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思想邪说，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不仅需要本国无产阶级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
其实早在1896年，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欧根就预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必将在二十世纪末陷入自我崩溃之中，并在《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终结》中批驳了“平均利润率”、“剩余价值论”是极其荒谬的！那个时期的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就以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姿态出现，用边际效用理论、时差利息理论、均衡理论驳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谬论。庞巴维克还指出了《资本论》第三卷同第一卷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法西斯主义都属于中央集权 “管理经济”类型，这种公有制经济模式只会产生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干预主义。
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来说，其在《资本论》序言中写到：“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经济学的核心是“劳动价值论”，是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劳动既包括直接劳动，又包括物化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厂房和机器中的间接劳动。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一方面使得常规性劳动转化为机器操作，人的劳动转向以创造性劳动为主，另一方面，必要劳动比例逐渐下降，直到变得微不足道，人类劳动基本上成为“剩余劳动”或创造性劳动的联合劳动，从而，价值生产作为经济形态的合理性消失为更高的形态（计划经济）所取代。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是指收益同劳动成本之间的差额，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个差额，是因为工人被迫把他们的劳动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只向工人支付了他们所创造的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在没有机器损耗的简单情况下，剩余价值率（马称之为 “剥削率”）就可以简单地表示为利润对工资的比率。出于对资本的厌恶和对资本积累的憎恨，他要重新审查劳动剩余，因为他只有否定劳动剩余的节俭积累，才能达到抨击资本的目的。
20世纪 30年代时，自由主义思想家米瑟斯在《公有制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下，不可能进行经济核算。在政治专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下，所有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源和土地均属公有，既不能买，又不卖，因此，不存在由于短缺而形成的市场价格。没有市场的自然价格，就无法进行成本的核算，更无法进行成本和收入的比较。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具有任何合理的、可以用计量表示的计划和商业行为规则，它必然会导致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持续不断的错误判断，造成资本的扭曲和社会生活的持续下降，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不象它的信仰者所认为的那样是 “更多或更好的计划”，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意味着更糟糕，意味着贫穷和落后。（参见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说起的。尽管他首先强调，“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他还是一开始就置“劳动”于资本主义形式下，从劳动已有大量机会利用非所有权的资本的较晚时期，即资本在较大规模下运用，个别劳动者自己使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的现象的只是这个时期的支流这样一种社会形式下来考察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即劳动过程）的叙述中，马克思开始只是泛泛而谈。例如：“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等等。不过他在之中说道：“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它们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是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进行。”（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203 、205页）
这种对劳动过程认识的流露，对他在后面把资本分割为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显然是一个败笔，但他又不得不承认事实。这样叙述显然事倍功半，于是他抓了一个资本家，并从 “狡黠的眼光”开始，把从对物的叙述变成了对人的轻蔑。因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这一位主角先生不满足于价值形成过程而坚持要超出这个界限实现增殖，才带来了人间的种种不愉快。他说道：“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只持续到这样一点，即资本所支付的劳动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221、220页）而这个过程 “正是他（这个资本家）发笑的原因”。可我们只要细心的想一想，如果这个资本家不会笑，也就是说，不论他投入多少资本，他都只能形成这个资本，他投入100元，收回的也是100元；所有的一切努力，都是像孙悟空在如来佛手心中的筋斗一样，那他还会去自找镇压吗？他还用得着资本吗？这个时候，他就只会把已足够自己使用外的一切也都消耗掉。这样一来，人类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
从这两个过程中吸取了灵感后，马克思开始了对资本进行暴力革命式的分解。我们知道，利润就资本的增益来讲，资本就是用来再创造财富的财富。他要把资本中的一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作用否决掉，把增殖的作用全部加在活劳动上，才能实现“揭露”剥削的目的。为此，马克思说到：“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和把旧价值保存在产品中，是工人在同一时间内达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并且，“就生产资料来说，被消耗掉的是它们的使用价值，由于这种使用价值的消费，劳动制成产品，生产资料的价值实际上没有被消费”。被否决的正是资本中这个生产资料的部分，马克思称它“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就把它称为“不变”资本。
好像这个不变资本是一种天然服务。当你建造房舍，修造机器的时候，我在一边欣赏，当你建好房舍，造好机器的时候，我就住进去，然后按时付给你的只是这座建筑和其中机器的消磨折旧费。一切都是合理的，因为我付足了房屋和机器的消磨折旧费，它们的价值就还在；当房屋倒塌机器报废后，一切就又原封不动回到了你手里。只是时间过去了，你的苦心白费了。如果真的筹备生产资料只是某些人的义务，那人人都有乐得坐享其成，剩余就不可能会有，资本就不可能形成。马克思对劳动力却说道：“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即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却不是这样。当劳动通过它的有目的的形式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并保存下来的时候，它的运动的每时每刻都会形成追加的价值，形成新价值。……劳动过程在只是再生产出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并把它加到劳动对象上以后，还越过这一点继续下去。要再生产出这一等价物，6小时就够了，但是劳动过程不是持续6小时，而是比如说持续12小时。这样，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于是，“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变为可变量。因此，我把它称为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可变资本。”这样，资本中就只有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者资本，因为只有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才创造价值，既创造原资本的价值，恢复了旧价值，又创造性了新价值。（预付给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更又创造了剩余价值。一切都是可变资本的变化作用，孙行者只有七十二变，可变资本却有无数变。
但马克思又不得不把不变资本叫做不变资本，因为他意识到，没有不变资本参加，可变资本也变化不了。于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产生了这样一对荒诞的对词。在否定了不变资本的资本作用以后，马克思把资本增殖的这两个部分即新价值和剩余价值都划归了活劳动。新价值已作为工资付给了劳动者，剩余价值也应同样交出来，但不是交给劳动者，而是以各种扣除的形式交给劳动者的代表。他的根据是，没有劳动者的现在劳动，机器就不会运转，产品就生产不出来。但没有机器和相关的厂房设施这些过去劳动呢，产品是否也能同样生产出来呢？他看不到（实际只是这个时候看不到，前面他就看到过，后面他还要看到）。因此他愤怒而激动地谴责资本家，要资本家把已经实现资本后的剩余价值全部交出来。
但在另一场合，马克思又声称资本是资本家用剩余价值一次次积累形成的。他鼓动民众用暴力夺取资本，占有生产资料，把机器和厂房全部收归无产阶级所有。这时他又看到了机器、厂房等生产资料的重要了，没有它们，产品同样生产不出来，没有它们，劳动就只是一句空话。 马克思显然把这种资本方式的劳动过程看成是原始采撷过程，就向资本是自然物产一样，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利用这个自然富源尽力采撷，而收获只按采撷来定。因为自然特产是不会向采撷者要求代价的，资本也就不能要求代价。这种劳动秩序如果永恒的话，劳动资本就不可能性形成，人类将永远驻足于自生自灭的动物状态。
从剩余价值的资本占有，马克思即判定了资本的剥削（不管这是否过于草率，反而会掩盖现实存在的剥削）；这一立论即是以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来确定的，那么资本对剩余的占有率，就可确定为资本的剥削程度。即如果剩余价值被资本全占有时，剥削程度就为 100%，如果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一半时，剥削程度就为50% 。但这在技术上显然是困难的，马克思为此在理论上把从宣传上说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改为对剩余价值的产生；他的剩余价值率就是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率。于是，剥削程度就变为资本对剩余价值的产生率。这种剥削程度的判定方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危害性的后果。
我们看一看下面的分析：马克思先把总资本 C（见《资本论》中马克思使用的符号和公式，下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不变资本 C，另一部分是可变资本 V，即C = C + V。当生产过程结束后，得到的产品价值 = C+ V +m（剩余价值）。这时的总资本就变为C + m = C 。马克思说："因为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它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值，因为这个劳动力的价值决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而剩余价值又由工作日的剩余部分决定，所以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等于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或者说，剩余价值率 m / V = 剩余劳动 / 必要劳动。因此，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有程度的准确表现。马克思对此举例说道："假设产品的价值 = 410 镑 + 90 镑 +90镑，预付资本 = 500镑，因为剩余价值 = 90，预付资本 =500，所以……剩余价值率不是 =m / C或 m / c + v ，而是 = m / v ，也就是说，不是90 /500而是90/90 =100%，比表面的剥削程度的5倍还要多。…因此，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马克思之所以要采用这种剥削程度的判定方式，目的就是为了说后面这句话，他要从物化劳动的形式和流动劳动的形式上表现的工人为自己的劳动和为资本家的劳动之间的比率来判定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可这种比率却正好说明了社会劳动生产力的高低或社会不同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因为技术进步就意味着生产中所耗用的劳动量越来越少，社会发展也表现出人类生产劳动中生产资料即所谓不变资本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判定方式就只能使他的理论走入荒谬，进而引导它的狂热追随者们进入政治和经济的绝境。 因此，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 "对国家繁荣必不可少的物质财富创造来说，只能是没落、荒谬的！
马克思不是从财富的生产和增长着手，而是从经济的结果上论说富人与穷人是如何地不平等，并且认为富人不是靠勤劳、节俭积累下的财富，而是靠剥削穷人起家的。他的经济学说是以设定富人剥削和掠夺穷人为前提的， 所以他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制度是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罪恶根源。（《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一卷829页）。
劳动剩余就它的存在来说，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前提，就它的产生来说，只能是勤劳、节俭的结果，这是经济学的结论。不管它是国家的还是世界主义的经济学，都是这样。资本积累预示着人类社会劳动生产方式的不断改进，资本的运用方式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由不同的社会性历史阶段形成并决定的。迄今为止，人们还不可能寻找到比资本由所有权者自主运用更科学的运用方式。因此，马克思的思路不管从历史来说，还是从现实来说，都不但与经济学截然相反，更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和文明进步背道而驰。 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局限也愈来明显，无法解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及其不断变革。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果是计划经济，马克思根本不去考虑他创造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会导致极其严重的物品短缺和政治上的专政奴役。也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提醒人们那样，应提防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它会带来政治极权主义的后果，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可能按照经济学的自由秩序理智地使用有限的资源， 社会主义者肯定会用其实践证实，他们不是通往自由经济市场的道路，而是通往政治专制独裁和经济干预主义的道路。就马克思主义本质而言，它是一条通往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的专制社会。（参阅《通往奴役之路》）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于国家繁荣必不可少的物质财富的创造来说，是无能的。马克思为了与圣西门、付立叶和欧文社会主义相区别，把他的社会主义上冠上一个科学名词即“科学社会主义”或叫做“科学共产主义”。共产党人也就是打着民主与科学的旗号进行暴力革命式的劫夺国家政权，同时也用暴力 “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往工具的支配权，剥夺他们对产品的自由交换和分配权”。 这种劫夺个人财产权的后果窒息了经济自由发展和民众的劳动热情。共产党人劫夺后又在产品的分配中将大量财富消耗在巩固专政的政权上，而不是用于与财富创造有利的方面。这种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形成全社会财富被专政政权完全占有，形成官僚阶层极其无能和腐败。
美国著名自由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压制，以及对自由贸易的低制，是各国之间发生磨擦的一个最大的根源。当年的集体主义国家如希特勒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佛朗哥的西班牙和后来的共产党国家苏联、中国及其卫星国，都对经济进行强制干预。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都诞生于同一个反民主、反自由市场经济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机因素。马克思为什么反自由、民主市场经济？ 因为在马克思的眼中，“私有制”是人类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所以他就号召人们进行阶级斗争，用革命的暴力夺取政权，剥夺私营企业主对产品生产、交换和分配的权利，并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所有。
马克思赤裸裸地宣扬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认为国家政权的本质就是要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他把工人定为第一等级；把农民定为第二等级；富裕的人定为剥削阶级并把他们打入无产阶级的专政地狱。无产阶级专政任何操作呢？马克思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所以“无产阶级专政”要依靠共产党来执掌国家政权，实行共产党的专政。
马克思自认为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以先知先觉的身份预言“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他说 ：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并声称这是历史的必然发展规律。在他看来，随着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会使工人变得越来越“贫困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经济体系，随着经济不平等的扩大，一次灾难性经济危机将会爆发，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灭亡 。这个时候，受压迫的无产阶级逐渐觉悟并最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通过一次突然的暴力革命把政权拿到手。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将是完美无缺的。计划经济政策将把大家引渡到社会主义，再进入更高级的共产主义。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人们计划要什么，就有什么！在马克思的这种谬论指引下，其信徒们用狂热的激情在自己的国家建设着乌托邦主义理想国。但是，在经历了两三代人，无数次失败后，他们的经济成就与乌托邦梦想仍然相去甚远，不得不承认计划经济无法实现其想要到达的目标。 也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凡事详细的中央经济计划统治一切的地方，那里的普通公民就受到政治的束缚，生活水准低下，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普通公民成了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收入仅够维持他们适度的生产”。 在这种社会主义经济体 制下的公民“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离开他们的共产主义天堂，投向自由的资本主义地狱”。
2005年11月30日
两个看法和四点感想
宾大“九评共产党”研讨会纪实(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丹,谢宗延报道)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９日到１２月４日，大纪元网站连续发表了９篇社论，题为"九评共产党"。大纪元编辑部在为此发表的《公告》中说：“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倒台十几年后的今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早已被世界所唾弃，中国共产党走入坟墓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九评共产党”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从思想、文化、历史、经济等各个方面，对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评判。“九评共产党”推出后，在全球各地引起了巨大轰动。世界各地纷纷举办 系列研讨会,专家学者们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学术研究的成果，讨伐共产党的罪恶，揭露共产党的本质，探讨共产党之后中国未来的道路。 《透视中国》节目特别推出 -《“九评共产党”研讨会纪实》栏目，为您介绍世界各地专家学者在“九评共产党”研讨会上的精彩演讲。
演讲(一)(256K)在线 演讲(一)(256K)下载 演讲(二)(256K)在线 演讲(二)(256K)下载
<新闻报道>
2005年3月6日由费城大纪元时报和‘自由钟论坛’举办的第三场“九评共产党”系列研讨会之费城在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举行。
研讨会由爵硕大学商学院谢田教授主持，中国大陆知名作家、历史学家、《黄花岗》杂志主编 、《谁是新中国》一书的作者辛灏年先生，大纪元专栏作家章天亮先生，和“告别中共”网站代表贺宾先生分别以《对“九评共产党”的两个看法和四点感想 》 ，《从传统预言看中共的命运》，《是 崛 起 还 是 崩 溃？- 中共灭亡的先兆》为题发表了精彩演讲，并回答了观众的提问。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人士除来自台湾、大陆、香港的华人和留学生外，还有十几位西方人士，通过大会提供的中英文同声翻译参与研讨。研讨会历时三个半小时。结束后，听众们仍然依依不舍，纷纷购买辛灏年的著作《谁是新中国》和他主编的《黄花岗》杂志，辛灏年当场为读者签名留念。
主持人：在今天《透视中国》的特别节目中，我们首先为您介绍辛灏年先生在的演讲。辛灏年先生原名高尔品, 他曾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作协会安徽分会的专业作家. 由于他对中国现实的真实描写，使得他的小说在中国大陆很难被发表。为此他转向历史小说的写作。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他发现大量与中共教科书完全不同的历史事实，并因此深刻地认识了中共的本质。在经历了痛苦的思考之后，他义无反顾的放弃了小说的写作，开始了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六四”屠杀后，辛先生毅然走上街头抗议中共暴行，他辞去了所有社会职务和荣誉头衔，并离乡背井来到海外，开始了《谁是新中国》一书的艰难写作。他以史学家的责任感和勇气，经过长达十四年的奋斗，终于于1999年10月完成了这部还原历史真相的史学巨著。好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辛灏年先生在宾州大学“九评共产党” 研讨会上的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对“九评共产党”的《两个看法和四点感想 》。
辛灏年:“我想做个简单的说明。我今天的发言，也就是就‘九评共产党’这九篇文章，谈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和感想，不牵扯到对任何个人和任何团体的褒和贬，就文章说文章。我想这是做学问的一个很实在的方式，这是我必须要说明的。因为在海外这个无限自由、而背景又极其复杂的中国人的世界里，我们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因为如果让你的敌人误会了你，那我在所不惧。可是如果让你的朋友误解了你，你会很痛苦。所以我认为，我还是就文章说文章。
对九评共产党的两个看法
“我要说什么呢？我今天想说的是我对九评共产党的两个看法。为什么？因为自从1949年以来，或者说从1921年以来，像这样大规模的一评、二评、三评直到九评地“评共产党”，站在共产党的完全对立面去批判它、揭露它，这还是第一次。所以我们必须重视他。而且这个第一次有两个相当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他是正面进攻，毫不怯弱。大家都知道共产党这么多年，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说你是反动派，你就是反动派。什么时候有谁说你共产党也是反动派、也是反革命？没有！不敢！！在残酷的专制统治之下，人们为了起码的生存要求，已经失去了一个做人的起码胆量。而‘九评共产党’站在一个完全对立的立场上正面进攻，毫不怯弱。这对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包括我们今天在自由的海外，他都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是必须要承认的。特别是在1989年以后的海外，我们很多对共产党的批判和声讨都是羞羞答答的，是尤抱琵琶半遮面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有时候还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所以像这样干脆果决的，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上，毫无顾忌地批判、否定中国共产党确实不多，而且很少。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第二个特点呢，那就是反唇相讥、以牙还牙。我刚才讲了，有谁敢在牛棚里对共产党以牙还牙？有谁敢在反右斗争当中和文化大革命当中对共产党反唇相讥呢？有吗？没有。都是事后的英雄，背后的英雄，躲起来的英雄。可是今天有一个信仰团体，他们拿出了这样一个气派，反唇相讥，以牙还牙。你说我是邪教，你才是真正的邪教！了不起啊！还有谁比共产党更邪的？没有！这是我们必须明白的。
“还有，就是敢公然在文章里面点着共产党的名说你就是流氓集团，这种以牙还牙的办法，对于中华民族这50多年历史来说，应该说是我们大家应该感到自惭形愧的。可是今天有人站起来，面对一个真正的流氓，告诉它，你就是流氓，而别人不是。很了不起啊！这种情况，我以为，它告诉大家中华民族在开始发生变化，中国人在欺骗之中开始觉醒。我们的政治觉悟，我们的政治觉醒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波澜壮阔地兴盛起来了！
“第二个看法就是：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中性的声讨行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九评共产党’的九篇文章从思想、文化、历史、经济等各个方面对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评判。他一方面接受了前人许许多多的重要研究成果，一方面又鲜明地标举了自己的信仰风采和独特的精神内容。这种情况也是非常难得的。从各个方面对共产党展开批判，所以他给人一个非常警醒的和发人深省的感觉。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文化人，我在研究了共产党八十余年的历史，也写了我这本书《谁是新中国》之后，我仍然感到相当的吃惊和佩服。这是我简单的两个看法。
“九评”证明“专制改良”此路不通
“那么我现在来谈谈我的四点感想。我的第一点感想：我认为‘九评’证明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专制改良”此路不通。 “什么叫专制改良？就是维护专制政权和专制统治的改良；而不是站在民族的、国家的、人民的立场上，分权于民，分利于民，为国家前途真正奋斗的一种改革，这就叫专制改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他在位的16年间进行了种种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其结果是被送上断头台。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米涅说得很好，一个残暴的、拒绝人民要求的君主和一个企图用改革的方式来保住自己权利的君主，他们的下场是完全一样的。从尼古拉一世到尼古拉二世，从1801到1861年，整整六十年间，经历了六十年的改革开放，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1917年二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推翻了沙皇的专制制度。请大家记住，我说的不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是二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是背叛的炮响，不是共和的炮响。
“我们自己呢？100年前，我们的满清王朝经过了50年前后两度有血、有肉、有情、有泪的改革开放，在当时叫洋务运动。这场改革开放，使得我们的中国从没有电话电报到有了电话电报，没有军舰火车到有了舰船和火车，应该说把一个古代化的中国，迅即的推向了近代化。它所做的一切，事实上是邓小平、赵紫阳等人在100年后学着所做的一切。结果是什么呢？慈禧太后亲自批准升级的了“上海道”，也就是她的经济改革特区上海，那一排又一排的高楼大厦并没有救得了满清王朝的命运。为什么？很简单，就是维护自己统治的任何一种改良都救不了自己。如果一个政权、一个政府、一个政党的改良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权利千秋万代永不转移、永不变色，那么迎接它的、等待它的就一定是失败。这就是说，专制改良是走不通的。
“可我为什么说‘九评共产党’证明了专制改良走不通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要害：任何一个专制统治者企图用改革开放的方式来救自己的命，都是企图求得‘长治久安’。我们不说十五15年前那场疯狂的屠杀，早已不是长治久安的表现了，我们就说中国共产党大吹大擂了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忽然在海外产生的一个“九评共产党”，九篇文章完全站在对立面上，彻底地否定了它、它的党、它的政权和它今天的政治现实，这还是‘安’吗？这不但不是‘安’，它是‘危’了！长治久安这个东西在共产党那里将不再存在。虽然这是它梦寐以求的。
‘九评’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证明了一条真理，梦想‘中共长治、人民久安’的那种专制改良是走不通的，是完全走不通的。这就是我的第一点感想。”
共产党将中国人民逼上梁山
“第二点感想，那就是九评还证明了一个‘逼上梁山的革命真理’。 “什么叫逼上梁山？我无需多加解释。因为谁都看过我们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传》。革命不是想革就革得起来的，革命是逼出来的。孙中山先生讲：‘革命随便就能革起来了吗？那是因为满清王朝顽固不化最终闹得天怒人怨，革命才成为正途，才成为人民必然的历史要求。’前几年中国大陆拍了《水浒传》这部电视剧，大家恐怕今天还记得吧？里面有一句唱词曾经唱遍神州，就叫做‘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个‘该’字就是被逼啊，‘就出手’就是被逼以后不得不出手，我就要出手啊。
“我们想一想，在海外和国内，那么强大的一个信仰团体，从‘反江不反共’走向了‘反江更反共’，是不是被逼出来的?是被谁逼出来的？当然是被共产党逼出来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任何革命契机的来临，革命风潮的兴起，人们革命心态的变化， 都不是人民要革命，而是统治者用自己反动的、顽固的手段，逼迫着人民不得不走上彻底推翻你、以彻底改革社会这样一条明确彻底的道路。所以，我以为看完‘九评共产党’以后，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经过了一百多年了，革命也不象别人所说的都是杀人放火。虽然中国共产党革了一辈子别人的命，又岂止是杀人放火！但是，那些被它革掉命的人，又有哪一个是杀人放火的呢?这才是历史的真实。1989年之后，在海外首先掀起的那一股推翻孙中山、否定孙中山和歌唱康有为的所谓改良潮流，就层说‘如果孙中山不革命，满清王朝的改革开放就成功了’。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说，今天我们还得梳着辫子、穿着马褂走在世界现代化的大道上？可能吗？不可能。慈禧太后在《走向共和》里的那一段话：‘爱新觉罗的江山是我的，也是你们的。’她要求的是江山姓爱新觉罗，永不变色。想一想，自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毛泽东先生走上天安门以后，年复一年的年年讲、月月讲的话是什么话呢？就是‘无产阶级铁打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可能吗?现在都不知道变成什么色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当前对待中国问题的分析上，绝不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厢情愿去做。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眼光和视角盯住了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化。2004年5万8千起人民游行、示威的行动，实际上也已经在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真的要在改良不止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被推动起来、被爆发开来了！我们应该有个充分的心理准备，虽然是被逼的，但是要有思想准备。准备什么，准备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共和战士。中国可能发生革命，我们也就应该对这个革命有所规划、有所期盼和有所制约，使得它能够在未来共产党垮台的过程当中，使我们的祖国能够尽快地与和平地走上一个走向共和的道路。这是我的第二个感想。”
中共是一家“马列邪教政治集团”
“我的第三点感想：我很赞成‘九评共产党’里所说的‘共产党是邪教’。 “我刚才说了，敢说共产党是邪教的人，一定是很有胆量的人，我认为那是不容易的。可我的话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邪教呢？或者更准确的说，马列才是邪教，共产党是马列在中国制造的一个“邪教政治集团”。我们很多人从小都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长大的，用今天时髦的一句话来说，‘我们都是喝共产党的狼奶长大的’。我们在过去拥护共产党的历史中，在今天反对共产党的方式中，我们常常发现共产党的狼奶会不断地在我们的体内发酵和起作用。要除掉它，要克制它。它怎么来的？那就是因为我们把一个德国的老人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奉为自己的经典之父。我们把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当作经典，当成真理的化身，我们大错特错了！
“我们在这个错误的漫长历史当中，我们忘记了自己是‘中华儿女’，而自觉和不自觉的做了‘马列子孙’了！而我为什么要说马列是邪教？第一，我想向大家揭示一个事实。今天是在一个大学里面，并且是在一个美国的大学里面，我想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对19世纪的欧洲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知道当时的欧洲是在向哪里走，是怎样从过去走向未来的。
“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那就是，十九世纪的欧洲正在政治上从专制走向共和。这是事实吧？否则哪来的君主立宪下的英王国呢？哪来的欧洲诸共和国呢？ 哪来的法兰西共和国呢？哪来的俄罗斯共和国呢？这些都是十九世纪的欧洲从专制走向共和的历史。但是我想请问大家，十九世纪的欧洲正在从专制走向民主，但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它在讲什么？它在讲无产阶级专政！
“一个要抛掉专制，走向民主；一个要讲无产阶级专政！1926年我们的先贤梁启超先生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凡是专政都不是好东西！都不是新东西！我们的先贤讲的很对啊！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危险的思想，我老是听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加上我又是右派教师的儿子，是被专政的对象。那我就在想了，能够专政别人的人，能够把瓢把子拿在手里，决定给你吃，还是不给你吃；给你穿，还是不给你穿；叫你怎样，你就得怎样的人；他还是无产阶级吗？掌握了全体社会和整个国家人民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财富的一个独裁者，他还能是无产阶级吗？！
“所以我说，十九世纪的欧洲，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一段历史。可是，就是在十九世纪的德国产生的马克思，他要把‘专政’面前加上一个‘无产阶级’，就想把专政合理化了。那我们今天回头想一想，光从理论上来说，它是前进还是倒退？所以说，马克思的这个邪教，它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个‘倒退的历史要求’！它和欧洲十九世纪发展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我姑且不论近壹佰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不论是在俄国，还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其它几个地方，他们的倒行逆施，他们的极度专制，他们的鱼肉人民，众所周知，就不用再一一介绍了。
“第二，大家都知道，世界走向共和，从欧美开始，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要求从专制走向民主，他们也在经济上要求从封建经济、封建权力经济、封建行会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所以它的前提，就是“保护私有制”。没有私有制的确立，就不能推翻封建的权力和行会的经济。可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说什么？马克思的资本论说‘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流动着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鲜血。’在它的旗帜上，就更是鲜明的写着要“消灭私有制，提倡公有制”。
“我请问大家，十九世纪到今天为止的，这个人类从封建权力经济里面解放出来，从专制权力经济里面解放出来，而走向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就是私有化、就是私有制、或者说就是自由经济战胜权力经济的过程。所以，我们这些尝够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之苦的中国老百姓，都应该想一想，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所提出来的，用公有制来推翻所谓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它是顺应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还是阻挡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呢？恰恰相反，它是阻挡的嘛！共产党今天搞改革开放，搞什么改革开放？它仍然是用一种权力的手段来搞它的所谓的市场经济，那可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因为私有制并没有真正的建立，更没有得到真正的保护。所以，我们必需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政治上是倒退的，在经济上它同样是倒退的，是反对欧洲十九世纪的经济自由的。看清楚了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胡锦涛先生最近说北韩和古巴在政治上一向是正确的，经济上只不过是暂时的落后。你看胡锦涛这个马列的子孙，是多么的愚昧和无知！
“第三，更重要的，在座的都是人，我也是人。我们今天都知道什么叫人权，知道人权??就是我们做一个人所应该、所必需拥有的自身权力。那么，十九世纪的欧洲，对人是怎么看的呢？在长期的宗教统治、宗教专制、封建统治和皇权统治之下，十九世纪欧洲人民正在从人性的解放走向对人权的追求。我想这是事实吧？任何一个读过西方史的人都会很明白的。所谓人性的解放，所谓人性的追求，就是指‘个性解放’嘛，就是指个人自由嘛！不，马克思却说，我们不要人性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我们要的是阶级性。他要以阶级性来反制人性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直到今天为止，我才刚刚弄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阶级性’，就是封建制度的根子，没有阶级性就没有封建制度，有了封建制度就必然讲阶级性。这点我下面还会讲到。封建制就是靠着等级制形成的，就是靠着阶级形成的。一旦打破了这个阶级，消灭了阶级性，封建制就没有它依赖的社会基础和人文基础了。而马克思却完全站在十九世纪欧洲发展的反面，企图消灭人性，用阶级性来压迫人性，最后用党性来代替阶级性。列宁的很多文章，‘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等等，那些文章，都是在消灭个性，消灭人性。我想，凡是在中国大陆生活过半个世纪和几十年的、像我这一辈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人性和个性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已经被压迫到、扭曲到何等凄惨的地步了！
“第四，在十九世纪欧洲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渡过程中，欧洲的整个文化都是走在一个多元化的发展大道上。这点我毋需多加说明。形形色色的思想文化派别，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开始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了。可是，马克思主义讲什么呢？讲以一元论来反对多元论。所以，在所有遵从马克思这个邪教教义的国家和社会里面，是无多元化可言的。列宁的那一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就说明了连文学也必需做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这架机器上的螺丝钉。
“据此，我们就可以说，在十九世纪欧洲从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过程当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们，在政治上用专制来倒退民主，在经济上用公有制来打击私有制，在人性上以阶级性来消灭个性，在文化上以一元化、独裁化来消灭多元化。这样的一个主义，它还是先进的吗？它是十足的十九世纪产生的邪教。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胡锦涛先生，在中国大陆还要提倡什么‘保持共产党先进性’这样一种所谓的教育，我请问，你先进在哪里，你的祖宗就是邪的嘛，你能先进得起来吗？
“在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主张历史倒退的邪教的时候，在我们批判共产党是一家邪教政治集团的时候，我们必需要意识到，这个非但不是先进、而且是极端反动的思想，它还有两个非常邪恶的东西。一个东西，那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邪恶的政治理论链条。什么政治理论链条？就是“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过，只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暴力革命自古有之，不是马克思发明的。阶级斗争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来的，也不是马克思发明的。可是马克思发明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它的发明之所以更危险，就是因为她用近代的社会科学，将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三个东西链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可怕的、邪恶的理论链条，以达到要用暴力革命来制造阶级斗争，更要用暴力专政和制造阶级斗争来捍卫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用这三个东西的链条来夺取政权，用这三个东西的链条来巩固政权。至于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阶级斗争是可以制造的。也就是说，他可以叫它大它就大，叫它小它就小。虽然原话是列宁说的。所以‘九评’里面说的好，共产党就是由用杀人来夺取政权，更用杀人来维护统治。这就是共产党政治理论的根本。我们必需对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另一个东西是，这个号称是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政治链条，它是建立在“革命的名义”之上的。我们这一代人，都看过一部俄国影片，叫‘以革命的名义’。我们当时怀着多么崇敬的心情去看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俄国的革命领袖列宁啊！在‘革命的名义下’，那是多么的光荣啊！可是在惨淡的数十个春秋之后，我们才发现，在‘革命的名义下’，撒谎、欺骗、杀人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尽。‘革命的名义’啊！在‘革命的名义下’干坏事，在‘革命的名义下’推倒真正的革命成果，在‘革命的名义下’复辟反动的专制统治，建立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革命的名义下’实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教政合一式的极端黑暗统治。马克思主义者们，就是这样一种反欧洲进步、反人类进步的思想， 在中国的大地上，在我们中华民族儿女的大地上，实现了专制制度的复辟，实现了现在的党组专制统治，实现了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教政合一的极端黑暗统治??那个被‘苏化了的欧洲中世纪的教政合一统治’。
“我们只有认清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从根本上，不论是在文化上，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经济上和其它各个领域，就象‘九评共产党’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彻底的认清这一家马列邪教，彻底的认清共产党这一家邪教政治集团对我们民族、国家、人民已经造成的巨大历史伤害。彻底明白“不是我们中华要驱除马列，而是马列祸害了我们中华”这样一个根本的道理！我们才能真正地在未来，在天亮先生说的那个大崩溃开始之后，在贺宾先生说的那个大崩溃就要来临的时候，更在推倒共产专制统治的艰难过程之中，去重建我们的共和，去重新推动我们民族的进步和发展。
“明白这些道理非常重要。因为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中国大陆，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我这一辈人当中和下一辈人当中，存在着在思想上吐不尽狼奶的几代人。在他们的身上，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部好经，是中国共产党把它念歪了。我告诉你，经就是坏的，不是共产党把它念歪了。共产党作为一个邪教政治集团，是忠实履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邪教要求，才在我们中国造成了这样一个旷古未有的巨大灾难。“我们也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再也不会为这个邪教所蛊惑，我们就能从这个邪教的魔爪里把自己首先解放出来，然后才可能谈到解放自己的民族和民族文化。这是我的第三点感想。”
中共反民族历史、反民族进步、反民族团结
“我的第四点感想：我很欣赏‘九评’里面有这么一篇文章，说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这与我也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几年前我在《黄花岗》杂志连续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驱逐马列，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我是怎么认识的呢？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这已经是事实。稍微有点年纪的朋友都知道它是怎样‘破四旧’的，它是怎样‘反封建’的，它是怎样干过种种破坏我们民族文化的史无前例罪行的。可是我想问一句，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我们的民族文化？这才是根子；它是怎样做到破坏我们的民族文化的？这才是历史。那个没有祖国、没有祖宗，也不要祖国，也不要祖宗的中国共产党，它从根子上就是反民族的。它的80多年的行径就是反民族的。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它是从哪几个方面去反民族的。第一，它反民族历史。为此，我必须要介绍一下马克思的生活环境。我举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听。英国从公元1295年召开第一次国会，史称“模范国会”，英国才开始从封建制慢慢地向君主制过渡，其间仅仅是不到五百年的时间，就爆发了第一次共和革命，即清教徒革命。因此，英国封建制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里面是非常地影响深远的。我们今天所讲的英国绅士派头，实际上是英国封建社会的一种生活派头给历史留下的一点风范和影响。
“第二，法国。法国从公元1302年召开第一次三级会议，用收买的办法，把封建的问题解决了，使法国成了一个君主专制国家。可是，三百多年而已，法国开始推行了改革开放，紧接着爆发了共和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王朝。所以在法国大家可以感觉到一个明显的东西，贵族、僧侣的地位和特权是十分的高的。为什么？那是因为法国的国王用特权收买了贵族和僧侣，然后才开始了行使自己的君主专制统治，将法国的封建制度悄悄的给掩埋了。
“第三，我们再看看俄国。俄国从十五世纪中叶才开始走向了一个君主管理的国家，也就是实行了君主帝制，出现了沙皇。可是一直到1861年俄国发生农奴制改革，其间三百多年的历程当中，俄国实际上是君主王权和农村封建制紧密结合的。我们看过很多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大家都知道，俄国是一个农奴制的国家。什么叫农奴制？农奴制就是农村封建制。1861年沙皇亚力山大二世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当中，终于作出了一件政治改革的举措。这个举措就是解放农奴。请记住这个年头1861年，俄国的农奴制才正式结束。那就是说，在俄罗斯的民族历史上，封建制的影响是相当根深蒂固的。
“我最后再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德国。德国从11世纪才开始封建化的过程。一直到十九世纪即1871年1月18日才建立了第二帝国。我建议大家进行一个年代的比较：一方面，德国的封建制度长达八百年，从十一世纪的中叶到十九世纪的1871年帝国的真正产生，德国才走向统一，君主制才得以确立。我再提醒大家1848年，马克思就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或者说，马克思在它的所有经典文献里面都拼命的要反封建呢？因为马克思在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整个德意志还是一个封建的国家，一个封建等级森严的民族。是一个远远没有得到统一的分裂的国家。那个小小的德国，当年的封建政权就达到八百多个。比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还多得太多。所以马克思才要反封建。
“我讲到现在，不是在掉书袋子，我想向大家说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使我们感到骄傲，也可以使我们感到，中国的马列子孙对自己祖宗和历史的无知。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大周朝，前后八百年，前三百年是封建化的前期，就是建立封建制度的时期，叫西周。它的第二段，是封建制巩固和腐化的时期，史称春秋时期，时长二百五十年。它的第三阶段叫战国时期，那是封建制走向瓦解、平民制开始兴起的时候。整个大周一朝八百年，经过了封建制度兴起、巩固、腐败和走向瓦解的过程。我们做一个比较。我们的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推倒封建制度是在公元前209年。也就是说在两千二百多年前，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被秦始皇推倒了！这就是说，中国人早就反过封建了，而且我们反封建已经是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其间，从秦始皇公元前209年开始，到汉代开国直至汉武帝，总共用了九十三年的时间，终于彻底的废除了封建贵族制度，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是君主帝制，建立了一个有君主的平民政治制度。
“所以，生活在德国的那个马克思、恩格斯，当他们生活在封建统治之下的时候，他们高喊着反封建也许没有错。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和所有的著作里面，倾注了反封建的要求，也许没有错。因为在英国、法国、德国和其它一些国家，也就是整个欧洲封建化结束的时间，实在是太接近现代了，所以讲反封建和封建遗留的文化，应该说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马克思把在德国和在欧洲反封建的要求，变成了一条所谓的历史规律，要求全人类都要和他一起去反封建，更把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的历史，都说成是封建的历史，甚至作成他那个邪教的经典式教条，就大错特错了！而也正是根据他的所谓的反封建要求，中国共产党才会在中国拼命的喊反封建，并且在反封建的前提下诬蔑祖宗、焚烧祖宗、批判祖宗、否定祖宗，把我们的所有文化都归结于封建文化，把所有的思想和信仰都归结为封建的思想和信仰。却把我们在封建制推倒以后的两千多年优秀文化发展一概否定，这难道是中华儿女所当为吗？不。它恰恰是一个无知马列子孙的反动行为。因为它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因为他们死了是要向马克思去报到的嘛！而他们却不会向孙中山、向我们的秦皇汉武去报到的嘛，对吧？那么好，我们在明白了这个根本道理以后，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由马列邪教在中国所制造的这一家邪教政治集团，它不懂自己的祖宗，也不懂自己的民族，却以反封建为名，企图扼杀、阉割、甚至埋葬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这对任何一个中华儿女，不论在国内国外，如果你明白了这个道理，那都是不能够不感到痛心的。
“第二，它反民族进步。我刚才讲它反民族历史，我现在讲它反民族进步。我们中国自秦始皇公元前209年建立起秦朝，然后大汉继之，前后两千多年君主帝制，一直到宋朝之前，中国可不是一点没有民主啊！我今天来不及讲这个问题了。我们是因为北宋之后儒家政治学术的异化和两次外族入侵，再加上明代皇帝朱元璋废宰相即等于废政府以强化皇权，才造成七百年间中国专制统治的强化。可是，到了壹佰多年前，当我们中国面临着1840年以后的状况，面临着列强的入侵和掠夺，面对着内患不止这样一个状况，中国人民终于开始觉醒了。觉醒什么？就是我们该变变制度了。我们的君主帝制已经两千多年了，它衰老了，它落后了，它开始受欺负了，我们要改变它。所以，中国也要共和革命，孙中山才应运而生。中国才有了自己的共和理论，发生了自己的共和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我必需声明的是，在我今天讲到中华民国的时候，在我的心里面却是另一个、就是包括外蒙古在内的、真正共和的大中华民国，而不是今天那个假中华民国，和那个所谓的小中华民国，那个正在企图走出中国、分裂中国的所谓中华民国。我必需声明这一点。
“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民族在进步啊！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帝制已经太老了，我们需要顺应时代的要求，改变自己的专制制度，迎头赶上建立共和啊！大中华民国创建之后，中国从没有国会到有了国会，从没有法制到有了法制，从人民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到都有了这些自由大家看看电视剧‘走向共和’吧！那一幅幅动人的画面，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民那种享受民主自由共和的状态表现的是多么的叫人感到兴奋和感慨啊！
“可是根据马列邪教的理论，中国的辛亥革命却是‘资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推倒的革命。根据马列邪教的要求，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是必须推翻和颠覆的共和国。列宁在马教的指引下，背叛俄国二月民主革命，创立了所谓的共产俄国。然后以它为中心点，试图在全世界发动共产革命，并把它的第一个着眼点投向了北京。他有一句名言，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 列宁说‘到欧洲去的捷径是经过北京和加尔格达’。你看，莫斯科就在欧洲，它要进攻欧洲，它要绕到北京，再经过加尔格达，再去进攻欧洲。说明了什么？它无非是继承了沙皇俄国对我中华大地的那一片野心嘛。
“所以，站在理论上，站在实践上，站在新沙皇列宁、斯大林的立场上，他们就是一定要推翻中华民国，一定要颠覆大中华民国的，推翻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和他的中国共和革命所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叫什么，这是在推动中国走向进步吗？在推动我们的民族走向未来吗？不。它想把爆发了共和革命的中国拉回到专制复辟的陈旧轨道上去，就是在反我们民族的进步，结果自然是十分的可悲的。
“它反我们民族进步的第二个要害，就是1949年之后，他把马克思主义奉为经典，它把西方真正的人民进步当作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它把我们民族中优秀的文化全部都打成封建的文化，它使我们的人民既不了解祖宗和历史，也不了解西方真正的文明进步是什么。它把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身体死死封挡在太平洋的东岸，让我们中国人不能了解和继承到我们先人的共和成就，和这个世界真正自由民主的成果，这才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哀。而且，在1949年之后，它真的反成了。中共从到1949年篡国，到至今的这五十多年历史当中，我们只需要拿这个世界的进步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倒退进行对比，说马列邪教在中国建立的这一家邪教政治集团，反我们的民族进步，难道还有什么可以说是不对的地方吗？”
我刚才讲了共产党反民族历史和反民族进步，现在我要讲共产党反对我们的民族团结。”历史的事实是：共产党反对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民主的、自由的、和高度统一的真正的共和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时候，它的宣言上就说，‘中国的少数民族都可以脱离中国加入世界上某个先进的民主联邦’。哪一个先进的‘民主’联邦啊？就是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嘛，就是前苏联。1925年李大钊在莫斯科发表讲话时就说，‘我们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我们赞成苏联在外蒙古驻兵’。外蒙古就是被共产党苏联策反和侵占才所谓地‘独立’了的。
“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霞飞路，就是今天的淮海中路的一家照像馆的楼上开了一个会，正式把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问题的‘三大主张’提了出来。大家记住，1928年4月15日，上海霞飞路一家照像馆的二楼上。什么三大主张？就是‘台湾民主、台湾革命、台湾独立’。台独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可以说，台独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就和中国共产党是母子关系啊。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一句话告诉台独，“按照无产阶级革命的民族主义理论，就一定能够制造出一个台湾民族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实际上分裂我们中华民族。
“1928年，斯大林出钱出力，让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你知道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一个什么宣言吗？它说，‘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地区，如果不能脱离中国，中国就永远不能统一’。想一想今天台独势力所说的那些分裂中国的话，和‘承认中华不承认中国’的那些话，都是从这里来的。
“1931年，日本人刚刚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9月18日侵占), 9月20日共产国际就发来命令，要抓住日本侵略中国的大好时机，在全中国发动暴动。两个月以后，苏联的国庆节??11月7日，共产党又在中国的江西瑞金，建立了所谓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请问，按照中文的字面意思，你们懂得什么叫‘苏维埃’吗？苏维埃是俄语SOVIET的译音。中国哪里有什么‘苏维埃’嘛！‘苏维埃’是什么嘛！？可是直到今天为止，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个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仍然把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捧得高高的啊！实际上，中共就是在外族外敌侵略我中华民族的时候，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并且，就在1931年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建之时所发布的‘宪法’第十四条上，竟明确地说，‘中国境内所有的少数民族和地区，都有脱离中国、重建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力’。请大家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第14条’。台独是和中国共产革命相息相生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台独的制造者。
“1997年我在多伦多大学讲演的时候，曾谈到这个问题，下面一个老先生感到非常不安。在我讲完以后，他偷偷的把我拉到一边。他说，你怎么也知道台湾二．二八中共指导委员会啊？我说我知道啊，我说我也知道你也是二．二八中共指导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啊。他说，‘你千万不要说，千万不要说啊！’
“由于日本的镇压，这个共产革命的台独没有形成气候。可是到了六、七十年代，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已经推翻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大中华民国之后，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已经推倒了那个曾经捍卫过共和的中国国民党之后(我必需声明我讲的中国国民党与今天的国民党不是一回事)，在台湾出现了一股台独，目的就是要配合中共‘解放’台湾，在内部颠覆中华民国台湾台北政权。这股台独叫什么台独啊，就叫‘社会主义台独’。台湾中央研究院大名鼎鼎的院长李远哲先生，在1996年、1999年两次发表谈话‘挺扁’时都说，‘我们早期台独人士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跟共产党才最接近’。
“许信良闯关你们知道是谁派的吗？是共产党用804炮艇把他送过海峡中线，然后让他去闯关、做民主秀的。70年代在海外，台独势力的主要资源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海外台独的主要领袖人物不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断的、连续的回大陆、回北京受训。大家不要天真的认为台独非我族类，台独是我族类，但是它更属于共产党这一‘马列党族’之类！即便在美国的许许多多如我这个年龄以上的台独人士，他们都自称曾是一个光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今天，共产党不过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它生下了台独又培养了台独，今天台独长大了，终于要‘走出中国’了，他们不想做中国人了。可是，他们还是在和共产党一唱一和啊。大家不要以为，共产党今天高举着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大旗在反对台独，那不是要统一，是要统战！这是我们中国大陆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不要以为极端台独势力今天在反共，不！它是在反华！这才是台独的真相。
“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子孙，中华儿女，必需坚定地反对共产党，反对和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反华台独势力。我这样说，并不是我不理解台湾大多数人民不愿意被中共专制一统。对此，我不但同情而且理解。但是我不能容忍那种象共产党一样的台独势力，秉承着共产党人的那种反民族文化传统，来否定我们的民族、诬蔑我们的民族，来否定我们中国人民的爱国言行和一切言行。这是不容许的。我们只能全心全意地做中华儿，不能做任何形式的马列子孙。“综上所述，我才会说中国共产党，它是一个反民族历史的党，它是一个反民族进步的党，它是一个反民族团结和破坏国家统一的党。
“朋友们，我最后要说的一句话就是，就我对历史的粗浅理解，在我的对历史的感受之中，我一向认为，我们应该有自己坚定的信仰。可是，我们一方面要有自己坚定的信仰，我们一方面也可以象许许多多共和国有信仰的人民一样，为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做一个大无畏的和负责任的共和战士。”
辛灏年： 驱除马列,还我中华
辛灏年访英系列演讲(1) -《当代中华儿女民族精神的丧失》
作者：辛灏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纪元8月12日讯】（新唐人电视台英国记者站报导)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与长江所哺育的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历经了数十个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与文化。上个世纪初, 马克思主义这一共产主义的幽灵, 被引入中国, 给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侵害, 使中华儿女的民族精神丧失殆尽。
在线观看 下载观看
【林丹】1999年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在他的著作《谁是新中国》新书发布会上，提出了“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的呼吁。2003年历史文化季刊《黄花岗》杂志刊登了辛灏年先生的《驱除马列，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系列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应英国未来科学与文化中心的邀请，2005年6月3日至6月19日辛灏年先生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作了题为《驱除马列,还我中华》的系列演讲, 深刻地分析了马列主义在思想、政治和文化上对中华民族的侵害，发出了“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中华民族就有希望”的呼唤。
新唐人电视台《透视中国》节目将以特别节目的形式，陆续为您播出辛灏年先生2005访英系列演讲。今天我们首先为您播出的是《驱除马列, 还我中华》系列演讲的第一部份《当代中华儿女民族精神的丧失》。
【辛灏年】今天到英国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能看到我这么多年轻的同胞和我一起来讨论我们民族的问题和我们自己国家的前途，内心真的是很感动。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当真不如人家吗？我们的民族当真不如别的民族吗？不是。我首先想到的，应该说还是我们中国的那句老话，不过是“风水轮流转”嘛。
我们的中华民族在自己几千年的文明发展的历史当中曾经辉煌过，曾经领先过。今天我们站在欧洲──千余年前马可波罗的《游记》，那可是把我们中国写成了天堂的啊！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中国人，我们的一些忘了自己祖宗、忘了自己历史的所谓的中国人，他们在告诉我们国人西方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有的也是把它写成了“天堂”的。
我想我们不能自卑。可是我们又不能够因为有一点历史光荣而骄傲，更加要面对自己所身处的这个时代，去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自己的民族，认识自己的文化。我们不仅要从对民族历史的反思当中去了解自己，去了解祖宗，去了解当代中国在政治上的反动和其他方面的落后，乃是“中华无罪，罪在我辈”。同时我们也要从英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德国这样一些早已经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国家认识到, 他们走向共和的艰难、反覆、曲折的历程，实际上和我们中国由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走向共和”的历程一模一样。我们只有认识了这两个东西,我们才能意识到今天的中华儿女,其中有相当的一部份，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真的是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
所以近几年来,我就在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我想，我们把自己民族历史搞清楚了,我们再把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百年艰难反覆历程也搞清楚了,我们的自尊心就回来了,我们的自信心就回来了。
那么，为什么中华儿女们在相当程度上、在相当?围内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呢． 他们又是怎么丧失掉的呢． 为什么我一个普通的知识份子,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会突然意识到, 不驱除马列就不能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呢？
也许有的朋友会说, 你是不是有点狭隘． 你是不是有点狭隘的民族主义． 不, 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是“量大的君子,不毒的丈夫”。我们几千年很少打人家, 却很多的时候被人打。可是我们即便是被人打了, 甚至被人打亡了国, 我们的民族文化都没有中断过。 我们的武力虽打不过别人, 我们的文力却能够同化别人。蒙人打败了我们的大宋, 蒙古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份；满人打败了我们的大明, 大清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历史上的一个朝代。著名的康熙皇帝他要做中华的千古一帝, 就是我们讨厌的慈禧太后, 她也自命为中国的千古一后啊 ！所以,我们在近代落后了──也许是因为“风水轮流转”吧,可是这个“风水轮流转”，它还是有一定的原因和道理的。这个原因和道理之一：就是马列在思想、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侵略了我们的民族, 侵害了我们的国家。
我刚才讲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是量大的君子,不毒的丈夫。我们在辛亥之前西元1903年,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大清王朝灭亡八年前, 第一批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 甚至于包括日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的篇章和典籍就已经进入了中国了。我们的满清王朝都没有驱除过马列呀！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已经出现了中国社会民主党, 已经出现了中华民国工党了。辛亥之后, 我们的先人们也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用专号的方式, 用丛书的方式一部又一部地、一套又一套地出版了。 就不说1906年、1908年即在辛亥革命之前，连《民报》第二号 和《天意报》第十六、十九号, 都已经介绍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也就是说, 辛亥前后, 我们的中华民族, 我们中国的知识份子就曾抱着虚心的方式, 对来自西方的一切思想和社会思潮开始研究，开始宣传，开始判别, 尽管那个时候我们还真的缺少一点判别的能力。
此后到了1928年, 当北伐打倒军阀成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重建之后，并且中国国民党在不得不把那个由苏俄扶植的共产党从国民革命的阵营里面清除出去之后，中国当时又面临了与前苏联的一个怎样的关系呢． 是苏俄在1929年的8月份大举地侵略了中国, 占领了我国东北一百零四所县城。我们的爱国将领韩光第将军就战死在抗俄的战场上, 可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却接受史达林的命令要“武装保卫苏联”, 和它里应外合。 即便是在这种时候，从1928年到1932年这短短的四 、五年时间内，在所谓“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中国的北京, 特别是上海几乎得以全部翻译出版。那可是在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期呀！也就是说“国民党反动派”──清除了国民阵营里的中国共产党，却没有驱除马列, 没有在思想文化上对马列实行专制。我们中国的老一辈的文艺家们, 那些左派作家们, 他们都是在那个时候自由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
到了1937至1945年的八年全面抗战时期, 我们的国民政府要共产党和大家一起来抵抗日本帝国对本民族和本国家的侵略, 所以他允许中国共产党在所谓的 “国统区”办报纸、写文章、 出杂志、拍电影，也就是容许他们在地上宣传共产主义, 在地下集结共产党的力量, 也从来没有驱除过马列。
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就曾经登过这样一首诗《史达林啊 我们的母亲！》，就是我们著名的共产派诗人郭沫若先生的大作，它是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刊载的。也就是说，当年正在艰难领导人民抗战的国民政府, 也没有驱除马列, 反而让共产党能够利用全面抗战的八年时间, 在地上和地下全面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应该说那个时代的一批知识青年, 甚至是少数学有所成的著名知识份子，和因为种种原因而对现政府、现社会不满的青年们,都是在国难当头的岁月里面, 在我们中国人民走向共和还不能尽如人意的年代里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成了它的传播者。
至于1949年以后，则不管你是有心的,还是无心的；你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 你都得去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 你都得去学习它, 你都得用它来指导自己的一切。所以我才说，从满清到民初，到国民政府在南京的重建，到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再到1949年之后这么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面, 我们中华的儿女们从来都没有驱除过马列。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说驱除马列呢．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是中华要驱除马列, 而是马列祸害了中华！”
民族意识的丧失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一个个人，都要有一个自我的意识。作为一个中国人，穷也不怕,倒楣也不怕, 但要意识到我是中华的子孙, 我是中国人, 这不叫狭隘。但是，在共产党统治的这么多年里面, 在共产党的革命和它的革命已经建立了政权以后的这么多年里, 我们的民族意识在丧失。
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纽约有一位著名的华侨叫李勇先生, 他是联合报的创办人之一, 也是北美世界日报的创报人之一。这个人， 他跟海外的许多华侨不大一样, 他既爱自己的祖国, 也爱他的台湾, 还爱他寄居的美国（他是在台湾长大的大陆广西人）。 他是一支笔杆子, 他经常写文章，名声很大。多年前, 他曾经随一个代表团去中国大陆浙江访问, 在浙江省欢迎招待这个华侨代表团的宴会上, 浙江省的一位副书记走到他的身边说: 请问您就是李勇先生吧． 久闻大名。李勇答道： 不客气, 不客气。省委书记说: 你的文章写了很多啊, 我看了很多, 不错。 但是不要反华嘛, 以后反华的文章还是少写嘛……。这位李先生可是有脾气的人物, 他对省委副书记说：我告诉你, 你是在说我反华, 我看你才是在反华。我是中华儿女, 你才是马列子孙。我死了要去见孙中山的, 你死了是向马克思报到的！
1949年之后, 在我们的祖国大陆从北京到地方, 从大都市到小城市, 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他们垂垂老矣的时候, 都会告诉他们的儿孙和同事们说: 我就要向马克思报到去了。这句话在中国大陆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无人不会说。可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由于他们的表率作用和影响已经造成一些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高级知识份子、低级知识份子、甚至于小学生都会说一句: 我们总有一天要向马克思报到去的。
我就没有听到他们说, 向秦皇汉武报到, 向唐宗宋祖报到, 向康熙乾隆报到, 向我们的共和之父孙中山先生报到。大家想一想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魏晋南北朝时代民间有两句骂自己的话, 它说: “汉儿傍得胡儿睡, 便以胡儿傲汉儿”。 而今却是“中共傍得马列睡, 便以马列傲中华”, 连祖宗都不要了。 这不是笑话呀, 这是一个已经浸透了我们精神领域的非民族意识，也就是说，我们的民族意识丧失了。我就不说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这些年，我们中国的知识份子多少年来都被迫要“言必称马列”，都要“书必证马列”。 甚至到今天，还想要“马恩列斯毛邓江胡温……”地传承下去呢！
民族自尊的丧尽
共产党用马列“反封建”一句话, 就把我们秦始皇早已经“废封建,置郡县, 建立了君主平民政府”的这一段光荣历史, 以及其后两千一百年的君主专制的历史, 全部废了，甚至全部把它说成了是“封建历史”。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
1848年马克思在发表他的《共产党宣言》的时候, 德国是一个封建制的国家, 还是一个几百个封建专制的小国所拼成的一个大国。所以，德国当时在追求统一，马克思在那个时候说要反封建, 在他的国土上也许没有错。可中国不是, 中国的秦始皇在西元前221年就已经废了封建, 置了郡县。中国的秦王朝命短, 只有十五年，可是秦始皇建立的反封建的制度 - 君主制度, 持续了两千多年, 直到孙中山才将它结束。 可是共产党只因马克思要反封建，就用“反封建”这一句话, 就把1912年前两千多年中国历史──我们民族辉煌的古代历史，全部否定光了。 而在它开了这么一个头以后, 也就把我们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全部一扫光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从1949年开始, 哪一年没有坑儒． 哪一年没有焚书． 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那就是公然地焚书坑儒, 人人都焚, 人人都坑。这么一来，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就在破四旧的火焰中越烧越少, 越烧越没了。
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搞改革开放的时候, 我们一批号称自己是改革派知识份子的党内党外的专家学者, 他们不敢骂共产党, 不敢批判现存的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 他们骂谁呢． 他们骂祖宗：中华民族是黄土高原出来的, 它不是蓝色的文明；中华民族的天不好, 地不好, 土不好, 水不好, 人不好, 祖宗不好, 样样都不好； 就不说中国共产党这几十年的统治不好。我们不怪他们， 我自己也胆怯。 我们是真的不敢批判共产党，可是你不敢批判共产党,可也别光骂祖宗啊, 祖宗无辜啊！
到了九十年代就更不得了了, 改革派知识份子们摇身一变, 又变成了“自由派”知识份子, 这些自号的“自由派”知识份子干脆就下了个结论: 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 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是愚昧的文化, 是这样吗． 不是的。 真是士大夫之耻为国耻。 然而， 这一切都被谁利用了, 我不说都知道，是被共产党利用了。共产党利用是理所当然的事, 为它开脱了罪责嘛 ！ 因为：“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嘛；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政党嘛；有什么样的民族历史和文化, 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专制统治嘛！一句话：“共产党就是你自己生出来的，你对共产党还有什么好埋怨的？” 特别是一些打着民主的旗号, 扛着民主的名义, 要走出中国, 分裂中国, 或是要支援台独的,那些所谓的中国人, 他们骂我们中华民族不好, 所以台湾应该独立；他们骂我们中国人民是下贱的, 是无知的, 是愚昧的, 所以台湾要独立；骂我们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永远不能走上民主光明的前途的, 所以台湾要独立……。有道理吗． 台湾人民和我们同文、同宗、同种啊, 只不过大家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惟瓴D遇的不一样，所遇到的政治状况不一样，所造就的社会发展不一样。台湾的那些恨自己是中国人的台独派们, 他们今天要独立的一个重大的理由，就是因为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中国人民是愚昧的人民。如此看来，我们的民族自尊也真的是丧失得差不多了！
民族信心的破灭
意识没有了,自尊丧失了，信心当然就要破灭了。1986年11月11号, 我在武汉大学给我的朋友们和年轻的同学们作了一次讲演, 我讲的是“中国文学的大趋势”。那时，我只能讲文学。虽然我已经开始研究历史了, 但我的胆量只允许我通过文学的烟雾, 去勾引出一点历史出来说给大家听听。可是那场讲演使我感到很奇怪的是, 我讲了三个小时的文学史，后来大家提了几十个问题，却没有一个人是问我文学的, 都问我“改革开放”是怎么回事 。其中有一个研究生很大胆地站起来问我说: 那你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阻力到底在哪里． 我当时一听心里就一抽, 因为我不想从台上走下来就走向监牢, 可是我当时回答问题时, 正处在兴奋状态下, 似乎有点不顾一切, 没有多想, 就回了他一句话, 我说：中国真正改革开放的阻力, 就是我们的党用一块巨大的顽石堵在那里, 让我们真正追求变革的人民走不过去！待我一口气说完之后， 心里真是不觉一凉啊, 因为全场鸦雀无声。大概几秒钟以后, 八百多人的阶梯教室才一下子哄起来了, 掌声如雷, 大家都站起来说: 说得对, 说得对！ 其实， 不是我说的对, 是事实就是如此。那个个正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党将一块巨大的顽石, 放在中国人民要求真正改革开放的大道上。这块顽石已经堵了我们二十五年了！
我想说这个例子的目的在哪里呢． 就是想指出，正是这块顽石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它把我们一些要求真正改革开放的知识份子和一些要求真正改革开放的青年, 就是真正要求民主变革的几代中国人，全都堵在这个大石头面前, 不敢向着这个大石头冲过去。于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就只能绕着这个大石头走。然而，绕着走的结果是什么． 自然是有的走上了错路，有的走上了歪路，有的陷进了泥淖，更多的却是越走越胆怯了……而这块大石头直到今天仍旧“屹然不动”。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之后的漫长岁月里, 用三个办法堵住了我们的志向。第一个办法是杀人夺命的方式。从1949年到1976年杀了几千万人, 饿死几千万人, 用这个办法把我们中华儿女的志气给夺掉了。 这是夺命的方法。
我刚才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第二种办法-夺路的方式。 一边是夺命的, 一边是夺路的, 这两边一夺, 我们的自信心没有了, 我们的信念没有了。 人们一是怕死, 二是没路走了, 民族的自信心当然就没有了。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夺知”- 共产党以愚昧治国，用假话骗民，用精心御制的充满历史谎言的教科书欺骗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用持久的“闭关锁国”、反对“资产阶级自有化和所谓的精神污染”来抵抗和诬衊西方真正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当我们好几代中国人不得不决心起来奋斗的时候，当我们好几代知识份子已经胆敢起来反对共产党的极权专制统治时，又因为不论是对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还是西方的近代进步文明或近代反动垃圾，缺少起码的知识和了解，从而又一再地招致了自己的失败。有的更因为上述原因，而只能够一再地“打着红旗反红旗”，结果，自然只能是一再地“必被红旗所打倒”。
1949年后, 我们中华民族走了一段弯路, 实际上是出现了巨大的历史倒退。可是，如果真正要搞改革开放的话, 真心诚意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决心将经济改革配以政治改革, 为经济改革垫上必有的“民主政治改革这张底牌”, 我们还是能走出来的呀！但是1989年的机关枪和坦克车, 又一次摧毁了我们的信心；1989年之后共产党“以腐败治国”的行径，就更是将我们的信心扫荡得所剩无几了！
一个民族要变革不能没有信心， 一个国家要发展不能没有信心, 可是我们的信心在“夺命、夺路和夺知”的这个交相煎迫的社会环境中破灭了。以至于我们今天随时都可以听到“中国没有共产党怎么办呢． 谁来领导我们呢． 谁来做我们的主心骨呢．”这样一些可悲的问题。
我们天天吹嘘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 但共产党到今天为止也才统治了五十六年。我请问那四千九百多年是怎么过来的． 那四千九百多年没有共产党啊, 中国人也活得好好的呀 。该反封建就反封建，该反专制就反专制，该要共和革命, 共和革命就号召起来了；该建立人民的共和国, 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大中华民国就创建了！当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没有共产党就没办法了吗． 不是。 所以这种民族自信的破灭, 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对前途的无望 。
民族意志的沉沦
民族意识的丧失，民族自尊的丧尽，民族信心的破灭，所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当然是民族意志的沉沦。然而，什么叫民族意志． 就是一个民族求传承、求发展的志气和志向。大家都读过孔老夫子的一句话, 叫“诗言志”。他还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 可以怨。就是说，诗歌, 也是是表现了人的志向的。 两千五百年前, 我们的孔子就说出了诗可以言志，说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志力表现得该有多早啊。我们中华民族因为有志气, 我们才能在各种艰难的历史的折磨下传承下来；我们才能在几千年的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发展起来。
可是意识丧失了, 自尊丧尽了, 信心破灭了, 就必然造成民族意志的沉沦。而一旦意志沉沦，我们的民族的志气和志向就丧失了，那我们还如何传承我们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一片大好河山和精神文化？我们还如何能够去发展自己民族的光明未来？所以我说，我们当代的中华儿女们, 不是全部,但确确实实有相当的一部份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只因为丧失了自身的民族意识、民族自尊、民族信心和民族意志，因而才丧失了自身的民族精神。
然而，我们的民族精神又是怎么丧失的呢？ 一言以蔽之, 就是因为马列的思想侵略、马列的政治侵略和马列的文化侵略。
【林丹】随着越来越多历史真相的公诸于世, 共产主义的谎言已被揭穿，认清共产党邪恶本质的人们，纷纷退出邪恶政党。然而有些人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是好的, 只是被共产党给念“歪”了。 真是这样吗？ 在下次《透视中国》的特别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辛灏年先生2005年访英系列演讲《驱除马列, 还我中华》的第二部份《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辛灏年先生将以他的独特见解和深刻分析, 帮助我们分辨马克思主义这本“经”究竟是好, 还是歪。
找回中华儿女的民族精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纪元6月12日讯】6月8日，应英国未来科学与文化中心的邀请，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在英国著名牛津大学，发表了“驱除马列，还我中华”的第二场演讲,辛先生就当代中华儿女怎样才能找回自身的民族精神做了专题报道，受到与会70多位中西方听众的热烈欢迎。
辛先生试图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的比较来阐述中华历史文化中被当代人遗忘的精华。从纵向上说，就是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找寻民族的自尊心。他首先介绍了三千年前在中国就已经成型的朴素天人观念。他认为这种观念给中华民族带来：两个好的发展——（1）天民关系的变化；（2）天民关系的革新；三个好的结果——神教分离、教政分离、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则导致学术自由、宗教自由、文学自由。辛先生接着阐述了中国古代开明的王道追求，即对外讲一个“义”字——非以杀戮却以教化求扩展；而对内则将一个“仁”字——开国君主都是大赦天下、而非象中共那样大杀天下。辛先生也讲述了中国古代理性地反对封建的特征：（1）反封建最早，早于欧洲和日本近两千年；（2）反封建最彻底；（3）反封建的目的在于以建立君主平民政体，即改封建贵族统治为君主平民统治；（4）反封建不反民族文化，而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在封建时代创造的优秀文化。
辛先生在演讲的后半段，从横向的比较来揭示了近代中国追寻民主和共和的历史。辛先生将英法俄德百年走向共和的历程，与我国走向共和的历程进行对比，向听众解释了如何“从对世界共和进程四大共同特征中找回民族的自尊心”。
第一个特征是共同的漫长历程：英国历经四十八年革命与复辟、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方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王冠下的）共和政体。法国经过整整九十九年革命与复辟、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帝制复辟两次、王政复辟两次、法兰西共和国重建两次，才最后实现共和。俄国人民历经百年奋斗，方于1917年2月创建俄罗斯共和国。八个月后，就被列宁以革命的名义推翻。直至七十四年后，共产专制复辟统治彻底崩溃，标志着平等、自由、博爱的共和国三色国旗才重新在俄罗斯大地上飘扬。1919年德国革命产生德意志共和国。虽然消灭了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企图，并镇压了旧军人对第二帝国的复辟。但是，由于希特勒的独裁专制，却实际上将德意志共和国复辟成第三帝国，从而给自己和全世界带来可怕灾难。直至1990年，民主的西德统一了专制的东德，德国才最终走向民主统一。
我们中国自辛亥革命创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大中华民国——以来，曾遭遇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事实，但都被我中华儿女在捍卫共和国的奋斗中推倒。不幸的是，在苏俄直接指挥下的中国共产革命，却推翻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全面复辟专制制度，实现一党集权统治，给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
所以，不论是在走向共和的漫长时期上，还是在民主和专制较量的内容与形式上，甚至就用共产革命来颠覆共和而言，中国和这四国走向共和的历程都极其相似。他们所经历过的苦难，我们也已经历。唯一的不同是，他们已经实现共和，而我们正处于走向共和的最后艰难进程中。这是当代中华儿女找回自己的民族自信心之又一个重要依据。
辛先生的讲演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随后听众提出了多个问题，包括辛先生对法轮功的看法。辛先生表示法轮功学员理应享受信仰自由，并且辛先生本人坚决支持他们的这项权利。辛先生尤其对法轮功弟子在中共的迫害下坚决反抗的勇气表示赞赏。辛先生以为，只要法轮功学员脚踏实地地为中华民族做事，就将与我们的祖国一样，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辛先生精辟、准确、面面俱到的答案，引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但是，尽管中华有如此地见识、文明和胸怀，马列又是怎样对待我们中华的呢？
第一、马列僭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族权。所谓族权，也就是一个民族的传承权和发展权。
我先说传承权。因为，一个民族之所以被称为民族而传承，除掉人种、地域、语言等等自然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由这个文化所凝聚的民族性了。中华民族在自己数千年的历史中，不论进退或胜败，天下大乱还是天下大治，哪怕是两度被亡了国，都没有遭遇民族覆灭的命运，相反，民族反而得到了发展，民族性反而得到了丰富，就是因为连我们的敌人也承认了我们民族的好文化。因为我们先进的民族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先进成份，美好成份，既同化了我们的敌族，也吸收了我们敌族可取的文化。直到将我们的敌族镕进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面。所以，中华民族的传承权不但没有被僭夺，相反，中华民族的发展权甚至得到了更大的历史空间。
但是，在中国的马列子孙们夺取了大陆的政权之后，他们竟然立即僭夺了中华民族的传承权。
它们是怎样僭夺的呢？
一是以反对封建文化为籍口，全盘否定已经存在和发展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甚至以造反、抄家和“破四旧”为号召，疯狂毁灭我们的文化古籍，将我们历经数千年建设和流传下来的种种好文化破坏殆尽。直至任何一家宗教和宗教的文化，包括建筑文化，都不能幸免。毛泽东那一句名言，“秦始皇算什么！”实在将他对我们民族文化史无前例的“焚和坑”，总结得再生动不过了。
二是以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为藉口，将民国以来中国人民早已拥有的思想权、信仰权、舆论权和出版权剥夺殆尽，彻底废除了古今中外任何一家宗教和思想在中国的自由存在，更不用侈谈什么自由竞争了。从而将那个外来的“马列邪教”独尊为中华民族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就是所谓“国教”。并从此“独尊马列，罢黜百家”，非但连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就被他们斥为“过时”，而且凡是与三民主义有关的，不是废，就是抓，不是打，就是杀。过来人都知道，凡父母年轻时为抗战报国而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岂但他们的父母没有了好日子过，就连他们自己也再不要想过好日子。中华民族（大陆）终于为马列邪教所一统。
三是以马列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理论链条”为依据，连续地发动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实行疯狂屠杀和强迫改造。目的和手段呢？就是既要毁灭中华文化“源远流深”的下层社会基础，也就是要在镇反、肃反等各种连续的政治镇压中，以镇压“反动的道会门”为名义，全面取缔城乡一向自由存在的民间宗社团体，残酷夹杀民族文化在民间的形形色色传人；又要持续地和大面积地迫害知识分子，包括对民族和国家有着重要贡献的著名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并强迫他们进行永无休止的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必要时，甚至不惜策动单一的“批判电影武训传”、“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直至诱发全面的“反右派斗争”，以明火执仗地镇压和迫害知识分子文化人。从而不仅消灭了中华文化的下层社会基础，而且，从此窒息了代表了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成就的文化人，使他们从此成为一群不敢思想、不会思想的“脑死知识分子”，甚至成了专制复辟时代知识界和文化界的“木乃依”。中华民族民族文化的传承权利，终于为马列所彻底僭夺。
四是就像任何一个好人家，都会有垃圾，也都要倒垃圾，家族历史越是绵长的，一旦清扫起来，垃圾就越多。同样的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里面，也就一定会存在着不好的思想文化成份，也就是落后的部份，糟粕的部份，何况一个绵延了数千年之久的古老民族。但是，马列虽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好思想、好文化，进行了真正史无前例地“既焚又坑”，并且让秦始皇也“望马兴叹”，但是，它却对我们民族文化中不好的成份，糟粕的部份，专制落后的部份，非但不检不弃，而且“欣赏备至”，甚至要“戮力发展”──也就是要用马列的思想，将它们理论化和现代化，说白了，就是马列化，就是要将它们“建设”成为马列文化的一个部份。而其中最为斯大林和中国马列子孙们所相中的，一个就是被中国数千年正宗思想所一再批判过的，“流民造反思想和流民造反文化”。特别是它们在经过毛泽东的“创造性发展”之后，也就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思想文化了。这就是毛泽东的那一句名言──“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正由来。另一个，就是由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特别是两千年君主专制制度所积累起来的，专制统治的权术，说是纯专制统治的哲学也行。但是，正是这个与近代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相去甚远的专制权术文化，也为中国的头号马列子孙毛泽东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并为马列王朝层层级级的大小马列子孙所“心领神会”，甚至使得中国大陆的一般知识份子和民众，都能够深谙其中的奥妙，从而使专制的权术斗争，岂但是在理论上，特别是在实践上，均被他和他那个马列王朝发展到了极致，也就是“出神入化”的境地。半个世纪以来，在这个洋教王朝的每一级封建政权和每一个“封建单位”里面，所无时无刻不在表演着的，丰富而又精彩的权术斗争，实在要让我们未来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剧作者们“欣喜若狂”。再就是，中国极少数帝王所“兴”过的“文字狱”，竟然也为马列所“情有独钟”。就像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在从来没有实行过宗教专制统治的中国历史上，也就是在从来没有实行过教政合一式专制统治的中国专制历史上，实际上，“文字狱”只是很少出现过的一些“个案”，并且范围小，时间短。有的，只是为偶然出现的民族原因所导致，所谓由“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所引发的清代“文字狱”，便是如此。但是，中国的马列子孙们，却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将它发展成了马列专制极权统治下，“大规模的、一再发动的、和无限血腥的”文化镇压运动和民族镇压运动──说白了，便是它要借机利用马列这个洋教和邪教，来镇压我们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文化。为此而家破人亡者，何止是千千万万！至于中国的梁武帝，因笃信佛教，而能够与不信佛教者开台辩论，并且就是辩输了，也不关人、杀人，像这种优秀的思想文化行为，马列倒是“不肖一顾”的了！所以，由中国的马列子孙们专门拣拾我们民族文化中的落后成份，而制造出来的种种“先进马列文化”，它们就不仅是一种文化上的倒退，而且具有相当的欺骗性。如今常常要津津乐道我们民族文化“孽根性”的所谓文化精英，由于他们只知马列文化，根本不知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所以，他们才要将马列文化之罪，硬说成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之罪；更要将马列文化的孽根性，说成是中华文化的孽根性！这不过是一种“对马列有情、对祖宗无知”的颠倒而已。
五是马列子孙利用独霸的国家权力，以欧洲中世纪教权统治者建立宗教经院哲学为模式，自上而下、全方位地建立了马列经院哲学，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一切方面，创立了形形色色的马列研究机构，或挂钩式的马列指导机制，以将一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都系统地纳入马列邪教的“指导”之下，更将一批又一批复辟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个个地都扭变成了只会呼喊马列口号的“邪教徒”，和只会在马列指导下“做学问”的“马教知识僧侣”，甚至是“根本没有知识”的马教僧侣──一边熬受非人的人间痛苦，一边却要千方百计、甚至是口不应心地证明“马氏邪教天堂”的虚幻存在。今天，我们只需翻阅数十年间任何一本由马列王朝所出版的思想文化著述，甚至是在所谓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版的思想文化书籍，读一读那一句又一句、一篇又一篇和一本又一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写作出版的政治、历史、经济和文化著作，除掉只能令人作呕之外，我们还能企图在他们里面得到什么呢？
但是，正因为如此──独尊马教，才变成了全方位的马教统治；罢黜百家，才名副其实地变成了杀尽百家。中华民族民族文化的传承权，岂止被褫夺一尽；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也已经迅速地为马列子孙的“奴才性”和马列文化的“劣根性”所玷污糟蹋。
一九四九年之后，似乎没有经过太长的岁月──
中华主体文化“以仁为本”的文化精髓，竟全然变成了马列的“以斗为纲”。岂止要公然宣布“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且还必须“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说白了，就是要“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直到他们斗得“其乐无穷”，斗得黎民百姓“其苦无限”，斗得遍中国大陆“天昏地暗，血流成河”，直至斗死了数千万人民，竟然仍不甘心，还要号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还要“继续斗下去”，即便是斗到了马列子孙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手里，也还是要“变着法儿”继续往下斗……直到连只要练功强身的“法轮功”，也要被他们斗得“七死八活”……
中华“以中庸为道”的理想行为方式，竟彻底改变成了马列永远要“实行专政”的极端专制行径。历史的事实是，中国的马列子孙们，不仅要用暴力专政的极端方式，来无休止地对付他们已经十分可怜的“敌人”和完全无辜的民众，而且要用无休止的暴力专政的极端方式，来对付自己邪教的“袍哥”们。他们从对高岗饶漱石专政，直到对马列王朝的主席刘少奇专政，直至把他自己那些邪教徒们，斗得哭的哭，叫的叫，想活的不得好活，要死的不得好死……
中华以“兼收并蓄”为模式的思想文化发展，则变成了外来马教只允许“独姓单传”的思想文化专制。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包括邪教王朝的所有臣民，不仅被逼迫得“言必称马列，书必证马列”，而且被逼迫得“事必奉马列”，连和尚也必须学马列，非马列邪教的“大袍哥”、共产党员赵朴初，便无人可以担当中国佛教协会的主席……而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具有的“著书立说”之权，如前所述，除掉只允许“在马列主义指导之下”以外，一概取消取缔，稍有离经叛道，或只是被怀疑为离经叛道，便动辄被批判斗争。中华自古以来就是“儒不独，三教并”的思想宗教自由，也就是“儒、释、道”均可以同存同兴的自由，竟从此变成只能够“为马教杀人的自由”。多少无辜的中华儿女，就是在马列子孙们所谓“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列宁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之下，被邪教主和邪教徒们疯狂杀害……甚至就连“拍马屁”，都会因拍得大小邪教教主们不够舒服，而被整治得家破人亡。著名的马教教徒、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和一大批著名邪教徒的悲惨下场，便是明证。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实在是遭遇到了“灭绝性”的疯狂镇压……从此，中华文化的优秀传承和传承优秀的中华文化，似乎只能在那个小小的台湾岛上和漫漫海外，成了炎黄子孙们的一厢情愿了。
中华以“王道乐土”为追求的大同思想，居然就为马列“血腥霸道的共产主义”所玷污、所取代。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明白，为什么深讲孝悌之道的中国，竟然会在马列邪教统治的专制复辟时代，时时处处地都会出现“妻子揭发丈夫、儿女斗争父母”这样大规模“不孝不伦”的社会现像？为什么“礼、义、仁、智、信”这五种为人的美德，在中国数千年的民间，男女老幼皆可以耳熟能详，但到了马列复辟统治的时代，几代大小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横竖不知，却又要将它们当作封建文化而大批特批？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中华文化的优秀内容，所体现的做人、治学和深怀理想的精神，就更是在马列邪教“大乱中华”的复辟岁月里，既为中华的马列子孙们弃之如弊屐，又为无数的中华儿女所不知和不解……
而中华以“制民之产”为代表的，有助于保护“私有制”和促进私有经济发展的民族文化，又为马列所谓的“公有制”文化所强行取代。从而不仅将中华民族数千年合法存在的私有财产制度破坏殆尽，而且对“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私有文化观念进行了“连根拔”式的彻底破坏。所以，毛泽东时代，全体中国大陆人民才不得不将自己的人身依附于中共一党，人人成了共奴；邓小平之后，中共又在权力私有、财产更要私有的所谓改革开放中，将整个中国大陆恶变成了一派“党治、党有、党享、党贪”的亡国景象……
孙中山先生曾直率地告诫说：“要想消灭一个民族，必然首先要消灭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如此看来，马列岂只是僭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而且是一心为了亡我中华啊！因为灭绝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我们中华民族，岂不是只成了一具被人夺走了魂灵的“行尸走肉”了吗？
然而，马列又岂止是“僭夺了中华民族民族文化的传承权，而且僭夺了中华民族民族生活方式的传承权。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民国元年之后三十八年间相当自由的生活方式，都几乎全部无法传承下来了。
具体地说，一是中国农民数千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帝力于我奈何”的自由生活方式，被马列在经济上的公有制所彻底消灭。如前所述，中国的数亿农民，从此成了“共产农奴”。也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家乐，从此竟在中国成了历史的绝响。
二是大家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个体户，就允许做生意，特别是小生意。说得“专业”一点，就是：自秦以前，中国就有了自由的个体商人，和存在了数千年的市场经济初级形式──商品交换。到了中古，尤其是近代──宋、元、明、清时期自由经济发展的萌芽，晚清改革开放所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特别是民国创建之后迅速建立起来的自由经济体制，及其成就，竟然就因为中共要用马列所谓的公有经济理论治国，而被破坏殆尽。所谓“小生产是资本主义汪洋大海”的马列教条，所谓要“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种种倒行逆施，连一个老婆婆卖几个鸡蛋也要被斗争、被批判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实在将中国人民推进了几千年所未遇的痛苦生存状态之中。
三是自秦以后，中国就开始废除封建贵族政治，逐渐确立了君主平民政治，并通过“毫无出身限制”的科举考试，以选拔人才、为政府“吐故纳新”。中国古代历史上，曾出过多少贫苦人家出身的“好宰相”！到了民国时代，根本不看出身的平等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也已经在三十年代之初，就得到了立法和推行。更早一些，连辛亥之后军阀混战的岁月，北洋政府都要敞开“官门”，绝对不查出身地考试选拔他们的“官员”。历朝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们，至少没有剥夺普通民众读书、考官和做官、做事的权力。但到了马教专制复辟时代，马列子孙们却依据马列极其反动的“阶级论”、“血统论”和“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将中华民族上述进步的、或含有进步内容的政治生活方式，废除殆尽，而代之以“唯成份论”和所谓的“重在政治表现论”。中共的土贵族子弟们，甚至能够一边挥舞着浸血的皮鞭，一边将“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歌曲”唱彻云霄，从而将众多所谓“出身不好者”、和所谓的五类分子们参与政治生活的应有权利，参与其它种种社会生活的应有权利，甚至仅仅是谋生的起码权利，几乎剥夺得一干二净。
四是如前所述，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来所拥有的，相当自由的思想表达权、文化著述权和人身自由权，特别是他们对历代统治者所拥有的“不合作权”，“反改造权”，以及“自我标价”权、也就是“归隐山林”以求曲线做官的“权力”，统统剥夺一尽。以致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已经真正地出现了“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奴”这样一个“全方位专制复辟的现代极权气概”……
我显然应该说清楚的是；直到不得不与晚清一样，为“自救”而推行“改革开放”之时，中共才在马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前提下，也就是在“以马教极权统治为体、而不是以中华专制统治为体”的前提下，仍然为保护这家洋教专制复辟统治，而将我们在晚清和民国早已存在和发展过的一切，开始了远没有“到位”、也没有可能“到位”的恢复。它在改革开放中──所“改”的，不过是马列统治的枝叶，而不是马列专制的朝纲；所“放”的，不过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被马列强行禁锢、横加破坏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生活方式与民族发展内容”罢了。这就是我所说的“马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意思所在。虽然，它那个以马体为体的改革开放，却正在将整个中国社会推向真正史无前例的腐败和腐烂之中，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方式，也正在遭遇着马列又一轮恶毒的精神污染和毁灭性的破坏。
如果说中华民族的传承权遭遇了马列无情的僭夺，那末，中华民族的发展权，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更加可怕的僭夺了。而这种可怕的僭夺，一个就是僭夺了中华民族在近现代推动民主变革和捍卫民主变革成果的权利，另一个则是僭夺了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借鉴和学习西方进步思想和文化的权利。
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从近代开始，由于漫长的君主专制制度，已经走向了它的消亡期；腐朽的满清王朝，也已经面临着它的覆亡；近代西方的政治文明、经济进步和新式文化，不仅给已经落后了的中国，带来了新鲜的历史进步气息，和“非变法不能强国”的迫切感；而且，世界列强的欺侮和凌辱，也已经威胁到了中华民族的存亡和兴废。因此，“欧风美雨”才会吸引了中国的先进人士，“变革图强”也才会成为爱国志士的一心追求。如果说晚清政权的改革开放，既因此而催生；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更因此而发动；那末，由满清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结果──近代自由经济在中国的产生；和由孙中山的革命所带来的政治成果──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创建；便是中华民族为保存自身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获得的重大历史进步。
虽然这个进步因外族的颠覆和入侵，而步履艰难；更因专制势力反扑的必然性，而一再地出现过进程中的混乱，但是，新中国──中华民国，还是对外战胜了侵略，对内战胜了袁世凯的公然复辟帝制，张勋的公然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从而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获得了钜大的发展。然而，中华民族的这个发展，却因为遭遇了那一场“革命名义”下的共产专制复辟，而前功尽弃。从此，中华民族的中国，竟然为中国马列子孙所窃夺，中国的民主进步更为中共的全方位专制复辟所阻断，中国人民历经了近百年的艰难奋斗才看到的光明和希望，竟只因为“错把复辟当成了革命”，而将自身民族的发展权，葬送在马列和马列子孙的手中。之后，就像我在“假如孙中山活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中国的马列子孙们，竟是“以夺命来夺志”的方法，又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捍卫自己民族和国家追求进步发展的权利，淹没在一片又一片的血泊之中了……
然而，夺取了权利、实现了全面专制复辟的中国马列子孙们，由于它们将马列邪教──这个在近代西方反对自由进步、鼓吹专制倒退的所谓革命哲学，顶礼膜拜为中华的绝对统治思想，甚至以长时期的“闭关锁国”为手段，来断绝所有中国人对近现代西方的了解，因而，又将中华民族借鉴和学习近现代西方真正进步文明的权利，僭夺殆尽。这就使得身处复辟时代的中国大陆人民，在漫长的黑暗岁月里面，只知马列洋教，而不知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西方进步思想了。这就不仅造成了人民重新觉醒的推迟，而且造成了民族重新发展的艰难。
中共在为自救而推行改革开放之后，固然因为门窗不得不开，而使得复辟时代的人民，突然感受到了当代真正西方文明的刺激，也使他们感受到了大大落后于世界的真正恐慌。但也正因为中共立国的思想基础就是马列，所以，本身就是全盘西化之怪胎的中共，就还是要不断地反“西化”，就是反对真正的西方文明，反西方进步思想文化的“污染”，直至只准许“挂狗头，卖羊肉”，而绝不准许“挂羊头，卖羊肉”；明明是要“维持一个由马列统治的中国”，却非要声称，要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的，在马列子孙们心里，说到底，中国不过是一个“特色”而已，它们所要的，还是“马列的社会主义”，还是马列！此一言实在是道破了马列子孙们的“天机”！因为，哪怕它说的是“有马列特色”或“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那也毕竟是先要中国，然后再要“马列特色”或再要“社会主义”，也就不算是“本末倒置”了！当然，中共的一厢情愿，最后也只能是“流水落花春去也”，但是，在当代这个迅疾发展的世界之上，马列对中华民族学习西方真正现代文明、特别是进步思想文化权利的僭夺，实在将中华民族太长地推陷在它那个全方位专制复辟的死港之中了。
我刚才已经讲了马列是如何僭夺了我们的族权的，我现在就要接着讲，马列又是怎样地篡夺了我们中华中国的国权的。
为什么说马列篡夺了中华中国的国权？而且，什么才是中华中国、和中华中国的国权呢？
明白地说，所谓中华中国，就是中华民族的中国。而中华民族建立自己汉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的权利，就是中华中国的国权。可以说，自有中国以来，一直到满清、民国，它们都是中国，并且都是中华民族的中国。因为他们不仅“形是中国”，而且“神是中国”，也就是说，不论中国在形体上、规模上、民族的多寡和民族的镕合上，有了怎样的变化，只因这个中国的立国思想是中华民族的，这个中国的建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这个中国所要传承、发展和捍卫的，全是中华民族的，即便是要学习借鉴别人的，也一定要将它熔化成中华民族自己的，那它必定无疑就是中华民族的中国了。这也是灭了南宋的元朝，竟然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朝代；灭了明朝的满清，就更是中华民族之一个朝代的原因。因为他们都接受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并被中华民族所吸收、所同化。慈禧太后张口便是“中华”，而从来就没有自称过“满华”。如我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她那一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族之欢心’的话，虽然浸透了她无可奈何的卖国情绪，但是在她的深心之中，早就将满族当成了中华民族的统治者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是要借民族革命为一助，但是，他还是对“驱除鞑虏”作出过极为明确的解释──这个解释就是，他要驱除的，不是满人和满族，而是满族贵族的君主专制统治。并且他还更明确地说过：“即便是汉人做君主，也要革命。”因为，他所从事的革命，就是“政治革命”，而“要其一贯之精神，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但是，中国的马列子孙们，不论他们在打江山之前，还是在占江山之后，他们所要建立的，所要维护的，都不是中华的中国，不是中华民族的中国。为什么？
这是因为：
首先，马列篡夺了中华民族独立建国的权利。因为不论它们曾处在“革命造反”时代，还是已经处在夺权掌权之后，它们都是在“思想上认马为祖，关系上以俄为宗，行为上，则是以分裂、出卖、搞乱和祸害中华民族，推翻和消灭中华中国为目标”。特别是他们为了定马列为“独尊”、更为了将马列邪教来作为统治中华民族的思想，而敢于连续地“为这家洋教屠杀中华儿女”的残酷统治行径，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他们虽然也是“黑发黄皮”，但却是地地道道的“马列子孙”，是道地的洋教徒和邪教徒。所以，由这群背宗忘祖的马列子孙、邪教徒所建立的中国，就只能是一个马列的中国，一个由外来邪教统治的中国。而这个马列中国，既曾是国际共产主义邪教教廷的一个宗属国，又是我们那个世仇大敌──新沙皇俄国的附庸国。如此，我们指斥马列篡夺了中华民族在现代独立建国的权力，也就言之不过。
其次，马列篡夺了我们民主建国的权力。因为众所周知的是，中国自辛亥之前，君主立宪的追求者们就已经在谋求“君主王冠下的宪政”了。辛亥之后，中华民国的创建，就将建成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当成了中国人民的根本追求目标。连袁世凯在掌权之初所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都明确地指出过：“中华民国为永远统一之民主国家。”并且称此条原则，“永远不得予以修正。”
然而，马列又是怎样地篡夺了我们民主建国的权力的呢？
我认为，马列是以在中国制造“四大历史混乱”的方式，来篡夺中华民族民主建国的权力的。
一是制造了中国国民革命的混乱。因为，正是这个马列，和由这个马列在中国煽起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就是毛泽东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在理论上将孙中山先生发动和坚持的中国国民革命，指斥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而亟欲取代之；而且，更因他指骂孙中山的革命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一定要推翻之。因此，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当中国国民革命正在担负着反对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的重大历史使命之时，由苏俄建立的第三共产国际教廷所命令、所指挥的中国共产革命，也就是中共的武装造反，它们不是受俄命阴谋加入中国的国民革命，而制造两种不同性质革命的混乱；就是公然背叛国民革命，立即反扑国民革命，而造成了两个革命的混战。从而将辛亥之后志在捍卫新中国──中华民国，和志在推进中国民主宪政的中国国民革命，反而给推到了一个“被革命”的荒唐地位之上。中国的国民革命因此而遭遇了钜大阻碍，中国的民主宪政建设亦因此遭遇到了被阻断的不幸命运。
二是制造了中国国家分裂的混乱。我们不能想像的是，一个正在被分裂的国家，竟可以自由自在地建设着它们的民主宪政；我们更不能想像的是，一个正在外敌的命令之下，企图以分裂祖国为手段，来颠覆自己国家的武装造反党，却是一个正在为自己国家建设民主宪政的党。如果我所说的上面这两条理由能够成立，那末，我们只需要稍稍地检索一下中共在苏联命令下，持续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历史，我们就能够证明，正是中共，才制造了国家分裂的混乱，从而成为破坏中华民族一心进行民主建国时代的“家贼”。并且这个家贼还在数十年间，不仅里通外国，而且始终为外贼所命，更为外贼所用。如我在《谁是新中国》这本书中所揭穿了的那样，一九二九年，它在前苏联大举武装侵略我们的祖国时，就曾受斯大林之命，以“武装保卫苏联”为口号，在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以“里应外合”。一九三一年，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全中国都在沸腾着抗日御侮的爱国情绪时，这群马列子孙，又在斯大林的命令之下，篡立了认俄为父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甚至在它的“宪法”里，公然地号召要分裂祖国，不仅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篡立“伪满洲国”作了榜样，而且，从此将中国分裂至今。至于中共与台湾分裂势力亲密的历史关系，至于中共在当今海外与台独势力的一唱一和，及其相互依存和互相利用，真不知已经制造了多少要求台独的分裂主义者，和多少正在“假爱国、真拥共”的“和平统一论者”了！
三是制造了中华民族伟大卫国战争的混乱。因为，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发动局部侵华战争始，中共在其后整整四年的时间里面，非但无一言一行以抗战，相反，却是利用中国遭遇侵略的大好时机，在新沙皇斯大林的三项命令下，发动农民暴动，实行武装割据，在中国篡立俄国人所需要的所谓“苏维埃政权”，直至干脆建立了第二国中国──认俄为宗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率先分裂了中国。这就不仅将正在被迫抗战和积极准备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逼迫到了腹背受敌、外患加内忧的痛苦境地，而且使得国民政府不得不在实际上进行两面作战，既削弱了自身的对外抵抗力量，又增强了外敌的侵略野心。这是其一。
其二，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虽然坚持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竟能够在战火之下，勉力推行民主宪政的建设，可以说是举世没有第二国，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马列子孙们，却又认定：中国人民长期的反侵略战争，不过是他们“要在长期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条件下，发动革命以夺取政权”的大好历史机遇，从而决策了日蒋火并的“伟大抗日策略”，走“专打友军，不打日军；专图扩张，不图抗日”的所谓抗日路线，直到干脆“要与日寇夹击（参见毛秘书李锐新着）正在坚持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并且，谁要是揭穿了他们假抗日、真扩张的行径，他们马上就大打出手，利用国民政府给了他们的新闻、出版自由，利用国际间对他们不抗日真相的难以了解，高喊“要击退反共高潮”，“要打倒国民党顽固派”，“要对外宣传我们共产党才是抗日的，国民党才是不抗日的”。这不仅使得正在艰苦领导抗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打它不是，不打它又不是，只能“徒唤奈何”！而且，中国人民的长期艰苦抗战，就因为有了这一群马列子孙的破坏捣乱，因为有了这一群马列子孙的卖国扩张，便在她极为艰苦血腥的抗战岁月，将一个本已在全民族一致对外的伟大卫国战争中，团结奋发起来的中国，活生生地又被他们分裂成了两个。就像当年左倾的民办报纸《大公报》所说的那样，“不少友邦人士到了延安，看着到处飘扬着的镰刀斧头旗，听着共产党的国际歌，真不知道，眼前到底是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了……”
这伙马列子孙所制造的我们伟大卫国战争的混乱，岂只是“痛苦’二字便可以包括得了的，由这一混乱所造成的祸患，竟然直到今天，都还在祸害着我们的中华。
四是制造了“错把复辟当革命”的混乱。众所周知的是，马克思主义是被他的徒子徒孙们称做“革命的哲学”的，而这一家所谓的革命哲学，它的锋芒所向，竟全都是那些刚刚推翻了封建专制、和刚刚开始建设民主共和的新国家和新政权。在西欧，它的革命对像，就是高举英、法民主革命的旗帜，正在摆脱封建压迫、追求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新国家和新政权。只因为西欧自由民主力量的日渐胜利，才使它在整个西方彻底败下阵来，并永无翻身之日了。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被迫东渡，却使它在农奴制解体不久的专制俄国，将其旨在复辟倒退的革命目标，指向了刚刚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所创建的“俄罗斯共和国”。从而“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列宁名言），彻底地、全面地复辟了专制制度，并将俄国的专制统治推向了马教专制复辟统治的极端。
而由俄国共产专制复辟政权直接向中国输入的马教革命，自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毫不犹豫地将它的革命茅头，指向了刚刚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二千年帝制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并且在俄国新沙皇斯大林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非推倒这个民主共和的新中国──中华民国，便绝不罢休。
然而，一是它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里，因高喊革命，而混淆了视听，模糊了真假革命的界限，制造了不同性质革命的混乱；二是它在民主革命和专制复辟必有的较量历程中，既以革命的名义来发动专制复辟，又以革命的炽情来推动专制倒退，从而制造了革命与复辟在口号、形式和手段上的糊涂不清；三是它既然能够利用“俄国农民身上的共产主义本能”，实现了俄国民主革命后的倒退和复辟，那它就完全可能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并在中国历代农民造反起义都是意在“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历史经验中，将马克思主义这个旨在鼓吹复辟倒退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历代农民造反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发动农民造反打江山的陈旧历史方式，在辛亥之后的中国，更在中华民国反对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一再反扑的艰难民主进程中，来发动他们旨在“利用新名号复辟旧制度”的革命了。这既是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就教导中共说，“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就看它掌握农民武装的多少”的由来；更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岁月中，曾一再地要教导他的党人和军队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争就是农民战争”的原因。
若再加上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儒家大同思想，既被马克思霸道血腥的共产主义所侵染、所玷污；辛亥之后外敌内乱的交相煎迫，也就是外患无止和内乱无休；和国际战争所带来的非常历史条件；于是，一场错把复辟当革命的历史性混乱，也就敷演出一场太大的历史荒诞剧。在这出历史荒诞剧里，真正的民主革命，竟然变成了“反动的革命”；复辟的专制势力，倒成了必须讴歌的“民主对象”；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非但被颠覆、被推翻，虚假的人民共和国，却在“中国人民从此跪下去了”的尖利嘶叫声中，成立了马列的专制王朝，而非中华的民主中国；而那个复辟了封建统治和专制统治的北京洋教政权领袖，非但无需加冕，便成了中国历史上所有帝王都自叹不如的“超级帝王”，他甚至能够史无前例地昂然挺立在像征着中国数千年封建和帝制的天安门城楼上，逼迫全中国都要对他“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辛亥革命三十八年之后，终于得逞的全面专制复辟，甚至是全面的封建复辟，终于用无数人民的鲜血，凝结并照耀出了一片“复辟的辉煌景象”……而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独立建国、特别是民主建国的国权，就是这样地被马列及其在中国的子孙们篡夺?尽！
然而，马列岂止是篡夺了我们独立建国和民主建国的权力，而且，破坏了我们恢复民族自治的权力，阻挡了我们反对专制一统、追求民主统一的权力。这自然也是马列对我们国权的篡夺。但这一部份的内容我将在“新十六字纲领”的第四讲──“爱我中华，追求民主中国的自由统一”里面，再作系统的解说。
朋友们，如果说马列只是僭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族权和国权，这还远远不够。因为，马列还残酷地、彻底地、和长时期的地剥夺了我们中国人民的民权。
如我前面所讲，他们一是以进行思想迫害的方式，剥夺了中国人民的思想权，甚至是思考权。也就是说，马列子孙们用他们已经夺取的统治权力，规定了中国人民只能信仰马列邪教，并且必须“言必称马列，书必证马列，事必奉马列”。而本民族和全世界的其他任何思想宗教和文化，均被列在被否定、被批判和被扫荡之列。一旦稍有异议，或者仅仅是被怀疑“有异议”，便因“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之思想罪，而列为反革命罪，并且是重罪，甚至是极刑之罪。这自然是中世纪欧洲宗教思想统治的翻版，是中世纪教政合一统治的复辟，更是对前苏联现代教政合一专制统治的全面照搬。在毛泽东时代，为“三反”罪而被虐杀的，真不知有几万几百万之多。所以，人民因长期失去了思想的权力，而终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在毛泽东之后，直至今天，被当作异端邪说而身陷囹圄或被迫逃亡者，亦不知还有几千几万。因此，在回首自身民族思想和追寻我们民族自身发展新思想的道路上，仍然是荆棘丛生，仍然是苦恨绵绵。今天，就不说那些要民族、要自由、要富强的中华儿女们了。仅仅是那些法轮功的信徒们，竟只因为相信了“法轮大法”，竟只因为要练功以强身，便被中共视作大逆不道，中共便一定要将他们斩尽杀绝而后快。这就实在地证明了，在从来就拥有宗教自由的中国历史上，这种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今日，就发生在北京那个洋教统治的淫威之下。
他们二是以残酷的政治迫害的方式，剥夺了中国人民的政治权。一九四九年之后，马列既剥夺了我们人民参与感兴趣政治的权力，又剥夺了我们人民对不感兴趣的政治的不参与权。也就是说，只有一种政治权力，即由马列所操盘的专制政治，它需要你参与，你就必须参与，它若不许你参与，则你便不能参与。除此以外，任何政治及其形式，任何人都不准感兴趣，就不说是参与了。反革命罪，对一切企图从事非马列政治的人都是适用的重罪，甚至是死罪。至于它又用马列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要害政治理论，将无数与政治有关的，或与政治无关的人民，岂止是逼迫得走投无路，甚至是打进了十九层地域，连同祖宗三代都不能翻身。即便是到了为自救而改革开放的年头，中国的马列子孙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所敢于赐予人民的政治权力，倘若一定要拿来和我们祖宗的时代相比较，也是根本不能相比。就不说，一九四六年，在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上“三读”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其白纸黑字写着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化），和各级考试、监察官员必须超党派（化）”的“四化”，对今日的北京洋教政权来说，竟只能叫它心惊肉跳。它岂止是不敢干，甚至连想也不敢想。至于“选举”一词在马列邪教政权那里，所富有的“公然欺骗和存心玩弄”的马教特色，虽然能叫海外几个“中共”不要的“体制内”和不明真相者沾沾自喜，但在中国大陆人民的心中，也只能赢来“满嘴嘲笑和无穷苦恨”罢了。马列在中国以残酷迫害为手段，来剥夺人民所有政治权力的超历史罪行，无疑将永远地被保留在足令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永世蒙羞的痛苦历史上。
他们三是采取残酷经济迫害的方式，剥夺了中国人民的经济权。因为，马列的专制复辟统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专制统治的地方，就是，它还是一家全方位的专制统治。也就是说，全部国计民生，都在它的一统之下。特别是马列用“革命暴力”、“革命专政”和连续发动政治运动的方式，铲除经济私有制，逼行经济“公有制”──就是在中共“政治私有制”的前提下，强迫实行“全方位的专制计划经济”，实在将城乡所有的人民，包括大小知识分子的活路，完全控制在他们一党的手中，使得人皆为“邪教之奴”。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马列王朝光是饿死黎民百姓就达数千万之多。人民生活的穷苦和悲惨，就不用细说了。林彪在“571工程纪要”里面所讲的，所谓“国富民穷”的话，实际上不过是“国穷民穷”而已。相反的是，在任何一个马教国家，由马列邪教所厉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恰恰又是一批又一批邪教掌权者们完美无缺的“私有制”。这个层层权力集团“予取予求皆自得”的腐烂生活方式，特别是毛泽东的荒淫无耻生活，亦早已为它提供了铁证。即便是毛死之后，中共邪教政权虽为自救而要推行改革开放，但他们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结果，就仍然使它在马列教权统治的这张底牌上，将经济改革推向了仍然要由邪教专制权力操控发展的邪路：因为要让一些人先富起来的结果，就是让当朝掌权的马列子孙们，立即暴发式的、并且是疯狂地富裕了起来；要让沿海一带先富起来的结果，却是制造了广大内地民众的持续贫穷和无限怨恨，从而为“乱世”的到来，积累了无穷的恶性造反力量；要学满清西太后和俄国斯托雷平式的“一手厉行政治镇压、一手放纵经济改革”的结果，就是官场腐败和社会腐烂的迅速扩张，直至将世道人心推向了几要永劫不复的境地……中国大陆无数民谣里面所唱的，实在都是这家洋教政权在覆亡前的绝唱；中共官员们个个都要疯狂贪污留后路、谋出国的“崩溃前大逃亡”景象，确实已经能够证明这家洋教朝廷的“来日无多”了……
他们四是采取文化迫害的手段，无情地剥夺了中国人民的文化权。就像我在前面所讲的那样，他们首先是剥夺了我们中华民族传承自身民族文化的权力，同时又剥夺了我们中华民族在求发展的历程中，要求借鉴和学习西方现代进步文化的权力。然而，这还不够，由于他们担心“本民族的封建文化和外来的资产阶级文化”，既会像大海那样，终究会淹没他们的马列文化；又会像所谓的“资本主义小生产”那样，会海潮般地、自发地形成发展，来冲击他们的邪教文化；所以，他们就在独尊邪教、杀尽百家的前提下，利用他们已经夺取的全部国家权力，来强行地培植马列邪教文化。非但将“歌颂邪教思想”，强行规定为一切文化艺术所必须表现的内容，而且为马列制造出一套又一套的“文艺理论”，用来限制文化发展，特别是指导文艺创作。最典型的，就是由中共按照马列思想，规定创作主题，划定创作内容，制定创作方法，配合政治运动。逼迫文艺家们写他们所需要的，却是读者不需要的；强迫文艺家们写假的和不熟悉的，却不准他们写真的和自己所熟悉的。根据列宁所制定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样一个专制文艺模式，在将全中国的出版事业都迅速一统到中共的绝对统治之下以后，并且在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最高指示”下，他们岂但剥夺了人民的全部出版权力，而且动辄批判文艺作品，斗争文艺家，不断地在文学艺术界发动连续的和神经质的政治整肃运动，把一批又一批的文艺家斗得七颠八倒，死去活来。于是，制造文字狱成了家常便饭，害死文艺家成了理所当然，利用文艺界发起政治斗争尤为驾轻就熟。只需了解一下中共文坛皇帝周扬临死前的忏悔，听一听他那一句“鲁迅若是死他日，天安门前等杀头”的无限感慨，便可以因其一言而了然于胸了。如此，一大批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曾创造出传世之作的大文艺家，从此心神枯竭，只能靠讲假话、写假作品来遮挡政治风雨，以求活命──矛盾、曹愚、巴金等等，个个如此；而一批又一批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才成名成家的文艺家，就更只能先做成“专说假话并善于欺骗”的当世坏人，才有可能成为马列王朝的文艺大师。这就是在毛泽东时代，既产生不了真作品、又产生不了真作家的原由；又是中共改革开放之后，既不可能产生真正大作品和大作家的原因；更是马列王朝五十余年，岂止是文化文学成就绝然不能与民元之后三十八年稍稍一比的历史来由，又是在中共洋务运动时代，竟然产生不了满清洋务运动时代，那些真正敢于揭露官场社会腐败之真作品和好作品的历史由来。
他们五是以非道德的道德迫害，剥夺了中国人民的道德权。而所谓道德权，就是讲道德和守道德的权力，就是中国人民信守基本民族道德和普遍做人道德的权力。但是，自从马列邪教入侵中国、占领中国之后，马列子孙们就强行地用阶级观和斗争观，压迫和取代了我们固有的道德观，更用常规的学马列、用马列、特别是频繁的政治运动，不仅将中华民族的民族道德，和标识了近现代文明发展的人文道德破坏殆尽，而且使用无处不在的专制权力，将其不讲道德的马列邪教，及其独家的阶级文化、斗争文化和专政文化，一步一步地灌输进了中华一代又一代的人心。什么“什么藤子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什么“亲不亲线上分”，实在是将几代中华儿女，变成了不得不“嗜斗如命”的马列子孙。王若望先生那一句“我们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小毛泽东”的名言，确实将一个被马列邪教施行过“血腥洗礼”的古老文明民族，变成了宵小遍地，贼鼠满屋的“斗争天地”；连大学、研究院和作家协会也处处可见嗜斗如命的“流氓无产者”。毛泽东那一句“向来被认为是流氓、地痞和恶棍者，才是最坚定、最彻底和最勇敢的革命者”的马列流氓革命哲学，居然就在他亲自移植的马列王朝里，成了马列革命的道德经典。否则，我们便不能理解，“以斗为纲”竟然就能在毛泽东统治的近三十年间，使无数的家庭变成了父子妻儿进行阶级斗争的战场；否则，我们也就不能理解，在中国大陆每一个有着党委书记的单位里面，为何直到今日，都还在“年年斗、月月斗和天天斗”；否则，我们同样不能理解，为何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竟然不是“衣食足而礼仪兴”，而是“道德的全面沦丧和社会的极端腐败”？犹如国人所痛言的──“道德底线的全面崩溃”？有人总爱将这一切归结为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和我们民族文化的劣根性所致，就像大陆历史电视剧在表现宫廷斗争时的那些“无比精彩情节”，不过是将马列王朝的无休止恶斗及其恶斗的“残酷技巧”，强加给了我们的中华古人罢了。其实，我们的祖宗实在是没有这么坏！其实，这一切都实实在在地由马列邪教的劣根性和马列文化的劣根性所造成、所光大！我们的先人和祖先，何曾发明过这样一些“以斗为命”的极端、而又无时无处不在的残酷文化啊！
朋友们，正是因为马列将我们中国人民的思想权、政治权、经济权、文化权和道德权剥夺殆尽，所以，岂但民国创建之后三十八年间，大陆人民所曾享有的思想、信仰、文化、新闻、出版的自由，被全部剥夺，而且，民国之前数千年间，我们历朝历代人民、特别是历朝历代知识份子所曾享有的，相当自由的思想、信仰、文化权，亦同样被剥夺殆尽。不必从现代的民主思想出发，退一万步说，就是从中国上古时代就有的，意在维护君权的民本思想来说，中华古人提倡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马列子孙们做的，却是“马为贵，中华次之，民为贱”，甚至是“洋教贵，中华为贱，民可杀”──只因马列及其子孙在中国的反动，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中国人民所遭遇的，就实在是万古一劫了！
但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所遭遇的这个“万古一劫”，究竟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遭遇了那些最为可怕的危害呢？因为，我们也只有将马列对中华所造成的最可怕的危害，有了真正明确深刻的认识，才能使当代中国曾为马列所毒害、毒化的最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们，对不是中华要驱除马列，而是马列祸害了中华这个铁一般的事实，产生最为痛切的认同，更因为“冤有头、债有主”，才能对马列真正地同仇敌忾起来，才能够凝聚起“非驱除它不可”的民族决心和民族气概。
全文完
辛灏年“两个看法、四点感想”演讲之三:中共是“马列邪教政治集团”
作者：辛灏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纪元记者岳鹏费城报导】费城大纪元和自由钟论坛于3月6日下午在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举行了第三场《九评共产党》研讨会，著名学者、《谁是新中国》之作者、黄花岗历史杂志主编辛灏年先生作为主讲嘉宾，以对“九评共产党”的“两个看法、四点感想”为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和听众问题回答。以下为经录音整理的、辛灏年先生演讲内容的第三部份：
在线观看 下载观看
“我的第三点感想：我很赞成‘九评共产党’里所说的‘共产党是邪教’。
“我刚才说了，敢说共产党是邪教的人，一定是很有胆量的人，我认为那是不容易的。可我的话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邪教呢？或者更准确的说，马列才是邪教，共产党是马列在中国制造的一个“邪教政治集团”。我们很多人从小都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长大的，用今天时髦的一句话来说，‘我们都是喝共产党的狼奶长大的’。我们在过去拥护共产党的历史中，在今天反对共产党的方式中，我们常常发现共产党的狼奶会不断地在我们的体内发酵和起作用。要吐掉它，要克制它。它怎么来的？那就是因为我们把一个德国的老人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奉为自己的经典之父。我们把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当作经典，当成真理的化身，我们大错特错了！
“我们在这个错误的漫长历史当中，我们忘记了自己是‘中华儿女’，而自觉和不自觉的做了‘马列子孙’了！而我为什么要说马列是邪教？第一，我想向大家揭示一个事实。今天是在一个大学里面，并且是在一个美国的大学里面，我想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对19世纪的欧洲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知道当时的欧洲是在向哪里走，是怎样从过去走向未来的。
“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那就是，十九世纪的欧洲正在政治上从专制走向共和。这是事实吧？否则哪来的君主立宪下的英王国呢？哪来的欧洲诸共和国呢？ 哪来的法兰西共和国呢？哪来的俄罗斯共和国呢？这些都是十九世纪的欧洲从专制走向共和的历史。但是我想请问大家，十九世纪的欧洲正在从专制走向民主，但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它在讲什么？它在讲无产阶级专政！
“一个要抛掉专制，走向民主；一个要讲无产阶级专政！1926年我们的先贤梁启超先生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凡是专政都不是好东西！都不是新东西！我们的先贤讲的很对啊！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危险的思想，我老是听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加上我又是右派教师的儿子，是被专政的对象。那我就在想了，能够专政别人的人，能够把瓢把子拿在手里，决定给你吃，还是不给你吃；给你穿，还是不给你穿；叫你怎样，你就得怎样的人；他还是无产阶级吗？掌握了全体社会和整个国家人民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财富的一个独裁者，他还能是无产阶级吗？！
“所以我说，十九世纪的欧洲，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一段历史。可是，就是在十九世纪的德国产生的马克思，他要把‘专政’面前加上一个‘无产阶级’，就想把专政合理化了。那我们今天回头想一想，光从理论上来说，它是前进还是倒退？所以说，马克思的这个邪教，它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个‘倒退的历史要求’！它和欧洲十九世纪发展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我姑且不论近壹佰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不论是在俄国，还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其它几个地方，他们的倒行逆施，他们的极度专制，他们的鱼肉人民，众所周知，就不用再一一介绍了。
“第二，大家都知道，世界走向共和，从欧美开始，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要求从专制走向民主，他们也在经济上要求从封建经济、封建权力经济、封建行会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所以它的前提，就是“保护私有制”。没有私有制的确立，就不能推翻封建的权力和行会的经济。可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说什么？马克思的资本论说‘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流动着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鲜血。’在它的旗帜上，就更是鲜明的写着要“消灭私有制，提倡公有制”。
“我请问大家，十九世纪到今天为止的，这个人类从封建权力经济里面解放出来，从专制权力经济里面解放出来，而走向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就是私有化、就是私有制、或者说就是自由经济战胜权力经济的过程。所以，我们这些尝够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之苦的中国老百姓，都应该想一想，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所提出来的，用公有制来推翻所谓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它是顺应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还是阻挡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呢？恰恰相反，它是阻挡的嘛！共产党今天搞改革开放，搞什么改革开放？它仍然是用一种权力的手段来搞它的所谓的市场经济，那可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因为私有制并没有真正的建立，更没有得到真正的保护。所以，我们必需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政治上是倒退的，在经济上它同样是倒退的，是反对欧洲十九世纪的经济自由的。看清楚了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胡锦涛先生最近说北韩和古巴在政治上一向是正确的，经济上只不过是暂时的落后。你看胡锦涛这个马列的子孙，是多么的愚昧和无知！
“第三，更重要的，在座的都是人，我也是人。我们今天都知道什么叫人权，知道人权――就是我们做一个人所应该、所必需拥有的自身权力。那么，十九世纪的欧洲，对人是怎么看的呢？在长期的宗教统治、宗教专制、封建统治和皇权统治之下，十九世纪欧洲人民正在从人性的解放走向对人权的追求。我想这是事实吧？任何一个读过西方史的人都会很明白的。所谓人性的解放，所谓人性的追求，就是指‘个性解放’嘛，就是指个人自由嘛！不，马克思却说，我们不要人性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我们要的是阶级性。他要以阶级性来反制人性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直到今天为止，我才刚刚弄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阶级性’，就是封建制度的根子，没有阶级性就没有封建制度，有了封建制度就必然讲阶级性。这点我下面还会讲到。封建制就是靠着等级制形成的，就是靠着阶级形成的。一旦打破了这个阶级，消灭了阶级性，封建制就没有它依赖的社会基础和人文基础了。而马克思却完全站在十九世纪欧洲发展的反面，企图消灭人性，用阶级性来压迫人性，最后用党性来代替阶级性。列宁的很多文章，‘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等等，那些文章，都是在消灭个性，消灭人性。我想，凡是在中国大陆生活过半个世纪和几十年的、像我这一辈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人性和个性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已经被压迫到、扭曲到何等凄惨的地步了！
“第四，在十九世纪欧洲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渡过程中，欧洲的整个文化都是走在一个多元化的发展大道上。这点我毋需多加说明。形形色色的思想文化派别，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开始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了。可是，马克思主义讲什么呢？讲以一元论来反对多元论。所以，在所有遵从马克思这个邪教教义的国家和社会里面，是无多元化可言的。列宁的那一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就说明了连文学也必需做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这架机器上的螺丝钉。
“据此，我们就可以说，在十九世纪欧洲从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过程当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们，在政治上用专制来倒退民主，在经济上用公有制来打击私有制，在人性上以阶级性来消灭个性，在文化上以一元化、独裁化来消灭多元化。这样的一个主义，它还是先进的吗？它是十足的十九世纪产生的邪教。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胡锦涛先生，在中国大陆还要提倡什么‘保持共产党先进性’这样一种所谓的教育，我请问，你先进在哪里，你的祖宗就是邪的嘛，你能先进得起来吗？
“在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主张历史倒退的邪教的时候，在我们批判共产党是一家邪教政治集团的时候，我们必需要意识到，这个非但不是先进、而且是极端反动的思想，它还有两个非常邪恶的东西。一个东西，那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邪恶的政治理论链条。什么政治理论链条？就是“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过，只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暴力革命自古有之，不是马克思发明的。阶级斗争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来的，也不是马克思发明的。可是马克思发明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它的发明之所以更危险，就是因为她用近代的社会科学，将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三个东西链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可怕的、邪恶的理论链条，以达到要用暴力革命来制造阶级斗争，更要用暴力专政和制造阶级斗争来捍卫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用这三个东西的链条来夺取政权，用这三个东西的链条来巩固政权。至于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阶级斗争是可以制造的。也就是说，他可以叫它大它就大，叫它小它就小。虽然原话是列宁说的。所以‘九评’里面说的好，共产党就是由用杀人来夺取政权，更用杀人来维护统治。这就是共产党政治理论的根本。我们必需对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另一个东西是，这个号称是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政治链条，它是建立在“革命的名义”之上的。我们这一代人，都看过一部俄国影片，叫‘以革命的名义’。我们当时怀着多么崇敬的心情去看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俄国的革命领袖列宁啊！在‘革命的名义下’，那是多么的光荣啊！可是在惨淡的数十个春秋之后，我们才发现，在‘革命的名义下’，撒谎、欺骗、杀人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尽。‘革命的名义’啊！在‘革命的名义下’干坏事，在‘革命的名义下’推倒真正的革命成果，在‘革命的名义下’复辟反动的专制统治，建立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革命的名义下’实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教政合一式的极端黑暗统治……。马克思主义者们，就是这样一种反欧洲进步、反人类进步的思想， 在中国的大地上，在我们中华民族儿女的大地上，实现了专制制度的复辟，实现了现在的党组专制统治，实现了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教政合一的极端黑暗统治――那个被‘苏化了的欧洲中世纪的教政合一统治’。
“我们只有认清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从根本上，不论是在文化上，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经济上和其它各个领域，就象‘九评共产党’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彻底的认清这一家马列邪教，彻底的认清共产党这一家邪教政治集团对我们民族、国家、人民已经造成的巨大历史伤害。彻底明白“不是我们中华要驱除马列，而是马列祸害了我们中华”这样一个根本的道理！我们才能真正地在未来，在天亮先生说的那个大崩溃开始之后，在贺宾先生说的那个大崩溃就要来临的时候，更在推倒共产专制统治的艰难过程之中，去重建我们的共和，去重新推动我们民族的进步和发展。
“明白这些道理非常重要。因为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中国大陆，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我这一辈人当中和下一辈人当中，存在着在思想上吐不尽狼奶的几代人。在他们的身上，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部好经，是中国共产党把它念歪了。我告诉你，经就是坏的，不是共产党把它念歪了。共产党作为一个邪教政治集团，是忠实履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邪教要求，才在我们中国造成了这样一个旷古未有的巨大灾难。
“我们也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再也不会为这个邪教所蛊惑，我们就能从这个邪教的魔爪里把自己首先解放出来，然后才可能谈到解放自己的民族和民族文化。这是我的第三点感想。”我的第四点感想：我很欣赏‘九评’里面有这么一篇文章，说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这与我也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几年前我在《黄花岗》杂志连续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驱逐马列，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我是怎么认识的呢？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这已经是事实。稍微有点年纪的朋友都知道它是怎样‘破四旧’的，它是怎样‘反封建’的，它是怎样干过种种破坏我们民族文化的史无前例罪行的。可是我想问一句，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我们的民族文化？这才是根子；它是怎样做到破坏我们的民族文化的？这才是历史。那个没有祖国、没有祖宗，也不要祖国，也不要祖宗的中国共产党，它从根子上就是反民族的。它的80多年的行径就是反民族的。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它是从哪几个方面去反民族的。第一，它反民族历史。为此，我必须要介绍一下马克思的生活环境。我举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听。英国从公元1295年召开第一次国会，史称“模范国会”，英国才开始从封建制慢慢地向君主制过渡，其间仅仅是不到五百年的时间，就爆发了第一次共和革命，即清教徒革命。因此，英国封建制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里面是非常地影响深远的。我们今天所讲的英国绅士派头，实际上是英国封建社会的一种生活派头给历史留下的一点风范和影响。
“第二，法国。法国从公元1302年召开第一次三级会议，用收买的办法，把封建的问题解决了，使法国成了一个君主专制国家。可是，三百多年而已，法国开始推行了改革开放，紧接着爆发了共和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王朝。所以在法国大家可以感觉到一个明显的东西，贵族、僧侣的地位和特权是十分的高的。为什么？那是因为法国的国王用特权收买了贵族和僧侣，然后才开始了行使自己的君主专制统治，将法国的封建制度悄悄的给掩埋了。
“第三，我们再看看俄国。俄国从15世纪中叶才开始走向了一个君主管理的国家，也就是实行了君主帝制，出现了沙皇。可是一直到1861年俄国发生农奴制改革，其间三百多年的历程当中，俄国实际上是君主王权和农村封建制紧密结合的。我们看过很多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大家都知道，俄国是一个农奴制的国家。什么叫农奴制？农奴制就是农村封建制。1861年沙皇亚力山大二世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当中，终于作出了一件政治改革的举措。这个举措就是解放农奴。请记住这个年头――1861年，俄国的农奴制才正式结束。那就是说，在俄罗斯的民族历史上，封建制的影响是相当根深蒂固的。
“我最后再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德国。德国从11世纪才开始封建化的过程。一直到19世纪即1871年1月18日才建立了第二帝国。我建议大家进行一个年代的比较：一方面，德国的封建制度长达八百年，从11世纪的中叶到19世纪的1871年帝国的真正产生，德国才走向统一，君主制才得以确立。我再提醒大家――1848年，马克思就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或者说，马克思在它的所有经典文献里面都拼命的要反封建呢？因为马克思在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整个德意志还是一个封建的国家，一个封建等级森严的民族。是一个远远没有得到统一的分裂的国家。那个小小的德国，当年的封建政权就达到八百多个。比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还多得太多。所以马克思才要反封建。
“我讲到现在，不是在掉书袋子，我想向大家说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使我们感到骄傲，也可以使我们感到，中国的马列子孙对自己祖宗和历史的无知。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大周朝，前后八百年，前三百年是封建化的前期，就是建立封建制度的时期，叫西周。它的第二段，是封建制巩固和腐化的时期，史称春秋时期，时长250年。它的第三阶段叫战国时期，那是封建制走向瓦解、平民制开始兴起的时候。整个大周一朝八百年，经过了封建制度兴起、巩固、腐败和走向瓦解的过程。我们做一个比较。我们的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推倒封建制度是在公元前209年。也就是说在2200多年前，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被秦始皇推倒了！这就是说，中国人早就反过封建了，而且我们反封建已经是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其间，从秦始皇公元前209年开始，到汉代开国直至汉武帝，总共用了93年的时间，终于彻底的废除了封建贵族制度，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是君主帝制，建立了一个有君主的平民政治制度。
“所以，生活在德国的那个马克思、恩格斯，当他们生活在封建统治之下的时候，他们高喊着反封建也许没有错。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和所有的著作里面，倾注了反封建的要求，也许没有错。因为在英国、法国、德国和其它一些国家，也就是整个欧洲封建化结束的时间，实在是太接近现代了，所以讲反封建和封建遗留的文化，应该说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马克思把在德国和在欧洲反封建的要求，变成了一条所谓的历史规律，要求全人类都要和他一起去反封建，更把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的历史，都说成是封建的历史，甚至作成他那个邪教的经典式教条，就大错特错了！而也正是根据他的所谓的反封建要求，中国共产党才会在中国拼命的喊反封建，并且在反封建的前提下诬蔑祖宗、焚烧祖宗、批判祖宗、否定祖宗，把我们的所有文化都归结于封建文化，把所有的思想和信仰都归结为封建的思想和信仰。却把我们在封建制推倒以后的两千多年优秀文化发展一概否定，这难道是中华儿女所当为吗？不。它恰恰是一个无知马列子孙的反动行为。因为它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因为他们死了是要向马克思去报到的嘛！而他们却不会向孙中山、向我们的秦皇汉武去报到的嘛，对吧？那么好，我们在明白了这个根本道理以后，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由马列邪教在中国所制造的这一家邪教政治集团，它不懂自己的祖宗，也不懂自己的民族，却以反封建为名，企图扼杀、阉割、甚至埋葬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这对任何一个中华儿女，不论在国内国外，如果你明白了这个道理，那都是不能够不感到痛心的。 “第二，它反民族进步。我刚才讲它反民族历史，我现在讲它反民族进步。我们中国自秦始皇公元前209年建立起秦朝，然后大汉继之，前后两千多年君主帝制，一直到宋朝之前，中国可不是一点没有民主啊！我今天来不及讲这个问题了。我们是因为北宋之后儒家政治学术的异化和两次外族入侵，再加上明代皇帝朱元璋废宰相即等于废政府以强化皇权，才造成七百年间中国专制统治的强化。可是，到了壹佰多年前，当我们中国面临着1840年以后的状况，面临着列强的入侵和掠夺，面对着内患不止这样一个状况，中国人民终于开始觉醒了。觉醒什么？就是我们该变变制度了。我们的君主帝制已经两千多年了，它衰老了，它落后了，它开始受欺负了，我们要改变它。所以，中国也要共和革命，孙中山才应运而生。中国才有了自己的共和理论，发生了自己的共和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我必需声明的是，在我今天讲到中华民国的时候，在我的心里面却是另一个、就是包括外蒙古在内的、真正共和的大中华民国，而不是今天那个假中华民国，和那个所谓的小中华民国，那个正在企图走出中国、分裂中国的所谓中华民国。我必需声明这一点。
“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民族在进步啊！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帝制已经太老了，我们需要顺应时代的要求，改变自己的专制制度，迎头赶上建立共和啊！大中华民国创建之后，中国从没有国会到有了国会，从没有法制到有了法制，从人民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到都有了这些自由……大家看看电视剧‘走向共和’吧！那一幅幅动人的画面，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民那种享受民主自由共和的状态表现的是多么的叫人感到兴奋和感慨啊！
“可是根据马列邪教的理论，中国的辛亥革命却是‘资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推倒的革命。根据马列邪教的要求，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是必须推翻和颠覆的共和国。列宁在马教的指引下，背叛俄国二月民主革命，创立了所谓的共产俄国。然后以它为中心点，试图在全世界发动共产革命，并把它的第一个着眼点投向了北京。他有一句名言，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 列宁说‘到欧洲去的捷径是经过北京和加尔格达’。你看，莫斯科就在欧洲，它要进攻欧洲，它要绕到北京，再经过加尔格达，再去进攻欧洲。说明了什么？它无非是继承了沙皇俄国对我中华大地的那一片野心嘛。
“所以，站在理论上，站在实践上，站在新沙皇列宁、斯大林的立场上，他们就是一定要推翻中华民国，一定要颠覆大中华民国的，推翻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和他的中国共和革命所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叫什么，这是在推动中国走向进步吗？在推动我们的民族走向未来吗？不。它想把爆发了共和革命的中国拉回到专制复辟的陈旧轨道上去，就是在反我们民族的进步，结果自然是十分的可悲的。
“它反我们民族进步的第二个要害，就是1949年之后，他把马克思主义奉为经典，它把西方真正的人民进步当作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它把我们民族中优秀的文化全部都打成封建的文化，它使我们的人民既不了解祖宗和历史，也不了解西方真正的文明进步是什么。它把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身体死死封挡在太平洋的东岸，让我们中国人不能了解和继承到我们先人的共和成就，和这个世界真正自由民主的成果，这才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哀。而且，在1949年之后，它真的反成了。中共从到1949年篡国，到至今的这五十多年历史当中，我们只需要拿这个世界的进步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倒退进行对比，说马列邪教在中国建立的这一家邪教政治集团，反我们的民族进步，难道还有什么可以说是不对的地方吗？”
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异化永久化，把经济异化的现象，即人和人类社会创造的生产力和经济，反过来决定人和人类社会的假象，提升为人类永恒的宿命规律，然后利用经济异化的弱点，攻击经济异化及经济异化导致的阶级异化的某些现象，蛊惑性地提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煽动人类之间的仇恨、杀戮和专制恐怖统治。造成了世界历史的大倒退。
马克思主义及其门徒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与中国中央集权的（即早已是非封建的）专制主义传统相结合，先是影响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使推翻满清的革命民主政党，以俄为师，蜕变成列宁式的专制党。同时在苏联策划和扶植下，又产生出共产党。从而造成两个专制政党的长期统治，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大倒退。
在全世界范围内，从专制主义、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在这个大倒退浪潮中，都不同程度地做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主义的尾巴或跟屁虫。中国的自由主义中间派，以及共产党以外的左派，也是同样。
在明朝以前的一二千年中，中国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但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一方面学习古希腊，一方面学习中国，告别神本主义，提倡人本主义，建立自由民主制度，花几百年时间，逐步走到世界前列。
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系列的失败表明，中国迫切需要文化精神复兴，政治社会制度复兴，科学、技术及经济复兴。中国迫切需要抛弃文化、政治、及经济中旧的尤其是保守守旧、极权专制的东西。但是，从中国自由主义的自由派，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以“反封建”，即反对中国早已取消了的“封建”为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曾经被西方先进思想家一再称赞，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其倡导的人本主义大力借鉴的中国人文、人本传统，大搞民族文化虚无主义。造成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真空，更使马列主义得以乘虚而入。这种做法，一直到文化革命，走向极端。文革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空前浩劫。后来的《河殇》继承了文革的余波，提出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无稽之谈，某种程度上更彻底地否定中国文化。不过，《河殇》已经开始从表面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它却使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骨子里深深植根的马克思主义如告别革命、中产阶级理论之类的东西广泛传布，造成民主事业的重大延误和损失。
我们相信，当我们批判和驱逐西方垃圾马克思主义，学习西方真正优秀的东西，继承和发扬世界和中国的先进文化和思想，创造出人类社会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人本和新人文文化，结束专制，建立民主，逐步向自由、民主、平等、多元、尊重所有人以及所有人的思想、信仰，不歧视压迫任何人及其思想信仰的人性和人本社会。中国必将重新走到世界前列。
2006-6-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