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意义：尼采的超人哲学
1
前言
01 日神和酒神
02 成为你自己
03 天才所面临的危险
04 论灵感和天才
05 论女人
06 论性别和爱情
07 论婚姻
08 婚姻不宜于自由思想家
09 父母的愚蠢和童年的悲剧
10 疯狂在道德史上的意义
11 论自我的和同情
12 苦难者的认识
13 从痛苦中分娩思想
14 闲暇和优游
15 我们的快乐有何意义
16 在何种程度上我们也是虔诚的
17 什么是浪漫主义
18 “科学”之偏见
19 超人和末人
20 创造者之路
21 老妇和少妇
22 高超的人
23 纯洁的知识
24 诗人
25 哲学中的教条主义
26 论哲学家的偏见
27 自由灵魂
28 没有信仰的现代人
29 格言和插曲
30 论妇女解放
31 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
32 在自己身上克服时代
33 伦比才的音乐
34 瓦格纳和颓废艺术
35 探听偶像的底细
36 格言和箭
37 作为反自然的道德
38 学习看、想和写
39 论美和艺术
40 现代性和现代思潮批判
41 医生的道德
42 我的天才观
43 罪犯及其近亲
44论歌德
45 酒神精神
46 谁是我的合格读者
47 人的类型和价值
48 佛教和基督教的比较
49 信仰心理学
50 千万不要把我错认了
51 我为何如此智慧
52 我为何如此聪明
53 科学文化在现代的泛滥
54 希腊人是典型的哲学民族
尼采年表
1
周国平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1844年10月15日生于德国东部吕采恩镇附近的洛肯村。他的祖父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写过神学著作。他的外祖父是个牧师。他的父亲当过家庭教师，后来也在家乡担任牧师。尼采就在这样一个有浓烈宗教气氛的家庭里呱呱坠地。
1849年7月，尼采的父亲死于脑软化症。数月后，年仅2岁的弟弟又夭折。当时尼采才5岁，亲人接连的死亡，使这个天性敏感的孩子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阴暗面，铸成了他忧郁内倾的性格。后来他自己回忆说：“在我早年的生涯里，我已经见过许多悲痛和苦难，所以全然不像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从童年起，我就寻求孤独，喜欢躲在无人打扰的地方。这往往是在大自然的自由殿堂里，我在那里找到了最真实的快乐。”
父亲死后第二年，尼采随同母亲和妹妹迁居瑙姆堡，投奔祖母和两位姑母，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读完了小学和文科中学。在学校里，他显得孤僻而不合群，很少与同学们一起玩耍。但是，他也异常珍惜友谊，择友的趣味很高。在文科中学，他有两个知心朋友：威廉平德尔和古斯塔夫克鲁格。前者是他的诗友，他们常常在一起谈诗，互相交换诗作。后者是他的乐友，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音乐，演奏乐曲，或者共同倾听克鲁格的父亲——一位精通音乐、与门德尔松交往甚笃的乐师——弹琴，沉浸在德国古典音乐的旋律里。诗歌和音乐是尼采的终身爱好。10岁时，他便爆发了艺术创作的热狂，一年里写了50首诗，作了一曲圣歌。他自己回忆，到14岁时，他已经有过三次写诗高潮。后来，他仍不断写诗，他的格言诗和抒情诗独具一格，在德国现代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尼采的早期诗作充满忧伤的情调。他10岁时的一首诗，描写一个漂泊者在一座古城废墟上沉睡，梦见该城昔日的繁荣和最后的毁灭，醒来后悟到人间幸福的短暂。他15岁的几首诗里写道：“树叶从树上飘零，/终被秋风扫走，／生命和它的美梦／终成灰土尘垢！”“我岂能相信／我会躺入丘坟／不再能啜饮／生命的芳醇？”“当钟声悠悠回响，／我不禁悄悄思忖：／我们全体都滚滚／奔向永恒的故乡。”读中学时，他还构思过一部题为《死亡与毁灭》的中篇小说。这一切清楚地表明，由于过早目睹死亡的现象，悲观主义已经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了根。既然终有一死，生命还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始终折磨着尼采。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因为这为理解尼采后来的哲学思想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尼采对音乐的感悟也很早。在童年时代，他酷爱古典音乐，把莫扎特、海顿、舒伯特、门德尔松、贝多芬、巴赫、亨德尔视为精神支柱，但不喜欢柏辽兹、李斯特的现代音乐。青年时代一度迷恋瓦格纳，后期则喜欢比才及其《卡门》。他自己也常常谱曲。他那样看重自己的音乐作品，在精神失常前夕，还声称自己终究是个老音乐家，并希望他谱曲、他的女友莎洛美作词的管弦乐合唱曲《赞美生活》传世，作为对他的纪念。
1858年，尼采以优异的成绩从瑙姆堡文科中学毕业，获得历史悠久的帕弗塔文科预备学校的奖学金。这是一所水平很高的教会学校，拥有优秀的人文主义教师，校纪甚严，学生们过着刻苦勤奋的斯巴达式生活。德国文化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如克罗卜斯托克、费希特、施莱格尔、兰克，都曾在这里就学。正是在这里，尼采读到了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大卫施特劳斯的名著《耶稣传》，对基督教的信仰悄悄瓦解了，使虔诚的母亲和姑母们大为惊恐。在所有的课程中，他最喜欢希腊课，常常读古希腊文献至深夜。他此后一生崇尚希腊精神，反对基督教精神，在这里已经开了端倪。
如同一切有创造力的少年一样，尼采的兴趣绝不局限于规定的课程。他和老朋友平德尔、克鲁格组织了一个小团体，每人每月提交一篇作品，彼此交流和批评。他们还自筹经费，订阅《音乐报》等报刊。在此期间，尼采的音乐趣味开始发生变化，从古典音乐转向现代音乐，他渐渐喜欢瓦格纳了。小团体的最后一笔经费，就用来购买了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门票。在文学方面，尼采的兴趣从歌德转向了浪漫派。他格外喜欢荷尔德林。在17岁的一封信里，他表现了对荷尔德林诗作的深刻理解。荷尔德林所表达的那种至深的忧郁和对理想故土的怀念，那种对现代德国野蛮化的痛恨，那种终于导致精神崩溃的剧烈的内心冲突，引起了尼采的深深共鸣。他对荷尔德林发疯前夕和疯后的一些诗歌尤其心领神会，视为“德国诗歌艺术中的纯美精品”。令人深思的是，这个激赏疯诗人的青年，后来自己也疯了。
回顾尼采的早年生活，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的浪漫而又悲观的气质。他几乎是一个天生的浪漫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后来喜欢叔本华哲学和瓦格纳音乐，实出于天性之必然。当他着手建立自己的哲学时，他又猛烈地批判“浪漫悲观主义”，其实是一种自我治疗和自我克服。
1864年10月，尼采从预备学校毕业，进入波恩大学。结业时，他的各门课程均为优秀，唯有数学不及格。现在，尼采20岁了。这是人一生中对未来想得最多的年龄。尼采在波恩大学选修的是神学和古典语言学。读神学是家里的要求，其实尼采自己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早已动摇，所以，仅仅一个学期后，他便放弃了这个专业。至于读古典语言学，则是他自己的选择，因为他在中学时已产生了对希腊文献的浓烈兴趣，与此同时，他还试图借古典语言学研究所必需的那套严格的考证功夫，来防卫自己的浪漫激情，求得心理的平衡。
2
入学后，尼采加入了学生团体（Pfanconia），他和别人一样，似乎热衷于击剑、饮酒、聚会、跳舞、结交异性。可是，为时不久，他厌倦了这种喧闹的社交生活，以一份得体的书面声明退出了学生团体。没有人理解他内心发生的事情，同学们只是觉得他孤傲、清高、怪僻、不讲交情。这是尼采一生中爆发的第一次精神危机。人生绝非一场消遣，他要为自己寻求一种更加真实的人生。自幼折磨着他的生命意义的问题，这时明确地呈现在他的意识中了，驱使他自觉地走上了苦苦求索、永不安宁的命运之路。
尼采的古典语言学老师李契尔是一位富于艺术气质的学者，深受尼采敬重。李契尔也把尼采视为自己最得意的门生。波恩大学在古典语言学领域享有国际声誉，人才济济。李契尔与另一位语言学者扬恩的学派冲突使尼采深感烦恼，因此，在第二学年，他便决定转学到莱比锡大学。接着，李契尔也移教莱比锡。在李契尔建议下，尼采在莱比锡创建了一个语言学学会，并先后在学会中作关于忒俄格尼斯（公元前6世纪麦加拉诗人）和亚里士多德的学术报告。这些论文作为获奖论文刊印在《莱茵博物馆》杂志上。尼采在语言学界迅速闻名，用李契尔的话来说，成了“莱比锡青年语言学界的偶像”。
对古希腊文献的研究，尤其是对第欧根尼拉尔修作品的研究，唤醒了尼采的哲学兴趣。但是，真正点燃尼采的哲学热情的却是叔本华。在莱比锡期间，他偶然地在一个旧书摊上购得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欣喜若狂，每日凌晨2时上床，6时起床，沉浸在这本书里，心中充满神经质的激动。后来他回忆说，当时他正孤立无助地经历着某些痛苦的体验，几乎濒于绝望，而叔本华的书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现了世界、人生和他的心境。他觉得叔本华好像是专门为他写了这本书一样。
我们既已了解尼采的气质和早年经历，就完全可以理解叔本华哲学何以给他造成如此强烈的心灵震撼了。他很早就对人生发生了怀疑，生命意义的问题始终痛苦地折磨着他。人们浑浑噩噩生活着，对这个根本性问题无所用心，愈发使他感到孤独。现在，他发现在他之前也有人受同一问题的折磨，并且用哲学的语言表达了对人生的同一悲观看法，便顿有觅得知音之感。一时间，他成了叔本华的狂热信徒。1867年秋，尼采在瑙姆堡服为期一年的兵役，这次服役因他骑马负伤而提前结束。在炮声隆隆中，他低呼着：“叔本华保佑！”叔本华竟成了他的上帝。
可是，这是怎样一位上帝啊。基督教的上帝许人以灵魂永生，叔本华却在尼采耳旁呵斥：生命毫无意义！舍弃人生吧！听天由命吧！尼采毕竟还年轻，他悲观，却不厌世，这可悲的人生在他眼中依然充满魅力，令人迷恋难舍。有趣的是，恰在尼采如醉如狂地沉湎在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中的时候，他生平第一次坠入了情网，爱上了一位到莱比锡巡回演出的女演员。他给她寄去了一首自己谱曲的歌，并附上热烈的献词。理论上的悲观主义终究扼杀不了青春的活力。不过，这个羞怯的大学生并不敢有进一步的行动，就像他以后的几次恋爱一样，他的初恋毫无结果。
尼采后来对叔本华的悲观哲学采取了否定态度，但他始终赞赏叔本华真诚探讨人生问题的勇气。由于叔本华的影响，他更加自觉而明确地以生命意义问题为自己哲学思考的主题，这正是叔本华对他的影响的积极一面。在1874年写的《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一文中，他如此谈论叔本华：“他站在整幅生命之画前面，解释它的完整的意义，这便是他的伟大之处；而那些太机敏的头脑却不能摆脱一种谬见，以为只要详尽地研究画这幅画所用的颜色和材料，就已经在接近对画意的解释了。”并且指出“每种伟大哲学的要求”就是“作为整体始终只是说道：这是全部生命的图画，从中学知你的生命的意义吧，以及反过来：仅仅阅读你的生命，从中理解普遍生命的象形文字吧”。对于哲学使命的这一信念，尼采是终身恪守的。正是为了对抗叔本华的、同时也是他自己的悲观主义，他在日后建立了他的酒神哲学和强力意志学说。
1868年秋，尼采在莱比锡瓦格纳姐姐的家里结识了他仰慕已久的音乐大师瓦格纳，两人久久地谈论他们共同喜爱的叔本华哲学。事后，尼采写信给他的好友罗德说：“啊，你可想见，听他以难以形容的热情谈论叔本华，说他感谢他，他是懂得音乐本质的唯一哲学家，这于我是何等的享受！”叔本华一开始就是尼采与瓦格纳之间的精神纽带。后来，当尼采转而否定叔本华之时，他与瓦格纳的友谊也就宣告破裂了。
1869年2月，在李契尔的热情推荐下，尼采受聘担任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莱比锡大学根据他业已发表的论文和大学教授资格，免试授予他博士学位。
5月，尼采到巴塞尔大学执教，他的就职讲演“荷马和古典语言学”博得了同事们的一片赞叹。这位年仅24岁的教授在校内外都大受欢迎。巴塞尔的上流社会向他打开大门，名门贵胄之家争相邀请，尼采身穿新燕尾服，经常在舞会上露面。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个受人尊敬、前程无量的青年学者。然而，为时不久，他的老毛病又犯了。社交生活使他感到厌烦。他对语言学研究的价值也产生了怀疑。就像过去否定神学一样，现在他又要否定语言学了。他生来不是当学者的材料，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钻故纸堆上。这个不安的灵魂总是在寻找着什么，凡是到手的都不是他所要寻找的东西。他预感到一种与众不同的命运在向他召唤。
3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8至10月，尼采在战地担任护理兵。正当全德国陷入“爱国主义的激动”之时，他怀着厌恶这场战争的心情，神游于古希腊的审美国度，酝酿了他的《悲剧的诞生》一书的基本思想。
1872年初，《悲剧的诞生》发表。这是尼采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其中已经形成他一生的主要哲学思想。尼采哲学的主题是生命的意义问题，而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便是：靠艺术来拯救人生，赋予生命以一种审美的意义。这部著作所提出的日神和酒神两个范畴，象征着人的两种基本的艺术冲动。日神冲动造成美的外观的幻觉，使人执著人生。酒神冲动通过情绪的放纵造成个人解体、融入宇宙大我的体验，使人超脱人生，从痛苦和毁灭中获得悲剧性快感。尼采的结论是：“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
这本书名义上研究的是古希腊的悲剧艺术，实际上却是尼采借希腊艺术为题发挥自己的思想。他在为苦苦折磨他的生命意义问题寻求一个答案，并且已经显示出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的根本分歧：叔本华全盘否定人生，他却竭力借艺术肯定人生。在书中，他集中抨击了始自苏格拉底的科学主义人生态度，连带也攻击了基督教。书发表后，学术界和同事们保持冷冰冰的沉默，他们寄予厚望的这个青年学者竟然写出这样一部全然不合古典语言学学术传统的著作，使他们感到惊讶和失望。连李契尔也保持沉默。几个月后，青年学者维拉莫维茨发表长篇文章，对尼采的哲学观点和语言学知识进行全面攻击，起而捍卫古典语言学传统。只有少数几个朋友支持尼采，学术界却一边倒。尼采的学术威信扫地，一时间，学生们纷纷离开他，他的课堂里只剩下了两个听众。
在尼采的支持者中，瓦格纳是最热烈的一个。事实上，尼采写作此书的动机之一是受了瓦格纳音乐的鼓舞，他把希腊悲剧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瓦格纳身上。尼采到巴塞尔的头三年，是他与瓦格纳的友谊的蜜月时期。当时，这位比尼采年长31岁的音乐大师与他的情妇（后来结婚）、李斯特的女儿柯西玛正侨居瑞士卢塞恩湖畔的特里伯森。尼采成了他们府上的座上客，据说有两间专为他准备的房间，过从甚密。瓦格纳正踌躇满志，要大干一番音乐革新事业，他把尼采的出现视为命运赐给他的最大恩惠，称尼采是唯一懂得他的心愿的人。《悲剧的诞生》一发表，他立即给尼采写信说：“我还不曾读过比你的书更精彩的东西！”他相信自己的事业获得了最好的助手。尼采暂时也沉浸在对大师的幸福信仰之中。
《悲剧的诞生》所引起的猛烈批评并未动摇尼采的决心，他坚定地走上了自己的路。1872年二三月间，他以《论我们的文化设施的前途》为题作了五次学术报告，集中批判了现代文化。其中指出：科学分工正在毁灭文化，新闻事业正在取代真正的文化事业。接着，从1872到1876年，他又多次开办前苏格拉底哲学的讲座。在尼采看来，体现在希腊悲剧和前苏格拉底哲学中的文化与人生息息相关，而现代科学化商业化的文化却远离了人生的根本。这是他一生坚持不懈批判现代文化的基本出发点。
1873至1876年，尼采先后发表四篇长文，结集为《不合时宜的考察》一书。书的主题仍是文化批判。第一篇《告白者和作家大卫施特劳斯》，以施特劳斯为例，批判了庸人型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第一次公开抨击了普鲁士的霸权主义，指出：普法战争虽以德国胜利告终，其险恶后果却是使德国文化颓败，“使德国精神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而遭失败乃至取消”（《校勘版尼采全集》第1卷，
1980年慕尼黑版第160页）。此后尼采一贯立足于文化的利益而批判强权政治，并且在德国陷入民族主义的政治狂热之时自称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第二篇《论历史对于生命的利弊》，指出生命因历史的重负而患病了，呼吁解放生命，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第三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抨击哲学脱离人生，要求以叔本华为榜样，真诚地探索人生问题。第四篇《瓦格纳在拜洛伊特》，重点批判现代艺术。这篇文章名义上是替瓦格纳音乐辩护，视为现代艺术的对立面，其实明扬暗抑，已经包含对瓦格纳的批评。文章写于1875至1876年间。在此之前，尼采内心对瓦格纳已经产生了隔阂。瓦格纳是个十足的自我中心者，在他心目中，尼采只是命运安排来为他的艺术服务的。从1872年起，他移居拜洛伊特，热衷于他的音乐会演的筹备工作。每次见面，他言必谈会演，而对尼采试图与他讨论的哲学问题毫无兴趣。这使自尊心极强的尼采深感压抑，渐渐产生对抗心理。尼采开始有意疏远瓦格纳，多次谢绝其邀请。1876年夏，在德皇威廉一世支持下，第一届瓦格纳音乐会演在拜洛伊特隆重举办。会演前夕，尼采躲到附近一个林区，写下《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的最早的笔记，该书包含有明显批判瓦格纳的内容。在尼采妹妹的请求下，尼采才在会演剧场露了一次面。他十分厌恶会演的铺张场面，观众的庸俗捧场，瓦格纳的戏子作风。此后，尼采与瓦格纳仅偶然相遇一次，瓦格纳兴致勃勃地谈论自己新剧本的构思，尼采却极其冷淡，匆匆告别而去。1878年1月，瓦格纳给尼采寄去一份表现基督教主题的《帕西法尔》剧本，尼采没有一字回音。5月，尼采把《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寄给瓦格纳夫妇。从此，互相不再有任何往来。
4
《人性的，太人性的》写于1876至1879年，它是尼采用格言体写作的第一部著作。在内容上，它也标志着尼采思想上的重大转折，开始批判形而上学，包括《悲剧的诞生》中曾经提倡的“艺术形而上学”。后来，他仍强调酒神精神，但着眼点不是放在与宇宙本体的融合，而是放在以充沛的生命力（强力意志）来战胜人生的苦难。
自1873年起，尼采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胃病和眼病。到1879年，他才35岁，已悲叹自己“被死神包围”了。其间，他一度渴望结婚，以求有人照料他，安度余生。1876年三四月间，他旅行于日内瓦湖畔，结识荷兰少女玛蒂尔德，分别时写信求婚，遭婉言拒绝。他的一位忠实的女友梅森葆夫人（比尼采大28岁，先后与赫尔岑、瓦格纳、罗曼罗兰有亲密交往）也曾替他多方物色合适的对象，但终究没有结果。迫于病痛，尼采于1879年5月提出辞呈，离开巴塞尔大学，从此踏上了没有职业、没有家室、没有友伴的孤独的漂泊之路。
从1879到1889年初，尼采辗转在意大利、法国、瑞士、德国的一些城镇之间，为他多病的身体寻找合适的气候，在一地逗留不超过数月。他常在一个名叫西尔斯-玛丽亚的山村度夏，在尼斯过冬。一开始是疾病驱使他易地而居，但是，一旦走出书斋，置身于大自然中，他发现这种萍踪无定的生活原是最适合于他的本性的。他的大部分著作，包括《朝霞》（1881）、《快乐的科学》（1882，1886）、《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善恶的彼岸》（1885—1886）、《道德的谱系》（1887）等，都是在10年漂泊中写的。其中大多是格言体，是他浪迹四方的随感的结集。在此期间，尼采形成了强力意志、永恒轮回、超人、一切价值的重估等重要思想。
1882年4月，在梅森葆夫人和另一位朋友雷埃邀请下，尼采到罗马旅行。在那里，两位朋友把一个富有魅力、极其聪慧的俄国少女莎乐美介绍给他，做他的学生。尼采深深坠入了情网，莎乐美也被尼采的独特个性所吸引。两人结伴到卢塞恩旅行，沿途，尼采向莎乐美娓娓叙述往事，回忆童年，讲授哲学。但是，羞怯的性格使他不敢向莎乐美吐露衷曲，于是他恳请雷埃替他求婚。殊不知雷埃自己也爱上了莎乐美。莎乐美对这两位追求者的求爱都没有允诺。她尊敬和喜欢尼采，但只是把他看作自己的人生导师。尼采仍然痴恋着莎乐美，但他不得不克制自己，以师生之谊相处，两人保持着友好的接触。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却对他们的友谊满怀妒恨，恶意散布流言飞语，挑拨离间，使他们终于反目。仅仅5个月，尼采生涯中的这段幸福的小插曲就终结了。
由于尼采长期独身和多病，借照料他的生活之机，伊丽莎白愈来愈深地进入了他的生活。但是，她根本不理解尼采。她对尼采与莎乐美友谊的粗暴干预，一度导致兄妹关系破裂。重归于好之后，彼此仍然经常发生摩擦。尼采在给朋友的信中不止一次地抱怨，他受不了她，和她在一起，他就会生病。尤其使他烦恼的是伊丽莎白与柏林臭名昭著的反犹分子福尔斯特的婚姻。在犹太人问题上，兄妹之间常常发生激烈的争吵。尼采历来对犹太人有高度评价，厌恶反犹运动。后来，伊丽莎白追随福尔斯特到乌拉圭建立德国殖民村，事败，福尔斯特自杀。此时尼采已患精神病，但他的名声正在迅速增长，伊丽莎白觉得有机可乘，回到德国，垄断了尼采著作的版权及其全部手稿，以尼采的保护人和解释尼采思想的权威自居，篡改手稿，捏造言论，曲解思想，不遗余力地把尼采打扮成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尼采思想后来遭到世界性误解，他的妹妹负有重要责任。
作为一位思想家，尼采需要孤独。然而，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又渴望人间的温暖。也许没有比尼采更孤独的人了。他长年累月独居，常常一连许多天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说话的熟人。寂寞的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心健康。1887年9月，他的分别了14年的朋友多伊森夫妇到西尔斯-玛丽亚看他，几乎认不得他了：
“这段时间里，他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不复有从前的骄傲的举止，灵巧的步伐，流畅的谈话。他步履艰难，步态蹒跚，身子略微向一边倾斜，说话明显地变得迟钝，时常停顿。”
他指着天空，忧郁地说：“亲爱的朋友，当我积累我的思想时，我的头顶上必须有蓝天。”他又把客人带到悬崖边一块空地上，说：“我最爱躺在这里，酝酿我最好的思想。”分手时，尼采把他们一直送到邻村，噙着泪水诉说他的阴郁的预感。
1888年，在疯狂的前夜，尼采的创作欲突然高涨，一连写出5本小册子：《偶像的黄昏》、《瓦格纳事件》、《尼采反对瓦格纳》、《反基督徒》、《看哪这人》，其中有两本是专门攻击已于5年前去世的瓦格纳的。还写了一组形式和内容皆奇特的抒情诗《酒神颂》。有人认为这是尼采精神失常的先兆。其实，尼采对瓦格纳的批判是有明确的内容的，他把瓦格纳当作浪漫悲观主义的典型加以批判，认为瓦格纳歌剧中的那种歇斯底里的激情，过度亢奋的敏感，对神经和官能的刺激，集中体现了时代的颓废症。在与瓦格纳决裂后，尼采曾经承认，他与瓦格纳在血缘上是多么相近。所以，对瓦格纳的批判又是一种自我批判。尼采具有强烈的反省精神，他的理论似乎是对他的气质的一种抗衡。他自己浪漫而悲观，却偏要批判浪漫悲观主义。他自己体弱多病，却偏要鼓吹强健的生命本能。他自己多愁善感，却偏要鼓吹坚强不仁。这使他的哲学充满复杂的矛盾，其实正是内心激烈冲突的反映。
5
1888年底和1889年初，尼采正寓居都灵。他的朋友们突然收到一批奇怪的信，署名“上帝”、“酒神”、“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信中的疯言癫语却也证明他至死仇恨德国的霸权主义和反犹主义：“我本人刚刚就建立反德联盟一事拟定了致欧洲各宫廷的备忘录。我想用一件铁衣裹起这个‘帝国’，煽动它打一场绝望的战争。在我尚未把那年轻的皇帝连同他的喽啰擒拿到手之时，我没有空。”“取缔一切反犹分子。”1889年1月3日，尼采走到街上，看见一个马车夫在残暴地鞭打牲口，这个神经脆弱的哲学家就又哭又喊，扑上前去，抱住马脖子，疯了。数日后，他的朋友奥维贝克赶来都灵，把他带回德国去。病历记载：这个病人喜欢拥抱和亲吻街上的任何一个行人。孤独使他疯狂，他终于在疯狂中摆脱了孤独。此后，尼采在精神的黑夜中苟延了10余年无用的生命，于1900年8月25日在魏玛与世长辞。
我于10多年前对尼采哲学发生了浓烈的兴趣，出版了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1986）、《尼采与形而上学》（1990）和译著《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1986）、《尼采诗集》（1986）、《偶像的黄昏》（1987）。后来，又陆续翻译了尼采的一些作品，尚未出版。应图书界朋友的要求，我从我的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译著中选取一些篇章或段落，编成了这个读本。全书84节的标题，除少数原来已有加以沿用的之外，多是我根据内容而拟定的。排列次序则按照原著的写作和出版时间，在每一节的末尾都注明了原著的出处，以便读者查找。选取标准是：内容上表达了尼采的重要思想或精彩见解，文体上反映了尼采的风格，同时照顾到可读性。我相信，读了这个读本，凡是喜欢哲学和文学的读者都会和我一样对尼采发生浓烈的兴趣的。
2002年7月18日
1
只要我们不单从逻辑推理出发，而且从直观的直接可靠性出发，来了解艺术的持续发展是同日神和酒神① 的二元性密切相关的，我们就会使审美科学大有收益。这酷似生育有赖于性的二元性，其中有着连续不断的斗争和只是间发性的和解。我们从希腊人那里借用这些名称，他们尽管并非用概念，而是用他们的神话世界的鲜明形象，使得有理解力的人能够听见他们的艺术直观的意味深长的秘训。我们的认识是同他们的两位艺术神日神和酒神相联系的。在希腊世界里，按照根源和目标来说，在日神的造型艺术和酒神的非造型的音乐艺术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对立。两种如此不同的本能彼此共生并存，多半又彼此公开分离，相互不断地激发更有力的新生，以求在这新生中永远保持着对立面的斗争，“艺术”这一通用术语仅仅在表面上调和这种斗争罢了。直到最后，由于希腊“意志”的一个形而上的奇迹行为，它们才彼此结合起来，而通过这种结合，终于产生了阿提卡② 悲剧这种既是酒神的又是日神的艺术作品。
为了使我们更贴近地认识这两种本能，让我们首先把它们想象成梦和醉两个分开的艺术世界。在这些生理现象之间可以看到一种相应的对立，正如在日神因素和酒神因素之间一样。按照卢克莱修③的见解，壮丽的神的形象首先是在梦中向人类的心灵显现，伟大的雕刻家是在梦中看见超人灵物优美的四肢结构的。如果要探究诗歌创作的秘密，希腊诗人同样会提醒人们注意梦，如同汉斯萨克斯④ 在《名歌手》中那样教导说：
我的朋友，那正是诗人的使命，
留心并且解释他的梦。
相信我，人的最真实的幻想
是在梦中向他显相：
一切诗学和诗艺
全在于替梦释义。
每个人在创造梦境方面都是完全的艺术家，而梦境的美丽外观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前提，当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也是一大部分诗歌的前提。我们通过对形象的直接领会
一个人若把贝多芬的《欢乐颂》化作一幅图画，并且让想象力继续凝想数百万人战栗着倒在灰尘里的情景，他就差不多能体会到酒神的状态了。
而获得享受，一切模型都向我们说话，没有什么不重要的、多余的东西。即使在梦的现实最活跃时，我们仍然对它的外观有朦胧的感觉。至少这是我的经验，我可以提供一些证据和诗人名句，以证明这种经验是常见的，甚至是合乎规律的。哲学家甚至于有这种预感：在我们生活和存在于其中的这个现实之下，也还隐藏着另一全然不同的东西，因此这现实同样是一个外观。叔本华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人间或把人们和万物当作纯粹幻影和梦像这种禀赋是哲学才能的标志。正如哲学家面向存在的现实一样，艺术上敏感的人面向梦的现实。他聚精会神于梦，因为他要根据梦的景象来解释生活的真义，他为了生活而演习梦的过程。他清楚地经验到的，绝非只有愉快亲切的景象，还有严肃、忧愁、悲怆、阴暗的景象，突然的压抑，命运的捉弄，焦虑的期待，简言之，生活的整部“神曲”，连同“地狱篇”一起，都被招来从他身上通过，并非只像皮影戏——因为他就在这话剧中生活和苦恼——但也不免仍有那种昙花一现的对于外观的感觉。有些人也许记得，如同我那样，当梦中遭到危险和惊吓时，有时会鼓励自己，结果喊出声来：“这是一个梦！我要把它梦下去！”我听说，有些人曾经一连三四夜做同一个连贯的梦。事实清楚地证明，我们最内在的本质，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深层基础，带着深刻的喜悦和愉快的必要性，亲身经验着梦。
希腊人在他们的日神身上表达了这种经验梦的愉快的必要性。日神，作为一切造型力量之神，同时是预言之神。按照其语源，他是“发光者”，是光明之神，也支配着内心幻想世界的美丽外观⑤。这更高的真理，与难以把握的日常现实相对立的这些状态的完美性，以及对在睡梦中起恢复和帮助作用的自然的深刻领悟，都既是预言能力的、一般而言又是艺术的象征性相似物，靠了它们，人生才成为可能并值得一过。然而，梦像所不可违背的那种柔和的轮廓——以免引起病理作用，否则，我们就会把外观误认作粗糙的现实——
在日神的形象中同样不可缺少：适度的克制，免受强烈的刺激，造型之神的大智大慧的静穆。他的眼睛按照其来源必须是“炯如太阳”，即使当它愤激和怒视时，仍然保持着美丽光辉的尊严。在某种意义上，叔本华关于藏身在摩耶面纱下面的人所说的，也可适用于日神?《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卷?416页写道：“喧腾的大海横无际涯，翻卷着咆哮的巨浪，舟子坐在船上，托身于一叶扁舟；同样，孤独的人平静地置身于苦难世界之中，信赖个体化原理（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关于日神的确可以说，在他身上，对于这一原理的坚定信心，藏身其中者的平静安坐精神，得到了最庄严的表达，而日神本身理应被看作个体化原理的壮丽的神圣形象，他的表情和目光向我们表明了“外观”的全部喜悦、智慧及其美丽。
2
在同一处，叔本华向我们描述了一种巨大的惊骇，当人突然困惑地面临现象的某种认识模型，届时充足理由律在其任何一种形态里看来都碰到了例外，这种惊骇就抓住了他。在这惊骇之外，如果我们再补充上个体化原理崩溃之时从人的最内在基础即天性中升起的充满幸福的狂喜，我们就瞥见了酒神的本质，把它比拟为醉乃是最贴切的。或者由于所有原始人群和民族的颂诗里都说到的那种麻醉饮料的威力，或者在春日熠熠照临万物欣欣向荣的季节，酒神的激情就苏醒了，随着这激情的高涨，主观逐渐化入浑然忘我之境。还在德国的中世纪，受酒神的同一强力驱使，人们汇集成群，结成歌队，载歌载舞，巡游各地。在圣约翰节和圣维托斯节的歌舞者身上，我们重睹了古希腊酒神歌队及其在小亚细亚的前史，乃至于巴比伦和崇奉秘仪的萨刻亚人（Sakaen）。有一些人，由于缺乏体验或感官迟钝，自满自得于自己的健康，嘲讽地或怜悯地避开这些现象，犹如避开一种“民间病”。这些可怜虫当然料想不到，当酒神歌队的炽热生活在他们身边沸腾之时，他们的“健康”会怎样地惨如尸色。
在酒神的魔力之下，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了，而且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同她的浪子人类和解的节日。大地自动地奉献它的贡品，危崖荒漠中的猛兽也驯良地前来。酒神的车辇满载着百卉花环，虎豹驾驭着这彩车行进。一个人若把贝多芬的《欢乐颂》化作一幅图画，并且让想象力继续凝想数百万人战栗着倒在灰尘里的情景，他就差不多能体会到酒神的状态了。此刻，奴隶也是自由人。此刻，贫困、专断或“无耻的时尚”在人与人之间树立的僵硬敌对的藩篱土崩瓦解了。此刻，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个人感到自己同邻人团结、和解、融洽，甚至融为一体了。摩耶的面纱好像已被撕裂，只剩下碎片在神秘的太一之前瑟缩飘零。人轻歌曼舞，俨然是一更高共同体的成员，他陶然忘步忘言，飘飘然乘风飞飏。他的神态表明他着了魔。就像此刻野兽开口说话、大地流出牛奶和蜂蜜一样，超自然的奇迹也在人身上出现：此刻他觉得自己就是神，他如此欣喜若狂、居高临下地变幻，正如他梦见的众神的变幻一样。人不再是艺术家，而成了艺术品：整个大自然的艺术能力，以太一的极乐满足为鹄的，在这里透过醉的战栗显示出来了。人，这最贵重的黏土，最珍贵的大理石，在这里被捏制和雕琢，而应和着酒神的宇宙艺术家的斧凿声，响起厄琉息斯（Eleusis）秘仪⑥上的呼喊：“苍生啊，你们肃然倒地了吗？宇宙啊，你感悟到那创造者了吗？”
① 日神即阿波罗（Apollo），酒神即狄奥尼索斯（Dionysus），在希腊神话中，二者又兼司艺术。
② 阿提卡半岛，位于希腊中部，是雅典城邦的所在地。
③ 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公元前98—前55），古罗马诗人、哲学家。
④ 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1494—1576），德国诗人，剧作家。
⑤ der Schein，在德语中兼有“外观”和“光辉”之意，所以尼采把它同作为光明之神的阿波罗相联系。
⑥ 厄琉息斯秘仪，古希腊农业庆节，始于雅典附近的厄琉息斯城，后传入雅典。
1
一个看过许多国家、民族以及世界许多地方的旅行家，若有人问他，他在各处发现人们具有什么相同的特征，他或许会回答∶他们有懒惰的倾向。有些人会觉得，如果他说他们全是怯懦的，他就说得更正确也更符合事实了。他们躲藏在习俗和舆论背后。从根本上说，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事物，他在世上只存在一次，不会再有第二次这样的巧合，能把如此极其纷繁的许多元素又凑到一起，组合成一个像他现在所是的个体。他明白这一点，可是他把它像亏心事一样地隐瞒着——为什么呢？因为惧怕邻人，邻人要维护习俗，用习俗包裹自己。然而，是什么东西迫使一个人惧怕邻人，随大流地思考和行动，而不是快快乐乐地做他自己呢？在少数人也许是羞愧。在大多数人则是贪图安逸，惰性，一句话，便是那位旅行家所谈到的懒惰的倾向。
这位旅行家言之有理：人们的懒惰甚于怯懦，他们恰恰最惧怕绝对的真诚和坦白可能加于他们的负担。唯有艺术家痛恨这样草率地因袭俗套，人云亦云，而能揭示每个人的那个秘密和那件亏心事，揭示每个人都是一个一次性的奇迹这样一个命题，他们敢于向我们指出，每个人直到他每块肌肉的运动都是他自己，只是他自己，而且，只要这样严格地贯彻他的唯一性，他就是美而可观的，就像大自然的每个作品一样新奇而令人难以置信，绝对不会使人厌倦。当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蔑视人类时，他是在蔑视他们的懒惰：由于他们自己的原因，他们显得如同工厂的产品，千篇一律，不配来往和垂教。不想沦为芸芸众生的人只需做一件事，便是对自己不再懒散；他应听从他的良知的呼唤：“成为你自己！你现在所做、所想、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
每个年轻的心灵日日夜夜都听见这个呼唤，并且为之战栗；因为当它念及自己真正的解放时，它便隐约感觉到了其万古不移的幸福准则。只要它仍套着舆论和怯懦的枷锁，就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帮助它获得这种幸福。而如果没有这样的解放，人生会是多么绝望和无聊啊！大自然中再也没有比那种人更空虚、更野蛮的造物了，这种人逃避自己的天赋，同时却朝四面八方贪婪地窥伺。结果，我们甚至不再能攻击一个这样的人，因为他完全是一个没有核心的空壳，一件鼓起来的着色的烂衣服，一个镶了边的幻影，它丝毫不能叫人害
“当一个人不知道他的路还会把他引向何方的时候，他已经攀登得比任何时候更高了。”说出这个真理的那个人是谁呢？
怕，也肯定不能引起同情。如果我们有权说懒惰杀害了时间，那么，对于一个把其幸福建立在公众舆论亦即个人懒惰的基础上的时代，我们就必须认真地担忧这样一段时间真正是被杀害了，我是说，它被从生命真正解放的历史中勾销了。后代必须怀着怎样巨大的厌恶来对付这个时代的遗产，彼时从事统治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徒具人形的舆论；所以，在某一遥远的后代看来，我们这个时代也许是历史上最非人的时期，因而是最模糊、最陌生的时期。我走在我们许多城市新建的街道上，望着信奉公众意见的这一代人为自己建造的所有这些面目可憎的房屋，不禁思忖，百年之后它们将会怎样地荡然无存，而这些房屋的建造者们的意见也将会怎样地随之倾覆。与此相反，所有那些感觉自己不是这时代的公民的人该是怎样地充满希望，因为他们倘若是的话，他们就会一同致力于杀害他们的时代，并和他们的时代同归于尽——然而，他们宁愿唤醒时代，以求今生能够活下去。
可是，就算未来不给我们以任何希望吧——我们奇特的存在正是在这个当下最强烈地激励着我们，要我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和法则生活。激励我们的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事实：我们恰恰生活在今天，并且需要无限的时间才得以产生，我们除了稍纵即逝的今天之外别无所有，必须就在这个时间内表明我们为何恰恰产生于今天。对于我们的人生，我们必须自己向自己负起责任，因此，我们也要充当这个人生的真正舵手，不让我们的生存等同于一个盲目的偶然。我们对待它应当敢作敢当，勇于冒险，尤其是因为，无论情况是最坏还是最好，我们反正会失去它。为什么要执著于这一块土地，这一种职业？为什么要顺从邻人的意见呢？恪守几百里外人们便不再当一回事的观点，这未免太小城镇气了。东方和西方不过是别人在我们眼前画的粉笔线，其用意是要愚弄我们的怯懦之心。年轻的心灵如此自语：我要为了获得自由而进行试验；而这时种种阻碍便随之而来了：两个民族之间偶然地互相仇恨和交战，或者两个地区之间横隔着大洋，或者身边有一种数千年前并不存在的宗教被倡导着。它对自己说：这一切都不是你自己。谁也不能为你建造一座你必须踏着它渡过生命之河的桥，除你自己之外没有人能这么做。尽管有无数肯载你渡河的马、桥和半神，但必须以你自己为代价，你将抵押和丧失你自己。世上有一条唯一的路，除你之外无人能走。它通往何方？不要问，走便是了。
2
然而，我们怎样找回自己呢？人怎样才能认识自己？他是一个幽暗的被遮蔽的东西。如果说兔子有七张皮，那么，人即使脱去了七十乘七张皮，仍然不能说：“这就是真正的你了，这不再是外壳了。”而且，如此挖掘自己，用最直接的方式强行下到他的本质的矿井里去，这是一种折磨人的危险的做法。这时他如此容易使自己受伤，以至于无医可治。更何况倘若舍弃了我们的本质的一切证据，我们的友谊和敌对，我们的注视和握手，我们的记忆和遗忘，我们的书籍和笔迹，还会有什么结果呢。不过，为了举行最重要的审问，尚有一个方法。年轻的心灵在回顾生活时不妨自问：迄今为止你真正爱过什么？什么东西曾使得你的灵魂振奋？什么东西占据过它同时又赐福予它？你不妨给自己列举这一系列受珍爱的对象，而通过其特性和顺序，它们也许就向你显示了一种法则，你的真正自我的基本法则。不妨比较一下这些对象，看一看它们如何互相补充、扩展、超越、神化，它们如何组成一个阶梯，使你迄今得以朝你自己一步步攀登。因为你的真正的本质并非深藏在你里面，而是无比地高于你，至少高于你一向看作你的自我的那种东西。你的真正的教育家和塑造家向你透露，什么是你的本质的真正的原初意义和主要原料，那是某种不可教育、不可塑造之物，但肯定也是难以被触及、束缚、瘫痪的东西：除了做你的解放者之外，你的教育家别无所能。这是一切塑造的秘诀：它并不出借人造的假肢，蜡制的鼻子，戴眼镜的眼睛——毋宁说，唯有教育的效颦者才会提供这些礼物。而教育则是解放，是扫除一切杂草、废品和企图损害作物嫩芽的害虫，是光和热的施放，是夜雨充满爱意的降临，它是对大自然的模仿和礼拜，在这里大自然被理解为母性而慈悲的；它又是对大自然的完成，因为它预防了大自然的残酷不仁的爆发，并且化害为利，也因为它给大自然那后母般的态度和可悲的不可理喻的表现罩上了一层面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