谅判决的任何不公正——然而我们并不想被原谅，正是这时我们想证明我们能够做到“无辜”。我们的骄傲在一丝不苟地抽搐。
而现在柔化和康复的第一线曙光来临了——那最早的迹象差不多是，我们反对自己的过于负气了：我们自嘲这样做的幼稚和虚荣——仿佛我们体验了什么独一无二的东西似的！我们不知感恩地羞辱那使我们忍受住了痛苦的威力无比的自尊心，迫切地寻求它的解药：在痛苦太厉害也太长久地使我们具有个性之后，我们希望自己异化而没有个性。“滚吧，滚吧，这个自尊心！”我们喊道，“它也是一种病和一种抽搐！”我们重又抬眼看人们和自然——用渴望的眼睛：我们带着忧郁的微笑想起，与从前相比，我们现在对之已经知道了一些新的不同的东西，一层面纱已经落下——可是，重睹生命的朦胧光辉，走出我们曾在其中观察并且看破万物的那可怕而冷静的强光，这使我们神清气爽。如果健康的魔术重新上演，我们并不生气——我们如同换了个人似的温和而且总是疲惫地看事物了。在这种状态里，一个人不可能不含着泪听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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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以猜到，在告别久卧病榻的那段岁月时，我不愿忘恩负义，那时的收获直到今天仍是我用之不尽的。正如我非常清楚，当我的健康状况变化无常时，我比所有那些精神上的矮胖子高明在哪里。一个哲学家，如果他经历过并且不断重新经历着种种健康状况，那么他同时也就经历了种种哲学：他每次所能够做的，无非是把他的状况转换成最精神的形式和远景——哲学正是这种变容的艺术。
我们哲学家不能随心所欲地把灵魂和肉体分开，如一般人之所为，更不能随心所欲地把灵魂和思想分开。我们不是思维着的青蛙，不是有着冰冷内脏的照相机和打字机——我们必须不断地从我们的痛苦中分娩我们的思想，慈母般地向它们贡献我们身上拥有的一切，我们的血液、心脏、火焰、快乐、热情、痛苦、良心、命运和灾难。对于我们来说，生命就意味着不断地把我们所是的一切，以及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都变为光和烈火，我们完全不能是别的样子。
至于说到疾病，我们不妨试问一下，它对于我们究竟是否可以或缺？唯有大痛苦才是心灵最后的解放者，成为大疑惑的导师，把每个灾祸都变成一个X，一个货真价实的X，即字母表上的倒数第三个字母……唯有大痛苦，那旷日持久的痛苦，仿佛把我们架在湿柴堆上熏烤，才迫使我们跃入我们最后的深渊，与一切信任，一切善心、面纱、柔情、中庸相决裂，而从前我们也许是在其中安置了我们的人性的。我怀疑这样一种痛苦能否使人“变好”，不过我知道，它能使我们变深刻。我们也许学会了用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嘲讽、我们的意志力对付它，像某个印度人那样行事，此人也是备受折磨，于是借恶嘴毒舌在折磨他的人身上出了气。我们也许为逃避痛苦而退入东方的虚无之境（所谓涅槃），退入断绝言、视、听的禅定状态，经过这样漫长而危险的自制练习，人便脱胎成了另一个人，有了更多的疑问，尤其是有了一种意志，即与过去之所问相比，今后要更加经常、深刻、严格、坚定、恶毒、平静地发问。
对生命的信任已经丧失：生命本身变成了问题。——但不要以为一个人因此而必定变成一个抑郁者！甚至对生命的爱也仍然是可能的——只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爱。这就像爱一个使我们生疑的女人……然而，在这些超凡脱俗的人身上，一切可疑之物的魅力、对未知之物的兴趣实在太大，因此，这种兴趣必然如同一片绚丽的红霞，不断地重新落向一切可疑之物的困境，一切不确定性的危险，乃至恋人的嫉妒。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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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美国人那样的拜金，是一种印第安式的、印第安血统所特有的野蛮。而他们工作的令人窒息的匆忙——新大陆真正的恶习——业已开始通过传染而鼓励欧洲野蛮化，在欧洲传播了一种极为奇怪的无精神性。人们现在已经羞于安静，长久的沉思几乎使人产生良心责备。人们手里拿着表思想，吃午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人们像一个总是“可能耽误”了什么事的人那样生活着。“宁肯随便做点什么，胜于一事不做”——这条原则也是一根绳索，用来缢死一切教养和一切高级趣味。很显然，一切形式都因工作者的这种匆忙而毁灭了，甚至形式的感觉，感受动作旋律的耳朵和眼睛，也毁灭了。其证据存在于如今到处提倡的粗笨的明确性之中，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一旦想真诚相处时所面临的种种情形之中，存在于同朋友、女人、亲戚、孩子、教师、学生、长官、王公的交往之中——对于礼仪，委婉的情谊，交谈的一切esprit（风趣），总之，对于一切otium（闲适），人们不再有时间和精力了。因为，逐利的生活不断地迫使他殚精竭虑，置身于经常的伪装、欺骗或竞争之中。现在，用比别人少的时间做成一件事，才是真正的道德。所以，只有很少几个钟头可以允许人真诚，可是，在这几个钟头里，人已经疲倦，不只想“放松”自己，而且想四肢摊开地躺直，甚不雅观。现在人们按照这种嗜好写自己的书信，其风格和精神将不断成为真正的“时代标志”。如果还有对社会和艺术的娱乐，那也只是工作疲劳的奴隶替自己准备的一种娱乐。唉，我们的有教养者和无教养者的“快乐”多么容易满足！唉，对一切快乐如何愈来愈怀疑！工作愈益成为唯一使人问心无愧的事情，求快乐的意向业已自称为“休养的需要”，开始自羞自惭。人们在野餐时倘若给人撞见了，就要解释一番：“这对于健康是必要的。”是的，不用多久，就会走到如此之远，人们倘若对于一种vita contemplativa（求沉思生活）——这意味着与思想和朋友偕游——的意向让步，将不无自蔑和内疚。——罢了！从前与此相反：工作使人内疚。一个好出身的人不得不工作时，要把他的工作隐藏起来。奴隶工作时受到这种感觉的压抑：他在做某种可鄙的事——
“做”本身就是某种可鄙的事。“唯有在otium（闲适）和 bellum（优美）之中才有尊贵和光荣。”古代的偏见如此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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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最重大的事件——即“上帝死了”，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变得不值得相信了——其最初的阴影业已投向欧洲。面对这场戏剧，少数人的目光、目光中的警惕足够强烈和敏锐，至少在他们看来，某一轮太阳已经沉落，某一种古老而深刻的信任已经转变为怀疑：他们一定觉得我们的旧世界在日渐黯淡、可疑、陌生、“衰老”。然而，大体而论，我们可以说：这件事是过于重大，过于遥远，过于超出多数人的理解能力了，以至于它的消息甚至不能到达他们那里，更不用指望多数人会明白，究竟什么事情已经随之发生——以及在这一信仰被埋葬以后，一切必将跟着倒塌。因为它们建筑在这信仰之上，依靠于它，生长在它里面：例如我们的整个欧洲道德。广浩连锁的崩溃、毁坏、没落、倾覆正在呈现，可是今日有谁已经懂得，我们必须有这惊人巨变的导师和报
事实上，听到“旧的上帝已死”的消息，我辈哲学家和“自由灵魂”感到就好像被一轮新的旭日照耀一样；其时我们心中洋溢着感激、惊奇、预感和期待——在我们眼里，地平线仿佛终于重新开拓了，即使它尚不明晰，我们的航船终于可以重新出航了，可以驶向任何风险了，认知者的任何冒险又重获允许，海洋，我们的海洋又重新敞开了，也许从来还不曾有过如此“开阔的海洋”哩。
信者，有这一次晦暗和日食的预言者，而这样的人在地球上很可能尚未出现？……
甚至我辈天生的猜谜者，我们好像在山上等待，置身于今日和明日之间，紧张于今日和明日之间的矛盾中，我辈正在来临的世纪的头生子和早生儿，我们现在应该已经看见不久必将笼罩欧洲的阴影了：究竟为何原因，甚至我们也眼睁睁看着它的来临，而并不十分担心这晦暗，尤其是并不为我们自己忧心忡忡？也许我们还过分沉浸在这件事的最切近结果中——和人们可能期待的相反，这最切近的结果、它对于我们的结果全然不是令人悲哀沮丧的，相反宛如一种新的难以描绘的光明、幸福、慰藉、喜悦、鼓舞、曙光……事实上，听到“旧的上帝已死”的消息，我辈哲学家和“自由灵魂”感到就好像被一轮新的旭日照耀一样。其时我们心中洋溢着感激、惊奇、预感和期待——在我们眼里，地平线仿佛终于重新开拓了，即使它尚不明晰，我们的航船终于可以重新出航了，可以驶向任何风险了，认知者的任何冒险又重获允许，海洋、我们的海洋又重新敞开了，也许从来还不曾有过如此“开阔的海洋”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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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充足的理由说，在科学中，种种信念皆不拥有公民权：只有当它们决心自贬至于谦虚，甘为一种假说、一种临时的试验性立场、一种相对的虚构，它们才可以被允许进入认识领域，甚至在其中具有某种价值——但始终带着一个限制，即要不断受警察的监视，受“不信任”这个警察的监视。——更仔细地看，这岂不是说：只有当信念不复是信念的时候，它才有权进入科学？科学精神的训练岂非始于禁绝一切信念？……
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只是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如果说此种训练借此才能开始，那么，难道不是已经有了一种信念，而且是一种如此专横和绝对的信念，以至于它让其余一切信念成了自己的牺牲品？我们看到，即使科学也是建立在一种信念之上的，根本不存在“无前提的”科学。“真理是否必要”这个问题不但必须先行作出肯定的回答，而且必须肯定到这个地步——在如下命题中表达了一种信念：“没有比真理更加必要的东西了，与之相比，其余一切都只有次要的价值。”
这个无条件的求真理的意志，它是什么？它是不让自己受骗的意志吗？它是不去骗人的意志吗？我们也可以用这后一种方式来解释求真理的意志，假如我们把“我不想骗人” 加以扩展，使之也包括“我不想骗自己”这一特殊情形的话。可是为何不骗人？为何不让自己受骗？ ——我们发现，前者的理由与后者的理由毫不相干：人们不想受骗，因为人们认为受骗是有害、危险、凶多吉少的——在这意义上，科学该是一种深谋远虑，一种谨慎，一种有用，不过，我们有权对此表示异议：怎么，不让自己受骗真的较少害处、较少危险、较少凶相了吗？你们一开始对于存在的性质知道些什么，竟然能够决定绝对不信任和绝对信任何者更有好处？然而，倘若充分的信任和充分的怀疑这两者都是必要的，那么，科学究竟可以从哪里获得它立足于其上的它的绝对信念，它的信心，认为真理比任何别的事物重要，包括比任何别的信念重要？如果真理和非真理两者都不断地证明自己各有其用，一如目前的场合所示，那么，这种信念恰恰是不可能产生的。所以，现在无疑存在着的对科学的信仰从这样一种效用的考虑中是找不出其根源的，相反倒是无视“求真理的意志”、“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真理”之不断被证明对其有害无益这一事实的。“不惜一切代价”：当我们在这个祭坛上贡献和屠杀了一个又一个信仰之时，我们对此是多么了解啊！
由此可见，“求真理的意志”并非意味着“我不想让自己受骗”，而是意味着（不可能作出别的解释）“我不想骗人，包括骗自己”——而我们因此就站在道德的立场上了。如果应该有假象——并且的确有假象！——因为生命被安置在假象之上，我的意思是说，被安置在谬误、欺骗、伪装、障蔽、自我障蔽之上。另一方面，如果生命的伟大形式事实上总是出现在最不可思议的一方，那么，人们不妨自问：“你为何不想骗人？”说得温和些，这种意图也许是一种唐吉诃德遗风，一种轻微的迷醉癫狂。不过，它也可能是更糟的东西，是一种敌视生命的毁灭性原则……“求真理的意志”——这可能是一种隐蔽的求死亡的意志。
于是，科学何为这个问题便导回到一个道德问题：既然生命、自然、历史是“非道德”的，那么，道德究竟何求？毫无疑问，一个诚实的人，就那种勇敢和彻底的意义而言，一如对科学的信仰所要求他的，他因此而肯定了一个与生命、自然、历史的世界不同的世界。而在他肯定这个“另一个世界”的程度上，他岂非也因此必须否定其对立面，即这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
你们该明白我欲由此得出的结论了，那便是：我们对科学的信仰始终是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信仰之上的——即使我们这些今日的求知者，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和反形而上学者，连我们的火种也是从那同一个火堆上取来的，点燃那火堆的是数千年的古老信仰，基督徒们的信仰，它也曾是柏拉图的信仰，即相信神是真理，真理是神性的……但是，倘若正是这一点变得越来越不可信，倘若无物再能证明自己是神圣的，也许一切皆是谬误、盲目和谎言——倘若连上帝也被证明是我们最悠久的谎言，那将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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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记得，至少我的朋友中会有人记得，我从前迷误甚深，估价太高，总是作为期望者向这现代世界冲击。我之理解——谁知道由于什么个人经验？——19世纪悲观主义哲学，就好像它是思想的较高力量的表征，无所畏惧的勇敢的表征，人生凯旋丰满的表征，其实这些特征属于18世纪，属于休谟、康德、孔狄亚克和感觉论者的时代。以至于在我看来，悲剧认识似乎是现代文化的真正奢侈，是它的一种最昂贵、最显赫、最危险的挥霍，然而无论如何，由于现代文化过于丰富，又是它的一种可允许的挥霍。同样，我认为德国音乐正是德国灵魂的一种酒神式强力的表达：我相信在其中听到了地震，一种自古积压的原始力量随着这隆隆震声终于得到释放——而并不顾惜从来称作文化的一切因此摇摇欲坠。可以看到，我当时无论是对于哲学悲观主义，还是对于德国音乐，均未认清构成其真正性质的东西 ——它们是浪漫主义。
什么是浪漫主义？每种艺术，每种哲学，都可以看作服务于生长着、战斗着的生命的药剂和辅助手段，它们始终是以痛苦和痛苦者为前提的。然而，有两种痛苦者：一种是苦于生命的过剩的痛苦者，他们需要一种酒神艺术，同样也需要一种悲剧的人生观和人生理解；另一种是苦于生命的贫乏的痛苦者，他们借艺术和认识寻求安宁、平静、静谧的海洋，自我解脱，或者迷醉，痉挛，麻痹，疯狂。与后者的双重需要相适合的，是艺术和认识中的全部浪漫主义，曾经和继续与之相适合的是叔本华和瓦格纳，我这是举出最著名最露骨的浪漫主义者的名字，当时我误解了他们——顺便说说，众所周知，这于他们无损。生命最丰裕者，酒神式的神和人，不但能直视可怕可疑的事物，而且欢欣于可怕的行为本身以及一切破坏、瓦解、否定之奢侈。在他身上，丑恶荒唐的事情好像也是许可的，由于生殖力、致孕力的过剩，简直能够把一切沙漠造就成果实累累的良田。相反，最苦难者，生命最贫乏者，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大多需要温柔、平和、善良，可能的话还需要一个上帝，它真正完全是病人的上帝，一个“救世主”，同样也需要逻辑，需要对人生的抽象理解——因为逻辑使人平静，提供信任感。简言之，需要某种温暖的抵御恐怖的密室，关闭在乐观的眼界之内。这样，我渐渐学会了理解伊壁鸠鲁，酒神式悲观主义者的这个对立面，同样也理解了“基督徒”，事实上仅是伊壁鸠鲁主义者的一个类型，两者实质上都是浪漫主义者。我的眼光愈来愈敏锐地洞察反推论的那种最艰难棘手的形式，大多数错误都是在其中造成的——这就是由作品反推到作者，由行为反推到行为者，由理想反推到需要此理想的人，由每种思想方式和评价方式反推到在背后起支配作用的需要。
在考察一切审美价值时，我现在使用这个主要尺度：我在每一个场合均问“这里从事创造的是饥饿还是过剩”。另一种尺度从一开始就好像要自荐——它醒目得多——这就是着眼于创作的动机究竟是对凝固化、永久化的渴望，对生存的渴望，抑或是对破坏、变化、更新、未来、生成的渴望。然而，只要加以深究，这两类渴望仍然显得含混不清，并且正是按照前面那种在我看来更佳的方案才能解释清楚。对破坏、变化、生成的渴望，可以是过于充沛的、孕育着未来的力量的表现（人所共知，我对此使用的术语是“酒神精神”这个词），但也可以是失败者、欠缺者、落伍者的憎恨，这种人破坏着，也必须破坏，因为常住者乃至一切常住、一切存在激怒着他，刺激着他——要理解这种情绪，人们不妨就近观察一下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求永久的意志同样应该有两种解释。一方面，它可以出于感谢和爱——这种渊源的艺术永远是神化的艺术，也许热情奔放如鲁本斯，快乐嘲讽如哈菲兹，明朗慈爱如歌德，使万物披上荷马式的光辉和荣耀。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苦难深重者、挣扎者、受刑者的那种施虐意志，这种人想把他最个人、最特殊、最狭隘的东西，把他对于痛苦的实际上的过敏，变成一种有约束力的法则和强制，他把他的形象，他的受刑的形象，刻印、挤压、烙烫在万物上面，仿佛以此向万物报复。后者在其最充分的表现形式中便是浪漫悲观主义，不论它是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还是瓦格纳的音乐
——浪漫悲观主义，这是我们文化命运中的最后的重大事件。（还可能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悲观主义，一种古典悲观主义——我有这种预感和幻觉，简直摆脱不掉，好像成了我的所有物和专有物：不过“古典”这个词使我感到逆耳，它被用得太旧了，太圆滑了，变得面目全非了。我把那种未来的悲观主义——因为它正在到来！我看到它在到来！——命名为酒神悲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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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等级秩序规律的作用，学者只要还属于精神上的中产阶级，就根本不可能有真正伟大的问题和问号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的勇气和他们的眼光都不够格——特别是把他们造就成研究者的人们的需要、内心想使事物有这样那样性质的计划和愿望，以及他们的恐惧和希望，都太快地静息和满足了。例如，英国学究赫伯特斯宾塞异想天开，要画出一条理想的分界线、水平线，奢谈什么“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最终和解，这使我们这样的人几乎感到恶心 ——在我们看来，人类倘若以这种斯宾塞式的前景为最终前景，就只配受蔑视，只配毁灭！不过，他心目中的最高希望，在另一些人看来只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可能性，这是斯宾塞所不能预见到的一个问号……处于同样情况的是现在许多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欣然接受的那种信念，即相信这样一个世界：它应当在人的思想和人的价值观念中有其等价物和尺度，相信一个“真理的世界”，人借着自己渺小的四方形的人类理性便可以一劳永逸地将它把握住。
怎么？我们真愿意这样把人生贬低为一种计算的苦役和练习，贬低为数学家的蛰居斗室？人们尤其不该企图消除生存的多义性质：这是良好趣味的要求，我的先生们，这种趣味对于超出你们眼界的一切肃然起敬！有一种世界解释，它把你们的存在合理化，使你们能够所谓科学地（你们其实是指机械地吧？）研究和工作下去，这种世界解释除了数学、计算、度量、观察和掌握之外，其余一概不容许。如果以为只有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这是愚蠢和幼稚，倘若不是精神病和白痴的话。正确的解释岂非可能正好相反：正是生存最表面最外部的东西——它的外观、它的皮肤和感性特征——首先被人把握？甚至也许只有它们被人把握？一种你们所谓的
“科学的”世界解释，永远是一切可能的世界解释中最愚蠢的即最无意义的一种。这是说给机械论者先生们听的，他们如今喜欢冒充哲学家，极其谬误地认为，力学是关于最初和最终规律的学说，全部人生都必须建立在力学的基础之上。然而，一个本质上机械的世界是一个本质上无意义的世界！假如评价一种音乐的价值，就看它有多少东西可以被点数、计算，可以纳入公式——这样一种“科学的”音乐评价何等荒谬！从中能把握、理解、认识些什么！其中被当作“音乐”的东西一钱不值。实在一钱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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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
把Thinker Readings译作“醒客悦读”，我觉得很有意思，音义两恰。听说最早把Thinker妙译为“醒客”的是我的朋友萧瀚，万圣书屋用作了咖啡座的名称。中国的屈原、希腊的赫拉克利特，都早已把思想者喻为醒着的人，而把不思想的人喻为昏睡或烂醉之徒。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这诚然是很痛苦的。但是，醒客自有醒客的快乐，而其中的一项莫大快乐便是阅读。阅读经典，就是今天的醒客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醒客对话。这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并不孤独，存在着一个醒客的世界，这个世界超越于历史的变迁和人间的喧哗而长存，把一切时代的思想者联结成一个整体。
本丛书是从西方自古及今人文经典著作中选择比较轻松易读的文本，按照主题分辑，按照作者分册，陆续出版的。这套丛书的宗旨是“经典文本，轻松阅读”，很合我读书的旨趣，我来说一说自己的理解。
读什么书，取决于为什么读。人之所以读书，无非有三种目的。一是为了实际的用途，例如因为职业的需要而读专业书籍，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读实用知识；二是为了消遣，用读书来消磨时光，可供选择的有各种无用而有趣的读物；三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如果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觉得读人文经典是最佳选择。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它们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因而是人文性质的。同时其影响得到了许多世代的公认，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又是经典性质的。我们把这些著作称作人文经典。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的传统，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
认真地说，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是阅读的。譬如说，我不认为背功课或者读时尚杂志是阅读。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因而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行为。什么样的书最适合于这样的精神漫游呢？当然是经典，只要我们翻开它们，便会发现里面藏着一个个既独特又完美的精神世界。
一个人如果并无精神上的需要，读什么倒是无所谓的，否则就必须慎于选择。也许没有一个时代拥有像今天这样多的出版物，然而，很可能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阅读得少。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尤其必须懂得拒绝和排除，才能够进入真正的阅读。这是我主张坚决不读二三流乃至不入流读物的理由。
图书市场上有一件怪事，别的商品基本上是按质论价，唯有图书不是。同样厚薄的书，不管里面装的是垃圾还是金子，价钱都差不多。更怪的事情是，人们宁愿把可以买回金子的钱用来买垃圾。至于把宝贵的生命耗费在垃圾上还是金子上，其间的得失就完全不是钱可以衡量的了。
古往今来，书籍无数，没有人能够单凭一己之力从中筛选出最好的作品来。幸亏我们有“时间”这位批评家，虽然它也未必绝对智慧和公正，但很可能是一切批评家中最智慧和最公正的一位，多么独立思考的读者也不妨听一听它的建议。所谓经典，就是“时间”这位批评家向我们提供的建议。
对经典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一个学者可以把经典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对某部经典或某位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下考证和诠释的工夫，从思想史、文化史、学科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是学者的读法。但是，如果一部经典只有这一种读法，我就要怀疑它作为经典的资格。唯有今天仍然活着的经典才配叫做经典，它们不但属于历史，而且超越历史，仿佛有一个不死的灵魂在其中永存。正因为如此，在阅读它们时，不同时代的个人都可能感受到一种灵魂觉醒的惊喜。在这个意义上，经典属于每一个人。
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读经典？我的经验是，不妨就把经典当作闲书来读。也就是说，阅读的心态和方式都应该是轻松的。千万不要端起做学问的架子，刻意求解。读不懂不要硬读，先读那些读得懂的、能够引起自己兴趣的著作和章节。这里有一个浸染和熏陶的过程，所谓人文修养就是这样熏染出来的。在不实用而有趣这一点上，读经典的确很像是一种消遣。事实上，许多心智活泼的人正是把这当作最好的消遣的。能否从阅读经典中感受到精神的极大愉悦，这差不多是对心智品质的一种检验。不过，也请记住，经典虽然属于每一个人，但永远不属于大众。我的意思是说，读经典的轻松绝对不同于读大众时尚读物的那种轻松。每一个人只能作为有灵魂的个人，而不是作为无个性的大众，才能走到经典中去。如果有一天你也陶醉于阅读经典这种美妙的消遣，你就会发现，你已经距离一切大众娱乐性质的消遣多么遥远。
根据以上理解，我祝愿这套读本成为普通读者和人文经典之间的一座桥梁，使更多的人品尝到读经典的愉快，也使更多的人文大师成为普通读者的心灵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