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向荒山要粮、战争以及管理等原因，使南泥湾在生态环境上欠了债，也使当地进入了‘越开垦越穷、越穷越开垦’的恶性循环中。”
我们相信这条消息不会与事实不符，但在本书将要叙述的那个年代，如果没有那么大规模的开荒种地，陕甘宁边区的党、军队和老百姓，就将被困死、冻死、饿死。因为当时已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绝境。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92页。
这种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确实有些难以理解的举动，在当时确是必须的，而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1942年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蓬勃进行中就明确指出：
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②
这样一场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当时却是完全合理且完全必要的大生产运动，实质上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与命运，关系到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否取得最终胜利。
指挥这场“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具体负责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民众大生产运动的，是时任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的高岗。
1939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讲话时，就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的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
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政军民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说：
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要发动人力，就要实行民权主义；要动员物力，就要实行民生主义。今天的生产动员大会，也就是实行民生主义的大会。陕甘宁边区有二百万居民，还有四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二百零四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生产运动还包含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这二百零四万人中，有学生、军人、老百姓等等，今年都要种田、种菜、喂猪，这是农；要办工厂，织袜做鞋等，这是工；要办合作社，这是商；全体都要学习，老百姓要开展识字运动，这是学；最后是军，八路军自然是军，学生要受军训，老百姓要组织自卫军。这样，工农商学兵都有了，聚集在每一个人身上，叫做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也叫做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
毛泽东还在大会上尖锐地提出：
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08—109页。
高岗传（第一部分） 七 3 在大生产运动中（2）
李富春代表中央总生产委员会在大会上做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指出，1939年生产运动应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帮助人民发展手工业，统筹发展生产合作事业。
这次动员大会吹响了在陕甘宁边区全面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角。会后，陕甘宁边区政府立即成立了由高岗、高自立、王世泰、周兴、毛齐华等人组成的总生产委员会，高岗亲任主任，并在各学校、机关、单位亦相继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开始了全民齐动手的大生产运动。
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主要领导，高岗自然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经济建设作为主要工作。从他这一年的主要活动来看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大生产运动动员大会结束后，2月6日至8日，高岗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及县长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对政府施政方针、国防建设、国防教育、肃清土匪、优待抗日军人及工作人员家属、社会救济等问题作出了实施决定。
5月1日，高岗陪同毛泽东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式。毛泽东在会议上表扬说：
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化都搞得很好。这次工业展览中，有重工业、轻工业，有大工业、小工业，在边区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作出这些成绩来，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21页。
7月12日，高岗又与毛泽东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县长、区长联席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工作!学习!生产!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又要生产”的口号。
11月15日，高岗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总结报告。这次大会总结了抗战以来边区经济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关于继续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号召边区人民继续努力，渡过难关，自给自足，丰衣足食。
1939年和1940年，还是大生产运动的发动和探索阶段。转入1941年，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陕甘宁边区也迎来了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不但断绝了抗战初期拨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少量军饷，而且对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企图把边区军民困死、饿死；另一方面，边区的军政人数却急剧增加，不但国统区许多人因不满国民党的统治纷纷来到边区，各解放区的干部也相继来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而且为了保卫边区，边区的驻军迅速增加，以军队为主的脱产人员，从1939年的49万人增加到1941年的73万人，边区百姓的负担更加沉重。在如此严峻的困难面前，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将饿饭”。只有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才能解决军民的吃饭问题，并逐步达到丰衣足食的目标。
因此，从1941年起，大生产运动进入了渡过难关、争取自给的第二阶段，所有的机关、部队和学校都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各级领导干部也都投身到生产劳动当中。毛泽东亲自下田种菜，朱德与他的生产小组开垦了三亩荒地，周恩来曾被评为纺线能手……这些中共领袖们的以身作则，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战胜困难的信心，成为推动大生产运动迅猛发展的巨大力量。
高岗传（第一部分） 七 3 在大生产运动中（3）
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总生产委员会的主任，高岗自然也要在大生产运动中率先垂范。据1944年2月2日《解放日报》报道，在1944年2月1日召开的边区党民系统生产动员大会上，高岗曾经当众宣布过他自己的生产计划：
带领他的秘书、警卫员、勤务员和马夫，种棉花两垧、洋芋两垧，生产细粮两石，被服全年自给。而且以后不吸纸烟，改吸旱烟。
1943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也进入了实现丰衣足食的最后阶段。经过边区军民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达到了“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实现了丰衣足食的目标。
金色的秋季，丰收的季节，鲜花颂模范的时刻。
1943年11月26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边区生产展览会，在延安隆重开幕了。
高岗给劳动英雄孙万福题写的奖状
200余名劳动英雄和3万多名各界群众出席了大会。朱德、高岗、林伯渠等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高岗在讲话中说：
今天我们开劳动英雄大会，同时开生产展览大会，这不仅是中国从来没有的事情，而且也是东方各民族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是拿锄头的、拿斧头的、拿鞭子的、拿剪刀的人民所开的劳动英雄会议。在苏联，劳动者已经成了社会的主人，他们被人尊重。在我们这里，革命以前劳动者是被人看不起的，可是他们现在已经受到了无上的尊重。他们是劳动英雄，是新社会的状元。
高岗还总结说：
今年我们边区增加了十六万石细粮，生产了一百万斤棉花、六十万驮盐。我们把消费合作社变成供给合作社，又由供给合作社变成了生产合作社，又把消费、供给、生产三者统一起来了。这许多发明，许多创造，使我们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这些都是和劳动英雄们的努力分不开的。今天，我们召开这个大会，就是要号召大家向劳动英雄们学习，学习劳动英雄们的创造精神，把我们的丰衣足食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
这次生产展览会共展出展品6600多件，反映生产过程的图表、照片1980多张。这些活生生的事物与详细的图表表明，一年来，耕地面积扩大为1338万亩，粮食总产量184万石，棉花总产量173万斤，产盐60万驮。全边区的33万劳动力中参加集体劳动互助组的占四分之一，改造好4500个“二流子”，安置移民8000户，部队开荒
21万亩，合作社发展到255处，公营工厂百余家，各种日用品基本自给。
这次盛会还评选出特等劳动英雄25名、甲等34名、乙等8名。
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这两大盛会的开幕式，但他11月29日下午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接见并宴请了出席会议的劳动英雄，做了著名的《组织起来》的讲话。12月9日，毛泽东参观了展览会，并邀请吴满有、申长林等17位劳动英雄座谈生产经验。
16日，两大盛会胜利闭幕。
这次英模大会和展览会是对大生产运动的最好总结，用汗水、泪水和血水浇灌硕果的普通劳动者们理应戴上英雄的桂冠。作为大生产运动的组织者之一，高岗也为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自然也会得到百姓们的拥护。然而，作为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只是党的领导集体中的一员。如果把百姓的拥戴看做是个人功劳的回报，把所有的桂冠都心安理得地戴在自己的头上，那将是摆不正个人与组织关系的危险信号，势必留下严重的隐患。
12月5日，高岗以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名义宴请全体劳动英雄。6日的《解放日报》对这次招待会做了如下的报道：
在昨天，英雄们又会见了时刻渴望的老朋友、他们最亲近的知心人高岗同志。十年以前在关中，及以后几年在三边，在绥德，在陇东，在延属各县，高岗同志头上缠着手巾儿，穿着破上衣烂裤子，和他们一块闹革命，一块挨饿受冻，向黑暗势力作斗争，英雄们没有一分钟忘记过他。
招待会上，各分区的劳动英雄向高岗献上了六面旗帜，每面旗帜都写上了颂扬高岗的词句：
关中分区为：“西北星辰”；
延属分区为：“你给我们创造了丰衣足食的边区”；
绥德分区为：“西北人民的领袖”；
陇东分区为：“西北灯塔”；
三边分区为：“西北人民的灯塔”；
中直、军直、留直、边直为：“西北人民的领袖”。
1943年高岗与夫人李力群及儿子、女儿在延安的合影
这位“西北人民的领袖”代表中共西北中央局在献旗仪式上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虽然高岗的讲话主要是赞美英雄们的业绩，称劳动英雄是“群众中的圣人”，号召全体军民要向他们学习，并且告诫英雄们说：“我们不要自满，毛主席说，我们的房子要天天打扫，不扫就要有灰尘，意思就是说，要经常注意和检查自己的缺点，今年当了劳动英雄，明年还要当劳动英雄。”但高岗在讲话中并没有对英雄们给自己戴上的桂冠表示谦让。
高岗传（第一部分） 七 4 一场由“盐”引发的争执（1）
1941年七八月间，在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时，以高岗为首的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和以林伯渠、谢觉哉为首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之间，在边区财经政策上，出现了分歧和争论。
关于这场争执的来由和焦点，《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有着至今为止最为详尽、权威的回忆。
边区政府从1937年成立以后，主席职务一直由林伯渠同志担任。在开头的几年，林老曾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但边区政府主席一职仍由他兼任着，政府日常工作先后由张国焘、董必武、高自立代理。1940年10月林老返延后，便专任边区政府工作。边区政府的另一重要领导人是谢觉哉同志，谢老于1940年10月出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后西北中央局）副书记，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边区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为高岗。自1938年4月以后，高岗相继担任边区党委书记、边区中央局书记、西北中央局书记。林老、谢老年高德劭，中央苏区时就担任过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毛主席对他们十分尊重。高岗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熟悉边区情况。毛主席把高岗看做本地干部的代表，非常器重，常加表扬，在决定成立边区中央局时，明确讲：“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
1941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各种矛盾都突出起来。在一些经济政策问题上，如怎样看待减轻民赋问题、如何认识当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运盐政策问题、政府预算问题、纸币发行问题等，边区政府与中央局之间出现了分歧和争论。《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8、141、139页。
胡乔木还指出，这场“争论的问题是所谓施仁政，减轻民赋”，焦点是“对‘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的不同估计”。
争论的焦点竟然是怎么运盐！
很多读者看到这里肯定会不以为然。
然而，盐，在当时确是边区政府除公粮之外的最大收入，边区对外出口的90%就是盐。
1941年5月18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了《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这份决定引用高岗在西北局会议上的话说：
“目前组织全边区人民驮盐运动，成为我们边区党与人民当前迫切的中心任务”，争取时机运销食盐，“关系到边区的生死存亡”。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西北中央局文件汇集》（1941年），1992年编（内部出版），第4、5页。
因此，如何组织好盐的产、运、销，成为发展边区经济、克服财政困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而这项工作关键中的关键，就是运输，即如何把边区北部出产的盐，更多更快地运往边区南部，以待外销，换取急需的药品和棉布。
以高岗为首的边区中央局坚持实行“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这项政策就是从乡到边区，全部成立食盐运销委员会，高岗亲任边区运销委员会主任，军队负责人为各路运销司令，县、区、乡、村四级分别成立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由党政正职干部亲自挂帅，实行带有军事化的半强制性的运盐政策。
很显然，这种半强制性的“官督民运”政策不可避免地要进一步增加边区群众的负担，工作中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林、谢二老在工作中发现了这一政策的不足方面，并为此进行了一些研究，谢老还写出了《华定池盐运销研究》，送交毛泽东批示。他们的基本主张是：
高岗传（第一部分） 七 4 一场由“盐”引发的争执（2）
“盐的运销应由政府管理，实行自由贸易，即使有强制，也应以政治动员和群众压力为限，不应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8页。
我们没有找到高岗与林、谢二老直接争论的具体材料，但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双方肯定会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一方是年高德劭、威望崇高的老字辈，另一位是代表一方、且得到毛泽东器重的“坐地炮”。要想解决二者的矛盾，并且是事关边区财经政策的大分歧，看来也只有请出毛泽东了。
因此，这一期间，“毛主席以很大精力来解决双方的矛盾，主要是说服林、谢二老，维护中央局现行的政策”《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41页。。
从1941年7月24日至8月22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给林伯渠、谢觉哉写了十封信，还与二人数次长谈。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7月24日下午，谢觉哉到毛泽东住处来访，二人长谈至深夜。26日上午，谢老致信毛泽东并附上了《华定池盐运销研究》一文。当夜，毛泽东就来到谢老的住处，谈话至次日凌晨一点方归。
7月31日，毛泽东在给林、谢二老的信中写道：
“最近两次谈话，又读谢老两信，又得高岗同志转达二老意见，使我对现行边区财经政策的争论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我的了解仍不足，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纸币，运盐）又尚在执行之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作结论。”“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许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的更大。”
毛泽东在信中还建议二老：
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即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
上述内容引自《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15页，但这封信的下面一段话《毛泽东年谱》中没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的第139页却予以完整的引用，现转抄如下：
引用搜集材料亦应从两方面搜集，勿只注意现行政策的缺点或错误方面，这方面要密切注意！请继续给我以材料，尤要注意现行政策的成绩与正确方面，我觉得二兄在这点态度上是不足的。要注意积极克服执行现行政策中所发生的各种困难。
毛泽东是化解矛盾的大师，更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鼻祖。为了说服林、谢二老克服片面性，加强边区党政机关的团结，8月5日，毛泽东又致信谢觉哉，说：
“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
高岗传（第一部分） 七 4 一场由“盐”引发的争执（3）
对于毛泽东的上述两封信，胡乔木评论说：
毛主席的信说理透彻，词意恳切，态度又是那样谦恭有礼，使人不能不感到折服。在当时发生的争论中，主席既不因林、谢是革命老人就对他们的意见加以迁就，也不因他们的某些偏颇和不足就对他们的看法一概否定。对中央和西北局确定的现行财经政策，既肯定其在当时环境下的正当性、必要性，又指出其确实存在和可能发生的缺点与问题。他殷殷期望二老不固执己见，以和为贵，求得边区党政领导机关意见和行动的统一。这些信，对林谢二老的触动是很大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9页。
虽然“毛主席干预这个争论，支持边区党委”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5、140页。，但毛泽东并未放过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指示高岗等要调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8月8日，谢觉哉致信毛泽东并附一份从安塞来的报告。第二天，毛泽东即致信高岗和西北中央局组织部长陈正人，并附上了谢觉哉的信和报告，要求：
下列两点请予示复：（一）如安塞报告，情形是很坏的，是否属实？你们有此类调查否？是否你们所得的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实际则基本是坏的，即是说运盐是行不通的。又报告中所说“向友区迁徙”，“收成已坏”，“无人锄草”等项是否属实，统请见告。（二）盐运正紧，国特操纵，须在庆富设栈收囤，否则等于白运，如谢老所说，两驮仅抵一驮，此事宜即解决，是否已在着手？②
作为土生土长的陕北人，高岗对陕甘宁边区的乡土民情还是比较了解的，对边区的经济工作也比较熟悉。他在1940年9月担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的同时，就兼任了中央局下设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亲自主管财经工作。接毛泽东的信后，高岗不敢怠慢，立即组织人调查了解情况，并向毛泽东做了汇报。虽然我们没有高岗向毛泽东汇报的具体材料，但从高岗在10月14日召开的边区政府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专门就运盐检查问题作的报告来看，他对运盐工作的实际情况还是非常了解的。
在这份报告中，高岗首先论述了“官督民运”的必要性，然后分别总结了各县运盐工作的状况，表扬了靖边、志丹、陇东、安塞、延长等地在运盐工作中的不同特点，严厉批评了一些地区存在的缺点与不足。他在报告中举例说：
如安定有一乡长与支书，有驴不去驮，引起群众反对，也效尤不去，不但不自认不对，还骂上级，这是顶坏的一个，要给以适当的处分。
报告认为，当前运盐工作有三大缺点：
一是事前准备不充分，二是行动当中有缺点，三是执行命令精神差。而“组织得好，牲口好，派出的人有经验，都赚了钱，反之，都亏本”。
作为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的工作确实是比较繁忙的。但高岗干工作确实有一抓到底的作风，往往直接处理基层工作中的一些很微小的问题。1941年，中共西北中央局公布了高岗答复延安县干部关于运盐工作的一些疑问，以此作为各地运盐干部的工作参考。我们从这些非常细小的问题中，可见高岗工作作风之一斑。
问：动员大批人和牲口去运盐，家里草没人锄，地不能翻耕，荞麦、春麦、菜都种不下，那就误了农时，误了大事，怎么办？
高岗传（第一部分） 七 4 一场由“盐”引发的争执（4）
答：我先说锄草。头次（最难除的一次）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第二次，比较容易。我们要有组织地来补充新的劳动力。
强壮妇女可以锄草。延安壮年妇女一万以上，除去妊妇三分之一，带娃娃的三分之一，有病的一千左右，身强力壮的总还有两千个，可以动员组织她们上山。这时候我们同志的家属尤其是干部的老婆，要首先出动，起模范作用。再加以各方面宣传鼓励，妇联会也努力加油，不会不成功的。
青年娃娃青救会也应努力动员一下，青年应该成为锄草的模范者。
老年人也可做点轻松的事。
还有难民，他们除照顾自己的庄稼以外，劳动力还有剩余，可以组织扎工队到各家锄草。许多难民借了附近老户的粮，用自己的力去还清借粮岂不两得其利。
照计算延安一县动员六千牲口去运盐，不过抽动二千个壮丁去赶牲口，如果有方法把妇女、青年、老人、难民都组织起来，保证能够抵得上两千个壮丁吧，锄草是决不会耽误的。
再说耕麦地，这就首先要把麦地到底有多少垧数，所要留的每条牛力到底有多大，计算得完全切实，要对老百姓说明白，是为的最恰当地解决牲口，把必需要的耕地牛力留下，不至于留多了耽误了运盐，留少了耽误了种麦。则尽量把所有强壮有力的牛上路运盐，母牛、比较小的牛留在家里翻地，再不够才留下少数壮牛在家。
牛力也要有很好的组织，互相调剂，彼此照顾运盐，彼此照顾翻地，彼此照顾锄草，要双方都顾及到，不但运盐计划要完成，而且庄稼也必须锄好，绝不能因运盐耽误了庄稼。我们的老百姓如此地团结一致，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问：运盐路费太贵，赚不了钱，老百姓不愿意去，怎么办？
答：运盐贴本，这个事是有的。其原因是在于天旱，草长得迟，不能放场；路上自己不带吃粮，用费本高等等。
现在不同了，天下了普雨，大部分可以放青，牲口不要草，不要料，就算要险上边有一二站路没有草，现在麦割了，所以装两袋麦穗、一点麦麸带去。还不放心，再做些准备，往上走时带点草，到一个地方留下来，记下账，存在那里，牲口回来时吃，也就解决了。
至于人的粮食，在家时也不是一样要吃？一个人带八升粮米，午饭锅，自己做着吃，也不会比家里吃用贵多少。
一乡一区的人在一起走，一部分人赶牲口，走得慢；一部分人打栈，沿路就割些草，找好放青的地方，停下来做好饭，等得牲口队到了，松下驮子，牲口放青，人吃饭，老实一点用钱，路费决不会很大。
每人赶三个牲口，自带粮食都算钱，也不过花费百元左右，三驮盐起码卖上四百元，运盐是有钱赚的，赔本是例外。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西北中央局文件汇集》（1941年），1992年编（内部出版），第316—318页。
1941年8月13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说，现在边区财经问题主要有两个矛盾，一是人民负担过重，二是出入口不平衡。解决矛盾的方针也有两个，一是发展经济，二是使出入口平衡。平衡出入口，就要大量出口盐。“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
至此，一场由“盐”引发的争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由盐引发的争论虽然结束了，但陕甘宁边区党政之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加强。1942年9月，为了进一步协调边区政府与中央局的关系，毛泽东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派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李维汉同志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以弥补林、谢二老在工作中的某些不足。
李维汉临行前，毛泽东找他长谈。毛泽东说：
今后边区政府的工作，第一，要讲团结，全边区要团结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周围，边区政府内部要团结在以林伯渠为首的政府党组周围；第二，要精兵简政，做到五句话：精简，节约，统一，效能，反对官僚主义；第三，要发展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也要搞好工业生产；第四，要搞好文化教育工作，边区文化教育太落后，文盲多，巫神多，迷信多，文化教育要抓紧发展；第五，要搞好“三三制”政权，此事，陕甘宁边区一定要带头搞好。
我离开时，他送到窑洞外，特别叮咛说：“罗迈，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我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它的政策影响着英国的众多的殖民地。我们当时也有很多根据地，根据地当然不是殖民地，但需要一个“首都”作为政策中心，则是一样的。毛泽东是要求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期望殷切，鼓舞极大。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我向西北局报告过，也在边区政府党组传达讨论过。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499页。
从后来的实践看，李维汉的到来加强了边区政府的领导力量，促进了政府与中央局的团结。陕甘宁边区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在各根据地中，确实起到了“首都”的作用。
高岗传（第一部分） 八 参加西北局高干会议 概述
颇受争议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开了88天，一个很吉祥的数字。
西北局高干会开得确实很顺利。
这次会议时间较长，内容丰富，所解决的问题也很重要。因此，西北局高干会成为全党整风中整顿党风阶段的最主要事件。
虽然西北局高干会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召开的，但由于西北局的书记是高岗，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研究如何评价与高岗关系密切的西北局历史。因此，对于这次会议的研究就成了中共党史研究领域鲜有涉足的问题之一。
不过，作高岗传，西北局高干会是绕不过去的。我们越翻阅历史材料越感到，这次高干会议不仅不应该回避，而且非常有必要对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高岗传（第一部分） 八 1 会议的由来（1）
中共西北中央局高干会议是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延安召开的。
此时，正是全党整风的关键阶段。
延安整风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进行的。从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发出整风动员令，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整风运动画上圆满句号，延安整风历时四年之久，几乎是八年抗战的一半。
为什么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要用那么长的时间，花那么大的精力，从上至下地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有的论著引用胡乔木的回忆，说关于整风的意义，“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说：只有你才懂得这一点，其他很多人不懂得这个意义”高新民等：《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448页。。
实际上整风的意义并非如此玄妙，毛泽东对彭德怀所说的“只有你才懂得而其他人不懂得”的“这个意义”，仅是指整风的意义之一。《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整风文件要那样学习讨论？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用那么长的时间？这里还有个重要原因，是抗日战争处在相持阶段，前方根据地正处在缩小时期、困难时期。毛主席给彭德怀讲，只有你才懂得这一点，其他很多人不懂得这个意义。如果不是那个条件，在延安集中那么多干部来学习也是很难理解的。③《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0、188页。
也就是在这本书中，胡乔木用翔实的史料回答了上述关于整风的疑问。他说：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其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③
延安整风的主要目的是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
整风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整风两个阶段进行，而高级干部又是整风的主要对象，这在今天已经不难理解。可是，要理解为什么在全党整风阶段会召开一次长达88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则有必要从延安整风起于高级干部整风、经过全党整风后又终于高级干部整风的复杂过程讲起。
整风运动是从党中央一级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开始的。毛泽东从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就号召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来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是从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的。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有在延安的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高岗和李富春、杨尚昆、罗迈、陈伯达、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彭真等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虽然横跨九、十两月，但实际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五次会。据担任会议记录的胡乔木回忆：
在九月会议上，发言者对1932年至1935年间的中央路线的认识趋于一致，都承认是路线错误。但是涉及到评价六届四中全会，中央领导层的认识差距则较大。除王明肯定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外，也还有别的同志认为四中全会决议基本正确。比较多的发言是没有完全否定四中全会，但持明显批评态度。《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98页。
高岗传（第一部分） 八 1 会议的由来（2）
由此可见，虽然毛泽东在九月政治局会议第一天所作的主题报告中，就指出了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严重，还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克服的办法，但不用说全党，就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认识也是相当不一致的。
这也表明，想在此时就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时机尚未成熟。
因此，毛泽东果断决定，要把整风运动推进到全党，“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
为此，毛泽东首先采取了两项重大步骤：
一是高级干部先走一步。
9月26日，中央发出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高级学习组的设置在军队是到师、军区或纵队一级，在地方是到区党委或省委一级。各地的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和指导，毛泽东亲任中央学习组的组长；
二是在理论上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彻底的清理。
毛泽东在九月会议后亲自撰写了《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系列文章和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虽然这两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但毛泽东通过对集中体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批判，已经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为在全党肃清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做好了理论准备。
在做了组织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进入了全党整风阶段。
全党整风包括整风动员、思想整风和审查干部三个阶段。思想整风阶段又按照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和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三个内容分为三个小阶段依次进行。而其中整顿党风阶段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长达88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
为什么西北局高干会议能够成为整顿党风阶段的最重要事件？
第一，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虽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计三年又四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毛泽东在1943年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的发言。，但“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宗派主义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影响，在当时只剩下了西北根据地这一处例证。认真总结、深入剖析“左”倾冒险主义在西北根据地造成的危害，对在全党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显然具有典型的意义。
第二，西北根据地又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时的重灾区。
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虽然在全党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在各个根据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如果西北根据地仅仅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根据地，而不是受第三次“左”倾错误影响的重灾区，那么，它在全党整风中也不会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巧合，在西北根据地的历史上确实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党内斗争，西北根据地的曲折发展历史，恰好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激烈斗争的一个缩影。在“左”倾错误即将葬送这片唯一的革命根据地时，中央红军的到来又使它绝处逢生，并且使它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因此，在全党整风阶段，总结西北根据地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就具有典型中的典型的特殊意义。
第三，抓住西北根据地这个典型，首先在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党员和干部中彻底肃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这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特别是对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统一认识，具有先行一步的示范效果。
陕甘宁边区系统参加整风学习的有3240多人，占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陕甘宁边区的整风搞好了，取得全党整风的胜利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因为西北局的整风具有如此特殊的意义，党中央和毛泽东才直接领导召开了这次西北局高干会议，也使这次长达88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成为全党整风中整顿党风阶段的最重要事件。
高岗传（第一部分） 八 2 会议的筹备
西北局高干会议就形式而言，可以如某些论著所言，是一次“区域性的高干会议”。但这次区域性的高干会议却有全党性的影响，对推进全党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和陕甘宁边区的全面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因此，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会议的召开，并直接领导了这次会议。
西北局高干会议是经过充分准备后才召开的。
首先，为了召开这次会议，边区政府和西北局分别组织了两个考察团，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早在1941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确定了西北中央局的书记和委员的同时，就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解决过去边区党内争论的问题。然而，连毛泽东在1941年5月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都“毫无影响”，如果没有1941年的“九月会议”，毛泽东都“不敢到中央党校去做整风报告”，《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289页。所以，当时显然还不可能解决边区党内争论的问题。因此，一直到“九月会议”后，高级干部的思想趋于一致，中央才决定召开一次西北局高干会议，来解决边区党内争论的问题和陕甘宁边区发展中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
1941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虽然年过花甲，但仍然率领一支20多人的考察团赴富县、甘泉进行调查研究，以掌握区、乡基层的具体情况，为召开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做准备。
1942年1月4日至3月20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带领一支30多人组成的考察团，到绥德、米脂调查经济工作、政权建设、文化教育、社会阶级关系和党务状况等问题，为西北局高干会议做准备。考察团分成三个分团，高岗亲率第二分团深入到双湖峪、周家硷等地，进行实地调查。这次调查历时两个半月，形成了《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
该书通过生动翔实的材料和大量统计数字，详细介绍了绥、米两地农业生产概况、土地分配状况以及农村的阶级关系，
1942年在绥德、米脂调研工作时的高岗为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召开和中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其次，整风动员和整顿学风的进行，为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全党整风开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42年4月10日批准成立了由任弼时、高岗负责的陕甘宁边区总学习委员会。总委员会下设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及保安司令部、西北中央局及民众团体三个分委。
4月18日，西北局向各地党委发出了《关于准备整顿三风工作》的指示信。指示信论述了整顿三风的重要意义，部署了总学习委员会制定的学习计划。
4月21日，总学习委员会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了边区干部学习动员大会，2000多名干部出席了会议。任弼时首先在大会上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在遵义会议以前，曾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现在它是党内“保存的残余”。整顿三风就是要在思想方法上来一个大的转变，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使党更加巩固、团结，更有战斗力量。高岗在讲话中也说：在学习中，不是望文生义就算懂，而是要真正领会精神实质。要精读，要写笔记写心得写反省出墙报，帮助学习，要使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为了检查督促各单位的学习情况，4月27日，总学习委员会决定，由西北中央局抽出七位同志组成巡视团，了解整风学习情况，吸取学习经验，发现学习中的问题。5月1日，巡视团到边区政府秘书处、审计处、教育厅、边区党校等单位巡视后，认为干部学习情绪很高，非党人士亦有很多人自愿参加，计划周密，纪律严明，好像正规学校一样。
为了促进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总学习委员会还作出关于单位互相参观的决定。各单位纷纷行动起来，组织参观团互相观摩。
6月2日，总学习委员会在参议会大礼堂召开了各单位学习委员及学习小组长联席会议，200多个学习小组的400余人以及各校的300余名学员参加了会议。高岗代表总学习委员会在报告中首先指出，当前的学习热潮是空前的，但在学习中反省自己不够，这是很大的缺点，今后要加强领导深入学习。然后，提出了七项具体的改进办法。
陕甘宁边区的整风学习一直到1942年9月才大体结束。经过近五个月的学习，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普遍提高，对第三次“左”倾错误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为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召开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再次，党中央对会议的召开进行了精心部署。
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加强陕甘宁边区工作和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议由任弼时代表中央指导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党、政、军工作，王稼祥负责军队编制工作；西北局高干会议由任弼时、王稼祥负责指导。这次会议还决定由陕甘宁边区系统党政军干部参加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于10月中旬召开，内容是整党、整财、整政、整军、整军民关系，以实现整顿三风、精兵简政两个目的。
中央作出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决定后，9月1日，西北局发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重要通知。通知指出，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讨论整风、统一党政军民领导、精兵简政、财政经济问题。要求县委、分委、特委、省委书记，党员县长、专员、副专员，团长、团政委及旅长、旅政委等全部参加会议。
10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召开会议，研究西北局高干会议的问题。会议同意任弼时提出的关于西北中央局高干会议准备工作的通知。决定由西北中央局高干会议讨论的各种决议草案，可先经会议讨论，于会议结束前提到中央讨论，再交高干会议最后通过。
至此，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胜利召开一次对推进全党整风产生重大影响的会议的各项条件已经齐备。
高岗传（第一部分） 八 3 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1）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地方县以上、部队团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300多人出席了会议，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领导干部也都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不但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11月14日还参加了大会关于边区历史问题的讨论，并且几次在讨论中插话发言。11月21日、23日，毛泽东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情况，在大会上讲解了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还在会议期间亲自组织收集、整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的和现状的材料，为会议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由贺龙在12月21日和29日向会议做了传达。
会议期间，刘少奇就党的历史问题、任弼时就几个问题的意见、林伯渠就简政整改问题、贺龙就整财问题、谭政就整军问题分别做了报告，朱德、陈云、彭真、叶剑英、吴玉章、徐特立也都在会上发表了讲演。会议的最后两天，由西北局书记高岗作大会总结。
这次近三个月的会议共分三个阶段，主要解决了以下三个重大问题：
第一，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
会议于10月19日开幕后，21日即由陈正人报告整党问题。在接下来的小组讨论中，代表们纷纷要求用整风的精神来研究边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解决过去的争论，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因此，大会主席团接受了代表们的意见，从11月2日起，整党问题的小组研究转变为大会讨论。在长达十几天的历史问题大讨论中，张秀山、习仲勋、马文瑞、贾拓夫、阎红彦、张邦英、刘景范、霍维德、王世泰、贺晋年等边区老干部纷纷在大会上发言，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揭发和批判党内“左”倾错误领导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郭洪涛、朱理治、戴季英等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也在会上做了检讨。11月17日和18日，高岗代表西北局做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长篇报告，实际上是代表中央对边区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结论。
第二，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
从11月24日起，会议转入第二阶段，检讨抗战以来边区在思想上、政策上以及组织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高岗做了关于统一党的领导问题的报告，林伯渠做了关于整顿政府的报告，陈正人做了关于整顿民众团体的报告。与会代表结合这些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展开了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某些党员干部把党和政、军、民众团体并列的观点，明确了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有70多人在会上发言，普遍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为了实现党的统一领导，会议在组织上作出四点决定：第一，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都统一于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领导；第二，更加紧密军队与地方的关系；第三，要克服党政军民各部门本身组织关系上存在的问题；第四，整顿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党员。
第三，明确了发展生产、发展教育是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而又以生产为第一。
大会的最后一个月主要研究当前的工作与任务，毛泽东为会议撰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为确定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和任务指明了方向。代表们经过充分讨论，完全接受毛泽东书面报告中的指示，认为生产与教育是边区当前的主要任务，而“生产更有决定性”。高岗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代表西北局宣布对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等22位生产模范授奖，各奖毛泽东同志题字一幅；对三五九旅、延安县政府及延安南区合作社等三家有特殊贡献的单位，各奖奖旗一面。
高岗传（第一部分） 八 3 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2）
这次会议所讨论解决的三个问题，对陕甘宁边区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为延安整风的最后一个阶段——高级干部再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提供了难得的样板。
1943年高岗在延安
1943年6月25日，西北局作出了《关于高干会对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该决定说：
关于陕甘宁边区党在中央未到达前内战时期的历史问题（1935年11月以前），西北局完全同意和批准1942年11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神及高岗同志对此问题所作的报告。并决定陕甘宁党各级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同志关于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作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