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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茂林 赵晓光—高岗传

_6 戴茂林(当代)
高岗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三万多字,分六个部分:


(一)陕西党的建立到大革命时代;


(二)国共分家到九一八事变;


(三)反帝同盟军成立到肃反事件以前;


(四)肃反事件;


(五)肃反事件以后;


(六)结论。


报告的前五个部分分阶段回顾了西北党的历史发展,最后部分作出了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五点结论:


(一)历史上的争论是路线的争论


报告认为,从反帝同盟军成立后整个创建红军与苏区的时期,包括三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另一条是以黄子文等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三条则是从杜衡到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三条路线的斗争中,主要是正确路线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二者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是对立的。


首先,政治上,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他们不了解以下各点。


第一,不了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的革命,必须以武装为主,以农村为主;第二,不了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强大的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因此必须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联合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和力量进行斗争;第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与长期性,主张两条道路的决战,幻想革命一下子就在全国胜利;第四,不了解敌我力量的对比,否认客观事实,认为革命力量已占绝对优势,主张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其次,在军事上,在革命战争问题上,他们不了解以下各点。


第一,不了解游击战是发展革命战争、强大革命武装的惟一正确的战术;第二,不了解根据地的建立不在平原而在山上,不在城市而在山村;第三,不了解革命武装的建立是与白军兵变和土匪运动不可分开的。


再次,在各种社会政策上,也都是错误的。


第一,对农民土地问题的极左政策。如主张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给富农分坏田,侵犯中农利益等等;第二,完全不懂得同盟军问题。不要任何的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军队、民团、哥老会以及各种中上层分子,统统不许接触联络与争取合作;第三,不懂得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采取严厉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第四,对会门游民分子,不懂得争取感化与转变他们的必要,而采取消灭的政策;第五,执行疯狂的“肃反”政策;第六,不了解游击运动中政权的特点,而要求这种政权要正规化;第七,对边界工作不与中心区工作相区别,在边界实行“左”的政策,造成严重的赤白对立;第八,对白区白军工作方针,完全不懂得精干荫蔽与积蓄力量,而空喊白军哗变与地方暴动。


高岗传(第一部分) 八 3 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3)
最后,在组织上,在干部政策问题上,是完全不正派的。


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合自己“左”的口味的干部,无条件地拉拢,反之则严厉打击。


(二)“左”倾机会主义的来源


报告认为,陕甘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不是本地特有的现象,而是带有全国性质的。其来源有两个方面:


首先,政治上的来源:就是九一八事变后党内的关门主义与“打倒一切”的错误政策,特别是北方会议的决议。


其次,组织上的来源:就是当时党内的组织路线是有毛病的,是本本主义的干部政策,实行钦差大臣制度。


(三)革命家的品质


报告认为,过去的错误不单是路线问题,还有个人品质问题。由路线错误变为“肃反”的错误,其重要关键是人的关系,是朱理治、郭洪涛个人品质的恶劣所造成的。他们是一切从个人出发的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和阴谋家。而刘志丹同志不但坚决执行了正确的路线,而且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典型。他一贯坚持党的立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具体地运用于西北的斗争中。我们应当把刘志丹同志作为我们前进的方向。


(四)思想斗争问题


报告认为,这次高干会检讨历史上的争论,也是一场大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以错误路线反对正确路线,是借思想斗争之名,达到打人之实;以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是通过思想斗争,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目前党内存在浓厚的自由主义,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斗争,就不能克服这种自由主义,就会使党逐渐腐蚀下去。


(五)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报告认为,历史给了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脱离了实际,他们的理论是教条主义的。而我们过去虽有实际经验,但缺少理论,还不善于把我们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以更好地抵制与克服错误路线。因此,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必须努力学习理论;一切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则必须到实际工作中去取得经验,学会把自己与农民和枪杆子结合起来。


从高岗的报告内容可以看出,报告中关于“左”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根源以及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等方面的论述,几乎就是毛泽东在1941年“九月会议”后关于“左”倾机会主义相关内容论述的翻版,与后来所召开的政治局1943年“九月会议”上对“左”倾机会主义的论述也基本相同,甚至包括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词,也都大同小异。这表明,高岗在这次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是经中央审议后同意的。


正因为中央认为“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所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错误的政治路线的具体化”,才使这次会议成为在全党彻底肃清“左”倾机会主义影响的先声。



高岗传(第一部分) 八 4 会议的一点不足
具有重大意义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也有其不足,主要是在批判“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时,过于追究个人品质问题,批评犯错误同志的语言、方式也过于偏激。


西北根据地是“左”倾机会主义影响的重灾区,朱理治、郭洪涛积极贯彻“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确实是严重的。一些深受“左”倾机会主义迫害的老同志在高干会上言词比较激烈,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错误是积极贯彻“左”倾机会主义,仍然属于认识上的问题。如果对其简单地全盘否定,归结为品质的极端恶劣,不但不利于深刻剖析“左”倾机会主义的根源,对这些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公正的。特别是作为中央的决定,就更应该慎重。然而,不但高岗在报告中认为朱理治、郭洪涛是“极端恶劣的个人品质”,“毫无党性的个人主义野心家”,《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42年12月12日)也认为他们是“个人主义、高度领袖欲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


从会议记录可知,在大会讨论时,也出现了“大批判”的场面。朱、郭等人在大会检讨时,不但要经常回答代表们的各种不乏过分责难的提问,而且座中经常有人大声呼喊:“要老实回答!”


西北局高干会议出现过于追究个人品质的不足,反映出如何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也有个逐步成熟的过程。


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后,从1943年9月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又连续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党的路线问题。这次会议比1941年的“九月会议”开的时间长,参加的人数也多。原准备开五次会议,但后来改变了计划,断断续续开到年底,实际上直到六届七中全会才完全结束。


高岗与西北局部分干部在延安


胡乔木认为:


这次会议


对于错误路线的批评,在基本方向上和内容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言辞上要比1941年“九月会议”尖锐,涉及的人更多一些,会议的空气有时也紧张一些。这是1943年“九月会议”的一个特点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282、298页。。


这次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还是比较注重追究“左”倾错误路线的个人品质问题的,也曾出现了“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②。1943年1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同一天,中央政治局也发出了《关于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指示。中共中央的这些文件认为,王明的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部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一直到1944年1月2日,毛泽东在回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还坚持认为“王明进行了很多反党活动”,并且“一直在从事各种反党活动”。


1944年春,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进入第三阶段,转入对整风进行总结和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的最后时期,也开始纠正此前整风过程中的一些缺点。2月24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统一了对五个问题的认识,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就如何认识“左”倾错误路线的根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指出:


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对张国焘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对陈独秀与反对李立三的斗争,那是在思想上没有很彻底地讨论但结论作得很严重,因此未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我们要在思想上弄清楚。过去未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者只是惩罚。没有认清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98—499页。


很显然,在一年前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全党对如何认识“左”倾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尚未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会议出现过于追究个人品质的偏差,就不可避免了。


另外,作为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对于会议出现的一些偏差,也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


高岗是1945年11月来到东北黑土地的,此时的高岗刚满40岁。


按照孔夫子的理论,40岁是人的不惑之年。该懂得的已经懂得了,该经历的也都经历了,遇到什么疑难问题,也可以独立思索和解决了。


然而,共产党人不是以个体的方式活动的,形势发展的呼唤,组织上的安排,永远是第一位的。


在黄土地上生活、战斗了40年的高岗可能事先并没有想到会来到寒冷的黑土地开创新的事业,但当这片黑土地成为国共两党谁主沉浮的关键因素时,不但组织上需要高岗赶赴东北,高岗本人也挡不住这片黑土地的诱惑。


后来的事实证明,高岗由黄土地到黑土地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虽然高岗在黄土地上是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但他事业的巅峰,还是在这片神奇的黑土地上。


不过,世事难料,祸福相依。后来的事实还证明,高岗由黄土地到黑土地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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