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我党发表了《致哥老会宣言》，蒙古工作委员会立即响应，马上在三段城（三段城位于伊克昭盟，笔者注）成立了哥老会招待所，并派人四处联络活动。一时间，各地哥老会组织闻风响应，竞相投奔，使我党声威大震。哥老会组织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团体，但其中也不乏由土匪流氓、地痞恶棍组成的团伙，他们有奶便是娘，对革命事业有极大的威胁性。其中有一个哥老会头目叫李大辫子，他在国民党特务的金钱引诱下准备策动武装叛乱。高岗在延安闻讯后，立即率领一支游击队来到了哥老会招待所。在座谈会上，高岗问大家对我党的政策、方针有什么想法和意见，李大辫子马上站起来，说这也不对，那也错了，企图蛊惑人心，激起公愤，达到那罪恶的目的。高岗见状大怒，但他不露声色，假装赞许，乘其不备，从地上捡起一砖猛击，李大辫子当场脑浆迸裂，死于非命。其余个别呼应者，见李大辫子已死，群龙无首，只好跪地求饶。我军未失一人，未放一枪，就很快地平定了叛乱。
一砖将叛匪打死，也许只是个传闻。但高岗当年31岁，身高力壮，如从入中山军事学校算起，从军已近十年，刀枪丛中已闯荡过无数次，情急中做出此事，也极有可能。
高岗在三边地区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确实是“干出了个样子”，而干出了样子也是会被人看到的。
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５日至１７日，高岗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议上汇报了开辟绥蒙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情况，得到了好评。
高岗传（第一部分） 六 2 高司令（1）
高岗在三边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半。
不管高岗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后内心作何感想，调三边后，他是携妻带子居住在定边的。
来定边之前，高岗的妻子杨芝芳在安定县（今子长县）女工被服厂工作。虽然定边的生活条件比安定更艰苦，但一生勤劳的杨芝芳并不在乎环境如何。与频繁的战斗生涯比较起来，高岗担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已经是相对稳定了。能与丈夫和孩子在一起，对于杨芝芳来说，也已经是非常幸福了。儿子老虎（当时还叫“赖狗”）6岁，虽很调皮，但活泼可爱。眼见着自己养育的小生命渐渐长大，这对于丈夫经常不在身边的杨芝芳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高岗到远离中央所在地的三边地区工作，业绩还是不俗的。但高岗由三边调到延安，却与其他因素有关。
1936年4月14日，红二十八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仅34岁。
刘志丹是西北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他的壮烈牺牲不但是西北人民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共产党人，不但才华横溢，有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品格高尚，从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得失。中央纠正了陕北的错误“肃反”后，虽然刘志丹仅被安排为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和当时只有五六百人的红二十八军军长，但他顾全大局，没有怨言。东征战役开始后，他身先士卒，亲临前线，血洒疆场，奉献一生。
由于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还刚刚到达陕北，陕北人民更熟悉的还是刘志丹、谢子长这些土生土长的西北根据地领袖。因此，当谢子长和刘志丹相继去世后，曾经与他们并肩战斗过的高岗就自然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更加注重发挥高岗在陕北的特殊作用，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突然爆发。
西安事变成为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已经被世人所熟知，它对中共中央机关驻地的直接影响，则是事变后的第五天，即12月17日，驻守延安的东北军撤出延安。又过了半个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县城迁驻延安。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为高岗离开定边创造了条件。1937年3月，高岗虽然还担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但奉命全家搬到了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为了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泽东在报告中论述了中日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的矛盾，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前的总任务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并阐述了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具体任务。在结论中，毛泽东还专门论述了干部问题，重申了斯大林提出的“干部决定一切”的重要观点，认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刚刚结束，5月15日，中国共产党陕甘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叫苏区党代表大会）即在延安召开。这是党中央来到陕北后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首届代表大会。时任中共三边特委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高岗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理应参加这次党的重要会议。然而，十分可惜，高岗并没有能够成为会议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但是，不是会议代表的高岗竟然在这次会议上以最高票当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
高岗传（第一部分） 六 2 高司令（2）
5月16日，苏区党代表大会秘书处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党委选举结果：
高岗：83票；林伯渠：82票；吴亮平：78票；马明方：78票；李富春：71票；周兴：69票；李坚贞：68票；郭洪涛：64票；王达成：61票；习仲勋：60票；白治民：59票；刘长胜：57票；崔田民：49票；张秀山：48票；刘景范：48票；崔田夫：46票；李维汉：43票。
以上17人当选为边区党委正式执委。
罗锌铭、蔡畅、马锡五、王世泰、张邦英、马丕勋六人当选为边区党委候补执委。
17日，第一次执委会议进行了书记和各部部长的选举，确定由郭洪涛任书记，王达成任组织部长，吴亮平任宣传部长，李坚贞任妇女部长。
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成立后，中共陕北、陕甘两省委逐步撤销，党在陕甘边地区的领导机构又逐步归于统一。
中共陕甘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后，高岗虽然当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但他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变动，仍然担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不过，高岗在没有参加会议的情况下仍然以最高票数当选，确实说明了他在陕北人民心中有较高的威信，自然引起了党中央的关注。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并任命高岗为书记。中央初到陕北时成立的蒙古工作委员会和定边工作委员会随即撤销，改为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所属的蒙古工作部和回民工作部。
虽然担任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职务也难说是重用，但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不但表明高岗在蒙古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确有业绩，也意味着高岗已经进入了毛泽东的选拔视野，非常有可能成为“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之一了。
在党的组织进一步完善的同时，边区政府的建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由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引发的全国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步伐加快。9月6日，根据国共谈判口头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由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高岗与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等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边区政府首府设在延安，下辖陕西、宁夏、甘肃的23个县（市），面积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
边区政府成立后，下设机构逐步建立。秘书长为伍修权，民政厅厅长为马明方，财政厅厅长由林伯渠兼任，教育厅厅长为徐特立，建设厅厅长为刘景范，贸易局局长为叶季壮，保安司令为高岗。
虽然高岗在三边时也被称为“司令”，但那时的十几人的“司令”与此时的“高司令”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虽然这时的保安部队也只是由原来的游击队、警卫队等地方武装改编而成，主要任务是动员与组织民众、镇压汉奸、清剿土匪、维持边区的治安等活动。但此时的高岗在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已经开始上升。在党内，他是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在政府，已经升任保安司令，并且很快又将成为八路军骑兵司令。
11月16日，毛泽东同张闻天、萧劲光致电高岗，指出：
太原失守，绥远更加紧急，急需我们有一支兵北出蒙境，以便镇定人心，联络各族开展游击战，保卫三边。因此，决定你为八路军骑兵司令，率骑兵及蒙汉支队北出，活动于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地区。其任务是：甲、以蒙汉两民族团结一致抗日保护绥远的口号，去发动起与奔走各旗王的联系会议，做到伊克昭盟各旗上层的抗日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对德王、沙王采取批评态度），同时进行扩大蒙汉民族工作，组织与武装他们，建立新的抗日游击队以扩大自己。乙、与马占山、何柱国等及当地国民党人取得联络，传达我们抗日主张及八路军在晋情况，督促他们改善民族政策，去团结全绥远抗日组织与武装当地人民，坚决向汉奸作斗争，发展独立自主的群众的游击战争，来打击日寇进攻。
看起来，当年戍守三边并非是件坏事。正因为有担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经历，高岗才能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被任命为八路军骑兵司令。
能够荣任八路军骑兵司令，对于高岗而言确实是一件十分高兴的事情。这不但表明党中央对于高岗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中的作用给予了认可，更是有可能得到更大重用的信号。因此，接命令后，高岗立即率部开到陕北的靖边、定边、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地区，联合蒙古族同胞，清剿土匪，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从这时开始，高岗可以经常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会议记录上，也可以找到高岗的名字了。例如，在1938年1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决定高岗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到榆林工作，与傅作义、邓宝珊协商办蒙民干部训练班。
抗战全面爆发后，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唯一一块根据地，既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又是八路军的总后方。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后，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中央军委从三个主力师中分别抽出部分兵力，组建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由萧劲光任主任。1937年12月，留守处改为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兼政委，全兵团共有万余人。陕甘宁边区的另一支武装力量，就是高岗任司令的保安部队，共有4000余人。此外，还有基干自卫军２万多人、普通自卫军14万余人。
193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边区保安部队统归留守兵团指挥。此后，高岗虽然还兼任保安司令，但他的主要工作，已由军事斗争转到了党的领导工作上。
高岗传（第一部分） 六 3 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1）
按照1937年5月15日制定的《特区党选举条例》中的有关规定，“特区党委每一年半改选一次”。党中央在1938年4月决定改组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任命高岗为书记，张邦英负责组织工作，王若飞负责宣传、统战工作。1937年高岗在延安
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是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下的党在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构，负责整个边区党的工作。
边区委员会书记职务之重要，不言而喻。
后来，高岗又担任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并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为什么高岗能升任如此高位？
存在的就是有缘由的。
高岗能步步升迁，主要源于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第一，高岗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
通过上文的叙述读者已经清楚，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是刘志丹和谢子长，其次就是高岗、阎红彦、王泰吉、杨森等人。就资历而言，深于高岗的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去世，同于高岗的阎红彦、王泰吉、杨森也非亡即走。曾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的王泰吉，毕业于黄埔军校，是渭华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933年7月率领骑兵团近2000人在耀县起义，极大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对于壮大西北红军和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了重大作用。1934年1月初，他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经党组织同意后，他于农历正月初二秘密从师部出发，但行至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旧友——当地民团团长马云从出卖，于1934年3月3日在西安英勇就义。曾于1934年1月接替高岗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的杨森，与高岗同时进入中山军事学校，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后四十二师正式成立时，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杨森任师党委书记。1934年5月南梁寨子湾会议后，杨森任四十二师师长，高岗复任政委。红十五军团组建后，四十二师改编为七十八师，杨森仍然任师长。1936年东征战役开始后，杨森任红三十军参谋长，不幸在奉命掩护东征主力红军回师陕北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成为红军东征期间继刘志丹、杨琪之后光荣献身的第三位红军高级将领。阎红彦1925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于1933年初因“左”倾错误的排挤被迫离开陕甘游击队到上海中央局“受训”，后被派往河北工作，1934年10月又到苏联，一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回到陕北。
这样一种无法预料的复杂局面，历史地将高岗这位幸存者推到了台前，使其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
第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照顾山头政策”的需要。
高岗虽然在客观上具备了西北根据地代言人的条件，但能否升迁还要取决于中共中央政策调整这个大的环境。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几次讲到了实行“照顾山头”政策的必要性，也几次检讨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没有重视陕北地方干部的失误。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毛泽东首先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然后，毛泽东极富哲理地说：“一定要认识山头，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毛泽东还在口头政治报告中专门以西北根据地为例，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当地干部的问题，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不好。”“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的。”“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
高岗传（第一部分） 六 3 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2）
高岗等人搞起了西北根据地，西北根据地又成为中国革命的“两点”（即落脚点和出发点）。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认这个账，并因此给予了特殊的关照，这才是高岗能够逐步升迁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粗中有细的性格与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
生长于黄土高坡的高岗虽然具有西北人的耿直和东北人的豪爽，但并非如有些人所言，只是一介没有文化的武夫。他虽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读过高小，上过中学，进过军校，受教育的经历也可谓不少。高岗确实有过赤臂冲杀、抡砖砸敌的举动，但他也善于察言观色，揣摩领导人的旨意。与高岗共事多年的贾拓夫就曾经评价过高岗粗中有细，或者说是先粗后细的性格特点，他说：“1930年至1933年，我在陕西省委工作期间，高岗搞兵运工作。当初对高的印象，一方面听人说高岗很勇敢，从外表上也能看得出来，人是凶凶的；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浪漫。”“1942年边区党的高干会，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证明高岗‘代表’了正确路线。我当时感到：‘不错啊，高岗还是粗中有细的。’”
不过，高岗在工作中也确实有平易近人、善于与百姓沟通的特点。因此，在陕甘宁边区一直有较高的威信。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高岗虽然没有当选为书记，但他在选举中却得票最高。
高岗后来给人们留下了敢说敢干、雷厉风行，但说话粗俗、办事鲁莽的印象，所以经常被称为“二杆子”。但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的那个年代，高岗的文化程度并不算低，况且高岗的性情外露，又极善言谈，加之土生土长的高岗非常熟悉陕北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所以讲起话来很有煽动力，极易打动听众。
仅举两例。
1944年3月5日，高岗在延安纪念三八节集会上发表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不是做妇女工作的专家，也不是妇女，要我讲话我就讲不出来。白主任（指陕甘宁边区妇联会主任白茵）讲得很好，因为她是妇女专家，是妇救会主任。我今天乱讲一气，有不对的地方，大家把它改掉。在去年开过这样一个会，我也讲过话，说的是怎样喂猪，怎样纺织，还不是那一套。……不过经过去年一年努力之后，今年是新的气象。就在这个礼堂里边，可以看得很清楚，每一个同志的手中都拿着一个毛衣，拿着一个针，挑来挑去。那一个同志手中拿着鞋帮子，锥来锥去。去年开会时，这种现象就很少。那个同志用毛团子在那里捻毛线，在去年这个现象就是很少。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过去思想没有搞通，现在因为脑子搞通了，手也搞通了，手中拿着一个毛衣、一个鞋帮子、一个毛团子。这因为大家对生产有了认识。白主任讲得很好，思想改变了，手也改变了。从前说我这个手是写政治报告的，写大纲的，是政治家、演讲家。现在说我的手是捻毛线、织毛衣的，纳鞋帮子的。在思想上搞通了，行动就会一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把什么东西不要了？把什么东西否定了？把什么办法否定了？就是说有一种一般号召——我们男女要平等呀！我们女子要解放呀！我们反对封建压迫呀！我们反对贫困呀！我们养娃娃，都要养活，把男女搞得肥肥胖胖。这个话对不对？很对，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能不能说天天在这个礼堂里喊，肥肥胖胖呀！男女平等呀！反对贫困呀！反对封建压迫呀！天天这样喊，天天这样讲，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天天这样开会，天天这样号召，天天这样讲，我也讲，大家也讲，这样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还达不到。如果你天天那样讲，没有做，那还是贫困。在纬华毛纺厂有一个女人，是从米脂逃下来的，是米脂一个什么富人的媳妇，过去是做官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一个媳妇和李景波结婚了，一个跑到延安和一个老百姓结婚了。你说反对贫困，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结果怎样解决呢？她去纺毛，她一年纺了十八石小米，这样就把贫困解决了，可以吃得肥肥的胖胖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从前妇女工作中有那样一套作风，那样一套理论，那样一个派头，下去的时候拿一个包包，到了农村去老百姓怎样讲？老百姓说二流子又来了（笑声）。大家不大赞成，因为她们去了讲的是，看你老公是那样，婆婆是那样，要离婚。这样一鼓动，我们想一想，如果他是一个工人，是一个雇工，没有二百洋、一百石粮食、几个牛、几间房子，家庭生活差不多，她就不来。那些贫农雇农，一年不洗脸，手上的死肉很厚，肮里肮脏，胡子也不剃，也不是用烟锅子抽烟，也不刷牙，看见他土里土气的，看见就不爱。好几年搞了一个老婆，现在又被搞走了，怎么办？这个方向就搞得不对。女人要解放呀！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呀！你这样一下，把一部分贫农雇农的老婆搞得没有了，做一辈子光棍，一辈子没有老婆，那就不叫压迫？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使得贫农雇农的经济生活向上发展，使他们也会刷牙，也会穿好衣服，那就把问题解决了。②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西北中央局文件汇集》（1944年），1993年编（内部出版），第37—38、60、62页。
以上这段是高岗讲如何做妇女工作。下面这段话是高岗1944年4月3日在中央党校第五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主要讲如何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高岗说：
“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与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风，到底怎样学呢？毛主席经常向我们说的就是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但是，人做事情是相当顽固的，很不容易就了解了这句话，也很不容易就接受了这句话，所以我们大家就得要下决心来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风。”
“比如吧，我们今天组织变工队，毛主席在那里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我们说，对！要组织起来。怎样组织起来呢？好，于是开个会我们也来个号召动员。但是，这并不等于解决了组织起来的问题。组织起来的实际问题却在这里：比如十八个全劳动力，十八个牛，组织在一块，我只有两垧包谷，组织起来就发生大家土地太分散不集中的困难了；或者，我的牛没力气，你的牛力壮，组织在一块套着耕地，没两天我的牛累坏了；遇着天下雨，大家都要犁地，可是前十天给你犁，后十八天才给我犁，但是，轮到犁我的地时，天旱把地全晒干了；或者有人说：‘我过去同他打过官司的，我们两人关系不好。’因此不愿组织在一块。像这些具体的问题怎么办呢？组织起来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呀！所以说，在组织起来这个号召下，它的本身就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困难和新的现象。倘若我们不在这些新的事物发生中间去摸索，让事情听其自然而然地去做，靠组织起来这个口号、这句话去解决组织起来的问题，结果是什么也没解决，什么也没组织。一切客观事物，光靠自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定要靠人，靠人去了解，去行动，然后问题才有办法。”②
高岗是1938年4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陕甘宁边区书记的。1939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作为边区书记，高岗在大会上做了《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总结报告。
在这个分三部分、近两万字的报告中，高岗论述了边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共产党保卫边区的任务，总结了陕甘宁边区两年半以来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论述了边区党的建设。
这篇报告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以高岗的名义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载于1941年5月15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128期。
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高岗继续当选为党委书记。
高岗传（第一部分） 六 4 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
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到达陕北时规定的领导体制，就一直归张闻天兼任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不过，张闻天这位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领导人，自1939年初起，实际上不再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了，只负责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的工作。
因此，1940年9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提议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由张闻天先同高岗、高自立、谢觉哉商量。
既然是毛泽东提议商量，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意外的。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由高岗、谢觉哉、林伯渠、萧劲光、高自立等19人为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
（其中本地干部11人，外来干部8人），高岗为书记，谢觉哉为副书记。高岗、林伯渠、谢觉哉、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等8人为常委。会议还决定由任弼时代表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
1941年高岗在延安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陕甘宁边区要把经济建设当做党和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在边区的六万五千干部和部队要争取全部自给。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同样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民主建设要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
这次会议还决定，边区中央局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高岗为主任；军委系统的财经委员会、中直机关的财经管理处的负责人，参加边区中央局的财经委员会，经济生产工作归边区中央局财经委员会统一管理，财政分系统管理。
中央政治局会议后，高岗主持召开了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常委会议，毛泽东、任弼时和张闻天参加了会议。高岗在会上表示说，为了做好工作，军事干部要有涵养，地方干部要有耐心。
9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虽然成立了边区中央局，但对中央局的领导体制和职权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10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代表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工作的任弼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
这些建议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明确中央局的体制和职权。原边区工委的组织、宣传、统战等部，工青妇团体，边区政府，保安部和留守兵团政治部的工作，均应集中由中央局讨论解决，需要请示中共中央的问题，经由中央局讨论后提请中共中央或中央有关部门讨论解决；中央和中央各部门下达的指示，经由中央局讨论执行。中央局讨论各部门工作时，请中央有关部门派人指导。有关边区军事上的大的行动，经中央局商议后，由书记高岗报毛泽东主席批准执行，一般的军事行动由高岗负责解决。
二是加强和充实中央局各部门的干部。调陈正人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任作民为秘书长，原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改任建设厅长，原建设厅长改任民政厅长。
会议同时还决定：
（一）由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统一负责盐的产运销工作，留守部队实行自给。
（二）三五九旅由王震负责实行“屯田政策”，生产自给，拨给生产资金40万元。
（三）任命谢觉哉为边区政府党团书记，公开职务是秘书长。
（四）由中央组织部调39名干部充实边区中央局机关。
这是一次明确界定边区中央局职权与边区中央局书记高岗权力的重要会议。通过这次会议的人事安排与决定内容可以看出，边区中央局已经由党在一般根据地的领导机关，上升到党中央以及中国革命大本营所在地的领导机关，直接划归中共中央领导，高岗也可以直接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了。
然而，改革仍未到位，变动还要继续，高岗还要高升。
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原则决定，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是1939年初成立的，主要负责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陕、甘、宁、青、新、内蒙各省区地下党的工作，书记由张闻天兼任，日常工作由李维汉和贾拓夫负责）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委员名单由任弼时与陈云商定；中共陕西省委划归西北中央局领导。
政治局会议的原则决定很快得到了落实。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中共西北中央局正式委员为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候补委员为李卓然、贾拓夫，高岗任书记；陕西省委改为陕甘省委，隶属西北中央局。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由任弼时召集，李富春、王首道、陈正人、康生、
高岗在中共西北局
陈云参加，以解决过去边区党内争论的问题。
5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西北中央局的通知》：
为着统一整个西北工作的领导，特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等七同志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二同志为候补委员。高岗同志为书记。特此通知。
至此，从1937年9月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到1938年4月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再到1941年4月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短短的三年半，高岗完成了“三级跳”，登上了他在黄土地上的权力巅峰，开始逐步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机构。
高岗传（第一部分） 七 连任参议会议长 概述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主政权的旗帜。在八年抗战的历史进程中，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也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
作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历史已经注定高岗要承担更多的权力与荣誉。
高岗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党的负责人，他还是陕甘宁边区第一任参议会议长，而且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三届的参议会议长。
高岗传（第一部分） 七 1 离婚与再婚
高岗是1938年4月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的。此时的延安已经成为抗日民主的一面旗帜，众多的热血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历尽艰辛，涌入延安。
青年，是热血沸腾、蓬勃向上的标志；青年，也意味着阳光灿烂、青春爱情。
当时虽然是残酷的战争年代，但革命圣地延安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一方面，这里汇集了大批中共的精英，他们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士，历经土地革命战争的磨炼，跨越二万五千里征程来到了延安，又高举起民族战争的旗帜。这批大浪淘沙的将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真正脊梁。另一方面，追求民主、渴望光明、立志报国的大批知识青年也来到了延安。用毛泽东的话说，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锋队，他们所代表的方向，就是中国革命的方向。虽然他们只是一个方面军，还不是主力军，但他们只要与工农这支主力军汇合到一起，就会成为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
代表着中国光明与前途的两股力量，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年代，于黄土高坡上的延安交融了。
这种交融不但使中国抗战的力量大为增强，也必然会碰撞出火花，产生出爱情。
高岗，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与结发之妻杨芝芳离异的。
爱情是可以跨越时空、不分民族、不计年龄而超现实展开的，但婚姻是具体的、讲条件的、有缘由的。
1998年11月12日，杨芝芳老人向笔者倾诉了她当时与高岗离婚的情景：
那时高岗已经是陕甘宁边区的领导，经常出席各种会议。我是家庭妇女，又是小脚，外边又来了很多年轻的革命的女同志，所以，高岗提出要分开。记得是王子宜（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跟我谈的。他说，高岗活动很多，经常出头露面，你是小脚，与高岗一起出面不太合适，最好与高岗分开。我就同意了。分开后，我们还是革命同志，经常有联系，他作报告我也去听。我与李力群（高岗的第二位妻子）相处得也很好。
满头银丝的世纪老人在谈到她人生中唯一的婚姻时，声音轻微，心态沉稳，神态安详，使人置身于历史的真实，回到了那并不平淡的年代，更感到岁月的沧桑在不停地冲刷着人们心灵的伤痕，时间老人会帮助任何人走出悲伤。
高岗与杨芝芳的离异，并非如某些传言所讲，系高岗生活作风糜烂所致，而是与当时的环境、风气、地位有关。当时陕甘宁边区婚姻法已经公布，婚姻自由的新风在革命队伍内部迅速传播。为了革命事业与个人幸福，不少领导干部都与早年的包办婚姻脱钩，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年轻知识女性重结良缘。
杨芝芳老人虽然忘记了她与高岗是哪月离婚的，但她记得大致的时间是在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前后。而我们知道，毛泽东与江青是1938年11月结婚的。
高岗与杨芝芳离异后并未马上结婚，到了1940年，高岗才与时年19岁的李力群缔结良缘。
1940年杨芝芳在延安
1921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宿迁县的李力群与目不识丁的杨芝芳不同，1937年来延安之前，李力群是徐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高才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学堂的书桌已经载不下抗日的志向，李力群与几位同学毅然离开家庭，走出校门，辗转来到了西安，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来到了延安。
延安是座革命的大熔炉，热血青年在这里迅速成长。1938年，李力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夙愿。
然而，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没有想到，她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考验，在她毫无准备时已经悄然降临身边。
1998年11月12日，笔者在北京李力群的家中第一次采访了这位饱经沧桑的离休老人。未谋面之前，因为在材料中已经知道李力群是1940年与高岗结婚的，所以在笔者脑海中跳跃着的总是一个留着短发、穿着军装、扎着皮腰带的一脸稚气的小八路。
然而，真实地坐在笔者面前的却是一位耄耋妇人。年近八十岁的老人有些耳背，但思维清晰，也很健谈。虽然坎坷的岁月使老人有着高度的政治敏锐，但随着交谈的深入，老人也慢慢地向笔者谈起了她半个世纪前与高岗结婚时的戏剧性场面：
“我十七岁去延安，后进党校学习。有一天，高岗去党校讲党建课。我个子小，听课时始终坐在前面，他可能在讲课时就看上了我。党校学习结束后，陈云就把我留在了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当时我很不情愿，我愿意去敌后，我觉得这里的人太土，但组织上的安排必须服从。不久，高岗就带我出差去了安塞，这次出差大约有三四天。出差回来后，毛主席请我们吃饭，是高岗带我一起去的。毛主席请我们吃腊肉，席间毛主席说了许多高岗的好话，让我向高岗学习，而且说，你将来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对象如何如何。我当时心里就一惊，因为那时候我见到高岗就害怕，他样子很凶，又是大首长，但毛主席的意思我已有所觉察。又过了几天，王明、王若飞、习仲勋等人又请我和高岗吃饭，还请周围的一些小姑娘吃枣，并说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一听这话，我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延河边。但这时王若飞找到我说，你学过党建吗？党员要听党的话，这也是党的安排。他劝我回去，但我当时还是没回窑洞吃饭。”
“就这样。我们没有任何感情，一天也没恋爱，就结婚了。结婚后，高岗半年内不准我下山，怕我见到同学们。后来，我曾经对陈云等人说，是你们把我强配给他的。不过，结婚后他对我还不错。”
李力群
真让现代青年男女们无法想象，为追求民主、自由而来到延安的李力群，却“遭遇”了这样一场“包办”婚姻，竟然在“一天也没恋爱”的暗箱中被“操纵”成婚。
不过，这并非是一场封建的包办婚姻，只不过带有浓厚的现代政治色彩。这种政治色彩足足伴随着李力群度过了坎坷的半个多世纪。
李力群与高岗结婚后，虽然半年内未被准许下山，但“下山”后，先后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党委秘书处秘书、延安柳林区党委宣传科长、区委书记、县委委员等职务。一直到1945年10月高岗离开延安去东北，李力群始终与高岗战斗在延安。
高岗传（第一部分） 七 2 参议会议长（1）
参议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但中国的参议会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分属于国统区和根据地两个方面，而且从参议会诞生之初，就具有不同的性质。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民党在政治上实施了一些民主措施，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派的合法地位。1937年8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国防参政会，邀请各党派和社会名流参加，共议国是。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也决定要成立“国民参政会”，并于4月12日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同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9月下旬和10月初，又相继公布了省、市参政会的组织条例。
虽然国民参政会在国民党的把持下难以真正地发挥作用，但它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具有初步民主形式的咨询机构，因此，它仍为各党派和进步团体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提供了某些方便条件。所以，就国民参政会的诞生，1938年6月17日的《新华日报》曾发表短评说：
虽然国民参政会的产生方法和人员成分，不能完全如国人所希望，可是这一战时相当代表民意机关的产生，的确是政治上一个进步的改革。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抗日民主的模范。早在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就实行了议会民主制度。
1937年5月12日，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的名称也由此开始使用。
这一纲要规定：
“陕甘宁边区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实行最适合于抗战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各级行政长官由各级议会选举。”
从同年7月起，乡级代表会和区、县、边区三级参议会逐步产生，然后由代表会和参议会选举出各级行政长官，并把选出的边区政府主席和行政委员呈请国民政府加委。
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后，为了在名称上与全国保持一致并促进地方参议会的早日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1月25日发出训令，将边区议会改为参议会，并积极筹备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与国民党把持的国民参政会不同，它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的民意代表机关，而且是全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构。组建一个什么样的参议会，不但事关边区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而且必然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对如何坚持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当时，国民党虽然公布了省、市参议会的组织条例，但它并不希望中共打出参议会的旗号，不想让民主的旗帜在陕甘宁边区飘扬。所以，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训令将边区议会改为参议会后，国民党政府竟然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发来电报，提出边区参议会是否改为准备会，并不要向外宣传。
针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1939年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问题的会议上尖锐地指出：
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
高岗传（第一部分） 七 2 参议会议长（2）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著名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反摩擦原则。
边区议会要开，而且必须开好。参议会的名称要用，而且必须用足。为此，由谁来做边区参议会的代表呢？这可是中共的第一位参议会议长啊！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党政合一是最有效率的组织结构，而且一年多的实践也已经证明，高岗胜任全面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因此，党中央决定，由高岗来兼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
后来的实践证明，党中央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高岗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后，较好地履行了议长的职责，得到了边区人民的拥护，并连续三届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的职务。
第一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1939年1月17日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开幕的。到会的参议员共有145人，加上国共两党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地主、社会名流等各界来宾，约有7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共中央对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非常重视，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会议从1月17日到2月4日共开了19天，毛泽东三次到会发表讲话。在第一天的开幕式上，毛泽东指出：
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互相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现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1937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发展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
在会议开幕的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又做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指出：
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三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日本的困难增长；国际上给中国更多的援助。目前军事、经济、国内矛盾、国际环境都使日本更加困难，这就逼使日本不得不在一定时间停止其进攻。中国的抗战，一方面更加困难，一方面更加进步，而进步一定压倒困难。近几个月来的国际形势也对中国有利。
报告最后指出：
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强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又在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批评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反共、溶共方针，指出：
为国为民的共产党绝对不应当溶化的，应当溶化的是那些发国难财、吃摩擦饭的顽固分子和其他的坏东西。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应当取消。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两年后召开的。会议听取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高自立关于边区政府两年来的工作报告及政府各厅、院、处负责人对各部门工作的总结，作出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对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并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高岗传（第一部分） 七 2 参议会议长（3）
会议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常驻参议员为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志亮、王观澜、高述先。会议还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边区政府委员为林伯渠、高自立、周兴、王世泰、周扬、曹力如、刘景范、阎红彦、雷经天、霍维德、马锡五、王兆祥、贺晋年、李子厚、乔钟灵。常务委员为林伯渠、高自立、曹力如、雷经天、刘景范、王世泰、周扬。
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大会向国民参政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全体将士和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发了专电，还发表了《告边区同胞书》。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中）与副议长谢觉哉（右）、安文钦（左）合影
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会议胜利闭幕。
关于本届参议会的特点，时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的周扬在1939年2月22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个专论，总结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是包括各党派各阶级的真正边区全体人民的代表机关；第二，它是根据普遍、平等、直接、不记名的原则选举出来的；第三，它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的民意代表机关，而且是全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关。
自此，高岗除高书记、高司令外，又多了一个高议长的头衔，成为陕甘宁边区民意代表机关的最高代表。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是1941年11月6日至21日在延安举行的。在第二届参议会开幕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问题。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提议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李鼎铭、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
此时的抗日战争虽然仍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但陕甘宁边区经过大生产运动，已经度过了经济上的最困难时期，政权稳固，人心安定，民主气氛愈加浓厚。
第二届参议会在新修建的“民主之宫”——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这是陕甘宁边区空前的民主盛会，也是高岗在黄土高坡上极为风光的时刻。1941年11月7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特讯，详细记述了开幕式的盛况和高岗、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虽然这篇报道在本书中全文引用略显冗长，但就其含量而言实属精悍，可省去更多的叙述文字，故全文引用如下：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昨日在延安开幕。出席者有正式参议员高岗、林伯渠、李丹生、安文钦、李鼎铭、贺连城、阿里阿罕、巴素华、马国藩、那素滴勒盖、森健等一百九十三人，候补参议员十六人，政府首长到会者有林主席、高副主席、谢秘书长及各厅厅长等五十余人，来宾有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军委会驻十八集团军高级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劲武、郭亚生三先生，晋西北行署续主任范亭，晋察冀、冀晋豫、胶东、鲁西、冀中、苏北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代表，各界来宾等五百余人。各参议员、政府首长、各界来宾准时络绎入场，会场周壁遍悬由各方送来祝贺大会开幕之联幛及边区三年来施政成绩之图表五百余幅，壮丽辉煌，琳琅满目，主席台上高悬孙中山先生大幅遗像及用大字标写的抗战建国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各参议员来宾入场后，彼此见面，握手言欢，着礼帽长袍之银髯耆绅，包头布留发辫的老年农民，着短服之工人士兵，蓄发髻的农村妇女，名流、学者，各民族、党派、阶级团体职业之人民参议员齐集一堂，态度诚恳，情绪热烈，会场内充满感奋的空气。振铃开会后，全场肃静中大会筹备会南汉宸同志报告到会参议员已过法定人数，当即请前届议长高岗同志宣布开会，立时乐音奏起缭绕全场，后唱国歌，向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后，由谢参议员觉哉恭读总理遗嘱，并为抗战死难将士静默三分钟。静默毕由高议长致开幕词，首先申述国内外形势，指出这次参议会的主要任务在于团结全边区人民，坚持抗战，检查政府工作，确定今后施政方针，并选出新的政府。后林主席致词，朱总司令、陈联络参谋相继讲话。这时毛泽东同志乘车莅场，立时掌声雷动，会场空气更为振奋。毛泽东同志身着灰色军装入场后与全场参议员来宾颔首为礼，后被请登台讲话。毛泽东同志申述参议会开会之惟一目的，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三民主义。共产党今天实行“三三制”，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党外人士，共产党员绝对不许一意孤行，把持包办，最后并希望各参议员一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供意见，实行三民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场参议员兴奋倾听，约三十分钟始毕。后续范亭先生讲话，续范亭先生为老同盟会会员，矢志革命三十余年，语词恳挚，令人感动。后荷印籍参议员阿里阿罕、印度籍参议员巴素华、日籍参议员森健先后分别用英语日语讲话，由专人负责翻译。何思敬教授，文艺家萧军，绥德参议员安文钦，米脂参议员贺连城、赵亚农，女参议员路志亮，华侨参议员李介夫，工人参议员李平等先后就民主政治之意义及本届参议会之任务发表意见后宣告休会。
高岗传（第一部分） 七 2 参议会议长（4）
会议的第二天，进行了议长和副议长的选举。高岗以152票当选，连任第二届参议会议长，谢觉哉以139票、李鼎铭以129票当选为副议长。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部分代表合影，前排右三为高岗
这次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此《纲领》于1942年5月1日在《新中华报》正式发表，故又称为《五一施政纲领》），通过了李鼎铭等11人提出的“精兵简政”案及其他各类提案共380件。会议根据“三三制”原则，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边区政府各厅长是：建设厅长高自立，副厅长霍子乐；民政厅厅长刘景范；财政厅厅长南汉宸；教育厅厅长贺连城；秘书长周文。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名义发布的，实际上是由毛泽东亲自起草和修改的。《纲领》共21条，毛泽东做过多次修改，而且其中的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九、第二十条是毛泽东直接起草的。1942年4月30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发布新的施政纲领的决定》，提出：
此纲领之发布，具有严重之政治意义。各级党组织收到后，须立即加以讨论。为本党同志所领导之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均须讨论此纲领，或用为教材，加以熟读。
5月26日，高岗撰写了《为实现陕甘宁边区新的施政纲领而斗争》的长篇文章在《解放》杂志第一二九期发表。文章论述了《五一施政纲领》的主要内容、重要意义，对如何贯彻实施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是1946年4月在延安举行的。此时的高岗已经从黄土地来到了黑土地，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三届一次会议仍然选举高岗任议长。到会正式议员111名，经无记名投票，高岗以87票连任。
为什么在高岗已经离开陕北后仍然选举高岗任议长？
笔者认为主要因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当时尚无能够替代高岗的更合适的人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既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又是边区的最高民意机关。参议会议长作为边区的代表，必须由边区内最有威信者担任，而能够以陕甘宁边区代言人出现的，当时又只有高岗。
高岗于4月3日连任议长后，1946年4月4日的《新中华报》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对记者说的这样一段话：
高议长为边区创始人，自1939年一届边区参议会以来，举凡边区一切实际工作，如生产建设、保卫边区、文化教育，特别是干部作风之转变方面，高议长无不予以全面的密切注意及督促。1941年二届边区参议会通过之边区施政纲领，亦在高议长之帮助督促下，得以贯彻实施。
该报同时还刊登了边区合作英雄刘建章在选举后说的话：
高岗同志把咱老百姓从多灾多难的旧社会里救出来，他把陕北这块贫苦地方建设得多繁荣！他事情很忙，还亲自到南区合作社，问我关于农民生活改善的情形，指导我办合作社的方针，他心里就是离不开老百姓，连任议长是最适合了。
劳动英雄吴满有也说：
他是时时挂念咱老百姓，曾和我谈过四次话，我还在他那里住过三天。他每一次和我谈话都是谈劳动英雄要怎样为群众服务，对我的帮助很大，真正是一个好议长。
第二，1945年10月党中央虽然决定调高岗到东北工作，但当时还没有让高岗长期留在东北的安排。在9月2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还决定高岗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中共西北中央局办公厅在9月28日转发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调整西北局成员的通知中，还任命高岗等九人为西北局常委。是毛泽东于10月11日结束重庆谈判返回延安后，才决定高岗等人去东北加强东北局工作的，但也不是说到东北后就不再返回陕北。这从1946年3月27日刘少奇致东北局的电报中可以得到证明。
电报中说：
为了应付东北目前紧张的局面，高岗、立三同志暂时不必回延，留在东北工作，高岗最好留东北局帮助彭真工作，立三工作由东北局决定电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32页。
既然是“暂时不必回延”，就意味着不是长期留东北，从而也就可以继续担任参议会议长了。
高岗传（第一部分） 七 3 在大生产运动中（1）
2000年9月16日的《北京晨报》，发了一条《南泥湾50年前开荒，50年后种树》的报道。
这篇并不惹人注目的报道写道：
“南泥湾位于延安城东南九十华里处。过去方圆百里森林茂密，土地肥沃。1940年，朱德总司令勘察后认为是个屯田的好地方，就将回防边区的一二○师三五九旅从绥德调往南泥湾开荒生产。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战士们仅用三年时间就使昔日的深山老林变成了丰衣足食的陕北好江南，粉碎了国民党对边区经济的封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