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马克思主义本身，都是人类历史的大教训。而教训，对人类说来，无疑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比成功的经验更为宝贵。而要把教训变为财富，必须经过认真总结、反思和批判。那些不屑一顾的人，企图简单地抛掉教训，实际上就是抛掉
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以上是从否定和反面的意义上看待马克思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还有一种正面的意义。
一种思想，就其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而言，它的正确与否，当然具有决定意义。但是，从对人类思想史的作用说来，正确与否，却并不具有决定意义。起决定作用的是它的思想深度。一加一等于二，在其产生的那一刻，当然是人类的一种巨大进步，并且，迄今为止，仍然每日每时对人类的社会生活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如果现在有人每天只能重复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简单的思想，正确当然是很正确，但对人类思想史而言，却毫无意义。这里是借用数学思想的例子，本文讲的思想，一般没有包括自然科学和数学。
在人类思想史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思想，中国的老庄思想，古希腊的哲学和政治等思想，德国的古典哲学，还有马克思主义，就思想的深刻性说来，都是人类思想史上深刻性的典范。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瑰宝。在中国曾经广泛普及，被抬得很高的儒家思想，其实却是相当浅薄的。不过，一种思想要得到普及，必须有某种程度的浅薄化和庸俗化，才能被思想深度较浅的老百姓所接受。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被列宁史达林和毛泽东等许多人浅薄化，就不可能普及到这样的广度。而正是林彪，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思想这种已经非常浅薄的思想，进一步浅薄化，简单化，才使之在中国大陆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堪称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佛学，也只有变成简单化的因果报应，做善事等等思想，以及泥塑的菩萨和人体的活佛，才能变成广大老百姓的宗教。许多人崇尚当代许多西方思想，但就其思想的深刻性来说，几乎都难以与马克思主义相比，他们之所以被许多人崇拜，不是由于其深刻，而是由于其相对比较浅薄，当然也不是非常浅薄，否则，太直白，人们也不会崇拜。当然，就思想的正确性说来，这些思想中有些比马克思主义要正确。有些思想之所以赢得信徒，也是这样：思想不太深刻，太深刻无法普及；但也不能太简单，有一点深度，为了弥补深度的不足，加一些神秘主义，如中国大陆目前法轮功等各种功法那样的神秘主义，如佛洛德的潜意识、无意识神秘主义，甚至是毛泽东那样，讲一些荒唐的人们难以理解的理论，这就是那些骗人思想赢得信徒的秘诀之一。马克思主义不是被西方思想击败的，而是被人类实践、人类历史击败的。事实上，西方有不少思想，往往是自觉地，或不知不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然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结论进行修正，于是就产生一种新的思想。因此许多表面上非常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其实，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例如上面提到的中产阶级理论，以及中国流亡者中的告别革命的理论等等。这些思想，不仅深度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相比，而且有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假像，很容易使人上当，使人满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浅层批判，从而大大增加我们深入全面批判马克思主义，使之变为人类财富这种努力的难度。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近代思想深度最深的一种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必须经过马克思主义，并且批判马克思主义，才能达到人类当代思想的前沿。笔者正是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先是不自觉地，后来是自觉地批判马克思主义，才重新回到人文主义者所开创的道路，得到一个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人文主义，或新人本主义（本来意义上的人本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
如果我们使马克思主义失去其对社会的坏作用，并且全面批判，搞清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建立一个比马克思主义更全面更深刻，更庞大，而且内容上是正确的思想体系，那时，马克思主义将退出社会，但将以其思想深度，占据人类思想史的一个阶梯，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之一。
（二）
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思想。不仅中国官方天天在讲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学校天天在教马克思主义，而且许多老百姓，包括许多自认为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老百姓和知识份子，也天天在自觉不自觉地讲着马克思主义。因此，在中国，对批判马克思主义持不屑一顾的态度，更是荒谬的。事实上，在目前的中国，批判马克思主义，仍然需要勇气，有时也需要技巧。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仍然被官方认为是犯罪。中共对私下的批判，有时对笔者这样横下一条心的异议人士的公开批判，不得不抱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但是，这只是客观形势所迫，他们没有办法而已。而且他们仍然时时想予以镇压，平时也不时对我们进行警告。强制人们信仰任何思想，主义，宗教，学说，理论，或赋予他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这样的政府，都是实行思想专制的政府。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三民主义，是基督教，还是其他宗教，都不能由政府强制规定其特殊地位。甚至我们崇尚的民主思想，也不能由政府，由法律规定其特殊地位。法律只能规定并强制保证民主制度，民主政体。信仰民主思想还是信仰专制思想，这完全是每个人的私事，除非当他成为公众人物，担任公职，影响公共生活的时候，才能得到社会的关注。把浅薄的毛泽东思想，甚至把根本没有理论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只有猫论和摸论，即白猫黑猫和摸石头过河等中国特色的特别庸俗的实用主义），写进宪法，是非常荒谬的。目前的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思想专制和政治专制的迹象。相反，近一段时间来，这种专制是在加强。同时，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大陆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最广，影响最深，为祸最烈的地方，清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任务，也就更加艰巨。由于我们反对象中共那样实行思想专制，无论现在和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都不能成为强制行为，这个任务也就更加复杂，艰巨，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多的时间。
（三）
中共建政以后，尤其是五七年反右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反对声音，都被压下去了。而当代民运人士，我们这一代民运人士的主体，恰恰正是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宗教式的崇拜中，包括文化革命中极其狂热的崇拜中，成长起来的。在我们的身上，曾经不知不觉地染上了大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毒素，这些毒素，甚至深入许多人的骨髓。这是我们这一代民运人士的"先天"的弱点。要清除这些毒素，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以笔者本人而言，不算中共学校及社会的宣传和灌输，即以自觉学习算起。笔者是从五九年开始读毛泽东的书的，不久以后又开始读马列的书。可谓受马列主义影响极深。林彪垮台前后，在学习中开始批评毛泽东的一些错误。一九七三年写成长文《反对特权》，一九七四年三月二日贴出大字报，文章和大字报批判走资派理论，接班人理论等毛泽东理论，指出"存在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实际上指毛泽东的理论体系，）指出中国的问题不在其他，而在于反对特权制、官僚制、等级制、专制制，实现民主制度。但这种批判，恰恰是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甚至还不得不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我之后，南京又有两个朋友，铅印三千分小报，谈上述问题及民主和法制，权力制衡等问题。他们也只能私下议论毛的问题。在这之后，有广州李一哲大字报，据王希哲先生的讲法，他们当时甚至还虔诚地相信毛泽东思想。我是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才开始从理论上系统全面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而后来进入民运的大多数人，对马列主义的认识，甚至还不如我们。事实上，民运人士恰恰是国内受马列主义影响比较深的人群。我曾经说过，中国民运人士的大多数，是处于多数老百姓和中共之间的中间派，或者是老百姓中对中共抱有幻想的温和派。之所以会这样，有多种原因，马列主义的影响，则是原因之一。因此，对民运人士而言，批判马克思主义，清除自己身上的马列主义毒素，依然是一个艰巨任务。
中国的社会的腐败专制等问题，责任当然在中共。但是，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认识水平上，那么，这不过是浅薄的民主思想。中国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从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真理。同样，民运的问题，也不能全怪浊流，每一个民运人士，都有责任。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为了改造我们的国民性，为了提高民族素质，为了中国的为未来，首先必须改造我们自己，包括清除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影响。
１９９９年１月
胡记“马克思主义工程”批评（上）
- 评中国最大的“豆腐渣工程”
作者：武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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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7日讯】
（1）胡记马克思主义工程之由来：
我刚刚写作了民运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归档”、“收藏”和“批评”3 篇文章，感觉到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有必要歇笔，但是，前天雅虎中国网站上的一篇官方文章却使我不能放下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写作。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透露了胡锦涛要搞“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以工程的方式来进行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消息，从而就有了我说的“胡记工程”。正因为是“工程”所以就免不了要花钱，如果是“小工程”，当然花小钱，但是一个“大规模”的“工程”就必然需斥“巨资”，于是，就有了《部分地方领导称马列主义过时，中央花巨资整顿》的文章的题目了。
诸位，就在这篇文章中，胡锦涛的那个党中央在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化之后的56年又提出了“花巨资”搞“马克思主义工程”的计划和设想，的确令人纳闷。在这里，我对马克思主义可以不可以是一种“工程”的问题并不感兴趣，我只是说，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用“搞工程”的方式来搞马克思主义的行为的确令人可笑，这些被认为是13亿人的领导的人的智力和智慧连精神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都分辨不清楚的情形的确是荒谬到了极点，使我觉得可笑和可悲。因此，这项“工程”的宣示无疑等于告诉全世界：中国第4代接班人的智力水平处于幼童状态，他们要用搭建玩具积木的方式来建设“精神”的殿堂，说到在这里，也只有儿童们才会认为马克思会住进这个用积木搭成的殿堂。
（2）好大喜功是专制主义分子的本性：
上一个世纪90年代，我在写作《论专制主义者之精神状况》的书稿中就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在我的看法中，这些现代专制主义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把人看成是物。如果说他们当中也有的人承认人有精神的话，那么，这个精神之于人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就象物理世界中的电流现象一样的可以从一点传到另一点。这样的思想如果是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结果的话，那么，人的精神在专制主义中的失落就是一个必然的结局。于是对人的统治就势必就会变成对物的统治。既然统治的是“物”，那么按照逻辑，统治的历史是“物”的历史的遗留就是顺理成章的。也就是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发现从古到今的专制主义统治者们的精神状况的一致，于是，秦始皇的长城，隋炀帝的大运河，如此等等的工程就有了一个历史的意义了。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专制主义分子代表江泽民才模仿着古代的君主，铸了尊世纪大鼎。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可能是这样想象问题的，他死之后，如果也和隋炀帝一样的身死名裂，世纪大鼎有可能和大运河一样作为一“工程”却可以存在于世的，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历史的东西是一个时间的东西，那些在现代专制时期的劳民伤财的所谓“制作”，在民主的条件下，是会被人民象垃圾一样地扔进垃圾焚烧炉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当江泽民还活着的时候，接班人胡锦涛就不得不把他作为一项“工程”来看待，既然是这样，你在用金属作你自己的“工程”的时候，我就为什么不可以用纸和笔建造工程呢？我花100万成本去搞一部书，在一年的时间内搞出20本，花它2000万人民币，不就是比铸一个3条腿的说锅不象锅，说壶不象壶的东西更有意义吗？对比地看来，21世纪的“工程”就是“胡记”而非“江记”了。可见，在人们盛传的江胡斗法中，胡要压倒江的确可以得到证明。中国据说还很穷，但是就胡锦涛最近的出手来看，中国很有钱啊，在朝鲜一扔就是20亿美金，在越南扔了10亿美金，在中国“一本投入至少100万”，“课题组去年设定的资金是2000万”，出手之阔绰的只有富得流油的人才可以比拟的。
（3）一个从设计到施工的“豆腐渣工程”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胡其所以启动了这个“马克思主义工程”的主要原因在于正在实行专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领导称马克思主义过时”，在这里，我不知道所谓的“地方领导”是指哪一级？是省一级？地市一级，还是指党支部这样的基础一级？反正这样的说法给读者们的印象是除了共产党中央之外，党的“地方领导”已经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过时”了的东西。正如参与了“胡记工程”的杨金海说：“我到一个地方考察，当地的领导跟我说：“你们现在还搞马克思主义，不合时宜啦。”就这么的一句话，已经把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当权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给和盘托出了。分析这句话，我认为它没有错误，是实实在在的一句一点而也没有掺假的话。在这里我不评论共产党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党为什么现在不信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仅仅是说，在这些人在不信的情况下，一个花数千万元启动的“工程”如果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别说是数千万元，就是数百个亿，我看中国纳税人的腰包里也是可以掏得出来的。
如果说上述现象仅仅发生在共产党地方领导方面，胡的“中央”也许是不愿意掏腰包来搞这项“工程”的，因为从邓小平复辟以来，共产党就已经失去了“主义”，回到了我们的祖先的那种“古老”的统治方式中去了。有关这一点，曾经访问过中国的美国的著名法学家德沃金说得很清楚：“虽然中国已经放弃了毛泽东时代那种极端的意识形态的集权主义，但是今天的中国应当更担心的是一种更老式的，语也许是更持久的压迫形式：那就是一些什么“主义”都不信，但掌握了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治。我补充一句，这种形式的压迫可以建立在某种所谓的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它过去一向就是这样。”但是，他们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已经有了走不下去的危险了。在中国如果说有一个前毛泽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国情存在的话，那么，如何应对这样的国情，胡这一代接班人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如果说在这里，中国民主革命的传统和民主运动的传统都有着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前价值存在的话，那么现在的统治者们要绕开它，显然是有困难的。换句话说，就是在今天，当人民中间的在已经多少有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你要用马克思主义骗人，就有可能受到人民中间的马克思主义的抵制和抵抗。别的人的情况，我且不说，就拿河南的宋保卓来讲，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就可以给胡锦涛这些人当老师。我虽然和宋保卓并不认识，但是他所写作的一篇又一篇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读了这些文章，就可以使人感觉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在“庙堂”，而在“江湖”；而胡锦涛——一个当了多年马克思主义学校校长的人却没有写作过哪怕一篇象样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正因为情况如此，所以那些本来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就不得不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外去玩一点马克思主义的“鬼把戏”。
“中央花巨资整顿”的文章，也有一点可读的地方，就是它在某种过程上说了真话，譬如它承认：“在有的大学里面，讲哲学的不愿意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经济学的不愿意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以至于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的大学里，马克思主义似乎变成了编外的学科。可见，这样的情况若不被“整顿”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将不“马”了！在这里，我不可能研究中国的大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仅仅是问，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胡记工程”是不是就可以派上用场？目前情况若象胡的高参们所想象的那样的简单，以为学校里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是教材方面的问题，一本书没花几个钱，最好的教材“才花10多万人民币”，因此，搞100万元一本的教材书，岂不是可以解决问题。
现在，我们假设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的当权派门都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而“中央”却不是这样的认为，那么，由“中央”这一级设计要搞“马克思主义工程”，情况会怎么样呢？
（4）胡锦涛一个政治上的“混混”，他懂马克思主义吗？
在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头面人物当中，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搞马克思主义”的人，我倒是有一点相信。毛虽然对马克思的书没有读过几本，对于马克思的理论也没有更多的兴趣，但是毛泽东到晚年思考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此，我们即使从正常的理论途径上看不到和马克思主义的正面关系，我们却可以在大的社会事实方面，发现他同马克思主义的有价值的关系。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乎着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那么，在1966年，毛在已经实行了马克思主义专政的国家里发现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受“压迫”的问题，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至于说在这种“发展”之中，已经种下了颠覆共产党统治的种子，共产党要摸去它，那是另一个问题，因此如果说胡锦涛真的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话，毛的“教训”被他忘记了，就不见得是一种好事。
如果说毛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人物”的话，那么，对比的看，胡锦涛不过是一个政治上的“混混”，因此他即就是在过去的时间内当过“中央党校”的校长，也是没有用处的，那个“校长”职位上经常出现修正主义的历史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谁又能够忘记呢？仅仅就因为这一点就因为自己“懂马克思主义”岂不是笑话。在目前我们能够发现的材料中，没有哪怕一种能够给人提供他懂马克思的证明和证据。一个不懂马克思的人却要搞一项“马克思主义的工程”，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中国从“6、4”之后，进入了一个坏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中国工程的“豆腐渣化”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如果说这个问题仅仅是“物质”的话，那么“胡记工程”就为它增加了一个“精神”方面的实例。这个“精神”上的“豆腐渣工程”实施办法之一是如此的简单，就是在大学中，“把马克思主义已经从原来政治学下属的2级学科分离出来，被批为1级学科。”如果说这样的做法再配合着出100万元一本书的教材，而这样的教材又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通过”，那么，在中国全面地展开一个“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建设，你能够说它是“豆腐渣工程”吗？把这样的“工程”建设好了，中国人还不信马克思主义，那才是怪事呢？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否认，如果说在中国要集中一批人要写书，要重新编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要搞一个庞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队伍，就可以解决“地方领导”中的马克思主义过时的问题，那么这恐怕是世界上再简单也不过的工程了。如果这样的“工程”具有它的实效性，那么我怀疑世界上所有发达的国家，也就是说有钱的国家都免不了最后地被马克思化，象美国这样的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危险也是完全存在的；与之相应的是前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也是不能够令人理解的事情，因为这些国家说不上是没有钱的国家，要它们掏几千万美金去搞“马克思主义的工程”，我就不相信它们不肯掏腰包。那个时候，如果胡锦涛是戈尔巴乔夫的高级助手，他建议戈搞上几10个甚至上100个“马克思主义工程”，不就是保住了苏联共产党的江山吗？
关于“工程”的问题，我认为，如果这个“工程”是积木搭建的，那么，它显然是给人看的，以表明此儿童的智慧，但是这个“工程”如果是属于“不可见”之物，又是出于大人只手，那么你对它怎么评估，我就不得而知了！
（5）有钱能买鬼推磨的故事
　　“有钱能买鬼推磨”——这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现在，这句话，被我们的胡总书记给“用活”了，在我们13亿中国人民的面前搞了一个“有钱能买‘马’推磨”的事情。就是说，只要肯出钱，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工程”，马克思会像“鬼”一样的为他“推磨子”。就这个现象，我想起了已故“林彪副统帅”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活学活用”的著名格言，如果说中国历史若还停在了20世纪60-70年代一步没有“前进”的话，那么胡总书记可以被评为“活学活用”的“标兵”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惜历史的脚步（如果有的话）已经走过去了30年，因此，今天我们的胡总书记在要按照“林副统帅”的指示办事的话，就难免会发生一些始料不及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不能够号召我们“13亿人”像60-70年代那样的去学习马克思主义，让脑子里已经灌满了“铜臭”的人去把马克思主义“溶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也不可能在已经搭好了的“经济”的?子上去唱“政治的戏”，所以，一个历史的被迫问题就必然要凸现出来，那就是说，他作为当下的统治者必然要拿出一个以前没有的做法和办法。于是，就有了一个可以被一帮子职业的吹鼓手鼓吹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工程”的东西了。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已经说到了它充其量是一个“豆腐渣工程”的问题，在这一篇文章中，我主要的说一说钱的问题。如果你以为“豆腐渣工程”不花钱，或者少花钱，那么，你肯定是一个没有搞过工程的人，也是一个工程上的“外行”。因为“内行”的人都知道，“豆腐渣工程”其实是世界上最费钱和最花钱的工程。
（6） 毛的不花一分钱和胡的大把花钱
　　众所周知，胡锦涛是“一不读书，二不看报”的邓小平安排下的接班人，接班后，他好像不满足于邓的不学无术。在中共16届4中全会上，当他从江泽民的手里接过了军委主席的班之后，竟然又想打毛的旗子。在“4中全会”召开之际，他用毛泽东“进京赶考”的“故事”来为他的接班行为作背书就是最好的证明。无论怎么说，他要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个有马克思主义水平的人。
就在那个时期，我写作的《论毛的幽灵：兼论胡的招魂和人民的收藏》的文章批评了他的行为的荒唐性，并且指出它必然破产的结局。现在看来，这篇文章中预言的事情好像是准确。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在“搞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可以学习毛泽东不花一分钱。
　　非常明显，他没有这样，而是要大把大把的花钱，以至于把编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花100万的行为当成了一种无尚光荣的事情而大肆地鼓吹之。面对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对于马克思的生平毫无所知的话，那么，马克思写一本书花了多少钱？赚了多少钱的问题不是可以提得出来吗？我虽然不是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谈不上对马克思了解的很多，但是，我起码知道马克思一生都生活在贫困之中。他在长期的流亡生活中，自己本人和家庭多亏了好朋友恩格斯的资助，才不至于饿死。情况即使这样，我们也还是发现了一个天大的不公道现象：一个出了如此丰富作品的家庭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贫穷和疾病所笼罩和折磨，他的几个儿女的夭折、早死都直接与无钱看病有关。至于说到他自己写作的论述货币的手稿，因为没有货币可以寄出去的困境与尴尬，他的传记作家已经说得很明白的了。如果说在这里，我们用中国人关于宿命的观点可以解释马克思的命中注定的贫困的话，那么人们观察马克思主义首先在贫穷的国家和不发达地区得势的现象，就不会感觉到更大更多的意外了。
　　上述的问题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综合地看，马克思主义同世界上古老而又原始的宗教一样，不是一个花钱就能够买来的东西。因此，作为穷人的“精神鸦片”在一定的时期它与贫穷的社会和贫穷社会中的人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如果说这种现象也同时的注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一个脱贫的社会中必然要失去作用的话，我们就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胡记工程”的最终的成败做出肯定的判断了。
　　毛泽东得势于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就是人民要求真理却又对真理盲目无知。就第一点看，首先是人民的要求，这种要求既广泛，又迫切；但是与此相关的第二点却是人民对真理的极端的无知。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代”，“枪杆子就是真理”的话，那么毛泽东——这中国社会上的最大的“枪杆子”——变成为“真理的化身”就不是一个偶然的现像或者事件了。这样，在“枪杆子革命”结束的时期，真理问题浮出水面就事出必然。
　　如果上述的情况可以被我们认真地研究，在毛泽东“请”出了马克思这尊“神”的时候，一个人民社会中间的真理的象征性出世，就构成了我个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容。在这里，马克思虽然被毛泽东解释成为20世纪的“枪杆子主义”，但是人民对这个“主义”的学习却有着一个和“枪杆子主义”截然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在人民事实上已经摒弃了“枪杆子”而要求“笔杆子主义”时，真理之大门就有可能被打开！一旦真理的大门被打开，“真理之库”中存放的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萨特主义甚至和尼克松主义、里根主义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如果说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话，那么胡锦涛对于它一窍不通就谈不上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了。可见，胡在这里也不过是要搞他自己的“工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工程”也不外是“胡锦涛工程”的一个“金字招牌”。
　　（7）“和谐社会”中的“牛粪工程”
　　鲁迅先生的小说中有一个叫“9斤老太爷”的人，他出生时的重量足足有9斤，是当时村庄里很受人羡慕的事情，但是很不幸，他家以后出生的孩子一代被一代轻，由9斤下降到8斤、7斤……，以至于使老太爷发出的“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叹显得有根有据。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也是一样，毛泽东好像是一个“9斤老太爷”，到了胡这些“孙子辈”时，已经连6斤都不够了。
毛泽东在谈革命时，从来不谈钱，但是到江泽民、胡锦涛这些人的时候，不谈钱就无话可说了。讲泽民的“闷声发大财”和吵吵嚷嚷地铸世纪之鼎，与胡锦涛的“马克思主义工程”都离不了钱。如果说“革命的份量”在这里随着钱的数量在下降的话，那么，到胡的时候，已经完成了“革命的金钱化”。如果说钱花的越来越多的话，那岂不是办事的人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了，到最后只要有钱，不是可以买来一个“和谐社会”吗？
　　就以给胡作高参的这些人的水平来说吧，他们认为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其所以在高校吃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教材花的钱太少了是一个原因。用他们的话说：“现在一般学者出一本书，5万块钱的成本足够了”，因此，这样的低成本的东西不受大学生们的喜欢，好像是有道理的，所以只要给教材的投入大大增加，达到每一本书100万，那么这样的书就不会没有人看的。如果由这样的书组织成的一个庞大的“工程”覆盖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统治不就是固若金汤的吗？不论怎么说，在胡的逻辑中，完全地包含着这样的内容。
　　就在“胡记工程”这样的大把大把花钱的同时，中国教育界传出的内蒙古有关学校因为
无钱买烤火煤而烧牛粪的消息岂不是令人心伤，因寒冷而学校面临着关门的危险，就是今天中国教育界贫困现象的一个缩影。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内蒙古教育局能够获得一本书所花的钱的资助的话，孩子们就不会在上学的路上因拾牛粪而耽搁学业，老师没们也就不会为如何能够熬过寒冬而发愁。如果说儿童们的教育也是一项工程的话，那么它同“马克思主义的工程”比较起来，就等于是“牛粪工程”了，而这样的“牛粪工程”在“和谐社会”中，肯定是数以万记的。在这篇短文中，我不可能列举大量的事实来证明我的论点，我相信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会否认中国在教育上的贫穷。就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官方报导的贫困学校的带课老师因为没有钱买粉笔，而用石灰块在黑板上写字的消息使我叹息，我不知道这样的消息被参与设计“胡记工程”的高参们了解不了解？就这一点来看，中国是太贫穷了，贫穷到骨头里了！这与胡总书记在前几天访问朝鲜和越南时的大把大把撒美金的“富临政策”是极不“和谐”的。
　　论述至此，我们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胡在宣扬自己的“工程”的时候，如果不肯掏腰包，要运用前毛泽东时代的那种不花钱而办事的土办法来应付目前的“马克思主义过时”问题，那些已经在邓小平式的“改革”中被养得肥肥胖胖的“地方领导”就免不了要讥笑胡锦涛“小气”。所以也许正是为了应付他们，胡锦涛才用大把花钱的这一套诱惑他们。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一套办法是否有效，终究也是一个问题？在那些妻妾成群，脑满肠肥的“地方当权派”的心目中，那个生前坐在伦敦博物馆里辛苦写书的马克思不就是显得很“穷酸”吗？因此若要给这些人以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把它放进“钱眼”，这些人是不会用正眼看它的。因此胡——这个从“地方领导”上来的、因此对“地方领导”的政治本性和品格掌握得一清二楚的人，在如何对待和处理“地方领导”中的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过时的问题）时，他是胸有成竹的，那就是：用钱哄、用钱买、用钱骗——有谁能够否认这是上下互动式的“和谐”呢？
　　把胡的这个做法和毛一对比，人们便可以发现问题的，俗语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好，我们就比一比。在毛活着的时候，他一旦发现谁不搞马克思主义，就鼓动人民群众“造反”，把他“拉下马”，“打倒”，并且还要“批倒批臭”，其做法之严厉，使“地方当权派”把他当秦始皇看；胡锦涛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人，所以他搞不了“前毛泽东时代”的那一套，他的办法就是得过且过，并且容许“地方领导”腐化堕落，因为中国的传统的统治术中就讲究这个，腐化堕落的家伙们心里到底有鬼，而正是利用他们“心里有鬼”的这一点，最高领导就可以非常容易地牵住他们的鼻子走，叫他们往西，他们不敢往东。经我这么一说，如果你认为胡锦涛心里无鬼那就是误会，实际他心里的鬼更大（没有人民的同意，他窃取了国家主席的职位），于是我们就发现了“第二种和谐”，即大鬼和小鬼的“互动”，即中央和地方的“和谐”。
（8）脸上贴金与脸上摸屎
　　胡锦涛和他们的高参们认为大把大把地花人民的血汗钱，用这样的行为去搞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工程”是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但是在我们中国——这个早已经都不“和谐”的社会中，他和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思想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差距，以至于在“胡记工程”在网上公布后迎来了网民的一片批评之声：针对“中央花巨资整顿”的话网民质问：“为什么不把巨资投向百姓急需的医疗、教育等领域？”针对一本书花100万的事情，网民批评：“用100万元的书给人洗脑，可能吗？”“书出了，有人看吗？有人学吗？集体组织有谁能听得进去，又有谁是真马列？不要自欺欺人了，求你了，留些钱给孩子读书吧！”
诸位这就是“胡记工程”曝光后普通民众的反映，如果说在这样的反映中，我们可以发现人民对这个政治上精神上的“豆腐渣工程”表示出极大的厌恶的话，那么靠这样的“工程”要扭转中国人对已经失势了的“统治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不就是痴心妄想吗？也正是发现了上述的现象，我们才看到了如下的情况，那就是“胡记工程”如果不被放进钱眼，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巨资”做后盾，那么有谁去正眼瞧它一下呢？正因为是钱的力量的存在，所以，这个“牛粪工程”才在表面上发光，胡才可以向社会炫耀之。就这个现象，我们去重温著名的科学家兼哲学家波普尔的话：“钞票太多的结果是思想太少”，不就是可以大有收获的吗？的确，当这样的“工程”若不是建设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和精神里面，而是出了10本、100本、1000本、甚至10000本有关鼓吹马克思主义的书，不是“废纸”一堆又是什么呢？在21世纪，这堆“废纸”将注定要进入历史的垃圾堆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中国，就有这么一些的人，他们在给自己的脸上贴金的时候，往往会弄到事与愿违的地步，也就说，金不但没有贴到脸上，反而给脸上摸了屎。“胡记马克思主义工程”对于胡锦涛来说，就是这样。本来，他想用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东西来为他建立一个可以和江泽民以争高低的“世纪工程”，但是到头来，这个“工程”的“牛粪”性质在被暴露出来之后，“牛粪”不就是沾在了脸上了吗？说到这里，胡锦涛如果真懂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从“金字招牌工程”到“牛粪工程”的辩证法，他就不得不承认！◇(
】（9）关于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些奇怪现象
人类的历史上曾经产生了这样个别的天才人物，他们用理论的方式可以成功地预言自己身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事情，其准确性之高和判断之微妙令后人望尘莫及。生活在17世纪的培根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成功地预言了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统治问题，把一个他的时代的纯粹想像式的事情描绘的活灵活现，以至于我们在今天读到这些话语时，感觉到它好像是说于昨天，而不是17世纪。关于这一点，我在写作《论民运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文章中，已经详细地说到了它，此处不在赘述。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想说，我发现马克思是继培根之后的又一个人，他在24岁的年龄上（这就是我说的“青年马克思”的缘故）对当时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所作出的批判，好像是对我们今天的“胡记工程”的批判。我这么一说，读者们可能会问：“事情真的就这么玄乎吗？”我回答：“是！”
1842年，24岁的马克思写作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当时还不是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对于当时德国的思想制度和书报检查、精神控制的制度作了非常有力的抨击和十分精彩的批判，文章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天才的德国青年热爱自由、向往自由的高尚情操，也对那些以政府的力量控制人的思想和精神的专制行为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但是历史捉弄人的地方就在于过了163年后，被青年马克思所批判的东西正好落在了这些口口声声要“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当权派们的头上。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被青年马克思批得体无完肤的普鲁士思想控制制度又好像十分完好地被中国的胡锦涛这些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给继承了。在这里，如果认为历史和我们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的话，那么我们为这个玩笑所正在付出的代价就的确太大了！
为了使我上面所说的话有根有据，这篇文章的写作就不得不变化一个法子，也就是说，在这篇文章中，我自己不准备直接发表议论，主要是摘抄《部份地方领导称马克思主义过时，中央花巨资整顿》的文章中的原话（这些话都带引号），然后引用青年马克思的话对它进行批判。如果说在这样做的时候，中间出现不连接的地方，我就索性加上几句注解的话，用“武注”标记，以便区别。职此之故，如果有的读者认为这篇文章中没有我个人的东西，那么他就不失为有心人。
A：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工程，“一年多前，中央在决定实施这一工程时，主要布置了5项任务：1是加强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3个代表的这3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研究；2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的重新翻译阐述；3是建设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4是编写能够充分体现具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特色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3本高校基本理论教材和能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6本高校教材，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后来又加上了4本高校政治理论公共课教材，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3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5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建设。”
马克思的批评：“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虚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允许的唯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照耀下都闪烁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却只准许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色彩。”
B：
“马克思主义怎么会过时呢？”程恩富──这个直接参与了“胡记工程”建设的人好像不相信这样的事实，因此他在提出了问题之后，又用骄傲的口气说：“你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给你解答。”正因为他持这样的一种看法和观点，所以“他认为现在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抱怀疑态度，是因为根本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了解”。
马克思的批评：“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性的形式。?风格如其人?，可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不允许我用自己的风格写作，我只能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是必须使这种精神面貌具有一种指定的表情！哪一个人不为这种无理的要求脸红呢？”
武注：1、设计和参与“胡记工程”的人要公然对抗马克思，让马克思一个人在世界和中国“占有真理”，并且认为在这种“占有”之外，世界上就没有真理了。在上面，我运用马克思的原话驳斥了他们，以让人们看清楚这些所谓的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是怎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马克思的。 2、马克思所说的“我”，可以理解成狭义上的马克思本人，也可以理解成广义上的“我”，即每一个人都可以对号入座的“我”。 3、“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实际上是指“统治的马克思主义”，“胡记工程”中的人连这一点也不懂，还能够教导别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吗？中国人再也不能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错误了！
C：
“教材提纲是由政治局常委审定通过。”
“据了解，这一工程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日常的组织工作由中宣部负责，由一批资深专家组成工程谘询委员会。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也成立了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领导小组，统一组织课题的研究。包括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和国防大学在内的全国7个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3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基地，中联部、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教育部和中联部等，都承担了相应任务。”
“据称，13本教材中，4本已经政治局常委审订。……3本基础理论教材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概论》和6本重点教材中的3本的提纲，已通过了学术谘询委员会的审定，正在等待政治局常委审定。”
马克思的批判：“把类的完美硬归于特殊的个体，”“你们竟把个别官员说成是能窥探别人心灵和无所不知的人，说成是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家，并把他们同德尔斐城的阿波罗相提并论！”“你们把自己的国家制度估计得如此之高，竟认为这些制度使软弱的人，平凡的人──官员们成为神圣的人，能替他们把不能够的事变成为可能……在你们看来，官员们在处理问题时完全没有个人纠葛，没有恩怨，不会感情弄事，不会心胸狭窄，也没有人类的弱点。”“可是，假如这些人真是一些哪一个国家也找不出来的人（因为任何国家都没有见过完全由万能的天才和博学的才子组成的整个阶级），那么挑选这些人才的人所具有的天才又该比他们高出多少啊！为了证明在学术界无声无臭的官员们的确有万能的学术才能，这些挑选者又该具有多么神秘的法术!啊！”
武注：1、马克思批的实在是太好了！太妙了！太尖锐了！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言简意赅，痛快淋漓！ 2、按照马克思“类的完美”不能够“归于特殊的个体”的教导，使我想起了如下的人：高岗、彭得怀、刘少奇、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华国锋、胡耀邦、胡启立、赵紫阳等等，不都曾经是政治局常委吗？其中的一些人还是党的主席或者总书记呢？因此认为只要抬出了“政治局”就认为可以吓唬倒人，实在是3岁小孩子的见解。靠持有如此见解的人去“设计”“胡记工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认为这些人可以“把”好马克思主义“关”的观点，不但幼稚，而且可笑！毛早就说过：“我党懂马列的不多”。 3、如果我们中国人在搞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的话，那么它就是“中央要出修正主义”，或者说“修正主义都出在中央”，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教材”由政治局一审定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自欺欺人又是什么呢？就我这个年龄的人（我出生于1949年）来讲，谁只要相信“中央”出马克思主义就是大傻瓜！
D；
“正在筹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对工程具有重要意义。据李崇富介绍，新的学院将比原来的马列研究所范围更大、人力更强；原来马列研究所的编制是75人，现在学院中编制的是200人，学科建设更全面，将分成5个研究部……。”“工程实施”之后，“马克思主义已经从原来的政治学下属的2级学科分离出来，被批为1级学科。”
武注：以上的情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各种在中国的地位不断地上升，已经升到了“一级科学”的高度。马克思主义研究地位的升高，又表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升级，于是，“胡记工程”就给权力与真理划了个等号，且听马克思是怎样批评的：
马克思的批评：“对真理的探讨本应该是真实的，真实的探讨应本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分散了的环节在结果中是互相结合的。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该随着对象的改变而改变吗？当对像欢笑的时候，探讨却应当摆出严肃的样子；当对像令人讨厌的时候，探讨应该是谦虚的。这样以来，你们就损害了主体的权利，也损害了客体的权利。”
武注：听到了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马克思说的“主体”是指你们自己，而“客体”在今天就是马克思本人和马克思主义！你们这样的做法不但损害了你们自己，也同时损害了马克思！
马克思的批评：“你们抽像的理解真理，把精神变成了枯躁的地记录真理的裁判官。”
武注：说得多么好啊！你们这些“枯燥”的人和低能的精神“裁判官”！丰富多彩的马克思主义在你们的“牛粪工程”中有可能变成“一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泽东语），多么可惜啊！
E：
胡记“马克思主义工程”的设计这们竟然公开承认，他们“把一些过去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被放进去了。例如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过去讲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这个基本不讲。还有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化、世界市场、，恩格斯和列宁晚年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些看法，这些从前的教科书都不讲，现在也要把它们发掘出来。”
武注：于上述“放”的行为有关的是，请注意：狗屁不通的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3个代表和将要产“生出”来的胡锦涛理论都可以被“放进”马克思主义中去，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不就是变成了一个中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了吗？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经作了如下的批评：
马克思的批评：“我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以上的马克思话语，只有这一句不是出于《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10）几点说明：
诸位：在胡锦涛还没有请出马克思的时候，我已经先于他请出了马克思。但是，朋友们，你如果是一个素有马克思主义教养的人，你就会发现，我请出的这个马克思不同于“胡记工程”中的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他是24岁的马克思，因此我叫他“青年马克思”。这个马克思没有统治任何人的思想和意识，只想着要使每一个人的“精神的太阳”和“大自然”中的太阳一样地“闪烁着无穷无尽的色彩”。我就信这个马克思！如果说这个马克思也带有一个主义的话，我就相信这个马克思主义！
以鄙人的见解，我们中国是在56年以前就已经染上“马克思病”（它同2002年的萨斯，今年的禽流感一样的可怕），但是，在这种“病”的治疗过程中，马克思也可以是一剂“药方”，这个“药方”也可以治病，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这就叫“马病马治”。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
－－被马克思主义糟蹋的中国和被中国糟蹋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爱尔兰）郁申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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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13日讯】五月五日是马克思诞生一百九十一周年纪念日。苏联和东欧民主化后，马克思的灵火已暗淡到近乎熄灭的程度。原因无他，连仍然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在邓江时代，也只把马克思主义写在宪法上装门面，或者死前争当马克思的孝子，以“向马克思报到”为荣，实际推行的则是不讲主义的实用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又成“显学”
也是马克思主义命不该绝，赶上中国改朝换代，胡锦涛登基，马克思主义又在中国回光返照了。论辈份胡锦涛只是马克思的灰孙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感情，半是早年接受的“正统”教育所致，半是黔驴技穷的无奈选择。因为他坐的龙椅搁在火焰山上，屁股无时不受火烧火燎，他能求助的只有共产党先祖的那点法宝，所以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当作铁扇公主的灭火芭蕉扇扛在肩上，然后一头往毛泽东时代倒走，嘴里唱的是实现真正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
中国大地一时时光倒流，恍惚又回到胡锦涛当政治辅导员的时代。马克思主义重新披挂上阵，各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室又活跃起来。一些御用理论家为了让马克思和跛足经济改革挂鈎，自圆其说地提出马克思支持市场经济等“新见解”，一时马克思主义又成了“显学”。
马克思的主要观点大部分在那篇《共产党宣言》里。
《共产党宣言》宣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到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产阶级已在欧洲占主导地位，他们的对立面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无产阶级要解放，唯一的道路就是组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然后消灭资产阶级和私有制。不仅如此，无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还得用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暴力）去消灭阶级，最终走向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
这些要旨正是从列宁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支柱，说马克思主义至今没有得到实践的证实也就不能证伪不无牵强。还有人喜欢强调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按照马克思的上述原则，哪里还有兑现这句话的条件和空间？
当然，我没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就不从理论上下论断。何况，理论是灰色的，只有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既是深奥理论的来源，又是理解它的钥匙。
西方社会的阶级意识
本来，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我辈从小接受这两个词的洗礼，以为它们的意思十分简单明了。直到我移居西方后的某一天，触及到西方社会深层和真实的一面，才豁然明白阶级（层）这个词的真谛。
那是我到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不久的事。因为居住的需要，我来不及充分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就根据资金草草买了一幢中等价位的房子，住进去后才知道周围邻居大多数是工薪阶层，就是通常说的中产阶级。一次，我和一位邻居在门口的花园里聊天，无意中谈起了房价，邻居信手指着狭窄马路对面的一排房子说，那边房子的价格只是我们这里的一半。我一惊，对面房子不过老式陈旧一点，大小和我们的差不了多少，房价差两、三万镑是合理的，整整差一半却有点匪夷所思。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邻居却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说，那房子都是政府给吃救济的人免费居住的，后来有些人找到了工作，就花低廉的价格向政府买下，然后再转手倒卖出去，这样的房子当然没多少人会要，因为周围邻居都是吃救济的。他不能明说，但已告诉我那里是贫民窟。
后来我问一个相熟的朋友，他是一位退休工人，他这样对我解释：“比如我明天中了一个百万镑的彩票，我买得起D区（都柏林最高级的住宅区）的房子，但我不会去买。”
我又奇怪了：“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去那里居住，但那里的邻居不会跟我交往，那里的太太们甚至不会跟我妻子说话，这种地方我能去住吗？”
我更费解了：“为什么？”
“因为住在那里的都是医生律师银行家，我们不属于他们那个阶层，同样原因，我也决不会搬到吃政府救济的穷人区去，也不愿和他们打交道。”
这位退休工人是很善良的教徒，经常宣讲宽容和慈悲，但他说到贫民区时的语气毫不留情，看得出那不是出于歧视，一如他说到他不住进高级住宅区时不是出于自卑，而是对根深蒂固的阶层意识的认可和顺从。
原来那些在我看来没明显差别的一片片两层楼房子，什么地段是什么价格住着什么人泾渭分明，分明到一段一块画地为牢的地步。比如，一个医生或律师会在工薪族或穷人区开业，但他们决不会居住在那里，哪怕每天开车来回奔波，也一定要去住高级或比较高级的住宅区。如今不同阶层人的衣食住行的差别很小，以至在公共场合几乎难以分辨，于是，上层社会那些不肯降尊纡贵的人，就用一些高雅词语保持身份，以此不混同于其它阶层。
欧洲历史上的阶层和阶级
上面说的是爱尔兰和英国人的阶层意识，事实上，整个西欧都存在着相同的情况，甚至以欧洲移民为主堪称最平民化的美国也概莫能外。联系到这些国家民主法治建设已上百年，人人平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却仍然没能冲决落后的阶层意识，显见阶层（级）形态在欧洲历史上源远流长。
古代欧洲一贯重阶层意识轻民族国家观念，所以王公们只在各国皇室间互相通婚，以保持皇族的高贵血统。当一个王朝灭亡或者一个国家宣布独立（这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是经常发生的），如果本国没有王室后裔，国民就从国外寻找一位王子登基为王。譬如，希腊一八三○年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对希腊有影响力的法、俄、英“建议”：希腊应该建立君主制国家。于是，希腊人请来一位巴伐利亚王子统治雅典，因王子执政无能被轰走，他们再请丹麦王储的二儿子来统治他们，就是延续至今的希腊皇室。
而皇室以下是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他们组成上流社会，过着和平民完全不同的生活，贵族和平民之间有着森严的壁垒。
阶级斗争学说的失败
这就是马克思出生长大的社会环境，阶层意识一直是他思维的重要部分。当他看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和工人尖锐对立时，他的阶层意识立即转化为有产和无产两个阶级的斗争意识。为解决这个社会矛盾，他潜心研究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方式，提出了“剩余价值论”，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和阶级对抗的根源。
马克思揭露的资本主义的弊端是准确的，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许多作品就是当时社会的佐证。但上世纪至今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马克思指出的方向却是错误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东欧均以失败告终；而阶级斗争本该最激烈的西欧，却采取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处理纷争，不断化解此伏彼起的阶级斗争，最后在调和和改良中实现和平共处。
当下西欧社会，尽管市民们强烈地保持着阶层意识，但阶层之间不仅没有尖锐的冲突，还都认可和满足这种社会现状。因为那些最底层的吃救济者，靠富人和工薪阶层的纳税生活，他们不用干活又衣食无忧医疗全保，还有什么理由去造反？同时，完善的民主和法治保障了每个阶层人们的政治权利，使他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超越法律的冒犯言行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阶层意识再顽固，地区差别再大，都是“潜意识潜规则”，并没有打破社会应有的和谐和平衡。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偏颇
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经不起实践，学说中有些概念本身也不合逻辑。
《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特指资本家和为资本家干活的工人，《共产党宣言》最后高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实，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欧洲以外的大部分地区还不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然而这个宣言却号召全世界（而不是限于欧洲）无产者结成统一战线，这是脱离当时历史现实的无的放矢。
这不是咬文嚼字抠字眼，马克思主义就是靠这样的理论和口号向全世界传播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苏俄的一手操办下，生搬硬套马克思理论的产物。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产业工人仅二百万左右，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
当时梁启超就明确指出：“我根本不相信中国有所谓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对峙。若勉强要找中国阶级的分野，或者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还成个名词。”“至于从‘洋八股’里贩来有产、无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中国我认为绝对不适用。”梁启超对当时中国现状的精辟分析，是基于对中国历史的把握。
综观中国历史正好和欧洲相反，与强烈的民族意识相比，中国（主要是汉族）的阶层意识可以忽略不记。尤其是秦朝以后，中国的皇帝视周边四夷为野蛮之地，那里都是年年进贡的附属国，皇帝哪里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屈尊和附属国王室联姻。同时中国帝王妃嫔无数，也没法找到这么多外国公主，更不可能保持贵族血统。所以中国皇帝纳外藩公主为妃，或中国公主下嫁异族王公都是政治军事目的“和亲”，即通过婚姻消弭战事，按现代话说是公开施美人计。所以一出“昭君出塞”，一出“文成公主入藏”的戏文（她们两位还不是正宗的公主），戚戚惨惨哭哭啼啼唱了几百年，至今还把她们当作为民族和解而献身的榜样。欧洲人看了肯定会错愕得云里雾里，犹如我们无法想像请一位外国王储来当自己国家的国王。
再说，连朱元璋那样的无业流民都能做皇帝，再加一个科举制度，只要金榜题名立即就进入贵人的行列。而且中国乡村社会讲究的是宗族亲疏，同姓同宗就是一家人，贵贱富贫的分别都在其次。有钱的缙绅恪守“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宁可本乡本土郎才女貌的般配，也很少去外乡异族门当户对，哪里有欧洲式的不越雷池一步的阶层划分？
被马克思主义糟蹋的中国
可惜在当时的中国，梁启超的真知灼见只是空谷足音。一些去外国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究，不深入了解欧洲的社会实况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背景，只从书本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又罔顾中国现实竭力鼓吹，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站住了脚。
而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党员，有的如王明、瞿秋白、张闻天等直接去苏联留学；有的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去法国等欧洲国家勤工俭学，他们一边和当地工人一起打工，一边参与工人运动，他们得到的正好是马克思所说的被资本家剥削和搞阶级斗争的经验。这些人回国后不是仿效苏联搞城市武装起义，就是策动城市工人罢工，都因不符合国情而惨遭失败。还是草头王毛泽东比他们高明，他去农村搞农民运动，发动贫雇农斗地主富农分田分地，在农村建立共产党的武装，搞地方割据，这条路竟然给他走通了。
一九三八年，又一个先见之明者梁漱溟访问延安，他和毛泽东交谈时指出阶级斗争观的错误。梁漱溟用民间谚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说明中国不存在类似西洋中古时期的地主兼领主对农奴，或近代资本家对劳工那样的阶级对峙，提醒毛泽东不要忽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要“认识旧中国，建设新中国”。
梁漱溟毕竟是做学问的人，他哪里能看透政治无赖毛泽东的聪明。他知道，中国农民没有阶级意识，但不缺乏“不患寡患不均”和杀富济贫的恶习，他不过是借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口号用流氓无赖手段实现他当皇帝的梦，但他不能对梁漱溟说破这个心计。他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个幌子，既可得到苏联的物质支援又可赢得国内知识分子的舆论支持，和梁漱溟谈话本身也是他宣传自己的手段，他要向中国人展示他的新思想和他未来的新政。
毛泽东当了皇上后，虽然叫嚣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效法秦始皇焚书坑儒搞反右运动镇压知识分子，追随朱元璋“火烧庆功楼”搞文革，诛杀刘少奇等大批和他一起打江山的能臣，但他嘴上挂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最后斗到民不聊生冤魂遍野。
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惨败后，知识分子提出中国应该搞政治体制改革，走西方式的民主法治之路时，邓小平为了维持自己和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又提出了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挂羊头卖狗肉地贴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标签。这个“特色”就是在采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时，在政治上继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坚持共产党的暴力统治，并用新的形式制造新的阶级敌人，不断地用“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安定团结”等罪名镇压异己分子。百万学生和市民上街和平抗议，在邓小平眼中也是阶级敌人，所以毫无人性地调动军队坦克疯狂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他自己也在“胜利”中身败名裂。
这就是被马克思主义糟蹋了半个世纪的中国。
被中国糟蹋的马克思主义
轮到江泽民当朝后，他干脆把“中国特色”推向极致，连资本家也可以入党，马克思主义号召工人去打倒的对象，如今都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这些有钱的党员，如今明目张胆地和早已不代表无产阶级的执政党连手，再加被收买的各行业的精英，共同组成在马克思时代中国不存在的（权贵）资产阶级。同时，马克思时代中国也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经过毛、邓、江三代的折腾，如今却浩浩荡荡地形成了被压迫和剥削的失业工人，和在底层挣扎的农民，与权贵资产阶级形成了水火不相容的对峙。到此，马克思阐述的无产和资产两个阶级的斗争，终于出现在中国大地，马克思主义也最终被中国的现实彻底颠覆。
下面这个啼笑皆非的故事对此作了生动的注解。
真实的寓言：到马克思故居嫖妓
这是时下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出国旅游团，他们出来的名义是来欧洲公务考察，能享受这种出差的当然是权贵资产阶级的代表了。一行人用一天时间在瑞士完成全部公务后，开始了两周的欧洲游程。那天，他们早上从巴黎出发，中午到达布鲁塞尔，天色将晚时抵达卢森堡，在一座乡村旅馆吃了西餐后，大家同时被一个欲念支配——去红灯区开洋荤。翻译用英语问旅馆的小姐，附近是否有Red House（红灯区）？小姐说，卢森堡太小，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她建议他们开二十分钟车程，去德国一个叫TRIER的城市，那里有些表演什么的名堂。这些人立即两眼放光，催着司机漏夜赶去。
很快看到写着TRIER的城市了，再进入以为设有红灯区的市中心。他们下车问路，对方已是说德语的德国人了。一位懂点英语的德国老人听到问“Red House”在哪？再看他们的东方人面孔，就说：“你们是中国人吧？是共产党员吧？”他们有点难为情，为自己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寻找红灯区。老人说，前行第二个路口就是。
那条街静谧整洁，没有闪烁的霓虹灯，不像有什么红色（应该说是黄色）的东西。直到拐角处才看到第二栋楼带点红色，底楼和二楼的房子里面刷着粉红色，还亮着灯，有那么点意思。大家兴奋得走近去，迎面撞见门墙上一个熟悉的头像。“那是谁？”“是马克思！”……
对了，TRIER就是特里尔，马克思出生的地方，这幢房子就是马克思的故居。来自中国的“孝子贤孙”就这样来朝拜老祖宗马克思了。
这是我读到的一个导游写的真实记录，我本人是编不出这种故事的。中国现实中的荒诞和离奇向来超过中国作家的想像力，特此申明。
按照原来的写作计划，《胡记马克思主义工程批评》的文章就写这么3篇，但是，问题一经提出了出来之后，就被我原先设想的要复杂一点，因为在以上的3篇文章，没有一篇涉及到胡锦涛和他的班子的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于是就有了写作下一篇文章的必要。这样以来，要写的下一篇文章就只好作为“末篇”续在其后，副标题是“宋保哲与胡锦涛”。为什么起这样的一个题目，读了它你就会知道。如果一切正常，它也许会很快写成！2005-11-9
吴菊：揭开画皮 (序言)
作者：吴菊 彭功延 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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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11日讯】自从中共在一九四九年打败蒋介石并取得对中国大陆的统治权以后，马克思主义便在中国大陆正式付诸实践。由于刚从战争中走来，中共还能记起他们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车拉肩扛送来的，还能理解并珍惜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谊。尽管这时他们执政水平不高，工作能力不强，但他们自觉自律地为人民做些好事的热忱，使他们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这也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人心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可惜好景不长，马克思主义作为强权政治的典范，其弊端便不断以或“左”或“右”的面目出现。继之以真枪实炮的战争结束不久，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路线斗争又纷纷登场。虽然人民精神上恐惧，生活上艰难，但人民仍然天真地相信，这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的必要，并虔诚地做到“毛主席挥手我们向前”。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上台。邓全面否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果敢地打开国门，使我们有机会向外看。通过纵向横向的对比，却令我们羞愧无比，痛苦万端。曾经被我们歌颂的往事，却原来是一场恶梦，“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实实在在地带给了我们一场劫难：长期以来，在精神上我们确实谈不上心情舒畅，因为我们必须处处小心，以免稍有不慎而被上纲上线；在经济上，同是在战争废墟上建立的国家，我们比日本、德国相去甚远，与韩国、台湾也难以比肩。
竟有人认为，我国幅员太广影响了经济发展。这种人数典忘祖，这是对祖宗的亵渎和污蔑。因为国大只能是优势而非包袱，况且国变大不易，国变小不难。从此，什么“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个个大大的问号在我们头脑中回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气氛趋于缓和，经济工作成为全党工作的重点。人民曾经豪情满怀，信心倍添。国人以其特有的思维定式，以为明主又君临人间。后几年我国经济建设确实取得较快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政治腐败几乎随之而生，政治剥削呈恶性漫延。随着裙带关系、世袭制度、衙门作风、密室政治等封建主义政治倾向竟相登场，经济发展也开始举步艰难。面对于斯，人民痛苦，人民迷茫，人民实在不愿意看到如此年轻的共和国就这样毁于一旦。怀着满腔热血，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莘莘学子两度走上街头，以死苦谏，希望中共迷途知返。但到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终于撕下了伪善的假面具，露出了丑恶狰狞的嘴脸，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人民下了毒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
六四学生运动失败了，人们对中共的幻想也破灭了，人心归于沉寂。但六四的精神不会死，她敲响了马克思主义的丧钟，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她成为世界历史上高高耸立着的一块不朽的丰碑。同时，她也促使国内有识之士以严肃、认真、冷静的态度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政权。
结合国内外政治、经济的理论学说和实践，我们依次思考了如下几个几个基本问题：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不是中国各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第二，剩余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经济剥削是否存在？第三，资本主义是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是否必然胜利？第四，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煞有介事，是否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勿庸置疑，这在中共自己的教条中都能找肯定的证据或答案。但我们首先发现第一条是不能成立的，它所谓“是”的答案不过是中共的自许。不仅如此，标榜以消灭剥削消灭压迫为己任的共产党自己已经堕落成一个剥削压迫他人的阶级。以此为突破口，我们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发现这一切都是错误的，是一个大大的骗局。曾经天真地相信“至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正确的”我们，最后只能宣布：必须像反掉“坚持两个凡是”和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一样，坚决反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
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土崩瓦解和苏联帝国的分崩离析绝非偶然，它昭示着马克思主义的穷途末路。我们相信中共肯定深明其中的道理，但中共却抱残守缺，背道而驰，顽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也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造就了“无私无畏”“救苦救难”的活“神”──共产党，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正可以以这个活“神” 自居，欺世盗名，达到自己丑恶的目的，特别是用作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专制的思想武器。四项基本原则既是中共专制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共坚持专制的旦旦誓词。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专制指南，马克思主义则证明共产党专制有理。社会主义制度是实施专制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是实施专制的工具。四者相辅相承，浑然一体。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可能会引起少数马克思主义信徒的猜忌，以为我们是资产者，怀着所谓资产阶级的偏见和敌意。相反，我们至今仍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我们正属于那绝望的“无产者”，在无奈之中才反戈一击。
同时，通过对中共政权运作方式的考察，我们十分惊叹中共几十年坚持不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灌输和绝对排斥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侵蚀的努力是十分成功的。尽管马克思主义漏洞百出，谎话连篇，但我们却曾真的把它奉为真理而不敢稍加怀疑，直至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论”、“剩余价值论”、“生产力决定论”等观点还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那样的根深蒂固，视为不须论证的公理。由此，我们也认识到，禁锢言论、禁锢思想的伎俩是多么的可怕，真真是民主制度最凶恶的敌人。
本文不仅在于破除马克思主义的迷信，我们还力求对被中共搞得神秘兮兮的“政治”的本质进行正本清源。我们认为，政治的本源是民主，民主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必然，它超越历史，超越时代，是民心所向，是大势所趋。它是发现真理克服谬误的法宝，也是实现团结走向胜利的凝结剂。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我国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提纲挈领的分析。
坚冰即将被打破，枷锁即将被砸碎。虽然黎明前的黑暗总会更加凝重，但黎明已到，天亮还会远吗？！我们劝勉民主战士不屈不挠，继续努力；我们敦促专制分子审时度势，认清形势。愿我们大家都能以真诚的态度团结一致，携手共进，去迎接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灿烂明天！
请将此文转给所有热爱民主、热爱自由和热衷独裁、热衷专制的人们！
吴 菊
彭功延
揭开画皮 (一)
作者：吴菊 彭功延 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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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12日讯】
第一章 彻底戳穿马克思主义的谎言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份，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三者可谓三位一体。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论证工具，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政治结论。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从不讳言他的政治经济学是所谓“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这就决定了他的学说绝不可能属于全人类，也不可能适用于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时期，它必然具有不可避免的狭隘性和盲目性。他在这部份论述中，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以“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并据此断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
然而，谬论永远经不起思辩和现实的检验。
一、“剩余价值”学说的经济学缺陷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最引以为自豪的“两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一切政治观点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所谓剩余价值就是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以上的那部份价值。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归宿，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源泉。
为了揭露剩余价值的“秘密”，马克思搞了一大堆的概念，诸如具体劳动和抽像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使用价值和价值、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等等，不一而足。对剩余价值最具有直接意义的概念便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马克思认为，所谓不变资本，即资本家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份资本。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的，在生产过程中，它只是转换了存在的物质形式，而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所以马克思把它叫作不变资本。所谓可变资本，即资本家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份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再生产了自己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的余额，这部份资本从不变量变为可变量，所以马克思把它叫作可变资本。马克思由此推断，不变资本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只有可变资本才能带来剩余价值，只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才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或者干脆说，剩余价值本来应该归工人所有，却被资本家无端强占了。
对于马克思的无稽之谈，也许早就有人不服气了，也许早就有人争辩道，所谓的剩余价值应当是由不变资本或全部资本带来的。但究竟是哪部份资本带来了剩余价值，似乎是一个永远纠缠不清的问题。这正是马克思自以为得计的地方，对此，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有所流露。
毫无疑问，仅在这个层面上，的确说不清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后各取所需。但稍微前进一步，就会立即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破绽。因为马克思压根没有考虑剩余价值可能出现负值的情况以及对负的剩余价值应作如何处理。
勿庸置疑，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常会出现企业亏损甚至倒闭的现象，与此紧密相关的剩余价值，其出现负值的情况也应是经常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不会总是表现为 “剩余的价值”或“扩大的价值”。也就是说，尽管按照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但具体的劳动并不一定总是创造了足够大的价值，甚至适得其反，劳动直接生产了一个负的价值。
我们不能借口在宏观上剩余价值经常表现为正值而回避微观上剩余价值出现负值的情况。实际上，宏观上所表现的剩余价值为正值也不是必然的。马克思讽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对剩余价值的来源作过认真的回答，而他本人却从来没有正视过剩余价值为负值的情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致命弱点。
关于负的剩余价值的处理，我们还得演绎马克思的思路。按照他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理论，剩余价值为正值时应当为工人所有，那么，剩余价值为负值时也应该由工人来负担。因为马克思曾力证资本家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没发挥过任何作用，他既没参加劳动，也没参加管理，就连监视工人劳动一类的事情也由他的工头和经理去承担了，资本家是地地道道的寄生虫。
“让工人承担亏损”的结论大概是马克思所始料不及的，当然也是自称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革命领袖”所不能给予首肯的。但这个问题谁也绕不开，而只要提出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头上就立刻罩上了乌云。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剩余价值为负值时由谁承担作出回答，但不等于马克思真的没有发现剩余价值为负的现象。更不等于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没有明确的态度。事实上，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企业倒闭、资本家破产甚至跳楼自杀也像工人失业一样司空见惯。他的合作伙伴恩格斯自己也曾数次破产。然而，马克思并未根据他的理论得出资本家在企业倒闭时应当免责、资本额应当保全的结论，相反，他却在资本家破产跳楼时在一旁手舞足蹈、幸灾乐祸去了。他显然认为企业亏损乃至破产的责任理所当然地应当由资本家承担。这就是马克思无赖气十足的剩余价值正负责任观。
也可以这样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可怕的东西并不是他显在的“剩余价值论”，而是他潜在的经济后果“正负责任观”。正是他患了庸俗的“红眼病”，他才编造出所谓“经济剥削”的谎言。
二、经济模式论
1、经济模式的概念
众所周知，马克思所谓剩余价值的概念是与经济学上利润的的概念紧密联系的，但由于马克思认定剩余价值只是由产业工人创造的，因此，从剩余价值到利润，马克思转了好大一个圈，并且，正如他对剩余价值的考察那样，马克思仅考虑了利润和利润平均化等问题，却仍然没有正视与利润相对应的亏损的存在。
为更通俗地说明问题，我们抛弃马克思剩余价值的概念而从一般企业（而非单纯的生产企业）的角度来考察利润。如果用利润代指经营后果的话，那么我们根据利润的正负将其区分为盈利和亏损两种情况。
下面我们就引入经济模式的概念，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错误，并定义：所谓经济模式就是在经济过程中，扣除对经济要素的合理补偿后，经济要素对经济后果的分配体制。在这里，经济要素有两种，即资本和劳动，其主体为资方和劳方；经济后果也有两种，即盈利和亏损。
我们无须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直接考察盈利或亏损究竟应该归劳方还是应该归资方。不难算出，根据这两两相对的四个因素，只能排列出四种不同的经济模式。第一种是盈利和亏损都归资方，我们称之为自然经济模式；第二种是盈利和亏损都归劳方，我们称之为影子经济模式；第三种是盈利归劳方，亏损归资方，我们称之为马氏经济模式；第四种是盈利归资方，亏损归劳方，我们称之为无名经济模式。
2、各种经济模式的特点
之所以称第三种经济模式为马氏经济模式，是因为它是马克思潜意识里所认同的一种经济模式，这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说明。但它的错误却出人意料地直白浅显。虽然它与无名经济模式迥然不同，但它们的性质却是相同的。这两种经济模式都是把经营风险和经营收益的归属割裂开来，因而违反了人的本性，这也决定了它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不可能存在。同样，建立在该两种经济模式基础上的任何理论也必然是荒谬的，不仅没有丝毫价值，而且只能成为人类社会的精神垃圾。
影子经济模式虽然使收益和风险的归属得到统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存在，但无法正常运行，只能成为一场恶作剧。该模式的特点是否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将其置于似无还有似有还无的地位，于是一切弊端皆由此而生。第一，该模式不可能自发产生。因为在该模式下，投资就意味着所有权的完全丧失。投资者虽然不会为投资承担任何风险，但也不能占有投资收益。投资没有利益驱动，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投资的动力。这种模式的建立，只能像马克思所勾画的那样依赖于通过“革命”对现存资本实施的强制没收。第二，它不鼓励资本积累和再投资。该模式强调企业的收益全部归工人所有，任何形式的截流都是对工人的“剥削”。而积累就意味着工人分配的减少，最可怕的是一旦积累转化为投资，它所形成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样必然地与它一切形式的所有人相分离。第三，企业的亏损必须由企业工人承担，并必须以工人个人财产予以弥补，以保持企业资产额的完整，这是该模式下的企业不致日趋萎缩从而走向灭亡的根本保证。但该条绝难执行，因为由劳动者承担风险，从根本上违背权利规则。第四，企业内部不存在资本保值增值的自发机制，而必须依赖于企业外部的约束力。但由谁来实施监督，他的监督是否可靠有效？这是不得而知的。因此，该模式处处弥漫着一股死气。
自然经济模式是现实经济社会中的通行模式，它以尊重所有权和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念为存在条件，并以此促进权利和自由的发展。它克服了其他模式的所有弱点，成为唯一完美可行的经济模式。它不仅使收益和风险的归属得到统一，而且还昂扬着无限的政治经济生机。第一，“谁投资谁受益”促进了投资和再投资；第二，“谁投资谁担风险”明确了责任，优化了管理；第三，自由的雇佣和被雇佣，使机会成本降到最低，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劳方和资方的利益，而不是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此消彼长，相互对立；第四，由资方承担亏损，解决了影子经济模式下负盈不负亏的问题。(
3、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践中的迷茫
马克思迷恋马氏经济模式是有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马克思生活在早期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并存。在马克思看来，让资本家承担经营风险，让工人享有经营利益，那可真正称得上为工人阶级谋利益了，因此，他不假思索地选择了马氏经济模式作为其理想模式，一是希望劳动者能捞到盈利之好处，二是希望能让工人摆脱亏损之负担。用心可谓良苦，不愧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
马克思的理论确实极具有煽动性。马克思死后，共产党们特别是中共当真根据他的理论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当后来的马克思们欢天喜地地准备实施马氏经济模式时，却发现那个能替他们承担亏损的资本家早已被他们理所当然地与“剥削”一并打倒了。但亏损现象并不因资本家的不存在而不存在，也不因马克思的未虑及而不出现。于是，社会主义者们便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并非马克思理想的影子经济模式的泥潭里。
当然，他们不可能完全套用影子经济模式。第一，任何一个稍具经济知识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发现，该模式所特有的超分配和投资不足现象必然窒息经济发展。第二，在任何经济时代都存在亏损问题，并不会因马克思名之曰“社会主义加计划经济”而能幸免。由于马克思主义者们先天患有“亏损疏漏症”，于是，面对亏损突如其来竟是那样始料不及。由于该模式的特点就是要由工人来承担亏损，但果真明目张胆地这样做，简直冒了天下之大不韪，当局因此陷入长期痛苦迷惘之中。第三，现实的教训虽然教会了他们“盈亏责任对等统一”的道理，但仍然难以处理现实的亏损问题。他们一定十分希望移植自然经济模式的运作机制，却又怕染上剥削的嫌疑。加之如果承认了自然经济模式的科学性，就当然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因此，社会主义在长期的痛苦挣扎中所采取的就是那种围着影子经济模式转，却始终找不到立足点的经济模式。左的势力使它趋向影子模式，右的势力又使它靠向自然模式。但总的看来，它与影子经济模式之间才真正是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缠绵关系。从后果上看有如下表现：第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企业（特指国有企业）缺乏积累动力，企业扩大再生产往往必须依赖于银行贷款或国家投资；第二，企业内部贪污浪费严重，经营成果超分配；第三，企业负盈不负亏；第四，以低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支付工人的报酬，从而把亏损责任变相转嫁给工人。为防止工人逃避转嫁的风险，行政命令就派上了用场，比如，限制工人调入调出，强令职工入股等等。以为工人阶级谋福利为名的“社会主义”就这样开始严重损害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
可以这样说，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亏损疏漏”不仅误导了社会主义，也把整个社会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双双带入了深深的误区，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了深重灾难。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瓦解
通过对剩余价值理论和经济模式理论的分析，我们已经发现，以自然经济模式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乃天经地义，而以马氏经济模式为蓝本、影子经济模式为依托的社会主义则名不正言不顺。在自然经济模式下，只要人与人之间是平等自由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互惠互利的，所谓的经济剥削是不存在的；而在影子经济模式下，人完全或部份地失去自由则是必然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到底谁必然灭亡谁必然胜利，答案不言自明。光辉的一九八九年也以斩钉截铁的事实作了最好的回答。
也由于经济剥削并不存在，决定了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只能是子虚乌有，“无产阶级革命”也只能是罪恶的拨弄。虽然历史上也曾发生过“革命”，但“革命者”从来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阶段，贫富差别总是存在，但贫富的结果往往是与自己的努力息息相关的。个人不主观努力而陷入贫困，无端怨恨他人嫉妒他人不仅徒劳无益，而且缺乏良知。那么，历史上引起革命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
另外，马克思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所谓的“固有矛盾”，如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工人失业，贫富悬殊，社会混乱，道德沦丧，环境污染等，并宣称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矛盾。其实这些都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换之初的必然现象，随着人们对这些现象的认识不断加深，防范能力不断增强，这些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已越来越少，它们所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小。与此同时，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中国的出现却越来越频繁，其危害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当局从最初不承认有这些问题发展到不得不承认它们的存在。这是怎样的讽刺！
现在，计划经济体制已经灰飞烟灭，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私有经济的禁令基本解除，私营企业开始有所发展。尽管国有经济还在影子经济模式的浓雾笼罩之中，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神话已经打破。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尚未在中国倒下，但其政治经济学理论几乎已无容身之地。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民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出的选择，自然经济模式必将走向全面胜利。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像其政治经济学一样，同样标榜属于“无产阶级”。作为少数人或者不知什么人专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充满谬误和偏见，而不可能像它自命的那样成为“科学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包括两个组成部份，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辩证唯物主义部份，马克思把一个十分无谓的问题，即思维和存在或称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作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并以对两者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不同回答作为划分所谓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分水岭。他认为他是属于唯物主义的阵营，并坚决反对所谓的唯心主义。他还认为他的观点是辩证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包括：第一，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第二，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人们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他强调，人类社会的运动也是有规律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更迭变化，或更确切地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第三，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阶级斗争则是人类社会在存在阶级的历史阶段保持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为此，他极力鼓吹“暴力革命”。
在历史唯物主义部份，他继续发挥他在辩证唯物主义部份所坚持的各种观点，认为，第一，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根源，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派生物。第二，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第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是客观的普遍规律，并再次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结论。第四，继续进行阶级分析，继续强调各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第五，把国家看作是经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独占的、统治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第六，大肆鼓吹暴力，并认为“暴力是每一个临产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形式。第七，大谈人性，力证无产阶级具有超凡入圣的人性。
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归纳起来还是一个目的，即证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客观规律，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合情合理，无产阶级必然是未来社会的主宰。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还比较单纯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就显得盘根错节，扑朔迷离。不仅微观层面上错误百出，更严重的是在宏观层面上它异化了哲学的主旨，偏离了哲学研究的方向。
一、哲学的基本问题──人与世界的关系
哲学，无论是哪个派别的哲学，一旦把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便标志着这个派别的哲学已步入严重的误区。因为在这样一个哲学体系中将“人” 置于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在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中，究竟人是物质的还是意识的，成为一个不置可否的问题。如果说人是物质和意识的复合体，那么，在物质意识的关系中却没有人这一“极”，说不清楚人与物质和意识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说在这样一个哲学体系中，根本没有人的位置，形成一个人的空场。这就决定了这样的哲学必然毫无意义。
事实上，哲学不应是关于物质和意识的哲学，而应当是关于人的哲学，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应当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人与世界的关系，显然不是那种严格的相互对等的关系。人总是以主动的行为影响着世界，以追求人与世界的和协统一，使世界的存在状况更适合人的生存。总的说来，人与世界的关系集中表现为人认识世界和人改造世界两个方面。
1、人和世界
人是物质和意识的统一体，人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双重能力。除此之外，必须首先明确怎样看待哲学范畴中的人，是以群体还是以个体？这必须根据哲学的任务特点来确定。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人的活动提供方法论，以指导人们正确地与世界发生各种联系。而人的活动总是以单个的人（自然人）或单个的组织为单位进行的。因此，这里的人必然指的是单个的人或单个的组织。其中，组织是由多个人组成的，但其行为如同一个人，有统一的思想和行动，它与非组织化的人的群体相区别，因此，组织也可以称为复合人。单个的人或单个的组织，我们统称为个体人，它是我们哲学体系中的主体。
在界定了人的涵义以后，世界的涵义随之确定。它是指除这个“人”以外的其他所有人以及除人以外的其他所有存在（物）。由此，世界就可分为两部份内容，我们把由人构成的世界称为主体世界，把由物质构成的世界称为客体世界。
2、人认识世界
认识能力是人特有的能力，是人成为万物之灵的原因和标志。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世界，是因为人有着发达的感觉器官和卓绝的思维器官。
人认识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世界作用于人的过程。没有世界对人的作用，也就没有人的认识过程。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渐进积累的过程。
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在人脑形成三种类型的认识（或称意识）。第一，外在世界的存在状态反映于人的感觉器官，在人脑形成事物的“存在特性认识”；第二，外在世界存在状态的变化以及引起变化的诸因素共同反映于人的感觉器官，在人脑形成事物的“联系特性认识”；第三，在人的认识形成过程中，还形成一个关于人自身欲望要求的特殊认识，我们称之为人的“自在意识”。具体地说，自在意识就是人希望外在环境尽量满足自己的要求，尽量使自己的生存感到舒适的关于外在环境存在状态的理想。自在意识随着人们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提高而不断调整发展，并反过来成为促进人们进一步认识和实践的动力。
由于人们所接触的世界的方面各有不同，因此人们的认识所反映的世界的内容也就不同。也由于人们接触事物的机会不同，以及人们反映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差别，特别是当先进的认识工具用于人们的认识领域后，更拉大了这种差距，造成对同一事物的本质的把握程度不同。更由于同一事物对不同的人的利益影响不同，因此，即使对同一事物取得相同的认识，但人们对它的态度评价也不相同。对不同事物的认识结果不同是正常的，但对相同事物的认识不同，不同的认识之间就有正确和谬误之别。因为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就在于它的存在特性和联系特性的特殊性和唯一性。因此，正确的认识应当具有唯一性，除此之外的其他认识要么不正确，要么不十分正确。人的认识正确的标准是主观符合客观。
3、人改造世界
所谓人改造世界，更严格地说应当是人对世界有目的地施加影响。人改造世界的过程，是人智力和体力的支出过程，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作实践。
外在世界的存在状态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形成人的存在特性认识，存在特性认识和自在意识进行比较，存在状态不能满足自在意识的差距，在人心理上产生不满意情绪，并促使人力图缩短以致消除这种差距。克服差距的有效途径就是人实施的实践活动。人们实践的目的是使事物当前的存在状态发生变化，并成为人们所预期的那么一种存在状态。在实践中必然要应用到人关于事物的联系特性认识，并根据联系特性认识优选实践方案，确定实践参数，最终形成人的实践方案。这一在人脑中的实践方案（它属于认识的一种形式）一旦付诸实施，就是将这些认识或者说是信息通过神经传输到人的运动器官，运动器官直接或通过工具对外界事物发生物质性作用，从而实现对外在世界的改造。
4、人认识和改造两类世界的不同特点
前边，我们把世界区分为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两种类型，由于两类世界的内容不同，因此，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这两类世界的方式方法上就必然有所不同。
（1）对于客体世界
一般说来，客体世界中的各事物，其存在变化的特性是稳定的，它不以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人们关于客体世界的正确认识也具有稳定性。人们按照自己的认识所实施的实践活动，在这个时间和空间上能够取得成功，在另一个时间空间上也能取得成功。当然，一个实践活动的成功，有赖于人的多方面的正确认识，一个实践活动的失败，决不意味着相关的所有认识都存在错误。实际上，导致一个实践活动失败的原因，往往并不是因为对事物的联系特性认识上的错误，而是在于对事物的存在特性认识上的失误。比如对材料、元件的可靠性把握不准等等。
另外，人对客体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是人到客体世界单方向施行的，不会遭到客体世界的反认识或反实践。尽管人对客体世界的认识和实践都可能遭受失败，但都属于人的失误，不是客体世界有意识的“反抗”。
（2）对于主体世界
无视主体世界的哲学地位，或者将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混为一谭的倾向都是严重错误的。人除与客体世界发生联系外，更经常地与主体世界发生联系。只与客体世界发生联系而不与主体世界发生联系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人与主体世界发生联系的中心内容是为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权利。
主体世界的构成是人。认识人比认识物要来得困难。其一，认识人的关键不在于认识这个人的相貌，而在于认识这个人的思想；其二，人的思想和人的相貌并不一致。人的思想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不是他人的感觉所能容易企及的；其三，人的思想经常发生没有固定规律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特性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
另外，人对主体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是双向的。别人是自己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同时自己也是别人认识和实践的对象。
把握人与主体世界联系的特点，最主要地用于对主体世界实践方式的启示上。其根本含义是，人对客体世界可采用“改造”这一实践形式，而对主体世界则不成。因为你改造别人的行为，会引起别人改造你的正反馈效应，以致人们在相互改造过程中不仅没有所得，反而大有所失。人在主体世界中的实践活动应采用“协同”这一形式。
（3）人协同主体世界的方式
人与主体世界的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对主体世界实践的目的，应旨在调整修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减少摩擦，增进团结，增强人们改造客体世界的能力，使整个世界的存在更加符合人的自在意识。
在人与人之间某个具体的关系体系中，最好能达到双方都能满意。但令人遗憾的是，结果常常是不是这方不满意就是那方不满意，甚至双方都不满意。这就引起不满意的一方调整双方关系的动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调整应该保持在使双方的认识进一步协调的领域内，在认识领域寻找尽可能令双方都能满意的平衡点，而不是直接进行相互的人身攻击，或以武装暴力相威胁。
寻找平衡点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自行达成协议，这是主动型的；二是双方当事人不能自行达成协议，这就必须依靠一种外在的、人们普遍认可的行为规则来指导、规范和裁判。这是被动型的。
一般地，我们把这些行为规则称为“理”，当理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时，它便上升为法。理的操作对象是权利，理能服人的原因是公平，处理纠纷的原则是对事不对人。理不是客观存在，它是人思想活动的成果，并有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
理应当具有普遍性和明确性的特点。所谓普遍性，即理的内容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所谓明确性，即理的内容要求条文化、具体化。人协同主体世界的活动内容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制定理，二是遵守理。
理不是少数人自命的，未得到多数人认可的理不成为理。理确定后，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合理也不是自命的，必须由超脱是非之争的第三者据理作出裁判。
5、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中，实践占据首要的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概括说来就是：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我们认为，在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中，实践确实在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无论如何，实践的哲学地位不能高于认识，而应是相反。
在这里，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作为动词性的认识和实践分属于形成认识（名词）和应用认识的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认识是实践的基础和主导，没有正确的认识，就没有有效的实践，不仅不能达到人们的目的，反而会与之相去甚远。
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人特有的能力，其根本原因是人具有认识能力。人没有认识能力就与其他物质无异。认识能力是实践能力的基础，正确、全面的认识是决定实践成败的关键。
认识和实践的动力共同来自于人的自在意识，同时,满足人的自在意识也是人认识和实践的最终目的。认识是思想手段，实践是物质手段。但实践的目的以及对实践结果的评价都是主观的，加之实践的依据是认识，因此，实践又可谓从认识到认识的一个环节。
分属于两个阶段的认识和实践，认识的直接目的就是认识，实践的直接目的就是实践。我们特别把科学实验归结为认识的范畴，并把实验看作是丰富、发展和检验人们认识的物质手段。科学实验不应像马克思主义者所划分的那样，把它视为实践的一种形式，它显然与应用认识的实践过程有着本质的区别。另外，观察、学习、思考都是认识的过程。不可否认，实践是认识的又一来源，但与在认识过程中所达到的形成认识的作用比较来看是十分次要的。把实践作为认识的重要甚至首要的来源是完全错误的。人的认识的来源以及检验、发展认识的手段都主要存在于人的认识过程内部，否认这一点，等于直接否认了人的认识能力。
实践要坚持“认识在先，实践在后”的原则。认识上不成熟，不能急着实践。多年来，我们受“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的教条的毒化，搞边实践边认识，拿实践当儿戏，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交了太多的“学费”。其间教训，要求我们把学与用区分开来，把实验和实践区分开来。
认识在先，意味着认识不一定基于实践上的迫切需要。特别在基础学科领域，认识的发展往往远远超前于实践的要求。而人在基础学科领域的认识兴趣不减，其动力何在？显然是“好奇心”、“求知欲”发挥了作用。当然，在应用学科领域，认识和实践关系十分密切，实践的要求极大地促进了应用学科的发展。
认识的类型有两种，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发现就是在世界中探寻事物的存在状态以及事物从一种存在状态到另一种存在状态发展变化的现象，并探讨其发展变化的机理。由于人的生物适应性比较小，任何事物的变化倾向对人都具有两面性：有利或有害。许多事物的变化是自然的属性，它本身无“心”对人有利或者有害。有利或有害是人的主观评判。如果说哪种变化只会给人带来好处或只会给人带来害处，那是不切实际的谎话。事物变化的两种倾向，不因人的好恶而存在或消亡。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消亡的也不一定是没落的。所谓合理、没落毕竟不是客观上的反映，而是主观上的判断，是以主观的好恶为标准和尺度作出的。实践就是在发现某种变化倾向并掌握其机理后，创造条件重复这种变化，控制变化的趋势和幅度，促使其向有利于人的方向转化。发明就是根据从发现中获得的认识，促成事物向有利于人的方向转化的思想方法和物质手段的集合。
正如我们不能指望实践成为认识的重要源泉那样，认识正确与否也不能过多地指望用实践去检验。首先，在自然世界中发现的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变化的现象一旦得到确认，那么在同等条件下重复这种变化的可能性是不必再有怀疑的，因此，有关这方面的认识不必再行检验。其次，在实践中如何保持同等条件往往是一个重大问题。有时尽管条件变化不大，但已足以引起实践结果发生质的变化。这常常是由于人们关于事物的存在特性认识不够准确所致。但人无论怎样谨慎，在对事物的存在特性的把握上都可能存在失误。若以实践去检验人的存在特性认识，则完全背离了人的目的，也不会对人的认识产生多大贡献。除此之外，实践还有个效益和效率问题。实践从目的到结果用什么方式方法，必须进行方案优选。实践方案往往并不涉及新的理论知识，而是对原有知识的综合运用，但其技术性相当强。对于多个实践方案，孰优孰劣，必须进行理论分析。在理论分析难以决断时，可以进行科学实验。不可否认，实践本身也具有实验的性质，实践活动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对实践方案的优劣也作出了不折不扣的评判。这种情况属于实践对认识的检验，但实践的目的绝不可沉醉于这一方面。
把实践奉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科学意义，它不过是重物质轻意识症的又一次发作。实践成功并不意味着相关的认识全优，实践失败也不意味着相关所有的认识均告失败，特别是在一项实践失败后便匆忙宣布此路不能，不肯重新进行一次新的尝试，把实践对认识的检验作用绝对化，甚至把在存在特性认识上发生的问题无端归结到联系特性认识的失误上。这是非常有害非常错误的。
实践成功的意义几乎根本不表现在认识方面，一般也不对认识带来发展。实践失败倒是往往会引起人们对实践失败原因的探讨，以便吃一堑长一智。但这种情况下的“长智”我们当尽量避免。
实践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种类型：一是对事物联系特性认识上的失误，特别是事物在某一具体条件下本不具有某个联系特性却强以为有，盲目蛮干，幻想在实践中出现奇迹。二是对事物存在特性认识上失误。三是在主体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无视主体世界内部的联系特性与客体世界内部的联系特性在性质上的差别。物与物之间的作用，它们的联系特性是稳定的，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特性是不稳定的，带有较大的偶然性。所谓战争、专政都是幻想以物与物之间稳定的联系特性代替人与人之间不稳定的联系特性，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争端。这实际上是非常幼稚的。强权不能代替真理，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四是人们实践能力比如在能量上的不及。即使认识正确，能力不及也惘然。
我们坚持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存在于人们的认识过程内部，并不断由新认识补充、发展、完善旧认识。在认识问题上，要解放思想，尊重实际，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敢于进行自我否定，而不可抱残废守缺，更不能以自己的一套压制别人认识的行为。谁这样做，谁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必将被历史的车轮辗得粉碎。
6、探讨人与世界关系的哲学意义
探讨人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并不想因此探究倒底是人决定世界，还是世界决定人。“决定”二字根本不适于涵盖人与世界关系的意义，更不能把对这样一个荒唐的问题作怎样的回答作为超乎一切学术观点的根本原则问题。
事实上，自从人产生以来，世界就不断地按照人的意志改变着模样。尽管如此，人在世界面前，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绝对的自由，都要受到世界的约束。人们改造世界必须以尊重世界为前提，要驱之以道、使之以理。同样，尊重世界也不意味着人们在世界面前无能为力，相反，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都在日渐增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温存。
人认识世界和人改造世界两个方面概括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全部含义。人作为这个关系体系中的主动因素，处于更为关键的地位。人认识世界和人改造世界是人特有的能力，而人的认识能力则处于主导地位。认识是人们打开世界之门的钥匙。
研究人与世界关系的意义，就是为了总结人与世界关系的历程，突现认识的特殊地位，并解决人的认识机制问题。这也是哲学、特别是纯粹意义上的哲学的根本目的和归宿。
以往的哲学，无论是宗教哲学还是政治哲学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相反，它们在人的认识史上都不同程度地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它们的特点都是过分相信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把它奉为天条真理、金科玉律，以致迷信它们的人们根本不去想、也不允许别人去想这些观点也是人的主观认识，其正确性也具有相对性，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特别是这些哲学与宗教势力、政治势力结合在一起，他们以“正统”压制“异端”，大肆进行愚民宣传，恶毒排斥新鲜空气，疯狂打击迫害进步势力，其危害之大无与伦比。
也可以说，人们的认识道路上充满了荆棘。人们的认识固然受到人们的认识手段、实验条件等的限制──这是正常的。更可怕的障碍来自于人们的认识内部，来自于人们僵化保守的思想意识和鄙视、排斥、打击、迫害进步思想的组织体制──这是人为的、反常的，是人们必须注意克服的。
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起蓬勃向上、不断推陈出新的认识机制。它不是哲学研究的直接结论，却是哲学研究的必然结果，它是关于认识的认识。认识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认识的地位，认识的特点，丰富、发展、检验认识的途径和手段，阻碍认识发展的因素，促进认识发展的政治思想条件等。
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我们不必重复我们的观点，相信读者已从上面发现了我们对上述问题的答案。
认识具有向“正确轨道”回归的天性。错误的认识不可避免，也不见得十分可怕，在正常情况下也不一定会造成重大危害。健康的政治环境就是确保言论自由，它具有无可争议的纠偏机能。牢牢把握认识的方向，认识自然，认识人性，改善人们的物质条件，和协人们的相互关系，共同增进人类的福祉。唯此，认识无忌禁。我们呼吁：高扬认识的大旗，解放思想，广开言路，和平争鸣，自由取向，倡导科学，实行民主，事实检验，修正错误，尊重知识，大办教育。
哲学的第二层次的问题才是关于世界、关于人的具体看法，而这些看法还要经常回到认识机制中去修炼。
也可以说，认识机制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其他问题是次要和辅助的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其哲学地位超越认识机制。以其他问题压制认识机制是本末倒置，是哲学的痴迷。
二、物质──意识哲学体系的谬误
按照我们的观点，关于世界本质的看法问题是哲学的第二层次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也赞成（客体）世界的物质性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把物质定义为“客观存在”，既然能被感知，莫不是客观存在。关于世界的物质性问题上，一般不会引起其他不同看法。否认世界的物质性存在，等于直接否认人自身的存在，这是一切精神正常的人所能理解的。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十分发达的今天，再煞有介事地讨论世界是否是物质的问题显然有故弄玄虚、装腔作势之嫌。
尽管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本质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它不恰当的以物质决定论为主导的哲学观给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所带来的混乱是严重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根本无心也无能于物质的深入研究，物质的概念最终被一种主观的政治学说所玩弄。
另外，马克思主义还对意识的起源和本质作了探讨，我们认为这也是必要的。但马克思主义显然只从人身上发现了意识，又只从人以外的世界发现了物质，这才有了马克思主义物质、意识的分离和对立。
1、意识、物质
由于马克思主义指明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使得人们对物质的把握比较容易。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指明意识的“唯一特性”是什么，或者说它没有指明人们应当如何把握意识的存在或者不存在。
关于意识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有两条含义：一、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二、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可以认为这两条见解基本是可以接受的，但却过于失之简单。
我们认为，人是物质和意识的复合体。显然，物质不是人的独有特性，那么意识是不是人的独有特性呢？当然不是。意识不可能是人脑产生的什么不可名状的精灵。
构成人体的物质我们通常称之为有机物，自然界的其他蛮荒物质我们称之为无机物。如果我们把人的意识称之为“有机意识”，我们相信自然界中必然存在着那么一种简单的“无机意识”。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以多种方式和强度对周围其他事物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又会不同程度地产生效果，并固化在其他事物上，这就可以认为其他事物已经具有了记录这一事物存在的“意识”。它与人的意识相比，不仅是简单的，而且是外在的。意识的本质就是物质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所留下的物理化学印记。没有相互作用及变化，无论怎样的存在都不可能给他事物留下自己存在的意识。不理解意识的这一本质，只承认人有意识，否认意识的普遍性，与只承认自己有意识、否认他人有意识是一样的狭隘。
人的意识的产生是这样的：外在事物的影响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先在人的感觉器官直接地产生物化感应，然后感觉器官通过神经纤维把这种感应传递给人脑，并在人脑再次形成一个物化记录，这就形成了意识。当然，人关于自身的各种感受也会形成意识。人感受事物的途径有两种：一是直接接触──人身上布满了具有感觉职能的神经末梢，二是通过光、声等媒介的间接感受。尤其是藉助光通过人的视觉器官感觉到事物最多，也最准确。尽管如此，宇宙中表明事物存在的许多信息介质是人们无法直接感受的，甚至人们至今还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人的意识是高级意识，还表现在人脑能对人感觉器官感受的信息所形成的意识进行意识加工和处理，使意识的质量再上等级，使之更加符合客观存在的状况及联系的特性，直至产生一个控制身体运动的意识，使人体有意识地运动。这个过程是奇妙的，但它并不神秘。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也是物质的机能。特别有意义的是，电脑、机器人这些无机物质已经能够模拟人的意识。尽管电脑的工作原理与人脑不同，尽管机器人在许多方面无法与人相比拟，但它们的出现对于人们加深对意识本质的认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仍孤立地从人的角度看待意识，苛意强调电脑与人脑的不同，以致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的认识一直裹足不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神秘主义色彩。
我们把意识的本质解释得如此简单，可能在许多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这甚至要比当初把人体的物质本质等同于一般无机物还要令人感到震惊。人的意识的确是复杂的、不同寻常的，而人的物质本体只能说更复杂、更奇妙。人的物质本体已不再神秘，相信人的意识也不会长期神秘下去。二者统一于人体，又必然同时具有普遍意义。或者说，世界既是物质的，同时又是意识的。物质表示存在，而意识表示各存在之间发生过相互作用的信息。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不信赖于人的意识但能够被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存在，其局限性表现在：第一，它蓄意强调物质与意识的对立，并特别指明“不信赖于人的意识”，实际上却成了以人的意识为标准，一刻也绕不开人的意识。第二，“能被人的意识所反映”的立意，没有注意到人的意识的反映机会和反映能力是有区别的，而且人的认识能力又是不断进步的，这就把物质打入了主观的和历史的范畴，脱离了物质“客观实在”的本质。使用这样的物质概念，使得人们往往比较容易接受一般物质存在的事实，而对一些特异物质现象──常常只能被少数人的意识所反映──则不能正确对待，不承认它们的物质本性，甚至将它们打入“唯心主义”的冷宫。
从现代科学的经验来看，物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我们称之为实物质，如各种实体物质；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物质，我们称之为虚物质，如各种物理场。对实体物质的研究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但对虚物质的研究不过刚刚起步──尽管现在已取得不小的成就。从现在科学的研究成果看，虚物质是由实物质发出的，含有实物质存在的信息。虚物质和实物质的存在和运动特性是有重大区别的，这在宇宙天文学的观察中可见一斑。一颗星体，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宇宙中仍然以虚物质的形式保留着它以前存在的信息，人们通过某种方式还能感知它的存在。这种信息就是它的“灵魂”。它是物质性的，当它对其他事物产生某种影响时，它又是意识性的。
2、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物质和意识是截然分离的，而意识所指的要么是人的意识，要么是神的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否定了神的存在之后，意识仅指人的意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对于前者，马克思主义并未明确指出物质究竟决定意识的产生还是决定意识的内容。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似应理解为二者兼而有之。对于后者，其含义包括意识能动地反映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并且，前者是唯物主义的核心，后者有点向唯心主义渗透，是对唯物主义的“辩证”。
马克思主义显然没有正确把握意识的本质，因而过分地强调物质和意识的对立。在我们看来，物质和意识是统一的，因此，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是错误的。但相比之下，以“意识决定物质”为特征的唯心主义的错误更加明显，而以“物质决定意识”为特征的唯物主义的错误则比较隐晦。马克思主义正是以揭批唯心主义的错误来反证唯物主义的正确，其实这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和意识关系的论证无聊得要命，而且牵强附会。它将意识仅看作人或神的属性，然后问何者为第一性，即谁在先谁在后，或者说谁是谁的产物。显然，神是不存在的，而人是“后天”的，于是得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结论。它宣称坚持这一观点的就是唯物主义，相反就是唯心主义。并抓住唯心主义的纰缪，大肆进行抨击，以此树立唯物主义。
至此，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它还要继续分析谁决定谁。与“第一、第二性”相联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物质决定意识”，在此基础上再补充说“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
事实上，无论“决定”的涵义是什么，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到“物质决定意识”的理论基础都是不存在的，极其缺乏有机论证的环节。试看马克思主义为 “物质决定意识”论所找的四条证据：一、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二、意识是社会的产物，三、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四、意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前两条反映了意识的起源，后两条反映了意识的本质。
实际上，即使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思路把意识看成是人脑的机能，仍然不能得出“物质决定意识”的结论。第一，物质并不决定意识的产生。尽管人的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但有物质存在的地方却不一定有人的存在，因而更谈不上人的意识。事实上，宇宙中物质的存在是普遍的，而人的出现却是偶然的，甚至地球上人的出现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第二，社会的主体是人，意识又是人的根本特征，因此，“意识是社会的产物”只能理解为“意识同时又是社会意识的产物”，这也否定了只有物质才决定意识的主旨。第三，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像表明了意识的内容与客观存在之间不存在什么对等关系，既然如此，何敢用“决定”二字说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因此，“决定”之说本来就子虚乌有。
我们称马克思主义是把意识看作是人的根本特征或者说是人的抽像对等物是不冤枉它的，而且还帮它解了在物质──意识体系中寻找人的位置之围。既然如此，那么，作为（个体）意识对立面的内容显然不只有物质，而且还有（其他个体）意识。除非把整个人的社会作为一个意识整体去看待世界，才会有单纯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但这种极端的情况并没有多大意义，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中也流露出它并不是这样的态度。
假如我们把物质理解为客体世界，把意识理解为人，那么所谓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就如同我们所谓的客体世界和人的关系。客体世界和主体世界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因此，即使把意识理解为人，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在关系构成上也是片面的、不完备的。
既然我们把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归结到世界与人的关系中，我们就会发现被马克思主义视为带有唯心主义色彩、处于从属地位的“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论才真正应该处于物质──意识关系体系的核心，并从“反映”和“改造”两个方面完整地涵盖了物质──意识关系的全部内容。
“物质决定意识”的命题是强加的，是反自然和非客观的。(
3、物质决定论的的实质
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论荒谬透顶，但人们在辩证唯物主义部份往往还不能发生其险恶用心，还以为其不过是在胡扯淡，对其善恶也无意细究。但到了历史唯物主义部份，到了它直接引用“物质决定意识”论来推衍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了它的庐山真面目。它就是要按照“物质决定意识” 的思路，进行阶级分析，并进而论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是由物质决定的，是超意识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恰当地使用了“决定”这个概念。让我们再仔细回味一下“决定”的涵义。按照一般的逻辑观念，只有因果关系之间存在着唯一性方能称得上“决定”。马克思主义当然也需要这样理解“决定”，它众多的“必然”信念都是由此派生的。遗憾的是，从物质到意识根本不存在这种“唯一性”。物质的形式是纷繁复杂的，意识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试问，到底怎样的物质决定了怎样的意识？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们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没有马克思就根本不会提出的问题。可以断言，物质和意识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像”可谓马克思主义对自己这种观点的无奈坦诚。同样的事物反映到不同的人所产生的直接意识就可能大相迳庭，而在其后人的意识还要经过加工处理，产生发展变化，因此，即使是内容曾经相同的意识也会毫无规律地变得不同，更何况意识的另一个来源是社会，是他人的意识，这就使得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就更加捉摸不定。
这样的分析决不是吹毛求疵。“物质决定意识”既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十分重大严肃的问题提出来，但马克思主义却显然又十分不慎重，它满足于含含糊糊、懵懵懂懂。
也许有人会说，富人和穷人其言谈举止、思想方式、气质风度迥然不同，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文化或文明差异也十分明显，这不正说明物质决定意识吗？那么，你为什么不想想，代表穷与富的财富不正是由人创造和支配的吗？你不动脑筋，财富会从天而降吗？
也许马克思主义者会争辩说，物质决定意识的真正含义是意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它具有唯一性，因此即具有“决定性”。这似乎很有道理，但却没有实际意义。因为这一见解本身既不能引导人们一下子就得到正确意识，也不会有助于人们在纷繁杂芜的意识中鉴别意识的正确性，更不能说有这样观念的人，其学说体系就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
由于“物质决定意识”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客观过程，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世界里，“物质怎样决定意识”实际上是由那么几个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少数魁首的意志决定的，只是盗用了“物质决定”的名义。由于没有人能定量地说明物质决定的过程，因此诸如资本家、地主以及贫下中农的标准都由他们任意划定，直至“今天是社会主义，明天是共产主义，后天又成为‘初级阶段’”全都凭他们个人的意志。
唯物主义具有极大的政治欺骗性。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论的目的，就是用来证明资产阶级的必然腐朽和无产阶级的必然先进，并据此把历史解释为既定的，把无产阶级革命断言为必然的。无产阶级不仅自己要革命，而且一种物质力量决定了他们不得不革命。但由于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物质虽然说起来实在，但具体到对意识起“决定”作用的物质，却谁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它到底在哪里，以及它发挥“决定”作用的过程和机理。因此，这种“物质决定论”与“上帝决定论”在本质上没什么两样。唯物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是一丘之貉，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一手创立的“物质神秘主义”。
三、论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在认定“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之后，又对物质的属性作了阐述和分析。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是运动的观点是正确的，但认为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就没有把握住规律的根本涵义。
1、什么是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规律就是物质运动过程中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规律是物质相互作用过程中因果之间的必然确定性。它体现在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而不是体现在物质的运动过程中。物质运动过程本身不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假如存在什么必然联系的话，就实际上否定了联系本身及联系的多样性和普遍性。
2、规律的特点
通常认为，规律是内在的、本质的东西，它不是浮现于事物的外部和表面，而是隐藏在事物的内部，人们只有通过反覆实验仔细观察，深入到事物内部并藉助于抽像思维才能发现。规律不是外部力量强加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规律又叫客观规律。
物质在运动过程中，在没有受到新的外力作用或受到的外力作用能够相互抵消不至破坏原来的平衡状态时，其运动轨迹具有可把握性，这似乎就是“规律”，而且我们通常确实称之为“规律”，但这种“规律”与“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性质上有着根本不同，因为这种“规律”是完全有可能受人的意志影响的。因此，“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并不存在于物质的运动过程中。
据此，规律按其性质不同，可以区分为运动规律和联系规律两类，只有联系规律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运动规律和联系规律之间有着不可混淆的差异。
3、任何具体事物的运动都不存在“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教条通常举例说，万有引力定律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正确的，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两物质相互作用过程中吸引力与物质的质量和距离之间的关系。但又举例说，日月星辰按一定的轨道运转，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以至社会主义代替主义资本主义也是客观规律，则大谬矣。日月星辰按一定轨道运转是星体之间按照万有引力定律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只是一种客观现象，虽然这种现象的确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但不能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就是客观规律。尽管日月星辰的运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由于受宇宙中诸多因素的影响，日月星辰也在不时变换着运行轨道。月球也正以每年三厘米的速度离开地球，如果人类不采取措施改变这种态势，月球有朝一日将一去不回，那时，谁还能指望欣赏月圆月缺的规律呢？现在，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造地球卫星早已发射升空，没有人怀疑它的轨道正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确定的（当然不是任意的）。而月球的逃逸会给地球上人的生存造成灾难，它的脱逃趋势也必然会受到人的有效制止。由此可见，日月星辰的运转并不是什么客观规律。
因此，我们说，任何具体事物的运动都不存在什么客观规律。人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可以运用客观规律，对其他事物发生物质性的作用，改变事物的原来的运动或存在状态，达到人们预期的目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显然属于具体事物的运动，它绝非超乎人的影响之外，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正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果。人类社会作为具体事物，其发展要向何处去，并不存在什么客观规律，也根本不能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
那种强论“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人，必然已堕落成“拉普拉斯妖”。
四、论矛盾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指事物内部对立着的两个方面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排斥的关系，即对立统一，并举例说，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上下、左右、新旧、前后、大小、轻重、长短、高低等都是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源泉。而发展就是旧东西不断死亡、新东西不断产生，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向前运动变化的趋势。
显然，马克思主义是想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对运动、变化、发展、矛盾等名词作为客观的概念来考察的。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在这些概念的内涵中渗入了过多的主观内容，从而使他们的论证变成了非驴非马的东西。
1、矛盾论在客观方面根本错误
从客观的角度讲，他事物对该事物的作用是该事物变化的源泉。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同一事物不同时期由于所受的外界作用发生了变化，该事物的状态发生了变化；二、同类事物由于自身的条件不同，也由于所受的来自其他事物的作用不同，同类事物在同一时期的外在客观表现也就不同。这些状态在客观上虽有差别但并没有什么矛盾，这种状态上的差别本身既不构成统一也不构成对立，更不能成为事物发展的动力。事物变化的原因只能来自于事物的外部，而不是来自事物的内部，这就像物质运动状态的改变一定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一样，这是物理学的基本常识。
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实际上属于主观的范畴。因为构成矛盾的方面如新与旧、先进与落后、发展与倒退等都是主观的，并且其判断程度也会因人而异。也可以说，人们所使用的一切形容词都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感受所表达的主观认识，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结果，他所参照的是他自己的好恶。由于人们认识程度的不同或所处的利益处境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见解经常出现截然相反的态度。这时，如果仅强调自己正确，一味排斥他人意见，甚至斥责别人为“落后”、“反动”，那么其态度就是不科学、不老实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还有一个常用的名词叫“新生事物”。什么“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等等，都不过是些文字游戏而已。可以想像，纳粹党也可自命为新生事物，希特勒在地狱之中也可以“光明、曲折论”聊以自慰，但这是怎样的笑谈！！
因此，这样的矛盾论没有什么意义。
2、矛盾论在主观领域尚可牵强
如果承认发展和矛盾都是主观上的概念，那么，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还能谈得上一点哲理上的意义。但这也区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主观要求与客观现实的矛盾。这种矛盾给人心理上产生焦虑，激发人们改造客观的愿望，并通过人们物质性的实践活动达到改造客观的目的。这种矛盾是积极的，但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矛盾本身，而是人们的物质性活动。二是主观愿望彼此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消极的。解决这种矛盾应力求避免采取物质性的相互改造，而应加强协商，求同存异，妥善解决。
3、“阶级斗争动力说”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不仅没有抓住事物发展的本质要素，而且还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它的阶级斗争动力说更称得上是一种罪恶。
阶级矛盾，无论其典型还是非典型，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应主要通过“理与法”的途径予以解决。人与人之间应尽量避免斗争，更不要轻易诉诸战争。因为战争对参战各方都无例外地是一场灾难。尤其在当代，战争不仅能够毁灭敌方，也能够毁灭自己乃至全人类。
实际上，由于经济剥削并不存在，因此，经济上的阶级斗争也就本来不存在，但政治剥削、官僚阶级对平民阶级的权力剥削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大部份是平民阶级反对官僚阶级专制统治的斗争。只是越到近代，这种斗争的内容越是渗入了“争民主”的成分。这种斗争会一直持续到民主制度的彻底实现。
五、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一生中另一个“最伟大的贡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和理论基础。不难发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过是物质决定意识论的简单类推，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里的必然产物。勿庸置疑，历史唯物主义更是一错到底。1、在社会领域最根本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和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一脉相承，其错误基本相似，但更有新的特点。前面，我们通过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分析，彻底批判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同样，我们还要根据人与世界关系的原理，再次批透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说前面我们是从自然的角度分析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话，下面我们将从社会的角度分析这一关系。
我们已经指出，人与世界的关系无外乎人认识世界和人改造世界两个方面。在社会领域，这一关系将着重体现在协调人与人之间（主体世界）的关系，减少内耗，以提升人认识和改造客体世界的总体能力，共同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这也是人实行社会化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的概念含混不清，他有意强调社会意识和意识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而实际上这种差别是不存在的。我们也已指出，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其意识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有实际意义的做法只能是以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集团为单位去考察。事实上，马克思一直也是这样做的，这就从客观上把历史唯物主义部份的社会意识与其辩证唯物主义部份的意识概念统一在了一起。
在关于对意识以及对“意识是社会的产物”的理解中，我们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即社会是人的社会，而不是其他存在（物）的社会，人是社会的有机构成和主体。如果把意识看作是人的抽像，那么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等同了意识与意识的关系，但这样的抽像不过是庸人自扰而已。
由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根本没有意识与意识关系的框架，因此他就不知道怎样正确地考察历史上社会中的意识问题，结果使得他对历史的考察陷入了他错误的物质──意识关系的怪圈。他根本没有想到在社会领域物质──意识关系模式根本没有用武之地，他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论根本没有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马克思试图以此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他这种努力实在是徒劳无益的。
2、社会存在是人的附属物
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部份，存在和物质几乎是同一个概念，它对应于我们所谓的客体世界。在这里，我们把存在分为两类，一类是未被人开发利用过的，我们称之为原始存在，一类是已被人开发利用过的，我们称之为人化存在。原始存在一经被人开发利用即成为人化存在，人化存在是人认识和改造原始存在的结果，是人的物质附属物。在人化存在中，最典型的是生产工具，它可被视为已人化为人身体的一部份，是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延伸，是人们像支配自身一样可自由支配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显然不是工具支配人，甚至也谈不上什么工具对人的反作用，更谈不上工具决定人、决定人的思想品德和行为方式等等。
一切社会存在都是人化存在，是人化存在随同人进行社会化的结果，并在这个过程中给人化存在打上了“所有权”的烙印。“所有权”与“生命权”同质地归属于人，这也更加突现了社会存在的人化特性。
3、人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在社会历史领域，我们仍把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作为基本问题，但在人与主体世界以及人与客体世界的关系比较中，前者必须处于主导地位。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人们必须牢牢把握人社会化的目的，发挥群策群力的优势，增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能否做到同心同德是个关键问题。但遗憾的是，做到这一点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它同样需要认识、经验和技术。在人类历史上，人们为了自身利益，离心离德、欺诈蛮横、征战杀戮之事司空见惯，其间教训令人痛心疾首。这种旨在向他人索取的行为虽然常使掠夺者获益匪浅，但是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并不能增加总的社会产出，而且在争战过程常常要人付出生命的代价，甚至牺牲几代人文明的成果。由此也说明必须把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超越人与自然关系的首要问题，并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研究，制定出严谨慎密的方案和对策。
人与主体世界的关系处于主导地位，人与客体世界的关系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并且前者现实状态的优劣直接决定后者的现实存在和发展状态。这是我们应有的“思维”。
一切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都是人的意志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尽管社会关系表现纷纭复杂，性质善恶有之，但善恶的标准始终如一，不以物质环境条件的差别为转移。无论生产力水平如何，专制和剥削都不是进步；无论生产力水平如何，消灭差别、取消法律、实现完全大同也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衡量社会关系先进与否的标准在于人类认识的结果，制定标准的途径在于人的认识机制内部，与社会存在没有任何关系。
马克思主义不懂得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哲学、在历史中的地位，不知道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点与方法，在历史观上仍机械地照搬他那本来就残缺不全的物质 ──意识关系论，并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归结为纯粹的物质利益矛盾，而且认为这一矛盾绝对受物质利益的左右，是不可调和的，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消灭对方，进行暴力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是马克思最著名的观点之一，他并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理论，得出社会形态不断更替变化、直至实现共产主义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实际能力，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力量，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它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像三个要素。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相互结成的社会关系，它也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第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交换关系；第三，产品关系以及由它直接决定的消费关系。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方面，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认为，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生产关系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如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二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在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下，人们之间是相互合作的平等关系；在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下，人们之间是统治被统治、剥削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
1、生产关系的实质
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经济模式。我们已经指出，唯一科学可行的经济模式就是自然经济模式，它与生产力水平没有任何关系，具有超稳定性。对此，我们用不著作更多的分析。
剥削和压迫与所有制类型没有任何联系，或者说剥削和压迫从来不是来自经济领域，而是来自政治领域，而且这种剥削和压迫在公有制制度下比在私有制制度下更甚。
私有制一直与人性相适应，但私有制本身既不是罪恶，也不是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灵丹妙药。自然经济模式下的生产关系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是平等自由的交换关系，而平等自由的政治气氛是超越生产关系本身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因素。
2、错误的生产关系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根据生产关系的类型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它认为社会形态的“进步”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水平发生变化的结果。实际上，所谓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不过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自我感觉。
原始社会的人们，还没有充分社会化，人们的活动一般局限在一个部族内部。一个部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内部实行“共产主义”是可以想见的。但这种部族共产主义与家庭产生后的家庭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若把它们称为什么共产主义“社会”，实在有点贻笑大方。从当时整个人类社会看，不仅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而且部族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斗还异常激烈。对于处在初始文明阶段的人们，想像得他们离作为动物的本性太远是不客观的。
奴隶社会不是人类社会典型的社会形态。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平等自由”观念没有建立起来的社会阶段，被剥夺了“平等自由”权利的人们都已沦为了奴隶，并且奴隶的处境一直没有得到改善。鲁迅先生曾是这样评价国人的政治地位的：“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他又说：“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制造奴隶的根源既有内部压迫也有外族侵略，还有因自己所犯的罪恶而受到的惩罚。奴隶的存在，无论如何不是社会进步的象征。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奴隶社会的出现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相对于原始社会的一次社会进步。简直是一派胡言。
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生产的内容和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但生产关系的本质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它们都是私有制，都有贫者和富者，也都有“无产者”给有产者打工的现象，都采用生产关系的自然经济模式。从农业社会转化到工业社会，这的确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但认为生产关系也同时前进了一步，这是没有根据的，属于只看到现象，没抓住本质。马克思曾对所谓无产阶级的出现欣喜欲狂，认为一批有觉悟有前途的人获得了自由，是历史的必然和生产关系进步的表现。其实不然。欧洲出现大批无产者，是因为那时发生了罪恶的“羊吃人”事件，无产者不是因此获得了自由，而是他们被强权剥夺了选择农耕的自由。无产者的极端贫困是专横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而不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工业作为一个极富有创造力的产业，它出现只会增加人们的择业机会，提高人们的比较收益，从而进一步改善人们的生活，这正如我们今天大力发展各类产业的动机如出一辙，我们又怎能诅咒什么资本的罪恶呢？
既然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考察都站不住脚，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们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发出的梦呓呢？前面我们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构画根本行不通，因此，社会主义的实践必将以失败告终也就是人们意料中的事了。
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是同物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及设施。
我们认为，以自然经济模式为内容的生产关系具有稳定性和回归性，因此，恰切的经济基础模式也是单一的。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的认识不断发展的只有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属于人与客体世界关系的范畴，上层建筑属于人与主体世界关系的范畴。按照我们的观点，人与主体世界关系状态的优劣决定着人与客体世界的关系的优劣，因此，上层建筑模式的优劣实际上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状态的优劣。
适合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上层建筑不是一下子建立起来的，它需要人们反覆认识和反覆实践，并不断修正和完善。保证上层建筑健康发展的唯一途径就是实行民主政治。
由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学说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先进的上层建筑同先进的生产力一样具有普遍性。那种上层建筑“特色论”“国情论”都是站不住脚的，不过是骗人者无谓的托辞而已。
尊重权利、保护权利、实行自由平等是自然经济模式发挥作用的前提，也必然是上层建筑正常运作的宗旨，它与民主制度一起构成上层建筑的灵魂。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斗争哲学，因此，它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看法都是斗争性的，是迎合斗争和专政的需要的。除了斗争之外，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平等和民主。这也警示我们只有摒弃反动的阶级斗争观念，才能对上层建筑作出全新的本质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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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阶级、国家、革命
阶级、国家、革命与剥削的概念相联系，是马克思主义鼓吹斗争的号角，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精魂。
1、阶级
阶级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反覆使用的一个概念，并贯穿他们全部著作的始终。什么叫阶级？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事实上，人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并不必然导致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并不必然形成经济剥削。由于根本不存在什么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社会集团，因此也就不存在经济关系上泾渭分明的阶级。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社会，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布总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绝不是以“有”和“无”两种状态截然分开的，而是基本上呈正态分布状态。在这种分布中，拥有财富量占社会平均水平的人口居多，处在两极的居少。因此以“有”和“无”两种状态划分社会集团，实际上是把绝大多数人排斥在被考察的对象之外，从而使得这样的考察变得毫无意义。另外，无论社会成员的经济状态如何，他们相互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开展全方位的经济交往，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一个经济关系中处于对方的地位。因此，人们在经济往来中有可能形成共识，达成默契，并按照互利的原则进行交往。正如在买卖关系中，我们既不能说买者剥削了卖者，也不能说卖者剥削了买者。同样，在劳资关系中，我们既不能说资本家养活了工人，也不能说工人活养了资本家，他们本来就是互惠互利、各得其所的关系。
尽管如此，在人类社会中，剥削和阶级的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主要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形成的，而是由于政治上不完善的结果。
“剥削”，的确首先表现为经济上的“占有”。这种占有，实为强占。所谓剥削，就是具有不良意识的人，依据自身力量上的强大，以暴力相威胁或采取暴力措施征服他人，践踏公平、自由的原则，践踏公理和法律，强行攫取他人经济利益的行为。显然，财富是“剥削”的客体而非主体。尽管财富可诱使人去强取豪夺，杀人越货，但我们仍不必诅咒什么“资本从出生那天起，就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等等。
产生剥削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政权丧失了它的基本功能──保护、发展公平自由的政治环境。剥削的根源有两种：第一，豪强恶势的剥削。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土匪恶霸必然盛行，他们存在的目的总是掠夺。第二，官僚强权的剥削，直至强权者以国家的名义动用国家机器对广大人民实行权利剥削。而前者的存在恰恰以后者的存在为环境条件。在一个社会中最经常存在的阶级矛盾就是平民阶级与官僚阶级的矛盾。
剥削者通过掠夺，不仅使他们拥有了财富，反过来又改善了他们掠夺他人的手段，扩大了掠夺者的队伍，同时也加深了他们与人民大众的对立。由于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是单向的、强制性的，不是平等的、交互的，因此，这种对立才真的是不可调和的。
在一个存在剥削的社会中，被剥削的不一定是穷人，搞剥削的也不一定是富豪。掠夺者中不乏流氓无赖式的穷鬼，被掠夺者中首当其冲的是富豪。这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如此。
关于贫富的成因，说来比较明显。导致贫穷的原因有：一、懒惰或无能，二、被他人掠夺。与此相应，致富的情况也有：一、勤俭有为，二、掠夺他人。如果把贫富的原因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归结于他人而不考虑自身的因素，那是为实施掠夺寻找借口。
针对贫富的两种成因，我们不难理解：由于人的品质不同，能力各异，贫富差别永远不可能消灭；我们所要消灭的对象是强力掠夺和强权剥削。
马克思主义者不计贫富之成因，一律视财富为罪恶。特别是在中共建国之初，只要谁有财富，谁就同时拥有了罪恶，其财富或者被没收，或者被改造，财富所有人或者被镇压，或者被管制。整个国家公然成了强取豪夺的疯子。
2、国家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独占的暴力工具，它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工具组成。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并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犹如狂人的呓语，几乎与任何一个思维正常人的理念相去甚远。它显然是想以令人不知所云的怪论达到混淆视听、喧哗取宠的目的。
我们认为，国家是人们以相同的观念、相同的理性为纽带而结成的具有统一人格的一种范围最广泛的社会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是全体国民。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这个组织太大，人口太多，而且人的流动性强，以及因生老病死所引起的成员不断更替，国家概念中人的因素反被忽视。同时由于国家的领土范围比较稳定，国家的变化也常以领土的变化为突出特征，因此，领土成了国家概念的关键词。但这是非本质的。实际上，国民永远都是构成国家的主体，领土是国家这个组织的活动场所，当然也是这个组织最重要的财产。因为人的生存必须以一定的空间环境为必要条件，它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源泉。离开了生存空间，人就不能生存；生存空间越大，人们的生存条件就越优裕和有保障。这也是国家之间常为领土而激烈争战的原因所在。
国家建立之后，当然离不开国家政权以及行使国家政权的国家机关。但在以往的国家观念中，由于错误地理解国家的本质和国家政权的渊源，使得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专制倾向十分严重和普遍。专制导致政治的异化，使统治者堕落成剥削阶级，广大人民百姓成为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自觉不自觉地代表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会是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代表什么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统治阶级中确实不乏大地主大资本家，但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他们对人民实施权力剥削的结果，剥削的对象除了穷苦的百姓，更有手中有钱的富豪。完全可以这样说，在专制的国家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并不是当然的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通过盘剥和掠夺当然地加入了地主阶级或资本家阶级的队伍。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专制制度源远流长，但专制的国家形态并没有随着时间的进步而进步，它仍是国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状态，这也使国家的形象一直带有几分恐怖色彩。只有随着专制制度的铲除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国家保护平等、保护自由的职能才能得到有效体现。国家作为保护平等和自由的必要组织形式，它不仅不会消亡，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国家的军队、法庭和监狱也将永远存在下去。
3、革命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它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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