共打天下夺取政权、掌握政权依靠的就是地主资本家剥削论。我还记得1950年土改的时候，在上海传唱着一首苏南小调：“地主搭仔农民,到底啥人养活仔啥人啊!”那是土改时斗地主唱的歌，唱得群情震荡，唱得斗志昂扬，唱得理直气壮，其实不外乎是说，地主剥削了农民，农民养活了地主。后来在五反批斗资本家的时候，剥削有罪又成了批斗资本家的致命一击的武器。
但是，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剩余价值、剥削、商品这些历史上产生的推动了历史进步的“杠杆”，我们想要推倒就能推倒吗？最极端的实验，就是红色高棉彻底消灭商品经济，结果为自己掘了坟墓。顾准为之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穷源竟委的商品经济问题，今天只好以“不争论”来禁止言说。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就是以事实上给“剥削”翻案为开路先锋,给剩余价值学说开了追悼会，但是这些问题不能提。俗话说，哪把壶不开提那把。马氓的文章犯忌就犯在这上头，因为这样一来就否定了夺权的合理性合法性。
把一个伪问题当作真问题，实践再实践，一方面是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牺牲夺取了政权，另一方面是为了巩固政权开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火车头，斗得你死我活，斗得天昏地暗，斗得鬼哭狼嚎，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走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死胡同的结果。
毛泽东临终前“一腔深情，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吟诵起南北朝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已是一棵枯树，只能“凄怆江潭”了！斗来斗去，斗了一生一世，还是要去见马克思。上帝不许他“万寿无疆”！
几十年、几百年之后的人们来欣赏这部历史大剧，多么好玩！
马氓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不是为了生产，为了创造，而是为了‘揭露’剥削，为了挑起阶级仇恨和斗争。”毛泽东思想的创造就是给每一个人划阶级，定成分，定出身，制造人群的对立、分离、隔阂、“挑动群众斗群众”，他则坐山观虎斗，收取渔翁之利。诚如马氓所言，“他们用阶级斗争理论将人类社会阶级化，人为制造阶级隔阂，挑起阶级仇恨，宣扬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它与种族主义并列，是人类近代史上战乱不断，屠戮和暴力肆虐横行的两大根源。”
我们在批判中共一系列谬误的时候，的确要追本溯源，刨马克思主义的祖坟。
马氓的文章提纲挈领，值得一读。
（2006/2/4于山东大学附中）
驱除马列,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一)
兼述当代中国的民族革命就是“驱除马列的思想革命”
作者：辛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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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黄花岗起义92周年专稿
　　编者按：上个世纪末，历史学者、本刊主编辛灏年先生，继出版历史专著《谁是新中国》、并应邀在北美洲作巡回演讲之后，因在北美华侨、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中获得钜大反响，遂又应邀在美国东西部几个大城市讲演“新十六字纲领探讨”，不但迭起震动，而且“新十六字纲领”亦开始广为流传，并出现了众多不同的“版本”。加之，《谁是新中国》巡回讲演稿在本刊连载之后，又颇为深入人心，特别是深入大陆读者之心，辛先生遂在各方要求之下，开始撰述“新十六字纲领”的讲演稿，并自本期起，于本刊连续刊出，以听取各方意见，俾能对“新十六字纲领”的探讨工作，起到应有的影响。而之所以选在本期刊载其首篇，亦是为了纪念黄花岗志士壮烈牺牲九十二周年。
各位华侨，各位留学生朋友们：
　　我今天要讲的是“新十六字纲领”。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将近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为了发动中国的国民革命，推翻腐败的满清王朝，推倒已经延续了二千余年的君主帝制，志在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新中国──中华民国，所以，他便从中国同盟会的誓词里面，择出了四句话，十六个字，来做为发动国民革命的纲领，这就是：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这个“十六字纲领”，在他和他的时代，应该说是胜利地完成了。但是，民国创建之后，不仅出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打着“共和”的旗号，顶着中华民国的“国号”，以企图重新实现“专制一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指责的，“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而且，由于苏俄帝国的长期阴谋颠覆，日本帝国的长期疯狂侵略，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受俄命而造反夺权，因此，曾推倒了数次复辟、战胜了日本侵略的中华民国，又在一九四九年，于中国大陆遭遇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专制复辟”。只因这个复辟，既以革命为名义，又以马列的共产主义理想为号召，更在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挟裹之下，实行残暴的专制统治，因而，才将辛亥以来，我们正在艰难推进着民主共和的中国，推进了一个万劫难复的痛苦境地。
　　我虽然在《谁是新中国》这本书里面，已经将中国国民革命惨遭共产专制复辟的历史，作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证明和阐述，但是，那也毕竟只是揭开了历史的真相，揭露了中共“革命”意在实现、并已经实行了专制复辟的本相而已。但如何推倒这个复辟，重新开启中国的民主共和进程，还我国民的民权和民生，直至还我中华民族的本来面貌和应有精神，使一个已经被中共的专制复辟统治彻底败坏了的中国，“死而复生”。对此，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依然认为，“要想拥有一个正确的未来，必须先有一个正确的史观”，诚如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所言：“向后看，就是为了向前进”。
　　自然，也正是因为“向后看”了，也才使我们看到了晚清洋务运动和中共改革开放，在形式、手段、性质和目标上的完全一致性；看到了中共专制复辟政权和历史上所有的专制政权一样，都不甘心将它们的专制制度改革成民主制度的历史一贯性；看到了要想真正地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就不得不推倒共产专制复辟制度的革命必要性；因此，我们认真地研究了孙先生在百年之前提出的“十六字纲领”，并以它为基础，结合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然后才提出了当代中国国民革命的“新十六字纲领”，以期“广作革命宣传，普及革命知识，开启民智，凝聚民心”，或为推翻中共专制复辟统治，或为逼迫中共不得不推行真正的民主改革，而尽我们应尽的一点力量。
　　这便是“新十六字纲领”的由来，是我要在各地讲演“新十六字纲领”的初衷，也是我要将它写成讲稿、并要在《黄花岗》杂志上连载的目的。
　　我现在可以讲这个“新十六字纲领”了。
　　当然，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新十六字纲领”，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的形成，确实是经过了许多思考和磨砺的结果。因为，我第一次和朋友们谈到应有一个“新十六字纲领”，那时还在北京，是在一九九四年的初春，在我“自我流放海外”之前。而我第一次公开提出它，是在一九九九年《谁是新中国》一书的纽约发行讲演会上。当时，在中华公所大礼堂主席台两边的大圆柱上，贴着的，就是推倒专权，还我民权；继承民国、统一中国这十六个字。这大约便是最早出现的“新十六字纲领”了。嗣后，我又经过了多次的思考和改动，并多方地征求了意见，特别是国内读者的意见，才终于形成了下面的十六个字和四句话。它们是：
　　驱除马列──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还我民国──凝聚中华中国的国家认同；
　　实行民权──确认中华立国的民主方向；
　　爱我中华──追求民主中国的自由统一。
　　倘若只摘取这四句话的前十六个字，那就是：
　　驱除马列，还我民国；实现民权，爱我中华
　　也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新十六字纲领”了。
　　而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它的“第一讲”：驱除马列，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我认为，它才是当代中国民族民主的第一历史使命，更是一场必须的和深刻的思想革命。在“第一讲”里，我要讲两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不是中华要驱除马列，而是马列祸害了中华！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做到驱除马列和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我现在就先讲第一个问题：不是中华要驱除马列，而是马列祸害了中华。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那是因为，我们的中华，向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向来就是一个雍容大度的民族。数千年来，我们不仅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不采取抵制、排斥、消灭的态度，而且，总是虚心接纳，认真研究；甚至融汇发展，相得益彰。从而才愈来愈形成了我们自己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世界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国，于今只剩下中华这一国与世长存；断流了七百余年的印巴佛教，就是在中国因“汉传”才得到了再生、发展和回流；至于颠覆了宋、明两朝的蒙人和满人，却不仅为中华文明所征服，而且为中华文化所同化，就是因为中华民族具有这种“德性”所至……
　　风水轮流转。到了满清末年，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落后了，我们一些有眼光的知识分子，非但主动地开始接纳外来的文化和文明，而且刻苦地学习起西方进步的文化和文明来了。晚清时代的“西学东渐”，各种西学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发展，说到底，莫不是因为我们具有着这样博大的民族胸怀所至。而也正是在西学东渐的风潮中，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也才被挟裹在“西学”之中，“东渐”到了我们中国。那个时候我们虽然还没有能力辨识它在西学中的地位和性质，更不可能辨识它“不过是对西方民主进步潮流的一个反动”──也就是说，它虽然打着悲天悯人的共产主义旗号，鼓吹的却是一种主张专制倒退的复辟思潮。
　　但是，中华非但没有驱除它，而且在“欢迎”它，研究它，传播它和批评它。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事实上，毛泽东的这一句话，与他的许多话一样，不过都是一个个天大的谎言罢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苏俄的所谓革命送来的，而是早就送来了。我在《谁是新中国》这本书里，就把这个事实挑明了。因为：
　　一是早在一九零三年，满清还远没有垮台的时候，日本人福井准造的《近代社会主义》一书，就已经由赵必正先生翻译成汉文在中国出版了，它是随着西学东渐而进入中国的首批马克思主义读物之一。一九零六年，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第二号；一九零八年，中国《天义报》第十六号和十九号，就已经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也就是说，连腐败专制的满清王朝，都非但没有驱除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允许它“东渐”来到了中国。
　　二是辛亥之后，由于国民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的大地上，更是出现了思想解放和舆论自由的空前局面，各种学术政治观点，不但可以自由并存，而且可以自由竞争。那个时候，非但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大的传播，并且具有鲜明共产主义色彩的《中华民国工党》和“中国社会党”，也已经应运而生。胡汉民、戴季陶等人还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开始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梁启超的“共学社”已经开始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如：《资本论解说》、《唯物史观解说》和《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等等。一九一九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也已经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也就是说，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即使新中国正处在民主革命和种种专制复辟势力的反复和艰难较量之中，即便是中国正处在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倒退统治之下，中华也没有驱除马列，而是允许它在中国传播，甚至是结社，就不说一九二零年八月，苏俄就已经派人到中国来创建了“认马为宗、认苏俄为祖国”的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了！
　　三是一九二七年之后，就是按照中共颠倒历史的说法，中国已经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之下了。但是，在苏联大举侵略中国和妄图颠覆中华民国之时，当政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只是对“拿枪造反”、并且志在遵俄命“武装保卫苏联”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完全正确的征讨，但却对中共及其文化人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非但没有采取严厉禁止的态度，而且还本着舆论自由和文化自由的基本精神，予以了相当的新闻出版自由。那个时候，岂只是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号召要“杀光国民党”的小说，都能够出版“出名”（参见本文作者的“所谓左联五烈士”一文），甚至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包括前苏联一些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文艺理论著作，竟都是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间，几乎得以全部出版。也就是说，被中共指骂为反动派的国民党，也没有“驱除马列”，虽然马列已经开始在可怕地祸害着我们的中华了！
　　四是在中国人民长时期的艰苦抗战中，为了团结抗战，中华民国政府又对那个惯用“阴阳两谋”的共产党，采取了“团结”的方针。因此，“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不再征讨使它腹背受敌的武装共产党，而且还允许它在大后方办报、办刊、办出版，演戏、演剧、拍电影。就是打着宣传抗日的旗号，大肆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共产革命，从而使得不抗日的共产党，和“只有后方、没有前方”的中共军队，有了整整八年的时间，在全中国范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集结共产革命“地上和地下”的力量，积极准备内战打天下。也就是说，即便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岁月，在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人民进行长期的艰苦抗战之中，中华也没有驱除过马列。虽然它终于“遗祸无穷”……
　　至于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大陆人民，不论是心甘情愿者，还是被迫无奈者，就更不可能敢于驱除马列了，换句话说，则是只能坐待马列来“收拾、祸害”他们了！
　　朋友们，上述这些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都只能说明，我们中华，从来就是“量大的君子”，“不毒的丈夫”。从来就是以善意待客，以宽容待人，以能够包容一切的胸襟，来对待人类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哪怕是对那些有害的文明和文化，我们都能够以“仁”为怀，亦以雍容大度为姿态，接纳、鉴别，绝不轻易“驱除”，更不会以“杀伐”相待。这就是我们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又有谁能说，我们中华如此文明的文明，竟还是一种不好的文明呢？
原教旨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
作者：黄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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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4日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连篇累牍地批判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从而标榜自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过，他们却自认为，中国式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一来也就不打自招地表明了，毛泽东思想不外也是一种修正主义。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从右的方面，从朝著社会发展的方向；后者则从左的方面，从背离社会发展的方向去修正马克思主义。
原教旨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样，都是代表著宗教和社会思想保守派中最反动的势力，是没落的残余意识的垂死挣扎的产物。原教旨主义实际上也是对回教教义的修正、背离，他们的极端暴力行为也为回教社会所唾弃。毛泽东思想和原教旨主义一样，他们所标榜的，所谓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用以欺骗民众；用以掩盖自己狰狞面目的一张美女画皮。
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原教旨主义一样，都极端仇视人类文明、民主、自由和进步；一样地自称是唯一正确的宗教，唯一革命的组织；一样狂妄地，打著革命、“圣战”的旗帜，清除异教，“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企图以自己的宗教和社会体系，以恐怖暴力手段和输出革命，去扰乱世界秩序，以达到统治全世界的狂妄目的。中共过去对印尼共产党和赤柬恐怖政权以及所谓革命、解放等叛乱组织的支持，以及现在对一些恐怖政权、势力出售武器，或明或暗的经济技术援助，不外是企图拢络世界上的反动、落后势力，达到阻碍社会民主、自由、文明、进步的目的。
为了强化其内部的凝聚力，他们同样利用和煽动人民对宗教或对伟大人物的信仰和崇拜；煽动人民对异教和思想异端、阶级异己的仇恨情绪。如塔利班政权之毁佛与中共之迫害异教徒和思想异己分子。当其反动、野蛮的统治权力受到外来力量的挑战时，他们就会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以达到转移统治与被统治者矛盾的目的。
原教旨主义者和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地崇尚血腥暴力。对内实行严刑峻法，以残酷的刑罚来维护野蛮的统治。中共以连续不断的恐怖政治运动，公开宣判、枪毙“罪犯”，以坦克镇压学生运动，以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塔利班政权在足球场公开砍掉犯人肢体，以石块砸死通奸妇女等恐怖手段来维护其反动、“稳定”的统治。
与塔利班政权一样，中共非常害怕仇恨西方文化文明，塔利班政权不许阿富汗人民听音乐，看电视。毛泽东时代对西方文化的封锁、排斥、污蔑，禁止人民收听西方电台节目。《红卫兵》运动之破四旧、焚诗书、砸庙宇、剪长发、割窄裤等野蛮恐怖行为，中共毛泽东是责无旁贷的。现代中共政权之“反精神污染”，封闭不同政见的出版社和网站，监控人民收看卫星电视等，都是害怕现代文化文明的倒行逆施。
塔利班政权剥夺人权，压迫妇女的行为令人发指。不许妇女工作和受教育；强迫妇女带面纱；不许男子刮胡须，简直是野蛮、荒唐至极。中共政权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毛泽东时代，不仅把人民拥有财产权利全部剥夺，而且连自由就业、迁居、言论、思想的最基本的权利，也全被剥夺无余。只剩下一双劳动的手，一副疲惫的躯体。更遑论甚么人类的尊严。现代中共政权，虽然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而实际上却不打算实行之。按江核心的人权定义，中国人民最重要的，只是与畜牲一样的“吃饭的权利”。
还有一点足以说明中共政权与原教旨主义者，是一对难兄难弟。就是他们都鼓吹人民为国家，为民族，为信仰，为革命而战斗，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甚么“惟有牺牲多壮志”；甚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都是以虚无飘渺，子虚乌有的幸福，去取代人民的现实生活的利益。甚么为圣战而死的烈士一定能够上天堂；甚么“斗私批修”，“不怕牺牲”，“争取胜利”。塔利班烈士享乐的天堂，只是在死后的日子；然而中共的天堂就渺渺无期。还不知要经历多少代的艰苦奋斗，才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一系列的事实说明了，中共和塔利班政权都是一丘之貉。他们之间眉来眼去，“心有灵犀’也是预料中的事。反恐的道路，长夜漫漫，渺渺无期。特别是，要使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能走进民主、文明的大道，难矣！不要认为，改革开放一定是走向民主政治的开始；不要幻想，吸收几个资本家加入共产党，就能改变中共政权的性质。历史的教训不要忘记，这不过是引诱他们登上“贼船”，共同掠夺人民，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何况，资本家也不是甚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不为己，天株地灭’。他们也只是唯利是图，而并不是天生的民主斗士。所谓“港人治港”，不外是一场政治游戏。只要利之所在，人必然趋之。尽其量，资本家也不过是第三等级。昔日拿破仑不也建立一个大资产阶级帝国。中共未来的路向，很可能是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向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过渡。现在，共产贵族，纭纭众多的太子，不已经蜕化成官僚资产阶级。
中共独裁专制政权之所以能够顽强地站立，决定于他们所以产生的土壤和中国的国情，民族的历史文化，人民的性格与道德质素，社会发展的规律。贫困和愚昧，是专制政治的土壤，贫困与专制，是互为因果的。所以毛泽东要批判修正主义，主张穷过渡。他们竭力保持人民的愚昧、贫困，以保持稳定的统治。保守、习惯的力量，是很顽强。马克思不也被秦始皇同化了吗？这就是“洋为中用”；这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因此，对于这块如此“人口众多”的黄土地，我们只能抱著“审慎乐观”的态度，
更不要认为，中国的未来绝对不会有反复。纵观中国大陆当前的形势，爆炸事件濒生，动乱的火种到处皆是。单纯的经济改革，不过是救命的稻草。新的经济政策，虽然刺激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但得到最大利益的，只是一小撮官僚阶级。贫富悬殊日益严重，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饥寒交迫；失业工人，嗷嗷待哺。吏恶官贪，礼不能教，法不能禁，匪霸横行，治安混乱，苛捐杂税，民不潦生。富裕的城市，贫困的乡村，城乡矛盾，日益加深。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枪就是草头王”，在这个枪杆子横行的土地上，谁能保证不会再发生工农革命，以枪杆子夺取政权。然而，以暴易暴的结果会是怎样，暴力接生的，自然是又一个暴力政权。“如此而矣，岂有它哉”！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三个特色
作者：刘晓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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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1日讯】中国传统社会有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人心不古，今天它有了一个翻版，叫做“胡黜百家，独尊马术”。根据最近国内媒体报导，《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下发以后，在全国实施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乍一看还挺热闹。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趣，首先，它具有我们伟大的中国特色，其次，它具有伟大的共产党特色，第三，它具有伟大的胡锦涛特色。
什么是伟大的中国特色呢？就是在我们中国，不管什么事情都要搞一个中心，好像没有一个中心就不过瘾，就伟大不起来。因此，不但领导要有个领导中心，而且思想也要有个思想中心，理论就要有个理论中心。的确，现在中国的知识界有点七嘴八舌的，说什么的都有，这样一来，很多人心里就不踏实了，就想来统一思想。但往哪里统一呢？想来想去，还是老马识途，非马克思莫属。不过我们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外国就可以没有什么一个中心呢？而且好像没有这个中心，不但没有问题，反而非常生动活泼，非常有思想文化与理论创新的能力。英国人口不多，用两百年搞出来的东西，比人口众多的中国，用两千年搞出来的东西还要多，还要好。自秦始皇以来，中国搞过不少中心，到头来还不都是一个中心，一潭死水？中国真正的好东西是在没有中心的春秋战国时期搞出来的。
为什么这个“马克思工程”具有伟大的共产党特色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的统治方式相结合就是三个字：假、大、空。其实，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理论，并不是没有它的合理性的内核，但到了共产党与中宣部的文化太监手里，合理的东西也变成不合理了，活的东西也会被弄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任何一种活的思想理论都离不开自由。马克思的思想理论的产生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自由，它在当时最自由的英国产生的，并不是偶然的。反过来说，没有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死东西，所有我说，中国没有马克思，只有冒充马克思的僵尸。
再来看这个胡锦涛特色，就更有趣了。胡锦涛先生是团干部里面学马列出身的，又是清华工程系毕业的，于是就把这“学马列”与“搞工程”结合了起来，结果就是这个“马克思工程”。实在说来，马克思要是当年有你胡锦涛半点工程匠的味道，资本论肯定是写不出来的。孔子要是个工程匠，就去搞都江堰了，就不是孔老夫子了。事实上，古今中外，用搞工程的办法来发展思想理论的，我还没有见过搞出点什么名堂来的。
胡锦涛要继续学马列，我认为不是不可以，其实给中宣部这些文化太监们一点事情做，整理不了国故，整理一点“马”故，并不是坏事，起码比他们天天搞思想文化上的打砸抢要好一些。而且，马克思主义有它的合理性因素，但问题是，一有政治权力在那里点金成土，马克思主义里面的理性精神就不见了，而非理性因素就要泛滥成灾。在上个世纪中，第一次泛滥成灾是在俄国发生的，叫做史达林主义，第二次泛滥成灾是在中国发生的，叫做毛泽东极左，第三次是在柬埔寨发生的，叫做红色高棉。为此，这些国家都分别付出了上百万、上千万人的生命代价，今天，正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同志自我检讨、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时候。
但首先要有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否则的话，这个“马克思工程”就是假名假式，大而无当，空洞无物，也就是假大空不可救药。在现代社会，人类的精神生活越来越多元，思想越来越自由，这个趋势谁也挡不住，谁也压不住。除非你胡锦涛要带领中国回到信息封闭的时代，搞罢黜百家，独尊“马”术，而且还要焚书坑儒，杀一批自由派，关一批知识分子。我看胡锦涛先生即使有这个贼心，未必有这个贼胆，胡锦涛搞文化专制还不够格，至于凑上几个马列主义老头、老太太，弄上几个无才无学的后生，拿出来几千万的民脂民膏，唱一出戏，过一把瘾，能有什么用呢？在这批捞油水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当中，能出几个像样的人才呢？我看还是不要打马克思的主意了，不要胡思乱想了，我觉得没有用，还是老老实实改革开放吧。
邪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仙台第七回九评共产党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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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杨明秋日本仙台报导） 8月14日，正逢日本的盂兰盆节，一年中难得的长假期，在仙华人互助会和大纪元时报在仙台举办了第七次九评共产党研讨会。大学学生、公司职员、家庭主妇、教师等各界人士，再次聚会到一起，看九评电视片，聊九评，谈退党，这已经成了华人圈子里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
这次研讨会，东北大学的卢焱先生以“邪恶的马克思主义”为题发言。首先他介绍说，我们从小被灌输的马克思主义整个就是一个错误的体系，因为构成这套理论的所谓唯物论、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都是错误的。
卢焱认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就是“魔鬼的唯物论”，因为它诋毁人们对神的信仰。这种理论认为神是客观的意识领域里的东西，因此来否认神的存在。马克思定义物质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又出现一种“场”的概念和理论。“场”既看不见也摸不着，马克思主义对此无法回答。后来经过改变又定义说，物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物质是可以被意志所认识的，这就是所谓物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经验论，这种定义就成了逻辑的定义。而且还进一步定义说，意识是人脑的机能、物质的反映，又用意识来定义物质，说来说去还是搞不明白。实际上现在科学上已经证实了唯物论的错误，比如量子力学权威就证实物质和意识是一体的。
他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名为“强盗的经济学”，他说强盗利用这个理论来抢夺其他人的财物和东西，认为是合理的，强盗最欢迎这个理论。其核心是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在此基础上构建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剩余价值是工人劳动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剥削了。其实剩余价值的概念是错误的，剩余价值不一定是工人创造出来的。技术改进了，工人的劳动效率提高了，创造了更多价值，但是并不是工人创造的，而是工程师和科学家创造的。马克思关于价值的概念也是错的，它无法自圆其说。
卢焱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是“匪徒的历史唯物论”，因为它最终推出了阶级斗争理论，认为压迫阶级打压被压迫阶级是合理的，革命是合理的，革命是杀人，这个理论杀人犯最高兴接受。马克思主义还引以为自豪的断言说把唯物论推广到了历史领域，并定义其核心概念说，历史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推动的，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创造自然的能力，体现在生产工具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变化了，社会形态也发生变化，生产工具的发达程度决定社会制度云云。可是分析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实例，历史唯物论根本不符合历史发展，纯粹是想像出来、杜撰出来的，是错误的理论。所以由魔鬼的唯物论、强盗的经济学和匪徒的历史唯物论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邪恶的理论。
参加者联系当天看的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九评电视片的第七评，“评共产党的杀人历史”进行了讨论。李女士讲起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被强迫看镇压反革命，看到所谓反革命分子被镇压后肝脑涂地、脑袋开花的恐怖景象，她很长时间都感到恐惧。她还讲到文革中广西人吃人确实是真事，她当时到广西弟弟工作的地方想慕名去唱民歌的刘三姐的故乡，结果被告知广西乡下不但根本就没有电影中表现的那么美的歌，而且是人吃人的地狱，被镇压的反革命被公社的人分吃心肝。
现场听众提到最近读了大纪元发表的文章，对网上发表的迟浩田的讲话感到震惊，说中共竟然策划“把美国清场”、“踏平日本”，“与整个世界决战”，不惜使多少亿的人丧生，来换取它的生存，觉得希特勒与中共相比都是小儿科。中国大陆现在那么多瘟疫病毒流行，是否中共在研制生化武器泄露所导致的呢。听众张先生说，虽然我们都读了九评，认识了中共的本质，但是当中共的更多丑事被揭露出来，我们也许仍然会震惊得目瞪口呆，没想到它会邪恶到这种程度。有的听众惊叹文章中提到的那个对中国年轻人的问卷调查，居然有80%多的人同意在战争中对妇孺开枪，认为这其实是中共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宣传造成的恶果，使年轻一代丧失人性。
连续参加九评研讨会的听众说，每一次的探讨切磋都能加深对中共本质的认识，而且觉得还有很多事情不很明了，感到还应该再好好读九评。
马克思主义是伪科学 作者：明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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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一下 我想留言 联系编辑 Email朋友 【大纪元12月20日讯】喧嚣一百多年的共产邪恶主义闹剧终于接近最后的落幕了，在这一百多年里，共产邪恶主义不断的把一个又一个的科学理论打击成“伪科学”，而它自己却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最高科学”和“唯一科学”。可是，在一百多年过去后的今天，理性和历史却无情的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判决：它才是真正的伪科学！它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这就是理性和历史对其所下的结论。
但是，时至今日，在许多人的心中，马克思仍然是与爱因斯坦齐名的“伟人”，在许多学者的心中，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博大精深”的理论学说，许多人仍然在使用马克思主义在思维、在分析、在指导实践，包括国家政策与个人行为，包括经济政策也包括政治法律，都还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经过一百多年之后，马克思主义仍然毒害着许许多多的人们。
《九评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邪恶本质做了深刻的揭露，本文正是承接这种揭露，对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和伪科学面孔做进一步的揭露。
本文是总体上的分析，更详细的分析需要更多的思考与笔墨，也需要更多有识之士的参与。本文只是抛砖引玉之举。
一、理论分析之一：“物质”与“物质第一性原理”中的偷换概念共产恶党宣称马克思邪恶主义有三大有机组成部份：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部份）、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逻辑推理是这样的：辩证唯物主义发现并论证了世界的发展规律，进而能发现并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走向“剩余价值论”，进而推导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须胜利”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理论著作洋洋洒洒不计其数，但概括起来就是这样的推理过程。
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吗？要仔细辨析清楚恐怕要耗费相当的笔力，这里仅言其大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所谓的“物质第一性原理”就不能自圆其说：它既说“物质”就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又排除人的思想、精神具有客观实在性，把精神排除在“物质”范畴之外。事实上，人的思想、精神活动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例如，我在想什么难道不是实际存在的吗？难道会以其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吗？难道你认为我不在想我就停止不想了吗？就以一个人自己为例也是一样，例如，有些记忆为什么你总想忘记却忘记不了呢？难道这不是不以你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吗？就是以马克思邪恶主义为例也是一样的道理，难道它不是一种思想吗？难道在人类的历史上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吗？难道谁能否认在历史上存在过马克思邪恶主义吗？那么这种思想不就是一种“客观实在”吗？那么它不就是一种“物质”吗？这不就说明了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的“物质”的定义和“物质第一性原理”是非常肤浅可笑吗？
其实，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是非常高明的玩弄了人类的理性，悄悄的偷换了概念。它在对物质下定义的时候，它用的是抽像的“物质”概念；而它在论证“物质第一性原理”时，它用的是人类常识中的“物质”概念。
在人类的感性认识中，在普通人类的常识中，显然，物质与精神是有别的，甚至是对立的，可是人类常识中的“物质”并不能等同于马克思在哲学上定义的“物质”概念，马克思在哲学上抽像定义的“物质”，即它说所谓的物质就是“客观实在性”，只要是客观实在的东西就属于“物质”的范畴，而不必考虑其有形还是无形，那么，显然，它在这里所说的“物质”是包含人的思想、精神及意识形态的。
可是马克思在论证“物质第一性原理”时，就“忘记”了它刚刚给“物质”所下的非常高深、抽像的定义了，而把“物质”的概念偷换成了人类常识中的“物质”概念，从而轻而易举的使人们不加怀疑的加以相信了。
马克思高明之处在于，它在刚开始给“物质”下定义时显得非常高深、有思想深度，它这种抽像的概括确实令很多人折服，显示了哲学的高深和吸引力；很多人刚入门就被折服了。
马克思邪恶主义高明之处又在于，它一转身又利用人们感性认识的直观性和局限性，不动声色的把精神排除在“物质”范畴之外，使人不去思考，不去怀疑，不去洞察它偷换概念的做弊手法。因为它在这里符合了人们的直观和常识，也就迷惑了人们不去深思和追究。
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去论证为什么思想、精神不属于“物质”，实际上按照它给“物质”下的抽像的定义，它也根本不可能把思想、精神排除在它的“物质”范畴之外。它在这里的做法就是不去论证，而是直接偷换概念，用人们常识中的物质概念去取代自己刚刚下的物质定义，把精神与物质对立起来，把精神排除在物质之外，从而得出了它的“物质第一性原理”。这样做在逻辑上是严重的缺漏。如果它不给“物质”下这样一个定义，如果它一开始就用人们的常识来界定“物质”与“精神”的范围，那么它确实可以按人类的常识直接把物质与精神做出区分。但是既然它给“物质”下了这样一个概括而抽像的定义，那么显然就不能再用人们常识中的“物质”概念来论证问题了，也就不能得出它的“物质第一性原理”了。
如果它的“物质”真的是如它的定义所包含的范畴，也就当然包含了精神、思想，那么，当然它的“物质第一性原理”是正确的。可是这样一来，它的“物质第一性原理”也就等于是说，按人们常识所说的物质是第一性的，按人们常识所说的精神也是第一性的，物质与精神是一性的。换句人们容易理解的话来说，它的“物质第一性原理”等于是说：人们常识中的物质是客观实在的，人们常识中的精神也是客观实在的，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那么，它的“物质第一性原理”就等于什么也没说，根本就不必说这个话，不必这样故弄玄虚，提出一个这样一个貌似高深的“哲学第一原理”。
可是马克思主义的目地并不在于要说明精神与物质都是客观存在。它的目地是以偷换概念的手法把精神排斥在客观存在之外，从而最终得出它的无神论思想。它在“物质”的定义中所指导的物质与其在“物质第一性原理”中所指的物质是不同的，前者是抽像的概念，其内涵是包括思想与精神及意识形态的，而后者则是人类的常识，人类的常识是把物质与精神相区别的；前者是哲学上的抽像思考，后者只是普通人的感性认识而已。马克思在这里高明的偷换了概念。它利用了人类的感性认识的局限性，因为确实很多人会很“自然”的把精神与物质区别开来。它这样曲曲折折的兜圈子，一方面显得其理论的抽像、高深，另一方面又达到了排斥精神、走向“无神论”、走向唯我独尊的第一步。马克思就这样利用人类认知上的缺陷玩弄了人类的理性。
二、理论分析之二：唯物主义辩证法“三大规律”中的进化论假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又分为三部份：辩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上文分析了其“辩证唯物主义”部份，已说明它根本不“辩证”，只是高明的偷换了概念而已。这里分析其“唯物主义辩证法”部份。其“唯物主义辩证法”部份的核心是所谓的支配事物发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变量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它的“对立统一规律”，与传统中西方哲学中的矛盾理论、相生相克理论相比，并没有什么的理论上的贡献，只是重复前人的论述而已。
它的“质变量变规律”，也是一样，没有任何突出之处。早在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理论中，就已经有了“数”与“质”相对应的非常明确的理论，例如，一为阳，属水；二为阴，属火；三为阳，属木；四为阴，属金；五为阳，属土……唯独“否定之否定规律”有点独到之处，这个独到之处恰恰是马克思所最引以为豪的，可是这个独到之处却也不是马克思的发现，而是达尔文的首倡，而且它也是一种始终无法得到证明的假说，即：事物一定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达尔文提出这个进化论假说，它认为生物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的。达尔文没有证明这种假说，而一直到现在，虽然达尔文的进化论普遍被人们所接受，但无可否认的是：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一种没得到证明的假说。
马克思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由生物界扩大到整个物质世界，包括人类社会，而且它是不经论证就接受下来的，并充份运用到它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之中。
它的“否定之否定”是有方向性的，也就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越“否定”越走向高级。它说，事物在“否定”的时候都是把“消极的”、“不利的”因素“否定”掉了，而保留了那些“积极的”、“有利的”的因素，所以事物经过“否定”后的再一次“否定”，就成了高一级的事物了。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事物不会在“否定”中把好的因素“否定”掉呢？有什么理由说事物在存在过程中就一定只会“否定”那些不好的因素呢？
“伟大的”马克思没有回答，也没有做任何论证。或许它以为所有人都会像它那样不假思索就会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吧。
当然了，如果都像它那样不假思索就接受达尔文学说，那么当然也会接受马克思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中所隐含的“进化论”假说了，也就当然会认为在总体上说，事物一定只会不断发展而不会倒退的了。
可是达尔文学说毕竟只是一种假说啊。生物学的发展、考古学的发展、人体科学的出现和发展都不断的证明达尔文学说是不能成立的，到今天为止，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达尔文学说原来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假说！
那么，如果不承认达尔文假说，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当然也就不能成立了。至少，如果马克思要确立它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它得必须做认真的论证，而不是想当然的、武断的就这样轻易的下这样一个结论：事物一定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这个结论虽然符合人类的愿望和情感，可是却不一定符合人类的理性。现代考古发现，地球上存在过非常古老而非常卓越的史前文明，远比今天的人类文明要高级的多。地球上的物种则是换了又换，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个完整的、非常丰富的生物群落，其丰富程度与高级程度决不亚于今天地球上生存着的生物群落。这一切都向达尔文说“不”。也是对马克思凭着主观喜好就囫囵接受达尔文假说的一个极大讽刺。（待续）
明奥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马克思主义“先进”吗？
作者：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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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30日讯】首先说说中共所谓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怎么来的呢？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份》中说：在哲学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十八世纪末叶同中世纪势力和僧侣势力斗争的法国唯物主义，又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十九世纪初期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内核（因为他说黑格尔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成果，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
这也就是说，黑格尔被来了个黑虎掏心，费尔巴哈给来了个扒皮裸骨之后而成的辩证唯物主义。这样一来，它既不姓“黑”（黑格尔）也不姓“费”（费尔巴哈），就姓了“马”（马克思）了。这个主义就是这么来的。也就是说马列主义从根子上就是个伪劣产品。列宁认为，马克思的这个东西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和“伟大发现”。不知道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他们作何感想。
列宁说：在经济学方面，马克思利用了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成就。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论证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他们不能阐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专门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必然性……
“利用”了人家的东西，又贬低人家“不能阐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什么叫无耻？这就叫无耻。所以对于马列的后继者们一个个的无赖和残暴，我们也就释然了。比如活体摘售大法弟子器官牟取暴利的邪恶暴行，早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具备了。
列宁认为：马克思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所创造出大于它本身的价值，这就是剩余价值。这样马克思就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说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资本家开了工厂，他是不是也付出了劳动？那么这个劳动有没有剩余价值？如果有，那这个剩余价值给谁剥削走了？在共产党国家里大家劳动的剩余价值哪里去了？为什么普遍都比“资本主义国家”穷呢？如果说是人民共同享受了，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穷苦的人群之一呢？什么是邪理歪说？什么是邪教理论？所谓“共产主义理论”正是这方面最好的实例。
列宁还说：在社会主义学说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的学说。这三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尽管他们的著作中包含有许多关于资本主义矛盾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特征的正确思想，但是他们不能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不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无产阶级创造新社会的力量。他们否定阶级斗争，宣扬和平改造社会的道路……而马克思的理论就是暴力革命。
那么我们又要问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没有搞暴力革命，你列宁不是搞了吗？还搞得很凶并将其蔓延到世界其它地方比如中国，但东欧剧变怎么说？苏联解体又怎么说？现在的中国贪官遍地又怎么讲？人家空想了，你们实干了，结果怎样？人家实验一下，不行就算了，你们血流成河付尸千万的砍杀了一场，结果呢？你们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
中共不是口口声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那么，用斯大林的大清洗、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的“六四”大屠杀，江泽民肆意迫害法轮功，以及现在几个恶魔当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来检验一下马克思的这些 “真理”吧。大家冷静的走出那几个向外开放的经济橱窗，客观的看一看，就会一目了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质上只有全面暴力、彻底剥夺和充满谎言，毫无 “先进”可言！(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东西？
作者：pc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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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18日讯】马克思提出了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人人按需分配。从表面上看，这些美丽的词句十分诱人，人人按需分配嘛，要什么有什么，伸手即来。特别是对那些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更是诱人无限，令人神往。这人想要熊掌（噢，面包早就被人丢到垃圾桶去了呀），心里这样一想的时候，一个血淋淋的熊掌就送到他的面前！可这还不够啊，因为他早就习惯于伸手即来的享受了，烹调的苦差事，谁乐意去做？于是，他还需要一个世界上最出色的厨师。这样一想的时候，一个世界上最出色的厨师就走进他的家，当起他的仆人来！可是，这个厨师也是人呀，他也要“按需分配”嘛，他也想，让世界上所有的人来当他的仆人，他是主人……
可能另一个人心想：“我就要一群美女陪着我，供我享乐”。于是，一群美女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供他淫乐……
在这样的共产主义世界里，整个世界都为之疯狂。可是，对于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来说，你想想，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魔鬼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虚幻的影像而已，谁也不会来满足你那永无止境的欲望，只有魔鬼撒旦，它能给你制造这个令你满足的却又不可能得到的幻象，让人们在无限的欲望中疯狂，然后制造出更大的诱惑，勾引人们更大的欲望来掩盖人们的绝望。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充满无穷无尽的欲望，却又永远不可能得到他们所期望得到的任何东西。
儒家提出了他们的最高理想：大同世界。在大同世界里内人丰衣足食，相亲相敬，上下和谐，盗贼不生，门不闭户，路不拾遗，整个社会充满和谐和幸福，天地一片祥和。要达到理想的大同世界，就必须人人从修身做起，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四夷服，四时正，天地序，然后达到大同世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说得简单点，就是人人都重德重心性地修炼，就可以逐步达到理想的大同世界。
马克思大概也听说了中国儒家的这一大同世界的理想，却又不知其义，于是弄出一个共产主义世界，教人要达到共产主义世界，其途径就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文明高度丰富，应有尽有，达到“按需分配”。人类通过对物欲的追求，就可以逐步走向共产主义，给共产主义注入了无穷的物欲，以此迷惑了无数生活贫困潦倒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勾引起他们无穷的欲望和向往，本来头脑简单的他们被这股阴风煽动得十分狂热起来，最终做了魔鬼撒旦的牺牲品。《圣经启示录》早已对人们进行了示警：那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世界，正是魔鬼撒旦的诱惑。
马克思的理论，以唯物论和经验论为基础。唯物论，又以无神论为基础。无神论否认有神的存在，否认生命轮回，认为没有前世今生，不论一生作恶无数，一旦死了，一了百了。因此煽动人们摆脱道德仁义的约束，变得疯狂、凶恶、坠落。无神论，是人类一切罪恶的渊源。
方圆: 为什么说中共是邪教
－－在堪培拉首次“九评共产党” 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根据发言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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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7日讯】为什么说中共是邪教？我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与大家分享。同时也是抛砖引玉，希望听到更多高见和得到大家的批评赐教。
（一）宗教、信仰跟迷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想在座的绝大部分来宾跟我一样，是在中国大陆生长的，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长大的，接受了长期无神论的教育。中共经常把宗教等同于迷信。一提宗教就说你很迷信。实际上信仰、宗教和迷信，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是三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信仰是什麽东西？信仰是对某种终极价值的追求。信仰是对某个特定目的、某种主张的尊重和相信。
这里讲的“特定目的”，可以是神，也可以是人，还可以是物。信仰可能是有神论的信仰，信仰也可能是无神论的信仰。你可以信仰耶稣基督，信仰释迦牟尼，信仰穆罕默德，信仰观音大士；你也可以信仰黄大仙，信仰猪八戒，信仰柳树公，信仰石敢当。当然，你可以信仰孙中山，信仰华盛顿；你也可以信仰毛泽东，信仰萨达姆。你可以信仰三民主义，信仰自由主义，信仰法轮大法；你也可以信仰共产主义，信仰恐怖主义，信仰采阴大法。
宗教是什么东西？宗教是一种价值观，宗教是一种对宇宙的产生、对人类的来源、对人与神的关系的解释，是人类精神生活的较高层次，是已知世界通向未知世界的途径，其中有光明大道，有羊肠小道，有旁门左道。也就是说，其中有正信宗教，有民间宗教，有歪门邪教。
宗教是一种信仰，但宗教并不等于信仰。宗教徒一定是有信仰的人，但有信仰的人不一定是宗教徒。信仰完全是纯粹的个人行爲，可以影响社会，也可以不影响社会。宗教是群体性的行爲，必然影响社会。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影响，也可能是负面的影响。
在宗教群体里，必须有教义，必须有这个 教义的载体，必须有这个载体的领袖，必须有这个领袖的工具。宗教要求祂的信徒必须完全彻底毫无保留地坚信祂的教义。
迷信是什么东西？迷信是一种盲目崇拜，盲目信仰。或是对一种正确信仰的歪曲。愚昧无知是迷信的温床。信仰有不同的层次。盲目的信仰，是信仰中的最低层次。比如对偶像的崇拜，对神迹的夸大，等等。正确的信仰，是信仰中的较高层次。但对正确信仰的牵强附会，对正确信仰的极端解释，对神灵的无理依赖，也是迷信的另一种形式－－“真理向前迈半步也会变成谬误”。
所谓迷信，关键就在那个“迷”字上。就是说你把什麽东西，信得太过分，迷失了方向，那就信扁了。比如说今天我信了神，明天就盼望神让我发财，明天去打老虎机，神就让我赢一次。或是说我今天生病了，明天拜一下神，我的疾病马上就好了。我今天就是碰到一个什麽特别的困难，拜一拜神，求一求神，明天马上我的困难就解决了。所以，迷信也是把信仰功利化，庸俗化。
（二）中共是一个宗教吗？
中共它具不具备作爲一种宗教的形态呢？“九评”讲得很清楚。它列了一个表，从教义、教士、教堂等十三个方面比较了宗教的形式和中共的形式，清晰明白地论述了“共产党虽然不称自己是一个宗教，但是它具足了宗教色彩 。其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天地间的绝对真理。奉马克思为精神上帝，以所谓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来诱惑党徒为之奋斗终身。”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中共也满足了笔者对宗教的定义：“在宗教群体里，必须有教义，必须有这个教义的载体，必须有这个载体的领袖，必须有这个领袖的工具。宗教要求祂的信徒必须完全彻底毫无保留地坚信祂的教义。”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共的“教义”，而马克思就是它的“教主”；党组织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教义”的“载体”，中共领袖就是这个“载体”的领袖，中共的各级党工就是这个领袖的工具。宗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祂的信徒必须完全彻底毫无保留地坚信祂的教义。在这方面中共达到了登峰造极。所有中共党员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将此写入了中共的“宪法”。综上所述，共产党具备了一切宗教的特征。
（三）中共是正教还是邪教？
宗教里面有正信宗教，也有歪门邪教。共产党口口声声駡别人是邪教，那麽究竟别人是邪教呢，还是共产党是邪教？
正信的宗教与歪门邪教的根本区别有三：正教引人向善，邪教引人作恶；正教提倡仁爱，邪教挑动仇恨；正教尊崇真诚，邪教教唆欺诈。
我们考察一下中共，它完全满足了邪教的三个特点。其中制造谎言，专说假话，是人所共知的中共特色，在这里我就不再多说。我要强调的是在毛周时代，中共批判的最厉害的是什麽东西呢？是“人性论”！就是说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人性是不可以有的。中共认爲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阶级中生活，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没有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性。中共就是这样单方面强调社会性，用阶级性来代替人性，否定人性。
“阶级性”是什麽东西？“阶级性”是社会性，是人的一种社会属性。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肯定会受到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形成他的社会性。但是人先是一个自然人，然后才是社会人。因此，每个人都有人性，也有社会性。人性是社会性的基础。没有人，那个“阶级烙印”怎么打得上去？中共就是这样本末倒置，指鹿爲马，荒诞至极。
中共为什么这样强调阶级性？这是为了给制造阶级斗争提供理论基础。
中共的目的就是挑动阶级斗争，制造仇恨，依靠仇恨作爲煽动群衆的动力，达到夺取政权及维持政权的目的。也就中共所言“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阶级斗争果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吗？根据中共的观点，人类社会早期是没有阶级的，中共将之称爲“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如果“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这一论断成立，在这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连阶级都没有产生，哪来的阶级斗争？这个没有阶级斗争的社会，人类的历史就不发展了？同理，根据中共的观点，人类社会进入到“共产主义阶段”后，阶级归于消灭。那时，人类社会同样没有阶级斗争了，也就是失去历史发展的动力了，人类社会就停止前进了？
本人认爲，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所谓的“阶级斗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公正与效率之间的互动。何谓“公正与效率之间的互动”？以我们生活的澳大利亚作一个例子。澳大利亚主要政党是工党与自由党。这两个党代表了两大社会利益集团，工党代表了劳工利益集团，以强调社会公正爲主要诉求。自由党代表了资产利益集团，以强调社会效率爲主要诉求。工党上台以后，它强调社会福利，它对穷人比较照顾，把社会财富不断地分配。当社会财富分配到一定的时候，也就是对社会公正伤害了社会效率的时候，选民们自然而然就会把选票投给强调社会效率的自由党。让强调效率的自由党上台。自由党上台后，不断地创造财富。不断地积累财富。当财富积累到伤害了公正的程度时，选民很自然又把投票给了主张公正的工党。社会就是这样 在公正与效力的互动中前进了。所以，人类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并非阶级斗争。中共歪曲人类历史，挑动人类仇恨，制造荒谬理论，制造弥天大谎的宗教，不是歪门邪教又是什么！
（四）中共为什么会成爲邪教？
最后，谈谈中共为什么会成爲邪教。
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工业社会的早期。当时的工业社会处于原始资本积累的阶段。人剥削人的现象特别严重，就如同今天的中国大陆社会。作爲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关怀人类社会的知识精英，马克思虽然否认人性的普世价值，但他无法消灭自己与生俱来的普世人性。这种普世人性导引出社会关怀，也就知识分子的历史正义感。
马克思对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强调，却导引出对大量涌现出的社会财富的羡慕和嫉妒。正是这种对社会财富的羡慕和嫉妒，导引出把私有制当成一切罪恶的渊源的立论，而“公有制”就是由此推导出来的。人类近一个世纪以来对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实践，证明这个谋求解决社会不公的药方，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的不公，相反造成社会更大的不公。
马克思主义主张以消灭私有制，实作公有制来追求社会公正。怎样去消灭私有制呢？必须使用政权的力量。夺得政权后怎样办？那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用专政的手段来统一思想，用专政的手段来实行财产转移。财产转移给谁呢？名义上是转移给“全民”，实际上转移给这些财产的管理者，也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僚。在这里，“全民所有”实际上是“全都没有 ”。财产，只不过假“革命”的名义，从一部分人手里前往另一部分人手里。
这里，我无意去否定马克思等一些知识分子的历史正义感。马克思主义是什麽东西？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历史正义感和穷人对富人的忌妒心的杂种罢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具有迷人的外表和骨子里的邪恶。中共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邪灵的载体，是一个最庞大最顽固的载体，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邪灵的载体。这是中共成爲邪教的根源。
这个被马克思主义邪灵附体的邪教，摧残人性，泯灭良知，崇尚暴力，教唆犯罪，禁固思想，扼杀自由，制造谎言，堕落腐化，可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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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荒谬
作者：黄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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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15日讯】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产下了红色中国，以至在1867 ??1989这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影响了 20多亿人的生活。中国共产党自夺取政权后，即把马克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圣典，并用这个理论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公有制的改造。现今中国一些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工程”，又要把臭名昭著的马克思主义僵尸弄出来糊弄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就经济学流派而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可以归入李嘉图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派，其特征就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在马克思之前，李嘉图就利用劳动价值论攻击亚当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就是要暴力分解传统自由主义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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